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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1】
论文关键词:违约责任归责原则 严格责任
论文摘要:违约责任是合同法中的一项最重要的制度,而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则是该制度的核心内容。
目前,对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到底是采用严格责任还是过错责任,无论是在法学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务界都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文章从违约责任及其归责原则的概述、两大法系中关于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的比较研究出发,结合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进行论述。
一、违约责任及其归责原则的概述
违约责任是指合同当事人因违反合同义务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
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指当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时,应凭由何种依据来使其负责。
这种依据实际上就反映了法律的价值判断标准。
从各国的民事立法来看,有关合同责任的归责方面,主要采纳了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两种归责原则。
确定不同的归责原则,对违约责任的承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主要表现在:
1 归责原则直接决定着违约责任之构成要件。
采纳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就意味着过错乃是构成违约责任的一般要件。
而采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则表明其责任的构成不以过错为要件,违约方是否存在过错并不影响其对违约责任的承担。
2 归责原则决定了举证责任由谁承担。
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下,非违约方仅就违约方不履行义务或履行史务的不符合约定的事实负举证责任。
而同时采纳过错推定的方式,要求违约方承担反证自己主观上没有过错的举证责任。
而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下,则一般不要求违约方负上述之举证责任,也即一般不考虑其违约方的主观过错。
3 归责原则决定了免责事由。
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中,不可抗力是主要的免责事由。
但债务人因遭受意外事件且不存在个人过错时也可以免责。
而在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中。
法定的免责事由主要是不可抗力。
4 归责原则对违约责任的大小也有一定之影响。
由于过错责任原则要以过错为违约责任的一般要件。
因而对于违约后损失的承担上也必然要参照双方当事人过错的大小。
而采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则一般不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
因此,从以上来看,弄清楚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二、两大法系中关于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的比较
1 大陆法系国家关于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
罗马法是在《阿奎利亚法》的基础上,通过后来的判例和学术解释加以补充、诠释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成熟的以过错为基准的民事归责原则;这一原则又在查士丁尼《国法大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和完善。
随着社会发展。
仅有过错责任原则还不足以维护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因此又有了无过错责任原则。
这在罗马法当然是作为例外。
大陆法系各国,秉承罗马法的传统,均以过错责任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
《法国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凡债务人不能证明其不履行债务系由于有不能归究于其本人的外来原因时,即使在其本人方面并无任何恶意,如有必要,均因其债务不履行,或者迟延履行而受判支付损害赔偿。
”这个条文在规定违约责任的条件时,并未提到当事人的“过错”。
对此,可以理解为该条文所规定的当事人“不履行义务的行为”中,已当然地包含了当事人的过错。
因为债务人尽管不能期待每一个合同都能够得到完好的履行。
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不能期待合同能够得到履行,但有权期待债务人将竭力做到使之能履行。
如果因债务人的过错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适当履行,则债务人应当对其过错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法国现代合同理论对合同责任进行了限制,即对债务人责任的追究。
须根据其过错的严重程度。
为此,过错被分为欺诈性过错、不可原谅的过错、重过错以及一般过错。
《德国民法典》第276条规定:“(1)除另有其他规定外,债务人应对其故意或者过失负责。
在交易中未尽必要注意的,为过失行为。
(2)债务人因故意行为而应负责任,不得事先免除。
”德国学者认为,债务人承担责任的条件是,违反履行义务必须是由债务人的行为造成的。
而其行为必须具有过失性。
2002年1月1日施行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对第276条未作大修订,仍坚持过错责任原则。
大陆法系各国,在坚持过错责任原则的同时,规定了严格责任原则的例外适用。
例如。
金钱债务的迟延责任、不能交付种类物的责任、瑕疵担保责任、债权人受领迟延责任、迟延履行后的责任等,均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债务人不论其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都应承担违约责任。
2 英美法系国家关于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
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
英美法系国家以严格责任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
在英国法上,许多合同义务是严格的。
确定当事人是否绝对地受有拘束去做约定的事情或者他们只是受有拘束尽可能地保障合同的履行,也就是合同当事人是否对非因自己的过错发生的违约负责,在英国合同法上,被认为是一个合同解释问题,即解释当事人合同义务的范围。
在一般意义上,此问题的答案是,合同债务是绝对的,而过错的欠缺不成其为抗辩。
因违约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不考虑过错。
一般来说,未能履行其注意义务是无关紧要的,被告亦不能以其尽到注意义务作为其抗辩理由。
在美国法上,强调违约损害赔偿不具有惩罚性,合同法在总体的设计上是严格责任法,相应的救济体系是不过问过错的。
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版)第260(2)条规定:“如果合同的履行义务已经到期,任何不履行都构成违约。
”当然,英美法系国家在坚持严格责任原则的同时,也规定了过错责任原则的例外适用。
3 两大法系国家对过错归责原则不同规定的法理分析。
两大法系国家将过错责任原则或者严格责任原则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
但并不否认其他归责原则的适用。
也就是说,在违约责任的归责体系上,两大法系国家均采用了二元制的归责体系。
这是由交易关系的多样性、违约发生的原因和所致的后果的复杂性所致。
一元制的归责体系有其无法避免的缺点,即法官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中,难以根据具体需要而灵活运用法律来处理归责问题,从而不利于平等地保护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采用:元制归责体系,可以弥补一元制归责体系的不足,从而实现违约责任的基本目的。
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合同法归根到底是要规范市民的生活,作为一种国家的上层建筑,固然可以通过设定不同的构成要件。
经由法上的因果关系,达到一定的法律效果;然彼此类似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条件既为不同的法律规则、原则提供了相似的调整基础,又为之提出了相同的调整要求,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众多殊逢同归的结局。
三、我国合同法中的归责原则
我国违约责任到底来何种归责原则。
学者
间存在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亦是主流观点)主张为严格责任原则。
《合同法》第107条中并没有出现“当事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的字样,被认为是采取了严格责任原则。
第二种观点主张为过错责任原则。
我国《合同法》所有规则制度和条款,乃至合同法之全文都自始至终地贯穿着过错责任的原则。
因此,只能而且必须得出“我国《合同法》体系是建立在过错责任原则的基础上”的唯一结论。
第三种观,最主张以严格责任原则为主,以过错责任原则为辅。
这有利于促使合同当事人认真履行合同义务,有利于保护受害方的合法权益,也符合国际上的一般做法。
笔者认为。
第一种观点较为合理和可取。
1 在现行的合同法律中,《涉外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都已经确立了无过错责任。
前者第1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即违反合同的,另一方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或者采取其他合理的补救措施。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后,尚不能完全弥补另一方受到的损失的,另一方仍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后者第17条有基本上相同的规定。
看来,将违约责任定义为无过错责任在我国的合同法上是有先例的,并非新合同法的首创。
对《合同法》的制定极具价值的《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均规定了严格责任原则,新近制定的《欧洲合同法原则》亦肯定了该原则,这“应该被认为是两大法系的权威学者在经过充分的斟酌权衡之后所速成的共识,反映了合同法发展的共同趋势”。
在国际商业交往规则中,大多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
2 在诉讼中原告只需向法庭证明被告不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不需证明被告对于不履行有过错,也不要求被告证明自己无过错。
这里的逻辑是有违约及有责任,违约责任的构成仅以不履行为要件,被告对于不履行有无过错与责任无关。
免责的唯一可能性在于证明存在免责事由。
不履行与免责事由属于客观事实,其存在与否的证明和认识判断相对容易,而过错属于主观心理状态,其存在与否的证明和判断相对困难。
因此。
实现严格责任原则可以方便裁判,有利于诉讼经济,有利于合同的严肃性,有利于增强当事人的责任心和法律意识。
3 违约责任以存在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为基础,合同是双方自由协商签订的,当然完全符合双方的意愿和利益,违约责任是由合同义务转化而来,本质上出于双方约定。
不是法律强加的,此与侵权责任不同。
因此,违约责任应比侵权责任严格。
侵权责任发生在预先不存在密切联系的当事人之间,权利冲突的广泛存在使损害的发展难以完全避免,因此,法律要求除损害事实之外还要有过错要件,过错等同于可归责性,它使侵权责任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
而违约责任本质上出于当事人自己的约定,这就足够使违约责任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和说服力,无须再要求使违约责任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的其他理由。
有的学者认为在意外事故情形下,严格责任对债务人是不公平的。
笔者认为由于客观原因违约,违约一方当然在主观上并无过错,但受害方更无过错,况且。
债权人基于对债务人承诺的信赖,往往改变了他的处境,如果一味主张债务人无过错而免除其违约责任,则无异于让债权人自行承担风险。
这显然更不合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归责原则与归责事由及免费事由有不同的涵义,归责原则是贯穿于整个违约责任制度并对责任规范起着统帅作用的立法指导方针。
同一法律领域不能同时存在两个相互矛盾的归责原则。
严格责任原则是我国合同法领域的唯一归责原则。
尽管《合同法》的相应条款规定了过错归责事由和免责条款,但是这些条款只是一般原则的例外,并不能改变严格责任原则在合同法领域的唯一性和主导地位。
论侵权法中的可救济性损害理论【2】
法律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学专业的人才培养也越来越重要。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本科法学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近代中国私立法律 教育 经历了由严禁到准允的转变，打破了官办法律教育的专制垄断体制，为这一时期法律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从无到有，大量涌现，很快就遍布全国，并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其办学理念的时代意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办学主体观念的转变;二是教育体制的完备;三是教学内容及形式的改善。在其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些可以辨识的价值和特点，启示着我们进一步认识法律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
【关键词】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办学理念;现代化
中国传统教育向来是官学和私学并存，及至近代中国的大学教育仍承袭了这一传统。但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在清末一度是被官办学校所垄断的，后因立宪形势紧迫才开通禁令。就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而言，其经历了由严禁到准允的转变。私立法律教育从无到有，再到大量涌现，并很快遍布全国。虽打破了官办法律教育的专制垄断体制，在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办学主体上增加了一种新形式，是对官办法律教育的一种补充，为这一时期法律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毋庸讳言，由于其发展中呈现出泛滥成灾的趋势，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本篇拟以办学理念为视角，探索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发展，并 总结 其正反两方面的历史 经验 和教训。
一、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办学理念
近代中国的新式法律教育是伴随着法律制度的变革发展起来的。写作论文在清末法制改革中，为适应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清政府不得不把法律人才的培养和法制变革紧密结合起来，开始以西方资产阶级法学教育的思想、 方法 来培育法律人才。但在其起始阶段，私立法律教育并未纳入清廷政策的许可范围。1904年的《学务纲要》明令规定：“私学堂禁专习政治法律”。直到1910年清廷才明令准办并推广私立法政学堂的设置。此后，私立法政学堂从无到有到大量涌现，很快就遍布全国，并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
第一，以养成专门法政学识，足资应用为宗旨。清末，由官治走向自治，在时人看来，“所有议员自治职员审判官吏，非有法政之素养不足以趋赴事机，需才既众，自宜广加培成以资任使，若专恃官立学堂为途未免稍狭”，需要另辟办学 渠道 、扩大办学规模，进而培养大批具有法学专门知识的人才，进入立法、司法、执法和行政部门。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1910年学部奏议复浙江巡抚折，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政治法律。同年，为进一步适应立宪形势发展的需要，学部在改订法政学堂章程的立学总义中.将此前的“以造已仕人员，研精中外法律各具政治知识足资应用为宗旨”，[2]改定为“以养成专门法政学识，足资应用为宗旨”。[3]这一培养宗旨的调整，不仅突破了先前“以造已仕人员”的局限，将招生对象扩大了，而且用“以养成专门法政学识”置换“研精中外法律各具政治知识”，很显然较之前更强调法政学堂教育的应用性。
第二，取法日本法学教育模式，与官办法政学堂整齐戈哇一。在1910年的《学部奏改定法政学堂章程折》中，虽明言“参考各国学制，拟具改订法政学堂章程三十一条”，但无论是其课程体系设置，还是其课程所反映的教学内容大多都蹈袭日本，这一局面及至民初也没有大的改变。为整肃私立法政教育，不仅在此前颁布的《学部奏议复浙抚奏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致折》中规定，“各科课程、学生入学程度均按照官立法政学堂本科章程办理”，而且在《学部奏改定法政学堂章程折》中又申令，此后京外新开的私立法政学堂，均按照此改定章程办理。
