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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种，比如说：1、政治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2、政治的本质3、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4、网络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研究5、政治权力来源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党的十七大在理论上的最大亮点就是提出了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这面旗帜就是我们要永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体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艰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结晶，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其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所以，十七大将“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在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和世界先进水平不断拉大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如何利用市场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这两件利器，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深入思考。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为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现代、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开创了一条金光大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四个多样化”的社会和思想现实，对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从而间接地对“什么是社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首要基本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回答。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阶段性特征，认真分析并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理论创新，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内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它正确地对“要不要发展？什么是发展？发展为了谁？怎样才能发展？”这样四个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做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回答。从而在新的高度上凝聚了人心，统一了思想，把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三大重要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是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从理论主题上看，这根“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千百万人民群众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事业；从理论品格上看，这根“脉”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种科学的思想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活的灵魂在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一切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敢于纠正自身的失误，敢于超越自身的局限，永不停歇地进行理论创新；从理论基点来说，这根“脉”就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想问题、办事情都是从这样一个基础出发，得出的思考才能符合实际情况，不说过头话，不办超越自身能力的事情；从理论目标来看，这根“脉”就是为了亿万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奋斗，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没有变，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依然是我们庄严的承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每向前推进一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就相应地向前加深一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没有终结，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也不会结束。所以，这一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辟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一个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开放的体系，随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三大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也必然愈加丰富。领导干部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标志着我们党和国家对人才重要性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标志着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跃升到一个新起点，标志着我国人才工作进入到全面展开、整体推进的新阶段。当前，全国各地正在全力打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新环境，全面开创统分结合、协调高效的人才工作新格局，努力建设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人才新队伍。领导干部的人才观事关人才去留，事关民心向背，事关事业兴衰。领导干部的人才观对于整个人才工作大局，对于抢占人才工作的制高点，对于掌握加快发展的主动权至关重要。因此，领导干部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尤为重要和迫切。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解决“人才工作的出发点是什么”的问题。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把促进发展作为人才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围绕发展的总体要求，确立人才工作的总体目标；根据发展的总体规划，制定人才工作的政策措施；用发展水平和质量，检验人才工作的成效。人才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发展大局，必须有利于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凡是不利于发展的人才政策都要废除，凡是有利于发展的人才政策都要尽快建立。通过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让所有人才都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让所有人才都为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施展才华、贡献力量。因此，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把促进发展作为人才工作的“出发点”。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解决“人才工作的落脚点是什么”的问题。当前，人才工作面临着四个问题：人才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分布不均衡、流失较严重；同时也还隐藏着三个深层次问题：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不够，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尚未消除，人尽其才的用人机制有待完善。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在加强对人才的培养锻炼的同时，根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全面推进机制健全、运行规范、服务周到、指导监督有力的人才市场体系建设，努力形成政府部门宏观调控、市场主体公平竞争、行业协会严格自律、中介组织提供服务的运行格局。尽快健全专业化、信息化、产业化、国际化的人才市场服务体系，尽快消除人才流动中的城乡、区域、部门、行业、身份、所有制等限制，尽快建立社会化的人才档案公共管理服务系统，尽快完善人事争议仲裁制度。可见，人才工作的“落脚点”是为人才服务，不仅要为“人人成才”服务，而且要为“人尽其才”服务。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解决“人才工作的切入点是什么”的问题。人才工作是一项事关当前、影响长远的重大战略任务，人才工程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充分认识人才工作的艰巨性和紧迫性。当前，人才工作进入全面发展、整体推进的新阶段，培养锻炼的任务很重，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需要建立的制度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那么，我们工作的切入点是什么呢？好高骛远必然一事无成，急功近利定会欲速不达，必须着眼长远，立足当前，把现有的人才资源开发好、利用好，为各类人才不断涌现和充分发挥作用营造氛围，制定政策，提供机会，提供舞台，提供服务。要特别重视把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变“闲人”为“贤人”，变“常人”为“能人”。不仅要在人才观念上实现重大转变，在人才工作上实现重大突破，而且要在人才发挥作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上取得明显效果。所以，人才工作的“切入点”是开发利用好现有人才，变人口压力为人才资源优势。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解决“人才工作的关键点是什么”的问题。“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人才是一个动态的有机体，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个相对主流的人才界定标准。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对人才的认识还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念，主要表现为人才“文凭化”、“全才化”、“政治化”、“先天化”等，这些片面的观念对人才成长导向、人才发挥作用影响极大，产生这些错误人才观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一个正确的人才评价体系。人才评价标准不一，人才工作方向不明，人才成长导向不清，人才作用发挥不好。因此，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是人才工作的关键。中央指出，只要具有一定的知识或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作出积极贡献，都是党和国家需要的人才。要坚持德才兼备原则，坚持走群众路线，建立以业绩为依据，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各类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坚持党政人才的评价重在群众认可，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评价重在市场和出资人认可，专业技术人才的评价重在社会和业内认可。改革各类人才评价方式，完善人才评价手段，提高人才评价的科学水平。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解决“人才工作的根本点是什么”的问题。培养人才、引进人才、评价人才、使用人才都不是目的，搞好人才工作的根本目的是鼓励劳动和创造。