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看你写的是什么类的文章。
发扬长江精神 提高传播能力 范长江同志是人民日报社的老社长，是党的新闻宣传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从1950年1月到1952年6月，范长江同志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短短两年多时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范长江同志率领报社全体同仁，兢兢业业，奋力开拓，这期间，《人民日报》成为党中央机关报的转变，在全国和全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范长江同志高度重视报纸的言论工作，认为高水平的评论才能体现大报的舆论引导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民日报》，社论很少，其他评论也不多。改变言论薄弱状况，范长江同志做出了不懈努力。范长江同志主动约请领导、名人、专家为报纸撰写评论。这些言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当时实际工作和社会生活中各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增强针对性和指导性，提高权威性。广大干部把《人民日报》的言论作为工作的指导，有些地方党委看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或短评，不再等待上级指示就着手布置工作。从1950年3月至1950年6月底，《人民日报》共发表社论40篇、短评30篇，其中多篇评论由新华社播发，被全国各地报纸转载，《人民日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范长江同志要求新闻报道紧跟时代、联系实际，展现时代的进步和风貌。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一版发表魏巍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深深拨动了人们心弦，被广泛传颂。1951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东北第三造纸厂盲目施工造成损失的报道，并配发社论《没有工程设计就不可能施工》；此后，全国各地纷纷来稿，坚决支持社论主张，同时反映各地因工程设计问题造成的重大损失。这场有关愚昧和专断与科学和民主的讨论，引起很大反响，取得良好效果。这样的报道和公开讨论，推动《人民日报》在迈向中国第一大报征程上稳步前进。 范长江同志注重发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重视报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积极开展《人民日报》的舆论监督。195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要位置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并设立了批评报道专栏，刊登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稿件，很快被各地党报效仿。《人民日报》开始采用先登群众来信，把问题曝光；再登有关地方领导部门的反馈以及对有关问题的认识与处理，这样的报道，有批评也有结果，有力推动了实际工作。 范长江同志积极推动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人民日报》的覆盖面迅速扩大。1950年初，范长江提出在各省市设记者站、发行站，形成记者网、发行网，广泛组织读者会、读报组。至1951年9月，《人民日报》每日发行量由几万份提高到近30万份，1952年上升到48万多份。 范长江同志十分重视内部建设，建章立制，狠抓队伍建设，重视培养《人民日报》的名记者、名编辑。范长江在《人民日报》工作期间，着力推进报社各项改革。至今，《人民日报》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不少还是在范长江同志任内开创的。他重视新闻队伍建设，主张记者要有广博的知识、丰富的思想和广阔的活动天地，要有理想、有抱负，他一再强调，“我们就要培养无产阶级的名记者”，使读者看了他的名字就想看他的文章。 范长江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新闻思想，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尊重新闻传播规律。三是坚持新闻工作的群众性。四是坚持高尚廉洁的职业情操。
gfnndwhrbdbdxbtjjmdrwrtyhybfgfnduygdnfzngjfnjgkkkkkkkmkcvkdklokolkjnbvfdghuvncgiojrfgioakicnnmjkkvudu
范长江西北采访的成果和意义范长江－－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和新闻事业家，1933年为此平的《晨报》、《世界日报》和天津的《益世报》撰稿，后来成为《大公报》旅行记者撰稿人，曾任《新华日报》社长总编辑，主要著作《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简要叙述范长江西北采访的成果与意义。（1）1935年5月1日起，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南下，经烟台、青岛到上海，再沿长江西行，赴重庆、成都，沿作这写施行通信，5月10日起在该报发表。7月14日，又从成都出发，开始西北之行，至1936年6月结束，1936年8月，他将这次施行所写的通讯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这些通讯揭露了日本侵略帝国主义的危机。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与各族人民的痛苦生活。更为可贵的是，该书首次客观而真实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2）他的通讯作品，以其特有的风格和深远的影响，为我国新闻通讯写作提供了新经验与新样本，在我国新闻史上有重要地位。申报》改革骤变的形势使《申报》的纪念活动打断了，却深刻地教育了史量才，民族危亡的严酷事实和救亡运动的爱国激情，使他认清了蒋介石对日妥协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危害，毅然赞同团结抗日的主张。《申报》纪念六十周年，推出了一系理的革新活动：a、加强新闻，改进本埠新闻报道，在南京、汉口等29个城市设分馆，增加各地通讯；b、改革副刊《自由谈》，把它办成具有朝代性的思想文化园地；c、改进副刊和增刊，以适应各种类型读者的需要；d、出版书刊；e、兴办社会文化事业。由于这些措施的施行，申报馆成为一个以报纸为中心的庞大的文化事业群体，《申报》和史量才的变化为社会所瞩目，但是为国民党所不容。
长江三峡的利与弊 三峡大坝工程在改善航运、推动发展农村养殖业,发展旅游、保护、环境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在建设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我国长江干流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坝址位于湖北省宜昌三斗坪。 1994年12月14日，工程正式开工，计划2009年全部建成。 有利： 防洪（98年特大洪灾）， 发电（输电距离是500千米的华中地区和1000米的华东 和广东地区，而且有环境效益。） 航运（宜昌至重庆600千米的川江航道，落差打，水流急，险滩多，通航能力低，三峡工程可以从根本改善航运条件） 环境效益（影响主要在中下游，有利于中下游吸血虫病的防治，减轻洞庭湖的泥沙淤积，增加中下游苦水期的流量，改善枯水期水质，调节局部气候。） 不利： 它要淹没土地，但淹没的都是一些贫瘠的土地，数量很少；它要搬迁居民113万人口，但搬迁的都是一些贫穷落后地区的人口。由于三峡工程的兴建，这些人搬迁后生活质量得到了跨越式提高。这也是三峡工程由不利的一面转换为有利的一面。 三峡水库没有大量森林，不是自然生态非常好的地区，当然也会淹没一些文物，这是古代居民在这里留下的一些遗迹。但三峡工程兴建后，一些重要文物都得到了搬迁和保护。利与弊比较，利大于弊。所以中国政府于1992年作出了兴建三峡工程的决定。 楼主，选我的。
利在千秋万代，不利的是战争可能引发大灾难。
长江三峡工程的利与弊长江具有的文化意义、历史意义和生态意义。长江孕育了中华民族第二个文明——巴楚文化。长江是世界第四大江，中国第一大江，是上苍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慷慨赠与。现在，长江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还养育着亿人口，贡献着75％的总产值。汉代，长江几乎没有水患，到了明清以前，也很小。这是上苍的赠与，上苍在赠与我们这条河的时候做了只有大自然才有能力做出的安排——首先是沿着长江的茂密森林，也就是 “绿色水库”，丰富的蕴涵并且调节水流的植被。长江上游植被，如果不算次生林，已经不到明清时候的5％。长江本身有天然的水流调节系统。沿着长江，三峡过后是洞庭湖，再往下就是鄱阳湖，然后一直入海。生活在当地的船民，水大了坐着船就走了，水退走又回到他们的耕地。长江的堤岸是矮矮的，水来的时候就漫出去了。汉代先人建的都江堰，那个不是坝，河流中堰是顺着河建的，有如道家精神，象是跟河水商量，能否夏天走这边，冬天走那边——整整2500年，灌溉了富庶的平原。工业革命之后的人对手里的一点点技能太不自量力，居然觉得能征服自然。近二、三十年来，人类在逐渐醒悟，包括更深地懂得人与河流休戚与共的关系。1998年的大洪水水量不是最大，水位却是历史最高。为什么？因为河床高了。河床为什么高？泥沙淤积。泥沙为什么多了？森林植被的破坏。三峡地带山陡土薄，地质脆弱。三峡工程是在一条命脉大河的中段，在一个交通要道上，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需要移民是113万。三峡大坝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里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和危害。三峡工程的益处，最主要是集中在防洪、发电和航运方面。三峡建坝后，能控制百年一遇洪水，确保中下游安全。遇千年一遇洪水，中国的历史就是治河的历史，洪水不治无法使国得到安定。三峡工程的兴移民建，主要阻碍的因素是文物古迹的保护、生态保护以及大规模的移民。 三峡一带已经被证实，埋藏着数量非常巨大的文物，移民很多都是极其珍贵而且是现在为止没有发现过的文物。据报道，真正挖掘出来的移民文物只占全部总数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有百分之九十的珍贵文物被埋江底了。这是很令人痛心的事情。在生态方面，由于三峡工程的兴建，将会对当地大范围的生态造成影响，像当地植被移民的破坏，气候的变化，对各种动植物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距有关报道，由于三峡工程的兴建，附近的气候发生了异常，应该转暖的时间却还是很寒冷。总之 益处是防洪、发电和改善航运，改善环境、南水北调、养殖，弊处是破坏文物古迹，影响生态环境，移民安置问题 。三峡大坝的修建，引发了上至政府高官下至普通百姓，甚至国外人士的广泛关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三峡的利弊有各种各样的评价，笼统的说利大于弊。
省实附中的吧
