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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悚式电影一直是很多影迷十分热爱的题材，电影《怪谈》该片用标新立异的角度演绎了现代式青春惊悚。作为具有时代元素一部作品，该片上映后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可以说这部剧作诠释另类恐怖的特点以外，其影射人心的方式，也让荧幕外的观众，感受到了凛冽的胆战心惊。
这部影片用极具特点的故事形式，以人们熟悉的社交软件微信为故事载体，讲述了都市男女通过“漂流瓶”“摇一摇”“附近的人”而发生了一系列细思极恐的故事。从题材角度上看，这部惊悚电影摒弃了传统式的奇幻情节，而且用青春片的形式与现代生活彼此呼应，这种拍摄方式拉近了观众与故事人物的亲近感，能够引起很强的代入与共鸣，尤其是对很多青年人而言，越是接近生活的恐惧，越能引起肾上腺的提升，从而让人意犹未尽。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里，国产惊悚片很难打造自己独特的口碑，可喜的是这部剧作不仅颠覆了人们过去的认知，也有着浓郁的韩系元素风格，该情节以因果循环四个字为整部电影的基础，揭露人性善恶的同时演绎了一场冰冷城市之中的欲望与贪婪的作祟。对于剧中演员而言，他们的演技将角色浑然天成的塑造，尤其是李治廷所饰演的角色子梁，一个单纯的男人经历种种灵异事件后，他逐渐的目睹了人心的真相，这个角色心理历程是十分有看点的。
说起大家熟知的人物“罗兰婆婆”，在很多人儿时记忆里她面容是很多人的童年“阴影”，在影片中其所扮演的神秘婆婆，让这部国产剧作有了早期港式恐怖片的情怀回忆，她的客串与演技让人十分的佩服。《怪谈》将如今火热的大数据网络真实的呈现在观众面前，快节奏的生活，繁重的压力，居心叵测的人际关系与争斗，确实唤醒了很多青年人对于眼前生活的真实看法。
从艺术角度分析，该电影并没有欧式恐怖片的血腥暴力，还有激烈的冲突矛盾，整部电影剧情犹如暗流涌动的河水，波澜不惊的河面下面，隐藏着诡异的事情真相。心理表达成为了该剧作的重点，私欲与贪婪让原本纯良的年轻人走入了无法回头的心魔之中。总的来说该片算是一部下饭佳片，演绎出大城市之中的光怪陆离，或许世界上最晃眼的向来不是鬼怪乱神，而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人心吧。
成年人的世界向来都是被痴嗔贪所控制，网络科技的发达让人们生活有所透明的同时，也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伪装和嫉妒。看完这部电影就有一种感觉，世界上最恐怖的故事，其实就是发生在普通生活之中，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发展到1995年的。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制片人的时代——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特点1.制片人制度的确立难以确切统计目前韩国有多少家电影制作公司，1997年至今，每年的五六十部电影分别是由30家左右的电影制作公司制作出来的。很多导演成名后即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并常以姓名来命名公司。可以确定的是，进入90年代后的韩国电影，制片人控制着从管理资金、策划到制作的全过程，这一制作系统已经完备。这十年可以说是制片人的时代，成功的大部分电影如果说是“制作人的电影”也毫不夸张。此处所说的制片人，主要指前述90年代后兴起的独立制片人。首先，制片人的融资渠道多种多样。他们通过向发行公司销售地方发行权，或者销售录像带版权来获得投资，90年代以后则主动向大企业或风险资金拉投资，向政府的电影振兴公司做抵押版权融资。近两三年甚至出现通过互联网募集社会资金的情况，如后来在票房上大获成功的《犯规王》，在互联网上公开募集1亿元韩币，每位影迷都可以从自己的账号上投资5万元韩币，极大地活跃了制片机制，推动了参与意识和消费互动。其次，制片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注重商业类型片的生产(包括策划、制作、控制)和宣传营销，并将主体受众瞄向年轻观众。他们极为重视影片的前期策划和精密控制，以迎合或引导市场。80年代的重要导演裴昌浩和李长镐在90年代上半期拍出的艺术电影在商业上完全失利，使独立制片人认为必须把握观众迅速变化着的消费趣味。各独立制片公司负责策划和营销的部门日益专业化。1995年的《301，302》、《炎热的午后》、《低声》等几部女性影片把高学历的年轻女性作为目标观众，获得较好的收益。然而1995、1996年间，曾被寄予厚望的大部分的低预算影片终归失败，因为观众并不理会什么“低成本”和“新导演”之类的说法。于是制片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分析市场趋势、把握观众趣味和严密监控制作过程中去。1998年开始兴起的伤感类型的爱情文艺片热和恐怖片热，正迎合了经济低潮期的观众，大获成功。如《信》、《女校怪谈》。为确保商业利益，制片人不得不效仿市场上已经成功的影片，而这种“效仿”、“跟风”，实际上即是类型的重复、成规化和深入、革新的过程。“跟风”使得韩国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提高，类型模式生成，同时，电影受众的年龄层相对向低龄化发展，因为他们相对容易趋附和引导。除了像《西篇记》、《生死谍变》和《共同警备区》依靠媒体的成功宣传，在全国获得巨大反响的影片外，其它能使中年以上的观众也能来到剧场观看的电影几乎没有。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韩国制片人制度的第三个标志是，大片的出现和制作费的普遍提高。经济利益决定了大财团和风险投资、独立制片公司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如同好莱坞的“重磅炸弹”策略，制片公司和发行公司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影片投资不得不与日俱增。为了保证票房，或者说为了拥有更多的票房安全感，商业片中普遍起用明星，无疑也增加了制片费用。 韩国国产电影制作费变化表(1995—2000)(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 ，笔者翻译、绘制。)