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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女性研究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在中国学术界和国际学术界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古代女性的历史、社会、文化和经济地位。在研究方法上，中国古代女性研究已经从传统的宏观史料研究发展到了微观历史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等领域。同时，研究内容也逐渐从女性地位和权利的史料考察，扩展到女性在家庭、婚姻、文学、宗教、艺术等多个方面的研究。此外，中国政府也开始注重对古代女性历史文化的保护和研究，建立了多个与古代女性相关的博物馆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同时还出版了多部关于古代女性的专著和学术论文集。然而，中国古代女性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如研究视角不够多元化、地域性偏差、历史档案资料的不完整等。这需要更多学者的关注和努力来解决。
题目摘要关键词一概述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概念界定二 女性意识的现状三 女性意识的不足四 社会层面应当重视女性意识的充实五 创新和不足
在某个特定年代特定背景下女性意识的觉醒及其表现；将女性意识与文学作品相结合，比如《飘》，张爱玲的小说等；或者从不同方面写女性主义，政治生态方面，婚姻家庭方面等都可以作为出发点。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社会变了，工作环境，社会环境都变了，所以没办法，慢慢接受吧，女生越来越男性化！
2. 性别差异对于新闻报道的影响 1、女记者在新闻来源上面比男记者更广泛 作为一名记者,大部分时候都不能
只能说我们要学会尊重别人的喜好，这种审美也许会影响到青少年的发育，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存在，因为这样做会给青少年的心理造成很大的伤害。
二）性别与新媒体技术关于女性与电话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发展成为性别与手机关系的研究。研究表明,和固定电话一样,男人和女人都使用手机来维持他们的社会关系(Ling,2004)。同时,生理性别的不同并不是影响人们手机使用习惯的重要因素(Özcan& Koçak,2003)。从1990年开始,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为妇女赋权和性别关系的改变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Green& Adam,1999)。然而,早期的研究依然坚称计算机/互联网与男性化有着密切的关系(Wajcman,1991)。比如,vanZoonen(1992)认为,计算机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一种男性空间,它使男性可以通过投身相关的事业来建立并反复确认对自我的性别认知。Turkle(1998)认为,因为计算机技术已经被建构成一种征服和控制的工具,因而相比于女性来说,它对男性更具有吸引力。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在专业和个人领域大量使用新媒体技术,最近的女性研究发生了转变,更加重视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女性化属性(vanZoonen,2002)。比如,Balsamo(1996)指出计算机技术已经被应用在美容手术中。Plant(1998)相信数字技术通过模糊人类与机器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界限,使用户可以建构他们的性别身份。数字技术是基于网络而不是等级制度产生的,表现出一种女性与机器之间的新型关系(Plant,1998)。Jenkins(2003)认为,网络技术建立了一种集体的道德准则,互联网上的意见和交流代表了女性的核心特征。正如Haraway(1997)总结的,新媒体技术本质上是一种为新型社会形态提供技术基础的女性化媒介,而在这种社会形态中,女性的潜力被解放,只有女性而非男性可以适应数字时代的生活。以上的研究描述了关于性别和新媒体技术研究的主要发展轨迹。这些研究从男性统治出发,发展成为女性解放。但是这种批判的研究方法只能定性识别性别和新媒体技术的关系,但是却不能描述女性和男性与这些技术在何种程度上相关。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承认新媒体技术的女性化特征,我们不得不证明女性气质已经超越男性气质成为新媒体技术的社会建构。因此,我们需要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来探究性别和新媒体技术的关系。（三）性别的媒介呈现从定量研究出发,可以通过研究媒介呈现来探究性别和新媒体技术之间的关系。