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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第一次合作方式形成分析摘 要 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对中国革命的局面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图分析国共合作方式最终形成的原因。关键词 国共合作 党内合作 党外合作采取何种方式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当时苏俄及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国民党三方争执的焦点，也是关系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能否最终建立的关键所在。1．早在国共合作酝酿时期，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曾向孙中山提出国共实现两党平行合作的“党外合作”建议，但被孙中山拒绝。首先，“以党治国”思想是孙中山拒绝两党平行合作的思想根源。“以党治国”，其实质是一党治国，即要以他创建的中华革命党或中国国民党来治国。早在创建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就曾指出：“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故将来各埠选派代表，非本党人不可。”同时，将革命阶段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提出此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这就比较明确地体现了以中华革命党一党革命的思想。改组国民党后，他秉承中华革命党的主旨，强调依靠改组后的国民党去改造国家。因此，孙中山在与国际代表商谈国共合作方式时，强调：“国民革命，惟本党负有历史的使命，非加入本党，无由为国民革命而尽力。且当国民革命时代，一心一德，惟本党之主义是从。”由此，也就拒绝了国共两党平行合作的建议。况且，孙中山只将中国共产党当成“共产派”，孙中山在谈及国共两党相互关系时曾讲：“国民党系我创立唯一之政党，而共产派则为赞成俄国列宁主义学者有志之一派，国民党固有加入该派者，然国民党始终为国民党，共产派始终为共产派，而为其独特活动而已，不能必言其互相提携也。”可见在孙中山看来，中共只不过是羡慕俄式革命的有志青年派，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同时，孙中山对中共信奉的共产主义认识也是模糊的。他有时认为：“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俄国革命之成功，不过行民权、民生二主义而已。”而且，他有时又认为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不能适用于中国。正是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和矛盾，使他不能平等地对待共产党，并拒绝两党平行合作。另外，担心领导权旁落，也是孙中山拒绝两党平行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孙中山对外联合苏俄，对内改组国民党，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力量基础，不希望看到共产党在苏俄的支持下强大起来，与其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因此，他在积极推动国共合作的同时，又时刻警惕中共“包揽俄国外交”，“独得俄援而自树一帜”。参加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张国焘回忆说：“孙先生素来自视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在他的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但是，要“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却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他虽然“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也认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但决不容许“朋友”成为主人，共产党必须服从他的领导；否则，“我必弃之”。孙中山坚持认为，国共合作必须以国民党为主体核心，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国民党。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对国共合作及其领导权归属问题的基本立场。孙中山坚持党内合作而拒绝两党平行联合，正是该立场的集中体现。2．苏俄及共产国际竭力促使中共接受“两党合并”的方式。孙中山拒绝了国共两党平行合作的建议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达林又提出实行“两党合并”的新方案就是指“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中共清楚：两党如此“合并”，将使共产党的独立性荡然无存，最终党的组织也将被无形取消。苏俄及共产国际代表自然深知这种严重后果，之所以还执意作出这样的决定，首先，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实际了解不甚清楚，有明显的轻视共产党而重视国民党的倾向。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眼里，当时中国似乎不具备产生共产党的必需条件：“中国极为落后，从经济状况看，要在当前建立一个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中共“诞生的太早了”。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情况时说：中共是由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所组成；他们“从来没有同工人阶级有过紧密的联系”，“也不支持罢工”，对中国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作为一个宣传团体会更好一些”。因此，马林反对国共平行合作的方式，认为中共既同“国民党一道工作，但又对其保持独立，这必然会使那个小团体的人们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宗派。”所以，他极力主张中共放弃“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否则，“前途是暗淡的”。相反，马林看不到国民党软弱涣散、成份复杂的弱点，过高地估计了其力量。他认为，国民党是知识分子、华侨、士兵和工人组成的一个多阶级联合的松散组织；由于孙中山长期和工人有接触，因此这个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十分紧密。他甚至认为，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决不比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其次，苏俄及共产国际在促使国共合作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它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勿庸置疑，列宁及苏维埃俄国对中国革命的帮助是真诚的。但是不可否认，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急于和孙中山国民党实行合作，关键是出于对其新政权安全所作的考虑。当时，苏俄为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进攻和经济封锁，急欲在东方特别是毗邻的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它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取得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好感。苏俄的目的，一是近期的，即指望孙承认其继续驻兵外蒙，并维护其在中东铁路上的管理权益；二是从长计议，指望孙中山的国民党控制了中央政府以后，“承认苏俄并与它订立同盟条约”，以彻底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威胁和封锁。