第三，适应时势变化的客观需要，因时制宜调整办学层次和规模。在《学部奏议复浙抚奏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政折》中，为防范“趋于简易，以滋速成之弊”，明令私立法政学堂“附设别科，惟不得专设别科”。但时隔半年之久，面对当时中学毕业生人数过少，各处法政学堂的正科难以正常开办的实际困境，为应一时之需，学部认为“自应量予变通，准其先设别科，以应急需，俟将来中学堂毕业生渐多，再将别科章程废止，¨做了应时变通的调整。及至民国二年，“各处法政专门学校纷纷添设别科，入学新生，动辄数百。考其内容，大率有专门之名，无专门之实。”学部为遏止流弊的发生，则严令“不得再招考别科新生”。同年，教育部又通咨各省，严令“所有省外私立法政专门学校.非属繁盛商埠、经费充裕、办理合法、不滋流弊者，应请贵民政长酌量情形，饬令停办或改为法政讲习所可也。”通过强化监督管理，关闭了一些条件不合格的私立法政学校。
第四，适当放宽办学地点，使用统编的审定教材。1910年，清廷在解禁私立法政学堂之始，为便于监督，参照日本的做法，将私立法政专门学堂的办学地点限于省会。但时隔不到半年，鉴于“按照光绪三十四年宪政编查馆奏定逐年筹备清单，省城及商埠地方等处各级审判厅须于第三年内一律成立。则通商口岸须用司法人材实与省城同关紧要，自应将私立法政学堂限于省会一节，酌量推广”，规定“凡繁盛商埠及交通便利之地，经费充裕课程完备者，一律准于呈请设立法政学堂，以广造就。”[7]与此同时，学部基于“各国法政之学派别不同，各有系统，必折衷于一是，始可以杜歧趋而崇政体”的判断，拟取京师法政学堂和京师法律学堂的各科讲义，“慎选妥员审定刊行，以资研究而端趋向，庶于制宜通变之中，仍寓划一整齐之意。”[8]在解禁私立法政学堂的同时，设想以颁发统一教材的办法来加以调控。
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办学理念集中体现了社会转型对新式法律人才的需求，而由于私立法律教育本身是在转型社会矛盾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其办学理念自然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某些它自己无法彻底解决的矛盾，清末民初私立法政教育的畸形繁荣就是其外在的表现。
二、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办学理念的时代意义
任何时代的特定社会的教育，都是这一时代和特定社会的产物。写作毕业论文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也不例外。其办学理念所体现的就是尽可能满足和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可以说，它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构成。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产生和发展不仅仅表现在新式法律教育量的增加和扩展，更体现于其办学理念的时代意义中。具体而言，其办学理念的时代意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办学主体观念的转变;二是教育体制的完备;三是教学内容及形式的改善。
在1904年《学务纲要》中，清政府出于对濒危政治统治自救的目的，一方面，肯定了学习外国法律的重要意义，反对那种认为学堂没立政法一科将启自由民权之渐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害怕学生们可能会反对它而闹事，会蔑视皇帝的权威和不分轻重地一味坚持他们的权利”，极力诋毁人们谈论民权自由，严令“除京师大学堂、各省城官设之高等学堂外，余均宜注重普通实业两途。其私设学堂，概不准讲习政治法律专科，以防空谈妄论之流弊。应由学务大臣咨行各省切实考察禁止”，、法律教育完全官方垄断而排除私人加入。[10]
但在新政浪潮的推动下，法律教育变革的风帆已经高高扬起，没有任何势力能阻止其前进的步伐，转型社会的历史推动着清政府不由自主地进行变革。1907年10月，清廷谕令在中央设资政院不久，又令各省在省会设咨议局，并预筹各府州县议事会。接着，1908年7月22日颁布《咨议局章程》62条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l15条，限令各省于一年内成立咨议局。新政的迅猛发展，要求打破官办法律教育的专制垄断体制，开禁民间法律教育.从而满足社会变革对新式法律人才的广泛需求。为此，1909年浙江巡抚增韫上奏清廷，要求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政。1910年，学部奏准“各省私立学堂专习法政，以广教育而重宪政。”[11]自此，近代中国法政教育官方一统的垄断局面彻底被打破，办学主体走向多元化。
清政府由严禁私立学堂专习政治法律，到明令准办并私立法政学堂的设置，这不仅在办学主体上增加了一种新形式，带来了办学主体观念的转变，而且更重要的是办学主体观念一定程度的转变也促进了教育体制的完备，法律教育的布局、层次和结构日趋复杂多样。在私立法政学堂开禁之初，虽规定开办地点应局限于省会，但此后不久，这一规定即被突破，私立法政学堂扩展到包括繁盛商埠及交通便利之地，官办和私立法政学堂迅速地遍布全国。在1913年，仅江苏一省就兴办了15所官办、私立法政大学和法政专门学校，学生数为4742人。其中，私立法政大学和法政专门学校有13所。[12]
为配合法政教育的发展，1910年，学部参考各国学制，拟定了改订法政学堂章程，出台了一整套法政教育的具体规划。分设正科和别科，正科分法律、政治和经济三门，均四年毕业。别科不分门，三年毕业。如因学生过少，正别两科不能同时许设的，准其先办一科。正科学生须在中学堂得有毕业文凭者，经考试录取后，始准入学。别科学生以已仕人员及举、贡、生、监，年在二十五岁以上、品行端正，中学具有根底者，经考试录取后始准入学。每年级学生名额，按照各地方情形酌定，但每级至少在百名左右。[13]列官办法政教育与私立法政教育并重政策的制订，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以往法政教育偏狭的局面，推进了法律教育的大发展。
教育体制的完备要求教学内容的相应改善，其努力方向是进一步规范专业教学的课程设置，提升办学层次。自清束至民国，学部(教育部)都与时俱进改革原有课程，增设新课，对于法律门(科)的应设课程作了详细规定。在1910年的《学部奏改定法政学堂章程折》中，其明确规定：“从前所定法政学堂章程，其应修改者，约有三端：一日课程。当订章之际，各种新律均未颁布，故除大清会典、大清律例之外，更无本国法令可供教授。今则宪法大纲、法院编制法、地方自治章程等，均经先后颁行，新刑律亦不日议决，奏请钦定施行，此后法政学堂此项功课，自当以中国法律为主，此应改者一。”在其法律门课程表下又特附注：“民法、商法、诉讼等法，现暂就外国法律比较教授，俟本国法律编订奏行后，即统照本国法律教授。”及至民国，教育部在1912年公布的《专门学校令》中，又首次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的教育宗旨，规定“专门学校学生入学之资格，须在中学校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将法政专门学校完全定位为高等学校层次。与此同时，在同年教育部颁布的《法政专门学校规程》十条中，又把法律科的必修课目定为：宪法、行政法、罗马法、刑法、民法、商法、破产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外国语;把法律科的选修课目定为：刑事政策、法制史、比较法制史、财政学和法理学。此时，法律教育虽仍处于模仿引进阶段，但较之以前课程设计明显趋于成熟。
三、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历史 反思
在我国传统法律教育向现代法律教育的转型中，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一些可以辨识的价值和特点，启示着我们进一步认识法律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具体而言有：
第一，法律教育不应是政治的简单附庸，不应是服务于短期政治目标的实用工具。教育既有别于政治，写作硕士论文又从属于政治。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教育制度，都不可能游离于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发展史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法律命运的变迁史，而且也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新政”之初，在清廷统治者看来，“盖科学皆有实艺，政法易涉空谈，崇实戒虚，最为防患正俗要领”，因而私立法政学堂“概不准讲习政治法律专科，以防空谈妄论之流弊。”一直至1910年，才因立宪政治对新式法律人才的急需而有限开禁。很显然，新式法律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不单单是教育事业自身发展的结果，政治因素的影响也至为明显。清政府在法律教育发展之初就已把兴办法律教育与政治稳定联系在一起，且服从于政治发展的需要，对法律教育本身的价值和特点重视不够，忽视了其发展的独立性。这就导致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从一开始就染上了政治至上的病毒，并一直隐藏于其肌体中起着不同程度的破坏性作用，严重制约了法政教育的健康发展，使得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在产生的阶段就是个先天不足的畸型儿。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之所以表现出贫困和幼稚，这可以说是病根之一。
第二，时代落差造成的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变革，其形式上的模仿并不等于已认识到了西方近代法律教育的真正内涵。由于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并非是传统社会的自我演进，而是在西方法 文化 与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冲撞交融中整合而成的，从已经凝固的文化心理、情感和观念出发，中国传统法文化必然对西方法文化产生某种抗阻。在新式法律教育中，往往是封建思想的束缚依然故我，“新式法律教育”培养的只是“本领要新，思想要旧”的“新人才”。以《学部奏议复浙抚奏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政折》为例，清廷学部就明言：“学术之所宗，必求与政治相应”，“盖君主立宪政体之国，一切法制必择其与国体相宜者然后施行，无杆格之弊，此则讲求法政学者所必应共喻者也。”[15]很显然，中国新教育的主持者并未真正领悟西方近代法律教育的精髓，不过是为消解内忧外患的交相煎迫，运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推证，极力模仿西方法律教育制度而已。这就使得在磨难中产生的近代中国法律教育陷入既丰富多样又肤浅粗糙的困境，最终难以形成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严密的法律教育体系。
第三，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价值目标和高昂的教育理想，法律教育发展就会丧失意义和迷失方向。清末民初，为适应国家由专制而走向立宪、进而创共和的形势需要，私立法政学堂从无到有到大量涌现，很快遍布全国，出现了举国学法政的繁荣景象。但其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并未同步实现。据1913年教育部经过调查后发现，数量众多的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多为迎合人们寻找新的入仕之阶而设，“考其内容，大率有专门之名，而无专门之实。创办者视为营业之市场，就学者藉作猎官之途径，弊端百出，殊堪殷忧”，[16]一些私立法政专门学校的办学已完全背离了教育部制订的法政专门学校规程，沦为失去灵魂、见利不见人的“教育工厂”。
第四，私立法政专门学校的畸形繁荣，导致教育设置的结构性失调。私立法政专门学堂自清末设立并推广后，进入民国即在数量上高居不下，写作医学有泛滥成灾之势。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一文中径言：“盖当民国初元，国家乍脱专制而创共和，社会对于政治兴味非常亢进;一时法政学校遍于全国，有以一省城而多至八九校者，其获列于政府统计，仅其一部分耳。”据其在民国二年的调查统计，在江宁、苏州、上海、镇江、清江等五处，即办有13所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对此，他大声疾呼：“诸学校之学生，与法政学校之学生较，其数乃不足十之一。”[17]这种私立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的发展态势，自然阻碍了此时整个教育体系中门类的协调和均衡的发展，带来法政人才的相对过剩。与此同时，这种畸形的比例又掩盖了另一种不合理的现象。据(1916年8月一l9l7年7月全国专门学校统计表》统计，吉林、黑龙江、安徽、陕西、甘肃和察哈尔等省份，名义上虽已遵照新学制办起了高等教育，但实际上仅仅办了一所法政专门学校，造成地区分布上的严重失衡。这种教育结构发展不合理的现状，必然会对一些地区社会文化的综合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长期以往，将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带来长久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超级秘书网
第五，在谋求现代化急速发展的后进国家，法律教育必须协调好发展规模与综合国力的关系。清末民初，为满足政治制度由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的人才需求，私立法律教育一哄而上。但此时因综合国力太弱，造成师资、生源、经费、设备和校舍等配套条件都无法跟上。私立法律教育的实际情况是，“大致以各校无基本金，仅恃学费收入，支给校用”，“教员资格不合，学生程度甚差，规则违背部章，教授毫无成绩，学额任意填报，学生来去无常，教习常有缺席，实属办理敷衍”，[18]教育质量毫无保证。1913年，教育部虽通咨各省酌量停办私立法政学校或改办讲习科，但并未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以一个法治健全社会的标准衡量，这种局面是极为危险的，因为法学的失误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19]
平心而论，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对中国法律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既有适应和促进的一面，又有制约和滞后的一面。而在此双重效应中，适应大于制约是毋庸置疑的。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中产生的问题，比之官办法律教育的一统局面，总是一大进步。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在社会极其动荡的环境下仍有较大发展的事实中得到证明。可以说，近代中国波涌浪击、多元并争的法律教育浪潮，拓展了中国教育界的视野，促进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昭示我们：法律教育制度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其现代化是一个长期且艰难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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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杨振山.中国法学教育沿革之研究[J].政法论坛.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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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合同条款为一般条款、即通过自由磋商形成的合同条款还是格式条款是对格式条款进行 法律 控制的前提，因此必须严格区分二者。格式条款的特征表现在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其中预先制定、重复使用属于主观特征，单独提出属于客观特征，自由磋商实际上为消极要件，具体而言： 1.预先制定。所谓预先制定就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磋商之前已经拟定好合同条款的具体内容，在判断是否存在预先制定的要件时，如下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格式条款是由使用人本人还是第三人制订并不影响对预先制定因素的判断，换而言之，使用人在合同订立时使用第三人的格式条款并不影响对该合同条款性质的认定。值得注意的是，合同当事人使用第三人制定的推荐性的范式合同也同样满足格式条款的预先制定标准。我国合同法第12条规定的内容，并不能够免除对范式合同的司法审查，尤其考虑到，我国行业协会与行业垄断 企业 存在一体性。从立法资料看，立法者同样主张范式合同文本不能免除内容控制[1]。我国合同法第39条第2款亦明文将预先拟定规定为格式条款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该条具有一个严重缺陷，即将预先制定限制在由使用人本人提出，排除了将使用人直接使用第三人合同条款认定为格式条款的情况。就此，必须使用目的性扩张解释，扩大对该规定的适用余地。 第二，无论格式条款在整个合同中的范围有多大，如整个合同文本都是标准合同，或者合同中只有一部分或者一个条款是格式条款，都不影响对其性质的认定。 2.多次重复使用。多次重复使用反映了格式条款适应大规模重复性交易的特点，即该条款通常并不是为某个具体合同拟定的，而是为某一类交易。判断合同条款是否旨在多次使用的关键是使用者主观意图，在此采取了一种推定的方式。具体而言：如果某合同条款起初仅仅准备用于某次特定合同磋商，虽然此后其再次被用于 其它 合同，但无法认定其是格式条款，原因在于：使用者主观上缺乏使用该格式条款的 计划性。使用者从一开始即将合同条款设定为多次使用的，即使在现实中仅被使用一次，并不妨碍认定该条款具有格式条款多次重复性特征。