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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析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理解 文学史一词的复杂性，是近年来学界每有讨论的问题。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来讲是指文学自身的纯客观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本体”，还有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原生态”。在我们对文学史进行直觉性的想象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文学史的“本体”或“原生态”是存在的，并且它有一种纯客观的性质。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把向文学的真实的历史逼近作为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并且也将此作为判断某一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价值高下的一个标准。但是，“原生态”和“本体”事实上只存在于直觉的想象与逻辑的思辨中，实际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与阐述中的文学史，最直观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以“文学史”为题的著作，它们事实上是通过一种认识体系构建出来的。 文学史的这种性质甚至在它处于史料状态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些史料即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文学史的文献，都是经过自然与人为的选择的结果，都是经过叙述的。另外就产生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我们所依赖的也多是历史学家的成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早已成为历史的东西，无法复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把握住的文学史，无沦是零星的还是系统的，无不是进入我们的自身的认识领域的东西，即构建出来的东西。文学史越系统、越宏观，它的构建的性质也就越突出。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叙述首先得提及孔子。孔子的《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史书，司马迁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整理而成，主要记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春秋》对文学史论的贡献至少有二。一是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实，后世编年史基本上沿袭此法，这对后人撰写编年体文学史、作家年谱、文学大事记等类型的文学史著影响久远。二是《春秋》于客观记事之中“寄其微言大义”，故有“春秋”笔法之说，对后代学者撰写文学史影响极大。 有当代学者认为：“新文学史既然是史，又与现代政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研究中就必有禁忌，因而要有精神准备，在史德遇到考验时，能够站稳脚跟。古时所以创造了‘春秋笔法’，就因为在不让讲真话的时候，可以隐蔽地讲真话’，川。孔子的《论语》提出“十世可知”即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历史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印的进化论思想，“不以人废言”即的治史准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重要内容。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川，“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学术或学问独立出来，确立自身的价值和范围，初次形成清晰独立的文学概念，出现了较为完整、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和观念。魏晋南北朝也是文学史研究自觉的时代，主要标志有三个。 一是史书中立《文学(文苑)传》。范哗的《后汉书》在《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区分出儒学与文章之学的不同。萧子显在《南齐书》中立《文学传》，并在传后撰写一篇长论，叙述属文之道及文章体变。此后《文学(文苑)传》便成为多数正史沿用的通例。 二是出现研究文学史的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文学体裁专门考察其源流，分别其特征，概略而全面、条理化地勾划出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是一篇文体史研究专论。钟嵘的《诗品》探讨五言诗体的源流变化，把品诗与辨流结合起乘，在对作家品评时都把每位诗人放人这种诗体、题材和表达方式的继承源流关系之中。《诗品序》史论结合，既系统阐发他的诗歌理论，也概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钟嵘品评作家作品的优劣虽然也有不少涉及社会因素，但大多是以审美因素为标准，他提出并推祟诗歌创作的“滋味”，以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显示出钟嵘的文学史观的审美倾向。 三是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史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时序》是论述文学发展的文学史论专篇。《通变》被作者归之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实际上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作者概述历代文风的衰变之后，从文学创作自身寻找原因：“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争相模仿现代的而忽略借鉴古代的，是造成文风黯淡文气衰落的原因，如何解决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类令人优虑现象，刘娜认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学的生命力在于革新，“通变则久”，但革新之时必须注意继承，一方面要“变”，一方面要“通”，这样，文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旧新其业”。《时序》论述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文学史论。刘叙述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学发展历史，考察了文学演变与历史社会状况的关系。如文学受政治教化的影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又如，文学受包括学术风气与文化氛围的世情的影响。屈原、宋玉等人的瑰异文思与艳丽文辞“出乎纵横之诡俗”;建安文学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东晋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时势虽极艰难，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聪在《时序》中还涉及到影响文学发展的其它因素，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既要确立它自己的独立地位，还要确定它本身的系统的内容。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应该有更深的层次。它应包括断代文学史、各体文学史、文艺批评史和文艺思潮史等。此外，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应当有自己的辅助性学科。初步想来，至少应有如下几项： (1)文学史文献学。它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资料的，是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校勘作晶、作家传记材料和其它背景性材料等第一手文献，二是对有关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已有的文学史研究成果进行摘编和分类，以备索引和参考。 (2)文学史方法论。它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从理论上总结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注意文学史研究最新成就在方法上的特点，并评介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引进国外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思潮，不断探索既体现人类思维和现代科学理论的新成就，又适合于中国国情和古代文学史实际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史学科特点的探讨，也属于方法论的范围。 (3)文学史编纂学。它专门研究文学史著作的叙述方法与编纂体例。诸凡记传体、编年史体或“分体合编”式、“时代为纲作家为序”式等不同体例，都要分析其优劣、比较其高下，然后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法。 综上所述，文学史有其不可靠性。如前所说，而许多原始记录已经不复存在，文学史是人写的，而且是被不同时代不同的作者所创作。人无论希望自己立场多么公正只要是人都会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并且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所影响因而无论是再好的史学家，其所记录的历史都会带有其主观意向，都会与真实的历史有偏差，而且在历代传抄学习中，因所读之人与成书时的时代不同，知识程度不同，以及普遍存在的误读现象，可以说“文学史”即为“人学史”。 然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人写的文学史终究是给后的人所看，前人有的主观意识在后人身上同样能找到，前人所做过经历过的事情后人未必就不会去做去经历。相反，许多后人所做的事情在前人那都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记录。正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朝代如何更替，在中国可追溯的近三千年历史中，中国文坛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文艺复古运动，每次复古运动之后又会有更激烈的新思想新文化爆发。因而文学史又有其可靠的一面，毕竟前人还是留下了不少文字作品，白纸黑字还是有根可寻的。 如果可能，在编撰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朝代同一文学运动或者相似的文学改革(如观察不同朝代但同样都发生过的“复古”运动)，以此作为对比，相互对校，从中发现它的规律或者谬误，这样大概更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 参考文献： 《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 张弘 社会科学辑刊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述论》 佴荣本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5期 《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构建及其特点》 钱志熙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文学遗产-二三年第六期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2 试论古代文学史课中的师生互动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史课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提倡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知识与能力方面教学相长、情感上互相感染和观念上相互碰撞，从而提高教学效果，达到培养理论和知识扎实、具有较高鉴赏、分析和创造能力的人才的目的。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课程师生互动 近年来，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高校的教学改革中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甚至成为教学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课程内容涵盖上自先秦下至近代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文学遗产，历来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教师讲授，学生听与记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容上，采用文学史知识与作家作品介绍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填鸭式”教学方式越来越不能被学生接受，教学效果受到极大影响。笔者在在教学中，借鉴同行的教学经验，尝试引进师生互动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笔者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在知识与能力方面的教学相长、情感的互相感染和观念的相互碰撞三个方面。 一、知识与能力的教学相长：传授正确的知识这是古代文学史课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培养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审美能力、感悟能力，增强人文素质，是古代文学史课的一个较高目标。