因此，苏俄在1923年1月的《孙文越飞宣言》中以“国际纪律”强压中共接受“两党合并”方式。共产国际强调国共合作必须服务于苏俄的外交政策，要求中共“在国民党内竭力反对孙中山与军阀的军事勾结”，因为“这些军阀是敌视苏俄的外国资本的代理人”；“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可见，中共在苏俄和国民党面前只不过是二者利益交换的一个筹码。3．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顶住各种压力，从实际出发探寻出“党内合作”的合作方式。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方式问题。会上，马林为促使“国共合并”，进一步向与会者施压；而绝大多数与会者依然强调：这样做势必“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就在双方争执不下、陷入僵局的时刻，李大钊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即共产党员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并以少数领导人的率先加入作为两党实现合作的桥梁。这个意见化解了争论双方的尖锐矛盾，使大家心平气和起来，会议由此出现了转机。经过进一步协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终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党内合作”。这一方式与马林提出的“两党合并”相似，但二者间有本质区别。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自己的组织机构和一部分党员独立于国民党组织之外，可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壮大。1923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采纳了中共提出的“党内合作”方式。决议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在斗争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此揭开了国共“党内合作”的序幕。实践证明，这一合作方式对国共双方都是有利的，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实际进程也是有利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具体方式问题的解决，表明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尝试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充分显示了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统一。当然这种合作方式短期性、策略性很强，这也为双方合作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加入WTO后，我国各企业和单位所面临的国际商务谈判越来越多，国际商务的地位也日益提高。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国际商务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国际商务中的物流风险
【摘要】国际商务活动是很复杂的活动。国际商务活动谋求商业利益，利益与风险如影随形，相生相克。为趋利避险，需要充分认识国际商务活动中的各种风险，正确实施风险管理。本文主要探讨国际商务中的物流风险及其应对策略。
【关键词】国际商务;物流风险;风险管理;应对策略
一、引论
国际商务活动谋求商业利益，利益与风险如影随形，相生相克。为趋利避险，需要充分认识其中的各种风险，正确实施风险管理。风险管理是指通过风险识别、风险估计、风险驾驭、风险监控等一系列活动来防范风险的管理工作[1]。只有认识了各种风险，才能真正未雨绸缪，预警风险，管理风险。孙武在《孙子兵法·九变》中所言：“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说的就是这个原理。
刘路平在《国际商务和国内商务的比较及国际商务的经营形式》[2]中，刘莹在《国际商务活动的认知分析》[3]中，王便芳在《国际商务谈判中的 文化 因素研究》[4]中，邵亚琦在《浅谈国际商务沟通中的文化差异问题》[5]中，探讨了国际商务中若干风险。其研究成果是不无裨益的。
不过，还未涉及国际商务中的物流风险。在诸多经营模式中，国际货物贸易、国际服务贸易、国际直接投资模式涉及较多的物流活动。这是风险较大的跨国物流活动。本文主要探讨国际商务中的物流风险及其应对策略。
二、物流风险的种类及其应对策略
风险是指在某一特定环境下，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某种损失发生的可能性。风险是由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风险损失等要素组成[6]。本文主要基于风险的风险因素这个要素来研究国际商务活动中的物流风险。国际商务中的物流风险就是指国际商务活动中物流活动的不确定性，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狭义的物流风险单指物流活动本身的不确定性，广义的物流风险指除了物流活动本身的不确定性外，还包括国际商务活动中非物流因素的不确定性在物流活动中的表现。国际商务活动中主要的物流风险有如下几类，并针对性提出了其应对策略：
1.物流标准风险
指由于物流标准不统一且缺乏兼容性带来的风险。物流标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标准，即物流技术标准、物流作业标准、物流管理标准和物流信息标准。这些标准在一个国家内要达到和谐统一和兼容都是比较难的，跨国家的统一和兼容就更困难。这种物流标准风险常常导致国际商务活动的延期完成，更高成本完成，甚至失败。为规避该风险，在制定物流标准时须把国内情况与国际情况结合起来考虑，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尽量采用国际通行的标准，至少与国际标准兼容。
2.物流基础设施设备风险
指物流基础设施的有无和相同或兼容与否带来的风险。比如，上海港就装备了先进的港口物流设施设备，使用这些先进设施装的货物，要考虑中转地和目的地是否有同样功能的设施设备来装卸，否则就会带来风险。我国除了跟发达国家有国际商务往来，还跟第三世界众多国家有国际商务往来，这就要考虑各种实际情况规避物流基础设施设备风险。如，不需要特殊的装卸设备的滚上滚下船(Ro-Ro)就能降低不具备先进港口设施设备的欠发达地区和国家的物流风险。
3.物流政治风险
指政治不确定因素在物流上的表现。如，远洋物流常常涉及到码头装卸，如遇某国码头工人大罢工，那么就会导致物流的中断。针对该风险，保持信息畅通，或延期，或提前，或取消，或选邻近港做备用。
4.物流法律风险
指各国由于物流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同、甚至冲突带来的风险。如，数十个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口中国月饼，一旦在其海关检出中国月饼就予以销毁。针对该风险，或充分了解遵守彼 方法 律规定;或可依靠政府公关，迫其撤销相关法律规定。
5.物流文化风险
指文化差异甚至文化冲突在物流上的表现。如，物流运载工具上或者包装物上的标识的文化含义理解差异引起的文化反感、文化冲突，会导致物流速度的降低，甚至中断。针对该风险，充分了解尊重彼方文化，加强文化沟通，入乡随俗。
6.物流军事风险
指军事因素在物流上的表现。如，正要或者正在通过或者到达的地区或国家爆发战争，就可能导致物流的中断，物流路线的改变，货物的损毁。
7.物流技术风险
指技术上的差异和不兼容在物流上的表现。如，发达国家的物流技术与不发达国家的存在代差，这大大影响了这些国家之间物流的效率。针对该风险，因技制宜，充分利用技术之间的兼容性来降低该风险。
8.物流自然风险
指自然因素在物流上的表现。如，自然灾害会严重影响物流的进行，甚至中断物流，毁灭货物。“知天知地，胜乃不穷”，要充分了解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台风、龙卷风、地震、海啸、泥石流、大雾、霜冻、暴雨、洪水等相关信息，做好预防和规避方案。
三、结论
总之，国际商务活动中的物流风险是可以认知、驾驭、规避、监控的。经济全球化，商务国际化，物流国际化，趋势如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国际商务活动中的物流风险，这样我们可以降低风险，规避风险，甚或化险为夷，险中求利。本文简要探讨了国际商务中的物流风险及其应对策略，此课题还值得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佚名.风险管理.百度 百科 [EB/OL][2012-04-06].