长江三峡工程的利与弊长江具有的文化意义、历史意义和生态意义。长江孕育了中华民族第二个文明——巴楚文化。长江是世界第四大江，中国第一大江，是上苍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慷慨赠与。现在，长江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还养育着亿人口，贡献着75％的总产值。汉代，长江几乎没有水患，到了明清以前，也很小。这是上苍的赠与，上苍在赠与我们这条河的时候做了只有大自然才有能力做出的安排——首先是沿着长江的茂密森林，也就是 “绿色水库”，丰富的蕴涵并且调节水流的植被。长江上游植被，如果不算次生林，已经不到明清时候的5％。长江本身有天然的水流调节系统。沿着长江，三峡过后是洞庭湖，再往下就是鄱阳湖，然后一直入海。生活在当地的船民，水大了坐着船就走了，水退走又回到他们的耕地。长江的堤岸是矮矮的，水来的时候就漫出去了。汉代先人建的都江堰，那个不是坝，河流中堰是顺着河建的，有如道家精神，象是跟河水商量，能否夏天走这边，冬天走那边——整整2500年，灌溉了富庶的平原。工业革命之后的人对手里的一点点技能太不自量力，居然觉得能征服自然。近二、三十年来，人类在逐渐醒悟，包括更深地懂得人与河流休戚与共的关系。1998年的大洪水水量不是最大，水位却是历史最高。为什么？因为河床高了。河床为什么高？泥沙淤积。泥沙为什么多了？森林植被的破坏。三峡地带山陡土薄，地质脆弱。三峡工程是在一条命脉大河的中段，在一个交通要道上，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需要移民是113万。三峡大坝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里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和危害。三峡工程的益处，最主要是集中在防洪、发电和航运方面。三峡建坝后，能控制百年一遇洪水，确保中下游安全。遇千年一遇洪水，中国的历史就是治河的历史，洪水不治无法使国得到安定。三峡工程的兴移民建，主要阻碍的因素是文物古迹的保护、生态保护以及大规模的移民。 三峡一带已经被证实，埋藏着数量非常巨大的文物，移民很多都是极其珍贵而且是现在为止没有发现过的文物。据报道，真正挖掘出来的移民文物只占全部总数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有百分之九十的珍贵文物被埋江底了。这是很令人痛心的事情。在生态方面，由于三峡工程的兴建，将会对当地大范围的生态造成影响，像当地植被移民的破坏，气候的变化，对各种动植物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距有关报道，由于三峡工程的兴建，附近的气候发生了异常，应该转暖的时间却还是很寒冷。总之 益处是防洪、发电和改善航运，改善环境、南水北调、养殖，弊处是破坏文物古迹，影响生态环境，移民安置问题 。三峡大坝的修建，引发了上至政府高官下至普通百姓，甚至国外人士的广泛关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三峡的利弊有各种各样的评价，笼统的说利大于弊。
论长江三峡工程利弊 长江三峡水力枢纽工程分布在中国重庆市到湖北省宜昌市的长江干流上。其水利工程的防洪效益与泄洪能力居世界首位，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 历史上，长江上游洪水频繁，每逢特大洪水，宜昌以下的长江荆州河段，都要进行分洪，但总会淹没乡村和农田。而三峡大坝具有强大滞蓄洪水能力，防洪库容近200亿立方米。能控制百年一遇洪水，可防止长江两岸发生毁灭性灾害，直接确保中下游防洪体系内数千万亩耕地和数千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此外发电也产生巨大利益，该工程起初便只考虑发电。文革后三峡工程被第三次提起，1994年三峡水电站正式动工，其发电量约占全国年发电总量的3%，占全国水力发电的20%。为国家带来部分财政收入，也解决了华中、华东、华南等地区电力供应。 在长江三峡工程筹建开始，便与生态、文物保留等诸多问题相伴。 白鳍豚，我国特有濒危哺乳动物，三峡工程其上千万吨的通航能力带来的弊端之一便是增加了白鳍豚被螺旋桨击毙的事件，同白鳍豚同意珍惜的中华鲟也成了受害者，三峡工程每年蓄水时，会让下游天然水量有所减少，这有可能干扰中华鲟的栖息与产卵。除水生生物外陆生生物如川明参，因在淹没区内或者建造其他设施而遭破坏…… 我国是文明古国，而三峡地区富有地方特色，其文物、遗址不可估量，但由于三峡工程淹没范围广淹没地面地下文物、遗址众多，虽有所保护规划但也有一部分文物没入了淹没线以下并且出土几率少之又少。 纵观利弊，个人认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其利大于弊，因采取许多措施，其弊端被缩放，与其利——数千万人民生命安全相比还是较小的。但在看到其利的一面时也要看到其弊。
三峡工程首要的建设目标是防洪，使荆江大堤的防洪能力由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三峡工程总装机容量1820万千瓦。年发电量达847亿千瓦时，将给沿江的工业城镇和广大地区提供廉价而清洁的电力。这是三峡工程最主要的直接经济效益，也是三峡工程建设的充分条件。三峡水库的形成，改善了峡谷河段的航道，万吨级船队有半年时间可以直达重庆，通航能力可从现在的每年1000万吨提高到5000万吨，而且可降低航运成本30%~37%。建成后的三峡工程，作为中国的大西南同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机联系的纽带，以其巨大的综合效益，必将有力地带动和促进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和腾飞。这对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提高综合国力具有重要意义。三峡工程及市场机遇。三峡工程规模宏大。它由世界最大规模的水库移民工程，世界最大规模的拦河大坝、水力发电厂房、通航建筑物以及大规模的远距离输变电工程组成。三峡工程巨大的建筑规模，给中国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建筑业、材料工业、机械电气制造业以及电力、信息产业提供一个不小的市场机会，也促进这一地区和全国的经济发展。三峡工程需要当今世界的最新技术，也将为国际工程界、机械、电气、电子信息界提供一个不可忽视的市场。关于水库移民。水库移民搬迁约达100万人口，需要重建家园。水库淹没区都是沿江比较贫穷的地区，大量移民资金的投入对这个地区来说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开发性移民”的移民方针将促进库区经济繁荣。动迁库区100万人口换得下游尤其是荆江地区1500万人口和2300万亩耕地的安全保障，从政治、社会、经济等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合理的。这就是为什么兴建三峡工程能得到库区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的原因。水库诱发地震与库岸稳定诱发地震研究对三峡水库分段进行评价的基本结论是：从坝址至庙河长16公里的结晶岩低山丘陵库段，岩体完整性好，历史和现今有感地震活动稀少，蓄水后不排除发生浅源小震，最大震级预计不大于里氏4级；自庙河至白帝城长142公里的碳酸盐岩峡谷库段，可能发生岩溶性的水库诱发地震，最大震级也不超过里氏4级；白帝城以上以砂岩、泥岩为主的库段，无大断裂通过，岩体透水性弱，不具备发生水库诱发地震的条件。根据长期的地质勘测研究和水库诱发地震研究成果，三峡坝区和库区地壳稳定，均不孕育发生严重地震的地质背景。三峡水库蓄水后，虽不排除发生水库诱发地震的可能性，但从高估计，影响到坝区的最高地震烈度不会超过VI度，不会影响按Vll度设防的主要建筑物的安全。三峡水库库岸主要由坚硬岩石和半坚硬岩石构成，大的断层不多，新构造运动和地震活动也不强烈，因而库岸总体稳定性是好的。但三峡河段岸坡在长江河床下切的过程中，在岸坡上发生一些崩塌和滑坡，属于河流发育过程重点正常自然现象。历史上曾有发生，水库蓄水后也有可能继续发生。经查明，库区岸坡分布有大于100万立方米的大型崩滑、危岩体共284个，总体积约30亿立方米。其中稳定性差和较差、蓄水后可能失稳的大型崩滑体共64个，总体积3．4亿立方米，即使全部失稳滑塌入水库，对水库库容和寿命也无实质性的影响。距大坝26公里以内的库段，不存在可能失稳的大型崩滑体，故可能发生的库岸崩滑不会影响枢纽建筑物的安全。三峡水库蓄水后，由于水位抬高，水深加大，可能发生库岸局部的滑坡和崩塌，不会影响航道通航。水库蓄水后，可能受库岸局部滑塌影响较大的是库岸的新老城镇和居民。因此，要充分重视移民新城镇和集中居民点选址的地质条件，同时要建立对可能失稳的崩滑体的监测和预报工作。
《“龙的传人”探源》一文，是作者通过研究长江古文化，探索中华民族起源所取得的成果之一。中华民族的子孙，都自认是“龙的传人”，依据是什么？至今学术界说法不一。本文对中华民族起源于东部古长江流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打破了一些陈旧的说法，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主要内容有：（1）一个尚待揭开的“千古之谜”；（2）从江汉平原到黄土高原的大迁徙；（3）民族大联合与“北雁南飞”。此文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动态》首先发表，并被选入《中国专家论文集》。研究长江古文化，探索中华民族的起源，对研究世界人类学具有重大的意义。 华夏民族的先民，一般是崇拜龙的图腾。他们将龙的形象画在氏族的旗帜上，作为氏族的族徵，成为原始社会最早的一种宗族习俗信仰，从而形成一种稳定氏族人群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所以华夏民族的后裔，都自认为是“龙的传人”。但是，“龙的传人”起源在哪里？至今仍是个“千古之谜”。本文试图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以便就教于有关专家和学者。 一、一个尚待揭开的“千古之谜”。 “龙的传人”起源在哪里？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二是长江流域的云贵高原；三是双源说，即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时都是“龙的传人”发源地。笔者认为：“龙的传人”可能起源于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 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说：“龙的基调是蛇。”他进一步指出：龙的形象构成，最初可能是有个以蛇为图腾的氏族大部落，逐步兼并了许多以其它动物为图腾的小部落，融化了其它图腾的某些因素之后，于是便添上了兽类的脚，鱼的鳞和须、马的头和鬃、鹿的角、狗的爪、鸟的翼，化合成为龙。据笔者收集到的资料表明，“龙的传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还经历了一场人类大迁徙的过程。原来生活在江汉平原的古人类，由于长江三峡被打开，洪水泛滥，致使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被迫向高地山区转移。在迁徙的过程中，他们先是与蛇类为伍，后来又与山里的野兽打交道。从此他们的心目中，除了蛇的形象以外，又增加一些兽类形象的特征，把这些特征加在蛇的身上，终于化合成了龙的形象。虽然客观世界没有龙的实体，但作为原始人的主观意识确信无疑。从蛇的形象变异和深化，说明华夏民族崇拜龙的图腾，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人们对单纯蛇的形象不断美化和完善，说明了龙的图腾是集体创作共同智慧的结晶。 早在二亿年前的三迭纪末，地球上的古中华大地的地形是东高西低，地面上的所有水系一律遵循东水西流的法则，奔向西部地区一片水域非常辽阔的大海，这个大海属于古地中海的范围，从现今的三峡地区一直延伸到西藏、青海、云南、贵州、四川等广大地区，湖北秭归是当时的一个滨海湖区。那时的地球处于青春发育期，它不甘心洪荒的寂寞，于是爆发了一次强烈的造山运动，即地质学家称为的“印支运动“。海底的岩石托起苍茫的海水向上拱出海面，迫使古地中海向西后退，作为中华民族的栖息地，就以此不同凡响的恢宏气势诞生了。 三峡地区的隆起，大约是在7000万年前的燕山运动中，沿着当年海底岩石褶皱，形成的巫山十二峰，山顶上至今还遗留有海底古生物的化石，它向人们描写了一幅幅三峡地区横空出世的壮举。