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隆庆元年(1567)起，经济发达、领先的中华帝国，却把货币金融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而与此同时，皇权与士大夫官僚阶级之间，长期围绕着“礼法”而进行的几乎毫无意义的朋党之争，导致了帝国统治结构从上层断裂，至于在基层方面，由于“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痼疾，豪强和胥吏们通过操持行政、司法和财税而垄断地方，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无组织之小农，并无制度抓手，国家任何自上而下的改革，自然都会被操持地方的豪强胥吏扭曲。如此上下脱节的国家，如此组织松散的社会，各阶层均按其“自治”的潜规则行事，表面上仿佛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而各得其所、各行其是，但实际上，其内部的组织能力、组织效率却是实实在在地不断下降的，结果，如此社会，只能以道学家的“无为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如此没有组织效率、奉行“不干预主义”的国家，自然也就无以建立起严格的国家预算机制、税收体制，从而更不可能在严格的财政和税收的基础上，成功地确立起自己的发钞机制，从根本上无以保证国家货币的稳定与独立。最终，在美洲大规模发现白银的“国际大气候”下，明帝国将货币短缺问题之解决，全盘委之于美洲白银之进口，其实乃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举，它深刻地折射出明帝国国家行政能力的失败，透视着其社会结构从内部持续解体的大趋势。
而从那时起直到清末，尽管中国日益积累起庞大的民间资本，尽管通过长途贸易的扩张与发展，初步确立起以票号为标志的民间货币信用机构，但是，中国的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是脱节的，财富的积累与生产发展，特别是民众的生活改善是脱节的，这集中表现为商人不事生产，最大的商帮也不过是长途的商贩而已。与明一样，清帝国亦是将货币依赖于白银进口，又放任“多币制”之痼疾而不能解决，市场交换和国家税收，都要依赖于铜币、银元和纹银之间复杂的换算，货币系统、货币体制相当混乱(“多币制”的混乱又最为清楚地显示了清王朝在农村、城市之间，在交换的诸社会领域之间的管理上是混乱脱节的)，一旦1830—1850年间世界发生了由银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制度大转变，当欧美各国纷纷抛弃白银之时，大批劣质银币自然涌入中国货币市场，在此冲击之下，清帝国的货币体系即刻陷入混乱。
当是时也，与日俱增的赔款，又使西方列强迅速掌握了世界上绝大多数高纯度的白银，从而使与之有利的金—银比价得以确立，这样就进一步稳固了以英国为核心的“金本位制”及美国的“银本位制”基础。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金融体系的崩溃与军事的失败接踵而至，此后，中国再无内政之独立，国家财政亦完全沦为虚名，它对内被排斥在本国金融服务之外，对外是不能设防的—即中国无法将自己的剩余资本投资于国家的军事自卫的建设。从晚清直到1949年，又是约 100年间，中国面向富强、现代化的改革方案可谓层出不穷，但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金融—军事工业—工商业—农业相统一的政治经济结构，国家经济没有财政的指导，社会又无分工交换的组织能力，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的内战之所以不能停止，中国人自相残杀之所以不能停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持续的时间越长，对于西方的金融机构放债乃至卖军火就越有好处。可见，货币主权荡然无存，金融依赖海外的问题，乃是从明王朝到蒋介石政权以来持续数百年的根本困局，这是中国国家走向近代衰落的最根本原因。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在现代民族国家竞争和帝国主义争霸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人反复认识到了一个残酷的真理：金融的问题永远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金融安全也永远是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的。500年来，特别是近代以来，我们最沉重的教训和最深重的代价也就体现在这里。
我们常说社会主义救中国，而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指这个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有组织地把财政剩余用于办国计民生的大事，包括有效地利用国家支持的金融信用的力量，有效地利用国家能力的“象征系统”—货币和金融的力量，以推动生产的发展并改善民生。一个国家的能力如何，一个社会的组织能力如何，重要的是看它能否有力地支撑起合理、坚固之货币体系和财政体系。货币金融体系是一个国家组织能力的象征，是一个社会团结协作能力的体现，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中国的伟大功绩，在于它第一次形成了立足于基层、组织严密的社会动员机制和社会组织结构，而在此严密的社会组织的基础上，方能建立起严格的国家预算体系、税收体系、转移支付体系。通过从基层起步建立起公共积累、社会积累和国家积累，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极其有限的资本作为准备金，一举确立起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发钞机构的权威性，确立起人民币主权货币的独立性、权威性。在根据地时代，中共就确立了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为边区财政金融发展的唯一目标，而绝不像国民党政府那样，通过印票子这样的金融手段，去掠夺人民。只有这样，新中国才能通过充分地上下动员，调动起全社会的财富，集中力量办大事，建国头28年以来，我们正是如此集中起有限的资金，建立起我国完善的国防体系、工业体系和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并进行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从而形成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中国革命建立的基层组织，使国家得以有组织、有效率地将大量农业剩余源源不断地投资于工商业，然后再以工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吸引大量人口就业，那就没有中国的工业化，亦绝不会有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如此迅速的发展。而如果不坚持金融发展为生产和民生服务的目标，而是走牺牲生产发展和民生的“虚拟经济”道路，那么我们就不能避免亚洲金融危机，更不能避免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没有中国国家的金融独立，迷信金融与世界接轨，即使有昙花一现的所谓繁荣，从最根本上说，那样的一盘散沙的中国不仅搞不成现代化，而且更不能遏制内部瓦解的趋势和外部势力的打击，更会被周期性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搞得民不聊生。—国民党统治几十年，不就是这样吗?
天下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流。“以史为镜，可以鉴兴替。”今天的中国，所逢之时，实盛于前人百倍，而所承之重，恐亦百倍于前人。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以无愧于我们前人的探索与牺牲。.
作者：韩毓海 来源：月读 2014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