[2]刘路平.国际商务和国内商务的比较及国际商务的经营形式[J].现代经济信息,2012(1):77.
[3]刘莹.国际商务活动的认知分析[J].科技信息,2007(4):29.
[4]王便芳.国际商务谈判中的文化因素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5]邵亚琦.浅谈国际商务沟通中的文化差异问题[J].改革与开放,2009(5):65.
[6]佚名.风险-MBA智库百科[EB/OL][2012-04-08].
试论国际商务谈判中的双赢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走出去”或者逐步向产业链的高端迈进。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与国际合作方进行沟通和谈判对于我国当下企业经营管理者亟须学习和提升的技能。而在商务谈判过程中，双方应以追求双赢为基本目标，而不是吹毛求疵。本篇论文首先详细介绍并分析了“双赢”的正确理解，接着分析了在商务谈判中达不到双赢的原因，最后提出了谈判中达到双赢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双赢 求同存异 合理分配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商务谈判犹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是实际上，这是对商务谈判的一种片面理解。商务谈判的确在很多时候存在冲突，但是越来越多的商务谈判是为了达到“双赢”而开展，是谈判双方为了共同的利益，并且实现各自利益而进行的一场博弈。“双赢”理念现在是很多谈判中都备受推崇的谈判理念，谈判场上“没有输家”的双赢理念正在逐步形成。
一、对“双赢”的理解
对“双赢”的理解体现在以下两点：首先是，你的利益必须以对方的利益存在为前提;其次是，你的利益在对方身上体现出来。“双赢”谈判的目的在于寻找使谈判双方均有所获的方案。“双赢”谈判的结果是：你赢了，但是我也没有输。
诚然，理性人都会在谈判中追求“双赢”局面。但是追求“双赢”是需要付出成本和代价的。追求“双赢”的第一个成本就是预期目的与实际达到的目的之间的差距，这个成本可能是大部分谈判中都无法规避的。剩下两个成本分别是：谈判期间人、财、物的耗费，资源的浪费等和谈判资源占用的机会成本。成本带来的收益从短期来说是公司财务目标的完成，中期是商务关系的维系和发展，长期就是一个公司最大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完成。
二、达不到“双赢”的原因
在实践中，我们很难达到“双赢”局面。谈判中双赢目标的实现同时具有主观和客观的障碍。首先，我们可能会过早地对谈判下结论，导致我们盲目坚持。当对方始终坚持自己立场时，而此时谈判者在缺乏理性和智慧的思考的时候，也许会降低己方的利益，也或许会盲目地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导致双方不欢而散;其次，过多的关注双方的利益交叉点，而忽视了双方的隐形利益。
商务上的较量一直以矛盾和冲突为伴，关键是谈判者怎样有效化解矛盾和冲突，进而达到共同利益。这个“共同利益”是表面立场还是实质利益?是一次性利益还是长期利益?是沉没利益和未来利益?是显性利益还是隐形利益?是不相容利益还是相容利益?
在现实的谈判中，很多谈判者碍于“面子”，会特别在意自己提出的立场，更有甚者，不考虑实质利益就盲目的坚持自己的立场，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使谈判陷于僵局。一些谈判者比较关注己方的一次性利益，因为为了达到己方的目的，不从对方的角度思考，容易在行为上使对方怀疑己方的诚意，造成谈判破裂，就算谈判达成，但是也只是这一次合作而已，很难有长期的合作。与此相反的是，很多谈判者过于在乎长期利益，希望与对方长期合作。这点希望如果己方谈判者表现的太明显或者太迫切，很容易被对方利用，从而削减己方应该获得的利益。所以谈判者在谈判过程中要兼顾一次性利益和长期利益，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有时，当谈判者在某个合作项目上一直无法达成一致时，往往会对沉没利益念念不忘，甚至继续加大投资以期完成此项谈判。所以，谈判者应该在无法挽回沉没利益的时候，立即另辟新径，而不是加大投入，应该以未来利益为重。谈判者必须做到显性利益和隐形利益并重。谈判各方要积极沟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寻找相容利益上，尽一切可能将不相容效益部分转化为相容利益。
三、怎样在谈判中达到“双赢”
需要将谈判中的目标分为两类：第一类，目标差异大;第二类，目标有同有异，利益有很多重叠部分，利益冲突比较大。
第一类的解决办法很简单，把利益目标拉开，比如在一项工程承包中，承包商注重价格，开发商注重质量，那么承包商给开发商价格，开发商允诺承包商质量，这样大家各取所需，达到双赢。
第二类的稍麻烦，综合看来，有以下几个办法：
(一)尽量做大 蛋糕
在商务谈判中，人们可能会陷入这样一个错误思维中：认为利益是既定的，如果对方多得了一些，那么本该属于自己的那份就变少了。这样一来，双方就会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最终很可能导致谈判崩溃。但是实际上，双方可以跳出这个惯性思维，从大局出发，相互沟通、交流，将这个“蛋糕”做大，这样一来双方可以分得的“蛋糕”就更多了，而不是固执于眼前的那一小份“蛋糕”。比如两位艺术家分玉的例子。有两位艺术家共同拥有一块未经雕琢的美玉，如果两位艺术家不从大局去增大其价值，而是将美玉分割后瓜分，结果只是不完美的美玉而已。若两位艺术家采取合作的方式，集两人智慧，共同构思雕琢美玉的方案，通过两个人的共同努力，美玉就变成了一件稀释珍品，结果不仅是美玉价值升华了，而且两位艺术家也获得了每名和称赞，对于人民来说，世间又多了一件珍宝，一件可以欣赏的艺术品。所以要在利益的总量上下功夫，寻找相关利益，最后把饼做大，谈判就更容易达成了。
(二)分散目标，避开利益冲突
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之上，分散目标，避开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产生是由于双方有重叠的利益需求，所以这就需要谈判者制造多层次的需求。尽量转移目标，以求谈判的顺利进行。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将谈判需要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要深刻了解对方的多层次需求，才能更好地避开利益冲突。
(三)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
换个说法就是“为对方着想，最终要达到自己的目的”。谈判中要做到换位思考，相互体谅。谈判中一定不能过度索取，而是应该将心比心。如果只顾自己的利益，把所有利益都拿到自己手中，就相当于把对方赶尽杀绝，进而也把你自己的未来利益赶紧杀绝了。站在对方的角度下考虑对方所需要获得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己方是合作的利己主义着，所以可达到自己的目的。谈判双方在具体问题上要灵活，问题就很好解决了，双方都会满意。
(四)消除对立，求同存异，缩小不同点
更通俗地说，这一点可以表述为“做出适当的让步”。在双赢原则的指导之下，必要时候需要双方必须做出一定程度让步。承认分歧，以大家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做出适当的让步，尽量减少对立。比如说历史上蜀吴求同联合抗曹。让步的基本原则为以大换小。但是让步不是“一味退让”，而应该有相应的底线。如果单纯的以利益底线为让步底线，一味退让，去坚持所谓的“双赢”，只会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
四、结语
双赢谈判是双方立足长远、共同获利的基础上的合作过程。谈判应该是双赢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输家，这样的谈判才是真正成功的谈判。