就企业使用的格式条款而言，因为企业赖于重复交易而生存，所以应推定其具有多次重复使用的特征，企业负担相反认定的举证责任。无论该条款是针对特定的合同当事人还是针对未来不确定的合同当事人都具有重复适用的性质。另外，在数量上如何确定多次重复使用也是一个主观裁量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二次的使用目的即可满足多次重复的标准。 在 实践中，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团体协约都具有多次重复使用的特点，就此是否能够认定该协议的属性为格式条款?从严格意义上出发，我国合同法将格式条款定义为合同条款，合同法的适用范围也不包括 公司法 和其他社团法上的协议，因此，并不能认定此类协议为格式条款，但是，此类协议的发起人也可能利用该条款单方面违反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非法牟取利益，因此，可以类推适用格式条款法律控制的相关规定。 3.单方提出。依据我国合同法第39条第2款的规定内容，所谓单方提出就是格式条款使用人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单方面决定合同内容。单方提出是格式条款产生危险的核心原因，因为其剥夺了对方当事人进行合同磋商的可能，并通常导致合同对方当事人丧失判断自由。从法 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格式条款的单方提出特征使其获得了与法律规范相类似的法律地位：使用人通过单方提出格式条款并事先确定其内容为其所有潜在的合同当事人设定了合同内容，其在功能上恰恰替代了合同法中的任意法部分。从此种角度出发，有学者认为，格式条款具有规范性的性质。 4.未经磋商。与上述第三个特征相关联，单方面提出格式条款的结果就是合同对方当事人丧失了磋商的可能。反之，即使格式条款的使用人单方提出格式条款，但该条款订入合同是基于当事人的自由磋商而发生的，则该格式条款演化为普通合同条款，其不再受制于内容控制。我国合同法并没有严格区分格式条款的单方面提出和未经磋商该两个特征，但在认定格式条款时，仍旧应当区分该二者，因为在现实中存在，双方当事人同时指定使用某格式条款的可能，在此种情况下虽然存在未经磋商，但该格式条款并不是某合同当事人单方面提出，因此不能认定其具有格式条款的性质。 5.条款的具体表现形式并不影响对格式条款的认定。依据我国合同法第10条的规定，合同形式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因此，使用人以记忆的方式，多次单方面重复使用事先拟定的条款订立合同的，不影响对该条款属性的认定，当然，主张者应当负担举证责任。 必须指出的是，在认定是否存在格式条款时，必须同时存在上述特征，而不能孤立地适用单个特征以确认存在格式条款。 二、消费者保护对认定格式条款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发展，民法中的主体原型由“一元”变为“二元”，即从一个“自我决定、意思自治的个人”为单一主体模式，发展到保留形式上平等的个人自治的“个人”与时刻处在需要法律提供外在保护的“弱者”并存的主体模式。民法的功能从彰显个人自治向直接外在“他治”转化。在民法中，保护弱者已经享有与“意思自治”同样的地位。因此，民法在围绕主体展开时，必须围绕两个主体原型的不同特点提供不同的制度模式，以私人自治为核心的法律行为制度原则上仅适用于主体具有外在意思表示真实的条件下，否则，法律以强行法的“他治”方式介入主体法律生活，以此实现实质正义。我个人认为，仅仅承认民法本位从“个人权利本位”过渡到“社会本位”并不足以解决对现代社会中因结构性不平等所导致的问题，必须承认民法的主体变迁和二元的主体模型并将消费者保护作为民法的一个核心任务之一，才能够确立民法在市民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否则民法在法律实际生活中地位不断受到侵袭并面临边缘化的困境将难以得到解决。将消费者保护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的作法是不足取的，其直接后果就是民法丧失市民社会中核心的法律地位。 受到消费者保护法律政策的影响，1993年的欧洲共同体关于消费者合同不公平条款的指令规定，经营者事先提出合同条款的，如果消费者在合同磋商时自身无法影响到该条款的内容，则该条款也被视为不公平条款。这样一来，在欧盟内部，格式条款法的适用范围获得了很大的扩张。由于欧盟指令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强行性，所以所有成员国必须在最低限度内将该指令所规定的内容转入到内国法中，当然，成员国就具体方式享有选择权。目前，英国、德国等国家都吸纳了此种内容，此种扩张直接影响到在消费者合同中对格式条款的认定。 1.在经营者单方面提出合同条款时，即使其主观目的仅在于针对某个特定的消费者，即该条款并不具有重复使用的特点，但由于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结构性的不平等，导致消费者无法经过磋商改变该条款的内容，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在此情况下不采用重复使用的要件。 2.经营者使用该一次性的条款可能是基于自己事先的拟定 工作，有可能基于第三人的条款基础，也可能是基于自己的专业咨询人如律师的建议，但这些都不影响对格式条款的认定。 3.认定消费者是否无法对该条款施加内容上的影响，不仅仅要看消费者是否存在和经营者进行磋商的可能，还要看该格式条款的内容是否清晰、透明。在现代民法中，透明原则渗透到许多部分法中，“透明原则”也应当构成现代合同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复杂合同条款的订立人必须负担详尽的说明义务，否则此种严重侵害具有合理期待的合同主体利益的合同条款无法成为有效的合同条款。尤其在格式条款文本中，使用者通常故意乃至恶意订立复杂难懂的格式条款文本，该文本还使用很多具有很大解释空间的概念，文本之间相互援引，即使是专业的法律人才也难以正确区分其间真正的权利义务分配和风险负担。从 经济 的角度出发，判断格式条款是否透明还必须考虑到时间因素。我们无法期待一个 法学教授在超市购买一个电话时，准备花费数个小时的时间研究商场和供应商所使用的格式条款或者标准合同。因此，经营者针对消费者负担尽可能清晰、透明制定其使用的条款的义务。 我国合同法形式上并不区分消费者合同和非消费者合同，但由于我国1993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先于《合同法》规定了对格式合同以及其不同表现形式加以规制的内容，因此，我国目前的立法体例还是从主体上区分相关法律的适用。如合同法也承认消费者合同的特殊性，合同法第113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由于我国实行统一合同法，合同法第2条明确规定了合同法的适用范围，而且在体系上，格式条款法也被规定在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订立”中，因此，无论是经营者之间的合同还是消费者合同，只要涉及到格式条款，都适用合同法第39条以下的规定内容。就合同的性质而言，区分消费者合同和非消费者合同具有一定的意义，如在违约责任方面，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行的惩罚性原则，而《合同法》实行的是补偿性原则。 从强化保护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有必要讨论是否应当引入上述欧盟所颁布的有关滥用条款的规制内容，即在消费者无法影响到一次性使用的合同条款的内容时认定该条款为格式条款。我个人认为，合同正义原则是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2]，合同的内容控制并不是一般合同的必然要求，其更多的在于纠正格式条款的结构性失衡。考虑到在格式条款之前消费者的利益更容易受到侵害，因此法律须针对主体特殊性提供特殊性的保护。既然经营者一次性适用的条款对消费者的利益构成侵害，以实质正义为本位的合同法必须作出相应的救济手段。我个人认为，强化消费者保护将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削弱民族企业竞争力的反对理由并不足取，因为在国际商品一体化的贸易 环境下，法律无法依据生产者的国别制定不同的消费者保护水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市场中直接进口的产品在市场中的份额并不小，如果简单主张削弱对消费者的保护以增强民族 工业 竞争力，可能会发生对本国国民“低国民待遇”的后果。 综上所述，在保留目前立法体例的前提下，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应当作出比《合同法》第39条有关格式条款特征更为严格的认定要件，即在经营者单方面一次性合同条款且消费者无法改变该条款内容时，可以将该条款认定为格式条款，类推适用有关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定。 三、商事活动对认定格式条款的影响 在 历史 上，我国受到“重农抑商”治国策略的强烈影响，商人自始至终没有成为 中国 社会中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传统中国法也没有体系化的商法，当然，实质上的商法规范还是存在的。由于历史的特殊原因，商法在欧洲大陆先于一般民法发展起来，商法的价值也具有不同于一般民法的特点，如交易安全性、迅捷性和习惯性。在资产阶级民主 政治 在西方取得胜利之后，商人已经不再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相反，任何人都享有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商法更多的表现为民法之外的特殊性规定内容，在法的部门划分上不具有独立性。我国民法自民国时期第一次法典化即不采用民商分立的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群体基于在市场中不同地位而发生的分化，现实法律生活中经营者和消费者的二元对立的法律意义已经逐渐超出了商人与非商人的区分意义，由此民法体系内部出现了两个子系统，即保护消费者的法律和调整经营者活动之间的法律。此种分化对各国民事立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在法国，立法者在《法国民法典》之外又单独制定了一部相对独立的《消费者保护法典》，在奥地利亦是如此;而德国采取了民法中心的立法模式，将消费者保护的任务纳入到民法功能范围内，这集中体现在2002年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典》中。在法律适用上，经营者的主体性特征优于商人主体特征，此外，关于商主体的内部复杂划分标准也是商人主体特征逐渐被经营者主体特征取代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我个人认为，在 现代 社会 经济 结构的背景下，经营者之间的 合同与消费者合同的划分远比商事合同和非商事合同重要。在认定格式条款时，应当考虑到经营者的特殊主体性。 有人认为，经营者在经济上实力强大、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并且此种合同的目的旨在盈利，其应当承受正常的商业风险，因此格式条款法不适用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但此种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市场中的任何经营者都以获利为生存基础，因此经营者的任何商业活动都必须计入到成本中。所以， 法律 无法期待经营者在面对任何一个格式条款时都以一种不 计算 成本的方式通过聘用法律专业人才等方式规避格式条款所带来的弊端，或者两个经营者通过博弈达到合同法所期待的理想公平结果。 其次，并不是任何经营者都从事法律服务的业务，其就其经营业务之外的 法律知识 的掌握情况与消费者并不本质区别，甚至其如同消费者一样在法律面前一无所知，如一般的小型合伙 企业 。 第三，经营者所订立的合同并不都旨在牟利，其同样必须购买与经营活动无直接关系的合同。这也是适用法律的一个重要难点，即依据何种标准判断一个民事主体在一定的法律活动中从事的行为是旨在获利的独立经营行为。虽然我们可以采取推定的方式，认定私法上一切旨在盈利的法人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是经营活动，但不可否认，在格式条款面前，经营者通常同样面临消费者面临的问题，除非经营者之间所使用的是行业中通用的交易条款。 从比较法上看，德国新债法第310条第1款规定：“本法第305条第2款及第3款、第308条及第309条不适用于针对经营者、公法上的法人或公法上的特殊财产所适用的一般交易条件。就本款第1句所规定的情况，本法第307条第1款和第2款造成第308条和第309条所规定的合同内容无效的，该两款亦有适用余地;此处应适当考虑到交易活动中具有效力的惯例和习惯”。其中，德国民法典第305条第2款及第3款涉及到格式条款订入控制的内容，其理由基于经营者之间通常存在惯例的考虑，但这并不影响对经营者之间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而德国民法典在第308条及第309条所列举的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的一般交易条件“黑名单”虽然不直接导致此类条款在经营者之间无效，但实际上，由于格式条款内容控制的一般条款如诚实信用原则集中体现在此类具体规定的内容上，所以，消费者合同中的无效格式条款具有很强的指示功能，即此种条款出现在经营者之间的合同中通常也应无效，只有商事惯例和经营者之间的特殊 联系可以作为推翻此种指示作用的理由。 我个人认为，虽然我国采取统一合同法，但我国民事立法总体上仍旧区分消费者合同和非消费者合同，格式条款法首先适用于消费者合同，而且其应进一步适用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经营者独立的盈利活动不应构成否定格式条款属性的事由，但对经营者合同之间的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力度应有所不同，这体现在商事惯例和经营者之间的特殊联系可作为经营者之间使用的格式条款生效的特定事由。 四、社会保障领域格式合同的特殊性 须探讨的是，合同法所规定的格式条款法是否可适用于所有合同类型?我国合同法第10章专门规定了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依据此类合同的性质，其通常建立在格式合同基础上，依据合同的整体解释，合同法第39条以下的规定内容必然适用于此种格式合同。但是，我国合同法将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与 买卖合同 等其他合同并列规定为有名合同似乎不妥： 首先，此类合同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基本社会保障，此类合同面向所有不特定的民事主体，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不同于一般合同类型，因此其必须采取格式合同(而不仅仅是格式条款)的形式，而且在合同订立规则上应实行缔约强制原则。 其次，至少在针对普通市民(消费者)而言，此类合同通常并不以盈利为目的;这集中体现在电、水、气、热力的价格必须由国家权威部门通过听证会的方式确定。实际上，价格是此类合同格式条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一般格式合同中，当事人仍然可以就价格进行自由磋商。 第三，此类合同的具体条款通常必须取得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的许可，因此该合同的格式条款多以行政规章的形式出现，对其内容控制通常出现在立法过程中，而不是事后的司法控制。 我个人认为，我国合同法不应将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规定为与买卖合同相并列的典型合同形态，其应当通过相关部门的论证以单行规章的形式确定此类格式合同的内容。与其相适应，对此类格式合同的内容控制体现在单性规章制定过程中，在通过事前立法审查之后，以行政规章表现出来的此类社会供给格式合同将免于司法上的内容控制，不应将其认定为一般意义上的格式合同，否则法院将针对依据一定的立法程序产生的法律规章享有司法审查权，而这显然违反了目前我国法院所享有的司法权范围。 综上所述，在认定合同条款是否为格式条款时，必须从预先制定、多次重复使用、单方提出、未经磋商等方面考察;在消费者合同中，为了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对经营者一次性使用、但消费者无法改变其内容的条款应类推适用格式条款的规则;当经营者之间使用格式条款时，商事惯例和经营者之间的特殊联系可作为否定格式条款属性的特定事由;对于社会供给领域的合同，应当通过事前的立法审查来保证此类特殊合同的公益性，法院事后无权针对具有法律渊源效力的特殊格式合同规章进行司法审查。 -------------------------------------------------------------------------------- 注释: [1]合同法第3稿第2章第29条规定：采用定式合同文本订立合同的，制订合同文本的一方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其免除责任的条款以及负有主要义务的条款，并应对方的要求对上述条款予以说明。对定式合同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作出有利于对方的解释。使用行业协会、主管部门或者母公司制定的定式合同文本订立合同的，适用前款规定。 [2]参见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第一卷，178页以下，2002年版。 看了“大学毕业论文开题报告ppt模板”的人还看： 1.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模板免费 2. 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模板免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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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 报告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与品质，是学生对自己的论文写作所做的文字说明,也是论文写作或研究能否按计划实施和开展的重要保证。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大学 毕业 论文开题报告ppt格式模板，希望你们喜欢。 大学毕业论文开题报告ppt模板 第一步、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 内容要求： 明确提出论文所要解决的具体学术问题，也就是论文拟定的创新点。 