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是一场由失败的封建大地主统治阶级领导的自救运动。
19世纪6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出现了暂时的“中外修好”的和局,清政府统治集团内的一些开明人士为了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而采取了一系列“自强”“求富”的措施,虽然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内忧外患”维护封建统治,但这一运动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并且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和国防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
1、洋务运动推动了近代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2、洋务派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
3、洋务运动打开了封建教育制度的缺口;
4、洋务运动促使了国防的近代化。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排名:士 农 工 商 商业在那时的地位很低,在最后一名,之后到汉朝、三国、魏、晋一直到宋、元、明、清 商业一直在攀升。现在,商业几乎已经攀升到了最高点 人们对商业和经济的认可已经很高了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在公元前二百多年,秦国与其他国打仗,不分上下,最后打了个平手。按古代的规矩,这种情况发生就会交换两国皇帝的儿子做人质。一来二去呢,秦国就选上了后来的秦庄襄王。那个国有个叫吕不韦的人,他是个商人,想帮助那位不速之客,便去给他钱让他回国。但是秦王的儿子却看不起他,不愿接受帮助还一看见他就生气就“破口大骂”。 现在就不是这样了,这不就是商业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吗?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70多年前,全世界的人民都在遭受着战争,我们中国也遭受到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仅在南京就有30万余人遭到法西斯的杀害,房屋被烧,尸体成山,血流成河,瓦砾遍地,这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件惨案。所以这场战争的胜利是用全世界无数人的生命换来的。战争使家庭破碎,父亲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亲。所以我们呼吁:反对战争,拥护和平。让战争成为历史,永远不再发生,让和平之花永远绽放。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历史,不是没给国民党机会,而是国民党自己一再拒绝了历史的赐予。 粗略算来,从1894年孙中山创办兴中会起,到1949年国民党仓皇逃离大陆,国民党在大陆度过了五十五个春秋。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中,它从一个仅二十余人的秘密小团体成为一举推翻清王朝的巨大政治力量,经过种种曲折终成统一全国、拥有最强大武装的执政党;但在权力达到顶峰时,它却轰然坍塌、黯然离去。回首这一段历史沧桑,不禁使人想起《桃花扇》中的名句:“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历史兴衰每每令人慨然兴叹,但感叹之后的深思,恐更有意义。 “革命党”与“执政党” 1894 年深秋,年仅二十八岁、可说一无所有的孙中山与二十几位同龄人在远离中国的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当时,这只被少数与闻者认为是几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的“痴人说梦”,没有几人会认真看待。其实,这却是中国历史舞台上一出全新之剧的序曲,当然也是剧中主角国民党登上历史舞台的开端。 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的成功与其说是革命党人的“制造”,毋宁说是由于统治者统治无方,使社会矛盾长期积累酿成社会危机,面对危机又处置不当的结果。兴中会成立的时候,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给“蕞尔小国”日本。不久,希望在体制内变法图强的维新派被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血腥镇压,这就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体制外的革命党人推上了历史舞台。拒不变革,使清王朝丧失了最后“一线生机”。其后,各种革命小团体大量涌现,终于在1905年汇集一处,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的政党同盟会。 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已经腐朽不堪的清王朝。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民主气氛高涨,“政党政治”一时成为热潮,在短短的时间内全国竟出现上百个政党,国内出现党派林立的局面。同盟会一些领导人甚至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在宋教仁的鼓动下,同盟会在1912年3月通过了新修订的《总章》。这个新纲领的核心精神,是将同盟会从过去秘密的“革命党”变为公开合法的“政党”。在他们的心目中,“政党”就是西方那种在议会中通过选举取得执政权的党,而“革命党”并非“政党”。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将“革命党”同盟会改造成“政党”国民党。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骨干、联合其他四小党的国民党在北京组建。但历史表明他们确实过于天真了,在袁世凯的统治下,政党政治终成幻影。 1912 年12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正式拉开帷幕,第二年3月,选举初步结束,国民党赢得了国会竞选的胜利。国民党在国会选举的胜利,无疑是袁世凯独裁的一大障碍。因此,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暗杀,从而引发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但只两个月,组织涣散的“二次革命”即告失败,也宣告了中国初试政党政治的失败。历史的裂缝从“起朱楼”到“楼塌了” 事实说明,在革命刚刚成功、一切尚未稳定时即匆匆取消“革命党”,确是革命党人的重大失误。不过,他们提出的从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向掌握政权后的“执政党”的转变的深刻意义,却不能完全忽视。 一党治国 在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孙中山认为主要是由于国民党“徒以组织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分歧”,“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耳”,“至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因此,他着手重组革命党时便强调“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党员必须绝对服从他一个人,入党时还要按手印。对此,他的战友黄兴认为党员在誓约上写明服从孙中山再举革命已是不平等,而还要按手印则是人格侮辱,因此坚决反对。平心而论,孙中山本意是为扭转国民党的涣散、软弱局面,不如此确实很难取得革命胜利。然而黄兴等人的反对也确有道理,因为誓言规定党员只服从领袖,当领袖是出于公心时固无问题,但当领袖变质或更换时,领袖究竟仍是大公无私还是抱有个人野心则无法保证。或许,这是“革命党”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处境”。 对于未来的治国方式,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之纲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一党治国”模式:“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这种治国模式对今后中国历史的影响之深之远,此时恐无人料及。 但如何带领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革命党”前进,孙中山毕竟毫无经验,因此中华革命党不仅无法夺取政权,本身亦渐式微。从1916年到1922年,中国陷入军阀割据之中,政治一片混乱。孙中山两度联络部分军阀“护法”,却都因军阀背叛而惨遭失败。在极度困难之中,他在1919年10月将越来越不景气的中华革命党改建为“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虽对中华革命党的章程作了一些修改,但在党与政权的关系上仍与中华革命党一样,规定:“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这时,以极富组建革命党经验的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和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了。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开始了自上而下较为严密的组织建设和党军建设。 1927年4月,国共合作的北伐正在乘胜前进,两党矛盾却空前尖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开始“清党”,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开始了血雨腥风的“十年内战”。 在这十年间,国民党建立起了一党独裁的专制政体。1928年,国民党通过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五权分立”,但各部门组成人员全部为国民党员,并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初步确定了国民党对政权的控制和垄断。而《中华民国训政纲领》规定国民党总揽一切权力,公民和其他一切政党事实上不得享有包括选举权在内的所有政治权利。