媒介呈现是媒介对组织、社团、经验、观点或者出自特殊意识形态或价值视角的主题进行描绘的方法(Hall,1997)。媒介呈现与现实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媒介文本是呈现事实“就在那里”的外在方法。另一方面,媒介呈现本身构建现实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Hall(1997)认为媒介呈现反映了文化价值观。他还指出,文化提供了理解社会的途径。比如,文化为我们提供了“意义地图”或者说是根据主流价值系统来认知世界的框架———什么是重要的而什么不是;谁拥有权力而谁又没有;什么行为可以被准许或容忍而什么不能。这些“意义地图”或者文化范本规范了人们的生活。因此,本研究中关于电视广告的内容分析不仅能反映社会现实中新媒体技术如何被用来满足男性或女性需求,而且反映出关于新媒体技术的主流性别价值观。主流价值观都是基于社会事实,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压制了边缘化的价值观。因此,本研究的首要目的在于探究在不同种类新媒体技术的媒介呈现中,哪种性别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研究发现电视广告中女性形象被塑造成体贴、谦虚、温柔、快乐、家庭导向、爱孩子、敏感以及健谈的,而男性被塑造成好竞争、好斗、健壮、理性以及富有野心的(Allan& Coltrane,1996)。在日用产品的广告中,女性价值观被更多地呈现,比如在个人卫生用品、化妆品、食品、药品、服装以及家庭用品的广告中。例如,Mwangi(1996)发现女性价值观与家庭用品和个人/儿童用品显著相关。Ganahl等(2003)认为在零售商店、健康和美容方法/药品以及服装中所表现出的不均衡的性别形象有利于女性价值观。男性价值观在另外一些广告中被更多地呈现,比如汽车、金融服务以及运动。Mwangi(1996)发现男性价值观与汽车、机械设备、酒和金融服务都存在显著关系。同样的,Bresnahan等(2001)指出男性价值观被用来宣传汽车、汽车零件以及技术。关于媒介呈现的现有研究普遍表明,男性价值观和技术类产品之间存在显著相关(Mwangi,1996; Ganahletal.,2003),支持了早期的女权主义研究中技术被男性所主导的结论。然而,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很少有研究侧重于新媒体技术广告中的性别呈现。所以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表明近几年女权主义批判研究的主张,即新媒体技术具有女性解放的潜能。其次,在这些研究中没有对产品类型明确界定。技术类型过于广泛,以至于无法区分技术的不同类型(比如,家用电器和计算机)又或者范围太过狭隘融合了相似的技术(比如,汽车和汽车零件)。相同的问题还存在于性别与新媒体技术的批判研究中。他们无法界定接入工具和网络之间的区别。比如,手机和计算机都是人们用于接入电信和互联网的工具,而不是网络本身。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研究电视广告中的新媒体技术中所包含的性别价值观。本研究从三种不同的角度来界定新媒体技术(见表1)。第一,新媒体技术定义为四种基本类型:计算机、互联网网络服务、手机以及手机网络服务。第二,这四种基本类型包含于两大类别:接入工具(手机和计算机)以及网络(互联网网络服务和手机网络服务)。第三,这四种基本类型又包含于另外两大类别:基于计算机的新媒体技术和基于手机的新媒体技术。计算机和互联网网络服务属于基于计算机的新媒体技术,而手机和手机网络服务则属于基于手机的新媒体技术
在国内外,人们对性形象国内外研究现状的了解已经很普遍，并且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现状。在这个活动中,我们通过对国内外的多种形象国家的调查,发现,在国内外,性形象国内外研究的现状是很广泛的。这些国家的性形象国内外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现状。
国外对女性主义的研究现状，从女权主义运动则可以看出，西方对女权主义的研究已经有段历史，在这段时间中产生了许多流派，而我国对国内女性的研究起源于西方女权主义，历史短暂，著作文献相对较少。而我国目前致力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男女平等和谐发展。本文针对西方主要女权主义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及代表论著进行了梳理，对我国女权主义的研究著作及译著进行了整理。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主张为我国中国共产党在女性权利、男女平等发展上提供了理论依据。
