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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秋风飒飒，秋雨已至，浣花溪水猛涨的时候，已是无御寒之衣的他却还在草堂中呐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听闻官军收复叛军所占之地时，他竟“涕泪满衣衫”，“喜极而欲狂”。他的爱，深切以至不可度量。
当盛唐还沉浸在歌舞升平的欢愉中时，一个孤寂、飘泊的灵魂已经注定。
他的到来，将桴止响腾的大唐那勾魂摄魄的绮丽风光，彻底敲碎，也夺去了一切曾有的光芒，包括太白狂傲不羁的“五花马、千金裘……”、陈子昂幽州台上的绝世牢骚、甚至乐天黯然落下的两滴眼泪————为那“半匹红纱一丈绫”。因为他，杜甫，是诗圣，是把浪漫与清丽都抛至脑后的悲情诗圣。盛唐暮鼓的最后一声敲响，是因他而鸣。
当满腔雄心壮志的他踏入长安城时，上天已决定将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他的肩上，非他莫属。于是，一道“普天之下无贤才”的奏章，将他脆弱敏感的心打伤。他，迈着沉重的步子离开。他，已决定远行。这个决定，他下得那样艰难。他不甘心啊！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一条生存之路。然而，当他亲眼目睹“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情景后终于选择了缄默地离开。通达的大门，在他身后重重地关上了。
杜甫还是爱国的，尽管国已负他。如果不是，他怎么会于“三别”留下那般激昂的言语，怎会那般语重心长地勉励将上战场的年轻一辈，又怎会在《石壕吏》中那样矛盾地沉默许久？
他真正是包含热情地爱祖国，那份热情，从未冷却过。他又将儒家之精华深深灌入自己的骨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未通达，所以他灵魂高洁，但更可贵的是，他也始终在为天下计，这就是上天给他的重担。秋风飒飒，秋雨已至，浣花溪水猛涨的时候，已是无御寒之衣的他却还在草堂中呐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听闻官军收复叛军所占之地时，他竟“涕泪满衣衫”，“喜极而欲狂”。他的爱，深切以至不可度量。
他已习惯了远行，所以他不能停留，他坚强地为自己更为国家而活着，行走到生命喘息的最后一刻。
浣花溪依旧流走，诗人却已不能再驻足此地，厚重的责任决定它不能有稍许放松，永远为国为民而思，忧天下之先。他的现实精神，着实伟大，不然，怎会为“圣”？
杜少陵终于累了，他用尽浑身气力，将他的责任举得比泰山还要高时，终于不动了。然而，他的远行，有起点，没有尽头。
说起杜甫，人们自然会想到他的诗，想到他忧国忧民的形象，可是仅凭这些，杜甫诗圣的称号才说对了一半。杜甫在诗作之外，还有很多人们不太知道的行为和品格，才足以使宋人把杜甫推崇为诗圣，而非李白；也正是这些行为和品格，就连苛刻的南宋理学宗师朱熹也大加赞扬，把杜甫评价为人格上的楷模。 孟子说，人皆可以成尧舜，意思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尧成为舜。明代的王阳明甚至说满街都是圣人，但是如果我们取一个严格的标准，谁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圣人呢？而我们可以请出一位人物，那就是杜甫。杜甫一生身居下位，是一位平民中的平民，但他却以自己的行为和实践完成了平民到圣人的超越。这也是后人除诗歌之外极力推崇杜甫的原因之一。 我们知道在安史之乱之后，由于安史叛军占领了长安，无数的唐朝的大官都投降了，做了一个伪王朝的伪官。包括当时的宰相陈希烈驸马张垍，杜甫的好朋友王维等人也这样做，惟独杜甫，惟独这个官居八品以下，真正是一个芝麻绿豆官的杜甫，他坚守了民族气节。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逃过唐军跟叛军对峙的战场，逃到唐朝临时政府所在地。就是这样一个举动，当时其他人都没有过，只有杜甫这样。所以在这些方面杜甫确实是身体力行地体现儒家的精神，用他的实践展示着儒家的一种道德风范。他用他的行为来说明儒家心目中间的道德规范应该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些也许是杜甫在诗歌之外的另一种人格魅力。在群星灿烂的唐代诗歌的天空中，李白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一个星座。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李白也是最伟大的几个诗人之一。他那豪放不羁的个性，排山倒海的气势，出神入化的想象，生动自然的语言，创造出一片雄奇瑰丽、五彩缤纷的诗境，使他成为继屈原之后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成为豪放派文学最优秀的代表。凡是有点中国文化基础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随口背诵几句李白的诗：“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声，白波九道流雪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诗人的豪情逸兴，如同滚滚大江，长流天地，长流人心。 此刻，我想起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诗情是那样豪迈，格调是那样轻快。可是，你能想到么，这首充满生气和文采，给人愉悦和振奋的诗，却是李白晚年之作，是他五十九岁时以衰病之身写下的作品？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标志着“开元盛世”结束，使大唐王朝从此走向衰落的“安史之乱”爆发。次年（756），叛军攻占长安，玄宗仓皇逃往蜀中，太子李亨自行即位，是为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国家的危难，人民的困苦，使隐居于庐山的李白寝食不安，他渴望投入平叛的战斗之中。这时，永王李璘奉玄宗之命，以抗敌平叛为号召，在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起兵，率师东下，并一再派人邀请李白入其幕府。李白出于一片爱国热忱，慨然接受了永王的邀请。在这羽檄交驰的战斗氛围里，青年时代那“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雄心又在他的胸中鼓动，他把自己想象为在淝水之战中指挥若定、大获全胜的东晋宰相谢安（字安石），乐观而自负地唱道：“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然而，永王李璘却企图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与其兄唐肃宗发生了矛盾，不久就被肃宗的军队所消灭。这一来，一心杀敌报国的李白竟莫名其妙地成了“叛党”，被投入浔阳（今江西九江）监狱。经人营救出狱以后，又被判处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这时，李白已经五十八岁。接踵而来的残酷迫害，数千里艰险坎坷的长途流放，使这位一向乐观豁达的老人倍感辛酸。在凄风苦雨的流放途中，他曾悲愤地写道：“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但是，李白毕竟是李白，尽管屡遭挫折，身陷困境，却改变不了他的一身傲骨、满腔豪情，消磨不了他的济世壮志、爱国热忱！乾元二年（759）春天，李白行至夔州白帝城（在今重庆市奉节县），遇赦获释。怀着意外的惊喜，他立即乘舟东下江陵，并在归途中写下了这首名作。 大多数读者可能都是在少年时代就记住了这首诗，并从此牢牢铭刻于心。“朝辞白帝彩云间”，多么明丽的景色；“千里江陵一日还”，多么迅捷的速度；“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更以具体而生动的形象，把舟行之轻快与诗人心情之畅快融为一体，写得既空灵飞动，又富有哲理，令人悠然神往，堪称千古名句。整首诗明白晓畅，琅琅上口，带给人浓郁的诗情画意，使与诗人相距一千几百年的少年读起来也毫不费力。那时，你幼小的心灵，一定充满了对这位才气横溢的伟大诗人的敬仰和羡慕。 不过，当你有了一定的人生体验，又了解了李白写作此诗的来龙去脉以后，再来细细品味这首诗，你的感受必定会有所不同。“朝辞白帝彩云间”，不仅写出了清晨明丽的自然景色，而且烘托了诗人摆脱流放苦境的愉快心情。“千里江陵一日还”，固然写出了轻舟顺流直下的迅捷，更写出了诗人向苦难告别的急切。“江陵”并非李白的故乡，此时的李白，已是孑然一身，无家可归，不过暂借江陵栖身而已。这里的“还”字，无非表现了一个垂暮老人从长流夜郎（在唐代尚被视为蛮荒之地），死无葬身之处的噩梦回到能够正常生活的世俗社会的些许欣慰，由悲转喜，喜中含悲，可谓意味深长。“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既是写实，又带有象征意义：让权贵的诬陷、小人的诽谤都像那匆匆而过的猿声一样抛在脑后吧，诗人的心中还燃烧着希望之火，还将继续奋力向前！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他回到江陵之后，还时时想着为国家效力。直到六十岁时，听说叛军气焰复炽，平叛名将李光弼出镇临淮，他又主动请缨北上，可惜因病半道而返。此后，贫病交加的诗人依靠族叔、当涂令李阳冰勉强维持生计。宝应元年（762），六十二岁的伟大诗人卒于当涂（今属安徽）。回顾诗人艰辛的晚年，再反观《早发白帝城》这首诗，你当然仍会敬佩诗人那挥洒自如的天才，但你更会被诗人那至老不衰的浪漫主义豪情所震撼。正因为如此，有过李白那样流放边远地区的经历、并从李白诗中吸取过营养的明代著名蜀中诗人杨慎（杨升庵）极力称赞这首诗“惊风雨而泣鬼神矣”。 确实，像李白这样毕生充满自信，历经磨难而豪情依旧，始终保持着高亢而嘹亮的歌喉的诗人，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与李白同时的杰出诗人王维，年轻时也曾写过一些豪迈的诗篇，留下了“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被人广泛传诵的名句。但经过一番宦海风波，他的豪情便大为消减，转而专意于恬淡清丽的山水田园诗的吟咏，后来更是“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只有李白，哪怕被严酷的现实碰得头破血流，被明枪暗箭弄得伤痕累累，却一如既往地昂着高傲的头颅，唱着豪迈的诗章。这惊天动地的豪情，来自酷爱自由的天性，来自冲决一切罗网的勇气，来自对祖国的无比热爱，乃是中华民族伟大气魄的突出体现。 李白豪迈壮丽的浪漫主义诗歌，将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推向了新的高峰。还在李白在世时，著名诗人贺知章便惊叹其为“谪仙人”。与李白齐名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对他深怀敬意，推崇备至：“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继杜甫之后，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对李白十分尊崇，并将李白与杜甫相提并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人们仰慕李白豪放飘逸的诗风可望而不可及，将他尊为“诗仙”。一千三百多年来，李白的诗风沾溉了历代诗人，流播于五湖四海，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值得中国人民永远引以自豪，巴蜀儿女当然更应为此而骄傲。 李白——巴蜀人民的杰出先贤。 李白——中华文化的光辉代表。你好！shaorunjia2001真心为您解答~~ ~亲，如果你认可我的回答，请点击【采纳为满意回答】按钮~~手机提问者在客户端右上角评价点【满意】即可。~你的采纳是我前进的动力~~【如果我做错了欢迎大家指出我的错误，毕竟我不是万能的】~如还有新的问题，请好评和采纳后重新另外起一题向我求助，答题不易，敬请谅解~~O(∩_∩)O，记得好评和采纳，互相帮助祝学习进步！
杜甫 姓名字号：杜甫，字子美 生 卒 年：公元712～770年 出 生 地：河南巩县 朝 代：唐朝 著 作：《杜工部集》 历史评价 与李白被视为唐诗中并峙的高峰，其诗千锤百炼，苦心经营，为后世文人典则。 一生成就 杜甫早期作品留存数量很少。这些诗篇和时代的风气相一致，充满自信，带有英雄主义的倾向，而同杜甫自己后来的作品有明显区别。如以“所向无空阔”、“万里可横行”写马，以“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写鹰，都有不可一世之概。《望岳》诗写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气概非凡。 35岁时，杜甫结束了读书和漫游生活，满怀信心地来到长安求取功名。但滞留10年却一再碰壁。不久，父亲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变得艰困起来。经过重重苦难的磨砺，他透过个人的不幸看到了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这时传统的儒家人生观对于他的个性和行为习惯起了重要的作用。天宝十一载（752年），杜甫写下了他的名篇《兵车行》，以严肃的态度，真实地记录下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悲惨图景。这首诗标志了杜甫诗歌的转变。由此形成并基本上贯穿了杜甫此后一生诗歌创作在思想内容方面的特征：严肃的写实精神；在忠诚于唐王朝和君主的前提下，对统治集团中的腐朽现象给予严厉的批判；对民生疾苦的深厚同情；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深沉忧念。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兵车行》的开头是一幅悲惨的图景。接着批判的锋芒指向好大喜功的唐玄宗：“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诗中继续写到战争导致国内生产力的衰减：“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最后借想象为那些无辜的死者发出悲愤的哭喊：“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在唐诗中，如此严肃地正视现实、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的作品，以前还没有过。 此后，他又写了《丽人行》，揭露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亲族穷奢极欲的生活。而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更把最高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的情状与民间饥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锐的对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撼人心的诗句概括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 天宝十四年11月“安史之乱”起，刚刚开始仕途的他还没有来得及走下去，便被抛入流离的生活。乾元二年（759年）丢弃了官职，带着家眷，西向秦州、同谷，过剑门到了成都。安史之乱结束后，唐王朝的瓦解之势并未因此而停止。一场暴烈的动荡转化为持续的衰乱，这使得杜甫对国家的前途更觉失望，他后期的诗歌，情绪甚至比安史之乱中更显得沉重，他对军阀、官僚的横暴、腐败，态度变得更为尖锐严峻。虽然像《兵车行》和“三吏”、“三别”那样细致描述的作品已经很少再有了，但以高度概括的诗歌语言所揭示的事实，却别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杜甫生命最后的11年，是诗人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留下的作品有1000余首，占其《杜工部集》存诗总数的2／3以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旅夜书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作。尤其以旅居夔州的2年为中心，杜甫的律诗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可以说是杜诗的第二次高峰。 杜甫的诗歌自古以来就有“诗史”的美誉。杜甫其实并非有意于史，他的那些具有历史纪实性的诗篇，以及那些记述自身经历而折射出历史面目的诗篇，乃是他的生命与历史相随而饱经忧患的结晶，是浸透着他个人的辛酸血泪的。他本身的遭遇是与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对于生活在动乱时代的人们，这一类诗格外具有感染力。如当他逃至凤翔后，有了机会去鄜州探家时，写出他的名篇《羌村三首》，第一首写道：“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诗中呈现一幅戏剧性的异常感人的场面。在那一场突发的大战乱中，家破人亡是寻常事情，骨肉重聚反而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了。杜甫以准确生动的语言，把他们一家人重新相见时，彼此如在梦中、亦惊亦悲亦喜的复杂心情清晰地呈现出来，可谓感人至深。