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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思想先进
严复,字又陵,福建侯官人.在中国近代史上,严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严复所生活的时代,正值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特殊历史时期,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力图在西方寻求到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他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等西方著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思想介绍到中国,在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严复本人受西学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这一点集中地反映在严复的进化论伦理思想中.一、进化论的自然法则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是一部关于进化论思想的代表作.严复根据这本书翻译完成了《天演论》,这是严复进化论伦理思想形成的标志.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中,赫胥黎根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揭示了自然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然而赫胥黎却认为这一法则仅适用于自然历史领域,人类社会发展所遵循的是人类自身所特有的伦理法则.严复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仅是自然界所遵循的普遍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所遵循的普遍规律.这正是严复进化论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严复的这一思想是同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分不开的.当时中国正面临着列强入侵、国家四分五裂、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在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忧,在努力寻求一条挽救民族灭亡的救国之路.严复翻译《天演论》绝不是仅仅想对这部书作一般的自然科学介绍,而是希望通过介绍进化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自然法则来告诫每一个中国人：如果我们再不奋发图强,改变落后、被动挨打的劣势,那么中国就很有可能成为这一自然法则的验证者.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发出了令人发聋振聩的声音.因此,要究其翻译这本书的思想本质,乃是出自严复深厚的民族情感、忧患意识和爱国思想.那么中国到底“劣”在何处?西方到底“优”在何处?这是严复进化论伦理思想中首先涉及到的问题,其实质是对西方的重新认识和对中国自身的沉重反思,尤其是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在这方面,他接受了斯宾塞的思想.1861年,斯宾塞出版了《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一书,提出了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所决定的,其主要包括“血气体力”、“聪明智慧”、“德行仁义”,即力、智、德三个方面.严复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低下,关键在于力、智、德之不如人,而这三个方面的强胜劣败,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说：“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1]18“人欲图存,必用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胜者非他,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2]1351-1352严复由此提出了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重塑国民人格和提高国民素质的“三民”主张,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样严复有机地将进化论的自然法则运用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领域,并形成了其独特的以“三民”主张为核心,以倡导西学、道德重建、人格重塑为实质内容,以功利主义为特征的进化论伦理思想.二、剖析国民人格,批判封建道德严复在剖析国民人格时,对中国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反思,对造成国民劣根性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道德进行了尖锐批判.严复认为,中国国民劣根性首先表现在国民的“奴性”上.中国人奴性之缘由,出自于中国封建千百年来的宗法等级观念.“中国自秦以来,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然而,可悲的是不仅统治者“以奴待民”,而且“民亦以奴虏自待”[1]931.中国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是中国人“奴性”形成的罪魁祸首.劣根之二在于“民愚”.民愚的根源在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整个都奉行愚民政策.严复认为中国当前之急,在于“治贫、治弱、治愚”,而三者之中尤以治愚为最急.1902年,严复在《外交报》撰文指出：“有一道于此,致吾于愚矣,且由愚而得贫弱,虽出父祖之辈,君师之严,犹将弃之.”[3]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叛精神和大无畏的气概.劣根之三在于“德败”.严复沉重地指出,中国之道德风气,已堕落到足以亡国灭种的地步.最突出地表现在“顾私而忘公”.他写道：“善夫!姚郎中之言曰：‘也固有宁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贵.故推鄙夫之心固若曰：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故其端起于士大夫之怙私,而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1]94严复直接将“德败”的原因归结于封建宗法制度,他指出：“民所恤私之恤者,法制教化使之然也.”[4]994对于当时社会道德沦丧,严复忧心忡忡地指出：“夫社会之所以社会者,正恃有天理耳!正持有人伦耳!天理亡,人伦堕,则社会将散,教则他族得以压御之,虽有健者,不能自脱也.”[1]168劣根之四在于“尚权”.严复认为中国封建统治所奉行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的腐朽制度.他说：“中国自古至今,所谓教育者,一语尽之曰：学古入官已耳!一夫使一国之民,二千余年,非志功名则不必学,而学者不过词章,词章极功,不逾中式,揣摩迎合以得为二则何怪学成之后,尽成妇隶之才.”[5]281-282因而在中国求学不是为了获取知识和真理,而在于入仕为官.为了做官可以不择手段,如在考场上“通关节、顶替、请枪、联号诸寡廉鲜耻之尤”.一旦做官之后,便以“巧宦为宗风,以趋时为秘诀”[1]41.因此,严复认为八股取士的教育制度,不仅导致了整个社会道德堕落,而且也是中国科学不兴、国弱民衰的直接原因.劣根之五在于“崇古”.中华民族生息繁衍数千年,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具有强大的内聚力.然而千百年的历史沉积,也使中国人养成了因循守旧,喜好“以古为宗”,普遍恪守“数千年前人所定之章程的传统”.尤其是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观念在中国人思想中根深蒂固,使得中国长期以来妄自尊大、因循守旧、盲目排外,这是中国在近代落伍的直接原因.严复尖锐地指出,封建统治者所极力维护的“礼”和他们大肆宣扬的“纲纪”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道德学说；孔孟的“诗书礼乐之教”是使中国不能自存的“亡国之教”.因而严复主张弃古从今,以西方的新学代替封建旧学,以新道德代替旧道德,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彻底的改造.三、“倡导西学、道德重建,人格重塑”的提高国民素质计划严复认为,中国要避免亡国灭种,当务之急在于通过“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来摈除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进行道德重建和人格重塑.首先要摈除中国人“奴性”之劣根,倡导“自由、平等”之精神.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旧观念下,百姓不是国家的主人,因而,他们也就没有国家责任心,民族责任感,这正是中国人“恤私忘公”德性之由来.自由、平等观念的确定,其意义在于对个人独立人格的承认,人民真正成为国家之主人,只有去掉了“奴性”才能“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而赴公战如私仇者”[1]31.其次是要为中国人治愚疗愚,而治愚疗愚之良方就在于要“倡西学、开民智”.封建传统的礼教旧学、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使得中国人变得愚昧无知,使得今日之中国“力、智、德”均不如人,故国之衰可知也.严复认为改变这种状况只有一个办法：“有一道于此,是以愈愚矣,且由是而疗贫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3]148也即是说要倡导西方资产阶级“新学”.严复认为西学是开启民智的钥匙,是国强民富的关键,他于是发出了当前教育当务之急是发展物理科学的呼声.严复称：“举凡水火工虞之事,要皆民智之见端,必智进而后事进也”,“农工商之民,据其理以善术,而物产之出也,以之益多,非民智日开,能为是乎?”[2]1351在严复看来,抛弃封建旧学,以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知识武装中国人民的头脑乃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关键.再次就是要在“开民智”的基础上“新民德”,即进行道德重建.严复认为道德在维系人心,固国强家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旦“道德扫地,人心窳坏”,社会就将失去维系,心散国乱,民族必衰.因而严复称：力、智、德三者中,尤以新民德为最难.他主张用新的道德观念代替旧的封建道德,其主要内容有：(1)用平等、自由观念代替三纲五常的宗法等级观念,严复认为自由乃是道德之前提；(2)改造旧的封建习俗,倡导新的社会风尚.严复专门就婚姻家庭道德作了中西对比来说明封建陈规陋习对人性的压抑,比如妇女缠足等礼俗就是“贻害民力”之行为；(3)树立全新的义利观.严复明确指出追求合理利益对强国富民的重要意义.他说：“大抵古今教育不同,古之为教也,以从义为利人苦己之事,必其身有所牺牲而后为之.今之为教,则明不义之必无利,其见利而忘义者,正坐其人脑力不强而眼光短平,此德育教授新法之大略也.”[5]285最后就是要“鼓民力”.即要增强国人体质.在严复看来,要提高国民素质就应当“力、智、德”三者并重,互相促进.严复通过倡导“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中国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提高国民素质的计划,在当时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四、严复进化论伦理思想的特征——功利主义道德观在中国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时刻,严复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一方面源于旧制度、旧思想、旧道德影响下的国民劣根性；另一方面源于中国经济落后,国贫民困.因此,中国要想免于灭顶之灾需从两个方面入手.除了道德重建,改造国民性之外,还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实现国强民富.在他的译著中,严复介绍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主张在中国实行“开明自营”,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介绍西学的过程中,严复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功利主义道德观.
《天演论》于1896年译成，他说：达尔文的书，在欧美两洲，几乎家置一编，妇孺皆知，其学说最要有二，一曰物竞，一日天择。此外，严复还把《天演论》译稿给梁启超等人看过。因此，《天演论》正式出版虽在1898年，但其物竞天择的理论在此以前早已在思想界传开。《天演论》从翻译到正式出版，经过3年时间。这3年，即1895年到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很不平常的3年，甲午海战惨败，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维新运动持续高涨。这时候《天演论》出来了，物竞天择出来了，自然引起思想界强烈的震动。以文名世的同治进士吴汝纶看到《天演论》译稿后，赞不绝口，认为自中国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这位五十几岁的老先生，激赏之余，竟亲笔细字，把《天演论》全文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藏在枕中。梁启超读到《天演论》译稿，未待其出版，便已对之加以宣传，并根据其思想做文章了。向来目空一切的康有为，看了《天演论》译稿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从未见过如此之书，此书“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青年鲁迅初读《天演论》，也爱不释手……一位头脑冬烘的本家长辈反对鲁迅看这种新书，鲁迅不理睬他，“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侍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于此可见《天演论》深受当时社会的欢迎。在《天演论》问世以后，“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充斥报纸刊物，成为最活跃的字眼。有的学校以《天演论》为教材，有的教师以“物竞”、“天择”为作文题目，有些青少年干脆以“竞存”、“适之”等作为自己的字号。胡适回忆：(在澄衷学堂)有一次，他(国文教员杨千里)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他出的作文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战屡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多少年轻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据统计，自1898年以后，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论》就发行过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当时任何其他西学书籍都不可比拟的。其之所以如此风行，除了它的思想足以警世这一主要原因以外，译笔古雅耐读，也是原因之一。回顾落后贫困、思想封闭的祖国，严复深受震动，于是，他更关注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孜孜不倦地研究“中西学问同异”，探求中国富强之道。回国后，始在福州马江船政学堂任教习。光绪六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严复被调任学堂总教习，后又出任总办（校长）之职。这些学历和经历，使严复具备了成为思想家的必备素养和参与政治的条件。甲午中日开战，国家危亡悬于旦夕，《马关条约》的签定更激起国人的无比愤怒。严复于1885年2月4日至5月1日，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五篇政论文，疾呼变法，其惊世骇俗的议论，使之声名日响，为世人瞩目。在《原强》一文中，他首次向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物种起源》及其生物进化论观点，同时又介绍了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及社会学家斯宾塞的优胜劣汰学说，撮合二者，阐述自己救亡图存的见解。而这一思想的深入论述，即是体现在《天演论》一书的翻译过程中。《天演论》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这是一本宣传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通俗小册子，书的前半部分讲进化论，后半部分讲伦理学，严复选译了部分导言和讲稿的前半部分。严复翻译此书不尽依原文，而是有选择地意译，甚或借题发挥，因此鲁迅先生说严复“毕竟是做过《天演论》的”。一个“做”字，入木三分地刻划出严复翻译此书的良苦用心。
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社会早期传播的文化背景研究邢志华 【摘要】： 进化论(演化论)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它在我国享有特殊的影响。这种理论不仅在生物学并且在哲学、甚至意识形态上都有其不可低估的影响力。这种影响是如何产生的?这是每一个对进化论(演化论)感兴趣的学人所力图解决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进行历史分析。毕竟，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分析就从哪里开始。因此，本文就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从史料的考证入手，从科学、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出发，力图从整体上对此问题给出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希望能够把问题深入一步，得出一些比较新颖的结论。 另外，笔者试图对此问题进行澄清的同时，也对一些和本文关系密切的问题颇感兴趣，并产生了对其进行初步解决的想法。比如：一种自然科学理论进入社会科学领域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一种“威权”词汇的产生是如何可能的问题等等。而笔者的目的就是想从科学与哲学、文化、社会等关系角度出发，把科学真正投到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中去理解，并试图去理解这种文化和为这种文化所化之社会。 本论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进行正名。进化一词的原始意义是指通过叙述、显露等方式使知晓，展开之意。从一开始，人们对进化的理解就是把其生物学意义和哲学、社会学意义相混淆的，尤其是在斯宾塞那里。斯宾塞把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规律应用于人类社会并加以详细阐述和充分发挥，他提出了代替“自然选择”的词汇“最适者生存”。 第二部分主要是对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早期传播史研究。最早把进化论介绍进中国的并非严复。但是严复的翻译绝对是一个历史的起点。他在翻译《天演论和伦理学》的过程中，对原意进行了一定的篡改并加注了自己的理解，成了名副其实的“严复的进化论(天演论)”。严复的天演学说在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是，严复为什么直到19世纪末会突然对一种进化理论感兴趣呢?笔者发现这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具有很大的关系。 本论文的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主要是探源进化论在中国迅速传播的原因。要对这个发杂的问题进行阐释，就不得不从诸多方面进行分析。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情境下，这种传播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而进化论就偶然地充当了这种历史必然性。而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社会的科学实践则为这种传播提供了理论契机和物质基础。最后，进化论在当时具有一个“科学”的标签。这个标签在科学日益上升为“威权”词汇的过程具有着其本身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这种“威权”词汇的产生本身也需要诸多条件。【关键词】：【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学位级别】：硕士【学位授予年份】：2001【分类号】：N09【DOI】：CNKI:CDMD:【目录】： 序论7-9第一章 何谓“进化论”?9-14第一节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9-11第二节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由来11-14第二章 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早期传播14-23第一节 进化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14-15第二节 严译《天演论》15-18第三节 天演学说的巨大影响18-21第四节 早期传播的几个问题21-23第三章 探源进化论在中国迅速传播的原因23-30第一节 历史选择了进化论23-25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为这种传播提供了理论契机25-26第三节 我国古代科学实践26-28第四节 一种具近代科学品格的世界观28-30结语: 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法30-32注释32-34参考文献34 推荐 CAJ下载 不支持迅雷等加速下载工具，请取消加速工具后下载 阅读器支持所有CNKI文件格式，AdobeReader仅支持PDF格式 给《中国文化》投稿 个人英语水平测试（EF英语专家推荐免费） “CNKI . 翻译助手”－论文翻译
水稻作为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在其 种植 过程中就需要广泛应用高产栽培技术，高产栽培技术可以大大增加我国水稻产量，促进农民的增收。下面是我精心推荐的水稻种植技术论文，希望你能有所感触!
