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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理论由谁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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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理论由谁发表论文

1912年经济发展理论谁第一次提出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根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显示,由于工业发展,经济可以持续地发展,美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国富论》中提出了财富和投资积累的观点,这也是支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

西方经济学界中有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就是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天赋异禀,23岁获得博士学位,28岁成为教授。1912年其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出版时,他还不到30岁。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反复强调“持续的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最重要的特征”,这一观点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截然不同,赢得了经济学界的赞誉。熊彼特成名虽早,但人生的前半段并不走运,从政、经商均不成功。1932年他定居美国,从教哈佛,学术研究渐入佳境,以《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两部著作构建出“以发展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十大经济学家》《经济分析史》两部杰作则在彰显其深厚理论功底的同时,闪烁着思想的光芒。《经济发展理论》最早以德文发表,此后做了修订再版。1934年,以德文修订版为依据的英译本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有六章内容,深入而全面地阐述了熊彼特对经济发展的认识,以及对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当然,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还是创新理论。作为创新理论的提出者,熊彼特的独到见解奠定了其在经济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也成为其主要成就。《经济发展理论》面世于一战前,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世界经济体系变革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其核心内容“创新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依旧强劲,弥久如新。笔者以为,对当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理论》有四点值得细品。其一,发展不是积累而是创新(对发展内涵的拓展)。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发展不能仅仅从经济方面来解释,而必须在经济理论所描述的一类事实之外去寻找。发展,不是人口、财富的简单积累,而是经济生活内部蕴含的质上的自发性突破,也就是“创新”。他认为,现代经济生活是在“破中求立,边破边立”中成长起来的。就这一点来看,我国当下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既是对国内盛行“就增长谈发展”认识的批判,又是对“打破旧均衡,实现新均衡”的积极探索。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深刻领悟,是国家进步的象征。其二,重点在生产而非需求(对需求要素的淡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没有考虑消费者需要中的任何自发性,假定嗜好是“给定的”。他不否定“新需求产生,继而带动生产”的联系方式存在,但他认为,一般是生产者发动经济的变化,而消费者只是在必要时受到生产者的启发,需要是一切生产的终点。这一设定使其对经济的理解偏重于“供给”,也使其与关注“需求”、倡导政府救市的“凯恩斯主义”相悖。从现实来看,随着我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效力不断减弱,熊彼特的设定更适应国家的政府职能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回归“生产”无疑是一个理性选择。其三,运用信用的企业家是关键(对创新理论的构建)。熊彼特强调创新(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创新视为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在他看来,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包括新产品、新技术(生产方法)、新市场、新供应来源和新的企业组织。创新可以打破经济生活“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而合理地运用信用的企业家是关键。熊彼特的五类创新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系统路径,对企业家的认识为强化企业家创新功能,发掘“企业家精神”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其四,要适应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对经济周期的解释)。熊彼特认为,创新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大有小,可以用创新活动来解释经济周期。在两个繁荣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吸收的过程,经济会呈现出繁荣和萧条相互更替的状态。繁荣从自身创造出一种情形,而这种客观的情形,即使忽略了所有的附属物和偶然的要求,也将使繁荣结束,轻易地导致危机,必然地导致萧条。他将这个过程称之为“再吸收和清理”的正常过程。站在熊彼特的角度,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中国,处于两个繁荣期之间,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区分技术上或商业上过时的企业,因偶然事件陷入危险境地的企业。让前者听任市场抉择,对后者给予支持。需要提及的是,熊彼特理论受马克思的影响较大。经济学家保罗·斯威尔认为,熊彼特的研究与马克思理论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把生产方法的变更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而在《经济发展理论》的日文版序言里,熊彼特提出,在经济发展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想法上,自己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础概念和目的是完全相同的。此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视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讨论,将生产力当作社会发展的最革命的最活跃的因素。创新理论的本质是讨论如何提高生产力。在这一点上,两者也有极大的相似之处。1883年,熊彼特在马克思辞世的那一年出生。我们不知道熊彼特通过何种途径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但他对马克思的评价有目共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熊彼特写道:“绝大多数智者的创造或幻想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便永久地消失了。但另一些作品却不是这样。它们经历过失落,但它们重新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称之为伟大的东西,把伟大和生命力联系在一起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按这个意思说伟大这个词无疑适用于马克思的学说。”熊彼特的这段话也可作为对创新理论的评价。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熊彼特是一个真正的智者。(本文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谁发表的经济发展论文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1933-):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关注最底层人的经济学家

阿马蒂亚·森简介

由于阿马蒂亚·库马尔·森(Amartya Kumar Sen )对福利经济学几个重大问题做出了贡献,包括社会选择理论、对福利和贫穷标准的定义、对匮乏的研究等作出精辟论述,1998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被称为关注最底层人的经济学家。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将授予了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以表彰他“在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研究课题上作出数项关键性的贡献阿马蒂亚·森简介,举凡公共选择的一般理论、福利与贫穷指标的定义,到对饥荒的实证研究皆属其贡献范围”。

阿马蒂亚·森的学术研究历程及成就贡献

阿马蒂亚·森于193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邦桑蒂尼克坦。早年求学于加尔各答大学总统学院。在大学期间,他开始学的是自然科学,后转向了经济学。促使他选择学习经济学的原因之一,是在他9岁多的时候即1943年,他的家乡印度孟加拉邦发生了大饥饿,死亡人数高达数百万。这件事对他以后生活道路选择和学术生涯有重要影响。不过他一接触经济学即表现出对经济学的强烈兴趣。当然,作为一个学生,他对数学、自然科学、哲学也很感兴趣。在加尔各答大学,经济学教学仅仅限于标准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他最早接触的经济学著作包括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和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并曾以极大的兴趣阅读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尽管后来他对萨缪尔森的一些观点也提出了不少批评。当然,斯密、李嘉图和穆勒等人的古典主义经济学也是他的兴趣所在。此外阿马蒂亚·森简介,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肖伯纳的文学,马克思的政治主张都有强烈兴趣。