以后颁布的各种条文、法规规定,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是“非法党 ”。1929年国民党“三全大会”对国民党一党治国的解释是其独裁的基本“理论”:“中华民国人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之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而训政之目的,即以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还之政,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故训政纲领开宗明义即以中国国民党依照建国大纲,训练国民使用政权。”因此,国民党要“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于必要时,得就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国民必须服从国民党、拥护“三民主义”。 从1929年到1931年,国民党又进一步确立了“领袖”蒋介石的独裁地位。总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人事、监察等全部权力都归国民党独有。 国民党的这些规定,通过特务体系和保甲制度得到贯彻实行。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产生、形成,以后发展成为“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特务活动延伸到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系统,造成全面恐怖。同时,国民党大力推行保甲制。从1928年到1934年,保甲制逐渐严密。保、甲成为全国普遍推行的基础政权组织,负责对国民实行“管、教、养、卫”,清查户口、监视居民,一户犯罪、各户株连,实行“党化教育”,收缴各种苛捐杂税,组织军事训练。通过这些措施,国民党一直实行严酷的独裁统治。 “胜利的灾难” 虽然国民党一直采取种种办法镇压异党,但以共产党为主要代表的他党一直未被其消灭。而且,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严重,要求全国各党派团结起来共同抗战的要求、呼声越来越强烈。1936年年末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共再次合作,也为中国结束一党独裁实行民主政治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停止了对异党的镇压,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党派实现了局部合作。国民党释放了一些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和一些因反对蒋介石而被捕的民主进步人士,允许各地成立抗日救国团体,放松了对新闻出版物的查禁,《新华日报》等共产党报刊可在国统区公开合法发行。特别是1938年7月,国民党邀请各党派人士“共商国是”的咨询机构国民参政会成立,更表明国民党受到抗日民主浪潮的影响和冲击,已开始做一些调整。 难得的历史机遇白白丢掉。 1945 年8月10日,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普天同庆。这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大规模反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在抗战期间,以英、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为先导,百余年来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已基本废除,租界已经收回,领事裁判权被废除,被日本强占半个世纪的台、澎列岛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在联合国任常任理事国,百年积弱的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五强”之一……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欣喜万分,也不能不使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威望突然高涨,达到多年未有的高度。抗战胜利,确使国民党得到一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曰政治资本。然而,就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国民党的威望却一落千丈,并就此埋下了几年后失败的祸根。何以至此,的确令人深思。 一切,都源于对“敌产”的接收。 日本的失败,使国民党突然面对一笔巨大的财富。按说,对敌产的接收,应是代表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接管沦陷区敌伪政权全部政治、行政和军事机关及一些敌伪所拥有的公、私产过程。具体说,要对工厂、公司、办事处、仓库、住宅等查封清点,查清财产有多少、属谁、来源等,该没收的没收,该还原主的归还原主。接收应有统一机构和严格的规章制度,但国民党的接收却是多头齐下、互相争夺乃至发生冲突,谁先抢到就是谁的。 如 1945年9月在上海成立了“敌伪机关及资产接收委员会”,但10 月又成立了“不动产处置委员会”和“敌伪侵占平民工商企业处置委员会”。以后各种有关机构越来越多,如第三集团军、海军总司令部、国防部、经济部、粮食部、上海市政府等都有自己的“办事处”负责接收工作。各机构代表不同集团的利益,各有各的后台,根本无法统一。一些部门将敌产贴上封条,另一些部门来后撕下原封条,换上自己的封条。有时竟然架起机枪,武装相向。在许多地方只能靠日、伪军维持秩序,甚至谁只要有一两杆枪,就可以军管之名横行,以搜捕卖国投敌分子为幌子,抢占房产、强行抓人、“接收”各种财富。 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不健全的有关规章,实际上完全无人执行。如1945年8月底,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法令,宣布一切由日伪政权登记、注册的土地契约全都无效,但迟至一个月后才公布“清理敌有土地专门条例”。这一个月的空白期使许多“接收者”鲸吞大量土地,后来者自然也不甘心,致使这个专门条例只是一纸空文。 敌伪的许多财产其实是掠夺中国公民的私产,理应归还原主,但“接收者”往往找出各种理由拒不归还,甚至将其盗卖。金融稳定是经济稳定的最重要方面,但许多接收大员却正是金融投机的推手。日伪投降,使沦陷区使用的伪币作废,但中央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向沦陷区投放大量法币,所以一时还不能不继续使用伪币,而其“身价” 自然大为贬值。不少接收大员随身携带大量法币进行黑市兑换,同时有关利益集团居然故意推迟确定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以牟取更多非法暴利,加剧金融动荡。军队、海关、警察利用手中特权,以接收为名大发横财更是便利。湖南岳阳是敌伪遗留物质最多的城市之一,国民党某军接收时将日军所建不少工厂的机器全部变卖一空,每天黄昏宣布戒严,将各种变卖物资转运到外地。安徽芜湖警察局局长和下属监守自盗,把仓库内的大米卖到外地。当时白糖紧张,属专卖物资,上海闸北警察局局长伙同他人将被查封的大量白糖偷偷卖掉。据统计,北平被接收的敌伪财产入库率不到五分之一。全国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胜利者的接收,就这样成为贪官污吏的“劫收”。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都是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人戏称为“五子登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直观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变。国民党一位负责接收的要员也不能不承认此点,他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当时即有舆论,称这种“光复”是“胜利的灾难”。 此种情况,国民党最高层当然完全清楚。在1946年 3 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提出国民党要“革新”,宋子文承认自己当时是负责接收的行政院院长,因此“不能辞其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政治报告决议案》则明确提出许多“革新”的要点,第一项即“多年以来,官商主义早已构成政治上最大弊害”。“结果所至,官吏不知责任为何物,对于主义政策,不知尊重。此种弊害,在胜利以后,尤完全暴露。复员时期各种工作,多无准备,而一部分接收人员,败破法纪,丧失民心,均为平素漠视主义、不知尊重国家制度之结果。” 此决议列举的几十条“改革措施”其中一条即“清查战时暴利之财富,课以重税;清查不法接收人员之赃产”。《中央日报》在《革新运动的纲领》中列举四条纲领,其中第二条即:“打倒官僚资本,实行民生主义。”并进一步阐述说: 谈到实行民生主义,那就必须立刻伸出打倒官僚资本的铁拳。这铁拳当然是从党内打起,然后再打到党外。我们应该查一查:党内的官僚资本家究竟有若干?他们的财产从何而来?是“国难财”的累积,还是“胜利财”的结晶?是化公为私的赃物,还是榨取于民间的民脂民膏? 提出要“实行一次大扫荡的运动,从党内逐出官僚资本的渠魁,并没收其全部财产,正式宣告官僚资本的死刑”。稍后,《中央日报》又发表题为《向官僚资本主义宣战!》的文章,主张甚至要用调查、告密、陈报、清查等方法尽快查明“谁是战时暴利者”、“谁是不法的接收人员”。 这些决议、文章的文字何其冠冕堂皇、正气凛然,但历史证明这些其实都是“满纸荒唐言”,根本没有其实也不可能实施。孔、宋家族是公认的最大的官僚资本,谁敢动其一根毫毛?利益集团是此时的国民党无法克服的顽症,因为它在党内坚持领袖独裁,对外拒不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提出的以联合政府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政治制度。既无党内民主更无党外力量的制约,突然面对巨大财富,它就会无可避免地更加腐败,加速其走向失败的步伐。在“劫收”中民心失尽的国民党,在随后的大决战中注定要“在劫难逃”。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得到的那笔堪称丰厚、至为珍贵的政治资本,就这样被它突然得到的物质财富所吞噬。政治财富与物质财富不是相得益彰,而是后者吞噬前者,此诚国民党的悲剧,更是历史的吊诡。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历史,不是没给国民党机会,而是国民党自己一再拒绝了历史的赐予。
有关2战什么论文啊? 战役 人物 武器 还是经济?
