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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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经济领域中的重大变化,或迟或早必然会反映到当代世界政治的斗争(包括它在特殊手段上的继续——军事斗争)和国际关系中去,而这些斗争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又必然会反作用于世界经济。我为大家整理的当代世界经济政治论文2000字，希望你们喜欢。

世界经济的现状和近期走势

去年，世界经济受美国衰退的影响，增长大大放慢。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但前景并不十分明朗，不确定因素也日益增多。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有阴有晴，差异性十分突出，且都在变化之中。这里且就今年到现在为止的经济形势做一些说明，对影响世界经济的若干因素进行一些分析。

一、美国经济复苏起落不定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于去年11月26日宣布，美国经济从当年3月份起陷入衰退。但实际上，美国GDP只在当年第三季度是负增长。9·11恐怖袭击使美国受到意料不到的打击，但其影响并未像人们当初估计的那么严重。去年全年，美国GDP仍增长了1.4%。今年1季度，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GDP以年率计算，增长5%。特别是生产率竟跃升8%，这种情况也是异乎寻常的，人们对美经济前景普遍表示乐观。但到第二季度，形势又发生新变化，回升转趋疲弱，GDP只增长1.1%。其间，安然公司、世界通信公司等大公司假帐丑闻接踵而至，全国为之震惊，投资者对股市乃至整个经济的信心受到极大挫伤，成为影响美国经济稳定回升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如此，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于7月16日在国会作证时，仍确认美经济在走向全面复苏。他预计今年全年美GDP的增幅为3.5%一3.75%，高于2月份的预测(2.5—3%)。但他也不无保留地说：“目前困境的影响还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随着不良影响的消除，如果不出现进一步重大影响，美国经济将重新呈现可持续增长的态势”。与美联储的预测不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下调，先前的预测数字分别为2.5%和3.5%，现在下调到2.2%和2.6%。

但无论如何，这次美国经济衰退时间短暂，经济下降轻微，是前所未有的。美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美国的衰退“非常非常轻微”，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这次不是标准的衰退，还有人认为这是“新式衰退”。

美经济衰退轻微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在此期间，消费者开支始终保持在高水平上，不见减少。消费开支占美GDP近2/3，它的稳定增长，支撑了美国经济不会大幅下滑。为什么美消费开支不减，这是因为自1996年以来美国家庭收入不断增加，构成其收入的三大部分一一工资，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都大幅增长。首先，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职工工资和薪金收入有所增长，直到2002年头两个月，仍增长近4%(年率)美国约60%的家庭拥有股票。几年来股市持续攀升，家庭收入也相应增长，美2/3的家庭拥有住房，一年来房价上涨9%，家庭的资产也随之增长。总之，美国居民“家底”厚了，他们有可能放手花钱，是美经济衰退格外缓慢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美联储于去年11次降低利率，把利率降到1.75%的低水平上，布什政府上台后，又实行减税和增加公共开支政策，这些也都对减轻经济衰退，促进经济复苏，起了一定作用。

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起相反作用的因素，影响着美国经济难以快速回升。

首先，这次衰退是信息技术投资过度，信息技术股市形成的泡沫破裂，信息技术部门公司大批破产，并波及其他部门，美企业投资大幅下降。2001年第4季，美固定资本投资猛跌13.6%，2002年第1季又下降6.2%。与此同时，民用资本货物订单不断减少。格林斯潘曾多次强调，资本货物的统计数据是重要的投资晴雨表，而固定资本投资又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当前企业投资疲软无力，今年下半年能否恢复尚难下定论，不能不影响经济复苏。

其次，正因为消费开支没有大减，住房建筑业保持繁荣，在经济复苏中，也不可能再有新的增长。

再次，美国外资大量回流，也将给美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在美国经济繁荣时期，外国投资者热衷于购买美元资产。2001年外国投资流入美国总额高达4550亿美元。但现在已大为减少，其中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已从2000年的3080亿美元骤降到2001年的1310亿美元，预计2002年还将进一步下降到1030亿美元。