1953年大学毕业后,随即去了剑桥大学,这使他有机会接触不少著名经济学大师。他常与这些著名经济学家讨论问题,并从中获得了很大教益。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和皮埃罗·斯拉伐(Piero Sraffa)曾作过他的老师。他亦与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有不少交往。在剑桥大学的第二年,阿马蒂·森即开始在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夫人指导下写作论文。他曾与多布一起讨论过阿罗(K.Arrow)的名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通过与多布的讨论,他发现了一些具有挑战的问题,并学会了对这些问题作深入研究的方法。

1955年在剑桥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曾一度回到印度并于1956-1958年担任加尔各答杰得弗帕(Jadavpur)大学教授。不久即回到英国,并于1959年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主要探讨经济发展中的技术选择问题,即探讨了资本贫乏的国家在何种条件下可以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的问题。该博士论文次年以《技术选择》(1960年)为题正式出版,这是他所发表的第一本著作。阿马蒂亚·森还从1957年起担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士直至1963年。1963年起又回到印度,担任德里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至1971年。期间先后以客座身份担任麻省工理学院助理教授(1960—1961年)和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1964—1965年)。在这一时期,他先后发表了有关农业发展中劳动力剩余、机械化与农场规模生产之间关系的论文;两篇有关农民居民户经济行为的重要论文“合作性企业的劳动力配置”(1966)和“有无剩余劳动力的农民与二元性(1966)。两篇同样重要的有关外部性与集体储蓄决策方面的论文—“论优化储蓄率”(1961)和“不保险、保险与社会折扣率”(1967)也先后得以发表。时他开始发表有关社会选择理论与福利经济学方面的论文,诸如“分配、转移与利特尔(Little)福利准则”(1963年)、“偏好、投票与多数决策的转移”(1964)、“多数决策的不可能性”((1966年)、“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性”(1970年)等论文。有关社会选择理论与福利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在《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1970年)这一代表性著作中达到了最高峰。此外,他还在《哲学》与《哲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了有关社会与道德哲学方面的论文。

1971年回到了英国,于1971—1977年担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包括,1972年曾与达斯格普塔(P.Dasgupta)和马格林(S.Marglin)合作出版了《项目评价指南》一书,该书后来成为发展项目评估方法的标准范本。这一时期的其他贡献与他对福利经济学、伦理学和哲学的兴趣有关,同时也包括他对不平等及贫困测度的统计理论等方面的贡献,其思想反映在他于1973年所出版的《论经济不平等》一书中。这一时期森对他早期有关技术选择与发展的贡献赋予了新的内容,尤其对不同工作组织方式之间的差异(如雇用劳动与家庭生产)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于1975年出版了《就业、技术与发展》一书。阿马蒂亚·森认为,不同的工作组织方式产生不同的劳动的主观价值,雇用劳动的成本高于家庭劳动的成本。他据此解释了发展中国小型家庭农场采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原因。因此他指出,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仅仅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我们无法确定什么是最有效率的技术,而必须考虑不同的生产安排中的要素投入的比例或规模,考虑不同工作组织方式中劳动负效用的差异。尽管这一时期森继续对发展问题予以关注,但在整个70年代,阿马蒂亚·森对福利与社会选择理论给予了更多的注意。这一时期,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不平等与贫困测度方面的论文。他提出了低于贫困与穷人排序基础上的测度问题。这一测度方法与测度不平等的基尼(Gini)系数密切相关,并进一步促进了这一领域技术性较高的著作的出版。同时他还出版了有关资本理论与聚集理论、伦理与道德哲学方面的论文。1976年他被印度授予马哈拉诺比斯奖(MahalanobisPrize)。

从1977年起,阿马蒂亚·森担任了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德拉蒙德(Drummond)政治经济学教授。这一教授职位此前只有西尼尔(N.Senior)、希克斯(J.Hicks)、埃奇沃思(F.Edgeworth)等杰出经济学家担任过。这一职位可以反映出他在牛津大学经济学团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一时期他发表了有关福利经济学与一般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性著作。他在担任这职位期间,热心地投入到饥饿、贫困以及其他发展问题的研究,包括性别分工与不平等等问题,有关贫困与饥饿方面的论文先后发表于《经济与政治周刊》与《剑桥经济学杂志》等刊物中,同时他对哲学与伦理学问题有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对人性假设的新古典模式进行了批判。因为传统模式只注重物质利益而忽视人的价值、权利与动机之间的关系。

阿马蒂亚·森担任过的团体职位

随着阿马蒂亚·森学术地位的上升,他被先后推举担任一些重要经济学学术团体职位。其中包括:

当选为1982年美国经济学协会外籍荣誉院士

担任1984届经济计量学会会长

1986—1989届国际经济学会会长等学术职位。

1988年起森担任了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与哲学教授

1989年担任了印度经济学会会长

1994年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1998年离开哈佛大学到英国剑桥三一学院任院长,不过他仍为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当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值得一提的是,森尽管长时间在英美国家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但他仍保留了印度国籍,并经常参与印度经济发展计划的制订工作。因而,他也就成为了自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以来获此殊荣的首例第三世界国家公民。