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要学生有学习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这就需要突破传统授课方式。 改变“满堂灌”、“填鸭式”的进课堂教学模式，采用让学生参与到讲课环节中的课堂结构方式，即提前将要讲授的课堂内容提炼出几个典型问题布置给学生，学生围绕相关问题查阅资料，撰写出发言或讲授提纲。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所设计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形式。如讨论(或辩论)式、教师(或学生)答辩式、案例分析式及学生主讲教师总结式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做进一步深入的理解、分析，同时促进教师自身的业务进步，因为教师要花比传统授课方式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备课，以准备问题的设计和课堂中学生有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解答。 如在讲《史记》文选时，学生对《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做了大量的查阅文献的准备，分小组做了幻灯片，对作者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传主的生平事迹及历史评价、作者艺术特色等都有独特的分析、讲解和讨论。学生也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老师解答。对师生来说，都是一个促进和提高的机会。教学相长，收获很大。 二、情感的互相感染：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应是在情感层次的互动。文学是人的文学，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一部古代文学史也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情感形成发展的历史。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 古今社会文化背景和氛围不同，今人思想感情、心理结构、感知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情感方式等与古人有较大差异，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古代文学感到隔膜，他们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人的所感、所思，对古代人的生活、对古代文学普遍缺乏兴趣。作为教师有责任和义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高尚的人格。 无论是一个作家的生平创作、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一种创作方法的产生和更新等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人。这就要求教师要掌握大量史料，要非常熟悉史料，以致烂熟于心，在向学生讲解之前要预先转化为自己呼之欲出的感性体验，用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言进行描述与讲解，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般的现场感。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讲解时，采用一种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方式，尽量避免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或直接的结论宣导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避免损害作品情境的浑融和圆满或对作品及作家真实感情和主旨的片面理解。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激发学生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 如在讲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名士风范产生的时代背景时，学生对阮籍、嵇康等名士的言行觉得可笑、不可理解。讲授中引用大量数据和事例分析，并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事例做类比，用富有情感的语言论述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使学生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当时文人的特异言行的合理性。 再比如古代文学中有许多思乡思亲的名篇，讲授时调动学生的人生经历，联系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使学生对作品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 情感互动应贯穿于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始终，可以是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款款深情，也可以是对某一文学现象的慷慨叙述，还可以是对某个作家境遇的深切同情拟或是对某部作品的深情解读，等等不一而足。教师在教学中的情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教学效果成倍提高。 三、观念的相互碰撞：古代文学史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在于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古代文学史教学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重新体验文学作品本身所达到的人文境界，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而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既是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 由于古代文学的含蓄蕴藉的特质，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今人的价值观与古人之间存在分歧、断裂甚至背离，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在教学中会出现师生间观念上的矛盾，作为教师不要害怕和回避这种矛盾，在宽松的气氛中，耐心平等的与学生进行对话，在这种观念的碰撞中，既可以修正学生的某些偏激、肤浅、片面甚至错误的观念，也可使教师更接近当代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某种程度上也为教师修正某些落后于时代的观念提供了契机。 这样的观念碰撞在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中甚为多见，如对屈原之死的评价、对杜甫“忠”的看法、对古代文人仕与隐的分析、对文以载道的论点的评论等等，教师可适度引导，但不必急于将所有问题均在课堂上找到答案，有些是在目前理论界尚争议的问题，或在课堂上不能一下解决的问题，可留下存疑，让学生带着疑问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吴小如.关于怎样学和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J].文学遗产,1991,(3).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猜你喜欢： 1.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精选 2. 古代文学史论文 3. 浅谈古代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4. 古典文学论文精选范文 5.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
古代文学作为我国文学教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个人素质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从类群的角度来划分 中国 古代 文学，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有民间文学、妇女文学、宫庭文学或者贵族文学等，还有臣妾文学和圣哲文学等提法。然而，一个十分显著的文学类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帝王文学。不过，主要从 经济 效益着眼的世俗的看重如出版帝王诗集、文集的现象也有一些，但都谈不上深入的 理论 认识评价。在中国文学经二十世纪初开始质的大变革至今历经百年、正待飞跃 发展 为新的中国文学伟大形态的今天，应当从文学自身本质 规律 出发来解析这一独立于中国文学主流但又起着特殊作用的文学类群。
一、一种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类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群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悠久的客观存在。
在先秦文学中，帝王文学的现象已经非常突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名姓的文学作品竟然是帝王文学。《古诗源》一书的开头，第一篇作品就是舜帝的《南风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是，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出了我国 哲学 和文学融为一体的最早作品——八卦。在我国第一部 政治 议论 散文 集《尚书》中，收集了孔子这个伟大的 教育 家和编辑家之前历代帝王中产生的最有名的 文章 ，如《尧典》、《大禹谟》、《秦誓》等。而在孔子编辑的文学教材《诗经》中，包含了不少帝王所作的诗歌。
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 社会 中，皇帝重视“文武之道"，大都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诗歌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作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帝王 自然 也不例外。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封建专制社会自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起，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籍、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有名的帝王，尽管“稍逊风骚"、“略输文采"，但还是大都有诗歌创作传世。帝王之中，也应当包括农民起义领袖中自立为帝的黄巢、洪秀全等人。他们大都是书生出身，有一些“咏菊"之类霸气十足的“言志"诗作流传于世。
封建专制社会全盛时期的清代的皇帝更是接受了严格的孔孟之道的教育，讲究“文治"，重视诗歌创作。据说乾隆皇帝是写诗最多的人，有四万多首，不过他的诗作质量不高。漫长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可以说是 秘书出身，诗作颇有可观之处。至于那些“守业"的皇帝，在接受教育时都 学习 了诗教课程，在政治生涯中也就写出了不少的文学作品。
从上述认识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却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现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帝王文学还出现了中国文学中出类拔萃的作品。
中国帝王文学虽然大部分作品质量不高，但少数的一些文学精品却在各方面都达到一流的文学水平。特别突出的是魏晋时期三曹的诗歌散文。魏王、后被儿子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所作诗歌和散文在帝王文学中是非常显著的。他的作品，胸襟阔大，苍凉悲壮，其层次之高即使终生从事创作的“专职"文学家也很少人可以企及。他的大儿子、篡汉称帝的曹丕，不但是一个诗人，而且文学评 论文章更为知名。被封为王的曹植，诗歌尤其哀艳凄绝，水平高超。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现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了一个 时代 的文学——建安文学。
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 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
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
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
在 中国 历史 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 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的 社会 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
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上进行心理 分析 ，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 政治 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
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比的快感。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 影响 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
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 理论 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 发展 形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 经济 、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 自然 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