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是指开题者对科研课题的一种文字说明材料。这是一种新的应用写作文体，提供了有关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希望能够切实的帮助到大家。一、课题论证：（一）国内外研究：著名女性文学研究者谭正璧先生的《论苏青与张爱玲》，对两位女性作家进行比较，他认为张爱玲是重视人情甚于世情的作家，他重世情因而有后来不能居上的看法，与傅先生看重其对人性情欲的挖掘刚好相左。或许谭先生指出了张氏部分作品内容的某种局限，但评论者自己对作品内容的理解未必是没有局限的。不错，爱情婚姻两性关系是张爱玲观照人生的基本角度，但在她描写的媒妁婚姻、金钱婚姻、高等调情、通奸姘居及其它种种畸型变态的两性纠结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人性与社会文明的冲突。正是在这一点上，张爱玲超越了一般的海派小说家。对于此方面，谭先生显然注意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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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职业女性的生存现状 在描述美国职业女性如何才能进入德国商界时说：“尽管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工作岗位，德国仍然是一个男性统治的国度。因此，你要多花费一些时间才能得到你的德国同事的尊敬。” 作家兼人类学家爱德华·T·霍尔（Edward T. Hall）描绘了同样的景象：“德国女性在商界的地位比美国女性要低。德国的已婚女性很少在外工作，德国女性就业的比例远远低于美国女性。” 1995年，德国女性仅占据不到5%的经理职位。因此，在德国工作和生活的美国和加拿大女性会感受到来自业界男女同僚的不满，同时她们也缺乏社会联系和社会支持。 在德国政府中，女性仅占行政管理职位的25%，这一比例在欧洲居于最低之列。尽管政府也制定了一些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德国女性的前景依然黯淡。 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北美女性还是前往德国，因为德国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幸运的是，英语在德国应用很广泛，尤其在法兰克福附近的地区，因为美军在当地已经驻扎了50年。当然，像在其他国家一样，会讲当地语言仍然要方便得多。正如诺斯特博士（Dr. Knorst）所说，即使会犯一些错误，说当地的语言仍会为你架起友谊的桥梁。 “我和两位德国商人一起乘车从杜塞尔多夫去往科隆。司机让我留意一下路边城镇的名字。10分钟后，我看到路边的指示牌，称乌姆莱通镇到了。但后来我才知道指示牌上的词的意思是‘绕道而行’，这让我感到很尴尬。不过也让我们大笑了一番，感到很放松。此行之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商业行为规范 商业行为规范和礼仪在德国非常重要。尽管，他们并不一定像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那样要求举止高雅，相比之下，他们更尊敬和期望人们“遵守规则”。德国公司的高效、可靠使他们引以为荣，因此，他们拥有关于商业行为的正式规范也就毫不奇怪了。 克劳迪娅·A·班克尔博士（Dr. Claudia A. Becker）是德国人，任美国芝加哥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德国语言和商业计划研究项目负责人。她建议，参加商务会议时，应该积极果断，而不是仅仅令人感到厌烦地、被动地接受。以会议时就坐情况为例，年长的人需要也得到更多的尊敬，可以坐在桌子末尾的位置，而女性也不应该让别人看轻。 其他在德国工作过的女性告诫，不要太咄咄逼人，这样会损害商业伙伴之间的关系。一位女性提供了如下战术：与会前，问一下你信任且阅历丰富的德国同事，开会时你坐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进入会议室时，有礼貌地问一下与会的其他人你可否坐在你中意的位置上。几乎没有人会拒绝你的要求，因为拒绝这样的要求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班克尔博士提醒，相比美国和加拿大，在德国建立商业伙伴关系的速度比较慢，切忌操之过急。德国男性通常不会完全接受一位女同僚，即使其他条件都与其相当。 你怎样建立自己的信用？职业女性应坚强、不妄自菲薄。开始时，明确此次会议的目的，强调你此次行动的重要意义。明确自己的意图、条件，谈判时要清楚自己的底线。发生争执时，要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过，人们并不欣赏过度活跃的商人。清晰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如果有必要随后加以强调。要注意你说话的音调。在德国，大声说话的女性比大声说话的男性更具冒犯性。切忌夸夸其谈恭维，德国人认为这样很肤浅、不可信。开会和讨论计划时不要过于心急，要学会耐心。在德国，最重要的是如何很好地完成工作，而不是强调“时间就是金钱”。 德国宪法明确规定同工要同酬 。但德国《明星》周刊最近通过组织专家对25万个工资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男女雇员从事同样工作，女性雇员的工资收入比男性少30%，而且职位越高，男女工资之间的剪刀差越大。