阿马球蒂亚·森的主要学术贡献

一、解决"投票悖论”

阿马蒂亚·森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四项主要贡献之一,是解决了名为"投票悖论"的问题。这问题可以用包括三个人物和三项选择的例子来解释。假设人物1选择是a,其次是b,最后是c;人物2的选择顺序是b、c、a;人物三是c、a、b。他们的选择可以表示为:就人物1和3的组合而言,a的选票多余b;但在人物1和2之间,b的选票多于c;在人物2和3之间,c的选票多余a。这里出现一种投票悖论,破坏得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投票悖论对公共选择问题显然是一种固有的难题,所有公共选择规则都不能避开这个问题。

阿马蒂亚·森建议的解决方法实际上非常简单,假设将人物1的选择中a和b的项目互掉如下:3-cab,2-bca,1-bac。现在b胜过c(人物1和2),c胜过a(人物2和3),而b也胜过a(人物1和2),投票悖论已告消失,惟有b获得大多数票而获胜。阿马蒂亚·森在以上的例子中察觉,所有人物均同意a项并非最佳。因此,理应可将这种论证伸展至符合以下三种条件中任何一种选择模式:(1)所有人物同意其中一种选择不是最佳,(2)同意某一项不是次佳,或(3)同意某一项不是最差。至于有四项或四项以上的选择情况时,每个包括三项选择的子 *** 须符合这三种条件之一。这就是阿马蒂亚•森著名的价值限制理论,它产生的结果是得大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总是能达成唯一的决定。

二、引入“个人选择”

他的第二个主要贡献,就是引入了个人选择的概念,令公共选择理论内容更丰富。除了社会上可供选择的元素外(譬如 *** 的税收政策),他印入私人方面的元素(譬如个人利得)。私人元素的排列全由这些元素的拥有人来评估,这种情况与社会元素是有所不同的。他证明了,在尊重个人权益与做出集体决定之间,有基本的矛盾存在。换言之,没有一个集体决议机制能与尊重个人并存。

三、挑战“不可能定理”

阿马蒂亚•森克服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衍生出的难题,在这方面充分显示出他的睿智。他的另一项贡献是关于如何比较人际间的满足水平。

以前的学术文献主要提出了两种处理方法,而阿马蒂亚·森对这两种方法均具贡献。其中一种方法是,就阿罗所定出的四个假设(公理),逐一地加以放宽,并考察放宽的后果。这些公理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更好的做法是增加它们的信息内容。阿罗假设不可将不同人之间的满足程度互相比较,但阿马蒂亚·森却引入满足感的可度量性和可比较性。他和其他学者证明了,如果可具备更多的信息,实在可以扩展合理的社会福利函数的范围。一旦个人的满足水平可视为人际间可比较的,则你已可以做出不同种类的社会评价。

阿马蒂亚•森的主要代表著作:

《技术选择》(Choiceofchniques,1960)

《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CollectiveChoiceandSocialWelfare,1970)

《论经济不公平》(OnEconomicIneguality,1973)

《就业、技术与发展》(EmploymentTechnologyandDevelopment,1975)

《贫困的水平》(1980年)

《贫穷和饥荒》(PovertyandFamines,1981)

《选择、福利和量度》(ChoiceWelfareandMeasurement,1982)

《资源、价值和发展》(ResourcesValueandDevelopment,1984)

《商品与能力》(1985年)

《伦理学与经济学》(1987年)

《饥饿与公共行为》(与让•德雷兹合作著,1989年)

《生活标准》(1987年)

《不平等的再考察》(1992年)

《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1999年)

Rationality and Freedom, 2004.

Inequality Reexamined, 2004.

The Argumentative Indian, 2005.

他的两本论文集:

《选择、福利和测度》(1982年)

