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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高速增长的经济文化解释及对中国的启示刘春勇北京大学日语系99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60到90年代间，东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谓是群星璀璨，其中最为耀眼的恐怕就是从一片废墟到现代化经济大国的日本了。尽管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开始滑坡，以至于现在的日元大幅贬值经济发展前景却仍不容乐观，然而它持续了四十年的经济繁荣的确是任何人也无法忽视的，它的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创造了又一个世界奇迹。近年来世界经济整体滑坡，而中国却一枝独秀，仍保持了较大的增长。尽管如此，我们的改革进入了“瓶颈”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顺利通过“瓶颈”保持快速的经济发展是现在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日本的经验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关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何以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达到赶超发达经济的目标，学术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观点认为，奇迹的背后有深刻的文化根源，即儒家文化的影响。显然我们无法完全接受这种说法，因为发达经济中更多的是不懂儒家思想的欧美国家。马克斯·韦伯甚至极端地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根本无法在缺乏新教伦理的中国、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取得很大的发展。（1）当然这是不足信的，因为东亚的奇迹已经做了最好的证明，但需要指出的是，那种“《论语》加算盘”的文化解释似乎正是为了反驳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而产生的，因此不免偏激，所以我们不能企盼从文化中找到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经济问题还需要用经济观点来解释。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战后日本的思想文化对高速前进的经济列车所起的润滑剂的作用。于是就引出了本文所要说明的两个问题，关于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解释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研究是为了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因此论文的第三部分从前面的分析中提出了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对中国发展的几点启示。一、比较优势战略关于战后日本高速增长的经济解释同样有很多，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把它们归纳成三种类型。（2）第一种是以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为代表，他们认为高速增长的原因是因为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价格扭曲比较少，资源配置得当且效率高。然而从日本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显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尤其是从战后到6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的“统制”特征是相当明显的，因为在恢复时期日本工业极其薄弱，没有政府的扶持会很快崩溃，显然这种解释把现实经济过于理想化了。第二种解释与此恰恰相反，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Alice Amsolen和英国经济学家Robert Wade为代表，他们认为日本乃至亚洲四小龙经济的成功恰恰是政府有力地干预市场，有意识地扭曲价格限制市场作用，利用产业政策扶持某些关键性战略产业的结果。然而我们所知道的是，现实中有更多统制经济发展受阻的例子。要素价格扭曲的市场显然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对一个政府很难完全控制的大市场来说，而日本真正的高速增长期也是从六十年代逐步减少了政府对市场直接干预后开始的。第三种解释把日本的成功归结为实行了外向型发展政策。的确，外向型是日本经济的一大特征，同时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是得益于对外开放。然而并不是只要开放就能发展，正如中国开放的同时还要改革一样，日本内部的战略和政策的选择也是同样甚至是更加重要的。单纯的开放不仅不会带来发展反而往往会使本国经济一溃千里，可见外向型也远非经济发展的充要条件。以上三种假说都解释了日本经济增长中的一些问题，但又都不能完美地说明全部，所以这里要引入另一种发展战略——比较优势战略来作出更加符合逻辑解释。（3）比较优势战略并没有否定前面三种假说，而是融三者于一体指出了三者背后更为本质地东西——比较优势，它把这三种假说作为实现比较优势的条件从而作出了一种并非全新但更加深刻合理的解释。这种比较优势战略是建立在国际分工理论的基础之上的。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一书出版是西方传统国际分工理论的开端。他认为判断一国某种商品是否便宜的标准决定于一国在某种商品的生产成本方面是否具有绝对优势，“只要甲国有此优势，乙国无此优势，乙国向甲国购买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4）因此生产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进口处于劣势的商品所形成的国际分工能使各个贸易主体都得到更多的利益。当然，这样的分工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然而斯密忽视了一个国家所有生产都处于绝对劣势却仍可以参加国家贸易的情形，因而无法作为国际贸易中的基本理论。于是大卫·李嘉图在他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了更为科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即一国不必只生产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而只要生产自己产品结构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经过国家贸易就能使各贸易主体的利益都得到改进。这构成了西方传统国际分工理论的核心。100年后，瑞典经济学家厄里·赫克歇尔和伯尔蒂尔·俄林又提出了要素禀赋学说，这种理论放弃了古典的劳动价值论，而把国际贸易发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的价格差异。它强调“不顾不同需求条件的影响，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有时会如此之大而决定了贸易的基本性质”，（5）从而“进口那些含有较大比例生产要素便宜的商品”。（6）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而资本相对缺乏，那么它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它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更好的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降低成本，从而在国际贸易中更具竞争力。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优势产业的经济发展道路即是比较优势战略。而发展比较优势战略首先要求对外开放，参与国际贸易；其次还要鼓励自由竞争，让市场发挥作用从而使价格准确地反映出本国的比较优势所在，这样才能更好的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再次，由于企业自身无法全面了解比较优势，所以政府就要采取适当政策提供完全信息引导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且适时促进产业升级。由此可见，前面所提到的三种假说正是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的条件，他们都部分地反映了战后日本经济的特点，从而我们也可以想象日本战后经济正是遵循着比较优势战略快速发展的。战争刚刚结束时的日本的经济和社会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民用财富的40%丧失了，尚存的机器设备也老朽不堪，1946年工业生产仅为战前的。损失最大的是船舶，从630万吨减至153万吨，只残存24%。1945年大米产量也降至平均产量的60%。（7）战后初期日本的生产要素禀赋状态是：资本存量水平低，技术水平落后，土地面积狭小，国内资源贫乏，原料资金不足，只有劳动力过剩。日本经济学家鹤田俊正指出：“在这种生产要素禀赋状态下，只要坚持以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等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为基础的工业化，日本就必然选择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道路”。（8）然而这似乎和当时日本的选择有所不同，日本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思想之后，又经过“静态国际分工论”和“动态国际分工论”的争论，最终选择了规模经济利益大，吸收就业人口能力强，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学工业化道路，并对钢铁、机械、石油精炼、石油化工、汽车等弱小的基础产业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扶持措施。（9）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比较优势战略的选择主要是由战后日本面临的特殊的国际环境造成的。战后美国处于政治考虑对日本大力援助，日本正是利用了这些援助资金和设备再加上廉价的劳动力才得以施行当时的“倾斜生产”政策。1949年美国停止了援助，日本经济马上陷入困境，这也正体现出了美国援助对日本“倾斜生产”的作用之大。不过对日本来说幸运的是，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所带来的“特需”又给了日本巨大的发展机遇，使得日本得以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回报率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资本而无需大幅地扭曲价格，避免了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倾斜生产”的危害和成本。当然特殊的国际环境并不能解释一切。事实上，50年代日本提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美国的1/4以上，（10）而且在从二战结束到50年代的经济恢复时期，甚至在实行“倾斜生产”的同时，日本也没有放弃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服装等轻工业以及日本最为成功的大量使用劳动力的造船业也为日本迅速积累资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见战后初期日本的政策选择并不能构成比较优势战略的反例。日本高速发展中最重要的经验不仅在于遵循比较优势而且在于按照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适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任何一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都是变化的，因为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生产要素禀赋在内的一切经济因素都会发生变化，这种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意味着一国某些产业产品的比较优势或比较劣势的消长替代，这样后进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就使得它能具有动态的比较优势从而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外向发展和国际分工模式。（11）进入60年代以后，日本已经完全恢复了经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美国的1/3以上，要素禀赋结构也与战争刚刚结束时有了很大的不同，资本存量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同时劳动力价格即工人工资也有了明显的增长，比较优势由劳动力转移到了资本。在这样的要素禀赋结构下，政府适时干预经济，推动了产业结构向能源密集型和材料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大社会资本投资发展规模经济，从而开启了经济高速增长之门。一种外生的经济发展战略需要一定内生的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因此在日本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下，一旦确定了比较优势战略也就由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的三个条件确定了一定的经济体制，即在政府宏观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体制。在宏观政策环境上尽量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让市场价格反映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从而为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创造条件；在资源配置制度上主要由市场自行配置生产要素，从而使资源被合理分配到各个产业；在微观经营机制上鼓励企业间进行公平竞争，从而使企业不得不改进技术降低成本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五、六十年代尽管通产省限制新企业进入重化学工业和同类产品进口，但同时也要求原有企业间相互竞争。在理论上，由发展战略和要素禀赋结构可以确定不移的决定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内生的经济体制。经济效益直接取决于发展战略是否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宏观经济中所谓的内在稳定器（built-in stabilizers），即现代经济中财政制度的自动调节性能，和微观经济中生产者之间经营者之间的激烈竞争所构成的内在调节机制会做好其他工作。然而在实际中这两种调节机制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内在稳定器的作用在于减少经济制度的任何波动的一部分,它不能百分之百地消除波动，消除它所留下来的波动的是斟酌使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任务”，（12）微观经济中的竞争机制也同样远非完美，完全自由的竞争往往会导致混乱。另外，宏观和微观之间的“衔接”和沟通更是单靠自动调节难以解决的，因此政府在基本确定了的内生经济体制的中的协调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产业政策发挥其协调作用必须以完善的市场机制为前提，其对经济的影响必须通过市场机制才能实现。战后初期日本政府曾实行统制经济制度，直接控制物资、资金和价格及外贸，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同时也抑制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使企业生产效率难以提高，缺乏活力。到1952年4月，日本政府废除了《临时物资供求调整法》，结束了对工业制品及其生产的严格限制。同年7月还撤销了统制经济的最高管理机构“经济安定本部”，代之以经济企划厅。至此，日本完成了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政府职能也转变为协调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发展，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也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是在价格机制的作用框架内执行的，政府一般并不直接干预企业决策而是用非正式的劝说指导企业界。（13）而“政府多方面进行直接干预的产业部门，是运输通信部门、服务产业部门、金融部门”这些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特殊意义的中间产品产业部门和最终产品基础产业部门，因此，日本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范围也是有选择的，并未因直接干预而窒息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且在市场价格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到这里我们已经基本可以明确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在于选择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并且较好地协调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关系。