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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白鹏发表论文

浅谈日本的“国技”——相扑【摘要】相扑历史悠久,被誉为日本国技,是日本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相扑运动看似一项粗糙的角力运动,但却有着深刻的精神内涵,讲究谦虚端庄的礼仪和殊死拼搏的精神。它代表着日本民族好胜求强、又刚又忍的心理和性格。文章通过对相扑的历史、比赛、相扑力士的生活等的介绍,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相扑的过去与现在,更深刻地认识了解日本文化。【关键词】相扑;国技;日本文化一、相扑的历史相扑被誉为日本国技,亦称角力、角抵,源于中国。中国《礼记·月令》中也提到“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中国汉字中原本没有“相扑”一词,590年左右,印度人将释迦传记《佛本行集经》翻译成汉字时,刻意将印度的徒手搏斗竞技翻译成“相扑”,以别于“角力”,可见当时的印度徒手搏斗竞技与中国的“角力”不同。根据考古资料,最早的赤身相扑格斗术,可能来自北方草原的骑马民族。西晋时期,五胡大量南迁,汉人开始有了相扑的名称。大约在西晋之后,赤身的相扑格斗才传入到农耕的大和民族。相扑传入日本,始见于日本的《古事记》中的神话:远古时代,建御雷神奉天照大神之命说服大国主命交出其所辖领地,建御方神不同意,要求与建御雷神在出云国那佐角力,赌注是领地,结果建御方神轻易便输掉了,被扭住后甩出。《日本书纪·垂仁纪》内也记述皇极天皇在642年为了接待百济国使者,召集了宫廷卫士举行相扑竞赛。还记载奈良地区一个叫麻蹶速的人蛮勇霸道,天皇招来出云的勇士野见宿祢与其相扑,野见踢倒麻蹶,麻蹶腰椎断裂而死。日本相扑界把此次对阵视为相扑初战,并把野见宿祢奉为相扑的祖神。在此之前,相扑原本是流传于民间的一种祭神仪式,目的在于祈祷占卜农作物的收成,带有浓厚的民俗色彩。6~7世纪,相扑逐渐从寺院和民间转移到宫廷。8世纪的奈良时代,朝廷贵族间引进了相扑,719年朝廷设置拔出司(后相朴司),并于734年在宫廷中设立了“相扑节”,在每年七夕举行。到了平安时代的821年,嵯峨天皇正式将相扑定为宫中重要仪式之一,与弓箭、骑射并称为“三度节”。《今昔物语》与《宇治拾遗》中均多次记述相扑的奇谈趣闻,《源平盛衰记》中更有以相扑胜负来决定皇位的记载。相扑成为宫廷重要仪式之后,才去粗取精,摒弃了拳打、脚踢之类的粗暴行为,升华为以“技”及“力”取胜,与现代相扑类似的形式。镰仓时代以后,相扑作为武士的实战武术训练法之一,在武士中盛行,并派生出柔术(柔道)。一些著名的相扑力士纷纷成为武士,驰骋战场。《吾妻镜》,《太平记》里都有在战斗,狩猎的间隙表演相扑的记载。大多数的宫廷相扑力士则回到乡里,将宫廷内的相扑礼仪规矩传授普及到民间。相扑与民间祭神、驱魔、占卜年景收成等活动结合在一起。此后的四百年间,相扑一直是武士阶级与农民的共通娱乐。江户幕府时期职业相扑手集结于江户,京都等大城市,出现了相扑的专门组织“相扑会所”。经常为盖庙或造桥等筹募经费而举行“劝进相扑”。“劝进相扑”举办活动时,类似于街头卖艺,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出场参赛。许多争强好胜者便会纷纷下场比试,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幕府从1648年起多次发下禁令,禁止举行相扑活动。1684年,职业相扑力士雷权太夫向行政主管“寺社奉行”申诉,经过种种评议,制定了相扑场界线的“土表”,及四十八手技法与各种犯规限制,并禁止临时参赛,幕府这才解除禁令。这在相扑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进步,职业力士都必须隶属于某一相扑集团才能参赛。这一时期政权稳定,经济文化发达,促进了专业相扑的形成。明治维新之后,文明开化之风盛行,相扑被追捧西方文明的年轻官吏叱为“不合时代的裸体舞”。明治政府以“相扑是裸体的野蛮游戏”为由,于明治六年发下禁令。相扑运动一度进入了低潮。1876年相扑会所改名为东京大角力协会,在黑田清辉、伊藤博文等政界元老和相扑爱好者的支持下,明治天皇在1884年举办了“天览相扑”赛,扭转了相扑的困境。1909年东京建起一座专供相扑比赛使用的场馆,在举行开幕式时,由作家江见水荫起草的致辞文中,首次出现了“相扑毕竟是日本的国技”的语句,自此以后,“相扑是国技”这个观念才普及开来。大正,昭和初期国粹主义抬头,相扑再兴。1925年12月,东京大阪两地的相扑协会合并,成立了现在的财团法人日本相扑协会。1941年相扑更被列为学校体育的正式科目。至此,相扑的国技地位进一步得到肯定。战后,东京、大阪、福冈、名古屋均建有相扑场馆。作为群众性体育活动,相扑在日本民间各地仍颇为盛行。二、相扑的比赛(一)比赛的场地相扑比赛是在被称为土表的场地举行。土表设在会场的正中,是用粘土堆成高约60厘米,边长6.7米的正方形场地。在场地上用嵌入土台内的稻草捆做出直径为4.55米的圆形比赛区,并在上面铺上薄砂。传统的比赛,土表四角有柱,上有屋顶,观众在四周围观。青红白黑四个柱子意为四季神,为了便于观众观看比赛,自1952年起,用垂穗来代替柱子,改用悬挂式屋顶。土表下面有一个洞,人们在比赛的前一天,在洞里埋上酒、盐、粟子、面粉、大米等,以求平安。土表的东西侧为选手坐席,东南角和西南角各放有盐和水桶。(二)服装与基本动作相扑与日本神道的关系渊源流长,即便是现在,仍存在许多与神道相关的传统仪式,动作。比赛前的入场仪式分两个部分,先由腰系豪华刺绣围裙的相扑手,在土表上列队环行。之后,在开道和捧刀力士的护卫下,横纲入场。比赛时,两位力士束发梳髻,下身只系一条兜裆带,近乎赤身裸体上台比赛。兜裆带为缎子织成,多为紫色或深蓝色。比赛用的兜裆带从不洗涤,上面浸透了汗水与污渍,这被视为选手的价值所在。兜裆带的正面下垂一门帘似的饰带,以示圣洁。相扑手的基本动作:1. 撒盐。力士在入土表时会撒些盐在土表上,在日本人的观念之中,撒盐可以驱赶鬼魅,达到净化的目的。另有一说法认为盐可以消毒,撒土表上,即使比赛受伤,事前也已做好了防护的措施。在相扑大赛期间,几乎每日用盐量达四,五十公斤。2. 蹲踞。以脚掌尖着地,双膝外张稳腰并将双肩放松后将手放在膝盖上,此为力士的基本姿势之一。为了求取平衡上身必须挺直以维重心。此举乃表示尊重对手之意。此动作看似容易,实际上必须要有相当的经验才能看来稳若泰山。3.尘手水。这个动作是先蹲踞在土表一侧,双手合击后水平向两边伸展,手掌向上翻。双手上翻展示给对手看,是表示自己没有挟带什么武器上场。4.四股。 又称之为“力足”。是以双脚轮流跺地,目的是借力士的威武来驱赶地下的邪灵。同时,还能起到放松肌肉的作用。5.仕切。这个动作是接在四股后直接弯下腰来的样子,两肘放在膝盖上下巴微抬,双眼注视对手以求精神专注。6.手刀。 优胜力士在行司(裁判)宣布其获胜后,可拿取所谓的“悬赏金”,此时优胜力士以右手做刀状向左右中凌空切下,表示向三位神明致谢,接受奖励。(三)比赛规则比赛中,相扑手除脚掌外任何部分不得触及台子表面,同时也不得超出圆圈,出圈或是身体先触地者为输。相扑比赛规则十分严格,不允许揪对方的头发、耳朵,更不可以拧、打、踢、蹬对方,否则将被罚出场外。相扑比赛的过程,异常迅猛,往往在一二分钟甚至几秒钟内便能决出胜负。但比赛取胜的技巧却十分复杂,相扑技术中有“技麻利”七十手,和传统的四十八手,实际有一百多手。最为常见的有:“寄切”,就是相扑手抓住对方的腰带,抱起对方,推出场外;也有开掌推搡的“突张”;僵持之下把对手推出场外的称为“押出”。使用哪一种手法,则要因对方的手法而定。职业相扑比赛不分重量等级。尽管体形庞大的相扑手的优势显而易见,但相扑比赛不是谁胖谁就胜。出击的速度、时机的把握和身体的平衡才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要靠爆发力的控制和运用,正确把握时机,更要靠善于判断的灵活头脑。相扑的裁判共由6人组成。主裁判由一位穿着传统的肥袍、戴高帽、拿礼扇的“行司”登台担任,其余5人分别在正面、东面、西面及裁判席上。“行司”要高声地评论相扑手的每一个动作,并公正地判定胜负。如果双方同时倒下,“行司”—时没能看清楚,则与台下的裁判共同合议胜负。(四)选手的级别横纲是相扑的最高级别,下面是大关、关胁、小结、前头、十两、这六个等级被称为“幕内”,属于力士中的上层。再次是低级的幕下、序三段,序二段。最低一级叫序口。级别根据战绩来决定,大关以下的选手连输两场,便会降级。连续两个场所获胜的大关有可能升为横纲。横纲是惟一的永久性的级别,不会被降级,但成绩过差,就会被要求退役。在一场联赛中,幕内等级的相扑手15天中每天比一次,而等级较低的幕下等相扑手仅比赛7天。只有在比赛中取得多数的胜利(15场比赛中赢8场,或7场中赢4场),才能保住相扑手现在的级别或确保进升至下一个更高的级别。相扑的等级制度出现于1789年,谷风、小野川是最早的横纲。记载相扑手等级的黑白星表出现于1761年。至今只有68位力士获得了横纲的殊荣。目前的两位横纲均是来自蒙古的朝青龙和白鹏。(五)比赛流程日本每年举行6场,每场15天的相扑大赛。相扑手分为东西两大阵营,双方各15人。1月、5月和9月,在东京可容纳1万观众的“两国国技馆”举行。另3场是3月在大阪、7月在名古屋、11月在福冈。从上午10点开始进行幕下的比赛,下午3时开始是高级别的幕内力士的比赛。尽管入场票价昂贵,最高票价高达20万日元(约1500美元)一张,而相扑迷也会涌往观看。NHK从下午4点到6点对比赛进行全国电视直播。有数以百万计的观众收看电视的现场直播。每场大赛的最后一天称为“千秋乐”,角出最优秀的力士,并举行授奖仪式。赢得比赛场数最多的幕内级相扑手获得大赛胜利。如果平手则在最后一天进行淘汰赛来决定胜负。最高奖赏是始于1925年的“天皇赐杯”,奖给最优秀的相扑运动员。还有许多国家和团体送的奖杯、奖品和奖状。从1980年开始,中国赠送景泰蓝奖杯。此外,赢分多的力士被授予“殊勋赏”;勇于拼搏的新手被授予“敢斗奖”;技巧运用全面的相扑手被授予“技能奖”。伴随着这些奖项还会有现金奖金。另外还有一种金星奖励制度,是用来专门鼓励打败横纲的低级别相扑手的。每一颗额外的金星都会增加今后加薪的机会。在大赛间的空隙里,相扑手们到日本全国各地巡回表演,宣传,刺激对此项运动的兴趣并吸引新手。三、相扑手的生活要成为相扑手的基本条件是:完成义务教育(初中),15至23岁之间,身高在1.73米以上,体重在75公斤以上。相扑训练所称做“部屋”。日本相扑协会下设49所部屋,部屋的总教头叫“亲方”(师父),亲方由退休的著名力士担任,教授管理弟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每年从全国小学生中选招学员,一旦入门,吃、穿、住全有部屋负担。自古以来,相扑力士在日本就拥有很高的地位,受到人们的喜爱,尊敬。很多的相扑手都是乡村贫穷家庭出身,为了能出人头地,从小就接受相扑训练。目前大约有900多人在部屋接受相扑训练,高级别的选手只有60多人。少数顶尖级别的相扑手会结婚,住在训练所之外。但大多数相扑手在相扑生涯中惟一的家就是训练所。十两以上的相扑手称为力士,是职业相扑手,有不菲的工资收入。而序口、序二段、序三段、幕下,这4级都属学员、不发工资。力士的头发可以梳成银杏结,幕下以下只能梳丁字形。相扑手过的是森严的等级制生活,低级别相扑手有义务为高级别的相扑手跑腿服务。连吃饭、上厕所、洗澡,也要根据等级地位列出严格的前后顺序。最近,甚至还发生了高级别相扑手虐待死新学员的事情。相扑手的生活很严格。晚上10点休息,早上4、5点起床,开始训练。起床后进行早训练。主要是三种活动:四股、铁炮和股割。四股就是相扑手交替抬高自己的左右腿,用力蹋地。铁炮就是用平掌不停地拍打一根木柱。股割就是一个人坐着时尽量将腿分开,以上半身着地的一种练习。此后才可进入真正的赛场训练。训练结束后相扑手要泡个澡来消除疲劳。11点左右吃午饭,饭后睡两个小时的午觉。午觉后稍做运动,下午6点吃晚饭。虽然相扑手一天只吃两顿饭,但每顿饭的摄入量远远超出常人。为赢得身体上的优势相扑手必须吃大量的食物,主要吃一种什锦火锅(由几种肉、鱼和蔬菜组成的高能量的炖菜)和米饭。饭后的午睡,伴随着大量的食物会促进体重增加。力士们身高体胖,膀大腰圆;大部分力士体重在110-150公斤,少数甚至重达200公斤或更高。相扑史上最重的力士是来自美国的大关小锦,他的体重达263公斤。与其他运动相比,相扑手的生命相当短暂。力士们暴饮暴食、过度肥胖,容易患上脑血栓、心脏病、肝功能衰退等疾病,因腿部不堪重负而负伤更是家常便饭。许多人由于生病或受伤而被迫退役,一个相扑手30出头以后还比赛十分少见。据统计相扑手的平均寿命只有57岁。职业相扑手还必须参加日本相扑协会举办的训练班,训练内容包括思想修养、饮食、相扑技术、运动医学、生理学及汉诗的学习。一个普通相扑手要想获得较高的等级要花费很大气力;不经过艰苦努力,要想获得最低的等级,也是不可能的。森严的等级选拔制度,短暂的生命,使得优秀的相扑力士因稀缺而价值不菲。四、传统与现代之间为了扩大国际知名度,日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将相扑运动推向世界。