1、先确立一个论点。全文围绕这一论点展开论证。对“开卷有益”这种说法，既不能全盘否定，写驳论文；也不宜全盘肯定，写成立论文。因为这种说法既有它正确的一面。又有它不够全面的地方，所以对这个看法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分析，肯定其有益的一面，否定其有害的一面，从中总结出正确的论点来。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一说法作出合乎事实的评价，最终达到以理服人的目的。2、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分析，要防止出这样一个毛病：自相矛盾。一会儿说开卷有益，一会儿说开卷有害，令人不知所云。为了避免这种现象，文章中还要将二者的联系点明，才算把道理真正说透。3、从论证方法看，如果所读的书是坏书，则开卷未必有益，这里可以采取例证法，并辅之以引证法和喻证法，用前几年社会上黄书泛滥成灾毒害青少年作为事实论据，用名人名言作为理论论据，充分论证黄书的害处和读好书的益处。在此基础上，再把这两者辩正地统一起来。说明我们中学生既要多读书，又要慎重地加以选择、读好书。这样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就将问题说得比较全面而深刻，文章也就具有了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导思：这是一篇给材料作文。该题虽然规定了作文题目，但仍给学生思维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从文体来看，写议论文是最好的选择。学生可以从是非观、处世态度、治学精神等方面谈自己的看法，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要写好议论文，必须做好以下三点：1、确定论点。根据命题提供的材料，可从不同角度提炼出诸多观点，但短短600字的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一定要选准一个论点充分论证。2、选好论据。论据能起到充分证明论点的作用，论据选择要遵循两个原则：①真实确凿，不能有虚假成分；②具有典型性，有说服力，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3、组织好论证结构。最常用的结构一般为“提出问题（引论）——分析问题（本论）——解决问题（结论）”。
【内容提要】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的结果;大国崛起必然触及国际秩序建构,中国必须就如何建立国际秩序提出自己的见解;中国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应从区域秩序着手,同时强调以完善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基本规则为着眼点,逐步加强在国际秩序建设的议程创设能力,成为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可预期的国际秩序塑造者。【关键词】中国崛起国际秩序政策建议秩序建设是任何一个大国外交必须回答的问题,更是崛起大国必须严肃对待的重大议题。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如何看待现存的国际秩序,如何参与建构未来的国际秩序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重要问题,也成为世界各国看待中国崛起的一个标尺。19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一直处于东亚相对封闭的区域秩序之中,并长期承担东亚区域秩序塑造者的角色。之后,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强行纳入世界体系,开始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期间,中国的角色几经变换,从身处边缘、被动、消极参与到积极参与、主动建构,中国与国际秩序的互动构成了一幅纵横交织、由淡至浓的画卷。这个过程恰恰伴随着中国走过百年艰辛、开始民族复兴与崛起、走向现代化。同时,国际秩序也处于扩散、完善的过程之中,逐步呈现出世界性、全球性的特征。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秩序进入新的转型时期,各主要大国、国家集团纷纷就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设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且付诸实践。概言之,中国的现代化进步、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发展似乎相约而行,这既给中国的未来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也为之提供了广阔的全球空间。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之间存在什么互动关系?鉴于中国和世界秩序均处于转型时期,中国如何参与国际秩序的建构与完善,以实现和平的战略崛起?国际秩序的历史变迁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Order)指的是国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它追求的是国家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包括维持国际体系和国家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或外部主权、维护和平等。①根据既有的理解,国际秩序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国际秩序是某一时段各主要行为体基于实力造就的格局,建立在各行为体尤其是主要国家力量对比基础之上,即国际秩序是权力分配的结果。第二,国际秩序是某一时期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在利益基础之上相互作用、相互斗争而确立的国际行为规则和保障机制。也就是说,国际秩序是国家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利益分配的结果。第三,一定时期的国际秩序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主要大国在核心观念上能否达成和保持一致、默契或必要的妥协。换言之,国际体系内的观念分配将是决定国际秩序能否建立、可否保持稳定的关键性变量。第四,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等行为体按照某种原则、规范、目标和手段来处理彼此间的关系,以及所建立或维系的某种国际政治经济运行机制和整体态势。也就是说,国际机制是建构和维持国际秩序的决定性变量。综上所述,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中主要行为体尤其是大国权力分配、利益分配、观念分配的结果,而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全球性国际机制的创立与运行。国际秩序由各主要行为体尤其是大国提供,又体现并导致了大国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国际秩序之争,实质上是权力、利益之争,又主要表现为观念之争、国际机制之争。鉴于大国实力的此消彼长是一种历史规律,在实力基础上的利益分配、观念分配以及反映三种分配结构与进程(Process)的国际机制也将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变革性是其本质特征之一。