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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国家天文台获悉，中国Skyeye FAST自2020年1月11日通过国家验收以来，已开启高质量运行。 2021年依托FAST国家天文台测量星际磁 领域、快速射电暴、脉冲星搜索等。 国际天文学前沿取得新的重要科学成果。
2021年12月19日拍摄的“中国天眼”全景图。
FAST运行发展中心常务副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介绍，2021年3月31日，FAST将正式向世界开放，共享和征集全球天文学家的观测应用。 本次征集共收到来自不同国家的7216小时观测申请，最终14个国家（不含中国）的27个国际项目获批，2021年8月启动科学观测。
“FAST运行效率和质量持续提升 年观测时间超过5300小时，远远超出国际同行预期的工作效率，为FAST的科学产出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据姜鹏介绍，FAST自运行以来已成为世界上发现脉冲星最有效的设备。 2021年，依托FAST取得多项重要科研成果，包括挑战经典恒星形成图的FAST中性氢线测量星际磁场取得重大进展。
1月5日，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FAST运行与发展中心首席科学家李丹介绍了FAST在中性领域的最新重大成果 氢 。
发布会上，FAST运行发展中心首席科学家李丹介绍， 磁场在恒星、行星、生命的产生中起着重要作用，过程复杂。 因此，“磁通量问题”是恒星形成中的经典三。 一个大问题是分子云的星际磁场强度的测量是全球天文学界的共同挑战。
据报道， 中性氢是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 它广泛存在于宇宙的不同时期，是不同尺度物质分布的最佳示踪剂之一。 FAST 望远镜是探测暗淡和中性氢源的强大工具。 李丹团队开发并命名了原始的中性氢窄线自吸收（HINSA）方法。 依托FAST望远镜无与伦比的灵敏度和出色的光路设计，首次实现了HINSA塞曼效应检测，强度为3.8 0.3微高斯。 高置信度星际磁场测量是利用原子辐射探测分子云磁场从0到1的突破。 地球磁场，至少比恒星形成标准模型预测的磁场强度弱3到4倍。FAST的结果表明分子云处于致密云核阶段。磁超临界状态可以 提前到达，可能存在比标准模型更有效的磁场耗散机制使恒星形成更早。 磁场测量“[H]
这次研究小组采用了独创的中性氢窄线自吸法，利用FAST获得了高 - 信心塞曼效应测量首次在原恒星的核包层中得出结果。 星际介质具有从冷中性气体到原恒星核的相干磁场结构的发现，不同于标准模型的预测，为解决恒星三大经典问题之一的“磁通量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观测证据。 形成。 该论文于北京时间2022年1月6日作为封面文章正式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
2021年12月19日夕阳下的“中国天眼”全景。
快速射电暴（FRB）是宇宙中最亮的射电暴现象。 它的起源是未知的。 它是天文学的最新热点。 发布会上，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王培介绍，目前已检测到数百个 FRB，其中只有少数出现重复爆发。 FRB121102 是人类已知的第一个重复爆发。 2017年，它成为第一个被准确定位并能够确认其宿主星系的FRB。
研究组利用FAST观测快速射电暴FRB121102，在约50天内检测到1652次暴发，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样本，超过了之前文章发表的所有暴发 这个领域。 首次揭示了快速射电暴爆发率的总能谱及其双峰结构。 结果论文于2021年10月14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 宇宙中这种神秘现象的机制，并推动了这个新的天文学领域。
1 月 5 日，在在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天文台韩金林介绍了FAST在脉冲星搜索方面的重要进展。
脉冲星是大质量恒星死亡后的“遗骸”。 一块方糖有上亿吨的质量。 脉冲星可以发射周期为 1.4 毫秒的高周期性脉冲。 23 秒之间。 被称为“毫秒脉冲星”的短周期脉冲星可与地球上最好的原子钟相媲美。 脉冲星的发现是国际大型射电望远镜观测的主要科学目标之一。
发布会上，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韩金林介绍，FAST搭载了19波束L波段接收机，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脉冲星搜索工具。 研究团队不仅在银河系星海中探测到了550颗先前已知的脉冲星，还发现了279颗新脉冲星，其中65颗为毫秒脉冲星，22颗为双星系统。 相关论文于2021年5月在国内学术期刊《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研究》发表。
2021年12月17日，工作人员对“中国天眼”的馈源舱进行维护。
了解到，基于FAST在灵敏度方面的国际领先优势，FAST与高能波段重要的空间天文设施费米伽玛射线天文台大场望远镜（Fermi-LAT）相结合， 用于天地一体化和协调。 后续观察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
国家天文台李丹、王培领导的国际合作组发现多颗脉冲星并开展多波段观测分析。 相关成果将于2021年12月发表在国内学术期刊《中国科学》上。“多波段协同观测不仅为FAST脉冲星搜索开辟了新方向，也为研究脉冲星的电磁辐射机制开辟了新途径。 脉冲星，并为研究中子星种群的演化和探测引力波提供更多样本。” 李说。
1月5日，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吴向平院士介绍了FAST后续科研计划。
对于FAST后续研究计划，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吴向平表示，基于超高灵敏度的明显优势，FAST具有 成为中低频射电天文领域观测天空的利器，未来将成为快速射电爆发的源头。 和物理机制，中性氢宇宙研究，脉冲星搜索和物理研究，脉冲星测时和低频引力波探测产生了深化人类对宇宙认知的科学成果。
华罗庚于1910年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一个小商人家庭。 1925年，初中毕业后就因家境贫困无法继续升学。1928年，18岁的华罗庚在他的数学老师王维克的推荐下，到金坛中学担任庶务员。然而不幸，他在这年患了伤寒症，卧床达五个月之久，从此左腿瘫痪。但他并不悲观、气馁，而是顽强地发奋自学。有一次，他发现苏家驹教授关于五次代数方程求解的一篇论文中有误：一个十二阶行列式的值算得不对，于是他把自己的计算结果和看法写成题为《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的文章，投寄给上海《科学》杂志社。1930年，此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这时华罗庚年仅20岁。就是这篇论文，完全改变了华罗庚以后的生活道路。当时正在清华大学担任数学系主任的熊庆来看到了这篇论文后，大为赞赏。到处打听华罗庚是哪个大学的教授，大家都说不知道。碰巧数学系有位教员名叫唐培经，知道华罗庚这个人。他告诉熊庆来，说华罗庚并不是什么大学教授，而只是一个自学青年。熊庆来爱才心切，并不在乎学历，当即托唐培经邀请华罗庚来清华大学工作。1931年，唐培经拿着华罗庚寄来的照片到北京前门火车站去接由金坛北上的华罗庚。华罗庚，这位未来的大数学家，当时就是这样拖着残腿、柱着拐仗走进了清华园。起初，他在数学系当助理员，经管收发信函兼打字，并保管图书资料。他一边工作，一边自学。熊庆来还让他经常跟学生一道去教室听课。勤奋好学的华罗庚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把大学数学系的全部课程学完了，学问大有长进。熊庆来对这位年轻人十分器重，有时碰到了复杂的计算也会大声喊道：“华罗庚，过来一下，帮我算算这道题！”两年后，华罗庚被破格提升为助教，继而升为讲师。后来，熊庆来又选送他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1938年，华罗庚回国，任西南联大教授，年仅28岁。华罗庚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在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个复变数函数论、偏微分方程等很多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著有论文二百余篇、专著十本，成为美国科学院国外院士，法国南锡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他的名字已进入美国华盛顿斯密司一宋尼博物馆，并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八十八个数学伟人之一。 1936年，经熊庆来教授推荐，华罗庚前往英国，留学剑桥。20世纪声名显赫的数学家哈代，早就听说华罗庚很有才气，他说：“你可以在两年之内获得博士学位。”可是华罗庚却说：“我不想获得博士学位，我只要求做一个访问者。”“我来剑桥是求学问的，不是为了学位。”两年中，他集中精力研究堆垒素数论，并就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奇数哥德巴赫问题发表18篇论文，得出了著名的“华氏定理”，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数学家出众的智慧与能力。 1946年，华罗庚应邀去美国讲学，并被伊利诺大学高薪聘为终身教授，他的家属也随同到美国定居，有洋房和汽车，生活十分优裕。当时，不少人认为华罗庚是不会回来了。 新中国的诞生，牵动着热爱祖国的华罗庚的心。1950年，他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裕生活，回到了祖国，而且还给留美的中国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动员大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在信中坦露出了一颗爱中华的赤子之心：“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虽然数学没有国界，但数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 华罗庚从海外归来，受到党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他回到清华园，被委任为数学系主任，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从此，开始了他数学研究真正的黄金时期。他不但连续做出了令世界瞩目的突出成绩，同时满腔热情地关心、培养了一大批数学人才。为摘取数学王冠上的明珠，为应用数学研究、试验和推广，他倾注了大量心血。 据不完全统计，数十年间，华罗庚共发表了152篇重要的数学论文，出版了9部数学著作、11本数学科普著作。他还被选为科学院的国外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家的院士。 从初中毕业到人民数学家，华罗庚走过了一条曲折而辉煌的人生道路，为祖国争得了极大的荣誉。
