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农村 农民 权力寻租 话语权缺失
【论文摘要】我国多数农民仍处于穷苦落后的境地，农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农村社会的贫困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农村社会“权力寻租”和农民“话语权”缺失，使得本来就贫困的农民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透过这一现象，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相关对策。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党中央连续多年下发关于农村改革、发展的一号文件，我国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农民收人增加了许多，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们还应看到，与制定意在优惠农民政策制定者美好意愿相悖的一些政策的实施者及其追随者，与党的农村工作政策“貌合神离”，他们相互“合作”形成了盘剥农民利益的固化利益阶层，使得一些地方的农村社会权力寻租活跃，农民话语权严重缺失。权力的寻租导致农民失去了原本属于自己不可多得的发展机会，造成了更大程度的贫富差距;话语权的缺失使得农民的诸多权益和诉求无法表达，成为社会的边缘阶层。笔者认为，农民的穷困与农民权利的缺失有必然的联系。
一、社会网支配下的“权利寻租”
人情面子在中国社会素有悠久传统，并且已渗透到了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成为个人生存发展的可用资源。“转型期的中国尚处于模拟市场经济阶段，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目前还不完备。wWw.lw881.com由于政府在配置资源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就使得政府成了各利益集团寻租的“猎物”寻租活动是一种权钱交易或权权交易的行为，在农村社会中并不少见，正所谓“县官不如县管”。农村社会中“地方财主”与乡政府、村委会的领导多走得较近，他们在争取地方性资源时往往有很大的优势，这样往往使得农民失去了资源获得了贫困。
在我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中，这种人情面子表现得更为明显。人情面子下的人际交往与投资回报往往非同寻常，运用得不当则全当“获利工具”。有学者将人情面子观支配下的人际交往类型分为“礼尚往来”、“急功近利”和“知恩图报”三种。“人情面子”可以解脱罪责，可以跑官要官，也可以用来攫取资源。特别是现代社会的“人情面子观”感情成分较少，工具性增强，一顿饭可能吃掉几千几万，一个红包可能多达十万百万，一份礼物可能以车运船载，由此造成巨额贪官也就不足为奇了。
农村社会人们的交往逐渐被利益化驱使，用“人敬有的、狗咬丑的”描述现实社会人际交往并不夸张。在此条件下构成的农村“权利寻租”，会对话语权缺失的底层农民的利益会造成侵害，会带来了更大的贫富差距，形成“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局面。
二、权力寻租“官逼民富”民也难富
在农村社会，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显示政绩，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为了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上级的指标，不顾具体地区条件的差异，“违背民意”，对农民养殖、种植过加干涉，有的给农村集体、农民的经济利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既然是根据上级的指示，也是为了增加农民的收人、提高地方的财政收人，可结果人民还处于贫苦中。这种“官逼民富”民却不富是怎么形成的?农民是缺乏知识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在交易中拥有信息优势的主体会在利益的驱使下，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谋取利益。由于这些信息并不为他人所了解，寻租者就有找到寻租目标的可能。农民确实是中国社会知识信息拥有最浅薄的阶层，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小九九”，知道种植什么对自己更有好处。有些地方政府，与相关农业生产龙头公司签了合约，自己从中获得了不少利益，为履行诺言，就利用手中的权利美其名日是为农民增收，其如意算盘打得过于精细。而农民缺乏生产经营经验而盲目跟风，往往扮演受害者的角色;有的即使懂得也得照办，因为农民在此行动中没有“发言权”。俗话说:“千里做官为求财”。如果一些地方行政官员皆追名逐利，这种下情况农民怎么能富裕。
三、“媚上欺下”式的权力寻粗，农民话语权难以运用