国民党衰退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一,国民党自身阶级的局限性以及其与人民大众特别是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作对,把人民搞得死去活来,谁还会去帮他?二,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其中包括军队的腐败。众所周知,从中华民国建立开始,直到蒋介石政府名义上的统一,再到解放战争的胜利,国民党始终是由几个派系组成的,各部队之间互相争宠,勾心斗角,以保存实力为根本目标,根本不会很好地执行上级的作战方案。三,蒋介石个人的自身缺陷,我们知道,蒋介石是一个很有手段的政治家,但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而且他犯了一个许多领导人都会犯的错误:越级指挥,一生兼职无数。造成指挥系统的混乱;四,国民党间谍系统的瘫痪,国民党虽然有着令人闻风丧胆的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机构。但他们更多时候只是把枪口对准人民大众和蒋介石的异己。对于共产党他们完全失去了左右,从而他们不仅对敌人的动向毫无所知,就连自己的作战方案也时时暴露在敌人面前,从而彻底失去战场上的主动性,这样的话就算有百万雄兵和精良的全美械装备,也不过是给共产党当运输队而已。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必败无疑,它的失败是自身的原因,只是时间问题。
一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二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三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四《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0.94125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0.25%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五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
黎锦图案的纹样与色彩研究-建筑论文黎锦图案的纹样与色彩研究 裴靖(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海南海口571158)【摘要】在对黎锦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黎锦图案精美,色彩古朴艳丽,它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形态,代表着中国民族文化群体的宇宙观、美学观、审美喜好、内心情感和民族精神,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哲学体系、艺术体系、造型体系和色彩体系。试图通过对黎族历史的梳理,多角度、全方位了解黎族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与演变,深入研究黎锦图案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内涵,并与其他民族图案进行系统比较,凸显其学术特色。据此,从美学和传统文化的角度,对黎锦图案的形式美和色彩美展开探讨和挖掘,体现美学的意义和现实价值。关键词 黎锦图案;纹样;色彩海南黎族织锦在我国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黎锦造型形象、夸张,图案色彩精美纷呈,极富装饰感与想象力,但是由于海岛地理位置和经济原因,人们对传统海南黎锦艺术了解甚少,使得这一优秀的民族民间传统艺术的瑰宝面临灭绝的危险。时至今日,以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为契机,黎锦这一濒临失传的民族民间艺术将迎来自己盼望已久的历史机遇与希望。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加入了拯救黎锦的保护工作,成立了相关的保护机构,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继承和弘扬黎锦这一优秀的民族的文化艺术,同时也更加激发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热情,纷纷涉足这一领域一探究竟,虽然有相关黎锦方面的理论研究、专著、学术论文陆续相继问世,但其中所涉及和针对有关研究海南黎锦图案与色彩方面的专题学术论文和主题研究却可谓是凤毛麟角,少之甚少,这不符合艺术史全面发展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应该从海南本土出发,从美学这一独特的学术角度来研究和探寻海南黎锦的图案美学价值,使它的美学价值大放光彩。海南黎族织锦艺术,是我国文化艺术中不可获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东巴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代表着中国民族文化群体的宇宙观、美学观、审美喜好、内心情感和民族精神,通过对黎锦图案的研究和解读,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了解黎族的文化艺术发展史,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哲学体系、艺术体系、造型体系和色彩体系。黎族织锦从图案上来分析大体又可分为人形纹、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以及反映人们日常生活的生产用具、自然界现象和汉字符号等纹样。其中人形纹、动物纹和植物纹是最常用的织锦图案。通过对这些纹样和色彩的分析与研究发现,图案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传统哲学价值观,另外,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海南黎锦图案,在图案的构成中,点、线、面是最基本的元素,通过它们各自的大小、长短、形态等的变化以及相互之间的位置、方向、构成创作丰富的造型,在黎族织锦中点的应用较少,线的应用较为广泛,相互交织穿插成大小不同的面,形成了不同的图案,使得黎族织锦充满调和之美。从造型的功能上分析,线条是最有活力的,表达了人们丰富的思想感情具有韵律之美。具体有归纳法、夸张法、重复法、近似法、对比法等。黎族织锦的色彩配置朴质夸张、浪漫艳丽,它与人的思想感情密切相关,有内在和外在之美,有统一于对立之美,生理与心理之美,色彩的形式之美对黎族织锦的构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自古就有“黎锦光辉艳如云”的美誉。黎族织锦艺术是我们今日在众多领域中应当传承与借鉴的宝贵财富和文化艺术资源,我们应该知其所长,发扬光大,挖掘和探索出其中最深层的精妙内涵,从而为我们在日后的研究
内容提要:南海动荡局势日益加剧,面对越菲对南海主权的索取瓜分,美国、东盟等国家的介入,我国对南海主权问题做出明确表态,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主权完整和缓和地区冲突。鉴于目前的形式与各国的政策主张,南海问题将如何发展与解决,本文将作一定的阐述。关键词:南海问题、解决方式、南海未来正文:由于南海周边许多国家对主权的要求和利益的诉求不断扩大、专属经济区的重叠所产生的矛盾冲突不断扩大、以海洋权益为核心的竞争不断扩大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国家插手南海问题的趋势不断扩大,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面临重大挑战。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南沙争议。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确保了南海局势的基本稳定,使南海事态处于可控范围。近一段时间内,围绕南海问题,邻国与我国的南海问题摩擦有所发展。关于南海争端,中国一再强调,中国坚持和平解决的立场。南海问题已经超出一般的领土、领海争端范畴,上升为事关亚太甚至世界和平或战争的战略性问题。目前阻碍南海问题解决的方面有几个:1.最大的障碍是主权纠纷中弥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可能成为解决纠纷,甚至功能性合作的强大绊脚石。公众的民族主义表达摧毁了政治意愿,对于可能折中解决国家主权的合作和对话产生了不利影响。2.美日等国企图插手南海问题,企图使其扩大化、国际化。美、日、印等区外大国为进一步遏制中国,维护在南海的利益,将南海问题提上国际化层次,企图建立“合纵”压制中国,以维护和霸占在南海地区的经济利益和霸权。3. 南海区域没有一个有效的环境管理机制。运输安全和保障、海洋环境的维持和保护、勘探和开发海洋资源等一系列问题均没有有效和完善的管理机制。因为对南海区域的国家管辖权限很少达成共识。有效的海洋管理通常需要对国家管辖权限达成一致意见。4.考虑作战方面,地理位置和对手方战略准备均对我方构成威胁。越南、菲律宾在各自霸占的岛屿上重装布阵,给我方军事设备构成严重威胁。南沙南部岛屿距离我国海南空军基地比距离越南军事基地远,且南部各岛所处环境不宜长期驻守。面对这些阻碍南海问题和平解决的方面,我国应采取什么有力措施来保障南海主权的完整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呢?1. 继续做好南海主权声索国尤其是越菲的工作。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力求搁置主权问题,把重心移至如何维护南海地区稳定与发展上来,争取项目合作机会,降低民族情绪,真正考虑南海的可持续与稳定发展。签定有关协议,违背者,即可以采取非和平手段对其有关基础设施予以摧毁。反到可能为真正的争议解决和共同开发提供契机。2. 通过制定协议,制止美日印等国的干预和加大矛盾。坚决反对与南海问题无关的国家插手南海争议,反对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多边化、扩大化。《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强调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议。