我们当然还可以提出促进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其它因素。比如，教育的发展，日本的大学数量几乎相当于西欧各国大学数量之和；科技进步，日本人虽不善长或无心从事理论上的突破创新，但他们在吸收和改进外国先进技术方面似乎的确有某种天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也得益于搭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列车；高储蓄率，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促进了资本的迅速积累，等等。然而无论如何，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发展战略符合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发挥了比较优势，这也是本文所要说明的问题之一。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二、中日关系的症结1、两强并起。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2、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3、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第一、要坚持选择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因此，毕业论文的选题，必须紧密结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以促进科学事业发展和解决现实存在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选题要符合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要具有新颖性，有创新、有理论价值和现实的指导意义或推动作用，一项毫无意义的研究，即使花很大的精力，表达再完善，也将没有丝毫价值。具体地说，考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选题。首先，要从现实的弊端中选题，学习了专业知识，不能仅停留在书本上和理论上，还要下一番功夫，理论联系实际，用已掌握的专业知识，去寻找和解决工作实践中急待解决的问题。其次，要从寻找科学研究的空白处和边缘领域中选题，科学研究还有许多没有被开垦的处女地，还有许多缺陷和空白，这些都需要填补。应考者应有独特的眼光和超前的意识去思索，去发现，去研究。最后，要从寻找前人研究的不足处和错误处选题，在前人已提出来的研究课题中，许多虽已有初步的研究成果，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还有待于丰富、完整和发展，这种补充性或纠正性的研究课题，也是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第二、要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切实可行的课题。毕业论文的写作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不但要有考生个人的见解和主张，同时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由于考生个人的主观、客观条件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在选题时，还应结合自己的特长、兴趣及所具备的客观条件来选题。具体地说，考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综合考虑。首先，要有充足的资料来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缺少资料的情况下，是很难写出高质量的论文的。选择一个具有丰富资料来源的课题，对课题深入研究与开展很有帮助。其次，要有浓厚的研究兴趣，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可以激发自己研究的热情，调动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能够以专心、细心、恒心和耐心的积极心态去完成。最后，要能结合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每个考生无论能力水平高低，工作岗位如何，都有自己的业务专长，选择那些能结合自己工作、发挥自己业务专长的课题，对顺利完成课题的研究大有益处。
给你参考一下：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原因 历史上，日本凭借其超凡的能力得以重建并发展起来，特别是二战后的经济复苏和繁荣。其原因可概述为以下几点：第一，美国扶植日本；第二，日本进行比较广泛的社会改革，进一步消除了生产关系中的封建落后因素；第三，国民经济的非军事化；第四，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 一、美国的扶植政策。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日本的独占和政治改造。二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长达七年，保证日本领土的完整性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单一性，有利于日本长期稳定发展。美国还对日本进行了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政治改造。罗伯特?埃德尔斯坦和让?迈克尔?保罗教授说：“为取得成功，就必须立即进行广泛的体制改革，即创造性地打破阻碍日本经济复苏或经济增长的那些障碍。”①如解散财阀，在一定程度上去掉了大企业中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性和排他性，革除了财阀企业的一些封建性弊端，为企业间较为平等的竞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批有能力的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农地改革，使日本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基本瓦解，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扩大农村市场，这使日本进入了一个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出于在远东战略的需要，还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和天皇制，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政体进行改革。美国的这些措施为日本战后走上和平建设，集中精力抓发展道路提供了可靠保障。 由于“冷战”需要，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给予大力支持。美国放弃了对日本战争索赔，撤消了以拆迁日本军事工业作为战争赔偿的计划。1947年1月至1948年3月，美国先后提出两个新方案，对先前的“赔偿方案”进行大幅度修改，将拆迁的工业设备减至方案的30%。至1949年5月，干脆宣布取消日本的一切赔款。②战后初期，美国给日本20多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并向日本提供大量的石油、煤、铁矿石等能源和原料。从而促进了战后日本经济的振兴，并且美国“核保护伞”战略大大节省了安全防务的费用。 第二、亚洲的两场局部战争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特别是朝鲜战争，极大促进日本战后经济的复苏步伐。战争引起了“特需景气”，侵朝美军大量向日本厂商进行军事订货和购买廉价劳务，使日本企业积存滞销的1000-1500万日元库存产品一扫而空，并一举改变了财政紧缩中苦苦挣扎的日本经济被动局面。据统计，从战争爆发到1953年，这种特需收入为亿美元，广义上的特需收入为亿美元。日本外汇储备1949年仅为2亿美元，1952年未增至亿美元，三年内增长了近五倍，特需收入在外汇收入中所占比率到1953年达之多，20多万人直接受益于特需生产，总之至1955年，日本特需收入总计达36亿美元。特需收入刺激了日本经济的恢复，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带动了有效需求的增长，而且为增加原料进口和先进技术进口，更新陈旧设备提供了有利条件。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由此引起的国际局势的变化，促进了日本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朝鲜战争赋予了日本实现扩大进出口上的机会，日本通常出口贸易显著增加，1950年7月，日本出口总额增长为7400万美元，比6月份增加18%，创造了战后日本月出口额的最高记录。1950年上半年，日本月平均出口额为5000万美元，则下半年一下子跃升为8000万美元。可以说朝鲜战争是日本经济的回生妙药。③ 二、日本政府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和领导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动，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宏观管理。 第一、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通过各种计划，促进经济的起飞。如鸠山内阁《经济自卫五年计划》，岸信介内阁的《新长期经济计划》，池田内阁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 第二、政府致力于新产业的培育与开发、指导、调节新型工业的发展。如先后通过《关于合成树脂工业的育成》、《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置法》、《合成橡胶制造事业特别措置法》，通过这些规划的实施，不仅调整了产业结构，确立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向，而且使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对国内经济生活的调整达到了落实。当然重要的基础产业，如果市场选择它，那么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都是多余的，对这些产业，政府在确认市场必定不去选择，便以合适的方法选择它们，由政府采用法律、金融税制、中间组织协调利益手段的干预来补足。 第三、政府确定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制定新经济政策，实现从“贸易立国”至“技术立国”的转变。日本国内市场狭窄，工业产品依靠大量出口，为此政府提出“贸易立国”的口号，出口贸易增长很快，1960年-1970年，日本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而出口贸易平均每年增长。日本政府认为科技是国力的核心要素，适应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的形势提出“技术立国”的战略思想。日本重视技术对国家发展的多方面作用，采取了从模仿到创新的经济技术发展模式。据统计，从50年代至1977年，引进国外技术达万多项，然后根据本国的经济特点和技术基础加以改进、补充和发展，成为“日本化”的新技术。当然，许多人把经济增长归功于强大政府干预，尽管有政府干预，大部分时期日本的经济依然是在按自己的规律发展。据一项重要研究，经济自由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④ 三、日本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企业精神的推动。 日本企业实行严格而灵活的科学管理制度。50年代，日本许多大企业推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使职工利益与企业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职工感到有依靠，具有安全感；其次，拉大职工报酬上的差距，使职工感到只有不断竞争，不断创新才能得到高报酬，从而具有压力感。企业重视对职工的“感情投资”，主动协调劳资关系，培养职工“以厂为家”的敬业精神。这种“日本公司”模式有助于日本培养强大的工业能力。⑤企业管理者重视精神投资。正如索尼公司总经理盛田昭夫所说的“日本优秀的公司根本不存在什么奥秘和秘诀。一个企业的成功，靠的是人而不是某种理论、计划或政府政策。日本企业管理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与职员建立良好的关系，培养亲如一家、唇齿相依的感情。在日本，经营得有声有色的都是那些能使全体员工同甘苦，共命运的企业。除日本之外，我还未发现有哪一个国家采用这套简易的管理方法。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它是行之有效的。”在日本，企业管理者千方百计地培养同劳动者的家族般的感情，不仅关心工人的工作，而且也关心工人的生活；不仅关心工人个人，还关心其家庭。工人生日、结婚、病丧，更是企业“感情投资”的良机。例如，西武集团每年举行独特的擦皮鞋仪式，首先由高级职员为新职员擦皮鞋，然后是新职员为前辈擦皮鞋，总社和各分社社长都亲临这一隆重仪式，并由电视台通过卫星向全国转播，以培养职工热爱公司的精神，促进同事间的沟通。⑥日本的现代企业精神与日本传统的家族主义和家庭观念有密切联系。日本的家族主义和家庭观念不同于中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制度和家庭观念，其家庭观念的出发点是：家庭是一个经营单位。所以既排除了中国传统的大家族关系和至今盛行的“裙带风”，又可以比西方的结构更和谐、更密切、更团结，成为一种社会凝聚力。日本学者说：西方社会的单位是个人，由个人集合而成为国家，而日本的社会单位是家，由家而集合成国家。⑦所以日本以“劳资一体”，“以企业为家”的宣传教育，日本人的家庭本位观念转变成了公司本位观念，形成一种团结奋进的工作精神。 四、日本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积极影响。 第一、岛国文化环境促进了日本的开放。二战后的美军占领前，外族从未侵入和征服日本本土，也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外族移入的情况，长期安定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使日本人养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意识，在他们的观念和感情中，异民族与日本民族有着鲜明的分界线，自然形成本民族的亲和感与凝聚力，同时形成对外民族“内外有别”的心理，这种心理成为当今日本企业团结对外竞争的集团意识的基础之一，也成为日本乐意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文化，包括敌对国家的先进文化的心理基石。所以传统日本文化是兼容型的，具有受容性和并存性，是一种开放性、多元化的文化复和体。当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它总是“接受了很多，但付出的很少” ⑧。 第二、轻思辩重实用的文化心理与有效吸收消化外来先进文化成果。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是重现实、重实用、重实践，日本可以称为世界先进文化最优秀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在近现代，日本人成功地吸收和消化了欧洲近现代科学技术，而且极迅速，极有成效。⑨ 第三、他们拒绝失败，承认羞辱的态度深深根植于其心理中。日本公司文化轻易地容忍低回报，却很难容忍彻底失败。⑩而且在日本，一心向学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日本公司里，求学氛围十分浓厚。 第四、日本教育体制是普及型教育体制。江户时代的教育体制，已初显义务教育的雏形，明治维新初年的全民义务教育就是以此为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把发展教育作为国策，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实行小学和初中的义务教育，并免费为小学生和初中生提供餐点和教科书，1947年日本政府把义务教育增加了三年，每年要拨出国民生产总值的6%作为教育经费。这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水平，为改善国民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政府重视培养人才，教育先行，并且做到人尽其才，学以致用。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60%，就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 综上所述，二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是由于其充分结合本国优越的历史地理文化，并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而创造更多的优势来发展自己的结果。
