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望洋兴叹哲学思想的论文

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贱

比特还原论特别衷情于这样一幅动人的图景：比特的流动是没有国界的，它可以绕过海关检查到达世界任何地方。许多人把这理解为，信息的传递可以超越传统的地域和文化边界，它可以为所有的人共享。我们的世界由于有了比特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地球村的说法使我想起《老子》六十六章中所提到那个世界：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我们如今似乎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不同国家的网络居民通过与网络连接的电子屏幕看到其他国家，听到从那边传来的声音。当然，人们因为不必步行，所以就可以老死不相往来。然而，这样的地球村还没有完全变成现实。我们当然无法辨别世界各地的鸡鸣犬吠声是否也有不同的方言，但却知道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群具有完全不同的自然语言。网络居民是靠显示器上出现的各种文字、图象--而不是比特串--来发出或接收信息的。这些文字的输入者或读者显然属于不同的国家。如果你高兴的话，就可以到美国白宫或巴黎的卢浮宫去走一趟。这是许多网络读物津津乐道的事。问题在于，如果你不通英语（更不用说法语了），不知道白宫是Whitehouse，卢浮宫是Louvre，那怎么去呢？当然，你可以打听到它们的网络地址：（白宫）（卢浮宫）然而，即使你到了那里，也发现这里没有中文服务。这样你就只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对着满屏幕的洋码望洋兴叹了。我们很难说这些洋文没有携带着信息，但对于不认识它的人，它的确没有信息量！《圣经·创世纪》第11章有一段我们十分熟悉的传说：最初天下的人都说同一种语言。他们说：让我们在城中建一个高耸入云的塔。不料这件事惊动了上帝，他说：看哪，这些人都说同样的语言，如果让他们建起这塔，他们还有什么事做不成呢？于是他悄悄地打乱了这些人的语言，使他们无法合作建塔了。从此这个城就叫巴别城。巴别的含义就是变乱语言，也就是信息无法沟通的意思。我们的现实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巴别城，今天的网络也仍然如此！我有一位姓郭的朋友，电脑玩得出神入化。当一位大学生向他讨教秘诀时，他淡淡一笑说：先学5年英语，再学10年哲学。这个建议虚虚实实，但并非全是笑谈：学10年哲学，是要让人变得明白，而学5年英语，则是要让人具有起码的上机和上网资格。在任何国家，外语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着一个人所受教育的程度。当外语成为我们上机和上网的必要条件时，电脑和网络市场的客户就只能是那些受过相当教育的人群，换句话说，目前网络世界的人口与世界人口还是两个概念。由此我们可以检验一下关于网络市场前景的说法。一本关于网络的著名畅销书写道：现在几乎平均每10分钟就有一个人加入到交互网络里，照这个速度发展，在2003年，全世界的人口都会成为网络用户。……就算那时全世界有一半的人（30亿）参加了交互网络，那也是个可怕的数字。在不到10年期间会有30亿人上网！这实在不可思议。且不说世界上那三分之二受苦人，单就中国而言，目前文盲人数占人口数1/5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足4%，熟悉外语的人比例更低，除了极少数天才外，几乎百分之百的人不能通晓两三种以上的外语。怎么能指望这些人都在10年内成为互联网用户呢？巧得很，不久前我看到一则报道，声称现在世界上平均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患肺癌。我大惑不解：怎么可能？如果说每10分钟一个人上网，到2003年上网人数将达60亿，那么每10秒钟一人患肺癌，几年之内世界上的人岂不要死光了？于是我自己作了一回计算，发现上述关于上网人数的断言产生于一个可怕的计算错误（或者作者根本就没有计算！）：每10分钟一个人上网，到2003年上网人数最多也就是52万人！它还不到目前全球人口的1/1000！让我们还是参考一个比较专业的估计：目前Internet在全球有5万个网址，几千万用户。估计到2000年会有100万个网址，5亿用户。我相信，这个数字也有相当的理想化色彩，而且这些用户恐怕大部分集中在发达国家和英语世界。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德国人海德格尔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语言是存在的家。这些说法即使从常识上看也包含着很大的真实性。网络上的英语、法语、德语、汉语界面就是不同国家的国界，人们就居住在各自的语言世界中。我们在上网时只能从自己熟悉的语言世界中获得信息。因此，尽管比特可以在有网络的地方畅通无阻，但不同民族的语言却把这个地球村分割成了不同的世界。这就是网络世界的现状！当然，科技的问题只有靠科技来解决。现在国内软件公司正在大力开发汉语软件和信息产品。即使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微软公司为了打入和垄断中国市场也开发出了功能相当齐全的汉语软件。因此，人们期待着网络这种信息交流载体在不远的将来进入每一个家庭，进而替代电视和报刊。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计算机互联网与现有的广播、电视和报刊传媒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电视的传播方式是你说我看，报刊则是你写我读，这里并不存在交流问题。而互联网则是双向交流的媒体，在目前情况下，它的交流模式是既写又看，这对于许多有书写障碍的人仍然是一件不轻松的事。打破民族语言之间的屏障，打破只能写不能说的局面，这就是现代信息技术专家们的理想。机器翻译、语音合成、提高图像传输速度、强化电子屏幕对人体器官发出的信息的感应灵敏度和分辨度，这一切技术都是为了使电脑以及网络那端的人成为你的对话伙伴，使电脑开口说出你能懂的语言并看懂或听懂你的指令。只有到那个时候，电脑和网络才能真正进入每一个家庭，地球村才可能成为现实。

关键是整理和资料他门搞定什么都没问题

嘲讽了那类“听讲过一些道理，便自以为什么都懂，再没有比得上自己的人”，教导我们要善于看到别人的长处，学会取长补短。

哲学与思想论文

哲学与人生的思考论文篇二摘要：哲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哲学讲述马克思主义，使人用正确的观点分析与解决问题，对人生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学生在学校接受教育期间，学校有义务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指引学生用积极的态度面向未来，哲学对一个人的人生起着基础性作用。 Abstract： Philosophy is the foundation of all disciplines. It is about Marxism， making people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with the right perspective， so it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In school education， schools have a duty to train students to establish correct outlook on life and guide the students with a positive attitude for the future. Philosophy has basic influence on a person's life. 关键词：哲学与人生;课程; 教学方法 Key words： philosophy and life;course;teaching method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14-0238-02 0 引言学生是祖国的希望，学生的教育工作越来越受到家长和社会的重视，特别是素质教育，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基础。本文主要讲述了哲学这门课程的内容、为什么要探索研究哲学与人生的教学方法及进行哲学与人生教学的方法。 1 探索研究教学方法的重要意义好的教学方法能够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主动学习。无论是学习或者做任何工作，主观能动性对结果具有重大影响，人从事某项活动如果是发自内心的追求，是个人的目标前进方向，他定会为之努力，才能从中挖掘自身潜能，而好的教学法就可以促使实现潜能的发挥。学生的学习应该以学生自己的人生目标，自我发展为方向，意识学习的重要性，使自己自主地投身学习，树立学生自我理念，时学生主动与教师的指引有效结合起来，注重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这对教学工作具有基础作用。正确的教学法可以提高课堂的时效性。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推崇的，实践是基础，只有通过不断实际实践，才能慢慢增长对事物的认识，人类的发展也是一个由实践到认识的过程。而探索研究正确的教学方式正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它要求学生通过原有的认识，再进行探索研究，达到由感性到理性，有表面到本质的认识。以学生为中心，在加强对学生教导知识同时，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解决问题能力。尤其是现实课堂上，通过老师的指引和启发，发现新的问题，积极主动学习知识，并运用知识来解决实际的问题。培养其实际工作能力，不断开拓学生思维。研究教学方法可以增强老师的观念，使老师向专业方向发展。学习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学生应该主动吸取新的知识，而不是被动接受，根据已有的理论知识去理解和研究新的事物，知识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一个人知识的丰富与否要看他与外界的沟通程度，理解程度和吸取程度。世界具有多样性，不同事物的知识结构层次不尽相同，学生在学生接受教育需要一个适于学校的良好环境，才能使学生更加积极主动投入到学校，老师需要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中心，学生是主体，发挥老师的引导作用，逐渐消除老师教课累，学生又被动痛苦的现象。 2 探索研究进行正确教学的方法有效利用教材，逐步培养学生良好的哲学思维。在《哲学与人生》教学的过程中，使学生拥有正确的思维方式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学生需要掌握用哲学的观点去看待问题，这就需要老师必须深深掌握教材，把教材研究透彻，不仅要参照大纲的教学要求，同时，要注重联系学生的实际生活，从学生的现实生活出发，可以在备课时翻阅各种文献和资料，老师与老师之间进行深入地探讨与交流，制定一套适于自己的教课方案和方法，有自己独立的教学特点，不盲目追从。比如：在培养学生哲学时，引导他们从浅入深的分析现象，分析现象发生的原因及其相关的因素，进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指引学生要客观地认识自己，寻找自身的缺点，摒弃错误的思想，寻找正确的价值取向，不断完善自我，提升自我。老师需要注意培养多沟通的好习惯，多与老师就具体问题进行分析讨论，从中发现学生的思维问题，及早改正，树立正确思维模式。培养学生学以致用，将哲学与实际生活紧紧联系起来。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其他学科是培养学生某方面的能力，而哲学指引着人生的大方向，拥有正确的哲学思想，才能把握正确的认识方向，也才能实现自我人生价值。老师在哲学课堂讲课时，引导学生用自身来感受哲学，将哲学与自己的人生联系起来，贴近自身的现实生活，将学所的哲学理论运用到实际生活中，运用所学的哲学基础知识，分析哲学与人的紧密关系，指导学生做出正确的判断与人生选择。分析客观事物现象与本质，用哲学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可以对学生提出适当的要求，要求他们分清善恶，区分真假，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教师加强对专业方向的把握，结合课堂内外，改善方法，丰富教学内容。借助媒体播放、故事典例、心理上的疏导以及积极向上寓言故事等方式进行探究，使课堂内容新颖并具有实践意义。以此来增加这门课程对学生的吸引力和实际效果。第一，媒体播放式教学方法。将课程的内容制作成课件，使之生动形象，大部分学生对单纯的依靠老师讲解产生厌倦感，反之采用了这种将声音、影像或者动态图案的方式恰当的结合到一起，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愿意主动的接受课程内容，激发出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进而取得满意的学习效果。第二，故事典例式教学方法。筛选一些无论是日常生活中还是学习人所周知的典例，有效的将典例引出的问题或人生的哲理进行融合，使学生对照自身情况，经常总结成长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去糟取精，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方法，使学生在实践和学习过程中不断地创新，逐渐的引导学生对哲学知识以及人生准确认识。第三，心理上的疏导式教学方法。该门课程的目的就是使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教师应该第一时间了解学生情绪的波动，并且有针对性的进行心理疏导。定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心理测试，课间同学生聊聊天，掌握学生的心理动态。帮助学生敞开心扉，摒弃自卑、对自己的能力不自信的心理，彻底走出心理误区。形成以学生作为教学主体和重心。步入了大学后的学生，因为其专业的不同，其性格特点也有所不同，根据专业的特性，老师深入分析他们的思想特征，引导他们培养自我意识，教育他们自身的思想是主体，是指挥一切活动的中心。对遇到困难不能勇敢面对的，要鼓励他们采取积极的思想去面对，要不断培养自己的自信心，我们要正确分析这种自信的来源，对自己进行反思，通过不断地发现，从中感悟，逐步取得进步。提高自身的哲学素养，不断完善自己。许许多多的哲学老师不仅负责哲学的教学也分担其他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所以，老师在完成教育教学的任务目标前提下，也应该自身拥有环境资源与周期的同时多进行沟通，交流教学的经验，相互交换意见，督促对方哲学素养提高，在学校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安排老师参加哲学教育方面的培训活动，通过交流和培训，不断探索好的教学教育方法，促进哲学教育工作的改进。 3 结束语哲学是对人的思想精神进行正确指导，是对心灵的净化，哲学培养人拥有正确的人格，培养人形成良好的素养，做好哲学教学工作对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各学校应该重视思想道德教育工作，重视哲学。老师需要通过实际的实践教学过程不断探索和挖掘好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主观积极性，激发他们的热情，提高积极性。当今社会是快速发展的社会，教育部门应重视学生的个人素质教育，关注学生的生活，结合现实社会的各类现象，对学生进行教育，引导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养成一种对国家的责任感，成为祖国未来的栋梁。