调查结果对于主张性别平等、女权运动十分活跃的德国来说，简直就是个丑闻。但现实就是这样严峻。 同工不同酬例子多 已做到慕尼黑交易所董事位置的波腾兰尔，今年37岁，是一个儿子的母亲，她通过自身经历早就体会到德国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实。回忆当年，她与同龄的一个男生高中毕业后同在一个银行当学徒，同上大学学习经济，同读博士学位，同时获得博士头衔，更为巧合的是，他们到了同一个就职至今的企业谋求同等职位。她甚至优先于那个男生被指名与人事经理谈话，二人均被录用。但波腾兰尔没有想到，现已成为同事的那个男同学从被雇用的第一天起，年薪就高于自己，时至今日她的工资也未能追上这位同事。 32岁的玛利亚·施密特现供职于著名的柏林经济研究所，她叙说着与波腾兰尔差不多的经历。5年前，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她在一家大公司任董事长助理，当时与她从事同样工作的一位同事每年的年薪至少高于她8万马克，主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位同事是男性。 现年40岁的克吕佛女士更有几分不服气地诉说自己的故事。她从小在家就像个男孩子，帮父亲劈用于壁炉的木柴，而弟弟则喜欢帮母亲在厨房里做饭。结婚成家以后她对一般家务不感兴趣，倒是对汽车的性能了解要比丈夫强得多。她1990年开始在巴符州一家试验室工作，当时工资每月为3500马克，而后来她得知，她的男同事每月比她多挣至少1000马克，她认为很不合理，她不断为自己应得的利益而斗争。她为增长工资而争，为使用公司轿车的权力而争，以后又为配备手机而争，她的生活内容似乎离不开“争”，经过12年不间断的拼争，历经三任雇主，她依然无法达到与男士同工同酬的目的。她累了，作为掌握一技之长的工程师，两年前她不得不下决心单干。 职位越高男女收入差距越大 总体看来，在德国，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以及所处职位越高，与同级别男性相比，收入差距越大。一个在企业领导30名员工的部门经理如果是女性，她的年薪大约为77500欧元，而一个男性部门经理的年薪收入为114000欧元。据德国经济研究所最新调查结果，女性政府官员和专业公职人员的平均收入比同等职位的男子至少要少28%。一位45岁的女性审计师年薪为42500欧元，同是45岁的男性审计师年薪为61800欧元。在企业咨询行业，一名35岁的女性分析员年收入是48300欧元，而男性分析员的年薪可达68900欧元。 《明星》周刊对人事经理所作的问卷调查显示，人事经理中36%承认，同种岗位女性比男性收入少，17%被问卷的人事经理甚至认为同等条件下女性收入会越来越少。 在欧洲国家中，德国的男女收入差距比例平均为24%，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等国的男女收入差远比德国要小。 收入差距谁之过 尽管人们都知道同工不同酬是不合理的，但谁都似乎不愿去触及这一敏感话题，更很难去改变这一状况。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一是德国人忌讳谈工资收入，在具体的人与人之间，对于收入多少更是不议论、不攀比。二是雇主方的人事经理一向对劳资情况严格保密。三是女性雇员耻于向人事部门提出合理的工资要求，同时往往不了解自己所从事劳动的实际价值。另外，制定工资的人和界定工作性质的人从来就是男性，他们又特别注重诸如机械等生产资料而忽略为人服务的因素，比如大都由女性承担的秘书一职，所获收入要比大都由男性担当的仓库保管员收入要低，根源就是传统观念认为女子干的无非是打打字听听电话，而男子则在看守企业有型的资产。 女性要敢于提增资要求 柏林经济研究所的玛利亚·施密特至今还有些后悔，当初她在那家大企业供职时如果提出增长工资的要求，或许她的要求会得到满足，然而她当时选择的是沉默，她的顶头上司其实了解她的工作能力，但只要她不对工资提出异议，上司是不会主动给她涨工资的。 美国经济学女教授巴博库克经过研究认为，男子和女子对待职业和工资的态度有根本的不同，57%的男性雇员在领取第一次工资后就会向雇主方提出新的工资要求，而提出这种要求的女性雇员只有7%。按照女性思维，只要你好好干活，你的工作就会被认可，工资自然会增加。这种典型的女性工作态度使得她们期望值小，满足率高。男子把与雇主的增资谈判看成是竞技场的搏斗，紧张而又刺激。巴博库克教授敦促女性要拿出看牙医的勇气与雇主谈增资问题，虽然开始感觉不舒服，但必须去谈。 德国女性受教育程度是很高的，高中毕业生中53%是女性，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中女性占48%，而且这一比例呈上升趋势。据一项专门研究表明，女学生自律、勤奋、有韧性。由此可见，女性就职、升迁、增资的机会并不比男性差。如果女性自己认识不到这一点，不去争取应有的权利，那她不只是在降低自身价值，同时也在压低其他女性的劳动身价。 “她们在向上爬的路上比男人还男人，工作竞争往往使她们变得铁石心肠，没有同情心。”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最近，由德国《商报》委托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表明：45%的职员——其中9%是任领导职务的女性——对女上司明显持保留态度。因为他们认为，在女上司领导下，自己晋升的机会远逊于在男上司领导下。