《资源、价值和发展》(1984年)。

经济发展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持续高级化的创新过程或变化过程。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2017年经济发展论文的例文,一起来看看吧! 2017年经济发展论文篇1 环保问题与经济发展的论文 【摘要】环境保护是指人类为解决现实的或潜在的环境问题,协调人类和环境的关 系,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各种办法活动的总称,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加强环境保护是人类发展的必然。建立循环经济,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国人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必须依靠人类的智慧拯救地球和保护地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而地球正面临着严峻的环境危机。“救救地球”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最强烈的呼声,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保护我们的地球环境、发展我们的经济、创造我们美好的生活。 【关键词】环保,可持续发展,发展经济,政府的力度 一、我国环境现状 根据国家环保局资料显示,当前国内环境形势十分严峻:七大水系、部分湖泊和近岸水域的污染趋势没有得都有效的控制。煤烟型污染十分严重,空气中的污染物质递增,空气质量有明显的下滑趋势环境问题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源所造成的。触目惊心的环境问题主要有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噪声污染、食品污染、不适当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这五大类。全国688个城市的大部分都存在水源、城市垃圾和噪音的污染、森林草原的回复调节功能急剧下降,自然灾害频发、生物多样性功能锐减.,真不敢想象,我们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这个世 界将会是一幅怎样的惨景呢?地上寸草不生,天空尘沙弥漫,人类将在魔鬼般的尖叫声中化成堆堆白骨。到那时我们只能说,人类曾经属于过地球,但地球将永远不会再属于人类了。. 在联合国评出的世界十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我国的城市占了一半以上,首都北京也位居前列。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戒所说:“发达国家在一百年里出现环境问题,在中国二十年就集中出现了。由此可见我国的环境污染十分严重,这一切都真真实实的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温室效应的主要祸首二氧化碳,我国就是世界第二大排放国,而目前二氧花硫的排放已是世界第一、燃烧化石燃料而排出的三废等等都在时刻威胁着地球生物的健康,让清澈的水变成了一滩死水、让蔚蓝的天空变得灰蒙蒙。我们必须拿出我们的勇气和力量保护我们的地球保护我们的地球环境,让地球恢复生机。 二、我国环境保护的重点和难点 我国经济项目的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项目的 猛进,大量的建设投资,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带来了环境污染的一系列问题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进入21世纪,环保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 热点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天更蓝、树更绿、水更清、城更美”,成为人们的共同心声。 江在建党80周年讲话中强调指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环保工作的高度重视,我国环保的重点在于以下三点: (一)防治污染、控制和消减污染总排放量,改善环境质量:只要能有效的控制废气、废水、废渣的排放量。在空气、水质、土壤方面的污染将大大降低,而这三个方面都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改善环境质量迫在眉睫。 (二)保护生态环境,防止人为的迫害:我们生态环境有着很强大的自我调节的能力,在一定的污染范围内可以自动调节恢复生态的平衡,但是由于有些唯利是图的人为了获取利益而不惜破坏我们的自然界。乱砍滥伐但森林面积减少,全世界每年有1200万公顷的森林消失,而我国年均消失天然林40万公顷,且按近十年的平均采伐和毁坏森林的速度,到5055年将失去全部森林;我们的环境危机严重,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保护我们的地球。 (三)加强核燃料等的安全工作,确保万无一失:国家的发展需要很大的动力,核能源是极为强大的动力,所以安全工作极为重要。 我国环境保护的难点在于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国家资金的投入、高科技的缺少、政府的监管力度、人类的自觉性等等。 三、环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人类的世界文明都是由两部分构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我们的文明之间会不时的发生矛盾。例如:农业文明导致了人类与自然彼此之间的冲突,出现了水土流失和沙漠化,以及由于过度使用化肥而造成的土地肥力下降,,世界上沙漠正已每年600万公顷的速度侵蚀土地,而我国每天都有500公顷的土地被沙漠吞食都会大大的影响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好的环境。因为有了好的环境才有了和谐的社会,有了和谐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才有意义。经济发展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部份,但是我们的经济行为不能超过两个界限: (一)从自然界取得,不能超过自然界的再生能力:如自然资源(煤矿、石油、金属)的开采。 (二)释放到环境中的生产废弃物不能超过环境的净化能力。 我们人类的经济行为应从单纯的利益目标向环境经济协调发展,以最低的消耗、最低的污染取得最高的利益。所以环保与经济发展之间一个也不能小看,加强环境保护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建立循环经济,构建和谐社会刻不容缓。 四、如何才能更好的保护环境,发展我们的经济呢?应从以下几点 出发考虑: (一)完善和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为什么我们的环境污染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呢? 就是因为有关的部门和有关人员没有履行应有的职责,徇私枉法,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忽略了喔们的大自然。国家政府部门应重点完善污染防治各单项法的有关法律制度,及时补充和修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环境保护需要达成共识的法律法规。目前我国将修改环境保护法,强化行政责任和问责制度。 (二)优化能源结构以提高生产:提高国家技术创新水平、加大对循环经济的关键经济的技术投入有效提高效率。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在污染治理方面应当反对先污染后治理的思想。 (三)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力度,在好的环境中发展经济:通过多种传媒宣传环保,,要大量宣传,提高人们的觉悟与认识,加强环保意识. 让环保的理念深入人心,要让大家都认识到,保护环境与资源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保护环境不仅是关乎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而且已经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今天的生存。为了地球的明天,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努力,要好好地保护环境,保护环境与维护生态平衡的历史重任要落到我们跨世纪一代的肩上。让我们都来关爱自然,热爱地球吧,手挽手、肩并肩、心连心地铸起一道绿色环保的大堤,捍卫资源、捍卫环境、捍卫地球、捍卫我们美好的家园吧! 2017年经济发展论文篇2 发展合作经济,促进农机化包容性增长 摘要:发展合作经济,促进农机化包容性增长,农业论文。 关键词:发展合作经济,促进农机化包容性增长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胡锦涛同志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是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其实跟这些年中国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这个理念。近年来农业论文,国家对农机化事业财政补贴政策范围不断拓宽、力度不断加大、标准不断提高。农机合作社围绕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农机社会化服务,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虽然近几年农机化发展很快,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的。如果购买农业机械是用来商品化服务的,那么这个问题就好解决。如果不是用来搞商品化服务赚钱的,只是自己一家用的,那么尽管政府补贴了10%,或者30%,甚至60%,毕竟农民自己还要掏90%,70%,40%的费用。一家购买一台农机,显然浪费太严重。因为农业特有的季节性,不少的农机具在农闲时不使用,是一个很大的浪费。中国人均耕地又很有限农业论文,不同于美国的大农场,动辄好几千上万公顷地,购买农机具利用率较高,而我国的小农户,每家十几亩地甚至更少,买一个农机具实在是太不合算了。所以只是从农机政策补贴发展总体来看,虽有好政策但局部农民利益是不均衡的。“包容性增长”的本质就是让更多农民通过合作社享受到农机化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为规模化经营提供了有力支撑,土地流转承包经营是规模化经营的组织形式,同时又加速了劳动力的转移。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能把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有效整合,取得集约化、规模化效益。 目前的农机下乡补贴制度鼓励农民买农机,不买就拿不到补贴。这让不少农民犯难,不买吧,国家给的补贴就拿不到,而买吧农业论文,使用效率又成问题。农机合作社经济实力相对较强,能够主动、合理地购买和配置农业机械,提高了农机具的配套比,相对集中调剂使用农机具,实现适度规模的作业服务,而且根据农作物田间管理的需求,灵活匹配机具以满足各种不同作业的需要,做到一机多用,提高机械利用率。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土地流转。成立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先进农机具有了用武之地,规模化经营,既节本又增效,农机合作社的规模效益是一家一户经营无法比拟的。 合作社在解决农民购不起农机具的问题上更具优势。合作社实行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农业论文,是成员之间的互助性组织,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这种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作用下,农机合作社除了通过向金融部门贷款和获得政府农机具购置补贴外,还可通过合作社的资本金积累和向合作社成员定向筹集资金等方式,从而能解决购置大中型机具、高性能机具和配套机具的资金短缺难题。农机合作社在农村,被很多农机户看好,他们纷纷表示,在合作社里,大伙儿一起干活,干劲儿更足,风险也相对更小。