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群受到重视。
三、帝王 文学的特征
中国 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 政治 性，但即使是政治性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
(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 内容 。
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 社会 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黄帝 时代 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越是追求家族世袭，反而小农 经济 的社会越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因而，帝王的吼叫成为 历史 的巨响，这在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文学和政治关系上的认识上，同孔孟之道出于一辙，帝王们完全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不过，文学家也大都是这样认识的，正像孔夫子一样他们毕生最愿从事的是政治事业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学。文学，对他们来说是政治事业的一个工具，不可能是一种专门的事业。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不同的地方。西方文学家将文学作为生命投入的人生大事业，这一事业在改造社会的人类大道上是和政治事业并驾齐驱的。
(二)唯我独尊的个体精神 心理现象。
佛罗伊德认为，人的意识最深处存在着本能核心。这种本能具有扩张性、残忍性、盲目性，以追求快感为最高真理。帝王在封建理性的辩证统一中，无限度地扩张其本能，以致明目张胆地认为自己——儒家也极力鼓吹——是天下一人，唯我独尊，凌驾群伦。宇宙万物尽为所驱，狂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帝王成为一种畸形大写的人。他们的诗歌，也表现了这种妄自尊大而又是社会需要的心态。霸王项羽狂歌：“力拔山兮气盖世……"魏王曹操吟诵：“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看来，此类人物都需要这样一种自大到了近乎疯狂的心态。而一般的文学，谁人敢于如此狂妄!
(三)主体表现的阳刚雄壮。
中国文学，已经有学者称为“臣妾文学"和“阴柔文学"，笔者认为用“ 秘书文学"来称呼更为确切。秘书这种社会 组织的特定职务，具有从属性、服务性和被动性。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做过皇帝的秘书职务。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屈原，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仙"李白，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道儒佛并举的苏东坡等，都有正式的秘书职务。一般文学家，无不以秘书职务的获得为进取之道。因而，他们也就带上了秘书的特性。再加上，封建社会遵从孔孟之道，将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属工具。这样一来，与欧洲文学家相比，中国文学家群体不能不表现出一种更为欠缺独立自主的弱势来。
就连称为豪放派的登上词作最高峰的辛弃疾都把自己比喻为受到皇帝冷遇的美女。他在《摸鱼儿》一词中写道：“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年轻时自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也发出弃妇一样的哀叹：“日暮倚修竹，天寒翠袖薄。"。大诗人被称为“诗仙"、“诗鬼"、“诗圣"等，却没有像西方诗人那样被称作“诗帝"或“诗王"。而帝王文学却正好相反，其阳刚亢奋到了变态地步，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以“天子一怒，伏巳百万"的凶残，以抢夺“天下之妻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淫威，以“宁可我负天下人"的告白，傲视着匍伏在脚下的臣民。 自然 而然，在文学中的表现，主体性最为强烈，阳刚与雄壮就“舍我其谁"了。
(四)符合 艺术 本质的自我表现。
帝王对于文学作品的 理论 认识以及艺术 分析 是很少的，但是他们流露出来的理论主张和艺术手法却往往符合艺术的本质，而文学成为他们的艺术表现。帝王文学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理论主张是“诗言志"。 历代帝王所作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言志"。这一理论出自于《尚书·尧典》，据说从舜帝那儿流传下来，为孔子所肯定并确定为正统诗歌的理论。言志说成为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定义，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认可。人们广泛认为它是对于诗歌的准确的理论认识。尤其是豪放潇洒的诗人们，无不以言志为自己诗歌创作的唯一主旨。直至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给陈毅的一封信中仍然认为这是诗歌理论和创作的正宗，而他的诗歌也确实是“言志"的，气魄雄伟，有着前所未有的豪放潇洒。言志说抓住了诗歌的一种重要内容，即志。志，是一种人生对于事业、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对于政治事业的远大而又执着的追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定的明显的心理活动。言志，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在许多情况下是可行的。 但是，整体的诗歌不仅仅言志，有的是抒情的，有的是写诗人 其它 心理活动如感觉的。因此，言志说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对于诗歌整体来说又是片面的。特别是，一些政治性强的“志"，是规范化的理性化的情感和认识，往往表现为社会化抒情化的议论，显得直白单调。我们所知晓的帝王诗歌，大都是“言志"的。但这也就避免了纯粹讲究“反映"社会生活的误区，使得诗歌更加主观化。
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表现手法。和一般文学相比，帝王文学在诗歌中更加突出地使用象征手法。“言志"的诗歌，主观性很强，所借助的形象十分单调，常常是人们熟悉的传统意象，例如日月、山河、草木等。帝王诗歌中很少铺陈式的细部描绘。与上述相联，帝王诗歌中的意象比较阔大。全部形象可以说是帝王意志所统治、所“照耀"的万物。从时间上看，往往是千年万载;从空间上看，常常是山河宇宙。不过如此一来，这些诗歌确实给作者和当时的人们以斗争的精神力量。
但是，帝王是从事政治的，日理万机的繁重政务使他们不可能将精力和时间更多地投入文学创作。偶有所作，也常常是有所为而作。这就使得帝王文学不能在艺术上产生突破。帝王文学属于传统的文学艺术，不重视艺术的创新。好在帝王文学的本意大多不在使用艺术来从事教化，这倒使得作品更多情性的表现，更接近于文学本质。
四、帝王文学与今天文学发展的关系
帝王文学，与今天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却也被置之度外。中国文学的发展，需要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的一些宝贵的因素，甚至可以说，帝王文学会在一个新的阶段脱胎换骨，更生出来一个新的英雄文学的样式。在这21世纪古老中国仍然处于落后局面、忍辱负重、任重道远的时刻，我们需要这样雄壮激昂的文学来鼓舞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心志，正像我们永远需要原始神话及其英雄一样。
(一)帝王文学中进取的自尊的极致个性在新的中国文学中可以辩证发展。
帝王文学中的精神特质，能够更生为个体生命中的自由创造本质。这种新生命培育的文学“屠龙技"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应当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中进取有为的特质，映照其生命的大美。从“内圣外王"的传统主张，转换为个体生命自尊自爱同时又是雄心壮志的博大精神。
毛泽东诗词是继承创造中国古代帝王文学的一个最好的典范。毛诗中的诗句成为千千万万人的人生警铭。在困难的时候，在辗转奋斗的时候，现在处于中老年的人头脑中往往无意识地出现了毛泽东的诗词，顿时感到了精神的力量和生气。就像帝王文学一样，毛泽东诗词中也有一些缺点，如单调直白的 语言，重复使用的数字，普泛化的意象，确有一些单调、“张狂"和“霸气"，甚至在晚年诗作中还出现了“戾气"，但在整体上却有着前无古人的豪放潇洒，有着横绝千古的阔大境界。毛泽东的诗词，可以归属为浪漫主义文学。这种浪漫主义，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所需要的。更可以说，毛泽东诗词渊源之一是帝王文学，它是一次帝王文学在新时代的迸发和新生，给我们后来的文学以宝贵启示。
再如鲁迅作品，也可以说是帝王文学的一种再生。不少人评论了鲁迅文学在心理本质上的“内圣外王"的潜意识情结。鲁迅作品改造国民性的伟大使命，的确是只有那种古代称为“圣王"或者“素王"的人才能担当得起。读了鲁迅的著作，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会像参与了中华民族的某种典仪一样，感到一种灵魂的新生，羞耻于那种心灵扭曲的荒诞的“阿Q精神胜利法"。
透过“世纪诗人"毛泽东和鲁迅的作品，我们看到天地间矗立着比起帝王还要伟岸的身影，不由人不去有意无意地效仿。只不过正像对待帝王一样，新的时代会有新的人的特质和要求而已。例如，无论对什么样的巨人，都会有 现代 公民的民主政治、人格平等的更加 科学 理性的要求。
(二)帝王文学的主体意识的吸取。
当代文学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几百年从未有过的繁荣和更生，但是大家仍然认为没有大师级的文学。其中一个原因，可以说是缺少那种“内圣外王"般的主体意识。在外国文学中，人的主体性非常突出。自亚里士多德起，“圣哲文学"独立自尊，有意识地俯瞰、隔离一般政务，整个人生都清醒地从事著述，与尘世君王比肩而立，耳提面命，甚至希望取而代之(柏拉图表述了“哲学王"统治“理想国"的政治幻想)的主体意识。这，确是中国文学所欠缺的。而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就连“内圣外王"的一般要求也因为其陈旧而被排斥。中国古代文学中主流的阴性化(表现为忠君)、作家最为追求政治及地位的人生，在新的时期有了极其类似的表现。看来，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改造民族心理精神、人的个性自尊和公民权利等等认识，还需要强化——不但在文学评论中，还应该更多地进入文学家的心态。
(三)帝王文学显著地成为个体生命的表现，这是今天的文学应该强调的。
十分可悲的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理论还没有澄清。文学究竟是反映、再现还是表现?帝王文学对于这一 问题 的答案是明白清楚的，即“诗言志"。今天的文学，不仅要“言志"，而且要“言"自己的内在世界、生命本质及其投射下的外在世界。这样，文学才能承担起提高和美化个体生命以及人类整体生命的层次的任务。文学可以商业化、产业化，但不能以金钱为目的，要与人格化、理想化辩证统一。这就要求，作者要“善待"自己的生命，首先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和人生追求，在生命的表现——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帝王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特有的成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与科学理性辩证一体的新文学，要想承担起创造新的一代中国人的伟大使命，就必须批判地继承这一遗产。
中国 素称「诗的国度」。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人和作品流派林立，数量众多，而且诗歌在中国 社会 生活和 文化 发展 中一向占有特别和显著的地位。中国诗歌史的专著已有多种，但本篇的角度立意稍有不同。
大约十年以前，曾在荣宝斋看到启元白先生题的一幅字，记得是这样几句：
「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
唐诗是嚷出来的，
宋诗是讲出来的，
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启功先生集大俗大雅于一身，他自己的诗词作品结集，也只以《启功韵语》名之。这几句白话，大约是他多年悟出的心得，言简意赅，可谓一部简明中国诗歌史。我的 体会，这是讲唐代以前是中国诗歌的发韧期， 自然 天籁，朴拙浑成;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期，直抒胸臆，而又各具面目;宋代是中国诗歌的转型期，思辨机趣，融情入理;宋代以后则是中国诗歌的滥觞期，流派繁多，然而缺乏原创。
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从社会文化史发展中撷取若干片断，来回顾一下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的缘由。
一，诗源于巫
诗歌和其他 艺术 的起源一样，是令艺术史家、 哲学 家和人类文化学家们颇伤脑筋的事情。上一世纪以来，便有「劳动」、「模仿说」、「游戏说」、「移情说」、「冲动说」等多种说法的争论，外人不足与论。中国典籍上，也恰好有帝舜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竹书纪年》帝舜元年条)「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卜商《毛诗正义·诗序》)「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越绝书》)等等记载，以备各种阐发西来学说之某一派系的学人们共同征引，好在中国的 语言文字有着充分的模糊性。我揣测，这些争论也许永远没有结论，也许只有模糊的结论，也许结论是各种说法的中和。因为不管这些学科今后将以什么样的人类状态作为模型，是与世隔绝，至今仍然过着原始生活的部族呢，还是以婴幼儿的成长发育过程状态，这些实验和举证，都永远不可能确切模拟出人类原始创生 时代 的文化活动了。
