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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喻诗的代表作是 新乐府 秦中吟讽谕三 新乐府 凡二十首 新乐府 并序 序曰：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 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 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 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 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 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 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元和四年,为左拾 遗时作. 《七德舞》,美拔乱,陈王业也. 《法曲》,美列圣,正华声也. 《二王后》,明祖宗之意也. 《海漫漫》,戒求仙也. 《立部伎》,刺雅乐之替也. 《华原磬》,刺乐工非其人也. 《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 《胡旋女》,戒近习也. 《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 《太行路》,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 《司天台》,引古以儆今也. 《捕蝗》,刺长吏也. 《昆明春水满》,思王泽之广被也. 《城盐州》,美圣谟而诮边将也. 《道州民》,美臣遇明主也. 《驯犀》,感为政之难终也. 《五弦弹》,恶郑之夺雅也. 《蛮子朝》,刺将骄而相备位也. 《骠国乐》,欲王化之先迩后远也.
白居易的讽喻诗的艺术特点总的看来，白居易的讽喻诗具有如下艺术特点：一、语言浅显平易而又能警策动人。他的诗善叙事，但又善用一二警策句统摄全篇，达到言浅意深、平淡中见奇警的效果。如《轻肥》前十四句全是铺叙权贵的阔绰，最后两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怵目惊心的对比了两种不同的生活。《买花》前十六句叙述长安豪贵纷纷攘攘、争相买花的情景，末尾以田舍翁的叹息作结：“一从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十分精警的揭示出豪贵的这种奢侈浪费的生活是建筑在剥削的基础上的。再如《重赋》的“剥我身上衣，买尔眼前恩”，《红线毯》的“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做地衣”等等，都是十分警策的句子。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二、以叙事为主，又将叙事、抒情、议论相结合。白诗以善于叙事见长，但又将叙事抒情结合。其方式有三，一是寓感情于叙事中，诗中虽无抒情的句子，感情却洋溢于叙事中，如《卖炭翁》。二是以第一人称口吻代替人物抒情，如《上阳白发人》等。三是在叙事之后直接抒情，也即“卒章现其志”，如《红线毯》等。此外，白诗的叙事还有一个特点，即脉络分明，曲折生动，这以《卖炭翁》最出色。三、白居易还善于刻画人物形象。如《新丰折臂翁》、《卖炭翁》、《上阳白发人》等都善于刻画出人物相近的命运却各不相同的个性特点。这是白居易对诗歌艺术的又一发展。如将杜甫的《兵车行》与白之《新丰折臂翁》对比，即可看出其特点。但是白居易的诗也有一些缺点：一是理周辞繁，精炼不够，二是言辞激切，含蓄不够。务尽务详，使诗歌给读者想象的余地不足，加上议论过多，不免破坏了诗歌的形象性，这都削弱了其艺术力量。不过，通俗的诗，容易得到流传，产生较大的影响。白居易《与元九书》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流传之广，确是前所未有。他的诗，生前已经传至国外，当时新罗、日本都有传写者，对日本诗歌的影响尤大。白居易的后期创作下面我们再看看白居易的后期创作。白居易在后期诗歌创作中，闲适生活成了他主要的表现内容。他的这些闲适诗对后世士大夫影响很大。白居易很推崇陶渊明，他退居渭上时，写过《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在江州还专门去访问过陶渊明的故居。不过，虽然他的闲适诗也追求自然淡泊、悠远平和的风格，但并不像陶诗那么古朴，倒有些跳荡的明丽与亮色，也不像陶诗那么浑厚，倒有些悠长的理趣，语言也更显得浅切流畅。如《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首诗不仅写出了在山寺看见迟开桃花的惊喜，还蕴含了人世间事所谓“别有一番天地”的理趣。又如《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这首诗写得浅切平易，但五六两句中“迷”、“没”等字却极贴切精致，显然是用心锤炼之语。另外一首《问刘十九》是一首小诗，也写得很好。“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所谓“红炉”、“绿酒”，这首诗中的色彩已经是十分明丽了，又在欲雪的暮天里，这色彩就越发有鲜明和暖人的感觉，最后的一句亲切的问语“能饮一杯无？”，又使人在阴冷寒湿中得到一种友情的温暖。短短二十字，写来趣味十足，色彩鲜明。在所谓白居易的“闲适诗”中，像上述几首那样写得很出色的还有一些。但类似的情怀写得太多，未免重叠复出，令人有千篇一律的感觉。而且有相当多写得很平庸。尤其是他总爱在诗里表白自己的淡泊高雅，哀叹自己的衰老孤独，谈论佛经的道理，就有点枯燥乏味了。在讽谕、闲适之外，白居易还把自己的诗歌分出了“感伤”一类，其中的《长恨歌》、《琵琶行》，就代表了白居易诗歌的最高艺术成就。
简析白居易的讽喻诗
白居易讽喻诗质朴平易，雅俗共赏，形成独具一格的浅切诗风，代表着新乐府运动的最高成就，确立了它在中国诗歌中的不朽地位。以下是我整理的简析白居易的讽喻诗，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白居易是我国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存诗三千余首，是唐朝诗家中存诗最多的。他曾将自己的诗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四类，其中最有价值且他本人也最看重的是讽喻诗，这是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意激而直言”的讽喻诗，是白居易“兼济天下”政治抱负的具体体现，也是他新乐府诗歌理论的具体实践。他的讽喻诗数量并不太多，仅有170首左右。这些诗主要创作于元和初至元和四年，《秦中吟》和《新乐府》集中体现了这类诗的思想价值。这些讽喻诗将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统治阶级，从多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苦难生活。涉及了众多的政治问题及社会问题，反映了白居易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诗不仅有丰富的现实内容，还有极高的思想价值。他的讽喻诗质朴平易，雅俗共赏，形成独具一格的浅切诗风，代表着新乐府运动的最高成就，确立了它在中国诗歌中的不朽地位。陈寅恪认为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上承《诗经》，汉乐府、杜甫诗歌的优良传统，积极反映社会现实，艺术上也自树一格，被誉为“唐代《诗经》”。
一、白居易讽喻诗出现的时代背景
白居易注重讽喻诗，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的。