最后，美国大公司丑闻使美国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任发生动摇，其深远影响远未消除;美国人对可能再次遭到恐怖袭击惴惴不安;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特别是打伊拉克如何进行，心中无数。凡此种种，都增加了美国人对经济前景的疑虑。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对美经济可能发生的变化提出了种种猜测，有人认为美国经济将出现“双谷底”;有人认为美国经济有可能步日本后尘，进入“失去的十年”，还有人认为如果美股市继续下跌，银行可能无法收回贷款，导致银行危机，从而使美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之中。尽管诸如此类的看法是少数人提出的，但也足以令人警醒。

二、世界经济参差错落

美国经济衰退和复苏中的波折，通过“扩散效应”，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世界经济大大放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4月18日一份报告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4%(2000年4%，2001年为2.5%)，明年可能恢复到4%。而到6月份，联合国的一份报告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不高于2%，2003年有望超过3%。

全球经济放慢与各国经济不同。从70年代以来，还从未有过一次世界GDP负增长，即使是在主要发达国家发生衰退年份，世界经济仍是正增长，只不过是“放慢”或“下滑”，如1975年，世界GDP增长1.9%，1982年增长1.2%，“放慢”或“下滑”幅度也不大。据IMF的报告说，这反映了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权数加重。此外，全球经济虽受美国衰退的影响，但应变能力比过去增强，这是因为，首先，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通货膨胀率低，有更大可能采取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其次，各国为稳定金融所作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最后，一些国家采取扩大内需政策。但是，各国具体情况大有差异，因此，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状况也参差不齐，颇不平衡。

欧洲。当美国经济高度繁荣时，欧洲明显落后。美国发生衰退，欧洲又受到牵连，2001年其GDP仅增长1%。美经济开始回升后，欧洲经济仍低迷不振，今年1季度只增长0.1%。多数人认为欧洲经济到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初才能真正恢复。据IMF报告预测，欧盟2002年的增长率在1.5%左右，2003年可达2.9%，另一预测称，欧元区今年经济增长仅约1.2%。欧盟各成员国也有很大差别，其中英国最好，德国最差。据德六大经济研究所春季报告预测，德今年仅增长0.9%，明年可达2.4%。德国改革进展迟滞，企业大批破产，失业增加。尤其是德国东部，更处于停滞状态，今年只能增长0.5%。

日本。多年来，日本经济在困境中挣扎。2000年仅增长1.7%，2001年降至负1%，据IMF的报告预测，日本今年和明年的增长率分别为负1.0%和0.8%。日本失业率不断上升，今年4月份已达5.2%。

日本的严重问题之一是政府债务不断积累，到2002年末，将达693万亿日元，占GDP的140%。如继续增长下去，就可能导致市场对政府偿债能力产生怀疑，国债价格急剧下跌，长期利率上升，不排除会出现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另一严重问题是银行坏帐太多，估计多达1.3万亿美元，约占亚洲坏帐2/3。日本银行机能严重削弱，这一老大难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日本政府在美欧等国压力下，承诺深化改革，为此制订一个又一个振兴经济的计划，但说的多，做的少。最近日本内阁人士说，日本经济已经“触底”，即将回升，但实际情况仍相当严峻。

日本和德国是世界第二、三号经济大国，它们过去都曾快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起着火车头作用。但现在时过境迁，风光不再。究其根源，在于它们历史包袱重，隋性大，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放不开手脚，进展迟缓。当然，它们的经济实力仍然强大，科技水平和生产率水平高，未可小觑。

东亚和东南亚。亚洲经过金融风暴的洗礼，认识到必须加强和改善金融监控和企业结构治理，为此采取了相应改革措施，解决呆账问题，加速银行重组，加强金融立法和企业管理法规等等，呆帐有所减少，银行对企业放款回升，尽管这一改革尚未完成，但过去一度泛滥的官商勾结如今已大为收敛，传统的家族集团式企业衰败，物价下跌，经济活力增强。这次美国经济衰退和全球经济放慢，东亚和东南亚虽也受到重大冲击，但经济仍保持较高增长率。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这一地区2002年平均增长率将达4.7%，2003年为5.6%。世界银行的预测与此相近。与此同时，这一地区通货膨胀率却保持在4%以下的较低水平上。但这一地区各经济体GDP的增长各有不同，东亚的韩国改革成效显著，经济增长率最为强劲：今年第一季度其GDP比去年同期增长5.7%，预计全年可望增长6—7%;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有较快增长，而印尼、菲律宾和泰国则增长率较低。