恩，我找了这两篇资料，你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1】中华武德文化源远流长，初萌于炎黄氏族的融合，文明奠基于孙武。《孙子兵法》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资源，闪烁着中华民族伦理智慧的光辉，对现代世界文明有其重要的价值，有待于我们开发利用。从现代世界文明进步的总趋势的视角来看，开发《孙子兵法》道德资源的价值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大国防安国战略的时代昭示“安国”是《孙子兵法》的伦理大旨。“五事七计”是其安国之大经。欲安国就不能不重视养兵用战，孙子在其兵法首篇首句即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与《管子》的“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是一脉相承的。“兵”是“安国”的手段；“安国”是“兵”之目的，是最终的价值目标。所以，“安国”之日，也就是军人价值实现之时；“安国”是衡量军人价值的最高原则和最终标准。那么，如何运用“兵”之手段实现“安国”之目的呢?孙子的“五事七计”说提出了一个大国防安国战略的思路。所谓“庙算”，就是要求战争的指导者把“五事七计”作为一个系统和整体，进而对“己”“彼”双方进行充分的理性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作到“知彼知己”，而后才能确定战与不战。可见，战与不战，出于“安国”；多胜少胜，定于对“五事七计”的“庙算”。但是，“五事七计”作为“庙算”的主要内容，它首先是客观的，是存在的事实。因为只有作为这样的事实存在，才能进入“庙算”的视野，成为“庙算”的对象，进而对其作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由此可见，创造出优于“彼”方的“五事七计”的客观存在，是赢得兵争之“胜”、从而实现“安国”的基本保障。军事力量既是综合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以综合国力为基础。孙子“五事七计”的“庙算”，实质上是对综合国力的估量。“五事七计”有着丰富的内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人才、民意、天时、地利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即物质要素与精神要素。因此要安邦定国，就要重视物质力和精神力的开发、建设和积累，创造出走在时代前列的综合国力；否则，综合国力落后就会被动挨打。孙子“五事七计”的“庙算”说揭示了一条具有现代价值意义的“安国”之道：这就是把国家的综合国力搞上去。由于这一安国之道超越了狭义上的军事安国观念，所以可称之为大国防安国主义。大国防安国主义的道德内涵，即是大国防爱国主义，它所蕴含的现代价值意义就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安国”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为提高综合国力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一个欲立于不败之地的国家和民族，就应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使之都处于时代的领先地位。当今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激烈竞争的世界。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致力于发展本国本民族的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但是，由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多极化发展趋势，使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发展被限定在一体化的范围内，而且越来越受到一体化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在一体化的范围内发展自身，就必然要为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发展作出一定贡献和牺牲，不管它是否愿意这样做或者是否认识到这一点，都是无所谓的。企图靠抢占、牺牲别国的经济发展来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指导思想和行为，是注定要受到惩罚的。因为它国的稳定、发展无疑是本国稳定、发展的一个条件。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理应为世界经济的繁荣作出更多的贡献和牺牲，否则它的发展就要受到限制。总之，当代的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在激烈的世界竞争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中实现的，只有顺应“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的时代潮流，才能更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从而达到“安国”之目的。从精神方面表现出来的综合国力，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安国”支柱。当代世界又是一个多种文化思潮相互碰撞、激荡的世界。如果一个有着优秀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不能在碰撞、激荡中保持自身的优势，即使经济搞上去了，也难免要在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被打败。经济的、军事的侵略会威胁一个国家的安全，精神文化上的侵略也会威胁一个国家的安全，甚至比经济的军事的侵略更危险。所以，坚持大国防爱国主义战略，就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筑牢民族的精神防线，防止精神侵略，抵制精神污染，在开放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保持民族精神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此举应当成为大国防安国方略的重要内容。军事领域往往是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最激烈最敏感的领域。欲“安国”就不能不重视军事斗争。孙子-的“兵者，国之大事”说，在当代仍然具有普遍的真理意义和价值意义。当今世界，是一个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的世界。新的科技成果往往最先应用于军事领域。高科技正广泛渗透于战斗力诸要素之中，对战斗力的生成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而且引发了军事领域一系列惊涛拍岸的革命性变化。因此，抢占军事高科技的制高点，成为国际军事斗争的最高手段。如果说军事斗争是“安国”之大事，那么，发展军事高新技术，则是“安国”之大事中的重中之重。高新技术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必然会大大加重战争带来的灾难。《孙子兵法·军争篇》中所谓的“军争为利，军争为危”，意在说明“利”与“危”是相伴而生的。为争利而穷兵黩武，最终导致自身灭亡的国家与民族，在世界史上并不少见。中华武德文化史上有两句古语，一是“忘战必危”，二是“好战必亡”。尤其是在环球相对“变小”、战争的破坏力愈来愈大的当今世界，“安国”与安国际社会融为一体，安己之国与安人之国相辅相成，国际社会的安全度以每个国家的安全系数为条件。因此，孙子“军争为危”命题的真理性，越来越具有普遍的、现实的意义，应引起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的高度重视。应当看到，在高技术战争的烽火台上，一只蝴蝶煽动起来的火星，有可能引发全球性的灾难；但是，完全可以预见，灭亡的首先是它自己。当代中国的军事“安国”之策，就是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因此，适应世界军事领域的深刻变化，重视“科技强军”，加强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提高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则是实现“安国”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更多贡献在道义上的责任和使命。【2】人类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进入了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带入新世纪，是在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愿望。处在重要历史时期，中国正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中国需要并十分珍惜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开创人类美好的未来，作出不懈的努力。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一、国防概念国防，是一门求生学问，也是国家的防务，是指为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防备外来侵略和颠覆，所进行的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和斗争。国防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服务于国家利益。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此言—语中的。国防直接关系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尊严、社会的发展。1、国防的主体：国家。2、国防的目的：捍卫国家主权、统一、维护国家的安全、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3、国防的手段：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4、国防的对象：侵略和武装颠覆。5、地位和作用：⑴国家安全保障。 ⑵国家独立自主的前提。 ⑶国家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二、我国古代国防：中国古代的国防从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至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终结，大约经历了4000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国防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培育了民族的凝聚力和自强不息、卫国御侮的尚武精神，最终形成了多民族、大疆域的国家。⑴古代的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我国古代为提高国防能力提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一是“以民为体”，“居安思危”的国防指导思想；二是“富国强兵”，“寓兵于农”的国防建设思想；三是“爱国教战”，“崇尚武德”的国防教育思想；四是“不战而胜”，“安国全军”的国防斗争策略等。遵循这些思想，使我国取得了无数次对外战争的胜利，使中华民族代代繁衍，生生不息，使国防出现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鼎盛时期。⑵古代的兵制建设所谓兵制，就是军事制度，现在一般称为军制。它包括武装力量体制、军事领导体制和兵役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在武装力量体制上，我国古代一般区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秦朝以前，武装力量比较单一，在军事力量构成上，实行兵民合一的民军制，平时生产劳动，战时集合成军，以临时征集的方式组成军队。秦朝以后，随着政治制度的完善和经济生产的发展，各朝代根据国家的状况和国防的需要，以及驻防地区和任务，将军队区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并对军队的组织编制、屯田戍边、兵役军赋、军队调拨、军需补给、驿站通道、武器的制造和配发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通过法律形式颁布执行，如唐代的《卫禁律》、《军防令》等。在军事领导体制上，夏、商、西周时期还没有专门的军事机构，国王一般亲自主持军政，领兵作战。春秋末期，国家机构出现将相制，以将为主组成军事指挥机构。战国时期，将军独立统兵作战已很普遍。秦统一后，设立了专门管理军事的机构，最高的军事官员称太尉。隋朝对国家机构进行了改革，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专门设立了主管军事的部门——兵部。宋朝为了防止“权将”拥兵自重，在中央设立了枢密院，作为军事领导的最高机构，主官用文官担任。枢密院对军队有调遣权，但无指挥权；将军对军队有指挥权，但又不能调遣军队，造成枢密院和将军的相互牵制。各朝代在军事领导体制方面的做法虽然不尽一致，但皇权至上，军队的调拨使用大权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在兵役制度上，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人口状况和军事需要而发展变化。奴隶社会时期，生产力低下，人口稀少，战争规模小，主要实行兵民合一的民军制度。封建社会时期，民军制度逐渐演变为与当时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兵役制度，如秦汉时期的征兵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兵制、隋唐时期的府兵制、宋朝的募兵制、明朝的卫所兵役制等。⑶古代的国防工程建设我国古代为抵御外敌的侵犯，巩固边海防，修筑了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国防工程。如城池、长城、京杭运河以及海防要塞等。城池是我国古代国防建设中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工程。城池建筑始于商代，之后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完善，一直延续到近代。由此，城池的攻守作战成为我国古代战争中主要的样式之一。长城是城池建设的延续和发展，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秦灭六国完成统一后，为了防御北方匈奴的南侵，于公元前214年，将秦、赵、燕三国北部的长城予以修缮，连贯为一。故址西起临眺（今甘肃岷县），北傍阴山，东至辽东。后经各朝代多次修建连接，至明代形成了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的万里长城。京杭运河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隋炀帝时在原有的旧河道上开凿连贯。