在争议解决之前,各方承诺保持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并本着合作与谅解的精神,寻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径,包括开展海洋环保、搜寻与求助、打击跨国犯罪等合作。3. 把常规巡航、监视、监测做好,加强南海的执法巡航。尤其在南海问题如此敏感的当今,更应该加强对海域的巡航和监控,加强海防巡岛、巡岛屿、巡岛礁;加强海上空防巡防,扩大行动,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时刻保持警惕,为南沙主权的维护提供安全保障。4.我国必须不断加强海军现代化建设,加强海洋军事力量。加强战略部署和军事力量,虽不主张武力,但绝不承诺放弃武力。加强海军和空军的协同和支援。只要军事够硬,一定程度上会给对方带来威慑力,越菲等国虽然以索取、瓜分南海主权为终极目标,但它们也不能不顾及其与中国实力的不对称和“近邻不能变”的现实,即使其一时依赖外力而获得某种暂时优势,也必不能持久。5. 加强争议地区有效的行政管理和控制。整合各种海上资源和力量,统一领导和指挥,建立健全应急与应战一体化的海上综合安全保障机制。统管海洋执法和行政管辖,整合海洋信息,建立统一的法规条例,统一调配并合理使用各种海上力量。切实按照宣言行事,绝不给以美国为首的国家以批判和挑衅的机会。从南海和平发展出发,以实际行动表达我国友好谈判的方针。6. 中国的领域区域都要定位坐标,并尽快向联合国提交自己的领海基线主张。尽快定位,向世界明确我国主权,进一步确立南海主权的合理与合法地位,以解决与越菲等国的主权纠纷,尽快回复南海的稳定。基于当前南海形式,各国立场和行为,南海主权之争将何去何从?1.、越菲与域外美日印澳等“合纵”制华的局面产生。就中国和菲律宾、越南等国存在的南海主权争议问题,美国与欧盟各国通过共同声明,将重申“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以及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美国在该问题上再次做出“积极干预”的姿态。不但和平解决南海问题更困难,而且可能导致亚太局势沿紧张方向螺旋式升级、对抗,使战争危险性不断增大,直接危及中国的和平崛起前程。2.南海问题将成为全球聚焦点,势必不能够单靠中越菲来协商解决。美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委员罗伯特•卡普兰日前在《外交政策》发表的文章中说:“21世纪的战场是海洋。就像冷战时期的德国一样,在未来几十年间,中国南海将成为最前线。”由于牵扯到几个大国,国际社会势必会动荡。全球经济也会受之影响。3. 通过开展更多的对话来解决这些难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建立互信的可能措施包括,相互理解在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和责任、制定一个更全面的南海各方行为规范、达成一个海上冲突解决协定以确保冲突不致升级。冲突的危险随着各国海军,不仅仅是中国的海军,力量的扩充而增加。南海是中国南海,不是世界的南海,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开发,以放眼世界、放眼未来、放眼创新的大气魄,对南海进行战略研究,为开发南海建设指引方向。作为我国的“蓝色国土”,我们坚持主权归属中国,决不妥协,不提倡武力也绝不承诺不使用武力,捍卫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是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尽的义务。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南海,不再成为争议,他将完完全全投入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怀抱。记得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中讲到:‘‘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所以,我们更应当努力学习,刻苦钻研自己的专业知识,以求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中国南海问题之我见 我国既是大陆国家,又是海洋国家。保护主权完整是我们的责任。近年来,在南海等地出现了比较多的问题。南海问题反映出海洋政治社会对海权、海洋资源的关注以及海防、海洋军力和海洋安全等问题。 在本学年的《形势与政策》课和最近新闻报道中我了解一些关于南海争端的问题,对南海问题我自己也持有一些观点。下面我就从六个方面来谈谈我的看法: 一:中国南海地理位置和诸岛屿组成 南海是亚洲三大边缘海之一。位于中国大陆的南方。从东海往南穿过狭长的台湾海峡,就进入汹涌澎湃的南海了。位居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航运要冲,在经济上、国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南海有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中沙群岛四大岛屿组成。南海北边是中国广东、广西、福建和台湾四省,东南边至菲律宾群岛,西南边至越南和马来西亚,最南边的曾母暗沙靠近加里曼丹岛。浩溯的南海,通过巴士海峡、苏禄海和马六甲海峡等,与太平洋和印度洋相连。它的面积最广,约有356万平方公里。南海也是邻接我国最深的海区,平均水深约1212米,中部深海平原中最深处达5567米,比大陆上西藏高原的高度还要大。天文学上南海是指月海之一,位于月球东半球南部。行政区划上南海又指中国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整个南海几乎被大陆、半岛和岛屿所包围。 二:中国南海的历史背景 中国是最早发现、命名南沙群岛并持续对南沙群岛行使主权管辖的国家。对此我们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国际社会也长期予以承认。南海是中国古代人的一个地理海域概念,不同历史年代南海这个地理海域概念和范围是不同的。远在古代,中国古人就知道了西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地中海等海域。但是,在中国古代对各海区的名称使用混乱。在先秦时代,中国古代人的地理知识有限,但是,已经认识到中国是天下的一部分,天下虽大,不如海洋大,海洋环抱着陆地。那时的中国古代人已有了“南海”概念,即指中国南方海洋及附近洋面。随着航海活动增加,对中国周围的海洋有了进一步认识。“南海”这一地理概念覆盖的地理范围更为广阔,除了指中国南方海洋外,也指东南亚和印度洋东部海域。 到了唐代,中国古代航海家在“南海”这一地理概念外,又增加一个新的地理概念:“西南海”,它泛指今日印、巴大陆南部海域,还包括了今日阿拉伯海。应该指出的是“南海”、“ 西南海”均是以中国本土为基准,以中国本土为观察中心点,其地理坐标中心是中国,它们都是中国古代航海家——舟师命名的。 汉代、南北朝时称为涨海、沸海。唐代以后逐渐改称南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占领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开罗宣言》和《波兹坦公告》及其他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把被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这自然包括了南沙群岛。1946年12月,当时的中国政府指派高级官员赴南沙群岛接收,在岛上举行接收仪式,派兵驻守。日本政府于1952年正式表示"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从而将南沙群岛正式交还给中国。三:中国南海的基本现状和南海问题的定界 “南海问题”是指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围绕南沙群岛的岛屿和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主权划分而引起的国家间的主权争端,包括领土和海洋划界所有权两个内容。 战后相当长时期内,并不存在所谓的南海问题。南海周边的地区也没有任何国家对中国在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行使主权提出过异议。越南在1975年以前明确承认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在70年代以前没有任何法律文件或领导人讲话提及本国领土范围包括南沙群岛。美国与西班牙1898年签订的巴黎条约和1900年签订的华盛顿条约曾明确规定了菲律宾的领土范围,但并未包括南沙群岛。1953年菲律宾宪法、1951年菲美军事同盟条约等也对此作了进一步确认,而马来西亚只是到了1978年12月,才在其公布的大陆架地图上将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和海域标在马来西亚境内。南沙群岛一共有五百多座岛屿,我国只占有九个。近年来,南海争端逐步国际化,南海海域被分割,资源被掠夺,我国在南海的合法权益遭破坏。在大国插手干预与群国集体发难的同时,南海问题产生矛盾频率和爆发冲突的概率越来越大,昭示着南海问题有不断升级的趋势。尤其在今年年初,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在没有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的条件下就赤裸裸的宣布要在南海建立开采区开采资源,并肆意在南海区域出入,甚至驻兵。南海问题的形势已日益突出,迫切需要政府早日解决!保卫国家领土完整! 四:中国南海问题产生的原因 1,南海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 南海地区的气候属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雨量充沛。西南中沙群岛海域的海底资源十分丰富,尤其是海底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巨大。数据显示,南海海域有含油气构造200多个,油气田大约有180个,大概在230亿至300亿吨之间,相当于全球储量的12%,约占中国石油总资源量的三分之一,我们称之为“第二个大庆”。仅仅在南海的曾母盆地、沙巴盆地和万安盆地的石油总储量,就将近200亿吨。