每年都要在世界各地举行亲善巡回表演。1973年4月和2004年6月大相扑曾两次到中国进行表演。力士们每到一地,都会引起围观。相扑同富士山一样,成为了日本的代名词。国际化给日本带来了知名度,同时也带来了外国选手的竞争。来自美国、保加利亚、中国、蒙古、阿根廷等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日本学习这项运动。1993年,来自夏威夷的曙成为了第一位外国人横纲。相扑是外国人进军日本获利最高,同时最受尊敬的行业。开放门户,自由竞争,可以加强自身产品的优良品质,对经济是这样,对体育同样如此。但是开放门户是一把双刃剑,自己同时也面临危险。近年来相扑运动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日本女子正式加入了这项运动。1997年1月,日本首次举行全国女子相扑锦标赛。二是日本正在兴起业余相扑运动,业余选手大部属于学校和公司的相扑俱乐部。业余相扑分4个级别: 轻量级、中量级、重量级、自由重量级。上台比赛穿衬裤,不撒盐。相扑运动在不断顺应时代要求的同时,尽力维护和保持着日本的风俗传统。不光体现在场地,仪式,装束等方面,传统的思想意识依然根深蒂固。古代日本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女性是“不干净的”,因此不允许女性登上有寺庙的神山,接触装有神位的神轿。土表历来被看作“圣洁”之地,不许女性靠近。大阪府知事太田房江女士因此被相扑协会拒绝,至今不能登上土表为优胜力士颁奖。男女平等的现代思想与保守的传统思想在相扑的土表上激烈碰撞。相扑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也造就了一系列相关产业,如相扑料理、茶点、纪念品等。相扑竞技馆的前厅和走廊被装饰成江户幕府时代的市井风格,酒肆、茶坊,工艺品作坊里身着古装的伙计奔走其间,非常热闹。馆内的观众席分为两大类,靠近赛台周围的是盘腿而坐的坐席,每4个人坐在一个方格内。后排和二层为普通坐椅。坐席票价最贵,约一万日元一张,且很难买到。相扑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仅一年举行的六场大赛,就可为日本相扑协会创下150亿日元的收益,相关的收入则难以估算。五、相扑的精神相扑运动看似一项粗糙的角力运动,但却有着深刻的精神内涵。相扑讲究谦虚端庄的礼仪和殊死拼搏的精神,其精髓就是追求高度的精神境界,这其中包括忍耐精神,拼搏精神和品德修养。从进入部屋的第一天起,相扑手就开始在训练的点滴中体会这样一种境界。艰苦的训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学徒生涯近似于封闭的修行。因为训练艰苦,也曾发生过学徒因不堪负荷而出走的事情。但这样严格艰苦的训练是为了培养相扑士的意志力和修养,以忍耐和正确的良心来抗御一切灾祸,困难。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写到:一方面,勇的锻炼要求铭记着不哼一声的忍耐;另一方面,礼的教导则要求我们不要因流露自己的悲哀或痛苦而伤害他人的快乐或宁静。相扑手以其庄重和镇定而为人所羡慕。从未发生过因对裁判的判决存有争议,而发怒,吵闹的事情。尽管有些回合的结果非常相近,裁判的决定须经裁判合议(有时判决的决定会被推翻),但是胜者和负者都从未提出抗议,体现出喜怒不行于色的大将风度。相扑的比赛场地“土表”,被认为是圣洁的地方,如果在赛场上口出秽语,则是对相扑和观众的大不敬。每个相扑手不只是一个运动员,他还同时是日本文化精髓的体现者和传承者。因此只有日籍横纲才真正是日本国民心目中的英雄,而外籍横纲只是赛场上的冠军,因为前者才真正体现相扑文化。横纲作为最高级别的相扑手,不仅要实力强大,更要具备相当高的人格水准。当年的横纲——曙在与小锦对阵时,毫不客气地将他推出土表之外,但曙随后跨前一步扶住小锦。这“一扶”曾打动了无数的观众。相反,现在的横纲朝青龙则因为酗酒闹事、漫骂打架、不守礼仪等,为很多日本人所不齿,并不时受到舆论的谴责。相扑比赛中以小制大,以弱胜强的情况并不罕见,这也是相扑的魅力所在。它提示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必胜的信念和坚定的毅力,只要善于拼搏,就能够战胜强敌克服困难。日本人喜爱相扑,不仅是出于对比赛胜负的兴趣,更多的还是对这项运动所反映出来的日本传统文化的热爱。它代表着日本民族争强好胜、刚忍并济的心理和性格。可以说,不懂得相扑,就无法真正了解日本文化。【参考文献】[1]长谷川明. 相扑の诞生[M].新潮社,1996.[2]北出清五郎.なるほど大相扑[M].PHP研究所,2002.[3]陈洪兵,金舒莺.日本相扑与力士[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4]周颖昕. 相扑中的日本文化[J].日本研究,2005,(3).[5]胡奇志. 日本相扑发展的特点[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5,(4).[6]王彦花. 日本大相扑与日本文化[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5,(1).[7]王秀文,阎严.日本“国技”——大相扑运动的文化透视[J].体育文化导刊,2003,(12).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知识积累阶段这一阶段大致从两次社会大分工一直到19世纪。在这漫长的社会历史进化历程中,消费心理科学基本完成了它的基本知识的积累使命。马克思指出:两次社会分工以后“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商品生产和贸易往来促使生产者、 经营者、消费者程度不同地开始关注与消费心理范畴有关的问题。伴随人类文明渐进的步履,人们对属于消费心理范畴的有关问题的认识逐渐从感性上升到理性,进而展开逻辑思维并提炼出一系列理论范畴。东西方思想家至少论及或探讨了以下重要范畴。消费需要问题。在东方,中国春秋末期的著名自由商人范蠡(陶朱公)已从分析消费需要入手,以“计然七策”经营商业,荀子提出生产要“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讲的就是满足人的消费需要;在西方,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已提出“欲望是心理运动的资源,一切情感、需要、动作和意志均为欲望所引发”的命题,古希腊哲人色诺芬最早提出“消费”这个术语,法国古典学派的终结者西斯蒙第提出了社会生产目的是满足消费者需要的观点。消费时间与消费习惯问题,在东方,倡导生产要注重消费季节变化和士、农、工、商的消费习惯;在西方,早期思想家也有论及消费时令和消费习俗的朴素思想。消费阶层的划分问题,除了东方的分士、农、工、商为四个消费阶层外,西方的柏拉图也提出了“哲学王、武士和劳动者(奴隶除外)”的观点。此后虽然也有些学者提出不同的分类观点,但他们都受到历史社会局限,没有把贵族、奴隶(农)另列为两个消费阶层。家庭消费问题,在西方,色诺芬较早分析了家庭收入与家庭消费的相互关系;在东方, 中国古代先哲们亦论及了家庭消费的基本问题。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问题,在物质消费方面,中国理论家们围绕主俭还是主奢问题自先秦诸子如孔子、孟子、老子、荀子、管子一直论战到近代的魏源和谭嗣同; 西方重商主义杰出代表托马斯·曼则提出了折中的消费原则,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们则强调节制消费。在精神消费方面,英国的托马斯·莫尔、法国的西斯蒙第等人也较早地讨论了精神文化消费的问题。消费权益问题,这在东方可追溯到中国的《周礼》,在西方可考查到“两河流域”的《乌鲁卡基那改革铭文》。这个问题在中国一直到清末沈家本拟定的《大清现行刑律》都包含在一些市场管理的政策、法令之中;在西方,一直到美国成立世界第一个消费者组织之前,其有关思想也都包含在一些市场管理法规和政策条文之中。 这些思想共同反映出人类对自身权益的要求与召唤。此外,在这个历史大跨度中,东、西方思想家们还就消费知觉与学习、消费环境、消费习惯、消费政策等提出了一些朴素的思想。上述与消费心理范畴有关的知识只是我们经过“逆向还原”后所考察到的结论。由于这一阶段中“消费理论”与“心理理论”尚未产生有机的“合奏”,因此,它只能说明“消费心理学有一个久长的过去”,还不足以说明这个阶段就有了消费心理学。它在知识积累阶段只是一种量的增加,其中也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精神。体系凝构阶段这一阶段大致自19世纪后期一直到本世纪七十年代,这是消费心理学在体系上开始凝构的变奏曲和交响乐时代。导致这个时代的开始,除了一方面“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发展引发的经济危机之外,还有相关学科理论的相互渗透等因素。这里侧重于后者的考析,因为后者能够反映出消费心理科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规律(当然这种内在规律是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拉动分不开的)。消费心理学科的诞生是与心理学、消费经济学及其他分支学科的生成有着“血缘关系”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心理科学理论在实证研究中,不断向消费研究领域渗透,而与消费有关的社会经济文化问题又反作用于应用心理学所致。从心理学发展角度说,虽然早在1509年法国麻堡大学教授葛克尔已用《心理学》标明其著作,但他仍未摆脱抽象的哲学羁绊,直到1879年德国生物学家冯特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把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引入心理学研究,才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实验科学。这种实验研究方法为以后的消费心理问题探索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从消费经济学发展来看,如同“每一门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在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一样, 消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19世纪前后,出现了现代消费思想并开始与传统消费思想相融合,导致了消费经济理论的大发展。这种心理学与消费经济理论的同向发展,加之在19世纪中叶前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畸形发展需要的拉动,它们开始“并轨”共进。从这个角度看,1895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心理学家h ·盖尔率先把心理学原理引入消费者从看广告到购买过程的实验研究,1901年w·d·斯科特率先提出“消费心理学”(consumer psycology)的术语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只是消费心理科学的理论体系尚待进一步研究,h·盖尔和w·d·斯科特虽没用《消费心理学》标其书名,但他们的思想为理论界构想消费心理学体系无疑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信号。自此至60年代前后,一些理论家为建构消费心理学体系付出了艰辛而卓越的劳动。概括起来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应用心理学研究著作的大量问世。应用心理学的广泛研究为消费心理学体系的创立提供借鉴。这些研究的代表是:1900年h ·盖尔出版《广告心理学》,w·d·斯科特与h·盖尔遥相呼应,于1903 年出版以探索消费心理为主要内容的《广告论》,1980年e·a若斯出版《社会心理学》,从而开辟了群体消费心理的研究领域,1912年闵斯特伯格的《心理学与经济生活》问世,克伦发表《实用心理学》,专章讨论销售心理学问题,1920至1930年间丹尼尔·斯塔奇撰著并出版了《斯塔奇广告回忆指南》和《广告学原理》,并以此在美国商业史上获得“商业心理学教授”的美称。