明确指 出国 内外文献就这一问题已经提出的观点、结论、解决 方法 、阶段性成果…… 评述上述文献研究成果的不足。 提出你的论文准备论证的观点或解决方法，简述初步理由。 撰写方法： 你的观点或方法正是需要通过论文研究撰写所要论证的核心内容，提出和论证它是论文的目的和任务，因而并不是定论，研究中可能推翻，也可能得不出结果。开题报告的目的就是要请专家帮助判断你所提出的问题是否值得研究，你准备论证的观点方法是否能够研究出来。 一般提出3或4个问题，可以是一个大问题下的几个子问题，也可以是几个并行的相关问题。 第二步、国内外研究现状 内容要求：列举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前沿文献。基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提出，允许有部分内容重复。 撰写方法：只简单评述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前沿文献，其他相关文献评述则在文献综述中评述。 第三步、论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内容要求： 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 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 简单阐述如果解决上述问题在学术上的推进或作用。 基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提出，允许有所重复。 第四步、论文研究主要内容 容要求：初步提出整个论文的写作大纲或内容结构。由此更能理解“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不同于论文主要内容，而是论文的目的与核心。 关于格式的论文 范文 格式条款的基本特征 现代 合同法的一个重要 发展 方向就是，经自由磋商产生的合同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标准化的格式条款。合同领域现实生活的变迁对合同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个人认为，合同法实际上已经演化为内在二重区分的双轨体系：针对经当事人自由磋商形成的合同和基于格式条款产生的合同(或者部分合同内容)，合同成立、合同生效、合同解释规则以及合同诉讼机制等方面都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区别。由于如何认定格式条款涉及到合同法适用的各个方面，因此，诚有必要探讨，以此确保格式合同订入控制和内容控制。 一、格式条款的一般特征 判断合同条款为一般条款、即通过自由磋商形成的合同条款还是格式条款是对格式条款进行 法律 控制的前提，因此必须严格区分二者。格式条款的特征表现在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其中预先制定、重复使用属于主观特征，单独提出属于客观特征，自由磋商实际上为消极要件，具体而言： 1.预先制定。所谓预先制定就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磋商之前已经拟定好合同条款的具体内容，在判断是否存在预先制定的要件时，如下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格式条款是由使用人本人还是第三人制订并不影响对预先制定因素的判断，换而言之，使用人在合同订立时使用第三人的格式条款并不影响对该合同条款性质的认定。值得注意的是，合同当事人使用第三人制定的推荐性的范式合同也同样满足格式条款的预先制定标准。我国合同法第12条规定的内容，并不能够免除对范式合同的司法审查，尤其考虑到，我国行业协会与行业垄断 企业 存在一体性。从立法资料看，立法者同样主张范式合同文本不能免除内容控制[1]。我国合同法第39条第2款亦明文将预先拟定规定为格式条款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该条具有一个严重缺陷，即将预先制定限制在由使用人本人提出，排除了将使用人直接使用第三人合同条款认定为格式条款的情况。就此，必须使用目的性扩张解释，扩大对该规定的适用余地。 第二，无论格式条款在整个合同中的范围有多大，如整个合同文本都是标准合同，或者合同中只有一部分或者一个条款是格式条款，都不影响对其性质的认定。 2.多次重复使用。多次重复使用反映了格式条款适应大规模重复性交易的特点，即该条款通常并不是为某个具体合同拟定的，而是为某一类交易。判断合同条款是否旨在多次使用的关键是使用者主观意图，在此采取了一种推定的方式。具体而言：如果某合同条款起初仅仅准备用于某次特定合同磋商，虽然此后其再次被用于 其它 合同，但无法认定其是格式条款，原因在于：使用者主观上缺乏使用该格式条款的 计划性。使用者从一开始即将合同条款设定为多次使用的，即使在现实中仅被使用一次，并不妨碍认定该条款具有格式条款多次重复性特征。就企业使用的格式条款而言，因为企业赖于重复交易而生存，所以应推定其具有多次重复使用的特征，企业负担相反认定的举证责任。无论该条款是针对特定的合同当事人还是针对未来不确定的合同当事人都具有重复适用的性质。另外，在数量上如何确定多次重复使用也是一个主观裁量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二次的使用目的即可满足多次重复的标准。 在 实践中，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团体协约都具有多次重复使用的特点，就此是否能够认定该协议的属性为格式条款?从严格意义上出发，我国合同法将格式条款定义为合同条款，合同法的适用范围也不包括 公司法 和其他社团法上的协议，因此，并不能认定此类协议为格式条款，但是，此类协议的发起人也可能利用该条款单方面违反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非法牟取利益，因此，可以类推适用格式条款法律控制的相关规定。 3.单方提出。依据我国合同法第39条第2款的规定内容，所谓单方提出就是格式条款使用人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单方面决定合同内容。单方提出是格式条款产生危险的核心原因，因为其剥夺了对方当事人进行合同磋商的可能，并通常导致合同对方当事人丧失判断自由。从法 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格式条款的单方提出特征使其获得了与法律规范相类似的法律地位：使用人通过单方提出格式条款并事先确定其内容为其所有潜在的合同当事人设定了合同内容，其在功能上恰恰替代了合同法中的任意法部分。从此种角度出发，有学者认为，格式条款具有规范性的性质。 4.未经磋商。与上述第三个特征相关联，单方面提出格式条款的结果就是合同对方当事人丧失了磋商的可能。反之，即使格式条款的使用人单方提出格式条款，但该条款订入合同是基于当事人的自由磋商而发生的，则该格式条款演化为普通合同条款，其不再受制于内容控制。我国合同法并没有严格区分格式条款的单方面提出和未经磋商该两个特征，但在认定格式条款时，仍旧应当区分该二者，因为在现实中存在，双方当事人同时指定使用某格式条款的可能，在此种情况下虽然存在未经磋商，但该格式条款并不是某合同当事人单方面提出，因此不能认定其具有格式条款的性质。 5.条款的具体表现形式并不影响对格式条款的认定。依据我国合同法第10条的规定，合同形式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因此，使用人以记忆的方式，多次单方面重复使用事先拟定的条款订立合同的，不影响对该条款属性的认定，当然，主张者应当负担举证责任。 必须指出的是，在认定是否存在格式条款时，必须同时存在上述特征，而不能孤立地适用单个特征以确认存在格式条款。 二、消费者保护对认定格式条款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发展，民法中的主体原型由“一元”变为“二元”，即从一个“自我决定、意思自治的个人”为单一主体模式，发展到保留形式上平等的个人自治的“个人”与时刻处在需要法律提供外在保护的“弱者”并存的主体模式。民法的功能从彰显个人自治向直接外在“他治”转化。在民法中，保护弱者已经享有与“意思自治”同样的地位。因此，民法在围绕主体展开时，必须围绕两个主体原型的不同特点提供不同的制度模式，以私人自治为核心的法律行为制度原则上仅适用于主体具有外在意思表示真实的条件下，否则，法律以强行法的“他治”方式介入主体法律生活，以此实现实质正义。我个人认为，仅仅承认民法本位从“个人权利本位”过渡到“社会本位”并不足以解决对现代社会中因结构性不平等所导致的问题，必须承认民法的主体变迁和二元的主体模型并将消费者保护作为民法的一个核心任务之一，才能够确立民法在市民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否则民法在法律实际生活中地位不断受到侵袭并面临边缘化的困境将难以得到解决。将消费者保护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的作法是不足取的，其直接后果就是民法丧失市民社会中核心的法律地位。 受到消费者保护法律政策的影响，1993年的欧洲共同体关于消费者合同不公平条款的指令规定，经营者事先提出合同条款的，如果消费者在合同磋商时自身无法影响到该条款的内容，则该条款也被视为不公平条款。这样一来，在欧盟内部，格式条款法的适用范围获得了很大的扩张。由于欧盟指令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强行性，所以所有成员国必须在最低限度内将该指令所规定的内容转入到内国法中，当然，成员国就具体方式享有选择权。目前，英国、德国等国家都吸纳了此种内容，此种扩张直接影响到在消费者合同中对格式条款的认定。 1.在经营者单方面提出合同条款时，即使其主观目的仅在于针对某个特定的消费者，即该条款并不具有重复使用的特点，但由于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结构性的不平等，导致消费者无法经过磋商改变该条款的内容，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在此情况下不采用重复使用的要件。 2.经营者使用该一次性的条款可能是基于自己事先的拟定 工作，有可能基于第三人的条款基础，也可能是基于自己的专业咨询人如律师的建议，但这些都不影响对格式条款的认定。 3.认定消费者是否无法对该条款施加内容上的影响，不仅仅要看消费者是否存在和经营者进行磋商的可能，还要看该格式条款的内容是否清晰、透明。在现代民法中，透明原则渗透到许多部分法中，“透明原则”也应当构成现代合同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复杂合同条款的订立人必须负担详尽的说明义务，否则此种严重侵害具有合理期待的合同主体利益的合同条款无法成为有效的合同条款。尤其在格式条款文本中，使用者通常故意乃至恶意订立复杂难懂的格式条款文本，该文本还使用很多具有很大解释空间的概念，文本之间相互援引，即使是专业的法律人才也难以正确区分其间真正的权利义务分配和风险负担。从 经济 的角度出发，判断格式条款是否透明还必须考虑到时间因素。我们无法期待一个 法学教授在超市购买一个电话时，准备花费数个小时的时间研究商场和供应商所使用的格式条款或者标准合同。因此，经营者针对消费者负担尽可能清晰、透明制定其使用的条款的义务。 我国合同法形式上并不区分消费者合同和非消费者合同，但由于我国1993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先于《合同法》规定了对格式合同以及其不同表现形式加以规制的内容，因此，我国目前的立法体例还是从主体上区分相关法律的适用。如合同法也承认消费者合同的特殊性，合同法第113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由于我国实行统一合同法，合同法第2条明确规定了合同法的适用范围，而且在体系上，格式条款法也被规定在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订立”中，因此，无论是经营者之间的合同还是消费者合同，只要涉及到格式条款，都适用合同法第39条以下的规定内容。就合同的性质而言，区分消费者合同和非消费者合同具有一定的意义，如在违约责任方面，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行的惩罚性原则，而《合同法》实行的是补偿性原则。 从强化保护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有必要讨论是否应当引入上述欧盟所颁布的有关滥用条款的规制内容，即在消费者无法影响到一次性使用的合同条款的内容时认定该条款为格式条款。我个人认为，合同正义原则是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2]，合同的内容控制并不是一般合同的必然要求，其更多的在于纠正格式条款的结构性失衡。考虑到在格式条款之前消费者的利益更容易受到侵害，因此法律须针对主体特殊性提供特殊性的保护。既然经营者一次性适用的条款对消费者的利益构成侵害，以实质正义为本位的合同法必须作出相应的救济手段。我个人认为，强化消费者保护将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削弱民族企业竞争力的反对理由并不足取，因为在国际商品一体化的贸易 环境下，法律无法依据生产者的国别制定不同的消费者保护水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市场中直接进口的产品在市场中的份额并不小，如果简单主张削弱对消费者的保护以增强民族 工业 竞争力，可能会发生对本国国民“低国民待遇”的后果。 综上所述，在保留目前立法体例的前提下，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应当作出比《合同法》第39条有关格式条款特征更为严格的认定要件，即在经营者单方面一次性合同条款且消费者无法改变该条款内容时，可以将该条款认定为格式条款，类推适用有关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定。 三、商事活动对认定格式条款的影响 在 历史 上，我国受到“重农抑商”治国策略的强烈影响，商人自始至终没有成为 中国 社会中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传统中国法也没有体系化的商法，当然，实质上的商法规范还是存在的。由于历史的特殊原因，商法在欧洲大陆先于一般民法发展起来，商法的价值也具有不同于一般民法的特点，如交易安全性、迅捷性和习惯性。在资产阶级民主 政治 在西方取得胜利之后，商人已经不再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相反，任何人都享有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商法更多的表现为民法之外的特殊性规定内容，在法的部门划分上不具有独立性。我国民法自民国时期第一次法典化即不采用民商分立的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群体基于在市场中不同地位而发生的分化，现实法律生活中经营者和消费者的二元对立的法律意义已经逐渐超出了商人与非商人的区分意义，由此民法体系内部出现了两个子系统，即保护消费者的法律和调整经营者活动之间的法律。此种分化对各国民事立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在法国，立法者在《法国民法典》之外又单独制定了一部相对独立的《消费者保护法典》，在奥地利亦是如此;而德国采取了民法中心的立法模式，将消费者保护的任务纳入到民法功能范围内，这集中体现在2002年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典》中。在法律适用上，经营者的主体性特征优于商人主体特征，此外，关于商主体的内部复杂划分标准也是商人主体特征逐渐被经营者主体特征取代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我个人认为，在 现代 社会 经济 结构的背景下，经营者之间的 合同与消费者合同的划分远比商事合同和非商事合同重要。在认定格式条款时，应当考虑到经营者的特殊主体性。 有人认为，经营者在经济上实力强大、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并且此种合同的目的旨在盈利，其应当承受正常的商业风险，因此格式条款法不适用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但此种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市场中的任何经营者都以获利为生存基础，因此经营者的任何商业活动都必须计入到成本中。所以， 法律 无法期待经营者在面对任何一个格式条款时都以一种不 计算 成本的方式通过聘用法律专业人才等方式规避格式条款所带来的弊端，或者两个经营者通过博弈达到合同法所期待的理想公平结果。 其次，并不是任何经营者都从事法律服务的业务，其就其经营业务之外的 法律知识 的掌握情况与消费者并不本质区别，甚至其如同消费者一样在法律面前一无所知，如一般的小型合伙 企业 。 第三，经营者所订立的合同并不都旨在牟利，其同样必须购买与经营活动无直接关系的合同。这也是适用法律的一个重要难点，即依据何种标准判断一个民事主体在一定的法律活动中从事的行为是旨在获利的独立经营行为。虽然我们可以采取推定的方式，认定私法上一切旨在盈利的法人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是经营活动，但不可否认，在格式条款面前，经营者通常同样面临消费者面临的问题，除非经营者之间所使用的是行业中通用的交易条款。 从比较法上看，德国新债法第310条第1款规定：“本法第305条第2款及第3款、第308条及第309条不适用于针对经营者、公法上的法人或公法上的特殊财产所适用的一般交易条件。就本款第1句所规定的情况，本法第307条第1款和第2款造成第308条和第309条所规定的合同内容无效的，该两款亦有适用余地;此处应适当考虑到交易活动中具有效力的惯例和习惯”。其中，德国民法典第305条第2款及第3款涉及到格式条款订入控制的内容，其理由基于经营者之间通常存在惯例的考虑，但这并不影响对经营者之间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而德国民法典在第308条及第309条所列举的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的一般交易条件“黑名单”虽然不直接导致此类条款在经营者之间无效，但实际上，由于格式条款内容控制的一般条款如诚实信用原则集中体现在此类具体规定的内容上，所以，消费者合同中的无效格式条款具有很强的指示功能，即此种条款出现在经营者之间的合同中通常也应无效，只有商事惯例和经营者之间的特殊 联系可以作为推翻此种指示作用的理由。 我个人认为，虽然我国采取统一合同法，但我国民事立法总体上仍旧区分消费者合同和非消费者合同，格式条款法首先适用于消费者合同，而且其应进一步适用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经营者独立的盈利活动不应构成否定格式条款属性的事由，但对经营者合同之间的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力度应有所不同，这体现在商事惯例和经营者之间的特殊联系可作为经营者之间使用的格式条款生效的特定事由。 