运河北起通州，南至杭州，全长1794公里，把南北许多州县连成一线，对军事交通运输和“南粮北运”起到了积极作用。古代海防建设是从明朝开始的。为防止倭寇的袭扰，明朝在沿海重要地段陆续修建了以卫城、新城为骨干，水陆寨、营堡、墩、台、烽堠等相结合的海防工程体系。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防：第一阶段：（1949—1953）外御侵略，内治创伤的恢复时期。第二阶段：（1953—1966）调整时期。第三阶段：（1966—1976）“文化大革命”时期。第四阶段：（1977—1989）现代化建设时期。国防历史启示：⑴经济发展是国防强大的基础。（2）政治昌平是国防巩固的根本。（3）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防强大的关键。（4）科技进步，对国防强大的重要保证。现行的国防领导体制：（1）中共中央的国防领导职权。（2）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国防职权。（3）国家主席在国防方面的职权。（5）国务院在国防方面的职权。（6）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国防方面的职权。武装力量体制：（1）中国人民解放军。（2）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3）民兵国防动员体制：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加强国防动员建设”的要求。国防动员体制是国防动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组织制度，是国家关于国防动员的组织系统、机构设置、职责分工和相互关系的规范。国防动员体制的功能状态，对于增强国家的国防动员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主要内容：（1）武装力量动员。（2）国民经济动员。（3）人民防空动员。（4）国防交通动员。(5)政治动员.我国国防的政策: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防政策是防御性的，是为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外来侵略服务的，我们加强国防建设完全是为了自卫.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的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安全保障。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进行，是中国国防的主要任务。中国的国防政策以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中国紧紧抓住并充分利用本世纪头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发展与安全的统一，努力提高国家战略能力，运用多元化的安全手段，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谋求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综合安全。三、国防法规概述:特征：(1)调整对象军事性。 (2)公共程度有限度。（3）司法连用的优先性。（4）处罚措施严厉性。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简介：〈一〉国防活动基本原则：①维护国家利益。②统一领导。③协调发展。④独立自主。⑤积极防卫。⑥全民自卫。〈二〉公民、组织国防义务和权利。第五十条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各级兵役机关和基层人民武装机构应当依法办理兵役工作，按照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完成征兵工作，保证兵员质量。其他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法完成民兵和预备役工作，协助兵役机关完成征兵工作。第五十四条公民和组织有对国防建设提出建议的权利，有对危害国防的行为进行制止或者检举的权利。兵役制度：1、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2、民兵与预备兵相结合。平时征集：1、征集年龄。2、征集程度。3、缓征与不征。学生军事训练：学生军训工作是依据《兵役法》和《国防教育法》开展进行的。组织高等学校、高级中学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是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重要措施，是全面推进学校素质教育和国家人才战略工程的重要举措，也是青年学生履行兵役义务的一种方式。目前，我国每年有1660所高等学校、27000所高级中学开展学生军训，训练学生达1200万人。学生军训工作已进入全面普及阶段，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通过军训，广大青年学生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进一步增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得到强化，组织纪律性不断加强，意志品质得到磨练，吃苦耐劳精神和艰苦朴素作风得到弘扬。近年来，青年学生要求入党、参军和报考国防生的人数明显增加。各地普遍反映，学生军训工作是一项利国、利民、利军的大事好事，育人功能是其他任何教育形式都不能替代的。这项工作的开展，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得到各界的普遍欢迎。《学生军事训练工作规定》的颁布，确保了学生军训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必将有力促进学生军训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国防教育法：为了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防法和教育法，制定本法。国防教育法的基本原则是实行经常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普及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国防教育法的方针是全民参与，长期坚持。讲求实效。《国防教育法》在第三条中对国防教育的内容和目的作出了明确规定：“国家通过开展国防教育，使公民增强国防观念，掌握基本的国防知识，学习必要的军事技能，激发爱国热情，自觉履行国防义务。”国防观念是指人们对国防的认识和态度；国防知识是指有关国防的基本理论、常识；军事技能训练包括学习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知识和个人防护器材的使用，人民防空知识和战场救护知识常识，开展射击、投弹、刺杀等军事训练活动，以及越野、跳伞、滑翔、航海、驾驶等军事体育运动。因此，国防教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完整的教育学科，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可以说，凡是与国防有关的理论、知识、精神等，都是国防教育内容的组成部分。从完整性和系统性两个方面来讲，国防教育主要包括：国防理论：国防理论教育是较高层次的国防教育，大体上包括国防地位和作用、国防构成、国防建设等三个方面的理论。国防历史：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有灿烂和曲折两个方面，正确运用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对后人进行教育，可以起到激励精神、催人奋进的作用，国防历史教育最有震憾力和影响力。国防常识。国防常识是指国民应该了解的国防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包括国家防卫知识，如领土、领海、领空的基本概念，防卫的重要意义及基本原则等。现代战争的基本特点、战时动员对国民的要求，以及形势战备、国防建设等方面的一些知识，如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民兵、预备役部队的主要职责任务，国防科普知识等。国防精神。国防精神教育是国防教育的中心内容，主要包括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尚武精神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教育等三个方面。此外，国防法制、国防科技、国防经济、国防外交与形势、国防体育等也是国防教育的重要内容。国防教育的这些内容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其核心是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的目的是使公民“激发爱国热情，自觉履行国防义务。”五、我心中国防。在我的心中，国防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国防事业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引以为高尚的事业，而从事国防事业的人是世界上最高尚与伟大的人。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在不断发展，人类在不断进步，社会也变得更加文明。国家、种族的界限日益缩小，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素质也越来越高，和平与发展成了当今社会的主题。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国防只有在战争年代才值得重视，在这个和平的年代里显得多余了。可是，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作后盾，无论多强大的经济也会化为乌有。众所周知，落后便要挨打。当今霸权主义，强权横行。由于一次海湾战争，原本风光富裕的伊拉克也算一个经济强国，但现在却只能任人宰割，前几年的阿富汗和南斯拉夫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吗？假如他们拥有自己强大的国防后盾，还会任人宰割吗？假如美国等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作后盾，他们能够肆意的挑起战火吗？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美好愿望和宏伟蓝图，可是罪恶的子弹还在威胁着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威胁到全世界的和平。人民军队担负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没有他们，就不会有和平稳定的发展局面，就不能与霸权主义斗争到底；没有他们，人民的生命财产就无法保障。摘自：其他参考资料：
军事乃一国之本，军事乃国之保障。自古以来，国家出现以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就日益密切，且时常出现摩擦。随着社会的生产力进步，许多伟大的战略家和军事家提出了丰富的军事思想，反映时代的要求，借以固国强兵。所谓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就是中国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各阶级、集团及其军事家和军事论著者对于战争与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其演变过程十分复杂且多变，大体分成以下阶段：1.产生时期夏商西周时期。夏时期，此时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尽管人们对于战争的认识处于低级阶段，还是产生了以靠天命观指导战争为中心内容的军事思想。当时奴隶主贵族对外族发动掠夺战争或用武力镇压本族奴隶的反抗，都是以征讨“违天命者”、“吊民伐罪”、“敬天保民”相号召该国人民，并用占卜手段，假借神的旨意和严刑厚赏驱使士卒作战，保障军队士气高昂，奋勇杀敌。到商代以后，作战逐渐以车兵为主，军队的发展日趋集团化了。对军队指挥，要求行动统一，严厉管理。这种思想，指导着夏、商、西周几个王朝的军事斗争。通过这一时期的战争实践，人们已初步认识到审势而动，量力而行，众可以胜寡，强可以胜弱，反映了此时期朴素军事的唯物主义观念，实现了军事思想的一个重大变革。传在西周时期，已出现《军志》等著名军事著作。2.迅速发展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逐渐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随之军事思想也出现了变革。它引起了士兵成分的变化和兵器的改进，军事制度和作战方式也随之变化。为适应时代的需要,产生了统率军队的专职将帅,涌现了许多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家和兵书著作。军事理论思想在百家争鸣的背景中迸发了新的活力。其中著名的《孙子兵法》，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军事思想的成熟。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而全面的军事理论著作，揭示了一系列指导战争的规律，并奠定了中国军事思想的基础，指导着后代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的研究，在国际上也享有极高的声誉。并提出，军事斗争运用权谋斯先后，即“上兵伐谋”，“必以全争于天下”，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高明的军事家所期求的最理想的战争结局。它打破了奴隶社会的天命观，以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想,指出战争获胜不取决于鬼神,只要能够做到“知彼知己”。军事家孙膑所著《孙膑兵法》，更主张抛弃“责仁义,式礼乐”的思想,要求用战争手段解决社会混乱局面；其作战思想则特别强调“贵势”和以奇制胜。这些主张，都是对《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此时期的军事思想是时代迅速发展的产物，是社会走向转型的需要，有的军事思想迎合了建立强有力的统一国家的需要，诸侯各国鹿死谁手，只看谁的军事实力更能压倒群雄。赵国的胡服骑射，率先对少数民族的方式做出了借鉴，并吸收进来自己赵国的本身的军事理论，使之升华。此时期无论在经济，政治，甚至在军事上都是中国最特殊的年代，思想的开放与发展，思想意识运动的开展，军事思想也随之借鉴并吸收融合，成为更强的一股生命力。3.丰富和提高时期元代之前。总体上，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先秦的军事思想对军事斗争仍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战争的发展，军事思想也进一步得到丰富和提高。（1）就战争种类而言，有建立封建王朝的统一疆域的战争，有多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民族起义的战争，又有国内诸民族贵族为了争夺中央统治权而进行的战争。