【摘 要】旧时的日本妇女留给世人的印象是忍辱负重，必恭必敬的贤妻良母形象。传统的婚姻认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过去的妇女将婚姻作为自己幸福的归宿和终身的职业，认为婚姻可以提高自己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但近来日本传统的婚姻观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当代日本女性的婚姻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将从日本女性的择偶观，婚姻生活观,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以及产生该现象的原因等几个方面入手，详细分析日本女性婚姻观的变化和发展。【关键词】择偶观,婚姻生活观；社会地位；产生的原因1． 日本女性的择偶观[三高]（日本女性择偶是对男性提出的三个要求：高学历,高收入,高身材）其实都和男性的外在资质有关,其中的[高学历]和[高收入]两者相铺相成,可以说这两个[高]代表了男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拥有高学历或是出身名牌大学,跨入政界或是进入大企业自然是没有多大的问题,在社会地位上也就高人一等；社会地位的高低随之带动的便是收入的高低。[高身材]代表着男性的外表,毕竟"潘安面前出情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时下日本女性择偶潮流似乎在朝[三低]的方向涌动。所谓的[三低]绝对不是[低][低收入][低身长]而是[低姿势][低リスク][低依存]。 [低姿势]是指男性对女性的尊重,即[レディ-ファ-スト]；[低リスク]是指男性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也就是要有稳定的收入,即[资格保持者や公务员など安定した职业]；[低依存]则是指男性婚后不会对女性过多的束缚,尊重对方的生活,给对方留有私人空间,即『束缚しない，お互いの生活を尊重』。 现代女性婚姻思想的改变,其中也有男性生存状况改变因素的作用。过去的日本社会,男性工作几年之后基本都能够拿到养活一家老小的薪水。但是如今薪水和工龄之间的紧密程度已经大不如从前,养活一家老小就成了问题,晚婚和少子化的情况凸现出来。或者女性择偶观的改变也能反映出女性对于男性的理解。由[三高]到[三低]还是一个很实在的举措，倘若男方虽然在社会上是一个功成名就的肉，到家后却成了[高姿势][高依存]的人，夫妻天天吵吵闹闹的，也许会弄得得不偿失吧。 另据[（マッチ·ドット·コム）]（：全球最大的约会网站）的预测，可能今年日本女性的择偶观会由[三低]演变为[三手]。所谓的[三手]就是『手つだう（家事と育儿）』，『手を取り合うお互いの理解と协力』，『手をつなぐ（爱情）』。从[三手]来看，这是女性对男性内在资质更高的要求。三者都是安宁性内在的条件。 从[三高]到[三低]再到[三手]，是女性对男性由外在向内质要求的变化，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了日本女性择偶观的成熟，也是对幸福的重新理解和把握。 2． 女性的婚姻生活观 生活观 日本的传统观念认为, 在日常的生活中,集体利益要高于个人欲望和利益,必要时个人的欲望和利益应当屈从于集体利益。这种文化差异性,在劳动者对所属公司的忠诚心和归属感以及较强的集体主义观念等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近年来随着[リストラマ]的出现以及[终身雇佣制]的瓦解,日本的劳动观念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传统的劳动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日本人生活观念的改变,日本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现在,大多数的家庭都是夫妇和孩子的[核家族],由于丈夫一方工作繁忙,生活施加与家人各不相同,因此与家人各自吃饭,各自看电视的比比皆是,很多人由此导致与家人沟通减少,无法享受家庭所带来的幸福和放松感,这样一来与孩子的交流也就相对的减少,母亲与孩子的交流也就相对的增加,母亲成为了维系家庭的重要纽带,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 随着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地位的提高 ,日本女性的家庭观 、婚姻观发生相应的变化 。不愿过早结婚而选择独身的职业女性在不断增多 ,丁克家庭（丁克一词为英文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的缩写DINK，意即双收入、无子女的家庭结构。）也比过去增多 。 1992 年 、1997 年厚生省就结婚和生养孩子问题对已婚妻子进行了第10次 、第11 次全国性调查 ,结果显示,1992年赞成结婚后为了家庭牺牲一半自己的个性和生活方式的人 %,5年后下降为。其次,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原本由家庭承担的诸多功能逐渐被不断拓展的服务性行业所取代,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分担了妇女所承担的家务劳动,使妇女的自我空间得以大幅扩展 。同时,志愿者团体 、妇女团体 、家长联谊会 、学习会等各类社团组织的兴起,扩大了妇女的公共生活领域,尤其为家庭主妇拓展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在家庭内部 ,夫妇双方共同当家作主已成为当今日本家庭的主要形式,妻子在家庭事务上的决策权也越来越大 。2．2 婚姻观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当代日本人的婚姻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结婚方式由恋爱结婚，相亲结婚（みあい结婚），国际婚姻，不办理手续的既成事实婚，（即成事实婚姻）以及双方不影响对方工作与生活的分居婚，到如今大城市兴起的“契约夫妻”（契约夫妇）的变化，可从中看到日本经济的繁荣，衰退，工作压力的增大，已对日本人的婚姻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改变了日本传统的旧式婚姻方式，对日本的家庭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日本人这种婚姻观念的改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取决与女性对于婚姻观的改变。战后的日本女性纷纷从旧式的、束缚自身发展的婚姻中走出,探求、构建起新型婚恋观,新的家庭模式,可以说是女性意识的巨大飞跃,是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重要表现。这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但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女性主义思潮的传播和普及。正是在女性主义研究的理论指导下,当代日本女性才能在婚姻方面实现男女平等,提高 在 家 庭 中 的 地位。而且战后的日本政府还实施了新的国策,日本新宪法规定了女性与男性一样,享受教育权。工作权,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大大的提高,她们在很多方面以不逊于男性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日本社会的承认,使得她们在婚姻大事上有了自主权。决定权,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带来了日本人婚姻观的大改变。 离婚热 旧时的日本妇女把婚姻当成一生的归宿,并为之操劳一生,即使夫妻感情破裂了,也决不轻言离婚,为了子女或家人忍辱负重,将就着过一生。然而,随着女性价值观和婚姻观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追求生活品质,注重精神生活的充裕,尊重自己内心的情感,一旦感情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痕,就渴望自由而给自己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她们注重婚姻的实质内容,不愿再像上辈人那样,在不幸的婚姻中“凑合”过一生,于是涌现出一股股离婚热潮 。 那么离婚率为什么会增加呢?这是因为女性参与社会的程度提高,由于经济理由而对离婚感到踌躇的女性减少,加上现在社会对离婚的消极印象也有很大的变化。日本政府从30年前起对女性参与社会进行民意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的询问对“如果对配偶感到不满意,随时可以离婚的观点”怎么看。根据日本厚生省1972年调查时的数据表现,当时，对这种观点持赞同意见或者表示从某种程度可以理解的人只不过20%,但是到1998年到达54%,特别是30岁以上40岁以下的人当中有59%的男性和67%的女性认为,当配偶不满意时可以离婚。从这一点看,女性对于离婚的顾虑反而减少了。 3． 社会地位 行业中的女性忌讳 在日本的很多行业中,尤其是一些传统行业,对女性的排斥也是非常严重的。例如在日本制酒行业中就是如此，日本人对于“酒”近似于崇拜，认为酒是神灵所赐，是神圣的。所以，最初的“酒”是献给神灵的圣洁之物。日本的制酒现场早晚都灯火通明，这是他们在向神灵祈愿，祈祷制酒现场的平安，传统上制酒工必须紧欲，远离女色，害怕将女性的不洁传到制酒现场，会引起神灵的不快，以至酒会变酸。 另外，在日本的隧道施工当中，也还仍旧存在着女性禁忌。有一种说法认为，山神是女性，如果女性进入隧道工地，山神就会认为自己的领地被同性侵犯而震怒，于是山林荒废，隧道崩塌，事故频发。同时，山神还守护着隧道工程中的作业人员，如果女性接近工地现场，山神会因妒忌而离开，不再去保护男人们，于是危险也会降临到工地。1980年，国会女议员和大使夫人欲视察[青函トンメル]（青函隧道）施工现场，被铁路建设公司以“女性进入施工中的隧道，会引起山神的震怒”为由拒绝。 隧道中的女性禁忌起源于人们对大山的信仰。日本人认为山为神灵所有，不容许侵犯。尽管现在有些山中的神社，寺院由于关心旅游收入而允许女性进入，可这在过去是绝对不允许的。 在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男女同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虽然还有禁止女性进入的“圣地”，还有不允许女性参加的祭祀活动等，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的进步，女性禁忌也在不断的变化。例如，2001年7月，京都的[纸园祭]就在相隔300年后的今天允许女性登上了祭祀活动中的山行彩车[山ぼこ]；在[青函トンメル]即将竣工的1985年，也允许了隧道施工人员的家属近200人通过了隧道。此与家人各自吃饭,各自看电视的比比皆是,很多人由此导致与家人沟通减少,无法享受家庭所带来的幸福和放松感,这样一来与孩子的交流也就相对的减少,母亲与孩子的交流也就相对的增加,母亲成为了维系家庭的重要纽带,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 随着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地位的提高 ,日本女性的家庭观 、婚姻观发生相应的变化 。不愿过早结婚而选择独身的职业女性在不断增多 ,丁克家庭（丁克一词为英文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的缩写DINK，意即双收入、无子女的家庭结构。）也比过去增多 。 1992 年 、1997 年厚生省就结婚和生养孩子问题对已婚妻子进行了第10次 、第11 次全国性调查 ,结果显示,1992年赞成结婚后为了家庭牺牲一半自己的个性和生活方式的人 %,5年后下降为。其次,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原本由家庭承担的诸多功能逐渐被不断拓展的服务性行业所取代,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分担了妇女所承担的家务劳动,使妇女的自我空间得以大幅扩展 。同时,志愿者团体 、妇女团体 、家长联谊会 、学习会等各类社团组织的兴起,扩大了妇女的公共生活领域,尤其为家庭主妇拓展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在家庭内部 ,夫妇双方共同当家作主已成为当今日本家庭的主要形式,妻子在家庭事务上的决策权也越来越大 。2．2 婚姻观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当代日本人的婚姻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结婚方式由恋爱结婚，相亲结婚（みあい结婚），国际婚姻，不办理手续的既成事实婚，（即成事实婚姻）以及双方不影响对方工作与生活的分居婚，到如今大城市兴起的“契约夫妻”（契约夫妇）的变化，可从中看到日本经济的繁荣，衰退，工作压力的增大，已对日本人的婚姻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改变了日本传统的旧式婚姻方式，对日本的家庭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日本人这种婚姻观念的改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取决与女性对于婚姻观的改变。战后的日本女性纷纷从旧式的、束缚自身发展的婚姻中走出,探求、构建起新型婚恋观,新的家庭模式,可以说是女性意识的巨大飞跃,是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重要表现。这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但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女性主义思潮的传播和普及。正是在女性主义研究的理论指导下,当代日本女性才能在婚姻方面实现男女平等,提高 在 家 庭 中 的 地位。而且战后的日本政府还实施了新的国策,日本新宪法规定了女性与男性一样,享受教育权。工作权,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大大的提高,她们在很多方面以不逊于男性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日本社会的承认,使得她们在婚姻大事上有了自主权。决定权,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带来了日本人婚姻观的大改变。 离婚热 旧时的日本妇女把婚姻当成一生的归宿,并为之操劳一生,即使夫妻感情破裂了,也决不轻言离婚,为了子女或家人忍辱负重,将就着过一生。然而,随着女性价值观和婚姻观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追求生活品质,注重精神生活的充裕,尊重自己内心的情感,一旦感情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痕,就渴望自由而给自己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她们注重婚姻的实质内容,不愿再像上辈人那样,在不幸的婚姻中“凑合”过一生,于是涌现出一股股离婚热潮 。 那么离婚率为什么会增加呢?这是因为女性参与社会的程度提高,由于经济理由而对离婚感到踌躇的女性减少,加上现在社会对离婚的消极印象也有很大的变化。日本政府从30年前起对女性参与社会进行民意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的询问对“如果对配偶感到不满意,随时可以离婚的观点”怎么看。根据日本厚生省1972年调查时的数据表现,当时，对这种观点持赞同意见或者表示从某种程度可以理解的人只不过20%,但是到1998年到达54%,特别是30岁以上40岁以下的人当中有59%的男性和67%的女性认为,当配偶不满意时可以离婚。从这一点看,女性对于离婚的顾虑反而减少了。 3． 社会地位 行业中的女性忌讳 在日本的很多行业中,尤其是一些传统行业,对女性的排斥也是非常严重的。例如在日本制酒行业中就是如此，日本人对于“酒”近似于崇拜，认为酒是神灵所赐，是神圣的。所以，最初的“酒”是献给神灵的圣洁之物。日本的制酒现场早晚都灯火通明，这是他们在向神灵祈愿，祈祷制酒现场的平安，传统上制酒工必须紧欲，远离女色，害怕将女性的不洁传到制酒现场，会引起神灵的不快，以至酒会变酸。 另外，在日本的隧道施工当中，也还仍旧存在着女性禁忌。有一种说法认为，山神是女性，如果女性进入隧道工地，山神就会认为自己的领地被同性侵犯而震怒，于是山林荒废，隧道崩塌，事故频发。同时，山神还守护着隧道工程中的作业人员，如果女性接近工地现场，山神会因妒忌而离开，不再去保护男人们，于是危险也会降临到工地。1980年，国会女议员和大使夫人欲视察[青函トンメル]（青函隧道）施工现场，被铁路建设公司以“女性进入施工中的隧道，会引起山神的震怒”为由拒绝。 隧道中的女性禁忌起源于人们对大山的信仰。日本人认为山为神灵所有，不容许侵犯。尽管现在有些山中的神社，寺院由于关心旅游收入而允许女性进入，可这在过去是绝对不允许的。 在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男女同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虽然还有禁止女性进入的“圣地”，还有不允许女性参加的祭祀活动等，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的进步，女性禁忌也在不断的变化。例如，2001年7月，京都的[纸园祭]就在相隔300年后的今天允许女性登上了祭祀活动中的山行彩车[山ぼこ]；在[青函トンメル]即将竣工的1985年，也允许了隧道施工人员的家属近200人通过了隧道。