四、社会保障领域格式合同的特殊性 须探讨的是，合同法所规定的格式条款法是否可适用于所有合同类型?我国合同法第10章专门规定了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依据此类合同的性质，其通常建立在格式合同基础上，依据合同的整体解释，合同法第39条以下的规定内容必然适用于此种格式合同。但是，我国合同法将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与 买卖合同 等其他合同并列规定为有名合同似乎不妥： 首先，此类合同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基本社会保障，此类合同面向所有不特定的民事主体，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不同于一般合同类型，因此其必须采取格式合同(而不仅仅是格式条款)的形式，而且在合同订立规则上应实行缔约强制原则。 其次，至少在针对普通市民(消费者)而言，此类合同通常并不以盈利为目的;这集中体现在电、水、气、热力的价格必须由国家权威部门通过听证会的方式确定。实际上，价格是此类合同格式条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一般格式合同中，当事人仍然可以就价格进行自由磋商。 第三，此类合同的具体条款通常必须取得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的许可，因此该合同的格式条款多以行政规章的形式出现，对其内容控制通常出现在立法过程中，而不是事后的司法控制。 我个人认为，我国合同法不应将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规定为与买卖合同相并列的典型合同形态，其应当通过相关部门的论证以单行规章的形式确定此类格式合同的内容。与其相适应，对此类格式合同的内容控制体现在单性规章制定过程中，在通过事前立法审查之后，以行政规章表现出来的此类社会供给格式合同将免于司法上的内容控制，不应将其认定为一般意义上的格式合同，否则法院将针对依据一定的立法程序产生的法律规章享有司法审查权，而这显然违反了目前我国法院所享有的司法权范围。 综上所述，在认定合同条款是否为格式条款时，必须从预先制定、多次重复使用、单方提出、未经磋商等方面考察;在消费者合同中，为了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对经营者一次性使用、但消费者无法改变其内容的条款应类推适用格式条款的规则;当经营者之间使用格式条款时，商事惯例和经营者之间的特殊联系可作为否定格式条款属性的特定事由;对于社会供给领域的合同，应当通过事前的立法审查来保证此类特殊合同的公益性，法院事后无权针对具有法律渊源效力的特殊格式合同规章进行司法审查。 -------------------------------------------------------------------------------- 注释: [1]合同法第3稿第2章第29条规定：采用定式合同文本订立合同的，制订合同文本的一方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其免除责任的条款以及负有主要义务的条款，并应对方的要求对上述条款予以说明。对定式合同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作出有利于对方的解释。使用行业协会、主管部门或者母公司制定的定式合同文本订立合同的，适用前款规定。 [2]参见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第一卷，178页以下，2002年版。 看了“大学毕业论文开题报告ppt模板”的人还看： 1.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模板免费 2. 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模板免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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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页PPT要设置页数，方便老师记录，针对你PPT的内容，评委老师，可以具体到某一页某个问题，进行提问，PPT最好是4:3的形式，这样大多数投影仪可以最大化显示你的幻灯片。而且做PPT，两侧上下一定要留一点点的白，既好看，又能保证投影仪歪了等问题不影响你内容的完整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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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容： 1、一般概括性内容：课题标题、答辩人、课题履行时间、课题领导教师、课题的回属、致谢等。 2、课题研究内容：研究目标、计划设计（流程图）、运行进程、研究成果、创新性、利用价值、有关课题延续的新见解等。 3、PPT要图文并茂，突出重点，让答辩老师清楚哪些是自己独立完成的，页数不要太多，30页左右足够，不要涌现太多文字，老师对文字和公式都不怎么感兴致； 4、凡是贴在PPT上的图和公式，要能够自圆其说，没有把握的坚决不要往上面贴。 5、每页下面记得标页码，这样比拟便利评委老师提问的时候review 关于模板： 1、不要用太富丽的企业商务模板，学术ppt最好低调简洁一些； 2、推举底色白底（黑字、红字和蓝字）、蓝底（白字或黄字）、黑底（白字和黄字），这三种配色方法可保证幻灯质量。我个人感到学术ppt还是白底好； 3、动手才能强的大牛可以自己做附和课题主题的模板，实在很简略，就是把爱好的图在“幻灯片母版”模式下插入就行了。 关于文字： 1、首先就是：不要太多！！！图优于表，表优于文字，答辩的时候照着ppt念的人最逊了； 2、字体大小最好选ppt默认的，标题用44号或40号，正文用32号，一般不要小于20号。标题推举黑体，正文推荐宋体，假如一定要用少见字体，记得答辩的时候一起copy到答辩电脑上，不然会显示不出来； 3、正文内的文字排列，一般一行字数在20～25个左右，不要超过6～7行。更不要超过10行。行与行之间、段与段之间要有一定的间距，标题之间的间隔（段间距）要大于行间距； 关于图片： 1、图片在ppt里的地位最好同一，全部ppt里的版式部署不要超过3种。图片最好同一格局，一方面很精制，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做学问的严谨态度。图片的外周，有时候加上暗影或外框，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2、关于格局，tif格式主要用于印刷，它的高质量在ppt上体现不出来，照片选用jpg就可以了，示意图我推举bmp格式，直接在windows画笔里依照须要的大小画，不要缩放，出来的都是矢量效果，比拟pro，相干的箭头元素可以直接从word里copy过来； 3、流程图，用viso画就可以了，这个地球人都知道； 4、ppt里呈现图片的动画方法最好简练到2种以下，还是那句话，低调朴实为主；
扩大夸张对事物形状、性质、特征、作用、程度等加以夸大柏油路晒化了
开题 报告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与品质，是学生对自己的论文写作所做的文字说明,也是论文写作或研究能否按计划实施和开展的重要保证。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大学 毕业 论文开题报告ppt格式模板，希望你们喜欢。 大学毕业论文开题报告ppt模板 第一步、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 内容要求： 明确提出论文所要解决的具体学术问题，也就是论文拟定的创新点。 明确指 出国 内外文献就这一问题已经提出的观点、结论、解决 方法 、阶段性成果…… 评述上述文献研究成果的不足。 提出你的论文准备论证的观点或解决方法，简述初步理由。 撰写方法： 你的观点或方法正是需要通过论文研究撰写所要论证的核心内容，提出和论证它是论文的目的和任务，因而并不是定论，研究中可能推翻，也可能得不出结果。开题报告的目的就是要请专家帮助判断你所提出的问题是否值得研究，你准备论证的观点方法是否能够研究出来。 一般提出3或4个问题，可以是一个大问题下的几个子问题，也可以是几个并行的相关问题。 第二步、国内外研究现状 内容要求：列举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前沿文献。基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提出，允许有部分内容重复。 撰写方法：只简单评述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前沿文献，其他相关文献评述则在文献综述中评述。 第三步、论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内容要求： 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 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 简单阐述如果解决上述问题在学术上的推进或作用。 基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提出，允许有所重复。 第四步、论文研究主要内容 容要求：初步提出整个论文的写作大纲或内容结构。由此更能理解“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不同于论文主要内容，而是论文的目的与核心。 关于格式的论文 范文 格式条款的基本特征 现代 合同法的一个重要 发展 方向就是，经自由磋商产生的合同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标准化的格式条款。合同领域现实生活的变迁对合同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个人认为，合同法实际上已经演化为内在二重区分的双轨体系：针对经当事人自由磋商形成的合同和基于格式条款产生的合同(或者部分合同内容)，合同成立、合同生效、合同解释规则以及合同诉讼机制等方面都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区别。由于如何认定格式条款涉及到合同法适用的各个方面，因此，诚有必要探讨，以此确保格式合同订入控制和内容控制。 一、格式条款的一般特征 判断合同条款为一般条款、即通过自由磋商形成的合同条款还是格式条款是对格式条款进行 法律 控制的前提，因此必须严格区分二者。格式条款的特征表现在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其中预先制定、重复使用属于主观特征，单独提出属于客观特征，自由磋商实际上为消极要件，具体而言： 1.预先制定。所谓预先制定就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磋商之前已经拟定好合同条款的具体内容，在判断是否存在预先制定的要件时，如下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格式条款是由使用人本人还是第三人制订并不影响对预先制定因素的判断，换而言之，使用人在合同订立时使用第三人的格式条款并不影响对该合同条款性质的认定。值得注意的是，合同当事人使用第三人制定的推荐性的范式合同也同样满足格式条款的预先制定标准。我国合同法第12条规定的内容，并不能够免除对范式合同的司法审查，尤其考虑到，我国行业协会与行业垄断 企业 存在一体性。从立法资料看，立法者同样主张范式合同文本不能免除内容控制[1]。我国合同法第39条第2款亦明文将预先拟定规定为格式条款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该条具有一个严重缺陷，即将预先制定限制在由使用人本人提出，排除了将使用人直接使用第三人合同条款认定为格式条款的情况。就此，必须使用目的性扩张解释，扩大对该规定的适用余地。 第二，无论格式条款在整个合同中的范围有多大，如整个合同文本都是标准合同，或者合同中只有一部分或者一个条款是格式条款，都不影响对其性质的认定。 2.多次重复使用。多次重复使用反映了格式条款适应大规模重复性交易的特点，即该条款通常并不是为某个具体合同拟定的，而是为某一类交易。判断合同条款是否旨在多次使用的关键是使用者主观意图，在此采取了一种推定的方式。具体而言：如果某合同条款起初仅仅准备用于某次特定合同磋商，虽然此后其再次被用于 其它 合同，但无法认定其是格式条款，原因在于：使用者主观上缺乏使用该格式条款的 计划性。使用者从一开始即将合同条款设定为多次使用的，即使在现实中仅被使用一次，并不妨碍认定该条款具有格式条款多次重复性特征。就企业使用的格式条款而言，因为企业赖于重复交易而生存，所以应推定其具有多次重复使用的特征，企业负担相反认定的举证责任。无论该条款是针对特定的合同当事人还是针对未来不确定的合同当事人都具有重复适用的性质。另外，在数量上如何确定多次重复使用也是一个主观裁量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二次的使用目的即可满足多次重复的标准。 在 实践中，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团体协约都具有多次重复使用的特点，就此是否能够认定该协议的属性为格式条款?从严格意义上出发，我国合同法将格式条款定义为合同条款，合同法的适用范围也不包括 公司法 和其他社团法上的协议，因此，并不能认定此类协议为格式条款，但是，此类协议的发起人也可能利用该条款单方面违反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非法牟取利益，因此，可以类推适用格式条款法律控制的相关规定。 3.单方提出。依据我国合同法第39条第2款的规定内容，所谓单方提出就是格式条款使用人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单方面决定合同内容。单方提出是格式条款产生危险的核心原因，因为其剥夺了对方当事人进行合同磋商的可能，并通常导致合同对方当事人丧失判断自由。从法 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格式条款的单方提出特征使其获得了与法律规范相类似的法律地位：使用人通过单方提出格式条款并事先确定其内容为其所有潜在的合同当事人设定了合同内容，其在功能上恰恰替代了合同法中的任意法部分。从此种角度出发，有学者认为，格式条款具有规范性的性质。 4.未经磋商。与上述第三个特征相关联，单方面提出格式条款的结果就是合同对方当事人丧失了磋商的可能。反之，即使格式条款的使用人单方提出格式条款，但该条款订入合同是基于当事人的自由磋商而发生的，则该格式条款演化为普通合同条款，其不再受制于内容控制。我国合同法并没有严格区分格式条款的单方面提出和未经磋商该两个特征，但在认定格式条款时，仍旧应当区分该二者，因为在现实中存在，双方当事人同时指定使用某格式条款的可能，在此种情况下虽然存在未经磋商，但该格式条款并不是某合同当事人单方面提出，因此不能认定其具有格式条款的性质。 5.条款的具体表现形式并不影响对格式条款的认定。依据我国合同法第10条的规定，合同形式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因此，使用人以记忆的方式，多次单方面重复使用事先拟定的条款订立合同的，不影响对该条款属性的认定，当然，主张者应当负担举证责任。 必须指出的是，在认定是否存在格式条款时，必须同时存在上述特征，而不能孤立地适用单个特征以确认存在格式条款。 二、消费者保护对认定格式条款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发展，民法中的主体原型由“一元”变为“二元”，即从一个“自我决定、意思自治的个人”为单一主体模式，发展到保留形式上平等的个人自治的“个人”与时刻处在需要法律提供外在保护的“弱者”并存的主体模式。民法的功能从彰显个人自治向直接外在“他治”转化。在民法中，保护弱者已经享有与“意思自治”同样的地位。因此，民法在围绕主体展开时，必须围绕两个主体原型的不同特点提供不同的制度模式，以私人自治为核心的法律行为制度原则上仅适用于主体具有外在意思表示真实的条件下，否则，法律以强行法的“他治”方式介入主体法律生活，以此实现实质正义。我个人认为，仅仅承认民法本位从“个人权利本位”过渡到“社会本位”并不足以解决对现代社会中因结构性不平等所导致的问题，必须承认民法的主体变迁和二元的主体模型并将消费者保护作为民法的一个核心任务之一，才能够确立民法在市民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否则民法在法律实际生活中地位不断受到侵袭并面临边缘化的困境将难以得到解决。将消费者保护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的作法是不足取的，其直接后果就是民法丧失市民社会中核心的法律地位。 受到消费者保护法律政策的影响，1993年的欧洲共同体关于消费者合同不公平条款的指令规定，经营者事先提出合同条款的，如果消费者在合同磋商时自身无法影响到该条款的内容，则该条款也被视为不公平条款。这样一来，在欧盟内部，格式条款法的适用范围获得了很大的扩张。由于欧盟指令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强行性，所以所有成员国必须在最低限度内将该指令所规定的内容转入到内国法中，当然，成员国就具体方式享有选择权。目前，英国、德国等国家都吸纳了此种内容，此种扩张直接影响到在消费者合同中对格式条款的认定。 1.在经营者单方面提出合同条款时，即使其主观目的仅在于针对某个特定的消费者，即该条款并不具有重复使用的特点，但由于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结构性的不平等，导致消费者无法经过磋商改变该条款的内容，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在此情况下不采用重复使用的要件。 2.经营者使用该一次性的条款可能是基于自己事先的拟定 工作，有可能基于第三人的条款基础，也可能是基于自己的专业咨询人如律师的建议，但这些都不影响对格式条款的认定。 3.认定消费者是否无法对该条款施加内容上的影响，不仅仅要看消费者是否存在和经营者进行磋商的可能，还要看该格式条款的内容是否清晰、透明。在现代民法中，透明原则渗透到许多部分法中，“透明原则”也应当构成现代合同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复杂合同条款的订立人必须负担详尽的说明义务，否则此种严重侵害具有合理期待的合同主体利益的合同条款无法成为有效的合同条款。尤其在格式条款文本中，使用者通常故意乃至恶意订立复杂难懂的格式条款文本，该文本还使用很多具有很大解释空间的概念，文本之间相互援引，即使是专业的法律人才也难以正确区分其间真正的权利义务分配和风险负担。从 经济 的角度出发，判断格式条款是否透明还必须考虑到时间因素。我们无法期待一个 法学教授在超市购买一个电话时，准备花费数个小时的时间研究商场和供应商所使用的格式条款或者标准合同。因此，经营者针对消费者负担尽可能清晰、透明制定其使用的条款的义务。 我国合同法形式上并不区分消费者合同和非消费者合同，但由于我国1993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先于《合同法》规定了对格式合同以及其不同表现形式加以规制的内容，因此，我国目前的立法体例还是从主体上区分相关法律的适用。