此后，古老的秭归湖消失了，古中华大地的地貌随即改观，三峡以西的巴蜀湖、西昌湖、滇池等几大水域，被一个水系串连起来，从东往西形成西部古长江的皱形；三峡以东的当阳湖、鄂相湖、鄱阳湖及其众多湖泊串连起来，形成了从西往东的古长江雏形。 大约在三、四千万年前，地球上又经历了一次喜玛拉雅造山运动，西部的古长江借着这个良机迅速向上升起，从此出现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及三峡峡谷，使古中华大地呈现出西高东低，众水东流的格局。正如神话传说中的共工氏怒触不周山，致使“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西部的古长江调头东进，经过长年累月的大水冲刷，终于冲破了700里三峡的阻拦，东西贯通一气，形成了一条崭新的万里长江。地球的不断运动和变化，不仅塑造了一个美丽壮阔的长江流域自然风貌，而且造就了一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的中华民族，他们就是“龙的传人”的祖先。 长江流域的地质地貌变更的年代，正是古生物从水中向陆地进化的大好时期，也是古人类诞生的婴儿时期。女娲造人的故事，是长江流域最早的神话传说。屈原在《天问》中提出：“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意思是：人类的身体是女娲创造的，那么女娲自己的身体又是谁创造的呢？传说女娲是人首蛇身，与她结为夫妻的“蜜栖”或称“伏羲”也是人首蛇身。这些远古神话，说明古人类与蛇类结有不解之缘。 据考古发现证明，在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早已有远古人类的足迹。众多的古人类化石中，有距今约5万年以前的“汉阳人”、50万年以前的“长阳人”、201——204万年的“巫山人”，比早期发现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还早40万年。世界公认的拉玛古猿距今约1400万年，已能直立行走，会使用天然棍棒和石块猎取食物。这种古猿不仅在长江流域上游有所发现，而且在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江苏省溧阳县黄地区发现了距今约4500万年的古猿化石，这是近几年内的考古新发现。据专家考证，这种猿人身高只有10多公分，说明人类进化还处于婴儿时期，是迄今为止发现最古老的人类化石的深入研究，笔者相信“龙的传人”发源地这个“千古之谜”一定会揭晓。 “龙的传人”探源 来自: 书签论文网 二、从江汉平原到黄土高原的大迁徙 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古代有个广袤无垠的两湖平原，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海拔50米左右，原系古云梦泽，由长江及其支流冲积而成，故亦称“云梦平原”。 千里沃野的江汉平原，是古云梦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的水网纵横，湖泊密布，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林木茂盛，杂草丛生，适宜各种古生物繁衍和栖息。这儿是远古人类得天独厚的摇蓝，同时还有一个庞大的蛇类王国。古人类在此与蛇类为伍，和平相处。在这种自然生态环境里，古人类既有自己的朋友，也有天敌。主要是属于两栖动物的鳄鱼，经常出没在水中和陆地上袭击古人类，威胁到古人类的安全和生存。 笔者的幼年时期，经常听到老一辈人讲述《尺人兔马》的故事。这个故事叙述的是在远古时期，有一大群古人类生活在江汉平原，他们的身高才只一尺（约30公分）左右，始祖马只有兔子那么大。此时的古人类比尚处婴儿时期的“中华曙猿”已有进化，身高长了一倍多，但尚处在人类童年时期。传说，这群古人类与普通猿猴不同，能直立行走，会使用天然的树棍和石块，以吃树上的野果为主，还在树上结巢居住，有时也成群结队地走下树来，到湖水中去打鱼摸虾。当遇到鳄鱼侵袭时，古人类尚无自卫能力，凑巧遇到这种情况，隐藏在湖边水草中的大蟒蛇主动冲出来赶跑鳄鱼，营救古人类，于是在古人类的心目中对大蟒蛇十分崇拜，视它为保护神。此时的古人类还不会制造工具，也没有自己的语言，他们的思维方式只能是直观的，遗传到后代，成为一种古老的习俗，到了原始氏族社会，就成了氏族崇拜的图腾。至今在鄂西山区，还有家族信奉“鹰公公，蛇婆婆”。 随着古长江的地理地貌的变化，古地中海西退直至消失，西部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崛起，众水东流切开了三峡峡谷，洪水涌向东南的水乡泽国，滔天的洪水淹没了两湖平原，致使生活在江汉平原一带的古人类，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被迫纷纷转移到高地山区，从此“龙的传人”发展史上出现了一场大迁徙。 古人类从平原向高原转移的第一站，首先是邻近江汉平原的大巴山脉的神农架林区。 大巴山位于川、鄂、陕三省边境，长250公里，宽40——70公里，海拔2000——2500公尺，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正好横亘在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之间，山体庞大，山势巍峨，地面崎岖，交通不便，自古就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而著称。 从江汉平原转移出来的古人类，在大巴山脉的神农架林区里生活了一段时期。这里仍处在长江流域的中、上游结合部，地势较高，不耽心洪水威胁，但山高林密，气候寒冷，空气稀薄。随着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变，古人类的生活习惯也随之而变更。原来平原地区气候温暖，空气充足，到了山区气候严寒，空气稀薄，迫使他们的体型向高处生长，以便吸收更多的空气这是后来的北方人比南方人的体形较高大的原因之一，原来在平原与蛇类为伍，到了深山老林要与山里的各类野兽为打交道，客观环境的变化，也改变了古人类的主观认识，他们由单纯崇拜蛇的形象，改为多种动物形象的崇拜，其中有虎、牛、马、鹿、猪、鸟等，于是他们把这些动物的特征加在蛇的身上，化合成了龙的形象，这是一种主观意识的再创造，是古人类智慧的结晶。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在古人类大迁徒的过程中，曾经了出现过一大群古人类由组合到分散，又由分散到重新组合的过程，在分散时期各个小部落崇拜的物象各不一致，重新组合时又以蛇的形象为主，综合其它物象的特征，形成了一个新的图象，作为共同信仰的物象，这就是原始氏族社会崇拜龙的图腾。 从江汉平原转移出来的古人类，为了战胜自然环境的恶劣条件，从单纯以狩猎为生，到初步学会农业生产。但大巴山里的土地瘠薄，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为此他们又要进行一次大迁徙，这次的目的地是要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高原平坦地带。本来他们可沿着长江向上游转移，但西部地区的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自然生态环境更加恶劣，更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只得沿大巴山脉向黄土高原进行迁徙。传说中的神农氏，在大巴山里生活期间，已开始进行农业生产，并出现了商品经济的萌芽。《周易·系辞下》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后来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们也迁徙到黄河流域去了。重庆市有所大学师到川东作社会调查，发现在深山老林里还有的老百姓家中，供奉画有蛇的形象祖宗牌位，问他们这是什么原因？回答说这是从老祖宗口耳相传下来的一种习俗。还说，他们的老祖宗是从江汉平原迁徙来的，他们后裔的一部分人又沿着大巴山脉向黄土高原迁徙去了。这个古老的习俗，正好说明大巴山脉是这次古人类迁徙的一条天然通道和桥梁。 随着古长江的地理地貌的变化，古地中海西退直至消失，西部的青藏高原和云高原崛起，众水东流切开了三峡峡谷，洪水涌向东南的水乡泽国，滔天的洪水淹没了两湖平原，致使生活在江汉平原一带的古人类，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被迫纷纷转移到高地山区，从此“龙的传人”发展史上出现了一场大迁徙。 三、民族大融合与“北雁南飞” 江汉平原的古人类，通过大巴山脉到黄河流域，在距今约8000年以前，一些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氏族部落，逐渐在黄河流域两岸定居下来，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着中华民族的古老历史和文明，所以说，我们研究“龙的传人”发源地，并不排除黄河流域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摇篮。从大量出土的文物资料表明，在距今约万年至6000年之间，中华民族已经历了人类由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到阶级社会三个历史阶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长江流域也发现有相应时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以及河姆渡文化。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中汉族约占人口总数的94%。所有汉族都自认为是“炎黄子孙”，即“龙的传人”。 早在新石器晚期，以黄帝（轩辕）为首领的夏民族，沿大巴山脉来到陕西境内，后定居在河北涿鹿，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这个氏族在迁徙过程中兼并了许多小的氏族部落发展壮大起来，成为黄河流域一支较大的氏族部落。由于他们的祖先是从江汉平原迁徙来的，从祖辈那儿遗留下来的许多习俗得到传承，崇拜龙的图腾就是其中之一。虽然龙的图腾是由蛇演化而来的，显然在他们的心目中，对蛇的图腾已经淡化，加之黄土高原地带比较干旱，对发展农业生产不利，于是人们希望天上有个神灵能够呼风唤雨，使田地的禾苗生长茁壮，这个神灵的形象就是“龙”。虽然自然界并不存在龙的实体，但从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习俗，已在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所以夏民族一直以龙的形象作为氏族崇拜的图腾，并流传到后世。 与夏民族同时到达黄河流域的氏族，还有以炎帝（神农）为首领的殷民族和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传说，神农氏在大巴山里就能尝百草、播五谷、明医理、治病人，至今在湖北神农架林区还有他的许多遗迹。他作为殷民族的首领，迁徙至黄河流域，定居在山东一带，以凤凰作为氏族崇拜的图腾。其实自然界也没有凤凰这个实体，它也是以某种鸟类为主的多种物象的复合体。后来殷民族与生活在山东、河南、安徽一带的九黎族，因争夺黄河流域的一片肥活的土地发生战争，此时炎帝已衰老不能征伐，只得向黄帝求援，于是黄、炎两族联合起来，大战于涿鹿之野，终于打败了九黎族，擒杀了蚩尤。经过这场战争，统一了中原地区，各氏族部落都推举黄帝代替衰老的炎帝，形成了以黄帝为主的民族大融合。在融合过程中许多氏族放弃了自己崇拜的图腾，一致以龙的图腾作为各氏族的旗帜，成为“龙的传人”，亦称“炎黄子孙”。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各诸候国都自称“诸华”，或“诸夏”，合称“华夏”。但“中国”这个名称，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因为商、周的王都建在东、西、南、北之中，所以各诸候国称它为“中国”。在我国的历史上，由于战争还引起过多次民族大融合，才使汉族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实际上汉族也是多民族的融合体。 “龙的传人”探源 来自: 书签论文网 另有一种情况，在黄河流域实现民族大融合时，有的氏族部落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离开了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我们称为“北雁南飞”，这也是一种人类“回归”的现象。首先是在战争中被打败的九黎族，一部分人留在黄河流域被融合，另一部分人迁徙到长江以南与三苗族融合，所以至今苗族还认为蚩尤是他们的祖先。其次是楚、巴两族南下长江流域。 楚族原属夏民族，传说他们的祖先颛顼是“五帝”之一。颛顼的父亲是昌意，昌意的父亲是黄帝。古时候，火对于人类生存十分重要，楚族的首领曾任火官，成缚显著，被封为祝融氏。后来在共工氏作乱时，祝融奉命前去平叛，因镇压不彻底，结果被杀。在长期的部族战争中，楚族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只得从夏民族分离出来，先是沿黄河迁至陕西汉中一带定居，在此深受殷民族的影响，将崇拜龙的图腾改为崇拜凤的图腾。在周灭殷以后，楚族又沿汉水南下，到达荆山一带，他们在此开山垦地，“筚路蓝蒌，以启山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国力富强，疆土开拓，势力范围迅速扩大到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他们不仅带来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而且带来了先进思想和文化，在统一了长江流域两岸的各个诸候小国后，建立了强大的楚国，成为我国南方的霸主。 与楚族同时到达长江流域的还有巴族，相传巴族也是黄帝的后裔。他们的著名首领是廪君。他率领巴、樊、瞕、相、郑等氏族部落，从陕西到达湖北长阳，又沿清江向上游迁徙，定居夷城（今湖北恩施市）。传说廪君死后化为一只白虎，所以巴族后裔以虎的形象作为崇拜的图腾。巴族主要活动在川东、鄂西、湘西、陕西汉中一带，并建立了巴国。 楚、巴两族的回归，对长江流域的民族大融合，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楚、巴两族为争夺势力范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后来巴国被秦所灭，楚族统一了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他们在龙文化、凤文化、虎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更加辉灿烂的楚文化。 “龙的传人”发展史，也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史。过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缺乏深入研究，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似乎全部中华民族的历史早有定论，不必深究，所以对长江流域的古文化研究很少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今后我们应该有领导地加强这个方面的研究工作，重新谱写中华民族的历史，为世界人类的文明史作出新的贡献
面对苦难------摘自《面对苦难》 周国平“任何智慧都不能使我免于痛苦。我只愿有一种智慧足以使我不毁于痛苦。”面对自然悲剧，我们有什么呢？这里没有舞台，只有空漠无际的苍穹。我们不是英雄，只是朝生暮死的众生。任何人间理想都抚慰不了生老病死的悲哀，在天灾人祸面前谈不上什么正义感。 我们面对的是没有灵魂的对手，因而不能以精神的优越自慰，却越发感到了生命的卑微。没有上帝来拯救我们，因为这灾难正是上帝亲手降下的。我们愤怒，但无处泄愤；我们冤屈，但永无伸冤之日；我们反抗，但我们的反抗孤立无助，注定失败。然而我们未必就因此倒下。也许，没有浪漫气息的悲剧是我们最真实的勇气。在无可告慰的绝望中，我们咬牙挺住。人生中不可挽回的事太多。既然活着，还得往前走。经历过巨大苦难的人有权利证明，创造幸福和承受苦难属于同一种能力，没有被苦难压倒的，这不是耻辱，而是光荣。这是第二次看《活着》。第一次看完后，我已经哭得一塌糊涂，毕竟是经历得太少了，书中福贵的生活足以摧毁我心中所有的光明。但很奇怪，我又不觉得他有多悲惨，甚至有时候还能感到一丝存活的愉悦，那时我觉得，人生可以过得像他那样也无悔了，甚至到现在，我还是这样想的，但是此时，我想到的却是另外的一些东西：命。当我读完《百年孤独》，读完《活着》，我深信宿命。其实也不觉得自己是悲观主义者，只是现实和理念是不同的。世界是被感知，而不是被认知的。什么都已冥冥注定，甚至连我们努力的念头也是，全部已有定数。但是，我们还是活在生活中，尽管有时真实的东西和我们所做的一切背道而驰，但我们还必须努力，因为我们还生活着。假如不遵循生活的道，那么恐怕我们连思考的权利都会失去。看完《活着》，脑海里萦绕不去的是那一条通向城里的小路。忘不了福贵他爹蹲在粪缸上眯着眼睛看的那条路，忘不了福贵他娘扭着小脚一深一浅走过的路，忘不了家珍穿着水红色旗袍走过的路，忘不了凤霞无声扯着福贵衣袖走过的路，有庆提着鞋子跑在那条满铺白雪的路，还有福贵牵着老牛，把影子拖得好长好长的那条路。 路永远是那条路，不同的是，路上走的人不同了。福贵没有选择。在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人生是一场游戏，总想胜出，但到后来，一波又一波的苦难扑面而来，还没有做好准备，一切已成定数。到后来，才恍然发现，这不是场游戏，永远不会有输赢。我们没有选择，只有一直，一直走下去。所以，福贵在讲述自己的时候，他不会悲伤。那不是苦难，也绝非幸福，仅是我们要面对的生活。只是一条路，一条只能走一次的路。走在路上的人，也许会满心苦痛，停滞不前；也许会灿烂微笑，不断奔跑。尽管通向的都是同一目的地，但我仍然回选择后者。然后到终点的时候，再把所有的泪水倾盘倒出，用另一种平淡的声音讲述活着的故事。生活还在不停的进行着，可我还活着，还有勇气的活着，不知为什么还活着，是为了父母吗，是为了一天三顿饭吗，还是为这行尸走肉一百多斤的躯体而活着，很痛苦，很痛苦自己什么都没有，很痛苦这个圈，这个生活圈，丑陋的嘴脸，丑陋的金钱下的自贱的人格，让我感觉这个世界是百眉横生没有爱的滋味，没有情的交往，只有利益，除了利益还是利益，交往中看谁对谁好，如果不好就百般没有好脸色看，真是无奈的社会，无奈的交际圈！我是爱身边的每一个人的，无论我与他们怎么交往我是不会违背自己的人格和做人原则，不知道是他们不了解我，还是我不了解他们呢，总感觉交往总是那么复杂，那么让人不了解，让我不可思议，让我总是一次又一次的痛苦，我的一颗红心原先像一个红萍果一样，现在却一次次的被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划破的伤痕累累，斑迹点点，面目全非，在一点点的滴着紫黑红色的血。没有人能了解我，没有人能明白我，只有我知道自己，只有我能了解我自己。以前也听过一位智者说过一句话：我们不是为别人而活着，那样我们会更累，可能还会累死！经常告诫自己：我自稳坐钓鱼台，任凭风雨多摇戈。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万事何所不容；笑口常开，笑古，笑今，万事付诸一笑！做一个一生不让人嗤笑的人，一生无愿无悔的人，一生有用的人，一个对身边有用的人！有人说：做一个让别人瞧起的人。我感觉这人肯定是个爱慕虚荣的人，我们活着干吗做到非要让别人看得起的人，我们活着也不是为别人而活，活着也不是让别人看的，而是自己让自己更好的活着，但是这个社会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自己活着痛快别忘了分享快乐才是最大的快乐！为 了 活 着 而 活 着 ——读余华《活着》有感曾经写过一篇叫《生命》的文章企图去诠释生命，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总是千百次地询问自己到底为了什么而活着？但每次只在镜中看到一张茫然而近乎麻木的脸。余华写了一本薄薄的书——《活着》，讲述了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一口气读完它，泪流满面。余华的答案是“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为了活着而活着”，看似简单却极度深刻尖锐的答案。有人说生命其实是一个圆，走来走去也走不出这个圈，只是有的直径长，有的直径短罢了。“为了活着而活着”？过于简单的答案总让人心存不甘，企图找出点别的什么，无论什么都好，只要不是“活着”这两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字。在脑海中疯狂地搜索，在心灵深处枯竭地呐喊，几近崩溃的边缘。最后却依然见到那两个字安详地躺在眼前，折射出柔和的光芒。如果生命真的如此，为了活着而活着，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残酷？亦或是幸福？我确是被《活着》里的故事真真切切地感动了，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生活故事。或者让我流泪的是死亡——生命的终结。福贵一家相继去世，死亡的原因常出人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小说中每一个人物的消亡都给我强烈的震撼。生命坚强而又脆弱。“这是一个死亡的故事，却不乏温情。”福贵全家相互偎依着生活，在贫困饥饿的重压下，相互搀扶着在人生路上艰难地行走。为了活着而活着。承受着苦难，憧憬着未来。这就是——生活。
余华的小说创造了九十年代以来小说的高峰，人们无不是以压抑痛苦的心情读完《活着》的，其同名电影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改拍，在国内外获得了无数大奖。
余华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是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并与苏童、格非等人齐名。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挪威文、韩文、日文等在国外出版。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1998年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2年获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04年获法国文学骑士勋章。长篇小说《活着》由张艺谋执导拍成电影。 余华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中文系合办的研究生班深造。余华在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是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并与叶兆言和苏童等人齐名。著有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和长篇小说《活着》、《在细雨中呼喊》及《战栗》。还有短篇小说集《黄昏里的男孩》。他也写了不少散文与文学音乐评论。最新作品：2005年长篇小说《兄弟》（上）、2006年《兄弟》（下）。余华的出现，为那个时代的文坛，一束灿烂的光芒。他的文字字字使人觊觎，使人战栗。其先期主要描写一些血醒，暴力，以及社会黑暗，而后期，如兄弟，主要通过，描述它那个年代，童年，以及少年，甚至青年的心理及苦难，但也常常，贯穿好几辈的故事。并不使人觉得杂乱，而是让人在阅读中，战栗不已。另一个能对人不经意造成的影响是，我觉得，余华的作品能使任何人，学会感恩，学会怀念，学会感动。其实用一个词就涵盖了，余华作品对我的影响——孝顺。兄弟，我好歹，也写了一会，你给答复啊？就算没有悬赏值，也给个最佳答案呀。 其实关于，余华，你还是自己多看看，他写的真的很好，小弟不才，阐之不尽。最多算杯中之水，其实我现在还正在看《细雨中的呼喊》快看完了，他的作品，其实也被我看的差不多了。自己体会，肯定是最好的，建议，你有闲暇，也去拜读一番。
《活着》,写的一般啊,就是挺惨的.换个别的吧.