年度 819992000平均制作费用(千美元) 769 1000115414621654 韩国电影发行网的扩大使韩国电影也可以成为“大片”——大投资的电影在数十个、上百个影院同时上映，在短时期内迅速获取高额票房收入。而原来大片的概念是只属于好莱坞电影和少数香港动作片的。然而韩国电影业的资金与人才毕竟有限，一家公司要制作10部影片，其中两三部能引起关注是正常状态，但在韩国电影制作系统内部，事实上往往把所有的力量倾力于其中一两部影片的成败，剩余的作品则干脆被视为没有价值的产物。一两部高票房的电影可以成就一个公司(制片人)和一个导演，而一两部影片受挫则拖垮一个公司和埋没一个导演，也是屡见不鲜的事。许多80年代重要的电影导演现在没有机会拍片，不能不说是韩国电影业的一个损失，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大片和高票房策略还助长了观众和媒体对韩国本土电影的盲目热爱，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过热”病值得警惕。此外，制片人中心制下的演员明星制或者称明星效应，在韩国电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好莱坞、香港相比，韩国明星的类型化情况不明显，这是一个重要的产业特征。朴中勋是韩国最为杰出的喜剧演员代表，创造了90年代上半期最为成功的商业片(《我的爱，我的新娘》、《两个警察》等)，但他也出演《冷酷无情》这样的动作片。影院联合集成统一院线，并和发行公司达成更为密切的关系，使韩国放映系统趋于规范。影院的普遍改造和多厅影院的出现，满足了观众的多样化需求。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影院萧条后，90年代后期，韩国的银幕数量开始不断增多。 韩国90年代银幕数量变化表(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笔者翻译。)年份银幕数量观众人次(百万)1991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是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发达、大众文化普及的社会背景下，由资金来源变化、电影政策宽松、电影文化普及和新型电影人才出现所带来的电影繁荣现象。其主要标志是制片人制度的形成和商业类型片的繁荣。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的成功，首先证实了电影的经济原则：电影是在资方、观众、制片方、发行方、院线——而且主要是观众和制片方——之间不断交流、协调的结果。制片人作生产的主要控制者，将商业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将类型片作为主要生产品种，在成规化生产的同时不断提高工艺水准和拓展类型品种，以满足和引导观众新的消费需求，同时不断提高生产费用并采用大片战略以获取更高利润。
小泉八云，原名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出生于希腊的圣莫拉岛，其父亲是英国治下的爱尔兰人，母亲为希腊人。 1863年到美国打工，干过酒店服务生、邮递员、烟囱清扫工等，后成为记者。 1890年赴日，先后在东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开讲英国文学讲座。 1896年加入日本国籍，因为希望将遗产留给妻儿，所以从妻姓小泉，取名八云。 1904年9月26日，因心脏病发而去世，共在日本生活了14年。 《怪谈》是小泉八云生命最后一年创作的短篇故事集，共收录五十五篇经过他改写的日本鬼怪故事。其作品贯穿了日本文化艺术领域的“物哀”传统，受到了高度称赞，被誉为日本现代灵异怪谈文学的的鼻祖。 拉夫卡迪奥·赫恩兼具希腊和爱尔兰血统，古希腊和凯尔特民族恰恰盛产神话故事。按照宿命论的说法，这个人似乎天生就和那些神灵精怪故事有所契合。 但他却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 小泉八云这个自西方出生和成长的文人，赠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泊桑、马克·吐温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在同样的大环境中成长。 当那些西方文豪致力于揭露社会的激荡和朽秽之时，小泉八云却沉溺于东方“除却我与月，天地万物无”的意境中无法自拔。 而他所喜爱并为之着迷的就是那些潜藏在日本山川湖泊之中的精怪传说。 和小泉八云作品创作时间最近接的日本本土作家代表就是夏目漱石，在那个年代日本文坛上的浪漫主义高潮已只剩余韵，自然主义派正处于兴盛前夜，大有席卷一切之势。 在别的作家在致力于如何提升作品格调，怎样增加作品厚度之时，小泉八云却痴迷于挖掘和搜集各种各样的素材，完成自己的认知和日本本土文化的一次次融合和升华。 不得不说，蹉跎半生的他赶上了好时候。 他原本就熟练掌握的英文写作语法与日本文学界一直推崇的汉文语法类似（由于语系不同，日语和汉语语法差别，其实要比英语和汉语差别更大），经过其妻子口述介绍，并由他改写的英文短篇极受好评。 其感兴趣、并加以改写的山精鬼怪风物，恰恰属于当时日本读者开始青睐的自然主义派作品之中少数能够接受的虚构元素。 再加之其行文时，并不像以往作者那样刻意去描摹鬼怪的狰狞可怖，而是透过对意境和氛围的塑造和重现，将历史融入故事之中。岛根县民间口头传唱的特色歌谣、出云地区各种妖怪传说，经过小泉八云的加工，被赋予了独特民族风情和文化内涵。 虽然他的行文没有当时日本作家常见的华丽辞藻，但是却弥漫着强烈的日本传统文学的“乡土风味”，或诙谐，或警示，或讽喻，丰富多彩才，形态多变。作为东方恐怖美学的传世之作，小泉八云的《怪谈》也被誉为“日本灵异文学的鼻祖”。 《怪谈》一书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譬如日本历史上因战败而被灭族的平家怨灵，弧线、柳树精报恩、幽灵伸冤的秘闻……这些民间故事都是小泉八云在岛根县居住的时候，一点一滴地收集起来的。其耗时之长，十分让人敬佩。 小泉八云是一个非常有毅力的人。在年少的时候，他的左眼因为在游戏之中被飞来的绳结误伤，不久就宣告彻底失明。左眼失明给年少的赫恩（即小泉八云）带来了十分巨大的打击——在其一生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中，他都已侧身或者是闭目的姿态出现，目的就是这眼神上存在的缺陷，以及他隐藏在自己内心的痛苦。 只不过这种痛苦和身上的残疾却也磨炼了他的精神和品质。经历了父母先后去世、领养自己的姑母破产、左眼失明等一系列不幸遭遇，赫恩并没有自暴自弃。 他在19岁的时候就远渡重洋，去美国独立谋生。在此期间体验过十九世纪美国底层各种黑暗和不公，生活极度拮据，但是为了生存、以及对于文学创作的热情，让他成为了一名记者和作家。 在1890年，小泉八云作为纽约哈帕出版公司的特约撰稿人前往日本，从此在这个东方国度生活，并且开始了自己对于日本文坛的“上洛”之路。