尼采是德国哲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他的很多哲学观点在教育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践行。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尼采的哲学思想的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尼采的哲学思想的论文篇一略论尼采的历史哲学思想摘要：尼采认为历史的价值在于促进现实的个体生命的成长，人需要历史，但过量的历史会损害生活。历史对于三种人是必需的，同时历史也有三种形式。后期，尼采提出了永恒轮回的思想，认为世界历史就是权力意志的永恒轮回。在个人的历史作用的问题上，尼采鼓吹杰出个人的作用。尼采的历史观主要涉及历史评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历史价值论。关键词：历史;永恒轮回;非历史的;超历史的本文浅析尼采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哲学。他毕生关注历史问题，以历史意识的现实性所据有的生活意义为对象，将目光放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上，自觉地投身到他所要把握的某一历史瞬间中去，以便了解在今天什么才是关键所在。尼采早期的历史哲学思想集中于《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一书中，主要讨论历史的价值和无价值的问题，即历史价值的标准问题。贯穿于其中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历史不是一种纯知识、纯科学，历史也不是一概给人以力量的教育因素;历史应服务于生活;只有从生命的视角才能追问历史的价值和无价值，只有已经懂得生活并为自己的行动做好充分准备的人才需要历史。因此，历史是为了生活、行动和为生命服务的愿望，而不是知识欲。研究历史如果过分尊重历史，以至使生命、生活萎缩退化，那便颠倒了生命与历史的关系，二者之间，生命是目的，历史是手段，历史是为生命、生活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尼采判断历史利弊的标准很明确，那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现实的个体生命的成长。在这一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尼采认为人不仅仅是吃、喝、拉、撒、睡，夜以继日，日复一日，同时还“忙于他们那点小小的爱憎和此刻的恩惠，既不感到忧郁，也不感到厌烦”[1]。与没有历史的动物相比，人总要追溯自己的过去，“无法学会忘记，而总是留恋过去”[2]。人的实质区别于动物，是由历史、无意识的传统习俗及有意识的回忆造就的：动物生活在当下，受生命本能的支配;而人却活在时间序列中，在过去和未来构造着自己人生的意义。没有历史，人就不成其为人。人总是在以全新的形式把握过去又排斥过去，人知道自己拥有着未来。因此，人需要历史，以便让人们以可能做到的伟大之事为例，焕发出从事眼下行动的勇气，获得自身实质性的升华，在气馁时得到安慰;人需要历史，以便怀着挚爱与虔敬之心意识到自己的起源;人需要历史，以便出于自身生活那丰富的驱动力克服那仅属过去之物。而且历史学的任务似乎就是把过去的一切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坛坛罐罐，无一遗漏地背负在自己并不健壮的身躯上，而且他们认为这就是继承历史遗产。于是，过去成为人类的一大重荷。但是人们却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其实，历史的沉重负荷已经使他们在生活中迷失了自己，人存在于现在，然而却生活在过去。但是人们对此茫然不知，总是用贪婪的目光去求索历史，仿佛历史是人们失去的乐园。正因为如此，人类生活得十分艰辛，沉重的历史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对此，尼采认为人需要历史，甚至必须生活在历史之中;可如果对历史的追忆危及现实的人的生命意志，那么这种历史就要变成人的“毒药”，必须及时得到清除。过量的历史会使人衰退，使人没有勇气开始，历史知识过剩是时代生活的敌人，并对生活造成伤害：首先，它削弱了人的个性，因为历史意识成了某种表演艺术，即时不时假定有任何一种异样的心灵，以至于只理解往昔的人由于形同做戏而缺乏本质的内心，同这个人的实际现实相脱节。其次，历史学致使人们自以为达到了客观性与公正性，但其结果却是历史学摧毁了人的本能，它相信人类已衰老，带来了模仿的感情，只意识到自身的虚无、万物的堕落，留下某种讽刺性的情调。第三，人们形成一种不良的信仰，以为我们是古老时代的幸存者和追随者;当前不得不思考其他时代那些罕见的道德和正义;民族的本能遭到挫折，个体的成熟和整体的成熟都一样受到阻碍;时代会落入一种危险的冷嘲状态，并继之堕入更危险的犬儒主义的倾向之中。过量的历史通过这些渠道剥夺了人们做历史追忆的价值，由于历史学之故，人在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只是认识伟大人物而已，人毫无虔敬之心地在考古性历史中讲往昔之事，也毫无必要地在批判的历史中分解性地评判往昔之物。为治疗历史过剩造成的危害，尼采提出了“非历史的”和“超历史的”观点。他认为，所谓“非历史的”是指“可以遗忘的力量和技巧以及将自身包容于有限境遇的力量和技巧”[3]，即表示就是能够忘记，而且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有限的视界里。如果说历史就是对过去的记忆的话，“非历史的”就是历史记忆的消除剂，不断清除、淡化我们头脑中的历史“痼疾”。在“非历史”中，我们要学会合理地忘记，凡是危及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发挥的东西都应当舍弃。所谓“超历史的”是指“将视线转向生成而赋予此在以不朽意义的东西，即指向艺术和宗教的威力”[4]。这种“超历史的”观点超出孤立的个人的历史记忆，摆脱一维的不可逆转的时间流程，最终越过人与动物、道德与自然固有的界限。在尼采看来，这种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一种超出人们之上的、无限远大的生命历史学与世界历史。“超历史的”还意味着要从现在做起，永远把现在当作生命的起点和归宿。获得“超历史的”视野需要这样的条件，即能摆脱过去事物的强制，并发展一种自信的第二天性，这样就可能通过这一认识而得到一种可分解的产物。从尼采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历史是生活的必需，这是历史的价值所在，有了历史人类才不至于沦为蒙昧，才超越其他动物而成为人;但是如果人成为永恒的记忆器，把过去发生的一切牢牢记在心里，即他根本不是非历史的，不能忘记发生的一切，他也许就会完全丧失生活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忘记是人生的一种力量，是生命力的表现。所以，为了使人类得到真正的幸福，就需要遗忘力，即在整个历史持续的全过程中感受到非历史的能力，或者说，需要人对自己每每引以为自豪的历史重负进行适当取舍。因为，“一个人，若是不能在此刻的门槛之上将自己遗忘并忘记过去，不能像个胜利女神一样立于一个单一点而不感到恐惧和眩晕，他就永远不会知道幸福为何物;更糟的是，他也永远不会使别人快乐。”[5]人类需要历史也需要遗忘。遗忘是所有行动的一项特性，就像一切有机物的生存需要阳光也需要黑暗一样。人可以没有记忆，可以近乎无记忆地生活，这样的生活实际上也是幸福的;但没有遗忘的生活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不管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文化体系而言，若是不睡觉、或是反刍、或是其‘历史感’到了某一程度，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这个有生命的东西。”[6]“一个人的内在天性之根越深，他就能越好地吸收过去。而最伟大和最强有力的天性却会因缺乏对历史感的限制而生长过快而有害。”[7]然而无历史，人便会像动物一样生活。所以，人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遗忘，什么时候该记忆，并本能地看到什么时候该历史地感觉，什么时候该非历史地感觉，人类在历史地生活的同时，也必须生活于非历史之中。非历史与历史对于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健康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尼采认为历史对于生活着的人是必需的，它属于三种人：行动、工作和奋斗着的人;保持和尊重过去的人;遭受痛苦并且需要解救的人。与此相应，有三种形式的历史：纪念的历史、怀古的历史和批判的历史。纪念的历史属于那些拥有行动和力量、辛勤耕耘、努力奋斗的人，他们进行着伟大的战斗，因而需要榜样、教师和安慰者，但是又无法在其同时代人中找到他们。在尼采看来，当代人已被文明熏染成平庸懒惰之辈，他们不可能成为什么叱咤风云的人物。而历史上的英雄却比比皆是，因为创造历史的就是那些英雄、伟人，他们的传奇经历可为当代有志之士提供借鉴。于是，他们力图在过去的历史中寻求这样的伟大人物。对于他们而言，历史是由伟大的传奇和个人斗争的伟大时刻组成的，历史激励着他们，使他们相信过去曾发生过的事情可能再度发生，他们遥想过去的伟人，观察其伟业，从中获取勇气和力量，借以开辟自己的道路。但是，这种历史形式极易招致弊害。因为这种形式往往以古鉴今，以为过去发生的事情会在改变了的环境中再现，但历史并没有告诉我们今天的伟大是否可能;这种历史形式树立过去的伟大典范，将妨害当下伟大典范的产生，利己主义者和狂热主义者、慵懒无能之辈会利用历史阻碍伟人的努力和行动。怀古的历史属于那些“有着保守和虔敬天性的人”[8]，这些人心地虔诚、热爱生活。他们珍惜昔日的传承物，小心地保护自身的生存条件，耐心地追寻几乎完全被抹去的细节，竭尽全力参透他们，正确地理解他们。历史可以使他们在回忆中寻找生存的根源，生发爱情和信仰，使人们对生命充满感激之情。他们把自己作为生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小心翼翼地紧握着前人留下的遗产，善加保护，然后再庄严地把它传给后人，实现了生命延续中神圣的一环。一个人，无论他在现实中处于什么地位，经历着怎样的尴尬处境，只要他一站在宏伟的历史古迹面前，或者接触到历史的书籍，他就会有一种与历史相融合的感觉，并且因历史的感悟而心生某种自豪、光荣和幸福。但是，对于过去的事物保持单纯的敬爱态度，会起到与生命为敌的反作用。怀古的历史唤起人们对古代过时的东西的虔敬心，使人们失去行动的欲望，难以适应当下生活。因为它的功能只在于保持过去，而不是促进现实实实在在地生活，更不能鞭策人们走向未来。批判的历史主要是为生活服务的，这种历史形式属于那些受苦受难而渴求解放的人们。为了当下生活，这些人破坏过去，消解过去，加强对过去的批判，对过去做出应有的判断，以便能够纠正过去的错误。对于他们来说，任何既往都可以判罪，因为“世间之事总是包含了大量人类的权利和人类的弱点”[9]。主持审判的既非正义亦非仁慈，而“只是生命自身”。这种审判是严酷、不公正的。这种批判的历史形式会引起一种悲哀的情愫，对生活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只不过是先辈的产物，我们也就是其错误、激情和罪过的产物，我们无法摆脱这一锁链。”[10]这样，人们不得不生活在新旧天性的持续紧张对峙中;不仅如此，由于这种历史形式为现在而利用过去，因而将否定过去的一切，摧毁生存基础。根据对生命、生活的利弊，尼采分析了三种历史。他认为任何人、任何民族都会根据自己的不同目的、力量和需要，对历史的价值做出自己的评价，或是需要纪念的历史，或是需要怀古的历史，或是需要批判的历史。一切时代人们需要历史并非只为满足求知欲，也不是为了削弱现在、根绝未来，而是为了生存，为了丰富现在、连接未来。为实现历史的连续性和个体的超越，后期尼采提出“永恒轮回”的思想。“上帝死了”，人们无须再根据以往的清规戒律来束缚自己的现实生活。然而，人们也失去生前的规范和以后的寄托。因为即便是超人也终不免一死，而死后的归宿又在哪里呢?倘若人们不能超越生死的界限，那么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自我超越都将是极为有限的。尼采想彻底实现自我超越，就不仅要重新安排自己的现世，而且要重新解释人类的来生，即不仅要解释活着应该怎样，而且要解答死后将会如何。经过长时间的苦苦思索，尼采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这就是所谓的“永恒轮回”的思想。他说：“人生便是你目前所过、或往昔所过的生活，将来仍将不断重演，绝无任何新鲜之处。……那永存的永恒之沙漏将不断地反复转动，而你在沙漏的眼中只不过是一粒灰尘罢了!”[11]在尼采看来，作为表象的世界在权力意志的推动下，形成一个奔腾泛滥的力量的海洋，永远在流转易形，亦多亦少，此起彼伏，各种形态潮汐相间。他说：“唉，人类永远循环，渺小的人类也永远循环!”[12]在此基础上，尼采指出，这个永远在自我创造、自我毁灭的酒神世界的主人公就是那不知疲倦的“权力意志”。它在创造中毁灭，又在毁灭中创造，在永恒的循环中证明着自我、实现着自我、超越着自我。他认为世界是一个既定的循环力，永远在一个螺旋形的道路上前进，世界的历史就是权利意志的永恒轮回，世界的图景则是其永恒轮回中的各种表现。权利意志是永远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世界的发展过程是权利意志从破坏到创造、再从创造到破坏的永远重复过程。这就表明世界历史永恒轮回经历的是螺旋形的路途，轮回不是回到原始的起点，而是回到经历了上升过程的起点。由于历史的永恒轮回，世界史构成一个硕大的圆环。通过轮回之环，人与永恒、历史与永恒结合在一起。尼采的永恒轮回思想是一种对历史的全面肯定，如果存在一切事物的永恒轮回，那么过去也是未来，只有过去表现为也是未来，过去才能被控制和肯定。对尼采来说，获取过去是未来的源泉。人通过把握过去的事物，将自身与过去区别开来，通过意识到未来存在，成为全新的自己。在人民群众和杰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上，尼采鼓吹杰出人物的个体作用而贬低和抹煞人民群众的作用。尼采从他的权利意志论出发，认为每个个人都是一定的权利意志的体现，但不同的个人所体现的权利意志不相等。强者的权利意志表现为统治弱者，使之成为自己的工具和奴仆，这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权利意志，它维系社会历史的存在，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弱者的权利意志表现为对强者的憎恨、嫉妒，要求消灭差别、实现平等，而这必然导致否定生活，这种权利意志是破坏性的。尼采认为，历史并不是由每个人的生命经历构成，它是英雄人物在瞬间的艺术创作冲动的产物。历史本质上是杰出人物、英雄的生命意志，他们是历史的经历者和优越者，有着坚强的人格。而群众只是大人物的模糊不清的仿制，在恶劣的纸上用坏了的花版制作出来，充作伟大者的工具。因此，在历史上活动着的都是强力意志者，他们是社会的精英集团，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至于群众，他们既不是历史的创造者，也不是历史的记载者，更不是历史的解释者。在历史面前，他们什么也不是，充其量只是舞台上的背景或伟大者的工具而已。由此，尼采认为，为了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应当发挥强者的权利意志，抑制弱者的权利意志。总的说来，尼采的历史观是一种立身现在、预示未来的上升史观，其主要论题是历史的主题解释及历史评价问题，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历史价值论。尼采的哲学思想的论文篇二尼采哲学思想在当代教育中的应用 19世纪的哲学殿堂群英荟萃，尼采也是其中重要的一员。他的哲学观点有着很强的预知性，对我们的教育有很强的借鉴作用。从权力意志到上帝之死，再到永恒的轮回，无一不为我们当代的教育带来一定的启迪。 1 尼采哲学思想简述权力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观点是在叔本华的生的意志观点基础上发展而来。尼采认为，任何生物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为了某种目的甚至甘愿拿自己的生命做冒险。此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生的意志，彰显了另外一种意志——权力意志。为了达成某个目标，人们需要通过权力来不断巩固自己，使自己变得更强大。尼采不否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所在，他更强调的是超越性，即使人生来千差万别，但都可以通过不断的超越而重获新生。尼采在一定程度上抨击了叔本华否定、灭绝生命意义的悲观主义精神，并注入了创造、奋斗和热爱生活的乐观主义精神。生命本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是从开始就是一场悲剧，生命的价值在于人们利用权力意志，合理的提升完善自己从而让自己过得更精彩。上帝之死在过去的评判标准中，核心价值体系就是____的道德价值，上帝就是一切的最高标准。然而，权力意志已经是对过去悲情色彩的一次超越，尼采认为，在评判标准上，也应该逾越过基督____沟，颠覆神学的束缚，向往自由精神。尼采在著作《快乐的科学》中这样写道：“我每天早上提着一盏灯笼，到处寻找上帝，但是找不到他，上帝死了，上帝死了。”在当时那个年代，尼采的观点根本没有人相信和接受，人们不相信上帝死了，人们只相信尼采疯了。然而，尼采是正确的，在权力意志的驱动下，上帝俨然不是最高标准，上帝死了，人还活着，人才是一切价值的最高标准。上帝之死观点的提出，是对传统价值标准的一次挑战，超越与创造才是它的核心。永恒的轮回尼采永恒的轮回观点，是在古希腊神话《西西弗斯与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每日要重复着推石工作，石头到达山顶的一瞬间便会滚落，如此往复，无休无止。这种死循环的工作，无疑是对生命的一种无谓消耗，徒劳而已。荷马评论西西弗斯的山石，既是悲惨的源泉，也是重获幸福的跳板。悲惨在于，我们往往会在重复的机械运动中迷失自我，无法寻找生活乐趣所在。重获幸福则在于，此时彼刻，西西弗斯掌握着自己的命运，面对悲痛只要不麻木，就还能发现希望，就还会拥有生的欲望，即使面对悲惨的轮回，也还能坚定不移的走下去。尼采永恒的轮回观点与之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尼采认为，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生命中所有的事情都会按照一定的次序和因果在宇宙中不断轮回。正是因为永恒的轮回，我们更应该把握住每一个瞬间，把握住每一个当下，让每一个当下都成为永恒，在每一个瞬间充分发挥自我的价值。 2 权力意志与自我超越尼采权力意志观点并不否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他强调的是人们对这种差异所做出的努力，即超越。将这一观点迁移到教育中，在学生方面，学生可能已经发现了身上的不足以及与别人的差距，但发现仅仅是一个前提，重要的是如何解决。这就要求学生能够利用现有的学习资源与人际关系，学会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将知识有机的填充到自己的认知体系中，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不断巩固和完善自己，从而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超越。对于教师来说，教育要讲究“因材施教”，个体的差异性无法避免，尽管在当前我国的教育体制下，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也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教师可以在一些小的方面做出努力。例如，可以定期将对同一学科感兴趣的同学组织到一起，进行论坛或者其他的学习活动，不仅可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也可以使这一方面相对有天赋的同学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权力意志”，在某一方面取得更大的建树，实现自我超越。上帝之死与创新教育尼采“上帝之死”观点代表着一切价值的重估，将这一观点迁移到教育中，可以理解为教育的创新。现实中的教育体系是在几十年的不断发展中保留下来的经典。面对经典，我们不去否认，但要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学会创新。创新教育包括很多方面，教育体制的创新、课程设置的创新、教学模式的创新等等。在教育体制创新方面，近年来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例如现在的中考、高考已经逐步走向了多元化的道路，过去的“一考定乾坤”现象逐渐得到淡化。“会考成绩整合”、“自主招生”、“校长实名推荐”、“特长生加试”等政策也都是我国教育体制创新方面取得的新成果。教育体制创新为更多学生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也更好的体现了教育的公平性。 “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在基础教育方面，加大了对实践课程设置的比重，信息技术课程、通用技术课程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逐渐得到了重视。过去，我们过分强调考试科目的重要性，对于体育、音乐、美术、信息技术这类课程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随着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强大需求量，对这些科目的重视程度也陆续加大。所谓人才不仅要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一个健康的体魄，一个懂得欣赏美、认识美的灵魂同样也十分重要。近年来，在教学模式方面的创新天翻地覆。从过去单一的教师讲授，板书辅助，到现在的小组协作、探究式学(上接第157页)习，教室安置大屏幕、电子书包进课堂，移动设备辅助教学等，这些都可以说是教学模式方面的伟大变革。近年来的“翻转课堂”、“跨越式课堂”等崭新的教学模式，更是我国基础教育的新尝试，对探究学生的认知水平、激发学生的内部学习动机等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永恒的轮回与终身教育将尼采“永恒的轮回”观点迁移到教育中，使人不禁联想到终身教育，教育也在轮回。我们小时候从老师长辈那里接受教育，等我们成年，我们开始教育我们的后辈，如此循环，生生不息。一个人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的教育。近年来，为了实现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践行终身教育的行动广泛展开。无论是开放大学教育还是教育门户网站的建设，都为终身教育的开展打下了基础。古人云：“活到老，学到老。”终身教育便是对这句古训的最好印证。除了学校教育，生活中的教育更是无处不在。每一个当下，我们面对所发生的事情，综合做出评判和选择，这是一种学习。每一个瞬间，我们超越自我，勇于面对挑战，这是一种追求。正是这每一个当下每一个瞬间交织成了整个生命长河，在这个长河中不断履新不断进步，不断学习不断追求，将各种知识不断扩充到我们的认知体系中，用它来教育后辈，用它来规范自己，用它来指导生活，用它来学习工作，通过身体力行的践行终身教育，收获终身教育所带给我们的种种益处。 3 结束语尼采是德国哲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他的很多哲学观点在教育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践行。不仅仅是尼采，很多哲学家的观点都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哲学的价值不仅仅是思辨人生，更多的是用来指导人们更好的生活。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生命的长河生生不息，哲学指导教育，教育践行哲学，在哲学与教育的共同作用下，人们会更好的认清自己，认真坚定的在生活中勇往直前。看了“尼采的哲学思想的论文”的人还看了： 1. 对哲学的认识论文 2. 高中哲学方面政治论文范文 3. 中国哲学相关论文 4. 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是什么 5. 关于哲学与人生论文 6. 哲学与人生的文章 7. 关于教育哲学的论文