另一方面,权力结构、利益结构、观念结构、国际机制又存在某种程度的稳定性,乃至滞后性。新旧秩序的转换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5、16世纪始,欧洲列强筚路蓝缕,开创了稳定的全球航海体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规模的贸易体系,工业革命、运输革命、通讯革命等相继而来,体系内部联系的紧密最终造就了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秩序。政治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署承认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为日后所建立的国际政治秩序奠定了最原始的政治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国际分工的完成、世界市场和世界货币体系的出现、殖民体系的建立为主要标志,一个世界性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形成了。在这个体系中,欧洲列强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各自拥有了保护自己不受侵略威胁和对外进行殖民扩张的实力与强烈意愿。大英帝国崛起为世界霸主,同时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日本也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崛起为亚洲强国。19世纪最为突出的现象就是,德国通过统一实现崛起,并成为这一体系的挑战性力量。这些强国通过战争互动的结果就是第一个全球性国际秩序的出现。它以国际联盟的建立为依托,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确立为标志。可以说,这一全球性国际秩序的确立是20世纪第一次新秩序的诉求。鉴于凡尔赛-华盛顿秩序的分赃性质及其内在的不平等性,该秩序的不稳定是必然的。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的重新崛起和德、日、意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泛滥,冲击该秩序的力量和意愿已经磨刀霍霍,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期间突出的现象是,美国具有了世界霸主的实力,却拒绝承担世界霸主的责任,而是伺机攫取世界性利益;社会主义苏联崛起成为列强纵横捭阖、准备战争的最佳借口。二战结束前后各大国建立国际秩序的努力代表了20世纪第二次新秩序的诉求。各大国遵循实力原则和利益原则,以划分势力范围的形式,建立了具有强烈地缘政治色彩的雅尔塔秩序。这一国际秩序相比有了巨大的进步,凝聚着世界人民与法西斯极端统治浴血奋战的成果,但该秩序确实没有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因而被称为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国际经济旧秩序指的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为特征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包括以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秩序,以不平等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秩序,以垄断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等。国际政治旧秩序指的是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特征的国际政治秩序。在看到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缺陷的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其发生的内在变革。首先,构成国际秩序基础的实力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的实力曾经起伏,但一直稳居综合国力最强。其他西方国家的实力变化巨大,德国重新崛起并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其他欧洲传统大国的实力不可避免地衰落,欧洲联合进程逐步开启与加速,成为区域主义加速发展的先锋。日本也在冷战的夹缝中重新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综合国力一直在上升之中,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综合国力提高为诸大国之最。①此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世界崛起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并提出了改革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要求。实力对比是利益、观念和国际机制发生变化的先导。其次,随着实力格局的变化,各国提出了相应的利益要求,利益格局也出现了巨大变革,这不仅体现在南北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体现在北方国家内部,美日欧之间的利益矛盾更为深化了。其三,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复合相互依赖的加深,国际合作成为主导性国际行为,而全球治理等新观念逐步深入人心,构成国际秩序的主导观念也在悄然变更。其四,国际机制出现悄然变革。随着权力分散化和国际治理思想影响的扩大,随着的国家参与国际机制制定与完善,国际机制的公正属性也在进一步体现。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变化,国际秩序之争趋于激烈。冷战结束之前,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呼声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冷战结束导致了国际实力格局的本质性变化,发达国家再次作为20世纪国际新秩序第三次诉求的主角。发达国家对现存秩序的不满是苏联解体之后实力的进一步强大导致的,美日欧国际新秩序的观点有各自的利益诉求,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建立一个以维护西方大国利益为基础的、由西方大国为领导的、以确立西方模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为目标的国际秩序,并均想在建立新秩序过程中占有主导权。当前的国际秩序是一个新与旧、消极与积极并存的混杂物。从实力角度看,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权力进一步出现分散化,国家之外的其他国际行为体有了参与国际秩序的能力、机遇。这种变化必然体现在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全球利益也会得到的关注。与此相适应,构成国际秩序的基本观念也在变革之中,相互依赖观念、国际治理观念、国际合作理念、国际关系民主化理念等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从国际机制的角度看,尽管国际机制在趋向维护普遍性利益,但现有的国际机制体系是美国主导建立的,有着不公正、不平等、欠稳定等特点,这种局面形成的必然是局部全球化世界,而不是全球性秩序。