日本：日本人很注重文化的传承，在日常的饮食起居和与人交往方面有一套礼节规范，说话的语气措词、行动举止都要合乎各自的性别和地位的角色要求；在家庭生活、社区生活中也都有共通的风俗习惯。日本的传统家庭教育重点在子女的社会化问题上，系统功课的学习基本委托给了学校，父母只做督促和支援。对于孩子自发的游戏，如攀树爬墙、猎奇探险等，一般也比较宽容，他们有句谚语：心爱的孩子要让他出外闯荡，这说明日本人是重视实际锻炼的。重视自立教育，日本家庭从小就培养孩子自主、自立的精神，大部分家庭要求孩子做家务劳动，包括吃饭前后的帮忙、烧饭；让孩子收拾整理自己的房间及身边的东西；让孩子自己去买东西等等。重视挫折教育，重视对孩子毅力的培养，日本的小孩子走路时摔跤，父母不是主动扶他起来，而是鼓励孩子自己起来，大一点的孩子受到挫折，父母就鼓励他们自己去克服困难。在日本，小学生在冬天都穿短裤，有的孩子的腿冻得都发紫了，父母并不心疼而是支持鼓励孩子那样做。重视创新教育，日本家庭教育从小重视对孩子创新人格的培养，重视教养孩子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孩子提出的各种问题，父母都要尽量解答。从小就鼓励孩子提问题，鼓励孩子有独立的想法、看法。家长经常带孩子到科技馆去参观，鼓励孩子到社区图书馆看书，借阅图书，并参加各种创新性游戏，发展孩子的想像力。日本父母很重视对孩子动手能力的培养。给孩子买来组装玩具，鼓励孩子从不同的角度组装各种各样的模型，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和创造性。目前我国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对孩子的溺爱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的孩子早已忘了前辈们一路走来的艰辛，只懂得坐享父辈们创造的成果，造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不良习惯，而造成这一切的竟然是辛苦了多年的父辈，因为父辈们体验过生活的艰辛，他们不愿孩子再像他们一样吃苦，于是就将孩子像小皇帝一样高高的捧在手心，生怕他受到半点的伤害。有些家长从小就给孩子当保姆，管完小学管中学，管完中学管大学，大学毕业还帮着找对象，结婚时给孩子买齐各种家具、电器，甚至孩子生了子女，老家儿还得给看着，这保姆哪天才到头呢？什么时候老家儿死了才算完事，这样做的结果只是造就了一代无能的人。现在的孩子在家庭中往往受到太多的呵护与钟爱。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应该是一种理性行为，一旦重“情”轻“理”，家庭教育就会出现盲目性和随意性。因此，当今中小学生普遍“只知受爱，不知爱人”，依赖性强，心理素质差，学习怕吃苦，知难而退等现象相当严重。家庭教育的主要任务也应该是教孩子“学会生存”、“学会做人”。一个孩子连起码的生存能力都没有谈何在社会上立足呢。对此，我们希望家长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二.望子成龙心切.望子成龙是每个父母的心愿，那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取得一翻成就呢？据调查显示，90％左右的家长期望孩子能上大学并成为有用人才，而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随着孩子不良表现的屡次出现，家长因对孩子的期望值太高而逐渐变得“失望”。孩子小时候“众星捧月”，一旦大了，出现了问题，家长则大声训斥、批评，甚至采取更极端的教育行为。 他们只允许子女在家学习，不许他们参加课外活动，或盲目请家教，花高价“买”学上，这种教育方法严重影响了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望子成龙”中只注重学习成绩，有自来考试这根“指挥棒”的原因，也有来自家庭教育中成才观的偏误。人才的成长不但要开发智力提高智商，而且要有品德培育提升情商。面对新形势下的育才理念和人才需求，我们的家庭就不能只关注子女的学习成绩，还要重视子女的身心健康和品德修养，匡正自己的成才观念，这样才能让孩子更健康的成长。三.不尊重孩子的隐私和权利.很多父母抱著传统的观念，把父母摆在权威的角色。认为子女是属于父母的。这种不把孩子当一个拥有完整权利个体的错误观念，导致个人和社会的很多不良的后果。父母进入子女房间应该先敲门。移动或用孩子的东西应该得到他的允许。任何牵涉到子女的决定应该先和子女商谈。不要随意翻看子女的日记或隐私。应该尊重孩子的所有权利，把他当一个成人一样尊重。这个尊重是从出生换尿片开始。换尿片前，先和颜悦色告诉他要换尿片了，向他道歉，请他忍耐一下。这种尊重的精神是我们社会所缺乏的。导致社会缺乏服务和尊重的观念。不被尊重的人以后也不知道尊重别人。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有自己的人格尊严，也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对于他们，我们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那样的话，只会使事情越来越糟。我们应该在充分了解孩子心理特点的基础上，想出巧妙的办法来引导、教育孩子，这样既使孩子容易接受，又能顺利解决问题。中国的家庭教育还有许多的不足之处，造成这种局面，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等等，要改变这中局面，不是单单靠家庭就能够做到的，更多的是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的相互合作和相互促进。教育是一门艺术，这门艺术是无止境的。面对孩子，大人要做的事情确实还有很多很多。透过分析其他国家在家庭教育方面的优秀方法，我们可以进行借鉴及引用。from: 2005年2月6日 13:51:33日本的家庭教育有如下突出特点：一、重视礼仪教育日本家庭教育非常重视对子女的礼仪教育。母亲做好了饭没告诉孩子吃，孩子是不能自己先吃的。孩子在吃饭前，必先说一声“那就不客气了”。孩子离家或归家都有一套礼仪规矩。孩子每次出门都要和母亲、父亲说一声“我走了”；每次回家进门都要说一声“我回来了”。日本孩子文明礼仪行为已成为他们的习惯。二、重视对孩子的自立教育日本家庭从小就培养孩子自主、自立的精神。大部分家庭要求孩子做家务劳动，包括吃饭前后的帮忙、烧饭；让孩子收拾整理自己的房间及身边的东西；让孩子自己去买东西等等。三、重视孩子抗挫折的教育日本的小孩走路时摔跤，父母不是主动扶他起来，而是鼓励孩子自己起来。大一点的孩子受到挫折，父母鼓励他们自己去克服困难。在日本，小学生在冬天都穿短裤，有的孩子腿冻得都发紫了，父母并不“心疼”，而是支持鼓励孩子那样做。四、重视创新教育日本家庭教育从小重视对孩子创新人格的培养，重视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孩子提出的各种问题，父母都尽量解答，并从小就鼓励孩子提问题，鼓励孩子有独立的想法、看法。家长经常带孩子到科技馆去看书，借阅图书，玩各种创造性游戏，发展孩子的想象力。日本父母很重视对孩子动手能力的培养，给孩子买来组装玩具，鼓励孩子从不同的角度组装各种各样的模型，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和创造性。来源: 好孩子育儿网这里有一张表格应该也可以帮上你：这篇文章也不错，日本的家庭教育：论文加油！
这方面我不太懂，不过一位日本女作家酒井顺子在2003年出版的一本《败犬的远吠》应该可以帮你取得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副标题# 供电技术论文篇二 供电可靠性技术研究 摘要: 供电可靠性是衡量电力系统技术水平的一项重要内容，实现供电可靠性才能科学的发挥供电设备的最大潜力，以达到为用户提供优质的电力服务，实现供电系统的安全。由此可见加大对供电可靠性的研究，不断提高电力系统的供电技术水平就成为电力企业必须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本文对企业如何实现供电的可靠性做了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 关键词:电力系统;供电可靠性;技术措施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在电力系统中，供电可靠性一般用供电可靠率来进行考核，供电可靠率是指在统计时间内,对用户有效供电时间总小时数与统计期间小时数的比值，由此可见，要提高供电可靠率就要尽量缩短用户的平均停电时间，以下笔者对电力系统如何提高供电可靠性提出了一些技术措施。 一、实现供电可靠性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变电运行系统的可靠性越来越重要，供电可靠性用户直接相连，由于变电运行系统多采用辐射式的网状结构，因此对独立的故障非常敏感，对用电客户的电力供应可靠性的影响也是最大的，直接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变电运行供电系统的可靠性进行研究是供用电质量的保证，同时也是实现电力工业现代化发展的有力抓手，对完善和改进我国电力工业技术与管理，提高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以及进行电力运行网络建设和改造意义重大而深远。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供电的可靠性是电力生产企业保证自身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电力企业必须实现的技术指标，它已经成为电力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实现供电可靠性的有效措施 (一)提高供电可靠性的技术措施 1、加大检修力度 加快实现现代化的电网改造是提高供电可靠性的关键,这就要求我们在电网改造方面加大改进力度。电网改造离不开科技的运用，为了提高供电可靠性，要推广状态检修,通过在线监测及红外测温等科学手段按实际需要进行停电检修。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大力开展带电作业的研究,减少设备停电时间。还要采用免维护或少维护设备,延长设备检修周期，并根据实际情况改变设备到期必修的惯例。 2、实现配电网络保护自动化 开展配电网络保护自动化工作,实现故障区段隔离、诊断及恢复、网络的过负荷监测、实时调整和变更电网运行方式和负荷的转移等来减少停电频率。加快对旧站进行综合自动化改造，积极开展配电线路自动化的研究工作，通过研究配电网结线主要模式,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符合且满足配电自动化要求的改造方案并逐步实施。 3、加强配电线路的绝缘性 安排供电主要设备的停电时对供电可靠率的影响中架空线路占很大的比例，所以提高线路的绝缘性对供电可靠性的提高有明显的作用。可以利用电力电缆供电容量大、占路径小及故障率低的特点,不断加大铺设的电缆条数,对新建的线路也尽可能使用电缆。对因地理因素而条件不足的线路,建议将裸导线更换为绝缘导线,以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4、加大检修的灵活性 在配电检修中，应尝试将每年单一性的配电设备检修计划改为根据设备的具体技术状况及实际运行存在的缺陷的多少及其严重性进行状态检修，对是否进行配电网施工作业进行灵活处理。可以通过改良接线,保证线路以灵活方式和适当负荷水平运行,特别是多用户的线路。 5、完善低压网及台区的改造 低压网的改造应逐步用低压电缆取代原来的接户线,以解决因用户负荷增加而进线容量不足引起的故障。另外还要完善台区的改造，升高台架避免由用户引起的事故性停电。在台区改造时要严格按照设计标准实行规划改造并分步实施，并且要加强与城建规划和市政建设的协调配合做好宣传工作,以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大低压台区改造的力度。 6、加大巡查力度 加强配网维护与巡查工作,特别是在多用户和常发故障的线路,发现缺陷要及时处理,不断提高设备完好水平。另外，还要做好预防事故及事后的抢修工作。 (二) 提高供电可靠性的组织措施 1、分解指标超前预测 在组织措施上要实行指标的分解,找出影响供电可靠率的直接原因，还要编制具体的可靠性指标滚动计划,对可靠性指标进行超前控制。 2、加强计划停电的管理 要加强计划和临时停电的管理，尽量缩短停电时间,加强协调配合及进行其他改革。统筹安排计划停电,使输、变、配电施工一条龙同时进行。还要利用事故处理的机会进行预接开关或其他设备的检修工作，达到一次停电多方维护。 3、制定管理考核方法 制定具体的供电可靠性管理考核方法，完善事故处理等相关制度,使供电可靠性管理工作日趋完善,尽量减少停电时间,提高供电可靠性。 4、加强基础资料的管理 对基础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及对基础资料的完善有助于准确统计出供电可靠率,从而找出影响供电可靠性的主要原因而及时进行改善。 (三)提高供电设备使用质量的措施 1、采用新产品不断提高设备的运行可靠性 采用高质量免维护的六氟化硫和真空断路器、微机保护等优良产品来提高设备运行的可靠性。近几年来线路继电保护装置全部更换为微机保护装置，电出线也更换为微机保护装置。采用优质的设备能大大减少停电机会,减少因设备原因而造成的停电次数,能够有效地提高运行可靠性。 2、做好运行维护工作提高设备健康水平 电力系统的各种电气设备和输配电线路以及保护装置都有可能会因发生故障而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对用户的正常供电产生很大影响。在提高设备的健康运行水平方面,做好预防工作和事故预想是保证设备安全运行减少设备故障的有效方法，运行人员加强巡视维护质量可以及时发现或消除设备隐患,提高供电可靠性。 (四)缩短停电时间提前做好设备停送电准备工作 供电可靠性承包方案规定停电期间的工作票准备和停送电操作所占用的时间,为变电所值班人员的承包时间。对计划内或非计划内的停送电工作,运行人员积极与施工部门配合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1、加强两票准备工作 为缩短填写操作票时间和保证在操作完成后办理许可工作手续,变电所在停电工作前一天接到调度下达停电工作计划命令后,所长或当值值班长要与施工单位调度联系,由签发人签发好第二天的工作票,前一天晚上当班运行人员必须准备好第二天停、送电全部操作票及许可工作票。每一次操作前当班都要将安全工具、标示牌等放置在准备使用的地点以备待用。当调度下令后即可立刻执行操作任务,这样既加快了速度,也缩短了许可工作时间。 2、 及时了解现场工作进度 值班人员应随时了解现场工作进度,提前做好送电准备工作。一旦现场工作提前结束应做到随时能恢复送电操作。工作票、操作票处理工作除交接班时间以外,能在本班完成的尽量完成,不能无故推延到下一班。接班人员接班后根据接班情况,应及时安排本班的工作任务,发现问题要以现场工作为主,及时解决不得推逶。 3、实行双重监护制安全按时完成工作任务 为了在规定时间内按时完成工作任务又能保证供电安全,对各变电所可以实行所长或值长与监护人双重监护制。操作时所长或值长与操作监护人共同监督其操作,操作结束后站长或值长与监护人分工布置现场安全措施和调度报告，采用这种管理办法后,有效地压缩了操作时间,也缩短了工作票许可时间。 结 语 供电系统的可靠性是衡量供电系统对用户持续供电能力的有效量度。电力可靠性管理是电力系统和设备的全面质量管理和全过程的安全管理,是适合现代化电力行业特点的科学管理方法之一,也是电力工业现代化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具体实践中要对供电可靠性进行系统的研究和高度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范明天,刘思革,张祖平,周孝信.城市供电应急管理研究与展望[J]. 电网技术. 2007(10) [2] 邱丽萍,范明天.城市电网最大供电能力评价算法[J]. 电网技术. 2006(09) 看了“供电技术论文”的人还看： 1. 电力方面专业技术论文 2. 电力技术论文范文 3. 浅谈电力技术论文 4. 电力专业技术论文 5. 有关电力行业技术论文
题目：低压网功率因数对供电企业的影响系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姓名：班级：学号：指导教师：摘要随着我国电力的不断发展，对于供用电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影响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主要能源。对广大供电企业来说，用户功率因数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电力网中的功率损耗和电能损耗，关系到供电线路的电压损失和电压波动，而且关系到节约用电和整个供电区域的供电质量，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因此，提高电力系统的功率因数，已成为电力工业中一个重要课题，而提高电力系统的功率因数，首先就要提高各用户的功率因数。文中简要集中探讨了影响电网功率因数的主要因素以及低压无功补偿的几种使用方法，以及确定无功补偿容量从而提高电力系统功率因数的一般方法。[关键词] 功率因数 影响因素 补偿方法 容量确定目录一、绪论 4二、主要内容： 61、影响功率因数的主要因素 、电感性设备和电力变压器是耗用无功功率的主要设备 、供电电压超出规定范围也会对功率因数造成很大影响 、电网频率的波动也会对异步电动机和变压器的磁化无功功率造成一定的影响 72、低压网的无功补偿 、低压网无功补偿的一般方法 、 随机补偿 、 随器补偿 、跟踪补偿 、 采用适当措施，设法提高系统自然功率因数 、合理选用电动机 、 提高异步电动机的检修质量 、 采用同步电动机或异步电动机同步运行补偿 、 正确选择变压器容量提高运行效益 113、 功率因数的人工补偿 、 变电站最常用的安装并联电容器组 并联补偿移相电容器，应满足以下电压和容量的要求 分相补偿 13三、结束语 14四、参考文献 15一、绪论许多用电设备均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工作的，如配电变压器、电动机等，它们都是依靠建立交变磁场才能进行能量的转换和传递。为建立交变磁场和感应磁通而需要的电功率称为无功功率，无功功率是恒量能量转换规模的物理量；因此在供用电系统中除了需要有功电源外，还需要无功电源，两者缺一不可。在功率三角形中，有功功率P与视在功率S的比值，称为功率因数COSφ，其计算公式为：COSφ=P/S 在电力网的运行中，功率因数反映了电源输出的视在功率被有效利用的程度，我们希望的是功率因数越大越好。这样电路中的无功功率可以降到最小，视在功率将大部分用来供给有功功率，从而提高电能输送的功率。用户功率因数的高低，对于电力系统发、供、用电设备的充分利用，有着显著的影响。无功功率补偿，又叫就地补偿，适当提高用户的功率因数，不但可以充分的发挥发、供电设备的生产能力、减少线路损失、改善电压质量，而且可以提高用户用电设备的工作效率和为用户本身节约电能。因此，对于全国广大供电企业，不但可以减轻上一级电网补偿的压力，改善提高用户功率因数，而且能够有效地降低电能损失，减少用户电费。其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都会是非常显著的。二、主要内容：1、影响功率因数的主要因素、电感性设备和电力变压器是耗用无功功率的主要设备大量的电感性设备，如异步电动机、感应电炉、交流电焊机等设备是无功功率的主要消耗者。据有关的统计，在工矿企业所消耗的全部无功功率中，异步电动机的无功消耗占了60％～70％；而在异步电动机空载时所消耗的无功又占到电动机总无功消耗的60％～70％。所以要改善异步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就要防止电动机的空载运行并尽可能提高负载率。电力变压器消耗的无功功率一般约为其额定容量的10％～15％，它的空载无功功率约为满载时的1/3。因而，为了改善电力系统和企业的功率因数，变压器不应空载运行或长期处于低负载运行状态。、供电电压超出规定范围也会对功率因数造成很大影响当供电电压高于额定值的10%时，由于磁路饱和的影响，无功功率将增长得很快，据有关资料统计，当供电电压为额定值的110％时，一般无功将增加35％左右。当供电电压低于额定值时，无功功率也相应减少而使它们的功率因数有所提高。但供电电压降低会影响电气设备的正常工作。由Q=UI*Sin?推出Sin?=Q∕UI,所以，应当采取措施使电力系统的供电电压尽可能保持稳定。、电网频率的波动也会对异步电动机和变压器的磁化无功功率造成一定的影响综上所述，我们知道了影响电力系统功率因数的一些主要因素，因此我们要寻求一些行之有效的、能够使低压电力网功率因数提高的一些实用方法，使低压网能够实现无功的就地平衡，达到降损节能的效果。2、低压网的无功补偿、低压网无功补偿的一般方法低压无功补偿我们通常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三种：随机补偿、随器补偿和跟踪补偿。下面简单介绍这三种补偿方式的适用范围及使用该种补偿方式的优缺点。、 随机补偿随机补偿就是根据个别用电设备对无功的需要量将单台或多台低压电容器组分散地与用电设备并接，它与用电设备共用一套断路器。通过控制、保护装置与电机同时投切。随机补偿适用于补偿个别大容量且连续运行(如大中型异步电动机)的无功消耗，以补励磁无功为主。此种方式可较好地限制农网无功峰荷。随机补偿的优点是：用电设备运行时，无功补偿投入，用电设备停运时，补偿设备也退出，不会造成无功倒送，而且不需频繁调整补偿容量。