思想哲学论文范文

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引发了文化哲学的兴起。文化哲学以人类文化作为全部哲学的反思对象，它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类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哲学类的小论文范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文化哲学简论

摘要：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引发了文化哲学的兴起。文化哲学以人类文化作为全部哲学的反思对象，它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类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它对人和历史的极大关注，对理性异化的批判，从而超越了思辨哲学，拓展了哲学的理论视野。

关键词：文化哲学思辨哲学人化

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以来，西方现代哲学经历了二个转向：朝科学方法论和语言转向;理性向非理性转向。前者形成科学主义思潮，后者形成人本主义思潮，而这二种转向的背后蕴含着当代哲学正由“思辨哲学”向“文化哲学”的转向。哲学家们企图站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上对人的存在、人的思维、人的历史、人的社会和价值进行哲学反思，企图运用文化哲学来回答当代人类及其社会所面临的困惑和危机。

一、文化哲学产生的根源

文化哲学肇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18世纪启蒙运动以比文艺复兴更彻底、更自觉的革命性对封建等级和神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打破了神本主义的思想桎梏，使人们不再借助于上帝，而是通过对人自身的特点和活动的探讨来说明人及其文化。达朗贝尔在他的《哲学原理》一书的卷首，对18世纪的时代精神作了概括的描述。“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我们生活于其中的18世纪中叶，考察一下那些激励着我们，或者至少也对我们的思想、风俗、成就甚至娱乐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就不难看出，我们的观念在某些方面正在发生一种极为显著的变化。……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思索一番我们的知识现状，那就无法否认，我们时代的哲学取得了进步。自然科学一天天地积累起丰富的新材料。几何学扩展了自己的范围，携带着火炬进入了与它最邻近的学科――物理的各个领域。人们对世界的真实体系认识得更清楚了，表述得更完美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发现和运用，伴随着这些发现而来的那种激情，……于是，从世俗科学的原理到宗教启示的原理，从形而上学到鉴赏力问题，从音乐到道德，从神学家们的烦琐争辩到商业问题，从君主的法律到民众的法律，从自然法到各国的任意法……这一切都受到了人们的讨论和分析，或者至少也都被人们所提到。”①

达朗贝尔是18世纪最重要的学者和知识界的发言人之一，他的这些话直接表达了当时的精神生活的性质和趋势。也就是说，启蒙运动不再像唯理论和经验论那样只关心人的认识问题。而是要用理性去审视整个社会和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即审视整个文化，看其是否是一种理性的、合理的文化。所以恩格斯曾说：“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怎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②可见启蒙哲学建立起了最早的文化批判哲学。

文化哲学理论的直接创始人应归功于意大利启蒙运动思想家.维柯、德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狂飙运动的理论指导者赫尔德和德国大哲学家康德这三位思想家。维柯的《新科学》(全名《关于各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的原则》)是第一部文化哲学著作。该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如何从原始野蛮状态发展成为过社会生活的文明人。维柯的基本出发点是共同人性论。他认为，各民族起源和处境尽管不同，在社会发展上都必定有些基本相同的规律，《新科学》所探求的正是人类文化起源和发展的规律。这部书对后来文化哲学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赫尔德、歌德、黑格尔、《古代社会》作者摩尔根，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都受过该书的影响。赫尔德在研究了各国的历史、风俗、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的基础上写作了文化哲学著作《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企图找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把这些规律归结为由于各民族的地理环境不同，因而所形成的文化也不同。

康德作为文化哲学的思想先驱，其功劳最大，这是因为康德第一次从哲学角度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人的主体性问题。人及其主体性是文化哲学的核心问题。康德哲学的巨大功绩在于，他超过了以前的一切哲学派别，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人作为与动物不同的主体性问题。人的主体性是由三个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从人的认识能力上讲，康德提出从时空感性直观到纯粹知性概念(范畴)的认识形式。人有了这套认识形式，才能把感觉材料组成知识。从人的伦理行为上讲，康德认为人作为主体性质，他必须服从自己给自己立的法――绝对命令，即道德法庭，正是在服从这“绝对命令”中，才显出道德的尊严和它无与匹敌的力量。个体应有担负全人类的存在和发展的义务和责任，只有这样人才具有主体性。从人的情感结构上讲，审美涉及人的情感问题，康德把人的审美愉快独立出来，它不同于动物性的官能愉快，也不同于概念性的理智认识，审美作为人的主体性的最高和最终成果，它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人的自由形式。这样，人的主体性包括认识论的智力结构、伦理学的自由意志和审美情感结构，这三者便构成人是目的、人是自由、人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人有价值等主体性的根本内涵。这就为后来的文化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然而，在思辨哲学盛行时期，文化哲学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因为思辨哲学所关注的“理性”光辉尚未失去它的光彩。文化哲学的发展只有当近代理性主义出现困境，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遭到批判，文化哲学才有可能受到人们的重视。从社会发展来看，启蒙运动之后，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主要国家先后建立起来，19世纪中叶后，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人的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同时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矛盾也更加尖锐化和复杂化。人类创造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又反过来统治人类，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创造了近代科学和民主的西方世界，又成为毫无顾忌的扩张者和侵略者，这一切要求人们不能只从理性出发去考虑人的认识能力问题，必须从文化的全方位出发、对人的本质、存在、历史、价值、人的发展、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有关人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这便为文化哲学产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

从哲学自身发展的历程上看，近代理性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使人的主体性不断突现出来，但是近代理性主义基本上是用抽象的哲学思辩方法和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说明人，因此又难以全面地说明人的主体性，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另辟蹊径，这就要求人们从文化――哲学层面进一步去反思人的问题，这就为文化哲学创造了理论条件。

从科学发展来看，自19世纪中叶起，随着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神话学等各种具体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文化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使人们对具体文化结构和各种文化事象的研究逐渐深入，这为人对文化进行更深入的哲学反思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田野文化材料。如果说19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还主要是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的话，那么现代关于人的科学研究则为文化哲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实证科学的基础。

二、文化哲学的内涵和特点

所谓的文化哲学是以人类文化作为全部哲学反思的对象，从而揭示人类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这必然涉及到什么是文化这一问题，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最早给文化定义过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文化是一种社会生活模式，它的概念是个统一的、同质的概念，无论作为整体还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每一言每一行都成为“这一”文化无可置疑的组成部分;其次，文化总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华。再次，文化有明确的边界，文化作为一个区域的文化，它总是明显地区别于其他区域的文化。可以说，这三个特征迄今一直被认为是关于文化理论的权威定义。英国诗人.艾略特继承赫尔德的观点，称文化是涵盖了“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从出生到走进坟墓，从清早到夜晚，甚至在睡梦之中”。③以后关于文化的各种定义都可以看到赫尔德这一观点的痕迹。

十九世纪黑格尔首先提出了“文化科学”的概念，德国学者克雷姆在其研究文化史的著作中，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研究原始文化的著作中，相继使用了这一概念。到20世纪德国著名文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明确提出在社会学之外独立建设一门“文化学”。建立“文化学”，首先涉及到文化的本质。值得一提的是泰勒1871年的《文化的起源》一书，泰勒将人类文化视为人类文明，提出文化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他站在一个较高的角度，从总体上来观照文化，企图为文化作一个全方位的说明。

“文化”既然与人类文明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从概念的内涵上来说，“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即人的对象(自然)的人化――客体主体化，其逻辑的对应面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主体客体化。这正是人类文化的最本质的规定。文化体现在人类实践的创造活动的能力、方式、过程及其成果之中。社会人的劳动、实践是文化的源头，文化一方面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类劳动的对象化(外化)，同时又是自然物和人类创造物的主体化(内化)。文化即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休主体化、外化与内化的动态统一。“文化”更广泛地指社会内部从物质生存条件的再生产开始的各种人的活动。每一具体社会的文化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活动方式和结果的体系。人化是对象化的结果，马克思揭示出，对象的人化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面上是人与自然(对象)的关系，实质上却隐含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整个人类文化，涉及到两个不可分割的有机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对于人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较表层的，而人与人的关系是根本的。因此，人类通过劳动、社会实践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实现人的本质，满足人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方式、价值体系、意义世界，总之物质和精神的成果都是文化。这就是对文化的最本质的定义，这也是对文化的最深刻的哲学反思，它构成文化哲学的基本内涵。

文化哲学不同于思辨哲学的第一大特点是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的研究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类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早期的文化哲学家泰勒为代表的文化进化学派认为，文化是自然发展进化的结果，他们比较重视同一，重视历史发展的一贯性，认为人类心理的同一决定了人类文化的统一，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和文化都是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独立平行地发展而来，都将经历同样的发展阶段，肯定了人类历史活动有其普遍规律，揭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而以李凯尔特、马克思?韦伯、斯宾格和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哲学的相对主义学派则认为，每个文化都是一个独特的体系，韦伯提出各种文化的相对价值问题，斯宾格和汤因比推翻了西方文化中心论观点，确立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新途径。他们看到了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存在和发展与人们生活的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为人类认识自己的文化历史，探讨自己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作为文化符号学派代表卡西尔认为人的最根本的本质就是自觉地创造各种符号形式的活动。符号活动功能将活动主体――人和对象――文化连接起来，而各种符号形式――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则反映了人与文化关系的各个不同阶段。

文化哲学的第二大特点是在各种具体文化科学的基础上将人的问题极大地突现出来。从文化哲学发展史看，尼采是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思想先驱。尼采哲学可以说就是“人的哲学”。他对于在人之外的世界，与人没有直接联系的事物和现象虽也论及，但比重甚小。他的哲学主要教人怎样使自己的生命健全和力量强大成为“超人”。“超人”是旧文化传统、旧价值的摧毁者，是新世界、新价值、新文化的创造者。所以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确切地把尼采称为“文化哲学家”。狄尔泰则强调对人的生命的理解，人的生命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它有过程、有历史、不重复，生命总在变化，人性也总在变化，人只有置身在自己的生命之流中，又能与他人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作同情的了解，才能说得上有真正的“理解”。狄尔泰不仅对个人生命的论述，而且也强调人类生命。他指出人类生命的特点必定表现在时代精神上，即在历史过程中，人的一切表现都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狄尔泰的思想对20世纪人本主义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文化哲学大师卡西尔在他的代表作《人论》一书中论述了“人是什么”，他对西方二千多年思想史上关于人的问题各种哲学理论作了概述，并指出，当代尽管科学昌盛、技术发达，但人的问题不但没有真正解决，相反倒是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他认为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他认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现实”与“可能”的区别，“……低于人的存物，是拘囿于其感官知觉的世界中的，它们易于感受现实的物理刺激并对之作出反应，但是它们不可能形成任何可能事物的观念。……只有在人那里，在人这种派生的理智(intellectllus ectypus)那里，可能性的问题才会发生。”④“可能”就是人“生活在在理想的世界，也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仿佛是可能的东西那样来处理”。人运用各种“符号”能创造出自己需要的“理想世界”，这“理想世界”，就是给自己建立的意义世界――文化世界。卡西尔认为，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对于卡西尔来说，文化哲学成为的哲学的具体内容和生动展示，人的哲学则成为文化哲学的最终目的和内在灵魂。由此可见，文化哲学家所研究的人是具有文化和历史的人。

文化哲学第三大特点是注重对人类历史的研究。维科在《新科学》中力图在神意之外寻找历史规律，以反对宗教神学的历史理论。斯宾格的《西方没落》，书中把各个历史文化当作是历史的独特生命来描述，认为每个历史都经历相同的生长与灭亡的周期，并以暗淡的笔调描绘了西方文明行将没落的前景。汤因比把世界6000千年文明史分为26个文化单元，每个都经历着相同的“兴衰周期的模型。文明的起源受“挑战和应战”法则的支配;文明的生长是由于富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发挥创造性，多数人进行“模仿”;文明的衰落的原因是少数人失去了创造性而变成统治者，多数人不再模仿他们，于是便产生离心离德，少数人以暴力镇压，多数人则起来反抗，这就表明文明衰落的时期来到了，文明衰落的标志是“大一统国家的诞生”。柯林伍德则反对“史学的自然主义”认为自然科学基于由观察和实验所认知的自然事实，史学基于由“反思”所肯定的心灵事实;自然的事实是单纯的现象，而心灵的事实则不是现象而是思想。因此他看来，“历史就是思想史”，历史学的对象就是思想，历史学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古人的思想;历史并不是“死掉的过去”，而是“活着的过去”;历史知识就是对被囊括于现今思想之中的过去思想的重演，否则，便成为“伪历史观念”。

文化哲学这几大特点表明，哲学由关注世界本体和人的认识问题转向关注人类文化，人的存和人类历史;由关注思辨和理性转向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的价值，表明哲学已走出思辨的狭窄天地正走向更为广阔的文化天地。

三、当代“文化哲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20世纪西方哲学和文化的结合造就了两大文化哲学思潮，这就是科学主义文化哲喾人文主义文化哲学，它们又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折。科学主义的文化哲学。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是其发展的轨迹。逻辑主义着眼于科学理论的逻辑分析，追求科学语言的清晰性和准确性。历史主义则把焦点聚集在对科学的社会――历史考察上，认为单靠逻辑的解剖刀必定歪曲科学。然而逻辑分析一始就受到各方面的挑战。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场世纪之交的科学革命给当代的文化思潮注入了强烈的不安和骚动。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将启蒙理想赖以存身的牛顿思维框架推上了岌岌可危的境地。波普尔作为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中介人物，曾对逻辑实证主义作过系统的、长期的抗衡。他曾说：“我的著作是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⑤科学的可错性第一次获得了历史性的确认。可以说，波普尔是科学哲学家中第一个自觉建构文化哲学体系的人，他的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理解理论整合在一个体系之中――文化哲学。