白居易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业儒之家。其祖父白锽、外祖父陈润都是诗人。父亲白季庚也是明经出身，做过多任地方官。这样的家庭环境，使白居易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学教育，为其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白居易的青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当时，唐王朝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政权日渐削弱，藩镇拥兵割据，对抗朝廷。在唐王朝朝廷内部，宦官逐渐掌握了朝廷的生杀大权，专横贪暴，无恶不作，连皇帝的废立也多半出于其手。而封建官僚之间的党争更加剧了政治的黑暗。这时，白居易一家也因战乱到徐州一带避难。后又迁到越中。年纪稍长，其父白季庚去世，家境衰落，生活也更加贫困，迫使他南北奔走，愁于衣食，常常“衣食不充，冻馁并至”，以至“索米乞衣于邻郡邑”。也正是这种贫穷的生活经历，使白居易对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有着较为深切的感受，这奠定了他以后在政治上和诗歌创作上关怀百性疾苦的思想基础。
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二月，白居易考中进士。不久由校书郎被任命为今陕西省周至县尉。几年后，又入为翰林学士。元和三年(808)四月改授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中唐以后的翰林学士是替皇帝草拟机要文件的差使，地位非常重要，宰相多由翰林学士中提拔。
而左拾遗是谏官，位虽不高，却接近皇帝。所以，白居易曾不无自负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贵。”这是白居易政治上最得意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没有大的战乱，国家暂时实现了统一，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社会相对安定，史称“中兴”时期。这种社会表面上的短暂回升，虽未能解决唐王朝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矛盾，但却给一部分有识之士带来了改革社会、振兴国事的希望。他们热心从政，跃跃欲试，提出各种改革社会弊端的措施。白居易曾与元稹合写《策林》七十五篇，不断向皇帝进谏，极力主张改革时政。为宣传自己的主张，批评社会弊病，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口号，主张“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他认为诗歌应担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以便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
他十分强调诗歌对现实的“美刺”作用。“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唯诗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诗歌求讽刺”(《采诗官》)。关心现实，干预时政，白居易认为这是诗歌最主要的社会功能。这一时期是白居易关心社会生活，在艺术创作上最富于进取精神的时期。诗人目睹黑暗的社会现实，立志“为民请命”，“兼济天下”，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为此，他在任职之上“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幄呼。常增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代书诗一百韵寄微子》)因此，“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与元九书》)一方面又利用诗歌作武器，凡“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与元九书》)他的那些著名的讽谕诗《秦中吟》和《新乐府》等都是这时写出的。这些诗篇像一把把匕首，直刺黑暗的社会现实，使权豪们“扼腕”“变色”“切齿” (《与元九书》)。
二、白居易讽喻诗的思想内容
在白居易的讽喻诗中，《秦中吟》和《新乐府》集中体现了这类诗的思想价值。在《伤唐衢二首之二》中，白居易曾说：“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这表明了他作《秦中吟》的目的。
首先，他描述了这个朝代中最尖锐的贫富不均现象和下层百姓在各种剥削勒索下艰难挣扎的悲惨状况，把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统治阶级。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将租庸调法改为两税法，初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后来弊端百出，老百姓苦不堪言。白居易在《赠友》一诗中愤怒地写到“私家无钱轳，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棉。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一语中的地揭露了两税法的弊端。在《重赋》一诗中，诗人详尽地描写了被贪吏们破坏的两税法给农民带来的沉重灾难。
“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而贪吏们“随月献至尊”的羡余物(地方把定额外榨取的财物美其名曰“羡余”，拿去讨好皇帝)却“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诗人借老农之口发出了“夺我身上衣，买尔眼前恩”的愤怒呼喊。《伤宅》所写富贵者的奢侈，恰与《重赋》形成鲜明的对照。“一堂费百万，郁郁起轻烟。洞房温且高，寒署不能干。……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缭绫》中也以“丝细缲多女手疼，札札千声不盈尺”写出农妇的艰辛，而对照富贵者的浪费：“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蹋泥无惜心。”在《买花》诗中，他借一个田舍翁之口发出感叹： “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这些诗作，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社会中阶级压迫与剥削的事实。作为一种解救，诗人希望权势者能有所节制，因而他尖锐地指责那些在下层百姓的困苦之上还要加上一层困苦的贪吏、宦官。《轻肥》则将矛头指向宦官集团的那些内臣、大夫、将军，对他们的气焰、权势和奢华生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和无情的鞭挞。《卖炭翁》指责宫中黄衣使者盘剥掠夺百姓，不问青红皂白抢走卖炭翁辛辛苦苦烧的一车炭。
这首诗借卖炭翁由“伐薪烧炭”到进城“卖炭”再到炭被抢走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宫市扰民害民，宦官强取豪夺的野蛮行径。其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两句尤为精譬。先用“可怜”二字倾注无限同情，继以一“忧”一“愿”来写卖炭老人的艰难处境和细微复杂的心理活动，真实贴切。《杜陵叟》中则写长吏明知庄稼为自然灾害所毁，却仍然“急敛暴征求考课”逼得百姓典桑卖地来抵官租，白居易愤怒地说道：“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观刈麦》中“力尽不知热，但希夏日长”的辛勤农夫，“家田输税尽，拾些充饥肠”的贫妇人，《村居苦寒》中“布絮不蔽身”“愁坐夜待晨”的无衣民，《采地黄者》中“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的百姓，都具体真实地表现了农民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诗人深切同情不幸的农民，对自己的温饱有余深感惭愧，并由此产生了“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的可贵思想。
