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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表明，无论就本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未必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仁者爱己”也。），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其二：走偏锋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事，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论语：里仁》）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新教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有一种怎么样的促成作用呢？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被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他富有创见地诠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文化、信仰深层原因，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发展成功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自有发蒙振聩的意义。韦伯在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时，认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原因，唯有加入“儒教”（应为伪儒——作者注）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一直在批判传统思想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负面作用。只是“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传世糊涂帐，至今扑朔迷离，云雾缭绕呢。二，常葆“正道”金身不坏，“权力制衡”必不可缺。有了经济动力。有了正道共识的“转辙器”导向作用，是不是走定正道了？非也。“自私加灵性”好比天生“原罪”，撒旦的诱惑无处不在。人们一旦拥有为所欲为的决策权力，很容易走上损人利己的偏锋邪道。历史证明，权力导致腐化，无制衡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为不可颠破的人世铁律。防范权力腐化的有效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了。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权力制衡”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守护神。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尚书：太甲中》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格局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内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在“权力制衡”机制的保障下，一种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得以可靠发挥“转辙器”的导向作用，引领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驱使下循正道发展进步，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合理化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启人心智、确凿有效的教育体系，导致科技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发挥增进人生福祉的实效。循正道崛起，水到渠成乎？综上所述，“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和具有“权力制衡”内涵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循正道崛起的两大决定性内因、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上世纪攸关民生的二十项重大实用发明创造，包括电气化、自动化、电子化、航空、航天、现代供水系统、无线电和电视、电话、电脑、激光和光纤、照相、农业机械化、空调和制冷、高速公路、互联网、家用电器、医疗技术、石油化工、核能利用和高性能新材料等，几乎全在美国创始和发扬光大。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52位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者，占64％；47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研究工作者，占59.6％；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46位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23.5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71.2％。美国人不但“垄断”了近20年来的诺贝尔奖，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的6年中，除2005年的生理或医学奖为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分享之外，其他历年所有奖项中，都有美国人分享或独享。2006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又全部被美国人包揽。应当说，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奇迹般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印证了美国的超强科技实力。科技进步，是循正道“大国崛起”成功的第一实证，没有这个第一实证，不论怎样大话连篇，总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罢了。循正道“崛起”的大国，决策绝非当然正确，常有错误发生，有时会犯大错误，但是它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自动”纠正的能力。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非也。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自我完善，回归“中道”。美国作为当今循正道“大国崛起”之最、世界唯一超强，常被指责为霸权，但其本质迥异于往日偏锋崛起的恶霸。美国认定自身安全和繁荣的最大保障，绝非武力征服和占领外部世界，而是建立在共同循正道发展进步的全球化大趋势之上；因此不是打压、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却乐于提携后进甚至昨天战场上落败的敌人共存共荣、正道崛起。二战以后美国实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支持日本重建繁荣，乐见德国统一重光，主导、参与各种国际援助、开发、排难解纷计划，一以贯之，堪以为证。美国责无旁贷担起了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特别是防范偏锋崛起的重任，充当着非常不易讨好的“善霸”角色。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领导全球反恐斗争，运用“先发制人”打击手段，公开谴责和施压“流氓国家”，特别是2003年3月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倒萨战争以来，显然犯了许多决策错误，并且在伊拉克陷入了苦无良策、进退两难的困境。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改变了参众两院的两党阵容格局，已然出现了政策大幅检讨和调整的态势，尽管不免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美国有理由抵制中国崛起吗？就人文关怀而言，美国对于中国的善意，不会亚于对日本、德国；但是美国断然担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偏锋崛起。担忧的根据来自一党主政的绝对权力体制，因为绝对权力体制从来不能保障循正道良性崛起，却是偏锋恶性崛起的温床；而非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国”。由于中国当局“韬光养晦”、避免同美国对抗的外交策略极为成功，这种担忧已在对话和合作中得到缓解；说现时中美关系处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期，当不为过。主政者的明智和善意，构建和谐社会，承诺永不称霸、和平崛起，以及提倡和谐世界理念等作为，固有助改善国际观瞻，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力体制的危险性质变得无关紧要了。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势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旷古未有的优越机遇，以及循正道崛起的有利外部形势；否则根本不可想象战后欧洲、日本、四小龙以及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巨大成功，前苏联及其东方集团和平顺利转型，以至中国今天获得的经济腾飞奇迹。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大国崛起” 的较量。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实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的存在，任何国家走偏锋崛起越来越难实现，但循正道崛起的道路空前畅通宽广。可以说，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循正道崛起最为有利的外部条件。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但是中国迄今具备了循正道崛起的上述两大必要的内部条件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军事现代化谈何容易。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缺乏上述两大必要内部条件。21世纪中国循正道崛起，关键在于落实创造自身两大必要条件。如果见不及此，怕是难逃偏锋致命吸引力的诱惑，民族主义抬头搅和，走火入魔，事与愿违；福兮祸之所伏焉。为了克服信仰真空，建立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或共同价值观，中国现代社会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重复古代西方倚托神性宗教载体的旧路。实际上现代西方社会已然遭遇宗教信仰危机（911事件起了缓解西方信仰危机的副作用），面对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迫切需要适当的理性思想体系支持。中国得天独厚，本来拥有人类思想库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至珍至贵理性大全宝典――真版孔子儒家学说。夫子当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应为今日高科技讯息化时代“知其大可而为之”的大觉醒取代。一旦分清真假孔子，拨乱反正、重新解说、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应能以宏大的包容性融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教义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人类思想精华，构建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适合国情、接轨国际、拥抱现代、历久弥坚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母国中华神州发扬光大，并因其“普世伦理”性质，将能成为整个人类大家庭享用不尽的优化理性“心态文化”系统。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中国改革大业的当务之急、急中之急，早已成为朝野共识，但为何迟迟吾行，举步维艰呢？最大难度该在于一党主政与“权力制衡”交集之难。中国经济发展辉煌成果来之不易，和谐稳定、渐进改革乃人心所向。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双议会制、普遍选举等贯彻“权力制衡”的传统制度，可能引发政权更替、国势动乱而遭排除；切莫就此判定中国政治与“权力制衡”冰炭不容，无计可施了。勇于挑战“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的中国人，何不大胆“猜想”、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最大限度集思广益，尝试设计推出中国特色安全受控型“权力制衡”方案，争取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抗，在一党主政的大环境中，进行试点，开辟新途，与时俱进，寻求实效；而非长期踌躇踯躅，蹉跎似水流年，误了天缘佳期。