水稻的种植技术
[摘要]我国是种植水稻面积最大的国家，水稻作为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已经具有多年的栽培历史。本文以灵桥镇种植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该地区的水稻种植现状进行了介绍。之后本文对该地区水稻种植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 措施 。
[关键词]水稻种植 栽培技术 方法 研究
[中图分类号]S511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 编号]1003-1650(2016)02-0094-01
1.灵桥镇目前水稻种植现状
从农户水稻种植的现状来看，其规模上已经达到了6000亩，其中每年的亩产也达到了400多公斤，而这个数字也会以更快的速度持续增长，由此可见作为水稻种植大镇的农技推广中心更应该做好水稻种植问题的研究。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其在种植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难题，本文将对灵桥镇水稻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如下剖析
2.种植难题
选种播种不当
首先年轻一代对种粮意识淡薄，而中老年一代老百姓 文化 程度普遍偏低，缺乏科学地选种知识和技术，在选种播种的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在选取种子时不够仔细，导致许多携带病毒或者低产的种子被播撒到田间。选种不合理的问题已经严重导致了水稻减产，为了更好地解决该问题，加强对水稻种子的选取工作十分重要。但是从实际状况来看，我地区的水稻种植户尚未具备该意识，仍然是采用传统的种植方式，对水稻种子的选取重视力度不够。同时种植户未能接受到专业的种植方法培训，以致选取了不健康不抗毒的幼苗。选种播种不合理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田间管理不当
水稻种植后的工作就是田间管理，加强对水稻的田间管理工作相当重要。但是当地种植户却未能够认识到田间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以致很多时候对水稻稻田弃之不顾。究其原因首先是水稻种植户的田间管理意识不足，其次是在田间管理的工作中很多种植户未能够做到仔细谨慎，因此导致很多突发问题的发生而无解决办法，例如病虫害的袭击、自然灾害的发生等。面对该问题很多种植户显得力不从心，所以应当充分提高水稻种植的田间管理。
病虫害的侵害
病虫害的爆发对于水稻种植户来说就是灾难，每年在病虫害暴发的高峰期，水稻种植户会因此而受到巨大的损失。但同时病虫害也是导致水稻减产的常见问题，因此加强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我地区在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上仍然是采取事后处理的办法，这就大大提高了水稻产量降低的几率。水稻病虫害的防范和治理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依靠科学的办法和措施，但是当地很多种植户依靠的是传统的治理办法，如果出现了较大面积的病虫害侵袭，很多种植户通常会选择怨天尤人、束手无策。
3.解决水稻种植难题的措施
水稻的选种和催芽
由上述的水稻种植问题中不难看出，水稻种子的选取十分重要，其可以直接决定水稻的产量高低。因此要想提高水稻的质量和产量，就必须加大对水稻种子选择的把关，种植户应充分重视起水稻的选种和催芽工作。
选种
首先第一步就是水稻种子的选择，这一步骤对于水稻栽培来说至关重要，因此需要对水稻的选种进行严格的把关。根据该地区的种植习惯，本文建议种植户可以依靠多年的水稻种植实践 经验 。首先在选取种子时要注意选择颗粒饱满，并且是抗逆性较强的种子。其次是将水稻种子进行翻晒1至2天，之后用盐水进行选种，筛选出颗粒不饱满的水稻种子并去除。
催芽
在选取到最适宜播种的水稻种子后，第二步就是要加强对水稻种子的催芽工作。选取成功的种子要经历一定的消毒处理，消毒方法可以采用稀释了100倍的多菌灵进行浸泡，浸泡的时间不宜过长，一般来说1-2天为最好。之后要进行催芽工作，催芽需在27～28摄氏度的环境下进行。
加大田间管理的力度
加强水稻田间管理，不仅要从施肥的角度考虑，同时也要认识到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重要性，以及收割时机的选取的必要性。
合理施肥
肥水管理一直以来都是田间管理工作的重点，适宜的水分和肥料对于水稻的生长是很有帮助的。因此在肥料的选取工作上要格外重视，当地应充分利用牲畜的粪便、饼肥、草塘泥等物质，底肥在土壤翻耕时亩施猪、羊栏肥1000-1500公斤。移栽前一天亩施碳酸氢铵40公斤+过磷酸钙40公斤。栽后5天施第一次分蘖肥，亩施尿素公斤，氯化钾5公斤。栽后12天施第二次分蘖肥，亩施尿素10公斤，氯化钾公斤。7月18日左右，亩施促花肥45%复合肥15公斤，尿素5公斤。8月5日左右，亩施保花肥45%复合肥10公斤。8月20日左右施粒肥，亩施45%复合肥5公斤。抽穗后喷施磷酸二氢钾或喷施宝作根外追肥。这样不仅可以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对于水稻来说则是很好的肥料，方法是机肥充分腐熟之后辅以使用。除此之外面肥的使用也不可忽视，可以采用硫氨酸或是尿素。这种混合的施肥方式可以给予土壤足够的养分，从而更好地促进水稻的生长。在肥料的保存和运输上也要加大重视，首先要在规范的市场购买肥料，其次在运输上要避免二次污染，最后保存肥要注意放置在干燥的环境中。
病虫害防治
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一直以来都是水稻种植的一大难题，因为病虫害的出现往往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力。同时当地在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上也是捉襟见肘，因此本文将给出以下防治措施：首先当地应事先对水稻病虫害的类型进行掌握，并且做好对症下药的准备工作。除了要在适当时期对水稻进行农药喷洒工作，更应该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因此在农药喷洒过后要对残留农药进行清理。患有病害的水稻会在田间进行病害的传播，因此必须及时地清除掉。
适宜时期进行收割
水稻的收割也是一门重要的学问，在收割之前种植户应该做好人员、机器、设备的准备。其次在收割时间的把握和选取上也要做到准确无误，一般来说水稻的收割时间决定了水稻的精米率和产量，在下枯霜之前就要完成对水稻的收割，避免对水稻的产量产生危害。根据当地的收割习惯，每年的9月下旬和10月下旬就可以进行水稻的收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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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64年，袁隆平在我国率先开展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并提出通过培育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和雄性不育恢复系的三系法途径来培育杂交水稻，以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 但工作刚刚起步，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他避开干扰，依靠社会主义的大协作精神，带领助手刻苦钻研，克服种种困难，经过10年奋战，终于攻克了三系法杂交水稻研究中的难题。
1、1964年，袁隆平在我国率先开展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并提出通过培育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和雄性不育恢复系的三系法途径来培育杂交水稻，以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 但工作刚刚起步，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他避开干扰，依靠社会主义的大协作精神，带领助手刻苦钻研，克服种种困难，经过10年奋战，终于攻克了三系法杂交水稻研究中的难题。
2、1972年袁隆平与同事们一起率先育成我国第一个实用的水稻雄性不育系及其保持系“二九南1号”，并于1973年实现“三系”配套，1974年选育成第一个强优组合“南优2号”，1975年研究出一整套生产杂交种子的制种技术，1976年开始，杂交水稻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比常规稻平均增产20%左右。由此，袁隆平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将水稻杂种优势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家。
3、1980年以来，袁隆平又先后育成“威优64”、“威优49”等几个大面积推广的早熟、多抗新组合。1987年，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列入国家“863”计划，袁隆平挂帅开展全国性的协作攻关。历经九年的艰苦攻关，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成功，普遍比同熟期的三系杂交稻每亩增产5%—10%。
4、1998年，袁隆平主持的长江流域两系法杂交早籼稻选育研究获得突破，育成优质、高产、早中熟的两系早籼稻组合，为解决长期以来长江流域早籼稻米质不好、产量不高的难题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5、1998年，超级杂交稻研究被列为国家“863计划”重点项目，袁隆平出任首席责任专家；2000年，超级杂交稻实现百亩示范片亩产700公斤的第一期目标；2004年，超级杂交稻实现百亩示范片亩产800公斤的第二期目标；现正朝着百亩示范片亩产900公斤的第三期目标努力，计划到2010年实现。
袁隆平研究水稻的艰辛历程如下：
1960年7月，袁隆平在农校试验田中意外发现一株特殊性状的水稻。他利用该株水稻试种，发现其子代有不同性质。因为水稻是自花授粉的，不会出现性状分离，所以他推论该为天然杂交水稻。随后他把雌雄同蕊的水稻雄花人工去除，授以另一个品种的花粉，尝试产生杂交品种 。
1961年春天，袁隆平把这株变异株的种子播到创业试验田里，结果证明了1960年发现的那个“鹤立鸡群”的植株，是“天然杂交稻”。
1964年7月5日，袁隆平在试验稻田中找到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经人工授粉，结出了数百粒第一代雄性不育株种子 。
1964年到1965年，两年的水稻开花季节里，袁隆平与科研小组在稻田进行杂交育种试验。后在稻田里找到了6株天然雄性不育的植株。经过两个春秋的观察试验，对水稻雄性不育材料有了较丰富的认识，根据所积累的科学数据，在大学毕业工作12年左右的他，发表在1966年第17卷第4期《科学通报》上。
1965年7月，袁隆平又在安江农校附近稻田的南特号、早粳4号、胜利籼等品种中逐穗检查14000多个稻穗中逐穗检查到6株不育株，并在此后两年播种中，连同上年发现的不育株，共计找到6株。经过连续两年春播与翻秋，共有4株成功繁殖了1～2代。其研究彻底推翻由传统经典理论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学说，并推论水稻亦有杂交优势。
1966年2月28日，袁隆平发表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刊登在中国科学院主编的《科学通报》半月刊第17卷第4期上。
5月，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同志，获悉袁隆平发表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后，高度重视，以科委九局名义致函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水稻雄性不育研究活动，指出这项研究的意义重大，如果成功，将使水稻大幅度增产 。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袁隆平遭受冲击，水稻雄性不育试验被迫中断。
1967年4月，袁隆平起草“安江农校水稻雄性不孕系选育计划”，呈报省科委与黔阳地区科委。6月，由袁隆平、李必湖、尹华奇组成的黔阳地区农校（安江农校改名）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正式成立。
1968年4月30日，袁隆平将珍贵的700多株不育材料秧苗，插在安江农校中古盘7号田里，面积133平方米。5月18日晚上，中古盘7号田的不育材料秧苗，被全部拔除毁坏，成为未破的谜案。袁隆平心痛欲绝。事发后第4天才在学校的一口废井里找到残存的5根秧苗，继续坚持试验。
1970年夏，袁隆平从云南引进野生稻，拟在靖县（安江农校又搬迁到了靖县）做杂交，后因没有进行短光照处理而未成功。秋季，袁隆平带领科研小组李必湖、尹华奇来到海南岛崖县南江农场进行三季水稻实验条件良好的海南，进行研究试验，向该场技术员与工人调查野生稻分布情况。
1971年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成立杂交稻研究协作组，袁隆平调省农业科学院杂交稻研究协作组工作。
1973年，协作组通过测交找到了恢复系，攻克了“三系”配套难关。10月，袁隆平在苏州召开的水稻科研会议上发表了《利用“野稗”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已经配套 。
1975年，袁隆平攻克了“制种关”，摸索总结制种技术成功。11月，袁隆平和李必湖在观察杂交水稻生长情况。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全国有1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组成科研协作组，开展群众科学实验，成功地育成了杂交水稻。
1976年，杂交水稻成功推广。
1977年，袁隆平发表了《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和理论》与《杂交水稻制种与高产的关键技术》两篇重要论文。
1980年10月，攻克了制种关 。
1980年10月，我国第一个研究杂交水稻的育种家、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袁隆平，经过10多年刻苦的研究实验，在有关科研单位的协作下，攻克了制种关，使杂交水稻的研究获得全面成功，为水稻增产开辟了新的途径。
2010年3月，袁隆平院士团队和张启发院士团队合作，共同研究转基因水稻。在合作交流会上，袁隆平称，为了消除公众对转基因抗虫稻米安全性顾虑的问题，他愿意作为第一个志愿者来吃！
3月12日，袁隆平在报告会上就转基因抗虫水稻的安全性实验、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为什么能够减少除草剂用量等问题与张启发院士进行了讨论，并表示支持政府关于转基因作物研发的决策。