女性 又一次在职业生涯中得到了负面评价。与之相对，不信任男上司的下属非常少。 这次有1000多名德国职员参与的调查表明，对女上司的不信任感在新一代人身上也无望改变：在不到25岁的年轻人中，甚至有72%的人对女上司有看法。此外，受访者也一致认为女性在工作中面临更多的困难。70%的受访者认为，女性想事业有成不是那么容易。这也许正是令人对女上司抱有疑虑的一个原因。 这次调查的负责人米夏埃尔·弗尔斯特说：“女性在工作中总是受歧视，她们会传播这种不愉快的感受，让别人在工作中也轻松不起来。” 柏林一家猎头公司的总裁乌韦·舒里希特则揭示了另一层原因，他说：“女性和男同事的联系不会超出公事范围外，她们不加入男性的关系网。”而私交恰恰可以为下属的晋升铺平道路。“女人很少能成为挚友”，舒里希特这样说，但他没有怀疑女性的工作质量，他说：“为数不多的处在领导岗位上的女性的确都非常优秀。她们清楚自己的前进方向，但必须克服重重阻力才能达到目标。” 男权社会的偏见和压力让有些女性做得过火，“她们在向上爬的路上比男人还男人，”心理学家梅希蒂尔德·埃彭贝克说，“工作竞争往往使她们变得铁石心肠，没有同情心。”而同情恰恰是每个领导应具备的品质。缺乏同情心的上司也不能指望下属对他忠诚——而没有下属的忠诚，任何成就都不能长久。 根据埃彭贝克的经验，“放弃孩子努力工作而爬上高职位”的女上司最令人难以忍受，“她们对有孩子的女同事的平常言行往往过于敏感。”此外，“当女人首次晋升到高层职务时，她会倾向于把其他女性排除在自己的圈子外。”与男性不同，女性为实现目的会无所顾忌。 为何如此？心理学家埃彭贝克说，这是因为女性待人处事总是非此即彼：不是朋友就是敌人——没有其他可能。值得注意的是，97%的女性始终认为自己是女性间冲突的受害者。 德国汉堡经济政治大学的教授索尼娅·比朔夫对此也有同样消极的看法。她说：“女性有浓厚的竞争意识——这源于进化和争夺男人的竞争。这种竞争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共存。”因此，“公司中女性职工的比例越高，同事间的相互倾轧就越多。”因为女性缺乏客观评价其他女性的能力。 这些德国学者认为，微软、苹果电脑、英特尔和惠普这几家著名美国公司的女经理和员工搞不好关系，于是为了让员工能忍受她们的领导而把他们送去参加特殊培训。这看来并非是意外。
国外对女性主义的研究现状，从女权主义运动则可以看出，西方对女权主义的研究已经有段历史，在这段时间中产生了许多流派，而我国对国内女性的研究起源于西方女权主义，历史短暂，著作文献相对较少。而我国目前致力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男女平等和谐发展。本文针对西方主要女权主义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及代表论著进行了梳理，对我国女权主义的研究著作及译著进行了整理。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主张为我国中国共产党在女性权利、男女平等发展上提供了理论依据。
生活的还是很好的，而且已经退出了娱乐圈，专心照顾家庭，一家人其乐融融的。
关于西游记中女妖精形象的分析
《西游记》是我们自小便熟知的作品，然而，不同年龄时间的我们对于《西游记》又有着不同的见解。由最初的看热闹，也开始分析故事情节，了解人物形象。其中吴承恩在创作中刻画正面形象的同时，还向读者展示出许多女性反面形象，接下来笔者将对于女妖精形象做出系统而简要的分析。
一、女妖的美貌
《西游记》中的女妖魔，虽为取经人的对立面，均非善类，但与那书中的男性妖魔相比，却几乎是清一色的美人。个个有沉鱼落燕之容，闭月羞花之貌。
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共写到十一个(群)女妖，她们大都美比天仙。作者在第二十七回对白骨精的描写“那女子生得：冰肌藏玉骨，衫领露酥胸。柳眉积翠黛，杏眼闪银星。月样容仪俏，天然性格清。体似燕藏柳，声如莺啭林。半放海棠笼晓日，才开芍药弄春晴。”这是白骨精为迷惑唐僧师徒而变做个“月貌花容的女儿”，怪不得八戒动了凡心。 第六十回中写玉面狐狸精“娇娇倾国色，缓缓步移莲。貌若王始,颜如楚女。如花解语，似玉生香。”难怪玉面狐狸精又叫玉面公主，原来她有倾国之色，也怪不得牛魔王会抛弃自己的结发前妻罗刹女。
第七十二回中写七个美人儿，“比玉香尤胜，如花语更真。柳眉横远灿，檀口破樱唇。钗头翘翡翠，金莲闪降裙。却似嫦娥临下界，仙子落凡尘。”使得那一心向佛、六根清净的唐三藏都“看得时辰久了”。而八戒那贪色之徒就可想而知了，怪不得吴承恩大师会将七十二回取名为“盘丝洞七情迷本，垢泉八戒忘形。”
第八十二回“妮女求阳，元神护道”中写白毛老鼠精的美貌更是传神，“发盘云髻似堆鸦，身着绿绒花比甲。一对金莲刚半折，十指如同春笋发。团团粉面若银盆，朱唇一似樱桃滑。端端正正美人姿，月里嫦娥还喜恰。”连嫦娥都惊喜她的美色，而孙行者则担心师父为美色所惑，“只怕一时动心”。
作者从外貌、肌肤、身材这几个方面来描写女妖，把女妖写得很美，中国古代对美女的描写也不过是从这几个方面来写。《西游记》中女妖外表的美是无可比拟的，作者在塑造这众多女妖的美貌时显然是别有用心，同样也应合了曹植《美女篇》中“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描写女人美丽即为妖艳的说法。既为女妖，那也就少不了妖艳了。
二、女妖的魔性