这个区域里边一半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分布在中国所主张管辖的海域之内。同样,西沙群岛、中沙群岛的水下阶地也有上千米的新生代沉积物披复,这些沉积物与我国北部湾、海南岛的新生代沉积物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也是大有希望的海底石油和天然气产地。 海底资源还包括有各种金属矿产资源,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海洋开发的深入,西南中沙群岛海底资源有着非常广阔的开发前景和巨大的利用价值。西南中沙群岛岛礁上绩丽的热带海岛环境和海域中波澜壮阔的自然景色开发海洋旅游的潜在资源。现代科学还发现海洋蕴藏巨大的潮汐能、波能、温差能、密度差能、压力差能等海洋动力资源,若能科学地加以利用,其社会和经济效益将不可估量。 2,南海的地理优势 注入南海的河流主要分布于北部,主要有珠江、红河,湄公河,湄南河等。由于这些河的含沙量很小,所以海阔水深的南海总是呈现碧绿或深蓝色。南海地处低纬度地域,是我国海区中气候最暖和的热带深海。南海海水表层水温高(25℃~28℃),年温差小(3℃-4℃),终年高温高湿,长夏无冬。南海盐度最大(35‰),潮差2米。南海的自然地理位置,适于珊瑚繁殖。在海底高台上,形成很多风光绮丽的珊瑚岛。南海东面和南面分别隔菲律宾群岛和大巽他群岛与太平洋、印度洋为邻,西临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它的南部是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西面是中南半岛,东面是菲律宾群岛。整个南海几乎被大陆、半岛和岛屿所包围。南海东北部经台湾海峡和东海与太平洋相通,南部经马六甲海峡与爪哇海、安达曼海、印度洋相通,东部经巴士海峡通苏禄海。其在交通运输上有着绝对的优势。 3,南海争端的历史因素 二十世纪,日本和法国人曾来这里进行经济开发和殖民活动。当时,中国政府提出了交涉。1951年,美国主持草拟、制定《旧金山对日和约》,明确规定日本放弃其对西沙和南沙两群岛的“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却没有明确两者的主权归属,也没有明确中国收回主权。使中国在南海问题中陷入被动。法国、日本对南沙群岛的侵略也是导致后来南海争端的一个“历史因素”。 在当今经济日益发达人类需求不断加大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资源的需求更为突出。一些强国和发展中国家甚至是那些贫困国家为获得更多的资源,不惜采取各种措施包括掠夺和违法开采来获取资源。甚至一些资本家为牟取更大利润也加入了这场资源掠夺大战!南海地理和资源上的绝对优势让他们乘虚而入。他们以各种借口为理由割取我国南海领土。保卫自己国家领土的完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也坚决不容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占有我们的领土,占有我们的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南海问题也就逐渐的形成。五:中国解决目前南海问题的决策 维护南海权益是我国突破第一岛链的重要一环。从现实情况分析,中国解决南海问题必然是一个长期、渐进而复杂的过程。因此,采取正确的维权路径就显得非常重要。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采取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切实加强国家经济建设 为了保持国内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势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不断让利、释放友善信息,周边国家却不断挑战我们的政策底线,其结果是中国提出的搁置争议、和平解决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善意的回报,反而成为了自己单方面的自我约束;周边国家越发大胆地蚕食南海周边海域,进而趁势将侵占行为事实化、“合法化”。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中国避免南海问题升级的战略初衷给周边国家以错误暗示,加剧了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因此,中国需要在保持和平发展战略方向的同时更加主动、坚决地维护具体利益。一旦出现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中国必须亮出可信的惩罚措施,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外交抗议。只有这样才能杜绝周边国家的机会主义心理,约束其不断突破红线的“违规行为”。 2,内部政治的协调与平衡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社会利益多元化导致了政治过程的日益复杂,越来越多的主体开始积极发言,影响着决策过程。在南海问题上,中央政府主张有关各方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克制、冷静和建设性的态度,但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和社会舆论却希望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要求保护南海领土完整、加快油气资源开采。如何保持内部政治的平衡正在成为中国外交新的挑战。 3,解决南海问题与经营周边地区的平衡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全面的改善,已经建立起难以动摇的利益共同体格局。因此,我们不宜将南海问题的严重性过于放大,从而使其成为自我证实的预言。中国固然可以通过强硬手段来解决问题,但这将造成东南亚国家对华的敌对倾向和仇恨情绪,同时也将使美国军事力量在东南亚的存在永久合法化,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大局。因此,中国需要将南海问题的解决纳入到经营周边的战略格局中加以考量,将其视为进一步巩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关系的契机。具体而言,中国可以在承认各方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建立一个油气资源共享的南海能源共同体,并根据投入多少确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比例。为了保持其正常运转,应对可能的不确定性威胁,建立起某种形式的多边安全合作也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只有建立起持续的共同开发格局,让各国都从中受益才能真正做到搁置争议,并将经济层面的合作拓展至政治、安全领域。这也为突破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军事安全的二元对立困境提供启示。 4,积极准备,以待时机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以和平方式谈判解决国际争端。但在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的条件下我们绝不妥协,要大胆面对敌视中国侵略中国的那些国家。在国家遭受侵略的时刻我们绝不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当然,目前我国军事力量还有限,我们也要立足于能够打赢一场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性战争的思路,加快军事斗争准备,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抑制对方。要长远打算、积极准备、以待时机。从军事斗争准备来看,由于解决南海问题必须依靠海空军力量,所以,我军建设重点应该是提高航空航天、海空军现代化建设步伐,同时通过灵活措施积极进行军事控制尝试。 六:“我”对南海问题的态度 和平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类长远生存的基本保障!世界人民都渴望和平,中国政府和人民更是希望全人类能和平共处。但现如今一些国家把我们爱好和平的心愿当成是儿戏,一次又一次的触犯着我们的底线,存心挑衅着我们国家。以破坏我们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手段已经开始。面对多国的挑衅,作为一名热爱自己的国家,誓死保卫我们国家安全的热血男儿,我也绝不赞同侵略者的入侵,更不能容忍他们对我们的欺辱。南海是我国国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古以来谁都不能否认!在和平谈判的条件下如果敌国还是嚣张不屑,我们应团结一致共同保卫国家!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袁隆平
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农业科学家,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无党派人士的杰出代表,“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2、钱学森
空气动力学家、系统科学家,工程控制论创始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3、华罗庚
华罗庚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难题、华林和塔里问题改进、一维射影几何基本定理证明、近代数论方法应用研究等;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有“华氏定理”、“华氏不等式”、“华—王方法”等。
4、邓稼先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邓稼先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5、竺可桢