具有投资少、占位小、安装容易、配置方便灵活、维护简单、事故率低等优点。、 随器补偿随器补偿是指将低压电容器通过低压开关接在配电变压器二次侧，以无功补偿配电变压器空载无功的补偿方式。配变在轻载或空载时的无功负荷主要是变压器的空载励磁无功，配变空载无功是农网无功负荷的主要部分，对于轻负载的配变而言，这部分损耗占供电量的比例很大，从而导致电费单价的增加，不利于电费的同网同价。随器补偿的优点：接线简单、维护管理方便、能有效地补偿配变空载无功，限制农网无功基荷，使该部分无功就地平衡，从而提高配变利用率，降低无功网损，具有较高的经济性，是目前无功补偿中常用的手段之一。、跟踪补偿跟踪补偿是指以无功补偿投切装置作为控制保护装置，将低压电容器组补偿在大用户母线上的补偿方式。适用于100KVA以上的专用配电用户，可以替代随机、随器两种补偿方式，补偿效果好。跟踪补偿的优点是运行方式灵活，运行维护工作量小，比前两种补偿方式寿命相对延长、运行更可靠。但缺点是控制保护装置复杂、首期投资相对较大。但当这三种补偿方式的经济性接近时，应优先选用跟踪补偿方式。、 采用适当措施，设法提高系统自然功率因数提高自然功率因数是不需要任何补偿设备投资，仅采取各种管理上或技术上的手段来减少各种用电设备所消耗的无功功率，这是一种最经济的提高功率因数的方法。下面将对提高自然功率因数的措施做一些简要的介绍。、合理选用电动机合理选择电动机，使其尽可能在高负荷率状态下运行。在选择电动机时，既要注意它们的机械特性，又要考虑它们的电气指标。举例说，三相异步电动机（100KW）在空载时功率因数仅为，1/2负载时约为，而满负载时可达。所以核算负荷小于40%的感应电动机，应换以较小容量的电动机，并合理安排和调整工艺流程，改善运行方式，限制空载运转。故从节约电能和提高功率因数的观点出发，必须正确合理的选择电动机的容量。、 提高异步电动机的检修质量实验表明，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匝数变动和电动机定、转子间的气隙变动是对异步电动机无功功率的大小有很大影响。因此检修时要特别注意不使电动机的气隙增大，以免使功率因数降低。、 采用同步电动机或异步电动机同步运行补偿由电机原理可知，同步电动机消耗的有功功率取决于电动机上所带机械负荷的大小，而无功取决于转子中的励磁电流大小，在欠激状态时，定子绕组向电网“吸取”无功，在过激状态时，定子绕组向电网“送出”无功。因此，只要调节电机的励磁电流，使其处于过激状态，就可以使同步电机向电网“送出”无功功率，减少电网输送给工矿企业的无功功率，从而提高了工矿企业的功率因数。异步电动机同步运行就是将异步电动机三相转子绕组适当连接并通入直流励磁电流，使其呈同步电动机运行状态，这就是“异步电动机同步化”。因而只要调节电机的直流励磁电流，使其呈过激状态，即可以向电网输出无功，从而达到提高低压网功率因数的目的。、 正确选择变压器容量提高运行效益对于负载率比较低的变压器，一般采取“撤、换、并、停”等方法，使其负载率提高到最佳值，从而改善电网的自然功率因数。如：对平均负荷小于30%的变压器宜从电网上断开，通过联络线提高负荷率。通过以上一些提高加权平均功率因数和自然功率因数的叙述，或许我们已经对“功率因数”这个简单的电力术语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知道了功率因数的提高对电力企业的深远影响，下面我们将简单介绍对用电设备进行人工补偿的方式和对补偿容量的确定方法。3、 功率因数的人工补偿功率因数是工厂电气设备使用状况和利用程度的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指标，也是保证电网安全、经济运行的一项主要指标。供电企业仅仅依靠提高自然功率因数的办法已经不能满足工厂对功率因数的要求，工厂自身还需要装设补偿装置，对功率因数进行人工补偿。、 变电站最常用的安装并联电容器组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原来的电路中根据基尔霍夫定律，流入的电流等于流出的电流，但是并联接入电容器，在相量图中得知?角明显小于原来的角，因此，能提高功率因数，提高线路电能传输能力，减少线路上的损耗。 并联补偿移相电容器，应满足以下电压和容量的要求Ue?c≥Ug?cnQg?c≥Qc式中Ue?c——电容器的额定电压（KV）Ug?c——电容器的工作电压（KV）n——并联的电容器总数Qg?c——电容器的工作容量（Kvar）Qc——电容器的补偿容量（Kvar） 分相补偿在民用建筑中大量使用的是单相负荷，照明、空调等由于负荷变化的随机性大，容易造成三相负载的严重不平衡，尤其是住宅楼在运行中三相不平衡更为严重。由于调节补偿无功功率的采样信号取自三相中的任意一相，造成未检测的两相要么过补偿，要么欠补偿。如果过补偿，则过补偿相的电压升高，造成控制、保护元件等用电设备因过电压而损坏；如果欠补偿，则补偿相的回路电流增大，线路及断路器等设备由于电流的增加而导致发热被烧坏。这种情况下用传统的三相无功补偿方式，不但不节能，反而浪费资源，难以对系统的无功补偿进行有效补偿，补偿过程中所产生的过、欠补偿等弊端更是对整个电网的正常运行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对于三相不平衡及单相配电系统采用分相电容自动补偿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较好的办法，其原理是通过调节无功功率参数的信号取自三相中的每一相，根据每相感性负载的大小和功率因数的高低进行相应的补偿，对其它相不产生相互影响，故不会产生欠补偿和过补偿的情况。三、结束语本文浅谈了功率因数对广大供电企业的影响以及提高功率因数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尤其是最重要的线损（最为重要的是降损，分为技术降损和管理降损），介绍了影响功率因数的主要因素以及提高功率因数的一般方法，还阐述了如何确定无功功率的补偿容量及无功功率的三种人工补偿的具体方式。我们只有端正自己的认知态度，很好的去归纳，总结这些知识的重要部分，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并且能在此基础上再更上一个台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供电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四、参考文献1、运新，《电监察》水利电力出版社 2、靳龙章 丁毓山，《网无功补偿实用技术》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学术论文的创作一定是基于现有工作的提高和改进，那要如何发表电力学术论文呢？下面是由我整理的发表电力学术论文的方法，谢谢你的阅读。 如何发表电力学术论文 1.有了自己的学术成果后，按其研究方向在中国知网等论文收录网站上查找和你所研究领域相关的文献。确认你的核心内容前人没有研究发表后，选择该领域的相关杂志; 2.按照所选杂志的格式要求，将自己的研究内容撰写成论文，通过该杂志的制定投稿渠道进行投稿，之后进行耐心等待; 3.编辑审阅后如果不感兴趣会直接退稿，如果感兴趣会给你提出修改意见，从投稿到第一次审回一般要2个月以上，按照编辑提出的修改意见逐条改正，并在给编辑回复时对其提出的每一条意见进行逐条回复，之后继续耐心等待; 4.二审后，基本就离发表不远了，一般会再给你提一些格式类的细节修改问题，解决后回复，等待发表就好。 关于社会的学术论文 现代电力与电力污染 【摘 要】本文叙述了现代电力的特点，以及日益严重的电力污染。比较了电力污染与电磁污染的联系和区别。论述了一门新的边缘分支学科“电磁工程学”的形成过程概况。 【关键词】电力污染 电磁工程学 电能或电力是公认的清洁动力。但众所周知，它也存在着污染。在电能的形成过程中，如火力发电厂的烟气、灰渣造成的常规环境污染、核电站可能造成的核辐射污染，大型水电站的建设可能出现的生态平衡问题等等。电能形成后，在传递、变换过程中电磁波辐射造成的环境污染等等。电能已成为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随着电磁能利用范围的扩大与利用能量的日益提高，存在于地球上的电磁波不断地增强而且频带极宽。这种电磁波与宇宙杂波相比较，对人类的社会生活和国民经济有着巨大的影响。它不仅直接影响到各个领域中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使之信息失真，控制失控，更为严重的是，在大强度电磁辐射长期作用下，可使生物的生理、生态受到影响和危害，影响人的健康和活力。这也造成了环境污染，即所谓电磁烟雾。 现代电力的超高电压，特大电流形成强大电磁场对环境的污染日趋严峻了。这是电磁环境工程学的任务。电力工业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出现了新的污染。 一、机电设备容量增大，应用广泛，节省材料变得十分有意义，如铁芯正常工作点选得比较饱和，设备工作于十分接近非线性状态。 二、电能的使用范围扩大，电力用户中涌进了大量的冲击、非线性负载及不平衡负荷，如电弧炉、电焊、电气化铁道等。 三、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力用户采用了大量时变控制的非线性元件，晶闸管自从1957年问世以来，由于它独特的优点，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逐渐取代了水银整流器，到七十年代就只用采半导体整流器了。除此之外，在逆变、变频和交流电压调整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使电力变换技术与控制技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目前在各工业、交通部门及家用电器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首先大功率整流装置既提高了变流效率，又提高了电解产品的质量，因而首先得到了发展。其次，在交流调速技术上广泛使用，如在风机、水泵类负载中用晶闸管串级调速技术，已是一项节电效果比较显著的措施。晶闸管脉冲调速的机车、晶闸管调速的矿山提升设备，隔爆型充电设备等的半导体装置，均因其安全、可靠、节能、便于控制等优点正在矿业部门广泛采用。晶闸管调压器和调功器与常用电磁型的同类产品比较，它具有节能、维修量少、运行可靠等优点，故已广泛应用于民用工业、机杨调光、国防设施等。为了改善电炉冶炼的负载特性，提高电炉冶炼的效率与冶炼产品质量，近年来发展了直流电弧炉，直流精炼炉也采用晶闸管换流装置。此外在金属轧制、轻纺、制糖、水泥等行业中的交直流拖动系统都广泛采用晶闸管。据1981年日本电力协调研究会对九个电力公司的调查，电力半导体装置所占负荷的比重已达总负荷的73%。我国国务院、国家科委已把推广使用电力电子技术作为我国的技术政策之一，这意味着我国供电系统的负荷已日趋非线性化与时变化。 四、新的发电方式与贮能方式的推广使用，输电技术的进步，控制方式的完善，非线性元件必将成为电力系统的主要组成元件。例如，为了克服机械整流的缺点，提高同步发电机的控制性能，已广泛使用静止励磁装置，并正在研究交流励磁的同步发电机异步化;为了改善电压调整率，提高系统的静态和暂态稳定，降低过电压，减小电压闪变，对次同步振荡进行阻尼，减小电压和电流的不平衡，推广使用静止补偿器实施电力系统无功控制。 五、现代技术装备，要求高质量的电能，电能质量，包括电压、频率与波形。电能的质量不仅直接影响用电器具的使用效能，而且它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以及我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许多电气设备(包括电子仪器)为适应电能质量的低下而增设的技术措施不仅降低了设备的使用效率，而且使成本大大提高。 大量非线性元件引人电力系统，使系统电压波形及电流波形发生畸变。波形畸变给产生畸变波形电流的装置自身、与其相接的其它装置以及电力系统运行都带来不良影响，这些不良影响或危害可以归纳为以下八个方面：(一)激发谐振，引起破坏性的过电流与过电压;(二)产生附加功率损耗，降低效率;(三)引起发热，加速绝缘老化，缩短设备使用寿命;(四)使测量仪表误差增加，影响监控效果与经济效益;(五)使自动装置失灵，控制失控，使设备不能正常运行;(六)使继电保护不能正确动作一误动或拒动;(七)大的有功和无功冲击，造成电压和频率的大幅度波动，将会造成负载，甚至系统的不稳定;(八)电压闪变，恶化工作环境，有害人体健康与工作效率。 近十几年间电力谐波的研究，更准确一点说电力污染的研究，已经超过了电力系统(习惯上)的范畴，渗透到了电工理论、电网理论、电力电子学、电气技术、数字信号处理、计算技术、系统仿真、控制理论与控制技术等其它学术领域。并已形成自己特有的理论体系、分析研究方法、控制与治理技术、监测方法与技术、限制标准与管理制度。通过这些研究与实践，一门新的边缘分支学科正在形成。这门新学科与<环境电磁工程学》类比，可叫做《电力环境工程学》。〈电力环境工程学>研究电力污染产生的物理机理和分析方法;电力污染的测量技术、信息处理与监控系统;危害的机理、范围及可容度;控制、消除或抑制的措施等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理论与技术问题。这门新学科的雏形已经可以从近年出版的一些论著中看到。 电力污染随着现代电力的发展不断出现并日趋严重。电力污染与系统关系密切，实质上是电能质量问题，涉及面广，具有独特的复杂性，难于认识并难于治理。电力污染也随着技术的发展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并最终将与电网运行控制结合起来。电力污染的理论发展与实践，逐步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与工程实践，并因此而形成一门新的边缘分支学科一电力环境工程学。 参考文献： [1]吴竞吕编著，供电系统谐波，中国电力出版社，1998年; [2]陆廷信编著。供电系统中的谐波分析测量与抑制，机械工业出版社，1990年： [3]张一中等编著，电力谐波，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 看了“如何发表电力学术论文_电力学术论文如何发表”的人还看： 1. 大学生如何发表学术论文 2. 电力学术论文 3. 本科生如何发表学术论文 4. 电力信息通信学术论文 5. 电力专业论文发表
日本海军在幕府或更早的时期就有了，但那只是各诸侯的私家军队，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只能算是一个雏形罢了。真正的海军建军思想应该说是起源于幕末的开放海防论。这一理论的先驱者是林子平（1738－1793）。他在《海国兵谈》一书中说到：“何谓海国？海国是无邻国接壤，四面环海之国。因此，海国须拥有与其相称的武备，不同于中国兵法和日本自古流传下来的各种军事学说和思想。不懂得这一点，就难以建立日本的国防。应要知道海国既有易遭外敌入侵的弱点，也有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优势……为防御外敌入侵，就要靠水战，而其关键就是大炮。抓住这两点，就抓住了日本国防之关键……。”这个思想可以说是现在通用的海防的基本理论。但当时的幕府却将其视为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而加以禁锢。 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国不断派出使节要求通商，最后甚至派军舰到了国后岛附近，舰长等还登上了该岛。不久还发生了英舰费顿（pheaton）号为了追逐荷船，开进了长崎港，佐贺藩亦未加制止。此事使幕府恐慌不已，先撤了长崎奉行松平康英，后于1825年发布了驱逐外国船只的命令，继续坚持锁国海防政策，具体行动是加紧海岸要塞和修筑炮台。而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才使得幕府终于懂得了锁国海防的局限性，认识到欧美列强的势力总有一天会达到日本。结果导致攘夷论后退，两年后，幕府取消了驱赶外国船只得命令。然而最终使日本开国的还是美国。 为了得到发展北太平洋的捕鲸业的船港，培利（perry）舰队开入了浦贺，要求日本开放。其实事先荷兰政府已将此传闻告知幕府，劝其开国，但幕府一直半信半疑。一年后再度到来的培利舰队，最终迫使幕府订约，英，俄，荷，法亦接踵而至，历时200余年的锁国状态终被打破，这样锁国的海防也宣告结束。 开放后的海防，必须以应付林子平所说的水战的海军为主体。当然，锁国时的幕府也并不是没有海军的，只是其本质不能相容。比如1838年，水户藩所造的军舰“日立丸”号，只因规模稍大，不合锁国政策要求而不许使用。现在的幕府已决定了开放，发展海军立刻被放到了首要位置。1853年9月，幕府撤销了1635年颁布的禁造大型船舶的命令，为组建和振兴海军迈出了第一步。 这时，九州南端的萨摩藩已经招募人才，在着手进行重振萨摩海军的计划。这大概也是萨藩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吧。幕府也雇用了军事家高岛秋帆（1795－1866）和江川太郎左卫门等主持洋炮的制造和人员的培训，同时采用了佐久间象山提出的“海防八策”等主张。基本准备就绪，下一步就是军舰的问题了。 1853年10月即决定向荷兰购买军舰。然而此时克里米亚战争正酣，荷兰政府没有马上答应日本的要求。1854年8月，荷兰东洋舰队所属的蒸汽机船“森宾”号被派遣到长崎来，舰长费比尤斯中校受幕府之聘，停泊三个月，以此船为主要教材对幕府选拔出来的直属武士的子弟讲授海军的基础知识。日本海军正式开始发展了。 1856年，荷兰政府接受了日本两艘炮舰“咸临丸”号和“朝阳丸”号订货，同时又以荷王威廉三世的名义将“森宾”号赠与幕府，改名为“观光丸”号，成为日本近代海军的第一舰。 幕府也借此机会开办长崎海军传习所，将“观光丸”作为练习之用，聘请该船的荷兰上尉佩尔斯林肯等21人担任教官，日方命永井尚志为传习所总监，胜麟太郎（海舟）等为助理。传习生总共百数十人，均是从各藩选拔出来，包括70名幕臣。 1857年，幕府在筑地开办军舰讲授所，长崎传习所的毕业生们大都转到此处继续深造，不久又改名为海军操练所。他们曾把“观光丸”安全的开到横滨，以示长崎讲习所的学习成绩。9月，向荷兰定购的“咸临丸”抵达长崎，第二年“朝阳丸”号亦到达，两舰均作为练习舰。由于荷兰顾虑当时的国际形势，停止向日本派遣教官，长崎讲习所便于1859年关闭了。 此前的1854年5月，幕府在浦贺新建造了一艘双桅的欧式帆船“凤凰丸”号。与此同时，萨摩藩也建造了一艘3桅帆单舰“昌平丸”。而幕府依靠本国力量所建造的第一艘蒸汽船是“千代田”型军舰。 虽然幕府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是舰只还是主要靠从外国购买，除向荷兰定购外，向美国定购了“富士山”号，向俄国定购了“回天”号，向法国定购了“甲铁”号（后改名叫“东”号）等。其中向荷兰定购的“开阳丸”号，战斗力最强，是幕府海军的旗舰。 1860年，日本代表团乘坐“咸临丸”从浦贺出发，访问了旧金山。舰长胜海舟出色的完成了任务。1863年，为了加强大坂湾的海防，幕府在兵库小野浜开办了海军讲习所，命胜海舟为传习指导。但因为传习生中有坂本龙马等当时杰出的天下名流，不久便引起了幕府的疑虑，一年后就将其关闭了。