此后20多年间,经由零星片断发表至开始“组装”的还有《经营心理学》、《产业心理学》和《管理心理学》等著述问世,它们都或多或少地从各个侧面探及消费心理问题,为消费心理学体系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其二,实验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继h·盖尔之后, 美国心理学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消费心理“实验热”,相继推出了大批研究成果,主要有1920年j·b·华生的广告心理研究、1938年欧内斯特·迪士特的消费动机研究等。正如r·珀劳夫调查所显示:1960年以后, 对这一领域的兴趣和文献量有明显增加。事实上进入60年代之后,密西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g·卡陶纳关于消费期望和消费态度的研究,哥伦比亚大学实用社会研究所的拉机斯费尔德和e·卡兹关于“人格的影响”的研究,哈佛大学r·a·鲍尔关于“知觉到的风险”的研究,诺兰集团公司的罗杰·l·诺兰关于“新产品初步设计研究”和“定位研究”以及佩里安、卡陶纳、詹姆森等人的一些调研报告,为消费心理学体系的构建奠定了科学基础。其三,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对新问题的探索。20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心理学家们不仅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整理和吸收,如选编一批《论文集》等,还特别注意吸收运筹学、模拟模式和形式模式的理论与方法;与此同时,研究者对现实问题也极为关注,如六十年代初,镇静剂他利杜米德(thalidomide)曾在一些国家为孕妇们所广泛使用,后来人们发现,服用这种药物的妇女生下的孩子往往带有严重的身体缺陷,世界性的宣传资料引起了对“人造”产品的副作用的普遍怀疑,开始了消费者怀疑主义时代;万斯·帕卡德于1957年问世的《潜在威协》对“虚伪”和“欺”的商业手段作了尖锐的批评。又如对环境污染问题,卡森于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较细地论述了消费生态问题。上述三方面的相互作用,加之如美国消费者主权运动的蓬勃发展等都是消费心理学走向体系化的“助推器”,1960年美国心理学会(apa)设立消费者心理学分会,拥有会员达四百人之多, 美国的部分高校开始拟定《消费心理学》大纲,约在1965年前后消费心理学的体系已基本创立。因为从消费文献学角度考察,这时的消费心理学大纲的名称不一,有的命名为《消费者行为心理学》,有的叫作《消费者研究》,还有称为《消费者行为学(狭义)》的,其讨论的理论范畴基本上都是消费心理问题,所以我们根据美、日、英诸国学者学术心态特点把这些著述(含论文)的观点加以归纳统筹,确定本学科体系的创立时间。学科创新阶段这一阶段大致自20世纪70年代中叶延至20世纪末或21世纪初。如同其他学科的发展一样,消费心理学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得到丰富和完善的。就所掌握的文献看,消费心理学的学科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研究领域的拓展。消费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证明。其一是多学科参与研究。美国心理学会所属23个部门的研究报告、美国市场学会的研究报告都反映这种趋势。1969年创立的美国消费者研究会的会员由心理学、农业经济学、建筑学、法学、医学、市场学、数理统计学、工程学等各个领域的专家组成,彼此间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1974年创刊的《消费者研究》杂志就是由10个不同组织支援的,这种学术风气很快流行到了日、英、德诸发达国家。其二是探讨范围逐渐扩大。从美国主要学术杂志看,《应用心理学》(1917年创刊)、《市场》(1936年创刊)、《广告研究》(1960年创刊)、《市场调查》(1964年创刊)、《消费者研究》(1974年创刊)等权威刊物发表消费心理科学的论文、报告和调查资料不断增多, 据恩格尔等人统计,1968年至1972年发表成果量比以前出版的全部成果还要多,探讨范围除了消费生态问题、文化消费问题、决策模式问题之外,还有消费者保护问题、消费政策问题、消费信息处理问题(程序研究)、消费心理内在结构问题(“临床”研究)、消费信用问题、消费法学问题、消费心理控制问题等,这些在g·d·休斯和m·l·雷合编的论文集、j·b·考因编辑的论文集、w·a·伍兹编辑的论文集以及各学会的出版年鉴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二是研究国界的突破。科学是无国界的,消费心理学在美国诞生后很快引起日、苏、法、英、德以及印度和中国学者的重视。例如,日本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市场学家、临床心理学家就发表过有关消费心理的译文、研究报告、论文等(可从该国《广告》、《商界》、《消费者》、《智力》等刊物中略见一斑),代表人物有小岛外弘、吉田正昭、马场房子、饱户弘等,他们分别以《消费心理研究》、《产业心理学》、《消费者行为心理学》、《消费者心理学》等著作的问世而名扬海外;美、日分别召开的心理学会年会都邀请外国专家参加;1979年第四届心理学斯德哥尔摩欧洲讨论会上不少学者对消费心理学作了最有系统的描述;中国早在二十年代起,孙科、吴应图、潘菽等人也分别发表了这方面的论文、译著等,此后,于光远、尹世杰、林白鹏等著名经济学家相继深入开展消费研究, 先后提出并创建了消费经济学,尤其是1984年以来的中国消费经济学与消费心理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1986 年在美国纽约举行的“2000 年消费者政策研讨会”以及美国消费者协会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1995年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亚洲消费者与家庭经济学会”(acfea )首届国际学术年会,这些活动程度不同地使消费心理科学的研究趋向国际化,不同国家和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开始“协同作战”,为消费心理学的学科创新正在产生积极影响。在这种人类文化大撞击、大融合的趋势面前,消费心理科学正由“体系国家化”向“学科国际化”迈进。这个“迈进”需要一个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过程,消费心理科学正在按照科学发展的“国际标准”法则吸聚人类各种相关研究成果的精华去实现“自我”的更新和完善。虽然它的科学性与民族性在较长的时期内还会并存于同一生活空间,但是伴随“消费研究学科化”的深入开展及其相关学科交叉递进与升华,这一学科走向“国际化”并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相对接却是其发展的预期方向。

日本の国技である相扑はその起源といえば、中国古代の角力にさかのぼるでしょうか。力比べの技として戦国时代から武士の间に盛んで行われていました。考古発见によつて中国汉代の画像石に相扑の図案が刻まれてあるという実证があります。唐宋以后、社会娯楽活动の一种类として男の雄姿をひけらかす竞技になりました。当时の风物を书き记した书物には相扑の人気さにたいする写実が多く有りました。例えば「水浒伝」には こういうような记载もあります。しかし、何时隣国日本に伝わって花を咲かせていたか其れは入唐或いは入宋した当时の日本使者のおかげさまでしょう。ところが何时その源流に当たる中国绝えてしまったか、また何故日本で国技の座に座るようになったか研究すべきことが多いです。その谜を解けることを期待しています。

1989——1992年,在天津大学化学工程研究所、国家精馏重点实验室从事化工流体力学和分离工程研究;1993——1994年,从事精细化工分离技术研究,担任天津大学化学工程研究所分批精细课题组组长;1999年----仍从事制药分离工程研究,担任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制药工程系副主任。其间,先后完成国家级、省部级企业委托等科研项目50余项。如均三甲苯分离提纯新技术(1994年,天津市科委鉴定、国际先进水平)、均三甲苯生产技术(1998年,国家教委鉴定,国际领先水平)。动态累积分批精馏技术(2001年,天津市科委鉴定,国际先进水平)等。此外,白教授在科研工作之余,自1996年起还一直从事教学工作,先后讲授《多级分离理论》(研究生)、《精细化分离过程》(本科)、《制药分离工程》(双语、本科)、《高等制药分离工程》(研究生)。作为导师,培养硕士研究生50余人,博士研究生8名。1987年以来,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主编国家级“十五”规划教材《制药工程导论》(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年);参编《中药现代化生产关键技术》(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年);参编《高等制药分离工程》(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年)。

山东大学肖鹏发表论文

1.《日本解决地方财政困境的改革措施与启示》,《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年第10期。2.《所得税税收减免与企业研发支出关系的协整分析——基于全国54个国家级高新区的实证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8期。3.Innov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Financial and Taxation System, 智库报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论文集),2011年1月。4.《基于luder政府会计环境评估模型的中国财政透明度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4期。《预算透明:环境基础、动力机制与提升路径》,《财贸经济》,2011年第1期。5.《日本政府会计改革的经验与启示》,《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4期。6.《预算透明:理念、动力机制与提升路径》,《财政研究》,2010年第12期。7.《基于防范财政风险视角的政府会计改革研究》,《会计研究》,2010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财务与会计》2010年第9期全文收录)。8.《鼓励研发的税收优惠政策:国际经验与启示》,《改革》,2009年第4期。9.Peng Xiao, Yonghong Wu, Perfection of China’s R&D Tax Incentives since 1978 in Comparison with U.S. R&D Tax Credits, Proceedings of the 200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ublic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SSHP全文检索收录)10.《中国税收制度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税务研究》,2008年第2期。11.《公共服务提供的政府与社会分担机制研究》,《财政研究》,2007年第3期12.《和谐社会与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经济管理》,2007年第1期13.《技术创新过程的市场失效与财税政策选择》,《改革》,2006年第10期封面文章14.《税收资本弱化:效应分析与调整策略》,《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年第7期。15.《中国鼓励技术创新税收优惠现状剖析与优化思路》,《财政监督》,2011年第8期。16.《财政透明度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11年第4期。17.《政府预算编制环节问题与完善思路探讨》,《经济管理》2008年第9期。18.