2017年9月，在2017年国家水稻新品种与新技术展示现场观摩会上，袁隆平宣布一项剔除水稻中重金属镉的新成果：“近期我们在水稻育种上有了一个突破性技术，可以把亲本中的含镉或者吸镉的基因‘敲掉’，亲本干净了，种子自然就干净了” 。
1、《金文“佃人”身份考》，《华夏考古》2012年第1期，第120-128页。2、《卜辞中的“梦”字及其他》，《殷都学刊》2011年第4期，第1-5页。3、《再论包山楚简“州”的性质与归属》，《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第261-283页。4、《试论葛陵楚简“丘”的性质与规模》，《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2页。5、《闻尊铭文与包山“疋狱”文书之性质》，《长江·三峡古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11年，第267-272页。6、《琱生诸器铭文综合研究》，《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2-105页。7、《周代农村基层聚落初探——以西周金文资料为中心的考察》，《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6-167页。8、《践鼎铭文补释及其相关问题》，《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96-202页。9、《谈谈新蔡葛陵楚墓竹简中的“丘”》，《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10年，第244-249页。10、《“仲催父鼎”补释及其相关历史问题》，《古文字研究》第28辑，中华书局，2010年，第212-217页。11、《“仲催父鼎”についての补充解释及びそれに关わる历史问题》，《中国交换研究员论丛》第27号，【日】爱知大学国际交流ヤンター，2010年3月，第1-6页。12、《里耶“户籍简”与战国末期的基层社会》，《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23-40页。人大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2010年第1期全文转载。13、《包山简“州加公”、“州里公”身份述论》，《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04-214页。14、《鄩氏诸器铭文及其相关历史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2期，第13-26页。人大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2009年第4期全文转载。15、《血族组织地缘化与地缘组织血族化——关于周代基层组织与基层社会的几点看法》，《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期，第116-123页。16、《应公鼎铭与周代宗法》，《南开学报》2008年第6期，第8-17页。17、《中子化盘铭文别释》，《东南文化》2008年第5期，第43-46页。18、《关于“叀”字本义的一个假说》，《古文字研究》第27辑，中华书局，2008年，第251-256页。19、《浅谈“荣仲方鼎”的定名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2期，第61-68页。20、《叔虞鼎的定名与西周历史上的虞国》，《仰止集——王玉哲先生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3-367页。21、《（矢+廾）季鼎、扬簋与西周法制、官制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南开学报》2007年第2期，第101页-112页。人大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2007年第5期全文转载。22、《说“敢”》，《史海侦迹》，香港新世纪出版公司，2006年，第16-28页。23、《亢鼎铭文与西周土地所有制》，《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1期，第19-27页。24、《关于商代妇名研究中的两个问题》，《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中国社科出版社，2004年，第237-244页。25、《<尚书·酒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解》，《周秦社会与文化研究论文集》，陕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第341-359页。26、《金文“咸”字词义、用法缕析——兼论〈尚书·康诰〉等篇的年代问题》，《中华文史论丛》71辑，2003年5月，第273-288页。27、《试论殷墟聚落居民的族系问题》，《南开学报》2002年第6期，第73-80页。人大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2003年第2期全文转载。28、《〈肄簋〉铭文释读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4期，第68-73页。29、《重论“咸为成汤说”》，《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145-149页。30、《〈大戴礼记〉源流考》，《文史论集二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36-74页。31、《周代男子以“孙”相称的含义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中华书局，2001年，第49-57页。32、《从商金文“寝某”称名形式看殷人的称名习俗》，《华夏考古》2001年第1期，第87-93页、第109页。人大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2001年第4期全文转载。33、《卜辞“多生”考》，《文史论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42页。34、《周代赐姓制度考述》，《天津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第1-7页。35、《燕召诸器铭文与燕召宗族早期历史中的两个问题》，《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25页。评述与其他1、《多维视野下的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中华读书报》2005年6月1日。2、《20世纪中国年代学研究的盛举》（下），《历史教学》2001年第3期，第34-35页。3、《20世纪中国年代学研究的盛举》（上），《历史教学》2001年第2期，第39-42页。4、《夏商史》（第二作者），《中国历史学年鉴1998》，三联书店，2000年。5、《读<殷墟都城探论>》，《中国文物报》2000年3月8日。6、《胶州三里河陶器图录》，《胶州历史文化初探》，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7、《西周诸王年代诸说分王检索》（合作），《西周诸王年代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8、《中国大百科全书修订版》毛公鼎、克鼎等商周青铜器与金文词条16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9、《Rhyming Dictionary(韵书)浅述》（合作），《图书与情报》1993年第2期。10、《如何掌握经济及商业文献信息》（参编），惠世荣主编，华夏出版社，1993年。
自己去挖几个古墓吧，开个玩笑。坐享其成？似乎大学有点太滋润了吧，你自己到网站上找几篇文章就行，就论述文物保护不力啊等等很多都可以做论文的。
关于哪方面的？历史和文化差不多就涵盖所有啦！具体点
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 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 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 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 《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 文化是有层次的。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 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 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
1. 关于自贡盐业历史的诗句 关于自贡盐业历史的诗句 1.自贡盐业历史 您好，很荣幸能为您回答以下问题，望我的答案能够帮助到您，也希望您能选我为满意答案： 四川自贡，自古以来就以盛产井盐而驰名中外。据史书记载，早在秦孝王时（公元前250年），蜀郡太守李冰就领导人民凿井汲卤制盐，东汉章帝时期，经魏晋南北朝时渐具规模，唐宋时期已经闻名于世。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到清咸丰同治年间趋于鼎盛，成为全国井盐的中心，共有2000多年的历史。世界上最早的深井也出在自贡，南宋初年，这儿盐井的深度已钻到250米~300米，井口却只有碗口大。并有世界第一口超千米盐井“燊海井”。 自贡因盐而设市，因盐而繁荣。自贡的贡井区，就是因为这儿所产的盐要向历代朝廷进贡而得名。由于旧中国没有什么民族工业，制盐业也就成了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而备受重视，1939年国民党政府设立了自贡市，使之成为四川省继成都、重庆之后的第三个省辖市。据说，产盐高峰时，自贡承担了全国40%的食盐生产任务。解放以后，自贡制盐业也为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累计上交税收30多亿元。而且，作为化工原料，自贡盐业及天然气还支撑了一批化工企业。 然而，辉煌已成过去。不幸的是，如今的自贡，制盐业已衰落到几乎无可救药的境地。2000年，自贡市分管工业的副市长顾伟在接受某报道时说：“现在，影响自贡工业发展速度、经济效益，以及社会稳定、地方财力的都是盐。” 导致自贡井盐衰落的直接原因是海盐和湖盐的低价冲击。因成本高，部分工业盐销售价格倒挂，目前只生产80~90万吨。5大盐厂全面亏损，资产负债率最高的达到270%。 不过在几经调整后，自贡盐业开始进步，“千年盐都”之名名副其实。参考网站： /view/112739?tp=4_01 若我的回答有不足之处，请您提出意见，我将继续努力，谢谢。 2.自贡 盐 历史 在历史上，四川省自贡市是以盛产井盐著称。自贡开采井盐已有 2000年的历史。在自贡所属狭窄的55平方公里面积上，当地劳动人民共开凿了万多口盐井，累计生产食盐7000多万吨、天然气300多亿立方米。在保存下来的众多盐井中，除有名的大公井、焰阳井、发源井等遗址外，更著名的有：世界第一口超千米深井东源井，开采时间长达200余年；每一口井就有一架天车，最高的一架“达德井”天车高达113米（位于大安区扇子坝，上世纪90年代已拆除），蔚为壮观。 四川省自贡市井盐的采卤制盐史，可上溯到东汉章帝时期，闻名于唐宋，鼎盛于明清；在清咸丰、同治年间成为四川井盐业中心，其井盐遍销于川、滇、黔、湘、鄂诸省，供全国1/10的人口食用。 网页链接 3.四川自贡的历史 自贡历史悠久，城市形成较早。 自 贡以盛产井盐闻名，素有“盐都”之称。自贡地区的井盐生产发端于东汉，闻名于唐宋，鼎盛于清末民初。近两千年来，在城市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自贡由盐业 “因利所以聚人，因人所以成邑”，走过了因盐设镇、建县和置市的道路。城市地域以盐井盐灶、产区产场为范围，逐步形成今日城市分片集中，成组成团，相对独 立的组团式城市布局的风貌；人口以直接和间接从事井盐生产、经营为主体，交通以运盐道路为网络，商品交换围绕盐业而繁荣兴旺，文化道德、城市建筑、民俗风 情、音乐绘画等，多保留着浓郁的盐业历史特征。 据《华阳国志》记 载：自贡地区在秦代分属巴、蜀二郡。汉武建元6年（前135年）置犍为郡而分蜀江阳、南安县。东汉章帝时期（76一88），在今富顺、邓关地区，开凿成功 一批盐井。其中一口位于今富顺县城西南，以其出盐最多；收获厚利，被名为“富世盐井”。富义盐井渐具规模，并因其出盐最多，商旅辐辏，百姓得其富饶，故名 富世盐井随着盐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南北朝时期，在今贡井地区又凿成了以“大公井”为代表的一批盐井。东汉章帝时，自贡即有盐业生产。。北周武帝，大公 井也闻名于世，成为与富世盐井同时著称于蜀中的盐井。此时的井盐生产，始由官府控制和管理。同时，相传秦时，荣县始有土陶的生产。至汉代，以盐铁著称。 《汉书.地理志》记：“南安有盐官、铁官”。盐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以大公井和富世井为中心的地区人口逐渐聚集，经济日渐发展。 到北周武帝时（561~578），因富世盐井而置富世县，并在大公井所在地置公井镇。 富世县到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因避太宗讳改名富义县。宋代升为富义监，后因避宋太宗讳，改为富顺监。元代曾升为富顺州。明代又降为富顺县，延至清 代，建置未变。明嘉靖十八年至三十三年（1539—1554），在距富顺县城西去九十里的荣溪本滨（即今自流井地区），以自流井为代表的一批盐井开凿成 功，逐渐取代了因淡水渗溢而坍塌的富义、邓井等原主要盐井而成为富顺县新的盐业生产中心。公井镇到唐武德元年（618）改为公井县、由于两地盐业生产的繁 荣，清雍正八年（1730），分设了富顺县自流井县丞署和荣县贡井县丞署。分属富、荣二县的自流并、贡井，即是现今自贡市的自流井、贡井两区。由于相距不 过10里，在盐业生产中逐渐联为一体，合称“富义厂"、“富荣厂”。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占领南京，淮盐难以上运，富荣盐场得以飞速发展，进 入历史上井盐生产之鼎盛时期。同治九年（1870），年产井盐15万吨。1914年以后，两地虽仍分属两县，但已“地方称自贡，盐场称富荣”了。自流并称 东场或下厂，贡井称西场或上厂。1928年和1932年，曾两度提出设市。1937年，抗战军兴，海盐停滞，川盐崛起，再度济楚，设市之需尤迫。1938 年经四川省批准成立自贡市政筹备处之后，至1939年9月1日，始将自流井和贡井正式从富顺、荣县划出，合并成立省辖的自贡市。 自1949年12月5日以来，自贡一直是四川省直辖市之一。随着盐业、化工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及城市经济实力的壮大，继1978年荣县划归自贡之 后，1983年又将富顺县划人自贡市行政区划之内。至此，自贡市形成今天四区两县的规模。