遇到什么事,大家一起想办法,比自己单干更稳妥。这些加入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农民不仅收入比入社前增加许多,而且还拿到了合作社经营所得的赢利分红。 目前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模式严重制约了大型农机具的推广和使用,人均一亩地农业论文,户均几亩地,非常不利于大型农机具的使用。尽管国家对于农村土地承包办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目前仍然没有有效的具体的政策促进土地尽快流转,实现集约化经营。希望尽快出台政策,促进土地适度集中在有知识、有经营头脑、有组织管理能力的人手里,使新的生产技术得以利用,先进的农机设备得以推广,从而推动农村快速进步,实现农村经济“包容性增长”缩短与先进国家在农业发展方面的差距。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这时到来的即为刘易斯第二拐点,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二元经济完全消解,经济开始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便是按新古典学派的方法确定的均衡的实际工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显然,“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与“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内涵是不同的,都具有标志性的象征意义,前者的到来为后者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后者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对照“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中的三阶段划分,该模型中从第一阶段转化到第二阶段的过渡点即为 “刘易斯第一拐点”,该模型中从第二阶段转化到第三阶段的过渡点即为“刘易斯第二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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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矢量的合成和资源的有效配置 王见定李颖伯{摘要}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变量是以标量的形式出现的。本文提出:经济变量实质上是一种矢量。但又不同于物理学中的矢量,有其自身的合成规律。资源的有效配置其实是经济矢量合成的一种形式。本文以一些实例对经济矢量合成的法则进行说明,并进一步阐述这一理论在经济活动中的指导意义。(内容简介:经济学新理论)4吨混凝土和1吨盘钢构成一个5吨的混恁土构件;一个缸的发动机、一个底盘、一个车身构成一辆轿车;一个显像管、一个复杂的线路和一个壳体构成一个精美的电视机;一个美容师半个小时的劳务加上对各种美容美发器械及化妆品的使用,产生了一个时髦的发型;一位外科大夫4个小时的手术以及四个同事的合作、医疗器械和各种药物的使用完成了一个心脏手术....这些都是经济矢量合成的事例。 混凝土4吨和1吨盘钢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变量,像这样既有大小又有一定流向的经济变量,我们定义为经济矢量。4吨混凝土和1吨盘钢构成了一个5吨的混凝土构件,可以看成两种经济矢量的合成。它们之间的比例是一定的,是由构件的用途决定的,而且这种比例将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变化(当然在一段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如果现在有5吨混凝土和1吨盘钢,也只能构成5吨的混凝土构件,多生产的1吨混凝土在这一组合中是无用的。这就是经济矢量的合成法则。这个法则对于不同的经济矢量之间是不同的。这种经经济矢量的合成可以在多个经济矢量中进行。例如一个发动机、二个车身、二个底盘也只能构成一辆轿车,其中的一个车身、一个底盘是多余的。以上例子已说明了经济矢量概念是客观的,也说明经济矢量是按一定法则合成而产生社会的综合效益。这种法则在一定时期具有相对稳定性,它取决于合成商品和劳务的质量要求,也取决于届时的生产水平。 通常,我们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见到的资源的有效配置,实际上也可看成是一种经济矢量合成的实例,有效的含义就在于不进行多余的生产。当然一种商品和劳务是否是有效的,还取决于价格和周围的环境。例如:一辆奔驰轿车,就它的发动机、底盘、车身以及其他一切配套设施都是可以说是一种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其10万美元的价格,相对一般市民来说,就不能说是完全有效的。而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却可以看成是一种有效的配置。或者就环境而言,在经济发达国家的美国、西欧它可能是一种资源的有效配置(当然也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量)。而在那些经济正处在发展中乃至落后的地区,它就不能算是一种资源的有效配置。 世界上,任何国家,不管它是发达的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都面临着对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源不同程度的无效开发和无效配置,将造成有效资源的大量浪费、环境的严重污染乃至经济危机。近20年来,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就实质而言,就是对各种资源进行更有效的开发,对各种资源进行更有效的配置。目前我国进行的下岗再就业工程实质上就是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活动。所谓新的经济增长点,就是某些地区、某企业、某产品基本上达到了某些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认为,当这种有效配置的覆盖面达到50%的时候,由于经济活动的惯性,全国经济将出现全面好转,展示强大的生命力。就一个地区而言,整个经济活动达到80%的有效将是非常理想的,100%的有效是不存在的,既使是在发达国家美国也至少有20%的无效生产,它需要通过调整,甚至破产来达到有效。 参考文献{1}Samueclson and Nordhaus:“Economics”,12th,Ed,McGraw-Hillco.NewYorK,1985.{2}Parkins:“Modem.Macroeconomics”,Prentice Hall,Canada,1980.{3}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三联书店,1957.{4}克莱因:《凯恩斯的革命》中译本,商务印书店,1980.{5}罗宾逊、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中译本,商务印书店,1982.{6}高鸿业、吴易乙:《现代西方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7}王见定:《国民经济行业排列的有序化与经济矢量》,第51届国际统计大会论文集,土耳其,1997.{8}王见定、李颖伯:《经济矢量的合成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国际社会和经济发展大会论文集,墨西哥,1998.{9}王见定:《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统一》,前沿科学,2008年第二期,北京,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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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融学的发展 一、金融问题中的不确定性研究 在21世纪以前的经济学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关注的是企业中的投入产出效率问题,由于当时资本市场化程度低,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与资本决策有关的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有些研究成果对以后金融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大的贡献是资金时间价值概念的提出。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不确定性概念的认识,进入30年代以后产生了大量对金融决策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这些成果又积极推进了金融市场的活跃与发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简要概述与评价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确定性研究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1.证券组合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整个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确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风险补偿的概念,认为由于金融产品中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应该对不同金融产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风险补偿。随后,Von Neumann(1947)应用预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选择的方法,在此基础上Markowiz(1952)发展起了证券组合理论,他认为投资者选择证券组合时关注的只是未来现金流的均值与方差。他假设投资者的预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项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不确定的前提下,最优的投资决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认为投资者出于自身流动性偏好的不同选择收益与风险的均衡。这进一步完善了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的框架。 在资产定价领域另一著名的理论模型就是资本定价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简明地表述了资产组合的价值与无风险利率以及资产的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无风险资产的情况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无风险利率被包括整个市场上所有资产的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代替。与CAPM模型同时代出现的资产定价模型还有Ross(1977)的套利定价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代理资产定价模型。 以CAPM为代表的资产定价模型,为资产定价提供了一个简洁的计算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实证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 and Macbeth,1973),但是对现实中的一些异常现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释能力,Brennan(1989)认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与风险都具有共同的估计与判断,并且所有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一致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一假设与现实不一致,这是导致CAPM对一些现实问题缺少解释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对这些假设的质疑,推动了信息不对称概念的提出与研究。 