南亚地区(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增长也较快，据IMF预测，2002年，这一地区平均增长率为5.4%，2003年更将高达6.4%，这主要是由于印度经济快速增长的缘故。

拉美地区。这里一些主要国家接连发生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甫告缓和，阿根廷就发生金融危机，且愈演愈烈，今年经济走到崩溃边缘，第一季度经济下降16.3%，失业率超过18%，据预测，今年阿根廷将有10—15%的负增长。接着委内瑞拉和乌拉圭也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全年经济将分别下降0.8%和1.7%。与此同时，巴西再度发生金融动荡，经济前景暗淡。墨西哥今年第一季度经济下滑2%，全年即使会有增长，也只在1.5%上下。这种状况，与亚洲成为鲜明对比。究其原因，多数人认为这些国家奉行“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过快，失去控制，受强大邻国美国的影响，经济不稳。

三、国际经济活动缩减

美国经济衰退和世界经济放慢，导致世界贸易、国际投资大幅度下降，美元汇率走低，与此同时，石油价格涨落不定，这一切反过来，又都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制约因素。

世界贸易。过去长期以来，世界贸易增长速度高于生产增长，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利。但2001年，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当年世界贸易仅增长1%(2000年为12%)，低于世界GDP的增长。预计今年世界贸易有可能增长3%，但如美国经济复苏乏力，这一预期将落空。布什政府在自由贸易方面出现倒退，保护主义抬头，给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包括欧盟、日本和亚洲国家都造成重大压力。如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美出口，其中新加坡经济25%有赖于对美出口，马来西亚这一比例为18%，泰国和菲律宾也在10%以上。美国经济状况对这些国家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国际投资，近些年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2000年达到1.3万亿美元的最高纪录。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国虽然高度集中在美国、欧洲和中国、韩国、印度等十多个发展中国家，但对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从而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然而，2001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骤减至7600亿美元，对美国投资的外国资本大量逃离，但欧盟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也从2000年的1250亿美元减少到970亿美元。只有中国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仍为外资所青睐。

美元汇率下跌。由于外国投资者纷纷撤离美国，加上美国公司丑闻不仅使美国人对美资本市场信心动摇，也大大挫伤外国投资者的信心，美国股市大幅下跌，这一切导致一直坚挺的美元趋弱。今年年初以来，美元与欧元的比价一路下滑。7月15日曾一度突破1：1。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也已下降约8%，到6月初，对韩元汇率下降6%，对泰铢下降4%，对新加坡元下降3.2%，对菲律宾比索下降2.5%。这些货币对美元的升值，有助于抑制有关各国的通货膨胀，刺激内需增长，但也会不同程度地阻碍各国对美出口。对美国来说，美元走弱，有利于增加美对外出口，但也会促使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增加其通货膨胀的压力。

石油价格波动不定。由于世界经济放慢，中东地区形势动荡，今年以来，世界市场原油价格波动不已。近来，美国原油库存迅速减少，致使原油价格上涨。据报道，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份交货的原油价格已连续9个交易日上涨，并于20日突破30美元大关，达到15个月来的最高点。虽然，由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石油产量迅速增长，中东地区在世界原油供应中地位有所削弱，但如中东紧张局势加剧，石油价格难免上涨，如超过每桶30美元，势将加大美国通货膨胀压力，影响美经济的复苏进程，也会对欧盟和其他石油进口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对世界经济失衡的思考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但与此同时，反全球化运动也应运而生并呈蓬勃发展之势，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几年，世界经济失衡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与谈论的一个热点话题。2005年l0月中旬在中国河北香河召开的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全球经济失衡是讨论的重要议题。为此，本文对世界经济失衡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 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失衡经济失衡经济失衡

