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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和英国的土地制度的变迁有着很大区别。中国从有效的土地产权制度和土地自由交易制度转变为非自愿的及受政府管制的集体土地制度；英国的封建土地保有制在形式上却几乎没有太大变化。但结果是，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和现代的城市化，而中国出现了生产率下降以及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 阻碍。后来的土地家庭承包制又重新回到了界定土地产权和允许土地流转的道路上。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得到人同意的制度变革才是有效率的改革，而不管宣称的目的有多高尚和伟大，强制的改革必定导致制度的倒退。一 我读《英国土地法律史》时，发现英国的土地法律制度自11世纪征服者威廉时期到近代以来，几乎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是在1925年的《财产法》中才终结了土地封建制或土地保有制。后来遇到该书作者咸鸿昌时，他说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英国的土地制度在名义上仍是保有制。这使我感到很惊奇。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工业化的国家，也应是第一个进入现代城市化的国家。无论是按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历史五阶段论，还是制度经济学对人类历史的阐述（如诺思），似乎这样的土地制度无法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相应的制度条件，以使土地更有效地重新配置到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需的地方。如何理解这样一个悖论？ 实际上，这一悖论是人为制造的。这是因为，热衷于建立理论体系的学者，很容易将在逻辑上看来无矛盾的学说急忙用到对历史的解释上，而使接受这些学说的人误以为历史本来就是这样的。例如，以阶级斗争为推动历史主要动力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认为，与旧的封建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土地领主阶级一定会捍卫土地封建制，也与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毫无关系。实现以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就要首先改变这种封建的土地制度。又因为受益于这种制度的封建领主阶级不愿意改变这一制度，所以要靠暴力来推动。 然而，如果我们的头脑不受理论假说的束缚，就能发现，事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那么，如果英国的封建土地制度没有根本改变，就发生了工业革命，那是因为什么？首先，如果我们同意，领主也是理性的经济人的话，他们并不会拒绝另一种赚钱方式。所以，在继续让领地上的保有农耕作土地以外，他们还投资于工矿企业，也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开办工矿企业。例如《英国土地制度史》记载，“1750年，劳瑟家族将500000英镑用于发展他们在西库伯兰的煤矿”，……“1819年至1854年间伦敦德里侯爵投资1000000英镑以发展煤矿和建设西汉姆港。而达勒姆伯爵的矿山在1835年的估价达到540000英镑。”（沈汉，2005，第282页）领主们也可以从出租自己的矿山中获利。如“康沃尔的地主从矿山得到的收益几乎完全以地租的形式取得。”一般多在1/15到1/20之间（沈汉，2005，第283页）。这说明领主们并不局限于农业。 除了工矿业，领主们还投资于钢铁，铁路，造船，甚至金融。如“18世纪在约克郡南部，第二代罗金汉侯爵在他的府邸温特沃斯伍德豪斯附近建立了煤矿、铁矿、石矿、鼓风溶铁炉，……”。又如，“在1833年至1845年间，有一批贵族、地主和乡绅向各铁路公司投资。他们的投资1833年时在大联合铁路公司中占股份的20%，1837年时占伦敦和伯明翰铁路公司股份的31%，1845年时占大联合铁路公司股份的34%。……”又如，“从1830年到1887年彪特侯家族把大宗资金投入加的夫船坞。”又如，“1790年1月1日，赛克斯在当地开设了自己的银行。……1796年，在约克郡的三个银行分支拥有铸币1500英镑，本票27000英镑。”（沈汉，2005，第285页） 在另一方面，领主们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居住在古老城堡中顽冥不化的老古董，而是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当时英国和欧洲大陆各种思想资源的人，并热爱科学。逻辑上，我们也不可能想象，他们为什么会拒绝这些。如对数的发明人约翰•纳皮尔（John Napier）就是苏格兰的梅奇斯顿堡的领主。他出生于1550年，早年热心于宗教运动，但后来又痴迷于数学，竟花了二十年的时间计算出世界上第一个对数表，为科学计算提供了便捷的工具（Eli Maor，2010，第1~7页）。 除了领主们自己的经济与科学活动，他们也通过产权交易将土地转移到了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其他人，尤其是平民资产阶级手中。然而这时，他们遇到了一个障碍，这就是封建土地制度，即保有制妨碍土地产权的转手。这是因为，在这种制度下，每块土地并非独立的资产，而是一系特定关系的一个环节。所谓特定关系，就是土地在概念上是国王的，国王授予封臣，封臣授予领主，领主授予保有农使用。其条件是，后者必须向前者提供各种形式的劳役，最主要的劳役是军役。即一旦打仗，后者就要提供军人和相应的军事物资。其它劳役包括宗教服务和杂役等。 由于在概念上土地属国王所有，所以无论是封臣、领主，还是保有农都没有权利直接出售土地；如果想转让，只能采取迂回的方法，即所谓“替代”和“再分封”。所谓“替代”，就是现有的保有农将土地和自己的保有农身份一同转让给受让者；所谓“再分封”，就是保有农自己变成“二领主”，受让者成为自己的保有农（ 咸鸿昌，2009，第72页，）。这样与土地一起转让的还有对原领主的义务，如军事义务或其它杂役。这两种方法虽然使土地转让成为可能，但仍然成本很高，妨碍了土地更有效地转让。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土地转让和租赁活动的增加，人们逐渐将保有制的形式里面加上自由交易的内容。例如在“租赁协议签订后，承租人应当依照自由保有制下‘转移保有’的形式要求进占土地”（咸鸿昌，2009，第267页）。在这时，他是名义上的保有农，而出租人是名义上的领主。在他承租以后，还可以向其他人转租或分租，不过在这时，他又成了下一级承租人的名义上的领主。这种虽然 “承租人在理论上不认为享有保有权，但却基于特定目的被以保有人对待”（咸鸿昌，2009，第268页）的方式，超越了内容与形式的对立，使在保有制的制度外壳下，土地自由租赁得以开展。 当然即使如此，保有制下的土地转让还是受到较大限制。但利用土地承租制度的便利，弗朗西斯•莫尔律师发明了 “出租并弃让”的形式，将土地转让的法律程序一分为二。所谓“弃让”，就是“按照普通法的要求将自己在土地上享有的回复地产以书面形式弃让给”承租人。一方面租赁手续较为简便，另一方面弃让土地也比较简单，受让人同时受让了两种权利，承租权和出租权，“两种权益合并为自由保有”；却避开了复杂的保有权的转让仪式（咸鸿昌，2009，第274页）。据说，“到17世纪时，‘出租并弃让’成为一种普遍的转让土地的方法。”（咸鸿昌，2009，第274页）又一次，在保有制的大框架下，人们通过签约方式的创新，成功地绕开了制度障碍，降低了交易费用，使土地转让成为可能。 上述英国土地制度变革的风格，是道格拉斯•诺思所说的次级制度变迁。他将制度变迁分为基础性制度变迁和次级制度变迁，而后者又被称为合约形式的变革；相对于前者，它更为灵活从而更易发生；当合约方式的变革积累到一定程序，就会导致基础性制度变迁，即法律的变化。实际上，合约方式的变革与法律制度变革的最为重要的区别，在于它是当事双方自愿交易的结果，没有任何强制；而法律制度的改革则有强制性。 前述在保有制外壳下，土地可以自由租赁也可以转让的现实，又使得英国的土地法律制度得以改进，但仍带有保有制的特点。咸鸿昌指出，“独特的历史渊源使英国的土地租赁法综合了土地保有权制度和合同法的内容”（2009，第271页），成为一种区别于大陆土地租赁法的具有“英国特色”的法律形式。区别只在于，当承租人不交纳租金时，在大陆合同法下，出租人对承租人拥有债权；而在保有制下，则拥有对物的扣押权。这种区别一直保留到了1925年的《财产法》中（2009，第272页）。在另一方面，由于“出租和弃让”成为了一种普遍形式，经过两个多世纪，到了1845年，“法律应时而变，直接以授让（grant）形式取代了‘出租并弃让’的形式。”（2009，第274页） 应该说，自征服者威廉以后，英国的土地制度一直经历着变革，只是这种变革更多地是次级制度的变革，而较少基础性制度的变革；表面上产权制度没有变化，但合约方式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它几乎起到了法律变革和产权制度变革的作用。这方面，我们要感谢张五常教授的研究，他的《佃农理论》首次提出了合约方式的不同也会带来效率的不同。在以往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中，产权制度更为重要和突出，很多人将重点放在产权制度的研究上，而忽略了在同样的名义产权制度下，还有巨大的制度变革空间。这就是合约方式的变革。由于有了对合约方式研究的理论，我们就能对英国土地制度变迁有更多的理解。 由于英国在表面的封建土地制度外表下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而“扩大土地保有人的处分权”和“促进土地保有权转让制度的发展”（咸鸿昌，2009，第273页），其结果，就是为英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土地产权交易的制度空间。土地产权出现了大规模的转让。如“l561~1640年，王室土地减少3/4，大封建贵族的土地减少一半，而新贵族的土地增加1/5。l551~1600年，7个郡的2500个庄园中有1/3的土地转手，1601~1640年土地转手的规模更大，只有诺曼人征服英国时的土地转移方能比拟。”（陈紫华，1992，第2~3页）总体而言，近代以来，英国“有1/6的土地转手。”（陈紫华，1992, 第5页） 我们并不否认，16世纪以后英国土地的易手有很多宗教因素和政治因素。如宗教改革时期英国政府对天主教地产的没收。据说那时天主教修道院占有全国土地的近三分之一（陈紫华，1992，第1页）。被没收的土地被转赐给了国王近臣，或转卖给了其他人。又如国王在与国会的战争中失败后，王室和王党分子的领地被没收并被拍卖（陈紫华，1992，第2~4页）。但这只是一次性转手。而只有不断地再配置，才能保证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就需要有一个随时可以进行土地产权交易的制度环境。前述合约方式的变革便利了土地的转让和租赁，才真正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土地重新配置的要求。 在另一方面，尽管有了合约方式的变革，应该说，相对于土地租赁来说，土地的转让更为困难。例如“整个程序至少要经过20个部门和环节，每个环节都存在大量的风险、拖延和昂贵的开支”，1846年“土地转让的成本相当于土地三年的收益”，也有人认为“相当于土地五年的收益。”（咸鸿昌，2009，第346页）这就使人们在需要土地再配置时，很自然地更多地选择租赁方式。人们甚至发现，在进行土地保有权争议的诉讼时，迂回地采用“侵占承租地令状”，即把保有人之间的争议通过法律技术变为承租人之间的争议更为简便，于是在16世纪以后的“近三百年的时间内成为解决土地保有权争端的主要诉讼程序。”（ 咸鸿昌，2009，第276~277页） 在现实中，表现为更多地利用租赁来解决土地的重新配置问题。尤其在农业方面，有大量的经营农场出现。1887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租地经营的土地占总面积的约，而到了1922年，这一比例则达到了（据沈汉，2005，第296~297页数据计算）。类似地，领主们也将自己的土地出租给开采矿产。如采矿者“在承租矿山时冒着很大风险。他们把出售矿石的一部分所得支付给地主，一般来说比例1/15到1/20。”（沈汉，2005，第283页） 无论如何，尽管英国土地制度在现代化过程中长期没有去除其封建的保有制外壳，并且实际上存在着不少妨碍土地交易的法律条款，但并没有在战略层次阻挡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在这一过程中土地是如何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我们缺少相关的文献和研究。但数据告诉我们，在当时的背景下，英国的城市化过程还是很快的，并且领先于世界各国。1750年，英格兰的城市人口比1520年增长了140%（见下表）。1811年，英国的城市人口比重已达65%，到1871年更高达86%（转引自 刘淑兰，1982，第97页）。 表1 英格兰城市人口的增长（1520年~1750年） 单位：千人 资料来源： 江立华，2002，第130页。 我们猜测，这一定是英国人在现有土地制度框架内采取变通方法所至。所谓“变通方法”，主要是指两种情况，一是在进行实质性的土地交易时，还保留现有土地制度框架所要求的名义和仪式，如用“替代”和“再分封”的形式进行的土地交易；一是在诸种可互替的制度安排中，选择交易费用更低的制度安排，如用“出租并弃让”替代土地保有权的转移，用土地租赁替代土地转让等。可以想见，英国城市化大概主要是靠土地租赁的方式转移土地的。 二 反观中国，情况似乎正好相反。中国的土地封建制在春秋战国以后就逐渐瓦解，到了汉代，基本上形成了较纯粹的土地契约制度。自春秋时期鲁国“初税亩”以后，原来的井田制就逐渐消亡，因为可以用实物或货币替代在公田中的劳役。秦汉以后，中央与地方的政治结构以郡县制为主，也就逐渐取消了天子与诸侯的封建关系。 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到了明清民国时期，这种土地契约关系更为成熟和纯粹，使得土地的交易更为便捷。在租佃关系相对具有更多的人际因素而较难自由变动的情况下，土地产权的自由转让反而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到清代和民国，甚至发展出永佃制。对于田主，他的土地权利一般被称为“田底权”；对于永佃农，他的土地权利一般被称为“田面权”。在承佃方永远承佃的情况下，田主和佃农都可以把自己的土地权利自由转让给别人，而无需征得彼此的同意。不能不说，这种将完整的土地产权分割开来进行交易的土地制度，已经达到了它的极致。 按理来说，这种土地自由交易的制度有利于在一个社会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因为土地再配置的成本很低。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种土地制度竟然成为推动现代化的人们眼中的障碍。近代以来，主张社会革命的人都把“平均地权”当作一个重要目标。如孙中山代表的国民党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后者甚至将它所进行的运动称为“土地革命”。主张土地革命或改革的人有着很不同的理论背景，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基本否定那时的土地制度。否定的理由大致有三。一是不公平，即土地产权分布的不平均，地租率太高，地主对佃农的剥削很残酷；一是无效率，即因存在剥削关系，导致效率很低，人民生活贫困；一是这是一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即封建的土地制度，妨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化。 然而，对于这三种理由，都有非常相反的证据。关于地权分布不平均，据赵冈的研究，清未土地在农户间分布的基尼系数约在之间，民国以后，则多在 到之间，个别地方有低到高至 的情况（2006，第64~70页），应是相当平均的。换一个通俗一点的指标，就是“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的比例”。据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一些研究，大多在40~65%，远没有土地革命鼓吹者的70~80%那么高（毛泽东，1993，第118-245页）。杜润生在50年代初期也曾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质疑，说中南地区地主富农的土地只有40%多（杜润生，2005，第9页）。后来的一些研究指出，毛泽东因将公田算作地主之田，以及小土地出租者也算作地主，所以估计大大偏高（ 郭德宏，1989）。 即使对土地分配情况有不同估计，中共执政后的国家统计局的估计则可以算是比较权威的估计。见下表。其中地主和富农的占地比重为。
1、孙立田：《中古英国敞田制的运作及经济社会效应》，《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1期敞田制是中世纪英国基本的土地利用与管理制度。土地以条田的形式呈现且分散分布是敞田制的自然形态特征;土地的个人占有与公共利用是敞田制的基本内涵;庄园习惯法或村规民约是敞田制运作的基本准则。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背景下,敞田制特有的农牧结合可以有效地保持土壤的肥力,有利于维护小农经济,对社会弱势群体也起到了一定的慈善和救济作用。2、咸鸿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万字《英国土地法律史》3、邱谊萌，《16-19世纪英国土地制度变迁研究》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运用历史经验归纳法、分析叙述法和需求供给分析法,借鉴英国现存的大量历史资料,对16—19世纪英国的土地制度变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认为土地私有产权从不完全到完全的制度变迁是土地所有者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英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首先,本文对16世纪前英国的土地制度做了简要的介绍,指出当时普遍实行的敞田制、骑士领有制和公簿持有制是私有产权不完全的土地制度。然后运用供求分析理论,对16—19世纪英国土地制度变迁的动因进行了分析。4、王秀芹，《英国中世纪赋税形态与封君分臣制》，2002年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以上材料来源杭州图书馆，希望有助于解决你上述问题。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较早。但资产阶级不够成熟也不够强大，面对封建复辟选择了妥协。保留了国王。
土地属于国王或贵族所有。