2.市场有效性假说 市场有效性假说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不对称信息与市场摩擦,影响未来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资风险的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对市场有效性假说进行了检验,Fama(1973)通过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认为有效市场假说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员发现了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市场有效性假说或者CAPM模型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例如,Basu(1977)发现资产的平均收益除了与CAPM中的β系数有关外,还与资产的价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关,在相同β系数下,价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长型股票)的市场价格好于价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价值型股票);Benz(1981)发现股票的市场价格还与上市公司的规模有关;Stattman(1980)发现股票的价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响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响资产价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许多研究人员从时间序角度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市场有效假说与CAPM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发现的所谓“一月效应”;他们发现在纽约证券市场的指数在一月期间的存在明显低于其他月份的现象;还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发现存在类似的“星期一效应”,以后许多研究人员在世界范围内验证了这两种现象的存在。 对这些异常现象的解释,有效市场假说显得无能为力,有人曾经试图将“一月效应”解释为到年末税收流出的影响,但是在英国、澳大利亚等税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国家,仍然存在“一月效应”就无法解释了。有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这些异常现象,例如,Dreman(1982)将股票价格的P/E比率效应解释为,由投资者总是过高估计具有高成长性股票的成长性,导致市场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价格被高估了,这是导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连续时间模型 在资产定价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证券市场总是在连续过程中,在这一假设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将CAPM发展为瞬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同样在信息对称、无摩擦的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变化符合Ito过程,在这种条件下,资产的价格与投资者的效用偏好无关。在随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应用以上连续时间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权定价公式,这一公式后来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实,并且被广泛在实践中应用。 (二)不确定性研究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是公司财务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资决策中的有关负债与权益比例选择、公司的红利政策等问题。最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完全市场中(没有市场摩擦与信息不对称存在)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负债比率无关(M-M定理)。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无关。显而易见,这些研究结论与现实中的事实不符。依据M-M定理的结论,公司在利润分配时,由于派发现金红利会有现金流出,公司将更愿意选择股份回购的政策,而不是红利政策,而在现实中,许多公司更愿意选择分红而不是股份回购,这一现象被Black(1976)称为“公司红利的困惑(Dividend Puzzle)”,对此Miller(1977)所能给出的解释是,M-M定理的结论之所以与现实不同在于税收与所谓的破产成本对财务结构的影响,是由于一定的负债可以使公司达到税收减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对高负债率公司存在着破产的风险,所以负债率对公司股票价值存在影响,Miller以及其他的学者对这些财务问题做出的解释总体来说都不很令人满意,直到后来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后,似乎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很难单纯用不确定性(风险)来得到满意的解释,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关注,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博弈论为代表的信息经济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许多学者在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用不对称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释许多有关财务结构方面的问题。以下仍然分两部分概述这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在财务决策方面的成果,接下来是在资产定价方面的成果。 (一)不对称信息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红利信号模型 关于公司红利决策的困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愿意将利润用于股份回购的异常现象之外,Lintner(1957)还发现公司在进行红利决策时,由于受累进税制的影响,更愿意使各年的红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红利波动要远远小于股票价值波动,有关税收减免的理论解释较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许多学者用实证方法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例如:Fama and Babiak,1968)。但是税收效应并没有很好解释公司为什么更愿意支付红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红利可能是向投资者揭示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号,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应用博弈论方法建立起了红利模型,Bhattaeharya成为第一个将博弈论引入金融分析的学者,Bhattacharya认为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投资项目的前景与其他普通投资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管理者通过公司的尽可能高的红利向普通投资者传递信息,如果公司红利水平高意味着公司投资项目的未来前景好,而对于无法支付高额红利的公司将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从而担负过高的财务成本。以后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模型又进行了一个改造(Miller and Rock,1985;John and 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学者质疑认为,按照以上模型认为只有在公司需要为新项目向市场融资时,才有积极性支付高水平的红利,但事实上模型的红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项目的影响。也就是说,上面的信号模型不能很好解释红利的平滑性。为此,Kumar(t988)发展出了一个粗糙信号(Coarse Signaling)模型,其结论认为公司在一定的利润范围内会支付同样水平的红利,直到公司的利润水平超出了这一范围,公司管理者才会调整红利支付水平。红利信号模型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为什么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是股票回购。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选择原理解释了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公司更愿意在市场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时回购股票,所以回购股票行为向市场传达了股票价值被低估的信号,所以会引起股票价值的上涨,从而使公司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而用红利分配利润不存在这一逆向选择问题。 2.资本结构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在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前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应用博弈论描述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过程,大大推动了对公司基本结构决策研究的发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个公司负债决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过负债率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未来经营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负债率可能导致公司破产的风险加大,而一旦公司破产将为公司的经营者带来损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收益乐观时才会在资本结构决策时选择贷款,提高负债率。而前景乐观的公司提高负债率的决策是前景悲观的公司所无法模仿的,所以对资本市场来说,高负债率是公司发展前景乐观的信号。随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认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项目发展需要融资时,如果管理者认为目前市场上自己公司股票价值被市场高估了,会选择通过发行股票的直接融资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认为公司股票价值被低估了,就会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所以说公司增加发行股票向资本市场传递的是公司目前股票价值被高估的信号。