2005年以来，全球经济学家谈论最多的话题莫过于日益加剧的世界经济失衡，“失衡并增长着”成为世界经济金融最令人迷惑难解的现象。虽然不断有学者提醒，持续失衡的世界经济将面临崩盘的危险，但是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却让人大跌眼镜：过去的四年里(2003年～2006年)，全球GDP的平均增幅接近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也表示，世界经济形势“从未这么好过”。那么，为什么主流经济学界还不停地在“盛世”中发表“危言”呢?是居安思危，还是别有所图。

事实上，世界经济失衡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上世纪80年代，以美国巨额贸易和财政“双赤字”为主要特征的世界经济失衡就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当时并未明确以“经济失衡”来对这种以贸易失衡为显著特征的经济现象进行概念上的诠释。直至2005年2月23日，IMF总裁拉托在对外政策协会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主题演讲，才正式提出了世界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的概念，随后国际经济学界即对这一问题展开热议。当下，主流国际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世界经济失衡正在持续加剧，主要表现在中国持续猛增的贸易顺差和美国的巨额贸易财政“双赤字”。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即南北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并导致南北矛盾日益突出。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从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开始落后于世界平均发展速度。进入9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仍没有迅速得到扭转，尤其是非洲和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缓慢。1990年～1993年，非洲经济的增长率分别只有1%、1.5%、0.7%和1.7%，拉美经济增长率分别仅有-0.1% 、2.9%、2.8%和3% ，再加上这些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较快，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最后导致人均国内产值明显下降，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首先反映在南北贫富差距还在拉大。据联合国《1992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说，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却拥有世界82.7%的收入，而占世界人口60%的发展中国家，却只拥有世界总收入的5.6%。有关资料统计，1960年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贫困国家的30倍，而1993年的这一差距扩大到62倍。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非洲的经济贫穷问题最为严重。20世纪80年代是非洲经济发展“失去的十年”，每年人均国内产值为负增长。1992年非洲人均国内产值比10年前下降15%，其中一些贫穷国家下降幅度达30%。近几年，由于非洲的人口1∶3增长率居高不下，一直保持在3%以上，加上多年的战乱和灾荒，非洲难民人数增至1180万，约占世界难民总数的二分之一，这就加重了非洲的贫穷。

国际资本流动中的二元结构:国际直接投资与金融证券投资的二元分裂。但是，当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天平向发展中国家这边倾斜的时候，全球的资本流动却仍然偏爱高收入国家，尽管中低收入国家资本总流量(双向)对GDP之比从1990年的6.5%提高到了2003年的13% ，增长了一倍左右，可是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仍然只有高收入国家的一半。而且，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量从总体上讲增长速度较快，但是国际资本特别是直接投资在流向发展中国家时也是高度不平衡的，2003年中国得到的外国直接投资要占到该投资流量(以流入量计)总额的9%，占发展中国家流入总量的35%。这种失衡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处在低端加工制造的地位、发达国家处在资本运作与科技创新的地位之国际分工模式凝固化的主要根源。

全球发展失衡加剧，但调整机会降临，失衡真相被全球化混淆。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显改变对全球失衡的看法，由忧虑转向客观，认为在全球化程度提高的背景下，资本自由跨境流动，为国家间储蓄和投资结构优化创造条件。资本从储蓄丰富的地区流向投资机会较多的地区，创造出更高的资本回报，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对世界经济有积极作用。然而，全球失衡是有限度的，一旦过度就会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加剧相关国家经济关系紧张，恶化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调整无序会导致美元贬值失控，金融市场动荡乃至危机。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际经济环境和条件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世界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很多新特点。其中战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断加剧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最令人瞩目的一个重大特征。

参考文献 :

[1]王宇:世界经济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J].国际经济评论，2006,(03)

[2]张燕生:全球经济失衡条件下的政策选择[J].国际经济评论，2006,(02)

[3]张幼文:要素流动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历史影响 [J].国际经济评论，2006,(02)

《伦理学研究》(双月刊)创刊于2002年9月，是国家一级学会——中国伦理学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一份学术理论刊物，其作为中国伦理学会的学术会刊。