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30年前，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泱泱中国，没有一部专门规范土地管理和利用的法律。30年过去，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土地管理法律体系已初步建立，土地权利保护、土地登记、土地用途管制等诸多重要方面，均从法律上得以规范。在市场化配置土地资源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广袤的城乡土地激情拥抱法治。零的突破：选择市场，选择法治，土地管理和利用步入有法可依的轨道土地管理法制建设，合着改革开放的节拍而动。改革始于土地，改革唤醒了对法治的需求。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的包干协议一举掀开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新的历史，农村土地从人民公社的集体化大生产转变为以户为单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1982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快。1982年，国务院决定在农牧渔业部内设置土地管理局，作为依法统一管理全国土地的职能机关。同时，《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建设用地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法规出台、实施。然而，这些规定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土地分散管理、政出多门的局面。1985年，全国耕地净减少高达100万公顷，唤醒了人们对耕地资源的严重稀缺及加强耕地保护紧迫性的认识。1986年是新中国土地管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的通知》，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土地管理法规”，“抓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4月，农业部上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后提请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6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于6月25日公布，1987年1月1日起施行。依据这部法律，我国对城乡土地集中统一管理。1986年8月1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诞生，代表国务院对全国范围内的城乡土地实行统一管理。随后，省、市、县、乡四级地方土地管理机构也相继建立，我国土地管理队伍不断壮大。我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1987年12月，深圳经济特区敲响了土地拍卖第一槌，突破了当时《宪法》对出租土地的禁令。法随事变。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同年12月29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这次适宪性修改，一举扫清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面临的法律障碍，为土地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开辟出一条法治之路。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成立后，以《土地管理法》配套法规建设为中心，形成以《土地管理法》为基本法律的法规体系框架。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86年8月到1992年年初的5年多时间里，国务院先后制定颁布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外商投资成片开发经营土地暂行管理办法》、《土地复垦规定》等；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制定颁布了《土地违法案件处理暂行办法》、《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审批管理暂行规定》、《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土地登记规则》等。土地管理有法可依，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特别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土地管理面临严峻挑战。法律规定的分级限额审批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大打折扣。各地通过“化整为零”、“下放土地审批权”等办法，大量占用耕地。据统计，1986年到1996年，因各项建设占用、农业结构调整以及灾毁等原因全国共减少耕地约亿亩，而同期开发复垦的耕地只有7368万亩，10年间，耕地净减少2898万亩。严峻的现实，迫切要求土地管理法制与时俱进。关键之举：确定用途管制的法律地位，土地管理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为法制变革打下坚实基础。1996年初，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下达了11个重点调研课题，其中之一就是耕地保护问题。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党组十分重视，举全局之力开展这项调研。经过对广东等13个省（区）和上海等12个城市历时10个多月的调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向中央提出了保护耕地的政策性意见，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修改和制定有关法律。199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即中央11号文件下发，明确提出，必须从体制、机制和法制上采取治本之策，扭转人口大量增加、耕地大量减少的失衡趋势。此时，《土地管理法》的修订也正式启动。1997年5月成立修改小组， 8月18日修订草案上报国务院。经国务院第64次、第65次常务会议讨论审议原则通过后，形成了《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1998年4月11日，由国务院正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4月26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就《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作的说明。8月29日上午，出席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的141名代表按动了表决器，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以139票赞成获高票通过。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以立法形式明确肯定“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确立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和土地利用规划的法律地位。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从保障建设用地供应为主转到切实保护耕地为主；在土地管理方式上，从分级限额审批制度转到用途管制制度；在土地利用方式上，从外延粗放型转到内涵集约型；在各级政府土地管理职权分配上，从土地管理权主要集中在市、县转到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土地用途管制要求合理划分；在执法监督工作上，从传统的土地监察转到建立现代土地执法监察体系；在调整范围上，从单纯调整行政管理关系转到既调整行政管理关系又调整财产关系。1999年1月1日，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作为其重要配套法规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同步施行。速度之快，在中国立法史上前所未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继续向前推进。2001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出台，明确规定四类经营性用地一律实行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和挂牌出让。但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征地规模不断扩大，涉及征地问题的土地信访数量不断攀升，因征地补偿安置引发的矛盾和纠纷日益突出，社会各界对改革和完善征地制度的呼声十分强烈。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决定将《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一修正，不仅将原来的土地征用区分为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而且从《宪法》层面上强调无论征收或者征用都要给予补偿，体现国家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同年8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对《土地管理法》的部分条款进行了第三次修正，主要是将总则第二条第四款的“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同时，将《土地管理法》中的“土地征用”全部修改为“土地征收”。随着土地管理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国土资源部门依法行政的水平在不断提高。以《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全民意见的成功尝试为起点，国土资源部对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法律草案，积极采取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等形式多方听取意见，奉行“开门立法”。对一些技术性较强的立法，认真组织专家咨询论证。《征用土地公告办法》、《国土资源信访规定》等规章在出台前，都全文公布，向社会征求意见。作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的重要内容，《国土资源听证规定》是第一部严格规范国土资源系统听证工作的规章。2004年1月9日经国土资源部第12次部务会议通过后公布，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它是最早的由部门制定的听证规定。颁布并实施《国土资源听证规定》，是国土资源系统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以层级监督和行政救济为重点的国土资源行政复议工作不断得到加强，探索建立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制度，有效化解因征地补偿安置引发的群体性纠纷和社会矛盾，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法律的创新和变革，使我国土地管理走上法治轨道。新的起点：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面临新形势，土地管理法制建设担负新使命进入新世纪，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提速，土地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2004年6月，国务院领导批示要求，在抓好土地清理整顿的同时，着手研究制定管理制度。7月，国土资源部先后召开部党组扩大会议和专家座谈会，专题研讨国土资源制度建设，继而成立了加强土地管理制度建设领导小组，保证《土地管理法》确立的各项制度真正得到执行。当年10月，《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出台，决定重申，要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出现新增建设用地供应量过大、工业用地低成本过度扩张、土地地方违法用地比例很高、出现新的违法形式如“以租代征”等。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央下定决心，要运用土地政策，切实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2006年8月31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下发，从调整利益机制、完善责任制度和健全法律机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经过多年的积极摸索，土地管理改革方向越来越明晰，就是法律、经济、行政手段并举，建立土地管理的长效机制。与中央的部署相一致，国土资源部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200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物权法》，作出了许多有重大意义的规定。如：建立了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完善了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构建了以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为主要内容的土地物权体系；依据宪法，按照党和国家关于征地补偿安置必须保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的原则，对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进行了完善；贯彻平等保护的原则，在土地物权体系方面作出了多项创新性规定。结合《物权法》的颁布实施，国土资源部部署开展了相关部门规章的制定工作。2007年12月30日，《土地登记办法》正式向社会公布，并于2008年2月1日起施行。《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规定》等规章的制定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决定》同时明确，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积极稳妥和规范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任务迫切，《土地管理法》已进入新一轮修订。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拟将《土地管理法》修改列入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国土资源部党组对《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土地管理法》修改工作方案和修改思路，目前，《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的起草工作正在抓紧进行。据部有关负责人透露，起草工作坚持四项原则。一是既要全面总结和回顾现行《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取得的经验、成效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又要展望未来土地管理改革的基本方向，为构建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新机制提供法律武器。二是注重将党的政策上升为法律。党中央、国务院在土地参与宏观调控、完善征地制度、提高新增用地成本、节约集约用地等方面已经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将通过法律修改使之上升为法律制度。三是按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将被实践证明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共同责任制度、国家土地督察制度等上升为法律制度。四是坚持开门立法、民主立法。这是我部立法工作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保证立法质量的关键环节。起草《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除了由部机关主要司局参与起草外，还特别委托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起草专家建议稿，委托广东等省厅联合起草地方建议稿。最终报送国务院法制办审议的送审稿，将综合考虑专家和地方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意见，并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30年锐意改革和不断创新，我国土地管理法制建设正站在一个崭新的起点上，我国土地法治之路必将走得越来越顺畅。（
农业技术推广方面的法规政策是确保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有效开展和有序进行的保障。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农业政策与法规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 要：学习掌握并切实贯彻实施我国农村基本政策和法律，对从事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干部就显得尤为重要，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巨大推动作用。
关键词：农村政策与法规;教学方法;教师专业素质;教学效果