Myers认为经营者在面对新项目需要投资时首先选择的是用自身盈利积累完成投资,其次是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最后才会选择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这被称之为“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 order theory of 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应用博弈论的不对称信息理论取得较大成绩的研究就是所谓的代理问题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两类代理问题,其一是债权人与股东的代理矛盾,其二是股东与公司管理者的代理矛盾。债权人与股东间的矛盾表现在股东总是扩大公司投资风险,因为项目成功了超额收益全部是股东的,而如果公司经营失败,破产的成本由债权人与股东共同负担。Diamond(1989)通过研究认为,在长期重复博弈条件下,股东的声誉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东和债权人间的矛盾。股东与管理者间的矛盾是由于股东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经营行为,因而管理者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会损害股东利益。 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出现了有大量关于代理问题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发现当企业家计划投资新项目而需要向外融资时,与投资者签订贷款合同是最优合同,得到这一结论的关键在于虽然企业家与外部投资者在项目未来进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情况,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无法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此时贷款合同是最优融资合同,并且Hart认为由于贷款人在企业家不能偿还贷款时可以控制公司的资产,所以企业家有积极性偿还贷款。 3.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 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认为为了有效的配置资源,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现代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中所有权的转移方式是多样化的,包括:收购、兼并、股票的发行以及委托代理关系的变化等手段。在传统的完全竞争、无摩擦的资本市场假设下,很少考虑公司所有权转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而事实上每次兼并收购活动都会引起公司股票价值的大幅波动。直到进入80年代以后非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们认识到了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内在机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存在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Free Rider Problem)”,他们认为当收购方发现一个目标公司的运营效率低下,而决定收购目标公司时,面对外部的标购,原有的股东知道收购者通过收购后公司在新的经营者经营下,效率会提高,所以会自发抵制收购,等待收购价格的升高,直到收购价格升高到在新经营者的经营水平下的合理的价格时,原有股东才会出售手中股票。考虑到收购方在收购过程中搜集信息、组织收购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标购行为实际上为收购方带来了损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认为,如果收购方在标购目标公司以前就已经持有了目标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决上述“搭车问题”的困惑,收购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弥补收购带来的损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结论并没有在实证中得到证实,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实证结果认为大多数的收购方在标购前并没有持有目标公司的股票。 在收购行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个困惑就是收购行为往往导致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发现收购发生时的收购人对目标公司的首次出价,大多数高于收购前10天的股票价格的20%。Fishman(1988)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是由于有潜在竞争者随时会加入收购,较高的出价是为了阻止竞争者加入。 4.新股发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的一项研究中,首次发现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着明显的超额回报的现象,以后许多学者在许多国家发现了这一现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统计得出美国纽约证券市场1960-1992年发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额回报是15.3%。在许多年中IPO现象成为挑战市场有效性假说的又一个证据。 对IPO现象最早的解释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认为IPO现象实质是个逆向选择问题,新股上市时市场上存在着两类投资者,一类是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一类是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信息投资者只是在新股定价低于其真实价值时才购买,而当定价高于其真实价值时只有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才会参加购买,所以平均来说,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购入了较大比例的被过高定价的股票,为了在市场中留住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公司在初次发行新股时常常有意低定价。类似Rock对IPO超额回报问题的解释,许多研究人员给出了这一问题的其他合理解释,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将新股发行低定价解释为公司未来前景良好的信号;Hughes和Thakor(1992)认为公司新股发行低定价是为了规避诉讼风险;Ruud(1993)认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报是由于承销商的价格稳定活动造成的。 在IPO领域中的另外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长期表现不好。Ritter(1991)研究发现,在1975-1984年间发行的新股在发行后3年间的回报比正常股票的回报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谓“主持人效应”解释新股长期回报不好的现象,他认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销商出于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会创造短期超额需求的假象,随后随着承销商从市场的退出,导致了新股长期回报不佳的现象。 (二)不对称信息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将非合作不对称信息的概念引入资产定价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谓资产定价的理性预期均衡理论,他们认为资本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从市场价格的变化中获得信息(所谓的学习过程),并且每个参与者的行为不会对市场价格构成影响。在8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成果主要用于解释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成果出现以后,不对称信息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才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关注,以后在Kyle Milgrom框架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这一框架下的价格决定机制不同于Modigliani Miller的市场均衡机制,是通过研究具体市场条件下的资产价格形成机制,所以常常将这部分研究成果称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证券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场由三类参与者构成:风险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动性需求进入市场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据自己的信息交易,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选择自己在市场上的交易数量。与Kyle不同之处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贯交易模型(Sequential Trade 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数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买入或卖出一个单位的资产,做市商根据交易指令的类型来设定买卖价差,在均衡条件下,由于有竞争做市商的存在,买入报价是做市商收到卖出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卖出报价是做市商收到买入交易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将促使做市商调整其买卖报价,这种调整从本质上是一种贝叶斯学习过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交易规模对做市商价格行为的影响,其结论是做市商的定价策略会依赖指令的规模,数量比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较差的价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时间对价格行为的影响,发现交易时间会影响价格,并且交易间隔影响交易价差的大小。 现代金融理论方法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金融难题得到解释。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至今对许多问题的解释还很难令人满意,例如:对P/E比率和P/B比率对资产价值的影响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对IPO以及基金中的折价现象的研究结果也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另外市场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纵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释,将进一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1、美国经济评论