自贡市目前的规模，标志着自贡市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4.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的是怎样建成的 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于1959年建立起来的，是中国唯一的盐业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里专门陈列收藏及研究中国的井盐资料，搜集了不少中国盐业历史文物并珍藏及展出了我国唯一一套中国古代井盐钻治井的工具。这套钻治井工具共有一百三十余种，大约四百多件，它们的形态各异，轻重、长短比例悬殊，但是它每一种工具都有独特的用处，来处理钻井过程中，井下错综复杂的情况。 自贡盐业历史悠久，自贡市的名字也是因盐而得名的，自贡其实就是自流井和井两个著名产盐区的合称，它的产盐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东汉章帝时期，自贡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产盐区域，所以在自贡盐场数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直接或间接从事盐业生产的人。如今盐业博物馆的馆址就建在了一个古建筑物里面，叫西秦会馆，这个会馆是乾隆年间，由陕西的商人共同耗资数万两白银共同合资修建的，当时叫“同乡会馆”。由此呢就可以想象的出来，当时自贡盐业的发展是相当的繁荣。 在我们拍摄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导游就告诉我们，自贡因为它的地下有着丰富天然气资源，所以这里这里都是以打井资源为主的，打井资源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呢是要凿井，第二是提取地下的盐卤，第三才是制盐；这个过程说起来轻巧，听起来也简单，但这个过程对古代劳动人民在没有任何机械化的年代，他们都是用双手和一些简单的工具来完成打井制盐的全部过程。我在拍摄过程中还听到了一段有关打井治盐的真实故事，因为它过于沉重，所以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没有加进去，在这个馆里有一套古时钻井所用的工具实物。它是利用了足踏的方式，带动锉头上下运动，利用锉头在运动中形成的动力来冲击岩石和破碎岩石的，而当时的盐工所站的踏板只有六七米厘米的宽度，因为在他们的脚下就是万丈深渊，所以盐工们随时都会有坠入深渊的危险，当时盐商们为了鼓励盐工们的劳动就规定了如果盐工们在上面踏几脚就给几个铜板，所以在当时把这种做法称为“脚脚红”它的意思就是说每踩一脚除了会得到铜板之外，每一脚过后，都在踏板上留下鲜红的血印。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就用这种方法钻凿了一口千米深井，这在世界上也是举无先例的，这口千米井现在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果现在到自贡去旅游，一定要去看一下这口千米井，因为它不但代表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同时也凝聚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血与汗。 5.自贡的燊海井建于什么时代 自贡市地处四川省南部、沱江支流釜溪河畔，辖区面积4373平方公里。 总人口320万人。辖自流井、贡井、大安、沿滩四区和荣县、富顺两县，历为省辖地级市。 以内宜高速、隆雅、遂筠公路和内昆铁路与邻交通。有两千年的盐业史，是我国最早设立的23个建制市之一，素以“千年盐都”、“恐龙之乡”、“南国灯城”而蜚声中外。 市辖两县是全国优质商品粮和商品猪生产基地；拥有一批全国知名企业和晨光研究院、炭黑工业研究院、井矿盐研究院等全国性的研究院所。先后荣获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全国卫生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称号，是川南地区第一座大城市。 区位和交通优势。通过内宜、成渝高速公路直通成都、重庆，通过内昆电气化铁路和建设中北京至昆明国道南来北往，通江达海。 自贡市地处川南腹心，与内江、泸州、宜宾、乐山市直接通过高速或高等级公路连接，构成川南城市群。是四川省域优先发展的大城市和重要的二级中心城市，是长江上游经济带中联系成渝经济走廊和川南城市经济区的中继站。 自贡到宜宾空港70 公里。是我国西南最大的电力输配枢纽与西电东送的电力集输中心和川南微波通信枢纽。 灿烂的盐业历史文化。自贡以生产井盐历史悠久著称，经历了因盐设镇、设县、设市的过程。 早在东汉章帝年间，就开始采卤制盐。北周武帝时，设公井镇。 唐代所产食盐远销湖北、江西等省。唐武德元年，公井镇升为公井县而置荣州。 1835年，“燊海井”钻凿成功，深达米，成为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深井，开创了世界钻井史上的新纪元。清咸丰、同治年间进入鼎盛时期，被誉为“富庶甲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 先后开凿了一万三千多口盐井。1939年9月1日，设立自贡市，隶属于四川省政府。 自贡市人杰地灵。历史上有陆游为官，近现代有变法维新“六君子”刘光第，中国厚黑学教祖李宗吾，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革命家吴玉章，红岩英雄江姐江竹筠，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红军高级将领邓萍，跳水皇后高敏等名人。 形成了丰富灿烂盐文化和彩灯文化。 旅游资源独具魅力。 自贡以盐业遗址、恐龙化石、璀璨灯会著称。自贡恐龙博物馆是世界三大恐龙博物馆之一，是国家首批地质公园，4A级景区。 誉满海内外的"天下第一灯"--自贡灯会，是中华彩灯文化的代表。以西秦会馆设立的自贡盐业博物馆既是全国重点文物，又是全国7大专业博物馆之一，西秦会馆还是建筑精品。 荣县大佛是当今世界第二大佛。燊海井是世界上第一口超过千米的井。 富顺文庙是全国重点文物。此外，自贡特产的龚扇、扎染、剪纸并称自贡小三绝。 此外，还有桫椤谷、青山岭、高石梯、双溪湖、花龙沟、五条沟、尖山、农团等风景名胜区和古色古乡的三多古寨、仙市古镇。近年来，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旅游事业快速发展。 全市有4星级饭店2家，星级饭店13家，成功创建为国家优秀旅游城市。2004年国内游客万人次，接待国际旅游者1875人次，实现旅游收入亿元，旅游创汇191万美元。 经济再现生机 改革开放以来，自贡经济总量不断增加，经济活力增强，发展步伐加快，老工业城市经济已经焕发生机。2004年，地区生产总值（GDP）达亿元，比上年增长。 一、二、三产业结构比重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加快发展，产业化进程加快。 工业生产保持高速增长，效益大幅提高。全市财政总收入为亿元，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增长。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增长。 出口创汇亿美元，增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亿元，比年初增长。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553元，同比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2873元，增长。我市民营经济创造的增加值为亿元，增长，占GDP的比重为，占半壁河山。 农村经济加快发展。2004年，农业实现增加值亿元，增长。 主要农产品产量保持基本稳定，经济作物比重上升。畜牧业保持较快发展势头，农业产业化经营成效明显，产业化示范基地初具规模。 劳务输出有序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进一步加强，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等取得新成绩。 工业经济快速增长。 自贡工业已由单一的盐业生产发展成为以制盐、化工、机械为支柱，兼有电子、冶金、轻工、纺织、建材等门类齐全、综合性的工业体系。近年来，从“放权让利”、“抓大放小”、“国企解困”到实施五大产业集群，自贡工业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狠抓企业改革、扭亏增盈和提速增效工作，工业经济规模快速扩大，运行质量显著提高，增长速度重新进入全省先进行列。 2004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269户，国家大型企业5户，工业资产总值272亿元。工业经济运行质量继续提高，全市规模工业增加值亿元，实现利润亿元，工业经济综合效益指数达到点。 重点行业和优势企业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工业经济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 2004年盐化工、化纤纺织、机械、新材料和农副产品加工业五大支柱产业集群完成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全国三大锅炉生产企业之一、主要大型火电、核电、石。 6.描写自贡面貌的好句 在中国历史上，因盐设镇、设限、设市的大约有一百个，而自贡是这一百个当中唯一的一个由小到大，走完了成为“盐都”的全过程。朋友们，那需要何等的坚定信念、何等的精神动力、何等的超凡智慧，又需要何等的艰辛付出啊！ 是的，就是凭借着一种理念、一种精神，历代自贡人用自己超凡的智慧，同过艰辛的劳动，把自己的家乡建成为世界最早进行大规模工业性开采的井矿盐场，世界第一口超千米深井的诞生地，人类机械顿钻凿井技术的发祥地。没有任何借鉴，没有任何参照，全凭自己去构想、去发明、去创造，就是这样，自贡人首先发明了一整套井盐生产技术，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 在这里，我读到了属于自贡的无数“唯一”、“世界最早”、“世界第一”、“首创发明”、“之父”等等标志性词语。而且，我似乎还听到了那井矿盐场的每一口盐井，每一架天车都开口讲出了相同的话语，他们都骄傲地告诉我们说：“我就是自贡灵魂，我就是自贡精神。”是的，从那里，我确实感悟到了首创发明，敢想敢做，做到第一，做到最好的自贡精神。 更让人感动，更让人崇敬的是抗日战争时期，自贡所发挥的作用，自贡所彰显出的爱奉献、做到第一，做到最好的精神。大家知道，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江浙海盐生产地被日军占领，自贡盐场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出于国家战略上的需要，自贡市必须成立。实践证明1939年8月自贡市成立后，自贡盐业生产迅速发展。抗战八年间自贡盐场肩负着为全国三分之一人口供应食盐的任务，产盐最多，任务最艰巨、贡献最大。自贡的盐税收入占全川盐税收入的80%以上，盐税收入位居第一。有力地支撑着看着时期的经济。此外，1943、1944连续两年，在冯玉祥发起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中，自贡人献金为全国之最，人均献金为全国之首。这是多么让人深受感动，倍受鼓舞啊。 自贡另一熠熠生辉之处，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灯会”的自贡灯会。没有哪一个城市的灯展，像自贡灯会那样走过那么多地区，甚至走出国门；没有哪一个城市的灯展，像自贡灯会那样每到一地，便刮起炽热的灯会旋风；没有哪一个城市的灯展，像自贡灯会那样受到那么多中外观众的称赞好评。他们赞“瓦基瓦”、“盖了帽了”。 我们为首创发明，敢想敢做，做到第一，做到最好的自贡精神喝彩。今天我们为自贡精神喝彩，明天我们为践行弘扬自贡精神努力。历史上，自贡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惊喜，一个又一个奇迹，一个又一个第一。未来，会有更多的惊喜、奇迹、第一被自贡人创造出来！因为，在我们每一个自贡人深受，都会闪耀出自贡精神的光芒！
如果说在世界范围内多极文化中，西方欧美文化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文化是主要的两极，形成鲜明的对立和有效的互补，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成分中，儒家和道家便是主要的两极，亦形成鲜明的对立和有效的互补，换句话说，两者正由于处处相反，因而才能够相辅相成，给予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 儒道两家各有自己的经典，互不相借，唯有《周易》成为两家共同祟尚之典籍，这里面有着深刻的道理。《易经》成书于两家形成之前，《易传》形成于两家出现之后，虽是儒生所著，却大量渗透着道家思想，如形而上之道，阴阳化生之理，无往不复之运，顺法天地之行，皆采自考学，此其一。《易传》用阴阳两大概念表示宇宙间两种基本的对立力量，阳表示正面、主导、进取、雄性；显露……，可以综合为阳刚之性；阴表示负面、被动、退守、雌性、深藏……，可以综合为阴柔之性。阳刚之性正是儒家的特性，阴柔之性正是道家的特性；儒家与道家的对立与互融正体现了阴阳的交感相推之道，所以才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对基本矛盾，此其二。我们用阴阳学说分析儒道关系，便会抓住问题的根本，一系列特征的对比就有了贯通一气的基础。 (1)孔老比较。孔子孟子是儒家的宗师和代表，老子庄子是道家的宗师和代表。孔孟作为儒家的圣贤，给后世树立了道德(在伦理意义上)大师的形象，具有完善的道德人格，以救 世安民为己任，富于理想，谆谆教人，死而后已。老庄作为道家的至人，给后世树立了智慧大师(老子)和艺术大师(庄子)的形象，具有高度的悟性相思维能力，以宁静淡泊为操守， 冷淡世情，向往自得，其于外物，顺乎自然而已。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老子说：“上善苦水”(八章)，孔子以山自比，老子以水自比，生动地表现了仁者与智者之异。山的形象巍峨雄壮，草木兽虫以之生，云雨风雷以之出，仁慈而伟大。水的形象柔顺而处下．善利万物而不争，绵绵不绝而攻坚强考莫之能胜，谦虚而深沉。山岭育养生物，静中有动，水势任其自流．动中有静。孔子乐山．老子乐水，孔子好静(化人以德不以力)，老于好动(因势利导不阏滞)，不亦宜乎。 (2)人性论比较。儒家人性论有孟子性善说，苟子性恶论，董仲舒性三品说，杨雄性善恶混说，程宋天命之性气质之性说，陆王良知良能说等，其共同点是强调后天道德教化，认为无礼乐法度之修饰，人性不能臻于完美，如苟子所说，人性“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苟于·性恶》)，而正治的标准在于合乎宗法伦理。道家人性论有老庄人性恬谈朴素论，描康人性清高自适论，郭象人性自足安命论，《列子》人性任情肆欲论等，其共同点在于强调自然天真，排除人工的雕琢和礼法的强制束缚，越是自发自成，越是纯真完美，如《庄子》所说；“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骈拇》)。