千百年来，它不知引发了多少人内心的共鸣！ 正是因为个人的命运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富于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的杜甫以儒者的广阔胸怀从一己的悲愁中解脱出来，将一己的命运化入更广阔的社会人生。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在饥寒之中，他所关注的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天下寒士的温暖。这种宽广的胸怀，感动了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 杜甫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这种深入社会、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的创作倾向，和由此带来的语言表现形式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不仅标志了唐诗内容与风格的重大转折，也对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杜诗的千锤百炼、苦心经营，可以为人典则。就这一点来说，杜诗对后人的影响比李白要大。 生活速写 在我们的印象中，杜甫似乎总是那么沉郁忧愤，其实他也有张狂浪漫的一面。 当时盛唐帝国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繁盛阶段，整个民族和时代都表现出一种蓬勃进取的气息，杜甫也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他也曾年轻过，在他年轻的时候连屈原、贾谊、曹植、刘桢那样的人物他都不放在眼里。他的《壮游》诗回忆往事，自称“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24岁时，杜甫赴洛阳考试，未能及第，又浪游齐、赵，度过一段狂放的生活。33岁时，杜甫与李白相识于洛阳，又在梁、宋一带为豪侠之游，他们纵酒放歌、慷慨怀古、驰逐射猎，也很有几分任侠之气。李白当时已是名震天下的诗人，他的特殊风采和出众才华，深深吸引了杜甫。杜甫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和李白交往的时间并不长，但当李白遭遇危险时，他却魂牵梦绕，再三写下《梦李白》、《天末怀李白》等感人至深的诗篇。看的出，诗人年轻时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只是因为当时社会的现状和以后生活的困顿，才让诗人把视线更多地转向了民间疾苦，也更加关注现实主义题材。 传世佳句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冯轩涕泗流。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名人年谱 712年，出生于河南巩县。 天宝六年（747年），至长安求取功名。 天宝十一年（752年），写下名篇《兵车行》。 大历五年（770年），在耒阳附近客死旅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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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 （712～770） 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在成都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之为杜少陵，杜工部。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20岁以后可分4个时期。 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杜甫过着“裘马清狂”的浪漫生活。曾先后漫游吴越和齐赵一带。其间赴洛阳考进士失败。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结为挚友。次年秋分手，再未相会。杜甫此期诗作现存20余首，多是五律和五古，以《望岳》为代表。 天宝五载至十四载，杜甫困守长安，穷困潦倒。他不断投献权贵，以求仕进。六载曾应试“制举”；十载献“大礼赋”三篇得玄宗赏识，命宰相试文章；但均无结果。直到十四载十月，安史之乱前一个月，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之职。仕途的失意沉沦和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使他逐渐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创作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不朽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警世之句。此期流传下来的诗大约100首，其中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安史之乱最盛。杜甫也尽历艰危，但创作成就很大。长安陷落后，他北上灵武投奔肃宗，但半路被俘，陷贼中近半年，后冒死从长安逃归凤翔肃宗行在，受左拾遗。不久因房案直谏忤旨，几近一死。长安收复后，回京任原职。758年5月，外贬华州司功参军，永别长安。此时期的杜甫，对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先后写出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传世名作。759年，关辅大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辞官，经秦州、同谷，于年底到达成都。此期流传下来诗歌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八年，荆、湘三年。760年春，他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并断续住了五年。其间曾因乱流亡梓、阆二州。765年，严武去世，杜甫失去凭依，举家离开成都。因病滞留云安，次年暮春迁往夔州。768年出峡，辗转江陵、公安，于年底达岳阳。他生活的最后二年，居无定所。飘泊于岳阳、长沙、衡阳、耒阳之间，时间多在船上度过。770年冬，杜甫死于长沙到岳阳的船上，年59岁。逝世前作36韵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有“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之句，仍以国家灾难为念。这11年，他写诗1000余首（其中夔州作430多首），占全部杜诗的七分之五强。多是绝句和律诗，也有长篇排律。名作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登高》、《又呈吴郎》等。 杜诗现存1400多首。它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代称作“诗史”。但杜甫并非客观地叙事，以诗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广泛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正如浦起龙所云：“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时事政治诗。短篇如《洗兵马》、《有感》、《丽人行》、《三绝句》、《病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长篇如《夔州书怀》、《往在》、《草堂》、《遣怀》，虽内容各异，但都是个人情感与事实相结合，抒情色彩较浓。战争题材在杜诗中数量很大。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态度不同。反对朝廷穷兵黩武，消耗国力的有《兵车行》、《又上后园山脚》等；支持平息叛乱，抵御外侮的有《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岁暮》等。《前出塞》、《后出塞》两组诗，既歌颂了战士的壮烈英勇，又谴责了君王拓边无厌和主将骄横奢侈；以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三吏”、“三别”中，诗人同情人民的痛苦，愤恨野蛮拉丁；但大敌当前，兵源缺乏，他只能忍痛含泪劝慰被征者。表现出作者内心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杜甫有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是情、景与时事的交融，而不仅仅是情景交融。最具代表性的是《春望》、《剑门》。 杜甫还有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特色。杜集中也有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感情较淡泊，尤其是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这是他经过长期飘泊，得到暂时休息后心境的表现。在《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中，诗人对花草树木、鸟兽鱼虫的动态有细腻的观察，无限的喜爱和深刻的体会。体现了杜甫诗歌和为人的另一侧面。杜甫怀念亲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如《月夜》怀念妻子，《月夜忆舍弟》怀念弟弟。众多怀友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追念或谈到李白的诗有15首。表现了他对李白的推崇和情谊。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偶题》、《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转益多师”、“别裁为体”，扬弃古今而自铸伟辞的艺术主张。在困守长安和飘泊西南时期，为求仕进和维持生计，杜甫也作过一些内容无聊、格调不高的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诗。其中有不少五言排律。 杜诗体制多样，奄有众长，兼工各体，并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其五言古诗融感事、纪行、抒怀于一炉；博大精深、无施不可，开唐代五古境界；代表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七言古诗长于陈述意见，感情豪放、沉郁，风格奇崛拗峭；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其五、七言律诗功力极高；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旅夜书怀》、《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宿府》、《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有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其《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达1000字。但杜甫排律亦多堆砌典故、投献应酬之作。其绝句即景抒情，反映时事，并开绝句中议论之体，别开异径，贡献颇大。杜诗内容广阔深刻，感情真挚浓郁；艺术上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给后世以广泛的影响。杜甫也被后人尊为诗圣。杜甫一生潦倒，其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甫《南征》）。但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近千年来，治杜之风不绝。宋代有许多杜诗的编年、分类、集注等专书，如王洙《杜工部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鲁编次、蔡梦弼会笺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徐居仁编辑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后世注释杜集的亦在百种以上，较流行的有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新、旧《唐书》都有杜甫本传。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点、解释杜诗的文字非常丰富。中华书局1964年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鸿保有《读杜诗说》。另外，中华书局还将五四运动以来较重要的论文汇编成《杜甫研究论文集》。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有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诗论》、朱东润《杜甫叙论》。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的《杜甫年谱》。
中国有那么多的大诗豪，像李白、杜甫、苏轼等等，还有那些在官场上不得志的，可能也会在知网上发表自己的文献，让其他人看中他。
杜甫对诗歌发展产生的影响：1、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发展史上占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他继承《诗经》、汉魏乐府及初唐陈子昂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拓宽和加深了诗歌的题材范围和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使诗歌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技巧更加丰富多彩,把现实主义诗歌推向新的高峰.2、现实主义精神影响着一代代诗人,如元、白的新乐府,晚唐的聂夷中、杜荀鹤、皮日休,宋代的陆游、文天祥,直至清末的黄遵宪等都受到杜诗的影响.3、杜诗在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渚方面为后世诗人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借鉴. 鲁迅曾评价杜甫：“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曾经加入《新青年》，以《狂人日记》等名作参与发动“五四”文化革命之鲁迅，到三十年代，岿然成为众望所归之革命文学导师，晚年与友人讨论中国文学史，以为中古之陶潜、李白、杜甫皆第一流诗人，继而又说：“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鲁迅晚年在政治上己与胡适分道扬镳，惟此评论杜甫之寥寥数语，仍然与胡适笙磐同音。他还曾经说过：“杜甫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这个问题要细说的话有很多方面，比如：论杜甫的疾病对“沉郁顿挫”诗风形成的影响；杜甫对清代诗坛的影响；杜甫咏物诗对魏晋南北朝咏物诗的继承和发展。总的说来： 杜诗达到了古典诗歌艺术现实主义的发展高峰,并形成了诗人独特的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一）杜甫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发展史上占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他继承《诗经》、汉魏乐府及初唐陈子昂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拓宽和加深了诗歌的题材范围和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使诗歌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技巧更加丰富多彩,把现实主义诗歌推向新的高峰.（二）杜甫诗歌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1、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影响着一代代诗人,如元、白的新乐府,晚唐的聂夷中、杜荀鹤、皮日休,宋代的陆游、文天祥,直至清末的黄遵宪等都受到杜诗的影响.2、杜甫忧国忧民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在后世的爱国诗人（如文天样等）以及广大人民中引起广泛的共鸣.3、杜诗在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渚方面为后世诗人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借鉴.