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人才，要看他是否能创造出显赫的业绩。因此，我们要重用人才，更要服务人才，厚待人才，要在全社会积极倡导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营造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良好社会环境。各级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既要有识人的慧眼，也要有用人的胆略，更要有容人的雅量；既要当好伯乐，又要当好益友，更要当好良师。一定要珍惜，要理解人才，善待人才，加强与他们的沟通，发挥他们的长处，宽容他们的过失，尊重他们的劳动。使人才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真正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解决“人才工作的结合点是什么”的问题。组织工作和人才工作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二者虽然工作的对象、范围、要求各不相同，但二者工作的终极目的基本一致，都力图通过建立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导向的育人选人用人机制，达到人人成才，人尽其才，奉献社会，造福人类的目的。因此，找准组织工作和人才工作的结合点，把发展党员与培养人才结合起来，把选拔干部与发现人才结合起来，把提拔干部与重用人才结合起来，把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三支队伍的建设与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的建设结合起来，必将对深化组织工作和推动人才工作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党员、干部、人才素质的提高、能力的增强是一个动态的、渐进的过程，对其评价和使用也要及时跟进，及时调整。要建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和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的用人机制，让干部、人才各就其位、各显其才，各尽其能，破除职务、职称终身制，促进干部、人才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广泛的公民参与可以充实公共管理的内容和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它是现代公共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促使公共部门实现其公共责任和良好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公共管理硕士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公共管理硕士毕业论文 范文 一：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强化问题分析
实验研究作为较成熟的研究 方法 ，可以引入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作为一种知识创造的方法，其本身也需要结合所应用的学科特征被研究而发展。基于这两个层面的考虑，借助于本期的两篇公共管理实验研究 报告 ，这里对实验研究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概要性讨论，以图引起公共管理学者的深度关注。
一、公共管理学科应加强的实验研究
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对自然、社会、人文、科学技术等现象进行描述、解释及其应用。其中，关键和困难的环节是对所研究对象的内在机制的解析，而这，在现代科学研究范式意义上，体现为对其因果关系及其机理的分析与验证。由于自然，尤其是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自然情形下的观察是被动的、表面的。因此，如何主动地、深度地、操控性地进行因果关系机理研究，就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有效方法论的追求目的。基于西方____宗教信仰中的理性学派传统，萌芽于文艺复兴后期，成形于近代资本主义早期，完善于科学理性昌盛的20世纪中期的实验研究方法，目前已成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其影响力如此之强，以致如哲学这样高度抽象的学科，也出现了如“实验哲学”这样的研究方式(Knobe，2012)。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进展较为滞后。有人对《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所发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估，发现该刊所发表的真正实验研究论文出现于1992年以后。1950—1992年，美国政治科学三大主流刊物《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JPS)、《政治学杂志》(JOP)共发表实验方法类论文58篇，但之后的1993—1997年5年间，却发表了实验 文章 28篇，占到1950—1992年所发表的实验类论文的33%。21世纪头5年，政治学实验论文更是快速发展，三大刊物所发论文47篇，这还不包括14篇问卷实验(SurveyExperiments)论文。政治科学的实验研究已从偶尔为之，发展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和有影响力的研究范式。实验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也有不少应用(Hyde，2015)。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LinOstrom)之所以能够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实验方法的娴熟应用不无关联(Morton&Williams，2010)。至于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较为滞后，直到近期，才有意识地推进这方面的工作(Jilke，etal.，2014)。由此可见，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是值得大力推动的、有巨大学术潜力的研究方式和领域。基于实验研究的优势，《公共行政评论》本期推出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实验方法为手段的专栏。之所以推出以实验研究方法为主题的专栏，旨在凸显本刊的学术意图———推进实验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尤其是推动具有中国学术气息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
二、实验研究方法的基本逻辑与问题
如今，实验研究方法已成为成熟的学科，全面介绍其状况、学理是本导语不能胜任的，然而，为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提纲挈领式的核心思想介绍又是必要的。实验研究方法的含义有诸多种界定，一般是指理论驱动(即理论判断验证为研究目标)下，在典型或人为特定的条件下，采用科学仪器、设备，主动干预和控制研究对象，获取因果关系科学事实，验证理论假设的研究方式(Webster&Sell，2007)。实验法的基本逻辑是:①确定研究问题，构建理论框架;②理论操作化，包括理论命题变量指标化，因果规律的自变量、因变量操作化，指标数据化，统计方法适应性选择等;③实验操作与监控;④分析、解释实验结果，形成理论结论。这是一个从理论意图到变量操作，因果关系解释，形成理论的多阶段过程。其不同阶段的具体方法、方式(如理论构建、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等)，构成了实验研究的方法论知识体系。随着自然和社会科学实验研究的发展，如今已成为包括诸多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的庞大、复杂学科体系。实验法之所以被视为科学研究的经典方式，在于其人为性、随机性(Randomization)和操控性(Manipulation)的特征。人为性指实验研究往往是通过人为设定环境或条件，构造“纯”理想的事件环境，并在此环境下观察、测量被试的行为变量;操控性指对理论的变量关系进行呈现、控制、强化等，使所研究的因果关系得以重复展现，以发现其内在因果机制;随机性则是以随机原则控制被试、条件，保证因果关系不是偶然的、内生的或外在系统误差带来的，保证因果变量的普遍性。正是运用这些方式的综合应用，使科学研究最为关注的因果关系可以从复杂的社会 文化 背景下被抽离出来，以操控的方式进行验证，从而对不确定世界的内在机制给出确定的解释(Palfrey，2009)。实验研究最为人所诟病的问题是外部效度问题。外部效度指科学研究中的实验结果类推到真实社会情境中的其他母体或环境的有效性(Webster&Sell，2007)。用更通俗的话说，即人为实验条件下的研究发现推论到现实情境所产生的失效现象。对于实验研究的外部效度问题，学术界有不少争论或解释(Webster&Sell，2007)。
作者认为，应这样理解:一是，实验研究的优势是内部效度而非外部效度。应当承认，实验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实验研究，外部效度困境确实存在，但不能因此而对实验研究的价值完全否定。实验研究的根本特质是以操控的方式对所研究的理论问题进行因果关系呈现、验证，从而对事物的规律进行理论解释。所罗门•阿希()的从众实验情境在真实生活几乎不会发生，但恰恰是实验室的从众研究给出了如此令人震惊的从众现象(Asch，1955)。二是，实验研究的结论有特定的逻辑界限。每一种研究方法的结论在推论上均有其逻辑依据，如果说问卷调查法的结果适合分布式推论，个案研究方法的结论适合结构式推论，实验研究方法的理论发现则只适合因果关系性推论。因此，实验方法做出的结论不应是分布式推论或结构式推论。而这一点，不要说刚刚从事实验研究的学者，甚至是有 经验 的学者，也可能无意识地把因果推论逻辑转变为分布式推论逻辑，从而带来外在效度的严重误差。此外，实验研究还有一个常常为人批评的问题，即研究结果发现往往是“不过如此”的常识验证。对此，人们可能会说:“我感觉就是如此，还需要做实验吗?”实验研究的确有这种现象，即通过细致、严格、大量的实验，证实了常识。对于这一似乎费时费力、似无必要的现象，学术的理解应这样:一是，生活常识的证实即是科学活动的一部分。人类是有智慧的动物，即使一个资质一般的人，通过对生活经验的深度 反思 ，对某一现象的分析、解释也可能是对的，但在科学的因果关系验证标准看来，这是不可靠的，对其检验乃是人类理解自身的学术任务;二是，对于生活常识的判断，学术的研究往往能够给出常识之外的新理解。如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知道，人有服从性。这是对的。但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Milgram)经典服从实验不仅证实了这个生活经验判断，还给出了令人震惊的新发现。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兰姆曾就被试的服从比例对其心理学家同事进行了调查，他的同事判断，只有少数几个人，甚至只有1%的被试会完全服从实验指令，直到使用最大伏特电力进行惩罚。但结果却是，在第一次实验中，就有65%(40人中超过27人)被试完全服从惩罚指令，直到450伏特的最大惩罚度。尽管被试在服从命令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不太舒服，甚至说想退回实验的报酬，但没有被试在到达使用300伏特电击之前拒绝服从指令(Milgram，1963)。该类实验的元分析(Meta-analysis)发现，被试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的比例约在61%至66%之间(Blass，1999)。由此可见，实验研究能够对常识判断有深度的补充。
三、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应有自己的学科特征