（2）就军队发展而言，兵种，兵器装备，士兵数量有了较大的变化。这就要求作战指挥必须各兵种紧密配合作战，使得战略战术运用和指挥艺术都得到高度发展。在这一时期,通过战争实践,造就了许多著名的军事家和将领，出现了许多总结军事斗争经验的兵书。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帝国秦国，它依靠强有力的中央统治和强大的帝国军队，南征北战，扩张领土，是典型的军事帝国，在中国古代上都是一颗辉煌灿烂的明珠。它的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上，它的发展需要武力去维持，它短命的原因或许也有此吧！但是它的辉煌成果还是值得当今借鉴的。例如，秦始皇的大规模筑长城、修驰（直）道、重兵戍边等军事措施，对后世建设边防的战略思想，有重大影响。对当今的构筑防御体系理论有大量的借鉴的意义。在著名的楚汉战争中，张良为刘邦决策，收揽民心，取得了战争胜利。见证了战争的胜利不能只靠武力，得民心者得天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如此，战胜困难，建立了新中国。其中兵书《六韬》，针对频繁的战争,提出了爱惜民力、休养生息的思想。兵书《三略》，进一步阐述了“柔能制刚，弱能制强”的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并指出最高统治者必须广揽人才，重视民众与士卒的作用，这些对当时乃至后世是具有极其进步意义的。以后的军事思想呈现出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结合，谋略与决策，以及作战指挥艺术相结合的特点。其中，东汉末年的赤壁之战，晋灭吴之战，东晋苻秦的淝水之战，以及隋灭陈之战最为著名。《李卫公问对》一书，联系唐代初期的战争经验，对以往兵书进行了探讨，对《孙子兵法》提出的虚实、奇正、攻守等原则及其内在联系，作了比较辩证的论述。李筌的《太白阴经》认为，战争的取胜决定于国家政治的优劣、力量的强弱以及谋略的运用。到了辽、宋、西夏和后来的宋与金、蒙古等几个民族政权并立的统治时期,互相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战争频繁。这时期，随着生产发展和战争的需要，出现了火器和复杂的装备器材，对作战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宋王朝，由于政治腐败,军权由皇帝绝对控制,军队作战能力低下，造成屡战失利。统治者为了教习文臣武将熟悉军事,命曾公亮等编纂《武经总要》,总结古今兵法和本朝方略。这时，许多军事家均对皇帝绝对控制军队指挥权及其危害提出了非议。其中南宋名将岳飞提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他率“岳家军”突破皇帝“钦定”的作战旨意，突破时代束缚，采取步、骑配合的灵活战法，击败了金军强大的骑兵。
关于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对当代国防建设的影响：科技是强大国防的根本动力结合我国古代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决定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当年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能够把自己国家的铁骑踏到欧洲各国，汉武大帝能够把匈奴赶出中原无一不靠自己先进的技术装备和军事实力，中国要想雄踞亚洲，也必须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臵。
可以断定，今日中国，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要想拥有重要的国际地位，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就是一句空话。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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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的国防，是我国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国防为国家的安全提供保障，有国必有防。有国无防，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将不复存在，旧中国的历史足以证明这一点。中国要想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首先要把国防的建设放在第一位，它是我国国家稳定团结的前提，更是我国健康、快速、和谐发展的保障。中国始终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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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实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各自派的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解 释 百家：原指先秦时代各种思想流派，后指各种政治、学术派别。另一种说法：所谓“百家”，是泛指，意为数量多，主要分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十家。鸣：发表见解。指各种学术流派的自由争论互相批评。出 处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凡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诸子百家:原指先秦时期各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和各个派别，后用来对先秦至汉初各种流派的总称。诸子百家来自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百家争鸣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战国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其实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百家争鸣的背景百家争鸣的阶级基础：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对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有自已的见解和主张。百家争鸣的主体：战国时期，官府文化教育的局面打破了，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士”大量出现，由于出身、政治见解和思想方法的不同，他们分别依附于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充当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代言人，士构成了百家争鸣的主体。百家争鸣的社会基础：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政治上不统一，就无法在文化上实行专制，各国的国君及贵族、官僚为壮大自己的势力，纷纷招揽人才，养士成风。士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有相对而言的自由，受政府干涉较少，使得各学派有发展的机会，有发表自己主张的场所。百家争鸣发启于春秋末年，兴盛于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首先，社会大变革带来思想大解放。其次，王室的衰微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再次，社会交往的频繁、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交流。最后，讲学风气的盛行，私学的兴起，使文化典籍广为传播，各种学说广为流传，形成了争鸣氛围。意义：在战国的大变革时期，对打击奴隶主贵族特权，建立和保护新兴地主的中央集权制度，有积极意义。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P27-29：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变动时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运动打破了传统的生活和观念。过去的一切怎么看？需要人们回答。现在应该怎样生活？需要人们创造。历史的车轮要向哪里转动？需要人们预测。数不清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一句话，社会历史需要重新认识！百家争鸣便是历史变动在认识上的表现。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个原因是，各国的政治变革与相互竞争需要理论指导。当时每个诸侯都面临着如何解决内政与外交两大课题，都面临着生存与死亡的抉择。……斗争不仅是物质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智力的较量。……所以各国争着招揽人才，有的下令求贤，有的重金收买，百家的兴起正是适应了智力竞争。他们中的多数目的也很，那就是“干世主”。形成百家争鸣的再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治空隙比较多，知识分子大有用武之地，可以自由驰骋。这并不是说当时有什么开明的政治制度，而是指诸侯国林立，便于知识分子在各国间迂回。“朝秦暮楚”不只是形容说客，对思想家也是适用的，著名的思想家几乎都周游列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各国抢着招纳智囊，知识分子的地位也较高。“礼贤下士”虽非君主的本意，而是出于需要，士人“分庭抗礼”也常常使君主恼火，但是君主为了谋求方略而不得不容忍。……他们著书立说虽然是为了“干世主”，但大多数人是企图用自己的学说改造君主，而不是一味阿谀奉承，取悦于君。从平面上看百家相争，很有点民主气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每家的思想实质，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都鼓吹君主专制，思想上都要求罢黜他说，独尊己见，争着搞自己设计的君主专制主义。因此，百家争鸣的实际结果不可能促进政治走向民主、思想走向自由，只能是汇集成一股强大力量，促进君主专制主义的完善和强化。把握了这一点，才能把握百家的政治归宿。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页三一至三二：古代政治思想之兴盛，实以先秦时代为最。先秦时代实为中国政治思想之发达时期。盖自春秋、战国以还，学术勃兴，百家争鸣，思想学说，罔不归宿于政治。晚周战国时代正社会经济组织，根本变动之时，牵连及于社会一切之关系，实为一空前时代。思想家受此影响，对于学术上乃为空前之建设。其发达之原因，有可得而言者：先秦时代一方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至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他方面又为各民族接触频繁之时代，原始诸夏民族思想，因政治进化最早，故发展较为完备。而儒墨两家之思想即发源于诸夏民族重实践之民族性。与此相反者，则有道家与阴阳家两派，其源则均出于东夷民族之思想，因之各种思想系统彼此竞争雄长；加之，周室既衰，其所余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其次，自春秋之末，以至战国，兼并盛行，列国之竞争最剧，相率以登进人材，扩张国势为务。其雄鸷之主，知仅恃贵族不足以豪于天下，故敬礼处士，招致客卿。自是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为贵族世官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言论思想之自由，至是而极矣。在政治方面，贵族政治之崩坏，实为当时大势之所趋，周之一代，实贵族政治之时代也。周制以家为国，而宗法制度，实为其政治之基础。王室与诸侯之关系，赖以维系；诸侯与其境内诸侯之关系亦赖之，乃至国中一切大小团体所以相维持相固结者皆赖之，周代群治，悉以此为中心。逮至战国而社会风潮大变，上古之政治及社会制度乃根本上发生变化。因政权之聚散，而影响于学术思想者至巨，各派政治思想乃纷然并起。又西周学在王官，故贵族中人，即为知识阶级；至春秋之际，王官失守，散在四方。加以孔老讲学，平民读书之机会益多，贵族不能专知识阶级之利，思想尤易发展。钱穆：谢扶雅《中国政治思想史纲》序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思想界初发奇采，而其时已开士人预政之门。自秦以下，中国正式有士人政府之组织。肖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页五六：故就孔子之行事论，其最大之成就为根据旧闻，树立一士君子仕进致用之学术，复以此学术授之平民，而培养一以知识德能为主之新统治阶级。然其所以能如此者，虽由其本人之敏求天纵，半亦由时代之影响。敬非时机成熟，虽有至理名言，其谁能领悟而接受。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哀公十六年，正当春秋之末叶，由封建天下转入专制天下过渡时代之初期。周礼已废而未泯，阶级方坏而犹著。孔子身受旧社会之薰陶，又于旧制度中发现新意义，即欲以其所发现者为改善及复兴旧秩序之具。然当时之公族世卿既未必能用其言，遂传其术于平民，使其学成者出仕公卿，取得致用之机会。当时必有平民之子弟欲自拔于畎亩市进之中而未得其途者，得孔子之施教，自踊跃以赴之。故孔子学术之主要内容为政理与治术。其行道之方法为教学，其目的则为从政。页五七：就荡平阶级之功言，孔子不啻陈涉吴广之发难，而首享其成者反为商、韩、苏、张“异端”“邪说”之流亚。汪大华《中国政治思想史论丛》，帕米尔书店，1969年初版，1982年再版页三七：孔子教学以六艺，六艺原是士人从政干禄的本领：知书数可以为冢宰，知礼乐可以为小相，习射御可以为将士。所以，他所教出来的弟子，多有从政的技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都有哪些学派？派别创始人或者主要人物儒家孔丘道家李耳墨家墨翟法家李悝名家惠施兵家孙膑阴阳家邹衍纵横家苏秦杂家吕不韦农家许行小说家屈原除了这些以外的，就都不太著名，故人们都称做“九流”，三教九流从此而来在春秋战国数百个诸侯国家兵戎相见、弱肉强食之际，却出现了道家、儒家、兵家、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等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左传》、《春秋》等详尽记载当时历史的著作也相继诞生。这场“百家争鸣”的壮观场面比欧洲的文艺复兴早了将近2000年。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的百家争鸣。