从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否定延伸到历史主义，其倾向是距离科学哲学的传统越来越远。从逻辑经验主义的理性主义到否证主义的批判理性主义，从库恩的“羞羞答答”的“非理性主义”到费耶阿本德的“理直气壮的”非理性主义，这意味着科学哲学开始走出单纯的科学文化的局限，预示着科学哲学进一步走向人文主义，带有更浓厚的文化哲学色彩，这种向人文领域的拓展，在美国哲学家罗蒂那里达到一种新的综合，罗蒂呼吁分析哲学应当与欧洲大陆人文哲学结合，组成一种“后哲学文化”。这种向人文的转向表明，科学思潮正通过文化与历史的参照中介与人文思潮汇流，而被整合进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的大潮。

人文主义的文化哲学。论述20世纪西方人文主义的文化哲学不能不提到尼采，尼采以其丰富而复杂的思想，不仅开了20世纪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先河，而且还是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先驱。正如一位美国思想家所指出的: 没有尼采的话，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萨特是不可思议的。⑥狄尔泰作为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不仅继承了尼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把历史和哲学结合起来而创立“精神科学”，即人文科学。狄尔泰为了建立其文化哲学，首先进行了系统的“历史理性批判”这为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奠定了理论基础。

狄尔泰以施莱马赫的理论为基础，不仅论证了解释学是人文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且大大地开拓了解释学研究的领域，提供了解释学作为一种哲学的可能性。因此，狄尔泰被称为“现代解释学之父”。在狄尔泰的解释学和胡塞尔现象学的双重影响下，海德格尔实现了由方法论解释学向本体论解释学的转变，他的学生伽达默尔则使解释学独立出来成为哲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解释学体系。从狄尔泰到后期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保罗、利科代表着文化哲学解释学方向，他们把人文研究提到哲学水平上来审视，或把哲学的视野伸张到人文研究的领域，不仅在量上扩大了哲学，而且也带来了哲学本身内在质的变化。

当德国哲学家从尼采走到海德格尔并发展为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思潮时，在法国则表现为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思想运动。本来整个现代西方哲学，无论是科学主义思潮还是人本主义思潮，都表现为对近代理性的彻底批判和否定。科学主义思潮把近代哲学所弘扬的“理性”视为“狂妄的理性”，认为近代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把哲学自身当做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所不能的理性，从而把“理性”变成“上帝”，造成了“理性的放荡”，因此它要求用“谦虚的理性”去改造“狂妄的理性”，用“科学”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科学哲学”，所谓人本主义思潮，则把近代哲学弘扬的“理性”视为一种“冷酷的理性”，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把人异化为“理性”，用“上帝”一样的“理性”去规范人的存在，从而造成了“本质主义的肆虐”，因此它要求用“丰富的人性”去改造“冷酷的理性”，也就是用“文化”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文化哲学”或“人学”。而法国的结构主义他们把批判领域扩大到整个西方哲学。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样，试图完成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彻底瓦解。

可以说，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的终结，标志着文化哲学的复兴，“解释学”和“解构学”从正反二方面表达了这种要求。之所以要“解释”，就是因为在逻辑的背后尚存有更深刻的东西，通过解释把它释放出来、阐发出来;之所以要“解构”，是因为这种更深刻的东西被逻辑的东西所遮蔽、窒息了，所以要首先设法解开逻辑的铁索、消除逻辑的重压。⑦二者都企图用文化哲学去对抗传统形而上学。

如果说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哲学，是以人文学科诸领域学科的“知识”为对象，甚至与人文研究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文化哲学”的话，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中心问题则是社会文化问题或文化社会问题。所以他们的理论又被称作“文化理(下转第96页)(上接第92页)性批判”。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文化辩证法)，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文化与实践理论)，马尔库塞的单面人理论(文化的审美之维)，赖希和弗洛姆的性格结构理论与法西斯大众心理学(性文化心理理论)，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文化与日常生活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文化与社会矛盾的理论)等等，都是对现存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以及技术理性、官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等异化的社会力量作出独特的批判与剖析。他们从不同侧面揭示的正是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文化――历史、文化――社会困境，并由此揭示出当代西方社会深层的文化矛盾和危机。

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哲学运动，消解了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的对立，欧洲中心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人类中心论、理性中心论的幻想，瓦解在场的形而上学，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在“主体性黄昏”的时刻放弃了对绝对客观性、永恒真理和确定性的追寻，并以激进的方式扭转了现代精神价值。

总之，随着当代人各种生存状态、心理状态、精神状态的恶化，传统的思辨哲学又不足以全面系统地去揭示这些矛盾和问题，于是人们自然把理论的焦点转向“文化哲学”，企图在更广阔的视野范围去审视当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创造的各种文化的矛盾，从而为人类找寻一条通向未来和自由的道路。

下一页分享更优秀的<<<哲学类的小论文范文

西方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更在于为西方哲学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西方哲学论文范文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论文摘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他全部认识论哲学的起点，也是他“普遍怀疑”的终点。他从这一点出发确证了人类知识的合法性。也就是说：笛卡尔是唯心主义者，但并不是从此命题看出来的，我思故我在并不是唯心命题，而是纯粹认识论的内容。说笛卡尔是唯心论者是纵观他的哲学体系而得出的结论，而并不是从这一命题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所以，否认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而否认和怀疑是一种思考活动，所以他说，我思故我在。并非是平时所说的“我思考，故我存在!

关键字：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文艺复兴要了解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必然先得了解其人的生平。笛卡尔简介：

勒奈·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另译笛卡儿，1596年3月31日生于法国土伦省莱耳市-1650年2月11日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创立了“欧陆理性主义”(ContinentalRationalism)哲学。生平笛卡儿出身于一个地位较低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布列塔尼议会的议员。在他8岁时笛卡儿就进入拉夫赖士(La Fleche)的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受到良好的古典学以及数学训练。1613年到巴黎学习法律，1616年毕业于普瓦捷大学(Université de Poitiers)。毕业后笛卡儿决心游历欧洲各地，专心寻求“世界这本大书”中的智慧。因此他于1618年在荷兰入伍，随军远游。1621年笛卡儿退伍，并在1628年移居荷兰，在那里住了20多年。在此期间，笛卡儿专心致力于哲学研究，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他在荷兰发表了多部重要的文集，包括了《方法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1649年笛卡儿受瑞典女王之邀来到斯德哥尔摩，但不幸在这片“熊、冰雪与岩石的土地”上得了肺炎，并在1650年2月去世。 1663年他的著作在罗马和巴黎被列入禁书之列。1740年，巴黎才解除了禁令，那是为了对当时在法国流行起来的牛顿世界体系提供一个替代的东西。说Rene Descartes(笛卡尔)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概也不过分。德国存在哲学大家Heidegger(海德格尔)曾说：“自从Leibniz(莱布尼兹)以来，德国思想界所达到的，Descartes的基础理论的(各种)主要发展(变化)，丝毫没能超越这个基础理论，而恰恰展开了它形上学的广度，而为十九世纪创造了前提。但是，在笃信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人们眼里，Descartes却有一个致命的把柄被人抓在手里，那就是他那句回荡了几个世纪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这句被Descartes当作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出发点的名言，在过去的东欧和现在的中国学界都被认为是极观唯心主义的总代表，而遭到严厉的批判。很多人甚至以“存在必先于意识”、“没有肉体便不能有思想”等为论据，认为Descartes是“本末倒置”、“荒.唐可笑”。我们读书论坛就有一位网友特意为自己起了“我在故我思”的笔名，以示对唯物主义的坚定信念。

笛卡尔的主要科学哲学思想：笛卡尔的哲学开始与科学，他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天文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笛卡儿对数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成功地将当时完全分开的代数和几何学联系到了一起。在他的著作《几何》中，笛卡儿向世人证明，几何问题可以归结成代数问题，也可以通过代数转换来发现、证明几何性质。笛卡儿引入了坐标系以及线段的运算概念。笛卡儿在数学上的成就为后人在微积分上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后者又是现代数学的重要基石。在物理学方面，笛卡儿也有所建树。他在《屈光学》中首次对折射定律提出了理论论证。他还解释了人的视力失常的原因，并设计了矫正视力的透镜。力学上笛卡儿则发展了伽利略运动相对性的理论，强调了惯性运动的直线性。笛卡儿发现了动量守恒原理。他还发展了宇宙演化论、漩涡说等理论学说，虽然具体理论有许多缺陷，但依然对以后的自然科学家产生了影响。

笛卡尔之思与在。(cogito，“意识”或“语言”)(being，“ 有”或“是”)?“思”外之“在”是否只是“思”为自身所建构的逻辑基础和合理性根据?如果“思”外有“在”，它如何在“思”中显现、如何被言说?如果“思”外无“在”，我们的意识为何能自觉到自身的非自足性而去寻索一个“思”外的存在论基础?如同康德所言人性中潜存着形而上学的本能冲动，言说不可言说者成为哲学的千古悖论。古代哲学撇开其显现方式而直接断言终极实在，笛卡尔则居于二者之中。人们一般认为笛卡尔确立了人类理性而摧毁了上帝的权威。的确，笛卡尔之后的很多西方近现代哲学家只能在自明的意识范围内谈论“在”的问题，但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的副标题是：“展示上帝的存在和人的灵魂与身体的差异”。他在第三、第五沉思中以“上帝”的名号探讨终极之“在”，这种探讨与第一、第二沉思的反独断论相结合，形成了全新的现象学存在之思。当笛卡尔确立了近现代哲学的自明性原则而步入自我学之后，他没有像其后继者一样停留在那里，而是很快跨越了出来。

在此，笛卡尔所走的第一步是把近现代哲学引上自我主体的路向，这一步的任务是清除独断的终极实体和上帝存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应该是借助于哲学的论证而不是神学的论证去阐明的基本问题。”(Descartes，1986，p. 3)如同黑格尔所评说的，怀疑一切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要义。现在让我们追寻一下笛卡尔式的怀疑的思路。笛卡尔按照认识的顺序而怀疑，笛卡尔首先揭示了感官的欺性：“有时候塔从远处看是圆形的，而从近处看则是方形的„„我发现外知觉的判断是错误的„„任何我曾经认为在我清醒时所拥有的感性经验，我都同样可以在睡梦中拥有。”(Descartes，1986，p. 53)笛卡尔花了较大的篇幅讨论睡梦的问题。经验实在论认为我们通过感觉经验可以达到客体实在，认为一旦我们感觉了，我们就是感觉到了某种引起我们感觉而又处于感觉之外的对象客体。但我们每个人都在睡梦中感觉过并不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尽管在梦中我们坚信其实在性。对梦的思考给东西方哲学大师们以极大的启示。“庄周梦蝶”更是逼近本体论思考：人们皆以为庄周为现实，蝴蝶为梦，庄子反问之，为何不能是蝴蝶为实而庄周为梦?“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还是“蝴蝶之梦为周与”?笛卡尔和庄子一样，也认为从意识的直观性而言，笛卡尔说：“于是我决定把一切曾经进入我的心智的事物都认为并不比我梦中的幻觉更为真实。”而追问“无”，即是言说不可言说者。在逻辑和语言终止之处，维特跟斯坦的“神秘”、海德格尔的“诗”开始进入哲学话题。笛卡尔顺着安瑟伦的思路进入信仰之思而探讨终极的“在”，也就有着逻辑的必然。笛卡尔没有直接强言不可言说的“无”，而是通过描述剖析“有”的非自足性而间接地言说“无”，因此他的终极之思亦是现象学之思。笛卡尔的哲学思想更让他运用于自然科学之中，然后又相互理解由此及彼。他从逻辑学、几何学和代数学中发现了4条规则：

1. 绝不承认任何事物为真，对于我完全不怀疑的事物才视为真理;

2. 必须将每个问题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部分来处理;

3. 思想必须从简单到复杂;

4. 我们应该时常进行彻底的检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笛卡儿将这种方法不仅运用在哲学思考上，还运用于几何学，并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第一步认为怀疑就是出发点，感官知觉的知识是可以被怀疑的不能信任我们的感官，所以他不会说“我看故我在”、“我听故我在”。从这里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不能怀疑“我们的怀疑”意指我们无法怀疑的，是我们正在“怀疑”这件事的“怀疑本身”，只有这样才能肯定我们的“怀疑”。而当人们觉得理所当然或习以为常，他却感到疑惑，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笛卡儿将此作为形而上学中最基本的出发点，从这里他得出结论，“我”必定是一个独立于肉体的、在思维的东西。笛卡儿还试图从该出发点证明出上帝的存在。笛卡儿认为，我们都具有对完美实体的概念，由于我们不可能从不完美的实体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有一个完美实体――即上帝――必定存在。从所得到的两点出发，笛卡儿继续推论出既然完美的事物(神)存在，那么我们可以确定之前的恶魔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

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笛卡儿强调思想是不可怀疑的这个出发点，对此后的欧洲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思故我在所产生的争议在于所谓的上帝存在及动物一元论(黑猩猩、章鱼、鹦鹉、海豚、大象等等都证实有智力)，而怀疑的主要思想，确实对研究方面很有贡献。

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这种终极存在的观念，不可能来自于外在经验，也不可能来自于自我的创造，因此追寻终极观念的来源，“唯一的可能性选择就是它被天赋在我的心灵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笛卡尔的这段话：“我用‘上帝’这个词来指其观念存在于我心中的那个‘在’，我无法达到这种‘在’所拥有的所有完善性，但却能以某种方式在我的思维中达到它。”

参考文献

罗素《西方哲学史》

刘华《存在哲学》

King，Magda，2001《剑桥名人史》

西方哲学论文范文二：西方哲学史论文——东西方哲学比较浅谈

从古希腊先哲们开始，西方哲学就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分析推理的基础上，这种层层递推的思维必然导致数学的发达，于是毕达格拉斯主义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西方哲学的中流砥柱，西方人思维的特点，逻辑性强、规则性强、进攻性强、思维严密、对自然知识和终极真理的追求有无法遏制的狂热等无一不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恰恰相反，在漫长的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把儒学、道学、佛学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安静、圆通、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心灵的不断净化，最终达到出于宇宙融于宇宙的境界。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定性，因为他们想知道的只是自己;同样的，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想征服的是自己的心灵。对他们而言，智慧的内容不是知识，其功能也不在于增加自己的财富。”

简言之，西方哲学的目的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东方哲学的目的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前者必然以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扩张、不断的进攻、不断的破坏来达到目的，以无法遏制的欲望作为推动自身发展的唯一动力;后者强调适可而止、物极必反、和谐静谧、天人合一，以知足长乐为座右铭。

古希腊哲学对西方世界最大的影响莫过于留下了逻辑概念，这一点正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今天所羞愧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这个遗产。然而这种严密的逻辑概念又怎样呢?其基础不过是同一率(A是A)、矛盾率(A不是非A)和排中率(A不能既是A又是非A，也不能即不是A又不是非A)，这一理论对西方人影响之深以至于他们无法理解“X既是A又是非A”，并且对逻辑的追求也一发不可收。中国哲学里占主导地位的是与西方相反的悖论，即不追求清晰的逻辑关系，对混沌状态的接受程度比较高。西方哲学把重点放在思想上，指望通过不断的逻辑推理找到终极真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究其原因就让我们从东西方哲学的产生条件进行对比：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的阶段，产生的过程也许不是明朗的，相反却有可能是模糊不清的。这就需要去探寻事物产生的源头，从头开始，厘清事物发展的脉络并且试图预期事物的未来发展，哲学也不例外。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是不能抛开的一个必经环节，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并且经历过古希腊哲学、__哲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等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先后出现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两次转向，近代西方哲学所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而现代西方哲学则开始向人本主义转变(当代的哲学特征并不明显，以后现代命名的宽泛的文化更分布在文艺批评、人类学以及一些边缘的问题研究，但仍然处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阶段)，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