“有人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改革开放以来，哪一行业造就的百万富翁最多—房地产业;哪一类问题引发的上访集会等群体事件最多—集体征地;什么问题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最多—国有土地转让;什么社会现象在中国造成的失业最具爆炸性—农民失地;对中国银行系统最新、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地产开发热;从成克杰、胡长清到东北杨斌到上海周正毅，案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土地。’，周在“圈地运动”中，存在一些“官商勾结”攫利现象，他们有的被绳之以法，有得已经加官进爵、坐享富贵，成为地产业的大亨。“权利寻租”带给了部分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更多的好处和利益，却苦了广大的农民，他们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生活的根基和保障。在一些地方由于权力寻租，被招商来的房地开发商可享受相当“优惠”的政策，相中哪块土地，说占就占。给农民一定数额的补偿费，缺乏理性考虑的农民似乎感觉像中了福彩.然日久天长看出了亏损也无法挽回。部分农民是不情愿的接受压制，但有谁会为他们说话?他们中谁又能站出来说话?地方开发建设不应采取侵害农民利益的方式，不能为追求所谓的“效率”而忽视了“公平”。农民有着天然依靠土地生存的权利，农民也应该拥有土地的权利。
四、“明修暗渡”争夺机会，农民话语权难以体现
贫困状态中的人群无法满足其基本生活的最低要求，这种状态意味着:存在着一个特定的人群，他们因未解决温饱之优而无法实现更高层次的人生发展，而且也无法参与社会的主流，他们在社会中事实上成为“边缘群体”。
农民想要摆脱贫穷的现状，关键是要抓住向上流动的机会，然而处于下层的农民群体如何流动?教育也许是唯一的出路。解决“下流”的矛盾，关键是给社会成员提供公平的向上流动的竞争制度。然而，现实社会中，固化的利益局排挤其他群体的加人，部分农村既得利益者已经将子女的户口迁人城市，贫穷大学生失业现象更多，没有所谓的“后台”是比较难以进人公务员行列的。那些优惠“三农”的政策，是农民致富的重要社会资源，同时也会为一些掌握一定权利谋取私利的人提供获取私利的机会。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可以算是农民逐渐参与政治的机会，但农民的实际参与却不高，在农村的选举过程中，地方的“财主”拥有较强的势力.村委会和地方政权组织的干预性仍较强，贿选和非法行为普遍。一些地方的村干部选举，可以说是借农民的手，打着“民主大旗”，把贿选办的冠冕堂皇一些。机会的边缘化，广大农民没有实际的发言权准得贿选这种恶劣现象循环延续。
四、“敢怒而不敢言”，农民话语权受到压制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以百姓的“父母官”的身份出现，给农民造成了心理上的压抑，严重影响了农民的话语表达。按照传统文化习俗，父母是不可以被反驳的，且父母都是为儿女着想的。但部分地方父母官，聊以“衣食父母”的美名，却做着违背民意之恶事。但干群关系永远不会像村民斗殴那样激烈，因为一遇到事情时，人们就会想着“官官相护”、“民不可与官斗”等，人们内心的不满只能是压抑，不会产生很大的爆发力。现在农村一些干部的畸形和异变是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的最重要原因，当然我们并不排除一些群众的误解。千群关系的紧张其实质是农民争取权利的反映。乡村一些干部经常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主要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为圆满完成上级的任务，而不顾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承受能力。农民对此不满，但农民想说不知道怎么说，农民想说没有地方说，农民想说又多数不敢说。陷人贫困底层的农民有时处于被排斥在社会主体之外，得不到社会其他群体一样的机会，在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机制可以完全有效的辅助之前，他们就是社会的边缘群体。时下，我国农民的贫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村社会权力寻租和农民话语权的缺失;权力的寻租使得原本属于农民的机会失去了，造成了更大程度的贫富差距，而话语权的缺失使得农民的诸多权益和想法无法表达，由此成为社会的边缘阶层。
解决农村社会的权力寻租问题需要建立更加有效的社会监督与惩罚机制，使得寻租者无机可乘，让乘得时机者的收益远远小于他们所得到的惩罚。改变农民话语权缺失现状，需要弘扬正义公道，调整失衡的话语权力分配，增加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消弱强势群体的话语霸权。解决上述问题，应在全社会尤其是农村，健全法律法规，严格整治执法不严现象，形成强有力的违法必究机制;提高农民素质，加强农民自我维权意识，建立地方农民维权组织;实行乡、村政务公开制，增强政策透明化，谨防农村“市场前的权力分配”;广泛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力量，谨防信息的“闭塞不通”与“暗箱操作”增强农民参与民主监督的意识，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加强对基层党组织与政府的监督，使广大农民正真享受应有的权利，享受到党的优惠政策，享受到改革发展的社会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