为了巩固和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农业生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维护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合法权益，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科学 文化 素质，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03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公布施行，奠定了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首要地位。自2004年以来，我国连续9年将中央一号文件锁定“三农”，并不断出台了有关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政策与法规，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快速稳定发展。临夏农校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发展的实际需求，提升为“三农”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不断转变工作思路，将单一的中专 教育 转变为农业中专教育、成人继续教育和农民短期培训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并将《农村政策与法规》作为主要课程之一。但如何上好这门课程，让学员在工作实际中发挥更大的主体作用，本人在几年的教学实践中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1 教师专业素养的培养是提高农村政策与法规教学质量的前提和保证
一般来说，《农村政策与法规》的授课教师，没有进行专门的学历教育，或者说在大学没有进行该专业的深造研修，而是从农业专业教师或政治专业教师中派生出的，对农业和政策的掌握与理解难免偏颇。而农村政策与法规的制定、颁布、实施和完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多领域、多部门、多学科的一门课程。所以，要上好该课程，要求教师具备极高的专业素养。
教师要潜心学习农村政策与法规的相关知识，不断提升专业水平。农村政策与法规不仅涉及到农学、社会学、心理学，也涉及到我国农业法、土地法、环境保护法、婚姻法及其我国农村经营体制等诸多学科领域，而且，新的 政策法规 又不断出台。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广泛学习各门学科相关知识及 其它 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到融会贯通，运用自如。同时，必须掌握农村政策与法规的最新动态，给学员讲授最新政策，切实指导实际工作。
教师要积极参加各种与农村政策有关的师资培训，加强交流和学习，拓宽自己的视野，不断充实教学内容。
任课教师要在具体的工作生活中，深入农村一线，了解农业、农民、农村中对国家出台的相关农业政策的执行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分析存在该问题的原因，寻求更好更有效的方式方法，为农村贯彻执行政策法规提供参考和建议，以提高自身专业实践水平。
2 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是提升农村政策与法规教学效果的有效 措施
采用参与式教学，加强师生沟通，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参与式教学的出发点是让所有的学生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来。自主创新的课堂教学，要求做到“学生积极参与，师生双向互动”。笔者在对村干部学员讲授农村土地经营权这一章节时，根据村干部生产 经验 丰富，整体素质高的特点，本人大胆采用了参与式教学法。先让学员分组讨论当地农村土地的经营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学员纷纷发言。比如：一家一户的生产规模小，劳动力生产效率低;土地条块分割很细，农业机械很难使用;部分农民外出打工，土地撂荒，同时也有农民无地可种;城郊农村土地被强行开发修建商品房而补偿很低等等，课堂气氛非常热烈。紧接着我趁热打铁又提出了问题：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答案五花八门。这时我提出了有一项政策能较好的解决这些矛盾，那就是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给学员讲解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含义、流转方式，以及安徽省通过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涌现出全国种粮大户的典型案例。这样，不仅激发了学员的学习兴趣，教学效果也有所提高。更是培养了学生主动思考、主动学习的能力，也培养了学生相互协作的团队精神。
应用换位教学，为学生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提升学员的综合素质。换位教学法是指在特定的教学环节中，让学生临时充当和扮演教师的角色，走上讲台讲课，老师坐在学生座位听课，学生讲完后，由讲课学生先做 自我评价 ，然后其他同学和老师进行点评 总结 。学生由被动变主动，利用教师指导下的自我思考、自我实践、自我激励，达到对知识的掌握。在村干部大专班的教学中，本人选取了关于如何促进农民增收这一与学生直接相关的主题，采用了师生换位法教学，将七县一市的学员分成八个小组，每个小组推荐一名学员代表，通过小组讨论、代表主讲、大家评定、老师总结四个环节，很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而且，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使本人对当地的农村经济发展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村干部带头致富的急切心理有更多的理解，使我对服务三农更加坚定了决心和信心。同时也发现个别村干部的心理素质和语言表达等方面存在严重障碍，争取在以后的教学中有针对性地锻炼和提高学员全方位的能力。参与式教学不但起到了活跃课堂气氛、挖掘学生潜能的作用，而且使学生能够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气氛中展示了学员才能，加强了同学及师生之间的交流，提升了学员的组织表达能力。
利用多媒体课件，展示农业发展成果，提高学员的带头创新意识。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国逐步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现代农业已成为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着力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强化政策、科技、设施装备、人才和体制支撑。在讲授现代农业时，采用多媒体课件，让学员了解“十一五”期间我国农业取得的成绩，讲述了发展现代农业的核心要素，通过图片展示了国内外现代农业的模式和类型，使空洞的说教变得有声有色，激发了学员的学习热情。作为村干部，不但要承担起农村政策的执行落实，也要成为现代农业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主力军，更要成为推进现代农业的带头人。
组织开展调查研究，增强学生的使命感，提升学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教学中，本人介绍了近年来中共中央关于“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让学员了解新农村建设提出的历史背景，系统讲述了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阐述了五个方面的要求及其内在联系。在干部进修班和大专班都布置了作业――根据当地实际，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经过两周的深入调查，村干部提出了许多好思路、好办法，而对 调研 报告 的撰写很吃力，进修班学员倒是完成了任务但是内容大多都比较空洞，甚至只是从网上下载打印的。对此状况本人经过反复思考，在村干部大专班讲授了调研报告的基本格式和写作方法，并让各县乡的进修干部与该乡村的村干部组合结对，使宏观政策与具体措施相结合、县乡规划与农村实际相结合，撰写出了一篇篇有骨有肉的优秀调研报告。通过这次活动，拉近了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增进了沟通，使学员发挥了专长，弥补了不足，使两个班学员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邀请专家开展专题讲座，开阔眼界和思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自愿参加的，以农户经营为基础，以某一产业或产品为纽带，以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实行资金、技术、采购、生产、加工、销售等互助合作经济组织。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推动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也是组织农民进入市场的重要措施。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既要立足当地实际，更要放眼世界发展趋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新型产业，本人了解不全面不系统，就邀请省上专家开展专题讲座，系统讲解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涵、特征及其功能和类型，同时介绍了在国内外的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了当地开展农民合作组织建设应注意的问题。通过这次专题讲座，不但让学员清楚了怎样去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更是为教师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
摘 要：本文解析了韩国、美国和欧盟的农业政策，以期为我国农业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关键词：农业政策;国外;粮食安全;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312 文献标识码：A
城镇化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城镇化应该着眼以下3个问题，即发展重点为中小城市;将新生代农民工等已经在城市就业的农民视为主体;解决就业、社保、住房和教育等方面的农民工的主要关注的关键问题。城镇化的推进不能以损害农业这一国民根基为前提，而应该以发展好农业为前提。因此，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特别是农业政策上应该重点考虑到城镇化与农业如何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如何提升农业从业者的收入，如何保障农业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如何确保我国粮食供给安全问题等等。国家在制定农业政策的时候，从保障粮食安全的角度着眼，应该将重点放在价格政策、补贴政策和金融 保险 政策上。如果从改革的方面来讲，应该从以下方面着眼，即深化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新经营主体的培育以及解决农业从业者日趋减少的问题。在欧美和韩国等国家，农业发展水平较高，其农业政策法规或许对我国的农业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启示，本文将对其进行概述。
1 韩国农业政策法规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不但依靠工业的腾飞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实现了农业的较快发展。早在1950年，韩国就开始制定计划推动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并加快了将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的速度。韩国农业现在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之列，无论是生产技术还是生产水平都可以同欧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较。
韩国国土面积小，且农业人口大规模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农业现代化成为一个需急切解决的问题。韩国农业之所以能够快速实现现代化，主要是5方面的合力造成的，即流通体系、农业科技、新村运动、农业政策和土地制度。
在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为了避免耕地分散带来的弊端，在尊重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促使土地联合使用。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了法律来保护农地的流转，从而为土地规模化经营奠定了基础。韩国农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保护本国农业，从环境政策、价格政策和生产政策入手，综合运用补贴等手段，确立了稻米作为生产政策的最核心部分;新村运动通过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进一步激发其建设农村的积极性;在农业科技方面，60%以上的农业科技人员属于国家政府人员，从而保证了科技队伍的稳定性;通过建立完善的流通体系，将销售同生产充分结合起来，保证了生产和流通效率。
应该为农业发展提供科学性的宏观管理;完善市场经济，保证农村经济的活力;确保农业科技队伍的稳定性，为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推动力。
2 美国农业政策法规分析
作为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农业政策是紧跟市场的。农场主会根据相应的市场价格变化情况，以利润最大化为指导原则，这是其农业发展的主基调。美国政府会根据其中存在的不足，出台相应政策来弥补市场的不足，主要是宏观方面的政策调整。美国政府对于农业的调控从原先的流通领域拓展到了生产领域，这是基于美国农业巨大的生产力导致粮食生产过剩的情况。罗斯福新政开始后，美国政府开始实施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与农产品生产缩减政策。随后开始了缩减生产金融政策，进而设立了土地银行，为休耕土地提供补助金。这些政策主要是为了防止农产品过剩可能导致的农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从现在的效果来看，达成了宏观调控的目的。
从1985年～1995年这段时间，美国的农业政策开始调整向农业生产的市场化。这是因为欧洲农业快速发展导致全球农产品市场的变动，而且美元开始大幅度升值，引发了其农产品竞争力下降的状况。随后，美国政府不断地削减其预算支出，降低受补贴面积，让农场主根据自身状况与市场状况自主调整 种植 面积与种植品种，从而增强农产品竞争力。不但如此，美国还积极开展农业方面的关税与贸易谈判，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随后的《1990年食品、农业、资源保护和贸易法》更是继续放松对生产的管控，推进了农业的市场化。从1996年以后，政府干预农业生产进一步减少。但是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安全，开始重视农场安全，建立了一系列措施，如反周期支付与农作物平均收入选择计划等，并为农业灾害提供救援等等，构建起来一个完善的农场安全网络。
对于农业支持的手段应该更加多元化;集中财力重点补助粮食生产;农业支持政策应该网络化和体系化，避免盲目出台政策;对于农业的支持不应该只停留在行政层次，更应该法律化，进而实现项目化。
3 欧盟农业政策法规分析
在欧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共同农业政策是很重要的一环，虽然备受争议，但是欧盟农业的发展成果却是有目共睹的，其在奶制品、禽肉和糖的出口量上已经超过了美国，摆脱了主要农产品处于净进口的不利状态。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正在转化重点方向，走农业与农村并重的道路，将关注焦点投向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上。《建立农产品统一市场折中协议》着眼于提升农业效率并达成农业市场稳定的目的，提升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在1992年共同农业政策变动中，开始强调对农业结构的调整。在《走向2020共同农业政策―应对未来粮食、自然资源和区域挑战》中，提出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对自然资源进行最优化管理，进而维持农村发展的平衡。欧盟开始利用多种措施对农业支持，如价格支持、农业发展支持以及收入补贴等，并进一步提升其农产品市场的自由度。值得注意的是，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放弃了原来的封闭状态，进入到开放状态。
必须以粮食自给为核心制定农业政策;立足于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发展多功能农业;基于多边贸易协议框架，加大对国内粮食产业的支持力度;可以适当放弃一些低效且处于垄断状态的农业生产领域，来获得农业谈判的主动权;学习欧盟的双边合作策略。
4 总结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政策对于农业发展的走向至关重要。虽然我国农业有了长足发展，但是仍然有很多不足。应借鉴世界农业先进国家的经验，汲取精华，根据我国农业发展现状，制定最合理的农业政策。
参考文献
[1] 白文周，吴义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及实现途径[J].经济问题探索，2008，5： 52-55.