日本崛起 日本自1890年，走上帝国主义道路，依靠对外扩张，不断壮大国力，几乎实现了大国崛起，但又因为国家战略目标过大以及发展道路的选择错误，超出了国家经济所能承受的程度，最终走向了失败，使明治维新以来80年的努力毁于一旦。1945年9月3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接着，美国大军在日本登陆。日本民族的崛起历程又回到了起点。吉田战略——战后国家复兴的战略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日本国民财富的42％毁于战火。1946年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消费水平分别为战前的62％和57％，工农业生产亦遭到极大的破坏，对外贸易几乎完全断绝，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扶摇直上，几百万名失业工人流落街头，人民生活日益恶化。不仅如此，战败的日本被美军占领，完全失去了民族独立。战后初期日本民族崛起面临的任务是恢复经济，恢复民族独立，建设全新的民主国家政体。在这种形势下，吉田战略应运而生。吉田茂是对战后日本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的政治家。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日本实现了由战前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治向战后资产阶级和平民主义政治的过渡。吉田茂参与主持作出了决定战后日本命运的两项政治决策，一是制定新宪法，二是缔结《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前者摒弃了战前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放弃了军备和战争，建立了新的国内政治，使日本走上了资产阶级和平民主国家的道路。后者决定了日本同美国结盟，确定了日本在战后世界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并从法律上结束了被占领状态，恢复了日本独立国家的地位。在吉田茂主持下所形成的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基本上符合日本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保证了日本比较顺利地医治战争创伤，迅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强国。吉田战略是在围绕媾和与再军备问题的各种政策争论中逐步形成的，基本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牺牲国家主权为代价，依靠美国保卫本国的安全和重建经济；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保持协调一致的立场，对抗苏联阵营；在可能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减少军备负担，建立必要的国内正常秩序，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经济，恢复和扩大对外经济联系，把日本重新建设成为现代化的、与其他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世界经济强国。按照吉田战略的安排，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允许美国在日本国内驻扎军队，甚至拥有镇压日本内乱的权力。这就使日本在获得独立后，又重新陷入被半占领状态。因而，这一条约遭到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对，甚至保守党内的大多数人也指责吉田茂搞集体防御，在军事上过分依赖美国，必然会造成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对美国的依赖性，影响日本的独立国家地位。对此，吉田茂承认：“拥有强大武力的美国同已被剥夺军备的日本是不可能平等的。”他认为，经济发展是其他一切发展的前提条件，国家的独立要靠强大的武力来保护，而强大的武力又必须以经济的繁荣为后盾。战后日本经济千疮百孔，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日本经济自立，乃是全民族的首要任务，为了把经济搞上去，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甚至包括暂时置国家独立地位于不顾。这就是吉田茂的“商人的国际政治观”。他认为，将本国的防卫委托于他人，自己则利用节省下来的资金，专心发展经济，这种做法对于现实的日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由此带来的日美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只是暂时的，这种关系“自然会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逐渐加强而发生变化”。导致产生吉田战略的种种矛盾和制约在战后几十年中始终存在，因此，战后日本各届政府均在吉田战略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政策。虽然各个时期有不同的提法，但都没有超出吉田战略的基本范围。1957年制定的《国防基本方针》、1976年制定的《防御计划大纲》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均可以看作是吉田战略的延续。“国际国家”——政治大国的战略选择战后日本采用吉田战略，远离国际事务，将国家安全问题委托给美国处理，保持较小军备，专心于经济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基本实现在经济上赶超欧美的国家发展目标。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的经济实力有了新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10％以上，对外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三位，成为超过苏联居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日本已从追赶者变成被追赶的对象。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和在国际社会中发言权的不断扩大，日本人战后长期压抑着的大国意识开始复苏。原有的吉田战略已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日本社会发展进入了“没有航海图的航海”阶段。日本面临着新的转折。寻找和确定新的国家发展目标，制定新的国家发展战略，便成了日本政治的重要课题。战后的日本作为“特殊国家”最大限度地充当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受益者。战后日本以“贸易立国”为国是，把做“经济大国”和跻身于欧美“商人俱乐部”视为唯一的国家发展目标。为此，它竭力避免在政治上、尤其是在经济上卷入国际纠纷与冲突，较少考虑在国际上的名誉、地位以及自主性等。但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经过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后，日本统治集团意识到继续作为“特殊国家”已越来越困难。另外，随着日本经济实力不断增长，日本人已不甘心屈居“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地位，要求由“特殊国家”转变为“正常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经济实力相称的作用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于是，“国际国家论”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出现在日本的政治论坛上。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术界掀起了一场“美国霸权”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从表面上看似乎议论的是“美国霸权”的发展问题，但实际上与日本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何种角色这一基本命题密切相关，对日本走向“国际国家”作了理论上的论证。这场讨论得出的结论是，“美国霸权秩序”已产生动摇；“美国霸权秩序”之后将迎来“共同管理秩序”；在“美国霸权”走向衰落、多国“共同管理”势所难免的国际秩序的转折期，日本必须成为创造国际新秩序的强有力的一员。20世纪80年代初中曾根执政以后，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政治纲领，强调“日本正处于战后史的重大转折点”，主张“不设禁区，以新的想法、观点去如实地重新认识历史的带基本性质的制度和格局”。在中曾根执政的5年中，日本已经明确地将“国际国家”作为日本面向21世纪的新的战略目标，充当“国际国家”已经成为它的一种自觉行动。“国际国家”的实质就是从根本上摆脱战后时代的“特殊国家”地位，做政治大国，成为与美苏平起平坐的世界一极。中曾根主要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调整体制。即调整日本战后发展所仰赖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使其适应国际化时代的需要。二是修正路线。即通过在外交、防务等方面的“积极参与”与“分担责任”，修正战后保守政权坚持的“重经济轻军事”的政治路线，构筑与日本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国家战略。三是改变思潮。即通过冲破“政治禁忌”，给“屈辱”的战败国历史打上休止符，开创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堂堂正正”的时代。中曾根政权为了凝聚民族意志，推行做“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在日本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新民族主义”思潮。一部分右翼势力也趁机鼓噪。他们企图通过肯定战前侵略行为，为侵略战争翻案，来克服“战败国后遗症”；以宣传“皇国史观”、“大和民族优越论”等狭隘民族主义来抬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以向“政治禁区”挑战，来否定和平主义思想。日本右翼势力遭到日本国内进步势力的抵制，同时引起了日本周边国家的警惕。对于这一情况，中曾根执政后期已有所反省。他表示“要坚持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融合的中庸国家主义”，并提出日本要在“安全航行区”前进。中曾根的后任也一再宣称日本绝不做“军事大国”，以图打消国际舆论特别是亚洲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崛起的疑虑。“借船出海”——全球性大国的战略选择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骤然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高潮，日美经济磨擦愈演愈烈，日本人的大国意识进一步增强。冷战后日本究竟向何处去，成为摆在日本人面前的新课题。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日本对在新的国际战略形势下的战略选择进行了新的思考。在日本人确定自己的战略选择过程中，三个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是冷战后美国经济并没有衰落，而是通过信息产业革命，牢牢占据着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其世界霸权地位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不可撼动；二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经济陷入零增长，其大国雄心一度受挫；三是日本重新称霸亚洲的野心遭到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强烈质疑。经过长期思考，日本人终于认识到，任何想摆脱美国的束缚、单独在亚洲做大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日本只能借助日美同盟这个平台来实现做政治大国的理想。冷战后，日本社会中普遍对继续维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必要性产生了疑问。右翼人士石原慎太郎说，在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纪元之际，“日本是一个处于能够发挥主要作用的最强有力地位的国家。日本可以谋划为建立世界新秩序作出自己的贡献。日本今天有能力走自己的路。日本有能力制定一项全球战略，而且应该这样做”。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步入政界，逐渐掌握了政府的核心部门。这些人对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尊严具有强烈的意识，主张树立大国形象，彰显自身的国家利益和独立自主，力图为日本在国际上“谋求一个更加辉煌的角色”。部分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人则认为日本像现在这样充当从属角色，是对日本民族自尊的公开侮辱，主张扩充军备，发展日本独自的遏制力量，借此来提升国家的地位。另一方面，日美之间的经济摩擦也达到顶峰。美国人的反日情绪高涨。尽管日本希望摆脱美国的控制，独立发挥大国作用，但持现实主义观点的政治家大都清楚地认识到，以日本的经济实力还远远不能与美国对抗，日本任何想在亚洲独自称霸的企图都会遭到亚洲主要国家的抵制。况且日本国内政治领域尚有许多问题未解决。日本还不具备制定一个脱离日美同盟的、独立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的大国战略的条件。美国也有一些人士认识到美日同盟的重要。负责制定亚洲政策的约瑟夫•奈也认为，不能把美日关系当成冷战的遗物加以摒弃，全球均势向亚洲倾斜使得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不是下降了而是提高了，因此必须营造一种更为平衡的同盟关系，以适应21世纪的发展变化。1995年2月，美国发表了《东亚安全战略报告》，3月，又发表了《关于日美安全保障关系的报告》。报告指出，“没有比美日同盟更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它是美国维持太平洋安全和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基础。日美安全保障的目的之一就是支持日本在全球范围和地区范围内负担起更大的责任。1996年4月，日美两国在东京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对日美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美国承认“日本负有领导世界的责任”，日本将以“平等的伙伴”身份与美国共同参与国际事务。与此同时，日美安保体制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原先日本向美国提供基地、美国保卫日本的“单向型”防卫体制，转变为日美“双向”防卫合作的体制。日美防卫合作的范围由以往的“本土防御型”转变为“干预地区冲突型”，从日美双边军事安排演变为日美联合对第三国和地区进行干预。从此，日本开始与美国联手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日本100多年来的大国梦想似乎就以这种形式实现了。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日本那样锲而不舍地追求大国地位，也没有哪个大国像日本崛起走得如此曲折。它的第一次崛起靠的是武力扩张，终因实力不济，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崛起采取的是和平方式，靠的是超级大国的庇护。日本的先天不足使它总是在怀疑其他大国的诚意。日本在追求大国地位的过程中似乎摆脱不掉与其他大国对抗的角色。综观日本两次崛起的过程，至少有两点经验教训值得关注。第一，不要追求自身利益的绝对化。从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30年是日本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除了以武力对亚洲大陆的侵略扩张外，保持与其他大国的“利益协调”，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但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顽固地坚守自己的既得利益毫不退让，并以武力拓展自身利益，结果适得其反。第二，必须搞好对民族主义的掌控。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充分利用民族主义调动全民的积极性，但后来民族主义向极端化发展，裹挟着日本社会走向了战争。当今的日本社会与二战前颇为相似，政治家们正企图借助新民族主义以争取民众对大国战略的支持。这股新民族主义思潮会不会推动日本重走二战前的老路呢?世人正拭目以待。