儒家的人性论看到了人的社会属性，看到了精神文明教育的重要性，道家的人性论看到了人的生理与心理属性，觉察到虚伪而繁烦的宗法伦理对人性的桎梏相对个性的摧残，皆有所得，亦皆有所偏。 (3)人生论比较。儒家的人生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现实有强烈的关切和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对同类和他人有不可自己的同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达则兼善天厂，穷则独善其身，亦不与浊俗同流合污，在生命与理想发生不可兼得的矛盾时，宁可杀身成仁，告生取义，以成就自己的道德人生。道家的人生观，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图绊，获得个人内心平静自在为价值取向，既反对心为形役，透外物面不反，又不关心社会事业的奋斗成功，只要各自顺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必然自为而相因，成就一和谐宁静的社会，相孺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其人生态度消极自保，以免祸全生为最低目标，以各安其性命之情为最高目标。或院于山林，或陷于朗市，有明显的出世倾向。儒家的出类拔萃者为志士仁人，道家的典型人物为清修隐者。 (4)思维方法比较。锦道皆糟于辩证思维，看到矛盾的对立运动与转化。但儒家的辨证法尚刚主动员有，注意生命的基勃前进之轨迹，人则以自强不息为务，易于抓住矛盾的主导方面；道家的涝证法则尚柔主静贵无，善于觉察事物发展中的曲折、反复和否定因素，重视生命内在底蕴的积累培育，对于负面的作用，无形的重要，柔静的品性，有深刻的把握。儒家之历短，正是道家之所长。儒家的思维比较肋近现实人生，哲学的思考不离人伦日用；道家的思维弘通开阔，调想于天地之先、六合之外，探究于生死之际、是非之上，思辨性极强。所以儒学的社会道德学发达，道家的自然宇宙学发达．换一种方式说，儒家长于实学，迢家长于虚学。 (5)治国论比较。儒家强调有为，道家主张无为。儒家的治国有为是指：导之以镕，齐之以礼，和之以乐，辅之以法，任之以贤，使之以惠，如韩愈在《原道2中所说：“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这就是用宗法主义治国。它必然繁为礼、重为教。道家不然，其治国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毫无所为，“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最后要达到皆有所为的目的，无为的要求只是；一不违背事物自然本性而强行妄为．二不违背公众意愿利益而膨胀私欲，三不违背和谐宁静生活而滋彰礼法。执政者所要做的事是“捕万物之自然”，让众人各得其所，白化自官。所以道家治国，政尚简易，君道俭约．臣道守职，少扰少今，让百姓休养生息，让社会保持安宁。按照儒家的主张，就要表形明君贤相忠臣孝子，以为天下式，按照道家的主张，只须守静以待，因顺自然，息事宁人。盂子提出“仁者无敌”的命题，4B览·贵因》提出“因则无敌”的命题，可以精辟概括儒道治国原则的不同。 (6)理论倾向比较。儒家学说的重心在社会人生．阐述如何做人和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后者也是做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人生哲学与伦理思想发达，哲学、伦理、政治是三位一体的状态，而沦理决定着儒学的特色，故儒家哲学可称之为伦理型哲学。孔孟的仁学，苟子的礼学，两汉的经学，程朱的理学，陆王的心学，以及明中叶以后兴起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无一不是围绕着内圣与外王、性情与礼教这两对基本矛盾而形成与演变的。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就是解决个体的修身如何与群体的社会事业相联系的问题；而性情与礼教的矛盾就是解决主体的人性如何与客体的道德规范相协调的问题。儒家不同学派处理这两对矛盾的方式与侧重点各有差别，但都把主体的道德修养作为处理其他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关键。道家学说也关注社会人生，但它的眼界早巳大大突破了社会人生的范围，面向大自然，面向整个宇宙，宇宙论、知识论比较发达，讲究天道，热爱自然，尊重物理，包容厂较多的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对于人的探究，也能够着眼于人的生理结构与持征，提出有价值的卫生健身之道。儒家重养性，道家重养生。道家对于古代生理学的发展有独特的贡献。道家学说要处理的基本矛盾，是人与天的矛盾，这里的人指社会与个体，这里的天指人的生存环境与自然状态，道家倾向于法天以成人道，反对用巧以违天道，其出发点在自然天迢，故道家哲学可以称之为自然型哲学。儒道两家皆以天人台一为最高精神境界，但儒家是以人道推论天道，将天道融入人道，道家是以天道推论人道，将人道融入天迢，形似而实异。 (7)气质与风度比较。儒道两家的气象不同，这是屑于整体的综合性的无形的精神风貌上助差异。大儒的气象似乎可以用“刚健中正”四字表示，再具体点说，就是道德高尚、仁慈亲和、彬彬有礼、忠贞弘毅、情理惧得、从容中道、和而不同、以权行经等等，如贺鳞先生所说：“凡事皆能棺研深究．以求合理、合时、合情，便可谓为‘曲践乎仁义’、6A容手中道’，足以代表儒家的态度了。”(《文化与人生》13页)古者有“儒风”、“儒士”、“捕雅”、“儒吏”、“儒臣”、“儒将”、“儒医”等称谓，皆寓道德学问有根抵、风度湿文尔雅之意。道家高士的气象似可用“涵虚脱俗”四字表示，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内敛 不露、少私寡欲、清静自守、质朴无华、虚杯若谷、超然自得、从容深沉、高举远幕、留恋山水等，如贺龋先生所说：“我们发现老庄思想富于诗意，富于山林隐逞和潇洒超脱的风味，我们也发现注重归宾返朴，羡慕赤子曼儿式的天真或天机，保持人的真性情，厌恶人世的繁文绍节、权诈智巧，是老庄的特色。，(同上书169页)用语不多，生动勾画出道家人物的风貌。古者有道人、道真、道眼、道貌、道学、道体等称谓，皆寓不同凡俗、领悟至道、风度超选之意。儒家是忠良的气质与风度，道家是院士的气质与风度。 儒道两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立的两极，因而可以互通有无、双向吸收，两家又是在中国这块共同的文化土壤上发育生长，有着相依沟通的基础。儒道之间的统一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思想观点上的共同性。儒道皆认为天人是一体的，人类来源于自然，又以自然为生存的依托，两者息息相关连，人应当爱护自然环境和资源．不可破坏天人的合谐，还要“资天地之化育”(儒)，‘辅万构之自然”(道)。在人际关系上，格道皆反对纷争对抗，主张和睦共处，“和为贵”(儒)，“安其居”(道)，“善战者跟上刑”(儒)，“夫兵者不祥之器”(道)。在人生态度上，儒道皆注重精神生活的充实和提高，反对沉缅于物欲私利之中，“君子忧道不忧贫”(儒)，“圣人被褐而钎玉”(道)。在治国问题上，儒道都反对君主专制独裁，反对暴政，重视民心的向背，“民为贵”、“保民而王”〔儒)，“以百姓心为心”(道)。在真善美的追求上，懦道都希望达到三者的高度统一，并特别强调要格求真知的过程变成人生乐趣，能体验到一种精神上的享受，“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儒)，疤丁解牛“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午，乃中经首之会”(道)。在辩证思维方面，儒疽都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与转化，主张随时调整矛盾关系，以保持统一体的适中和谐，避免向极端偏落，“时中”、“过犹不及”(儒)，“守中”、“去甚去奢去泰”(道)。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儒道都不热心于鬼神祭艳，而与之保持距离，“敬鬼神而远之”(桶)，“以道苍天下，其鬼不神”(道)。在对待阴阳五行学说的态度上，儒道皆借取之而为宇宙论的基石，o一阴一阳之为道”(儒)，“阴阳合而万物生”(道)。等等。上述共同点说明儒道两家并非处处对立，它们有着共同的性格，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共性。 第二，学说内容上的互渗性。筋道两家皆以“我”为主，同时吸收改造对方若干成分，纳入自己体系之中。早期满学中期已经渗入道家成分，如孔子称赞舜“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对于自己的前途，作了伸卷随时的打算，“用之则行，舍之则蘸”(《论语·述而》)，“隐居以求其志”(8论语·季氏》)。汉代格学开始大量吸收道家学说，如扬雄的太玄之学借置于老学，王充的古文经学融治了黄者之学。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和南方的儒家经学有以考庄注解五经的风尚，何县的《论语集注》和皇侃的《论语义疏》便是代表。唐初《五经正义》中，魏晋玄学家何县的《论语》注本，王拐、韩康伯的《周易》注本，都铰镇定为标准本。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推祟形而上之迟，防王心学推祟自然本心，皆以本体与功夫的合一为目越，其受启于道家哲学亦不为少。再看道家，先案老庄之学排击儒学．然 而老学之“爱民治国”，庄学之“安然顺命”，末始不接受格学的影响。秦汉以后，道家主流派转而肯定宗法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不改变自身基调的前提下，对于儒学公开予以接纳，如《淮南于》就是以老庄之学为哲学基础，博采桶、法、阴阳各家思想而成书的．书中大量引证儒典，《主术训》、《犯论训》、《泰族训》数篇，宣扬以仁为经，以义为纪．以礼乐化民成俗。魏晋玄学更兼综道儒，以孔子为圣人，王田郭象皆以扶树名教为己任。在宗法等级社会的中国，道家不与纲常名教作必要的妥协和贯通，简直就无法生存和发展，因而它与宗法夫义学说一一儒学携手并进即不足为怪。可以说，道家补充了儒学短于形而上本体之学的缺陷，儒学补足了道家漠视现实社会人生问题的偏失。我们说“儒家精神”、“道家精神”是就各自的主要、独特成分而言，是一种理论的抽象概括，若说到具体的儒家学撅， 都多少有着道家精神，具体的道家学派则多少具有儒家精神，都不那么纯粹。玄学使道家更接近于儒家，道学使儒家更接近于道家。越到后朔，儒道的互渗性越强。儒迟合流，彼此推扬．推动着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发展。 第三，文化全局上的共建性。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有三大箱神支柱，即儒、释、道(道家和道教)。三者之中，儒学是主于，释、道是辅翼。释道情形又有不同；道家是儒家的主要对立面，同时又是历家的主要补益者，与儒家相表里，相始终；佛教和道教是儒家在一定阶段和某些领域中的辅翼者与竞争对手，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和普渗性比不上道家。中国传统文化暂时离开佛教道教，可以不失其本色，离开儒家或道家就不成其为中国传统文化。捕学在人生哲学、社会政治学、社会经济学、伦理道德规范、教育学、典制礼仪、历史学、文献学等重要社会文化领域有第一位贡献，为古代社会所不可缺少。道家在宇宙论、理性方法、美学、自然哲学、批判精神、军事辩证法等重要社会文化领域有第一位员献。缺少了道家，中国传统文化就要失衡，倾斜，变成狭随的层次极不完备的文化。中国封建社会能够长期稳定发展，从思想文化上说，固然有赖于儒家对纲常名教的扶树，同时也得益于道家对社会矛盾的调节，使得社会机体有较大的弹性和韧性，再加上佛教和道教，形成文化的多元结构相丰富多采，人们可以在因迟时有多种选择的人生之路，以宽容的氛围缓解专制主义淫威对矛盾的激化。从而减少社会的大展动大毁坏。 第四，修习信仰上的兼容性。儒道两窄各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学统和严守门户的本派学者，但两家并不禁止本摄学者祟信对方学说，所以历史上儒道兼修的学者是很多的。儒家主张“和而不同”(孔子)，“殊途同归”(《周易大传》)，道家主张“容乃公”[老子)、“百家众技皆有所长”(庄子)，在信仰上都颇为宽厚。由此之故，汉以后儒道合流末受大阻，汉末魏晋以后儒释道合流更成风气。前已提到，扬维、王充兼修儒道，王两、郭象共祟儒经老庄。南北朝时期三教兼修之风更盛，南齐张融兼信三教，死时“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9(《南齐书·张融传》)；梁武帝深通儒道佛，主张三教会同；北魏孝文帝于“《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善谈庄老，尤秸释义”(《魏书·高祖纪》)，大儒沈重入北用后．讲三教义，各教人士都前来听讲(《局书·桶林》)。唐代的文化政策是三教并奖，士大夫纷起响应，或兼修儒佛，或俱信佛老，僧人亦同此风。华严五祖宗密说：“孔；老、择边，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原人论》)。有些儒者和佛憎排击道教，但倩通道家。宋元明时期，倡导三教会同最得力者为佛教道教。宋孤山智圆说；“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望乃通”(《闲居编》)，明释祖清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 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憨山大师梦游全集》)。金元之际在北方形成的全真道，高唱三教归一。t性命圭旨》把三教归纳为心性之学，儒曰存心养性，道曰修心炼性，佛曰明心见性，其义理是相通的。在儒、释、道三家四学之中，儒家、佛教、道教的门户意识较为强烈，讲师承，论世系，相比而言，道家的心胸更为博大宏远一些，包容精神更强烈一些，在文化上一贯主张兼容并包、博采众长，e8氏春秋·不二》、《庄子·天下》、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淮南子》可作为代表。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许多士大夫随着境遇的变化其信仰重心在格道两家中摆动；得意时信儒家、失意时倍道家，在朗时信儒家，在野时信道家。达则兼善天下，救世治国需要儒家学问；穷则独善其身，远祸求慰需要道家学问。顾境里从儒学吸取舅进的力量，逆境里从道家寻找安抚心灵的妙药，精神皆有所归拢和寄托，因而增强了知识分子对挫拆、迫害的承受能力。道家的清静，再加上佛教的破执，使人在人事的纠纷和现实的利害面前看得开放得下，减少了许多烦恼和痛苦，遇到惨烈事变，精神不容易崩溃。这大概是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在追随孔盂的同时不愿放弃者庄和释迎的原因。