哲学的产生需要一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作为西方哲学初始阶段的古希腊哲学如此，中国哲学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古希腊典籍的缺乏，资料不齐全，所流传下来的往往是一些传记学家或者是哲学家的零碎记载形成的残篇，这对于全面了解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以及中西哲学的对比有很大限制。以下所进行的主要是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产生之初的条件对比，以此试图揭示中西方哲学在源头之处的不同，从而更好地理解两个哲学的方向和发展，最终达到两者相互的交流和融合：

第一，自然条件：古希腊境内多山，不具备农耕的条件，没有如同多数文明古国那样有丰饶的土地，但是却适合种植果树，其尤为盛产的是葡萄和橄榄，其生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多数用于对外出口，因此从根本上说，古希腊还是农本经济，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商品经济。在陆路交通不畅和不具备如同中国那样农耕条件的情况下，古希腊的经济要发展必须利用它的良好的海岸线，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进而才能够通过海上与其他地区交往、交流，互通有无，所以，古希腊在海上贸易过程中形成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在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明(例如对亚细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等当时先进文明)，学习和汲取它们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并且对之进行批判、改造和综合，从而形成具有古希腊特色的哲学-科学文化。在自然因素这一条件中，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古希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为中国与古希腊的自然条件不同，首先，中国有着广袤而丰腴的土地以及便利的陆路交通，农业比较发达，经济的交流主要通过内陆各个国家(甚至只集中在几个诸侯国)之间的互通有无，而不必也难以(因为尽管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是无法跨越的)通过海上贸易交往来实现经济发展。其次，在古代，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同一地域的文化往往具有相似性，例如在中国的周边国家的文化要么没有根本区别(如印度文明)，要么是中国文化的“文化卫星国”，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面向自身的“内在文化”，这样的外在条件使中国文化的视野被限制在一个类似的传统环境当中，成为一种内向型文化。再次，中国的文化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先进文化往往难以接受和认同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却能较好地接受、认同先进文化(如古希腊、日本等)，因而，在这种诸多的自然条件影响下，造成古代中国与其他不同的文明交往较少，进而引进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也较少，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稳定的和完善的文化结构。这些自然条件使中国哲学的特征表现为一种封闭的自我发展，具有稳定性。

第二，社会条件：由于古希腊自然因素的阻隔使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各个城邦被自然而然地隔离开来，这也就有利于各个城邦独立自由发展，多种政体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依照城邦的实际情况不同而出现，并且创造了诸多形式的政体，有僭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君主制等形式。这种状况“实在得益于这一地区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以及希腊人政治组织能力下的相对割裂的地理环境”。在多样性的环境里能促进相互之间的比较和思考，人们的思想也呈现出多样化，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能力，也有利于在相互比较中形成新、更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一些较为宽松的城邦里形成了古希腊著名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总体上为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自由思想和相互辩论可以允许合法存在，它允许甚至保护公民自由思想的权利，有利于使一些背离传统的或与时下流行的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一些权贵常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进行聚会、探讨，极大地促进思想的多样性，一部分人试图开辟另一些道路或者对传统进行批判——而不是简单继承，用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对传统(主要是巫术和神话)采取超越成为可能，由此形成古希腊哲学的新的传统：超越传统。

因此古希腊哲学具有科学精神和不断超越的特点，因此城邦制和民主制为古希腊哲学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在中国，虽然较早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由巫术、仪式直接继承下来的敬天、祭祖的传统思维，在宗法制度的制约下，产生了以家庭为中心，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以求得身心内外谐调的价值取向，在大一统的国家内形成具有自身的特点的中国文化，并通过国家权力来强力推行，使思想传统较早形成和比较一致。另一方面，较严厉的思想钳制使思想自由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哲学的繁荣时期，但是这已经是在传统定型的前提下继承下的发展)，能够进行讨论、研究和辩论的空间较小，多数思想家把传统思想当作政治行为、礼仪和道德规范的主要来源，使中国哲学整体朝向伦理(政治)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无法超越传统，都是在传统所限定的范围内展开，他们的学说也试图从古代的传说和古籍中寻求证明，用以支持自己的学说，这也表明了中国哲学对传统的态度并不是采取积极的批判，而是继承和诠释，这种态度被强化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继承传统。

第三，经济条件：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物质资料日益丰富，使一部分人能够直接脱离物质生产劳动，而从事脑力劳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来自于“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务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因此，在古希腊，探讨政治和哲学在社会经济发展后获得了物质前提，只不过多数人主要思考政治问题，有一部分人则转移了注意力，把对政治体制和政治规范以及对人和社会的关注转向对自然和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用理性而不是经验去探求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惊叹于自然的各种现象的奇妙，“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成说明”。并试图寻求在各种自然现象后面的非神的、恒定的原因，试图用理论来论证其合理性，注重概念的明晰和逻辑的严密，进而产生古希腊独特的哲学-科学思维方式。但在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应当比古希腊时期更为繁荣，可拥有物质满足前提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古希腊那样对自然“惊异”呢?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经验的作用。在中国的各种理论当中，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伦理道德都需要具有可实践性，就是哲学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具有丰富的实用技术和各种发明创造，但却缺乏科学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士人阶层)也同样处于物质满足的前提下，但是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并不是独立的，必须依附于权贵，被权贵豢养，因而需要为权贵的争权夺利斗争服务，因此士人关注的焦点放在政治斗争、权利斗争中，而不是如同古希腊的哲学家那样关注自然等对现实“无用之事”。

相反，在古希腊，哲学家与权贵的关系一般来说是平等的，人格是独立的，甚至有的哲学家本身就是贵族，因此可以自由、自主地进行思考。在中国相对例外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都不是为贵族服务的士人，他们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也最为相像，都提出了关于本原(甚至更进一步提出“道”的一般性本原的规定性)的观点和较为丰富的辩证法观点，但他们所形成的道家文化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反而在中国文化关注人事的大方向决定下，道家最后也变成主要地关注人的生存问题，他们虽然也探讨自然，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的自我修养，而不是找到世界的本原，从而形成与古希腊哲学的不同的发展方向，最后成为一种修身养性的宗教。再次，古希腊哲学把自然当作一种认识对象，而中国从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影响下形成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敬天、孝祖的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较大影响，其中的是“敬天”的思想尤为重要，“敬”在于相信和畏惧，也就把天当作一个不可怀疑具有神圣地位的东西，至于这个“天”是神还是其他的什么，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是不证自明的，没有必要也不用去关心，所以“天”并没有西方神话和宗教那样的神的巨大力量，也不具备事物本原的至上地位，虽然万事万物都是从“天”产生，但是却需要阴阳变化、五行化生才能产生万事万物，因而没有形成如同古希腊哲学那样的绝对性思维方式。总而言之，中国文化在面对自然事物时，总是避开了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关注，更多地落到现实当中，通过经验解决现实当中出现的问题和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古希腊哲学重在“是什么?”，而中国哲学则探讨“怎样做?”。

以上所探讨的是中西方哲学的不同思想比较以及中西方哲学在产生之初的条件的相互对比，从中看出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但从对比中找出两者的差异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中西方哲学融合的新的立足点、结合点，从而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西方哲学论文相关文章：

1. 西方哲学论文

2. 哲学论文

3. 西方哲学:思维与直观综合

4. 西方哲学:本质与实存

5. 大学选修哲学论文

道家哲学思想研究论文

庄子时代，神仙思想已经孕育成型。庄子在构建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时，继承了老子首创的道家学说，也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并将二者结合了起来。“仙”与“道”的结缘，使道家学说和神仙思想都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庄子才成为后世道家和道教共同尊崇的重要人物。庄子时代，神仙思想已经孕育成型。庄子在构建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时，继承了老子首创的道家学说，也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庄子正是因为最早将“仙”与“道”结合在一起，使道家学说和神仙思想都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才成为后世道家和道教共同尊崇的重要人物。《庄子》“外篇”和“杂篇”是否出自庄子本人之手，历来争议较大。鉴于此，本文探讨庄子哲学中“仙”与“道”的结合，就以《庄子》“内篇”为主要考察对象，“外篇”与“杂篇”的相关内容仅用于参照和补充。一目前，学术界倾向于认定《庄子》一书中涉及神仙思想的那些篇章，或是庄子后学的作品，或是在流传过程中被后世渗入的部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研究者多认为庄子本人还不可能具有神仙思想。其实，庄子时代神仙思想早已形成，庄子本人也具备接触神仙传说的客观条件。这里所谓“神仙”，指的不是“神”和“仙”，而是专指“仙”。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神”与“仙”原本并不属于同一类别。古人在造字时，“神”字是“从示”，而“仙”字则是“从人”，二者之间的区别相当明显。《说文解字》云：“仙，长生仙去。”刘熙《释名·释长幼》亦云：“老而不死曰仙。”看来，在汉代人的眼中，“仙”就是长生不死的人。又《汉书·艺文志》云：“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可见，“神仙”指的同样也是长生不死的人，“神仙”其实也就是“仙”。那么，“仙”为何又称“神仙”呢?闻一多先生解释说：“人能升天，则与神一样，长生，万能，享尽一切快乐，所以仙又曰‘神仙’。”的确如此，“仙”不仅能够长生不死，而且还兼具不惧水火、往来云中等神性，因此“仙”又称“神仙”。那么，神仙思想最早产生于何时呢?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末叶，社会上就流传着一些有关长生不死的传说，神仙思想已经初显端倪。《左传·昭公二十年》云：“齐侯(齐景公)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饮酒乐。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又《韩诗外传》云：“齐景公游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齐，曰：‘美哉国乎!郁郁蓁蓁。使古而无死者，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俯而泣下沾襟。”以上这两则材料都记载了齐景公对于“古而无死”的羡慕和向往，由此可知，早在齐景公所处的春秋晚期，长生不死传说就已经产生。追求长生不死乃是神仙思想的核心内容，长生不死传说的出现标志着神仙思想已经萌芽产生。而到了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期，齐、燕沿海地区已经掀起了一个人海求仙的热潮，《史记·封禅书》对此已有明确的记载：“自威、宣、燕昭使人人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庄子之时，楚地的神仙思想也颇为盛行。《山海经》、《楚辞》等文献典籍中就保存有楚地流传的一些“长生不死”传说。据袁珂先生考证，《山海经》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的楚国或楚地人所作海外南经》中有“不死民”：“其为人黑色，寿，不死。”《海外西经》中亦有“轩辕国”：“其不寿者八百岁。”屈原《天问》云：“何所不死?长人何守?”又云：“延年不死，寿何所止?”屈原所问的，就是楚地流传的“长生不死”传说。《山海经》中还出现了“不死药”，如《海内西经》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又《大荒西经》云：“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天问》也问到了“不死药”：“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天问》还问到了蓬莱仙话中的“巨鳌负山”传说：“鳌戴山扦，何以安之?释舟陵行，何之迁之?”楚地还发生过向楚王献“不死药”的事，《战国策·楚策》曰：“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谒者操以入。中射之士问曰：‘可食乎?’曰：‘可。’因夺而食之。王怒，使人杀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臣问谒者，谒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无罪，而罪在谒者也，且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王杀臣，是死药也。王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杀。”可见，战国时期，神仙思想已经在楚地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战国时期，百家竟起，自由争鸣；舌辩之士，朝秦暮楚，四方游说；诸侯国之间亦遣使往来，交流频繁。宋国地接齐、楚，作为宋之蒙人，庄子自然能够接触到齐、楚两地广为流传的神仙思想；而《庄子》(主要是指“内七篇”)中的“神人”、“至人”、“真人”等一系列能够彻底超越时空限制、获得生命永恒与自由的“得道者”形象，正是受到了神仙传说的影响。庄子是道家学派继老子之后又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肤箧，以诋讹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庄子在继承老子道家学说的同时，也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并且创造性地将它们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庄子哲学中，道家学派的核心范畴“道”，第一次实现了它与“仙”的结缘。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宇宙万物合于“道”则生，不合则亡。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又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侯王无以正，将恐蹶。”对此，庄子既有明显的继承，又有长足的发展。《庄子·大宗师》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猗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项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庄子认为“道”尽管“无为无形”、“不可见”、“不可受”，但它却是“可得”的。庄子将黄帝、颛顼、禺强、西王母等能够获得某种超自然神性的原因，全都归结为“道”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黄帝、西王母、彭祖、傅说等都是神仙传说中有名的神仙，而彭祖和傅说又是早期仙话传说中典型的“仙人”。任何生命体的存在，皆有一个无法超越的时间极限，人类自然也不会例外。然而，神仙家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世人通过服药、修炼等途径，是可以成仙的；而人一旦成了仙，就打破了人类自身的生命极限，生存时间无限延长，甚至长生不死。仙话传说里的人物，常常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反复出现，前后相距竟达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彭祖就是早期仙话传说中著名的长寿仙人。庄子认为，彭祖、傅说等人之所以能够成仙，就是因为他们得了“道”。庄子创造性地把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传说结合了起来，借助超现实的神仙思想更进一步地去充实、美化、鼓吹和宣扬道家学派理想中的“道”的王国，使“道”具有了更大的诱惑性和吸引力。庄子出于鼓吹和宣扬道家学说的目的，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种种神仙传说，并在此基础上经过一番加工、改造、提炼和升华，创造出了“神人”、“至人”、“真人”等一系列的“得道者”形象。庄子笔下的这些“神人”、“至人”、“真人”等，名异而实同，他们都是“道”的化身：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平四海之外。(《齐物论》) (古之真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人火不热。……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大宗师》) 这些“神人”、“至人”、“真人”身上，都有着浓厚的神仙气息。他们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形象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些“神人”、“至人”、“真人”所具有的超自然神性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外物不能伤其身。《齐物论》中的“至人”是“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大宗师》中的“真人”也是“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二是可以乘龙、驾云，自由往来于空中。《逍遥游》中的“神人”可以“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齐物论》中的“至人”也可以“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三是独特的饮食生活方式。《逍遥游》中的“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大宗师》中的“真人”也显得与众不同：“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庄子笔下的这一系列“神人”、“至人”、“真人”等，都是作为“得道者”的形象出现的，他们在庄子哲学中都是“道”的象征。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这三个方面的超自然神性，也正是神仙传说中神仙超越凡人的地方。除了具备以上这三个方面的特点之外，庄子笔下的“得道者”还兼具“长生不死”的特点，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彭祖和西王母。此外，还有《大宗师》中“年长”而“色若孺子”的女偊，《在宥》中“修身千二百岁”而“形未常衰”的广成子等，也都是“长生不死”的奇异之人。“长生不死”正是神仙最突出的特点，也是神仙最令世人向往的地方。由此看来，庄子塑造“神人”、“至人”、“真人”这一系列“得道者”形象的原始素材，应该是来自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传说。庄子把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引入道家学说，塑造了“神人”、“至人”、“真人”等一系列“得道者”形象。这一系列来源于神仙传说、具有超自然神力、带有浓重神仙色彩的“得道者”形象，将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提升到了一个更为广阔、更加诱人的宗教般的新境界。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期，神仙思想尽管已经孕育成型，但毕竟还只是处于它的早期发展阶段。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各种神仙传说都还是比较零散的，还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神仙学说，更谈不上有什么系统的神仙修炼方术。而当时在齐、燕沿海地区新兴的所谓“方仙道”，其所鼓吹的神仙修炼方术也不过是“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早期的神仙方士们还不可能给梦想成仙的世人提供一套系统的“切实可行”的神仙修炼方术。庄子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与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结合在一起，鼓吹和宣扬道家学说的同时，客观上也为神仙方士们指明了一条“修道成仙”的途径。对此，庄子不仅在理论上为神仙方士们指明了一个“得道升仙”的美好前景，而且还给他们提供了一套诸如“心斋”、“坐忘”、“悬解”等具体的“修道”方法：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 (仲尼)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 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大宗师》) “心斋”就是要心志专一，排除各种杂念，始终保持虚空的心境。从用耳去听，到用心去体会，再到用气去感应，逐渐提高，直至达到与“道”相合的境界。“坐忘”就是要静坐、静修，忘却形体，闭塞视听。通过彻底忘记自己与周围世间万物的区别，从而实现整个身心与“道”的完全融通。“悬解”就是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切顺其自然，这样就解除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烦扰，真正进入清静、虚空的修道境界。庄子不仅给神仙方士们提供了“心斋”、“坐忘”、“悬解”这些具体的“修道”方法，而且对于“修道”的过程也作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吾犹告而守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丽后能人于不死不生。”(《大宗师》)庄子认为“修道”需要经过一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要放弃追逐世间的一切功名利禄，接着是抛开个人身体所需的各种物质享受，再就是完全忘却自己的肉体生命。完成这一阶段后，内心自然就会变得清净、明朗，然后就能用心观“道”，渐渐地与“道”相合，渐渐地超越古今，最后完全进入“不死不生”的“得道”境界。庄子所描述的这些“修道”方法和过程，应该说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可实践性，为后世神仙方士们提供了“修道成仙”的重要模式。总的来说，庄子哲学中“仙”与“道”的结合，进一步美化了道家学派理想中的“道”的王国，将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提升到了一个更为神奇、美妙的宗教般的新境界；同时在客观上也为神仙方士们提供了一套“修道成仙”的理论和方法，使神仙思想彻底超越了原始的巫术、方术，沿着宗教神学的方向向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为后世神仙道教的兴起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正因为如此，庄子才成为后世道家和道教共同尊崇的重要人物