杜甫（公元712--770年），汉族，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人称“诗圣”。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乃父杜闲。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杜甫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开始，他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七五九），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州二年，出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子美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其人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奉为「诗圣」。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大李杜”。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有《杜工部集》。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杜甫生平 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开元19（时20岁）年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再漫游齐赵。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杜甫始为左拾遗，上疏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投，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史传论述 《新唐书·杜甫传》 作者：欧阳修 宋祁 摘自《新唐书 艺文传》 甫，字子美，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三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数上赋颂，因高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沈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 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右拾遗。与房琯为布衣交，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亲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且称：“琯宰相子，少自树立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才堪公辅，陛下果委而相之。观其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然性失于简。酷嗜鼓琴，廷兰托琯门下，贫疾昏老，依倚为非，琯爱惜人情，一至玷污。臣叹其功名未就，志气挫衄，觊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涉近讦激，违忤圣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赐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独蒙。”然帝自是不甚省录。 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鄜，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视。从还京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流落剑南，结庐成都西郭。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武卒，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 大历中，出瞿唐，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 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 赞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袭沿。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賸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 《旧唐书·杜甫传》 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曾祖依艺，位终巩令。祖审言，终膳部员外郎，自有传。父闲，终奉天令。 甫天宝初（注：应为开元末）应进士不第。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注：应为右卫率府参军）。十五载，禄山馅京师，肃宗征兵灵武。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注：时未尝到河西），谒肃宗于彭原（注：应为凤翔），拜右拾遗（注：应为左拾遗）。房〔王官〕为布衣时，与甫善。时〔王官〕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是年十月，〔王官〕兵败于陈涛斜。明年春，〔王官〕罢相。甫上疏言〔王官〕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王官〕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辅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注：成州之上漏去秦州），自负薪采〔木吕〕，儿女饿殍者数人。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注：公不赴功曹之命，系代宗广德元年居梓、阆间事）。 上元二年冬，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镇成都（注：武凡两镇成都，其在上元二年，则以绵州刺史迁东川节度，兼除西川。至以黄门侍郎再帅剑南，乃代宗广德二年事），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注：此在严再镇后，非上元也）。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无所依（公之去蜀东行，以公诗证之，当在严武未卒之前）。 及郭英□（“刈”的左部）代武镇成都，英□武人，粗暴，无能刺谒，耐游东蜀，依高适（注：时适已官京朝，不在东蜀，公亦未依适）。既至而适卒。是岁，崔宁杀英□，杨子琳功西川，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注：去蜀后居夔且二年，史漏），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注：其时江陵无警），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注：自衡往郴，舟泊耒阳耳，未尝寓居也）。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注：阻水不在岳庙），旬日不得食。耒阳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注：当作大历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注：此说出于唐小说家，不可信，当以公诗正之），时年五十有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注：元氏撰墓系，无自耒阳之文），归葬于偃师西北首阳山之前。 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有饭颗山头之嘲诮（注：唐《本事诗》云：太白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此诗太白集不载，不可信）。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 国学宝典——杜甫 [又名：杜工部，诗圣] 杜甫，字子美，其先襄阳人，曾祖依艺为巩令，因居巩。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后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安禄山陷京师，肃宗即位灵武，甫自贼中遁赴行在，拜左拾遗。以论救房琯，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乱，寓居同州同谷县，身自负薪采梠，哺糒不给。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道阻不赴。严武镇成都，奏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武与甫世旧，待遇甚厚。乃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枕江结庐，纵酒啸歌其中。武卒，甫无所依，乃之东蜀就高适。既至而适卒。是岁，蜀帅相攻杀，蜀大扰。甫携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亦乱。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卒年五十九。元和中，归葬偃师首阳山，元稹志其墓。天宝间，甫与李白齐名，时称李杜。然元稹之言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亦云：“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殆过于李。”元、白之论如此。盖其出处劳佚，喜乐悲愤，好贤恶恶，一见之于诗。而又以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为本旨。读其诗可以知其世，故当时谓之“诗史”。旧集诗文共六十卷，今编诗十九卷。 杜甫年谱 712壬子睿宗太极一（玄宗先天一），杜甫生于河南巩县。 717丁巳玄宗开元五，杜甫六岁。尝至郾城，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 718戊午玄宗开元六，杜甫七岁。始作诗文。 720庚申玄宗开元八，杜甫九岁。始习大字。 725乙丑玄宗开元一三，杜甫十四岁。壮游诗曰：「习年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从，以我似班扬。」原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 726丙寅玄宗开元一四，杜甫十五岁。百忧集行曰：「忆昔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730庚午玄宗开元一八，杜甫十九岁。游晋，至郇瑕（今山西猗氏县），从韦之晋、寇锡游。 731辛未玄宗开元一九，杜甫二十岁。游吴越。 732壬申玄宗开元二0，杜甫二十一岁。游吴越。 733癸酉玄宗开元二一闰三月，杜甫二十二岁。游吴越。 734甲戌玄宗开元二二，杜甫二十三岁。游吴越。 735乙亥玄宗开元二三闰十一月，杜甫二十四岁。自吴越归东都，举进士，不第。 736丙子玄宗开元二四，杜甫二十五岁。游齐赵。交苏源明。 737丁丑玄宗开元二五，杜甫二十六岁。游齐赵。 738戊寅玄宗开元二六，杜甫二十七岁。游齐赵。 739己卯玄宗开元二七，杜甫二十八岁。游齐赵。 740庚辰玄宗开元二八，杜甫二十九岁。游齐赵。 741辛巳玄宗开元二九，杜甫三十岁。归东都。筑陆浑庄，于寒食日祭远祖当阳君。 742壬午玄宗天宝一，杜甫三十一岁。在东都。姑万年县君卒于东京仁风里。六月，还殡于河南县，公作墓志。 743癸未玄宗天宝二，杜甫三十二岁。在东都。 744甲申玄宗天宝三，杜甫三十三岁。在东都。五日，祖母范阳太君卒于陈留之私第。八月，归葬偃师，公作墓志。是年夏，初遇李白于东都。秋，游梁、宋，与李白、高适登吹台、琴台。尝渡河游王屋山，谒道士华盖君，而其人已亡。 745乙酉玄宗天宝四，杜甫三十四岁。再游齐、鲁。是时李之芳为齐州司马。夏日，李邕自北海郡来齐州，公尝从游，陪宴历下亭及鹤山湖亭。旋暂如临邑（属齐州）。秋后至兖州，时李白避归东鲁。公与同游，情好益密。公赠白诗所云「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者是也。俄而工将西去，白亦有江东之游，城东石门一别遂无复相见之日矣。 746丙戌玄宗天宝五闰十月，杜甫三十五岁。自齐、鲁归长安。从汝阳王琎、驸马郑潜耀游。 747丁亥玄宗天宝六，杜甫三十六岁。在长安。 748戊子玄宗天宝七，杜甫三十七岁。在长安。屡上诗韦济，求汲引。与书家顾诫奢订交，约当此时。 749己丑玄宗天宝八，杜甫三十八岁。在长安。冬日，归东都，因谒玄元皇帝庙，观吴道子所画壁。 