自贡文化遗产及由来和特点是文化遗产是民族记忆的缩影，是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建设，许多古代建筑相继遭到破坏，因此将它们列为文化遗产，保护起来。自贡有哪些文化遗产，你知道吗？一起来城市文化里看看吧。大山铺恐龙化石1979年末，四川省石油管理局下属川西南矿区在这里修建停车场时，暴露出大量恐龙骨骼化石，从而揭开了大山铺恐龙化石发掘的序幕。1979年底－1984年，中科院古脊椎所、成都地质学院、重庆市博物馆、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和自贡恐龙博物馆等单位在大山铺进行了多次单独或联合发掘，在已发掘的数千平方米的范围内获得上百具恐龙及其它脊椎动物化石骨架，从水生的软骨鱼类，到陆生的爬行动物佼佼者，应有尽有。灯会自贡灯会是一种具有历史传统的汉族民俗文化。自贡位于四川省。南国灯城的内蕴所在，它成型于清明时期，逐渐衍展为具有相对固定内涵、并在特定时段进行的并有一定传承线路的大型汉族民俗文化活动。燊海井自贡燊海井坐落在大安区阮家坝山下，占地面积3亩，井位海拔米。该井开钻于清代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历时13年，方始凿成。井深米，既产卤，又产气。盐业历史博物馆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位于四川省自贡市中心，建于1959年，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历史上最早建立的专业博物馆之一，目前仍是中国唯一的盐业史博物馆。龚扇龚扇又称自贡龚扇，是汉族传统工艺美术珍品，蜀中名扇之一。四川自贡竹编扇，晶莹光亮，宛如纨绢，驰名中外。由民间艺术家龚玉璋创制至今已逾百多年历史，是自贡着名的小三绝之一，目前龚扇的制作已经传至龚氏家族第五代传人。剪纸自贡剪纸是四川省自贡市一种古老的汉族传统艺术，剪纸又叫刻纸或者剪画，始于40年代初期，在中国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其作品纯朴古拙情趣生动，以动静、阴阳、块线、疏密结合的手法，和独幅、组画、单色、彩色等表现形式将各种民间艺术融于剪纸作品中，形成质朴丰润、清新明快、拙中带巧、平中有奇、图案味浓、雅俗共赏的独特艺术风格。扎染四川的自贡扎染是古称蜀颉的扎染艺术，四川省的汉族传统手工艺术珍品，自贡更为主要的产地。自贡扎染工艺性强，以针代笔，无一雷同，色彩斑斓，款式多样，扎痕耐久。近年研制的棉、麻、丝、缎、皮革、绒等质地的多色套染，永隽雅秀、韵味天成，图案设计富于情趣，特色浓郁。富顺文庙富顺文庙位于四川省富顺县城中心，是中国保存完好、规模宏大、建筑精美的宋代建筑。在四川省所有文庙中，富顺文庙以其建筑规模、保存完好以及独特的建筑、雕刻艺术而独树一帜。荣县大佛荣县大佛位于四川省荣县县城东郊，为唐代所刻，佛像坐南面北，是一尊释迦牟尼摩崖石刻造像，佛身通高米，头长米，肩宽米，膝高12米，脚宽米，是世界第一大释迦牟尼佛（现世佛），第二大石刻大佛，仅次于乐山弥勒大佛（未来佛）。荣县大佛与乐山大佛相距不足百里，各有特点，映衬成趣，自古以来就有“嘉州大佛雄，荣州大佛美”之誉。自贡，位于"天府之国"──四川省的南部，是"富庶甲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独具风韵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以其特有的风彩和格韵，卓立于中国城市之林。既有千载盐都的盛誉，又有恐龙之乡的称谓，亦有南国灯城的美名，1986 年，自贡市由国务院颁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后又相继被批准为省级风景名胜区、国家对外开放城市和全国卫生城市。
哲学和文化流派四明学派：也称“四明陆学”。南宋淳熙年间，有“淳熙四先生”之称地明州学者杨简、袁燮、沈焕等人以研究、师承陆九渊的以"心"为构成宇宙万物来源的"心""理"合壹的"心学"为主，兼综朱子理学诸学学说而形成的学派。 姚江学派：亦称阳明学派。其创始人为明代哲学家、余姚人王守仁(别号阳明)，因余姚有姚江流经，故名。王守仁继承和发扬了南宋陆九渊的心学，提出“心外无物”、“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哲学思想，集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之大成，史称“王学”。其主要继承人有徐爱、钱德洪、沈国模、史孝咸等。 浙东学派：也称浙江史学派，其创始人为明清之际启蒙主义思想家、余姚人黄宗羲。黄宗羲在政治上公开揭露和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指斥其为“使天下不得安宁”的罪恶之源，主张民权。经济上提出“工商皆本”，学术提倡“经世致用”。除哲学、史学外，对天文、地理、数学、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都有研究，是清代最有关系的学派。其代表人物有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地方戏曲曲艺甬剧：始于清乾隆后期，初称“串客”。系由田头山歌、马灯调、唱新闻等滩簧类民间小戏、曲调演变而来。主要流传于宁波、舟山一带。最初的演唱者为乡村的农民、工匠等手工业者，在庙会祭神、喜庆堂会时演唱，演唱的勤容主要为新闻和民间生活故事，无表演动作，无乐器伴奏。清嘉庆年间(1796～1820)，受“苏滩”关系，开始有简单的表演和胡琴伴奏。道光10年(1830)后，出现营业性演出的“串客班”。光绪10六年(1890)数名艺人到宁波演出走红，"串客"改称为"宁波滩簧"。曾一度改称为"四明文戏"、"甬江古典"等，1950年5月始正式定名为甬剧。甬剧擅演清装戏、近代戏、现代戏，表演细腻，语言、唱腔富有地方特色，内容适应市民的思想情趣，乡土气息浓郁。 姚剧：起源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主要流行于余姚、慈溪、上虞、绍兴一带。由当地的农民、手工业者闲季组班演出，有“灯班”、“灯戏”、“串客”、“花鼓”、“鹦哥班”等称呼。光绪年间(1875～1908)，部分艺人赴沪演出，受苏南等地剧种的关系，定名为“余姚滩簧”，其主要特点是表演朴实、粗犷、自然，动作来自生活，节奏轻快有力，对白用生活语言，杂以插科打诨。1953年，部分艺人组成“余姚滩簧小组”，1956年发展为剧团，正式定名为“姚剧”。 宁海平调：宁海县地方剧种。始于明末清初。主要流传于宁海、象山、三门、天台、奉化一带。其唱腔特点、表演、伴奏手法近似新昌高腔，声调高亢而婉约，一唱众帮，对白以宁海书面官话为主，吐词文雅。原均为男演员，50年代后始有男女合演。剧目有近百之多，内容以反对封建礼教、除暴安良为主。 四明南词：也称四明文书，属弹词类。主要流行于浙东地区，是由民间小调发展而来，清道光年间进入鼎盛时期。一般以堂会形式进行演唱，弹唱时，多为三人一档，常用乐器以三弦、扬琴为主，伴以琵琶、二胡等。曲词有词调、赋调、正赋、平湖、紧平湖等五种，俗称“五柱头”。 宁波走书：又称犁铧文书、莲花文书。主要流传于宁波、舟山、台州一带。最早产生于佃工在农作时的一唱一和中，曲调和乐器10分简单。至清光绪年间，常用曲调发展到四平调、马头调、赋调等三种，俗称"老三门"。后来又伴以四弦胡琴、二胡、月琴、琵琶、三弦等乐器。其中四弦胡琴是走书音乐独具特色之处。同时，演唱形式也是由坐唱发展到表演，动作幅度较大，“宁波走书”也由此得名。方言宁波话属于吴语太湖片（北吴）甬江小片，宁波话中保留了不少中古音，借助于《广韵》《玉篇》这些古典的工具书，可以查到它们的最原始的写法。当然，这些字往往10分冷僻难认，非专业人员一般不可能读出和读准。可是，假如从词义的角度来看宁波方言，会发现它的三音节、四音节的俚语、俗语、比喻语、方言成语以及更多音节的短语和谚语（话头），不仅可以书写，还10分精彩生动，这些正是宁波话的最活最有生命力的因素。 另外，宁波话中的象声叠韵词、固定搭配、倒置、拟声等语言特点和众多极具乡土特色的民谚也给宁波话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意趣。 自“五口通商”开埠，西方文化东渐，泊来品也日益进入市民生活视野。旧时称西方为西洋，故有许多名词冠以“洋”前缀，成为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语言现象。民俗地处浙东的宁波在越文化的长期关系下，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俗。 八月10六中秋节：全国各地以农历八月10五为中秋节，惟宁波以10六为中秋。追其来由，有两种说法：一说元末江浙左丞、太尉方国珍以本人的生日改之；一说南宋时宰相、鄞县（现鄞州）人史浩因母生日为10六日故易之。清袁钧的有诗“峰寿母易中秋，七百年中俗尚留。从此非时来竞渡，家家10六看龙舟”。每逢中秋节，家人团圆，赶神会，观龙舟，吃月饼，亦互赠月饼。宁波月饼以苔菜、水昌月饼见强，别具风味。 大头和尚舞：在宁波市郊、鄞州广为流传，昔日每逢新春佳节，民间舞蹈“大头和尚”便以“太平会”名义，走村串户，恭贺新禧，消灾祈福。其表演是将纸制大头和尚变形面具套在头上，由两个分帖子的人领路挨家户分帖，口讲吉利话，待户主出钱后，便将贺年帖贴在门上，接着再表演舞蹈，动作机械、诙谐、滑稽，锣鼓节奏别具一格，充满欢乐气氛。 龙舞：宁波流传最广的民间舞蹈之一。宁波乡村许多地方辟有龙潭，农民历来有舞龙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风俗，常见于迎神赛会及各种庙会。宁波龙色彩丰富，形式多样，有布龙、绣花龙、双龙盘柱、打结龙、断尾巴龙、小人龙、草龙等，一般为9节、12节，多至18节、24节，现作为群众性文娱活动，常于春节、元宵节和庆祝集会组队表演，奉化条宅村龙舞曾多次参加全国民间舞蹈会演并获奖。 狮舞：在宁波市宁海县一带较为流行，一般在夏历正月或佛教关于节日，数10名农民组班，去各村轮流舞狮，以示敬祖迎神、辟邪祛妖。狮舞有独舞、对舞、群舞，以三狮共舞为多，一雄一雌一仔，边舞边敲锣打鼓，以表演"抢五灯"为最精彩，即在场地中间、四角各置一盏灯，狮子在中间狂舞、嬉打、咬打、抢灯，四周皆围观群众。 赛龙舟：为水乡的民间习俗。宁波的赛龙舟一般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和八月10六举行。前者相传是楚国爱国诗人、三闾医生屈原投汨罗江的日子，划龙舟，表示人们竞相营救。后者则为宁波的中秋节。除举行庙会外，赛龙舟可增加节日娱乐气氛。旧时宁波城区赛龙舟主要在塘河中举行，鄞县的东钱湖的龙舟最负盛名。龙舟分青龙、黄龙、白龙等，龙(船)首高昂，划船人服装与舟同色，一人立于舟前敲锣指挥，一声炮响，龙舟齐发，锣鼓声与岸上观看的人群呼嚎诎往不绝于耳，场面甚为热烈，先到终点者为胜。 梁山伯祝英台故事：梁祝的民间传说，最早见于南北朝梁元帝时(552～555)的《金缕子》一书。晚唐的《宣室志》有更详细的描述：东晋时上虞祝氏女英台，女扮男装求学，与会稽的梁山伯同学三年。后祝英台先归家，次年梁山伯去祝家拜访，才知其为女性，央人求聘，而祝己许马氏子。后山伯为县令，勤政爱民，死于任上，葬在城西乡。后祝英台过山伯墓，痛哭呼号，墓自裂，祝跳入梁墓中同葬。宋《乾道四明图经》中有“义妇冢”及梁祝故事的记载。现宁波西乡有梁祝合葬墓及梁山伯庙。宁波有“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的谚语。现梁祝故事以电影、戏剧、曲艺等各种艺术形式流传，范围特别之广，涉及浙江、江苏、河北、山西等10多少省，并流传到欧美各国，被称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全国有梁祝的坟墓9处，“读书处”5处，但梁山伯庙仅宁波一处。饮食宁波地处东海之滨，海鲜名闻内外，向以蒸、烤、炖制海鲜见长，别具特色，轻形式，重实味，鲜咸相兼，美味可口，宁波人昵称“下饭”。烹饪制作大都采取蒸、烩，非常讲究火侯、刀功，极注重色、香、味。宁波10大名菜为冰糖甲鱼、剔骨锅烧河鳗、苔菜小方烤、雪菜大黄鱼、腐皮包黄鱼、网油包鹅肝、荷叶粉蒸肉、黄鱼海参羹、彩熘全黄鱼、炒鳝背。尤以冰糖甲鱼、锅烧河鳗为宁波传统名菜之最。 另外，各种饭后点心也别具风味。较有名的是宁波10大名点：猪油汤团、龙凤金团、水晶油包、豆沙八宝饭、猪油洋酥块、三丝宴面、鲜肉小笼包子、烧卖、鲜肉馄饨、酒酿圆子。其中，尤以宁波猪油汤团为全国闻名。 另外，象山海鲜、奉化芋艿头、余姚年糕、尚田草莓、慈溪杨梅、三北豆酥糖、宁波草席、河姆渡茭白也小有名气。 冰糖甲鱼：宁波10大名菜之首，吃来软糯润口、香甜酸咸，风味独特。此菜是一种滋补品，甲鱼与冰糖同炖，具有滋阴、调中、补虚、益气、祛热等功能。 邱隘咸菜：宁波特产。盛产于鄞州东乡邱隘镇，用雪里蕻菜腌制。雪里蕻菜冬种春收，腌制依据放盐几个来错开上市季节。邱隘咸菜色泽黄亮，有香、嫩、鲜、微酸特点，能生津开胃，可炒、煮、烤、炖、蒸、生拌、配菜肴、做汤料、做馅子。做配料可解鱼腥，除油腻，"咸菜黄鱼"为宁波名菜，俗话"三天不吃咸菜（齑）汤，两腿感到酸汪汪"。邱隘咸菜己有近百年历史，近年，邱隘真空包装食品厂改进咸菜生产卫生设备与保鲜贮存，使其畅销国内外。宁波汤团 宁波猪油汤团：宁波人过春节，有吃猪油汤团习俗，正月初一，家家户户吃汤团，汤团圆圆，象征团圆。宁波汤团皮薄而柔滑，色白光亮，糯而不黏，入口流馅，油烫香甜，自成特色。宁波市区开设有“缸鸭狗”汤团店，近年来还出口冰冻宁波猪油汤团到港澳台及欧美各地。 溪口千层饼：宁波特产。制作配料严格，选白净芝麻、冬季苔菜、本地麦面粉、糖、油按配比拌和，烘烤温度要适中，酥而不焦，每饼27层。松脆异常，咸中带甜，满齿清香。 余姚杨梅：宁波特产。肉质细软，甜蜜醇厚，形如珠而色如玛瑙。有白种、粉红种、红种、乌种四大类，以乌种的荸荠种为最佳，因其成熟时呈紫黑色，似荸荠而名之。杨梅时节较短，初夏红种的早大种先熟，白种水晶杨梅最迟上市，俗称“夏至杨梅满山红，小暑杨梅要出虫”。杨梅形状可爱，汁液鲜洁可口，味甜如蜜，作为时鲜水果，品种繁多。加工后有蜜饯杨梅干、杨梅饮料、杨梅酱、糖水杨梅等，杨梅汁有生津、止渴、祛暑作用，杨梅烧酒是消暑佳品。余姚杨梅为国家农业部“七五”期间投资建设的"名、特、优、稀"商品基地之一，慈溪也是杨梅重要产地。 浙贝母：宁波特产。是贝母的一种，因产于浙江，故名“浙贝”，又称大贝。原产象山，是宁波市鄞州区著名经济特产和贵重中药材，亦称"象贝"，为“浙八味”之一。贝母性微寒，味甘苦，主治伤寒烦热、咳嗽上气，安五脏，利骨髓，消炎、润心肺，兼有消炎退肿，治痔痈节肿毒等功效。鄞州樟村一带盛产，下半年种下，次年5月收获，鄞州鄞江镇产量占全浙江省的70%，被称为“浙贝之乡”。传统工艺骨木嵌镶：传统工艺。其历史可上溯到1000多年前的隋唐时期，明代骨木嵌镶主要用于家俱的雕饰。清乾隆年间，宁波的骨木嵌镶工艺以其特有的地方风格和精致的技艺名闻遐迩，被列为“贡品”。在制作方法上分为高嵌、平嵌和混合嵌。高嵌采用象牙、黄杨木、竹黄、腊石等作为图面纹饰的原料，锯成形后，嵌在木坯上。平嵌采用象牙、骨片、螺甸、木片等，依图面纹饰平嵌入木坯后用刻刀勾线而成。嵌镶的构图有“丹青图”和“古体”之分，前者近似明清间的风俗画，后者形同汉画，其内容以表示吉祥、长寿、富贵为主题，以人物、博古、山水花鸟为题材，产品有床、几、椅、厨等。 朱金木雕：传统工艺。又称漆金木雕。在明清时期，工艺制作己达到了较高水平。它是在木雕制品的基础上以朱砂色为底，贴金饰彩而成，显得金碧辉煌。木雕以樟木、椴木、银杏等优质木材为原料，运用浮雕、透雕、圆雕等手法根据不同对象雕刻而成，题材多取于戏剧故事，造型古朴生动，刀法深厚。有的玲珑剔透、栩栩如生，有的比较粗犷。朱金木雕主要用于寺、庙、祠堂等建筑及木床、花轿等大型家俱和神像等。 泥金彩漆：传统工艺。宁波漆器的历史，可以上溯到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泥金”名称始于商周。其做法是将金箔研成粉状，与大漆调合后或涂或填。漆器以木胎为主，也有以竹片、竹编为胎。以朱红和黑色为漆器的基本色调。传统的制作方法有纹饰在透明的漆膜里面的沉花，纹饰在漆膜表面的平花，用堆塑、镶嵌等手法使纹饰出于漆膜表面的浮花等三大类，而浮花工艺为宁波漆器传统工艺中较有代表性的手法。漆器的装饰以金为主，有描金、贴金、堆金、追金、开金、平金等手法，题材有花鸟、山水人物及寓吉祥如意的图案等。 