道教教派众多，从创教之始，在至上最高神上就有所分歧。早期的五斗米道创教时，以太上老君为教主，供奉“三官”，从而魏晋南北朝时，北魏寇谦之的天师道，由于其享“天师之位”，受“清整道教”之命，得《云中者音诵新科之诫》20卷，均假“太上老君”之名，为此，他依然崇奉太上老君就成为必然的了。太平道开始创教时，後者则崇拜黄老，供奉“中黄太乙”。东晋中後期，上清派、灵宝派相继出现，新出现的《上清》《灵宝》经中，不再尊太上老君为至上神。上清派以元始天王或太上玉晨道君为最尊，灵宝派以元始天尊和太上大道君地位最显，有的经书也列太上老君，但其排列地位稍次。後来在各派协商，融合中提出“道不可无师尊，教不可无宗主，故老君师太上玉晨大道君焉，大道君即元始天尊之弟子也。”的共识，正是在这种师徒关系下，使他们成为三位一体的“三清尊神”，为道教神仙谱系中的最高神。另外，各派又有自己的创派真人、主祭神灵等。道教在吸收各种原始宗教、民间宗教、神话传说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神仙谱系，并与原来的地方宗教或融合，或形成总支形式。道教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它时常与其它宗教、人们的倾向愿望相互影响。几千年间，中国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个教派排间虽然也时常有矛盾，但没有爆发过大的宗教战争，这是值得庆幸的。 [编辑本段]【道教门派组织】道教内部门派众多，因分派示准不同而名称各异。据学理分有积善派、经典派、符箓派、丹鼎派（金丹派）、占验派五类。按地区分有龙门派、崂山派、随山派、遇山派、华山派、嵛山派、老华山派、鹤山派、霍山派、武当派等。按人划分则有少阳派（王玄甫）、正阳派（钟离汉）、纯阳派（吕洞宾）、海蟾派（刘操）、三丰派（张三丰）、萨祖派（萨守坚）、紫阳派（张伯端）、伍柳派（伍冲虚、柳华阳）、重阳派（王中孚）、尹喜派（关尹）、金山派（孙玄清）、阎祖派（阎希言）等。按道门分有混元派（太上老君）、南无派（谭处瑞）、清静派（孙不二）、金辉派（齐本守）、正乙派（张虚静）、清微派（马丹阳）、天仙派（吕纯阳）、玄武派（真武大帝）、净明派（许旌阳）、云阳派（张果老）、虚无派（李铁拐）、云鹤派（何仙姑）、金丹派（曹国舅）、玉线派（樵阳真人）、灵宝派（周祖）、太一教（萧抱珍）、全真教（王重阳）、正一教（张宗演）、真空派（鼓祖）、铁冠派（周祖）、日新派、自然派（张三丰）、先天派、广慧派等。历史上还有正一宗（张道陵）、南宗（吕纯阳）、北宗（王重阳）、真大宗（张清志）、太一宗（黄洞一）、五大宗之分法和天师道、全真道、灵宝道、清微道四大派的分法。还有道德、先天、灵宝、正一、清微、净明、玉堂、天心八派的说法