其次，白居易还注意到边疆无休止的战争导致千万百姓无辜丧生，表现了人民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反对，体现了诗人“不赏边功防黩武”的思想。著名的《新丰折臂翁》写了一位在天宝年间逃过兵役的老人，当时，宰相“欲求恩幸立边功”，发动对南诏的战争，无数被强征去当兵的人冤死异乡，这位老人“偷将大石捶折臂”，才留得残命。诗中借老翁之口说道：“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这位命运悲惨的老人，却以欣喜口吻自庆侥幸，让人读来更觉得悲哀，同时也感觉到诗人的目的不仅在记叙一桩往事，而是反映出战争带给广大人民的无穷苦难。《缚戎人》描写一个“一落蕃中四十载”的汉人的遭遇。他为了返回故乡，冒死逃出吐蕃，不料被贪功的边将抓住当作“蕃虏”，“配向江南卑湿地”，含冤莫辩。这个“汉心汉语吐蕃身”的不幸人的遭遇，不仅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昏暴，也反映了人民真实的爱国情感。
除了上述两大主题，白居易的乐府诗所涉及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还有许多。他揭露了官吏昏庸无能，将帅骄横无勇，借君国之名义而饱一已之私利。《红线毯》、《歌舞》、《缭绫》等诗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统治阶级昏庸无能，醉生梦死的生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母别子》中的妻子因丈夫升官发财，喜新厌旧而被抛弃，《井底引银瓶》中年轻女子受封建礼教迫害而被逐。《议婚》、《太行路》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妇女们地位的卑下和遭遇的不幸。白居易对宫妇问题尤为关注，象《上阳白发人》中那失去青春、失去爱情的老宫女，《后宫词》中“几个春来无泪痕”的三千宫女，《过昭君村》中把脸“烧灼成瘢痕”的村女都是对腐朽的宫女制度的严正抗议和血泪控诉。他批评宫中幽禁了无数宫女，要求皇帝将他们释放，他还批评求仙之虚妄，佛寺的`繁多，希望君主采取措施来干预……，这些都切中了时弊。
元和年间，正是社会相对稳定，战乱稍稍平息的时候，醉生梦死的人又开始花天酒地，庸凡的人又在弹冠相庆，而白居易却挑开虚饰的面纱，暴露出这个社会的黑暗、动乱、肮脏和不合理，批评的锋芒横扫了整个社会，上至宫廷，下至官吏，这是自杜甫以来没有人做到过的。据说这些诗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恰恰说明它击中了社会要害，刺痛了权势者的神经，也说明白居易是有正义感和勇气的。白居易的讽喻诗切中时弊，关心人民疾苦，无不体现他的爱国主义思想。
素有“诗魔”与“诗狂”之称的唐朝诗人，非白居易莫属。他是唐朝三大诗人之一，诗歌遵从儒家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白居易的诗可以分为四大类，讽喻、闲适、感伤及杂律四类，其中讽喻诗具有超高的艺术价值，也是后世对其称颂的重要原因。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唐朝最为知名的诗人白居易十首讽喻诗，一起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体会他的正义感与诗文的现实意义。
从唐朝诗坛的发展史上来看，白居易是继陈子昂、李白、杜甫之后，又一位勇于革新的名家。他与另一位大诗人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将唐朝诗歌推向另一个高峰。讽喻诗是白居易最为重视的，诗文题材广泛，直言不讳，思想内容深刻，写出当时政坛的弊端以及严重的社会问题，体恤百姓生活之疾苦，可以说，白居易的讽喻诗是最能代表诗人的积极一面，还能体现出诗人崇高的理想与道德思想。
因为中唐特殊的社会背景，土地政策的施用造成农民纷纷破产，百姓生活贫苦，白居易疼在心里，其诗文表达出对农民深切的同情，他的名作《观刈麦》是最具代表性的。诗文中描绘了农人的辛苦与悲惨遭遇，充分说明当时严酷的苛捐杂税对百姓的影响，同时又对无法解决温饱的农民深表同情。这类反应百姓疾苦与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的诗，具有重要的社会进步意义，也极具历史意义。
反应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讽喻诗，白居易也创作不少。唐王朝趋向于没落，社会的黑暗与腐朽，宦官当道，白居易站在客观的角度，将社会现实写于诗中，现实意义浓厚。其中，我们中学学习过的《卖炭翁》是最为犀利的，诗人描绘出穿单衣的老者，希望天气再冷一些，人们对碳的需求更多一些，憧憬自己车上的碳能卖个好价钱。诗人用贴切的文字描绘的可怜卖炭老者，侧面讽刺欺压百姓的社会现实，不禁让读者产生恻隐之心，对老者产生同情，并对朝廷和社会的腐朽表示痛斥。白居易这类诗尖锐，让后辈人看到当时社会现实，读完让人有切身感受，值得深思。
另外，在白居易的讽喻诗中，不乏表现诗人爱国主义情怀的内容。由于中唐边关战乱频繁，唐朝百姓遭受外族压迫，而边关将士却沉迷于醉酒之中，根本没有为国家和百姓着想，此种悲凉的状况让白居易备受煎熬，他用诗文痛诉那些浪费军费，没有爱国情怀的边关将士，又对那些保卫国土的完整与保卫百姓财产的将士表示赞许，同时对朝廷的无能表示无奈，充分体现出白居易的爱国情怀。
值得一提的是，在白居易讽喻诗中，唐朝女子是他比较关心的问题。由于中唐时期，统治阶级贪图享乐，众多女子遭受迫害，为官的白居易对此问题有深切的感知，他在诗文中抒发对女性遭遇的不幸之情。这类诗代表作是《井底引银瓶》，这首诗塑造一位敢于追求爱情的女子，但却遭到社会的阻拦与迫害，最后走投无路。这是诗人在为女子鸣不平，是诗人思想进步的缩影。
总体来讲，白居易的讽喻诗语言通俗易懂，内容直指各种弊端，对比鲜明，情感充沛，所塑造的各类人物鲜明，活灵活现。在创作方面，白居易吸取前辈诗人的优点，同时经过长年累月的研究与创作，使其讽喻诗成熟、定型。
最后，讲一个白居易与诗无关的故事。我国古代爱酒的诗人不少，最为知名的诗李白。要说到自己酿酒，那白居易在诗人之中算是行家。据说，白居易是一位酿酒的高手，他酿出来的酒品质极佳。他酿酒的事迹不但有史料记载，他还曾写诗对自家酒做出了评价。
据记载，白居易于772年的2月28日出生，今天是他1250周年诞辰，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白居易笔下十首讽喻诗，体会诗人的精神内涵，领悟诗人的正能量精神，读懂一定会有所收获。
范例
《放言五首(其三)》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元和五年(810)，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因得罪了权贵，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元稹在江陵期间，写了五首《放言》诗表示自己的心情:"死是老闲生也得，拟将何事奈吾何"(其一)，"两回左降须知命，数度登朝何处荣"(其五)。过了五年，白居易也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时元稹已转官通州司马，闻讯后写下了充满深情的诗篇:《闻乐天授江州司马》。白居易在贬官途中，风吹浪激，感慨万千，也写下五首《放言》诗奉和。
这是一首富有理趣的好诗。它以极通俗的语言说出了一个道理:对人、对事要得到全面的认识，都要经过时间的考验，从整个历史去衡量、去判断，而不能只根据一时一事的现象下结论，否则就会把周公当成篡权者，把王莽当成谦恭的君子了。诗人表示象自己以及友人元稹这样受诬陷的人，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因而应当多加保重，等待"试玉"、"辨材"期满，自会澄清事实，辨明事伪。这是用诗的形式对自身遭遇进行的总结。
在表现手法上，虽以议论为诗，但行文却极为曲折，富有情味。
"赠君一法决狐疑"，诗一开头就说要告诉人一个决狐疑的方法，而且很郑重，用了一个"赠"字，强调这个方法的宝贵，说明是经验之谈。这就紧紧抓住了读者。因在生活中不能做出判断的事是很多的，大家当然希望知道是怎样的一种方法。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不用钻龟与祝蓍"。先说不是什么、不是什么;是什么，却不径直说出。这就使诗歌有曲折、有波澜，对读者也更有吸引力。
诗的第三、四句才把这个方法委婉地介绍出来:"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很简单，要知道事物的真伪优劣只有让时间去考验。经过一定时间的观察比较，事物的本来面目终会呈现出来的。