知识就是力量.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民主同盟卓越领导人、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委员及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华罗庚同志，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于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晚在日本东京不幸逝世，终年七十四岁。华罗庚同志的逝世是我们党和人民在科学技术事业上的一个重大损失。全国人民为失去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万分悲痛。 华罗庚同志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一九二四年他从金坛县立中学初中毕业，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因家庭贫困，一年后离开了学校，在父亲经营的小杂货铺当学徒。在此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数学。一九二九年，他在金坛中学任庶务会计，开始在上海《科学》杂志发表论文。他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受到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的重视。经熊教授推荐，他一九三一年到清华大学工作。他只用了八年的时间，从管理员、助教、讲师进而到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深造，一九三八年受聘任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在极为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他白天教学，晚上在菜油灯下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工作，写下了名著《堆垒素论》。但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一名著无法出版，只好送到国外出版，直到解放以后才以中文版在我国正式发行。一九四六年秋，迫于白色恐怖，他出走美国，先后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伊利诺大学终身教授。195O年，华罗庚同志响应祖国召唤，毅然从美国回到北京，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会长等职。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特别是数学研究事业之中。 华罗庚同志是当代自学成才的科学巨匠，是萤声中外的数学家。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他的著名学术论文《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数函数论》，由于应用了前人没有用过的方法，在数学领域内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于一九五七年荣获我国科学一等奖。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布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王(元)方法”。华罗庚同志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二百篇学术论文，十部专著，其中八部为国外翻译出版，有些已列入本世纪数学经典著作之列。他还写了十余部科普作品。由于他在科学研究上的卓越成就，先后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他的名字已载人国际著名科学家的史册。华罗庚同志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十亿中国人民的骄傲。 华罗庚同志也是我国最早把数学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他就走出书斋和课堂，来到广阔的工农业生产实践之中。他把数学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国民经济领域，筛选出了以改进生产工艺和提高质量为内容的“优选法”和处理生产组织与管理问题为内容的“统筹法”(简称“双法”)，并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写出了《优选法乎话及其补充》和《统筹法平话及补充》两本科普读物。二十多年来，华罗庚同志为推广“双法”，足迹遍及全国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他组织和领导了广大工人、农民、战士和工程技术人员参加推广“双法”，使“双法”得到大面积普及和推广，以至运用到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研究，不仅为节约能源，增加产量，降低消耗，缩短工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而且培养了一支为国民经济服务的科技队伍。毛泽东同志对华罗庚同志在科学上的这一创新曾给予高度评价，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两次写信给华罗庚同志，”祝贺和勉励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年动乱期间，当华罗庚同志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时，周恩来同志以大无畏的精神挺身而出，保护华罗庚同志，支持他继续从事“双法”的研究和推广工作。胡耀邦同志一九八二年给华罗庚同志写信，充分肯定他把数学理论应用于生产实践，号召“更多的同志投身到新技术、新工艺攻关的行列中去，从而把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共同建造中国的“通天塔”。 华罗庚同志是一位经历过新旧两个不同时代，从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我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早年，他曾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是李公朴、闻一多烈士的挚友。一九四六年春，他应邀赴苏联访问，写下了《访苏三月记》，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新中国的诞生，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他看到“祖国已黎明”，放弃在美国终身教授的优厚待遇，冲破重重封锁，回到祖国的怀抱。在横渡太平洋的航船上，他致信留美同学：“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他爱国不怕险，纯真赤子心，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称颂。华罗庚同志在长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中，特别是在把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强烈要求加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十年动乱期间，他虽然身处逆境，但也未动摇对党的信念。拨乱反正以来，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心情舒畅，精神振奋。一九七九年，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宿愿。他在答邓颖超同志的祝贺中兴奋地写道：“沧海不捐一滴水，洪炉陶冶砂成金，四化作尖兵”，“横刀哪顾头颅白，跃马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坚定信念和高尚情操。他把入党作为自己前进道路的新起点，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不顾年老体弱多病，以惊人的毅力，经过三年的拼搏，终于把十年浩劫中被盗走的手稿重新追忆出来，写成了《计划经济大范围最优化的数学理论》不仅完整地记述了以往的研究成果，而且有了新的发展。 华罗庚同志还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是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他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为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他积极参加民盟的活动，为民盟工作的开展，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和实现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他多次出国访问，广交朋友，在华裔知识分子中从事大统一、大团结的工作，常以“海外有知己，天涯成比邻”的诗句，来激励海外华人为祖国四化建设和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出力，并为加强我国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华罗庚同志是推动我国科学事业前进的伟大数学家，是中华民族一代人自学成才的典范。华罗庚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战斗的、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了振兴中华和人类进步，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人民的科学事业。他走过的道路，一是本世纪我国知识分子前进的光明大道。华罗庚同志给我国和世界科学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他是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学习的榜样。华罗庚同志自学成才，勤奋求实，勇于开拓，永远向前。他一共上过九年学，只有一张初中毕业文凭，最后能成为蛮声中外的杰出科学家，完全是依靠刻苦自学取得成功的。他即使到了晚年，在学术界的声望和地位已经很高，仍然手不释卷，顽强地读和写。他从不迷信天才，认为：“天才由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他提出“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而终”的名言，作为对自己的告诫。直到他逝世前不久，还这样写道：“发白才知智叟呆，埋头苦干向未来，勤能补拙是良剂，一分辛苦一分才。”这就是华罗庚同志成功之路的秘诀。 华罗庚同志热爱祖国，热爱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常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自己的祖国的。”他企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和对党的热爱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只要是党的需要他愿赴汤图火。他把“一心为人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用以衡量一切是非真谬的尺度。他把自己的思想、行为、追求、理想，溶于祖国、党、人民的最高利益之中，不愧为一位品德高尚的共产党人。华罗庚同志精心扶持年轻一代茁壮成长。他十分注意发现和推荐脱颖而出的拔尖人才。他是新中国在中学生中开展数学竞赛的创始人和组织者，引导青少年从小热爱科学，进人数学研究领域，扶持他们成为我国新一代的数学家。华罗庚同志顽强拼搏，为四化奋斗到最后一息。十年前，华罗庚同志第一次患心肌梗塞症，出院后曾留下这样的诗句：“壮士临阵决死，哪管些许伤痕。向千年老魔攻战，为百代新风斗争，慷慨掷此身!”一九八二年秋，他因日夜写作，劳累过度，第二次患心肌梗塞住进了医院。他在病床上谆谆要求助手们坚持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方向，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推动应用数学的发展。今年六月三日，他带领一批中年业务骨干赴日本进行学术交流。十二日下午，在向日本数学界作学术报告的讲坛上，当他讲金最后一句话时，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我们敬爱的华罗庚同志，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为加强中日两国人民和科技界人士的友好合作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实现了他“最大希望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壮丽誓言。华罗庚同志与我们永别了，华罗庚精神将永存。