美虽是女妖们的外表，但妖是一种反常的事物，因此狠毒、邪恶、怪异、纵欲等就不失为女妖的内在魔性。美也罢、毒也罢，都成了女妖最基本的含义。女妖也就成为中国自古以来那种不符合现实社会普遍要求和封建伦理道德的代名词。
她们作恶害人，阻碍取经大业。她们接近唐僧，大多是为了吃其肉、采其元阳，以成太乙金仙。白骨精是《西游记》第一个想吃唐僧肉的妖怪。为此，她三次变化，几番戏弄，花言巧语，挑拨是非，虽然逃不脱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最后命丧金箍棒下，却也使得师徒反目，悟空被逐。也许是唐僧命该步步逢灾、处处有难，第五十五回，刚刚摆脱了西梁女王的柔情羁绊，又落入蝎子精的琵琶洞府。那妖怪虽然貌美如花，甚至在与悟空交战之前也不忘“烧汤洗面梳妆”，但却心狠手辣。孙悟空那颗修炼过的头，大闹天宫时“那些神将使刀斧锤剑，雷打火烧，及老子把我安于八卦炉，锻炼四十九日，俱未伤损。”可蝎子精使出倒马毒桩，
只把他扎了一下，就使行者叫声“苦啊!”忍耐不得，负痛败阵而走，抱着头，只叫“疼!疼!疼!”蝎子精的毒不仅使悟空吃了亏，八戒着了道，观音不敢近前，连如来佛祖都惧怕她。
就连心存善良的罗刹女也不例外。孙行者第一次借扇中，念及罗刹女是结拜兄弟牛魔王的结发妻子，以嫂子之礼相待。无论孙行者如何的诚恳，罗刹女都是在大骂之后举剑便砍。后来，她被孙悟空降服以后借出的扇子却是假的，可见她有多狠毒，多狡猾。
星官，方能降伏。”盘丝洞的蜘蛛精，肚脐里能放出无数软粘丝缕，把人和蜻蜓、蜜蜂粘住，想占便宜的八戒就吃足了她们的苦头。陷空山的老鼠精，居住在无底深涧，洞内周围有三百余里，一重又一重，一处又一处，巢穴甚多，其刁钻狡诈、诡计多端，堪称女妖之最。
吴承恩在描写女妖法力强大之外，还描写了女妖的善变。我们知道，神魔皆会变，以变来欺诈对方达到目的。孙行者会七十二变，女妖也不例外。在牺游记肿，唐僧取经，没有孙悟空的炼魔降怪，单凭八戒沙僧是不会成功的;而孙行者在危难之时没有神仙启示帮助，也难成正果。这其中与女妖的善变分不开。在第二十七回中，白骨精三变三戏唐三藏，使得唐僧师徒关系紧张，最后是唐僧的一怒之下撵走了悟空，弄得行者好不凄惨。
三、女妖的爱与情
中国传统的妇女观主张婚姻之事要听“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女妖精却毫无此禁忌。唐僧是取经路上所有妖魔的共同目标，妖怪们都希望通过占有他这条捷径，免去修行之苦，直接成仙得道。但男怪女妖，目的相同，方式有别。在与取经人的冲突中，男妖怪大多以力相较，女妖精则常常以色迷人;男妖怪抓到唐僧，只要刷洗干净，蒸熟了便吃，女妖精得到唐僧，则多数要逼其成亲，“耍子去来”，既能采其元阳，又享天伦之乐，可谓一举两得。所以，女妖精总是主动追求，全无别的顾忌。玉兔精假扮天竺公主，结彩楼、抛绣球，“欲配唐僧了宿缘”，被悟空识破后，大骂弼马温“破人亲事，如杀父母之仇”。蝎子精摄得唐僧，回到洞府，弄出十分娇媚之态，携定唐僧道:“常言黄金未为贵，安乐值钱多。且和你做会夫妻儿，耍子去也。”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那女怪拉拉扯扯的不放，这师父只是老老成成的不肯，直缠到有半夜时候。”女妖对情欲的渴求表现了晚明社会“以情反理”的社会思潮，这在《金瓶梅》、《三言二拍》小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女子自媒自证、自主婚姻，本是明代启蒙思潮影响下通俗文学创作的一个主题，话本小说与明清传奇，所涉颇多。
如今都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而且容貌还是非常美丽的，毕竟之前的容貌都是真正纯天然的。
《西游记》通过神话的形式，表现了丰富的社会内容，曲折地反映出现实的社会矛盾，表现了人民群众惩恶扬善的愿望和要求。在孙悟空身上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反抗专制压迫、战胜黑暗势力和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孙悟空的积极乐观、敢于斗争的精神，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生活的艺术概括，是理想和现实相结合的产物。作为孙悟空对立面的神佛世界和妖魔，都具有非正义的性质，玉皇的昏庸暴戾正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缩影；而取经路上妖魔的阴险淫恶则反映了社会上黑暗势力的共同特征。正由于有了这样的对立面，孙悟空才成为人民群众喜爱的英雄人物。也正是因为书中突出了斩妖除怪的内容，而使取经的目的退居次要地位，甚至仅有象征性意义。对于唐僧这个人物，作者是批评大于肯定。他恪守宗教信条和封建礼仪，迂腐顽固，不分是非，从而由一个被歌颂的人物变成一个被讽刺嘲笑的对象。这也是《西游记》与传统的取经故事的不同之处。此外，书中还刻画了猪八戒这样一个既憨厚纯朴、吃苦耐劳、对敌斗争从不屈服、同时又贪馋好色、不能辨识敌我、以及嫉妒心强、斗争不够坚定的社会小生产者的形象，作者对他给予了戏谑嘲笑和善意的批评。作者正是通过书中不同人物的不同描写，歌颂了正义、无畏和勇敢的斗争精神，鞭笞了黑暗、邪恶势力，劝戒人们透过现象认识本质，对敌要狠，除恶务尽。