日本崛起 日本自1890年，走上帝国主义道路，依靠对外扩张，不断壮大国力，几乎实现了大国崛起，但又因为国家战略目标过大以及发展道路的选择错误，超出了国家经济所能承受的程度，最终走向了失败，使明治维新以来80年的努力毁于一旦。1945年9月3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接着，美国大军在日本登陆。日本民族的崛起历程又回到了起点。吉田战略——战后国家复兴的战略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日本国民财富的42％毁于战火。1946年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消费水平分别为战前的62％和57％，工农业生产亦遭到极大的破坏，对外贸易几乎完全断绝，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扶摇直上，几百万名失业工人流落街头，人民生活日益恶化。不仅如此，战败的日本被美军占领，完全失去了民族独立。战后初期日本民族崛起面临的任务是恢复经济，恢复民族独立，建设全新的民主国家政体。在这种形势下，吉田战略应运而生。吉田茂是对战后日本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的政治家。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日本实现了由战前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治向战后资产阶级和平民主义政治的过渡。吉田茂参与主持作出了决定战后日本命运的两项政治决策，一是制定新宪法，二是缔结《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前者摒弃了战前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放弃了军备和战争，建立了新的国内政治，使日本走上了资产阶级和平民主国家的道路。后者决定了日本同美国结盟，确定了日本在战后世界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并从法律上结束了被占领状态，恢复了日本独立国家的地位。在吉田茂主持下所形成的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基本上符合日本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保证了日本比较顺利地医治战争创伤，迅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强国。吉田战略是在围绕媾和与再军备问题的各种政策争论中逐步形成的，基本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牺牲国家主权为代价，依靠美国保卫本国的安全和重建经济；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保持协调一致的立场，对抗苏联阵营；在可能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减少军备负担，建立必要的国内正常秩序，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经济，恢复和扩大对外经济联系，把日本重新建设成为现代化的、与其他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世界经济强国。按照吉田战略的安排，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允许美国在日本国内驻扎军队，甚至拥有镇压日本内乱的权力。这就使日本在获得独立后，又重新陷入被半占领状态。因而，这一条约遭到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对，甚至保守党内的大多数人也指责吉田茂搞集体防御，在军事上过分依赖美国，必然会造成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对美国的依赖性，影响日本的独立国家地位。对此，吉田茂承认：“拥有强大武力的美国同已被剥夺军备的日本是不可能平等的。”他认为，经济发展是其他一切发展的前提条件，国家的独立要靠强大的武力来保护，而强大的武力又必须以经济的繁荣为后盾。战后日本经济千疮百孔，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日本经济自立，乃是全民族的首要任务，为了把经济搞上去，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甚至包括暂时置国家独立地位于不顾。这就是吉田茂的“商人的国际政治观”。他认为，将本国的防卫委托于他人，自己则利用节省下来的资金，专心发展经济，这种做法对于现实的日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由此带来的日美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只是暂时的，这种关系“自然会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逐渐加强而发生变化”。导致产生吉田战略的种种矛盾和制约在战后几十年中始终存在，因此，战后日本各届政府均在吉田战略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政策。虽然各个时期有不同的提法，但都没有超出吉田战略的基本范围。1957年制定的《国防基本方针》、1976年制定的《防御计划大纲》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均可以看作是吉田战略的延续。“国际国家”——政治大国的战略选择战后日本采用吉田战略，远离国际事务，将国家安全问题委托给美国处理，保持较小军备，专心于经济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基本实现在经济上赶超欧美的国家发展目标。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的经济实力有了新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10％以上，对外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三位，成为超过苏联居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日本已从追赶者变成被追赶的对象。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和在国际社会中发言权的不断扩大，日本人战后长期压抑着的大国意识开始复苏。原有的吉田战略已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日本社会发展进入了“没有航海图的航海”阶段。日本面临着新的转折。寻找和确定新的国家发展目标，制定新的国家发展战略，便成了日本政治的重要课题。战后的日本作为“特殊国家”最大限度地充当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受益者。战后日本以“贸易立国”为国是，把做“经济大国”和跻身于欧美“商人俱乐部”视为唯一的国家发展目标。为此，它竭力避免在政治上、尤其是在经济上卷入国际纠纷与冲突，较少考虑在国际上的名誉、地位以及自主性等。但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经过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后，日本统治集团意识到继续作为“特殊国家”已越来越困难。另外，随着日本经济实力不断增长，日本人已不甘心屈居“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地位，要求由“特殊国家”转变为“正常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经济实力相称的作用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于是，“国际国家论”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出现在日本的政治论坛上。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术界掀起了一场“美国霸权”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从表面上看似乎议论的是“美国霸权”的发展问题，但实际上与日本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何种角色这一基本命题密切相关，对日本走向“国际国家”作了理论上的论证。这场讨论得出的结论是，“美国霸权秩序”已产生动摇；“美国霸权秩序”之后将迎来“共同管理秩序”；在“美国霸权”走向衰落、多国“共同管理”势所难免的国际秩序的转折期，日本必须成为创造国际新秩序的强有力的一员。20世纪80年代初中曾根执政以后，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政治纲领，强调“日本正处于战后史的重大转折点”，主张“不设禁区，以新的想法、观点去如实地重新认识历史的带基本性质的制度和格局”。在中曾根执政的5年中，日本已经明确地将“国际国家”作为日本面向21世纪的新的战略目标，充当“国际国家”已经成为它的一种自觉行动。“国际国家”的实质就是从根本上摆脱战后时代的“特殊国家”地位，做政治大国，成为与美苏平起平坐的世界一极。中曾根主要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调整体制。即调整日本战后发展所仰赖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使其适应国际化时代的需要。二是修正路线。即通过在外交、防务等方面的“积极参与”与“分担责任”，修正战后保守政权坚持的“重经济轻军事”的政治路线，构筑与日本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国家战略。三是改变思潮。即通过冲破“政治禁忌”，给“屈辱”的战败国历史打上休止符，开创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堂堂正正”的时代。中曾根政权为了凝聚民族意志，推行做“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在日本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新民族主义”思潮。一部分右翼势力也趁机鼓噪。他们企图通过肯定战前侵略行为，为侵略战争翻案，来克服“战败国后遗症”；以宣传“皇国史观”、“大和民族优越论”等狭隘民族主义来抬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以向“政治禁区”挑战，来否定和平主义思想。日本右翼势力遭到日本国内进步势力的抵制，同时引起了日本周边国家的警惕。对于这一情况，中曾根执政后期已有所反省。他表示“要坚持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融合的中庸国家主义”，并提出日本要在“安全航行区”前进。中曾根的后任也一再宣称日本绝不做“军事大国”，以图打消国际舆论特别是亚洲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崛起的疑虑。“借船出海”——全球性大国的战略选择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骤然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高潮，日美经济磨擦愈演愈烈，日本人的大国意识进一步增强。冷战后日本究竟向何处去，成为摆在日本人面前的新课题。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日本对在新的国际战略形势下的战略选择进行了新的思考。在日本人确定自己的战略选择过程中，三个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是冷战后美国经济并没有衰落，而是通过信息产业革命，牢牢占据着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其世界霸权地位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不可撼动；二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经济陷入零增长，其大国雄心一度受挫；三是日本重新称霸亚洲的野心遭到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强烈质疑。经过长期思考，日本人终于认识到，任何想摆脱美国的束缚、单独在亚洲做大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日本只能借助日美同盟这个平台来实现做政治大国的理想。冷战后，日本社会中普遍对继续维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必要性产生了疑问。右翼人士石原慎太郎说，在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纪元之际，“日本是一个处于能够发挥主要作用的最强有力地位的国家。日本可以谋划为建立世界新秩序作出自己的贡献。日本今天有能力走自己的路。日本有能力制定一项全球战略，而且应该这样做”。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步入政界，逐渐掌握了政府的核心部门。这些人对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尊严具有强烈的意识，主张树立大国形象，彰显自身的国家利益和独立自主，力图为日本在国际上“谋求一个更加辉煌的角色”。部分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人则认为日本像现在这样充当从属角色，是对日本民族自尊的公开侮辱，主张扩充军备，发展日本独自的遏制力量，借此来提升国家的地位。另一方面，日美之间的经济摩擦也达到顶峰。美国人的反日情绪高涨。尽管日本希望摆脱美国的控制，独立发挥大国作用，但持现实主义观点的政治家大都清楚地认识到，以日本的经济实力还远远不能与美国对抗，日本任何想在亚洲独自称霸的企图都会遭到亚洲主要国家的抵制。况且日本国内政治领域尚有许多问题未解决。日本还不具备制定一个脱离日美同盟的、独立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的大国战略的条件。美国也有一些人士认识到美日同盟的重要。负责制定亚洲政策的约瑟夫•奈也认为，不能把美日关系当成冷战的遗物加以摒弃，全球均势向亚洲倾斜使得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不是下降了而是提高了，因此必须营造一种更为平衡的同盟关系，以适应21世纪的发展变化。