如合同法也承认消费者合同的特殊性，合同法第113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由于我国实行统一合同法，合同法第2条明确规定了合同法的适用范围，而且在体系上，格式条款法也被规定在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订立”中，因此，无论是经营者之间的合同还是消费者合同，只要涉及到格式条款，都适用合同法第39条以下的规定内容。就合同的性质而言，区分消费者合同和非消费者合同具有一定的意义，如在违约责任方面，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行的惩罚性原则，而《合同法》实行的是补偿性原则。 从强化保护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有必要讨论是否应当引入上述欧盟所颁布的有关滥用条款的规制内容，即在消费者无法影响到一次性使用的合同条款的内容时认定该条款为格式条款。我个人认为，合同正义原则是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2]，合同的内容控制并不是一般合同的必然要求，其更多的在于纠正格式条款的结构性失衡。考虑到在格式条款之前消费者的利益更容易受到侵害，因此法律须针对主体特殊性提供特殊性的保护。既然经营者一次性适用的条款对消费者的利益构成侵害，以实质正义为本位的合同法必须作出相应的救济手段。我个人认为，强化消费者保护将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削弱民族企业竞争力的反对理由并不足取，因为在国际商品一体化的贸易 环境下，法律无法依据生产者的国别制定不同的消费者保护水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市场中直接进口的产品在市场中的份额并不小，如果简单主张削弱对消费者的保护以增强民族 工业 竞争力，可能会发生对本国国民“低国民待遇”的后果。 综上所述，在保留目前立法体例的前提下，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应当作出比《合同法》第39条有关格式条款特征更为严格的认定要件，即在经营者单方面一次性合同条款且消费者无法改变该条款内容时，可以将该条款认定为格式条款，类推适用有关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定。 三、商事活动对认定格式条款的影响 在 历史 上，我国受到“重农抑商”治国策略的强烈影响，商人自始至终没有成为 中国 社会中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传统中国法也没有体系化的商法，当然，实质上的商法规范还是存在的。由于历史的特殊原因，商法在欧洲大陆先于一般民法发展起来，商法的价值也具有不同于一般民法的特点，如交易安全性、迅捷性和习惯性。在资产阶级民主 政治 在西方取得胜利之后，商人已经不再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相反，任何人都享有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商法更多的表现为民法之外的特殊性规定内容，在法的部门划分上不具有独立性。我国民法自民国时期第一次法典化即不采用民商分立的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群体基于在市场中不同地位而发生的分化，现实法律生活中经营者和消费者的二元对立的法律意义已经逐渐超出了商人与非商人的区分意义，由此民法体系内部出现了两个子系统，即保护消费者的法律和调整经营者活动之间的法律。此种分化对各国民事立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在法国，立法者在《法国民法典》之外又单独制定了一部相对独立的《消费者保护法典》，在奥地利亦是如此;而德国采取了民法中心的立法模式，将消费者保护的任务纳入到民法功能范围内，这集中体现在2002年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典》中。在法律适用上，经营者的主体性特征优于商人主体特征，此外，关于商主体的内部复杂划分标准也是商人主体特征逐渐被经营者主体特征取代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我个人认为，在 现代 社会 经济 结构的背景下，经营者之间的 合同与消费者合同的划分远比商事合同和非商事合同重要。在认定格式条款时，应当考虑到经营者的特殊主体性。 有人认为，经营者在经济上实力强大、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并且此种合同的目的旨在盈利，其应当承受正常的商业风险，因此格式条款法不适用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但此种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市场中的任何经营者都以获利为生存基础，因此经营者的任何商业活动都必须计入到成本中。所以， 法律 无法期待经营者在面对任何一个格式条款时都以一种不 计算 成本的方式通过聘用法律专业人才等方式规避格式条款所带来的弊端，或者两个经营者通过博弈达到合同法所期待的理想公平结果。 其次，并不是任何经营者都从事法律服务的业务，其就其经营业务之外的 法律知识 的掌握情况与消费者并不本质区别，甚至其如同消费者一样在法律面前一无所知，如一般的小型合伙 企业 。 第三，经营者所订立的合同并不都旨在牟利，其同样必须购买与经营活动无直接关系的合同。这也是适用法律的一个重要难点，即依据何种标准判断一个民事主体在一定的法律活动中从事的行为是旨在获利的独立经营行为。虽然我们可以采取推定的方式，认定私法上一切旨在盈利的法人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是经营活动，但不可否认，在格式条款面前，经营者通常同样面临消费者面临的问题，除非经营者之间所使用的是行业中通用的交易条款。 从比较法上看，德国新债法第310条第1款规定：“本法第305条第2款及第3款、第308条及第309条不适用于针对经营者、公法上的法人或公法上的特殊财产所适用的一般交易条件。就本款第1句所规定的情况，本法第307条第1款和第2款造成第308条和第309条所规定的合同内容无效的，该两款亦有适用余地;此处应适当考虑到交易活动中具有效力的惯例和习惯”。其中，德国民法典第305条第2款及第3款涉及到格式条款订入控制的内容，其理由基于经营者之间通常存在惯例的考虑，但这并不影响对经营者之间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而德国民法典在第308条及第309条所列举的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的一般交易条件“黑名单”虽然不直接导致此类条款在经营者之间无效，但实际上，由于格式条款内容控制的一般条款如诚实信用原则集中体现在此类具体规定的内容上，所以，消费者合同中的无效格式条款具有很强的指示功能，即此种条款出现在经营者之间的合同中通常也应无效，只有商事惯例和经营者之间的特殊 联系可以作为推翻此种指示作用的理由。 我个人认为，虽然我国采取统一合同法，但我国民事立法总体上仍旧区分消费者合同和非消费者合同，格式条款法首先适用于消费者合同，而且其应进一步适用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经营者独立的盈利活动不应构成否定格式条款属性的事由，但对经营者合同之间的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力度应有所不同，这体现在商事惯例和经营者之间的特殊联系可作为经营者之间使用的格式条款生效的特定事由。 四、社会保障领域格式合同的特殊性 须探讨的是，合同法所规定的格式条款法是否可适用于所有合同类型?我国合同法第10章专门规定了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依据此类合同的性质，其通常建立在格式合同基础上，依据合同的整体解释，合同法第39条以下的规定内容必然适用于此种格式合同。但是，我国合同法将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与 买卖合同 等其他合同并列规定为有名合同似乎不妥： 首先，此类合同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基本社会保障，此类合同面向所有不特定的民事主体，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不同于一般合同类型，因此其必须采取格式合同(而不仅仅是格式条款)的形式，而且在合同订立规则上应实行缔约强制原则。 其次，至少在针对普通市民(消费者)而言，此类合同通常并不以盈利为目的;这集中体现在电、水、气、热力的价格必须由国家权威部门通过听证会的方式确定。实际上，价格是此类合同格式条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一般格式合同中，当事人仍然可以就价格进行自由磋商。 第三，此类合同的具体条款通常必须取得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的许可，因此该合同的格式条款多以行政规章的形式出现，对其内容控制通常出现在立法过程中，而不是事后的司法控制。 我个人认为，我国合同法不应将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规定为与买卖合同相并列的典型合同形态，其应当通过相关部门的论证以单行规章的形式确定此类格式合同的内容。与其相适应，对此类格式合同的内容控制体现在单性规章制定过程中，在通过事前立法审查之后，以行政规章表现出来的此类社会供给格式合同将免于司法上的内容控制，不应将其认定为一般意义上的格式合同，否则法院将针对依据一定的立法程序产生的法律规章享有司法审查权，而这显然违反了目前我国法院所享有的司法权范围。 综上所述，在认定合同条款是否为格式条款时，必须从预先制定、多次重复使用、单方提出、未经磋商等方面考察;在消费者合同中，为了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对经营者一次性使用、但消费者无法改变其内容的条款应类推适用格式条款的规则;当经营者之间使用格式条款时，商事惯例和经营者之间的特殊联系可作为否定格式条款属性的特定事由;对于社会供给领域的合同，应当通过事前的立法审查来保证此类特殊合同的公益性，法院事后无权针对具有法律渊源效力的特殊格式合同规章进行司法审查。 -------------------------------------------------------------------------------- 注释: [1]合同法第3稿第2章第29条规定：采用定式合同文本订立合同的，制订合同文本的一方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其免除责任的条款以及负有主要义务的条款，并应对方的要求对上述条款予以说明。对定式合同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作出有利于对方的解释。使用行业协会、主管部门或者母公司制定的定式合同文本订立合同的，适用前款规定。 [2]参见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第一卷，178页以下，2002年版。 看了“大学毕业论文开题报告ppt模板”的人还看： 1.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模板免费 2. 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模板免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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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中国私立法律 教育 经历了由严禁到准允的转变，打破了官办法律教育的专制垄断体制，为这一时期法律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从无到有，大量涌现，很快就遍布全国，并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其办学理念的时代意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办学主体观念的转变;二是教育体制的完备;三是教学内容及形式的改善。在其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些可以辨识的价值和特点，启示着我们进一步认识法律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
【关键词】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办学理念;现代化
中国传统教育向来是官学和私学并存，及至近代中国的大学教育仍承袭了这一传统。但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在清末一度是被官办学校所垄断的，后因立宪形势紧迫才开通禁令。就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而言，其经历了由严禁到准允的转变。私立法律教育从无到有，再到大量涌现，并很快遍布全国。虽打破了官办法律教育的专制垄断体制，在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办学主体上增加了一种新形式，是对官办法律教育的一种补充，为这一时期法律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毋庸讳言，由于其发展中呈现出泛滥成灾的趋势，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本篇拟以办学理念为视角，探索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发展，并 总结 其正反两方面的历史 经验 和教训。
一、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办学理念
近代中国的新式法律教育是伴随着法律制度的变革发展起来的。写作论文在清末法制改革中，为适应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清政府不得不把法律人才的培养和法制变革紧密结合起来，开始以西方资产阶级法学教育的思想、 方法 来培育法律人才。但在其起始阶段，私立法律教育并未纳入清廷政策的许可范围。1904年的《学务纲要》明令规定：“私学堂禁专习政治法律”。直到1910年清廷才明令准办并推广私立法政学堂的设置。此后，私立法政学堂从无到有到大量涌现，很快就遍布全国，并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
第一，以养成专门法政学识，足资应用为宗旨。清末，由官治走向自治，在时人看来，“所有议员自治职员审判官吏，非有法政之素养不足以趋赴事机，需才既众，自宜广加培成以资任使，若专恃官立学堂为途未免稍狭”，需要另辟办学 渠道 、扩大办学规模，进而培养大批具有法学专门知识的人才，进入立法、司法、执法和行政部门。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1910年学部奏议复浙江巡抚折，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政治法律。同年，为进一步适应立宪形势发展的需要，学部在改订法政学堂章程的立学总义中.将此前的“以造已仕人员，研精中外法律各具政治知识足资应用为宗旨”，[2]改定为“以养成专门法政学识，足资应用为宗旨”。[3]这一培养宗旨的调整，不仅突破了先前“以造已仕人员”的局限，将招生对象扩大了，而且用“以养成专门法政学识”置换“研精中外法律各具政治知识”，很显然较之前更强调法政学堂教育的应用性。
第二，取法日本法学教育模式，与官办法政学堂整齐戈哇一。在1910年的《学部奏改定法政学堂章程折》中，虽明言“参考各国学制，拟具改订法政学堂章程三十一条”，但无论是其课程体系设置，还是其课程所反映的教学内容大多都蹈袭日本，这一局面及至民初也没有大的改变。为整肃私立法政教育，不仅在此前颁布的《学部奏议复浙抚奏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致折》中规定，“各科课程、学生入学程度均按照官立法政学堂本科章程办理”，而且在《学部奏改定法政学堂章程折》中又申令，此后京外新开的私立法政学堂，均按照此改定章程办理。
第三，适应时势变化的客观需要，因时制宜调整办学层次和规模。在《学部奏议复浙抚奏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政折》中，为防范“趋于简易，以滋速成之弊”，明令私立法政学堂“附设别科，惟不得专设别科”。但时隔半年之久，面对当时中学毕业生人数过少，各处法政学堂的正科难以正常开办的实际困境，为应一时之需，学部认为“自应量予变通，准其先设别科，以应急需，俟将来中学堂毕业生渐多，再将别科章程废止，¨做了应时变通的调整。及至民国二年，“各处法政专门学校纷纷添设别科，入学新生，动辄数百。考其内容，大率有专门之名，无专门之实。”学部为遏止流弊的发生，则严令“不得再招考别科新生”。同年，教育部又通咨各省，严令“所有省外私立法政专门学校.非属繁盛商埠、经费充裕、办理合法、不滋流弊者，应请贵民政长酌量情形，饬令停办或改为法政讲习所可也。”通过强化监督管理，关闭了一些条件不合格的私立法政学校。
第四，适当放宽办学地点，使用统编的审定教材。1910年，清廷在解禁私立法政学堂之始，为便于监督，参照日本的做法，将私立法政专门学堂的办学地点限于省会。但时隔不到半年，鉴于“按照光绪三十四年宪政编查馆奏定逐年筹备清单，省城及商埠地方等处各级审判厅须于第三年内一律成立。则通商口岸须用司法人材实与省城同关紧要，自应将私立法政学堂限于省会一节，酌量推广”，规定“凡繁盛商埠及交通便利之地，经费充裕课程完备者，一律准于呈请设立法政学堂，以广造就。”[7]与此同时，学部基于“各国法政之学派别不同，各有系统，必折衷于一是，始可以杜歧趋而崇政体”的判断，拟取京师法政学堂和京师法律学堂的各科讲义，“慎选妥员审定刊行，以资研究而端趋向，庶于制宜通变之中，仍寓划一整齐之意。”[8]在解禁私立法政学堂的同时，设想以颁发统一教材的办法来加以调控。
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办学理念集中体现了社会转型对新式法律人才的需求，而由于私立法律教育本身是在转型社会矛盾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其办学理念自然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某些它自己无法彻底解决的矛盾，清末民初私立法政教育的畸形繁荣就是其外在的表现。
二、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办学理念的时代意义