[2] 蔡海龙.美国农业政策支持水平变化特点分析[J].浙江农业学报，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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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新农村建设论文
[摘 要]土地作为物，是极为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本文立足于中国的现实，从存在的问题出发，以法学、经济学的、历史的、世界的角度和眼光考察大陆传统民法物权和民法典理论，主张物权法可以缓行，制定土地法，更加合乎我国的国情，从长远看，也更加维护了物权制度体系的完整和民法典的稳定。 [关键词]土地 土地法 一 土地法律制度建设的意义 农业税的取消有划时代意义，已经引起极大关注和广泛称赞。但是根本问题不在农业税，而是土地法律制度问题。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土地，中国有 60%的耕地处于中等产量，需要有大量的投入；农民问题最核心的就是收入问题。世界发达国家土地都是私有地，土地法律制度非常完善和稳定。土地法律制度是农民增收的关键。农民上访，农村的不稳定很大程度上与土地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不稳定有关。土地法律制度是农村的基本制度，不解决，国家的农村政策难以贯彻，法治、人权目标也无从达到。解决农民低收入问题，应该从土地入手。即使农业税真正取消，等于平均每亩土地增收20元。如果我们能够稳定土地法律政策，农民必然会主动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其增收远远超过20元，难度和成本也远远小于取消税赋。 国家可以帮助农民而鼓励他们留于农业，也可以帮助农民而鼓励他们转到工商业同时鼓励其他力量投资农业建立更开放的市场。第二条路更好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目前制定物权法的重大障碍是民法典的稳定性，和政治、经济的制约如国有企业制度，土地制度之类的重要制度遭遇现代化、全球化年代。而“在民法的各基本制度中，物权法最需要而且最能够体现各国的本国特色”。 [1]我国的《民法通则》没有采用物权的概念，而用“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其现实性就在于土地法律制度的不成熟不稳定。而如果盲目追求概念体系的形式完美并急于求成，反而会损害法律的尊严并在实践上造成对社会关系的破坏从而最终侵害人民的利益。 土地是重要的自然资源，是大多数其他财产的来源。从古到今，东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非常重视关于土地制度的立法。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土地法》这样一个总揽性的土地法律文件，我认为未来的土地立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拟定一部《土地法》，代替或统领目前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和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的若干规定，土地登记规则、土地违法案件处理暂行办法 等。 而作为民法典之重要组成部分的物权法则可以缓行。 土地法是社会法，不同于单纯的私法性质的民法或单纯公法性质的土地管理法。我所构想的土地法应该具有类似知识产权法在民法典中的地位，属于但不捆绑于，有一定的独立性，出于现实、时代和适用的考虑使其游离于民法典这一文件之外；而婚姻法则应该回归民法典，因为婚姻法本身比较起土地法更具有私法的性质，同时婚姻纠纷更加的有法可依，人们对婚姻制度有相当的信仰，现代婚姻制度已经基本建立和深入人心，未来所需要的将是细微的修改。而土地法律制度则处于一个相当变动的年代，无论是制度上还是人们的心目中都是不可信赖的。在民法典物权编中解决土地制度的立法固然是良好法治的一个重大设计，然而在当前却不大现实，只会耽误民法典的出台和损坏民法典的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及《地方法规汇编》是《民法典》的归宿，《民法典》必须与法律规则体系相协调，这一点也很难达到。在一个权力缺乏必要控制的社会，权力必然要蚕食人民的宪法权利，民法规范必然被管理法制渗透、误导和破坏； 详尽的 民事法律这一现代社会主体性法律的处境是完全不利的。立法者一定要制定出包容一切的《民法典》，可以预计的是，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废除掉管理法制的侵扰性规定，即使民法典颁行后进行法律清理，但是没有宪政体制的法制，不可能完成对固化权力的管理法的清理。包容一切的《民法典》纳入现有管理型法律体系内，暴露在管理法制侵袭之下，必然根本落空。物权法的重要任务是要理顺国家与国有企业的财产关系；物权法应当解决集体所有制的主体、内容、及权利的行使问题， [2]这其实是作为私法的物权法无能为力的。在当前的改革年代，土地法是变动不居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从19 28年12月湘赣边界政府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和各地起义后制定的《土地问题决议案》等，29年4月的《兴国土地法》；30年5月的《土地暂行法》；30年8月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土地法》，31年11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抗日民主政权的减租减息条例，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7年9月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到1949～1952年的土改，53年开始的初级农业合作社，56年开始的高级农业合作社，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62年“人民公社16条”，1978～1982年的“大包干”，88年修改宪法和土地管理法，1997年后落实“30年不变”的延包政策。每次间隔太短。土地调整非常频繁，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土地的稳定。可以想象未来民法典物权制度的变动性。 土地法律制度的根本目的是土地资源的保护和有效利用；土地法律制度的调整对象是土地的归属关系、利用关系、流转关系和管理关系。 [3]土地法要确定土地的各项权属，并尽可能地将土地的一些权属界定给农民。权利不仅要界定清楚，还必须能够有效地保护。如果在法律上界定给农民的权利，农民并不能全部地拥有，或者说全部地拥有代价太高，那么这项措施也不是根本解决土地纠纷和税费负担沉重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要想使这种方法奏效，国家必须严格执行各项法案，并有效地监督基层严格地执行这些法案。很明显，在目前中国农村的政治环境、行政环境、法律环境约束下，低成本地保护法律赋予的农民的权利是不太可能的。 土地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土地法，是一切的和土地直接有关的法，狭义的，则指为实现一定土地政策所为关于土地分配，利用及改良的法律规定及其附带规定的总称。土地法从广义上说不仅包括了专门的土地立法，还包括其他法律制度中的有关土地的规定，这当然也包括了大陆物权法和英美财产法中的不动产制度的规定。土地法体系是由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制约，旨在调整因开发、利用、保护、改善土地和土地市场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其他法律渊源所组成的系统。土地法体系不是指某个具体的土地法律、法规或法律规范，而是指所有土地法律规范，土地法律、法规和其他土地法律表现形式，其他土地法律渊源的总和，包括土地权属，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以及土地保护、治理、管理等十分丰富的内容，涉及民法、经济法、环境法和资源法。狭义的土地法，仅指综合性的《土地法》，也即专门的土地立法所包括的法律规范，如前苏联、朝鲜、罗马尼亚和柬埔寨等国的《土地法》。关于土地法的具体内容，不同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存在很大差异。例如，英美法系国家主要的土地法律制度包括彼此联系并不紧密的三项制度：地产制度、信托制度和特殊土地财产权制度 .大陆法系各国土地法律规范中核心内容都是直接渊于罗马法中的土地物权，其内容包括土地所有权、役权、永佃权、地上权、质权和抵押权。本文所指的体系参考综合了各种现行体系、目标体系和其他的学术体系，希望通过比较和争鸣，可以促进土地法现行体系、目标体系和其他体系的优化、健全和发展。 二 中国的土地法律框架及评析 中国的土地法律框架由宪法、基本法律和土地法构成。宪法是根本的法律文件，是土地立法的基础。基本法律如民法，刑法，行政法对土地问题作出的重要的规定，是制定下一层次土地法的主要依据。土地法是土地法律体系中的主体法。目前，中国还没有一部《土地法》――以致于群众、媒体和干部在不同场合把《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都分别叫做“土地法”――而只有管理性质的《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具有较多管理色彩的民事法律文件《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环境法方面的一些文件等等。中国的土地法律框架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来划分。从纵向关系看，它包含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由国务院颁布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与宪法和基本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的地方性土地法规；由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各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的土地规章，如 2002年4月3日国土资源部第11号令于2002年7月1日起施行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等；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制定的土地规章。从土地法的横向关系看，应包括所有与调整土地关系有关的法律，如《城市规划法》、《测绘法》、《铁路法》、《森林法》、《水土保持法》、《农业法》、《草原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水法》等。这些法律从不同的侧面，规定了法律的调整对象与土地关系的协调问题。 农村土 地私有化是可行的和必行的。土地的所有权应该界定给农民， 农村土地承包法 的宗旨其实就是如此。 私法性质最浓的农村土地承包法 在维护农民的权益方面，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例如，在总则部分，强调农民，亦即承包方，有平等的承包和不承包的权利，特别强调发包方不得单方面解除承包合同，不得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划分“口粮田”和“责任田”等为由收回承包地搞招标承包，不得将承包地收回抵顶欠款，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转包费、租金、转让费等，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并尽量避免土地使用权的频繁更迭。鉴于有些地方农村干部常常任意改变机动地的面积，操纵其分配和使用而牟私利，严重侵犯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第 63条规定，“本法实施前已经预留机动地的，机动地面积不得超过本集体经济组织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不足百分之五的，不得再增加机动地。本法实施前未留机动地的，本法实施后不得再留机动地。”这些规定有利于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农民保卫自己对土地的使用权、转包权、出租权、互换权、转让权、继承权等权利，使农民在承包期内捍卫自己对土地的排他性使用，强调了土地权利的物权性。 从效率的角度，特别是从促进要素的充分流动性和自由组合性的角度，这部法律似乎缺乏前瞻性。农村土地的流转必须大大加速，才能有助于农村人口的大部分彻底离乡离土，有助于耕地尽速向种地能手集中，有助于农业经营的平均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结构的深刻改变，有利于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中国农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农贸市场上发挥比较优势。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和世界上绝大部分实行土地农户所有的国家还有较大的区别。中国仍然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先进国家没有一个采用中国的这种独特的土地制度的。这种土地制度会在中国与世界接轨和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显示其局限性，不利于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和私有制下的土地流转相比，其规定不但使土地流转变得更为困难，而且容易政治化。《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法管理实施条例》中对土地的控制权规定不明确，容易造成上级和下级的管理混乱。上级和下级之间的权限没有划分清楚，就会造成权力缺位或者权力越位，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对农民权利的损害而已。《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对农民和国家的权利与义务界线划分不明确，国家和农民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处于农民之上。在国家征用土地的时候，法律上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但是，国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除外”，“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是，至于政府应该怎样有偿使用，法律上却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或者解决原则。农民的土地权利没有得到法律的有力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在国家权力面前变得非常脆弱。而在农民和政府之间关于土地问题���苁保�┟衲岩哉业揭桓龊侠淼慕饩龇桨浮！锻恋毓芾矸ā酚搿锻恋毓芾矸ㄊ凳┨趵�返牟蛔悖��踅缯�圩罹缌业木褪桥┟竦耐恋厮�腥ㄎ侍狻Q�踅缂负跻恢氯衔��ǎ可对农民与土地郑夸的相互关系没有能够清常跨定＃壳当矗咯民龋浚寇害、龋咯问题难决的关迹浚口。应该福咯民以确切的土地耍啃权＃竣在罚可在明确福胯保障。只有剑苛地权永久性地赋予农民＃咯民才会珍惜保护土地；只有剑苛地权永久性地赋予农民＃咯民才会真眨磕实现土地的自由买卖＃矿规?呐┮稻？貌拍芄挥行У亟？小？/SPAN> 而且目前 农民对土地公有的法制观念非常淡薄，一些人片面认为，土地是集体的，如能用来建房就变成了自己的，于是千方百计多占宅基地，甚至将承包的责任田当成私有土地，未经许可随意侵占或调换建房 .现在农村大量空闲宅基地问题， 在老村之外又聚集成新村，致使旧村出现了大量闲置、废弃的宅基地和空白带， 而新的民宅布局散乱，占地面积过大，宅基规模一年超过一年。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个个庞大的 “空心村”。 如何让 “空心村”实起来，保护现有耕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已不仅是基层组织面临的新课题，更是国家土地立法的大问题。土地私有化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三 横向对比考察 德国，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土地所有制度和物权制度可能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体系。