1995年2月，美国发表了《东亚安全战略报告》，3月，又发表了《关于日美安全保障关系的报告》。报告指出，“没有比美日同盟更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它是美国维持太平洋安全和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基础。日美安全保障的目的之一就是支持日本在全球范围和地区范围内负担起更大的责任。1996年4月，日美两国在东京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对日美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美国承认“日本负有领导世界的责任”，日本将以“平等的伙伴”身份与美国共同参与国际事务。与此同时，日美安保体制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原先日本向美国提供基地、美国保卫日本的“单向型”防卫体制，转变为日美“双向”防卫合作的体制。日美防卫合作的范围由以往的“本土防御型”转变为“干预地区冲突型”，从日美双边军事安排演变为日美联合对第三国和地区进行干预。从此，日本开始与美国联手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日本100多年来的大国梦想似乎就以这种形式实现了。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日本那样锲而不舍地追求大国地位，也没有哪个大国像日本崛起走得如此曲折。它的第一次崛起靠的是武力扩张，终因实力不济，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崛起采取的是和平方式，靠的是超级大国的庇护。日本的先天不足使它总是在怀疑其他大国的诚意。日本在追求大国地位的过程中似乎摆脱不掉与其他大国对抗的角色。综观日本两次崛起的过程，至少有两点经验教训值得关注。第一，不要追求自身利益的绝对化。从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30年是日本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除了以武力对亚洲大陆的侵略扩张外，保持与其他大国的“利益协调”，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但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顽固地坚守自己的既得利益毫不退让，并以武力拓展自身利益，结果适得其反。第二，必须搞好对民族主义的掌控。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充分利用民族主义调动全民的积极性，但后来民族主义向极端化发展，裹挟着日本社会走向了战争。当今的日本社会与二战前颇为相似，政治家们正企图借助新民族主义以争取民众对大国战略的支持。这股新民族主义思潮会不会推动日本重走二战前的老路呢?世人正拭目以待。
论《大国崛起》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内容】 《大国崛起》通过展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九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用不同方式实现强国的历程，不仅体现出各自鲜明的不可复制的时代特征和民族个性，同时也探讨了某些相通的规律，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与模式有指导作用。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体制创新。 葡萄牙、西班牙是市场经济的发端国，英、法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创始国，美国是用市场经济无形的手与政府干预有形的手共同调节经济的开山祖。事实证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要想经济平稳运行，必须坚持市场与宏观调控相结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前，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我国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科技研发，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发展，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加快转变对外贸易方式，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一、抓住发展机遇，提升国家实力。大国崛起都是抓住了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英国抓住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标志，成为世界霸；美国则在电力为标志第二产业革命中占得先机。因此，我国崛起必须善于抓住发展机遇，在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中，要切实推进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的发展，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经济基础。 积极发展科技，推进教育文化事业。日本十分重视这方面发展，积极向外国学习。不论是涩泽荣一前往欧洲参加万国博览会，回国宣传新思想，还是日本1871年派使团出使欧美各国，都为明治维新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明治维新期间，日本重视发展科学技术，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普及义务教育，派遣留学生，加快了向西方学习的步伐，缩短了与西方经济的差距。在当今，国际竞争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国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高素质人才，切实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二、改革要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苏联的兴衰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沙皇彼得一世、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本来是俄罗斯改革体制最有力的推动者，可当改革到一定阶段时，改革必然触犯到这些人的利益，此时他们都同时不约而同成为改革的反对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葬送国家几十年改革的成果。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坚持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切实要推进改革的发展， 循序渐进，并且进行要彻底。 三、 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培养民族精神，推进思想解放。大国的崛起都经历了思想解放的历史过程，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英国的崛起经历了早期的新教运动，为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启蒙运动下，法国爆发大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人具有武士道精神，具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明治维新期间更是在太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的带领下，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民族精神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我国必须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地位，树立社会主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努力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民族竞争力。 要实现和平崛起。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了世界和平，阻碍了社会发展，不容历史所原谅。当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集中营长跪忏悔，我们看到了德国人勇于反思和敢于悔过的决心，我们也相信他们必将实现和平发展。跪下来的勃兰特，站起来的是整个德国。因此，我国必须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广泛开展对外竞争与合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我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上有重要地位。我国要坚持求同存异，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展示我国负责大国形象，绝对要避免世界大战的悲剧。 《大国崛起》是中国纪录片人为回望世界历史提供的一个独特的视角。它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为当下中国的发展寻找鉴镜；它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经验；它以寻找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为叙述平台，为推动中国的发展寻找根本的力量。 聆听历史是一种深远的领悟，借鉴历史是一种内在的智慧。相信通过《大国崛起》，必将启迪中国未来的发展;相信通过共同奋斗，必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介绍你看一下中央电视台制做的记录片大国崛起,里面说的很好,在百度的视频搜索里肯定能找到,先听听再写,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日本的可能是百年维新,你也太懒了点吧,写论文不自己查一些资料,不自己动动笔,用别人的有什么意思??先谈谈日本。日本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在这个面积狭小、资源贫乏的多山岛国上，日本人创造出了一个奇迹，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大国。谈及日本的崛起，不得不说到日本的学习之路。陈冰在《作坊里的日本》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日本有‘心灵紧闭’但‘眼观八方’的特征。在国弱时，他们卑谦地对外点头哈腰，默默拿来先进才智，然后悄悄地在作坊里加班加点地消化进化，乃至超越。一旦确信自己超越了别国，便会出其不意地‘创造神话’……”的确，日本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国家。日本的第一个老师便是中国。5世纪，大和国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并于6世纪中叶逐渐确立起以皇室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和国家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即贵族与皇室的权利之争日益尖锐。而在同一时期，中国隋唐这些大封建帝国的相继出现，繁荣发达的封建政策、经济、文化给日本造成强烈影响。这不仅给日本振兴国家树立了榜样，还给日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使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大和国家所面临的统治危机。于是，他们在645年发动宫廷政变，拥立孝德天皇即位，而后按照我国隋唐的政权形式建立新的制度，进入封建社会，这就是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之后，日本对于吸收我国封建文化的态度更为积极了。唐朝时期，日本一共派出了遣唐使十九次，每次少则二百人，多则四百到五百人，其中除正式使节以外，还有留学生、商人和各类工匠，这大大促进了中日两国文化和经济交流。代表人物便是阿倍仲麻吕。他在中国生活四十余年，受到唐玄宗的重用，官拜左补阙，与李白、王维等结为好友。753年，他回国的船被风浪吹走，传说遇难。李白听说后，挥毫写下《哭晁卿衡》，可见友情之深。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又积极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科技文化。1867年，涩泽荣一去欧洲向各国学习；1871年，岩仓使节团前往欧美12个国家学习……这无不体现了日本的学习精神。其次，改革也给日本带来了新的活力。除上文说过的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也在日本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进步作用。1853年的黑船事件打开了日本的国门，面对外来入侵，一部分中下级武士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展开了倒幕运动，并取得了胜利。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明治维新虽然是一次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它的确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日本摆脱了半殖民地的束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掀起了日本的第一次崛起。第三点便是战争。日本在明治维新中过度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从改革促发展，变为战争促发展。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1914年的一战，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1942年的中途岛海战……这都体现出日本帝国主义是多么狂妄和野心勃勃。然而，日本以战兴，同时也以战衰。1945年9月2日，随着日本在二战投降书上签字，它欲称霸世界的美梦化泡影。但是，战争的失败并没有阻碍日本前进的脚步，反而掀起了日本的第二次崛起，并于1968年跃居世界第二位。