750庚寅玄宗天宝九，杜甫三十九岁。来长安。初遇郑虔。 751辛卯玄宗天宝一0，杜甫四十岁。在长安。进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秋，病疟。友人魏君冒雨见访，因作秋述贻之。病后过王倚，王饷以酒馔，感激作歌赠之。是年，在杜位宅守岁。 752壬辰玄宗天宝一一，杜甫四十一岁。在长安。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暮春，暂归东都。冬，高适随歌舒翰入朝，与公暂集，俄复别去，公有诗送之。 753癸巳玄宗天宝一二，杜甫四十二岁。在长安。首夏，同郑虔游何将军山林。次子宗武约生于此年秋。 754甲午玄宗天宝一三闰十一月，杜甫四十三岁。在长安。进封西岳赋。自东都移家至长安，居南城之下杜城。因田梁丘投诗河西节度使歌舒翰。岁中，张�自卢溪召还，再迁为太常卿，公复上诗求助。又进雕赋，表中词益哀激。秋后，淫雨害稼，物价暴贵，公生计益艰，遂携家往奉先，馆于廨舍。 755乙未玄宗天宝一四，安禄山反。杜甫四十四岁。在长安。岁中往白水县，省舅氏崔十九翁。九月，同崔至奉先。十月，归长安，授河西尉（河西县故城在今云南河西县境），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十一月，又赴奉先探妻子，作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岁暮，丧幼子。 756丙申肃宗至德一（玄宗天宝一五）七月改元，安禄山称大燕皇帝。玄宗奔蜀。杀王国忠、杨贵妃。杜甫四十五岁。岁初，在长安。五月，至奉先壁难，携眷来往白水，寄居舅氏崔少府高斋。六月，又自白水取道华原，赴鄜州（今陜西鄜县）。至三川县同家洼，寓故人孙宰家。闻肃宗及位灵武，即留妻子于三川，孓身从芦子关奔行在所。途中为贼所得，遂至长安。九月，于长安路隅遇宗室子弟，乞舍身为奴，感恸作哀王孙。 757丁酉肃宗至德二闰八月，安庆绪杀禄山。张巡、许远战死。郭子仪复东京。史思明等降。杜甫四十六岁。春，陷贼中。在长安时从赞公苏端游。四月，自金光门出，间道窜归凤翔。五月十六日，拜左拾遗。是月，房管得罪，公抗述救之。肃宗怒，诏三司推问，张镐、韦陟等救之，仍放就列。六月，同裴荐等四人荐岑参。闰八月，墨制放还鄜州省家。于是徒步出凤翔，至邠州，始从李嗣业借得乘马。归家卧病数日。作北征。十一月，自鄜州至京师。 758戊戌肃宗乾元一（至德三）二月改元，复以载为年，史思明反。杜甫四十七岁。任左拾遗。春，贾至、王维、岑参皆在谏省，时共酬唱。时毕曜亦在京师，居公之邻舍。四月，玄宗亲享九庙，公得陪祀。六月，房管因贺兰进明谮，贬为邠州刺史。公坐管党，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是秋，尝至蓝田县访崔兴宗、王维。冬末，以事归东都陆浑庄，尝遇孟云卿于湖城县城东。 759己亥肃宗乾元二，史思明称燕王。杜甫四十八岁。春，自东都归华州（陜西华县），途中作三吏、三别六首。时属关辅饥馑。遂以七月弃官西去。度陇，赴秦州（甘肃天水）。是时有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寄李白二十韵。又有寄高适、岑参、贾至、严武、郑虔、毕曜、薛据及张彪诗。时赞公亦谪居秦州，尝为公盛言西枝村之胜，因作计卜居。置草堂，未成，会同谷宰来书言同谷可居，遂以十月，赴同谷。途经赤谷、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龛、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皆有诗。至同谷，居栗亭。贫益甚，拾橡栗，掘黄独以自给。居不逾月，又赴成都。以十二月一日就道，经木皮岭、白沙渡、飞仙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岁终至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时高适方刺彭州，公甫到成都，适即寄诗问讯。 760庚子肃宗上元一（乾元三年）闰四月改元，杜甫四十九岁。在成都。春，卜居西郭之浣花里。表弟王十五司马遗赀营造，徐卿（疑即知道）、萧实、何雍、韦班（应物侄）三明府供果木栽，开岁始事，季春落成。时韦偃寓居蜀中，尝为公画壁。初秋，暂游新津，晤裴迪。秋晚至蜀州，晤高适。冬，复在成都。 761辛丑肃宗上元二，史朝义杀史思明。杜甫五十岁。居草堂。开岁，又往新津。二月，归成都。秋，至青城。旋又归成都。是时多病，生计艰窘。始有迁地吴楚之念。冬，高适至成都，尝同王抡过草堂会饮。 762壬寅肃宗宝应一四月改元，帝及玄宗崩，太子豫及位。诗人李白死（701-762）。杜甫五十一岁。自春至夏，居草堂。与严武唱和甚密。武时有馈赠。七月，送严武还朝，以舟至绵州，抵奉济驿，登陆，遂分手而还。会徐知道反，道阻，乃入梓州。秋末，回成都迎家至梓，然颇有东游之意。十一月，往射洪县，到金华山玉京观，寻陈子昂读书堂遗迹。又访县北东武山子昂故宅。旋复南之通泉县，访郭元振故居，于庆善寺观薛稷书画壁。又于县署壁后观稷所画鹤。 763癸卯代宗广德一（宝应二）七月改元闰正月，李怀仙杀史朝义。杜甫五十二岁。正月，在梓州，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便欲还都，俄而复思东下吴楚。间尝至阆州（四川阆中），因游牛头、兜率、惠义诸寺。既归梓，又因送辛员外，至绵州。自绵归梓。又往汉州。夏，返梓州。初秋，复别梓赴阆。九月，祭房管。秋尽，得家书，知女病，因急归梓。十一月，将出峡为吴楚之游，于是命弟占归成都检校草堂。 764甲辰代宗广德二，杜甫五十三岁。春首，自梓州絜家东荍出峡，先至阆州。会朝廷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以行程既定，不赴召。二月，离阆东去，闻严武将再镇蜀，大喜，遂改计却赴成都。三月，归成都。六月，严武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秋，居幕中，颇不乐，因上诗严武述胸臆。遂得乞假暂归草堂。是时，曹霸在成都，公作丹青引赠之。弟颖往齐州。岁晚，因事寄诗贾至。是年与严武唱和最密。 765乙巳代宗永泰一闰十月，杜甫五十四岁。正月三日，辞幕府，归浣花溪。自春徂夏，居草堂。五月，携家离草堂南下。至嘉州（四川乐山）。六月，至戎州（四川宜宾）。自戎州至渝州（重庆）。候严六侍御，不到，先下峡。入秋，至忠州（四川忠县），居龙兴寺院。九月，至云安县（四穿白帝城）。因病，遂留居云安，馆于严明府之水阁。 766丙午代宗大历一（永泰二年）十一月改元，杜甫五十五岁。春，在云安。时岑参方为嘉州刺史，寄诗赠之。春晚，移居夔州。初寓山中客堂。秋日，移寓西阁。秋后，柏茂琳为夔州都督，公颇蒙资助。是年多追忆旧游之作。 767丁未代宗大历二，杜甫五十六岁。在夔州。春，自西阁移居赤甲。三月，迁居瀼西草屋。附宅有果园四十亩，蔬圃数亩，又有稻田若干顷，在江北之东屯。弟观自京师来。秋，因获稻暂住东屯。适吴司法自忠州来，音以瀼西草堂借吴居之。是时，始复动东游荆湘之意。十月十九日，于夔州别驾元持宅观李十二娘舞「剑器」。本年冬，仍复多病。秋，左耳始聋。 768戊申代宗大历三闰六月，杜甫五十七岁。正月中旬，去夔出峡。临去，以瀼西果园赠南卿兄。三月，至江陵。夏日，暂如外邑。留江陵数月，颇不得意。秋末，移居公安县。遇顾诫奢、李晋肃（贺父）及僧太易，留憩公安数月。岁晏，至岳州。 769己酉代宗大历四,杜甫五十八岁。正月，自岳州至南岳，游道林二寺，观宋之问题壁。宿青草湖，又宿白沙驿。过湘阴，谒’湘夫人祠。更溯流而上，以二月初抵凿石浦，宿之。又过津口，次空灵岸。宿花石戌，次晚洲（在湘潭）。三月，抵潭州（湖南长沙）。发潭州，次白马潭，入乔口。至铜官渚，阻风。发铜官，宿新康江口。次双枫浦，遂抵衡州（湖南衡阳）。夏，畏热，复回潭州。时苏涣居江侧，忽一日，访公于舟中，公请涣诵诗，大赏异之，遂订交焉。终岁在潭州。 770庚戌代宗大历五，杜甫卒（712-770）。杜甫五十九岁。春，在潭州。正月二十一日，检故帙，得高适上元二年人日见寄诗，因追酬一首，寄示汉中王瑀及敬超先。暮春，逢李龟年。四月，避乱入衡州。欲往郴州依舅氏崔伟，因至耒阳，时属江涨，泊方田绎，半旬不得食。聂令驰书为致牛炙白酒。盛夏回棹，秋至潭州，小憩，遂遍别亲友，溯湘而下，将出沔鄂，由襄阳转洛阳迻逦归长安。冬天11月，竟以寓卒于潭岳间的一条小船上，旅殡岳阳。
古典诗词的艺术 ——仅谈苏轼苏轼，一代才子，却生不逢时，仕途不顺。或许，正是因为他的仕途不顺、历经坎坷，造就了他旷达的态度。在这里，我们以乌台诗案作为分界点，来赏析一下苏轼的诗词，从中体味一下古典诗词的艺术。在苏轼的词中，我最喜欢的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词的唯美，如《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中秋赏月，不禁对月沉思片刻。苏轼把青天当做自己的朋友，把酒相问，显示了他豪放的性格和不凡的气魄。不知是苏轼的的性格成就了他的文学，还是文学成就了不凡的气魄，抑或是两者相互结合，构成苏轼词文的艺术。在苏轼的词中，总能找到一种豪放，不论是喜悦还是痛苦的时候，这是一种风格，激励人志存高远的风格。古典诗词于人的价值正在于它内在所能反映出来的东西，可以是思想，可以是见解，可以是感情，可以是对遭遇的一种感慨。仅仅追求文辞华丽的诗词终究会被我们淡忘的。虽然说辞藻是艺术的一部分，但在我的思想中，真正的诗词的艺术是能够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用心去品味一下《水调歌头》，首先吸引我们的是一个唯美的画面，然后我们感受到作者的情感和旷达的态度。在一个洒满月光的夜晚，随风轻轻起舞，渐渐升上空中，抱着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一副嫦娥奔月的场景，神话一样的画面，让我们不得不感慨苏轼的想象力。但他还是要生活在现实中，亲人的离别也会让他难过。一个人躺在床上，静静的想着往事，看着皎洁的月光，一个个人影回荡在头脑中，分别所带来的痛让他无法入睡。然而他是旷达的，从古至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团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既然人间的离别是难免的，那就换一种态度吧。只要亲人能长久的存在，就来一起看着这美丽的月亮，共同来思念着心中的亲人吧。一句“千里共婵娟”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将整首词放置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意境之中，让读者也能感受到尘世之外的那种意境。艺术，给人美的感受。这首词，作为苏轼诗案之前的一篇名作，让我感受到美的语言、美的画面、美的情感。这是一种唯美而旷达的风格，却依然能让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每一次都是这样。然而，伟大的诗人都会有一些坎坷来增加他们的阅历，让他们的诗词有所改变。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他的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而在诗案之后，他的作品慢慢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来表现心中的豁达。在这转变的过程中，苏轼的另一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问世。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人生抑郁之时，来到赤壁矶看看风景，将心中的郁闷之情还给广阔的自然。一个豪放的词人站在壮阔的山水中，必然会有一番抒情。开篇第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就将整首词的基调建立在壮阔的情景之上，让人为之一颤，让人想到他必将所见之景排遣内心积郁，求得心灵的慰藉和解脱。遥望古代诗人，我们发现，大凡他们处在逆境之中，必将会写出经典的诗词歌赋。苏轼也是这样，仕途不顺的他在赤壁合情合理的想到了三国的英雄，想到那个少年老成，年纪轻轻便有丰功伟业的周瑜，借赤壁附近雄奇壮阔的自然景象，缅怀和赞美了古代的英雄豪杰，表达了词人渴望为国效力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和壮志未酬的抑郁之情。然而最后几句却让人感到与之前的风格完全不符。回忆自己年轻时，想想自己的一声，突然有一种释然，一切的功名利禄都并不重要，人生如梦一样，不必刻意追求什么，不如放弃一切杂念，归隐自然，与江流月亮把酒言欢。豪迈之情寓于其中，那种在经历大落之后的感慨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到的，而苏轼能用这样一种豪迈表现自己的释然，让人佩服。或许这就是他的性格，他的人生态度。这首词是苏轼词中最具有英雄气魄的代表作，也是北宋词坛上最引人注目的千古绝唱。当读完这首词的时候，让我们去仔细想想这首词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突然感觉到一种不知所措，我们甚至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这首词带给我们的感受，只知道是一种豪迈、一种震撼。或许古典诗词的艺术就在于此，不必非要说出什么地方带给我们怎样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古典诗词带给我们心灵的愉悦和震撼。