2022年1月12日，国际著名期刊《Nature》发表了电子科大题为《玻色子体系中的奇异金属态》（Signatures of a strange metal in a bosonic system）的研究论文，首次在高温超导体中发现并证实了玻色子奇异金属。该工作是该校电子薄膜与集成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李言荣院士团队为主完成的，博士生杨超为第一作者，熊杰教授为第一通讯作者。这是该团队继2019年在《Science》上首次报道实验发现量子金属态后，在量子 科技 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发现。
国际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Chandra M. Varma发表专题评论文章，高度评价玻色子奇异金属的发现是凝聚态物理领域的重大突破。Nature审稿人评价此工作是引领量子理论发展的transformative变革性成果。同时，Nature配发专题亮点评述文章，评价这项工作突破了现有对奇异金属态与无序超导体的认知框架，将推动凝聚态物理学领域向前迈出一大步。这一发现为理解凝聚态物理中奇异金属的物理规律、揭示奇异金属的普适性、完善量子相变理论奠定了重要的科学基础，对揭示耗散效应对玻色子量子相干的定量影响，推动未来低能耗超导量子计算以及极高灵敏量子探测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YBCO纳米网孔薄膜中量子金属-绝缘体量子相变点附近的奇异金属态（a）输运特性曲线，（b）线性磁电阻曲线，（c）霍尔电阻Rxy随温度的变化曲线，（d）玻色子奇异金属相图
宇宙中的基本粒子分为费米子与玻色子两种。其中，人类 社会 目前赖以生存的电子工业与器件发展几乎完全基于费米子体系，但由于能耗高、损耗大，物理尺寸已近极限，面临性能持续提升的瓶颈问题，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信息传输需求。而以高温超导体为代表的玻色子器件，具有完美的零损耗能量传递特性，有望带来电子信息工业的革命性变化。奇异金属，顾名思义，与普通金属不同，其电阻率与温度成正比，存在于铜基高温超导体中，是一种电子之间高度量子纠缠的新物质状态，其混乱程度趋向于量子力学极限。早在三十年前，科学家们就发现了费米子奇异金属，但是否存在玻色子奇异金属是长期以来难以攻克的科学难题。
电子科大李言荣院士、熊杰教授研究小组，与美国布朗大学James M. Valles Jr 教授，北京大学谢心澄院士、王健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刘海文研究员，四川大学等合作者们协同攻关，成功突破了费米子体系的限制，首次在玻色子体系中诱导出奇异金属态。研究团队通过在高温超导钇钡铜氧（YBCO）薄膜中精准构筑纳米网孔阵列，实现了对玻色子相干性、耗散能等物性的跨尺度调控，在量子相变临界区发现了电阻随温度与磁场线性变化的奇异金属态。同时，低于超导临界温度时，体系霍尔电阻急剧减少为零，并且存在与库珀电子对相关的h/2e超导量子磁电阻振荡，证明体系的载流子是玻色子。进一步通过标度分析，发现玻色子奇异金属的电阻由温度与磁场简单的线性相加决定，证明了电阻在量子临界区与体系内在的能量尺度无关，满足标度不变的关系，揭示了玻色子在量子临界区存在奇异的动力学行为；建立了玻色子奇异金属的完备相图，阐释了玻色系统耗散量子相变的物理图像。
赵国屏，1948年出生于上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分子微生物学家，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教务会成员、讲座教授。
现任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上海市疾病与健康基因组重点实验室（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主任；生物晶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生命学院微生物与微生物工程系教授、主任；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系讲座教授。
2015年11月，获第八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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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钮峰
通讯作者：涂文广教授，周勇教授，邹志刚教授
通讯单位：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
论文DOI：10.1021/acscatal.2c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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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醇和胺的C-N偶联是工业中合成不同有机胺的重要反应路径，而这一过程往往需要在高温高压等较苛刻的条件下进行。因此，本工作中，我们设计了一种基于CdS-Pd单原子体系催化剂用于实现高效可光催化苯甲醇和苯胺的C-N偶联反应获得二级胺。通过实验研究发现，Pd与CdS表面的悬挂S原子原位配位形成单一Pd-Sx物种。该催化剂的可见光催化C-N偶联的二级胺产率接近100%，同时释放出可观的绿色能源氢气（11.8 mmol gcat-1h-1）。机理研究与分析表明，苯甲醇上脱去的H+较容易吸附到长寿命的•Pd-Sx中间态物种而形成H-Pd-Sx中间体。最后，吸附的H又容易脱附，加成到苄烯苯胺的N上，实现氢转移，完成亚胺的加氢过程，得到最后所需要的二级胺产物苄基苯胺。整个过程中，H的吸脱附可以循环进行，因此Pd-Sx配位物种可以作为有效的氢转移的桥梁实现加氢过程。此外，该光催化剂体系具有较好的底物适应性和循环能力。这一工作将为温和条件下实现高效C-N偶联反应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背景介绍
随着工业的发展与进步，有机胺广泛应用于农业、医药、家居、军工等领域，其合成在工业生产中有着越来越明显的重要性。基于“借氢机制（氢转移）”，通过胺与醇的C-N偶联被认为是一种较为绿色的合成有机胺的理想路径。这一过程主要包含醇的脱氢、亚胺的生成以及亚胺的加氢这三个主要步骤。其中醇的脱氢是整个反应的决速步骤。然而，基于这一机制，在热催化合成有机胺的过程中存在一些缺点：（1）醇的脱氢决速步骤需要较苛刻的条件（高温高压）；（2）易发生过度偶联，使得产物分布广，不利于分离；（3）反应中使用的催化剂多为高负载量的负载型贵金属催化剂（如Ru/Al2O3、Pd/Al2O3、Rh/Al2O3等），成本较高。因此，开发出高效低成本的催化剂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近年来，利用光氧化还原技术实现常温常压条件下有机胺的合成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研究者们通常采用一些贵金属有机配合物分子进行均相催化反应，但反应后催化剂难以进行分离，在实际工业生产中难以大规模应用。而采用传统的半导体光催化剂进行多相催化反应，则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难题。然而仅仅依靠半导体本身的催化能力，很难达到较高的催化活性，实际应用过程中往往需要通过负载一些助催化剂或表面修饰来提高催化性能。近些年，单原子催化被认为是较有前景的领域。单原子催化剂由于其独特的电子结构和较高的原子利用效率而表现出优异的催化活性，被广泛应用于光催化水分解制氢、二氧化碳还原、固氮和有机物降解等领域。因此，我们课题组设计开发了一种单原子光催化剂CdS-Pd，该催化剂可以有效地用于可光催化苯甲醇和苯胺的C-N偶联反应，获得具有工业应用价值的二级胺。同时反应过程中释放出清洁能源氢气。这一工作将为温和条件下实现C-N偶联反应提供一种新的途径。
本文亮点
1. 本工作通过Pd原子与CdS表面的悬挂S原子原位配位制备了一种CdS-Pd的单原子光催化剂，该催化剂可以实现高效可光催化苯甲醇和苯胺的C-N偶联反应获得近100%产率的二级胺N-苄基苯胺以及较高的产氢活性。
2. 实验和理论计算结果证实了，相比于Pd纳米颗粒助催化剂负载的CdS，单一Pd-Sx物种能够有效捕获光生电子，使其具有较长的寿命，而且氢在Pd-Sx物种上的吸脱附能力较强，从而可以作为有效的氢转移载体实现亚胺的加氢，得到目标产物二级胺。
3. 此外，在优化的反应条件下，该催化剂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以及对不同醇类和取代胺的C-N偶联反应具有良好的底物适应性。
图文解析
本工作中，首先我们采用水热法制备了六方晶系结构，颗粒尺寸约为50 nm的纳米球形CdS，其带宽约为2.2eV（ 图1 a ）。随后，在可见光催化C-N偶联反应过程中加入PdCl2溶液原位合成单原子催化剂CdS-Pd SAs。作为对比，我们采用浸渍法制备了Pd纳米颗粒负载的CdS催化剂CdS-Pd NPs。从图1b的XPS图谱可以看出，光催化反应后的CdS中事实上存在Pd元素。结合能336.7 eV和342 eV分别对应Pd 3d5/2和Pd 3d3/2，表明Pd以2+价态形式存在，而非单质态。因此，我们可以初步推测反应后，Pd与CdS进行了一定的配位。
图1 CdS和CdS-Pd SAs单原子催化剂的结构表征
为了进一步确定反应后Pd的状态以及与CdS的配位环境，我们对样品分别进行了X射线精细结构谱（XAFS）和球差电镜的表征。从图3d可以明显看出反应后的CdS表面上的Pd物种既不是二价态也不是单质态，而是以一定配位的形式存在。通过对样品CdS-Pd SAs中Pd的K-edge EXAFS图谱进行拟合，可以得出Pd-S的配位数约为3（ 表1 ）。通过进一步的HAADF-STEM和 EDS mapping图可以清晰地看到Pd以单原子形式均匀地分散在CdS上（ 图1 e-j ）。因此，综合上述表征方法，我们可以初步证实在光催化反应过程中，PdCl2以Pd-S配位键的形式将Pd原子锚定在了CdS载体上，为光催化反应过程提供一定的反应活性中心。
表1 样品CdS-PdSAs中Pd的EXAFS拟合数据
CN , coordination number; R , bonding distance; σ 2, Debye-Waller factor; Δ E0 , inner potential shift.