其内容包括：1、“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学术下到民间，形成诸子百家；2、百家争鸣从鲁国儒墨显学之争，到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3、以儒家向法家转化为特点的魏的西河之学；4、以属楚文化的陈、宋为中心的老庄学派为道家的右翼；5、齐稷下学宫的黄老之学则是道家的左翼；兼容并包的稷下之学，使百家争鸣发展到高潮，其中有田齐法家、阴阳家、兵家、名家等；在争鸣中各家也相互影响，6、《吕氏春秋》的杂家之学，反映了百家趋于融合；秦帝国的建立，标志着百家争鸣的结束。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阶级关系有很大的变动。春秋中后期，随着奴隶制的破坏，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产生，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逐渐形成。到战国时期，这两个阶级便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两个对抗阶级。但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大量官私奴隶也仍然存在。个体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城镇有相当大的数量。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过去的“官学”变成了私学，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多起来。他们分属各阶级各阶层，以“士”的身份出现，对于天文、地理、数学等各种学术问题争论不休，对于政治制度，更是各有主张。形成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诸子”，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八十九家”，取其成数叫“诸子百家”。主要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许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惠施、公孙龙、田骈、慎到、宋鈃、尹文、关尹、邹衍、张仪、苏秦、吕不韦、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对“诸子百家”，战国时期的《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有记载。古代的历史学家，如西汉初期的司马谈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主要是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有时又略去“小说家”，认为“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传统百家争鸣研究对百家的划分，无论是在标准上还是在对百家的具体说法上，都欠妥。百家争鸣实质上是我国古代各学派因政治思想上的分岐而展开的学术论争。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百家应划为德、礼、法、儒、孝、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百家争鸣的性质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统一中央集权制的过渡。百家争鸣始于春秋后期孔子创办私学，迄于汉武帝采纳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探索百家争鸣时不要忽略百家合流。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它上承夏、商、周三代学术，下开秦、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等两千多年的思想先河。科学地认识百家争鸣，不仅对深入研究百家争鸣本身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有重要意义。但是，传统至今理论界对百家争鸣的看法，无论是在对百家争鸣之百家的划分上，还是在对百家争鸣的性质、起迄点等问题上，都存在严重问题。本文不想对此谈新看法。百家的科学划分之我见即然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那么从政治思想出发，笔者认为，百家争鸣之百家大致可划分为儒、孝、德、礼、法、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儒家：创始人是孔子，其思想核心是“仁”。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孟子，他将孔子的仁正式完善成了“仁政”，“仁政”是孟子的思想核心。二者的代表性文献分别是《论语》和《孟子》。孝家：其代表性文献是无名氏之《孝经》。《孝经》的中心思想是“孝政”，即“以孝治天下”。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孝经》是一般讲究伦理孝道的著作，不确。德家：原是西周初期的政治思想，后在西周末期至东周其内涵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东周初期，如臧哀伯有著名的《德论》（5）可证；战国时期问世的《德道经》、《庄子》是其代表性的文献。礼家：是萌芽于西周后期并在东周中前期广为流行的一种政治思想。东周时期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如管仲、子犯、曹刿、子产、晏子等都崇尚礼治，特别是子产和晏子，还分别有著名的《礼论》（6）。战国后期，以礼为思想核心的重要代表是荀子。法家：是春秋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政治思想。最先萌芽于郑，创始人是邓析，第一个“铸刑书”的是子产（子产前期是礼家，后期转向了法家），继之是晋范宣子、赵鞅等的“铸刑鼎”。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代表是慎到，其代表作是《慎子》；后无名氏之《经法》亦属法家文献等。过去，理论界认为《经法》是道家著作，这是从哲学上着眼的，不确。墨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的墨翟，其思想核心是“义”。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墨子的思想核心是“兼爱”，根据不充分。术家：创始人是申不害，其思想核心是术，其代表作是《申子》。过去，理论界认为申子属法家，不确。申子自己宣称其学术思想是“术”，秦汉人一直都说“申子之术”。义家：创始人是韩非。韩非的“义”与墨子的“义”区别在哪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墨子的“义”包含经济利益，如《墨子·经上》说：“义者，利也。”韩非的“义”则完全排斥利。义家的代表作有《韩非子》、《公羊春秋》等。（7）绝对平等观：创始人是许行。《孟子·滕文公上》载：许行认为，国君要与人民绝对平等，“先耕后食，先织后衣”，并取消商品经济等。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绝对平等观。无君论：创始人是吴虑。《墨子·鲁问》载：“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自比于舜”就是“我即国君”，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无政府主义。但用中国古代的语言表述，应为“无君论”。以上十家，严格说来，可归为八家。因为“孝”可并入儒家，“义”可并入术家。“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萌芽于孔子，完善于《孝经》，《孝经》以孔子为先师，其基本思想体系又与“仁”极接近，故可认为“孝”是儒家的思想分支。“义”的创始人是韩非，过去理论界认为他是法家，或法、术、势集大成者。其实，韩非虽有法家思想，但也有术家思想，他本人认为术大于法，所以韩非思想的基本倾向应是“术”，即属申子术家。而且，韩非的“义”，原则上是对“术”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故可认为“义”是术家的思想分支。过去，理论界认为百家争鸣迄于秦统一，值得商榷。秦的统一，虽实现了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郡县制的过渡，但这一过渡是失败的，未能使中国古代统一中央集权制进入稳定态。秦亡后，项羽、刘邦都先后恢复了分封制。而且，秦的“焚书坑儒”也不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有效方式。在汉初，思想界又重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如陆贾著《新书》；贾谊、王臧、赵绾都先后试图通过“兴礼乐”来改制；晁错以“术”削藩；辕固生以儒反“黄老”；董仲舒则以“春秋大义”来呼唤“大一统”；文帝“广游学”，置《孝经》、《孟子》、《尔雅》等博士。一时间再次百花齐放，虽未有新思想的提出，但亦属百家争鸣性质。汉初百家争鸣的复起，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再次向统一中央集权制过渡的舆论准备。因此，将百家争鸣的终点定在秦统一说不过去。七、百家争鸣过程中的百家合流过去，理论界在探讨百家争鸣时，大都眼于百家争鸣，很少谈及百家合流，这种研究方法亦欠妥。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组成部分。百家争鸣虽原则上是各家发表自已的看法，批评别人的意见，但也包含了对其他学派某些思想的吸收。如荀子，虽以礼为思想核心，但也重法与推崇孔子，以致有人将其当做法家，还有人将其当做儒家。就是说，百家争鸣的争鸣是有保留的克服，争鸣中有吸收，吸收是为了更好地争鸣。百家争鸣本身也说明，争鸣各家在学术上都有片面性，它们只有相互吸收，才能做到互补，并使自己的学说趋于完善。如墨子在回答程子的“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时，说：“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13）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百家争鸣在前期和中期，主要表现为争鸣，后期则主要表现为合流。如战国后期两个官办学术中心，齐国的“稷下”与秦国的“吕不韦门客集团”，他们的学术活动，搞的基本都是百家合流。稷下学派的代表作是《管子》，其中既有德家思想，也有礼家思想，还有法家思想等，但是以“礼治”为主；吕不韦门客集团的代表作是《吕氏春秋》其中包含的学术思想更杂：德、礼、法、术、孝、义等均有，以致有人将其误为杂家。其实，这是对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缺乏认识的缘故，杂家根本就不存在。《吕氏春秋》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德”，其余均起辅助作用。百家合流的形式，一是理论上的合流，二是实践上的合流。理论上的合流，礼、德、术等三家做得比较好。礼家，如前引《荀子》、《管子》；德家，如前引《吕氏春秋》；术家，如前引《公羊春秋》、《春秋繁露》等。儒家做得较差，但儒家将《五经》及各《传》都纳入到了其经典之中，这样内容也较丰富，基本上也包括了礼、德、术、义等思想。实践上的合流，主要指当时的统治者们出于自身的需要，同时立几种思想不同的著作为经，作为治国的主导以及辅助思想。如汉初的“黄老之治”，曾立法家的《经法》、《称》、《道原》、《十大经》和老子的《德道经》等为经；武帝时期，置《五经》博士，合《论语》、《孝经》为《七经》等，这些都是在实践上的百家合流。百家合流在百家争鸣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争鸣只是探讨问题，合流才是向解决问题迈进，只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才是最后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秦之所以没能最后解决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并结束百家争鸣，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用“焚书坑儒”来拒绝百家合流，绝对以申、商、韩的术家思想治国，致使其走向了灭亡。汉武帝解决这一问题的关健，就是结合实际进行百家合流。如武帝：在政治思想上虽突出儒家的孝，但其余《六经》均起辅助作用；体制上的双轨制，既吸收了术家的郡县制，也未完全抛弃德、儒、礼、法、孝等家的分封制；主父偃的“推恩令”，既有儒家的仁孝思想，也包含了术家的“术”、“义”等理论；经济上的重农抑商，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重农重商，也未完全抛弃术家的“诈农灭商”；意识形态上，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思想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术家的思想禁锢；教育风化上，既有儒家的兴学办校，也有术家的“以吏为师”，如用“举孝廉”与“选三老”为民做表率等。这和秦代在政治上只以申、商、韩术家思想治国，体制上绝对行郡县，经济上诈农灭商，思想上搞专制，教育上“以吏为师”等截然不同。由此可见，要想解决中国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没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
思想主张：在先秦诸子中，针对社会问题，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而道家则认为，仁爱和兼爱都不法家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即“无为”的思想。三家激烈争论，但他们都主张回到过去。此时，主张面对未来的法家横空出世。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的商鞅和韩非。在政治制度上，法家主张郡县制。在统治思想上，法家主张以刑罚，和权术治国。历史影响：法家学派的法治理论对春秋战国之际进行封建化的改革以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专制的封建国家起了重大的作用，并成为秦王朝的统治思想。到了西汉以后，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消失，其法治思想被吸收到儒学的体系中，德刑并用，成为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但是，先秦法家对以后的一些唯物主义者和进步思想家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求采纳为满意回答。
为中央集权制奠定了基础 而严酷的法律在维护君权的同时又说明了 君权存在的合理性中国最早的法律 是李俚的《法经》其实 儒家 和法家的性质是一样的 儒家对思想有束缚力 法家对百姓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
你好懒，在教材上不是可以找得到吗?