当前的国际形势主题还是和平和发展，但是我想恐怖主义和地区冲突还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比如说朝鲜半岛形式，以及伊朗核问题。不过我相信世界还是和平的。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与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中欧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向前迈了一步。本文结合中欧关系的现状，谈谈自己一些看法，并且从中方角度浅谈如何应对中欧的现状。关键词：国际关系 中欧 全球化 引言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与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2004年之后中欧结束了长达10年的“蜜月期”，逐渐的进入了一直复杂的环境之中。一、 中欧关系的现状1.合作的关系中欧的战略伙伴关系没有能够取得比较有突破性的进展。曾处在“蜜月”期的中欧双方都希望让合作的加深来解决一些问题，同时也加强彼此的合作关系。例如，中方觉得欧盟应取消对华的军售禁令，应该承认中国市场的经济地位。虽然欧方也作了积极的回应，然而在这两个问题上到现在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然而，实践的结果表明双方没有能够在任何一个重大的问题上真正的展现出中欧合作的强烈期望。 2.竞争的关系 中欧在曾经相互合作的领域里也出现了竞争的关系。在经济关系上，中欧关系一直是以合作互补性的典范著称。过去的近些年中欧之间的贸易基本保持平衡，其中，欧盟在中国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欧洲的企业也获得了预期的市场，强化了自身的竞争水平。然而，在2004年欧盟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之后，彼此的竞争的关系在经济关系中也变的明显了。欧方不停的抱怨中方对欧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频繁的运用针对中国的进口产品的保护主义的措施。欧盟也在不断的给中方施加压力，一再要求中国要开放本国的市场以及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等。在2006年欧盟曾发表的对华政策的文件中更是把中国看作是“对欧盟贸易政策的最大挑战”，甚至还提出了让中国做出让步的要求。不仅如此，中国曾参与的欧盟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的研究，这被看做是中欧合作的具有标志性的一个事件。然而现在，因为欧方不断的在这个计划中去排挤中国，中国已开始加速自主研发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并且在频率的占用上面与欧盟形成了正面的竞争关系。3.外交新问题在一些曾不相关联的事情上，中欧之间出现了新的问题。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在2005年之前并没有引起欧盟各国的关注，这也和中欧的双边关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2005年之后，中欧就中国对非的政策一直表现出不满。在一些政治的问题上，欧方也经常地指责中国与津巴布韦和苏丹这些在欧方看来属于专制的国家所保持的友好关系。欧方对中国在非洲的能源以及矿产的资源领域中的投资活动很是不满，总是把中国比做是抢夺非洲资源侵略者。对于一些援助的问题，欧方还经常地指责中方不加任何的政治条件的一些援助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
浅谈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众所周知，近代外交始于西方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之际，而奉行“民族国家至上”原则的外交则始于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黎塞留对近代外交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拿破仑滑铁卢之役战败到维也纳会议，梅特涅时代的外交奉行“欧洲协调原则”即是欧洲的保守势力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对革命势力的遏制而团结在一起。俾斯麦统一德国后打破了均势外交，奉行“现实政治原则”即以国家实力及利益来制定国家外交政策。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中国在1840年被迫打开国门后，实际上已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列强角逐鱼肉的对象。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前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在此要讨论的是中国在1949年后外交政策的变化。建国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是与苏联结盟来对抗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1960年因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既反美帝又反苏修，事实证明这种纯粹以意识形态外主，牺牲国家利益的政策是不可取的，从1960—1971年中国实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苏两极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联手对抗当时如日中天的苏联，以遏止苏联的扩张。这个历史性的外交转变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外交政策制定的依据，而改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石。因为对美关系的改善客观上也促进了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当今的中国外交政策即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霸，俄罗斯虽已雄风不在，但对世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欧洲离国家的形成还有很长的距离，暂还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但欧盟一直希望联合起来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力。日本自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后一直在追求恢复正常国家的地位，以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地位。而印度随着经济的崛起也想追求大国的地位，称霸南亚。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的重点。而对美关系则是重中之重。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权，二战后一直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警察”角色。虽有些学者说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比如“911”后，伊拉克战争，还有目前的金融危机等，但其仍拥有无可比拟的超级实力。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未
2012当前国际形势分析 2012年以及过去的2011年国际经济、政治、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国家兴起，世界多极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经济在缓慢和不平衡中复苏，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国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朝鲜半岛安全不容乐观、中东战火纷飞、伊朗核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非洲大面积军事冲突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纷争愈演愈烈。2011已经走过大半，我们期待合作，期待和平、期待发展、期待绿色。简单地从几个大国来看：美国力不从心，已经进行了战略调整，高调重返东南亚，以遏制中国；欧盟与欧元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峻考验，欧洲领导人正竭力与危机奋战；俄罗斯痛感资源出口依赖型经济结构的弊端，决定加大外交为经济现代化服务的力度；日本经济本来就萎靡不振，在经历了9级地震后，国家经济更是遭受重创，政府公信力下降；中国外交活跃主动，在国际经济复苏、全球综合治理、地区形势稳定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作用，但国内CPI持续上涨、与周边国家间领土争端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最主要问题。1、新兴大国在各领域发挥影响、世界多极化发展进程加快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保持强势发展势头，尤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为代表，其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1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比重将达52%，历史上首次超过经合组织成员国。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气候变化以及伊朗核、朝核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二十国集团G20当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占了成员国的半数。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仍具有相对优势，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话语权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各大国针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纷纷调整对外战略和政策，互动更加活跃。国际关系的形态更加多样，内涵更加复杂。传统国家间阵营和界限趋于模糊，利益组合趋于复杂。围绕气候变化、核安全与防扩散、国际金融改革等议题，各国根据不同利益需要结成不同联盟。国际关系行为主体更加多元化，国际权力更加分散。普通民众通过互联网、手机等信息技术，对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增加。2、经济在调整中缓慢复苏，仍面临许多不确定风险2010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回暖迹象。但另一方面，各国为刺激经济增长而实施的扩张性政策导致政府债台高筑。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二十国集团成员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例已近8%。2010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达创纪录的1.3万亿美元，2011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将进一步恶化。日本的财政状况也不容乐观，政府债务规模是GDP的200%，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20个月下降，深陷通缩泥潭，但震后重建可能会给日本带来一丝转机。中国和印度等亚洲主要国家经济复苏强劲，但面临物价上涨、经济过热的风险，并且可能将风险传导给亚洲其他国家。2011年，世界经济将继续增长，至于增势是否减缓则存在未定因素。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仍然很不乐观。IMF《全球金融报告》认为，尽管世界经济仍在复苏，但全球金融体系发展依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在世界经济复苏的同时，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逐渐改善，但要取得更大进展则需化解主要银行系统的遗留问题。然而，巨大的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发达国家面临着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挑战。事实证明，新兴市场经济体对金融危机冲击有更强的抵抗力，但其金融体系依然脆弱，并面临着遭受巨额资本流入冲击的风险。