为了进一步研究CdS表面的S对催化反应的影响，我们首先对CdS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表面修饰（400 oC高温煅烧：CdS-400；双氧水表面腐蚀：CdS-H2O2）。从图2 a可以看出，采用不同的手段修饰后，CdS的结构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仍然是结晶度较好的六方晶系结构。CdS、CdS-400和CdS-H2O2的能带分别为2.21、2.12和2.2 eV，即能带结构也未发生明显变化（ 图2 b ）。从图2 c和d可以明显看出， CdS通过表面修饰之后，Cd 3d和S 2p均向高结合能偏移，而且偏移程度随着修饰强度增强而增大。这主要是由于CdS修饰后产生了一定的S空位，使得表面部分Cd暴露，从而改变了Cd和S的周边电子云密度分布。
图2 修饰前后的CdS结构表征
在常温常压氮气气氛下，我们采用苯甲醇和苯胺的C-N偶联作为模型反应对所制备的催化剂进行可见光催化活性评价（ 图3 ）。首先我们确定了暗反应、无光催化剂以及只有PdCl2的情况下该模型反应没有任何催化活性。在添加PdCl2的条件下，我们对不同的半导体光催化剂进行了活性筛选，发现只有CdS能有效地进行光催化C-N偶联生成二级胺（N-苄基苯胺），产率高达1.48 mmolgcat-1h-1。而其他半导体催化剂在反应过程中只能催化生成亚胺（N-苄烯苯胺），且普遍产率较低（< 0.12 mmolgcat-1h-1）。
图3 可见光催化C-N偶联反应的催化剂活性筛选
基于CdS对该反应的催化特异性，我们测试了其苯胺的转化率及产物的选择性随时间的变化曲线。从图4b可以看出，随着反应的进行，苯胺的转化率不断提高，当反应达到16 h后，底物苯胺几乎完全转化。随着反应的进行，亚胺（N-苄烯苯胺）的选择性不断降低，而二级胺（N-苄基苯胺）的选择性不断提高，表明反应过程中逐步完成了亚胺的加氢过程。
为了进行对比，我们采用浸渍法提前将Pd纳米颗粒沉积到CdS表面上并进行光催化活性评价。从图4c我们发现，沉积Pd纳米颗粒的CdS催化活性是单一CdS活性的4倍。这主要是由于Pd纳米颗粒作为助催化剂可以有效地提高光生载流子的分离效率。而当我们将Pd以PdCl2的形式加入到反应体系中时，催化活性是单一CdS活性的约6.4倍。而且产物中出现了二级胺（N-苄基苯胺）。也就是说反应体系中原位加入PdCl2能够促使该反应完成加氢过程，有效实现氢转移。因此，我们可以初步推断，光催化反应过程中Pd和CdS表面悬挂的S作用产生的Pd-S物种对实现C-N偶联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在反应过程中我们可以检测到氢气的生成。从图4d可以看出，单一的CdS在反应过程中几乎不产生氢气。而CdS-Pd SAs产氢速率达到11.8 mmolgcat-1h-1，是CdS-Pd NPs的约2.7倍，CdS的近10倍。这一结果也与苯胺转化率的差异相吻合。
为了验证CdS表面的S与Pd作用形成了Pd-S物种，从而提高了C-N偶联反应性能，我们对CdS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表面修饰。从图4e可以明显看出，随着表面修饰的增强，反应的活性逐渐下降，而且产物苄基苯胺的选择性也随之下降。这也就意味着，当我们遮盖或者去除部分S位点，反应底物在催化剂表面的吸附性能下降，从而导致反应活性降低。另一方面，由于S空位的增多，使得Pd原子很难与S进行配位产生Pd-S物种，从而无法完成C-N偶联反应过程中的氢转移，也就不能得到饱和的目标产物二级胺N-苄基苯胺。
图4 可见光催化活性评价
为了研究在光催化反应过程中不同自由基的作用，我们进行了捕获实验。从图5a可以看出，当体系中加入叔丁醇和苯醌来分别捕获•OH和•O2-，反应的活性基本没有发生变化，说明体系中的这两种自由基对反应基本没有贡献。而当体系中加入草酸铵捕获光生空穴后，产率降为原来的1/3，加入过硫酸钾捕获光生电子后，产率降为0。这一结果表明，光生电子和空穴在光催化C-N偶联反应中有着重要作用。
接着，我们采用超快光谱（TAS）来揭示光照下不同催化剂的载流子衰减动力学。图5b为不同催化剂的瞬态吸收图谱以及拟合曲线。采用双指数模型拟合可获得两个弛豫时间τ1和τ2。Τ1代表导带电子到过渡态的捕获时间，τ2代表电子与过渡态或者价带空穴复合的时间。通过对比，CdS-Pd Sas的弛豫时间明显要长，也就是说，在反应过程中CdS表面单原子态的Pd配位物种Pd-Sx可以作为电子陷阱来捕获光生电子，提高载流子的分离效率，从而加速光催化C-N偶联。另外，从CdS导带转移到过渡态Pd-Sx中间体的弛豫时间更长，更利于氢原子的吸附。
为了研究不同催化剂对于H的吸附以及转移能力，我们做了一个N-苄烯苯胺加氢的模型反应。从图5c可以明显看出，对于单原子态的CdS-Pd SAs催化剂，N-苄烯苯胺较容易实现光催化加氢到苄基苯胺产物，而单质态的Pd（CdS-Pd NPs）催化剂无法实现加氢过程。这也证明了单原子态的CdS-Pd SAs可以很好地吸附H并完成氢转移，从而实现加氢过程得到二级胺N-苄基苯胺。
基于以上的机理表征分析，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可能的反应机理和路径（ 图5d ）。光催化反应前，当体系中同时加入CdS催化剂和PdCl2时，PdCl2很快吸附到CdS表面上与表面悬挂的S原子形成Pd-Sx的配位物种。当CdS被光激发后，表面的Pd-Sx配位物种可以有效捕获光生电子，形成•Pd-Sx中间态物种，同时光生空穴能够脱去苯甲醇上的质子，将其氧化成苯甲醛。然后生成的苯甲醛与苯胺进行亲核加成反应，产生醇胺中间体。由于醇胺非常不稳定，很快脱水生成亚胺。苯甲醇上脱去的H+较容易吸附到长寿命的•Pd-Sx中间态物种形成H-Pd-Sx。最后，吸附的H又容易脱附，加成到N-苄烯苯胺的N上，实现氢转移，完成亚胺的加氢过程，得到最后的目标产物N-苄基苯胺。整个过程中，H的吸脱附可以循环进行，因此Pd-Sx物种可以作为有效的氢转移的桥梁实现加氢过程。此外，过多的吸附H可以从H-Pd-Sx上脱附产生H2。
图5 反应机理表征及推测
我们通过DFT模拟计算进一步验证了为什么单原子态的CdS催化剂CdS-Pd SAs可以很好地实现光催化C-N偶联生成N-苄基苯胺（ 图6 ）。结合EXAFS拟合结果，我们以Pd-S三配位的形式作为计算模型来研究H吸附和反应过程。对于催化剂CdS-Pd NPs来说，在位点1和2的H吸附能分别为-2.801 eV和-2.936eV，而催化剂CdS-Pd SAs的H吸附能为-1.954 eV。通过过渡态能量搜索，可以得出，Pd纳米颗粒负载的CdS-Pd NPs的加氢能垒为0.38 eV，而对于单原子态的CdS-Pd SAs来说，由于形成的Pd-Sx配位物种能够有效地吸附和脱附H，因此脱附的H直接加成到亚胺的不饱和C上，完成加氢过程。
图6 DFT模拟计算
总结与展望
总的来说，我们设计开发了一种CdS-Pd单原子光催化剂，该催化剂可以有效地用于可光催化苯甲醇和苯胺的C-N偶联反应，获得具有工业应用价值的二级胺。同时反应过程中释放出清洁能源氢气。结合实验以及模拟计算，我们推测Pd在光催化反应过程中与CdS表面的S原位配位形成Pd-Sx中间物种，而这一中间体可以提高载流子分离效率以及有效地进行H的吸脱附，构成Pd-Sx •Pd-Sx H-Pd-Sx Pd-Sx的循环过程，实现氢转移，完成亚胺的加氢过程，得到目标产物N-苄基苯胺。整个过程中，Pd-Sx中间体可以作为有效氢转移的桥梁实现加氢过程。此外，该催化剂体系具有较好循环能力和底物适应性。这一工作将为温和条件下实现C-N偶联反应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作者介绍
钮峰 ，博士毕业于法国里尔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导师Andrei Khodakov教授和Vitaly Ordomsky研究员）。2020年8月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邹志刚院士团队从事博士后研究。以第一作者在ACS Catalysis，Green Chemistry，Solar Energy Materials & Solar Cells等期刊上发表SCI论文12篇。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多相热催化、光催化能源转化。
涂文广 ，2015年获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博士学位。2015至2020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从事研究博士后研究工作。2020年6月起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主要从事于低维光电材料表界面结构的精准设计与构建，实现太阳能驱动下的小分子转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迄今为止已在Nature Communications, Advanced Material,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 ACS Catalysis, ACS Energy Letters等期刊上发表论文70余篇, SCI被引超过8000次，H指数为44。
周勇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兼职教授。2009 年9月被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按海外人才引进回国工作，加入南京大学环境材料与再生能源研究中心，聘为教授。主要从事：1、人工光合成二氧化碳转化为可再生碳氢燃料；2、光电材料的设计和构建；3、高效、低成本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产业化应用研究。近五年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超过 60 篇，其中包括 J. Am. Chem. Soc. (1 篇)、Adv. Mater. (2 篇)、Adv. Funct. Mater. (1 篇)和 Nano Lett. (1 篇)，受邀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撰写 2 篇综述论文。近五年论文他引超过 1600 次，5 篇论文入选 Web of Science 统计的“过去十年高被引论文”, H 指数 46。光催化还原 CO2 研究成果作为主要研究内容，荣获 2014 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排名第四)。主编三本英文专著（Springer 等出版社出版）。多次受邀在国内外相关学术会议上做邀请报告或主持会议。担任 Current Nanoscience 中国地区编辑和 Mater. Res. Bull.编委。主持承担国家基金委、 科技 部 973 项目等项目。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2010 年）、江苏省首届杰出青年基金(2012年)。