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人发展，中国的前途命运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国际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国既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全面理性认识和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特点和趋势，对于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发展趋势及特点分析一、国际安全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首先，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促使各国人民下定决心维持和平，以使后代免除战争的浩劫。其次，核武器的大规模杀伤力和威慑力足以将地球毁灭很多次，因此谁也不愿意因打核战争与地球同归于尽。再次，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使世界各国依存度提高，共同利益的领域扩大，进一步减小了爆发世界性大战的可能性。二、传统安全领域中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并有新的表现首先是局部冲突与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尤其是这些热点问题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或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更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和变数。其次是各国的国防开支逐年增长。这种状况意味着各国仍然把军事发展作为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因素，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再次，主要核大国进一步加强战略力量，全球核武扩散问题依然严重，这对世界安全构成了极大隐患。三、非传统安全构成的威胁甚至超过战争首先是国际恐怖主义问题。2012年以来，恐怖主义活动出现新的反弹，打击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加突出。恐怖主义袭击频率增加，活动范围及袭击规模扩大;恐怖袭击方式令人防不胜防;国际反恐斗争中双重标准问题使得国际反恐阵线有破裂的倾向。其次是环境安全问题。全球气候变暖引发世人对环境安全的极大担忧。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气候灾害频发，甚至使部分小岛屿国家生存面临威胁。再次是金融安全问题。这次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发达国家，也严重打击了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及实体经济，并引发了诸多社会及政治问题。最后还有愈演愈烈的贩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病扩散、肆无忌惮的海盗活动，以及日益严重的非法移民等问题，这些都对国际安全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当前国际形势对中国的影响一、中国的传统安全环境面临的挑战首先表现在亚太及中国周边各国军费开支不断增长。目前，不少亚太国家普遍加大军费投人，加速军事战略调整，提高武器和人员的作战水平。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对中国的安全影响将是不言而喻的。在各国军费开支不断攀升的背后是世界各国进行新一轮深刻的军事调整与变革。其次是中国的周边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不可小视。中国与周边多国存在领土与领海争端，但由于这些问题涉及面广，历史与现实问题错综复杂，又有国际势力介人，解决起来难度相当大。另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也给中国带来安全威胁。核武器的垄断已被打破，世界进入到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时期，这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威胁。二、从非传统安全来看，中国也同样面临重大威胁三、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还须承担来自美国的压力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府明显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和投人，力图推动美国战略中心向亚太转移。美国在这一地区频频进行军事演习，在强化日韩同盟与美印关系的基础上拓展与泰国、菲律宾等国的同盟关系，努力使双边同盟向三边和多边同盟进行有力延伸。为了推进“重返亚洲战略”，奥巴马政府还全面参与亚太事务，积极加人《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高调介人中国南海问题，对中国的领土问题指手画脚，试图遏制中国日益强大的影响力，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和领导力。目前，美国在中国周边加紧构筑针对遏制中国的“C’’ 型军事包围圈，美军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基地密度已比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还要密集。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下中国应对策略一、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和资源，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软实力建设和平、发展与合作是历史潮流，我们必须顺应潮流，紧紧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战略机遇期，加速和平崛起的进程。只有自身实力强大了，才能更有效地保证本国的安全，维护世界的和平。从国际上来看，世界经济格局大变革、大调整必将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应该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努力推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秩序重建，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制定，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力争获取更多发言权，提高中国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紧紧抓住国际产业调整的机遇，凭借充足的外汇储备加快海外收购力度，壮大中国银行和企业的实力。从国内来看，要立足扩大内需保增长，坚持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放在首要位置，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金融危机不仅削弱了美国的硬实力，也重创了其软实力。这说明美国模式存在很多的问题和隐患。当然这里既有宏观层面上的问题，也有微观层面上的问题;既有经济上的问题，也有政治和社会、文化上的问题。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普世价值影响力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大大降低，而以政治和社会稳定、渐进改革、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有效调节、注重实体经济等为特点的中国模式则经历住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这无疑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当然，中国在软力量建设上还应继续培育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有效的意识形态及有感召力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制度。二、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妥善处理好中国与美国及周边国家的关系 (一)中美关系。与美国相比，目前中国仅仅是一个地区性大国，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并没有很大的战略回旋余地，中国持续的经济成功严重依赖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流人和外国市场的准人。I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均超过中国经济总量的60%以上，在世界主要大国中对外贸易依存度最高。倘若中美关系恶化，中国经济发展无疑将受到极大的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也将严重受挫，甚至难以实现。因此，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近些年来，中美两国在很多领域的合作总体比较顺利，在许多问题上中国秉持了务实灵活、温和求实的原则，这确实符合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战略，但是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两国今后无论在政治、军事领域，还是在经济、文化领域都会存在不可避免的摩擦，但无论出现怎样的矛盾，中美关系都不会全面恶化，两国的共同利益仍然大于分歧。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不尽相同，一些国家还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等历史遗留问题，情况相当复杂。进人新世纪，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了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积极解决了绝大部分边界等历史问题，营造了一个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周边环境，创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中国现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东北亚和南太平洋诸国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和深人，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三、努力推进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变革，最大限度地获取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目前，主要战略力量围绕国际格局调整转换中的权利重新分配展开激烈博弈，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较量空前激烈。尽管现存的国际秩序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有着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地方，并不能完全适应国际格局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但这一体制仍对世界和地区安全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因此不能推倒重来和“另起炉灶”，而应该积极参与，推动改革。对中国来说，要认识到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然性，并善于抓住机遇，以建设性的方式推进变革，确保变革过程的稳健和结果的合理性，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和决策参与权。由于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变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再加上经济权力的再分配不像政治权力再分配那样敏感，因此，推动国际体系的变革应该首先从经济层面人手，通过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促使中国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更好地维护和体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其次要推动国际政治体系的改革。具体来说，就是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使其具有更好的代表性，特别是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扩大中国在这一重要的决策机制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此外，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持积极态度还有助于防止中国被视作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国际政治论文发表