任何时代的特定社会的教育，都是这一时代和特定社会的产物。写作毕业论文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也不例外。其办学理念所体现的就是尽可能满足和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可以说，它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构成。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产生和发展不仅仅表现在新式法律教育量的增加和扩展，更体现于其办学理念的时代意义中。具体而言，其办学理念的时代意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办学主体观念的转变;二是教育体制的完备;三是教学内容及形式的改善。
在1904年《学务纲要》中，清政府出于对濒危政治统治自救的目的，一方面，肯定了学习外国法律的重要意义，反对那种认为学堂没立政法一科将启自由民权之渐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害怕学生们可能会反对它而闹事，会蔑视皇帝的权威和不分轻重地一味坚持他们的权利”，极力诋毁人们谈论民权自由，严令“除京师大学堂、各省城官设之高等学堂外，余均宜注重普通实业两途。其私设学堂，概不准讲习政治法律专科，以防空谈妄论之流弊。应由学务大臣咨行各省切实考察禁止”，、法律教育完全官方垄断而排除私人加入。[10]
但在新政浪潮的推动下，法律教育变革的风帆已经高高扬起，没有任何势力能阻止其前进的步伐，转型社会的历史推动着清政府不由自主地进行变革。1907年10月，清廷谕令在中央设资政院不久，又令各省在省会设咨议局，并预筹各府州县议事会。接着，1908年7月22日颁布《咨议局章程》62条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l15条，限令各省于一年内成立咨议局。新政的迅猛发展，要求打破官办法律教育的专制垄断体制，开禁民间法律教育.从而满足社会变革对新式法律人才的广泛需求。为此，1909年浙江巡抚增韫上奏清廷，要求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政。1910年，学部奏准“各省私立学堂专习法政，以广教育而重宪政。”[11]自此，近代中国法政教育官方一统的垄断局面彻底被打破，办学主体走向多元化。
清政府由严禁私立学堂专习政治法律，到明令准办并私立法政学堂的设置，这不仅在办学主体上增加了一种新形式，带来了办学主体观念的转变，而且更重要的是办学主体观念一定程度的转变也促进了教育体制的完备，法律教育的布局、层次和结构日趋复杂多样。在私立法政学堂开禁之初，虽规定开办地点应局限于省会，但此后不久，这一规定即被突破，私立法政学堂扩展到包括繁盛商埠及交通便利之地，官办和私立法政学堂迅速地遍布全国。在1913年，仅江苏一省就兴办了15所官办、私立法政大学和法政专门学校，学生数为4742人。其中，私立法政大学和法政专门学校有13所。[12]
为配合法政教育的发展，1910年，学部参考各国学制，拟定了改订法政学堂章程，出台了一整套法政教育的具体规划。分设正科和别科，正科分法律、政治和经济三门，均四年毕业。别科不分门，三年毕业。如因学生过少，正别两科不能同时许设的，准其先办一科。正科学生须在中学堂得有毕业文凭者，经考试录取后，始准入学。别科学生以已仕人员及举、贡、生、监，年在二十五岁以上、品行端正，中学具有根底者，经考试录取后始准入学。每年级学生名额，按照各地方情形酌定，但每级至少在百名左右。[13]列官办法政教育与私立法政教育并重政策的制订，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以往法政教育偏狭的局面，推进了法律教育的大发展。
教育体制的完备要求教学内容的相应改善，其努力方向是进一步规范专业教学的课程设置，提升办学层次。自清束至民国，学部(教育部)都与时俱进改革原有课程，增设新课，对于法律门(科)的应设课程作了详细规定。在1910年的《学部奏改定法政学堂章程折》中，其明确规定：“从前所定法政学堂章程，其应修改者，约有三端：一日课程。当订章之际，各种新律均未颁布，故除大清会典、大清律例之外，更无本国法令可供教授。今则宪法大纲、法院编制法、地方自治章程等，均经先后颁行，新刑律亦不日议决，奏请钦定施行，此后法政学堂此项功课，自当以中国法律为主，此应改者一。”在其法律门课程表下又特附注：“民法、商法、诉讼等法，现暂就外国法律比较教授，俟本国法律编订奏行后，即统照本国法律教授。”及至民国，教育部在1912年公布的《专门学校令》中，又首次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的教育宗旨，规定“专门学校学生入学之资格，须在中学校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将法政专门学校完全定位为高等学校层次。与此同时，在同年教育部颁布的《法政专门学校规程》十条中，又把法律科的必修课目定为：宪法、行政法、罗马法、刑法、民法、商法、破产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外国语;把法律科的选修课目定为：刑事政策、法制史、比较法制史、财政学和法理学。此时，法律教育虽仍处于模仿引进阶段，但较之以前课程设计明显趋于成熟。
三、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历史 反思
在我国传统法律教育向现代法律教育的转型中，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一些可以辨识的价值和特点，启示着我们进一步认识法律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具体而言有：
第一，法律教育不应是政治的简单附庸，不应是服务于短期政治目标的实用工具。教育既有别于政治，写作硕士论文又从属于政治。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教育制度，都不可能游离于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发展史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法律命运的变迁史，而且也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新政”之初，在清廷统治者看来，“盖科学皆有实艺，政法易涉空谈，崇实戒虚，最为防患正俗要领”，因而私立法政学堂“概不准讲习政治法律专科，以防空谈妄论之流弊。”一直至1910年，才因立宪政治对新式法律人才的急需而有限开禁。很显然，新式法律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不单单是教育事业自身发展的结果，政治因素的影响也至为明显。清政府在法律教育发展之初就已把兴办法律教育与政治稳定联系在一起，且服从于政治发展的需要，对法律教育本身的价值和特点重视不够，忽视了其发展的独立性。这就导致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从一开始就染上了政治至上的病毒，并一直隐藏于其肌体中起着不同程度的破坏性作用，严重制约了法政教育的健康发展，使得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在产生的阶段就是个先天不足的畸型儿。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之所以表现出贫困和幼稚，这可以说是病根之一。
第二，时代落差造成的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变革，其形式上的模仿并不等于已认识到了西方近代法律教育的真正内涵。由于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并非是传统社会的自我演进，而是在西方法 文化 与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冲撞交融中整合而成的，从已经凝固的文化心理、情感和观念出发，中国传统法文化必然对西方法文化产生某种抗阻。在新式法律教育中，往往是封建思想的束缚依然故我，“新式法律教育”培养的只是“本领要新，思想要旧”的“新人才”。以《学部奏议复浙抚奏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政折》为例，清廷学部就明言：“学术之所宗，必求与政治相应”，“盖君主立宪政体之国，一切法制必择其与国体相宜者然后施行，无杆格之弊，此则讲求法政学者所必应共喻者也。”[15]很显然，中国新教育的主持者并未真正领悟西方近代法律教育的精髓，不过是为消解内忧外患的交相煎迫，运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推证，极力模仿西方法律教育制度而已。这就使得在磨难中产生的近代中国法律教育陷入既丰富多样又肤浅粗糙的困境，最终难以形成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严密的法律教育体系。
第三，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价值目标和高昂的教育理想，法律教育发展就会丧失意义和迷失方向。清末民初，为适应国家由专制而走向立宪、进而创共和的形势需要，私立法政学堂从无到有到大量涌现，很快遍布全国，出现了举国学法政的繁荣景象。但其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并未同步实现。据1913年教育部经过调查后发现，数量众多的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多为迎合人们寻找新的入仕之阶而设，“考其内容，大率有专门之名，而无专门之实。创办者视为营业之市场，就学者藉作猎官之途径，弊端百出，殊堪殷忧”，[16]一些私立法政专门学校的办学已完全背离了教育部制订的法政专门学校规程，沦为失去灵魂、见利不见人的“教育工厂”。
第四，私立法政专门学校的畸形繁荣，导致教育设置的结构性失调。私立法政专门学堂自清末设立并推广后，进入民国即在数量上高居不下，写作医学有泛滥成灾之势。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一文中径言：“盖当民国初元，国家乍脱专制而创共和，社会对于政治兴味非常亢进;一时法政学校遍于全国，有以一省城而多至八九校者，其获列于政府统计，仅其一部分耳。”据其在民国二年的调查统计，在江宁、苏州、上海、镇江、清江等五处，即办有13所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对此，他大声疾呼：“诸学校之学生，与法政学校之学生较，其数乃不足十之一。”[17]这种私立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的发展态势，自然阻碍了此时整个教育体系中门类的协调和均衡的发展，带来法政人才的相对过剩。与此同时，这种畸形的比例又掩盖了另一种不合理的现象。据(1916年8月一l9l7年7月全国专门学校统计表》统计，吉林、黑龙江、安徽、陕西、甘肃和察哈尔等省份，名义上虽已遵照新学制办起了高等教育，但实际上仅仅办了一所法政专门学校，造成地区分布上的严重失衡。这种教育结构发展不合理的现状，必然会对一些地区社会文化的综合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长期以往，将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带来长久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超级秘书网
第五，在谋求现代化急速发展的后进国家，法律教育必须协调好发展规模与综合国力的关系。清末民初，为满足政治制度由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的人才需求，私立法律教育一哄而上。但此时因综合国力太弱，造成师资、生源、经费、设备和校舍等配套条件都无法跟上。私立法律教育的实际情况是，“大致以各校无基本金，仅恃学费收入，支给校用”，“教员资格不合，学生程度甚差，规则违背部章，教授毫无成绩，学额任意填报，学生来去无常，教习常有缺席，实属办理敷衍”，[18]教育质量毫无保证。1913年，教育部虽通咨各省酌量停办私立法政学校或改办讲习科，但并未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以一个法治健全社会的标准衡量，这种局面是极为危险的，因为法学的失误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19]
平心而论，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对中国法律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既有适应和促进的一面，又有制约和滞后的一面。而在此双重效应中，适应大于制约是毋庸置疑的。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中产生的问题，比之官办法律教育的一统局面，总是一大进步。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在社会极其动荡的环境下仍有较大发展的事实中得到证明。可以说，近代中国波涌浪击、多元并争的法律教育浪潮，拓展了中国教育界的视野，促进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昭示我们：法律教育制度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其现代化是一个长期且艰难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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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学专业的本科学生，你们知道自己的开题 报告 要怎么写吗?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法学本科开题 报告 范文 ，欢迎阅读。 法学本科开题报告范文篇1： 毕业 论文题目 论文题目用中英文撰写，汉语在前，英语在后。目的是限定毕业论文的大致范围和方向，即论题。应力求简明扼要，引人注目。一般不超过15-20字。必要时可使用副标题。 本选题的研究目的 以中学英语教学法方向为例，则须说明要解决英语教与学，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应是在教学实践中比较突出又难以解决的问题;或是前人从未解决的，并且能填补某一领域的空白的问题。 本选题在国内外同行业中的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对该选题曾作过哪些方面的相关研究，本课题在国内外研究中处于何等地位?是属于未开拓的领域，还是在前人已经研究过的基础上作深层次的研究?国内外有哪些论文、论著涉及到本选题的内容? 研究本选题的动机及意义 提出本选题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提出这个选题?本选题的研究有什么意义?从理论的角度看，本选题有哪些方面的突破，其价值取向是什么?本选题与相关领域之间的关系如何?对英语教学会起什么作用?从实践的角度看，本选题是否有助于英语教师和学生把握教与学的动向，使人们在英语教与学的过程中少走弯路，是否有利于提高英语教学质量? 本选题研究的主要观点、内容、重点和难点 本选题研究有哪几个重要观点，其特点是什么?研究的重点在哪几个方面?研究的难点在何处?怎样从理论与实践出发，对英语教学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如何结合英语教学实际对改进英语教学作对策思考?本选题有哪几个新观点?是否填补了国内外同行业研究中的空白? 本选题的撰写框架 框架可用提纲形式表述，一般构成如下： 引言：提出问题、摆明观点。 论点：分析问题与阐明自己的观点。大致包括：问题的原因及危害性;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理论上来论证问题的解决 方法 ，并联系教学实际阐述解决问题的策略与做法。另外，利用实际数据作为论据，证明方法的有效性。 结论：通过对问题的分析论证，其结果如何?对人们在英语教与学中有何指导意义?有哪些方面需要继续研究的?它还有什么不足之处? 参考书目：参考书目一般是英文参考书在前，中文参考书在后，以字母拼音顺序排列。 研究基础 作者在选择该题之前作过哪些方面的学习、研究或写过什么 文章 ?说明能如期完成毕业论文撰写的理由。 研究方法 常见的研究方法包括：观察、调查、描述、实验、实证、文献、个案研究、比较研究、 经验 总结 、实践 反思 、测量、量化、行动研究、表列、图示、内容分析等方法。例如：实验的方法就是对英语教学班级进行实验对比;调查的方法就是通过调查表、询问、问答等形式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个课题根据具体情况可能需要一种或多种研究方法。 撰写步骤及阶段任务 包括：选题及开题报告初稿、正式开题报告及提纲、完成初稿、二稿、三稿、定稿等、何时论文答辩等。 法学本科开题报告范文篇2： 一综合本课题国内外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国内外研究动态 国外刑法理论界对 共同过失犯罪是否成立 得出了肯定与否定两种结论，同时，亦有学者主张限定的肯定说。 (1)肯定说认为犯罪是行为人主观恶性的表现，而共同犯罪的 共同 正是共同恶性的体现，而共同犯罪的行为不过是实现共同犯罪人主观恶性的东西。 (2)否定说主张，共同犯罪是两个以上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共同参与实施一个犯罪。 (3)限定的肯定说则认为，一般不成立共同过失犯罪，但当各共同行为人负有法律规定的共同注意义务并共同违反了该义务时，就应当肯定过失的共同正犯。 诚然，德、日、前苏联刑法学者主张共同过失犯罪论的日趋增多，但在德、日、俄等国占通说地位的还是共同过失犯罪的否定说。 国内理论层面, 我国学者从刑法的规定出发大都对共同过失犯罪持否定态度，认为， 法律之所以规定共同犯罪，是因为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故意的范围内互相利用各人的行为而共同实行犯罪。 亦有学者从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共同过失犯罪持肯定态度。我国刑法已经承认了共同过失犯罪这一概念，刑法第25条第2款关于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 规定就是一个证明。只不过，我国刑法对共同过失犯罪人不以传统的共同犯罪论处罢了。 选题的依据 在我国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我国倡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国的共同犯罪理论体系并不完善，所以要把共同过失犯罪引入我国法律。 我国有些学者从刑法的规定出发大都对共同过失犯罪持否定态度;亦有学者从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共同过失犯罪持肯定态度。是否应该认定共同过失犯罪在学术上有很大争议。 