如今，实验研究已成为成熟的研究方法，甚至不少学科已形成了有自己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体系。如心理学、经济学、社会性、政治科学等。公共管理科学开展实验研究，虽然存在汲取与追赶这些学科的任务，但也要注意形成自己的实验研究特色:首先，应依据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使用实验方法。实验研究虽然涉及大量的技术甚至技巧问题，但根本看，是以理论构建为驱动的，而理论构建，不同学科的逻辑基础是不同的。就公共管理而言，即使从最直接、简单的定义理解，公共管理的特征是政治—文化—社会性的。显然，这不同于个体性的心理学研究，也不同于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学研究。由此，简单借用心理学或经济学的实验理论或方法就可能出现底层的的不契合问题。那么，该如何以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进行理论构建?不同学者会有自己不同的选择。如果要在这里给出具体的建议，笔者的建议是，采用“问题中心，公共管理 思维方式 ”的研究策略，即从公共管理的真实社会情境中，发现研究问题，以其总体性状态和内在逻辑为基础，以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来构建理论框架。现代学科有分别和界限，但“问题”总是在“那里”，“问题”是不分学科的，故而，若简单地以某一学科或某种理论为解释框架，有可能肢解“问题”，使研究“问题”失真。但是，现代学科毕竟有自己学科立场，而学科立场突出体现在学科的思维方式上。如心理学的思维方式突出表现在以还原分析的方式研究心理活动的因素及其机制。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虽然有不同理解，但大概可以理解为，以合法性和有效性检视公共管理活动与政策的恰当性，以此为内在依据，构成公共管理研究的“问题框架”。至于具体的构建方式，因素—结构—功能的此为策略是可资借鉴的方式(景怀斌，2011)，即从公共管理的视野看，所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是什么?要素间的结构是什么?结构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其功能在合法性与有效性方面的表现如何?等等。进而，采用实验方法验证理论判断。其次，公共管理也应注意形成自己学科特有的实验方法。不少社会科学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实验方法。如，心理学实验方法的成熟，与其早期心理物理学的实验研究历程分不开。而且，心理学不断汲取新的技术方法扩充实验方式，如心理学汲取了脑神经研究手段，形成了脑认知研究实验技术。类似地，公共管理能否结合自己的学科特征形成自己的实验方法?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这需要艰苦的学术努力才能实现。第三，同任何方法都有局限一样，实验研究有自己的适应范围。实验研究虽然需要大力推进，但它不是“包打天下”的唯一“法宝”，应根据研究任务与问题“采用”，而不是为显示“高大上”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套用”。本期的两篇实验报告是这方面的尝试。其中，《观念形态激活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与机制》即体现了“问题中心，公共管理思维方式”的研究策略。
所谓“问题中心”，既是以中国社会出现的观念形态争论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人们为何以掌握真理的感觉有偏见地认知”社会现象的理论机理，形成了观念形态如何扭曲公共问题决策的研究议题，“公共管理思维方式”即以把此问题置于合法性与有效性检视来设计具体研究问题，而不是借用已有的心理学理论来研究。在这一思维方式下，采用3(“左”“中”“右”观念形态)×2(激活、未激活)被试间实验设计，通过观念形态激活控制，验证了观念形态激活后对公共问题决策的扭曲现象，进而分析了其机制，为公共问题决策提供了若干建议。另一篇实验论文《如何有效征税:来自纳税遵从实验的启发》则从实验经济学的角度，考察税率对人们纳税遵从以及国家税收收入的影响。实验分析，在其他情况不变时，法定税率越高，纳税人逃税越多，但纳税额却越高的结论。作者针对A-S模型或者道德—契约模型的解释局限，以“前景理论”来解释这一发现，将纳税决策过程看成纳税者受到“逃税利益”和“心理机制”双重影响的结果，纳税人会以“法定税负”为其决策参考点，逃税可以带来额外心理收益，纳税人又对这部分收益表现出敏感递减的趋势。这就说明其为何在较高税率时，即便逃税更多、自愿纳税却也更多，从而为如何有效征税提供了实验理论依据。总之，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已成趋势，需要跟进，但公共管理又如何在此趋势中形成自己的方法论特征，更是学科任务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面临着引进与创新的双重挑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入。
公共管理硕士毕业论文范文二：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分析
1文化与公共管理的关系
在内容方面，文化必然会给公共管理活动带来一些作用，比如针对社会成员建立行动规范，将其观念限制在一定范围或是方向上，构建社会文化环境等，也就是说它让公共管理系统的思维和动作能够和文化环境匹配在一起，达到平衡的状态，否则就会失衡。拿行政活动来说，这种活动的最终效果，大大受到行政人员综合能力的影响，比如其知识技能、思想观念、做事态度等。也就是说，在公共管理活动这一领域，文化环境和行政系统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管理主体方面，而且还会对其客体产生作用。考虑到管理主体的一切活动都处于文化环境下，所以，要确保主体所进行的公共管理工作在质量和效率方面有所保障，必须确保主体本身有一定的文化积累。也就是说要让主体和文化彼此间能够变换，让文化催生主体的改变。文化对客体所产生的作用力是通过社会传递给客体的。在社会环境下，文化倾向是决定物质转换关系的原因之一。在社会中占据主流优势的文化，会让其他文化朝着自身倾斜和发展。比如，市场经济理念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平和竞争，因此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公共管理活动越来越提倡民主、公正、服务。由此可见，文化观念确实会对公共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形式方面，由于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多样化，这一性质的存在使得公共管理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文化环境对公共管理系统提出了正面的要求的话，就会让系统的思维和动作逐渐向前者靠拢，公共管理系统要实现综合绩效的全面提升，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将文化所拥有的正面价值和要求纳入进来。文化之所以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和很多因素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比如历史、政治、民族等。比如，国内很多政府机构和部门作为一种实体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去，政府部门人员在其中兼任某些职务。又或者是政府部门合法地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获取一些经济收入，比如售卖公共服务等。这些现象都是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因此，如果要提升政府管理部门体系的效能，并使其拥有更高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必须在文化决定公共管理精神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重点塑造文化环境。纵观中华民族政治变迁历史，一些历史上的有识之士所提出的“洋为中用”、“托古改制”等改革理念，其本质就是以文化环境的革新为切入点，实现行政框架的改变。另外，在进行变革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文化，它们彼此之间不断冲撞，结果或是继续排斥，或是融合在一起，因此会给公共管理系统造成多样化的影响。如今，我国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各种符合时代特征的改革 措施 得到执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各种新思想不断涌现，无法避免地和历史遗留下的老思想、老观念产生冲突。比如勇于创新和墨守成规等，这些现象的存在就是我国文化具有多样化特征的最有力的佐证，它们揭示了文化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向民众传达了政府公共管理的特征受到文化影响的认识。文化对公共管理活动所产生的作用会一直存在，因此对文化的利用以及研究也必须得到重视，不能中断。
2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
公共管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公共文化以及市场文化融合在一起。
公共管理理论行政文化创新的核心是市场理念与公共理念的融合：
根据公共管理理论可知，从本质上看，市场文化和公共文化融合即为对政府公共管理效率的要求，这是政府公共管理市场效率理念的重要基础。在以往的公共行政观念中，政府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公平、公正方面，以将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为追求，忽视了自身所制定的政策在市场的执行效率，忽视了资金的市场价值。公共管理理论没有否定公平、公正、预算的作用，而是将部分政府注意力转移到资金市场效率方面，也就是在满足公众对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前提下，将成本控制在最低水平。所以，在进行公共管理革新时，政府会将更多的关注倾向于服务质量方面。
公共管理理论的行政价值观念创新：
公共管理对公共行政内部所包含的关系进行审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构建和更新自身对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等多种关系认识的过程，这是对以往公共行政理论所倡导的价值观的进一步延伸。公共管理认为，公共行政应该追求公共价值以及市场价值，而且努力将两种价值归于一个方向上。公共管理理论是由“公共理论”和“管理理论”所构成的。前者突出显示公共管理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认为公共行政的需要承担起对政治和公民的责任。后者的理论来源于现代经济学以及 企业管理 理论，它将企业这种经济主体的管理经验应用到公共部门中来。过去的行政学理论，往往都是在“公共”和“管理”二者中择其一，这种问题在公共管理理论中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把公共管理理论引入到行政学中来，有效地将“公共”和“管理”同时纳入到行政学范畴内。公共管理所追求的价值即为提升行政民主政治责任意识，它以议会和行政、政党和行政等多种关系为切入点，全面研究在既定的政治背景下，行政所表现出的适应性以及敏感性。以往的行政管理在寻找将行政和政治分隔开来的方法，该怎么样确保行政不受政治的影响;而公共管理理论却提倡让行政去主动适应政治，同时揭示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公共管理理论十分重视政府外部的正式生态环境因素，对公共管理产生的复杂的作用。“公共理论”从管理人员面对的公共生态环境入手，强调公共管理者必须不断提高自身对环境的敏感性，特别是当政治中混有多元民主时，公共管理人员必须能够意识到环境的变化并据此调整策略方向。“公共理论”一直在尝试寻找一条实现行政官僚体系和民主共存的途径。对于欧美国家所实施的民主体制而言，文官的选拔并没有采取选举制或任命制，不过他们被法律赋予了行政和政治权力，这是他们执行社会价值分配的必备基础。在实践中权力的度是很难把握的，这一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对政府的期望存在很多矛盾的地方，他们希望政府在社会经济建设方面有所作为的同时，又希望政府将重点精力放在革除弊病方面。因此才会构建很多程序来对政府进行约束。在民主政治体制背景下，官僚行政组织对民主的控制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第一种，赋予立法机构对行政部门的监控权;第二种为政务领导，也就是构建政务官和常任文官之间的上下级关系。
公共管理的行政组织文化创新：
利用公共管理理论作为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指导，具体措施为将决策权和执行权赋予不同的机关。成立在人事和财务方面能够自我管理的行政执行局，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实施行政执行管理。执行机构体制或执行局制作为一种行政执行体制，其主要的特征在于对决策和执行实施分权而治，具体来说，将位于现行科层制中的中下层组织单独抽离出来，让其实现独立经营，并将编制、人事、财务等权限赋予掌控经营大权的经理。也就是说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从上下级变成了合同关系。行政执行局的成立有法律作为依据和保障，其主要职能在于执行政府政策以及向公众提供服务，在技术、专业、监管等方面表现出自身的特性，业务之间的关联更小，不再具有政府职能部门的性质和属性，但必须接受政府部门的管理。执行机构不能制定政策。执行机构的正式成立，说明政府组织机构已经转向执行机构包裹核心政策司的形式，其中核心政策司的主要作用是制定政策，执行结构的职责为确保政策能够落实，并提供服务，这和以往作为下级单位直接听命于上级部门和领导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从行政角度来看，执行机构和政策核心司不是前者隶属于后者。后者对前者的领导是通过合同实现的。将决策权和执行权分离开来的思想，实际上是公共管理中公共文化和市场文化融合在一起后产生的。在进行这种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组织内部就的行政组织文化也会慢慢发生改变，主要特征在于让行政组织更加重视绩效、服务质量以及商业价值。绩效指的是在承担行政责任的前提下，行政管理必须追求更高的绩效，通过各种措施的实施，比如合同管理、组织结构简化等，促进行政组织理性和灵活性的全面提升，最终实现组织效率的大幅提高;服务指的是行政组织要转变对公民的看法，将公民当做顾客一样为其提供服务。只有服务质量得到了提高，公民满意度才会相应地提高;商业指的是要将公共服务当做一种商品，然后再推向市场。让更多的政府部门甚至是私人部门参与到公共服务建设中来，实现市场竞争目的。
公共管理的行政治理观念创新：