这是从正面说明这个方法的正确性，然后掉转笔锋，再从反面说明:"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如果不用这种方法去识别事物，就往往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对周公和王莽的评价，就是例子。周公在铺佐成王的时期，某些人曾经怀疑他有篡权的野心，但历史证明他对成王一片赤诚，他忠心耿耿是真，说他篡权则是假。王莽在未代汉时，假装谦恭，曾经迷惑了一些人。《汉书》本传说他"爵位愈尊，节操愈谦";但历史证明他的"谦恭"是伪，代汉自立才是他的真面目。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是一篇的关键句。"决狐疑"的目的是分辨真伪。真伪分清了，狐疑自然就没有了。如果过早地下结论，不用时间来考验，就容易为一时表面现象所蒙蔽，不辨真伪，冤屈好人。
诗的意思极为明确，出语却纡徐委婉。从正面、反面叙说"决狐疑"之"法"，都没有径直点破。前者举出"试玉"、"辨材"两个例子，后者举出周公、王莽两个例子，让读者思而得之。这些例子，既是论点，又是论据，寓哲理于形象之中，以具体事物表现普遍规律，小中见大，耐人寻思。以七言律诗的形式，表达一种深刻的哲理，令人思之有理，读之有味。
白居易的讽喻诗，在内容上的特点是“唯歌生民病”，反映百姓疾苦。在艺术上有两个特点，一是写实，二是通俗。同时，形式上常常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
仙人衣裳弃刀尺 ——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 上节课我们讲到白居易想通过他的讽喻诗兼济天下，可是这个志向在生前没能实现，在他身后，却激励着一代代的志士仁人普济天下苍生。直到今天，他的《秦中吟》、《新乐府》仍然有着鲜活的现实意义。留待这节课要讲的，是其艺术特色。说起来，白诗的艺术特色，艺术成就，同样在白居易生前，人们不甚了了。这一点他自己很清楚：“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与元九书》到今天，因为白居易的讽喻之“意激”而褒其政治性强，“言质”而贬其艺术性差的，大有人在。我上节课说过，《秦中吟》，尤其是《新乐府》中的大量诗篇，以及其他一些讽喻诗，艺术性相当讲究。《长恨歌》、《琵琶行》等等，人们的分析已经很多了，而对讽喻诗，关于思想性的论述远远多于艺术性的探讨，所以这节课我们专谈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没有脱离开内容的抽象的形式，艺术形式是为表现其思想内容服务的，内容决定形式，内容既然是讽喻性质，就决定了这类诗必然有不同于其他诗的艺术特色。拿不同性质类别的诗来比较其艺术的高下，没意义，或者说无从比较。打个比方，唱歌，有美声有通俗，比赛的时候是分开进行的，各有各的标准，诗也一样，有人说《卖炭翁》不如《长恨歌》艺术性高，这就好象是把通俗歌手和美声歌手放到一个组里比赛了。有人说，这些讽喻诗过于直白，尽露，缺乏婉转含蓄，没有余韵，他这是拿爱情诗的标准来衡量了，如果有这几项缺点，绝不是好的爱情诗，但是要求讽喻诗写得婉转含蓄余韵无穷，可就荒唐了。谁能够把“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 婉转含蓄一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样激愤的斥责，还需要什么余韵吗？如果有余，那就是没能痛快淋漓，正是讽得还不够。所以我们必须按讽喻诗性质的要求，来分析其艺术形式，越能把讽喻内容表达得充分透彻，说明它的形式就越臻完美，艺术特色就愈加鲜明。白居易的讽喻诗呈现出哪些艺术特色？我看至少有这样几项：（一）、塑造典型； （二）、构架情节；（三）、突出对比；（四）、结合议论。我们以诗或诗句为例逐项分析。第一，先看怎样塑造典型。白居易说他的《秦中吟》“一吟悲一事”，其实不止《秦中吟》，他所有的讽谕诗基本都这样，一诗只写一件事。但这“一事”，不是随意信手拈来的，有条件，按《秦中吟》、《新乐府》的序说，必须“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其事核而实”，这实际就是说从很多真事中选取最足悲最核而实的，这个我们先以《卖炭翁---苦宫市也》为例。当时的宫市什么样？《新唐书》这样记载：“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每中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撤肆塞门。”韩愈《顺宗实录》有一句：“名为宫市，其实夺之。”可见受害者很多，白居易所听到的，不会少，但他只写一个卖炭的老翁，原因一定是最悲最实，而在写的过程更集中于一个“悲”字。“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两句话，抓住三个部位，描出三种以上的颜色：脸、鬓、手，脸色焦黄、鬓发苍苍（苍苍就不止一种颜色）、十指乌黑，结合上下文读者知道了他是自己砍柴自己烧炭自己推车来卖，这样一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老人，已经令人感到心酸了。而“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一问一答，十四个字，勾勒出一种最低水平的生存状态，仅仅活命而已，如果卖不到钱，就没有活路。这就已经够悲了，但诗人还在继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诗人为什么这样继续？是行文悲到极处的需要。悲到极处之后，“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就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因为它断了这样一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老人的活路！ 我们再以《上阳白发人》为例，继续看诗人怎样选择题材塑造典型：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此诗前，白居易有一段注：天宝五载已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这段注，第一说明“其事核而实”，第二说明这样的宫人一关就是30---60年，第三说明这样的“别所”不止一处。但为什么只写“上阳”？“后宫佳丽三千人”为什么只写这一个？同样是为了极致其悲，为了塑造典型。不去罗列大量的后宫女子和她们的种种遭遇，而只选取一个终生被幽禁的宫女。不写她的青年的美貌，却是写她的老年的龙钟；不写她的希望，偏偏写她的绝望。一轮一轮的春夏秋冬，多少个难捱日落的白天，多少个展转不眠的长夜。宫中鸟儿宛转的呜叫，原来还心烦意乱，现在看到梁上双飞双栖的燕子，也不再羡慕它们。诗人是这样只通过这一位宫女一生的悲惨遭遇，就形象地概括了“后宫佳丽三千人”的悲惨命运，这就叫作典型。唐代以宫怨为主题的诗歌多得很，但大量是用绝句形式描写宫女的某种哀怨情绪，我们不必举别人的例子，仍用白居易的，试加比较，就可以看出典型与非典型的区别：泪湿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薰笼坐到明。雨露由来一点恩，争能遍布及千门。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这两首绝句当然也很好，但不是用典型反映一般，是用取其一端写出某一侧面的手法。而《上阳白发人》，是以一个宫女一生的不幸为典型，加以细致、具体、生动的刻画，反映的却可以说是2000年中几十万宫女共同的悲惨命运。第二，再看怎样构架情节。构架情节，就是要叙述故事，有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有故事的背景和人物关系，还要有大量的细节来丰富充实，使人如见如闻身临其境。《上阳白发人》，一个宫女一生的故事；《卖炭翁》，一个老人和两个太监一上午的故事；我们再看诗人白居易和一位“村老”以及一帮“暴卒”一晚上的故事，这就是《与元九书》中所说的使“握军要者切齿”的那一篇，《宿紫阁山北村》。这首诗写于元和五年（810），白居易时年三十九岁，正在长安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餐。