有相当部分案件(共同实施过失行为，但不能证明死亡结果由谁的行为造成，如脚手架上扔圆木案)只有在共同过失犯罪的理论下才能得到妥善的判决;同时，肯定共同过失犯罪，追究其共同过失犯罪的责任，这对于遏制过失犯罪是相当有利的。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文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中外刑法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共同过失犯罪问题，对于共同过失行为能否成立共同犯罪则是该问题的核心所在，因为其是否构成共同犯罪，也就确定了我国应怎样对共同过失犯罪定罪量刑的问题，使这一理论更好的为我国刑法服务。 研究步骤、方法及 措施 确定选题方向。共同过失犯罪对于丰富和完善我国的刑法体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列出论文提纲。罗列出自己要写的基本内容和提纲。 完成论文。 比较法：外国学者对于共同过失犯罪的理论比较。结合我国国情与外国相关理论进行比较。 从理论到实际的结合：在充分了解国内外对于共同过失犯罪的研究现状后，再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实际运用。 阅读了大量关于共同过失犯罪方面的著作，如李光灿、马克昌、罗平:《论共同犯罪》，赵秉志主编:《犯罪总论问题探索》。 上网查看和阅读了很多关于共同过失犯罪方面学术论文，硕士毕业论文等。 收集了不少关于共同过失犯罪的案例，如央视大火案、共同 射击 致人死亡案、脚手架上扔圆木案等。 研究工作进度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修订本 第3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版 [2]李光灿、马克昌、罗平:《论共同犯罪》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版 [3]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版 [4]赵采志主编:《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第一卷 法律出版社2015年9月版 [5] 张明楷:《共同过失与共同犯罪》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3月第2期 [6]杨妮妮 马诗雨：《浅析过失共同犯罪》法制与社会 20XX年8月(中) [7]刘俊：《浅议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5年第4期 [8] 罗云:《浅论过失共同犯罪》南昌高专学报2015年第4期 [9]赵秉志主编:《犯罪总论问题探索》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10]李风梅:《共同犯罪若干问题研究》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15年第3期 [11]童德华:《共同犯罪初论》法律科学2015年第2期 [12]马琳:《论共同过失犯罪》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2015年3月第30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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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此，各国的司法制度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在我国，人大作为立法机关对法院行使监督权是有宪法依据和现实必要的，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然而，人大采取对法院个案监督这种方式来行使监督权利大于弊，稍有不慎可能会沦为对司法的干涉，不宜过分推广。同时，应当对人大的监督进行立法，从监督的主体、程序、对象和范围等进行规范。因此，笔者以《论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为题，从人大监督权的性质、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的现状和争议、个案监督的利弊等方面进行探讨，并就如何规范人大监督制度提出了建议，以期有助于司法制度和宪政体制的完善。 国内研究现状 个案监督的性质界定，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以及个案监督存在空间的发展趋向，已经成为当前宪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关注的 热点 和难点。综合近期我国有关的研究文献来看，主要存在以下观点： 尹杰在《关于人大个案监督权的思考》中认为，近些年来，司法改革已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话题。对于目前严重的司法腐败现象，人们深恶痛绝，但是如何解决这一痢疾却又是个难题。作者认为，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首要要求，也是 当前司法改革的核心。目前的这种个案监督，显然不利于司法独立的实现。恰恰相反，它对司法独立有百害而无一利。另外，人大的个案监督制度使司法成为立法的附庸，个案监督对破坏了司法权威。因此，个案监督与现代社会的法院是行使司法审判权的唯一有权机关的制度是相违背的，不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 蔡定剑在《人民代表大会个案监督的现状及其改革》中对个案监督持折中的观点，作者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还应承认人大个案监督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人大进行个案监督不能说完全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和实践的必要性。人大对个案监督对保护公民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和惩治司法腐败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各地人大的个案监督存在不少问题，由于各种不规范的表现，而导致了监督的正确性和公正性受到怀疑。另外，个案监督对法院的审判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作者认为，应当对人大个案监督进行规范性和制度性改革，提出监督的严格标准，极大限度地减少它对司法审判的干扰和对司法权威的影响。为此需要解决一些理论、观念和制度性问题。 有可能会妨碍法院的 独立审判。作者最后对如何 保障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必须集体行使， 且这种监督主要是事后的监督，只是对法院工作的一般的监督，权力机关不能对法院的裁判 予以更正或宣告无效。 以上研究成果指明了人大监督制度的重要性，并对人大个案监督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提出了赞成或反对的观点和理由，由于目前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具有较大分歧，个案监督利大还是弊大，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这也是本论文要分析的重点问题。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现状部分，根据论文选题的不同，可有，可无。 论文提纲 引言：谈及个案监督的发展沿革和现状 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监督的法律分析 法院的宪法地位 人大对法院监督的性质 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 个案监督的定义 个案监督的沿革 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的现实操作和存在的争议 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的现行规定和具 体操 作 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的争议 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的弊端和理由 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实践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法理合理性问题 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规范依据合法性问题 完善我国人大监督制度的法律思考 对个案监督应当注意几个问题 立法建议 参考文献 王磊：《宪法的司法化》，法律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 蔡定剑：《监督与司法公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 宋冰主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贺卫方：《司法理念与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 龙宗智：《论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法律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谢鹏程：《人大的个案监督权如何定位》，《法学》1999年，第3期; 李晓斌：《对 人大 质询法院的质疑》，《法学》1999年，第5期; 包万超：《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另一种思路》，《法学》1998年，第4期; 王磊：《试论我国的宪法解释机构》，《中国法学》1999年，第5期; 于晓青、李永红：《论人大对司法机关进行个案监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法学》1999年，第1期; 董皞：《法律冲突与法官的权力――李慧娟事件回放与评论》，《法制日报》2015年11月20日; 王利明：《论权力机关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监督》，《中国民商法律网》， 尹杰：《关于人大个案监督权的思考》，《东方法眼网》， 看了法学本科开题报告范文的人还看了： 1. 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2. 浅谈法律毕业论文范文 3. 浅谈法律系毕业论文 4. 关于法律论文范文 5. 法学论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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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律信仰作为法治国家的精神基础在依法治国的当今无疑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对法律信仰和良法概念的界定、什么样的法律才能被信仰的阐述，阐释了良法在法律信仰形成中的作用。
关键词 法律信仰 良法 作用
一、前言
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已经有十二年之久，为了实现依法治国的理想图景，我国已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基本有法可依。虽然有法，但法律在实践当中权大于法、人大于法、以言代法、以权废法的现象比比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归根到底是法律不被信仰，如果法律不被信仰，与一纸具文无异，就似伯尔曼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①。”法律作为信仰的唯一对象在培养法律信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们究竟要信仰什么样的法律？良法作为一种有别于恶法的良善之法应作为法律信仰的当然对象。本文正是以良法在法律信仰形成中的重要性为理论基础，通过以下逻辑来分析良法的这种重要性：法律信仰是依法治国方略的精神基础，这种精神基础又是如何形成的？法律作为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对法律信仰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那什么样的法律才会被信仰呢？价值合理、规范合理、体制合理、程序合理的良善之法应成为法律信仰的对象②。
二、法律信仰与良法概念界定
（一）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一词在《辞海》中并没有针对性的解释，只有对信仰的解释为：“信仰是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③。”谢晖教授认为“法律信仰是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一方面是主体以坚定的法律信念为前提并在其支配下把法律规则作为其行为准则；另一方面是主体在严格的法律规则支配下的.活动④。”由此，笔者认为法律信仰是指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信服和尊重，并将这种信服和尊重的心理状态转化为行为准则的过程。法律信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止不动的，是包括心理状态和行为过程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法律信仰不仅存在于理论上，而且践行于法治实践中。
（二）良法
良法是与恶法相对应的法哲学范畴，是一个广泛且不断发展的概念，它包括法的实质良善性和形式良善性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要对良法下个确切的概念不容易，可从良法的标准来探讨良法的概念。李龙教授主编的《良法论》一书认为良法的基本标准是：价值合理性、规范合理性、体制合理性、程序合理性⑤。笔者认为，良法应从应然角度考虑，良法应是实质良善和形式良善的有机统一，由此，法律应当是怎样的，而非法律实然或已然是怎样的。价值合理性应是良法的灵魂，规范合理性、体制合理性、程序合理性都是为了实现良法的价值合理性服务的。因此，良法应是符合自然、社会、人类发展规律的，能够满足主体享有最一般人权、公平正义的，并能为大多数独立社会主体所信奉和行使的准则。
三、法律是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
法律信仰作为信仰的一种，其信服和尊重的准则当且仅当是法律，而不能是诸如权力、教义、风俗习惯之类的对象，如果法律信仰除法律之外还有其他对象，那就不是法律信仰，也培养不出法律信仰。法律的三品性“自由――人权性、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济性”是法律成为法律信仰对象的内在因素⑥。此外，规范的至上性是法律成为法律信仰对象的前提条件⑦。正是因为法律保障人权、救济权利、实现利益的特性及其至上性，确定了法律是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
四、什么样的法律才会被信仰
依法治国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只有建立并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才能为依法治国提供法律基础，而法律被信仰是依法治国的精神基础，只有法律真正为社会主体所尊崇和行使才能实现法治，但是并不是只要是法律就一定会被信仰，还要看这种法律是否具有价值合理、规范合理、体制合理、程序合理等特性，是否能够保障人权、救济权利、实现利益，是否能够体现法律的应然性（公平正义性），即法律应是良善之法，是为良法。
五、良法对法律信仰形成的作用
根据谢晖教授将法律信仰分为法律信念和在法律信念支配下的活动两方面来看⑧，良法对法律信仰形成的作用可通过以下两方面来实现：1.良法对法律信念形成的作用。法律信念是一个有关个体主观心理的概念，内在包涵着个体对法律的信服和尊崇，并把这种信服和尊崇内化为一种恒定的意念，而这种信服和尊崇的前提是法律可以实现主体的某种利益。良法因其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济性、自由-人权性，使其具备被信仰的价值基础；2.良法对法律实践的作用。法律实践的前提是有法可依，而这个法的良善性决定了法律实践的有效性，法律的有效实行是法律实践的应有之义。法律的善恶决定了人们对其信仰的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基础，只有善法――以人权保障为宗旨的法律，才能获得社会主体的普遍认同并加以普遍遵守，法律的良好实施才能促使人们去信服和尊崇法律，法律信仰才能形成。
六、结语
法律信仰在依法治国的当今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要真正让法律成为普通民众的信仰，首先法律应是良善之法，且应有效实施，法条具文的泛滥，除了带来种种社会成本，还会阻碍法律人职业自律，而法律人职业素质的降低，无疑会鼓励人们在法制外另辟渠道，解决纠纷维护权益，即求助于私力救助。因此，法律不仅在制定过程中要不断向良法靠近，而且制定出来的良法要得到有效的实施，这样才能为民众提供法律榜样，使民众信服法律，将法律内化为信念，从而信仰法律。
注释：
①[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28.
②李龙.良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71-72.
③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565.
④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5.
⑤李龙.良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71-72.
⑥钟明霞,范进学.试论法律信仰的若干问题.中国法学.1998(2).
⑦谢菲.小议形成法律信仰的前提条件和经济基础.律师世界.2002(7).
⑧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