②当前世界一定程度上的无序表明,完成秩序转换将是一个艰难的过渡过程。回首20世纪的国际秩序建设,我们似乎可以说,在历史的长河中,100年不过是一朵转瞬即逝的浪花;而从国际秩序的视角看,20世纪却树立了不容置疑的丰碑,它既承载着仁人志士建立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愿望,也体现着国际秩序建设的艰辛,更重要的是展示了国际秩序走向进步的前景。中国与国际秩序:历史的观照19世纪之前,中国一直在东亚相对孤立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发展,与世界其他部分相对隔绝。19世纪中期,欧洲列强用坚船利炮将中国强行纳入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从此开始了中国与国际秩序曲折的互动历程。中国参与国际秩序明显表现为两个特征:从“中国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国”的转变,从“局外者”向“局内者”的转变。二者相互交叉、相辅相成,导致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几经变换。历史上,中国本来就是大国。中国科技曾千余年领世界风气之先,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世纪初期仍雄居世界之冠。①中国拥有自成体系的悠久文明,在东亚地区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帝国体系。中国所设计的儒家社会政治秩序体现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统一格局。②这种天下统一的格局构成所谓的华夷秩序和朝贡制度,“完成了同心圆式的分成等级的世界体制”。③我们可以视之为东亚区域秩序的雏形。这种秩序把中国文化看作规范现实存在的唯一法则,中国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朝贡秩序是中国国内政治统治关系即地方分权在对外关系上的延续和应用,它强调“四夷顺而中国宁”,“修文德服远人”,“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而天下畏之”。中国对华夷的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而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④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和国际秩序,其目的是获得国内稳定和繁荣所需要的外部安全,通过予多取少的原则处理周边关系,是一种柔性的霸权秩序。古代中国所建立的区域性国际秩序以朝贡制度为核心,固然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不平等之嫌,但以文化和经济手段来维持和平互利的秩序则是可以批判继承的。⑤传统的中国社会故步自封,缺乏创新精神和扩张意识。相形之下,摆脱中世纪束缚的欧洲迅速崛起,并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17世纪,欧洲列强就把殖民触角伸到中国东南沿海。19世纪,在运用外交手段与清帝国建立更广泛、更直接联系的努力接连受挫后,西方列强诉诸武力,发动一系列对华战争,用坚船利炮砸碎了中国天下一统的格局思想,将中国强行纳入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经历了从天下一统格局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转变,即从“中国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国”的转变。由于被强迫纳入国际秩序,中国长期受到列强的欺凌,领土被肆意瓜分,更谈不上主权的维护了。进入20世纪,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姿态已经从以天朝上国自居变为争取平等地位。①随着国际秩序由区域性扩展到全球———其主要标志即国际联盟的建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意愿增加了。1916年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自近代以来第一次成为战胜国。但是,在安排未来国际秩序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不仅无权参与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其自身利益也无法得到维护。加入国际联盟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步骤。然而,日本于1931年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中国一度对国际联盟的争端解决机制寄予厚望。中国向国联提出申诉,要求它主持正义,根据盟约规定制裁侵略。国联虽然派出调查团并发表了调查报告,但该报告偏袒日本,拒绝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导致国联历史上第一次重大失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才再度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多极世界中现身。
冲刺哥本哈根：稀缺“碳空间”的政治博弈8月10日至14日，德国西部小城波恩迎来了今年的第三场国际气候谈判。在3月底和6月初，这个“莱茵河畔的联合国城”已先后举办了两场大型气候问题谈判，成了今年当仁不让的“世界气候首都”。与此同时，在瑞士日内瓦，由世界气象组织筹备的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也将于月底登场。随着全球经济的回暖，特别是距离年底哥本哈根会议即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缔约国第15次年度大会日期的临近，气候问题谈判显得越来越紧张，国际社会对其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去年以来的金融脱困。谈判回顾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依然盛行的今天，很少有全球性议题像气候变化这样，幸运地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神圣边界和僵硬外壳，并成功促成生活在这片星球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政治歧见人们的共同行动。不仅如此，这一传统上被视为“低级政治”、完全被漠视的议题现在却排在各国国内议程的前列，与经济社会发展并列甚至位居其上。形势的发展难以想象，二十多年前，人类还将自己视为上帝的绝对宠儿，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还被看作一个社会的正义追求，而今天，随着气候变化等负面效应的显现，人类的发展观念正发生巨大变化。其实，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性议题，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时间并不是很长。1988年6月，美国宇航局哥达德研究中心教授詹姆斯•汉森在国会作证，首次提到人类面临气候变暖的风险时，不少人还嗤之以鼻。直到1991年，国家间的多边气候谈判才真正拉开帷幕。