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早晨，诗人白居易去游览紫阁峰，傍晚，投宿在山下的村中。村农见了非常高兴，摆酒欢迎。举起酒杯还没有来得及喝，突然冲进来一帮横暴的士兵；他们身穿紫衣，手拿刀斧，乌七八糟的有十多个人，不由分说，抢过杯子就喝酒，又把盘中的饭菜糟蹋干净。主人退到后面站立，束手束脚，倒好像是外人。院中有一棵珍贵的大树，已经生长了三十个年头，主人哪敢可惜它，只能任凭暴徒拿斧头砍断树根。这时我们才知道，上面抢夺酒食只是一个序幕，高潮在这呢，暴卒们要砍树，这才是他们闯来的目的。从下文暴卒的“口称”和诗人对“村农”的劝戒中，我们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那些暴卒自称属于神策军，是采造府派来伐木料的。主人啊，你千万不要再说了，神策军的头领正承浩荡皇恩！这两句，是诗人的话。我们再想想，暴卒要砍树，白居易能不阻拦吗？可也没拦住。白居易何许人也？皇帝身边的左拾遗，翰林学士，很多宰相翰林学士出身啊，神策军都不放在眼里，他们还能把普通百姓放在眼里？所谓“神策军”，即当时的禁卫军。从贞元年间开始，特设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元和初年，宪宗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这简直是让个太监担任全国军队的统帅了，所以白居易曾上书极力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指的就是吐突承璀。白居易真不愧为大家，层层深入地谋篇布局，颇具匠心：开始“暴卒”来历不明，后来他们自称 “神策军”，再揭出他们的后台“中尉”，最后“承恩”，只两个字，让全诗主旨豁然开朗：“神策军”为什么如此嚣张？正因为皇帝宠幸他们的头目---大太监吐突承璀。这首诗不在《秦中吟》、《新乐府》中，但也属于讽喻诗，讽喻什么是不是很清楚啊？难怪使得“握军要者切齿”。第三，看如何突出对比。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中往往先尽情描摹达官贵人们的糜烂生活，而在诗的末尾忽然出人意料地突起一个对立面，比如上节课讲过的《轻肥》和《歌舞》：在描绘那些宦官“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鱠切天池鳞”之后，突起“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之后，突然一句“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随后戛然而止。我想仅就这两首看，恐怕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没有余韵”。鲜明的对比，凸显了社会的极端不公，凸显了矛盾的极端尖锐。第四，看怎样结合议论。发议论，是白居易所谓“卒章显其志”的一种手段，有的用其他手段，就没有议论，但凡结合了议论的，多数议论也很形象，富有情感，不是干巴巴的说教。比如《红线毯》在具体生动的描绘之后，作者仿佛是指着宣州太守的鼻子大声斥责：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新丰折臂翁》讽喻戒边功，是用生动的历史教训来形象地议论：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开元宰相宋开府”指贤相宋璟，这两句说的是开元初天武军牙将郝灵佺斩突厥默啜，自谓有不世之功，可是宋璟为了防止边将为邀功请赏而滥用武力，并不封赏他。“天宝宰相杨国忠”两句所指的事情，我们在杜甫系列讲过，杨国忠两次挑起与南昭的战争，前后死了近二十万人。这是用历史事实的对比，形象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主张和态度。最后，我们借古人的评说，谈谈白居易诗歌的语言特点，这就不止限于讽喻，白诗语言的总体风格是通俗平易，只引古人之言即能说明，所以我们不再多分析。《新乐府》的序中“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几句，除第三句“其事核而实”外，其他三句都是白居易对自己诗歌语言的要求： “辞质而径”，质朴、易懂； “言直而切”，直率、准确； “体顺而肆”，流畅、上口。要达到这几项要求，并非容易。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这样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的《瓯北诗话》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白居易的好朋友刘禹锡有一首诗，最形象最准确地道出了白诗的特色：吟君遗我百篇诗，使我独坐形神驰。玉琴清夜人不语，琪树春朝风正吹。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寻，行尽四维无处觅。我们就用刘禹锡的这一句“仙人衣裳弃刀尺”作这一讲的题目，那就不只是论白居易的讽喻诗了，也不止是论语言特点了，这一句实际上是最形象地概括了白居易各类诗歌共有的艺术特色，那就是——天衣无缝。
总的看来，白居易的讽喻诗具有如下艺术特点:
一、语言浅显平易而又能警策动人。他的诗善叙事，但又善用一二警策句统摄全篇，达到言浅意深、平淡中见奇警的效果。如《轻肥》前十四句全是铺叙权贵的阔绰，最后两句: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怵目惊心的对比了两种不同的生活。
《买花》前十六句叙述长安豪贵纷纷攘攘、争相买花的情景，末尾以田舍翁的叹息作结:“一 从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十分精警的揭示出豪贵的这种奢侈浪费的生活是建筑在剥削的基础上的。再如《重赋》的“剥我身上衣，买尔眼前恩”，《红线毯》的“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做地衣”等等，都是十分警策的句子。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 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二、以叙事为主，又将叙事、抒情、议论相结合。白诗以善于叙事见长，但又将叙事抒情结合。其方式有三，一是寓感情于叙事中，诗中虽无抒情的句子，感情却洋溢于叙事中，如《卖炭翁》。二是以第一人称口吻代替人物抒情，如《上阳白发人》等。
三是在叙事之后直接抒情，也即“卒章现其志”，如《红线毯》等。此外，白诗的叙事还有一-个特点，即脉络分明，曲折生动，这以《卖炭翁》最出色。
三、白居易还善于刻画人物形象。如《新丰折臂翁》、《卖炭翁》、《上阳白发人》等都善于刻画出人物相近的命运却各不相同的个性特点。这是白居易对诗歌艺术的又一发展。如将杜甫的《兵车行》与白之《新丰折臂翁》对比，即可看出其特点。
白居易讽喻诗的得：
1、选材真实典型，主题明确，注重写实。
2、诗歌语言朴素自然，通俗平易，娓娓陈述，唱叹有情，扣人心弦。
3、在诗中直接抒发议论，于叙事中表达自己的观点，揭露现实。
这些都为后世主要写现实主义诗歌的作家做了典范。
白居易讽喻诗的失：
1、部分诗篇强加结尾，丧失了艺术性，多有重复，反而让诗篇有了不必要的重复性赘述。
2、有些叙述事件不够典型，所以写的枯燥乏味，不耐咀嚼。
3、过于重视诗的现实功利目的，常用理念去结构诗篇，真情实感相对不足。
4、语言上因一意追求浅显务尽而失之于暴露无遗，致使诗作不够精炼含蓄。
白居易讽喻诗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是一篇的关键句。“决狐疑”的目的是分辨真伪。真伪分清了，狐疑自然就没有了。如果过早地下结论，不用时间来考验，就容易为一时表面现象所蒙蔽，不辨真伪，冤屈好人。
诗的意思极为明确，出语却纡徐委婉。从正面、反面叙说“决狐疑”之“法”，都没有径直点破。前者举出“试玉”、“辨材”两个例子，后者举出周公、王莽两个例子，让读者思而得之。
既是论点，又是论据，寓哲理于形象之中，以具体事物表现普遍规律，小中见大，耐人寻思。以七言律诗的形式，表达一种深刻的哲理，令人思之有理，读之有味。
白居易的讽喻诗如下：
一、《采地黄》
1、原文
麦死春不雨，禾损秋早霜。岁晏无口食，田中采地黄。采之将何用，持以易糇粮。凌晨荷锄去，薄暮不盈筐。携来朱门家，卖与白面郎。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