相关资料：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发展到1995年的。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上争论不休的政治不稳定进入90年代开始销声匿迹，整个社会慢慢进入民主化、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且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产阶级形成并稳步扩大，文化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有线电视的开通、录像市场的扩大、卫星电视的前景，一方面争夺着电影观众，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电影节目而培养了观众，且它们都是以电影为核心的影像产业，这使得政府和大企业开始注意电影市场的价值。大众文化开始盛行。流行音乐乐队等开始流行，消费人群年轻化，产品包装要求提高，对大众偶像的消费需求增强。在现代韩国社会的变化过程中，青年群体又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是经济现代化的主力军，在社会意识方面则是历史变革的动力。截至1995年的统计，14-24岁的青少年人口略超过900万，占总人口的。韩国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战略和提倡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战略，使得整个社会普遍认为，韩国的未来命运掌握在“一个背包就能周游世界，懂电脑，会利用先进通讯设备，处变不惊，有坚强毅力，主张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注：金镇旭(韩)：《80年代至90年代的韩国电影》，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生论文，第27页。)特别是大学生(占青少年总人口的约)(注：君冢大学(日)、吴鲁平(中)、金哲秀(韩)：《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页。)，他们在80年代经济繁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有机会享受1988年奥运会以后的经济富裕和政治稳定。他们将成为韩国电影的主要消费者。在造成韩国电影振兴繁荣景象大的社会背景中，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指出：韩国民众强烈的爱国心和罕见的民族凝聚力。韩国电影票房的奇迹，与韩国观众对本土电影非理性的热爱，蜂拥而上的参与行为是分不开的。许多影片如《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的上映，媒体一律不能有批评声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会被认为是“不够爱国”。当政府放宽“电影进口限额制度”时，电影人立刻示威游行，而韩国大众媒体一律给予最大的支持，结果迫使政府对电影人和民众做出妥协。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从这点上来看，应该说韩国文化论作为‘大众性消费品’而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具备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进入90年代这一时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就后，‘政治言论’的影响力下降，人们有了一点可以说说‘文化’的空闲和‘自信感’。国际化的迅速进行同时也成为一种压力，因而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设定也越发显得重要。”(注：权淑仁：《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当代韩国》2000春季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1页。)汉城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权淑仁教授在《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一文中，探讨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韩国文化论”缺失的原因。笔者借用这段话是想说明：韩国电影作为“大众性消费品”具备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90年代这一时期。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出现，正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环境的成熟，和电影产业内部制作、发行、放映诸环节的合理营造——其中电影制作人对类型片的有意识的推进和发展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大资本的介入改变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电影资金传统上有两大来源，但进入90年代，制片投资发生了两次大变化，极大程度地影响了电影产业及电影形态。1.