英文原名《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11年创刊,现为美国经济学界最古老、最受人尊敬的经济学专业期刊之一,也是世界公认的经济学领域最具声望最权威的顶级刊物之一,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引领和助推作用。其中不少文献的作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该刊早期是每季发行一次,2011年之后改为双月刊。

2、计量经济学

英文原名《Econometrica》,该刊于1933年创办,由此标志着计量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正式诞生。计量经济学的奠基人、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希”在发刊词中所阐明的关于计量经济学的定义,至今仍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该刊在经济学和金融领域的影响力巨大,是公认的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

3、政治经济学杂志

英文原名《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简称《JPE》,1892年创办,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现为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核心期刊、顶级期刊,常年位居世界十大经济期刊前五;主要发表高水平的分析、解释和实证研究论文。该刊现与本文提到的“美国经济评论、计量经济学、经济学季刊、经济研究评论”并称为经济学五大期刊,是公认的世界顶级经济期刊。

4、经济学季刊

英文原名《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该刊由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主编、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经济学历史最悠久的顶级国际英文学术期刊之一。其内容涉及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侧重从微观理论到基于经验和理论的宏观经济学研究。2011年,该刊影响因子5.920,在320个期刊的经济学类别中位居第二。

5、经济研究评论

英文原名《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简称《RES》,于1933年由多位英美经济学家创立,旨在鼓励经济学家开展理论和应用经济学研究,始终致力于发表经济学各个领域的优秀研究论文。该刊现已被广泛认为是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1949至2021年间,中国境内机构共在该刊发表14篇论文,主要来自9所高校:上海财大、复旦、清大、上海交大、北大等。

6、经济与统计评论

英文原名《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主办,拥有百年办刊历史,主要刊发实证经济学以及计量应用的文章。在中国,该刊已是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认定的A类期刊、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认定的国际A+类期刊,还是教育部认可的12本经济学国际顶级期刊之一,2020年期刊影响因子达6.548。

7、博弈论与经济行为

英文原名《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这是博弈论领域的世界顶级经济期刊,研究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博弈论、经济学、政治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数学、心理学等。2021年6月18日,该刊主编Hervé Moulin教授举办线上讲座,中国学者与其进行了亲切交流。

8、经济理论杂志

英文原名《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这是理论经济学领域国际公认的顶级期刊,1969年创刊,刊登论文主题包括决策理论、机制设计、货币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CNPP编辑了解到,中国已有不少学者在该刊发表论文/研究成果,例如北大王鹏飞教授、武大孙祥教授、上海交大文一特聘教授等。

9、兰德经济学杂志

英文原名《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是产业组织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核心期刊。1970年由AT&T公司的贝尔实验室创刊,当时刊名为《贝尔经济学与管理科学杂志》,1975年改名为《贝尔经济学杂》,1984年转为兰德公司主办后改为现名。其内容涵盖应用微观经济学领域,集中支持和鼓励产业组织领域相关主题的研究,包括理论的与实证的研究。

10、欧洲经济评论

英文原名《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69年创办,为欧洲历史相对悠久的综合性经济学期刊之一,旨在成为所有经济学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主要出版物。该刊每年收到大约700份投稿,编辑会及时下达编辑决定。不过首次做出决定的平均周转时间约为60天,接受率约10%。投稿需要自付费用。

你好 请问是那类文章呢?以及有些什么要求呢?如果是一般的发行的就不用花心思选了 选一个看的多得发发。 如果是拿来申报什么用就发 学术的哈,还是比较多 主要是你自己的要求 和文章 然后再针对性选择。核心要求高一点 普刊要求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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