2、这首诗中，白居易描写—个农民的遭遇：“麦死春不雨，禾损秋早霜。岁晏无口食，田中采地黄。”采掘地黄干什么呢？“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是要用地黄这种草药，去换取阔人家的马吃剩的粟米，来救救自己一家饿苦了的辘辘饥肠。
二、《红线毯》
1、原文：
红线毯，择茧缲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蓝，织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城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2、这首诗，揭露了地方官员不顾人民死活，拚命搜刮人民的劳动果实进奉给皇帝的丑恶行为，讽刺了皇帝荒淫奢侈的生活。
3、织毯工人煮茧缫丝，“染为红线红于花，织作披金殿上毯。……美人踏上歌舞业，罗袜绣鞋随步没。……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虑能竭力。……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三、《卖炭翁》
1、原文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
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2、这是讽喻诗中的名篇。他首先用“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形象地描绘出了一个艰辛的卖炭老人，然后说明“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靠此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3、“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种“衣正单”又“愿天寒”的矛盾心情，表现了劳苦人民悲惨的处境。这首诗不发议论，但谴责之意却十分强烈。
仙人衣裳弃刀尺 ——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 上节课我们讲到白居易想通过他的讽喻诗兼济天下，可是这个志向在生前没能实现，在他身后，却激励着一代代的志士仁人普济天下苍生。直到今天，他的《秦中吟》、《新乐府》仍然有着鲜活的现实意义。留待这节课要讲的，是其艺术特色。说起来，白诗的艺术特色，艺术成就，同样在白居易生前，人们不甚了了。这一点他自己很清楚：“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与元九书》到今天，因为白居易的讽喻之“意激”而褒其政治性强，“言质”而贬其艺术性差的，大有人在。我上节课说过，《秦中吟》，尤其是《新乐府》中的大量诗篇，以及其他一些讽喻诗，艺术性相当讲究。《长恨歌》、《琵琶行》等等，人们的分析已经很多了，而对讽喻诗，关于思想性的论述远远多于艺术性的探讨，所以这节课我们专谈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没有脱离开内容的抽象的形式，艺术形式是为表现其思想内容服务的，内容决定形式，内容既然是讽喻性质，就决定了这类诗必然有不同于其他诗的艺术特色。拿不同性质类别的诗来比较其艺术的高下，没意义，或者说无从比较。打个比方，唱歌，有美声有通俗，比赛的时候是分开进行的，各有各的标准，诗也一样，有人说《卖炭翁》不如《长恨歌》艺术性高，这就好象是把通俗歌手和美声歌手放到一个组里比赛了。有人说，这些讽喻诗过于直白，尽露，缺乏婉转含蓄，没有余韵，他这是拿爱情诗的标准来衡量了，如果有这几项缺点，绝不是好的爱情诗，但是要求讽喻诗写得婉转含蓄余韵无穷，可就荒唐了。谁能够把“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 婉转含蓄一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样激愤的斥责，还需要什么余韵吗？如果有余，那就是没能痛快淋漓，正是讽得还不够。所以我们必须按讽喻诗性质的要求，来分析其艺术形式，越能把讽喻内容表达得充分透彻，说明它的形式就越臻完美，艺术特色就愈加鲜明。白居易的讽喻诗呈现出哪些艺术特色？我看至少有这样几项：（一）、塑造典型； （二）、构架情节；（三）、突出对比；（四）、结合议论。我们以诗或诗句为例逐项分析。第一，先看怎样塑造典型。白居易说他的《秦中吟》“一吟悲一事”，其实不止《秦中吟》，他所有的讽谕诗基本都这样，一诗只写一件事。但这“一事”，不是随意信手拈来的，有条件，按《秦中吟》、《新乐府》的序说，必须“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其事核而实”，这实际就是说从很多真事中选取最足悲最核而实的，这个我们先以《卖炭翁---苦宫市也》为例。当时的宫市什么样？《新唐书》这样记载：“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每中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撤肆塞门。”韩愈《顺宗实录》有一句：“名为宫市，其实夺之。”可见受害者很多，白居易所听到的，不会少，但他只写一个卖炭的老翁，原因一定是最悲最实，而在写的过程更集中于一个“悲”字。“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两句话，抓住三个部位，描出三种以上的颜色：脸、鬓、手，脸色焦黄、鬓发苍苍（苍苍就不止一种颜色）、十指乌黑，结合上下文读者知道了他是自己砍柴自己烧炭自己推车来卖，这样一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老人，已经令人感到心酸了。而“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一问一答，十四个字，勾勒出一种最低水平的生存状态，仅仅活命而已，如果卖不到钱，就没有活路。这就已经够悲了，但诗人还在继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诗人为什么这样继续？是行文悲到极处的需要。悲到极处之后，“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就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因为它断了这样一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老人的活路！ 我们再以《上阳白发人》为例，继续看诗人怎样选择题材塑造典型：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此诗前，白居易有一段注：天宝五载已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这段注，第一说明“其事核而实”，第二说明这样的宫人一关就是30---60年，第三说明这样的“别所”不止一处。但为什么只写“上阳”？“后宫佳丽三千人”为什么只写这一个？同样是为了极致其悲，为了塑造典型。不去罗列大量的后宫女子和她们的种种遭遇，而只选取一个终生被幽禁的宫女。不写她的青年的美貌，却是写她的老年的龙钟；不写她的希望，偏偏写她的绝望。一轮一轮的春夏秋冬，多少个难捱日落的白天，多少个展转不眠的长夜。宫中鸟儿宛转的呜叫，原来还心烦意乱，现在看到梁上双飞双栖的燕子，也不再羡慕它们。诗人是这样只通过这一位宫女一生的悲惨遭遇，就形象地概括了“后宫佳丽三千人”的悲惨命运，这就叫作典型。唐代以宫怨为主题的诗歌多得很，但大量是用绝句形式描写宫女的某种哀怨情绪，我们不必举别人的例子，仍用白居易的，试加比较，就可以看出典型与非典型的区别：泪湿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薰笼坐到明。雨露由来一点恩，争能遍布及千门。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这两首绝句当然也很好，但不是用典型反映一般，是用取其一端写出某一侧面的手法。而《上阳白发人》，是以一个宫女一生的不幸为典型，加以细致、具体、生动的刻画，反映的却可以说是2000年中几十万宫女共同的悲惨命运。第二，再看怎样构架情节。构架情节，就是要叙述故事，有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有故事的背景和人物关系，还要有大量的细节来丰富充实，使人如见如闻身临其境。