杜甫的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他的这种爱国热枕，在《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现得非常充沛。而在《三吏》、《三别》中，对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的歌颂，更把他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展现在读者面前。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必然在其它方面也有所表现。他的一些咏物、写景的诗，甚至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诗中，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总之，杜甫的诗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艺术记录。
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鉴赏 推荐一切文学艺术都是诉诸感性的，它们总是借助具体的形象反映生活，通过艺术的感染力量和美感作用影响读者。离开形象就没有文艺；离开对于形象的感受，也就没有文艺的鉴赏。文学本身的特性要求文艺鉴赏必须从作品的形象出发，以形象给人的感受为依据。这是鉴赏活动的一条基本规律。中国古代有些诗歌评论，是重视形象与感受的。它们不仅为诗歌创作总结了可贵的艺术经验，也对诗歌鉴赏的规律作了有益的探索。譬如严羽的“别材”“别趣”说，尊重诗歌本身的特点，尊重形象思维的规律，接触到诗歌创作和诗歌鉴赏的一些核心问题，就颇有可取之处。但是也有一些诗歌评论，完全不顾诗歌的特点，脱离作品的艺术形象和形象给人的感受，根本违背了文艺批评和文艺鉴赏的规律。下边我将举出两种有代表性的评论方法，并加以简单的剖析。附会政治，是古代正统的解释诗歌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从原则、概念出发，比附历史，牵合政治，千方百计地到诗中寻找寄托、象征或影射。用这种方法读诗，无不是词隐语，微言大义，可以任意穿凿附会、深文周纳。汉儒对《诗经》的解说，便是运用这种方法的代表。他们主观地认为，《诗经》是为圣道王功而作的，是先王用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诗大序》)。他们戴着这副有色眼镜看《诗经》，其中许多作品都被曲解了，就连一些民间的情歌也成了政治教化的宣传品。例如，《关雎》明明是一首情歌，他们却硬要说成是政治诗。申培《鲁诗故》说：“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诗人叹而伤之。”认为这首诗是讽刺康后的。后苍《齐诗传》说：“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愿得周公妃以窈窕。”薛汉《韩诗章句》说：“诗人言关雎贞洁慎匹，以声相求，必于河之洲，隐蔽于无人之处。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也。”(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则又认为是讽刺康王的。《毛诗序》曰：“后妃之德也。”则说是赞美后妃的。解释虽不相同，其牵强附会荒谬不通却是完全一样的。随着经学地位的提高，汉儒的诗论也取得了正统诗学的地位，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人陈沆的《诗比兴笺》，就是用汉儒解释《诗经》的方法，来笺释两汉至唐代诗歌的。陈沆讲诗注意联系写作背景和诗人的生平思想，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是由于他先抱定了“比兴寄托”的观念，常常离开诗歌形象给人的感受，主观地猜测诗中的寓意，所以也有不少穿凿附会、迂腐可笑的地方。汉乐府铙歌十八曲中的《上邪》和《有所思》本是两首著名的情歌，他却硬要拉扯到政治上去。关于《上邪》，他说：“此忠臣被谗自誓之词欤!”关于《有所思》，他说：“此疑藩国之臣，不遇而去，自抒忧愤之词也。隐语假托，有难言之隐焉。”这两首诗显然都被他曲解了。清朝常州词派的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论词，重视作品的现实意义，对词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但是他编的《词选》以汉儒说诗的方法说词，有些评语也不免牵强附会窒碍难通。如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显然是写一个深居简出的孤独少妇的迟暮之感，张惠言却评曰：“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琦)、范(仲淹)作乎?”不顾全诗的艺术构思，把诗的意思一句句割裂开来，比附《离骚》，牵合韩、范，根本不能自圆其说。中国古典诗歌确实有寄托象征的传统，美人香草、春兰秋菊各有习惯的寓意。诗人有时不敢或不愿把自己的政治见解明白说出，就用隐晦曲折的手法透露给读者。有时为了使诗歌显得含蓄蕴藉，也故意隐去真意，用其他事物来比兴。那些题为咏怀、咏史、感遇、感怀的作品，尤其多用这种手法。对这类作品的鉴赏，当然应该透过表面的词句揭示其中的深义。但是也必须从诗歌的形象出发，以形象给人的感受为依据。如果离开形象和感受，任意往政治教化的大题目上拉扯，根本不可能理解其中的真意，更谈不到艺术的鉴赏。黄庭坚说得好：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记》)不顾诗歌特殊的艺术表现方法，拘泥于生活的细节真实，对诗歌进行纯逻辑的分析，是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评论诗歌的方法。以这种方法论诗的人，总是拿生活的细节去衡量作品，要求处处落实。一些很有情趣的诗，往往就这样被糟踏了。譬如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一首富于艺术想像的好诗。杨慎《升庵诗话》却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我看任何一个有鉴赏力的读者都不会同意杨慎这段话的。“千里”本是想像夸张之词，极言千里江南，到处是大好的春色。题目叫“江南春”，正是着眼于整个江南。若改为“十里莺啼绿映红”，既不切诗题，也失去了诗意。宋蔡绦《西清诗话》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王安石写了一首《残菊诗》，诗曰：“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折得一枝还好在，可怜公子惜花心。”(见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五十七所引)欧阳修读后笑道：“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耳。”于是写了两句诗嘲笑他：“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吟。”王安石闻之曰：“是岂不知《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欧九不学之过也。”欧阳修当然不会没有读过《楚辞》，他的文学鉴赏力也一定是很高的。但他对这首诗的评论，恐怕是犯了拘泥执著的毛病。菊花究竟落不落呢?史正志《菊谱后序》说：“菊花有落者，有不落者。花瓣结密者不落，……花瓣扶疏者多落。”由此看来，王安石也许并没有错。退一步说，即使菊花完全不落，写诗也不妨写落英，兴之所至不一定要找出植物学的根据；读者吟咏欣赏之际也不必以科学的眼光在细节上苛求于他。古代的诗人中，写落英的何止一人?屈原、左思、苏轼、陆游，都有诗在。如果用科学的眼光一一落实，还有什么诗歌鉴赏可言呢?又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欧阳修《六一诗话》说，此诗虽佳而“理有不通”，“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此后，王直方《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范温《诗眼》都引了别人的诗句，证明唐代确有半夜打钟之事。《诗眼》还引《南史·文学传》，齐武帝景阳楼有三更钟、五更钟，丘仲孚读书以中宵钟鸣为限，以证明张继的诗无可指摘(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三所引)。明胡应麟更进一步说： 张继“夜半钟声到客船”，谈者纷纷，皆为昔人愚弄。诗流借景立言，惟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彼岂暇计?无论夜半是非，即钟声闻否，未可知也。(《诗薮》) 胡应麟的话不免有点过分，它的精神却是可取的。诗歌创作固然要符合生活的真实，但不应对生活作机械的模仿。诗人可以对生活本来的形式加以改变，以求反映生活的本质。对于抒情诗，尤其不能以细节的真实来要求它。齐白石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这话揭示了艺术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也适用于诗歌创作。一般地说，诗当然不可碍于事理，有时却又允许不合事理。“白发三千丈”(李白《秋浦歌》)，合理吗?但表现诗人乍对明镜看到白发时的惊讶之情，是再传神不过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李白《金乡送韦八之西京》)，合理吗?但表现对远方朋友的思念，是再真切不过的。“思牵今夜肠应直”(李贺《秋来》)，合理吗?但表现那种迷离恍惚的幽思，是再恰切不过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木兰诗》)也不合理，但是合情，真实地表现了木兰准备出征时那种忙忙碌碌的气氛和焦急的心情。以上这些诗，如果仅仅用生活的细节去衡量，用逻辑的方法去推断，而不顾诗歌形象给人的艺术感受，还谈得上诗歌鉴赏吗?从形象出发，鉴赏中国古典诗歌，还应该充分考虑它们创造形象的特点。中国古典诗歌主要是短小的抒情诗，并没有塑造什么典型人物。因此，我们不能用分析戏剧、小说的方法，从诗里寻找典型人物形象。中国古典诗歌的形象，是借助客观物象(如山川草木等等)表现出来的主观的感情形象，我姑且称之为“意象”。鉴赏这类作品，不仅要着眼于它们所描写的客观物象，还应透过它们的外表，看到其中注入的意念和感情；注意主客观两个方面融合的程度。只有抓住诗歌的意象，以及意象所包含的旨趣，意象所体现的情调，意象的社会意义和感染作用，才能真正地鉴赏中国古典诗歌。
杜甫（公元712--770），汉族，字子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自号少陵野老，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圣，世界文化名人，与李白并称“李杜”。杜甫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杜甫本人出生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杜甫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后世尊为“诗圣”。杜甫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的诗对后世影响深远。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〇。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是杜甫到成都后的住所。
这个问题要细说的话有很多方面，比如：论杜甫的疾病对“沉郁顿挫”诗风形成的影响；杜甫对清代诗坛的影响；杜甫咏物诗对魏晋南北朝咏物诗的继承和发展。总的说来： 杜诗达到了古典诗歌艺术现实主义的发展高峰,并形成了诗人独特的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一）杜甫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发展史上占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他继承《诗经》、汉魏乐府及初唐陈子昂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拓宽和加深了诗歌的题材范围和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使诗歌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技巧更加丰富多彩,把现实主义诗歌推向新的高峰.（二）杜甫诗歌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1、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影响着一代代诗人,如元、白的新乐府,晚唐的聂夷中、杜荀鹤、皮日休,宋代的陆游、文天祥,直至清末的黄遵宪等都受到杜诗的影响.2、杜甫忧国忧民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在后世的爱国诗人（如文天样等）以及广大人民中引起广泛的共鸣.3、杜诗在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渚方面为后世诗人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借鉴.