美国在西部开发过程中，为了处理西部拓殖中的土地问题，美国国会通过了多个土地法。 1785年土地法是第一个付诸实施的联邦土地法。它规定了土地国有制和向移民出售的原则。在出售公地的过程中，联邦政府从1796年至1820年间，采取了部分信贷和延期付款的优惠政策。从1806年至1832年间，国会又通过了多个《救济法》，来延缓未付款土地被没收的期限。这些措施对贫苦农民获得土地起了一定的作用。 1861年 5月20日通过的著名的《宅地法》是西部开发中最具民主色彩的一部土地法，它实际上为每个或每户合乎条件的定居者无偿分配了一块160英亩的安身立命的宅地，从而大大加速了西部的土地开发。1866年，联邦政府将土地出售政策扩大到了矿产地，推动了采矿业的资本主义开发。从1823年起，联邦政府为公路、运河及铁路的修建，拨赠了大量的土地，推动了西部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在美国，一个以农为业的小康之家，需要拥有的一级农地大约是中国的三百亩。今天中国一户农家的耕地太少，还要交承包租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大量地弃农从工，中国的农民不可能达到小康。 法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大得益于拿破仑的法典。土地制度改变，农奴就变成自由民，人身依附关系也即消灭。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台，首先就是土地私有化。 土地的私有所有权，是基于既定约束下的成本最优或收益最大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条件下，将土地的所有权界定给农民将比界定给政府或国家会产生更大的收益。任何制度或契约能够顺利施行，不仅需要清楚地界定所有权，而且还要有效地保护所有权，否则制度或契约将难以执行，违约、越权及各种侵权行为都会发生。 四 历史考察和 土地私有化思路 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代表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意义重大深远的制度更替；土地制度对生产力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促进或制约作用；同时中国历史上因土地制度政策的失误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教训也值得吸取。 [4]中国传统是土地私有，从井田制到明清，私有是一个传统。而且，民国以来，土地私有就已经制度化了，而在清朝，皇帝还可以没收土地。 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土地法》。当然，当时的《土地法》有其局限性，比如限制租赁、限制租金比例、强制永佃权等，行政权力过大。自秦汉至清末的二千多年间，耕地始终是在国有――私有――国有的三轮大循环中变化着，每一次由私有土地向国有土地转化都伴随着社会动乱与逆转；而由国有土地向私有土地转化则促使农业经济恢复和国家强大。与此相适应，通过土地买卖兼并转移产权，利用租佃制经营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关系的主要内容。非耕地一般属于国有，基本上不加入产权流动的领域[5].我国封建制度中的土地私有产权曾长期存在并允许在较大范围内自由流转，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土改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建立起土地平分的农民家庭私有制，允许私有土地产权自由买卖、出租、典当、抵押、赠与等，并受到国家土地法律制度的有力保护。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农地私有制，具有很强的生产激励作用、农地配置效率和制度变迁绩效。随后，我国确立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隐含着土地平分机制，它直接刺激农村人口快速增长，反过来又使人地比率下降，造成农地经营规模的细碎化，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和土地报酬率递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继续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使农民拥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但国家始终没有给农民下放土地私有的财产权。因此，下一步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必须彻底恢复土地作为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的性质，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发挥市场在配置农业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真正使农村土地流转起来。通过积极培育和逐步完善农村土地市场，来提高农地利用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投入产出率，提高农业市场化、国际化程度，不断地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和农村经济全面繁荣。我国下一步继续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创新，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土地法律 制度。 我国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体制下的集体土地所有权长期虚置，形成行政权大于农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传统，导致农村耕地资源大量流失，侵犯了农民的经济利益。要按照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所有权在法律上与经济上相统一的原则，重构产权清晰的农村土地市场主体，并从宪法和有关土地法律制度上予以保护。 据1996年中国土地资源调查数据分析，国有土地面积占，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面积占，尚未确定土地权属的面积占[6].由此可见即使把农村集体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全部私有化，也不会彻底改变我国土地资源的社会主义公有性质；相反若继续维持现行的国家土地征用制度，只能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往城市国有土地所有权单向转移，直接造成农民所拥有的农用土地资源存量的净减少。农村土地私有化使城乡土地市场的产权关系更加明晰，便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来优化配置资源，促进可耕地在农户之间自由流动，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推动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农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农村土地私有化有利于耕地规模适度的集中经营，可以更好地发挥土地作为增加社会财富母体的再生功能，将会培育出大量的新型合作经济实体和合作经济组织，建立 和发展新型的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的农村集体经济。土地不是私有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意味着农民如果永久性地离开土地，就将丧失土地的权利。所以打工在外，他要定期回去，政府对农村土地按照婚嫁生死3、4年调整一次。调整意味着没有真正的私有产权。调整的权力，完全在政府手中。 农民人口一定要大幅下降，弃农转工商。 中国几亿农民都要从土地里面走出来。中国现状却是农民走了，就会丧失对土地的权利。所以现在农民抛荒现象非常严重。把土地交回村里以后，丧失权利；却又不能买卖租赁，因此他宁愿荒着，出去打工。 土地制度应该公有还是私有，其实这是农民的权利问题， 他应该能自己决定土地是公有还是私有。宪法规定，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集体所有就是说，那这个村集体里的人应该能决定将它们分了或者出租或者出卖。没有完全的私人产权，没有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 地价不能形成。土地私有化，以及取消户口制度、把人变成自由民。这是两件重大且急迫的事情。如果土地是他的，他就可以永久移民。因为他的地即使不卖掉，也可以委托别人管理、出租。 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步伐加快，举家进城居住、务工或经商的农民日益增多，建新房弃旧房日多，农村集体土地上农民卖私宅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由于没有产权证而无法办理过户手续，拆迁时如何确定受偿主体，由此引发的纠纷越来越多，主要原因是我国现行法律对此类财产的买卖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既没有规定农村集体土地上的私宅不得买卖，也没有规定农村私宅如何买卖。因为这些房屋没有产权证，买卖时无法办理过户手续，导致大量农村私宅闲置，进而由于无人居住、无人修缮而倒塌。另外，土地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民土地包括宅基地、自留地和自留山，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出售宅基地实际上是对农村集体组织所享有土地所有权的侵害。而在农村，以出卖房屋为名出售农村宅基地非法谋取利益的现象也比较突出。农民的房屋财产缺乏保护，不利于农村人口的流动和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发育。私有化使农村集体土地上所建私宅能够合法、有序地买卖，以促进农村人口有序流动，推动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土地所有权私有化可以在改革中逐步实现，在此基础上在建立成熟完善的物权法体系和民法典。正是 向来枉费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 2002年土地承包法案而言，已经明确地将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流转权界定给了农民，但是农民并没有完全得到法律上赋予他们的各项权利。 当然与私有化应该同时进行的是加强基层民主化进程。另外可以取消、削弱或者淡化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因为村委会和乡政府在目前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并且就其所起的作用看已经是弊多利少。目前农村村委会的工作绩效看是非常差的。农村土地的所有权界定给农民。农民行使土地权利将不再与村委会签约，而只是与国家签约，是社会契约（ SOCIAL CONTRACT）。 五 结语 民法的各基本制度中物权法最需要也最能够体现本国特色。物权法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一国对本国资源的分配和利用的范畴。况且，我国是资源相对短缺的人口大国，长期以来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一向重视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不能不在制定物权法的过程中更多的强调从本国的国情出发，而不是从现成的概念出发，所以要研究中国的物权，必先研究中国的土地权利；要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物权法，必先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权利制度。[7]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物权法、民法典不能急于求成，现实的做法可以考虑先建立完善的土地法律制度这并不意味这我们停滞不前。而是在不断前进不断完善中要注意立足现实，一步一个脚印，才能真正有利于民生和国计。 [1] 王卫国，《中国土地权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6页 [2] 王利明，《物权法专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3页 [3] 王卫国，前书，第3页 [4] 王卫国，前书，第2页 [5] 江平， 《 中国土地立法研究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第96-97页 [6] 刘育成， 《 中国土地资源调查数据集 》 全国土地资源调查办公室印制， 2000，第38页仅供参考
坚持耕地保护 坚持科学发展观 集约节约用地 耕地是保障一个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不可替代性的重要资源。耕地保护工作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大局。国家要发展，首先就要解决13亿多人的吃饭问题，要解决吃饭问题，就必须保护相当数量和质量的耕地。加强耕地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始终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研究解决的战略性问题。 耕地是农民的饭碗和命根子，必须切实加强保护。加强耕地保护是我团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建设和谐四十五团的客观要求。 耕地保护必须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保护耕地，要充分发挥广大农民作为土地产权主体的积极性。但作为维护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主体的政府，在耕地保护工作中应承担重要职责。四十五团团党委一直将耕地保护作为重要任务列入议事日程，落实机关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扎实履行耕地保护的法定职责。 科学的土地开发是贡献，有效的土地保护也是贡献；科学的开发是政绩，有效的保护也是政绩。各级政府部门必须正确处理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本质上说，保护资源是为了资源的永续利用，为了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今天的保护，为明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承担保护的责任也十分光荣。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耕地保护方针政策，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土地用途管制、基本农田保护、耕地占补平衡、土地开发整理、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等耕地保护的各项法律制度，严格依法办事。同时，我们又要从四十五团发展前途的实际出发，科学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最大限度地实现土地价值，千方百计的满足四十五团经济发展的用地需求。 耕地保护工作要从单纯的数量保护向数量、质量和生态综合转变。在制定政策时，要整合资源，统筹土地开发整理、农田水利、农业综合开发建设等各类资金的投入，统一规划，集中投入，成片整治，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提高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切实提高耕地质量和综合生产能力。 我们始终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四十五团国土资源分局，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正确处理保护资源和保障发展的关系。