今年，是“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诞生105周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老舍先生的名剧《茶馆》，感到很荣幸。一，“葬送三个时代”的写作目的3幕话剧《茶馆》是老舍1956至1957年间的作品。它是作家一生中最优秀的戏剧创作，正像曹禺先生所说，它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共和国建立之后的17年里，老舍写小说很少，却写了不少的戏。写《茶馆》之前，1955年他写了话剧《春华秋实》，1956年写了话剧《西望长安》，在《茶馆》之后，1958年写了《红大院》、1959年写了《女店员》和《全家福》……《茶馆》跟这些配合时事政治的作品，在题材、风格以及创作模式上，都大不一样，他重新写起了解放前写惯了的“陈年往事”。其实，老舍写《茶馆》，本来也是想要配合时政宣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在1954年公布，作者抚今追昔感慨不少，觉得该写个说明新宪法得来不易的戏，用来教育青少年。于是，1956年他动笔写了一个4幕6场的话剧，戏里人物众多，由光绪年间一直写到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戏里的主要人物是兄弟3人。老舍把初稿，拿到北京人艺，读给院长曹禺、总导演焦菊隐等人，征求意见。曹禺他们感觉，这部作品，最精彩的，是第1幕第2场发生在一家旧茶馆里的戏，觉得应当以这场戏作基础，另起炉灶，写个描绘旧时代社会面貌的戏。老舍挺痛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当即表示：3个月后交剧本！期限一到，《茶馆》新作果然有了。经过跟导演、演员们的切磋磨合，这部新作真的大功告成了。剧本的最终完成稿，彻底放弃了正面展现革命斗争的场景，成了一部由往昔岁月市井生活画面组合起来的社会风情大戏。剧本发表后，老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他写道：“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描写他们的促进或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吗？”这段话证实，老舍写这个戏，拿定了“躲开政治问题”的主意，他想用这个戏专门来写中国社会“五十来年的变迁”；作家说，“躲开政治问题”，是因为自己一向“不十分懂政治”，所以，能达到的最佳效果就是可以用小人物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变迁”，“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写《茶馆》，老舍把写作题材重新转向他熟悉的旧时代，他说，这出戏只可能“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这点儿设想，如果放在文艺路线很“左”的时候，恐怕是要被扣上“政治帽子”的。不过，社会发展恰好在这时候给了老舍一个机会：1956年，国家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发动疾风骤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相对稳定的经济文化建设，为促进科学、文化、艺术事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界也出现了一段时间比较宽松的创作环境。《茶馆》就是在这种气候下面问世的。之前和之后，社会条件都不行，他也就只能写一些《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类的作品。《茶馆》共3幕，每幕戏都取用同一个场景——都发生在旧北京城一家叫“裕泰”的大茶馆里。从时间上看，3幕戏的故事，彼此相隔很长的时间：第1幕发生在晚清光绪朝的戊戌年；第2幕戏，发生在第1幕十几年后的北洋军阀割据时期；第3幕戏，发生在距第2幕三十多年、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作者调动了自己对旧中国社会生活的极厚实的观察和积累，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巧妙构思，把三个时代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招之而来挥之而去，不但高度提炼而且活灵活现地演示了旧中国的基本国情，活画出那个时代的病态现实。写作《茶馆》的时候，老舍对旧时代已经有了足够的思考，他提高了运用唯物史观来反思旧中国大千世相和社会演变的能力，对深埋在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有了精深的体会。这就保障了他能以大气魄大手笔，纵横捭阖地扫描旧中国社会变迁的全息图像，一针见血地击中历史本质。不过，写好这个戏，不仅需要有一种穿透历史的眼光，还得找准社会生活的恰当部位，开凿一个便于形象展示历史画面的艺术窗口。这个窗口，也被老舍探囊取物般地找到了，那就是戏里的“大茶馆”。社会上不分身份、地位、行当的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的老式茶馆，是个最能叫人号准社会脉搏的敏感点；茶馆好比五行八作的精神纽带，自然而然地就能显示出芸芸众生的生存状况。老舍依仗着茶馆在浓缩社会生活焦点方面的关键位置，把这个不可多得的人生舞台，艺术地叠印到话剧舞台上，让它从容地承载历史再现历史，这样的创意谋划，真可谓是超凡脱俗、空山足音。要用短短3幕戏精到地表现3个历史时期，对作者是个严峻的挑战。惜墨如金的老舍，使出一般作家不具备的看家绝活儿，仅用了大约 3万字，就把这出戏写得神完气足。处在3个历史过程社会横断面上的一个个人物和一桩桩事件，经过过细的筛选，都极富典型意义，这些人和事营造出一种合力，阐释着一个统一的答案，也就是：那个不堪回首的旧制度，早已腐朽、荒唐和肮脏到了极点，那样的世道，是绝不能容忍它再回来的。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总性质下面，曾经交织着纷纭复杂的多种矛盾。而这么多的矛盾，在老舍这里，却游刃有余地被提炼成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人生素描。3幕戏的历史侧重面各有不同。第1幕，重点描绘 “大清帝国”寿终正寝前夜病入膏肓的社会场景，稍带着，也交代了在急剧下滑的社会面前，有志革新者和爱国者，以及一些本能地怀着生活期待的小市民，心间尚存的一丝追求；到了第2幕，清王朝已经瓦解，虎狼般作恶的封建军阀，却用洋人给的枪炮，造成了连年战争和社会动荡，但求过几天安生日子的老百姓，都备感恐惧，尽管时代更迭了，所有丑陋、反动的力量，照旧像清末一样，肆无忌惮地横行，也让大众躲之不及；到了第3幕，场面最凄凉，人们好不容易摆脱了“亡国奴”的生活，反倒一头栽进了空前黑暗的现实，一向都怀着良好期待、一刻都不敢放松苦苦挣扎的中国人，竟然都走到了命运的尽头，连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难逃被断送的危机。——整部《茶馆》就这样，忠实地描绘出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半个世纪间每况愈下的社会现状。在历史大脉络的下面，这出戏的全部情节，都以人物和事件的剪影形式出现。就以第1幕来说吧，前后包括着这样一些相对独立的情节单元：第一段,“鸽子”之争——京城大宅门为争一只鸽子，差点打起群架来，旗人常四爷发了几句感慨，招来善扑营打手二德子挑衅，反倒被“吃洋教的”马五爷一句话就给压下去了；这段戏，表现了清末豪门骄奢、流氓狂妄，而顶有势力的却得数跟洋人勾结的“二毛子”。第二段,农民卖女儿——饥荒年景，破产农民康六无奈要卖15岁的女儿，人贩子刘麻子趁机牟取暴利，一旁卖小物件的贫民老者偶然得见，一语说中要害：“这年月呀，人还不如一只鸽子呢！”是用对比手法，反衬出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第三段,秦常异见——茶馆房东秦二爷来了，他踌躇满志地要拢起本钱办实业、救国难，可是他对眼前讨饭的穷人态度很冷淡，古道热肠的常四爷慷慨施舍，二人于是对是不是该周济穷人一碗烂肉面，表达了不同意见；这段戏写了国难当头，还有些中国人良心未泯，要力所能及地救助黎民，可是秦二爷和常四爷的两种热诚，都历史局限性。第四段,秦庞斗嘴——朝廷上顽固派的代言人、大内总管庞太监来到茶馆买农家女儿，正撞上有维新倾向的秦二爷，二人唇枪舌剑，各不示弱，说到被镇压下去的戊戌变法，引起茶客们一通议论，这些人对改良变法要吗麻木不仁，要吗痛恨诋毁；这段戏写出了顽固派嚣张的气焰，也让人看到维新运动脱离民众，底气不足。第五段,常四爷被捕——常四爷目睹卖儿卖女的惨状，长叹一声：“我看哪，大清国要完！”被暗探盯上了，两个暗探借庞太监到场，把常四爷和一道喝茶的旗人松二爷抓走了，理由是“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这个情节勾画出黑暗世道下边特务密布、善良人稍有不慎就要遭殃。第六段,太监买妻——老迈昏聩、心理变态的庞太监来相看刘麻子替他买下的农家女，他又老又丑，当场把农家女康顺子吓昏过去，这时候，耳边突然响起正在下棋的茶客一声断喝：“将！你完了！”这是这一幕的结尾，意思是，封建末世虽然还挺唬人，却早就枯朽到家了。第1幕大致就是由这么6个环环相扣的情节组成，中间穿插了王掌柜对眼前这些事儿的微妙态度，穿插了唐铁嘴、黄胖子等社会渣滓的丑恶表现。整幕戏，内容充实，故事此消彼长，生活气息非常浓重，每一步剧情都见出深刻的历史内涵，戏虽然简短却含意无限，整个清末社会的矛盾、黑暗、荒唐、无奈，都被一股脑儿地体现出来。剧中所有乌烟瘴气、令人窒息的社会现状，全都依赖暗无天日的旧制度而存在，这是《茶馆》的观众一看就明白的事理。老舍写《茶馆》，尊重观众的头脑，他丢弃政治说教，专靠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说话，把想要表达的政治见解，轻而易举地就送到了观众心里。第2幕开头，茶馆老伙计李三，在清朝灭亡了十几年之后，还是不肯剪掉他的小辫子，他有自个儿的“说道儿”：“改良！改良！越改越良，冰凉！……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这就是社会最底层一无文化、二无政治觉悟的小人物嘴里道出来的“政治消息”，眼瞧着皇上是没了，可世道比前清还糟糕，当权的越是高喊“社会改良”，也就是平头百姓遭殃的时候又快到了，他以朴素的经验判断，没准儿哪一天就把个旧朝廷给改回来了呢，自己不如护着这点儿“先见之明”的好！