产业背景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韩国电影工业基本上是以美国好莱坞电影消费市场为演变主导的。1986年韩国电影市场开放进口外国影片，迅速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市场，一年即发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为本土影片，300部是进口影片。其中仅好莱坞和香港两地的娱乐片即占70%多(注：全阳骏(韩)：《韩国：电影工业、美学、新潮流》，李莲英译，《新亚洲电影面面观》，焦雄屏编，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页。)。80年代，韩国大电影公司将利润由对本土电影的投资全面转向进口好莱坞电影。政府虽然制定了“电影放映限额制”，但好莱坞利用美韩贸易谈判的机会，强制韩国政府采取自由化的电影政策。美国电影公司不须经过垄断进口的韩国电影公司，长驱直入韩国市场。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在网上搜安倍晴明，平安夜行抄。记住是搜小说，多看几本有关的小说写下观后感，然后翻译成学术语言就行了。
论文第9区帮你出谋划策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那最早的要从日本的神话传说中的鬼怪开始说了，日本叫 昔话（むかしばなし）然后是代表性文学作品中的鬼怪。比如源氏物语中的妖魔鬼怪。发展到近现代，很多作家都有这方面的题材。比如森鸥外、芥川龙之介等等。他们不仅写日本的本土鬼怪，还有中国古典中的鬼怪。当今的我推荐你看些日本的恐怖电影或动画电影。比如宫崎骏的《平成狸合战》，那就是个妖怪大巡展
1、日本很多传说和怪谈..里面有很多妖怪..【百鬼夜行】，这个应该也是日本文化中的一种，你可以找找相关的资料写..2、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3、“大和民族”中的“和”在日本人生活、工作中的体现..（日本人工作时候的敬业精神、热情和生活中对待各种事物的态度、善于学习，可以和中国还有欧美国家对比着写）4、日本现在被誉为亚洲的时尚中心，大量的护肤品、化妆品、服装品牌的崛起，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可以先分析现状..）5、日本的高科技和微电子产业发达（机器人、电子产品等世界领先），分析现状，可以拓展到整个的经济领域6、日本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可以和欧美国家对比着写，因为日本的君主立宪制英国有，法律制度基本是大陆法，然后稍微加了点英美法..）不过这个比较难写，要学法律专业的可能好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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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觉得是不可能有的……你还你还是去你所在城市的各大图书馆找找吧……北京这边只有日研才有……我正好也查到这个书……
提起日本的妖怪，你会想起什么？是电影《午夜凶铃》里的恐怖女鬼，手游《阴阳师》里的各种式神，抑或是动画片《夏目友人帐》里的可爱妖怪？相信有许多人和我一样，平时或多或少会通过不同渠道接触到日本妖怪文化题材的作品，却缺乏机缘去深入了解日本妖怪文化的起源及发展。很幸运的是，悉尼的新南威尔士艺术博物馆于2019年11月2日至2020年3月8日举办了《日本超自然艺术展》，展出了约180件从古至今以妖怪为题材的日本艺术品，让观众有机会可以系统地了解这个风靡世界的文化。 日本妖怪文化最初源于远古时期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的想象。四面环海，内陆有众多山丘和森林，时有台风、海啸和地震，加上野兽横行，这些无法解释的现象激发了人类对于自然的恐惧，也逐渐衍生出对妖怪的想象。这些想象在平安时代（794-1192年）、室町时代（1336-1573年）和江户时代（1603-1867年）随着中国文化的传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高速发展，并在江户时代到达鼎盛。妖怪的题材扩展到以人、动物和商品为原型。文学，绘画和木板印刷技术的出现，也进一步促成了妖怪文化的传播。到了现代，这些自然现象早已不再神秘，然而妖怪文化却流传 下来，并依然在为无数艺术和娱乐作品提供宝贵灵感。 村上隆于1962年出生于东京，自小沉迷动漫。在日本获得传统日本画博士学位后，于1994年前往纽约进行艺术创作。在研习西方当代艺术后，村上隆决定还是以自己一直热爱的日本动漫和御宅族文化为基础进行创作，并创造了其后大红大紫的“超扁平”风格。超扁平一方面代表了日本动漫的二维风格，另一方面也意指日本当代社会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社会也变得愈发缺乏深度。其流传最广的作品包括向日葵形象以及和路易威登的联名系列。 受本展委托，村上隆特地创作了这幅以妖猫和武士为题材的巨幅画作。本作长10米宽3米，由502个丝网组成，也有着一个和它的巨大尺寸及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匹配的名字：《Japan Supernatural: Vertiginous After Staring at the Empty World TooIntensely, I Found Myself Trapped in the Realm of Lurking Ghosts and Monsters》。字面意思为，《日本超自然：眩晕。在过于激烈地凝望虚无的世界后，我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妖怪潜伏的国度》。 村上隆素来擅长把色彩明快的可爱卡通形象和黑暗诡异的元素结合在一起。相较之下，这幅以浮世绘风格为基调的作品少了他经典的可爱风格，却把冲击力放大了许多倍。昏暗的展厅，凶恶的青鬼赤鬼守卫，妖猫与武士的激烈缠斗，无一不散发着森森妖气。 在采访中，村上隆表达了本作灵感来源于突破日常生活的渴望：“当我置身这个艺术世界，我感到非常厌倦。每时每刻，我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说同样的话。”