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玄学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史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它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某些基本性格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在沟通当时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这篇文章中，我不可能全面来评论玄学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而只想就两个题目来谈一谈玄学在形成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基本性格方面的贡献。一是玄学的"自然合理"论，一是玄学的"忘言得意"论。前者，确立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理论形态；而后者，则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中最主要的思维方式之一。玄学的"自然合理"论玄学的理论体系以儒道融合为其基本特征，这在学术界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关于玄学究竟是以儒为主？还是以道为主？是儒表道里，还是道表儒里？则有各种不同的分析和结论。因此，在学术界中有的称玄学为"新道家"，有的则称玄学为"新儒家"。这两种称呼，各自都有充分的史料作为根据，因而都是有道理的，也都可以成立。但是，我认为，玄学就是玄学，不必再冠以"新儒家"或"新道家"等称号，以至造成人们对玄学的某种先入为主的偏面之见。大家知道，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是玄学讨论的中心题目之一。而这两者（名教、自然）分别是道家和儒家理论上的主题，也是两家矛盾、争议的焦点所在。玄学在理论上的任务，就是如何使自然与名教最和谐地统一起来。在这方面，玄学家们作出了特殊的理论贡献。王弼所谓圣人体无，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故恒致归于无，已表明了他将儒道有无之说熔于一炉的理论特色。玄学发展到了郭象，高唱"内圣外王"之道，论证所谓"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庄子•逍遥游注》），则更是将儒道两家的理论主题--名教与自然，融合到了无法再分你我的极高明地步。这一点正是玄学在理论上的最根本特色，因此在南北朝时期即已玄儒并称，玄道同言了。如果一定再要把玄学加以分析，将其定性为"新儒家"或"新道家"，那末反而会使玄学本身十分鲜明的特色失去光辉。玄学融合儒道的理论，以自然与名教为中心，深入地讨论了有无、本末、性命、物理、圣王等问题。对于这些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论证，玄学家们有同有异，从而形成了玄学内部的不同派别。对此本文不准备作详细讨论。我只是想指出，不管这些玄学家们在具体问题上有多少异同，然而他们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理论特点，即采用"自然"而"合理"的理论形态来论证上述各种具体问题。王弼玄学的主题是"以无为本"，这里所谓"无"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指"顺自然"（《老子》三十七章"道常无为"句注）。他认为，"万物以自然为性"（同上二十九章注），因此"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天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无为于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则莫不赡矣"（同上五章注）。同样，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主题，即"圣人体无"，则是要求"圣人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同上二十九章注）。"辅万物之自然而不为始"（二十七章注）。总之，"天地之中，荡然任自然"（五章注）。这是宇宙、人生的根本法则，只有任其自然，才合万物之本性。万物是有理的，万物之自然本性也就是它的理。换句话说，万物的本性也就是自然而合理的。所以他在指出"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周易略例•明彖》）的同时，反复强调这样一点，即他认为，一切事物均"自然已足，益之则忧。故续凫之足，何异截鹤之胫？"（二十章注）又说："自然之质，各定其分。短者不为不足，长者不为有余，损益将何加焉？"（《周易•损卦•彖传注》）玄学的另一位主要代表郭象，不讲"以无为本"，而以"独化自足"为其学说的主旨。但是，郭象在论证其"独化自足"的主旨时，所采用的理论形态则同样是"自然"而"合理"论。郭象是明确宣布"造物无物"（《庄子序》）的，其结论自然是"物皆自然，无使物然"（《齐物论注》）。如果说，王弼在论证万物的自然发生和存在时，强调一个统一的必然的根据的话，那末郭象在论述万物的自然发生和存在时，则强调"物之自造"（《庄子序》），即事物各自的独立自得，而否定一个统一的根据。从郭象反复申述"物之生也，莫不块然而自生"（《齐物论注》），"掘然自得"（《大宗师注》），"忽然而自尔"（《知北游注》）等等来看，似乎郭象否定了事物发生和存在的必然之理。其实不然，他同样十分强调各个事物自然所得之性，并非自己可以决定或更改的。如所谓"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养生主注》）。又如说："大物必自生于大处，大处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逍遥游注》）这也就是说，事物虽自生自得，而这种自生自得也是有其自然而必然之理的。所以，郭象不仅承认事事物物都有其必然之理（如说"物物有理，事事有宜。"《齐物论注》），同时也认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虽是"自然相生"的，但又是"不可一日而相无"的（《大宗师注》），这是一种"必至之势"（《胠箧注》）的体现。这就如同"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岂真人之所为哉！"（《齐物论注》）由此，他又说："顾自然之理，行则影从，言则响随。"而归根结蒂也是由于"物无妄然，皆天地之会，至理所趣。"（《德充符注》）就这方面来说，郭象与王弼的观点是一致的。至此，我想玄学"自然合理"论的理论形态已十分清楚了。这种"自然合理"论的理论特征是，通过顺物自然之性（王弼说），或自足其自得之性（郭象说），来论证事物各自地位的合理性，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合理性。玄学家王弼和郭象都肯定"物无妄然"，认为事物都有其"所以然之理"，即一种必然性。而这种"所以然之理"的根本特性，在玄学理论中也就是"自然而然"。王弼说："自然，其瑞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老子》十七章注）郭象说："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庄子•逍遥游注》）就这一点来说："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子》二十一章注）。但是，此所以然之理又不是全然不可知的。所以王弼又说："识物之动，则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周易》乾文言注）这是说，所以然之理体现在事事物物的性用之中，通过观察事物之性用，则其所以然之理也就可以把握了。由于玄学家们还不能完全正确解释事物的所以然之理，同时也由于他们所处时代的限制，在他们的理论中存在着严重的命定论内容。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他们把命归于"自然合理"之自性，而没有把命归之于造物主的决定，这在理论思维上是有重要意义的。就此而言，玄学的"自然合理"论是一种具有理性思辨形式的理论形态。正是这种理论形态，在改变两汉的神学目的论的理论形态，以及开创宋明理学的理论形态，以至确立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性格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与西方传统哲学和文化相比较，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宗教的色彩相对地比较淡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表现为一种非宗教的特征。它在内容上表现为注重人事、注重现世，因而伦理的和政治的成分十分突出。而在理论形态上，则表现为强调自然本性的合理（或合于天理），注重理性的自觉。过去，人们在分析中国哲学或文化这一非宗教传统的特征时，往往追溯到先秦儒家的传统上去。经常引用《论语》中孔子的话，诸如"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雍也》），等等作为证明。我们不能否认，孔子上述言论对中国传统哲学非宗教特征的形成，确实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我认为，对于中国哲学或文化非宗教化发展起关键作用的，是由魏晋玄学所建立起来的"自然合理"论。从儒家孔孟思想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人格化的上帝（神）已基本消失。但也不可否认其中仍保留了非人格的意志之天，天命观念相当严重。汉代的今文经学家可以说是着重地发挥了儒家的天命观。他们吸收阴阳五行，以及象数纬候等学说，炮制了一套相当精致的天人感应理论，把儒家的天命观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西汉著名的今文经学家董仲舒，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董仲舒举出孔子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一语，并且明确地定义说："命者，天之令也"（《汉书•董仲舒传》），"王者，必受命而后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因而，他认为，王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承天意以从事"，"承天意以顺命"（《汉书•董仲舒传》）。他还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即人类社会一切最基本的政治制度、道德规范，都源于天。他声言，"天虽不言，其欲赡足之意可见也。"（同上《诸侯》）推而广之，人的一切行为，特别是人君的行为，都会引起天的反响（感应），或呈瑞祥，或降灾异，从而显示天意、天命。总之，在董仲舒眼中，天是"百神之大君"（同上《郊祭》），天除了无人格形象外，其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和意志，比之殷周时期的上帝，诚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从董仲舒起，还开始了一个神化圣人（圣王）的"造神"运动。董仲舒说："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同上《重政》），"圣人能系心于微而致之著也"（同上《二瑞》）。这就是说，只有圣人能沟通天与万物和百姓之间的关系。他特别推尊孔子，认为"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物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同上《俞序》），把孔子打扮成一个为万世立法的教主。这种动向到了纬书和《白虎通》中更有进一步的发展。圣人不仅在智慧上不同凡人，而且在外貌上也与众不同。《白虎通•圣人》篇中不仅鼓吹"非圣不能受命"，圣人"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等等，而且还特别强调"圣人皆有异表"。诸如"尧眉八彩"，"禹耳三漏"，"皋陶鸟喙"，"文王四乳"，"周公背偻"，"孔子反宇"等等。而在某些纬书中，这些圣人的形象就更是神奇古怪了。如《孝经纬》中描述的孔子容貌是："海口"、"牛唇"、"虎掌"、"龟脊"、"辅喉"、"骈齿"等等。按照这种描述，孔子已完全超出了凡人的范围，而升入了神的行列。于是，又出现了孔子为黑帝之子的神话。此外，东汉光武帝建武初（公元24年）召令尹敏、薛汉等校定图谶，至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从此，谶纬被统一起来，作为东汉王朝官定的辅助儒家经典的文献，使儒家经典也神学化了。由此可见，从董仲舒，经谶纬，至《白虎通》，两汉今文经学制造了至高神（天）、经书（谶纬）、教主（圣人、孔子）等，走的是一条企图把儒家变为宗教（儒教）的道路。两汉时期的古文经学派，缺乏理论，在思想上的影响是无法与今文经学派相匹敌的。两汉之际的杨雄、桓谭，东汉的王充等，特别是王充的《论衡》一书，着重发挥了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从理论上有力地批驳了今文经学的神学目的论，是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但是由于王充这本书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没有能够广泛流传，其影响也不足以遏止今文经学把儒学宗教化的趋向。玄学趁西汉经学之弊而起，接过王充自然无为的理论，但是作了重要的改造。王充的自然无为论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建立在气为天地万物之本的基础之上的，二是主要从宇宙万物生成方面来论述的，三是针对神学目的论，而强调自然无为的偶然性。玄学主要不从气化方面论天地万物之生成，而是主张"归一于无"或"独化自足"。因此，玄学所说的自然无为，不是指某一实体的特性，而主要是指一种普遍的、客观的、抽象的必然性，或者说是决定一种事物得以生成、存在，以及与他种事物之间构成某种关系的所以然之理。就这一点说，玄学在理论上克服了王充自然无为论中过分注重偶然性的缺陷。这样，玄学既以自然无为论否定了两汉今文经学的神学目的论，又以"物无妄然，必由其理"，肯定了事物存在的客观规定性和必然性。玄学把自然无为推演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抽象的必然之"理"，对于东晋以后的名教理论，以至于宋明理学的以理为本的哲学体系的确立，是有重要影响的。如东晋袁宏作《三国名臣赞》，在夏侯太初赞中就说道："君亲自然，匪由名教"（《晋书•袁宏传》）。又如《宋书》《傅隆传》载其《议黄初妻罪》文中有云："原夫礼律之典，盖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从天堕，非从地出。"总之，大都强调礼律名教出自人的自然性情，是自然合理者。理学创始人之一的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外书》卷十二）但是，我们从他们对天理的解说来看，理学的天理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玄学的启发。这样说，大概不能说过分或牵强。如程门高弟谢良佐曾说："所谓天理者，自然底道理"，"学者只须明天理是自然的道理，移易不得。"（《上蔡语录》卷上）这里明确地强调了天理即是自然的道理，与玄学所讲的"自然"而"合理"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理学家确认万物皆有理，一物有一物之理，而这些理都是自然的、必然的。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以说俯拾皆是。如程颢说："万物皆有理，顺之则易，逆之则难。各循其理，何劳于己力哉？"（《二程遗书》卷十一）这与王弼、郭象之说，何其相似！程颐则更是把自然之理推广到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去。如说："气有淳漓，自然之理。"（同上卷十五），"动极则阳生，自然之理也"，"生生之谓易，理自然如此。"（同上卷十八）"道二，仁与不仁而已，自然之理如此。"（同上卷十五）"质必有文，自然之理。"（《程氏易传》卷二贲卦彖传注）"自古治必因乱，乱则升治，理自然也。"（同上蛊卦卦辞注）"夫满则不受，虚则来物，理自然也。"（同上卷三益卦六二爻辞注）同样，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也十分强调理的自然而必然。如他说："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当然也。自然合理，故曰乐天。"（《孟子•梁惠王下》注）"愚谓，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顺而循之，则为大智，若用小智而凿之以自私，则害于性而反为不智。"（《孟子•离娄下》注）。在宋明理学时代，哲学中有气本、理本、心本等不同的学派，他们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别，有的甚至于对立。因而对于理的地位、作用等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理具有自然而必然性这一点上，各派基本一致。这以至于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和以后的戴震那里，也仍然是这样的。当然，关于理的理论，宋明理学比之于玄学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如果说在玄学那里还只是一株小苗，而到理学那里则已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了。但是，关于理的基本性格，即作为事物之所以然，既是必然的，又是自然的；理即顺物自然，顺物自然即是合理等等则在玄学那里就已基本确定了。这正是玄学在中国传统哲学（以至文化）中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玄学的"忘言得意"论忘言而得意，是玄学在认识方法上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它与当时的言意之辨有密切的关系。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的《言意之辨》一文中说："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而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广，而使之为一般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并认为，"玄学统系之建立，有赖于言意之辨。"汤先生的这一番分析是很重要的。在当时的言意之辨中，关于言意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认为言尽意，其主要代表为欧阳建。他认为，言与意的关系"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苟其不二，则言无不尽矣。"（《言尽意论》）他还说："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也就是说，言能尽意，离言不能得意。二、认为言不尽意，以荀粲、张韩、郭象等为代表。如荀粲认为："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三国志•魏志》卷十《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张韩则更主张不用舌。他说："卷舌翕气，安得畅理？余以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全晋文》卷一?七，《不用舌论》）郭象则说："意尽形教，岂知我之独化于玄冥之境哉！"（《徐无鬼注》）"不能忘言而存意则不足"，"故求之于言意之表面后至焉。"（《则阳注》）此派对言象持根本否定态度，因而强调"意会"和"冥合"。三、认为言以出意，得意在忘象，以王弼为代表。如他明确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他还认为，"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所以，此派对于言象的作用并不完全否定，而是认为言象只是出意的工具，如果停留在言象上，就不可能得其意，因此必须忘言忘象，"乃得意者也"。（以上均见《周易略例•明象》）其主旨在于强调通过言象去得意。上述二、三两种观点由于均为重意轻言象，以强调得意为主，因此常被混为一谈，而不作分别。我们这里所说的玄学"忘言得意"的方法，也是综合这两者的意思而言的。关于忘言得意的方法在当时学术思想界中所起的作用，汤用彤先生在上述一文中，从五个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即：一、用于经籍之解释；二、契合于玄学之宗旨；三、会通儒道两家之学；四、于名士之立身行事亦有影响；五、对佛教翻译、解经亦有重要影响。对于这些本文不准备重复，以下只想就玄学阐发的"忘言得意"论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思维方式之一，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影响，补充一些意见。忘言得意的方法，主要是从探求对于事物现象之本源、根据的认识中提出来的。玄学作为一种玄远之学，诚如汤用彤先生所分析的那样，"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而进探本体存在。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这一点，可以以王弼之说为证。如他说："夫欲定物之本者，则虽近必自远以证其始。夫欲明物之所由者，则虽显而必自幽以叙其本。"（《老子指略》）这里所谓的"本"、"始"也就是他所谓的无形无象、无称无名的道。郭象也同样强调，欲求圣人之道，不应停留在有形之"迹"上，而应当进而把握其"无迹"之"所以迹"。因此，忘言得意的实质，也就是要求人们不要停留在事物的迹象上，而要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去把握其根本。就这方面说，玄学的"得意"之论，反映了人们对于宇宙、社会认识的深化的要求，"忘言"（"借言"）以"得意"，即是取得这种深化认识的玄学方法。"得意"之论，在王弼那里还是肯定要通过言象去获得的，这从他的"故可寻象以观意"（《周易略例•明象》），以及本文上引他所说的"识物之动，则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等论述中都可以得到证明。但是，到了郭象那里则不仅仅讲"寄言以出意"了（《山木》注），而是更多地强调通过"超言绝象"的"冥合"去"得意"。他说："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极，循而直往，则冥然自合。"（《齐物论》注）又说："至理之极，但当冥之，则得其枢要也。"（《徐无鬼》注）郭象的自然冥合论是一种通过主体修养，使主客体合而为一的自证、意会的方法，它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后人所解理的玄学"忘言得意"论，常常是合王弼、郭象两者的方法而言的。无论是因言象而得意，还是超言象而会意（冥合），其中的关键都在于强调要充分发挥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没有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是不可能得意的，而得意之深浅，又与认识主体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此而言，这种认识方法包含了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得之于外，证之于内，内外合一，主客通明的过程。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法中的一些最重要的特点。我认为，著名理学家朱熹在论述"即物穷理"时所说的那一番话，即"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大学注》）正是对于王弼、郭象"得意"论思维方法的继承和进一步的发展。玄学的"忘言得意"论不仅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方法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创作论和欣赏论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得意"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最主要特点之一。在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中，认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最重要的是"立意"。这里所谓的"意"，从字面上说是泛指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而进一步具体地讲，这种思想内容往往又是指带有某种一定倾向的、一个历史时期的最根本的政治、伦理之道。三国时吴郡著名文学家陆机（261-303）在其《文赋》一文中就说道："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常常担心自己的意思（认识）不能符合事物的实际情况，而所写的文章又不能完全表达出这些思想内容。这里的"意"虽然还是比较笼统地指一般的思想内容，但也可以看出，他是把表达"意"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的。在梁刘勰的名著《文心雕龙》《原道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里所说的道，既有"观天文以极变"的自然之道的含义，也有"察人文以成化"的社会政治、伦理之道。这句话的意思是，"道"通过圣人而流传于文章中，圣人借助文章来阐发"道"。这里已经表露出了文是用以明道的意思。沿此而进，到了北宋的周敦颐那里，就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命题，即"文所以载道也"。（《通书•文辞》）"达意"、"明道"、"载道"，都是从文学、艺术思想内容方面来说的，而从文章、诗歌（特别是在一些形象性的艺术作品中，如绘画、书法、戏曲等）的技巧表现上来讲，则即是人们常说的贵在"传神"（晋代著名画家顾恺之就明确提出绘画应当"以形写神"）。上述各点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创作论上的最主要的理论和特点，而这些理论的形成又是与玄学"得意"论的影响分不开的。比起对文学艺术创作论的影响来说，玄学"忘言得意"论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欣赏论的影响，更为巨大。对于文学艺术，中国传统的欣赏习惯，最注重于得意于言外（形外），喜欢那些"意犹未尽"、"回味无穷"的文学艺术作品。因而对于那种只能就眼前呈现的形象来评论文学艺术的人，则认为根本不够一个真正欣赏者的资格。如北宋文学家苏轼（东坡）在一首论画诗中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书鄢陵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见中华书局1982年版《苏轼诗集》卷29）不仅如此，人们在观赏中所得到的"真意"（包括对文艺作品的观赏和对自然风光的观赏），也往往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而是超出言语之外，而靠自我去心领神会。如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365-427），在他那首脍炙人口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诗中，其最后两句就说明了这样的观赏特点。诗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是说，他当时在十分轻松自在（"悠然"）的心情中所领略到的"南山"风光："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其中的"真意"，是无法用语言表述清楚的，而只有忘却语言，去自我体会、回味。中国传统的文艺欣赏中，最喜欢谈"诗情画意"，"韵味"（"气韵"、"神韵"等）、"境界"等等，都不是停留在表面言象上所能领略到的，也不是语言、形象所能明白表达的，真所谓"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不拘泥于言象，而注重于得意的欣赏论，给文学艺术欣赏者带来了极大的自由性。同一作品，同一自然风光，不同的欣赏者从不同的角度去观赏，用不同的心情去体会，结果对于作品所包含之意，以及各人所得之意，往往相去甚远。而且，即使是同一人欣赏同一作品或自然风光，在不同的环境和心情下，也往往前后有极大不同的体会和所得。借用一句中国的老话来讲，即所谓"诗无达诂"。在这里，欣赏者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至可以完全离开创作者的原意，而体会出另一种新意来。在玄学"忘言得意"论影响下形成的这些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创作论、欣赏论上的特点，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以表现主义为主的鲜明特点和传统。玄学的"忘言得意"论，无论在认识的思维方法上，还是在文学艺术的欣赏习惯上，都表现出一定的主观随意性。这从一方面来说，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中缺乏精确性的弱点、缺点，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却又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主观能动性和灵活性，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如玄学本身，即是借用这种思维方式，把人们的思想从两汉今文经学的荒诞和古文经学的繁琐中解放出来。从而开创了一种简约而深邃的义理之学。宋明理学正是继承着这一方法而发展起来的。玄学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以至整个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远不止本文以上所列两点，本文只是希望起一抛砖引玉的作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玄学：道家：