这三两句不能再平常的平民闲聊，叫人越咂摸越有味儿，中间“侧面透露”的“政治消息”，不是既沉重、深刻，也很有说服力么？第1幕，被暗探宋恩子、吴祥子抓走的常四爷，在第2幕又跟这俩人撞上了，他发现这两个家伙居然又给军阀当了特务，有点儿意外，特务们可是大言不惭：“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现而今……”“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常四爷逼问了一句：“要是洋人给饭吃呢？”特务们也不含糊：“告诉你，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都仗着洋人撑腰！没有洋枪洋炮，怎能打起仗来呢？”这一番对话，也“侧面透露”了相当重要的“政治消息”：封建王朝倒是没了，封建势力却照旧主宰一切，洋人的枪炮照旧派着大用场——这不就等于是告诉观众，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一点儿都没变吗！话剧《茶馆》里类似如此这般从“侧面透露”政治信息的地方，比比皆是。老舍把政治学家写到教科书里的理论，化成社会下层小人物们脱口而出的街谈巷议，化成戏里头一个个信手拈来的细节，潜移默化地注入到观众的欣赏活动中间，收到的效果假如跟政治教科书相比，起码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与一般戏剧作品两样，《茶馆》不是要讲具体故事的戏，它要表现的，是由3个历史时代代表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总体形象。用老舍的话说，写这出戏的目的，就是要“葬送三个时代”。3幕戏里，扎扎实实地写进去了老舍对历史深刻的回眸和反思，这让与作家同时代的人，以及一代又一代比他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看看戏，心灵就会受到震撼。一部作品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它的思想价值就是不可低估的。《茶馆》刚上演的时候，有人认为它的故事性不强，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她儿子康大力参加革命，去发展剧情。老舍谢绝了这个建议，说：“这样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50年代，中国的作者和读者和观众，几乎无一例外地觉得，凡是写旧时代，惟一任务就应当是表现尖锐的阶级斗争，歌颂革命的胜利，不这样可不成。老舍委婉地解释，旧茶馆假使都成了革命堡垒，它的日子就延续不了几天了，又何谈让它来见证3个黑暗时代呢。至于为什么可以不以反映革命斗争作为艺术作品的主题，老舍在当时不愿意深谈，也不可能深谈。话剧《茶馆》因为创意上别出心裁，还没到“文革”开始，已经引来了一些指责。有人写文章，认为《茶馆》“怀旧”，宣扬了“今不如昔”，“没有揭示出惊天动地的时代巨浪，”“没有指出人民的必然胜利和远大的理想”，“归根结底还是跟作家的世界观、阶级立场和创作方法密切联系着的。”到了“文革”期间，《茶馆》更成了老舍被诬陷成“反动作家”的“罪证”。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再去一一反驳对《茶馆》的指责。让人们不禁想起来的倒是，《茶馆》第3幕，王利发莫名其妙地问了句：“‘罢课’改了名儿，叫‘暴动’啦？”特务小宋恩子马上揪住这句话，劈头盖脸地，说王利发跟罢课的学生们“是一路货！”久经人生阵仗的茶馆老掌柜，没让他唬住，只是嘀嘀咕咕地对付他：“我？您太高抬我啦！”看来，靠指鹿为马来陷害人，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历来就不难遇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再想想，许多和《茶馆》同时问世的所谓好作品，早已经灰飞烟灭。《茶馆》却像是一枝傲霜的腊梅，历尽考验，越开越茂盛。70年代末到现在，北京人艺多次重排《茶馆》，这出戏演出已有500场之多，创造了中国话剧史上最受观众喜爱的许多记录；《茶馆》还代表中国的话剧艺术，去德、法、瑞士、日本以及香港、台湾演出，为不同人种、不同经历、不同价值观的观众所赞赏，被称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二，用写文化来写社会《茶馆》要把旧中国的社会变迁演给观众看。可是，老舍对政治不大熟悉，这限制了他直接写社会政治变迁的能力。于是，作家避生就熟，用他了如指掌的社会文化变迁，来折射社会政治变迁的幽微。我们都清楚，一个时代的文化和政治，都从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社会的政治性质总会或明或暗地作用于它的文化，而形形色色的文化世相，也常常能把暗含着的种种政治信息，传递给人们。所以，通过写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来反映这个时代的政治面貌，就成了艺术作品反映社会可行的途径。《茶馆》恰恰体现了老舍选择了这一创作途径所获取的艺术优势。《茶馆》要表现旧中国的黑暗，表现身处黑暗社会中的大众，为了求生存、求正义、求发展而无法逃避的痛苦挣扎和悲惨结局。老舍没有把这个沉重的主题，放到某一个具体故事里头，他决定用社会上“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来说明那个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谈〈茶馆〉》），来表达自己厌恶和唾弃整个旧时代的思想倾向。病态的社会，畸形的文化，怪异的人生……组成了《茶馆》里面光怪陆离的社会画面。老舍的笔，就好像外科大夫手里的一根探针，每挑破腐朽社会的一块疮痂，都教人们看到一股污浊的脓血涌出来，社会从外到内的溃疡到了这样可怕的地步，用大变革来教它脱胎换骨，当然是最合理不过的了。《茶馆》的观众，不得不随时睁大了眼睛，来直视舞台上的荒诞世道：那位据说是“侍候着太后，红的不得了，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庞太监，老态龙钟女声女气，却面对大庭广众不知羞耻地宣布自己就要完“婚”的消息；人贩子刘麻子，心狠手辣，又不怕人们看穿他倒卖一个农家女就赚190两昧心银子的劣迹，他大言不惭，宣传自个儿的逻辑：“我要是不分心，他们还许找不到买主呢”；两个逃兵，钱不够，又想满足生理需求，不得不凑钱托人贩子买个合用的老婆，组成不可想象的“三个人的交情”；战火连天，军阀割据，市民们人人自危、怨声载道，却会有人“感谢这个年月”，对专靠卖卜人为生的唐铁嘴说来，“年头越乱，我的生意越好！这年月，谁活谁死都碰运气，怎能不多算算命、相相面呢！”这一桩桩一件件带着反常滋味，也带有几分滑稽色彩的小情节，全都是荒唐年头生出来的稀奇景致，被剧作家陈列到一起，就证实了一个全没有社会公正的年代，必然要把正常社会无法理喻的咄咄怪事，层出不穷地变幻出来。这就像《红楼梦》所说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样，《茶馆》里面这些教人“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让观众每一想起，都免不了要慨叹再三。《茶馆》表现了世风败坏，江河日下。作品采取让丑类人物在职业上大多父子间“世袭罔替”的身份安排，在3幕戏里，人口贩子刘麻子和小刘麻子，卖卜装神的唐铁嘴和小唐铁嘴，干侦探的宋恩子和小宋恩子、吴祥子和小吴祥子，地痞打手二德子和小二德子，都是父一辈、子一辈地连续着，透过这伙社会渣滓不但无耻而且又略微有所变化的言行，观众可以看出一些社会变化来。第1幕，刘麻子利用社会贫富差异，倒卖人口，混得挺得意；可到了第2幕，他神气不起来了，不是贫富分化的社会有了好转，倒是更糟糕的现实叫他倒了运，他发牢骚：“这么一革命啊，可苦了我啦！现在，人家总长次长，团长师长，要娶姨太太讲究要唱落子的坤角，戏班里的女名角，一花就三千五千现大洋！我干瞧着，摸不着门！”做老式昧心生意的刘麻子，眼光、魄力，都撵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乱世枭雄们成了社会新贵，恶行远远超出了前清的权贵们，他们选姨太太的标准和一掷千金的气度，让刘麻子这路纤场老手只剩下干瞧着的份了，世风日下于此可见一斑矣。到了第3幕，轮到小刘麻子这个纤场新人露脸了，他总结父亲“一辈子混得并不怎样”的教训，迎时代浊流而上，勾结横行霸道的国民党官僚，要创办把北平全城的舞女、明娼、暗娼、吉普女郎和女招待全都组织起来的“包圆儿”公司，为美国兵和官僚们服务。小刘麻子的野心和狡诈，真可以叫他那死去的父亲小巫见大巫了，人贩子行当花样翻新、登峰造极，更证实什么样的岁月，自然就有什么样的世风。再看看唐铁嘴父子：前两幕，唐铁嘴招摇过市，虽说有兵荒马乱的年头帮衬着他卖卜行，他终归没能发迹，白喝了一辈子茶馆里的残茶，连王掌柜都敢挤对他；可是，到继承衣钵的小唐铁嘴这一辈，被封成了邪教“三皇道”的“天师”，小唐铁嘴说：“我跟小刘麻子……我们是应运而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如鱼得水！”在丑恶透顶的浊世，除去小刘麻子、小唐铁嘴这伙儿市井无赖、社会渣滓，肯定再也不会有什么正经人“如鱼得水”，一个社会是个什么社会，只要瞧瞧其中净是些何等样人“如鱼得水”便可以了然，这也是所谓“适者生存”吧。刘麻子爷儿俩和唐铁嘴爷儿俩，其实都是时代的一种“文化符号”，他们代表着最见不得人的哪种“文化”，只有在最见不得人的社会里才能吃得开。一方面，丑陋的东西四处滋生蔓延。另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里头有价值的东西，在那样的年头当中却活不出来，甚至要走向毁灭。第3幕，评书名角儿邹福远、京剧演员卫福喜和饭庄名厨明师傅，各自述说自己如同性命般珍惜的艺术和技艺，都是朝不饱夕，岌岌可危。明师傅是一个人能“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手儿”，到头来，为生计所迫，变卖了所有的厨具家什，给监狱里犯人蒸窝窝头去了，因为“现而今就是狱里的人多呀！”邹福远道出了这些艺人和手艺人的极度苦闷：“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人的精神危机是时代文化危机的一部分。