竺可桢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浙江大学前校长。竺可桢是中国物候学的创始人,对中国气候的形成、特点、区划及变迁等,对地理学和自然科学史都有深刻的研究。
刘 徽 刘徽(生于公元250年左右),是中国数学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数学家,在世界数学史上,也占有杰出的地位.他的杰作《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是我国最宝贵的数学遗产. 《九章算术》约成书于东汉之初,共有246个问题的解法.在许多方面:如解联立方程,分数四则运算,正负数运算,几何图形的体积面积计算等,都属于世界先进之列,但因解法比较原始,缺乏必要的证明,而刘徽则对此均作了补充证明.在这些证明中,显示了他在多方面的创造性的贡献.他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十进小数概念的人,并用十进小数来表示无理数的立方根.在代数方面,他正确地提出了正负数的概念及其加减运算的法则;改进了线性方程组的解法.在几何方面,提出了"割圆术",即将圆周用内接或外切正多边形穷竭的一种求圆面积和圆周长的方法.他利用割圆术科学地求出了圆周率π=3.14的结果.刘徽在割圆术中提出的"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这可视为中国古代极限观念的佳作. 《海岛算经》一书中, 刘徽精心选编了九个测量问题,这些题目的创造性、复杂性和富有代表性,都在当时为西方所瞩目. 刘徽思想敏捷,方法灵活,既提倡推理又主张直观.他是我国最早明确主张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来论证数学命题的人. 刘徽的一生是为数学刻苦探求的一生.他虽然地位低下,但人格高尚.他不是沽名钓誉的庸人,而是学而不厌的伟人,他给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采用我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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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侯德榜(1890年8月9日~1974年8月26日),生于福建闽侯(今福州),科学家,化学家,赴美留学,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科学习,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21年获博士学位。被选入美国最高荣誉sigmaxi科学会会员。誉满国际化学工业界,英国皇家学会聘他为名誉会员,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和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也先后聘他为荣誉会员。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开拓者。近代化学工业的中国化学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中国近代化学,细菌和病毒学的化学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高士其(1905年11月—1988年12月19日,原名高仕錤,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鳌峰坊人,改名高士其,弃仕途和金钱不要,立志不做官,不爱钱,以科学家造福中国。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学士学位。1930年又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中国为记念他的贡献,把国际的一颗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科学家,化学家。细菌和病毒学家的中国化学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中国普及科学的先驱,统一化学名词的奠基人。郑贞文(1891年—1969年)字幼坡,号心南,福州长乐县人。1891年3月2日出生于福州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12岁时考取秀才,15岁赴日本留学。1909年他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1915入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攻读理论化学,1918年毕业,获理学士学位。郑贞文是自然科学专门学会的发起人。翻译和编著了多种自然科学著作,积极将近代科学知识向国内广为传播,内容涉及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气象学等多种学科。普及科学的先驱。将错综复杂的外国有机化学名词,译成统一的中文用语。统一化学名词的奠基人。中国近代天文学奠基人之一。中国天文学会创始人。高鲁(1877~1947)中国天文学家。字曙青,号叔钦。福建福州长乐人。1905年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留学,后来获该校工科博士学位。1909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1911年回国报效中国。中国近代天文学奠基人之一。中国天文学会创始人。创造发明了天璇式中文打字机,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展示并获奖。天文学家李元先生在一篇追念高鲁的文章中曾建议,我国第一座假天馆(即天文馆)应命名为“高鲁假天馆”,以纪念这位我国近代天文界中不朽的伟大人物。中国天文学一代宗师。中国近代和现代天文学双奠基人张钰哲(1902.2.16-1986.7.21),福州闽侯人,(1923年),1926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天文系。留在该校叶凯士天文台做纬度测定工作。 [随后在叶凯士天文台 观测研究工作。1929年,以论文《关于双星轨道极轴指向在空间的分布》获芝加哥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 同年,张钰哲归回报效祖国。誉满国际天文学界,国际天文学界为了纪念他,将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台1976年10月23日发现的一颗新星命名为“张钰哲星”。中国近代和现代经济学一代宗师陈岱孙(1900.10.20-1997.7.27),原名陈总,1900年10月20日生于福州闽侯县。经济学家、教育家。1922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学士学位,并获最高荣誉金钥匙奖;1922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1924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他在北大致词, “学无止境、自强不息”,“学以致用、用在奉献”。这是他一生的写照。陈岱孙在财政学、统计学、国际金融、经济历史学说等方面,是中国近代和现代德高望重的一代宗师。中国法医学创始人,法医科学奠基人。林几(1897~1951),1897年12月20日出生于福建福州一书香世家。1918年考入北平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院前身。1924年由校方派往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医学院学习两年,专攻法医学,后又在柏林大学医学院法医研究所深造两年。1928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创建了法医学科和法医研究所。创办《法医月刊》;建立“法医学研究会。中国近代和现代法医学创始人,法医科学奠基人。近代和现代中国森林病理学的创始人,中国高等真菌的奠基人。邓叔群(1902年12月12日-1970年5月01日),福建福州人,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先后获得森林硕士学位和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先后荣获“斐陶斐”奖和选为Sigma-Xi最高荣誉会员。为报效中国,谢绝校方和导师的挽留,毅然回国。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森林学家,中国森林病理学的创始人,中国高等真菌的奠基人,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声誉。载入具有世界权威性辞典的唯一的中国人。中国鸟类地理学的开拓者,近代和现代鸟类学的奠基人。郑作新(1906.11.18-1998.6.27),出生于福建福州,生物学家,鸟类学家。1927年和1930年分别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硕士和科学博士学位。获最高荣誉SigmaXi金钥匙奖。这是美国大学研究院奖励学生的最高荣誉。郑作新先生是享誉世界的鸟类学家、动物分类学家、教育家、科普作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鸟类地理学的开拓者,近代和现代鸟类学的奠基人、中国乃至于全世界鸟类学和动物学界的一代宗师。福州是中国生物防治研究的先驱,中国昆虫学创始人,中国昆虫科学奠基人。刘崇乐(1901年9月20日—1969年1月6日),出生于上海,父母福州人,原籍福建省福州市。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昆虫学,获博士学位(1926年)。昆虫学家,中国昆虫学创始人,中国生物防治研究的先驱。他为中国科昆虫系统分类研究奠定了科学基础。中国昆虫科学奠基人。中国物理学家一代宗师,开拓物理电子学新领域的奠基人,物理学开拓者和奠基人。萨本栋(1902年7月24日—1949年1月31日),字亚栋,福州闽侯县人,物理学家、电机工程专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24年,从斯坦福大学毕业,获得工学士学位,之后进入麻省伍斯特理工学院。