保护资源是保障发展的前提，资源是发展的物质基础；保障发展是保护资源的目的，脱离了发展空谈保护资源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正确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能努力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第一，紧紧围绕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为核心，以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为重点，加快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和土地利用方式转变，走出一条建设占地少、利用效率高的符合我团土地利用的新路子。第二，重点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薄弱环节、重大基础设施、重要招商引资项目和改善民生项目用地需求，明确低效利用土地和闲置土地的利用方向，依靠科技进步推进节地型经济增长，提高经济运行效益，使得单位面积土地创造出更多的产值和利税，提高土地利用率。第三，建立健全耕地保护问责制，做到违法即问责，真正把问责制落到实处。强化对耕地占补平衡的执法检查。第四，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精神要求，建立节约集约用地激励考核机制。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路，也是国土资源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加强国土资源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指导思想，加强国土资源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和重要内容。党中央国务院对国土资源工作历来高度重视，把国土资源工作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来部署，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两会”，更是把保护耕地、节约资源提到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代价。目前，我团正处于新型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资源需求的重要时期，实现富民强团的战略目标，必须有足够的资源作保障，而我们面临的资源形势越来越严峻，资源供应越来越紧张，资源供需矛盾更加突出，粗放的资源利用方式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硬约束，资源开发的利益诉求日益增多。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明确任务、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形成依法用地、节约、集约用地的共识，切实增强做好国土资源工作的紧迫感、使命感。 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纲，以“保护资源、保障发展、维护权益、服务社会”为总要求，全面贯彻师市国土资源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国土资源管理的新政策，加快适应国土资源形势的变化，正确处理“四对关系”：即正确处理保护耕地、开发资源与支持团场经济建设的关系，既要严格保护耕地、不越“红线”，又要合理利用土地，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地需求。正确处理短期问题解决与长远发展的关系，认真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尽量满足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科学合理保护好、管理好国土资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持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保障。正确处理好遗留问题的解决和规范管理的关系，努力争取上级给予政策倾斜和支持，彻底解决在连队农民建房中的遗留问题，严禁在今后工作中再出现类似问题，切实规范国土资源管理。正确处理保障国土资源局正常运转与促进财政增收的关系，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土地市场收入全面进入财政国库；实现管理方式的“四个转变”：即从注重微观管理向强化宏观调控转变，更加注重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增加工作的主动性、前瞻性和科学性。从注重行政、法律手段向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转变，更加注重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从注重审批向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全程监管、构建服务平台转变，更注重加强基础工作。从注重管理轻服务向管理服务并重转变，更加注重管理工作的内涵，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推进管理。（分给我，谢谢）
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30年前，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泱泱中国，没有一部专门规范土地管理和利用的法律。30年过去，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土地管理法律体系已初步建立，土地权利保护、土地登记、土地用途管制等诸多重要方面，均从法律上得以规范。在市场化配置土地资源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广袤的城乡土地激情拥抱法治。零的突破：选择市场，选择法治，土地管理和利用步入有法可依的轨道土地管理法制建设，合着改革开放的节拍而动。改革始于土地，改革唤醒了对法治的需求。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的包干协议一举掀开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新的历史，农村土地从人民公社的集体化大生产转变为以户为单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1982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快。1982年，国务院决定在农牧渔业部内设置土地管理局，作为依法统一管理全国土地的职能机关。同时，《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建设用地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法规出台、实施。然而，这些规定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土地分散管理、政出多门的局面。1985年，全国耕地净减少高达100万公顷，唤醒了人们对耕地资源的严重稀缺及加强耕地保护紧迫性的认识。1986年是新中国土地管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的通知》，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土地管理法规”，“抓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4月，农业部上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后提请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6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于6月25日公布，1987年1月1日起施行。依据这部法律，我国对城乡土地集中统一管理。1986年8月1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诞生，代表国务院对全国范围内的城乡土地实行统一管理。随后，省、市、县、乡四级地方土地管理机构也相继建立，我国土地管理队伍不断壮大。我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1987年12月，深圳经济特区敲响了土地拍卖第一槌，突破了当时《宪法》对出租土地的禁令。法随事变。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同年12月29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这次适宪性修改，一举扫清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面临的法律障碍，为土地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开辟出一条法治之路。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成立后，以《土地管理法》配套法规建设为中心，形成以《土地管理法》为基本法律的法规体系框架。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86年8月到1992年年初的5年多时间里，国务院先后制定颁布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外商投资成片开发经营土地暂行管理办法》、《土地复垦规定》等；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制定颁布了《土地违法案件处理暂行办法》、《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审批管理暂行规定》、《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土地登记规则》等。土地管理有法可依，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特别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土地管理面临严峻挑战。法律规定的分级限额审批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大打折扣。各地通过“化整为零”、“下放土地审批权”等办法，大量占用耕地。据统计，1986年到1996年，因各项建设占用、农业结构调整以及灾毁等原因全国共减少耕地约亿亩，而同期开发复垦的耕地只有7368万亩，10年间，耕地净减少2898万亩。严峻的现实，迫切要求土地管理法制与时俱进。关键之举：确定用途管制的法律地位，土地管理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为法制变革打下坚实基础。1996年初，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下达了11个重点调研课题，其中之一就是耕地保护问题。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党组十分重视，举全局之力开展这项调研。经过对广东等13个省（区）和上海等12个城市历时10个多月的调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向中央提出了保护耕地的政策性意见，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修改和制定有关法律。199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即中央11号文件下发，明确提出，必须从体制、机制和法制上采取治本之策，扭转人口大量增加、耕地大量减少的失衡趋势。此时，《土地管理法》的修订也正式启动。1997年5月成立修改小组， 8月18日修订草案上报国务院。经国务院第64次、第65次常务会议讨论审议原则通过后，形成了《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1998年4月11日，由国务院正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4月26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就《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作的说明。8月29日上午，出席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的141名代表按动了表决器，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以139票赞成获高票通过。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以立法形式明确肯定“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确立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和土地利用规划的法律地位。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从保障建设用地供应为主转到切实保护耕地为主；在土地管理方式上，从分级限额审批制度转到用途管制制度；在土地利用方式上，从外延粗放型转到内涵集约型；在各级政府土地管理职权分配上，从土地管理权主要集中在市、县转到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土地用途管制要求合理划分；在执法监督工作上，从传统的土地监察转到建立现代土地执法监察体系；在调整范围上，从单纯调整行政管理关系转到既调整行政管理关系又调整财产关系。1999年1月1日，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作为其重要配套法规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同步施行。速度之快，在中国立法史上前所未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继续向前推进。2001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出台，明确规定四类经营性用地一律实行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和挂牌出让。但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征地规模不断扩大，涉及征地问题的土地信访数量不断攀升，因征地补偿安置引发的矛盾和纠纷日益突出，社会各界对改革和完善征地制度的呼声十分强烈。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决定将《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一修正，不仅将原来的土地征用区分为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而且从《宪法》层面上强调无论征收或者征用都要给予补偿，体现国家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同年8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对《土地管理法》的部分条款进行了第三次修正，主要是将总则第二条第四款的“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同时，将《土地管理法》中的“土地征用”全部修改为“土地征收”。随着土地管理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国土资源部门依法行政的水平在不断提高。以《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全民意见的成功尝试为起点，国土资源部对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法律草案，积极采取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等形式多方听取意见，奉行“开门立法”。对一些技术性较强的立法，认真组织专家咨询论证。《征用土地公告办法》、《国土资源信访规定》等规章在出台前，都全文公布，向社会征求意见。作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的重要内容，《国土资源听证规定》是第一部严格规范国土资源系统听证工作的规章。