相信这样一成不变的生活，以及随之而来的倦怠感会是大多数人的常态，但这或许更体现了艺术的价值——以不同形式的美，带你短暂逃离生活的琐碎，并探寻内心的声音。 另一件村上隆的展出画作同样是一幅巨制。在2011年日本“311”地震及福岛核电站泄漏之后，村上隆开始思考从自然灾害中产生的艺术，以及宗教信仰在治愈灾后心灵创伤中的作用。150年前的安政江户地震后，狩野一信创作了《五百罗汉图》来为人们带来内心的平静。以此为灵感，村上隆创作了这幅长达25米的《在死亡之地，踏上彩虹的尾巴》，并于2014年在纽约高古轩画廊举办了同名个展。本作及上述妖猫画作前的青鬼赤鬼雕像便是源于该展。 画的最左边是“八仙过海”中的吕洞宾，把一条龙踩在脚下。之后是掀起惊涛骇浪的两条巨龙，带来象征死亡的骷髅。象征人们生活的船只，在波涛中摇摇欲坠。最右边则是一派祥和的景象，惊涛在此也化为溪流，意为宗教信仰可以帮助人们度过困难时期，迎来平静的生活。 看到这幅画，会不由想起这次疫情。从古至今，在面对大自然时，生命的渺小始终没变过。人生无常，因此更要积极而不留遗憾地活着。 浮世绘的字面意思为“虚浮的世界绘画”。“浮世”一词起源于佛教，本意为人生的虚无缥缈。后在日文中亦有现实世界和生活享乐之意。因此浮世绘是多以普通人为主题，描绘市井生活的画作。浮世绘题材主要包括艺妓，花鸟和武士等。然而许多浮世绘大师也会脱离写实风格，描绘一个截然不同的妖怪世界。得益于江户时代出现的木版印刷技术，浮世绘作品在这个时代得以快速传播，这也带动了妖怪文化的发展。本展中出现的大多数画作便是绘制于江户时代的浮世绘，其中我最喜欢的是《画图百鬼夜行》、《相马旧王城》以及《百物语》。 《画图百鬼夜行》由鸟山石燕于江户时期创作，亦是流传最广的日本妖怪画卷之一。鸟山石燕从民间故事中搜集了大量素材，倾其一生创作了包括《画图百鬼夜行》在内的四部妖怪题材的画卷，共包括两百零七种妖怪。这也成为了后世至今无数创作的原型。其实细看起来，画中的妖怪并没有特别恐怖，反而有一点可爱的感觉。 《相马旧王城》由歌川国芳于江户时期创作。歌川国芳本名井草孙三郎，后拜入歌川丰国名下而改名歌川国芳。在经历过很长一段默默无闻的努力后，歌川国芳因根据《水浒传》画的一百零八将终于走红。之后除了武士绘之外，歌川国芳也创作了大量妖怪题材的绘画。歌川国芳还创新地把西洋画技法运用到作品中，如本作中的巨大骷髅，便是运用解剖图和透视法进行了精确描绘。 本作描述的是泷夜叉姬召唤巨大骷髅与大宅太郎光国在相马旧王城战斗的场面。平安时代，关东土豪平将门（又名相马小次郎）起兵叛乱并自称“新皇”，后被讨伐身亡。此后，平将门心怀怨恨的女儿泷夜叉姬通过诅咒仪式习得妖术，并在相马旧王城策划再次谋反。朝廷得知后，派出将军大宅太郎光国前往围剿。于是泷夜叉姬带领部下荒井丸和召唤出来的巨大骷髅，在相马旧王城迎战大宅太郎光国。《百物语》由葛饰北斋于江户时期创作。葛饰北斋是最有影响力的浮世绘画家之一。你或许没听过他的名字，但八成看过他的代表作《神奈川冲浪里》。他的作品不仅在日本广为流传，更是蜚声海外，许多西方印象派画家如莫奈、雷诺阿和梵高都受其影响。梵高的《星月夜》中漩涡般的星空便是受到这幅作品中海浪的启发。 也是在江户时代，民间兴起名为“百物语”的怪谈游戏。夏天的夜晚，人们在暗室内点亮一百盏油灯。而后开始轮流讲妖怪的故事，每讲完一个便吹灭一盏灯。直到还剩下最后一盏，便停止活动，留下那盏灯，大家一起等到黎明再各自回家。这是因为彼时相传，若在百物语时吹灭第一百盏灯，则会招来真正的妖怪。葛饰北斋的《百物语》系列便是以此为基础创作。但这个系列其实只有五幅作品，本次有三幅出展，为《笑般若》、《皿屋敷》和《蛇》。除了以上几幅，本展还展出了许多其他浮世绘大师的经典作品。包括月冈芳年的《和华百物语》， 板谷広长的《百鬼夜行图》， 以及河锅晓斋的《晓斋百鬼画谈》。 本展中还展出了一些现代作品，不过看罢经典的浮世绘后，会觉得现代作品大多有些兴味索然。唯一眼前一亮的只有青岛千穗的系列作品。 全展看罢，会不由赞叹浮世绘画作的精美以及艺术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同时关于妖怪的产生，也会引起许多思考。现代社会物质条件充盈，许多欲望可以轻易被满足，这又随之带来了更多的欲望。那些最终被欲望吞噬的人们，是否和那些放不下执念而产生的妖怪有些相似？因此不妨在追逐欲望的路上时不时停下来，以妖怪为戒，提醒自己放下不必要的欲望和执念，把最宝贵的东西留给最重要的人。
1、日本很多传说和怪谈..里面有很多妖怪..【百鬼夜行】，这个应该也是日本文化中的一种，你可以找找相关的资料写..2、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3、“大和民族”中的“和”在日本人生活、工作中的体现..（日本人工作时候的敬业精神、热情和生活中对待各种事物的态度、善于学习，可以和中国还有欧美国家对比着写）4、日本现在被誉为亚洲的时尚中心，大量的护肤品、化妆品、服装品牌的崛起，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可以先分析现状..）5、日本的高科技和微电子产业发达（机器人、电子产品等世界领先），分析现状，可以拓展到整个的经济领域6、日本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可以和欧美国家对比着写，因为日本的君主立宪制英国有，法律制度基本是大陆法，然后稍微加了点英美法..）不过这个比较难写，要学法律专业的可能好写些..
跟他们当时民间的传说有关吧，将自己的希望信仰寄托于妖怪身上，所以才会崇尚妖怪文化
因为日本以前经常会有自然灾害的发生，所以民间就盛传各种妖怪的传说。
日本的文化大多起源于我国的唐代.比如和服.比如文字.他们只是稍加变化而已.而他们的语言其实就是日本岛的土著语言和汉语的结合.懂得日语的朋友肯定知道不少日语的发音和意思都和汉语茶不多.比如 不可能.日语发音就是不卡那.他们生吃鱼这种习俗道是和\自然界的禽兽类学的