3、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多变、中美扮演重要角色第一，朝鲜半岛剑拔弩张：朝鲜与韩国依然对“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闹得不可开交，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将得以延续。朝鲜和韩国之间再度出现军事摩擦的可能性相当大。由于双方领导人在国内政治领域中的回旋余地都很有限，因此，对于军事摩擦和冲突的控制将更多取决于美国和中国等周边大国的克制与约束。第二，中东地区的情况令人担忧：阿以谈判再一次因犹太人定居点问题而告破裂，中东和平进程再度搁浅，而且很难在近期内再度开启。从2011年7月起，美军将开始从伊拉克撤军，但撤军规模也有可能取决于伊拉克马利基政府的工作绩效。由于巴基斯坦坚决拒绝美军跨过巴阿边界围剿藏匿于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组织，而美国扶植的卡尔扎伊政府又十分脆弱，所以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规模也迟迟难以决定。伊朗核危机在经过一系列外交折中之后仍然处于僵持阶段。第三，2011年非洲的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苏丹于2011年1月8日就南部苏丹是否独立问题进行全民公投，南北双方尊重公投结果，和平分手，结果还不错，没有带来大规模冲突。再看利比亚，卡扎菲与反对派双方你争我夺，北约组织对其进行军事打击，施行空袭，对人民在成了巨大伤害，不断有人员伤亡。第四，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1号，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军击毙，使塔利班武装分子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这无疑是全球打击恐怖分子上重要的一笔和胜利。但恐怖主义泛滥依然像乌云一样给世界压力，《人民网》5月2日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篇注明是知名媒体评论员写作的文章，题目是“拉登被埋葬在春天里，但美国反恐战争仍在严冬”，认为“从实际情况看，美国的中东反恐策略从未成功，反而是越反越恐”。最后，中国周边很不安定：首先表现在与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因南海争端分歧扩大，越南菲律宾不断扩充军备，进而耀武扬威，但最近似乎有缓和之势；其次，钓鱼岛争端，中日关系一度紧张，但因为日本大地震的发生，此事似乎暂时搁置；最后是中印间领土争端，印度通过进口先进装备不断提升其军事力量，与中国形成对抗。而我国一直本着和平对话解决问题的方针，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与其交涉，争取不直接与其产生军事冲突，一方面大力提升我国军事防御能力，东风21-D、歼-20、航母等先进军事武器不断亮相，以震慑其他国家。239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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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地处中国西南部，全省97%以上被山地或丘陵覆盖。由于地形限制，贵州过去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滞后，一度被称为"穷山恶水"之地。
然而，过去20年里贵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最近10年贵州强势崛起，经济增速连续9年位居全国前3。
2019年贵州贫困县全部摘帽，人均GDP更是超过了广西、黑龙江、甘肃，不再全国垫底。 本文侧重分析贵州崛起背后的密码。
在国家发展的大潮中，贵州抓住了两次发展机遇期，一次是2000年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另一次是2008年末国家启动的4万亿计划。
1999年西部大开发前夕，贵州GDP只有907亿，在西部12个省市中排名倒数第9，是中国南方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
要致富先修路，贵州以交通为突破口，大力发展路、桥等基建设施，打破先天瓶颈。2000至2003年贵州全省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入资金达823.64亿元，创 历史 新高。
到了2005年底，贵州全省基本实现了县县通油路、乡乡通公路的目标。
与此同时 ，贵州紧抓国家"西电东送"的战略机遇，充分发挥煤炭资源优势，举全省之力推动电力工业发展。2005年电力产业成为贵州第一大支柱产业，对贵州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34.2％。
2008年末国家启动四万亿投资计划，贵州再次搭上国家发展快车。2012年贵州发布地方版的3万亿投资规划，以强交通为抓手，持续加大对高速公路、桥梁、机场的投资建设力度，构建现代交通体系。
2015年贵州率先在西部地区实现县县通高速，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5128公里；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7000公里，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在国家大投资、大基建时代，贵州赶上了发展的好时机，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带来了经济的高增长。
贵州要区位没区位，要港口没港口，天生条件就不如人，只能通过后天努力来改变。 正所谓穷则思、思则变，变则通， 贵州政府在促进地方经济转型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2011年贵州出台"一看三打造"战略，重点扶持茅台镇、仁怀市做大做强白酒产业。2019年茅台集团营收超1000亿，市值突破1.5万亿，对拉动贵州工业增长功不可没。
2019年，贵州烟酒产业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1536.89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14.09%。 除此之外 ，贵州的煤炭、电力产业也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数据显示，电、煤、烟、酒四大金刚产业已成为拉动贵州工业增长的主力。
这些年 ，贵州还崛起了一批新兴产业，最为耀眼的当属大数据和文旅产业。2016年贵州出台中国首部大数据地方法规。
紧接着，华为、苹果、阿里巴巴等纷纷把数据中心落户在了贵州。伴随着 科技 巨头的进驻，2015年—2019年贵州数字经济连续5年保持全国第一。
在文旅产业发展上 ，贵州转变思维，把穷山恶水变成好山好水。2011年，贵州首次在央视推出形象宣传片。此后，一句"走遍大地神州、醉美多彩贵州"的广告语在全国家喻户晓。
不仅如此，贵州 旅游 宣传还走出国门，走向海外。2016年在国家 旅游 局支持下贵州启动 旅游 品牌形象全球推广活动，在韩国、美国、东盟及港澳台等地增加广告投放，让世界了解贵州。
政策上，贵州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比如，2018年12月—2019年2月期间贵州省A级 旅游 景区连续90天向对口帮扶贵州的城市所在省和港澳台居民免门票等。
得益于政府扶持+品牌宣传+便利交通，贵州这几年文旅产业迎来井喷式发展。2019年贵州 旅游 总收入达1.23万亿元，跃居全国第3位，占当年全省GDP的比重增至11.6%。
当然，贵州高速增长的背后也出现了一些发展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地方债务负担过重。2018年贵州杠杆率达到了73.08%，排名全国第一位。
第二、贵州的地形条件限制了大城市的发展，贵阳无论是经济总量、人口、城区面积都在省会城市中处在下游的位置。
随着国内城市竞争进入到以中心城市和都市圈引领，贵州如不打造出一座有影响力的中心城市，未来恐怕会吃亏。因此，十四五时期，贵州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打造贵阳经济火车头。贵州放大招！正式实施“强省会”五年行动，打造贵阳经济火车头
第三、 作为不沿江、不沿海、不沿边"三不沿"的内陆省份，目前贵州的开放水平、对外贸易、城镇化率与云川渝等省份还有一定差距，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
过去20年，贵州的崛起就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当下，我国的发展模式由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贵州能否再次引领西部，创造出新的奇迹，让我们拭目以待。祝福贵州越来越好！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关键因子，成为很多政府为增强竞争优势而选择的一种重要的弹性政策措施。成功的经济区域应该是内生型经济增长的区域，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改革开放后的前2O年，在Xl~4，平“两个大局”思想指引下，中央政府实行“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落后的面貌，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得到大大提升。本文运用耗散结构讨论方法建立区域分工与合作的新的分析框架。为寻求解决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新路径，破解区域封锁、恶性竞争难题的新措施，探讨区域分工合作的转制和创新，为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分工合作、发展落后地区提供实践范例，为各级政府区域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1区域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 1．1区域经济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经济区域是指以一定地域为范围，并与经济要素及其分布密切结合的区域发展实体。区域经济则反映不同地区内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内涵和外延的相互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实现了从低水平平衡发展到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转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造就了带动国民经济整体增长的经济核心区和增长极，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 1．1．1区域经济的基本内涵区域经济是在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生产综合体，每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受到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技术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制约。水分、热量、光照、土地和灾害频率等自然条件都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有时还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条件下，区域经济的发展程度受投入的资金、技术和劳动等因素的制约；技术经济政策对于特定区域经济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区域经济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发展的地理概念。其反映区域性的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现状及问题，尤其是指矿物资源、土地资源、人力资源和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程度，主要表现在地区生产力布局的科学性和经济效益上。区域经济的效果并不单纯反映在经济指标上，还要综合考虑社会总体经济效益和地区性的生态效益。 1．1．2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重要历程1978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从不平衡发展到协调发展的战略转变。根据不同时期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可分为3个阶段，即l979—199年向东倾斜的不平衡发展阶段、1991一1998年开始关注中西部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启动阶段和1999年以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面实施阶段。中国是一个地区差异较大的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在“六五”计划中采用传统的沿海与内地“两分法”来反映这种差异性，到“七五”计划时期，中国政府按照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并以此作为国家确定经济开发重点和生产力布局优先次序的依据；在“八五”计划中，中国政府又采用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这种“两分法”，“九五”计划则表述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1999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的范围，除了“七五”计划时期的西部1O省(区、市)外，还包括原来属于东部地区的广西和原属于中部地区的内蒙古，以及吉林省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湖北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样从省级行政单元看，形成了“1+2”的大西部概念和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新三大地带格局。