萨本栋是中国物理学最早成就者,于1937年获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萨本栋比任何一位物理学家都旱被中国中央研究院承认的物理学家,他用英文撰写成专著,被誉为物理学巨著。开创了中国科学家编写的自然科学专著被外国人采用为教材的先例。近代和现代中国航天技术重要开拓者之一,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梁守槃(1916年4月13日~2009年9月5日),福建福州人,导弹总体和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重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33年(17岁),受当时“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热潮影响,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组,从此走上“航空救国”之路。1938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193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45年到杭州浙江大学航空系任教授;1949年任浙江大学航空系系主任。中国导弹之初,梁守槃被任命为总体设计师,于1960年11月5日,中国仿制的第一枚液体近程弹道导弹发射成功,从而揭开了中国导弹事业的序幕。中国最早生物化学家先躯,开拓者,奠基人,中国近代和现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吴宪(1893-1959),福建福州人。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12年赴美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造船工程,后改习化学,1916年获理学士学位后留校任助教;1917年被哈佛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录取为研究生;1919 年获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任教;1946年任中央卫生实验院北平分院院长兼营养研究所所长。吴宪一生发表研究论文l63篇,专著3种。他开拓的领域主要包括:临床生物化学、气体与电解质的平衡、蛋白质化学、免疫化学、营养学以及氨基酸代谢等方面,此外,还涉及到性激素、抗生育等方面。他开拓的《一种血液分析系统》引发了一场血液化学方面的革命。吴宪对于国际生物化学和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卓著,并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崇高声望和在中国科学界的地位。近代和现代中国电信网络开拓者,数字电信奠基者因刘宜伦,1913年5月出生于福建省福州长乐县谭头镇一个小商家庭。电信网络理论家、教育家。我国电信网络教学的开拓者,数字电信奠基者。1933年 到美国入普度大学电机工程系学习。1936年,获得电机工程学士学位,1937年又在该校获得电机工程硕士学位,此后又获得哈佛大学奖学金,转入哈佛大学工程研究院学习。1938年,取得通信工程硕士学位。 于1977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套各项指标均达到国际技术标准的30/32路脉码调制系统设备及配套专用仪表,为我国通信向数字化方向发展开辟了新时代的道路。中国近代和现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化学家、宗教学家、中外思想学家。朱谦之(1899年-1972年),字情牵,福建福州市人。我国近代和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中外思想文化学家。1916年入读北京大学哲学系。历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文学研究院院长。1952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研究员。我国中外,通史方面最杰出的学者。他的代表作是《中国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九·一八事变发生,使他深感到“以为欲救中国,须根本上从文化着手。深感于民族之不能复兴,乃由于文化之不能复兴。”中国地震、地磁研究开创者,海洋研究的奠基人,气象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蒋丙然,(1883年~1966年),原名幼聪,字右沧,福建闽侯人。中国近代气象事业的开创者、中国气象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天文学家,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和现代气象事业奠基人,中国气象学会创建人之一。为我国近代和现代天文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13年7月气象科正式开展工作,从此中国的气象事业正式起步,正如蒋丙然所说:“气象一名词,亦于此时在中国开一新纪元”。并为我国海洋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海洋研究的奠基人。他是国际天文联合会会员,意大利气象学会名誉副会长。中国近代和现代石油石化的创造者,石油炼油技术的奠基人陈俊武,1927年3月出生于北京,原籍福建福州长乐区,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工系。石油炼制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石化,石油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技术委员会名誉主任。1949年,先后担任石油工程装置设计师、工厂设计师、总工程师,石油工业部炼油技术攻关组专业组长等职。1982年,担任中国石化总公司催化裂化技术攻关组组长,组织科研、设计、炼油等单位和高等院校合作攻关,开发了国家“六五”攻关重点项目“大庆常压渣油催化裂化”技术。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院士)。开创地球物理教育事业,地球物理科学奠基人和开拓者,国际地震波传播先驱者。傅承义(1909年10月7日—2000年1月8日),福建福州闽侯人,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名誉所长。 1940年进入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物理系进修;1941年获得麦吉尔大学硕士学位;1944年获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 1946年被聘为加州理工学院地球物理学助理教授;1947年回国到中央气象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并兼任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傅承义主要从事固体地球物理学、地震学和地球物理勘探研究,包括地震体波、面波、首波、地震射线及地震成因的理论等研究 。近代和现代中国石油化学领域开拓者和奠基人。萧光琰(1920—1968),中国物理化学家;福建福州人;一九四二年五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坡蒙那大学化学系。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曾专攻物理化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一九四六年任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助理研究员。一九四七年任芝加哥大学冶金研究所研究员、一九四七年八月任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化学师。他在美国时,连得过四枚金质奖章。回国后,从事的“页岩油催化裂化及其氮中毒的机理研究”和“电子酸性催化剂研究”填补了中国的空白。中国石油化学领域开拓者,石油化学领域奠基人。创建中国人体科学者,核弹和导弹结合技术开拓,奠基者,国防超级电脑开拓,奠基者。张震寰(1915年10月21日—1994年3月23日)祖籍福建福州闽侯县,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1961年晋升少将。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红星功勋荣誉章(一级)。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原主任。1982年成功研制“银河”亿次计算机,填补了中国计算机的空白,为国家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组织并指挥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和首次原子弹空爆试验,组织指挥了“两弹”结合试验,为发展我国核武器技术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近代和现代小麦育种与遗传开创者,倡导三交和杂交育种科学家之一,小麦肓种奠基者。庄巧生(1916.8.5-)福建福州闽侯县人,小麦遗传育种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1939 被选为美国“斐陶斐荣誉学会”会员,被授予“最高荣誉金钥匙”奖, 1946年10月到北平农业试验场任技正兼麦作研究室主任。庄巧生毕生从事小麦育种与遗传研究,主持育成10 多个冬小麦优良品种;积极探索改进育种方法,是国内倡导使用三交和杂交的少数育种学家之一,在推动数量遗传学和计算机在中国作物育种中的应用研究及倡导改良小麦加工品质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主持“六五”和“七五”全国小麦育种攻关,参加主编《中国小麦学》《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和《中国小麦品种改良及系谱分析》等专著,为发展中国小麦生产与育种事业和繁荣作物科学作出重要贡献。中国河海大学创始人,水利事业的开拓者,中国海岸工程奠基者。