提起日本的妖怪，你会想起什么？是电影《午夜凶铃》里的恐怖女鬼，手游《阴阳师》里的各种式神，抑或是动画片《夏目友人帐》里的可爱妖怪？相信有许多人和我一样，平时或多或少会通过不同渠道接触到日本妖怪文化题材的作品，却缺乏机缘去深入了解日本妖怪文化的起源及发展。很幸运的是，悉尼的新南威尔士艺术博物馆于2019年11月2日至2020年3月8日举办了《日本超自然艺术展》，展出了约180件从古至今以妖怪为题材的日本艺术品，让观众有机会可以系统地了解这个风靡世界的文化。 日本妖怪文化最初源于远古时期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的想象。四面环海，内陆有众多山丘和森林，时有台风、海啸和地震，加上野兽横行，这些无法解释的现象激发了人类对于自然的恐惧，也逐渐衍生出对妖怪的想象。这些想象在平安时代（794-1192年）、室町时代（1336-1573年）和江户时代（1603-1867年）随着中国文化的传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高速发展，并在江户时代到达鼎盛。妖怪的题材扩展到以人、动物和商品为原型。文学，绘画和木板印刷技术的出现，也进一步促成了妖怪文化的传播。到了现代，这些自然现象早已不再神秘，然而妖怪文化却流传 下来，并依然在为无数艺术和娱乐作品提供宝贵灵感。 村上隆于1962年出生于东京，自小沉迷动漫。在日本获得传统日本画博士学位后，于1994年前往纽约进行艺术创作。在研习西方当代艺术后，村上隆决定还是以自己一直热爱的日本动漫和御宅族文化为基础进行创作，并创造了其后大红大紫的“超扁平”风格。超扁平一方面代表了日本动漫的二维风格，另一方面也意指日本当代社会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社会也变得愈发缺乏深度。其流传最广的作品包括向日葵形象以及和路易威登的联名系列。 受本展委托，村上隆特地创作了这幅以妖猫和武士为题材的巨幅画作。本作长10米宽3米，由502个丝网组成，也有着一个和它的巨大尺寸及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匹配的名字：《Japan Supernatural: Vertiginous After Staring at the Empty World TooIntensely, I Found Myself Trapped in the Realm of Lurking Ghosts and Monsters》。字面意思为，《日本超自然：眩晕。在过于激烈地凝望虚无的世界后，我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妖怪潜伏的国度》。 村上隆素来擅长把色彩明快的可爱卡通形象和黑暗诡异的元素结合在一起。相较之下，这幅以浮世绘风格为基调的作品少了他经典的可爱风格，却把冲击力放大了许多倍。昏暗的展厅，凶恶的青鬼赤鬼守卫，妖猫与武士的激烈缠斗，无一不散发着森森妖气。 在采访中，村上隆表达了本作灵感来源于突破日常生活的渴望：“当我置身这个艺术世界，我感到非常厌倦。每时每刻，我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说同样的话。”相信这样一成不变的生活，以及随之而来的倦怠感会是大多数人的常态，但这或许更体现了艺术的价值——以不同形式的美，带你短暂逃离生活的琐碎，并探寻内心的声音。 另一件村上隆的展出画作同样是一幅巨制。在2011年日本“311”地震及福岛核电站泄漏之后，村上隆开始思考从自然灾害中产生的艺术，以及宗教信仰在治愈灾后心灵创伤中的作用。150年前的安政江户地震后，狩野一信创作了《五百罗汉图》来为人们带来内心的平静。以此为灵感，村上隆创作了这幅长达25米的《在死亡之地，踏上彩虹的尾巴》，并于2014年在纽约高古轩画廊举办了同名个展。本作及上述妖猫画作前的青鬼赤鬼雕像便是源于该展。 画的最左边是“八仙过海”中的吕洞宾，把一条龙踩在脚下。之后是掀起惊涛骇浪的两条巨龙，带来象征死亡的骷髅。象征人们生活的船只，在波涛中摇摇欲坠。最右边则是一派祥和的景象，惊涛在此也化为溪流，意为宗教信仰可以帮助人们度过困难时期，迎来平静的生活。 看到这幅画，会不由想起这次疫情。从古至今，在面对大自然时，生命的渺小始终没变过。人生无常，因此更要积极而不留遗憾地活着。 浮世绘的字面意思为“虚浮的世界绘画”。“浮世”一词起源于佛教，本意为人生的虚无缥缈。后在日文中亦有现实世界和生活享乐之意。因此浮世绘是多以普通人为主题，描绘市井生活的画作。浮世绘题材主要包括艺妓，花鸟和武士等。然而许多浮世绘大师也会脱离写实风格，描绘一个截然不同的妖怪世界。得益于江户时代出现的木版印刷技术，浮世绘作品在这个时代得以快速传播，这也带动了妖怪文化的发展。本展中出现的大多数画作便是绘制于江户时代的浮世绘，其中我最喜欢的是《画图百鬼夜行》、《相马旧王城》以及《百物语》。 《画图百鬼夜行》由鸟山石燕于江户时期创作，亦是流传最广的日本妖怪画卷之一。鸟山石燕从民间故事中搜集了大量素材，倾其一生创作了包括《画图百鬼夜行》在内的四部妖怪题材的画卷，共包括两百零七种妖怪。这也成为了后世至今无数创作的原型。其实细看起来，画中的妖怪并没有特别恐怖，反而有一点可爱的感觉。 《相马旧王城》由歌川国芳于江户时期创作。歌川国芳本名井草孙三郎，后拜入歌川丰国名下而改名歌川国芳。在经历过很长一段默默无闻的努力后，歌川国芳因根据《水浒传》画的一百零八将终于走红。之后除了武士绘之外，歌川国芳也创作了大量妖怪题材的绘画。歌川国芳还创新地把西洋画技法运用到作品中，如本作中的巨大骷髅，便是运用解剖图和透视法进行了精确描绘。 本作描述的是泷夜叉姬召唤巨大骷髅与大宅太郎光国在相马旧王城战斗的场面。平安时代，关东土豪平将门（又名相马小次郎）起兵叛乱并自称“新皇”，后被讨伐身亡。此后，平将门心怀怨恨的女儿泷夜叉姬通过诅咒仪式习得妖术，并在相马旧王城策划再次谋反。朝廷得知后，派出将军大宅太郎光国前往围剿。于是泷夜叉姬带领部下荒井丸和召唤出来的巨大骷髅，在相马旧王城迎战大宅太郎光国。《百物语》由葛饰北斋于江户时期创作。葛饰北斋是最有影响力的浮世绘画家之一。你或许没听过他的名字，但八成看过他的代表作《神奈川冲浪里》。他的作品不仅在日本广为流传，更是蜚声海外，许多西方印象派画家如莫奈、雷诺阿和梵高都受其影响。梵高的《星月夜》中漩涡般的星空便是受到这幅作品中海浪的启发。 也是在江户时代，民间兴起名为“百物语”的怪谈游戏。夏天的夜晚，人们在暗室内点亮一百盏油灯。而后开始轮流讲妖怪的故事，每讲完一个便吹灭一盏灯。直到还剩下最后一盏，便停止活动，留下那盏灯，大家一起等到黎明再各自回家。这是因为彼时相传，若在百物语时吹灭第一百盏灯，则会招来真正的妖怪。葛饰北斋的《百物语》系列便是以此为基础创作。但这个系列其实只有五幅作品，本次有三幅出展，为《笑般若》、《皿屋敷》和《蛇》。除了以上几幅，本展还展出了许多其他浮世绘大师的经典作品。包括月冈芳年的《和华百物语》， 板谷広长的《百鬼夜行图》， 以及河锅晓斋的《晓斋百鬼画谈》。 本展中还展出了一些现代作品，不过看罢经典的浮世绘后，会觉得现代作品大多有些兴味索然。唯一眼前一亮的只有青岛千穗的系列作品。 全展看罢，会不由赞叹浮世绘画作的精美以及艺术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同时关于妖怪的产生，也会引起许多思考。现代社会物质条件充盈，许多欲望可以轻易被满足，这又随之带来了更多的欲望。那些最终被欲望吞噬的人们，是否和那些放不下执念而产生的妖怪有些相似？因此不妨在追逐欲望的路上时不时停下来，以妖怪为戒，提醒自己放下不必要的欲望和执念，把最宝贵的东西留给最重要的人。