公共管理使得公共文化和市场文化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并将二者引入到行政改革建设领域，在政府内外部展开改革。内部改革即为执行局的成立和实施，外部改革即为号召公民参与进来，充分利用公民和社会的作用。后者体现了公共管理对行政治理的颠覆性认识。在公共管理领域，有两种思想是极力推崇这一点的，即“重塑政府理论”以及“治理与善治理理论”。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共管理理论就是“重塑政府理论”。该理论认为，政府改革的主导者必须拥有企业家的精神，同时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和力量。具体来说：首先，在改革过程中对政府进行重新定位，政府不应该成为改革的执行方，而是应该把握改革方向。通过购买的方式，将改革执行任务交由其他组织，实际上这一过程就是公共服务产生和提供的过程。其次，对于改革中的资源来说，政府要做的事即为穿针引线，充分调动各种稀缺资源，完成改革。政府利用民主程序，为社会需要指定目标。同时，发挥私人部门的优势，不断进行商品和劳务的制造，引入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加全面的公共服务。这里提到的非政府组织指的是第三部门，即志愿或非营利性组织(不包括以往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这些组织的所有者或控制者往往都是个人，它们能够提供能够满足公众需求的服务或产品，但目的不在于赚取经济利润。最后，政府服务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呈现出来：传统形式，比如制定并实施的法律法规、税费收缴、发放经济补助等;创新形式，比如和民间组织构建合作关系等;先锋派形式：成立基金、市场重构、号召志愿者为公众利益服务等。公共管理理论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很多具体的理论成果。上世纪九十年代，治理与善治理论开始崭露头角。在该理论框架下，公共事务管理的措施有：合作、协商、整合目标等。从本质上看就是构建符合市场规律、满足公众利益的合作关系。它所构建的管理机制用合作网路的权威取代了政府的权威。该理论所倡导的观点为：第一，除了政府之外，其他公共和民间机构也扮演着公共管理主体的角色。它否定了国家权力中心即为政府的观点，如果公共和民间机构对合法权力的应用受到民众的肯定，那么它们也会因此成为权力中心，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所属层面的差异。第二，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国家开始和公民、社会共同承担责任，这就会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彼此间权力和责任慢慢混为一谈。第三，对于集体行为而言，其所包含的所有社会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为了促进彼此目标的实现，这些机构和部门往往都会进行资源的交换，并通过交流寻找目标的共性，这样所有的参与者就会和政府构建合作伙伴关系，帮助政府处理一部分行政事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四，善治模式实际上是非常理想的。善治指的是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不断促进公共利益的提升。从本质上看就是由政府和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共同管理。为了能够让公民肯定公共管理活动质量和成果，管理机构和活动必须尽最大努力解决公民和政府、公民内部的利益矛盾。要达到善治这一目标，政府和公民都必须进行奋斗并且开展合作，公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决策权、监督权等权利，和政府构成公共权威并共同构建和维护公共秩序。
政治学论文：政治学跨国比较研究述论
在国际学术交流久已有之而于今愈加频密的情况下，对于政治学学科在各国的发展状况做出一个跨国性的比较研究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20世纪60至 80年代，政治科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从业人员的规模、研究工具的创新和知识成果的积累上，都发生了一场非同寻常的、不断扩展的革命。但同时也存在一个薄弱环节，即很少系统地总结这门学科整体的历史发展，很少注意这门学科在每个国家、特别是美国以外的国家中发展的特点。实际上，就笔者观察，在政治学学科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零散混乱、沟通超载、方法论上过于标新立异、学派之间汲汲于对抗和冲突、研究工作中不容忽视的交叉和重复等等。因此，回顾这一学科的知识发展过程，特别是采取一种跨国比较的视角，综合而全面地认识现存的主要问题，进而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显得极其必要了[1]。
一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D·伊斯顿和J·G ·冈内尔这两位知名学者的推动下，来自许多国家的政治学家开始了一次经由比较研究的视角对政治学学科发展展开回顾和反思的学术尝试。1991年，由他们主编的《政治科学的发展：比较研究》一书问世，集中记录和展示了学者们集体努力的结果。全书的主体部分是由分布各洲的10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撰写的，分别概述政治科学在本国、本地区发展情况的论文，其中又特别突出地考察了70至80年代这段时期的发展情况。
一般说来，所谓跨国的比较研究往往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在相对统一的研究框架支配下，多个个案的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把握不同国家在不同条件下存在的共同问题或发展趋势;而因其问题或趋势在不同国家出现的非同时性，又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乃至采取能够避免重蹈覆辙的措施。另一方面，这样的比较研究也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和认知在宽泛界定的共同问题或发展趋势之下仍然存在着的变异现象和特殊问题，进而启发我们进一步去探究其背后更加深刻的原因。
对此，《政治科学的发展：比较研究》一书的主编者伊斯顿和冈内尔在“导言”中作了一个精彩的分析。他们从宏观角度着重讨论了在各国政治学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两个相互联系着的问题。
第一是政治学学科发展与其外在社会环境的关系。他们指出，政治科学的发展，受到一定环境的影响。这又包括两个彼此区别又相互关联的层次。一是政治科学同其它研究领域的关联，即学术生态环境;二是政治科学、各门社会科学学科同政治体制、政治文化、政治现实的关联。由此产生了两个主要的疑问：其一，由于政治科学反映政治环境，又由于知识标准对于学科的历史发展来说是相对的，那么人们在怎样的程度上能够得到普遍的政治知识?其二，政治随时都要提供一个话语系统，而政治科学借助自己的语言和方法，试图在某些方面超越前者;那么在何种程度上政治科学可能超越它的母体文化?在何种程度上政治科学可能接近理论与研究方法上的普遍性?两位学者指出，所谓的外在环境可以小到研究所、大学或是具体的社会政治事件，大到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系统，最宽泛时可以包括整个社会，即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这样，像知识社会学等研究途径，无论从理论或是实践上讲，都难以确定和说明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再者，说明上述相互关系的术语也难以界定，像影响、作用、反映、认识、归因于、原因、教育、互动、反馈等等。[2]在笔者看来， 伊斯顿与冈内尔实际上在这里提出了科学的普遍性同各国社会政治环境及其文化限制之间的矛盾问题。
第二是政治学科在不同国家的平行发展与相互渗透的问题。从历史起源和概念应用上讲，当代政治科学是一个美国特色浓厚的社会科学门类。这门学科在不同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输入、调整、适用美国政治学界首先创立和运用的各种假说、方法、理论知识和学术成果。这样就构成了一种美国政治科学的“帝国主义”与各国政治研究按照传统自行生存的现象。各国政治学界在引入这种外来的政治学科知识时，往往会在内容上和应用中对其方方面面作大幅度的改造;这在美国人看来是一种歪曲，而在接受国看来这是本土条件所必需的文化适用。与此同时，学术交流并非单向的，不仅仅是由学科中心向边缘的流动，而是一种复杂的互动。例如，美国的政治研究从一开始实质上就受到欧洲学术界的影响。此后，整个政治科学的教育系统情况还表明，一方面有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另一方面有最初思想输出所引发的后续波的作用。在存在主义、现象学、解释学、新国家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其它对当代社会科学发展影响甚大的研究领域中，都可以看到美国与欧洲之间这种学科共存共生、潮来潮往的现象[3]。在笔者看来， 伊斯顿与冈内尔的这一论述提醒着我们：政治科学知识在由其相对早期创生和发展的国家向不同国家、向异族文化输导时，接受者在领会与解释时应该警觉其中必然引发的诸多理论问题和技术性问题，同时也要保持冷静的学术心态，即一定要认识到学术交流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
二
同书收录的E·伯恩森所撰专文， 集中讨论比较视角下的.政治学学科建设与方法论问题;其他国家的学者在分章叙述本国政治科学的发展状况时，也时时提到类似的现象。而据笔者所涉并不广泛的阅读而论，上述问题其实早已得到许多敏感学者的高度重视和热烈讨论。而综合这些意见，可以引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在笔者看来，政治科学在各国的制度化进程及其影响的问题是首先值得重视的问题。从学者的讨论来看，制度化有两层含义。就其大的方面而论，政治科学的发展同各国的政治现代化过程是分不开的。从小的方面看，政治科学有赖于自身的学科整体建设。伯恩森指出，许多学者都将政治科学称为特殊的美国式学科门类，但S·亨廷顿则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亨廷顿早在1988年就讲过，无所谓美国的政治科学，实际上应当是民主的政治科学;它无非是在美国最先、也最充分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美国有着当代世界产生最早、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制度。伯恩森进一步具体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政治科学19世纪末在美国成为独立学科，自有其历史的原因。首先，是政治科学适应了这个新世界的需要;与民主的扩大相伴生的，是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它们成了政治科学产生的前提。其次，是美国灵活的大学体制。在近代欧洲，社会科学未能充分分化，社会学常常被看作囊括文化、经济与政治问题在内的一般社会科学。而在此时的美国，由于民主制以及科学界组织方面的可能性，政治科学得以制度化，其标志就是1880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学院的创立。即使在今天，较之于政治科学这门行业在世界其它地方的状况而言，美国的政治科学群体规模也更为庞大。再次，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霸主地位，使得美国的政治科学影响了世界各地的政治科学制度化。
政治能使我们依法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依法履行自己的应尽义务，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下面是我整理的政治论文 范文 ，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论生态政治与政治生态化
【摘要】近 现代 工业 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人类对 自然 和自身的不正确认识及盲目开发行为，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产生与 发展 成为生态 政治 运动兴起的动因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生态化的发展。生态政治产生发展是政治生态学、政治生态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生态化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解决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不可或缺的根本 措施 之一，是全球 经济 、 社会 、 文化 、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之一。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 问题 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 思维方式 、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 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 世界环境日 "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 影响 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 目前 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 种植 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 历史 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 理论 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 规律 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 热点 。