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在成都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之为杜少陵，杜工部。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20岁以后可分4个时期。 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杜甫过着“裘马清狂”的浪漫生活。曾先后漫游吴越和齐赵一带。其间赴洛阳考进士失败。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结为挚友。次年秋分手，再未相会。杜甫此期诗作现存20余首，多是五律和五古，以《望岳》为代表。 天宝五载至十四载，杜甫困守长安，穷困潦倒。他不断投献权贵，以求仕进。六载曾应试“制举”；十载献“大礼赋”三篇得玄宗赏识，命宰相试文章；但均无结果。直到十四载十月，安史之乱前一个月，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之职。仕途的失意沉沦和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使他逐渐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创作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不朽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警世之句。此期流传下来的诗大约100首，其中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安史之乱最盛。杜甫也尽历艰危，但创作成就很大。长安陷落后，他北上灵武投奔肃宗，但半路被俘，陷贼中近半年，后冒死从长安逃归凤翔肃宗行在，受左拾遗。不久因房案直谏忤旨，几近一死。长安收复后，回京任原职。758年5月，外贬华州司功参军，永别长安。此时期的杜甫，对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先后写出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传世名作。759年，关辅大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辞官，经秦州、同谷，于年底到达成都。此期流传下来诗歌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八年，荆、湘三年。760年春，他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并断续住了五年。其间曾因乱流亡梓、阆二州。765年，严武去世，杜甫失去凭依，举家离开成都。因病滞留云安，次年暮春迁往夔州。768年出峡，辗转江陵、公安，于年底达岳阳。他生活的最后二年，居无定所。飘泊于岳阳、长沙、衡阳、耒阳之间，时间多在船上度过。770年冬，杜甫死于长沙到岳阳的船上，年59岁。逝世前作36韵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有“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之句，仍以国家灾难为念。这11年，他写诗1000余首（其中夔州作430多首），占全部杜诗的七分之五强。多是绝句和律诗，也有长篇排律。名作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登高》、《又呈吴郎》等。 杜诗现存1400多首。它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代称作“诗史”。但杜甫并非客观地叙事，以诗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广泛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正如浦起龙所云：“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时事政治诗。短篇如《洗兵马》、《有感》、《丽人行》、《三绝句》、《病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长篇如《夔州书怀》、《往在》、《草堂》、《遣怀》，虽内容各异，但都是个人情感与事实相结合，抒情色彩较浓。战争题材在杜诗中数量很大。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态度不同。反对朝廷穷兵黩武，消耗国力的有《兵车行》、《又上后园山脚》等；支持平息叛乱，抵御外侮的有《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岁暮》等。《前出塞》、《后出塞》两组诗，既歌颂了战士的壮烈英勇，又谴责了君王拓边无厌和主将骄横奢侈；以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三吏”、“三别”中，诗人同情人民的痛苦，愤恨野蛮拉丁；但大敌当前，兵源缺乏，他只能忍痛含泪劝慰被征者。表现出作者内心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杜甫有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是情、景与时事的交融，而不仅仅是情景交融。最具代表性的是《春望》、《剑门》。 杜甫还有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特色。杜集中也有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感情较淡泊，尤其是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这是他经过长期飘泊，得到暂时休息后心境的表现。在《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中，诗人对花草树木、鸟兽鱼虫的动态有细腻的观察，无限的喜爱和深刻的体会。体现了杜甫诗歌和为人的另一侧面。杜甫怀念亲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如《月夜》怀念妻子，《月夜忆舍弟》怀念弟弟。众多怀友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追念或谈到李白的诗有15首。表现了他对李白的推崇和情谊。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偶题》、《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转益多师”、“别裁为体”，扬弃古今而自铸伟辞的艺术主张。在困守长安和飘泊西南时期，为求仕进和维持生计，杜甫也作过一些内容无聊、格调不高的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诗。其中有不少五言排律。 杜诗体制多样，奄有众长，兼工各体，并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其五言古诗融感事、纪行、抒怀于一炉；博大精深、无施不可，开唐代五古境界；代表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七言古诗长于陈述意见，感情豪放、沉郁，风格奇崛拗峭；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其五、七言律诗功力极高；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旅夜书怀》、《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宿府》、《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有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其《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达1000字。但杜甫排律亦多堆砌典故、投献应酬之作。其绝句即景抒情，反映时事，并开绝句中议论之体，别开异径，贡献颇大。杜诗内容广阔深刻，感情真挚浓郁；艺术上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给后世以广泛的影响。杜甫也被后人尊为诗圣。杜甫一生潦倒，其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甫《南征》）。但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近千年来，治杜之风不绝。宋代有许多杜诗的编年、分类、集注等专书，如王洙《杜工部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鲁编次、蔡梦弼会笺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徐居仁编辑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后世注释杜集的亦在百种以上，较流行的有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新、旧《唐书》都有杜甫本传。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点、解释杜诗的文字非常丰富。中华书局1964年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鸿保有《读杜诗说》。另外，中华书局还将五四运动以来较重要的论文汇编成《杜甫研究论文集》。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有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诗论》、朱东润《杜甫叙论》。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的《杜甫年谱》。
八月 我走进成都草堂 看见 唐朝清瘦瘦的目光 忧国忧民 透明锐利 悲愤而忧伤 穿梭时空的思维 在你的眼光里 我看见 盛唐的光辉 一闪即逝 在你的茅屋里 我听到 怒吼的秋风 冰冷剌耳 在你的诗句里 我读到 铮铮的白骨 呐喊千古 在你的草堂上空 我还看见 总有一只孤雁 成为太阳的影子 以及你那宽厚的布衣里 裹满了沧桑 而你 只用一滴眼泪 便把家园 淋湿 你的草堂 是民族精神的家园 伟人朱德的诗句 “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 便是最好的赞美 不能和你在草堂上 相遇相识 不能和你在茅屋里 饮酒交谈 惟有在你诗圣杜拾遗像前 用深情的目光怀念 思索你诗歌的精神 你在茅屋惨淡经营的诗句 那是在苦难艰难中挣扎 我知道 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八月 你家园的天空 秋风怒号 你和你的妻儿在黑暗和冰冷中 叹息 就是南村的孩子 都欺你老无力 今夕何昔了 我们的家园已充满温馨 我们的孩子已在千万间 用水泥和钢筋构筑的房屋里 用你的诗歌 取暖 读你的诗句 怀念 一位名叫杜甫的号称诗圣的 唐朝 诗人说到杜甫这个话题，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到各个地方去参观一些历史名人遗迹的时候，非常注意观察各地的雕像。我觉得好的，在唐代诗人中间，一个是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李白的塑像，还有一个就是河南巩县杜甫陵园的杜甫的雕像。江油的那尊李白雕像雕的是李白青年时代，将要走出四川那样一种意气风发的形象，昂首阔步，非常像我们想像中间的李白；而巩县的杜甫雕像就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是一个垂暮的老人，愁眉苦脸，往下怜悯地看着满目疮痍的大地，使人看了以后觉得很沉重。 我们说杜甫一生当然并不都是这样子，杜甫也有过他的青年时代，有过他的少年时代。我们在杜甫诗中间看到过他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生活的种种回忆，譬如说，他在《壮游》这首诗里面，他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山东、河南这一带游玩，他说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邱旁”。他春天那个时候在一个台上面唱歌，秋冬之季在村边上打猎，过着一种裘马清狂的生活。他甚至还有对更早年的生活的回忆，他在五十岁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叫做《百忧集行》，回忆他十多岁时候的情况，他说“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大意是说，他十五岁的时候还像一个孩子那样活泼，心完全是一个孩子的心灵。像小牛犊子一样的健壮，跑来跑去。他的院子里面有梨树、枣树，到了秋天这些果实成熟以后，他一天爬上树去要一千回，不停地爬上去采着吃。我们可以看出杜甫在他35岁以前，曾经是一个裘马清狂的青年；在他十多岁的时候，曾经是一个活泼健壮的少年。但是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位雕塑家，塑造一个青年时代裘马清狂的杜甫，像李白那样子，或者进而塑造一个少年时代的杜甫，爬在树上摘果子，然后给大家看说，这是诗人杜甫。尽管你说明这是青年杜甫，这是少年杜甫，我想大家都不会认可，因为我们认可的杜甫就是那样一种忧国忧民的形象。 宋代的黄山谷有一首诗写杜甫画像，里面有一句写得非常好，叫做“醉里眉攒万国愁”。就是杜甫即使在喝醉的时候，他对天下的忧虑，天下的一种忧愁都聚集在他的眉间。后人评黄山谷这一首诗说“状尽子美平生矣”，这一句话把杜甫一生都写透了。所以我想，杜甫他的形象已经被历史定格为一位忧国忧民的这样一种形象，那么杜甫这个话题必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大家听了以后，也许会觉得有几份沉重，但是正像古人所说的，宋代的严沧浪在他的《沧浪诗话》里说，我们读有些作品需要进入这样一种境界，譬如说读《离骚》，怎样最好地读《离骚》呢？你一定要读到抑扬顿挫，读到涕泪满襟，读到你读了《离骚》以后，泪如倾盆雨，衣服都打湿了，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懂《离骚》了。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也是这样，我最喜欢读的诗，读了以后使我肝肠如火，使我热泪盈眶，那样一些诗，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受到最大的审美感动。所以我们今天尽管是讲这么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耐下心来听我从容道来。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大诗人，伟大的诗人。这一点似乎不用再讲，可以说地球人都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杜甫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就是他的影响，他的意义，早就溢出于文学之外，溢出于诗歌之外，是在整个文化史上这样一个意义。那么这一点我们从哪里来看？我想我们首先从后人对杜甫的评价来看。 大家都知道，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由宋代人开始奠定的。我们先从宋人看起，北宋有个政治家叫王安石，他是我心目中的人品最高尚的、理想最远大的一位政治家，真正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王安石对杜甫就非常尊敬，他在一首题杜甫画像的诗里面，他就这样说，他说“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就是我推测一下您的这颗心灵是古代也非常少有的，非常高尚、非常伟大的一颗心灵。我非常希望您能够起死回生，让我跟您交友，让我做你的朋友。他对古代的杜甫非常仰慕。 我们再看一下南宋理学宗师朱熹的评价。