给你参考一下：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原因 历史上，日本凭借其超凡的能力得以重建并发展起来，特别是二战后的经济复苏和繁荣。其原因可概述为以下几点：第一，美国扶植日本；第二，日本进行比较广泛的社会改革，进一步消除了生产关系中的封建落后因素；第三，国民经济的非军事化；第四，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 一、美国的扶植政策。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日本的独占和政治改造。二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长达七年，保证日本领土的完整性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单一性，有利于日本长期稳定发展。美国还对日本进行了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政治改造。罗伯特?埃德尔斯坦和让?迈克尔?保罗教授说：“为取得成功，就必须立即进行广泛的体制改革，即创造性地打破阻碍日本经济复苏或经济增长的那些障碍。”①如解散财阀，在一定程度上去掉了大企业中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性和排他性，革除了财阀企业的一些封建性弊端，为企业间较为平等的竞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批有能力的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农地改革，使日本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基本瓦解，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扩大农村市场，这使日本进入了一个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出于在远东战略的需要，还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和天皇制，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政体进行改革。美国的这些措施为日本战后走上和平建设，集中精力抓发展道路提供了可靠保障。 由于“冷战”需要，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给予大力支持。美国放弃了对日本战争索赔，撤消了以拆迁日本军事工业作为战争赔偿的计划。1947年1月至1948年3月，美国先后提出两个新方案，对先前的“赔偿方案”进行大幅度修改，将拆迁的工业设备减至方案的30%。至1949年5月，干脆宣布取消日本的一切赔款。②战后初期，美国给日本20多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并向日本提供大量的石油、煤、铁矿石等能源和原料。从而促进了战后日本经济的振兴，并且美国“核保护伞”战略大大节省了安全防务的费用。 第二、亚洲的两场局部战争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特别是朝鲜战争，极大促进日本战后经济的复苏步伐。战争引起了“特需景气”，侵朝美军大量向日本厂商进行军事订货和购买廉价劳务，使日本企业积存滞销的1000-1500万日元库存产品一扫而空，并一举改变了财政紧缩中苦苦挣扎的日本经济被动局面。据统计，从战争爆发到1953年，这种特需收入为亿美元，广义上的特需收入为亿美元。日本外汇储备1949年仅为2亿美元，1952年未增至亿美元，三年内增长了近五倍，特需收入在外汇收入中所占比率到1953年达之多，20多万人直接受益于特需生产，总之至1955年，日本特需收入总计达36亿美元。特需收入刺激了日本经济的恢复，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带动了有效需求的增长，而且为增加原料进口和先进技术进口，更新陈旧设备提供了有利条件。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由此引起的国际局势的变化，促进了日本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朝鲜战争赋予了日本实现扩大进出口上的机会，日本通常出口贸易显著增加，1950年7月，日本出口总额增长为7400万美元，比6月份增加18%，创造了战后日本月出口额的最高记录。1950年上半年，日本月平均出口额为5000万美元，则下半年一下子跃升为8000万美元。可以说朝鲜战争是日本经济的回生妙药。③ 二、日本政府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和领导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动，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宏观管理。 第一、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通过各种计划，促进经济的起飞。如鸠山内阁《经济自卫五年计划》，岸信介内阁的《新长期经济计划》，池田内阁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 第二、政府致力于新产业的培育与开发、指导、调节新型工业的发展。如先后通过《关于合成树脂工业的育成》、《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置法》、《合成橡胶制造事业特别措置法》，通过这些规划的实施，不仅调整了产业结构，确立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向，而且使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对国内经济生活的调整达到了落实。当然重要的基础产业，如果市场选择它，那么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都是多余的，对这些产业，政府在确认市场必定不去选择，便以合适的方法选择它们，由政府采用法律、金融税制、中间组织协调利益手段的干预来补足。 第三、政府确定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制定新经济政策，实现从“贸易立国”至“技术立国”的转变。日本国内市场狭窄，工业产品依靠大量出口，为此政府提出“贸易立国”的口号，出口贸易增长很快，1960年-1970年，日本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而出口贸易平均每年增长。日本政府认为科技是国力的核心要素，适应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的形势提出“技术立国”的战略思想。日本重视技术对国家发展的多方面作用，采取了从模仿到创新的经济技术发展模式。据统计，从50年代至1977年，引进国外技术达万多项，然后根据本国的经济特点和技术基础加以改进、补充和发展，成为“日本化”的新技术。当然，许多人把经济增长归功于强大政府干预，尽管有政府干预，大部分时期日本的经济依然是在按自己的规律发展。据一项重要研究，经济自由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④ 三、日本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企业精神的推动。 日本企业实行严格而灵活的科学管理制度。50年代，日本许多大企业推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使职工利益与企业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职工感到有依靠，具有安全感；其次，拉大职工报酬上的差距，使职工感到只有不断竞争，不断创新才能得到高报酬，从而具有压力感。企业重视对职工的“感情投资”，主动协调劳资关系，培养职工“以厂为家”的敬业精神。这种“日本公司”模式有助于日本培养强大的工业能力。⑤企业管理者重视精神投资。正如索尼公司总经理盛田昭夫所说的“日本优秀的公司根本不存在什么奥秘和秘诀。一个企业的成功，靠的是人而不是某种理论、计划或政府政策。日本企业管理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与职员建立良好的关系，培养亲如一家、唇齿相依的感情。在日本，经营得有声有色的都是那些能使全体员工同甘苦，共命运的企业。除日本之外，我还未发现有哪一个国家采用这套简易的管理方法。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它是行之有效的。”在日本，企业管理者千方百计地培养同劳动者的家族般的感情，不仅关心工人的工作，而且也关心工人的生活；不仅关心工人个人，还关心其家庭。工人生日、结婚、病丧，更是企业“感情投资”的良机。例如，西武集团每年举行独特的擦皮鞋仪式，首先由高级职员为新职员擦皮鞋，然后是新职员为前辈擦皮鞋，总社和各分社社长都亲临这一隆重仪式，并由电视台通过卫星向全国转播，以培养职工热爱公司的精神，促进同事间的沟通。⑥日本的现代企业精神与日本传统的家族主义和家庭观念有密切联系。日本的家族主义和家庭观念不同于中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制度和家庭观念，其家庭观念的出发点是：家庭是一个经营单位。所以既排除了中国传统的大家族关系和至今盛行的“裙带风”，又可以比西方的结构更和谐、更密切、更团结，成为一种社会凝聚力。日本学者说：西方社会的单位是个人，由个人集合而成为国家，而日本的社会单位是家，由家而集合成国家。⑦所以日本以“劳资一体”，“以企业为家”的宣传教育，日本人的家庭本位观念转变成了公司本位观念，形成一种团结奋进的工作精神。 四、日本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积极影响。 第一、岛国文化环境促进了日本的开放。二战后的美军占领前，外族从未侵入和征服日本本土，也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外族移入的情况，长期安定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使日本人养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意识，在他们的观念和感情中，异民族与日本民族有着鲜明的分界线，自然形成本民族的亲和感与凝聚力，同时形成对外民族“内外有别”的心理，这种心理成为当今日本企业团结对外竞争的集团意识的基础之一，也成为日本乐意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文化，包括敌对国家的先进文化的心理基石。所以传统日本文化是兼容型的，具有受容性和并存性，是一种开放性、多元化的文化复和体。当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它总是“接受了很多，但付出的很少” ⑧。 第二、轻思辩重实用的文化心理与有效吸收消化外来先进文化成果。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是重现实、重实用、重实践，日本可以称为世界先进文化最优秀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在近现代，日本人成功地吸收和消化了欧洲近现代科学技术，而且极迅速，极有成效。⑨ 第三、他们拒绝失败，承认羞辱的态度深深根植于其心理中。日本公司文化轻易地容忍低回报，却很难容忍彻底失败。⑩而且在日本，一心向学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日本公司里，求学氛围十分浓厚。 第四、日本教育体制是普及型教育体制。江户时代的教育体制，已初显义务教育的雏形，明治维新初年的全民义务教育就是以此为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把发展教育作为国策，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实行小学和初中的义务教育，并免费为小学生和初中生提供餐点和教科书，1947年日本政府把义务教育增加了三年，每年要拨出国民生产总值的6%作为教育经费。这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水平，为改善国民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政府重视培养人才，教育先行，并且做到人尽其才，学以致用。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60%，就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 综上所述，二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是由于其充分结合本国优越的历史地理文化，并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而创造更多的优势来发展自己的结果。
介绍你看一下中央电视台制做的记录片大国崛起,里面说的很好,在百度的视频搜索里肯定能找到,先听听再写,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日本的可能是百年维新,你也太懒了点吧,写论文不自己查一些资料,不自己动动笔,用别人的有什么意思??先谈谈日本。日本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在这个面积狭小、资源贫乏的多山岛国上，日本人创造出了一个奇迹，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大国。谈及日本的崛起，不得不说到日本的学习之路。陈冰在《作坊里的日本》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日本有‘心灵紧闭’但‘眼观八方’的特征。在国弱时，他们卑谦地对外点头哈腰，默默拿来先进才智，然后悄悄地在作坊里加班加点地消化进化，乃至超越。一旦确信自己超越了别国，便会出其不意地‘创造神话’……”的确，日本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国家。日本的第一个老师便是中国。5世纪，大和国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并于6世纪中叶逐渐确立起以皇室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和国家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即贵族与皇室的权利之争日益尖锐。而在同一时期，中国隋唐这些大封建帝国的相继出现，繁荣发达的封建政策、经济、文化给日本造成强烈影响。这不仅给日本振兴国家树立了榜样，还给日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使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大和国家所面临的统治危机。于是，他们在645年发动宫廷政变，拥立孝德天皇即位，而后按照我国隋唐的政权形式建立新的制度，进入封建社会，这就是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之后，日本对于吸收我国封建文化的态度更为积极了。唐朝时期，日本一共派出了遣唐使十九次，每次少则二百人，多则四百到五百人，其中除正式使节以外，还有留学生、商人和各类工匠，这大大促进了中日两国文化和经济交流。代表人物便是阿倍仲麻吕。他在中国生活四十余年，受到唐玄宗的重用，官拜左补阙，与李白、王维等结为好友。753年，他回国的船被风浪吹走，传说遇难。李白听说后，挥毫写下《哭晁卿衡》，可见友情之深。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又积极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科技文化。1867年，涩泽荣一去欧洲向各国学习；1871年，岩仓使节团前往欧美12个国家学习……这无不体现了日本的学习精神。其次，改革也给日本带来了新的活力。除上文说过的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也在日本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进步作用。1853年的黑船事件打开了日本的国门，面对外来入侵，一部分中下级武士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展开了倒幕运动，并取得了胜利。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明治维新虽然是一次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它的确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日本摆脱了半殖民地的束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掀起了日本的第一次崛起。第三点便是战争。日本在明治维新中过度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从改革促发展，变为战争促发展。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1914年的一战，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1942年的中途岛海战……这都体现出日本帝国主义是多么狂妄和野心勃勃。然而，日本以战兴，同时也以战衰。1945年9月2日，随着日本在二战投降书上签字，它欲称霸世界的美梦化泡影。但是，战争的失败并没有阻碍日本前进的脚步，反而掀起了日本的第二次崛起，并于1968年跃居世界第二位。
勿忘国耻，居安思危