但短短几十年间，国际社会已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广泛共识，并由科学验证迈向了实际行动。1992年6月签署、1994年3月正式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迄今已吸收191个国家加入，成为其缔约方。自1995年，缔约方每年召开一次大会，就公约的具体实施等问题进行谈判。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3次缔约方大会上，各国代表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京都议定书》。议定书规定，在2008—2012年第一承诺期，发达国家总体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由于议定书规定时限截至2012年，而且只对缔约国中的41个主要是工业化的国家具有法律效力，因而在议定书2005年生效的当年，在11月蒙特利尔第11次缔约方大会上就启动了“后京都”谈判。2年后，印尼举行的第13次缔约方大会，明确勾画了指导未来谈判的“巴厘路线图”，要求各国应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大会上制定出新协议文本，以取代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作为全球遏制气候变暖的新国际法文件。减排博弈尽管成绩斐然，眼下的政治谈判却丝毫轻松不起来。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小组第四份报告发布后，各国又有不少报告佐证了其对未来的悲观预测。实际上，不仅有日趋紧迫的科学警告，近些年，反常的极端气候如热浪、飓风、洪涝等频繁袭击地球各个角落，也陡然增加了人类的危机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在科学一边，要求政治家迈出更大步伐。由此，各国谈判代表发现自己正处于尴尬位置，一方面他们要躲闪民族主义者攻击的箭头，另一方面，他们又要直面遍布全球的环保人士、气候受害者的批评声浪。要有效回避未来气候风险，科学家们提出的减排目标是：发达国家以1990年为基准年，到2020年减排25%～40%；全球排放在10～15年内达到峰值，2050年全球减排50%。根据这一标准，政治谈判显然远远落在后面。即使最低25%的中期减排要求，也大致相当于第一承诺期的三到六倍，对于未能如约完成《京都议定书》排放要求的国家来说，中期排放任务更为艰巨，除非大力推广新技术、新能源。根据美国、欧盟、日本等国业已公布的数据，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计划到2020年实现的减排平均值为14%。即使一向担当气候谈判先锋的欧盟，目前其承诺的中期减排值也只有20%，最高30%。英国、德国、爱尔兰、瑞典等国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其承诺，意大利作为G8成员之一，却在排放问题上不断拖后腿。由于欧盟成员国已增至27个，再提高指标将面临东欧国家的巨大压力。奥巴马政府回到气候谈判桌上之后，美国的减排立场让国际社会继续感到失望。根据6月底美国众院以219票对212票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美国2020年前实现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17%，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而根据《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美国就应减排7%。但即使这一法案，也面临被参院否决的前景。日本频繁的政府更迭也影响到其在排放上的努力。首相麻生太郎在6月宣布，到2020年，日本温室气体排放相比2005年减少15%。尽管麻生强调这一数值超过了欧盟13%的同阶段减排目标，但由于东京和华盛顿一样，并未严格遵守《京都议定书》要求的6%减排计划，此前的气体排放不减反增，因而新目标若和1990年相比，只减少了约8%。也是大大低于国际期望。加拿大和俄罗斯，这两个同属北半球的石油富国，成了气候谈判中典型的“坏小子”。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公布的G8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排名中，加拿大位列倒数第一。哈珀政府宣称在2020年使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6年减少20%，但2006年加拿大的排放量较1990年却大幅增加了22%，与《京都议定书》要求的6%减排目标大相径庭。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减排问题上“几乎没有切实的政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仅有1%的能源供应来自可再生能源。7月中旬，意大利拉奎拉举行的八国峰会上，八国同意到2050年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半的目标，发达国家排放总量届时减少80%以上，但对中期减排目标，则只字未提。在全球气候谈判进程中，发达国家明确中期减排目标是哥本哈根达成新协议的最重要一步。部分处于排放大户的发达国家受制于国内政治议程，迟迟不愿做出太大让步，这无疑给今年的气候谈判投下了重重阴影。中印受压在国际气候谈判的三大集团中，由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挪威等国组成的伞形集团，此前一直受到掌控谈判制高点的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的两头挤压，处境艰难。目前这种局面虽未改变，但欧盟和伞状集团国家在此轮谈判中也开始联手对部分发展中国家发起凌厉攻势。根据《京都议定书》，发展中国家在第一承诺期并无减排义务。发达国家主张，发展中国家内部已经出现巨大分化，对于像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和韩国、墨西哥、新加坡、沙特等“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理应采取相应的减排行动，否则将抵消发达国家的减排努力。在攻势所指的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可谓首当其冲。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按照世界资源组织的测算，中国1990-2004年的碳排放增长量为，印度为87.%，巴西为，而美国则是。与印度相比，中国人均碳排量是其3倍多。按“人均排放量”和“人均历史累计排放量”，中国尽管可以要求按照气候公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继续拒绝接受强制性减排目标，但将面临巨大凶险。在奥巴马政府改变其前任对气候谈判的拒绝姿态后，中国正成为新的靶心，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双重压力。6月份以来，美国、欧盟气候谈判代表团和联合国秘书长接踵而来，向中国施压。奥巴马政府更试图拉中国为之垫背，树立其全球气候谈判的领袖地位。从2月份希拉里国务卿首次中国行，到7月份两位华裔部长联诀来访，美国官员频繁访华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迫使北京在气候谈判中改变姿态。7月底两国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气候与能源合作是结出的唯一硕果。美国方面称，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合起来超过40%）之间的谈判，将决定“后京都时代”的“措辞”。