《论我国金融资产税收体系建设》,《财政研究》2001年第11期(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财政与税务》2002年第3期全文收录)19.《预算透明:概念、动力机制与对策建议》,《学海》,2010年第12期。20.《美国联邦预算管理法律体系演变与启示》,《财贸研究》,2009年第6期。21.《产业升级与中国鼓励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完善》,《财政税收理论与政策研究》,2009年6月。22.《中美政府预算编制机制设计差异与启示》,《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11期23.《我国科技税收优惠现状剖析与调整策略》,《地方财政研究》,2007年第3期。24.《层次分析法在科研专项绩效评价中的应用》,《科学管理研究》,2008年第8期25.《我国公共服务政府与社会分担机制研究》,《经济纵横》,2007年第3期26.《如何构建公共服务提供新机制》,《中国财经报》,2006年11月21日27.《医疗卫生领域政府职责与履行现状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11期28.《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责任划分与支出分配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06年第6期。 《政府会计视角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提升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年4月。《政府鼓励研发的财税政策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12月。主编北京市精品教材建设资助项目:《公债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主编:《财政改革与发展论:纪念新中国财政六十年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参编教材主要集中于《财政学》、《政府预算管理》、《公共支出分析》教材。

1926年至1937年学术年会暨理事会 届 时间 地 点 会 长 书 记 理 事 会员数 1 1926 北京协和医学院 林可胜 B.E.Read 吴宪 H.G.Earle 28 2 1928 北京协和医学院 林可胜 B.E.Read 吴宪 H.G.Earle 41 3 1929 上海中央大学 朱恒璧 吴 宪 汪敬熙 H.G.Earle 56 4 1930 上海传染病医院 朱恒璧 吴 宪 汪敬熙H.G.Earle 68 5 1931 北京协和医学院 吴 宪 沈寯淇 H.G.Earle 69 6 1932 上海医学院 吴 宪 沈寯淇 汪敬熙 H.G.Earle 82 7 1934 南京中央卫生署 吴 宪 沈寯淇 汪敬熙 H.G.Earle赵承暇 朱恒璧 90 8 1935 北京协和医学院 沈寯淇 张锡钧 朱恒璧 赵承暇蔡 翘 B.E.Read 103 9 1936 青岛山东大学 赵承暇 张锡钧 朱恒璧 B.E.Read蔡 翘 吴 宪 110 10 1937 上海医学院 赵承暇 张锡钧 蔡 翘 吴 宪汪敬熙 B.E.Read 113 1950年至2006年历届理事会 届 年份 名 誉理事长 理事长 副理事长 秘书长 副秘书长 11 1950~1952 赵以炳 王应睐 周金黄 12 1952~1957 赵以炳 周金黄 13 1957~1963 刘思职 周金黄 刘 永杨恩孚 赵以炳 金荫昌 14 1964~1978 蔡 翘 周金黄 刘 永薛公绰 赵以炳 李尚武 郑亚明 15 1978~1981 蔡 翘 王志均 冯德培 刘 永沈治平 金荫昌 周金黄季钟朴 赵以炳 梁植权 王振刚 陈孟勤王 佩彭 斌 16 1981~1985 蔡 翘 冯德培 王志均 卢振东张香桐 张致一 陈孟勤 周佳音王泰安 17 1985~1989 蔡 翘冯德培 王志均 卢振东 陈孟勤张镜如 梅镇彤 周佳音 陈宜张邓希贤 18 1989~1994 蔡 翘冯德培 陈孟勤 陈宜张 杨雄里徐有恒 蔡益鹏 邓希贤 谭德培于吉人 19 1994~1998 冯德培王志均 陈孟勤 邓希贤 卢光启 陈宜张杨雄里 韩济生 邓希贤 于吉人周兆年 20 1998~2002 王志均 杨雄里 邓希贤 卢光启 何瑞荣周曾铨 姚 泰 许荣焜 李葆明李怡凡 21 2002~2006 姚 泰 许荣焜 林浩然 范 明袁文俊 王晓民 22 2006~ 范 明 王晓民 王 宪 王建军吴博威 袁文俊 王 宪 王 韵肖 玲葛学铭 (以上资料来自 )中国生理学会第23届理事会成员理事长:王晓民;副理事长:王宪、王建军、李葆明、陈应城、夏强、谢俊霞、马兰;秘书长:王韵;聘任副秘书长(按姓氏笔画为序):王军、朱玲玲、肖玲;常务理事(按姓氏笔画为序):王世强、刘先国、朱大年、祁金顺、闫剑群、李、锦、周嘉伟、岳利民、罗自强、赵华、倪鑫、容永豪、曹济民、管又飞;理事(按姓氏笔画为序):万瑜、牛欣、王玲、王强、王艺磊、王玉良、王伟忠、王旭东、王庭槐、王莎莉、王瑞元、王德山、冯浩楼、史红、白波、刘健、刘传勇、安书成、戎伟芳、朱辉、朱启文、朱进霞、朱国庆、祁文秀、许文燮、许存和、邢莹、张洁、张策、张志雄、张翠英、张翼、李红芳、李俊发、李晓明、杨黄恬、汪萌芽、甫拉提·吐尔逊、肖鹏、肖中举、邹挺、邹原、陈蕾、林默君、武宇明、金元哲、金秀东、柳巨雄、祝延、胡弼、胡志安、赵祯、赵茹茜、唐明、夏国良、徐成丽、徐淑梅、秦晓群、莫书荣、顾洛、高东明、扈启宽、曹宇、章茜、符史干、黄晓卿、龚永生、彭聿平、敬华娥、曾晓荣、焦向英、葛金文、蒋星红、蒋春雷、谢露、粱尚栋、裴建明、潘桂兰、瞿树林。

张立同从事航空航天高温陶瓷及其复合材料研究,在氮化硅结合碳化硅、自增韧碳化硅、定向自生共晶硼化物复合材料、硅炭氮纳米吸波材料以及连续纤维增韧钡长石复相玻璃陶瓷复合材料等方面均取得新突破。特别在连续纤维增韧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及其制造技术方面,打破国际封锁,建立了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制造技术与设备体系。 1980年,在张立同的科研理论指导下,中国首次采用铜川上店土型壳材料铸造成功了第一批高精度、低粗糙度的斯贝低压一级无余量空心导向叶片。新铸叶片的尺寸精度及内部质量与国际著名的罗罗发动机公司的斯贝发动机叶片相当,表面粗糙度还略低于英国叶片。斯贝发动机的引进,使张立同的研究进入到向国际先进行列看齐的新阶段。 张立同主持研究的“无余量熔模铸造技术”,不仅将中国的熔模铸造水平推向了国际先进行列,而且还为发展中国新型发动机复杂内腔叶片及薄壁复杂整体构件奠定了理论和工艺基础。铜川上店土型壳材料,也被正式命名为“中华高岭土型壳材料”。 2000年和2008年先后创建超高温结构复合材料国防重点实验室和陶瓷基复合材料工程中心,为中国陶瓷基复合材料研究与工程转化搭建平台,工程化成果广泛用于航空航天领域,并向民用领域拓展。 张立同合著专著二部,授权国家发明专利50余项,发表SCI和EI收录论文400余篇。 专著 序号名称出版源年份备注1自愈合陶瓷基复合材料制备与应用基础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张立同编著2纤维增韧碳化硅陶瓷复合材料 模拟、表征与设计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张立同主编3复合材料手册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益小苏 ,张立同主编4近净形熔模精密铸造理论与实践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张立同参编5中国材料工程大典 第10卷 复合材料工程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益小苏 ,张立同主编期刊论文 序号名称出版源年份作者1化学气相渗透制备SiC_w/SiC层状结构陶瓷科学通报2015成来飞,张立同等2SiC_w/SiC层状结构陶瓷的制备及其应用中国材料进展2015解玉鹏,成来飞,张立同等3碳/碳化硅复合材料摩擦磨损性能分析航空材料学报2005张亚妮,徐永东,张立同等4碳陶刹车材料的研究进展航空制造技术2014徐兴亚,张立同,范尚武等5吸波型SiC陶瓷材料的研究进展航空制造技术2014张亚君,殷小玮,张立同6化学气相沉积层状BCx/SiC涂层自愈合机制复合材料学报2013张伟华,成来飞,张立同等7Si-B-C陶瓷涂敷2D C/SiC复合材料的抗氧化性能复合材料学报2013左新章,张立同等8液硅渗透法制备Ti3SiC2改性C/C-SiC复合材料复合材料学报2012范晓孟,殷小玮,张立同等9新型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的研究进展航空制造技术2003张立同,成来飞,徐永东10高温透波材料研究进展航空材料学报2003韩桂芳,陈照峰,张立同等11连续纤维增韧陶瓷基复合材料可持续发展战略探讨复合材料学报2007张立同,成来飞12陶瓷基复合材料在火箭发动机上的应用固体火箭技术2000邹武,张康助,张立同13连续纤维增韧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研究硅酸盐学报2002徐永东,成来飞,张立同14CVI法制备连续纤维增韧陶瓷基复合材料硅酸盐学报1995徐永东,张立同,成来飞15高温陶瓷基复合材料制备工艺的研究材料工程2000肖鹏,徐永东,张立同16CVI法制备三维碳纤维增韧碳化硅复合材料硅酸盐学报1996徐永东,张立同等17层状Ti3SiC2陶瓷的组织结构及力学性能复合材料学报2002李世波,王东,张立同等18高温结构陶瓷材料的设计准则硅酸盐通报1997徐永东,张立同,韩金探 张立同培养博、硕研究生近百名,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 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工程技术数字研究馆信息:1995年至2004年期间,张立同共培养8名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基本情况如下 :【曾庆丰】 学位类别:博士;授予学位日期 2004年04月01日; 授予学位单位:西北工业大学;学位论文:C/SiC复合材料优化设计【邹武】 学位类别:博士;授予学位日期 2001年11月01日; 授予学位单位:西北工业大学;学位论文:三维编织C/SiC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殷小玮】 学位类别:博士;授予学位日期 2001年03月01日; 授予学位单位:西北工业大学;学位论文:3DC/SiC复合材料的环境氧化行为【肖鹏】 学位类别:博士;授予学位日期 2001年10月01日; 授予学位单位:西北工业大学;学位论文:CSCVI法制备C/SiC的过程特征及其模拟【王汝敏】 学位类别:博士;授予学位日期 1991年12月01日; 授予学位单位:西北工业大学;学位论文:改性双马来酰亚胺树脂基体研究【刘晓辉】 学位类别:博士;授予学位日期 1997年12月01日; 授予学位单位:西北工业大学;学位论文:高抗冲复合材料的研究【成来飞】 学位类别:博士;授予学位日期 1997年12月01日; 授予学位单位:西北工业大学;学位论文:1650℃长寿命碳/碳复合材料防氧化涂层研究【杨觉明】 学位类别:博士;授予学位日期 1995年09月01日; 授予学位单位:西北工业大学;学位论文:用溶胶凝胶法制备热强BAS玻璃陶瓷的工艺理论基础及其材料性能研究

山西大学杨鹏发表的论文