从而使这部书具有了深刻的寓意，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论《西游记》中女妖形象的审美意义周 乔(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黑龙江•绥化市 152000)摘要：《西游记》是中国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神魔小说，为了衬托唐僧对取经事业的虔诚和坚定，吴承恩特意安排九九八十一难，共有41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是有神与魔的对立构成故事的核心。41个故事里出现了众多的神、魔形象，吴承恩在神魔形象塑造方面最显著的特点是“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女妖形象的成功塑造更突出了这个特点。关键词：西游记 女妖 形象分析 审美意义《西游记》中的女妖都有“原型”出处，但都是经过加工、改造，与“原型”有很大的不同，比如白骨精的影子见于多种典籍，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就有枯骨幻化成妓女的故事，《集异记》里也载有书生金友章之妻乃枯骨所变之事，这是较早出处;又比如狐狸的影子在多种典籍中出现，《山海经•南山经》记载：“清丘之山有售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人不蛊”;而《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中记载“九尾白狐造于禹”，这就是金角大王之母“九尾狐狸”，牛魔王爱妾“玉面狐狸”的较早出处;因而《西游记》中的女妖们并不是无中生有的。一、男权文化下的女妖形象女性，自古都被男性披上“蔑视”的外衣，所谓“自古红颜多祸水”。孔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杨义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申述为“女人是人类罪过的根源”的观点。同样国外女子也处于被歧视的地位，直到今天，信仰穆斯林教的妇女仍要用面纱遮脸……中国，特别是在明朝，妇女受歧视的现象更加严重，男权统治思想根深蒂固：女性为男性所奴役，受到男性的歪曲和歧视。“程朱理学”在明初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推崇，被定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1]。在该理学的专制下，男权主义者对妇女的迫害也越加严重。“贞洁烈妇”是当时男性给女性的最高荣誉，极力推崇“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贞洁观。《西游记》中女妖形象是作者从男权文化背景下的男性视觉塑造出的，结合时代背景特点，她们就是明代妇女被歪曲的真实写照。吴承恩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或多或少受到男权思想的影响。《西游记》里透露出的女性观是作者的女性观，实际上这也是明朝普遍男性对女性的观点。(一)女妖的外貌。《西游记》中的男女妖怪在外貌上有着天壤之别，男妖精们生得面目狰狞，极其丑陋。第二十八回黄袍妖怪的模样“青靛脸，白獠牙，一张大口呵呵。两边乱蓬蓬的鬃毛，却都是些胭脂染色;三四紫巍巍的髭髯，恍疑是那荔枝排芽。鹦嘴般的鼻儿拱拱，曙星的眼儿巴巴，两个拳头，和尚钵盂模样，一双蓝脚，悬崖……而妖精们几乎个个是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吴承恩笔下塑造出貌美如花的女妖们主要是为了衬托唐僧取经的虔诚意志和坚定信念，从这里笔者知道吴承恩对女妖刻画得越入木三分，越表现出女性得不到男性的尊重。吴承恩在第二十七回中描述：那女子生得：冰肌藏玉骨，衫领露酥胸。柳眉积翠黛，杏眼闪银星。月样容仪俏，天然性格清。体似燕藏柳，声如莺啭林。这是白骨精幻化成“月貌花容的女儿”时的媚态，是唐僧的第一次美色考验。这里也可以看出女性是为刻画男性形象服务的，女妖们受到的歧视和歪曲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吴承恩通过女妖的美貌来考验唐僧的取经意志，女妖越美也就意味着他们更加受到男性的歧视。(二)女妖的形象。《西游记》中女性形象很少被刻画出女子与身具有的可贵品质，如温柔体贴、宽容大方、善良得体等等，女性处于被辱骂，喝斥、玩弄、歧视的地位，她们都是邪恶的象征，特别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把女妖刻画为具有残酷、恶毒、下流、卑贱、荒淫、狡猾等恶劣品质的女性;另一方面是通过男性对女妖的态度——痛恨之至，随意喝斥和谩骂女妖，可见男性对女性是多么鄙视。第五十五回“色邪淫戏唐三藏，性正修持不坏身”中出现的对蝎子精的粗言粗语：“孽畜、泼贱”，特别是猪八戒骂道：“滥淫贱货!你倒困陷我师父。返敢硬嘴!我师父是你哄将来做老公的，快快送出饶你!敢再说半个‘不’字，老猪一顿钯，连山也筑倒你的!”即使蝎子精已经死了，可是猪八戒还上前，一只脚踏住那怪的胸背道：“孽畜!今番使不得倒马毒了!”俗话说“死者为大”，可猪八戒还不忘旧仇，仍对女妖进行肆意践踏。(三)女妖的“祸水论”。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往往把一些弱不禁风的女子推到历史的前台。