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 报告 。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 时代 》，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 研究 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 哲学 、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 政治 发展 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 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 目前 经常出现，比如 经济 生态化、 教育 生态化、 科技 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 自然 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 社会 、文化等 问题 ，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 影响 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 研究 的核心 内容 。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 工业 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 历史 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 时代 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 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 规章制度 、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 科学 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 中国 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跃进"、"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 想象力 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 法律 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社会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 现代 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代发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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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复试政治论文
研究生复试是随着我国研究生招生与培养工作的发展而不断变革的，下面我给大家分享研究生复试政治论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强化研究生复试过程管理的路径分析
摘 要： 本文在阐述复试环节对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研究生复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试前准备、复试过程和试后反馈三方面提出了强化复试过程管理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研究生 复试 过程管理 试后反馈
一、引言
目前，我国硕士生入学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两个过程，初试和复试的综合成绩是当年考生的总成绩。初试是考查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复试是初试的必要补充，考查学生应变能力、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从而进一步考查学生的专业知识、综合素质和科研潜力，也可以让导师以及院系比较全面地了解一个考生的真实水平。
知识经济时代，社会需要大批德才兼备、富有潜质的优秀人才。众所周知，任何考试的成绩都无法完全与应试者的真实水平一一对应。那些靠死啃书本、死记硬背考取高分的考生并非全是最优秀的，而具有较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创新能力的考生不一定都能考得高分。如果研究生招生只以初试为主要依据来评判考生，那就很难将具有高素质的创新人才选拔出来。因此，复试是研究生入学考试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研究生招生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抓好研究生复试环节，是培养高质量硕士研究生的前提和基础，是进一步考察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重要环节，是为了结合学科特色和专业特点进一步考查考生的专业素养、创新能力、人格特征等综合素质，提高生源质量的重要措施，是录取工作的重要依据。
二、目前研究生复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初试和复试在研究生招生中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缺一不可。但实际上，复试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发挥，甚至有些高校的复试根本就是流于形式。有些高校在复试中老师问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还有一些招生院校只让招生规模内的学生参加复试，这种“一刀切”的做法虽然保证了考生的复试通过率，但也失去了复试的真正意义。这种淡化复试的做法不利于考查考生的知识面和科研能力，最终不利于选拔优秀的生源。当前在研究生复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具体有以下几点。
(一)对复试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
长期以来，研究生复试中的形式主义一直是研究生招生过程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之一，尤其是对于一些生源情况不太好的招生单位和冷门专业来说，在当前研究生不断扩招的背景下这一问题更是比较突出。在一些招生单位看来，有国家统考把关，有教育部划定的分数线为依据，初试成绩是主要标准，复试只是一种形式。一些导师对复试也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复试就是对学生的基本情况和学习工作经历作一些了解。这种重初试、淡化复试的状况严重影响复试的质量，不利于优秀人才的选拔，也不利于研究生入学考试功能的充分发挥。
(二)缺少科学的规范标准
目前虽然国家提倡量化复试，但各招生单位自行制订的复试方案，一般为统一的量化指标和权重，而且粗线条的居多，缺少细致的可操作的规范标准。如面试评价指标不全面，面试问题不科学，面试评分标准不明确，面试程序不规范;尤其是不同学科间无法有统一的标准，要求严格的专业淘汰的学生多，而要求较松的专业几乎没有淘汰。这些问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终使面试带有随意性和主观性，从而难以保证面试的公平公正，影响复试的总体质量。
(三)复试工作的管理不规范
目前，复试管理工作还不够规范，研究生主管部门制定的复试管理办法无法得到彻底贯彻和严格执行。各招生单位复试管理办法虽然都依据国家或省级主管部门的复试政策并结合学校自身的特点进行合理的改革和创新，但是总体来看复试的具体操作，尤其是面试，一般都是下放至各招生院系进行。具体的复试组织管理多由院系执行。由于复试的考生人数较多，时间比较紧，复试中复试小组评判的随意性比较大。一些上线生源不足的单位，为了能完成招生计划，无奈之下也只能让综合素质不佳的考生顺利通过复试。
(四)复试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研究生复试的时间紧，环节多，考生多，任务重，很难进行有效的监督，这也是导致复试工作容易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随着考生和社会公众监督意识的不断提升，对高校研究生工作提出了更高层面的要求和监督力度，从而加剧了矛盾的尖锐化。在各招生单位研究生复试自主权不断加大的同时，如何处理好自主权与自律之间的关系，切实做到复试录取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是各招生单位必须应对的问题。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也是复试工作存在的一大漏洞。
三、强化复试过程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做好复试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完善领导机制，强化各级领导责任
实施三级负责制，由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组、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学科专业复试专家小组各负其责。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是在校长领导下，由分管研究生工作副校长、研究生处领导、各分管研究生工作院系负责人和校纪检监察部门组成，肩负起整个复试过程的领导统筹工作;各院成立以院长为组长，分管院长为副组长的院级招生工作小组，负责本学院的研究生招生的具体复试工作，并根据学科专业组建复试专家小组;研究生处负责复试工作的组织安排以及协调管理，确保各个环节能够在既定程序下有条不紊地开展，实行监督和巡视制度，每一场复试均派出工作人员对整个过程进行现场巡视和监察。在这样的分级管理分层负责的模式下，各学院招生工作小组作为政策的具体实施者，在学校复试管理规定的指导下，制定出本学院的复试细则，对本学院复试过程的公平、公正和复试结果全面负责，并将复试结果进行公布，保证复试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
2.做好复试导师培训工作
学校复试工作领导小组应开会研究，制定复试导师遴选办法。主要依据职称、取得科研成果、获得导师资质年限、参加复试次数、自律表现、年度考核结果等指标，具体由学院组织复试导师遴选工作，并将复试导师名单上报到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备案。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通过复试导师岗前培训，让导师明确国家和省、校级有关文件精神，研究生复试的考核标准、考核内容、考核形式及评分标准，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经过培训的复试导师应能通过面试，了解考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外语水平、业务素质及考生的个体差异等不同方面，对考生创新意识、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从事科研潜质等方面的信息有所了解，从而对考生作出较客观、公正的评判。提高导师的选拔评价能力，能全面提升复试工作质量。 3.挖掘考生个人特质，分类制定复试方案
复试前将考生的个人资料、成绩、考生来源等相关信息提供给复试小组，然后由复试小组成员经过认真分析，集体决策，分类制订考生的复试方案，即根据学科、专业的实际情况，确定每类考生要考核的侧重点，认真考量。特别对同等学力或跨专业报考的考生，更要严格复试。例如在制定复试方案中，要求每位考生必答部分问题，平等竞争;在此基础上，根据考生具体情况，再提问些与考生所学的专业有关的问题。在职人员和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复试方案也应有一定的区别。对在职人员的考查内容，在实际能力等方面要严于应届本科毕业生。
(二)科学规范复试过程与标准
1.制定明确的复试标准和要求
研究生复试必须明确严格的复试标准和要求，在强调思想政治素质的基础上，着力考查考生专业知识基础及相关知识的广度;全面检验考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加强综合素质的考查。
2.规范复试程序
程序公正可以保证实体公正的实现。复试程序公正有助于保证考生权利，有助于限制人为因素，从而保证复试结果的公平公正。学校应依据国家相关政策和规定，结合自身特点，根据学科专业要求，制定公平、公正、规范的复试程序，并及时公示。首先应根据学科专业的特点确立合理的复试权重。目前教育部明确规定复试权重一般把握在30%到50%。其次要明确规定复试的组成，根据研究生培养要求，合理确定笔试、面试及英语听力测试和口语测试的分值比例。同时，组成研究生复试小组，由复试小组对复试结果负责，以减少个人因素的影响。复试前应确定考查的基本内容，尤其是面试，须提前准备供考生选择的面试试题，以避免问题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复试时应坚持宽严适度，始终如一;复试后，坚持逐人逐项评分，取加权平均分作为考生最后评分，并最终由复试小组签署评语作为考生最终得分，由复试小组组长签字后上报学校存档。
(三)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1.成立督导小组