2004年1月9日经国土资源部第12次部务会议通过后公布，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它是最早的由部门制定的听证规定。颁布并实施《国土资源听证规定》，是国土资源系统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以层级监督和行政救济为重点的国土资源行政复议工作不断得到加强，探索建立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制度，有效化解因征地补偿安置引发的群体性纠纷和社会矛盾，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法律的创新和变革，使我国土地管理走上法治轨道。新的起点：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面临新形势，土地管理法制建设担负新使命进入新世纪，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提速，土地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2004年6月，国务院领导批示要求，在抓好土地清理整顿的同时，着手研究制定管理制度。7月，国土资源部先后召开部党组扩大会议和专家座谈会，专题研讨国土资源制度建设，继而成立了加强土地管理制度建设领导小组，保证《土地管理法》确立的各项制度真正得到执行。当年10月，《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出台，决定重申，要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出现新增建设用地供应量过大、工业用地低成本过度扩张、土地地方违法用地比例很高、出现新的违法形式如“以租代征”等。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央下定决心，要运用土地政策，切实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2006年8月31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下发，从调整利益机制、完善责任制度和健全法律机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经过多年的积极摸索，土地管理改革方向越来越明晰，就是法律、经济、行政手段并举，建立土地管理的长效机制。与中央的部署相一致，国土资源部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200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物权法》，作出了许多有重大意义的规定。如：建立了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完善了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构建了以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为主要内容的土地物权体系；依据宪法，按照党和国家关于征地补偿安置必须保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的原则，对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进行了完善；贯彻平等保护的原则，在土地物权体系方面作出了多项创新性规定。结合《物权法》的颁布实施，国土资源部部署开展了相关部门规章的制定工作。2007年12月30日，《土地登记办法》正式向社会公布，并于2008年2月1日起施行。《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规定》等规章的制定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决定》同时明确，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积极稳妥和规范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任务迫切，《土地管理法》已进入新一轮修订。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拟将《土地管理法》修改列入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国土资源部党组对《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土地管理法》修改工作方案和修改思路，目前，《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的起草工作正在抓紧进行。据部有关负责人透露，起草工作坚持四项原则。一是既要全面总结和回顾现行《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取得的经验、成效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又要展望未来土地管理改革的基本方向，为构建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新机制提供法律武器。二是注重将党的政策上升为法律。党中央、国务院在土地参与宏观调控、完善征地制度、提高新增用地成本、节约集约用地等方面已经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将通过法律修改使之上升为法律制度。三是按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将被实践证明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共同责任制度、国家土地督察制度等上升为法律制度。四是坚持开门立法、民主立法。这是我部立法工作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保证立法质量的关键环节。起草《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除了由部机关主要司局参与起草外，还特别委托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起草专家建议稿，委托广东等省厅联合起草地方建议稿。最终报送国务院法制办审议的送审稿，将综合考虑专家和地方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意见，并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30年锐意改革和不断创新，我国土地管理法制建设正站在一个崭新的起点上，我国土地法治之路必将走得越来越顺畅。（
在加快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研究的整体框架中，对土地流转及其方式的研究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完善的土地流转机制和发达的农村土地市场有利于拓宽农村的投融资渠道从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土地信托正是一种新的、有效的土地流转方式，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此，国外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研究。下面拟对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概括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国外关于农村土地信托问题的研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关于土地信托的实现基础 信托形式的运用需要以明晰的产权界定和权利的可转让性为基础，土地信托也不例外。国外在研究土地信托问题时也离不开这样的基础。 首先，在土地产权界定方面，一开始，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以私有制为前提，认为只有完全的私有产权，才能促使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下的合理流转；只有土地私有制才能实现土地信托。在土地私有条件下，土地市场的建立受其他要素和商品市场变化的影响，农村非农劳动力市场的产生使得农业人力资本要素处于边际生产状态的农民放弃土地。当金融市场认可土地的担保功能时，利用土地信托将成为农业资金要素的重要来源。 但是，西方的土地产权理论演变，经历了一个从重“所有”到重“利用”的转变。这种趋势具体表现为：在经济关系上，土地所有权表现为“单纯的土地所有权”；在立法上，改变了以往把土地归属放在首位的做法，开始注重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土地的开发；土地所有权开始逐步证券化[1]。同时，土地利用要符合宏观效率的思想逐步兴起。一些学者积极倡导社会和团体主义的土地所有权理论，以取代土地所有权绝对性理论。如德国耶林在《法律的目的论》中指出：所有权行使的目的，不应当仅仅为“个人利益”，应同时为“社会利益”。法国学者迪吉则主张“社会连带说”，认为“土地所有权并非为土地所有人之利益而存在，仅为增进人类之共同需要而赋予保有土地者之社会机能而己”。随着所谓的“现代土地问题”的产生，“个人和社会协调”的所有权思想开始出现，澳大利亚的麦克尔森(Miehaelson)指出:“所有权只是独占性的权利，而不是一个不受干涉的个人权利”。也有的学者把所有权概括为“一种排他的权利而不作为一种绝对的权利”。 西方学者还认为：土地产权制度的基本作用就是通过激励机制诱导农业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决策，并进一步影响农业经济活动的绩效。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土地产权制度，理性人就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反映。诺斯指出：“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对于不稳定的产权，实施很差的法律，进入壁垒以及垄断性限制，利润最大化企业倾向于具有较短时间中较少的固定资本，并将倾向于较小的规模。最为有利可图的业务可能是在贸易再分配活动或黑市上。这一组合很难导向生产性的效率”[2]。 可见，西方关于土地信托的研究是建立在土地私有的前提下的，这与中国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农户只有使用权的国情不同，但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为土地使用权是土地产权的一部分，明确农户对土地的使用权仍然可以建立所谓的“有保障的产权制度”，从而作为土地流转的基础应用于土地信托。 其次，在土地的可转让性方面，国外的研究主要是一些对转型国家的调研。因为这些国家的土地产权不够明晰，使用权的转让受到诸多限制，土地无法在市场机制下合理流转，从而给完全市场机制下的土地信托形成障碍。这些研究对指导中国的农地制度改革很有启发意义。美国的罗伊·普罗斯特曼(1996)[3]通过实地调查，对中国的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做了认真研究，认为土地使用权权属不充分，权能不明确。土地使用权属不充分，使土地使用权流转无法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而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转移会使资源配置更有效，并刺激对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投资，减少农户的风险规避行为。同时还提出:“一些地方采取行政手段推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2期2007年第2期(总第146期)岳意定，刘志仁等：国外农村土地信托：研究现状及借鉴行规模经营，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和集体组织为了便于控制农村土地，便于转为非农业用地。” 而俄罗斯讨论了农业用地可转让性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和分歧：对潜在土地所有者的技术要求，对非居民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在信贷违约的情况下向抵押权人转让土地的限制，个人土地所有权的上限，土地股份及其转让的方式。该研究提出应在俄罗斯实行这样的转变：土地股份可通过购买或租赁的方式转让，而后者更为适用。一份土地股份就是一种选择权，可以被出售、购买、继承等。股份的所有者对分配土地有绝对权利。这种机制使得法人实体希望获得大面积的农业用地以累积所需数目的股份然后用于分配。研究还指出，租赁是农村地区的一种特别补充机制，所有者更偏好于租赁土地股份而非实物土地。 补充： 世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土地管理改革方面也做出了很多努力，提出了“市场导向的耕地改革”（MLAR）计划以及自愿土地流转机制，并要求实行土地书名与登记制度，明确土地的所有权。但国外的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措施虽有一定作用，但并不一定能保证农村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首先，这种土地书名与登记制度虽然大量减少了无主土地并促进了带有可转让财产权的土地的供给，但这无法保证土地产权市场的发展。因为对于追求利润的贷款者来说，所有权证明并非获得贷款的充分条件，稳定的土地收入水平才是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更有甚者，农户可能不愿意用其土地所有权作为抵押品。从而得出结论，土地所有权并不是获得使用权保障的唯一方法，应参照不同的背景和地方偏好，建立更加灵活的体系（Dwniz Baharaglu,2002）[5]。此外最近还有学者（Saturnino JR，2005）[6]以菲律宾为例，用实证方法检验了与市场导向的耕地改革以及自愿土地流转机制有关的变量，得出一个预测结果：MLAR模型用于菲律宾不仅无法促进分配改革，而且会破坏潜在的国家主导的土地改革政策。这也映证了Dwniz Baharaglu的 结论。 从国外的这些研究可以看出，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信托，实现土地的有效流转，土地使用权必须实现可转让，当然，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这种转让性的实现形式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二、关于土地信托的目的和作用 由于西方国家土地的私有制和自由流转性，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农村土地的使用方式正在发生转变，不断从农业用地转变成非农用地。为了保护土地资源，国外很多学者对于农村土地用途的控制进行了研究，如Donald M. Mcleod等(1999)[7]就根据美国西部农村的实际提出了土地使用控制的三种方式：分区制、购买发展权、集群式发展，并建立了土地使用控制方式的选择模型。土地信托方式就是出于保护土地资源和公众利益的目的用于实 践的 。 在美国和英国，无论是局部性的、地域性的还是全国性的土地信托都是一种很有影响的非盈利组织，它和私有土地主们一同来保护他们的土地以达到保护和利用土地或者其他公众利益的目的。它们保护土地的工作对于他们所从事或者协助土地交易的社区和地域非常重要。这些交易包括土地的获取、保护、管理协定，或者其他的能够从土地上获取的实际资产的一些利益。 补充： 此后，西方学者们就对这种土地流转形式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且建立了各种决策模型：其中Philip J. Bacon等（2002）[8]基于信息经济学的贝叶斯网络理论建立了一个BN模型，该模型主要是为了保证农村土地使用的可持续性。这个模型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人员的观点、土地类型、土地使用的选择、成本和利益的标准。这个BN模型不是最优化模型，而是帮助专家分析有关土地的数据。该模型的使用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关于土地类型的标准和土地使用的选择，这个阶段是为了评估对现在的土地使用的满意度；第二个阶段是关于改变土地使用的成本，改变成本需要考虑风险和银行利息、管理、财产的让渡等因素，这可用一个模型来评价土地管理者改变土地使用后的满意度，即： 在成本支付期内改变的满意度=长期预期的满意度－总的改变成本/成本支付期 而Julie Ann Gustanski(1999) [9]基于伦理经济学建立了一个土地信托保护决策支持模型（ILCOS），他认为土地的使用方式是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反映。