从2017年2月9日，《仁王》初代发售，到2020年的3月12日，《仁王2》的发售，仅仅只隔了三年时间。 要知道，一部新的作品从立项策划，到制作再到宣发，甚至还要兼顾于《仁王》初代的DLC，其实仔细算算，这个时间其实十分的紧张。毕竟不可能《仁王》初代刚发售，就已经制作续作了吧……至少也得看看销量。毕竟这种级别的作品，是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打磨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在体验版中，这部作品并未表现出更多的超凡之处。当然体验版内容较少确实是个问题，因为玩家们还没对新的系统有所了解，甚至还在吃老本，按照初代的思路开荒，同样可以快速完成 游戏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正式版的发售，《仁王2》的内容完全的展示在了玩家们面前，我也实实在在的体会到了这一作的诚意，甚至对Team Ninja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制作完成这部作品表示敬佩，当然IGN给的9分评价，同样也是一份保险，佐证了《仁王2》的过硬素质。 深入到进化的层面，个人觉得《仁王2》在这次主要做的就是一件事，那就是将妖怪文化真正的加入到 游戏 中，而不是趋于表面，或者仅仅是某一部分。这次如果玩家们仔细品味，发现Team Ninja简直是将妖怪文化渗入到了 游戏 机制层面，并且贯穿战斗始终，影响非常之大。 那么不妨咱们今天就来聊聊，Team Ninja是如何将妖怪文化，注入到《仁王2》的骨髓里的。最初的时候，知名哲学家的井上圆了就对妖怪进行过研究，他将妖怪分为两个类别，实际存在的叫做真怪，误认和恐惧而产生的妖怪叫做假怪。 真怪自然是少之又少，并且几乎无法见到，就像我们听的那些都市传说，大都只是传说，根本无从证实。井上圆了的研究工作重心同样也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因为他发现，有很多妖怪的传言，都是假怪，他甚至开始力主排除这些迷信与谣言。 不过真正让日本妖怪文化开始流行起来的，则还是得从江户时代说起。倒不是我们炫耀，其实日本的妖怪文化，很大程度上，还真的要依赖于我国的几本古籍，比如《山海经》，《西游记》等等。在江户时代，出版行业极为盛行，参考了《山海经》的设定，并加以演绎的奇闻异事典籍，开始受到了大众的欢迎。浮世绘形式的火爆，更是让妖怪绘制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甚至成为一种元素符号。 比如我们现在想要买一些妖怪的资料书籍，相信鸟山石燕的名字，一定会被推荐。其实，鸟山石燕，原名佐野丰房，就是江户时代的浮世绘画家，专攻妖怪绘制。日本民众对于超自然现象，包括妖怪，都是抱持着一份敬畏的态度，人类不管怎么看，都是渺小的。这种颇为谦卑的态度，也让这些妖怪文化有了发展的土壤，流传到了如今。而目前的妖怪分类，也更为系统和详细，远远超过了原来的真怪与假怪的辨别方式。在《仁王》中，我们可以见到的阴阳师，便是日本古代的官职之一，他们利用阴阳道进行占卜或是看风水。随着时间的发展，日本民间也开始出现了阴阳师，并且并非官员，但他们同样负责祈祷和占卜。平安时代有名的阴阳师，安倍晴明在 历史 上，就确有其人。 当然梦枕獏的小说《阴阳师》，同样也为安倍晴明的受欢迎，做了很多贡献。顺便一提，安倍晴明也是长年以来日式动漫 游戏 热门的借鉴人物。 在阴阳道中，有一种可以差遣灵体的术，这种灵体就被叫做式神。据说召唤人的境界越高，便可以和更厉害的妖怪达成契约……“你好厉害，竟然能打败我的式神……”是不是《仁王》的玩家们还有印象？ 不过《仁王》里面，并没有对阴阳师大书特书，所以内容占比有限，反而是将守护灵放在了核心的位置。不过守护灵这个说法，并非起源于日本。 这就要追溯到1970至80年西方的 社会 与宗教运动及灵性运动，这次运动也被成为新时代运动，守护灵便是从这里流传开来。在西方人的精神主义世界中，守护灵是附在人身上或伴随在身边进行守护与引导人思想的一种灵体。就像是《仁王》初代里的猫咪老师，《仁王2》里的山羊一样，有着很明显的导师倾向。既然守护灵的起源，其实是西方，那么我们便不难理解，《仁王》中的反派凯瑞的守护灵衔尾蛇（Ouroboros），就并非来自于日本，这里面也的确和西方的炼金术有着深厚的渊源。关于炼金术的设定，同样也被带入到了《仁王》初代之中。 在炼金术中，衔尾蛇的符号是一种蕴含净化力量的魔咒。心理学大师卡尔·荣格甚至认为衔尾蛇是炼金术中万物的原型。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形容衔尾蛇为一头处于自我吞食状态的宇宙始祖生物，它是不死之身，并拥有完美的生物结构。 Team Ninja显然是参考了关于衔尾蛇的很多资料，或许是其地位实在太过核心，所以我们的三浦按针最终也没能收服这只守护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炼金术相关的杂志中，衔尾蛇的形象除了在吞食自己的尾巴，更被刻画的接近了龙，更具统治力。 在《仁王2》中，藤吉郎（丰臣秀吉）的初始守护灵神猿，这里面同样也有着一些故事。 年轻时在日本传教的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想必这个名字大家都熟悉，毕竟《仁王2》的很多过场，就直接引用的了他的记载。 说起来他不但是《日本史》与《日欧比较文化》的作者，甚至还与织田信长见过面。他记载了丰臣秀吉的很多事迹，并形容其身材矮小，容貌丑陋，右手有六只手指，所以被称作猿面冠者似乎也并不奇怪。 尽管在《仁王2》中，丰臣秀吉的堕落被归结为了被妖怪控制，但 游戏 中，也基本上还原了丰臣秀吉从路人慢慢成为太阁的一路艰辛。毕竟从贫苦出身，到身居太阁，可并非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不过，路易斯·弗洛伊斯也同样记录了丰臣秀吉的某些缺点，比如极为好色不知廉耻……据说在他的宫廷内，拥有二百名左右的美女，即便是年纪超过六十，仍然以此为乐。在《仁王》初代，故事起源自伦敦塔。 为了寻求灵石，凯瑞远赴战乱中的日本，由于被其抢走了守护灵瑟夏，曾经为英国女王收集灵石的海盗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也搭乘商船，追到了日本。 