成立由研究生院部牵头、学校纪检委等单位参与的研究生复试督导小组。督导小组又可以分成多个小组，分别深入到各个复试小组，对复试的全过程进行旁听，了解各复试小组的人员组成、复试程序、面试内容、评分标准、每个考生的面试时间等等。督导小组通过旁听，总结好的方法经验，发现存在的问题，以指导以后的研究生复试工作。
2.建立公示制度
复试应有更高的透明度，例如面试分组方法、面试的评分方法、面试成绩与总分的关系、面试的结果、初试与复试成绩、录取的基本原则等，都应该通过校园网、张贴公示等渠道，明确地告知参加复试的教师、考生及相关工作人员，接受大家的监督。同时开放面试全过程，接受老师学生甚至社会各界的监督。
3.建立试后反馈制度
成立复试工作小组，公布举报电话及联系方式，保证投诉、申诉、监督渠道的畅通，及时处理解决复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积极听取试后来自社会群体与考生的意见，以尽快发现复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作出及时的改正以不断完善复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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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高校师资培训工作的创新与实践：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建立动态、连续、系统的师资培训体系”(103005)研究成果。
再论研究生复试改革的挑战与对策
[摘要]研究生复试是随着我国研究生招生与培养工作的发展而不断变革的，在近年的实际操作中，还存在诸多不足，有认识上的'误区，不同程度地存在“五重五不重”现象;今后必须深化改革研究生招生复试，不但要落实责任，明确任务，实行复试级次责任管理，还要完善制度，规范程序，大力加强监督管理，积极探索引入结构化复试模式，实现研究生复试科学化。
[关键词]研究生招生 复试改革 问题 对策
[作者简介]董晓惠(1969- )，女，辽宁鞍山人，苏州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江苏 苏州 215006)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32-0191-02
在研究生复试的发展进程中，基本有三种模式在人才选拔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合格式复试、补充式复试和竞赛式复试。近十年来，补充式复试成为复试模式的主流，在弥补初始偏差、甄别身份与能力以及进一步结合专业及研究方向考核考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和科研素质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研究生复试因此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特征转变：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由知识型向能力型转变，由单一型向多样型转变，由集权型向自主型转变。研究生复试成为研究生招生工作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目前研究生复试改革中存在的挑战
1.认识有误区，对教育部复试要求落实不够。有人认为，参加研究生复试的学生都是经过高难度的基础课考试杀出重围的，都是优中选优的，不需要再复试了，或者就是面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不符合要求的情况，或者有初试时手续不合的情况，查核落实一下。重初试、轻复试的现象在一些人的头脑中生成生长起来。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如有些生源不好的招生单位，主要是二类招生地区，为满足扩招需要，常常采取等额复试的方式，这在实际上是让复试徒有形式。更有些研究生招生单位或因为经费紧张，或因为人手不够，人为降低招生工作量，使招生复试走过场。还有一些单位因为复试组织工作的艰巨性，采取避重就轻，见了困难绕道走的“策略”。如有媒体报道某招生单位为抵制复试中的“人情”干扰，降低了复试成绩比例，或者干脆最终不改变国家统一组织的初试成绩名次，将初试成绩作为最终录取的参照，使复试流于形式。以上种种都是违背研究生教育方针和国家人才选拔政策的，不利于优秀人才的选拔，贻害国家人才的培养，也是对教育部研究生复试改革精神的严重违背。除此之外，在复试操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五重五不重”现象：一是重视复试的考核内容部分，不重视复试的程序。光强调“公开公平公正”，但程序公正才是一切公正的前提，科学合理的程序设计才是充分完成考核内容的保证，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二是重考核内容上专业知识的能力考察，不重考生思想品德心理因素。三是重视基础知识考核，不重视能力考核与创新意识考察。四是重视总分，不重视特长，从来不对那些偏才怪才伸出橄榄枝。五是重视本校考生的复试表现，不太重视外校外单位的考生。这很容易造成学术上的近亲繁殖，对于考生和培养单位都会造成“不可持续发展”。
2.招生单位各自为政，操作过程失范失序。在调研过程中，几乎每个招生单位都遇到过研究生复试标准与环节不规范、复试过程程序设计与程序控制的问题，各招生单位的复试工作各自为政是主因，这一点在复试中考生调剂方面表现得最突出，导致破格录取与调剂录取的无序。生源差的招生单位和学科为了实现招生计划，就要通过破格录取和其他招生单位调剂的方式补足缺额。目前，我国仍然没有一套严格的招生破格与调剂方面的法规，在执行上千差万别。一方面由于各单位自我制定自我执行的破格与调剂规则全靠自律，出现了破格与调剂录取中的“随意性”。破格录取一般用于选拔在考试中总分不够而学科专业上具有突出才能的考生。另一方面，调剂过程中各招生单位的各自为政和生源流动的开放性、考生志愿的多重性，决定了调剂复试每年都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政策法规的不完善，导致生源短缺的招生单位与未考取第一志愿单位的考生间的供需矛盾无法调和。第一志愿单位与调剂志愿单位同时调剂一个考生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不仅浪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很多时候还影响了考生的录取，影响了教育公平。复试时间不统一，且复试季持续时间长，往往从3月就有招生单位开始复试了，而到5月还有单位在发复试通知，并且到7月还录取不完，这么长的时间里复试政策和方式往往变来变去，导致无序调剂。
二、解决目前研究生复试问题的对策
1.落实责任，明确任务，实行复试级次责任管理。复试级次责任管理就是根据复试中的责任、任务、义务和能力范围，对整个复试工作进行层级分工。当然，分工的前提是科学化。这就需要招生单位复试组织者的胆识特别是能力。比如，复试工作采取学校、学院(系部)、学科专业的三级管理模式。成立复试工作领导小组，由主管校领导、研究生处领导、各学院院长、学校纪检部门领导及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人员组成。复试前召开复试工作会议，制订具体的复试工作方案，明确三级机构的具体职责。实行“联络员制度”，各学科专业提前上报复试时间、地点，研究生处向每个学院派一名工作人员监督各学科专业复试过程是否存在违规操作，并填写《复试公正考核量表》，上报研究生院，如发现复试导师有任何违规行为，逐级上报，严肃查处，取消复试导师资格。当然也有人建议实行校院(系)两级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小组，负责制订复试工作的具体实施方案以及方案的实施。 2.完善制度，规范程序，大力加强监督管理。制度是做好一切工作的保障。完善制度，就是要大力改革。比如，研究生招生的复试时间就是问题。我国硕士生入学初试时间在每年的1月中下旬，复试时间晚于初试成绩和复试分数线的公布时间，一般在3月下旬至4月上旬。从公布初试成绩至复试结束全过程长达一个多月。复试时间不统一，且持续时间长，增加了复试过程考生的痛苦指数，还会导致无序调剂。调剂本身是考生彰显主体性的难得机会。但由于时间拖得长，考生和招生单位之间、不同招生单位之间、考生与导师之间关系逐渐微妙起来，加剧了调剂工作的复杂性。教育主管部门改革的勇气还包括大力改革研究生招生机制，从机制上改善研究生复试。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更好地调整二类地区的招生调研，适度放宽外语和政治两门公共课的门槛。前文所列举的对于复试不重视的招生单位里，经过笔者的调研发现，在国家统一招生线划后，进线的人数就是全部录取了也不能满足招生计划。这种情况的产生不是招生单位能解决的，必须由国家从制度层面解决。
程序公正是一切公正的前提。不但要建立一套可具操作性的复试流程，放在与复试内容、评分标准一样高的地位上，而且要建立一套公开透明的程序，避免出现暗箱操作。只有公开才能让人便于监督，充分发挥监督的效力。要采取公示制度，将复试方式、程序、原则、评分标准、面试结果、初试与复试成绩进行公示，有条件的招生单位要开放复试全过程，接受教师、学生、家长以及全社会的监督。苏州大学2013年复试流程为体检、政审，专业课笔试及英语听力测试，复试评价小组面试，与拟订导师面对面交流，公示与复议，形成复试评价结果，体现了程序设计的公正意图。
复议制度是保证制度完善的重要一环，是程序正义的最后一关。复议是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作出的具体决定不服向原机关或上级机关提起的重新审查程序，是对不公正不正确不合理结果的纠正程序，是确保申请复议主体的权益得以不受侵犯的程序设计。这不仅仅是为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确定了法定的执行救济途径，同时也拓宽了招生过程中的监督渠道。必须保证复议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公布举报电话及联系方式，保证投诉、申诉、监督渠道的畅通，及时妥善解决复试中出现的问题，通过监督机制的运行让复议制度不流于形式。
3.引入结构化复试模式，实现研究生复试科学化。结构化复试是首先根据对报考专业的分析，确定复试的测评要素，在每一个测评的维度上预先编制好考试题目并制定相应的评分标准，考试过程遵照一种客观化的评价程序，对被试者的表现进行量化分析，给出一种客观的评价标准。考评中对所有的评价者均使用相同的评价尺度，以保证判断的公平合理性。结构化考试在过去被广泛应用于企业招聘等选拔中，效果非常显著。目前也在逐步引进到研究生复试中，受到广大考生和教师的一致好评。
在研究生复试中引入结构化复试模式必须在充分体现研究生招生选拔特点的基础上，设计一套科学、完整的复试标准化指标体系。要根据各招生单位人才需求的实际，将招生数量、性别比例、专业设置、博硕连读、导师结构、研究能力、就业率、未来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全部考虑进去，制定既有基础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全面考核，又有可操作性的标准化、规范化的考试、面试方案，保证复试的客观性、公正性，用程序和制度消除主观的随意性，从而根除招生的不规范。
通过近两年的研究，对复试的考试内容做了一个设计，主要划分为三大考核矩阵十五个板块。第一矩阵是政治思想考查，主要是思想品德方面。这一方面在近些年有所减弱，关键是考核内容如何与时俱进。具体分为五个板块，分别是品德修养、积极进取与否、责任意识强弱、遵章守纪好坏以及团队意识。第二个矩阵是基本素质考查，分为五个板块，分别是身体素质的强弱、心理素质的好坏、沟通技巧的掌握、学习能力的主动性以及言谈举止上的礼仪教养。第三矩阵是能力考查，包括五个方面的能力考查，分别是专业能力、外语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主动研究能力和全新能力。
最后一关是复试成绩评定。如果这一环节出了问题，上述创新与设计都是白搭。前面的程序科学、客观，成绩评定就会准确。这里要强调的是，一定要细化，所有细节都要有规定、有设计。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执行程序的严格性，一定不能变通，不能主观臆断，不能自作主张，要加大监督力度，确保复试的改革成功，为社会主义祖国选拔优秀人才把好入口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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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思路：根据导师的要求定好题目，再根据题目拟大纲，但是要先给导师看一下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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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在写论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针见血，要在文章的开头表达出自己的中心论点，段落要清晰，多举例子。
在写论文的时候一定要有中心论题，一定要及时表明观点，段落要清晰，举例子的时候一定要去典型例子，然后在文章的结尾要再一次的画龙点睛。
三千字政治论文参考文献五篇合适。根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显示，3000字的论文应该属于小论文，字数较少，所以，对于参考文献来说，参考五篇文献即可。毕业论文，按一门课程计，是普通中等专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本科院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及研究生学历专业教育学业的最后一个环节，为对本专业学生集中进行科学研究训练而要求学生在毕业前总结性独立作业、撰写的论文。