尽管土地信托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保护土地资源，但是每一个土地信托机构都有自己的设置和地域。所以，他对伦理经济学政策模式在土地信托保护方面的整个过程给出了一个总体的概念，从而总结出土地信托的决策支持的环境模型。这个模型由5个大块组成：土地的使用和环境、社会经济、计划与获取的评估、决策制定的方法、积极的决策制定。该模型主要提出和检验了美国和英国的土地信托与保护私有土地因果关系上的模式，以开发一种可行的决策支持工具。此外，Roger Coupal和Any Seidl（2003）[10]还研究了在税收基础上的土地使用选择的影响，分析了发展农业用地和农村居住用地的相关成本及其对财政结构的影响。 追问： 请问这位大哥,标题是什么?引言是哪些?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以下简称三农）问题始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尤其是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土地制度问题是解决农村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针对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有中国特色农村土地制度，对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运用科学抽象法、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纵向比较分析与横向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提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农地制度创新模式，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 论文的第一部分，通过对各种关于土地制度含义的分析，阐明了土地制度的科学含义及特点，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 论文的第二部分，阐述了新时期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在对其现状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论文的第三部分是国际比较，在分析美国和日本两个不同市场经济国家农地制度的发展历程，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学习和借鉴，以期得出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启示，从而实现我国现有土地制度改革的创新。 论文的第四部分是对策研究，论述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在此情况下系统探索、寻找出符合生产力水平，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制度。
说起西安，那里的名胜古迹举世闻名。其中，最闻名遐迩的就是兵马俑了。这个寒假，我就感受了一回。西安的名胜古迹很多。首先，我们就来到了堪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陵。秦始皇陵位于临潼县境内，从西安市里乘车大约1个小时就到了。我们先去了秦俑博物馆，那里摆放了好多从俑坑中挖掘出的随葬品。有将军俑、武官俑、御手俑等，还有两辆彩绘铜车马。这两辆铜马车是迄今为止中国所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结构最复杂、制作最精美的铜铸马车，被誉为中国古代的“青铜之冠”。在公元前200多年，中国人就使用了青铜冶炼术，比国外早了2000多年。可见中国劳动人民是很有智慧的。怎能不让我们为之自豪?接着，我们就到了兵马俑一号坑。“哇!这就是兵马俑!好壮观啊!”这是我进到一号坑里的一声赞叹。在面积最大的一号坑里共有6000多件有用陶土做的武士俑和车马俑。俑坑的东面是一个长廊，站着三排面向东的武士俑，他们是一号坑的前锋部队。长廊南边有一排面向南的武士俑，是右翼;北面有一排面向北的武士俑，是左翼;西面有一列面向西的武士俑，是后卫。这些兵马俑都是按实战军阵排列的。在二号坑里，出土陶俑约1000多件，兵马近500多匹。它的东边是一个由弩兵俑组成的小方阵;南边的方阵是由驷马战车组成的;中部是由战车和徒手兵俑组成的方阵;北边是战车、鞍马和骑兵俑组成的骑兵阵。整个二号坑就像一支整装待发的特种部队。三号坑位于一号、二号坑的后部，那里仅有4马1车和60多个陶俑。它的东边是一条长米，宽米的斜坡门道，门道当初是用来向俑坑内运东西的。门道对面是一个车马房，车马房两侧有南厢房和北厢房。三号坑就像一个指挥机关。这三个坑俑组成一个庞大的军事营垒，面朝东，背对着秦始皇陵，好似守卫秦始皇陵园的部队。在这些兵马俑中，每个都是千人千面，没有一个是重复的。它们的样子与真人真马一样，都是以1：1样子做的。我的心里真是暗暗佩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共计758字，行吗？
福建的名胜古迹有气势宏伟的郑成功陵园、“天下无桥长此桥”的五里桥（安平桥）、海交史珍贵文物的九日山摩崖石刻 、闽南建筑大观园的蔡氏古民居建筑群四个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莲花峰、五塔岩等78个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有大佰岛娱乐世界、山外山生态农业度假区、黄巢风景区等诸多自然、人文景观，以及典雅多姿的梨园戏、高甲戏、南音等艺术奇葩和风味独特的地方小吃。风景神奇，文化独特，民风古朴，令海内外游客流连忘返在台湾海峡西岸，有一座面积平方公里、南北修长、东西狭窄的小岛，如一块晶莹剔透的玉石，镶嵌在碧波万顷的海面上，她就是被人们称为“东海明珠”的湄洲岛。湄洲岛钟灵毓秀、风光无限。那奇峰怪石，千姿百态、巧夺天工；那万顷林涛，青翠欲滴、沁人心脾；那黄金沙滩，宛若细绒、令人陶醉。登高远眺，但见海中有山，山外有海，山海相衔，海天一色，好一幅人间仙境。妈祖的传说灵妃一女子 瓣香起湄洲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农历三月廿三，妈祖这位神奇女子降生在湄洲岛。妈祖是福建望族林氏的后裔。祖父林孚，官居福建总管。父林愿（惟悫），宋初官任都巡检。妈祖也称默娘、娘妈，自幼聪颖灵悟，成人后识天文，懂医理，相传可“乘席渡海，预知人休咎事”，又急公好义，助人为乐，做了很多好事，深受人们的爱戴和崇敬。北宋雍熙四年（987）农历九月初九，年仅28岁的妈祖在一次抢救海难中不幸遇难，相传羽化升天。从此经后，妈祖多次显灵救助苦难。在人们遇到困难时只要求声“妈祖保佑”，妈祖就会闻声而至，使人们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据历史资料记载，北宋宣和五年（1123）路允迪出使高丽（朝鲜）途中，般遇大风巨浪，“八舟七溺”，唯有路允迪“祈求妈祖保佑”。忽而一道红光出现，只见有一朱衣女子端坐桅间，瞬即风平浪静，终于平安脱险。路允迪返朝后奏明圣上，宋徽宗下诏赐“顺济”匾额。此后，历史上有众多人士受到妈祖的庇佑，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历代皇帝对妈祖进行了30多次的褒封，其爵位从“夫人”、“妃”、直至“天妃”，并被人们尊称为“天上圣母”。同时，皇帝还颁诏天下行“春秋谕祭”，编入国家祀典。海上龙宫妈祖庙宋雍熙四年（987），妈祖遇难后，人们怀念她、纪念她，就在湄洲岛建庙祭祀。这庙宇就是最早的妈祖祖庙。据文献记载，当时的庙宇仅“落落数橼”，但“祈祷报赛，殆无虚日”。后来经过三宝等人的不断扩建修葺，到宋天圣年间（1023-1032），祖庙已初具规模。元朝，妈祖庙得到进一步的扩建。洪希文（1282-1366）在《题圣墩妃宫》诗中，描写了“粉墙丹柱辉掩映，华表茸突过飞峦”的景象，反映出妈祖庙的建筑情况。明朝，妈祖庙又得到进一步的扩展。洪武七年（1274）泉州卫指挥周坐主持重建寝殿、香亭、鼓楼、山门。永乐初年（1403），郑和下西洋时，因妈祖庇佑有功，奉旨谴官整修祠庙。宣德六年（1431）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之前，亲自与地方官员备办木石，再次修整祖庙。清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福建总督姚启圣重建钟鼓楼和山门，又把朝天阁改为正殿，后因姚启圣获妈祖保佑屡次建功，被皇帝封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所以人们也称正殿为太子殿。康熙二十三年（1684）靖海侯施琅增建梳妆楼、朝天阁、佛殿、僧房。接着祖庙又建观音殿、中军殿。土地庙等。到清乾隆以后，湄洲妈祖祖庙已颇具规模，成为一座有99间斋房，号称“海上龙宫”的雄伟建筑群。妈祖庙此时已基本定型，并一直保留至1966年。1966年，湄洲妈祖祖庙陆续遭到破坏，只剩下圣父母祠（佑德祠）和中军殿。妈祖庙的文物也相继被毁和遗失。唯有妈祖神像在林聪治女士等人的护卫下得以幸免。1978年，中国大地春风化雨，万物复苏。林聪治等人率领众乡亲进行湄洲妈祖祖庙的重建工作。人们义务投工，硬是在祖庙遗址废墟上整理出一处地基。各地信众纷纷参与，踊跃加入修复湄洲妈祖庙的行列。经过多年努力，湄洲妈祖庙终于完成了大小建筑36处的西轴线工程。西轴线工程坐东北，面朝西，呈轴线分布，有牌坊、长廊、山门、香炉台、圣旨门、广场、 钟鼓楼、正殿、寝殿、朝天阁、升天楼等，还有佛殿、观音殿、五帝庙、中军殿以及爱乡亭、龙凤亭、香客山庄。思乡山庄等一系列建筑物，形成规模庞大、雄伟壮观、楼亭交错、殿阁纵横的祖庙建筑群。湄洲妈祖祖庙是世界所有妈祖庙之祖，世界上所有的妈祖庙都是从湄洲“分灵”出去的。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妈祖信众从世界各地汇聚湄洲。目前，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庙。如今世界上有妈祖庙4000多座，分布在美国、日本、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缅甸等20多个国家。在台、港、澳地区，信仰妈祖的人非常普遍，台湾省约有三分之二的人信仰妈祖。据统计，近年来湄洲妈祖祖庙竭祖进香的信众超过1000万人次，单海外及台港澳的信众就超过百万人次。每逢农历“三月廿三”妈祖诞辰日和农历“九月初九”妈祖升天日，四面八方的妈祖信众赶赴湄洲寻根谒祖、割火过炉、祈祷平安（自己挑简要的写）
壮族风俗习惯建筑壮族喜欢依山傍水而居。在青山绿水之间，点缀着一栋栋木楼，这就是壮族人的传统民居。木楼上面住人，下面圈牲畜。无论是什么房子，都要把神龛放在整个房子的中轴线上。前厅用来举行庆典和社交活动，两边厢房住人，后厅为生活区。屋内的生活以火塘为中心，每日三餐都在火塘边进行。�服饰壮族多用自织的土布做衣料，款式多种多样。壮族女子的服装一般为一身蓝黑，裤角稍宽，头上包提花毛巾，腰间系精致的围裙；小伙子多穿对襟上衣，腰间系一条腰带。婚俗“炮火”入洞房壮族的一种婚俗。迎亲那天新娘要经过“炮火”的洗礼后才能进门入房。这个婚俗，在广西田阳县玉风等壮村流行。新娘来到新郎家以前，要稍停片刻，做好“冲锋”进门的准备，因为在门口、厅堂、洞房等三个地方分别由七八个男青年组成的“炮火”组，手拿着串串鞭炮等着新娘过来。当新娘将要靠近门口时，“炮手”们点响鞭炮，形成道道“火墙”，挡住新娘的进路。如果是胆小的新娘，这时只好退却在门外，再等第二次“冲锋”。“炮手”们也总结胜利的经验，做好第二次的“阻击”准备。可以说，新娘不经过两三次的“冲锋”是进不了门的。围观的客人，里三层外三层，好不热闹。新娘经过苦战跃进门口，来到洞房门前，这是难通过的最后一关，因为“炮手”要放“火炮”。这时，聪明的伴娘和迎娘左右“侦察”，乘“炮火”稀疏时夹着新娘跳到洞房里。顿时欢声雷动，祝贺新娘“旗开得胜”。婚宴后到掌灯时分，客人们还要观看新娘在迎娘的指引下摸黑出门“挑水”。新娘将把水缸挑满，这是在考验新娘是否吃得了苦。就这样，直到夜深了新娘才能入洞房。背字在广西宜山和环江县交界的一些地方，壮族青年结婚，至今流行“背字”习俗。“背字”是壮话译音，实际上背的不是“字”，而是一条长一丈四尺、宽一尺多的宽带，由女方母亲用自织自染或买来的深黑色（以此色为最优）土布缝制而成。女儿出嫁那天，让男方指派“背字”人把布带“背”回新郎家，以备外甥出世作襁褓之用。这种习俗，当地壮语称作“背字”。“背字”的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生父生母双全；未婚的青少年男子；机灵识礼。“背字”仪式在女方家里的正厅举行。主持仪式的人必须是村上德高望重、当了爷爷的长者。长者首先向“背字”人敬上两杯当地名酒，“背字”人很有礼貌地双手捧杯，恭敬地给长者回敬两杯，双方都要一饮而尽。接着长者把准备好的带子从“背字”人的两肩绕过扎紧，继而又互相敬酒，说吉利之语。“背字”完毕，鸣放鞭炮，欢送迎亲者平安返回。“背字”人向长者鞠躬辞别，步出大门，打开雨伞，意为庇护“外孙”离开姥姥家。回到男方家，家主烧香放炮，欢迎“背字”人胜利归来。少倾便举行“卸字”仪式，同样由长辈主持，互敬酒后，长者轻轻解下布带，交给家母保管。新郎父母还要酬谢“背字”人。时过不久，新娘及其女伴便成群结队来到新郎家，喜日更加热闹。新娘过河流行在广西桂北地区龙胜各族自治县内的壮族婚俗。在桂北山区，本来只有四五十里的山路，却要涉水过五六次河，跨过三四座桥。所以成亲时，新娘过河过桥都要请人背。背新娘的人称为“水手”，多是未婚男青年。过河时，鸣炮三声，喇叭齐鸣，“水手”两掌按住自己的膝盖，弓下腰，背好后才能过河或过桥。背新娘特别讲究文明礼貌，行动上不能有半点粗野，更不能调笑。所以背新娘的人多是品德最佳者。过河时，“迎娘”（由未婚女青年担任）在旁边给新娘打雨伞遮荫，在宽约五六十米的河面上，迎亲队伍拉成一条线，热闹非常。上岸后，乖巧的“迎娘”把伞放得很低，不让别人偷看蒙着面纱的新娘。龙胜的壮族婚姻是要过“三关”闯“十门”的。先谈恋爱，后定亲，才能成亲，谓之“三关”。迎接、对歌、出门、穿村过寨、过河过桥、入门、唱调、回门、回家、入洞房，谓之“十门”。“过河”只是“十门”中的第五个“门”，“十门”过了才能入洞房。勒惹和卜基壮家妇女生勒惹（壮语，即婴儿）时，其家婆要亲自去寻找“奶妈”，以替媳妇奶孩子。这是为了让产后的媳妇能好好休息，保养身体。“奶妈”一般由产后五个月的妇人充任，不要报酬。能当上“奶妈”非常光荣，有“第二妈妈”之美誉。孩子长大后，逢上喜庆佳节，都要带上礼物到“奶妈”家拜候。四五岁的孩子如果体弱多病，父母就要找“卜基”（壮语，即第二父亲）做孩子的靠山，确保孩子身体健康。“卜基”非常尽“职”，“上任”后，常和孩子父母商量，请医问药，多方料理，让孩子健康成长起来。孩子长大后，也象对待“奶妈”那样对待“卜基”，尽其孝敬之心。踩高跷进村广西龙州县金龙地区的壮族村寨里，人们出门或进村都要踩着高跷行走。出门到村口。就把高跷挂在特定的钉子上，然后下地劳动或去其他地方。进村时就从钉上拿下高跷踩着，到家门口的石阶前跳下，再将高跷挂在门边，洗净手脚，方踏梯上楼。据说这是祖先传下的鞋，他们地处亚热带，常年多雨，道路泥泞行走不便，如带着泥脚进屋，实在不卫生，就发明了这种呈“非”字形的“高跷鞋”。社公祭是广西环江壮族每年夏历除夕祈求新的一年禾苗茁壮成长，祈求小孩不病和家畜肥壮无病的祭社仪式。 1365回答者： wang0408285 - 二级
1土地利用规划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2土地利用规划的任务和内容体系我国土地资源及其利用现状土地利用规划的任务土地利用规划的内容体系3土地利用规划的理论和原则4土地利用规划可行性论证5土地利用规划管理6土地利用现状分析和土地质量评价7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
我想，你可以《城镇化与集约用地》这本期刊里面看下吧~
1 土地开发整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 2009 2 基于利益主体的土地利用规划决策机制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 2010 3 基于状态框架和GIS的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 2009 4 地震灾后土地利用应急规划体系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1 5 土地集约利用的规划方法与途径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1 6 中国土地利用规划中的耕地保护目标选择 浙江大学 2010 7 常州市经济开发区土地利用规划后评估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0 8 基于GIS技术的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研究 新疆大学 20109 中国现代土地利用规划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 2007 10 土地利用综合防灾规划及其空间决策支持系统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 2008 ……索道网提供国内外论文检索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