《茶馆》对旧社会民众精神危机的刻画，主要是借助剧中三个关键人物——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来完成的。“裕泰大茶馆”的掌柜王利发贯穿全剧。他父亲死得早，二十多岁就独立应付生活，他懂得，“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顶要紧”，所以按着老辈儿留下来的老办法，以为“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岔子”。他每天满脸堆笑逢迎来自官僚权贵、外国势力、恶霸、地痞、特务、警察多方面的敲诈滋扰，他心地不坏，却因为地位比赤贫阶层高出一截，对世间的苦难早已熟视无睹。他是个本分买卖人，希望社会安定，自个儿的生意也顺心点儿，可社会总跟他拧着劲儿来，他不敢跟社会较劲，只能俯首当“顺民”，常劝茶客们“莫谈国事”。世间兵荒马乱，城区别的大茶馆都破产歇业了，他还苦撑着，时不时第想出些个小招数，抵挡街头商业全走背字儿的潮流，晚年，眼瞅着茶馆撑不下去了，他不嫌丢人，打算添女招待。但是，社会的魔掌越来越紧地卡住了他的脖子，国民党党棍创办的“三皇道”要砸他的茶馆，特务们也来勒索，要他交出根本拿不出来的金条换老命，流氓们开办新式妓院，在当局怂恿下要霸占他的铺面……王利发一筹莫展，走到了人生尽头，这才明白，几十年来的小心谨慎苦撑苦熬，全算白饶，面对死的诱惑，他到底喊出了从来没敢喊出口的话：“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王利发的这点儿心理危机很有代表性，不坑人、不害人、逆来顺受、没有过高的生活要求，是当时小市民最普遍的心态。身份地位稍稍高于一般平民的小商人王利发，力求小康而不得，最后结局这样凄凉，生活在那个世道下面的贫苦市民，就更没指望了。王利发走到人生最后一站喊出来的几句话，也正是萦绕在社会底层小人物们心头的一致的困惑和愤懑。秦仲义是个民族资本家。第1幕登场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岁，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势衰落，他凭着一颗报国之心，变卖祖业创建工厂，想实业救国。他耗尽40年的心血办起不小的企业，觉得这样就足可以“富国裕民”。他错了，抗战刚结束，他的产业就被政府没收了，当局不但没有接着好好办厂，还把机器当成碎铜烂铁给卖掉了。眼看着工厂的废墟，秦二爷痛心疾首，怨气冲天：“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他的人生结论比王利发的还惨：“……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秦仲义有过比王利发大得多的生存能力，他立志变革中国现实，可是，他的人生也没能逃脱世道的钳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帝国主义、封建寡头和官僚买办共同控制的国家经济形势，没给他留下一丁点儿施展的空间。何况，他自视高人一头，跟大众无法沟通感情。他在黑暗岁月里单挑独斗了一辈子，终于惨败下来，也是必然的。常四爷，在《茶馆》这出戏里，是最少受到挖苦、批判的一个形象，这跟他特定的身份、经历——由老北京旗人中间走出来的自食其力者——有相当的关系。满族出身的作家老舍，毕生写了许多带有满人性格特征的人物，可是，直到年近花甲，才破天荒头一回明明白白、理直气壮地写了一个正派、淳朴、刚直、勤恳的满族人！作者写常四爷的主要用意，一是要写出旗人下层的确有一批忠肝义胆的爱国者，二是要写出满族文化精神中也存在一些极有价值的东西，三是要反映出从清末过来的满族人，并不都是些坐吃等死的“窝囊废”。常四爷的身上体现了直到晚清时节八旗将士的多数人仍在坚守的爱国情操，打清朝末年他还吃着钱粮、坐得起茶馆的时候，就很瞧不上“吃洋教”的马五爷，瞧不上崇洋媚外的国人“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意儿”，看到鼻烟壶也从外洋进口，他心疼“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尤其是感觉到了国不国民不民的惨状，他能冲口喊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当局的侦探以他说这话为理由要逮捕他，他据实相告：“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还是没用，被抓去坐了一年多大牢。出狱就赶上了义和团运动，为护卫国权，他跟洋人刀枪相对地打了几仗。后来大清国到底亡了，他也并不意外，认准了这是历史的惩罚：“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句公道话！”他一生保持着满族人耿忠、倔强的脾气，不向恶人低头，不向命运让步，在民国初期到处排斥满人的时候，就像松二爷说的：“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又要咱们旗人呢！”哪怕是靠担筐贩菜、挎篮子卖花生米，照样活得腰板挺直。那么，像常四爷这么一条硬汉子，是不是能有好一点的命运呢，不是，他也照样逃不掉人生悲剧。七十多了，他还是一贫如洗，这才弄清楚：“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他预感到，这么下去，“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了”，他“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常四爷，一个多么希望依靠奋斗来换取国家和个人好前途的中国人，他的悲剧不是来自胆怯、懒惰，而是来自他的落伍了的观念，属于旧时代也属于满族传统的人生观，叫他总以为凭着一身正气和不服输的精神，就可以在铺天盖地的社会黑暗间闯开一条生路，这样天真的愿望根本没法实现，邪恶社会永远张着血盆大口，毫不留情地吞食着贫寒的个体的市民小人物，即使你再豪横再不肯屈服也罢。常四爷的失败，除了社会的责任之外，也因为他的人生哲学已然不合时宜。就这一点说来，他与终于跌进厄运的王利发、秦仲义，是殊途同归。《茶馆》作品刚发表，就有剧评家批评过：“这个戏……对旧时代的某些旧人却有过多的低回凭吊之情。”这部作品融入了老舍相当程度的“低回凭吊之情”，应当说是事实，问题是，这种情感是否就是多余的或者不健康的呢？剧作家“凭吊”了不为丑恶时代所容的优秀文化，“凭吊”了苦苦挣扎而终于落败的善良人物，我们只要尊重历史，是不难体会老舍对这些凭吊对象的价值认定的。优秀的民族传统被恶劣文化环境无情地剿杀，当然是需要凭吊和鸣不平
论“京味小说派”与老舍 一、 何谓“京味”？ “京味”就是北京味。它应当包括北京的环境和人文两方面，即北京的风土习俗和北京人的精神气质。具体说大致由三种因素所构成： —曰乡土味。这主要是指北京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地域特色，如北京的小胡同、四合院、大杂院、古城墙，天桥的杂耍，白塔寺的庙会，厂甸的春节，乃至小酒铺闲聊，马路边唱戏，无不浸透着一种独特的乡土气息。 二曰传统味，或者可以称做“古味”、“文化味”。这是指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国是文明古国，守仪之邦，北京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为历代王朝的故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这里留下了最深的印记，从古老的礼仪风俗，到传统的伦理道德，都积淀于北京人的心灵之中，体现出北京人独有的那种精神气质，如人际交往中重礼节、讲规矩，比较宽容、谦和，也较豁达，善于自我解嘲，有某种幽默感，比较重视文化素养等。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方面对北京人的思想束缚也较重，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封闭性，接受新事物、新风气比较缓慢，封建的宗法观念伦理道德的残余较浓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旗风对北京人的心态习俗的影响不可低估，它使上述传统中的长处和短处得以强化表现愈加鲜明。这一切使北京笼罩着一股比较浓厚的古气，其中有古雅、古朴、古老，也有陈旧、迂腐种种味道。 三曰市井味。这是指下层市民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品格、气质。这种下层市民，大体属于小城市中的半无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例如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小职员以及主要以体力谋生的洋车夫、搬运工、街头艺人、匠人、佣人等，即旧社会所谓“引车卖浆之徒”。他们的生活环境比较简陋，谋生条件又较艰苦。他们一方面保持着劳动人民的一些素朴美德，如勤劳、善良、宽厚、克己；同时又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侵染和传统规范的影响，下层市民的许多弱质、缺陷，如自私、狭窄、虚荣、平庸等所谓“小市民”习气也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今天，我们所谓“老北京”，多半属于这一阶层。 以上三股味是互相渗透，融会一气的。这三种味共同熔铸成北京人传统的心理习俗、精神气质。当然，就具体环境和人而言，他们的侧重有所不同。比如，在北京中上层的官绅之家所谓“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四合院里，传统味就更浓些。而且往往被官气、洋气、书生气等冲淡了原有的“乡土味”和“市井味”。在京郊农民身上，“传统味”、“市井味”就相对淡化，“乡土味”显得更浓。唯独在北京市内，钟鼓楼下，大杂院内的下层市民“市井味”最浓，而“乡土味”、“传统味”也以种种方式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所以“京味”在这部分人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突出。京味的表现不但因人而异，还要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从历史上看，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京味，同民国以后就大为不同，解放前后的京味又不一样(这从老舍的《茶馆》可见一斑)。