大家都知道，理学家，尤其是南宋的理学家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非常严格，甚至是苛刻的。朱熹就是这样，我们看一部《朱子语类》，里面不受到他批评的历史人物是非常少的。在他们这种非常严格的道德标准的审视之下，很多历史人物都被他们无情批评。但是朱熹认为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五位人物是伟大的人物，这五位人物是哪五位呢？第一是汉代的诸葛亮；然后是唐代的三位：一个是杜甫，一个是颜真卿，一个是韩愈；最后是北宋的范仲淹。诸葛亮和范仲淹这两位人物我想不用我多讲，大家都很熟悉。他们在政治上面，在道德上面有很高的建树，这是历史早有定评的。值得讨论的是唐代的三位，朱熹所提出来的，他把这五个人称为“五君子”。唐代的君子中间，第一位就是杜甫。第二位颜真卿，大家也许知道他是伟大的书法家，颜体的创始人，但是颜真卿也是一位著名的忠臣烈士，他是为了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坚决反对藩镇的叛乱割据而被杀害，被李希烈杀害。那么第三位韩愈，大家当然知道他是儒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也是文学史上的大人物，“文以载道”的提出者，发动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同时韩愈在他一生的政治行为中间，每当国家需要有人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仗义执言，奋不顾身出来说话，多次被贬到南方荒远之地。这样几位人物，除了杜甫以外的四位，应该说他们生平在政治上面，在其他的行动上面都有很多建树。惟独杜甫应该说他不算是一个政治人物，杜甫一生在政治上的建树，几乎没有多少可以值得提起的东西，因为他根本没有得到过那样的机会。他要报效祖国，他要忠于朝廷，他反对叛乱，但是历史没有给他多少机会。他除了在肃宗朝里面偶然仗义执言，从此受到朝廷疏远以外，其他时候始终是默默无闻，甚至很多时候他是处于民间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为什么也得到了朱熹的高度赞扬，为什么在朱熹看来杜甫可以跟诸葛亮到范仲淹这样一张名单中间他能够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朱熹说得很清楚，关键在于他们五个人的共同点是都有一颗伟大的心灵，他们在道德上面，在人格上面，都有伟大的建树。朱熹的原话这样说，他们都是光明正大、磊磊落落，这样一种在人格上面成为楷模的人。这显然不是一种文学的评价，而是一种文化的评价。 再到后来，到了近代，闻一多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做《杜甫》。闻一多先生是诗人，他的古典文学的论文不像我们今天的教授写得干巴巴、枯燥无味，他是用诗歌一样的语言来写的。在这篇《杜甫》的最后，闻一多这样说，他说杜甫这个人，他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这是一种极高的文化上的评价。 到了现代，1961年，当时有一个国际组织叫世界和平理事会，那一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瑞典的首都召开了一个主席团会。在那次会上确定次年，也就是1962年，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的杜甫。由此可见，从宋代一直到现代，从中国到外国，人们都认可杜甫的意义，绝不是仅仅限于文学史。他确实是一个文化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的意义是属于整个中华文化。 下面讲第二点。我们说为什么杜甫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他在哪些方面起了这种代表作用？这里我们必须要稍微推测一下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我个人认为，中华文化虽然博大精深，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人本精神。它始终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以人为一切价值判断和出发点的这样的文化。这跟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是有一点区别的。所以在先秦的时代，虽然诸子百家争鸣得很厉害，各种思想流派各自提出不同的观念。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就是当他们思考问题的时候，不管是社会还是自然，他们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人，他们的出发点也在人。这是一种人本的文化，人本的思想，先秦诸子百家中间大概对后代影响最大，也是对我们中华文化成为一个主流的，可能就是儒家和道家。这两派虽然互相论争，看上去好像水火不交融，但是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非常重视人，所不同的是道家所重视的是个体的生命价值，而儒家更重视的是群体的利益。儒家在重视个体基础上面更重视群体，一个家族、一个宗族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利益。那么这一方面儒家跟道家是互补的，是相辅相成的。由于中国古代我们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不是非常优越，他们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热带地区谋生，维持生命。而我们在黄河流域，在那个水深土厚，气候也不是很温暖的地方，在这样一种自然环境下面，又有滔滔的大河需要治水，不治的话会有水患。所以对中华民族来说，完全太强调个体生命而忽视群体利益的话，这不利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因此以儒家为代表的这样一种伦理观念，这样一种道德理想，就历史地被选择为我们这个文化的核心。道家是一种补充，儒家是核心。这不是由于说孔孟怎么样怎么样宣扬，某个杰出人物奋斗的结果，这是一种自然的选择。换句话说，我认为在先秦时代只能这样选择，否则的话，中华民族就难以维持下来。到了后代，尽管我们中华文化不停地发展，不停地演变，也吸收了很多外来的新的养料，但是儒家思想在这一个变化的过程中间，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儒家思想的丰富演变，基本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演变的一个主要的脉络。 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一看杜甫在这一个过程中间，他是起了什么作用或者说他有何种代表性？我们回顾儒学的发展史，基本上被认为主要有这么两大流派：一派被称为是汉学，一派被称为是宋学，这是清代的儒家提出来的。在这两个主要的高潮之间，唐代应该说是处于一个低潮阶段。不管看哪本思想史，哪本儒学发展史，唐代占的地位都不高的。唐代前不能比汉人，后不能比宋人。那么请问儒学的发展在唐代停顿了吗？唐代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儒学的代表人物？钱穆有一个观点，钱穆在一本书里认为，唐代有的。唐代两个最主要的儒学代表人物：一个是杜甫，一个是韩愈。很有趣，两位都是文学家。韩愈我们不谈，我们看看杜甫。在何种意义上面，杜甫我们能够说他对于唐代的儒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呢？大家一提到儒学的发展，提到唐代，马上就会想到唐初的《五经正义》。有的同学也许不同意我的观点，说唐代儒学有发展啊，我们的《五经正义》就是唐初编订的，孔颖达他们撰写的嘛。但是我想说《五经正义》尽管是长期以来在十三经注疏中间最重要的读本，但是《五经正义》中的观念，一些义理，基本上都是从汉儒那里来的，它没有很多地在学理上面新的阐发。也可以说，儒学的发展到了初唐，由于出现了《五经正义》以后，基本上停滞了。但是杜甫不然，杜甫是用他的一个生命，用他一生的实践、行为，来丰富、充实着儒家的内涵。儒家学说从本体上来说，它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它非常重视的是人的行为，人的实践。所以我们看孔子也好，孟子也好，青年时代，中年时代，当他们年富力强的时候都不写书了，不搞著作了，他们奔走于天下，主要是从实践的角度推行他们心目中间的道。等到最后觉得“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道不行了，最后年纪也大了，才回过来写著作，把他们的学术用著述的方式流传后人，扩大影响。它从本质上最强调的是实践，强调的是人生前的行为，生前的一些建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说杜甫正是最好地体现着儒家，甚至是发扬着儒家这种精神的一个历史人物，。 我们举几个小例子。儒家重视仁政，重视仁爱思想，主张在天下推行仁政。那么杜甫用他的诗歌是“不遗余力”地在鼓吹这样一种思想，在宣扬这样一种理想。儒家谴责贫富不均，认为贫富不均是社会最大的危害。而杜甫对于这种现象也是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尽管历代揭露民生疾苦，揭露贫富不均的好的文学作品相当多，但是我想大家肯定都认可杜甫的那两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在这一方面描写得最为惊心动魄的名句，以至于我们凡是听到这方面的事情首先要想到这两个句子，他对这方面体会得最深切。 再譬如儒家强调夷夏之辨，儒家强调我们民族要有一个民族的尊严，要维护民族的利益，在跟外民族的关系中间，要注意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也要维护本民族的尊严，强调要反对侵略，维持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独立性。这一方面杜甫也是做得非常好。安史之乱以后，因为安史叛军很快就占领了长安，无数的唐朝的大官都投降了，都变节做了安史的叛军，做了一个伪王朝的伪官。包括当时的宰相陈希烈、驸马张垍等人都这样，杜甫的好朋友王维等人也这样做。惟独杜甫，惟独这个官居八品以下，真正是一个小官，芝麻绿豆官，这么一个小官的杜甫，他坚持了民族气节。当然杜甫在长安因为官太小，也没有受到安史叛军太多的注意，仅仅是把他关在那里。但是他却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逃过唐军跟叛军对峙的那样一片战场，然后逃回唐朝临时政府所在地，这样一个举动，当时其他人都没有过，只有一位杜甫这样。所以在这些方面杜甫确实是身体力行地体现儒家的精神，用他的实践展示着儒家的一种道德风范。所以我觉得我完全同意钱穆的那个观点，在唐代的儒学发展史上，杜甫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他用他的行为来阐释着儒家的经义，说明儒家心目中间的道德规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儒家非常重视修身养性，这一点因为长期受批判，大家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应该否定的命题。实际上不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文明的高度发达的社会里面，它的基础是什么？应该是文明的个体，是一个有道德自觉的个体，个体不应该受到外在力量的强制，在做一些符合道德的举动，它应该发自内心的，内心的一种自律这样才好。所以儒家非常重视个体的一种道德建树，崇扬一种人格精神。在这一点上面杜甫可称是一个典范，我们看到在《孟子》中间所提出来的那样一种大丈夫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一种大丈夫精神，如果在历史上取一个名人来看，是谁呢？我觉得杜甫，杜甫非常好地实现了这一点，体现了这一点。在这里我想特别请大家注意杜甫的身份，中国历史上面仁人志士不少，我们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来。但是这张名单中间的大部分人，都是在政治上面有比较重要地位的那样一些人物。这些人物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承担起天下的责任，惟独杜甫是一个例外。杜甫一生基本上是一个平民身份，他经常称自己是“杜陵布衣”，“杜陵有布衣”，他又自称是“少陵野老”，布衣也好，野老也好，自己不过是民间的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凡的百姓。以一个布衣的身份展示了儒家所崇扬的一种人格典范，这一点我觉得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你如果号召大家学习诸葛亮，学习范仲淹，当然有意义，有价值。但是大家会觉得难以学，他们距离我们太远了，他们的地位太高了，而且我们一般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那样的机会给我们展示这一方面的建树。一般人就是一个普通人过平凡的一生。普通人过平凡的一生，能不能实现道德人格的完善？可以，那就是杜甫。儒家本来是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说凡是人都可以成为尧，成为舜，都可以成圣。为什么？因为人性善，人的本性就是善良的。到了后来，明代的王阳明甚至主张说“满街都是圣人”。看上去满街都是善良的人，这些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假如我们对圣人的这个定义取一个很严格的定义，很高的标准，像朱熹那样高的标准，也许有人会问王阳明，你说满街都是圣人，你给我拉一个出来看看，哪个是圣人？哪个用严格的标准能够称得上是圣人？我想，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请出一位人物来，那就是我们的杜甫。他就是平民中间的一位圣人，虽然本人主要是一种平民的身份，但是他是一位圣人。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在以人本精神为核心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间，杜甫是一个代表人物。 下面讲第三点，杜甫不仅仅是体现着儒家的一些道德伦理观念，他还用他的行为丰富了这种内涵，甚至使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这也是对儒学，对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的贡献。说杜甫有仁爱之心，说杜甫忧国忧民，他关心人民，关心民族，关心国家，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大家多少是从课本中间看到，大家在读杜诗的时候也深切地体会到，那么这一点我们不讲了。我们来看一看，杜甫的仁爱之心，还不止于此。他除了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朋友，爱自己的同胞之外，他的这个仁爱之心，还推而广之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比如说爱其他民族的人。在盛唐时期，经常发生边境战争，以唐为一方，以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其他政权为一方之间发生战争。这些战争的性质很难确定，但是至少有几场可以肯定，唐帝国所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性质的。譬如说跟南诏的战争，盛唐时候讨伐南诏，南诏是在云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那一次不管从《新唐书》，还是《旧唐书》，还是从《资治通鉴》来看，应该说都可以肯定错在唐。那么唐对南诏发动战争以后，多次失败，打败仗，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很多人，包括很多有名的诗人都被鼓起了一种谬误的爱国倾向。