在真正的日本战国 历史 中，威廉·亚当斯并非海盗，但也的确在刚踏上日本领土时，被当地的传教士诬陷是海盗。自然，他也并没有什么守护灵，但又的的确确因其在日本创下的功绩，得到了德川家康的赏识，赐名三浦按针，成为了日本第一位白人武士。 另外，在《仁王》中，登场的日本战国名将也是相当的多，随便一琢磨就几十位，不过由于其关卡式的游玩方式，缺乏更多的互动体验，这造成了玩家对大部分武将印象并不深刻。如果将内容主线换成是三国，或许我国的玩家就不会有生疏感，因为很多时候，《真·三国无双》系列，也同样就是这么演绎的。除了横行于日本战国的妖怪，战国的名将们也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守护灵。在战斗中，用守护灵所施展出来的技能叫做九十九武器，就像保险一样，而且威力惊人。 开荒时候，打Boss基本能稳定打下25%的血量，强行降低了难度。如果敌人没有攻击到玩家，这个九十九武器持续时间或许更长，我刚才说的还只是莽的情况。所以有的小伙伴们很聪明，发现了使用灵石，可以直接续满九十九武器的持续时间，创造出了无限大招流。就算被打到中断，回到了普通状态，拉开距离，吃几个灵石，就又可以释放九十九武器了。 和守护灵有关的，除了本身的能力，和副守护灵的被动加成，似乎也再无其他。也就是说，在《仁王》初代，妖怪所带来的影响，除了剧情上的，也就是放保险，有些简单粗暴。《仁王2》尽管时间往前了几十年，但剧本的选择，同样和初代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为《太阁立志传》的故事，同三浦按针的故事一样，同样充满了神秘色彩，也同样励志。当然，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大展雄图的事迹，也的确值得描绘。 在本作的 游戏 机制方面，Team Ninja首先增加了一种常暗区域，这个区域内的妖怪，更富攻击型，只有将首领击杀，区域才会恢复。如果玩家以人形姿态进入，精力条的恢复极为缓慢，将非常影响作战的持续性。 作为玩家，控制的是一位叫做秀千代的半妖，至于性别容貌，则是完全由玩家捏脸决定。也就是说，玩家可以切换成妖怪状态，这样在常暗中，就可以无视掉精力条的问题。不过稍微有点遗憾的是，这次的妖怪形态，显然不能和初代的九十九武器相提并论，对付小怪勉勉强强，对付Boss，真就作用相当有限，毕竟Boss也有常暗形态……尤其是妖怪技能，似乎伤害并不爆炸。 常暗区域对玩家的压力，尤其是在开荒的时候，还是非常大的，不过一旦清除，则不会刷新，这也算是给予的难度福利吧。 玩家在击杀妖怪的时候，还会掉落魂核，这与恶魔城的《晓月圆舞曲》非常相似，玩家在拿到怪物魂核之后，就可以放对应怪物的招牌技能。更为复杂的是，这些魂核还有数值，也有等级，也需要进行养成才能变强。由于妖力的获取，相当容易，并且和体验版不同，各种厉害的魂核都会收集到，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看，使用妖怪的技能，安全的对敌人进行杀伤，是非常划算的，并且吃到魂核的瞬间，还会充满妖力值。 这还没玩，在敌人使用必杀技，也就是红眼的时候，玩家可以使出一招妖反，瞬间变成妖怪，并打断对方的绝招，施行反击，当然也会大幅恢复精力。好处是，不但打断了对面的绝招，还不用想着如何躲避，并且判定还比较宽松，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种常规的对战方法。 很多时候，如果只按照初代的思路来打，是觉得难，但如果善用妖怪技能，尤其是妖反，难度真的可以下降不少。也就是说，《仁王2》的进化，尤其是在妖怪机制上，是非常执念的。或许Team Ninja的想法，就是更凸显妖怪的作用。 妖怪文化，不但要在剧情层面出现，更是要出现在战斗层面，至少从《仁王2》的结果来看，制作团队算是实现了这个期许。 当然，如果你对妖怪文化感兴趣，你同样可以在《仁王2》里找到快乐，毕竟每只守护灵，每个Boss，甚至是一些小怪，都是有着自己的 历史 与来历的。其实，就算不翻看和查找资料，在《仁王2》里，也提供了相当完善的背景资料，也希望大家在战斗之余去读读看吧。 那么，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而下一期，我们或许可以聊聊关于守护灵的故事，当然读者如果有建议也好，评论区留言即可。最后，感谢大家的支持，再见。
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风景优美却灾害频频）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它是茫茫大海里一个孤零零的小岛，日本人管他们国旗中的红心叫"日本丸"，而《现代汉语词典》给予"丸"的解释便是"球形的小东西"。"'日本丸'意识，使日本人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危机意识，让日本人时时刻刻生活于不安之中，并兢兢业业、勤奋努力，以免日本列岛这艘船倾覆......"樱花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日本是樱花的国度。日本人为什么偏爱樱花？解释说这是因为樱花的集合美是日本文化和日本精神的最佳象征，一株开满了花的樱树纵使美给人的感觉也是单薄的，唯有一个开满了花的樱林才能让人感觉春意逼人、美不胜收。日本文化和日本精神亦是如此，它不推崇独立、自由，因为单个日本人是不成气候的，它推崇的是协调、合作，因为日本拥有的是集合的力量，这样的力量才是最强大的。不过，除了集合美之外，其实樱花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瞬间的灿烂"，花期一过便于短时间内掉得一干二净，铺天盖地的落樱在那一刻壮观得震撼人心。这也是日本文化和日本精神的一个特点：不惧怕毁灭，甚至能从容地欣赏毁灭。日本的地震等自然灾害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日本的地震多是出了名的。天灾既然躲不过，那就去勇敢面对吧，通过增强人们的危机意识，通过提高人们处理危机的能力，来减弱灾害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作用，因而日本人乐于进行自虐式的修行，以培养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英雄气概--大和民族独具的"武士道"精神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