《上阳白发人》，一个宫女一生的故事；《卖炭翁》，一个老人和两个太监一上午的故事；我们再看诗人白居易和一位“村老”以及一帮“暴卒”一晚上的故事，这就是《与元九书》中所说的使“握军要者切齿”的那一篇，《宿紫阁山北村》。这首诗写于元和五年（810），白居易时年三十九岁，正在长安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餐。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早晨，诗人白居易去游览紫阁峰，傍晚，投宿在山下的村中。村农见了非常高兴，摆酒欢迎。举起酒杯还没有来得及喝，突然冲进来一帮横暴的士兵；他们身穿紫衣，手拿刀斧，乌七八糟的有十多个人，不由分说，抢过杯子就喝酒，又把盘中的饭菜糟蹋干净。主人退到后面站立，束手束脚，倒好像是外人。院中有一棵珍贵的大树，已经生长了三十个年头，主人哪敢可惜它，只能任凭暴徒拿斧头砍断树根。这时我们才知道，上面抢夺酒食只是一个序幕，高潮在这呢，暴卒们要砍树，这才是他们闯来的目的。从下文暴卒的“口称”和诗人对“村农”的劝戒中，我们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那些暴卒自称属于神策军，是采造府派来伐木料的。主人啊，你千万不要再说了，神策军的头领正承浩荡皇恩！这两句，是诗人的话。我们再想想，暴卒要砍树，白居易能不阻拦吗？可也没拦住。白居易何许人也？皇帝身边的左拾遗，翰林学士，很多宰相翰林学士出身啊，神策军都不放在眼里，他们还能把普通百姓放在眼里？所谓“神策军”，即当时的禁卫军。从贞元年间开始，特设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元和初年，宪宗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这简直是让个太监担任全国军队的统帅了，所以白居易曾上书极力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指的就是吐突承璀。白居易真不愧为大家，层层深入地谋篇布局，颇具匠心：开始“暴卒”来历不明，后来他们自称 “神策军”，再揭出他们的后台“中尉”，最后“承恩”，只两个字，让全诗主旨豁然开朗：“神策军”为什么如此嚣张？正因为皇帝宠幸他们的头目---大太监吐突承璀。这首诗不在《秦中吟》、《新乐府》中，但也属于讽喻诗，讽喻什么是不是很清楚啊？难怪使得“握军要者切齿”。第三，看如何突出对比。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中往往先尽情描摹达官贵人们的糜烂生活，而在诗的末尾忽然出人意料地突起一个对立面，比如上节课讲过的《轻肥》和《歌舞》：在描绘那些宦官“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鱠切天池鳞”之后，突起“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之后，突然一句“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随后戛然而止。我想仅就这两首看，恐怕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没有余韵”。鲜明的对比，凸显了社会的极端不公，凸显了矛盾的极端尖锐。第四，看怎样结合议论。发议论，是白居易所谓“卒章显其志”的一种手段，有的用其他手段，就没有议论，但凡结合了议论的，多数议论也很形象，富有情感，不是干巴巴的说教。比如《红线毯》在具体生动的描绘之后，作者仿佛是指着宣州太守的鼻子大声斥责：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新丰折臂翁》讽喻戒边功，是用生动的历史教训来形象地议论：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开元宰相宋开府”指贤相宋璟，这两句说的是开元初天武军牙将郝灵佺斩突厥默啜，自谓有不世之功，可是宋璟为了防止边将为邀功请赏而滥用武力，并不封赏他。“天宝宰相杨国忠”两句所指的事情，我们在杜甫系列讲过，杨国忠两次挑起与南昭的战争，前后死了近二十万人。这是用历史事实的对比，形象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主张和态度。最后，我们借古人的评说，谈谈白居易诗歌的语言特点，这就不止限于讽喻，白诗语言的总体风格是通俗平易，只引古人之言即能说明，所以我们不再多分析。《新乐府》的序中“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几句，除第三句“其事核而实”外，其他三句都是白居易对自己诗歌语言的要求： “辞质而径”，质朴、易懂； “言直而切”，直率、准确； “体顺而肆”，流畅、上口。要达到这几项要求，并非容易。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这样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的《瓯北诗话》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白居易的好朋友刘禹锡有一首诗，最形象最准确地道出了白诗的特色：吟君遗我百篇诗，使我独坐形神驰。玉琴清夜人不语，琪树春朝风正吹。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寻，行尽四维无处觅。我们就用刘禹锡的这一句“仙人衣裳弃刀尺”作这一讲的题目，那就不只是论白居易的讽喻诗了，也不止是论语言特点了，这一句实际上是最形象地概括了白居易各类诗歌共有的艺术特色，那就是——天衣无缝。
诗的主题是“长恨”，反复渲染玄宗之纵欲，沉于酒色，不理朝政，因而酿成了“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安史之乱。这是悲剧的基础，也是“长恨”的内因； 杨氏归阴后，造成玄宗寂寞悲伤和缠绵悱恻的相思。诗以酸恻动人的语调，描绘了玄宗这一“长恨”的心情，揪人心痛，催人泪下；结局又以“天和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深化了主题，加重了“长恨”的分量。 全诗写情缠绵悱恻，书恨杳杳无穷。文字哀艳动人，声调悠扬宛转，千古名篇，常读常新。
你回答时应该两方面都肯定一下 它既含歌颂（美好爱情）又含讽刺（骄奢淫逸，国破身危。）《长恨歌》一出，关于其主题，便成为历来读者争论的焦点。观点也颇具分歧。大抵分三种：其一为爱情主题。是颂扬李杨的爱情诗作。并肯定他们对爱情的真挚与执著；其二为政治主题说。认为诗的重点在于讽喻，在于揭露“汉皇重色思倾国”必然带来的“绵绵长恨”，谴责唐明皇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垂诫后世君主；其三为双重主题说。认为它是揭露与歌颂统一，讽谕和同情交织，既洒一掬同情泪，又责失政遗恨。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贵妃进宫后恃宠而骄，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 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嵬，“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 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缈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宣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但在《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叔向母曰： “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曰： “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人对这一问题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他们之间的感情是伟大的，同时他们做的孽是不可饶恕的