3000字。根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论文要求显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论文要写3000字。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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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长期艰辛探索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位一体;总任务;领导核心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006-02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党的报告对这些问题做出言简意赅的阐述，这对于统一人们的认识、凝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长期艰辛探索实践的根本成就
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三大历史时期，每一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90多年来，党领导人民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90多年成就积累而成，是90多年各方面成就的集大成。它既是党所取得的全部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在内的其他一切成就的升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在此基础上，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发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3的时代强音，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90多年来，党和人民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构成的三位一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是社会主义，它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价值追求;坚持以工人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坚持以人民当家做主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这些方面都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精髓和本质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特在何处呢?党的报告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三位一体的：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征。由此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上，特就特在其理论体系上，特就特在其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曾经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2]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都经历了寻找正确道路的艰难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取得了巨大成功，也经历过很多艰辛。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中国共产党团结的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进一步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它包括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的有机统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终极意义来讲，它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一种道路、理论和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以来，中华民族一切仁人志士的共同信念和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人民，经过90多年的艰苦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实践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之路、成功之路。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历史进程和发展潮流，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的时代要求。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造福于中国人民，而且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就要回答“中国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人在60多年的建设实践中科学解答了这一问题。中国现代化首先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同时又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任何照搬“西化”或者其他“模式”都无法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只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在21世纪中叶，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之际，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3]1357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就担负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使命;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最高原则，把代表工人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作为党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最显著标志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新时期，党领导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为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自己的利益、创造美好生活的共同事业。在当代中国，“要把十几亿人的思想和力量统一和凝聚起来，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设想的。”[4]262
在新形势下，党经受着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四大考验”、面临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面对不断变化着的党情、国情、世情，承担着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中国共产党要确保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持领导核心，就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要完成历史使命，就必须把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只有深刻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力，真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我们党才能得到人民的充分依赖和拥护，才能无往而不胜”[5]6。为此，必须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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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出了问题，政治也会出问题。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看，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由天灾导致的饥荒和民不聊生，往往会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从西汉末年直至清朝中后期，历史一直围绕着经济领域的治乱循环为轴心旋转着。即使是现代社会也难以逃出这条铁律的规制。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经济陷入困境，引发政治危机，导致统治印尼32年的苏哈托政权于1998年倒台。同样，南美的庇隆、皮诺切特、藤森等政权兴衰乃至苏东剧变，其动因也都在于经济领域的危机。有鉴于此，邓小平在 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 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等论断，明确指出了经济发展对于保持政权稳定和政治安全的决定性影响。当然，另一方面，政治安全问题也可能反作用于经济安全领域，这在苏东剧变以来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的泰国、菲律宾以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的现实政治中都可以找到很好的反面例证。总之，在思考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时，完全可以将其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投射。 意识形态既是政治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政权，除了依靠国家机器和经济利益两手来维系，统治阶级倡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能否为多数民众接受和尊奉，也是保持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清代学者龚自珍有句 名言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说的就是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对政治安全的重要影响。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每一个执政党或执政阶级而言，能够产生立竿见影功效的是暴力工具和直接与民众自身相关的经济利益要素，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可能是最不容易引起足够重视的政治安全要素，因为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反映出来的，需要长期持续的资源投入和对政治文化、社会舆论前沿的跟踪和引导，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许多执政集团丧失政权是始于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或公信力。 二、人民利益与政治安全 决定一国政治安全的根本因素，是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那么，一个政权或执政党如何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呢?说到底，就在于它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和福祉。如果能带来利益，人民就拥护，政权就巩固;如果会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反对，政权就不稳固。我们可以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加深对这一规律的认识。 1949年以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国内政局不稳、战乱不止，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颠沛流离。摆脱任人宰割的屈辱地位，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之所在。谁能带领人民实现这个任务，谁就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国家统一、政局安定以后，就要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国民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发展，整个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局面。