法家思想的，是一个对于法律的健全，还有他的分享一首很不错。
《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之一.在中国被奉为兵家经典,后世的兵书大多受到它的影响,对中国的军事学发展影响非常深远.它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实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也是中国古籍在世界影响最大、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孙子兵法》曾被誉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遗孙子”.它所阐述的谋略思想和哲学思想,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领域中.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作者为春秋时期伟大军事家孙武,大约成书于2500年前的春秋末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军事理论著作,比欧洲克劳塞维茨 （Clausewitz）写的《战争论》（On War）还早2300年.《孙子兵法》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 强弱、攻守、胜败、利害等.《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这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这当中体现的辩证思想,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孙子兵法》谈兵论战,集“韬略”、“诡道”之大成,被历代军事家广为援用,《孙子兵法》缜密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深远的哲理、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拥有广泛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该书被翻译成英、俄、德、日等20种语言文字,全世界有数千种关于《 孙子兵法》的刊印本.不少国家的军校把它列为教材.据报道,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曾研究《孙子兵法》,借鉴其军事思想以指导战争.《孙子兵法》实为中华千古奇书,自问世以来历来被奉为兵家宝典.《孙子兵法》也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的主流哲学,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以“成就人、成就事”为目标的应用科学.时至今日,更是成为商界必备实战手册,不仅可以启迪人作正向思考,更可以开发人权变创新的智慧.《孙子兵法》是现存中国和世界军事理论史上最早形成战略体系的一部兵学专著,共分十三篇,虽然只有五千余言,但内容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涉及到战争规律、哲理、谋略、政治、经济、外交、天文、地理、等方面内容,堪称古代兵学理论的宝库和集大成者,在世界广为传播.提起《孙子兵法》,相信大多数人都不陌生,甚至有人还可以背诵其中的名言警句.这部中国古代兵学名著虽然仅有5000余字,却以其博大精深的战争哲理、启迪心灵的斗争智慧在中外军事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堪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孙子兵法》中许多矛盾概念如奇正、虚实、动静、主客等,丰富了古代的哲学范畴,为历代哲学家所重视和阐发.同时,《孙子兵法》"舍事言理"的思维模式,也与诸子（《老子》例外）说理广征博引典故和史实有异,体现了很高的形而上逻辑思辨特色.《孙子兵法》对古代商业经营活动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所谓"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实际上就是《孙子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避实而击虚"原则的商业衍化.只是由于历史上统治者推行"崇本抑末"政策,《孙子兵法》在商战中的运用当时才没有普及开来.在中医学领域,《孙子兵法》的影响同样可以见到.清初名医徐大椿在其所著《医学源流论·用药如用兵论》中说："兵之设也以主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他列举了很多实例,说明医疗上如何运用孙武"知彼知己"和"兵因敌而制胜"等原则,并最后总结说："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孙子兵法》文采斐然,对后世文学语言艺术的影响亦极为深远.刘勰赞誉它"辞如珠玉"《文心雕龙·程器》.宋代郑厚在《艺圃折衷》中认为"孙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当尽心焉.其词约而缛,易而深,畅而可用.《论语》、《易》、《大传》之流,孟、荀、扬著书皆不及也".这种文学成就对后人行文的影响,同样为人们所重视.宋代严羽《沧浪诗话》指出："少陵诗法如孙武."清代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也字用法》中亦通过对"也"字用法的剖析,阐述了"十三篇"句法用词对后世文章章法的影响："《始古录》谓欧阳修《醉翁亭记》用'也'字,东坡《酒经》用'也'字,王荆公《度支郎中萧公墓铭》皆用'也'字,不知谁相师法,然皆出《孙武子》十三篇中."
军事乃一国之本，军事乃国之保障。自古以来，国家出现以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就日益密切，且时常出现摩擦。随着社会的生产力进步，许多伟大的战略家和军事家提出了丰富的军事思想，反映时代的要求，借以固国强兵。所谓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就是中国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各阶级、集团及其军事家和军事论著者对于战争与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其演变过程十分复杂且多变，大体分成以下阶段：1.产生时期夏商西周时期。夏时期，此时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尽管人们对于战争的认识处于低级阶段，还是产生了以靠天命观指导战争为中心内容的军事思想。当时奴隶主贵族对外族发动掠夺战争或用武力镇压本族奴隶的反抗，都是以征讨“违天命者”、“吊民伐罪”、“敬天保民”相号召该国人民，并用占卜手段，假借神的旨意和严刑厚赏驱使士卒作战，保障军队士气高昂，奋勇杀敌。到商代以后，作战逐渐以车兵为主，军队的发展日趋集团化了。对军队指挥，要求行动统一，严厉管理。这种思想，指导着夏、商、西周几个王朝的军事斗争。通过这一时期的战争实践，人们已初步认识到审势而动，量力而行，众可以胜寡，强可以胜弱，反映了此时期朴素军事的唯物主义观念，实现了军事思想的一个重大变革。传在西周时期，已出现《军志》等著名军事著作。2.迅速发展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逐渐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随之军事思想也出现了变革。它引起了士兵成分的变化和兵器的改进，军事制度和作战方式也随之变化。为适应时代的需要,产生了统率军队的专职将帅,涌现了许多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家和兵书著作。军事理论思想在百家争鸣的背景中迸发了新的活力。其中著名的《孙子兵法》，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军事思想的成熟。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而全面的军事理论著作，揭示了一系列指导战争的规律，并奠定了中国军事思想的基础，指导着后代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的研究，在国际上也享有极高的声誉。并提出，军事斗争运用权谋斯先后，即“上兵伐谋”，“必以全争于天下”，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高明的军事家所期求的最理想的战争结局。它打破了奴隶社会的天命观，以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想,指出战争获胜不取决于鬼神,只要能够做到“知彼知己”。军事家孙膑所著《孙膑兵法》，更主张抛弃“责仁义,式礼乐”的思想,要求用战争手段解决社会混乱局面；其作战思想则特别强调“贵势”和以奇制胜。这些主张，都是对《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此时期的军事思想是时代迅速发展的产物，是社会走向转型的需要，有的军事思想迎合了建立强有力的统一国家的需要，诸侯各国鹿死谁手，只看谁的军事实力更能压倒群雄。赵国的胡服骑射，率先对少数民族的方式做出了借鉴，并吸收进来自己赵国的本身的军事理论，使之升华。此时期无论在经济，政治，甚至在军事上都是中国最特殊的年代，思想的开放与发展，思想意识运动的开展，军事思想也随之借鉴并吸收融合，成为更强的一股生命力。3.丰富和提高时期元代之前。总体上，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先秦的军事思想对军事斗争仍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战争的发展，军事思想也进一步得到丰富和提高。（1）就战争种类而言，有建立封建王朝的统一疆域的战争，有多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民族起义的战争，又有国内诸民族贵族为了争夺中央统治权而进行的战争。（2）就军队发展而言，兵种，兵器装备，士兵数量有了较大的变化。这就要求作战指挥必须各兵种紧密配合作战，使得战略战术运用和指挥艺术都得到高度发展。在这一时期,通过战争实践,造就了许多著名的军事家和将领，出现了许多总结军事斗争经验的兵书。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帝国秦国，它依靠强有力的中央统治和强大的帝国军队，南征北战，扩张领土，是典型的军事帝国，在中国古代上都是一颗辉煌灿烂的明珠。它的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上，它的发展需要武力去维持，它短命的原因或许也有此吧！但是它的辉煌成果还是值得当今借鉴的。例如，秦始皇的大规模筑长城、修驰（直）道、重兵戍边等军事措施，对后世建设边防的战略思想，有重大影响。对当今的构筑防御体系理论有大量的借鉴的意义。在著名的楚汉战争中，张良为刘邦决策，收揽民心，取得了战争胜利。见证了战争的胜利不能只靠武力，得民心者得天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如此，战胜困难，建立了新中国。其中兵书《六韬》，针对频繁的战争,提出了爱惜民力、休养生息的思想。兵书《三略》，进一步阐述了“柔能制刚，弱能制强”的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并指出最高统治者必须广揽人才，重视民众与士卒的作用，这些对当时乃至后世是具有极其进步意义的。以后的军事思想呈现出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结合，谋略与决策，以及作战指挥艺术相结合的特点。其中，东汉末年的赤壁之战，晋灭吴之战，东晋苻秦的淝水之战，以及隋灭陈之战最为著名。《李卫公问对》一书，联系唐代初期的战争经验，对以往兵书进行了探讨，对《孙子兵法》提出的虚实、奇正、攻守等原则及其内在联系，作了比较辩证的论述。李筌的《太白阴经》认为，战争的取胜决定于国家政治的优劣、力量的强弱以及谋略的运用。到了辽、宋、西夏和后来的宋与金、蒙古等几个民族政权并立的统治时期,互相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战争频繁。这时期，随着生产发展和战争的需要，出现了火器和复杂的装备器材，对作战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宋王朝，由于政治腐败,军权由皇帝绝对控制,军队作战能力低下，造成屡战失利。统治者为了教习文臣武将熟悉军事,命曾公亮等编纂《武经总要》,总结古今兵法和本朝方略。这时，许多军事家均对皇帝绝对控制军队指挥权及其危害提出了非议。其中南宋名将岳飞提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他率“岳家军”突破皇帝“钦定”的作战旨意，突破时代束缚，采取步、骑配合的灵活战法，击败了金军强大的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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