邹志刚 ，2003年凭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教育部创新团队带头人，201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8 年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新型可再生能源与环境材料方面的研究，邹院士在光催化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媒体称为“光催化领域的前行者”。邹志刚院士已在 Nature等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 602 多篇，H指数 74，连续 5年入选爱思唯尔材料科学高被引学者，是材料领域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申请中国发明专利 200 多项，其中 83 项已获授权；承担两届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 973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日合作项目、 科技 部国际合作重大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江苏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2 项，作为第一完成人获第 46 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及阿卜杜拉国王大学特别奖各 1项。
赵国屏，1948年出生于上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分子微生物学家，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教务会成员、讲座教授。
现任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上海市疾病与健康基因组重点实验室（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主任；生物晶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生命学院微生物与微生物工程系教授、主任；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系讲座教授。
2015年11月，获第八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
安东·塞林格长期关怀中国科大国际合作和人才培养工作，通过加强双方青年科研人员和学生的交往，积极并富有成效地推动了中奥学术交流，同时助力中国科大与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多个国家的量子科研国际合作。他曾多次做客中国科大“大师论坛”及“墨子沙龙”活动，启迪青年学子投身量子科研事业。因其为中外合作交流和人才培养事业所作的杰出贡献，安东·塞林格教授被授予2020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由于他长期与中国合作，因此安东·塞林格被聘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院士在奥地利留学时期的博士生导师，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受聘为中国科大“爱因斯坦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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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安东•塞林格教授积极推动中奥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自1983年起，他与中国科学院以及中国工程院等机构长期保持着沟通和交流，并与多家单位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其中，利用“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他的团队合作参与了中科院主导的洲际量子通信实验，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北京-维也纳两地的量子保密通信，成果入选美国物理学会评选的2018年度国际物理学十大进展。塞林格教授尽其所能为中国学者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创造条件。2015年他组织奥地利科学院举办了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第26届院士大会，中科院院长、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等参会，促进了我国科研人员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杨光荣
(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王鸿祯院士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1916 年 11 月 17 日生于山东省苍山县卞庄。1935 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学系，1939 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1947 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秘书长、北京地质学院教授兼副院长、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国际地科联地质科学史委员会副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届全国人民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参议会副主席。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中国地质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际地科联地质科学史委员会名誉资深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顾问、中国地质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领域包括古生物学、地层学、古地理学、前寒武纪地质学、大地构造学和地质学史。主要研究成果是: 在地层古生物和古地理方面，建立了四射珊瑚的系统分类和演化阶段; 提出了以年代地层和岩石地层为主的地层分类观点，将沉积相与构造背景相结合，区别不同的古地理格局与古构造的框架，出版了 《中国古地理图集》; 区分了中国盆地的不同类型及其构造发展特征; 提出了层序地层的分类级别体系及其与天文周期之间的可能联系; 在大地构造和全球构造方面，提出了构造名词体系和中国及全球的构造单元和构造阶段的划分，提出了以泛大陆为准的大陆聚散周期的认识和地球史上不同类型和级别的节律及其可能的天文控制因素; 进行了全球古大陆再造研究，由此形成了全球构造活动论和历史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地球史观; 在地质学历史方面，提出以学科史和学科思想史为主要研究内容，以求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发表论文 240 余篇，出版专著、文集、图集和教材等 20 余种，曾获第二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 集体，1982) ; 第三届、第五届二等奖 ( 1987，1991) ，首届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教材特等奖 ( 1988) ，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 1994) 和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特别奖 ( 1996) 。王鸿祯能够取得以上成就，是和他所走的学术道路和特有的学术思想分不开的。
一、充实底蕴、拓宽基础
王鸿祯生于一个走向败落的封建家庭。父亲是前清末科秀才，工书法，喜文辞，曾就读于济南政法学堂。他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和文字训练。1925 年因家乡战乱，到外地读书，1927 年读完小学，次年还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读了不少古典小说，接触到 《中山全集》等书籍。1929 年考入临沂山东省立第五中学，适值新任校长徐眉生实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革新，使王鸿祯得以广涉博读文史、自然书籍，参与多种社团活动，扩展了志趣，增长了才干。
由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校内进步学生受到迫害，徐校长离职，王鸿祯随其兄赴北平读了一段中学，因而有机会杂学旁搜，充实了一些文史和外文知识; 读了当时流行的《独立评论》等杂志，慕胡适、丁文江之为人，萌生了 “科学救国”之念。1935 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有幸听到葛利普教授最后一次讲授 《地史学》，又读了他的 《地史学教程》名著，对地质科学的全球性和历史性有了初步的认识，也接触到学术活动的气氛。1938 年他随长沙临时大学步行团到昆明，途中得到袁复礼教授的指点，增强了观察地质现象的兴趣，也初步感受到了曾昭抡、闻一多等同行教授的大家风范。自 1938 ～1939 年间他在西南联大听孙云铸教授讲课，经常听到一些地层古生物名家的研究途径，有所领悟。王鸿祯利用 1938 年暑假，随地质调查所边兆祥等到野外系统实践 5 万分之一地质填图和万分之一地质地形测绘方法，得到较正规的训练，他还努力提高外文水平，阅读德文经典教材名著，撰写外文杂志中有关大地构造论文的述评，在 《地质论评》发表。
王鸿祯 1939 年毕业留校任教，作孙云铸教授的助教和助手。实际上在毕业之前，他已协助孙先生编辑出刊 《北京大学 40 周年纪念文集》地质卷。其后数年，他为了教学需要，系统整理购自国外的成套教学标本和初步鉴定从国内采集的化石标本; 广泛阅读中国地质文献，钻研欧美名家的经典著作。1940 年他短期参加谢家荣教授主持的叙昆铁路沿线地质调查，从编译资料到制定规划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受到教育和锻炼。在这一时期，他的专业研究以珊瑚古生物和古生代断代地层为主，也涉及小比例尺路线地质和区域构造。他 1943 年发表的滇西 50 万分之一铁路沿线地质论文就曾为黄汲清在其 1945 年巨著《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中引用。在从教期间，王鸿祯一方面在 《中国地质学会志》、《科学记录》等杂志发表地层古生物论文，一方面协助孙先生的系务工作和组织中国地质学会的学术活动，由此逐步认识到搜集资料、掌握文献的重要性，也初步体会到以正确的观点方法统率资料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他还利用西南联大的优越条件，旁听文史课程，拓宽了知识基础，增加了自己的一般学术素养。
二、扩展视野、锐意创新
1943 年，孙云铸、袁复礼教授就推荐王鸿祯赴美深造，1944 年获得耶鲁大学首届奖学金，但未能成行。1945 年考取英国文化协会提供的赴英研究生，开始了国外两年的留学生涯。