但由于受特殊的国际环境影响，加上极“左”思想在党内泛滥，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没能得到有效贯彻。运动接连不断，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出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生产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稳定快速发展，国家政治安全，从根本上讲，还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各项政策。 在人民富裕起来的同时，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持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在中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继承了邓小平使人民富起来的历史使命，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致力于解决富起来以后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等问题，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的创新发展，也是对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创新发展。 如何在国家发展和人民富裕起来以后，让社会更公平、更和谐，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庆祝建党90周年讲话中，胡锦涛进一步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以后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坚持代表人民根本利益，防止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这已经成为了全党上下的共识。 通过上述不同历史时期党中央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出一条贯穿其间的红线——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中，以人民利益为最根本出发点，是党始终没有动摇过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可能克服那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在确保社会主义政治的人民性本质的前提下，不断夯实政治安全的基础。 三、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可以按矛盾性质分为两大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包括西方敌对势力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颠覆势力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可以分为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显然，当前影响中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使矛盾和问题在短期内集聚。应该说，这些矛盾绝大多数是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引起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导致的，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虽然这些矛盾是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如果不能引起重视并及时予以化解，就有可能不断积累甚至激化，同样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影响中国的政治安全。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的一项根本任务。 而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对政治安全影响最大的，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从根本上讲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但在具体单位、具体问题上干群矛盾、党群问题是存在的。关键是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要善于体察民情，及时发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并努力做好工作，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及时化解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情绪。只要党和政府真正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即使工作中有缺点和不足，也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 为了防止党夺取政权后蜕化变质，重蹈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覆辙，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问题进行了探索。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民主人士黄炎培进行了著名的窑洞谈话。黄炎培提出，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浡焉，其衰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保证政治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民主。毛泽东在窑洞谈话中提出民主，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 第一，人人起来负责。就是要真正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也是真正的民主的含义。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党的十七大 报告 也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第二，人民监督政府。现代国家，特别是对于大国来说，除了在基层和一定范围内实行直接民主、协商民主，在整个国家层面，主要还是实行间接民主、代议民主，即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将权力交给选出来的政党和民意代表，由政党组成政府，来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任何国家要发展、要稳定，都离不开政府，离不开公共权力。但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会腐化变质，损害人民的利益。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英国学者阿克顿提出：权力导致腐败，失去有效监督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古今中外无数的事例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是腐败和暴政的根源，也是影响政治安全的根源。让人民监督政府，用权利制约权力，是防止权力腐化变质，危害人民利益，进而影响政治安全的最有效办法。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从中国的现实看，权力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已经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是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的根源，并直接影响国家政治安全。遏制腐败，跳出历史周期律，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全，说到底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解决权力来自人民同时又服务于人民的问题，解决权力受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问题。一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满足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愿望，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真正把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 渠道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二是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制约权力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方面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强调政权内部的分权制衡;另一方面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用人民的权利制约政府的权力。为此，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经验，更要结合中国实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的保证。这里特别要强调两点：一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并不矛盾，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从历史和现实看，在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够从根本上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从中国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情况看，要保持政局稳定，更需要一个有权威、有力量的政党来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二是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中，是否有效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是衡量党的领导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在党的领导下，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现实路径，也是确保政治安全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看了“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的人还看： 1.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2. 参考文献学术论文格式要求 3.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模板 4.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国家标准 5. 2017届高校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6. 参考文献格式学术论文
论文基本格式要求（一）毕业论文一律采用A4纸打印，用WORD进行编辑（二）全文页面设置：纸型：A4，方向：纵向页边距：上：厘米，下：厘米，左：厘米，右：厘米装订线：0厘米，装订线位置：左侧距边界：页眉：厘米，页脚：厘米应用于：本节（三）全文段落：缩进：左：0字符，右：0字符，特殊格式：（无）间距：段前：0行，段后：0行，行距：倍行距复选框“□如果定义了文档网格，则自动调整右缩进(D)”为选中状态“□如果定义了文档网格，则与网格对齐(W)”为空白状态大纲级别：正文文字，对齐方式：两端对齐三、论文各部分的具体格式要求如下：（一）封面题目要对论文（设计）的内容有高度的概括性，简明、易读，字数应在20字以内。（二）中文内容摘要和关键词应简要说明论文所研究的目的、内容、研究方法、主要成果和特色，一般为200—500字。关键词为3-5个。“内容摘要”四个字是黑体三号，加粗居中。正文摘要内容为200-500字，字号为四号，字体为楷体。正文要与“内容摘要”四字之间空一行。“关键词”三字为四号黑体，加粗左对齐。关键词最多不能超过5个，字号为四号，字体为楷体。关键词之间要用分号隔开，这部分与摘要内容部分之间空一行。中文的内容摘要与关键词在一页，不标页码。关键词：写作规范；排版格式；学位论文（另起一页）正文内容与题目之间空一行，打印用小四号宋体，倍行距。示例：□□正文（宋体小四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