这首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时作者35岁，任周至县尉。关于这首诗的写作缘起，据白居易的朋友陈鸿说，他与白居易、王质夫三人于元和元年十月到仙游寺游玩。偶然间谈到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这段悲剧故事，大家都很感叹。于是王质夫就请白居易写一首长诗，请陈鸿写一篇传记，二者相辅相成，以传后世。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这首诗叫《长恨歌》，称那篇传叫《长恨传》。 《长恨歌》共分三大段，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惊破《霓裳羽衣曲》”共三十二句为第一段，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生活、爱情效果，以及由此导致的荒政乱国和安史之乱的爆发。其中开头八句写杨贵妃的美貌和被唐明皇所求得。明是唐皇而诗中却说“汉皇”，这是唐朝人由写古题乐府留下来的习惯。倾国：指倾国倾城的美女。御宇：指作皇帝，统治天下。从“春寒赐浴华清池”到“不重生男重生女”的十八句，写杨贵妃的受宠和由此形成的杨氏家族的豪贵。华清池：在今西安市东临潼县南的骊山上，上有皇帝的行宫，以温泉闻名。凝脂：比喻人的皮肤洁白光润。步摇：古代妇女的一种头饰。“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写唐明皇的迷恋声色，荒废政事。“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写杨贵妃被宠的程度，简直是形影不离。接着作者又用汉武帝宠爱陈阿娇，要为阿娇造一座金屋子的典故来比喻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贵妃一人受宠，杨氏族门立刻权势逼人。哥哥杨国忠当了宰相，几个姊妹都被封为大国夫人，争权斗富，不可一世。杜甫的《丽人行》就是写的这桩事。皇帝后妃也是人，也有情欲，这点与平民没有区别；但是皇帝手中有无尚的权威，他的情欲往往和这种无尚权威的运用密不可分。这就使他们的爱情效果与平民大不相同了。好色并不是了不起的罪过，但由好色而导致滥加封赏，使坏人窃弄权柄，紊乱朝纲，这就离亡国灭家不远了。所以我们评论帝王的爱情一定不要离开他们生活的具体内容及其社会效果。“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这四句又和前面的“从此君王不早朝”相呼应，进一步描写唐明皇的迷恋声色，荒政误国。唐朝统治者这种豪华奢侈的生活，是建立在残酷地掠夺劳动人民，使劳动人民陷于极度贫困的基础之上的。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描写了一段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骊山上的享乐生活后，接着说：“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又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正是因为统治集团如此昏庸腐朽，阶级矛盾又如此尖锐，所以当安禄山这个大野心家一旦发起叛乱，唐王朝这座炫人眼目的金字塔立刻就倾倒崩溃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正是形象地说明了这一过程。渔阳：郡名，郡治在今天津蓟县。这一带有时称渔阳郡，有时又称范阳郡。安禄山当时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大本营就在渔阳。鼓：军中使用的乐器。渔阳鼙鼓，即指安禄山率领的造反军队；安禄山发动叛乱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霓裳羽衣曲：舞曲名，开元中来自西凉。据说唐明皇曾亲自对它进行过加工润色，并为之制作歌辞。杨贵妃进宫后，善为此舞。 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到“魂魄不曾来入梦”共四十二句为第二段，写马驿兵变，杨贵妃被杀，以及从此以后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朝思暮想，深情不移。其中开头十句讲马嵬驿兵变。九重城阙：指首都。皇帝的宫廷有九道门，故称皇宫曰九重。烟尘：指敌警。千乘万骑西南行：指唐明皇等离长安往四川逃跑，事在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翠华：指皇帝的仪仗。西出都门百余里，其地即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西。六军：古称天子的军队，这里指唐明皇的卫队。不发：不再继续前进，这里即指兵变。当时乱兵先杀了杨国忠及杨贵妃的两个姊妹，又逼着唐明皇将杨贵妃赐死。花、翠翘、金雀钗、玉搔头：都是杨贵妃头上的饰物。“黄埃散漫风萧索”以下八句写唐明皇在前往成都的路上以及在成都的日子里对杨贵妃的思念。云：山中的空中通道。剑阁：即剑门关，古时陕西四川间的险要关塞，在今四川剑阁县东北。峨嵋山：在今四川峨嵋县西南，不在由陕西入四川的路上，这里是诗人为强调川陕间山路艰难而漫加堆砌。李白《蜀道难》中有所谓“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同误。“天旋地转回龙驭”以下四句写唐军收复长安后，唐明皇由成都回京再次经过马嵬驿时的见今思昔，对景伤情。天旋地转：指形势变化，唐军收复两京。事在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九月、十月。龙：指唐明皇的车驾。不见玉颜空死处，只有空坟，而尸体不见了。从此故事增入神话色彩，当时有种传说，说杨贵妃已经“尸解”成仙而去。“君臣相顾泪沾衣”以下二十句写唐明皇回京后的见物思人，悲不欲生。信马归：听凭马自己行走，极言人心无绪的样子。太液：大明宫内的池水名。未央：汉代皇帝居住的宫殿名，这里借指唐代的大明宫。西宫：太极宫，唐人称之为“西宫”或“西内”。南内：兴庆宫。唐人称大明宫、太极宫、兴庆宫为三大内。大明宫是当时的皇帝唐肃宗居住的地方。已经退位的唐明皇回京后先后曾被安置在太极宫和兴庆宫居住。梨园弟子：指昔日曾经侍奉过唐明皇的宫廷歌舞班子，据说唐明皇曾亲自教过他们排练。椒房：后妃居住的宫室，以花椒和泥涂壁，一取其香，二取其多子。阿监：太监。青娥：指宫女。以上两句分承唐明皇与杨贵妃，是说昔日曾经侍应过他们的人现在都已经老了。鸳鸯瓦：房顶上俯仰相扣的屋瓦。翡翠衾：用翡翠羽毛装饰的被子。以上层层铺陈，说明唐明皇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无物无景不在勾起他对杨贵妃的怀恋。文／韩兆崎 来源：中广网
不知道呀么不知道！
自己查资料吧幸亏是浅谈，谈谈表面就行，不用太深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八○六），当时诗人正在今陕西同至县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下面，诗人具体地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黄埃散漫风萧索” “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响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 《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 “不早朝”、 “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像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的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的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黄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也才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人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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