山西大学物理电子工程学院有着比较长久的历史,已经走过了六十六年的风雨历程。三十年代民族救亡 物理学系艰难诞生物理系是山西大学的一个资深大系,有着比较长久的发展历史。早在1902年山西大学成立后的初期,中斋高等科中就开设了物理学科,讲授《物理学教科书》,并建立了物理实验室。1911年建立了理工科。1935年7月建立了理学院。1936年9月理学院正式开办了物理系。当年,招生19人。制订了教学计划,开设普通物理、电磁学、热力学、声学、光学和高等数学等29门课程。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学校迁往临汾,11月8日太原沦陷,省府下令学校停课,师生各自行动,流落四方。以后因战乱未再招生而搁置停办。五十年代振兴教育 继往开来殚心建系太原解放后,1949年9月重建山西大学理学院。1951年建立了理化专修科。1953年院校调整,撤销山西大学建制。山西师范学院独立建院,理学院并入师范学院,设置理化专修科,成立物理教研组,建立物理学实验室,购置仪器设备700余种。随后,积极创造条件,重新开始筹建物理系。1955年9月1日,建立了物理科。共有教职工10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1人,助教7人,教辅1人。当年招收专科生52人,学制二年。开设了普通物理等课程。1956年教职工增加到14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1人、讲师2人、助教7人、教辅2人、干部1人。继续招收二年制专科生113人。在校生人数达到165人。同年,受省教育厅委托,举办了中学师资短期培训班。物理科的建立和发展为重建物理系创造了条件。1957年9月1日,各种条件孕育成熟,正式成立了山西师范学院物理系。设置普通物理教研组、实验物理教研组和普通物理实验室。共有教职工28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1人,讲师2人,助教16人,教辅2人,工友3人,干部3人。当年招收四年制本科生51人,专科生44人。在校生人数达到208人。当时,教学活动和办公地点设在校北院平顶楼内。1958年,教育大革命,各项工作迅速发展。教职工人数增至35人。继续招收四年制本科生,数学系又转来一个本科班,共158人,招收二年制专科生76人。在校生人数达到329人。当时,学校规模不断扩大,为适应教学科研的需求,开始积极筹建物理教学大楼,设计面积10080m2。同年,从57级本科生中,先后选送10多人到北大,南开等大学学习进修,为本系培养教师;又抽调12人到中科院山西分院物理研究所工作;以后,陆续抽调部分学生提前工作。其余20多人按时毕业。省教育厅,委托物理系筹建山西省教学仪器厂,修建了厂房,购置了机床设备,调进了工人,开始了正规生产。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下马。物理系留用部分人员和设备,组建了物理工厂,供教学实习使用。中科院山西分院,依托物理系筹建原子能研究所。1959年3月6日,原子能研究所正式成立,并开展科研工作,研制成功静电电子加速器。1961年从物理系撤走。党的组织,建立系一级党支部,党员9人,配备专职党支部书记,加强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成立系委会,设正副系主任,教研室设主任,学生各班设辅导员。1959年,省委决定恢复原山西大学建制,重建山西大学。2月成立筹备委员会,9月1日正式成立新的山西大学。同时,建立物理系。组建了系党政领导班子,建立了党支部,配备了专职党政干部。当时,全系共有教职工21人。当年招收五年制本科生111人。校址设在师范学院北院新建图书楼内。五十年代,物理系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教学模式逐步形成,科学研究初步展开,管理水平明显提高,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加强,精神面貌积极向上,已经形成了奋发进取的良好氛围。到五十年代末,两校物理系教职工人数达到79人,在校学生达到538人。已培养三届专科毕业生209人。六十年代院校合并 同心协力艰苦创业1960年,国家遇到暂时经济困难。学校面临艰苦创业时期。1961年,省委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将新建的山西大学同山西师范学院合并,重组山西大学。6月26日召开两校合并工作会议,宣告正式合并。同时,两校物理系也随之合并。接着,调整了系党政领导班子,建立了物理系党总支委员会。同时,在教工和学生中,建立了党支部、团支部和教工会,配备了专职政工干部,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规。思想政治工作也不断加强。两校合并后,物理系的规模扩大。建立了理论物理、固体物理、无线电和普通物理四个教研室。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备增多,资金投入增加,办学实力增强。当时,全系教职工104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1人,讲师4人,助教68人;教辅13人,工人9人,党政干部8人。在校学生人数共667人,其中五年制本科生318人,四年制本科生301人,专科生48人。1962年,稳定教学秩序,加强学科建设。同时,新建了中级物理实验室,并加强了力学、热学、电学、光学、无线电和固体等实验室的建设。同年暑期后,物理系由校北院平顶楼迁入新建物理大楼,极大地改善了办学条件。1963年,贯彻“高教60条”。加强基础课教学,积极开展科研工作。同时,开设专业课,第一届五年制学生分三个专门化组进行专业课学习,即理论物理专门化,固体物理专门化,无线电电子专门化。1964年,贯彻“少而精”原则,开展启发式教学。精减教材,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为此,各教研室深入讨论,进行了一系列的教改尝试。实行开卷考试,试行半工半读。当时,64级是学校理科半工半读试点班。每周四天上课,二天劳动。物理工厂扩大,迁往学校蕴华庄新建厂房,有机床32台,技师3人,技工5人,徒工4人,指导教师8人,作为半工半读劳动实习的基地。1965年,贯彻毛主席“七·三”指示。减轻学生负担,保证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得到发展。在60年代前半期,全系不断进行教学改革,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根据学校的统一部署和要求,认真贯彻党中央“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学习毛主席“七三”指示和“春节讲话”精神,认真开展教育改革,不断整顿教学秩序。克服教材杂、学时多、学生负担过重的现象,贯彻“少而精”原则,开展启发式教学,加强基础课和实验课教学工作。同时,不断修定教学计划和科研规划,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积极开展科研工作。为了提高教师水平,选派部分教师脱产进修,到北大、北师大学习提高。邀请国内知名教授来系作学术报告。同时,加强师生思想政治工作。坚持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坚持又红又专方向。开展“学习雷锋”、“学习王杰”、“学习焦裕禄”、“学习毛主席著作,做毛主席好学生”的活动。在学生中开展红专辩论,争当“五好学生”、“优秀团员”,争创“先进团支部”和“先进班集体”等活动。学生自觉做到“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开展勤工俭学,自己打扫卫生,自己理发,修理课桌等,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正常的教学活动。当时,教师参加了“反右倾”、“反浪费”和“机关革命化”运动。大批师生停课下乡,参加了“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初,物理系有了很大的发展,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全系教职工发展到110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1人,讲师7人,助教67人,教学辅助人员13人,工人11人,党政干部10人。全系学生五个年级共有332人。当时,全系教学计划严谨、教学秩序良好,教师结构合理、教师水平较高,专业设置较全、教学质量较好,科研规划先进、师资培养正规,党政工团健全、规章制度完善,思想素质较好、政治空气较高。全系出现了兴旺发达的景象。同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全系被迫停课,停止招生。1968年9月27日,工军宣队进驻学校。1969年8月26日,物理系成立革命领导小组,由工军宣队、教师和学生共10人组成。12月26日全系师生战备疏散,步行到昔阳县河西村,参加“清队”、“一打三反”。少数教师、工人留守学校,恢复筹建物理工厂。61级至63级学生先后到部队农场锻炼后分配工作,64级和65级学生共126人留在学校。七十年代拨乱治校 整顿教学曲折前进1970年3月,抽调10多名教师、干部由昔阳回校,扩建物理工厂。先后调进技术工人10多人,两次招收徒工102人。9月,全系教职工陆续返回学校,在物理工厂各车间参加劳动和政治学习。1971年2月前,64和65级学生相继分配离校。物理工厂又招收徒工18人。下半年,全系党员参加整党工作,教师参加学习。1972年4月,恢复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第一批招收学员68人。学制三年。设有三个专业,即物理专业、无线电专业和光电子专业。同时,组建了光电子教研室,重建了普通物理及无线电专业基础实验室。1973年5月,物理系恢复原来的领导建制。调整全系党政领导班子,设立系主任、系副主任,恢复建立党总支委员会。同时,开始整顿教学秩序,制定教学计划,加强基础课教学,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同年年底,电子工厂从物理系分出,由省电子厅和学校统一管理。1975年,整顿教育,教学秩序稍趋安定。1976年,招收社来社去学生71人。1977年,全系党员、教师参加整党整风。从1972年到1976年,招收工农兵学员五届,共415人。当时,在教学活动中,十分重视学生学好基本知识,在讲授基础理论的同时,强调学生掌握基本技能,围绕典型产品组织教学,学习电动机、拖拉机、柴油机、水泵和收音机、电视机等。实行开门办学,组织学生下厂、下乡进行实践。1978年初,改革招生制度,实行高考。当年,招收77级四年制本科生98人。分设四个专业,即物理专业、无线电专业、光电子专业和固体专业。同时,组建了应用光电子实验室,当年暑期开始招收研究生7名。同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物理系教师代表参加了大会,一项科研成果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全系师生学习落实会议精神。6月,正式开始评定职称。第一批晋升副教授3人,晋升讲师38人。七十年代后期,全系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规,教学科研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79年底,全系教职工人数发展到166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3人,讲师48人,助教61人,教辅23人,工人18人,干部12人。在校学生总数为335人,其中研究生7人。八十年代教育改革 建章立制稳步发展进入80年代,全系教学秩序、科学研究和管理工作,逐步走上正规,进入了稳步发展的新时期。1980年,中央提出教育要在八十年代有个大的发展。因此,物理系一方面加强学科建设,加紧教师培训;另方面扩大招生人数,保持每年招生100人左右;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师生中开展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全系教职工积极工作,创造条件,满腔热情地迎接教育大发展时期的到来。同年,物理系无线电专业教师参与计算机科学系的筹建工作,并抽调9名教师到新建系工作。1981年,开始探索如何建立新的合理的课程体系,加强基础课,增开选修课,扩大和加深学生的知识领域。同时,贯彻全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强调做好师生思想政治工作。同年,光电子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82年,全系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教育。在学生中掀起建设“文明教室”、“文明宿舍”、“文明班组”,开展“五讲四美”活动。1984年5月31日,建立激光与光纤信息传输研究所,开展激光技术与光纤通讯的研究。次年,正式更名为光电研究所。主要从事量子光学和光电子技术领域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同时担任光学学科硕士生的教学任务。同年12月30日,学校确定光电子物理为学校重点学科;增设固体材料分析专业。1985年,全系党员参加整党。1986年,调整教研室,设立应用物理教研室、理论物理教研室、无线电教研室、固体物理教研室和光电子教研室,建立计算机室。并分别任命了教研室主任和副主任。1989年3月24日,省教委批准建立理论物理研究所。八十年代,进一步加大教育改革力度。多次召开老教师座谈会,中年教师座谈会和青年教师座谈会,广泛听取教改意见。