中国很早就流传着“红颜多祸水”的观点，女子总是被看作罪恶的根源，她们都充当着悲剧的角色，朝代灭亡的导火线都推到貌美的女性身上。传说中助纣为虐的千古罪人苏妲己、周朝的褒姒、春秋之夏姬、文姜、西施、桃花夫人、唐朝的杨贵妃、明末清初的陈圆圆等。她们的共同点都是貌美如花但又背个祸国怏民的黑锅，因而形成了“祸水论” [2]。《西游记》中也有类似的例子，如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僧恨逐美猴王”中白骨精三次戏弄唐三藏，只使了点小伎俩，便让唐僧师徒四人出现了分歧。吴承恩塑造白骨精主要是为了证明女妖的狡诈和富有心机，以此贬低和歪曲女性形象，因而吴承恩认为白骨精是一股祸水。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男权社会下的男权文化，男性受到保护，而女性处于被男性控制，任其摆布的地位。通常男性作家会把男对女色的追求歪曲为女性勾引男性，并把可能产生的后果全部推到女性身上，可见男子对女子是多么的仇视。从白面狐狸的下场笔者深深体会到女妖的不幸命运[3]。二、女妖的社会属性《西游记》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奇葩，女妖形象的人情性特点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女妖们主动追求爱情的同时也是在追求自主婚姻，这是不同于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妖们大胆挣开这个束缚女性已久的无形精神枷锁[4]。妇女们在“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腐朽封建思想的束缚下成长，基本上都顺从男性要求，即使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她们都遵守“沉默是金”的要求而不敢言语，但《西游记》第九十三回“给孤园问古谈因天竺国超偶遇”中有提及到玉兔精也就是假的天竺公主，她采用抛绣球的方式择婿，这是种新颖的择婿方式，相对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模式已经比较开明。抛绣球打破了旧时“女子不可抛头露面”的禁锢，有点趋向现代的自由婚姻。女妖的人情人性特点还体现在亲情上，特别是铁扇公主的形象，她对丈夫的爱是包容的，难能可贵的，但也是深受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她说：“男儿无妇财无主，女子无夫身无主”，这表现出她对丈夫的依赖，因而对丈夫娶妾，导致夫妻俩分居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不满，她也只是在擎杯奉茶道：“大王，燕尔新婚，千万莫忘结发，且吃一杯乡中水”稍露不满。为救丈夫，她宁愿用宝扇换取丈夫的生命，表现出她深受“丈夫至上”伦理思想的禁锢;对儿子表现出的母爱是十足的，她对孙悟空充满愤怒和怨恨，起源于“失子之痛”。红孩儿被观世音菩萨收做善财童子“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与天地同寿，日月同庚”，这对修炼之人来说是个难得的造化，也是他吃唐僧的最终目的——长生不老，此举既不影响取经大事，又是红孩儿的造化，可罗刹女却说：“我那儿虽不伤命，再怎生得到我的跟前，几时能见一面?”伟大的母爱情流露无疑，使人为之动容。三、女妖的审美意义审美活动是一种独特的人生活动，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感性”的方式最为丰富、全面地触及人生的真相，打动人的心灵;二是不仅如此，它还提升人，在审美活动中，生活在片面性中、异性状态中的人得到了解放，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了揭示，随着审美境界的获得与递进，人的生命境界也得到了提高。从上述意义来看审美本身，对于人生就是一种“培育”，美育的价值与根据深深地扎根在这一点上[5]。自古世人评价女子都带有片面性，总认为美女是为了陪衬英雄而诞生，正如吴承恩塑造女妖是为了鉴证唐三藏对取经事业的虔诚和信念的坚定。事实上女妖们具有他们独特的文学审美价值。唐僧是呆板的、木讷的;徒弟三人虽然时常斗嘴，也为作品增添了不少乐趣，但是如果没有女妖的存在，这只是一部男性与男性间吵吵嘴，乏味十足的作品，正是因为有了女性的存在，特别是女妖的生动活泼、古灵精怪等等都让作品打破这种局面，使得作品趣味性十足，富有喜剧色彩。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一种肯定性的价值观念，是一种最本真、深刻、得以充分实现的审美关系。女妖们不全是恶的表现者，她们的美是最真实的美，流露的是最真诚的情，她们也道出了人类最感性的一面，并触及到社会的真相——男性对妇女的极力贬低和压抑的事实。女妖们大胆，毫无顾忌地随性流露自己的真情实感，做些当时妇女不敢做的行为和行动：追求自由爱情，自主婚姻等等[6]。这是一种进步。女妖的审美意义还在于她们体现出来的优良美德，特别是罗刹女铁扇公主伟大的母爱和夫妻之情，蜘蛛精深厚的手足之情……这是一种无形的美，值得称颂的美。吴承恩笔下的女妖富有审美意义还在于她们为后来作家们大胆创作新型女性形象提供模范和基础，同时也有很大的进步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