朱熹你看一下

古希腊哲学思想论文范文

这种东西还是自己写为好柏拉图美学思想：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最早建构了二元论哲学体系。理念论：把世界分为两个。现实的世界是个别的、不可靠的世界，是短暂的、变动的、不纯粹的、混杂的、不完满的，因此是不真实的；“理念”的世界是永恒的世界，是静止的、纯粹的、完满的，因此真实的，具有一般性。由此延伸出一般与个别、共相与殊相、本质与现象、概念与具体等相关问题，成为几千年西方哲学讨论的一个中心。所以尼采认为：整个几千年的西方哲学，实质上就是柏拉图的思维方式，即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伸展。哲学史家梯利认为：“柏拉图是一个诗人和神秘主义者，也是哲学家和论辩学家。他以罕见的程度把逻辑分析和抽象思维的巨大力量，同令人惊奇的诗意的想象和深邃的神秘感情结合起来。” 柏拉图的美学是他哲学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和艺术的概念第一次被纳入一个伟大的哲学体系。”柏拉图的美学思想与他的哲学中神秘的和诗意的东西，并不是一回事。其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美的本体论——“理念”（Idea）的理论柏拉图赞同苏格拉底的观念，坚信理性能够获得真知，把追求“真”、“善”、“美”当作是哲学探索的目的。真知：必须是关于真实的、永恒存在的事物的知识，而非关于流动的、变化的、朝生暮死的事物的知识。像物理学这样的学问所研讨的就是现实世界的知识，因此它不能把握永恒的、不变的事物和存在。真知是关于“理念”的知识。永恒的是“理念”的世界，现实世界是对“理念”的世界的模仿或“分有”。柏拉图认为，存在的事物分为四个层次：最高级的是“理念”的世界，拥有绝对的静止性、纯粹性、永恒性，最真实；其次是数学对象，即数字和几何图形等；再次是个体事物，即个体的“活物”，也就是自然中不断流变的动物、植物、人工制品等；最次的是肖像，“指的首先是影子，其次是水面和光滑体表面上的映像，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理念”是一切事物的蓝本。个体事物是同名的“理念”的摹本或影子。肖像又是个体事物的摹本或影子。具体事物“分有”（particiate）了“理念”。分有就是“具有一部分”之义。与认识对象相对应，认识能力也分为两个部分、四个等级。第一部分为“可以理解的”“知识世界”。分为两等：①理解，与理性（noēsis 原意为“智性”、“智析”、“思”）相关，对象是“理念”。理解不用任何感性事物，单凭概念本身，就可以把握“理念”。理解属于哲学的活动；②了解，与知性（dianoia 原意为“思考”、“分析”）相关，对象是数学对象和几何图形。数量和形状往往借助于图形和事物来说明其不可感的数的规定性，仍然具有具体事物的感性色彩。此外，数学方法是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前提具有假设的性质。例如：“一切数非奇即偶”，“一切数都可通约”等。第二部分为“可见的”“意见世界”（判断力）。也分为两等：①相信（信念），即日常经验和常识，但缺乏确定性；②猜测，对象是肖像，得出的幻想是个人的想象和印象，诗和艺术作品都属于这一阶段。柏拉图认为，凡是由人的理性推理认识的东西总是真实的，永远不变的，而凡是意见和非理性的感觉的对象总是变动不居的、不真实的。同时，关于“理念”的知识是先验的。他说：“如果我们出世以前就获得了这种知识，并且带着它生下来，那我们在出世以前和出世的时刻就不仅知道‘一样’、‘大些’、‘小些’，而且知道一切‘本身’。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论证既适用于‘一样’，也同样适用于‘美’、‘善’、‘公正’、‘神圣’，总之，适用于我们在问答辩证过程中标上‘本身’印记的一切；所以我们必定是在出世以前已经获得了关于这一切的知识。” 对个体事物的感官知觉不是知识。如果把知觉作为知识和真理，就会导致像智者学派那样的主观主义。柏拉图认为理性的先验性质与必然性是两个概念。必然性是创世纪以前就有的盲目的力量，无秩序，无价值；理性代表神的力量，它把善放入宇宙，使之具有了秩序和价值。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飞跃，它第一次明确、深刻地提出了哲学认识论中最根本的问题，即如何在流动的、变化的、短暂的现象世界中把握到事物的真正的本质，因而达到对于世界的真理性的认识。但是，“理念”的世界是一般人认识不到的。一般认识只能停留在日常的、现实的世界上，经常被现实的世界迷惑，不能获得真知。只有有理性的人能够通过回忆看到“理念”，即事物的本体。哲学家就是属于“那些一心一意思考事物本质的人”，“就是那些喜欢知道真理的人。” 在“可见世界”里生活的人，就像在洞穴里生活一样，在“知识世界”里生活的人，就像生活在阳光下一样。这就是他所论述的“洞穴比喻”。所谓“洞穴比喻”，柏拉图是这样认为的：有一群人世代居住在洞穴里，并被铁链锁在固定的地点，连脖子也被锁住，只能面壁直视眼前的场景。在他们身后有一堆火，在火与囚徒之间有一堵矮墙，墙后有人举着各种各样的雕像走过。火光将这些雕像投影在囚徒面对的洞壁上，形成多样的、变动的影像。囚徒们的一生都犹如在看皮影戏。他们以为眼前晃动的影像就是真实的事物，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他们。于是，有些人则走出洞穴，经过晕眩之后，终于见到太阳下的事物。与“理念”论相一致，在《大希庇阿斯》篇中，柏拉图反复辩论“美是什么”与“什么东西是美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美不是美的事物，美就是“美本身”。同时，柏拉图不同意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的观点，认为这种“美本身”不是恰当、有益和快感，也不是善，善也不就是美。美的事物之所以美，是由于美本身给与它以美，是因为它“分有”了“美本身”——美的“理念” 。这种美本身是什么呢？柏拉图说：“这种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它不是在此点美，在另一点丑；在此时美，在另一时不美。在此一方面美，在另一方面丑；它也不是随人而异，对某些人美，对另一些人就丑。还不仅如此，这种美并不表现于某一个面孔，某一双手，或是身体的某一其他部分；它也不是存在于某一篇文章，某一种学问，或是任何某一个别物体，例如动物、大地、或天空之类；它只是永恒地自存自在，以形式的整一永与它自身同一；一切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泉源，有了它那一切美的事物才成其为美。” 而要认识这种“美本身”需要经过一系列的阶段：他第一步应从只爱某一个美形体开始，凭这一个美形体孕育美妙的道理。第二步他就应学会了解此一形体或彼一形体的美与一切其他形体的美是贯通的。这就是要在许多个别美形体中见出形体美的形式。假定是这样，那就只有大愚不解的人才能不明白一切形体的美都只是同一个美了。想通了这个道理，他就应该把他的爱推广到一切美的形体，而不再把过烈的热情专注于某一个美的形体……再进一步，他应该学会见到行为和制度的美，看出这种美也是到处贯通的，……从此再进一步，他应该受向导的指引，进到各种学问知识，看出它们的美。于是放眼一看这已经走过的广大的美的领域，他从此就不再象一个卑微的奴隶，把爱情专注于某一个个别的美的对象上，某一个孩子，某一个成年人，或是某一种行为上。这时他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于是孕育无量数的优美崇高的道理，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如此精力弥满之后，他终于一旦豁然贯通唯一的涵盖一切的学问，以美为对象的学问，彻悟美的本体。这种美本身是与哲学知识以及真理，属于同一类的东西。认识美本身的道路，实质上也是一条探索真理的道路。二、美与爱、善以及生活本身的关系柏拉图认为，人们追求的最高目的是不朽：“我相信人们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都是为了获得不朽的声望，赢得后人的爱戴；他们的品德越高，就越要这样做。他们所爱的是不朽的事物。” 而追求不朽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生育，把自己的精血传给子孙万代，让自己的生命在后代身上得到延续；二是生产精神作品，把自己的思想传给当代和后世，青史留名。这种方式与智和德相关。比如，像梭伦生育了城邦的法律，哲学家们生育了各种德性。比较起来，人们更愿意生产出精神产品。“只要看一看荷马、赫西俄德和其他大诗人，羡慕他们留在身后的为他们在人世间获得千古芳名的美好子女，那么人们就会愿意选择生殖心灵子女而不愿意要肉体子女。” 追求这种不朽与智慧和善相关。而智慧与美是相关的：“因为智慧属于最美的事物，而爱是对美的爱，所以爱必然是爱智者”。“爱就是希望善永远为自己所有。”因此，这也是一种爱。生育与世俗的爱与性相关。“一切生物之所以具有这种狂热和爱情，都是为了追求不朽。”“美是主宰生育的命运神或生殖女神。”爱美也是与不朽相关。由于追求不朽，人就要爱，爱美或爱智慧、爱善。爱与真、善、美被内在地连接在一起。著名美学史家塔塔凯维奇：“著名的‘美、智、善’三位一体说正是起源于柏拉图，它体现着人类的最高价值。柏拉图把美置于其他最高（supreme）价值同等的地位，但不在它们之上。” 真、善与美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美与善本身都是一种“理念”，都是本体，都是真。然而，美与善本身之间是同一的，还是异质的？在“理念”的世界中是并列的还是从属的？美不是善，善也不是美。在《会饮》篇中，柏拉图认为通过对美的观照，可以达到对于真理的把握，并把关于美的学问看作是“唯一的涵盖一切的学问”。那么，美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的“理念”？是一种最高的真？在知识世界中最后看到的、也是最难看到的，即是善的理念。要认识到它，就必须说明它确实是各种美和正义事物的原因，是可见事物中的光明之父，是可知世界中理智和真理的最高源泉。任何一个要合理地处理公务和私人生活的人必须注视到它。这里明确地把善看作是最高的“理念”。善是包括美、正义在内的各种事物的原因和根据。对于这一问题，柏拉图又提出了他的“太阳比喻”：他认为，在可感世界中最崇高、最伟大、最美丽的是太阳。仅有视力和可视对象还不足以使肉眼看见对象。善在可知领域中也占有与太阳同样的位置。太阳不仅是所有可见事物可见性的创造者，同时也使得它们得以生成、生长和哺育；虽然它自己不是生成的。知识的对象不仅从“善”得到它们的可知性，并且从善得到它们自己的存在和本质，而善自己却不是本质，而是超越本质的东西，比本质更尊严、更强大。给认识的对象以真理，给认识者以知识的能力，即是善的理念。太阳是认识可感事物的源泉，使可感事物对象显现出来，同样，善决定可知对象所是，使之向心灵显示出来。因此，善不仅是一种最高的“相”，而且还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相”，因为所有其他的事物只是由于跟善相关，才变得有用和有益。如果没有善，那么其他任何事物就没有价值。不知道什么是善，就不知道其他没有善的事物是没有价值的。追求美，是能够接近善本身的。追求美是与善、与永恒相关：这种美本身的观照是一个人最值得过的生活境界。柏拉图把爱、美、善等，最终都还原到人的生活本身中，与不朽相关，也可以说，不朽是人的最终目的。美的概念不仅仅与审美和艺术相关，更主要的是一种人的生活方式和理想，是一种哲学的最高境界之一。从对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阅读和欣赏中，我们从希腊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就可以对柏拉图的这个思想产生深切的领悟和体验。三、艺术的功能问题理性可以达到的美的本体。艺术作品只是对个别事物的模仿，属于肖像一类，它只与猜测的心理状态相应。所以，艺术不是理性所把握的对象。通过艺术，我们不能达到至善。柏拉图因此提出反艺术的主张。第一，从知识的角度说，艺术是对感性事物的模仿，是“影子的影子”，与“真理隔着三层”。在古希腊，艺术一般被看作是一种“制作”（poiēsis），柏拉图认为所有的“制作”也可以说成是诗：就（诗的）本意而言——即使原来不存在的东西成为存在——诗不止一种。所以，每一种技艺创造都是诗，每一位手艺人都是诗人，……尽管如此，我们却不把他们都称作诗人，对吧？我们用不同的名词称呼不同的技艺，而把“诗”这一称谓只送给其中的一种，他的工作对象是音乐和格律，虽然只要是制作都可以接受这个称呼。我们仅仅称这种技艺为“诗歌”，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即为“诗人”。诗人就是一种工匠，而且诗人所制作的产品比其他的手艺人制作的产品还要低级。人们之所以对诗歌和绘画等艺术感兴趣，是因为画有色彩，诗有韵律，能迷惑群众，如果从诗人作品中把音乐所生的颜色一起洗刷去，那么，这首诗就像花一样，青春的芳艳就已经枯萎了。现实的世界是对“理念”的模仿。而诗人和画家的模仿不仅没有使模仿的产品争取向“相”靠拢，而且失去了它的物质性。人们不可能从中学到真正的知识。因此，在与真理和知识的关系上，柏拉图对艺术做出了彻底的否定。他说：“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模仿者，无论是模仿德行，或是模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 从政治和伦理方面说，艺术对于人性会产生很坏的负面影响。对于“理想国”来说，柏拉图认为一个城邦的法律，比一个悲剧要完美得多。他认为，艺术对人性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渎神。有些诗歌和悲剧直率地描写神明唉声叹气，号啕大哭，狂欢失态，有失神的尊严，引出神的不检点的行为，使人们失去对神的敬畏和敬仰，失去行为的楷模。二是迎合人性中卑劣的成分。悲剧让人产生同情、怜悯，常常能够满足人的感伤癖，喜剧则能够培养人的小丑习气。在观看喜剧时，……你会对自己不愿表演的小丑的言行喜不自禁，你不会觉得这是粗俗的行为，一如你在体验悲伤时的感觉？这里，情况也一样，你释放出平时惧怕遭受谴责而予以限禁的试作小丑的情感，使其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放任的结果，通常会在你有所意识之前，已经变成了私下里的喜剧演员。艺术给人的放任和纵情提供机会和理由。人们在剧场里可能作出平时不可能做的一些蠢事。这样下去人们会变得行为不端，情感脆弱。此外，诗歌增大了欲念的强度，灌溉、滋养人的愤恨、性欲等欲念和快感或痛感的情绪，削弱了理性的力量，破坏了心理的平衡。因此，柏拉图要把那些模仿诗人和艺术家驱除出他的“理想国”。这说明，柏拉图否定艺术不是认为艺术没有功用，正相反，他认为艺术的作用非常大。他对艺术的看法完全是从对人的教育尤其是从培养统治者的接班人的角度出发的。柏拉图对于一些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和城邦法律的诗和艺术不仅不反对，而且非常欢迎。属于这一类的有颂神诗，赞美好人的诗、音乐等。为了保证这一类诗歌的正常生产，柏拉图认为要对诗人进行监督，“强迫他们在诗里只描写善的东西和美的东西的影像，否则就不准他们在我们的城邦里做诗”。因此，柏拉图提出了对于艺术的两手办法：一是禁止那些不健康的、渎神的艺术，一是鼓励和管理那些生产有益于青年和儿童教育的艺术家。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如此简单。最难以确定的是如何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度。艺术的功能问题，首先涉及到艺术自身的价值，同时，还涉及到艺术的社会责任及艺术伦理问题，也是美学史上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美学家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也常常成为艺术批评家和政治家们交锋的一个症结。艺术家维护的是创作的自由和艺术自身的价值，政治家们主要考虑社会影响和效果。为了自己的统治利益，现代的政治家们并非是简单地奖掖有利于自己的艺术，压制不利于自己的艺术。但他们对于艺术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大体不过“堵塞”与“导引”两种方法，效果也各有利弊，至今仍无定论。四、灵感与迷狂——艺术创作论一般认为，艺术家在创作时，是受到灵感的支持。这种灵感是什么？来源于何处？德谟克利特曾提出艺术的灵感来源于一种疯狂的热情，苏格拉底也有类似的说法，柏拉图则进一步提出艺术创作的“迷狂”（mania）说。他说：“你（指伊安）这副长于解说荷马的本领不是一种技艺，而是一种灵感，像我已经说过的。有一种神力在驱谴你，像欧里庇得斯所说的磁石，就是一般人所谓“赫剌克勒斯石”。磁石不仅能吸引铁环本身，而且把吸引力传给那些铁环，使它们也像磁石一样，能吸引其他铁环。……诗神就像这块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得到这灵感的人们又把它传递给旁人，让旁人接上他们，悬成一条锁链。凡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这里把灵感比喻成磁石。诗神把灵感传给诗人，通过诗人，再去感染诗歌的听众。《斐德若》篇把这种灵感说成是“迷狂”。一般来说，迷狂有四种：一是民间的“迷狂术”，似乎是“预言术”的前身；第二种是驱除病灾的巫术，祷告的人进入迷狂的状态；第三种是“诗神附体”的迷狂：“它（诗神）凭附到一个温柔贞洁的心灵，感发它，引它到兴高采烈神飞色舞的境界，流露于各种诗歌，赞颂古代英雄的丰功伟绩，垂为后世的教训。若是没有这种诗神的迷狂，无论谁去敲诗歌的门，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尽管他自己妄想单凭诗的艺术就可以成为一个诗人。他的神智清醒的诗遇到迷狂的诗就黯然无光了。” 此外还有第四种迷狂——“灵魂回忆”说。人分为灵魂（psuchē）和肉体。他认为，灵魂就像“一对飞马和一个御车人”。神的灵魂所使用的马和御车人都本身是好的，而且血统也是好的。神以外的一切生物的灵魂所使用的马和御车人都是驳杂不纯的。人类的灵魂，御车人要驾御两匹马，一匹驯良，另一匹顽劣。凡灵魂完善的，就向上界飞行，主宰宇宙。如果灵魂不完善，就向下跌落，一直落到坚硬的东西上面，附着一个尘世的肉体。在上升的行程中，灵魂会进入神的永恒的境界。“就在这天外境界存在着真实体，它是无色无形，不可捉摸，只有理智——灵魂的舵手，真知的权衡——才能观照到它。”人的灵魂即使在肉体中受到拘禁，但是仍然渴望重见“相”的永恒世界。但是，并不是所有人的灵魂都可以实现他们的愿望。凡能努力追随而最近于神的，也可以使御车人昂首天外，随着天运行，可是常受马的拖累，难得洞见事物的本体；也有些灵魂时升时降，驾御不住顽劣的马，就只能窥见事物本体的局部。诗人的灵魂与众不同，比较完善，可以往上界飞行。在运行的期间，它很明显地，如其本然地，见到正义，美德和真知，不是像它们在世人所显现的，也不是在杂多形象中所显现的——这些是我们凡人所认为真实的——而是本然自在的绝对正义，绝对美德，和绝对真知。后来，诗人在尘世间看见美的事物，就会回忆灵魂所见到的永恒世界里的真正的美，举头望见永恒本体境界那时候所见到的一切”，他把这些东西描绘出来，就成为美妙异常的、动人心魂的诗歌。这一类的诗人，实际上也是哲学家，即真正的爱美者、爱智慧者。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看到这个事例，我联想到的是，著名数学家陈景润，边走边思考哥德巴赫猜想，而一头撞到了电线杆上，陈景润因为被讥笑为傻子。但是，陈景润终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二者年代不同，内容不同，但其实质却是如此地一致。人，总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除非他像庙里的泥塑木雕，仅仅坐在那里供善男信女们来参拜而整天无所事事。所谓干大事业而不拘小节，正是告诉我们，一个人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如果一切都注意到，面面俱到，则很难在某一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他老人家说引用过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含义也大致若此。诸葛一生唯谨慎，事必躬亲，则只有早亡；牛顿竟然可以犯下把怀表当鸡蛋煮到锅里的错误，但他却以力学三定律的发明为成就而不失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科学家。这个素材非常有意思，泰勒斯能使自己掉入深坑，很容易给人一个缺乏基本生存能力的印象，人们也往往因为这个不好的印象，而忽略掉他所具备的寻常人所没有的能力。而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显然不会从这个层面对泰勒斯加以认识，哲人，与凡人的分水岭，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这个素材，实际上也在提醒我们，不要被表象所迷惑而忽略了事物的本质，不要因为一个人身上可能存在缺陷而认定他肯定一事无成，更不能因为一件事在某一方面可能让我们感到不满，就对它全盘否认。当然，反之也是可以讲得通的，也就是，不要因为一个人可能做过一件好事，就容忍了他的大奸大恶，不要因为一件事可能有利于极少数人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就认为是合理的，不要看到表面风光一时就认定可以悠悠万世。这样的事例可以说是触手可及，要举就太多了，多到举不胜举的程度。确实，这实际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这件很小的案例，反映的却是一种哲学的大问题。诗人提倡享受过程，而哲学家可能更加注重结果。从事或分析一件事情，我们还是要看主流，当然，我们可以期待细节也尽善尽美，但却不可以那样要求。这就是所谓“小处着眼，大处着手”。其实，世间万物，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