在剑桥，他的导师是年轻的皇家学会会员 O. M. B. Bulman，研究笔石和哺乳类，以思想缜密和系统见长。王鸿祯同他谈了以四射珊瑚为主的研究计划，介绍了已有的研究成果。他立即建议走访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珊瑚名家 Stanley Smith 和伦敦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的 H. D. Thomas，同时及时地为他申请了各项减免程序，以缩短他完成学位论文的过程。经过同 Thomas 的商讨和材料展示，确定了以研究现代珊瑚骨骼组成单元，从而建立四射珊瑚全新分类的研究途径。此后，他充分使用了自国内带来的和剑桥 Sedgwick 博物馆、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大英地质博物馆调查所所存的丰富薄片资料，利用馆藏期刊文献特别丰富的剑桥哲学图书馆，在已有主导思想的指引下，全面查证和重新解释了珊瑚骨骼的微细构造，确定了 “属”一级的定义并试行建立较高级别的分类体系。所用手段只是双目偏光镜和同步描绘器。这时，他早年取得的绘画和目测技巧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在走访和观察了格拉斯哥大学和爱丁堡地质调查分所的薄片资料和向几位欧美同行通信求教后，于 1947 年 4 月写成了论文文稿，并利用他已有的全球构造轮廓知识，引入了演化阶段和时空分布的见解，使论文既有概念方法上的创新，又有学科内容较广的特征，具备了当时古生物研究的先进水平，得到导师的赞许。5 月间游欧回来，通过了口试，及时参加了当月举行的授予学位典礼。
王鸿祯初到英国，就购读了李四光的 《中国地质学》 ( 1939) ，1946 年初，又在系图书馆见到黄汉清的 《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 ( 1945) 专著，并细读了这两部经典之作，当时他特别注意在构造上有关大陆漂移的争论，也接触到了当时有关花岗岩生成的著名话题。此外，他选修了 M. Black 的沉积学及实验课，也读了德国学者有关欧洲构造发展阶段的论述。在 20 世纪 30 ～40 年代，剑桥有几位年轻的地层古生物学者陆续当选伦敦皇家学会会员，并同剑桥的岩矿、结晶、地理和气象学者们形成了跨学科学术交流的群体，到40 年代中期还保存着这方面的流风余韵。王鸿祯受其启发，初步形成了以地层、古生物、沉积和区域构造等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思路。
1947 年 5 月，王鸿祯随同由 Woodward 讲座教授 W. B. R. King 法国 Lille 大学教授 P.Pruvost 为首组成的剑桥地质实习团到法比交境和法国西北海岸考察，凭吊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还写诗留念。其后又到巴黎，分别访问了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中国科技史大家李约瑟和对中国地质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地学思想家德日进神甫，并向他们致敬。8 月间，他访问了英国几所大学地质系，在布里斯托尔见到 Bulman 挚友W. F. Whittard，谈到北大地质系的战时损失，慷慨赠予全套 《英国古生物志》、 《地质学杂志》和 《英国地质学会志》等大量宝贵文献，并无偿装箱启运，及时到达了北平，情谊可感。他在访问了解了伯明翰和格拉斯哥等大学地质系的教学状况后，到著名的湖区度假，并吟诗作画留念。
王鸿祯得到北京大学的资助，于 9 月份赴美访问，同船的有牛津的闵嗣鹤。按预定计划在美访问了哈佛等校的地质系，在耶鲁，他向 C. O. Dunbar 当面致了谢意和歉意，并向已故的 Ch. Schuchert 教授致敬。他在耶鲁、俄亥俄和堪萨斯三校作了有关珊瑚研究的学术交流，见到曾寄赠他珊瑚标本的 J. M. Wells。他还在华盛顿国立自然史博物馆做了短期工作，参观了纽约自然史博物馆。作为葛利普教授的最后一班学生，他还向私淑于葛氏的R. R. Shrock 和 J. M. Wells 等介绍了葛氏对中国地质界的巨大贡献。美国之行还使王鸿祯有幸见到地质古生物界前辈、斯坦福大学的 Bailey Willis 和纽约的 G. G. Simpson，这也开启了他对地质学史和地质名家的兴趣。
三、教书育人、厚积薄发
王鸿祯从未离开教学岗位，也从未放弃科研机会。但他全力投入教学的时期是从1947 年回国到 60 年代十年动乱之前。他在青年时期从学任教，形成了思路清晰、语言简洁和文风简约的习惯。1952 年后学习苏联，其教学法部分虽然流于烦琐，却也使他把讲课当做一门艺术和享受。几十年前听过他讲课的人们至今还乐道当时获得的深刻印象。他投身教学，从教学计划制订到教材和实习基地建设是全方位的，他兼采西方与苏欧教材之长，使用中国资料写成出版了 《地史学教程》，建立了唐山地区二年级填图实习基地。
王鸿祯在高等地质教育方面，一向重视基础，重视理科地质教育。1956 年他主持制订的地质类教学计划尽量强调了地质基础的重要性，并曾建议恢复理科地质专业。他主张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并身体力行。他一再号召年轻教师培养广泛兴趣，结合教学设备，开展初步的科研锻炼。在制订科研规划时，建议将高级教材列入科研规划。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王鸿祯参加了对 《实践论》 和 《矛盾论》 的学习，听了辅导报告，还参加了由北京市委大学部组织的业余学习小组，接触到关于主要矛盾、事物的量变与质变以及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和前进性等概念，他初步把这些概念用于教学和教材，提出了地质发展阶段性和不可逆性的论点，也进一步明确了以历史构造为中心，以古生物地层和沉积古地理为内容的学术研究途径。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王鸿祯努力倡导拓宽专业，反复提倡加强专业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同时，重视国际学术交流，尽力争取国际渠道的资金支持。他十分重视师友之间的团结，呼吁不同年龄段的几代学人要真诚合作，互谅互让，年长的一代要做到胸怀广阔，树德立言; 中年一代要做到勤于奉献，勇于开拓; 青年一代要做到锐意创新，敬业求实。20余年来，共指导硕士研究生 19 人、多个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23 人、博士后 5 人。
四、协作开拓、更探前缘
王鸿祯在十年动乱之后于 1972 年后重回业务岗位，参与当时提倡的总结性编图及地层资料整理工作，他利用馆藏丰富的地质图书馆查阅资料，对不同比例尺的图件编制和不同地区的地层规范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自己也增加了知识，得到了锻炼。
他通过较长期的实践和思考，对地质科研的性质积累了一些认识，认为地质作用和现象是地球多圈层、多阶段相互作用和复合，以及与有关空间星体相互影响的综合表现。因而需要组织较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他还强调了扩展时空视野的必要，认为有些地质作用和过程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往往是现象隐蔽了本质，复杂性掩盖了某些规律性。科学研究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复杂性，通过系统的观察思维和综合的分析研究形成创新认识的一个过程。
他组织的较大科研项目是在构造古地理编图和地层专题方面，具有多学科和不同单位协作的特点。他认为这类工作中的关键首先在于有明确的学术思想和参与者的基本共识，而在学术思想上，应力求以辩证唯物的观点方法为指导。王鸿祯认为地球科学的时空应建立在时间的连续与不连续和空间的均一与不均一之间的对立统一的基础上。事物的时间发展和空间分异的相对均一度为准，而高度均一性往往见于历史悠久的固结基底。因而他的构造划分在构造活动论的前提下，特别重视前寒武纪阶段形成的变质基底。这种思想也体现了时空的密切结合和统一考虑。
其次，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通力协作也是关键所在。王鸿祯十分珍视人际关系的团结，特别重视发挥青年人思路敏捷、勇于开拓的精神和优势，认为对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应当肯定主流，不拘小节，既要放手，又要引导，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宽容对待，使他们既能敬业求实，又敢于锐意创新。他也极为重视在项目实施中勤俭治学，保持投入与产出高效率的特色和学风。
以 20 世纪 80 年代王鸿祯领导的古地理编图项目为例，他认为小比例尺古地理图研究编制的主要前提是区域构造格架的建立和地层、古生物、沉积、构造、岩浆岩以及第四纪地质等学科的结合，而在这些学科中，又要分清主次，突出主要矛盾。例如地质构造在地质作用和现象中，既是综合表现，又是主导因素，起到质的规定性作用。在构造性质的活动与稳定两者的矛盾中，活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在图例编订中，首先突出了沉积( 火山) 组合的活动程度。在构造单元、生物区系和盆地类型的划分中都体现了以构造为主导的学术思想。因此，他领导完成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都有重要影响。台湾省著名学者访问中国地质大学时，校长将 《中国岩相古地理图集》作为礼品送他，他激动地说: “这是我在台湾时千方百计地想得到的一本著作，今天得到了，我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
王鸿祯长期从事地史地层学的研究和教学，他关心的是这个基础学科中对地质图等地质基本工作起着长期作用的，如统一地层表和地层规范等根本文件的建立问题。他在国内和国际学术活动中经常注意和参与这些方面，并予以及时的报道。他认为地层分类和地层界线等问题既有理论意义，更具应用价值。他反对地层分类中以年代地层单位为准的单一分类法，同意一些美国学者认为这个概念曾使美国地层学的发展停滞了几十年的评估，但他也不同意等量齐观的多重地层分类，而是将理论分析同实践需求结合考虑，强调等时性与区域分异性的并重和联系，提出以年代地层和岩石地层为主的分类意见。他对近年在地层界线和统一年代地层表建立上的主流学说———全球标准剖面及点和程序方法，持有保留意见，并从物质性和实践性两方面指出了这个方法的欠缺。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组织的层序地层专题研究中强调综合地层学和新一代地层表的探讨，就是围绕这两个基本问题提出的中长期目标。
在这一时期王鸿祯还应用了电镜扫描新技术继续和深入了对珊瑚骨骼的研究，在早年的基础和多年的持续搜求中取得了较全面的分类演化和生物古地理成果，这也使他早年的假说基本上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这个过程引起了他的一些感想和思考。他的珊瑚论文于1950 年在伦敦皇家学会 《哲学丛刊》 发表后，50 年代中至 60 年代初，美国、苏联以及法国的古生物专集珊瑚卷都有介绍，但都不承认他提出的两类骨骼构造单元的原生性质，而这正是他的分类基础的核心部分。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电镜扫描技术出现，他和助手及时得出了大量数据，说明这种结构不独为珊瑚纲所共有，也有可能是低等无脊椎动物骨骼的常见现象。这个过程说明技术进步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支撑作用，也说明任何创新都会遇到传统观点的抵制，需要长期努力，取得大量有说服力的证据。
五、以史为鉴、继往开来