制定改革措施,加大改革力度,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对教师工作、教学科研工作、实验室建设工作和学生工作都进行了大量的尝试和有益的探索,推动全系工作向前稳步发展。一是加强教师培养工作。先后选派35名教师出国留学、进修和考察。其中青年教师出国学习16人,选送国内重点大学学习10人,参加校内研究生课程班学习9人。同时,邀请国内外专家22人次来系进行学术交流。二是鼓励教师搞科研。全系教师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共发表论文240余篇,其中发表在重要权威刊物上的48篇,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9篇;承担各类科研和应用课题80多项,总计科研经费100多万元。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0项,省自然科学基金和重大科技应用项目32项,获得国家科学发明专利2项。同时,有一批应用科技成果通过了技术转让。三是学科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光学学科和理论物理学科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带动着其它学科向前发展。四是实验室建设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设有基础物理、近代物理、应用光电技术、电子学与信息系统四个实验室及固体物理实验组。仪器设备总值达700万元以上。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新添置的。主要大型设备有:YAG泵浦染料激光器,光学多通道分析仪、光纤综合数据测试设备、频谱仪、高温万能金相显微镜、博斯卡计、X射线衍射仪等。五是资料室藏书大量增加。图书5000多册,学术刊物100多种。六是在教学上,探索如何建立新的合理的课程体系。抽调师资力量加强基础课教学,增开实验课和选修课,要求正副教授上讲台,必须讲好一门基础课和专业课。因此,教学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八十年代末,物理系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教师质量和教师结构,教学水平和教学成绩,科研能力和科研成果,都有了显著提高。当时,全系教职工110人,其中教师78人,具有高级职称的38人,占教师人数的48.7%。学生在校人数达到430人,其中本科生404人,研究生26人。这些,为九十年代的快速发展,奠定了一个扎实的基础。九十年代科教兴国瞄准前沿拼博奋进在80年代稳步发展的基础上,九十年代,物理系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实验设备、业务管理和学生培养等方面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取得了累累成果。1990年5月12日,正式成立理论物理研究所。实行所系合一的领导管理体制。同时,理论物理学科获硕士学位授予权。1991年5月3日,成立应用光电研究室。人员编制5人。同年,重新调整、规范专业设置、教研室和实验室设置。专业设置有:物理学、光学、电子学与信息系统;教研室设置有:基础物理、理论物理、固体材料、光电子、无线电电子和德育教研室;实验室设置有:普通物理、近代物理、基础电子学、电子信息、应用光电子、固体材料及开发、数字电路和微机实验室。1993年4月,组建“激光加工中心”,并正式对外服务。1993年5月,省教委批准增设本科专业应用物理学、本科专业方向材料物理与技术、专科专业电子技术与应用。1993年10月28日,经学校批准筹建“电子信息技术系”。1993年12月17日,光学学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学位授权点。1994年3月14日,省教委晋教人字[1994]7号文件批准增设电子信息技术系。4月2日电子信息技术系正式挂牌成立。电子信息技术系是在物理系无线电专业和光学专业的基础上,经多方论证和充分准备建立起来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光和电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叉和渗透,光、机、电一体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趋势。为此,进行专业结构调整,适应社会需要,已是势在必行。电子信息技术系就是在这一情势下,应运而诞生了。新系开设四个本科专业,即电子学与信息系统、应用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应用光学。开设一个专科专业、即电子技术与应用。电子信息技术系成立后,从物理系抽调教职工42人,其中教授2人,副教授11人,讲师10人,助教7人,实验师4人,助理实验师1人,技工和干部7人。当年暑期正式招生。招收第一届本科生83人,专科生34人;从物理系转来91级至93级本科生166人,93级专科生42人。在校学生总数325人。同时,物理系的规模相应缩小。教职工人数为43人,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8人,讲师10人,助教4人,教辅8人,技工3人,行政干部5人。本科生130人。专业设置三个,即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和材料物理,物理学专业分“基地”班和师范班。1994年11月25日,国家教育委员会教高[1994]15号文件批准物理学专业为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专业点。主要为物理学及相关学科输送研究生。“基地”由物理系、电子信息技术系和光电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所共同支撑,并成立了“基地”教学和管理委员会。同年,全系试行学分制。1995年,光学学科被批准为山西省第一批重点建设学科。1996年,省教委把光电研究所定为省重点研究所。1997年,省科委、省计委、省财政厅、省教委定光电研究所为省量子光学重点实验室。同年9月7日,学校正式批准建立山西大学物理电子工程学院。建立物理电子工程学院是学科发展的大趋势,条件也比较成熟。一是两系两所有一支结构合理、能满足各层次教学科研要求的、实力较强的师资队伍,可以招收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教育体系;二是教学、科研设备齐全,能够满足教学、科研需要;三是科研和开发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学院建立后,保持系所建制不变。学院职能是统一协调和决定学科建设、专业设置、科研方向及发展规划,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学院建设的基本思路是:发挥基础学科优势,理工紧密结合,多学科交叉渗透,拓宽应用方向,提高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1997年9月20日,物理电子工程学院正式挂牌。同时,举办物理系重建40周年庆祝大会。参加庆祝大会的系友共500多人,回顾了物理系重建四十年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四十年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中做出的成果。校友欢聚一堂,为学院的发展献计献策,增添力量。1998年6月17日,理论物理学科获博士学位授予权,光学工程学科获硕士学位授予权。同时,理论物理成为山西省的重点学科。1999年2月12日,获准建立物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同年,省科委、省计委、省经委、省财政厅、省教委批准建立省光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九十年代,院系所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在教学和科研、学科和学位建设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丰硕的成果。先后建立了新的学系、学院、研究所、研究室、实验室;增设了新的专业和学科,建成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点、硕士点、国家理科人才培养基地、省部级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完成科研项目50多项,发表论文500余篇,科研经费400多万元,获省科技进步奖、优秀教学成果奖等共36项;教师队伍向年轻化、高学位、高素质发展,中高级职称占到教师总数的73%,中青年教师占到90%以上,获得优秀专家、优秀科技工作者、三育人先进个人、劳动模范、优秀党员和优秀党员干部的60多人次。在校学生779人,其中,本科生731人,研究生48人。这些,都为新世纪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的世纪新的机遇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跨入21世纪,学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2000年,物理电子学学科获硕士学位授予权。同年,光学学科成为教育部量子光学重点实验室。2001年10月16日,国家科技部“国科发基字[2001]399号文件”正式批准建设量子光学与光量子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陈太一院士、本院名誉院长亲临指导工作,并作学术报告。致力于物理学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和理论物理、光学等国家重点学科的建设及申报工作。2002年5月8日,山西大学将隆重庆祝百年华诞。同时,学院、系、所也将举行建系六十六年庆祝活动。百年校庆后,全院师生将会在新的机遇和挑战中,继续努力、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再攀高峰。在今后几年、十几年中,将要进一步加大教学改革的力度,努力培养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强实践的综合素质较高、能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中高级人才;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强化基础、拓展应用,互相渗透、衍生新的学科;进一步加强科学研究,发掘科研潜力,在量子光学与量子信息应用、量子保密通信、量子场论和量子力学、电磁理论、凝聚态理论等方面进入世界前沿阵地;进一步加强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开展光压缩器系列产品的研制生产,加强量子基础对高新技术影响的研究;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的培养、充实和提高,使青年教师绝大多数具有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同时,学院思想政治工作、学生工作和各项管理工作都将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到2010年,山西大学物理电子工程学院将进入地方院校同类学科的先进行列。2011年,开设新专业软件工程(软件电子技术方向)。忠诚教育勤奋耕耘 累累硕果光辉史迹物理系从1957年重建至今,四十五年来,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只有几个教师、几十个学生开始,发展到已经拥有博导、教授等百名以上的教师队伍,具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千人以上的学院。现今,学院专业较全、学科领先、人才济济、成果累累,在国内外同行中,享有一定的声誉。建立学院初具规模。