鼓吹我们要打南诏，要把它打败，这些诗歌的作者包括高适、包括储光羲都在内，都有类似的诗。惟独杜甫是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场战争并没有正义性质，而且也只有他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场战争对于人民的和平生活，带来的巨大的破坏。所以他写出了《兵车行》，《兵车行》的诗在当时其他人都写不出来，只有杜甫就是他的仁爱精神，他觉得外民族异民族的人也是人，我们的仁爱之心也要施及于他们，我们应该跟他们之间保持和平，他是一种仁爱之心的推广。 那么除此以外，杜甫除了爱人以外，爱人本来是儒家所主张的，儒家认为仁是什么？仁就是爱人。杜甫除了爱人以外，他的同情心，他的仁爱心还推广到人以外的其他动物，推广到宇宙中间的一切生命。那么这一点也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在杜甫的诗中间无数次地看到他充满爱怜的描写，动物、植物，不但是那些外形是美的，外形是刚强的坚强有力的，比如马、鹰、松树，这些能够使人引起审美感崇高感的那样一些对象，甚至是一些细小的并不那么美的东西，杜甫在写到它们的时候也充满了爱心。杜甫看到江上面，横着一张密密的渔网，很多鱼都被那张网困住了，他就觉得很同情那些鱼。他说“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他认为生物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很细小的生物，它们的命运有的不好，有的好。但是人对它们都应该有一种关爱之心，我们知道“恻隐之心”本来是孟子提出来的，但是当孟子提出恻隐之心的时候，他关注的对象仅仅是人。他说有一个小孩子将要掉到井里去，那么我们大人看到都会产生恻隐之心。觉得一个小孩子快要掉下去，他关注的仅仅是人。而杜甫关注地却是推广到所有的生命，宇宙间一切的生命。 另外一点，杜甫也以他本人的行为和实践使儒学所提倡的那种仁爱之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在这里我们要稍微把中国古代的仁爱、仁义精神跟西方的博爱等等稍微做一些对比。我个人认为西方的博爱精神，它最初的来源都是宗教，来源于宗教的博爱精神，本身当然是一种很可贵的价值观伦理观。但是我们推到它的最初的起源，最初为什么会有这种博爱精神？一个是服从于神灵的指点，是神灵叫你要博爱；还有一种是对于人类祖先所犯下的原罪——亚当、夏娃就犯了原罪——的一种赎买。当然还有一种等而下之的，境界比较低的，就是生前做善事，是为了死后进天堂，所以行善博爱之心是对于将来进入天国入场券的预付，我先付一张入场券在这里，死了以后可以进天国。但是中华民族的仁义之心不是这样，儒家强调，仁义理智根于心，都是从内心自然流露出来，自然生发出来的。孟子有一个很好的判断，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我们的仁爱之心首先是由于我关爱自己的家人，我敬爱自己的老人，孝顺自己的老人，推而广之，我也爱其他人家的老人；我爱自己的孩子，推而广之，我也爱普天下的儿童。它是一种由近及远、由亲及疏这样的一种自然情感的流动。我觉得这样一种流动，在这个意义上面，生发出来的仁爱之心它更自然，更符合人的本性，也更切实可行。而杜甫他的诗篇，他的行为就很好地阐释了这样一种伦理价值观。我们看杜甫他在诗歌中间，有很多地方既写到他本人以及他的家庭所遭受到的一些不幸，他产生的一些痛苦，同时又延伸到普天下的百姓。当他到鄜县去探亲的时候，突然发现家里最小的儿子已经因挨饿而去世，饿死，他当然非常悲痛，一个小孩子饿死了，他也感到非常惭愧，觉得自己身为父亲，居然没有为他提供足够的食物，使他饿死，很痛苦。但是与此同时，他马上又想到了普天下还有很多比我更贫困的人，他们那些失业之徒。他说的失业之徒就是失去田地的农民。他还想到在边疆前线戍守的那些将士，他们遭受的痛苦比我更加厉害。所以他就把关怀之心从家庭扩展到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当他自己在暴风骤雨之夜，他的茅屋被刮破了，雨漏下来了，自己不得安眠，床上都是潮的。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他希望的是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拥有一所牢固的、安稳的一所茅屋，有一个容身之地，更希望普天下穷人都能够有这样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所以他的仁爱之心是推广出来的。 我觉得最典型的作品是杜甫乾元年间在同谷写的那一组诗，那一组诗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那个时候杜甫从甘肃的天水向四川的成都逃亡，因为他生活过不下去了，想逃到成都去。途经同谷，同谷就是现在甘肃的成县，在宝成铁路上，我到那里去看过。那么杜甫到了同谷以后，正是寒冬腊月，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他的生活陷入了绝境。他在那里写了七首诗，我们看看这七首诗的顺序，第一首说“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就是说我有一个客人，他叫杜子美，他已经白发苍苍了，他生活非常潦倒；第二首就写到他的家人，写到他为了要给家人找一些东西充饥，他就拿了一个铁铲到冰天雪地中间去挖一种野生植物，叫黄独，把这个东西带回去给家人充饥。可惜没有挖到多少，回家以后是“男呻女吟”，就是一家老小都是饿着呻吟，靠在墙壁上面，说话都说不动。第二首写他对家人的关爱；第三首“有弟有弟在远方”，想念他离散在各地的弟弟；第四首“有妹有妹在钟离”，想到他的已经守寡，还拖着三个幼年孩子的妹妹，远在钟离；然后五、六、七这三首想到国家的命运，想到现在战乱不止，天下动荡。他的整个的思考的过程，他的感情流露的一个方向，也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这样一种情感流程。这样一种仁爱之心的发扬，我觉得是最符合人的本性，也是最切实可行、最自然的。因此在这点上面，杜甫堪称是儒家仁爱精神的一个杰出的阐释者
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在成都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之为杜少陵，杜工部。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20岁以后可分4个时期。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杜甫过着“裘马清狂”的浪漫生活。曾先后漫游吴越和齐赵一带。其间赴洛阳考进士失败。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结为挚友。次年秋分手，再未相会。杜甫此期诗作现存20余首，多是五律和五古，以《望岳》为代表。天宝五载至十四载，杜甫困守长安，穷困潦倒。他不断投献权贵，以求仕进。六载曾应试“制举”；十载献“大礼赋”三篇得玄宗赏识，命宰相试文章；但均无结果。直到十四载十月，安史之乱前一个月，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之职。仕途的失意沉沦和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使他逐渐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创作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不朽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警世之句。此期流传下来的诗大约100首，其中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安史之乱最盛。杜甫也尽历艰危，但创作成就很大。长安陷落后，他北上灵武投奔肃宗，但半路被俘，陷贼中近半年，后冒死从长安逃归凤翔肃宗行在，受左拾遗。不久因房案直谏忤旨，几近一死。长安收复后，回京任原职。758年5月，外贬华州司功参军，永别长安。此时期的杜甫，对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先后写出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传世名作。759年，关辅大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辞官，经秦州、同谷，于年底到达成都。此期流传下来诗歌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八年，荆、湘三年。760年春，他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并断续住了五年。其间曾因乱流亡梓、阆二州。765年，严武去世，杜甫失去凭依，举家离开成都。因病滞留云安，次年暮春迁往夔州。768年出峡，辗转江陵、公安，于年底达岳阳。他生活的最后二年，居无定所。飘泊于岳阳、长沙、衡阳、耒阳之间，时间多在船上度过。770年冬，杜甫死于长沙到岳阳的船上，年59岁。逝世前作36韵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有“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之句，仍以国家灾难为念。这11年，他写诗1000余首（其中夔州作430多首），占全部杜诗的七分之五强。多是绝句和律诗，也有长篇排律。名作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登高》、《又呈吴郎》等。杜诗现存1400多首。它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代称作“诗史”。但杜甫并非客观地叙事，以诗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广泛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正如浦起龙所云：“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时事政治诗。短篇如《洗兵马》、《有感》、《丽人行》、《三绝句》、《病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长篇如《夔州书怀》、《往在》、《草堂》、《遣怀》，虽内容各异，但都是个人情感与事实相结合，抒情色彩较浓。战争题材在杜诗中数量很大。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态度不同。反对朝廷穷兵黩武，消耗国力的有《兵车行》、《又上后园山脚》等；支持平息叛乱，抵御外侮的有《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岁暮》等。《前出塞》、《后出塞》两组诗，既歌颂了战士的壮烈英勇，又谴责了君王拓边无厌和主将骄横奢侈；以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三吏”、“三别”中，诗人同情人民的痛苦，愤恨野蛮拉丁；但大敌当前，兵源缺乏，他只能忍痛含泪劝慰被征者。表现出作者内心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杜甫有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是情、景与时事的交融，而不仅仅是情景交融。最具代表性的是《春望》、《剑门》。杜甫还有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特色。杜集中也有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感情较淡泊，尤其是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这是他经过长期飘泊，得到暂时休息后心境的表现。在《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中，诗人对花草树木、鸟兽鱼虫的动态有细腻的观察，无限的喜爱和深刻的体会。体现了杜甫诗歌和为人的另一侧面。杜甫怀念亲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如《月夜》怀念妻子，《月夜忆舍弟》怀念弟弟。众多怀友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追念或谈到李白的诗有15首。表现了他对李白的推崇和情谊。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偶题》、《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转益多师”、“别裁为体”，扬弃古今而自铸伟辞的艺术主张。在困守长安和飘泊西南时期，为求仕进和维持生计，杜甫也作过一些内容无聊、格调不高的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诗。其中有不少五言排律。杜诗体制多样，奄有众长，兼工各体，并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其五言古诗融感事、纪行、抒怀于一炉；博大精深、无施不可，开唐代五古境界；代表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七言古诗长于陈述意见，感情豪放、沉郁，风格奇崛拗峭；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其五、七言律诗功力极高；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旅夜书怀》、《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宿府》、《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有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其《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达1000字。但杜甫排律亦多堆砌典故、投献应酬之作。其绝句即景抒情，反映时事，并开绝句中议论之体，别开异径，贡献颇大。杜诗内容广阔深刻，感情真挚浓郁；艺术上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给后世以广泛的影响。杜甫也被后人尊为诗圣。杜甫一生潦倒，其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甫《南征》）。但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近千年来，治杜之风不绝。宋代有许多杜诗的编年、分类、集注等专书，如王洙《杜工部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鲁编次、蔡梦弼会笺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徐居仁编辑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后世注释杜集的亦在百种以上，较流行的有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新、旧《唐书》都有杜甫本传。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点、解释杜诗的文字非常丰富。中华书局1964年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鸿保有《读杜诗说》。另外，中华书局还将五四运动以来较重要的论文汇编成《杜甫研究论文集》。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有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诗论》、朱东润《杜甫叙论》。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的《杜甫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