早在学生时代，王鸿祯就得到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李四光、葛利普、孙云铸、谢家荣、杨钟健等先生的教诲，后来又在教学工作和学会工作中长期同许多地质前辈共事。因此，他较早地了解了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历史，十分敬佩地质界前辈为发展地质科学和中国地质事业所作出的贡献。1986 年，他被推选为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会长，他对学史研究所做的第一个方面是在和同事们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协作，他主持编写了英文 “中国地质简史”，在第 28 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散发 ( 1989) ，同时争取实现了1990 年在北京组织召开第 15 届国际地质科学史学术讨论会。他还主编了 《东西方地质学术思想的交流》( 英文，1991) 、 《中外地质科学交流史》 ( 1992) 、 《中国地质学科的发展》( 英文，1996) ，及 《比较行星学、地质教育和地质学史》 ( 英文，1997) 等英文专著和文集，多次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展出和交流，受到普遍的好评。1990 年王鸿祯当选国际地科联地质科学史委员会副主席，十余年间，为中外地质科学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对学史研究所做的第二个方面是倡导和遵从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的信念，重视地质人物的研究，从 1987 年起陆续举行了对丁文江、章鸿钊及其他知名学者的纪念活动，主编了 《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 1990) 、《中国地质学科发展的回顾———孙云铸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995) 等专著和文集，体现了对中外前辈大师等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他对学史研究所做的第三个方面是密切配合现代的地学科研和教学，研究中国地质学科发展史和探讨学科思想史。王鸿祯一贯主张: “既要弘扬中国古代地学思想，更要研究近现代学说和学术思想史，探讨学术发展史的独特规律，追溯学术上的本末和渊源，评估得失，做到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除了上述学科史专著外，1999 年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他又主编出版了 《中国地质科学五十年》文集，由 50 多位各地质学科的专家学者合作撰写了这部约 50 万字的学科史专著，对我国地质学主要分科的研究成果、研究经验和学科的形成及发展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评述和展望，受到广泛的好评。现在王鸿祯院士已届 90 高龄，思路依然清晰，兴趣仍然广泛。近年来还发表了专题论文，也有些诗作题句，记事述怀，是一位好学多思、具有远见卓识的前辈良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年是王先生 90 华诞，敬祝王鸿祯院士身心永健，睿思长青。
论文发表一般需要的时间如下： 1、普刊即省级国家级一般安排周期是1到3个月。 2、本科学报的安排周期一般为2到4个月。 3、北大核心以上级别期刊的安排周期一般为6到8个月，审稿周期为一个月。 4、科技核心期刊从投稿到录用发表，一般是3到6个月。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的，一个是如果你发的是普刊，那么周期就会短一些，一个是如果你发表的是核心期刊，有可能一年多才能见刊发表，前提是录用的情况下。还有一个情况是，如果你是自己投稿，会慢一些，如果你是找一些论文机构帮忙投稿发表，会快速一些。我之前找淘淘论文网发表的经济类论文，2个月就给你加急发表了，是普刊，如果是核心他们也没法加急。所以看你发表的什么刊物了。
出版时间跟你发表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区分开来，我的经验告诉我，早点发表会好些
1964年袁隆平开始研究杂交水稻，1966年在IRRI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培育出奇迹稻（IR8）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1974年育成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组合南优2号 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从而为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1985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为杂交水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1986年袁隆平提出了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将杂交水稻的育种从选育方法上分为三系法、两系法和一系法三个战略发展阶段，即育种程序朝着由繁至简而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从杂种优势水平的利用上分为品种间、亚种间和远缘杂种优势的利用三个战略发展阶段，即优势利用朝着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
根据这一设想，杂交水稻每进入一个新阶段都是一次新突破，都将把水稻产量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这项战略构想的提出，为中国已取得三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开发成功后开展杂交水稻新探索指明了方向。
1987年7月16日，袁隆平学生李必湖、邓华风，在安江农校籼稻三系育种材料中，找到一株光敏不育水稻。历经两年三代异地繁殖和观察，该材料农艺性状整齐一致，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了100%，并且育 性转换明显和同步。
这一新成果，为杂交水稻从“三系法”过渡到“两系法”开拓了新局面。同年他提出“杂交水稻的发展战略”，即三系法为主的器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为主的籼粳亚种杂种优势利用；一系法为主的远缘杂种优势利用。
1987年，国家“863”计划将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立为专题，袁隆平组成了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开展全国性的协作攻关。历经九年的艰苦攻关，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取得了成功，一般比同熟期的三系杂交稻增产5%～10%，且米质一般都较好，近年的种植面积为6000亩左右。
两系法杂交水稻为中国独创，它的成功是作物育种上的重大突破，再次体现了以袁隆平为首的中国杂交水稻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智慧，继续使中国的杂交水稻研究水平保持了世界领先水平。
1997年，他又提出了旨在提高光合作用效率的超高产杂交水稻形态模式和选育技术路线，开始了“中国超级杂交水稻”的研究。这是一道世界级难题，通过攻关研究，2000年已实现了第一期大面积示范亩产700公斤的指标，比现有高产杂交稻每亩增产50公斤左右，尤其1999年在云南永胜还创造了亩产高达1137.5公斤的高产新纪录，第一期超级杂交稻的推广面积为3000万亩。
2001年以来，袁隆平指导选育成大面积示范亩产800公斤、米质优良的第二代超级杂交稻，并于2004年提前一年实现第二期超级稻目标。第二期超级杂交稻于2006年开始推广，2011年种植面积达800万亩，在大面积生产上比第一期超级稻高50公斤/亩以上。
袁隆平仍不满足，进一步提出了将常规育种与生物技术结合，攻关第三期超级杂交稻大面积示范每亩900公斤目标，经过努力，2011、2012年超级杂交稻第三期目标攻关百亩示范分别达亩产926.6公斤、917.7公斤，标志中国超级杂交稻第三期目标实现。2013年，启动亩产1000公斤的超级杂交稻第四期目标攻关。
2013年9月29日，第四期超级稻百亩示范片“Y两优900”中稻在湖南省隆回县羊古坳乡牛形村实现百亩平均亩产达988.1公斤，创世界纪录。2006年，袁隆平提出“种三产四”丰产工程，即运用超级杂交稻的技术成果，力争用三亩地产出现有四亩地的粮食。2007年率先在湖南20个县启动实施，已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计划在全国推广6000万亩，产出8000万亩的粮食，等于增加了2000万亩粮食耕地，可多养活3000多万人。到2012年，“种三产四”丰产工程项目扩大到在50个县市区实施，面积为882.2万亩，增产稻谷达9.62亿公斤。截至2012年，累计示范推广面积2000多万亩，增产20多亿公斤，为粮食持续稳定增产做出了新的贡献。
2013年9月29日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证实，经农业部测产验收，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科研团队攻关的国家第四期超级稻百亩示范片“Y两优900”中稻平均亩产达988.1公斤，创世界纪录。
2016年11月19日，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以及相关技术专家、测产验收专家来到兴宁，对华南双季稻年亩产三千斤绿色高效模式攻关项目进行测产验收。现场实割测得晚稻平均亩产705.68公斤（干谷）。同样该攻关模式，2016年7月20日在兴宁经过专家组实割测得早稻平均亩产832.1公斤，加上本次实割产量，实现双季超级稻年亩产1537.78公斤，创双季稻产量世界纪录。
2018年5月22日，位于三亚水稻国家公园的有机覆膜直播试验示范田进行测产验收，测得亩产1065.3公斤，创下海南省水稻单产历史最高纪录。
扩展资料：
在人类发展的关键时刻，一位“神农”捧出了拯救世界性饥饿的法宝－－杂交水稻，创造了一个风靡世界的“绿色神话”。这个被冠名为“东方魔稻”的奇迹让中国人看到生的希望，也让世界人民远离饥饿。他就是袁隆平。
工作后的袁隆平来到了偏远的湘西农村。 在农校教书的日子, 他利用课余时间走 出课堂,亲自下地研究水稻,像一个普通农民一样躬耕于田间。
在长期的研究中,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稻株,由此灵感一现,萌生了培养杂交水稻的念头。 然而袁隆平的设想与传统的经典遗传学相悖, 许多权威学者认为他是蚍蜉撼树, 根本不可能成功, 但是他凭着颠覆世界权威的胆识, 下定决心要将自己的想法坚持到底。
六七月份的天气,袁隆平每天带着水壶和馒头,拿着放大镜,一垄垄、一行行、一穗穗的寻 找理想中的苗珠。 艰苦的条件和不规律的饮食, 让他患上了肠胃病。 正是凭着这种坚韧不拔、 勇敢顽强的意志,在勘察了 14万余株的稻穗后,经过两年多的试验和研究,他终于写成了令世界震惊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