金银彩绣：又称"仿古彩"，为传统宁绣中的精品。宁绣与湘绣、苏绣、京绣、粤绣、蜀绣被誉为中国六大名绣。金银彩绣采用各色真丝织品为原料，在彩绣、平绣图案周围盘绣以金线和银线而成。古色古香，富丽堂皇。底色以深色为主，主要有深红、深蓝、墨绿、黛色、铁锈红、咖啡色等，制作工艺可分为网绣、包金绣、垫金绣三大类。题材有龙凤、花卉、佳禽等。主要用于绣衣、靠垫、台布、床罩、软包等生活用品。 宁波草席：古称明席(宁波古为明州)，也称甬席(宁波简称甬)，俗称"滑子"、"席子"。以盛产于宁波西乡黄古林一带的席草，用白麻筋或绿麻作经线编织而成。宁波草席质地精密，厚实挺括，刚劲有弹性，柔软光滑，能散热降温，收藏方便，经久耐用，铺垫、打包、挂门窗均可使用。 宁波草帽：宁波市西郊和慈溪、鄞州、余姚农村不少妇女善编草帽，常作为家庭副业。以草编之乡慈溪长河乡编织的金丝草帽最优，轻若云，亮似雪，美观实用，经漂白染色、绣画、装饰，可与时装配套，既是遮阳实用品，又是装饰性工艺品。草帽按原料分，有金丝、麦秆、维特克、咸草、席草、龙须草、黄草、鸡冠草、纸草、黄花菜叶、勒菲草等10余种，年总产2000余万顶，除席草帽500余万顶内销外，多以半成品出口，由国外根据流行服装设计帽型，配装饰后投入市场。 宁波竹编：宁波是竹编之乡，四明山盛产毛竹，历史上就用竹编制各种俭朴实用的篮、箩、簟、筐、笼等。明、清江南举人赴京应试的考篮、食篮皆竹编，现鄞州、奉化、余姚有数10家乡村办竹编厂，工人善用篾丝、篾片，巧妙地编制成神形酷肖、情趣盎然的各种动物，并和传统的罐、篮、盒、盘接合起来，制成鸡罐、鸭盘、猫头鹰盒、花盆套、花瓶、废纸篓等，既实用，又可观赏，畅销海外。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自己是土生土长的江南人，对于江南风物以及城市格局早已熟谙，因此，本次考察我并未对宁波生出特殊的感慨，但其中的奉化之行却不自觉地触动了某一根文化神经，发散出些许思绪。奉化的招牌便是溪口蒋氏故居，游客都是冲着这个名头去的。我对此虽是仰慕已久，但也心存警惕。名人故居之类的风景，我也见得不少，但鲜有维持原貌并开发良好的，大多丧失其本来面目和历史厚重感，沦为购物广场或是度假场所。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一早就知道这样的景点可能会是怎样的情形，会有怎样的布置，怎样的格局，怎样的待客之道，但当真到了那儿，眼前的景象却依旧让我感到一丝不快和遗憾。蒋氏故居中的许多建筑是原址重建的，里头的摆设也都是赝品，换句话说，就是“假古董”。这种情况，很多地方都存在。谁都很无奈，经历了太多的战火和动乱，老建筑大多无法完整保存，后人不管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去重建，到底是对历史的一种追溯，多少是要肯定的。只不过最大的问题是这种追溯往往演变成遗迹的现代诠释版，这样的诠释又或多或少带有迷信和宿命的成分，不伦不类，难免让人啼笑皆非。在蒋氏丰镐房，我们听到导游这样解释建筑布局：房屋布局缺了一角，预示蒋介石日后只能偏安一隅。如此说法，游客自然是付之一笑，不去深究。而我，只能哑然无语，并选择撇开导游，自行游览。用这种视角去解释建筑及其背后的历史，实在乏味得紧，也低俗得紧。这种解释的背后，实际上是历史文化开发的无力。在现今的景点开发中，商业大行其道，其中又以餐饮和购物为最。对于寻常园林和寻常山水，上述刺激消费的方式无疑是最快捷和有效的，但对于一些有特殊历史文化背景的名胜而言，我们需要更好的思维和方式。宁波由于地理原因，具有旅游价值的自然山水并不多，即便是奉化溪口的风光，在江南来看，应不入上品。宁波的特色在于其历史文化山水，如天一阁和蒋氏故居。这样的山水只有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中才能释放出光芒，因此，经营这样的山水不同于经营自然山水。经营历史文化山水，首先在于对历史的正确解读，其次在于意境的营造和文化的传递。蒋氏故居确实是个有历史的地方。妙高台是当年蒋介石下野后的决策所在地，可以说是影响了中国的发展进程，而小洋房等地亦有其特殊意义。如此丰富的历史背景岂是简简单单几幅照片和“假古董”的陈列能够完全表达的？说实在，整个蒋氏故居唯一给我留下印象的，不是什么丰镐房，也不是什么小洋楼，而是挂在墙上的蒋经国当年惜别溪口老家时写的一段文字，感人之深，读之欲泪。我想，人们来到这里，是希望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如果能将那段历史的脉络在这个特殊的相对真实的环境中尽可能地梳理清楚，并正确解释给游客，那将取得不同凡响的效果，而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一陈不变的摆设和风水先生式的满口胡诌。天一阁的历史文化意蕴就更浓了。余秋雨先生在《风雨天一阁》一文中曾细细描摹，我这里就不赘述了。但目前我们看到的天一阁似乎并不以藏书楼的本来面目示人，而变成了园林和所谓的“麻将博物馆”等不相干的事务，不免让人感到莫名的滑稽。现在我们看到，人们依然以经营寻常园林和寻常山水的方式经营着以天一阁和蒋氏故居为代表的一大批历史文化遗迹，不能不说是莫大的遗憾。让遗留的古迹为逝去的历史作正确的注解，让正确的注解告诉现在的人们真实的历史，是历史文化山水保护与开发的重要使命。
上世“章子郭”今世“郭子章” 郭子章——明朝时任潮州知府，在职时，督建了潮州凤凰塔（即涸溪塔：塔门有他亲笔题的对联：‘玉柱擎天，凤起东山标七级；金轮着地，龙蟠赤海镇三阳’）。话说有一天上午，郭子章没什么事，就坐在厅堂的太师椅上做起美梦来。
师爷正好有事来找他，看到太爷睡在椅上嘴里津津有味地在吃东西，便轻轻叫了一声：“太爷！”郭子章从睡梦中惊醒，气愤地说：“我正在食石螺，好香啊！你怎么可把我叫醒呢？要是别人的话！我一定对他不客气！” 师爷说：“为什么呢？”太爷说：“我刚才梦到去野外游玩，景色秀丽，好一派田园风光！走累了，就坐在土堆上歇息，肚子饿得咕咕叫！这时有一位慈祥的大娘捧着一碗装得满满的煮熟的石螺给我吃，吃得正香，就被你叫醒了。”师爷风趣地说：“咱们不妨去找一找您刚才梦到的地方？您看好不好？”由于郭子章上午闲着，此时又在兴头上，就说：“好呀。”
二人便坐轿和几个随从自府门沿着刚才太爷做梦的路径寻找，他们经过城西“安定门”到了现在的城西街道“春光蔡厝”、现凤新街道的“新埔”、“后人家”、“陈桥”、“云里”、“莲墩”、“大新乡”、“竹围”、“大园”最后来到西塘村外一个埔上，看到一位老大娘，正跪拜在一口坟前，坟前的祭品只有一碗煮熟的石螺和一些纸钱。 师爷上前问道：“老大娘，你在拜谁呀？” 老大娘说：“拜我的儿子呀。”
师爷说：“通常是下辈人拜上辈人，哪有上辈人拜下辈人的？”老大娘说：“老爷你们不知道，我家只有我们孤儿寡母俩人，我儿子死了叫谁来祭拜他呀！”太爷说：“说的是，那么你儿子叫什么名字呀？”老大娘说：“我儿子叫章子郭。”这时师爷大叫起来：“住口！住口！你怎可把我们太爷的姓名倒头念呢？该当何罪？！”老大娘说：“我儿子叫章子郭是千真万确的事，我们西塘村都姓章，自从我儿子走后，家里三餐难度，他在世最喜欢吃石螺，今天是他的祭日，所以我去池塘里摸了一碗石螺，煮熟了，就拿来他坟前来祭拜，不信，你们到村里去问一问便知！”太爷说：“好了！好了！”然后关心地问：“大娘，您儿子长得怎样，怎么死的，死的时候有多大岁数？”老大娘说：“我儿子长得好！样子与太爷你很像。”
师爷又想叫喊起来，被太爷暗示，才停了下来。老大娘接着说：“我儿子可聪明啦！从小好学，琴棋书画拳，诗词歌赋文，样样皆会！不幸的是到了十九岁那年，生了一场无法医诒的大病就去世了。”
郭子章屈指一算，莫非真的是她儿子来上世做我么？随后脱说：“好的！那我们就到你家去看看吧 ！” 到了西塘村老大娘家，老大娘说：“老爷，你们看，这是我儿子的卧室和他用过的文房四宝，这里还有他在生时写的手稿”。郭子章一看，这里的一切，正是他多次梦里的情景。
这时的郭子章心情十分激动！他和师爷商量了一阵子，又请来了乡绅和长者，他们都证明真有此事，郭子章了解了情况，也叙述了原委和意图之后，立即认老大娘为自已的母亲，师爷派人叫来一顶轿子，把老大娘接到潮州府里住。 2。
内安进士无望 清康熙年间，翰林出身的郭于藩赴任饶平县令，从潮州府沿官道而来。 一进饶平县界，他就命随从掀起轿帘，缓慢前进，观察风光人情。
当官轿到达西部山区时，忽有琅琅书声，随风传来。郭知县命住轿，顺着书声的方向望去，只见绿树掩映中有一村庄，三面环山，面前有一道清溪。
他问随从：“这是什么地方？”随从答道：“是信宁都内安乡（今瞩樟溪镇）。”郭知县十分赞赏：“山乡如此幽美，读书蔚然成风，他日必有一批人才出现。”
原来，内安乡的旅长们为了使乡里的子弟能跻身科举，纷纷办外塾、聘名师，大有振文风、昌文运的景象。乡中最有成就的是育德轩、馨兰斋两间私塾。
至清乾隆年间，果然应了昔年郭于藩之言，乡中涌现了一批通经史、精诗书的文士。陈氏宗祠最先荣耀，相继挂上两块牌匾，上厅是举人陈丹书所立，下厅是副榜进士陈腾飞所立。
陈氏科举连捷之后，乡中还有许多饱学之人，但他们考取秀才之后，那不愿参加省试，当然也就没有人可以赴京参加会试了。为什么呢？ 原来陈丹书中举之后，在乘舟上京赴试途中，因不适应海上风浪颠簸而致病身亡。
他的侄儿陈腾飞，为继叔父未竟之志，勤读书经，中举之后，不敢走水路，干辛万苦从陆路上京，中了副榜进士。可惜他不懂向朝廷吏部有关官员送礼，回乡后总得不到授职的讯息，忧郁致病身亡。
在那迷信风水年代，这些不幸事件便被看成“地气薄，难以出贵人”的天意，出现了“内安进士无望”的说法，因此，一批满腹经纶的文士，考取秀才后便停步不前，其中有十三人挑着书囊到外地教书去了，至今乡中还常有人谈及“十三担书囊”的往事。 此后，饶平西部山区就流传着“内安进士无望”的俗语，借喻那些无法实现的希望，或许还含有对埋没人才的惋惜。
3。乞食身，皇帝嘴 传说，饶平钱塘宫有一座神庙，庙中神像塑得英俊潇洒，栩栩如生。
有一天，一对姑嫂来到神庙许愿。小姑看了神像，顿生爱慕，不觉神思恍惚，心中暗自祈祷：将来夫婿若有这等相貌，便也心甘意愿了。
一念至此。
截至2019年，光山县有10个乡：仙居乡、北向店乡、罗陈乡、殷棚乡、南向店乡、晏河乡、凉亭乡、斛山乡、槐店乡、文殊乡。
光山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北临淮河，南依大别山，全县东西长60公里，南北宽55公里，总面积1835平方公里，总人口86万人。
辖17个乡镇，2个街道办事处，1个产业集聚区，1个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区，1个商务中心区，360个村（社区）。是国家级贫困县、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大别山片区县，中央办公厅定点扶贫县。
截至2019年，光山县辖2个街道、7个镇、10个乡：弦山街道、紫水街道、十里镇、寨河镇、孙铁铺镇、马畈镇、泼陂河镇、白雀园镇、砖桥镇、仙居乡、北向店乡、罗陈乡、殷棚乡、南向店乡、晏河乡、凉亭乡、斛山乡、槐店乡、文殊乡。
扩展资料：
光山县的建制沿革
光山历史悠久。周为弦子封国，故称“弦”；春秋为弦国地，战国属楚。
秦代置西阳县，辖于九江郡，为光山设县之始；西汉增置轪县。
南朝宋元嘉二十五年（448年）置光城县，同年并置乐安县；南朝宋大明元年（457年）分弋阳郡立光城郡，八年（464年）省光城郡为县；南朝梁太清元年（547年）在原光城郡置光州，治光城县（今光山县）。
隋开皇三年（583年）光城县并入乐安县；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析置光山县。
唐天宝元年（742年）改乐安县为仙居县；宋建炎元年（1127年）并入光山县。
唐初复置光州，后治所由光山移至定城，光山属于光州（治今潢川县）辖县。此后光山县一直是江淮河汉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地，有文字可考的历史4000余年。因有浮光山，“每有光耀”故名。
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光州改名潢川，光山属豫南道。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河南省境划为14个行政区，属第十三行政区（潢川）辖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8月属于河南省第九行政督察区（潢川）辖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属于河南省潢川专区辖区；1952年10月，信、潢两专署合并，属信阳专区。1970年属信阳地区。1998年6月9日开始，属信阳市管辖。
2019年3月6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公布《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第一批）》名单，光山县在其中 。
参考资料来源：光山县人民 *** —光山县情
参考资料来源：光山县人民 *** —行政区划
潮安县编辑海阳县发源地历史上使用“海阳县”名时间最长的是南越国（今广东）海阳县，从西汉初有设至民国元年（1912）废止，前后1600年。
西汉初，南越国（前203-前111）在秦揭阳戍（汉初南海国）境内分置揭阳县、海阳县，这一时期揭、海两县并立，是海阳建县之始。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汉武帝灭南越国时置揭阳县（治所在今丰顺），荒置南越国所设立的海阳县。
东晋咸和六年（331）撤销揭阳县，设立海阳县，隶东官郡，县治在今潮州。此后，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各朝代，海阳县数度分置。
至清乾隆三年（1738），分海阳县北部永宁乡丰政都，合揭阳县崇义乡蓝田都、大埔县光德乡清远都，三县之边乡僻都设置丰顺县，丰顺县是从海阳县分出的最后一个县。民国元年（1912），海阳县更名为潮安县（今潮州市潮安区）。
[1] 海阳县名，西汉初有之，自公元331年（东晋咸和六年）始常设，至公元1912年（民国元年）废止（因与山东海阳县同名），历近一千六百年，故失海阳之名实为潮州（潮安）之痛也！海阳乃岭东首邑，在民国之前将近二千年的时间里，一直为州、府、郡治所在地，是广东东部（包括今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梅州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后，在岭南设南海郡，南海郡又下设揭阳戍，揭阳戍辖区含今广东省潮州、汕头、揭阳、梅州四个地级市与陆丰市地域，以及福建省漳州下辖的云霄、东山、诏安、漳浦、平和等五县的县域。
揭阳戍以地处于揭岭之阳定名。明代郭春震《潮州府志》云：“揭阳山在县西北150里，秦名揭岭。”
《潮州志》载：揭阳山在揭阳县城两北48公里，东北高1106米，南北二支抵丰顺陆河境，形势岩峤，县之主山也，或以此为揭阳岭。这是韩江流域设立地方行政区之始。
西汉初，汉朝为削弱闽越、南越两个藩国，令闽越、南越各分出部分土地，建立南海国。南海国国王（即南武侯，名织）由西汉中央直接任命，名义上下属东越国。
大多数学者认为南海国首都应在广东，因为其实南海国境相当于原秦揭阳戍境。西汉初，南越国（公元前203年—公元前111年）在秦揭阳戍（汉初南海国）境内分置揭阳县、海阳县（海阳县治在今潮州），这一时期揭、海两县并立，是海阳建县之始。
西汉武帝元鼎六年（西元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国时置揭阳县（治所在今丰顺），荒置南越国所设立的海阳县。王莽（公元8年—23年），原揭阳县设南海亭，亭治在今潮州。
东晋成帝咸和年间（325-342）南海郡东部分立东官郡，辖揭阳县、宝安县等。含今增城、东莞、深圳及以东的粤东地区。
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撤销揭阳县，设立海阳县，隶东官郡，县治在今潮州。海阳县分置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建立义安郡，郡治便设在海阳县（今潮州）。