政治能使我们依法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依法履行自己的应尽义务，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下面是我整理的政治论文范文，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论生态政治与政治生态化

【摘要】近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不正确认识及盲目开发行为，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产生与发展成为生态政治运动兴起的动因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生态化的发展。生态政治产生发展是政治生态学、政治生态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生态化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解决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不可或缺的根本措施之一，是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之一。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 世界环境日 "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报告。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5.6%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 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目前经常出现，比如经济生态化、教育生态化、科技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 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跃进"、"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法律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社会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代发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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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学术论文迄今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学习时报》等发表各类文章50余篇，其中50余篇学术论文为《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国际政治》卷、《中国外交》卷、《世界经济》卷等全文转载。中国战略研究1、“国际机制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178-187页2、“中美印日俄有形战略资源比较——兼论旨在富国强民的中国大战略”，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2期，第26-41页3、“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第83-89页4、“论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年第3期，第63-68页5、“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载《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2期，第4-13页6、“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框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第14-19页7、“中国崛起的战略应对之道”，载《国际观察》2004年第3期，第9-16页8、“中国国际战略理念的变革”，载《理论前沿》2004年第12期，第11-13页9、“新安全观·利害共同体·战略通道——关于中国安全利益的一种解读”，载《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8期，第54-58页10、“如何进行大战略研究——兼论中国大战略研究的意义”，载《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4期，第33-45页11、“确保中国能源安全的战略意义”，载《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1期，第33-44页12、“中国外交哲学的演变”，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第47-53页13、“压力、认知与国际形象——关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战略的历史解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第17-22页14、“中国对外开放与融入世界”，载《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4期，第15-25页15、“国家主义、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兼论中国大战略的谋划”，载《开放导报》2005年第3期，第23-30页16、“研究中国东亚一体化战略的重要意义”，载《国际观察》2005年第3期，第26-35页17、“中国战略文化的重构：一项研究议程”，载《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第57-63页18、“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创新”，载《外交评论》2006年第1期，第16-21页19、“入世五年：中国应进一步对外开放”，载《开放导报》2007年第1期，第68-73页20、“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上）”，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第15-26页21、“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下）”，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3期，第37-46页22、“中国观念变革的战略路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第13-20页23、“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中的战略调整”，载《开放导报》2007年第5期，第61-65页24、“国家利益与战略视野——关于中日关系的调研与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10期，第4-11页25、“构筑中日共同利益的战略框架”，载《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0期，第39-46页26、“中国国家战略体系的建构”，载《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5期，第13-20页27、“对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若干思考”，载《开放导报》2008年第3期，第17-23页28、“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议程与方法”，载《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2期，第51-58页29、“中国东亚战略的展开”，载《当代亚太》2009年第1期，第53-67页30、“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历程、现状与前瞻”，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5期，第56-71页31、“中国国际战略演进及其经验总结”，载《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