随后,袁隆平和助手们整整花了 6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都没有培育出不育度都达到100%的水稻苗来。终于在1974年袁隆平在安江农校试种的“南优2号”杂交水稻亩产达到了628公斤，与常规稻亩产150公斤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1976年是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关键一年。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用勤劳和勇敢揭开了我国杂交水稻大面积制种、推广的序幕。
杂交水稻研制成功后，各种荣誉纷纷而来：杂交水稻之父、国家首个最高科技奖、2004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袁隆平也从一个躬耕的农业科学家变成了一个身价千亿的世界名人。但令人感动的是他虽然已经获得了那么高的荣誉、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虽然他已经是一位八旬老人，但他仍然穿着35元的衣服，昼夜躬耕于稻田。
他这一辈子，就做好了一件事，培育优良的杂交稻，解决人类的粮食问题。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袁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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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他有哪些优秀的事迹？
下面我们来具体说一下。
每当谈起袁隆平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时，我们都会想到杂交水稻，就是因为他这位一生躬耕于稻田的老人，让全国人民解决了温饱问题，解决了数十亿人口的粮食问题，成为了名正言顺的“杂交水稻之父”，正值建国70周年的大喜之日，袁隆平实至名归，成为了“共和国勋章”的建议人选之一，这也是一名农业工作者得到的最高国家荣誉。让他在晚年享受到了应有的荣誉。
袁隆平荣获“共和国勋章”
1973年，三系杂交稻比常规稻产量高出20%以上，1976年，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较上一年翻了374倍，1981年，国家科委发明奖评选委员会授予袁隆平特等发明奖，在领奖台上，迎来人生第一次经久不息的掌声。
直到现在，袁隆平领衔、已实施10多年的超级杂交稻“种三产四”丰产工程开始从过去强调产量，向兼顾绿色优质的目标转变。2018年，“种三产四”丰产工程最显著的变化是：在30多个参与品种中，优质稻占比超过30%，其中不少品种的米质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同时还具备广适性、高抗性和低成本等特点。目前，他正在攻关的第三代杂交水稻，争取在未来几年时间内通过审定，进行大面积推广，并逐步替代三系杂交稻和两系杂交稻。
共和国勋章是什么？享受什么待遇？
共和国勋章指的是对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有着卓越的功勋，道德非常高尚，群众公认的学习标杆和榜样，特此国家为这类人颁发的荣耀勋章。有着至高无上的荣誉。
共和国勋章作为国家最高荣誉，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其获得者应当受到尊重并享有相应礼遇。
1964年袁隆平开始研究杂交水稻，1966年在IRRI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培育出奇迹稻（IR8）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1974年育成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组合南优2号 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从而为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1985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为杂交水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1986年袁隆平提出了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将杂交水稻的育种从选育方法上分为三系法、两系法和一系法三个战略发展阶段，即育种程序朝着由繁至简而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从杂种优势水平的利用上分为品种间、亚种间和远缘杂种优势的利用三个战略发展阶段，即优势利用朝着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根据这一设想，杂交水稻每进入一个新阶段都是一次新突破，都将把水稻产量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这项战略构想的提出，为中国已取得三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开发成功后开展杂交水稻新探索指明了方向。1987年7月16日，袁隆平学生李必湖、邓华风，在安江农校籼稻三系育种材料中，找到一株光敏不育水稻。历经两年三代异地繁殖和观察，该材料农艺性状整齐一致，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了100%，并且育 性转换明显和同步。这一新成果，为杂交水稻从“三系法”过渡到“两系法”开拓了新局面。同年他提出“杂交水稻的发展战略”，即三系法为主的器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为主的籼粳亚种杂种优势利用；一系法为主的远缘杂种优势利用。1987年，国家“863”计划将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立为专题，袁隆平组成了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开展全国性的协作攻关。历经九年的艰苦攻关，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取得了成功，一般比同熟期的三系杂交稻增产5%～10%，且米质一般都较好，近年的种植面积为6000亩左右。两系法杂交水稻为中国独创，它的成功是作物育种上的重大突破，再次体现了以袁隆平为首的中国杂交水稻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智慧，继续使中国的杂交水稻研究水平保持了世界领先水平。1997年，他又提出了旨在提高光合作用效率的超高产杂交水稻形态模式和选育技术路线，开始了“中国超级杂交水稻”的研究。这是一道世界级难题，通过攻关研究，2000年已实现了第一期大面积示范亩产700公斤的指标，比现有高产杂交稻每亩增产50公斤左右，尤其1999年在云南永胜还创造了亩产高达1137.5公斤的高产新纪录，第一期超级杂交稻的推广面积为3000万亩。2001年以来，袁隆平指导选育成大面积示范亩产800公斤、米质优良的第二代超级杂交稻，并于2004年提前一年实现第二期超级稻目标。第二期超级杂交稻于2006年开始推广，2011年种植面积达800万亩，在大面积生产上比第一期超级稻高50公斤/亩以上。袁隆平仍不满足，进一步提出了将常规育种与生物技术结合，攻关第三期超级杂交稻大面积示范每亩900公斤目标，经过努力，2011、2012年超级杂交稻第三期目标攻关百亩示范分别达亩产926.6公斤、917.7公斤，标志中国超级杂交稻第三期目标实现。2013年，启动亩产1000公斤的超级杂交稻第四期目标攻关。2013年9月29日，第四期超级稻百亩示范片“Y两优900”中稻在湖南省隆回县羊古坳乡牛形村实现百亩平均亩产达988.1公斤，创世界纪录。2006年，袁隆平提出“种三产四”丰产工程，即运用超级杂交稻的技术成果，力争用三亩地产出现有四亩地的粮食。2007年率先在湖南20个县启动实施，已取得非常好的效果。计划在全国推广6000万亩，产出8000万亩的粮食，等于增加了2000万亩粮食耕地，可多养活3000多万人。到2012年，“种三产四”丰产工程项目扩大到在50个县市区实施，面积为882.2万亩，增产稻谷达9.62亿公斤。截至2012年，累计示范推广面积2000多万亩，增产20多亿公斤，为粮食持续稳定增产做出了新的贡献。2013年9月29日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证实，经农业部测产验收，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科研团队攻关的国家第四期超级稻百亩示范片“Y两优900”中稻平均亩产达988.1公斤，创世界纪录。2016年11月19日，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以及相关技术专家、测产验收专家来到兴宁，对华南双季稻年亩产三千斤绿色高效模式攻关项目进行测产验收。现场实割测得晚稻平均亩产705.68公斤（干谷）。同样该攻关模式，2016年7月20日在兴宁经过专家组实割测得早稻平均亩产832.1公斤，加上本次实割产量，实现双季超级稻年亩产1537.78公斤，创双季稻产量世界纪录。2018年5月22日，位于三亚水稻国家公园的有机覆膜直播试验示范田进行测产验收，测得亩产1065.3公斤，创下海南省水稻单产历史最高纪录。
主要事迹：
1964年首先提出培育“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法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并进行科学实验。
1970年，与其助手李必湖和冯克珊在海南发现一株花粉败育的雄性不育野生稻，成为突破“三系”配套的关键。
1972年育成中国第一个大面积应用的水稻雄性不育系“二九南一号A”和相应的保持系“二九南一号B”，次年育成了第一个大面积推广的强优组合“南优二号”，并研究出整套制种技术。
1986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分为“三系法品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到一系法远缘杂种优势利用”的战略设想。被同行们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曾说到他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我的梦里水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子粒有花生米那么大。另外一个梦想就是，我希望我的水稻亩产1000公斤梦早日实现。
某种程度上说，这两个梦想就跟他一辈子打交道的泥土一样朴实无华。这也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他的梦想里没有花里胡哨的概念，也很少有炫目的理论，也没有围着核心期刊打转的焦虑，有的只是一颗为民分忧的心。
在他的梦想里，科学就应该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正是这份信念的力量，才成为他一直坚持下去的动力。
87岁高龄，他依然奔波在田间地头，依然不知疲倦地亲力亲为，为的是解决各种具体问题。袁隆平数十年来一直站在水稻育种的最前端，不是偶然的，心无杂念，抛去功利色彩，恰恰达到了梦想的彼岸。
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出发，恰恰成就了个人的梦想。袁隆平说“我的梦想很简单”，而事实证明，这简单的梦想却解决了世界亿万人口的吃饭问题。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袁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