物理系在45年的不断发展壮大中,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衍生建立了光电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所和电子信息技术系,又不失时机地联合组建了物理电子工程学院,构筑了崭新的物理大厦,展示了物理学发展的广阔前景,标着志物理学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进入了新的更高的层次。学院现有教职工人数124人。其中,省科技功臣2人;博士生导师9人,硕士生导师21人;教授26人,副教授15人,讲师31人;高级实验师4人,实验师5人;副研究员1人。在校博士生23人、硕士生96人,本科生939人,共1058人。在站博士后2人。学科建设成绩显著。45年来,学科与学位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学院两系两所有7个本科专业,有国家“基地”专业点,四个硕士点,二个博士点,一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3个省级重点学科,五个省级合格实验室,一个省、部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体系。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经过四十多年的教学实践,摸索总结出了一套科学的教学方法。从基础到前沿,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革课程体系,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全面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更加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科学研究进入前沿。全院教师发表论文1000余篇,承担国家和省级科研项目200余项。获省和国家各种奖励100余项。不少论文和科研项目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有的达国际前沿和领先水平。特别是光学和理论物理学科的研究,已经进入世界本学科研究的前沿,成为国家基础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设备先进图书充足。现有大型仪器设备100多套件,总资产2500多万元。资料室藏书6000余册;中外学术刊物300多种,3600余册。人才培养遍布全国。45年来,培养不同层次的物理学人才5366人。其中:专科生572人,本科生4511人,硕士生239人,博士生44人。另外,成人教育2168人。这些物理学人才遍布全国各地,不少人留学国外或参加工作。许多人成为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各条战线的模范人物,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抚今追昔,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45年来,从重建系到新建院,历届党政领导,全体师生员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立志勤奋耕耘。前辈奋斗、后辈拼搏,继往开来、创新开拓,赢来了今天的巨大变化,取得了累累成果,创建了光辉史迹,为物理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现今,继续工作在教学、科研和管理第一线的师生员工,一定会昂首新世纪、再创新辉煌,把山西大学物理电子工程学院建设得更前沿、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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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80年的哲学系,2003年更名为哲学社会学学院。拥有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和社会学、人口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开设哲学、伦理学和社会工作三个本科专业。30多年来,学院始终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以服务山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根本宗旨,培养了大量高素质专业人才,是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 1983年,以张恩慈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学术团队,获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点,成为山西省最早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1998年,以郭贵春教授为带头人的学术团队,获得科技哲学博士点,是我省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点“零”的突破;2000年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2002年科学技术哲学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05年获得的哲学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是山西省最早的人文社科类一级学科博士点,对提升山西大学人文学科总体实力,辐射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服务山西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07年以来学院进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协同创新阶段,2012年“哲学与现代性”成为山西省协同创新优势重点学科建设平台,2016年获准山西省哲学优势学科攀升计划,哲学专业获省高校优势专业建设项目支持计划,2017年哲学学科入选山西省“1331工程”建设计划,学院抓住“部省合建”和“一流学科”建设契机,大力引进领军人才,新建有分析哲学研究所、欧陆哲学研究所、认知哲学研究所等,实施优才计划、内涵发展战略计划,努力提升学科整体竞争力和学术影响力。 新世纪以来,学院承担各类科研课题200余项,其中国家级课题50余项,争取到科研经费800余万;出版学术专著、译著和教材150多部;发表论文800余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200余篇;获得各种科研奖励40多项;学院牢固树立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致力于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逐步形成了具有时代性、先进性、科学性的专业课程体系。学院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教材,支持经典课、双语课、实践课、精品课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逻辑学课程被评为山西省“精品课程”,学院学生的调查研究报告多次荣获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奖励;学生自办刊物《猫头鹰》特色鲜明,质量上乘,为学生提供了科研锻炼的阵地。 在“十三五”和今后相当长时间,顺应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大潮和山西大学全面提升综合实力发展战略,学院将以哲学、伦理学拔尖创新型人才和社会工作基础应用型人才培养为导向,瞄准山西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高起点高标准开展研究型学院建设,促进师资队伍、教学和科研的国际化发展,努力使学院成为省内领先、国内一流的哲学研究基地和教学教育中心。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是教育部批准的全国高校 科学技术哲学 学科 唯一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也是迄今为止山西省唯一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现任中心主任为 郭贵春 教授。中心前身为成立于 1978 年山西大学 自然辩证法 教研室(后更名为科技与社会研究所), 1983 年获科学技术哲学硕士学位授予权, 1998 年获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1999年开始招收哲学项目博士后, 2000 年1月成为了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2002 年科学技术哲学被确定为 国家重点学科 ,2003年9月设立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5年获得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中心目前拥有一支结构合理、素质精良、整体水平高的学术队伍,其中校内专、兼职研究人员36人,包括45岁以下的中青年学者30人,占总人数的83%以上;拥有高级职称的22人,占总人数的60%以上;博士或在读博士35人,占总人数的97%以上;34人具有半年以上国外学术研究访问经历,占总人数的95%;拥有教育部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长江学者、马工程首席专家、国家万人计划、全国四个一批和文化名家等高端人才18人次。校外专、兼职研究人员28人,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学术研究机构。中心还主办有CSSCI核心期刊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建有学科图书馆,拥有中文藏书2万余册,外文藏书1万余册。 中心长期坚持科学技术哲学基础理论创新研究,目前拥有涵盖全面、特色鲜明的学科结构体系,主要的研究方向有: 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与STS、科学思想史 等。自2000年以来,中心共累计承担了国家及省部级科研课题260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3项、重点项目7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1项。中心设置了“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文库”、“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译丛”、“社会科学哲学译丛”等系列文库,出版了200余部科学技术哲学专著和译著,特别是翻译的《爱思唯尔科学哲学手册》获得了国内学界的一致好评,出版的《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理论建构与多元维度》、《科学表征:从结构解析到语境建构》分别入选了2016年和2017年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5年以来,中心教师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专著2部,在 Philosophy of Science 、 Synthese 等SSCI收录的英文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5篇。此外,中心还向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山西省政府等部门提供研究咨询报告23份;获得省级以上科研奖励80余项,其中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1项,提名1项,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9项。