25年以来，中国政府相继实施了东北地区振兴战略和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将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分为四大区域，由此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的新格局(表1)。比如，在西部地区，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发展情况就差别较大，主要包括西部大开发省份；在东部地区，主要包括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山东半岛和京津冀的差别也很大，而东北地区可以大致看成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区。 1．2区域创新能力及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2．1区域创新能力的基本内涵区域创新能力的概念，国内外尚未有十分明确、统一的概念。如从科技层面出发，将区域创新能力定义为“区域创新能力就是区域发展和运用科学技术的能力，主要表现为工艺流程、产品设计等方面的研究和开发能力之和”、“区域创新能力就是区域科技能力和区域科技竞争能力”等；美国哈佛大学波特教授波特和斯特恩认为，国家创新能力取决于共有创新设施的强度，支持创新集群的环境条件下以及两者互动联系的强度。在我国，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小组在区域创新能力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该研究小组认为，区域创新能力是指一个地区将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的能力，将区域创新能力从知识创造能力、知识流动能力、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创新环境和创新的经济绩效5个方面(图示)。 1．2．2区域创新能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创新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区域创新在本质上就是区域经济行为。区域经济强化了区域创新系统构建的区域意识和空间意识，即增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区域整体竞争优势，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高速稳定持续发展。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帮助区域创新从各个方面建立了一种区域架构。区域经济活动暗示区域创新的系统特征，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诱导区域创新的空间布局，区域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工加强区域创新的优势互补，区域经济政策引导区域创新的发展方向。总之，区域经济学对区域创新发挥着基础理论的导向作用。 2区域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的耦合关系 2．1区域创新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 技术创新使主导产业或产业集群成为相关行业新的“增长极”，该增长极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不断吸引着周围的各种要素。一是增长极的高速增长对生产要素供应部门产生影响；二是增长极高速增长诱导周围地区新兴工业部门、新技术、新原料、新能源等的出现。区域创新环境还可以为区域内的大量中小企业提供新技术及各种技术服务，并进行技术扩散，形成更大规模的经济增长效应。通过区域创新可以优化、整合区域内的创新资源，提高区域的创新能力，形成区域的创新合力，区域中高科技企业和高科技产业园区形成区域经济中的新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区域内大型企业创新能力的形成，不仅可以提高企业自身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还可以逐步形成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2．2技术创新促进区域产业集群的发展 技术创新与产业集群的关系：一是技术创新的系统性要求与产业集群内各主体的互惠共生性要求一致(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在创新系统中都有相互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技术创新系统中的外部经济效益与产业集群中的集聚原理一致。在产业集群中，众多相互关联的企业聚集在一起，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产业群的发展和建设可以促进地区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分工，减少产业结构趋同化和重复建设等问题，达到规模效应，从而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健康发展。技术创新加快了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这是由于技术创新的内在属性与产业集群的一般特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我国，无论沿海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都已形成或正在形成一些主导产业或产业集群带动的区域发展典型。如中国的硅谷“中关村”，武汉“中国光谷”已研制成功5大品种、4O多种型号的新型激光切割机，在占领国内55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开始称雄东南亚地区的激光市场。 2．3区域创新离不开区域内技术进步及对经济、文化资源的依存 产业结构的升级仅靠技术引进和模仿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自主创新的能力，而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依靠区域创新环境的建立和完善。区域经济的创新离不开地区的经济、文化和资源等条件和水平。国外的研究也证明，区域技术创新的发展受到区域具体的发展历史、文化、传统及其所形成的制度、结构因素的影响。区域创新是以区域作为整体，以发展区域经济为目的，来构建区域创新系统，从而能够一方面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发展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3贵州省区域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发展的对策建议 3．1加快重点行业、领域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3．1．1加快西电东送的建设贵州动能资源丰 富，水能、煤炭和煤层气开发潜力极大，尤其是火力发电弥补了枯水期水电紧张的状况，具有独特的“水火互济”优势。同时，随着贵州电力工业的发展，必然带动煤炭生产的规模化、自动化及集约化水平，促进煤层气等新能源的开发，增加煤炭工业的科技含量，进而可使高附加值的煤化工产品进入东南沿海。 转贴于 看准网 3．1．2加快矿产资源的开发贵州磷矿资源丰 富，原矿品位高，有害杂质含量低，是全国数百家大、中、小型磷肥、磷化工企业生产的重要原料。贵州磷及磷化工的生产规模、技术水平、生产设备和总体经济效益在全国具有突出的优势，发展潜力巨大。贵州的磷酸二铵为中国名牌产品。 3．1．3铝及铝加工贵州的铝加工在全国占有重 要地位，氧化铝、电解铝在国内外都有很强的竞争力，经济效益在全国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目前，贵州省铝产品主要销往广东，随着“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技术协作的深入，贵州铝的深加工产品必然能寻求到更为广阔的市场。 3．1．4加快高新技术开发及其产业化建设贵州 高新技术发展较快，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以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技术等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群。另外，为了使贵州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指数、信息产品与服务指数、信息化水平总指数能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贵州省制定了“数字贵州”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加强了“数字贵州”信息交换中心、数字国土、数字城市、数字农业、企业信息化、数字林业、数字交通、数字公安、数字校园的规划和建设，同时制定并规范了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力争形成较完备的信息产生、交流及共享体系，推动全省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的快速发展。 3．2注重喀斯特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 贵州位于西南喀斯特的腹心地带，处于长江、珠江上游分水岭地区。由于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石漠化面积的迅速扩展，已从根本上威胁到贵州人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并严重危及长江、珠江中下游地区和三峡库区的生态平衡，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社会与生态的持续协调发展和全国小康目标的实现。因此，加强贵州喀斯特区的环境保护及生态建设已刻不容缓。围绕生态农业、生态林业、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生物资源开发及监测评价等内容，贵州省已开展了改善生态、生活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的研究，并创建了退耕还林还草、保土节水、产业化生态旅游、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等试验示范区。为了进一步推进喀斯特石漠化治理和环境污染的控制，还需联合其他省(区)共同攻关。 3．3加大贵州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 3．3．1畜牧业贵州气候温暖湿润，畜群生长及饲 料生产条件明显优越于西北和北方牧区，且广大农村受工业污染和化学农药污染的程度小，是生产“无公害食品”的理想地方。贵州畜禽品种丰富，拥有一批适应性好、抗病性强、周期短和肉质优的地方特色畜禽资源。全省天然草地可利用面积达4万hm2以上，还有约33万hm2地坎，2万hrn2林下草地，8万hm2退耕还林地和数千万亩冬闲田土可供利用，畜牧业发展的增长空间极大。此外，养畜成本低，使贵州畜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上的竞争优势。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国家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列为重点，出台了退耕还林还草等优惠政策，为贵州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加上加入世贸组织后，拓展了贵州畜牧业发展的国际市场空间，随着“泛珠三角”区域的协作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国家将进一步推进南贵昆经济区的建设，这对贵州畜牧业的发展更为有利。新阶段扶贫开发的推进，必然要加大对脱贫带动力大的畜牧业的投入，也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 3．3．2卷烟、酿酒等特色产业贵州烤烟种植和 卷烟生产历史悠久，有明显的资源和技术优势，是全国烤烟种植和卷烟生产大省。全省拥有黄果树、遵义、云雾山等名优卷烟品牌，目前，围绕提高卷烟产品的质量，正对烟草配方技术、安全型卷烟生产技术、混合型卷烟产品以及烟用香精香料等进行研究开发。以“国酒”茅台为龙头的贵州酿酒工业，是贵州的传统优势产业。全省拥有茅台、董酒、习酒、贵州醇、青酒等名优品牌及其系列产品。贵州酿酒工业拟实施名牌带动战略，在保证质量和增加品种系列的同时，扩大市场占有份额。 3．3．3特色食品业贵州具有发展以特色农产品 和野生植物资源为原料的特色食品生产的优势。黑糯米、薏仁米、荞麦、芭蕉芋、山药、辣椒、竹荪、土豆、魔芋等特色农产品目前已由原料出口转为就地加工；刺梨、猕猴桃、杨梅、柑桔、银杏等已从野生转为基地规模化种植；竹荪、香菇、蕨菜、折耳根等山间野菜资源丰富，为贵州特色食品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保障。 3．4发展贵州旅游业 贵州旅游以原生的自然环境、奇特的喀斯特景观、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和宜人的气候著称。境内溶洞、瀑布、峡谷、石林、温泉等自然景观数量多、分布广、观赏价值高。全省拥有可供旅游者游览的旅游景区(点)1多处，有黄果树、龙宫等8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贵阳、花溪、百花湖等4O个省级风景区，有梵净山、茂兰喀斯特森林等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淮河麻阳、道真大沙河等3个省级自然保护区，还有遵义、镇远2座历史文化名城，现已开发4条各具特色的旅游风景线。