日本历史文化周鸿达经管系·10营销2班·1008010249 一、摘要 每个历史文化都有它的起源以及一些人们一直在探索的奥秘，那么日本的弥生时代是怎样形成的呢？当时的居民又是从哪里移居到这里的呢？这个时期又有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与文化呢？文化虽然千差万别，而又各有各的特点，但是却能形成体系。特点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文化，组成了一个体系。本文主要讲述了日本弥生时期的历史即日本弥生时期是怎样形成的，弥生时代最早的弥生式陶器1884年首次在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发现，所以称作弥生时代。 关键字：弥生时代、吸收文化、水稻农业 二、前言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灿烂的历史，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停的探索着，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都是丰富而多彩的，而他形成的过程又是扑朔而迷离，追随着古人的脚步，我们了解到日本文化的形成离不开自身的历史与发展，离不开世界各国对它文化的影响，日本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每一个国家不能离开世界而单独存在。在过去若干千年的人类历史上，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不论生存的长短，都几乎在世界的文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贡献大小虽然不同，性质也不同，内容不同，影响不同，深浅不同，长短不同，但它们的贡献是一样的。人类的文化宝库是众多民族或国家共同建造而成的。也就是“文化多元主义”。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一旦形成，就会立即向四面八方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文化的传播。弥生时代主要有什么文化？它主要有村落和农业纺织、铁器和石器、铜器、陶器。他们的历史与文化，与方方面面的原因有关，，有人说这一时期的发展是因为正值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期，秦王为了寻求长生不老药，而徐福为了躲避秦王的暴政而编造谎言带领三千童男童女东渡，而秦始皇一心只为了长生不老相信了它的谎言。所以日本在弥生时期的迅速发展是因为徐福带去了先进的技术以及人才。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它与以前的绳文时代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但是，一个国家想要发展，就必须改革与开放，引进其他地区的先进文化与技术。弥生时代是无产阶级社会向社会阶级过渡的时代。这时基本的社会组织是农村公社，他是伴随着水稻农业的确立而形成的。水稻农业是集约劳动，水田的开发、栽培和管理，灌溉工程的修建和维护，都需要大规模的协同作业。以血缘关系为维系的狭隘的原始公社不能适应这种型的生产形态，因此超越血缘关系的更大的弥生时代的发展要素 公元前2、3世纪至公元后3世纪、4世纪初，这5、6百年，在日本考古学上称为弥生文化时代。弥生文化是倭人脱离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转折时期。如果说绳文文化时代倭人社会发展缓慢，历史前进步伐以千年为单位，那么进入弥生文化时代后倭人社会发展骤然加速，历史前进的步法不是以千年为单位而是以百年为单位倭人登上东亚国际舞台正是以弥生文化时代倭人社会的迅速发展为其前提的。 一、弥生时代的形成 关于弥生时代的形成，日本学者有独立发展说、大陆传入说、大陆文化与绳文文化结合说等各种见解，我比较赞同结合说。佐原真剖析了弥生文化的各种因素，指出弥生文化由三个因素构成：“大陆传来的因素”、“继承绳纹文化传统的因素”、“绳文文化自身形成的因素”。 （1）弥生时代的基本特征 （1）铁器代替石器，有石器时代直接越过青铜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2）普及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有采集经济直接越过畜牧阶段，直接过渡到农业社会；（3）农村公社代替原始公社，有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形成地区性早起奴隶制度国家；（4）脱离孤立状态，加入中国的册封体制，成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社会的一员。 （2）弥生文化的产生背景 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前250年左右，就我国的历史来说，是大战乱的战国时代即将转入大统一的秦汉王朝大统一的时代。在这五六百年的时间里，日本列岛上渔猎采集自然经济突然飞跃到以水稻耕作为中心的农业生产新经济的弥生土器时代。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实，在绳文时代晚期后半，在北九州玄界滩沿岸地区，以开始种植水稻。在绳文晚期后半山之寺期，发现最古老的水田、碳化米等。 （3）绳文时代的影响 在福冈市板付遗迹发现的弥生前期的水田下层，有绳文陶器。从这些遗迹和遗物来看，当时已有相当发达的水稻种植技术，能够根据不同的地形造田。从水稻种植传入的时间（绳纹晚期后半），早期就有高度的农业技术，以及其后的传播过程，可以充分证实弥生文化是在绳文文化基础上形成的。（4）大陆传入的影响 历史学家在北九州和山口地方发现了弥生人骨，而他们具有身高很高，额头很高的特征，既不属于绳文人的特征又不属于古坟人的特征。这一时期是中国的战国时代和秦汉帝国交替而向四方扩展时期，在中国的《史记》秦始皇本纪、淮南衡山列传、等处记录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经为了寻找长生不老药，命徐福带领三千童男童女渡。江苏省连云港市徐福研究会在江苏、山东、河北的有关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不仅证实了确有徐福东渡之事而且初步揭示了徐福东渡的具体过程。这说明了大陆传入因素对弥生时代形成的影响。 所以我认为大陆文化与绳文文化结合而产生了弥生时代。 二、弥生时代的文化 弥生时代，北九州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它既是吸收大陆文化的中心，又是日本列岛的政治中心。然而进入古坟时代后，政治中心逐渐转移到畿内，随之吸收大陆文化的中心也由北九州转移到畿内。畿内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了先进的地位，但到德川时代和近代，江户和东京又取代畿内的位置，成为日本的政治中心和吸收大陆文化和西方文明的中心。（1）村落和农业纺织 村落多建在河流附近的台地或平地上，周围往往设壕沟。房屋一般是竖穴式的，平面呈圆角方形或圆形。为了贮存谷物，建筑干栏式的粮仓，其遗迹在兵库县的田能、静冈县的山木和登吕等遗址被发现。（2）铜器 主要为铜剑、铜矛、铜戈和铜铎②。剑、矛、戈分“细形”和“广形”两类。铜铎是日本本地产的铜器，也属祭器，其分布范围在以畿内为中心的本州中西部和四国的东部地区。 （3）陶器 陶器是弥生文化重要的内容之一，称弥生式陶器。一般呈红褐或黄褐色，烧成温度约850℃。制作方法是泥条盘筑③，经慢轮修整。器形大致可分壶形器、瓮形器、钵形器和高脚杯等类。 结论：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灿烂的历史，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停的探索着，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都是丰富而多彩的，而他形成的过程又是扑朔而迷离，追随着古人的脚步，我们了解到日本文化的形成离不开自身的历史与发展，离不开世界各国对它文化的影响，日本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每一个国家不能离开世界而单独存在参考文献1、《日本起源考》（总主编：季羡林 2004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2、《先史时代的日本》（徐逸樵著 1991年12月第一次印刷）3、《一本书读懂日本史》（王光波出版日期:2010-09-16）4、《农业的开始和阶级社会的形成》 （佐原贞 1975年）5、《弥生时代人》 （河出书房 1966年）6、《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 （罗其湘 1984年）7、《弥生文化研究》 （金关恕 1986年）8、《奴国发觉》 （学生社 1973年）9、《日本历史大系》 （井上光贞 1984年）10、《奴国发掘》 （学生社 1973年
中国与日本虽然说有二千年交往历史，但日本孤悬海外，近代以前之航海技术并不发达，往来只限于少数人，故双方正式接触机会并不多，甚至要透过第三者如朝鲜或琉球建立沟通渠道。这一格局，直到鸦片战争后才有所改变。1871年中日订定修好通商规条，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交往并不畅顺。订交四年不到，1874年即发生“牡丹社事件”，日本出兵台湾；到1894年更爆发甲午战争，此后双方关系一直跌跌撞撞，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两国颠簸不已的关系才告一段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冷战体制分割下，中日两国暂得以相安，然随着两极霸权的衰落、多元世界的兴起，中日关系翻然又成为一极具爆炸性问题。 中日两国在文化上有许多共通地方，本应容易互相理解，然却无法避免彼此间之龃龉，从长远历史而言，有其结构性问题。首先，中日两国二千年来缺乏真正互动，到近代才真正有具体接触，现实与理想的差距，难以培养出一种理解对方之同理心，容易造成误解[1]。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千岁丸”之行。日本江户幕府末期，“锁国体制”被打破后，幕府十分关注当时中国的状况。1862年，为了促进对华贸易，幕府特地向英国购入洋船，命名“千岁丸”，派出五十多人之代表团赴上海，停留两个月，仔细考察在英法联军役后及太平天国军兴中的清廷。在上海，他们目睹市容破旧、西洋人对中国人颐指气使的情况，甚为失望。由此，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而言，中国成为落后老大的象征，这为日后“脱亚论”的兴起埋下伏线。 其次，日本从未正式进入过中国之天下秩序，但却深受中国传统经典的影响，故日本成为中国在亚洲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之最有力挑战者。滨下武志指出：“日本近代化是在以中国为中心之朝贡制度内发生，由中华概念去观察亚洲的近代，所谓日本近代化即为日本要夺取中华世界的过程。”[2]然探讨其背后思维，正如张启雄所言，日本接受中国传统天下观念，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去天命，由有德者继承者，亦即所谓“易姓革命”。易姓革命是一个“争天下”的过程，继承者论德不论种族，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而日本正是用上述方式号召，竞逐东亚之主宰者[3]。 然历史格局只能是影响中日关系之部分原因，二十世纪的国际关系已进入全球化的阶段，传统亚洲秩序只能是政策决定的背景，中日两国的国际行为必须配合现行国际形式，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新因素。因此，促使两国对立加深、磨擦不断的中日战争，才更值得我们注意并引以为鉴。这是本文的关心所在。 一有关中日战争的争议 中日战争起源于1937年7月7日。不过，由中国人的角度看，它包涵的范围应更广：可以上溯至1931年之“九一八事变”，是为日本正式使用武力侵略中国；甚至可以上溯至1895年之甲午战争乃至早在1874年之“牡丹社事件”。这反映出日本侵略中国其来有自，远在明治时期便开始扩张。中国学者大多用上述观点来看待中日关系，而结论亦主要为日本的近代扩张是一个对中国连续侵略的过程。波多野澄雄归结此种看法为“侵略与抵抗”的典范，可以说一矢中的[4]。事实上，无论台湾或中国大陆学界，对中日战争的解释仍未能越出救亡图存的角度，这亦可说是学界解读抗战的一个困境。中日战争毫无疑问是一场侵略战争，然除了侵略以外，难道就没有其他含义？历史上侵略战争所在多有，但抗战与其他抵抗侵略的战争有何差别？对此，海峡两岸至今仍缺乏一个宏观解释。近年有中国大陆学者提出“反法西斯战争”的概念，有意寻求中日战争在抗战以外的意义[5]。但反法西斯是苏联对二战之解释架构。对苏联而言，二战的起因是德、日、意三国结成反共轴心，企图瓦解社会主义制度，故法西斯国家是其最主要敌人。然中、美、英三国对二战的性质看法不尽相同，对德、日、意三国之立场亦各有相异，因此用“反法西斯战争”概念实在未能确实反映出二战之本质所在。因此，如何把各国之战争串联在一起，是研究抗战史不可或缺的工作。 与中国学者之连续侵略观点相反，不少日本学者采取一个不连续观点来看待中日战争。虽然他们并不否认中日战争的侵略性，但认为中日战争以至太平洋战争并非是一个连续一贯的过程，而是有许多转折点；假如有关国家能妥善处理国际上之矛盾，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所谓“转折点”，又可以集中在“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以及“珍珠港事变”这三个历史事件之上。 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九一八事变”的缘起，这在今天的日本学界已经有了比较统一的看法：即事变从一开始便是关东军以至部分日本国内军人策划的阴谋，目的是攫取中国东三省，扩大日本对抗苏联的纵深及加强战争资源的占有[6]。至于“九一八事变”在何时终结，则有较大争论。日本部分学者主张中日两国在《塘沽协定》签署时，“九一八事变”已经结束，因为根据《塘沽协定》，中日双方军队以长城为界，不得越境攻击对方，而且为确实避免冲突，在长城以南、平津以北设一非武装地区，双方不得驻守军队。对上述学者而言，这代表国民政府默认满州国的存在，亦即达成日本军人把东三省由中国分割出去的目的。他们认为若非日本军人再推动华北自治运动，北方局势可能就此稳定下来，而“卢沟桥事变”便无从发生[7]。中国学者大多反对此种看法，认为由《塘沽协定》到华北自治运动，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贯既定政策，非只是现地日本军人推动，同时中国亦不可能放弃东北，故“九一八事变”危机未因《塘沽协定》的签订而消解[8]。另外，亦有部分日本学者由“十五年战争”（下详）的角度，同样主张华北自治运动非只是现地日本军人动作，而是日本侵华之一贯延续行动[9]。 第二个问题是“卢沟桥事变”的性质是否为一有计划事件以及为何会扩大成全面战争。由于“九一八事变”前车之鉴，中国学者多半认为“卢沟桥事变”为日军有计划之挑衅行为，中国为图生存，战事不能不扩大为全面战争[10]。日本的主流看法则认为“卢沟桥事变”是偶发性事件，而且在事发之初，无论日本内阁及中央军部均主张不扩大事件，由现地军事当局解决。当时日本在华驻军方认为中国当局行事颟顸，必须实施军事压力才能奏效，但基本上亦把行动限制于平津地区，无意扩大为全面战争。1937年7月25日平津战事展开后，日本内阁亦曾考虑停战办法，一方面向国民政府提出两项停战条件，即首先把华北非武装地区延伸至永定河以北，其次是缔结华北经济合作协定；另一方面日本内阁亦释放好意，取消《何梅协定》及《秦土协定》，同时承诺支持冀东政府及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合并。由上述日方构想，可见日本无意进行全面战争。至于为何由局部转向全面战争，其关键是“八一三事变”（淞沪之战）。日本原来设想作战只限于上海地区，不会越过苏州嘉兴线，然随着战事扩大，日本不断增派军力，到10月已达九个师团，超越华北八个师团，因此为迫使中国屈服，华中日军遂主张扩大战线，进攻南京，才演变成为全面战争[11]。 第三个问题为“珍珠港事变”的必然性，亦即是日本与美国间的太平洋战争是否无可避免。1960年代以来，国际学界有不少翻案文章，认为日美战争不一定会发生。最主要论点是战前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密切；中日战争爆发后，美国亦没有给予中国太多援手。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利益是微不足道的，而1930年代美国对日出口是对华的三倍，因此美国没有理由为了中国而放弃日本。美国对日政策之转捩点是1940年9月，日、德、意轴心军事同盟成立，中日战争转化为欧洲战争之一部分，美国于是祭出限制石油出口的手段，并第三次贷款中国，不过美国当时仍小心翼翼，只限制初级石油，对中国亦只限于经济援助，留有转圜空间。美日真正摊牌时间是1941年7月，当日军开进南越金兰湾，威胁到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地位，美国才决定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全面禁运石油[12]。因此，一些研究太平洋战争的美国学者认为日本如不加入轴心同盟，日美大战也许可以避免。 研究日美关系之日本学者亦同样认为日美间不一定会开战，因为日本无意对美发动战争。虽然1938年11月近卫第二次声明强调建立亚洲新秩序，但挑战之对象是英国而非美国，然美国已在1937年7月废弃日美通商协定。1940年5月及11月日本曾两度要求荷属印尼当局保证对日本供应资源，然荷兰在英国及美国之支持下，拒绝日本所请。日本学者认为在所谓“ABCD四国（美国、英国、中国、荷兰）包围”下，日本不得不与德国合作。虽然如此，日本仍希望能与美国沟通，即便是向来被视为极端保守之平沼骐一郎内阁，仍希望与美国维持友好关系；1941年7月近卫文麿再任首相，甚至提议访问美国，要与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面对面谈判。直到11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向日本提出备忘录，要求日本恢复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前的状况，有若最后通牒，日本才决定开战[13]。概括美国与日本学者之研究，则“珍珠港事变”并非必然，战争的发生若不是两国间的误解，至少日本是不得已而出手。 总的来说，“战争连续说”比较宏观，它给历史一个直接了当的解释，但稍为简单化--在中国是用“侵略”与“非侵略”来划分，在日本则以“资本主义”或“天皇制绝对主义”来说明。然历史是复杂的，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架构来涵盖，需要更细致的分析。至于主张“战争不连续说”的学者则强调历史之转折性，他们比较从多层次角度看问题，论证亦较为细密，若由事后检讨而言，对如何吸取历史教训是相当有帮助的，但由于过份以孤立个案论证，很容易有见树不见林的弊端。其实两者的分岐，最后仍系于战争责任问题，“战争连续说”希望由宏观角度追究出一个最后责任的真相，“战争不连续说”则不认为战争责任是一个历史研究的中心课题，两者的差别造成不断的纷争。 若抛开战争责任这一命题，改由关联性思考，也许可以跳脱此一困境。“战争责任”这一概念可以有两个思考层次：首先是道德层次，它关乎是非问题，若社会环境不变，它可以历久弥新，但它只是行动指南，无助思考问题；其次是法律层次，亦即犯罪者所应负责任，不过责任有时效性，若超过一定时间，再追究亦于事无补。上述两个层次无论哪一个，都无法帮助思考历史；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只能由历史事件的关联性下手。所谓“关联性”是指历史时代里的大方向，在这个大方向下，个别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不同因素，可以是即时回应、也可能是沟通不良、也可能是环境制限等等，故历史研究固然要了解各个事件的不同因素，但亦不应忽视历史时代的大方向，否则便无法整合不同之历史事件。 以“九一八事变”为例，国民政府之对日政策亦非一成不变。在事变之初，国府是采取汉贼不两立的态度，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把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但到1933年国府已愿意与日本坐下谈判[14]。蒋介石在1934年12月发表之〈敌乎？友乎？〉一文，便曾检讨以往中国对日本政策之失误，认为过份倚赖民气及国际调停，不了解中国本身军力不济，同时亦没有考虑到东北经济权益对日本之重要性。因此他主张直接与日本交涉，给予日本一定的经济利益，甚至仿效列宁与德国言和的故事[15]。蒋氏并没有说明怎样做，但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时割让了领土，言下之意，是蒋氏愿意放弃东北，换取与日本和平。如蒋氏真的履行此点，便如上述部分日本学者所言，《塘沽协定》签订后中日局势便会稳定下来，不会有“卢沟桥事变”之发生。但从蒋氏个人意愿以至当时中国全国气氛来看，放弃东北是不可能的。在发表〈敌乎？友乎？〉后四个月，蒋氏在日记中便记下：“对倭策略：甲、如彼归还我东北，则与之公开防俄，并进行铁道交涉，及聘倭教官；乙、如彼取消长城以内战时特殊状态；则我与之进行经济合作，何如？”[16]换言之，若日本交还东北，则可与之合作抗苏；若只取消在华北特权，则只能进行经济合作，亦即无意放弃东北。可见东北问题不解决，要消解中日间矛盾似无可能。
我有日本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