严恺(1912.8.10--2006.5.7),祖籍福建褔州闽侯,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墨西哥科学院三冕院士,世界著名的水利海岸工程学家。河海大学创始人、校长、名誉校长,水利部交通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水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海洋学会名誉理事长。 他致力于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和海岸带综合开发利用,开创了我国淤泥质海岸研究事业,为建立海岸动力学、海岸动力地貌学打下了坚实基础,在长江葛洲坝和三峡枢纽工程建设、长江口和太湖流域综合治理、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利用等领域取得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学术成就,为江苏和全国水利建设及水利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黄河下游的治理计划》, 站洪水流量计算方法之研究《河槽过渡曲线之规划》,《潮汐问题》,《华东水利》。1957年《天津新港回淤问题的研究》。1963年《关于珠江三角洲整治规划问题的报告》,《三峡工程——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宏伟工程》,《中国海岸带的开发利用》,《中国的水利建设》,《中国海岸工程》,《海港工程》, 《中国南水北调》,《海岸工程》科研成果奖励,1992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996年获中国工程科学技术奖1997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近代和现代中国中南矿冶学院创始人,粉末冶金科学创建人,中国粉末冶金科学奠基者。黄培云(1917年8月23日-2012年2月6日),出生于北京,原籍福建省福州市,金属材料及粉末冶金专家,中国粉末冶金学科奠基人,中南矿冶学院创始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学术顾问 。中国金属学会理事。1941年抵达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1945年获得科学博士学位后继续在该院从事博士后工作;为了报效祖国,谢绝导师挽留,于1946年底偕夫人回到中国;1947年在武汉大学工学院矿冶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受命赴长沙参加中南矿冶学院筹建工作;11月1日中南矿冶学院成立,任教授,兼教务长、副院长。黄培云在中南矿冶学院相继创建了中国国内第一个粉末冶金教研室,第一个粉末冶金研究所,成立了中国第一座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了粉末冶金工程中心,国家计委先后批准以该所为依托建设“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粉末冶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黄培云创立了粉末压制理论和烧结理论,研制成功多种用于核子、航天、航空、电子等领域的粉末冶金材料,进入了当代国际材料科学和高技术发展的前沿领域,引起了国际粉末冶金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黄培云是国际上最早采用粉末流变理论来研究粉末压制的学者之一,他提出的粉末体应变推迟、应力松弛、粉末体变形充分驰豫等一系列新概念和新理论,不仅对粉末冶金具有重大贡献,而且对力学、流变学也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这一理论因而被称为“黄氏压制理论 。为我国第一枚人造卫星、第一枚洲际导弹、第一艘核潜艇的研发作出了重大贡献。这种高超粉末冶金是一门制取金属、非金属和化合物粉末及其材料的高新技术,能满足航空、航天、核能、兵器、电子、电气等高新技术领域各种特殊环境中使用的特殊材料的要求。他的理论水平领先国际。科研成果奖励截至2012年,在黄培云的主持和领导下,共完成国家重点科研项目300余项,多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励。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国家发明一等奖1项、其他国家奖共7项,省部级奖47项。中国近代和现代射电天文学开创者,射电天文学奠基者,中国光纤光谱望远镜建立者。王绶琯,1923年1月15日出生于福建福州,天文学家、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科普教育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名誉台长 。王绶琯是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开创了中国射电天文学观测研究。对提高中国授时讯号精度、推动天体测量学发展作出了贡献。近代和现代中国化学会创立者之一,开创了化学研究实验,中国最伟大的自然科学译名编审者,执掌国立编译了中国80个学科领域的统一译名首要奠基者。陈可忠先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胪雷村)人,生于民前十三(1898)年十月廿五日。1924年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次年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曾任国立编译馆馆长、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理学院院长。1932年8月4日,中国化学会宣告正式成立,陈可忠当选为理事之一,又被推为会刊《中国化学会会志》的编辑之一。中国化学会是我国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自然科学专门学会之一,中国化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化学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1926年9月,陈可忠由美国完成学业回国,在理学院化学系讲授有机化学。陈可忠在校内极力倡导树立研究风气,最早申请开辟了教授专用实验室,长日留校从事教学实验。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陈可忠任自然组主任兼专任编审。从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至1948年,陈可忠长期任职于国立编译馆,其间执掌国立编译馆达十二年之久。
文章的字数一般的单位是没有要求的,发表的文章一般是按版面发表。杂志社也是按版面收费的,不过一般的作者都是发一个版就可以了。评职称够用就行了,一般版面大概是2400字符-2700字符。具体的还是要看杂志,期刊不同字符数也是不一样的。不知道我说的详细不,你能不能明白。要是有什么疑问你可以随时咨询国信论文网的张老师。
一般的普通期刊字数要求都在3000字左右(即3-4页),核心期刊一般对论文字数要求比较高,在5000-6000字左右。
正规学术期刊字数要求通常是16开大小,期刊一页被成为一个版面,不同期刊会使用不同的格式来印刷,字体、行距、边距都不一样,因而期刊一个版面能有多少字就不一定了。一般来说,一个版面,全部是文字的话,没有符号空格表格图片等,大概有2000-2200字符。
符号空格表格图片都是要占字符的,加上这些,一个版面上有多少字就不一定了。4000字要几个版面,要看这篇文章中有多少符号空格表格图片。
正规学术期刊字数要求一个版面通常都要把符号、空格、表格、图片等等都要算进去,都要占据空间,在计算论文篇幅时也是要把这些因素算在总字数里面的。其中一个标点符号算一个字符,空格空行占据了多少字符的位置,就算几个字符。
表格图片按照占据了几行的空间,算几行的字符数。正规期刊有固定的排版样式,样式确定后一个版面有多少字就确定了,版面费也是按照文章占据几个版面来算的,不满一个版面按照一个版面来算。所以,如果你想尽量少占版面,就少几张图片,少一点空格。
正规学术期刊字数要求一个版面多少字跟期刊等级、期刊类型都没有关系,只跟杂志社排版样式有关。有的杂志是双栏排版,有的是单栏排版,因双栏排版会压缩图片表格的空间,一个版面放的字数多,所以大多数杂志都采取双栏排版样式。
省级期刊一篇文章大概是3000-4000字,核心期刊一般是4500字-10000字,省级期刊发一篇论文至少需要2个版面,核心期刊一般需要4-7个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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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参考文献:[1][2][3].....
(有的期刊还要求英文摘要和英文关键词)作者简介与作者联系方式
字数要求
本科论文字数一般在5000字以上即可,一般6000-8000字比较合适,过长或者过短都是不合适的,本科论文一般不会有什么特别高的要求,发表普刊就可以,有些甚至不要求见刊,因此本科毕业论文的字数无需太多,只要做到结构完整,思路清晰,再加上一定程度的创新,一般都可以通过考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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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重
本科毕业论文查重率一共是分成四个等级。在其中A级的标淮是:毕业论文的重复率在10%之内。这种毕业论文是能够立即通过。而且还能够作为优秀论文的参考范围。B级的标淮是:重复率在10%至20%,这种毕业论文能够通过,与此同时也可以作为优秀论文选拔范围。
C级的标淮是:20%至50%之内,这种毕业论文是不予通过的,因为其重复率过高,存有大量抄袭的文字,大学生们必须要进行修改和再次检测。D级的标淮是:论文查重率在50%以上,这种毕业论文几乎就是抄袭的代名词。只有实现A,B两个等级的标淮才能够参加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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