贵州是多民族省份，丰富的民族文化和旅游产品不仅在全国旅游市场占有一定优势，还具有重要社会文化旅游科研价值。随着“泛珠三角”创新联合体系的建设，区域协作内容的扩展，贵州与滇、桂、川将会形成旅游片区优势，建立起西南区域旅游资源的大系统，合作推出旅游品牌。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贵州旅游业独特的地缘优势将得到更好的发挥。 3．5重视劳动力资源的培训与开发 贵州劳动力资源丰富，具有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的优势。随着“泛珠三角”创新体系的建设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贵州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的数量将会增大。因此，除加快建立反应灵敏的国际劳务市场信息通道，积极拓展国际劳务市场，提高贵州国际劳务合作质量和水平，扩大劳务输出规模的同时，应高度重视劳务输出人员专业技能和新知识的培训，提高劳务输出人员的整体水平，并通过劳务输出，带动设备技术的输出，促进贵州经济的发展。 3．6构建以知识经济产业化为重点的科技创新基地 构建科技创新基地要依据现代科学技术是知识经济的核心、高新技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主导产业、科学技术成为知识经济中生产力的第一要素等知识经济特征，寻求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支撑、实现产业化过程中核心技术随资本、股权漂移，重点是建设知识经济发展平台。贵州科技创新基地建设重点应以省会贵阳为中心，以主导产业项目为支撑，核心技术研发为重点，核心组件经营为目的，最终形成有自主知识产权、自我开发能力的高技术产业成果转化。科技创新基地建设要整合上、中、下游产业，形成产业链。产业化基地发展分三个时段：第一时期为基础期，23年7月至26年底，完成组织核心团队、掌握核心技术的主要支撑项目建设；第二时期为发展期，27年初至29年底，主要以抢占市场占有率为策略目标，占领一定份额国际、国内市场，实现科技创新基地的稳定收益；第三时期为整合发展期，在29年以后的4～5年内，以品牌经营为主轴，实现以核心技术带动的跨越式发展。科技创新基地的实施主要由信息产业、新材料、生物技术三大块组成，突出微硬盘核心技术产业、光电核心技术产业、数字TV核心技术产业三个核心项目及高科技产业群。 3．7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基地 贵州农业科技创新基地建设要把涉农重点实验室、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农业科技重点工程、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区的建设作为重点内容给予考虑和安排，要创建其相互联系、分工明确的运行机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要突出生物技术的应用，用生物技术来提升传统的育种技术和推进中药现代化进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建设要围绕影响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的主要产业开展工作，把农产品开发技术的产业化作为工作重点，当前除继续搞好已组建的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外，要重点考虑畜禽、林木、蔬菜、生态恢复与重建、农业标准等领域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建设；农业科技重点工程主要考虑农业科技管理信息平台建设，重点工作是计算机的联网和基础数据库的建设；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的建设要结合农业科技园区、星火密集区、科技先进示范县的建设以及扶贫开发、农业专家系统的应用等工作，实行相对区域或产业带的项目集成，形成各具特色和产业特点的农作物、畜牧水产、节水农业、都市农业、生态建设的科技创新产业区、示范区或产业带。
网上发表论文这件事，其实很早就有了，十几年前就有了，就是通过网络上的第三方代理机构然后快速给发表出去，就是所谓的论文代发表。这个东西靠谱不靠谱呢，从渠道来说，确实是有靠谱的。
贵州教育厅学术预警要求认可的论文发表地点包括：1、中国科学引文索引（CSCI）收录的期刊、会议论文及期刊文献；2、教育部学科评价机构认可的国家级刊物；3、其他国际一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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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关键因子，成为很多政府为增强竞争优势而选择的一种重要的弹性政策措施。成功的经济区域应该是内生型经济增长的区域，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改革开放后的前2O年，在Xl~4，平“两个大局”思想指引下，中央政府实行“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落后的面貌，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得到大大提升。本文运用耗散结构讨论方法建立区域分工与合作的新的分析框架。为寻求解决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新路径，破解区域封锁、恶性竞争难题的新措施，探讨区域分工合作的转制和创新，为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分工合作、发展落后地区提供实践范例，为各级政府区域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1区域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 1．1区域经济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经济区域是指以一定地域为范围，并与经济要素及其分布密切结合的区域发展实体。区域经济则反映不同地区内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内涵和外延的相互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实现了从低水平平衡发展到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转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造就了带动国民经济整体增长的经济核心区和增长极，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 1．1．1区域经济的基本内涵区域经济是在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生产综合体，每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受到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技术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制约。水分、热量、光照、土地和灾害频率等自然条件都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有时还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条件下，区域经济的发展程度受投入的资金、技术和劳动等因素的制约；技术经济政策对于特定区域经济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区域经济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发展的地理概念。其反映区域性的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现状及问题，尤其是指矿物资源、土地资源、人力资源和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程度，主要表现在地区生产力布局的科学性和经济效益上。区域经济的效果并不单纯反映在经济指标上，还要综合考虑社会总体经济效益和地区性的生态效益。 1．1．2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重要历程1978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从不平衡发展到协调发展的战略转变。根据不同时期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可分为3个阶段，即l979—199年向东倾斜的不平衡发展阶段、1991一1998年开始关注中西部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启动阶段和1999年以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面实施阶段。中国是一个地区差异较大的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在“六五”计划中采用传统的沿海与内地“两分法”来反映这种差异性，到“七五”计划时期，中国政府按照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并以此作为国家确定经济开发重点和生产力布局优先次序的依据；在“八五”计划中，中国政府又采用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这种“两分法”，“九五”计划则表述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1999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的范围，除了“七五”计划时期的西部1O省(区、市)外，还包括原来属于东部地区的广西和原属于中部地区的内蒙古，以及吉林省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湖北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样从省级行政单元看，形成了“1+2”的大西部概念和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新三大地带格局。25年以来，中国政府相继实施了东北地区振兴战略和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将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分为四大区域，由此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的新格局(表1)。比如，在西部地区，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发展情况就差别较大，主要包括西部大开发省份；在东部地区，主要包括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山东半岛和京津冀的差别也很大，而东北地区可以大致看成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区。 1．2区域创新能力及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2．1区域创新能力的基本内涵区域创新能力的概念，国内外尚未有十分明确、统一的概念。如从科技层面出发，将区域创新能力定义为“区域创新能力就是区域发展和运用科学技术的能力，主要表现为工艺流程、产品设计等方面的研究和开发能力之和”、“区域创新能力就是区域科技能力和区域科技竞争能力”等；美国哈佛大学波特教授波特和斯特恩认为，国家创新能力取决于共有创新设施的强度，支持创新集群的环境条件下以及两者互动联系的强度。在我国，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小组在区域创新能力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该研究小组认为，区域创新能力是指一个地区将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的能力，将区域创新能力从知识创造能力、知识流动能力、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创新环境和创新的经济绩效5个方面(图示)。 1．2．2区域创新能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创新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区域创新在本质上就是区域经济行为。区域经济强化了区域创新系统构建的区域意识和空间意识，即增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区域整体竞争优势，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高速稳定持续发展。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帮助区域创新从各个方面建立了一种区域架构。区域经济活动暗示区域创新的系统特征，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诱导区域创新的空间布局，区域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工加强区域创新的优势互补，区域经济政策引导区域创新的发展方向。总之，区域经济学对区域创新发挥着基础理论的导向作用。 2区域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的耦合关系 2．1区域创新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 技术创新使主导产业或产业集群成为相关行业新的“增长极”，该增长极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不断吸引着周围的各种要素。一是增长极的高速增长对生产要素供应部门产生影响；二是增长极高速增长诱导周围地区新兴工业部门、新技术、新原料、新能源等的出现。