至于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新思潮、新风气的涌人，久京味变化更大，不可—概而论。 二、“京味小说”与老舍。我同刘颖南同志在《<京味小说八家)后记》里曾提出“京味小说”的三个标准： (一)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这是最起码的题材合格线。 (二)写出浓郁、具体的北京的风土习俗、人情世态。 (三)写出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在北京人精神、气质、性格上所形成的内在特征。 其实，这三条里最主要的是第三条。甚至可以说主要就是第三条。只有第一条的作品，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京味，即便写出了北京的风土人情，仍然可能京味不浓(比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必须具备了第三条，写出了北京人的神韵、气味，北京人的魂，这才够得上有“京味”。所以，我认为只有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如《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柳家大院》等，才是京味小说的真正代表。 老舍先生对于“京味小说”有三大功劳： 第一，老舍是“京味小说”的奠基人，有开创之功。在他之前，中国虽有写京都生活、北京风情之作，但却没有显示多少京味特色，比较突出的倒是京派的“官气”。三十年代，沈从文等人曾提倡“京派小说”，但那与“京味”也完全不相干。老舍是第一个真正写出“京味”的作家，无论就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看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第二，老舍的京味小说有典范之格，在挖掘北京人的深层心态、传达北京人的神韵、气味上，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人们不能不承认，老舍笔下的北京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具有无可置疑的真实性。这固然得力于老舍对于北京的深刻了解，有深厚的生活根底，同时，也与他的取材对象有密切关系。老舍笔下的人物主要是生活在城区大杂院内的下层市民。在这些人物身上，“京味”所包含的“市井味”、“乡土味”，乃至“传统味”表现得最为集中、鲜明。 老舍刻画小人物成功的原因，还在于他那深切的情感倾向和客观的审美视角。老舍是用一种宽厚仁爱的胸怀和公允和善的眼光来看待北京发生的一切。他既痛恨小市民的庸俗自私，也赞扬下层市民身上体现的善良、豁达和淳朴。这使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闪烁出人性善恶的各种光彩，既有可怜、可卑、可悲，也有可敬、可爱、可贵，完整地、真实地反映灵魂的各个侧面。 在驾驭北京语言的技巧上，老舍所达到的那种炉火纯青的地步，是众所公认的。他写的北京话，既保持了民间口语的朴素、生动，又筛选掉那些粗陋的杂质，确实烧出了京韵的香气，精妙传神。这使他的京味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三，老舍的“京味小说”有正宗之美。老舍作品的京味一不靠描写新异的民风民俗取胜；二不靠传奇性的情节故事引人；更不靠猎奇搜异的野趣去逗人。老舍笔下的北京是普普通通的平民大院或四合院。老舍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平凡常见的中下层市民。老舍所写的故事也往往是日常生活，家长里短。总之，他是完全以写普通人、普通事，写大众心理来显示出北京最普通存在的“京味”。不仅如此，老舍还以平民百姓的心态去描写北京人，他如同生活在人物中间，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不是高踞于这群小民头上，颐指气使，指手画脚，也不是以一副悲天悯人之态，赐舍廉价的同情。而是让人感到一种融洽无间的亲切感。当然，这决不是意味着降低作者思想高度。老舍对旧文化和旧市民意识的批判是鲜明的，只是这种批判隐藏于平易近人的描述中，而幽默风趣的笔调，又使这种褒贬不那么锋芒毕露而已。 三、“京味小说派”已经基本形成。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大致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一)有一二位杰出的、众所公认的著名作家为核心、为代表。 (二)有一批艺术特色相近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代表作家的外围或后继。 (三)产生出一批题材、风格相近的、有影响的优秀作品。 倘若这三个条件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以为，“京味小说派”作为当代文学中的一个流派是基本形成了。理由很简单： (一)“京味小说派”已有一位响当当的、卓越的代表作家——老舍。 (二)近十年来，在当代文坛上已涌现出一批擅长于描写“京味”的优秀作家。他们有的自觉地师从老舍，有意识地学习老舍(如苏叔阳)，有的吸取了老舍的神韵，写出了一批京味十足的作品(如邓友梅、韩少华、陈建功)，还有的因写出过一些题材相近，京味特色浓郁的作品，而扩大了“京味小说”的影响(如汪曾祺、刘绍棠)。尽管这些作家各有自己的风格、特色和艺术追求，对“京味小说”也许存有不同看法，但都同老舍创作中表现的“京味”，有密切联系。人们有权利把他们结集在一起，看成一个流派。因为从文学史看，除了那些有纲领、有目的的自觉结成的文学流派外，大多数流派是由读者和后人来归并的。 (三)以老舍为代表的“京味小说”作家们，已经写出了一批京味十足的优秀作品。除了有老舍的一批奠基作品外，这些年又产生了像邓友梅的《那五》、《寻访画儿韩》，韩少华的《红点颏儿》、《少总管前传》，陈建功的《找乐》、《辘轳把胡同9号》，苏叔阳的《傻二舅》等优秀作品。老作家汪曾祺的擅长固然在于描绘他家乡苏北一带的风情，但他在北京生活长达四十年之久，对北京生活的熟悉和把握不亚于自己的家乡，因而他写北京生活的作品，像《安乐居》、《云致秋行状》，无不具有浓郁的京味。热衷于“乡土文学”的刘绍棠，一向以写京东运河风情著称，京郊的“乡土味”本身就染有京城的“传统味”和“市井味”，所以刘绍棠笔下的乡土风情其实也是京味的一种扩张。如果再扩大一点说，浩然的某些作品如《弯弯绕的后代》也属此类。除此之外，显示京味特色的优秀小说还很多，像刘心武的《钟鼓楼》等，不一而足。 其实，“京味小说派”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流派并非偶然。从历史、文化、语言诸方面考察，北京者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具备了产生流派的肥沃土壤。 一是“京味”的独特性和影响力，如前所述，像北京这样具有鲜明的民族标记、丰富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地域风貌的城市，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十分罕见的。所以，“京味”本身就有着独树一帜的光彩。再借助于它作为首都的权威性，影响所及岂止于中国，实可谓名扬中外。 二是“北京话”的权威性和魅力。现今推广全国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作为基础的，二者大同小异，这使北京话本身就有了走向全国的便利。北京话虽有一些方言土语，但大多是普通话稍加变化，如儿化韵、双声词并不影响读者的理解。即便偶然在小说中使用几个生僻的俚词(如“敢情”、“找乐子”之类)，往往正是体现京味色彩最浓之处，最富有乡土气息，作者必然会加以解释说明，并巧妙运用，一般只会增添语言的魅力，“烧”出京味的香气。所以，从总体来看，运用纯熟“北京话”写出的作品，在全国推广是没有多大障碍的。 三是北京有着一支强大的作家队伍。当然，北京的作家未必都写“京味”，但至少他们写京味要比其他地方作家容易得多。可以说：“京味小说派”的后备队伍是阵容强大的，这是“京味小说”的出现和繁荣的前提。 当然，所谓“流派，流动之派”也。它不可能凝固不变，更不可能永世长存，文学史上的任何流派都是一个形成、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有的寿命还较短。有人担心，随着时代的发展，“旧京味”将越来越淡泊以至消失，“京味小说”前途堪忧。其实，只要有北京存在，“京味”仍会存在，即便有一天“京味”完全融化于时代新潮中，那么，“京味小说”作为一种历史，仍将有它存在的价值。像邓友梅的《那五》之类，写的就是历史，并不有损于它的审美光彩。 还需说明，我们认为“京味小说派”基本形成，并不意味它已经十分稳定、成熟，因为流派的发展趋向是难以预测的。文学史上的许多流派除了少数几个代表人物外，大多数是不稳定的；有时甚至于主将都可能脱离(如闻一多之于“新月派”)。“京味小说派”也有两种可能：或许写京味小说的作家会持续不断，日趋增多，蔚为大观，使这一流派日益壮大；或许会逐渐冷落下来；但即从当前的情况，把它看作一个流派是完全够格的。
呵呵 我大一 正在写 写好了
现代文学史老舍小说研究期刊网上有关老舍幽默的论文都可[参考文献][1]汪倜然.论幽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N].解放军报,1957-05-04.[3]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J].老牛破车,1936,(2).[4]老舍.写与读[J].新文学史料,1981,(2).[5]老舍.谈幽默[J].宇宙风,1936,(2).[6]王晓琴.笑:生命的交响[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7]老舍.老舍谈创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茅盾.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J].抗战文艺,(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