10期，第28-32页32、“世界转型与中国的战略取向”，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1期，第35-36页33、“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变迁研究（1949-2009）”，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1期，第44-54页34、“中国大国关系的历史演进（1949-2009）”，载《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第11-17页35、“中国青海藏区稳定的涉外因素分析与对策”，载《国际观察》2010年第6期，第64-71页36、“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及其传播途径”，载《国际观察》2012年第1期，第70-77页37、“关于中国大战略的理性思考”，载《战略与管理》2012年第2期，第10-18页38、“两个大局视角下的中国国家认同变迁（1982-2012年）”，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54-66页大国战略研究39、弛张有度，斗和相兼——试析冷战后的美日关系”，载《国际政治研究》1998年第2期，第96-104页40、“美国输出民主战略浅析”，载《国际政治研究》1999年第1期，第22-32页41、“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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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19-3242、“国际机制与美国霸权”，载《美国研究》2001年第1期，第74-88页43、“美国外交中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载《国际问题研究》2001年第5期，第51-55页44、“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争鸣及其启示意义”，载《太平洋学报》2003年第2期，第18-26页45、“应对国家失败的补救措施——兼论中美安全合作的战略性”，载《美国研究》2004年第1期，第7-32页46、“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载《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2期，第133-142页47、“关于美国大战略的框架性分析”，载《国际观察》2005年第1期，第22-29页48、“霸权之翼——兼论国际制度的战略价值”，载《开放导报》2005年第5期，第47-52页49、“美国霸权与国际秩序”，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1期，第17-24页50、“西方三大霸权的战略比较——兼论美国制度霸权的基本特征”，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2期，第60-66页51、“美国霸权与美欧关系”，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10-18页52、“扩大共同利益，进一步稳定中美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6期，第24-30页53、“金融危机与美元霸权的变迁”，载《理论视野》2009年第2期，第44-47页54、“国际战略惯性与苏联的命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184-192页55、“关键时刻：美国精英眼中的中国、美国与世界”，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第182-202页56、“中国对美国的主流战略认知“，载《国际观察》2014年第1期东亚战略研究57、“聚焦东亚：中美的冲突与合作”，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6期，第84-89页58、“美国霸权与东亚：一种制度分析”，载《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9期，第36-47页59、“中日关系改善及其对东亚的贡献”（日文），载《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报》2007年第11期，第77-78页60、“中国崛起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变革”，载《国际观察》2008年第2期，第16-26页61、“东北亚安全困境及其战略应对”，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8期，第16-22页62、“东亚秩序建构：一项研究议程”，载《当代亚太》2008年第5期，第70-86页63、“EastAsian Order Formation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diana Journal ofGlobal Legal Studies, Vol.17, No.1, Winter 2010, pp.47-82.64、“共同利益与东亚合作”，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第93-108页 65、“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史进程、现状评估与未来展望”，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6期，第62-74页国际关系理论66、“国际机制理论的批判与前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11期，第17-22页67、“国际机制理论与国际社会理论的比较”，载《欧洲》2000年第2期，第12-18页68、“国际机制理论流派评析”，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香港）2000年夏季卷，第155-164页69、“对国际机制理论主要流派的批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3期，第23-29页（《新华文摘》2000年第7期全文转载）70、“博弈论与国际机制理论：方法论上的启示”，载《国际观察》2000年第3期，第40-44页71、“集体安全辨析”，载《欧洲》2001年第5期，第10-17页72、“国际机制的有效性与局限性”，载《美国研究》2001年第4期，第7-22页73、“论国际机制的合法性”，载《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1期，第131-138页74、“全球化与国际机制：理论上的启示”，载《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4期，第45-50页75、“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评估报告”，载《欧洲》2002年第3期，第90-105页76、“建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关于《权力与相互依赖》的一种解读”，载《美国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1-122页77、“合法性、有效性与局限性——评估国际机制作用的理论框架”，载《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冬季卷，第137-176页78、“论国际关系理论的相互借鉴与融合之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42-43页79、“关于世界秩序蓝图的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第7期，第35-36页80、“罗伯特·基欧汉学术思想述评”，载《美国研究》2004年第4期，第103-118页81、“权力转移、问题转移与范式转移——关于霸权解释模式的探索”，载《美国研究》2005年第3期，第7-31页82、“回归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重心，架起理论与实践的桥梁”，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1期，第28-31页83、“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载《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6期，第70-78页其他84、“联合国机制浅析”，载《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3期，第44-50页85、“联合国人权机制：一种框架性分析”，载《国际政治研究》2000年第3期，第75-82页86、“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困境”，载《国际观察》2002年第3期，第1-8页87、“联合国维和机制的创新”，载《国际问题研究》2002年第6期，第17-21页88、“否决权机制及其未来”，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4-27页（《新华文摘》2005年第16期全文转载）89、“阿根廷危机管理：教训、经验与启示”，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5期，第78-85页90、“社会结构、政党危机与2009年大选前景——关于德国政党体制变迁的调研与思考”，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5期，第37-44页V-2．