区域创新环境还可以为区域内的大量中小企业提供新技术及各种技术服务，并进行技术扩散，形成更大规模的经济增长效应。通过区域创新可以优化、整合区域内的创新资源，提高区域的创新能力，形成区域的创新合力，区域中高科技企业和高科技产业园区形成区域经济中的新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区域内大型企业创新能力的形成，不仅可以提高企业自身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还可以逐步形成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2．2技术创新促进区域产业集群的发展 技术创新与产业集群的关系：一是技术创新的系统性要求与产业集群内各主体的互惠共生性要求一致(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在创新系统中都有相互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技术创新系统中的外部经济效益与产业集群中的集聚原理一致。在产业集群中，众多相互关联的企业聚集在一起，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产业群的发展和建设可以促进地区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分工，减少产业结构趋同化和重复建设等问题，达到规模效应，从而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健康发展。技术创新加快了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这是由于技术创新的内在属性与产业集群的一般特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我国，无论沿海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都已形成或正在形成一些主导产业或产业集群带动的区域发展典型。如中国的硅谷“中关村”，武汉“中国光谷”已研制成功5大品种、4O多种型号的新型激光切割机，在占领国内55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开始称雄东南亚地区的激光市场。 2．3区域创新离不开区域内技术进步及对经济、文化资源的依存 产业结构的升级仅靠技术引进和模仿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自主创新的能力，而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依靠区域创新环境的建立和完善。区域经济的创新离不开地区的经济、文化和资源等条件和水平。国外的研究也证明，区域技术创新的发展受到区域具体的发展历史、文化、传统及其所形成的制度、结构因素的影响。区域创新是以区域作为整体，以发展区域经济为目的，来构建区域创新系统，从而能够一方面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发展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3贵州省区域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发展的对策建议 3．1加快重点行业、领域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3．1．1加快西电东送的建设贵州动能资源丰 富，水能、煤炭和煤层气开发潜力极大，尤其是火力发电弥补了枯水期水电紧张的状况，具有独特的“水火互济”优势。同时，随着贵州电力工业的发展，必然带动煤炭生产的规模化、自动化及集约化水平，促进煤层气等新能源的开发，增加煤炭工业的科技含量，进而可使高附加值的煤化工产品进入东南沿海。 转贴于 看准网 3．1．2加快矿产资源的开发贵州磷矿资源丰 富，原矿品位高，有害杂质含量低，是全国数百家大、中、小型磷肥、磷化工企业生产的重要原料。贵州磷及磷化工的生产规模、技术水平、生产设备和总体经济效益在全国具有突出的优势，发展潜力巨大。贵州的磷酸二铵为中国名牌产品。 3．1．3铝及铝加工贵州的铝加工在全国占有重 要地位，氧化铝、电解铝在国内外都有很强的竞争力，经济效益在全国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目前，贵州省铝产品主要销往广东，随着“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技术协作的深入，贵州铝的深加工产品必然能寻求到更为广阔的市场。 3．1．4加快高新技术开发及其产业化建设贵州 高新技术发展较快，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以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技术等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群。另外，为了使贵州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指数、信息产品与服务指数、信息化水平总指数能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贵州省制定了“数字贵州”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加强了“数字贵州”信息交换中心、数字国土、数字城市、数字农业、企业信息化、数字林业、数字交通、数字公安、数字校园的规划和建设，同时制定并规范了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力争形成较完备的信息产生、交流及共享体系，推动全省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的快速发展。 3．2注重喀斯特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 贵州位于西南喀斯特的腹心地带，处于长江、珠江上游分水岭地区。由于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石漠化面积的迅速扩展，已从根本上威胁到贵州人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并严重危及长江、珠江中下游地区和三峡库区的生态平衡，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社会与生态的持续协调发展和全国小康目标的实现。因此，加强贵州喀斯特区的环境保护及生态建设已刻不容缓。围绕生态农业、生态林业、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生物资源开发及监测评价等内容，贵州省已开展了改善生态、生活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的研究，并创建了退耕还林还草、保土节水、产业化生态旅游、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等试验示范区。为了进一步推进喀斯特石漠化治理和环境污染的控制，还需联合其他省(区)共同攻关。 3．3加大贵州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 3．3．1畜牧业贵州气候温暖湿润，畜群生长及饲 料生产条件明显优越于西北和北方牧区，且广大农村受工业污染和化学农药污染的程度小，是生产“无公害食品”的理想地方。贵州畜禽品种丰富，拥有一批适应性好、抗病性强、周期短和肉质优的地方特色畜禽资源。全省天然草地可利用面积达4万hm2以上，还有约33万hm2地坎，2万hrn2林下草地，8万hm2退耕还林地和数千万亩冬闲田土可供利用，畜牧业发展的增长空间极大。此外，养畜成本低，使贵州畜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上的竞争优势。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国家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列为重点，出台了退耕还林还草等优惠政策，为贵州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加上加入世贸组织后，拓展了贵州畜牧业发展的国际市场空间，随着“泛珠三角”区域的协作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国家将进一步推进南贵昆经济区的建设，这对贵州畜牧业的发展更为有利。新阶段扶贫开发的推进，必然要加大对脱贫带动力大的畜牧业的投入，也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 3．3．2卷烟、酿酒等特色产业贵州烤烟种植和 卷烟生产历史悠久，有明显的资源和技术优势，是全国烤烟种植和卷烟生产大省。全省拥有黄果树、遵义、云雾山等名优卷烟品牌，目前，围绕提高卷烟产品的质量，正对烟草配方技术、安全型卷烟生产技术、混合型卷烟产品以及烟用香精香料等进行研究开发。以“国酒”茅台为龙头的贵州酿酒工业，是贵州的传统优势产业。全省拥有茅台、董酒、习酒、贵州醇、青酒等名优品牌及其系列产品。贵州酿酒工业拟实施名牌带动战略，在保证质量和增加品种系列的同时，扩大市场占有份额。 3．3．3特色食品业贵州具有发展以特色农产品 和野生植物资源为原料的特色食品生产的优势。黑糯米、薏仁米、荞麦、芭蕉芋、山药、辣椒、竹荪、土豆、魔芋等特色农产品目前已由原料出口转为就地加工；刺梨、猕猴桃、杨梅、柑桔、银杏等已从野生转为基地规模化种植；竹荪、香菇、蕨菜、折耳根等山间野菜资源丰富，为贵州特色食品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保障。 3．4发展贵州旅游业 贵州旅游以原生的自然环境、奇特的喀斯特景观、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和宜人的气候著称。境内溶洞、瀑布、峡谷、石林、温泉等自然景观数量多、分布广、观赏价值高。全省拥有可供旅游者游览的旅游景区(点)1多处，有黄果树、龙宫等8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贵阳、花溪、百花湖等4O个省级风景区，有梵净山、茂兰喀斯特森林等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淮河麻阳、道真大沙河等3个省级自然保护区，还有遵义、镇远2座历史文化名城，现已开发4条各具特色的旅游风景线。贵州是多民族省份，丰富的民族文化和旅游产品不仅在全国旅游市场占有一定优势，还具有重要社会文化旅游科研价值。随着“泛珠三角”创新联合体系的建设，区域协作内容的扩展，贵州与滇、桂、川将会形成旅游片区优势，建立起西南区域旅游资源的大系统，合作推出旅游品牌。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贵州旅游业独特的地缘优势将得到更好的发挥。 3．5重视劳动力资源的培训与开发 贵州劳动力资源丰富，具有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的优势。随着“泛珠三角”创新体系的建设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贵州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的数量将会增大。因此，除加快建立反应灵敏的国际劳务市场信息通道，积极拓展国际劳务市场，提高贵州国际劳务合作质量和水平，扩大劳务输出规模的同时，应高度重视劳务输出人员专业技能和新知识的培训，提高劳务输出人员的整体水平，并通过劳务输出，带动设备技术的输出，促进贵州经济的发展。 3．6构建以知识经济产业化为重点的科技创新基地 构建科技创新基地要依据现代科学技术是知识经济的核心、高新技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主导产业、科学技术成为知识经济中生产力的第一要素等知识经济特征，寻求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支撑、实现产业化过程中核心技术随资本、股权漂移，重点是建设知识经济发展平台。贵州科技创新基地建设重点应以省会贵阳为中心，以主导产业项目为支撑，核心技术研发为重点，核心组件经营为目的，最终形成有自主知识产权、自我开发能力的高技术产业成果转化。科技创新基地建设要整合上、中、下游产业，形成产业链。产业化基地发展分三个时段：第一时期为基础期，23年7月至26年底，完成组织核心团队、掌握核心技术的主要支撑项目建设；第二时期为发展期，27年初至29年底，主要以抢占市场占有率为策略目标，占领一定份额国际、国内市场，实现科技创新基地的稳定收益；第三时期为整合发展期，在29年以后的4～5年内，以品牌经营为主轴，实现以核心技术带动的跨越式发展。科技创新基地的实施主要由信息产业、新材料、生物技术三大块组成，突出微硬盘核心技术产业、光电核心技术产业、数字TV核心技术产业三个核心项目及高科技产业群。 3．7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基地 贵州农业科技创新基地建设要把涉农重点实验室、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农业科技重点工程、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区的建设作为重点内容给予考虑和安排，要创建其相互联系、分工明确的运行机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要突出生物技术的应用，用生物技术来提升传统的育种技术和推进中药现代化进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建设要围绕影响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的主要产业开展工作，把农产品开发技术的产业化作为工作重点，当前除继续搞好已组建的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外，要重点考虑畜禽、林木、蔬菜、生态恢复与重建、农业标准等领域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建设；农业科技重点工程主要考虑农业科技管理信息平台建设，重点工作是计算机的联网和基础数据库的建设；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的建设要结合农业科技园区、星火密集区、科技先进示范县的建设以及扶贫开发、农业专家系统的应用等工作，实行相对区域或产业带的项目集成，形成各具特色和产业特点的农作物、畜牧水产、节水农业、都市农业、生态建设的科技创新产业区、示范区或产业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