东晋义熙九年（413年）以恶溪上游5个“流民营”为基础，古海阳县北部析置了义招县（今大埔）。南朝齐永明元年（483年），析义招县置程乡县。
南朝梁设置东扬州，后来又更名为瀛州。隋开皇十年（590年）全国废郡设州，初义安郡地属循州。
十一年义安始称潮州，潮州州治仍在海阳县城（即今潮州）。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析海阳县永宁、延德、崇义三乡置揭阳县，治[阝留]隍，来属潮州。
绍兴三年撤销。海阳县永宁乡，今揭阳榕城及以东地方；海阳县延德乡，今汕头市金平区、龙湖区，包括潮安县庵埠镇；海阳县崇义乡，今揭西大洋、五经富、金和、塔头、凤江及揭东霖磐、玉湖，包括丰顺县汤坑等。
宋绍兴十年（1140年），重新设立揭阳县，县治迁至玉窖村（今揭阳榕城）。至明代，始分海阳县置饶平县、大埔县、澄海县。
至清乾隆三年（1738），分海阳县北部永宁乡丰政都，合揭阳县崇义乡蓝田都、大埔县光德乡清远都，三县之边乡僻都设置丰顺县，丰顺县是从海阳县分出的最后一个县，县治初驻原海阳县地丰政都，故名丰顺县。民国元年（1912）更名为潮安县。
解放初定名潮安县（潮州市），1958年11月，划饶平县凤凰镇、大山镇归属潮安县。1992年建潮州地级市，旧潮安城与潮安郊区分治，郊区另设潮安县，县治庵埠镇。
2013年6月28日国务院批准：一、同意撤销潮安县，设立潮州市潮安区。以原潮安县（不含磷溪镇、官塘镇、铁铺镇）的行政区域为潮安区的行政区域。
潮安区人民 *** 驻庵埠镇潮安大道68号。二、将原潮安县的磷溪镇、官塘镇、铁铺镇划归潮州市湘桥区管辖。
至此，潮安作为县的历史告一段落，设立区进入城市化的新阶段。海阳县唐山市编辑西汉设，时属辽西郡，今河北省唐山市滦县西南。
三国魏、晋、北魏因之。北齐省辽西郡入北平郡，省海阳县入肥如县。
海阳县休宁县编辑休宁县名称变更的过程：休阳（东汉建安）~海阳（吴元安）~海宁（西晋太康）~休宁（隋开皇）休宁自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建县，距今已有1800年历史。县名为隋文帝钦定，取休阳、海宁各一字，含“吉庆平宁”之意。
作为古徽州的“一府六县”之一，自古以来，休宁便以山水之美、林茶之富、商贾之多、文风之盛而名闻遐迩，被誉为“东南邹鲁”。今属安徽省黄山市。
是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县的。
2013年8月，国务院批准撤销潮安县，设立潮州市潮安区。所以截止2019年2月，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的区划代码为：445103。
广东省潮州市其他区域的区划代码分别为：
445100 潮州市
445102 湘桥区
445122 饶平县
扩展资料：
潮安历史悠久，始建于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的海阳县。新中国成立后，潮安与原潮州市几经拆分、撤并、改称。
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批准潮州市升格扩大区域，潮安县恢复建制，县城设于庵埠镇，隶属潮州市管理。
2013年6月28日，国务院批准调整潮州市部分行政区划，撤销潮安县，设立潮安区，并将原潮安县的磷溪镇、官塘镇、铁铺镇划归潮州市湘桥区管理。
截至2014年4月20日，潮安区辖16个镇和1个林场：庵埠镇、文祠镇、凤凰镇、江东镇、东凤镇、龙湖镇、彩塘镇、金石镇、浮洋镇、沙溪镇、凤塘镇、古巷镇、登塘镇、赤凤镇、归湖镇、枫溪镇、万峰林场。
参考资料来源：民政部-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参考资料来源：民政部- 2019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县以上行政区划代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潮安县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居民身份证号码
解放前，在潮澄饶交界地区曾流传过一句谚语，说“无隆不成饶”。其意是说：若无隆都（古称隆眼城都，包括今澄海莲华镇在内）就不能成为饶平。（意为饶平就艰苦）这是旧时人看旧时事的老话。（解放后，隆都由饶平归属澄海）。但是，这句老话确也反映了旧饶平的历史真实。
从旧时地图上可以看到，建县城于三饶的饶平县，越过了澄海的盐鸿、樟林东陵（今称东里）统辖了夹在潮安和澄海地界之间离县城七八十里的隆都，这与“无隆不成饶”的谚语有关。饶平看重隆都，是由于旧饶平的大部分山区和沿海地方都比较贫困，而地处平原的隆都相对比较富有。对隆都的富有，有一则广为流传的谚语予以夸张和形容，说“隆都3年不崩堤，猪母可以挂金耳钩。”隆都自古就是一处水网地带，鱼米之乡；也是旧饶平县府要钱要粮的主要筹取地。
自清至民国，富有的隆都，不仅在饶平，乃至全潮汕都很有名声。因为在这两个历史年代，隆都出了两个很有影响的著名人物。一个是前美村举人陈廷光，都里民众尊称他为“陈老爷”。他外出做官30余载，雍正五年致仕归乡后，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捐银6690余两，用蜃灰修固环绕隆都南北两堤共4000余丈，保障农业增收，使全都更加富足。他还创建本村的“永宁塞'和都中的其它公益，深得民众和各级官府的赞扬，还获得朝廷赐予“重宴鹿鸣”的殊荣。再一个是清末民国初侨商巨贾陈慈簧，他也是前美村人，自少随父陈焕荣到香港经商，发财致富后到泰京创立“黉利行”，并在越南、新加坡、香港、汕头等处设分行，经营大米加工、贸易业和金融业，成为“富甲南洋”的大华侨、大实业家。在他带动和影响下，前美和全隆都就逐渐形成了名闻遐迩的侨乡。
时局的变化，有人以“隆”与“农”谐音，说成“无农不成饶”，并以“一农败百商”的俗语作了新的解释，说明农业是基础，无有农业的发达，就不可能有富饶的地方。这种解释符合当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是古为今用，老话新说的一种尝试，值得参考
来来来，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很简单。
潮汕地区/潮汕四市，指的是现在四个地级市潮州、揭阳、汕头、汕尾。都是潮汕方言。
而古代，这几个地方都曾经统称叫潮州，在统称潮州的那个时代，发展比较兴旺，以至于潮州深入人心吧（后面这个是我自己的理解）。
近20年来，渐渐划出了这四个地级市。现在指的潮州就是潮州市咯，包括两县（潮安县、饶平县）两区（湘桥区、枫溪区）。普宁、揭东、揭西、惠来现在属于揭阳市管辖的县。其他城市也都有各自的管辖范围。
你想知道这些地方怎么分，可以参考电话区号，同个城市的区号都是一样的。普宁0663是揭阳市的区号吧。潮州这边的都是0768。还有车牌号码，揭阳的都是粤V，潮州的是粤U。
另外可以买一张广东省地图，行政区域划分得很清楚。
把潮汕口音的人都叫做潮州人，是一种历史遗留问题！说明我们潮汕四市是同一祖先咯！呵呵！
我的家乡——潮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她山川秀丽，人杰地灵，名胜古迹星罗棋布，素有“海滨邹鲁”·“岭海名邦”之美誉。
说到我的家乡，人们自然会想到潮州的八景：湘桥春涨·韩祠橡木·凤凰时雨·龙舟宝塔·鳄度秋风·金山古松·北阁佛灯·西湖鱼筏。但我今天想介绍的是人称 “九景”的滨江长廊，那可是风景如画。滨江长廊是由青砖砌成，城墙上有一米多高的“锯齿”，而且有高大宏伟城楼。踏着脚下的方砖，扶着墙上的条石，让人仿佛置身在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夜幕降临，滨江长廊灯火辉煌，倒映江中，似火团，像繁星，如星云。一盏灯连一盏灯，光线连光线，如同彩色的光网。天上的星星眨着眼，仿佛是在说：“好美啊！”你瞧，连星星都自愧不如，你能想象它有多美吗？
我的家乡不仅环境优美，而且还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潮州刺绣瑰丽多彩·巧夺天工；潮州陶瓷更是名震遐迩，有着“白如玉，薄如纸，细如丝，明如镜，声如馨”的美誉；潮州小菜美味可口；潮州功夫茶以“形美·色翠·香郁·味甘”扬名天。
潮州，我的家乡，你知道吗？纵有李白·杜甫的文思，也难写出我对你的爱；纵有齐白石的丹青绝笔，也描不出你风姿绰约的神喻；纵有贝多芬的音乐造旨，也奏不出你在我心中激起的旋律。
潮州，我爱你！
普宁洪阳德安里，在深汕高速潮阳境内，可以看到路旁的一些村庄，一排排具有特色的房子整齐排列，颇有气势。
这里有不少村子，规模都挺大，民居连片而成，整齐划一。
这些民居有的已有数十年到百年的历史，也有是解放后和改革开放以后建成的，大部分都保持潮汕民居的传统风格。因此潮阳民居建筑特色其实也是潮汕民居的传统风格。
潮汕传统民居是平房，为寻找拍摄的制高点，我们选择废弃的碉楼，这往往是全村最高的地方。解放前这些村子为了防御土匪盗贼，往往都建有碉楼。
但大部分都已经废弃或坍塌了，有的是外面的框架犹存，内里楼梯甚至楼板都荡然无存，无法登上。
潮汕的民居传统上有“四点金”、“驷马拖车”和“下山虎”三种。“四点金”一般是有钱人的居所，式样和北京的四合院类似，相传也是仿自四合院；“驷马拖车”规模比“四点金”大，往往是富豪才拥有。
潮汕地区现在保存得较好的“驷马拖车”是号称“南粤第一侨宅”的澄海陈慈黉故居。
潮汕农村一般平民百姓的房子是“下山虎”格式。“下山虎”也可以叫“跑狮”，是潮汕地区最常见的传统民居建筑形式，也是其它民居建筑的基础。它采用中轴线布局，只有一厅两房。进门是天井，天井直接进去是中厅，中厅的两侧各有一间大房，天井的两侧又有俗称“伸手”的小房和大房相接。整个结构的平面近似于北方民居中的三合院。下山虎的屋顶是硬山顶，也就是后高前低，形状被形容为下山的老虎，因此有“下山虎”之称。这样的设计既通风又便于泻水，是为了适应潮汕地区炎热多雨的气候。这里拍摄的民居就是这种“下山虎”的格式。
由于罗汉松树形古雅，种子与种柄组合奇特，惹人喜爱
南方寺庙、宅院多有种植。可门前对植，中庭孤植，或于墙垣一隅与假山、湖石相配。斑叶罗汉松可作花台栽植，亦可布置花坛或盆栽陈于室内欣赏。小叶罗汉松还可作为庭院绿篱栽植。
神秘之说
1、潮安县铁铺镇石丘头村小学校园里有一棵罗汉松，备受村民宠爱。历史上几次建设规划都因保护罗汉松而改弦易辙，花木买家多次上门许以重金购买这棵罗汉松，最终都被拒之门外。提及这貌不惊人的罗汉松，村里的老人说这是他们的“镇村之宝”。 这棵罗汉松高约6米，树冠不大，远看像一把巴蕉扇伸出屋顶之上。树的外型有点独特，弯向一侧，树皮外层严重剥落，还有白蚁蛀食的痕迹，幸运的是叶子还算青翠浓密。 罗汉松
现年76岁的学校门卫陈炳豪说，村里族谱记载，这棵罗汉松是1851年从开元寺移植过来的，距今154年。当时学堂为了勉励学子勤学成才，在一个开元寺和尚的帮助下得到这棵树，以前都叫吉祥树，寄意是先生弟子吉祥如意，学堂越办越好。 其实这棵罗汉松之所以被视为村宝，还不仅仅是因为树龄长和名字好听，更重要的是自罗汉树种下之后，无论是昔年的学堂还是后来的学校，都是人才辈出，让当地人感到自豪骄傲。 据现年74岁的退休校长陈森岚介绍，清朝咸丰元年种这棵树后，村里十科30人中举；民国时期又出了50多个大学生，有进入水师学堂的，有黄埔军校的，也有北京清华大学；解放后，二三千人口的石丘头村考上大学的就有360多人。 老人说，虽然种树与科举兴旺之说不足信，但自从种下罗汉松后，村里大兴崇文重教之风却是无假，这也许就是先民种树的初衷吧。 2、卢家洲村西边，距村不足500米处是古代水运码头，码头上古樟林立，绿阴数亩。其间屹立着一棵苍劲挺拔，枝繁叶茂的罗汉松。 据园林学者考察，该树树高28米，围径米，树龄在1500年以上。 传说，卢家洲开基祖建村时，劈罗汉松枝叶，发现刀伤处流出一股淡红似血的浓浆，便认为该树像人一样有血性，将它当作人间仙树，对它敬畏异常，称为“老神树”。历代卢氏子孙对老神树倍加呵护，敬若神明。 相传，“老神树”有神蛇保护，神蛇有碗口粗，一丈多长，头上长有火红“鸡冠”，每逢刮风下雨、电闪雷鸣时，神蛇就会围绕着罗汉松腾空而舞，保护罗汉松免被雷电所伤。 村里有两位70多岁的老人声言，他们都曾经亲眼看见过神蛇。所不同的是，其中一位老人因此大病了整整3年，而另一位却因此老年得子。他们自己说，这是各人的“火焰”不同，祸福莫测。
历史文化街区景观环境改造设计探究论文
1概况
双龙巷位于开封市老城区的东偏北一带，拥有优越的交通网络和地理条件，处于人流散集的边缘地带。双龙巷传统民居保护区规划范围北至东棚板街，南至财政厅东街、平等街，西至北兴街、右司官口，东至内环路，面积。双龙巷保护区内的四合院住宅对开封市古城风貌保护、历史文脉的延续起着重要作用。该地段现存张坊故居、陈慰儒等名人故居，另外还有白衣阁、观音寺等宗教建筑群，是一个有丰富历史内涵的完整的历史街区，一直以来都被认定为开封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地段。
2在景观改造设计上面临的问题
如何挖掘双龙巷的传统价值，保持老街的历史繁华风貌和内涵肌理
双龙巷是开封古城内传统风貌留存最多，规模最大的历史街区，历史上开封人文荟萃，商贾云集，繁华尽显之地。如何在设计上融入这些历史文化元素，并且有机结合到当代，使历史的延续和更新有机结合在一起，是设计首要面临的问题。
如何在业态比较丰富的老街上保持原有的生活气息
双龙巷街区定位是集旅游、商业、酒店、餐饮、娱乐等为一体的综合性街区，为契合这些业态和功能，同时又要保持双龙巷原有的生活气息，让当地居民依旧保留原有的生活方式。这就必须在景观设计时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以满足不同的功能和业态需求。
3景观环境改造设计的探讨
确立鲜明的“龙”“、宋”主题
双龙巷因宋太祖、宋太宗而得名，双龙巷的景观也以这两兄弟开启大宋为主题。尝试讲述从宋太祖开国到定国、治国的历史，到后来大宋辉煌的历史成就。景观建设强调双龙街关于“龙”、“宋”的元素，展现千年大宋的伟大成就，包括科技、人物、艺术等方面。
还原街巷空间肌理
延续历史街巷，恢复传统街巷空间结构，创造小尺度的开放空间融入历史肌理。双龙巷主巷全长520m左右，这个长度是比较适宜人步行的尺度。每隔130m左右有1个开敞的公共活动空间，供游客驻足休憩，同时，依托这5个节点，向外延展，串联起周边巷道。
景观设计手法
双龙巷总体色调为青灰色，充分利用开封当地材料，街道铺装采用有历史感的条石和青砖为主。为烘托出双龙巷老街的气氛，铺装形式建议以采用大条石铺装为主，有利于雨水的及时排出，排水设施也都可以设置在条石下面，不会破坏街面的整体性。在支巷和一些小场景可加入小青砖，采用多变铺装组合方式丰富平面效果。在关键节点适当点缀具有一定意义的地雕。开封有着深厚的文化沉淀，特色传统元素更是举不胜举，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汴绣、官瓷、朱仙镇木板年画等。这些带着浓郁的宋文化特色的元素都可以成为文化元素融入街道景观。景观小品设计充分挖掘这些元素，采用仿古、做旧及情景再现的形式，更好地彰显双龙巷所承载的开封历史文脉。
种植设计
为保留双龙巷的老味道，确定现状树在满足市政管线建设的前提下全部保留；而对于现状树普遍缺少养护和修剪的情况，都应加以修剪整枝；更换树形不好的'现状树。双龙巷的街巷相对比较狭窄，缺乏大面积的绿地空间。为了尽量增加场地的绿量，必须采用规格相对较大的新栽树，大树的分支点也应超过3m，以免对沿街的建筑造成不利的影响。增加可移动式树箱，在增加绿化的同时又有灵活多变好组合的特点。在适当的地方亦可采取立体绿化的方式。
4结语
通过研究与探析开封双龙巷景观改造设计思路，更加明确在历史文化古街区景观设计中，一定要依据具体的环境构成条件，分析历史文化传承和现代的功能，协调好传统建筑与现代景观设计手法的统一和互补，协调好景观设施和传统老街生活气息的和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