学术著作专著1、《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2、《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006年，远景基金会繁体字版2006年3、《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开放与国家战略体系》，人民出版社2008年5、《中国国际战略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6、《修远集——门洪华调研录》，社会科学文献社2012年合著与主编1、《国际机制论》，新华出版社2002年2、《解读美国大战略》（联合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3、《中国：大国崛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4、《中国：东亚一体化新战略》（联合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5、《中国：软实力方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6、《中国改变世界》（联合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7、《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8、《关键时刻：美国精英眼中的中国、美国与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9、《中国外交大布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10、《中国战略报告第一辑：中国软实力的战略思路》，人民出版社2013年V-3．学术译著独译1、《权力与相互依赖》（RobertKeohane and Joseph Nye Jr., Power andInterdependence, Addison Wesley Longman, Inc., 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三版、2011年第四版2、《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RobertKeohane and Men Honghua, eds., Liberalism,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200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硬权力与软权力》（Joseph S. Nyeand Men Honghua, eds.,Hard and SoftPower: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Globalization, 200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G.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Wa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主译1、《探究世界秩序》（Tommy Coh, The Quest for World Order, The Instituteof Policy Studies, Singapore, 1998）（第一译者），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2、《国富国穷》（David S.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New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8）（第一译者），新华出版社2001年（本译著被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评为2001年度、2004年度引进版社科类优秀图书奖）3、《从财富到权力——美国世界地位的独特起源》（Fareed Zakaria, From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98）（第一译者），新华出版社2001年4、《国家实力评估：资源、绩效、军事能力》（AshleyJ. Tellis et al, Measuring National Powerin the Postindustrial Age, RAND, 2001）（第一译者），新华出版社2002年（本译著被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评为“2002年度引进版社科类优秀图书奖”）合译1、《中国西部四十年》（A. DoakBarnett, China’s Far West: Four Decadesof Chang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合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2、《全球化世界的治理》（Joseph Nye,ed.,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合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3、《2001年四年防务评估——安全驱动的战略选择》（Michele A. Flournoy, ed., QDR 2001 Strategy – Driven Choices for America’s Security,Washingto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1）（合译），国防大学出版社2003年4、《世界政治中的探索与争鸣》（PeterKatzenstein, Robert Keohane, and Stephen Krasner, eds.,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MITPress, 1999）（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校译1、《国际化与国内政治》（RobertKeohane et al,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Domestic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2、《关贸总协定法律及其实务指南》（Guide to GATT Law and Practice, WTO, 1995）（总译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伦理学研究》(双月刊)创刊于2002年9月，是国家一级学会——中国伦理学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一份学术理论刊物，其作为中国伦理学会的学术会刊。

国际政治发表论文

1、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特点” 2、浅析中东问题现状 3、中国的外部困难和新领导集体面对的挑战 4、中国大陆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 5、环境问题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6、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 7、美印军事合作及其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