作为国内重要科学技术哲学人才培养基地,中心向全国各大专院校和研究院所,以及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输送了大量优秀毕业生,为繁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心立足本校,面向全国,放眼世界,与国内外众多高水平的学术机构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为社会各界提供服务,促进学术繁荣,是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的酝酿创建、80年代初期到80年代末期的成长壮大、90年代的繁荣发展和2000年的重组建设4个发展阶段。     1、酝酿创建阶段(1978-1981)   1978年正式建立山西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组,直属教务处领导,专职教师7人,担负起山西大学乃至山西省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的创建、普及、教学和科研的重任。山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正是在山西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基础上于1979年1月成立,并挂靠在山西大学至今。事实上,山西大学从此成为山西省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中心。1979年9月山西大学面向全国招生,开办了为期一年的自然辩证法师资培训班,有来自全国各高校的32名中青年教师参加了学习,除了本校教师外,还聘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和东北大学等单位的十位专家学者前来讲学。这个师资培训班的学员后来大多成为省内外科学技术哲学的教学和科研骨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个阶段在山西大学本科生中开设了自然辩证法原理、自然科学学科史(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生物学史等)等课程。科学研究主要在自然辩证法原著、自然辩证法理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科学思想史、科学家思想评价和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1981年山西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组还创办了不定期的内部交流刊物《自然辩证法学与探讨》,促进了山西大学和山西省科学技术哲学的学术交流与发展。   2、成长壮大阶段(1982-1990)   首先,建制更趋完善。山西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组1982年改名为自然辩证法教研室,1984年成为系处级建制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并建立起专业图书资料室。    第二,人才培养迈上一个新台阶。1983年开始招收科学技术哲学硕士研究生,1986年获得科学技术哲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在80年代,共有天津大学 、西北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 、河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校将近40名研究生申请科学技术哲学硕士学位并通过答辩。山西大学自己培养的硕士生也开始考入其他博士点深造学习。同时,全校本科生和其他专业研究生的科学技术哲学类课程进一步获得拓展和加强,并接收在职人员进修研究生课程。    第三,科学研究进一步拓宽和加深。关于辩证大自然观、化学哲学、化学史、数学史、科技通史、中国古代科技史和西方科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开始步入全国先进行列。《化学哲学基础》、《化学史教程》、《中国数学简史》、《世界数学简史》等一批论著代表了国内当时各自领域的重要基础研究成果。    第四,刊物建设走向规范。随着系处级建制的山西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成立,其主办的刊物《自然辩证法学习与探讨》于同年更名为《科学技术与辩证法》而正式创刊,面向全国发行。本刊本着科学、民主、公正、严谨,鼓励创新、扶植新人的原则,不拘一格发表新作,广开门路容纳新观点,勇于拓展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思路。在全体编审的共同努力之下,使得本刊在短短的五年中在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一大批学术界新人在她的真诚呵护下成长起来。    3、繁荣发展阶段(1991-1999)   首先,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素质精良的学术队伍。90年代末期有研究人员22名,其中教授9名、副教授6名、讲师5名、助教2名、博士生导师3名、硕士生导师9名。1993年6月,山西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改名为山西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1995年7月,以本所研究人员为核心,组建了山西大学杨振宁研究中心。    第二,科学研究在经历了十余年的积累和不懈努力之后,在90年代获得了大面积丰收。《人类认识的反思》、《自然辩证法基础》、《自然辩证法教程》等论著代表了自然辩证法理论研究的前沿;《当代科学实在论》、《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后现代科学哲学》、《论科学实在》等论著是国内这些领域的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历史上的自然科学研究学派》、《中国古建筑探微》、《走在时代前面的科学家-杨振宁》、《跨越界线-哲人科学家海森堡》、《把希望托给明天-诺贝尔的启迪》等论著反映了在科学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科学学导论》、《化学教育史》、《数学与文化》、《数学大观》等论著是这个时期STS研究的代表性成就。同时,还承担了一大批国家和省部级的重点科研项目,既有理论性很强的基础研究,也有面向实际的应用研究,并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第三,全面参与和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一方面, 走出去,积极参加国内外的各种科学技术哲学方面的重要学术会议和活动;另一方面,主动创造条件举办各种科学技术哲学方面的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这样既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和交流,也为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四,《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刊物水平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992年开始向国外发行,1993年被认定为全国哲学类核心期刊,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三大学术期刊之一。正是通过她学术面广、信息量大、品位高,具有广泛的学术代表性而发挥着促进我国科学技术哲学进步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五,学科建设走向辉煌。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学科1995年被评审为山西省重点建设学科;1998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地方高校中唯一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1999年开始招收项目博士后。累计招收硕士研究生68名,博士研究生6名,博士后2名。到90年代末,已经形成了既注重点也注重面,既有单兵作战也有集体合作, 理论与应用结合,科研与教学结合, 以老带新,以强带弱, 团结协作,勇于创新,持续发展的多元化学术发展特点,在全国科学技术哲学界赢得了较高的声誉。     4、重组建设阶段(2000年至今)   2000年1月,山西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重新改组,成立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于2000年9月被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2年1月科学技术哲学被评审为国家重点学科,2003年9月获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同年9月成为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5年12月又获得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这是一个具有独立的系处级编制的科研机构,它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开放性,面向国内外招聘优秀的专兼职研究人员,实行全员聘任制和流动制。全新的观念和机制使山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轨道,无论是学术队伍与人才结构,还是图书资料和科研设施,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和规模,居于全国同类学科的领先地位。   “十五”期间,中心从基础设施建设、学科建设、学术梯队建设等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总使用面积达到950余平方米,其中图书馆面积228.75平方米;获得了科学技术哲学国家重点学科、哲学与科学技术史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学术研究团队被评为“山西省优秀创新团队”。在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各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形成了以科学技术哲学国家重点学科为龙头,以科学技术史和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以及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为支撑的哲学与科学技术史学科群,走出了一条地方高校创建学科群的特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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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sim是机械、电子、液压等工程系统的仿真,偏重于系统层次。当然也可用于元件的仿真。

像液压仿真的话,amesim主要是元件外部特性的仿真,通过元件HCD库可以搭建自己的液压元件,至于具体的分析内部还是由公式来计算的。

而fluent是流场的仿真,更深入一个层次。

你要仿真一个系统用前者,要对一个元件的内部细节结构分析,看不同结构形状对流场的影响则用后者

微xin号:eggforhouse,V蛋蛋小屋V高端原版复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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