面对压力，国务院在连续开会研讨的基础上，8月中旬，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郑重宣布，“2050年后，中国的排放将不会继续上升。”尽管只是远期承诺，而且并无具体减排计划，但和5月发布的《落实巴厘路线图——中国政府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立场》，已经出现重大突破 和中国灵活的谈判姿态相比，印度可以说是在“死撑”。2007年，辛格政府曾承诺，印度人均排放量不会超过发达国家。拉奎拉八国峰会上，印度代表继续鼓吹这种论调。和气体排放相比，印度坚持“贫困才是最大的污染”。7月希拉里五天的访程，在气候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对美国的软硬兼施，新德里毫不买账。辛格政府的环境部长拉梅什此后甚至批驳有关全球变暖的关键科学发现，引起人们对印度解决气候变化的担忧。在三大集团密集的气候博弈当中，对“碳排放空间”的争夺其实只是冰山一角。气候议题关系到经济模式的转变、政治议程的重新排定，乃至私人生活观念和方式的更新。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由于在国内遭遇传统产业群体的有利抵制，气候议题始终难以迈开大步。而英德等欧盟诸国之所以愿意率先减排，除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更注重环境问题外，还在于他们希望借此抢占未来“低碳经济”的有利地势，以带动国内产业结构更新换代，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英国，从事“低碳”行业工作的人数已达88万，布朗首相相信，发展“低碳经济”将是帮助英国走出当前经济低谷的关键。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相应的资金及技术投入，这些国家更愿意紧守传统模式，首先实现工业化。难言乐观种种迹象表明，后京都气候谈判形势相当不妙。《京都议定书》从签署到生效，用去了八年时间。此次哥本哈根即使能够顺利达成新协议，留给各国国内批准的时间也只剩三年。更重要的是，与12年前相比，减缓气体排放只是本轮会谈议题之一，除此之外，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哥本哈根还须就适应（气候变化）、（减排中的）技术及资金支持问题达成相关方案。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使得低地及海洋岛屿国家率先成为受害者。非洲国家气体排放只占总排放量的5%，但受气候变化影响却相当大。据预计，到2050年，全球至少有2亿“气候难民”，他们亟需得到救助，这涉及到国际正义问题。去年12月波兹南第14次缔约方大会的一个亮点，就是开始运行“适应基金”。资金来源有两个，一部分是来自清洁发展机制的2%抽成，另一部分是由各缔约国自愿捐款。到2012年，“适应基金”大概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约9亿美元的资金。不过，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上千亿美元的需求相比，如此数额的“适应基金”无疑杯水车薪。发展中国家提出，发达国家是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应用其GNP的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稳定、可预测的资金，以帮助他们应对气候变化。要自己纳税人承受如此负担，发达国家不愿点头，他们认为，适应资金流向应主要是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在“低碳经济”潮流冲击下，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落后，公共资金不足，处于明显不利地位，也影响到其排放积极性。为此，发展中国家呼吁，发达国家尽快解除技术封锁，并为前者提供资金支持。但发达国家认为减排技术掌握在私营企业手中，存在知识产权问题；主张筹集资金及实现技术转让主要由市场机制、通过私营部门投资、碳市场交易等渠道实现。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机制只会让自己利益受损，私营部门投资只应是资金来源的补充。对于知识产权问题,印度倡议设立一个全球基金，买断相关技术,然后向发展中国家无偿分配。由于进展缓慢，今年的气候谈判次数被迫增加。按照计划，在哥本哈根大会前的五次谈判中，第一次用于阐明各自立场和目标，第二次应制订出新协议草案，剩余三次用于敲定最终协议文本。6月初波恩的第二次谈判会上，由非政府组织的气候变化专家联合起草的气候协议初稿，被交到全球182个国家谈判代表手上。初稿原本只有30多页，但因各方在诸多议题上立场相去甚远，联合国的谈判协调员只好以括弧的形式把不同意见都保留在初稿里。十多天的谈判结束后，初稿已“增肥”至200多页，包括了2500多个括弧。8月14日落幕的波恩第三次谈判，主要任务就是为初稿“瘦身”。不过，由于会期短暂，并未取得太大进展。联合国负责主持初稿谈判的主席迈克尔?库塔亚希望，到下一轮曼谷会议结束时，初稿能缩减至30页。这样各方在剩余的两个多月里，可以集中攻坚，以确保哥本哈根大会能够成功。现在是最后的冲刺机会。没有人希望哥本哈根最终破裂，但到目前为止，也很少有人对前景乐观。剩余的时间越来越短，谈判的任务却越发艰巨。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负责人德布尔也开始对谈判进程不满意，他提醒各国，“从现在到哥本哈根会议开幕，只剩下15天的谈判时间。”(03)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前言：2003年，“非典”疫情仅仅侵袭了34个国家，导致8000多人感染，800多人死亡，造成700多亿美元的损失。而现今甲型H1N1流感已席卷了136个国家和地区，短短3个月，感染人数已达近10万人之多，死亡429人，其影响范围大于 “非典”的数倍。病毒传播没有国界，这次甲流是对世界各国的一次考验，各国都应相互帮助、相互支持，以应对这一挑战。 中国卫生部长陈竺7月2--3日率团参加了“墨西哥甲型H1N1流感防控经验交流高级别会议”。 陈竺在会上表示，预防和控制甲型H1N1流感以及流感大流行将是一项长期的、艰难的任务，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国际合作，并已准备好与世卫组织和所有国家共同努力抗击和应对流感大流行。中国卫生部将于下个月在北京召集一个关于流感大流行的反应和准备的国际科学座谈会。一、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严重威胁全球人民的健康和生命自4月13日墨西哥公布发现首例甲型H1N1流感以来，世卫组织4月25日向全球通报，6月11日迅速将疫情预警升级到最高级—6级警戒。短短三个月，截止到7月6日，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甲流已波及全球五大洲136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报告的确诊病例数94512例，死亡429例。截至7月5日18时，我国内地有24个省份累计确诊病例1040例，其中输入性病例758例，本地感染282例。这次流感大流行的传播速度和强度，创人类传染病史的记录。目前尚无妙策强力制止大流行蔓延。世卫组织专家认为，疫情可能持续1—2年，全球约1/3的人可能被感染。我国专家认为，近期我国新增病例中，本地感染病例数将超过输入性病例数，社区集中传播随时可能发生，也可能会出现重症或死亡病例。可以说，面对这次甲流大流行，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单独抗击流感大流行。幸运的是：北半球已进入夏季、现在疫情较温和、病毒还未变异。现在，是抛弃幻想，必须和甲型H1N1流感病毒赛跑的时候了。我们只有依靠科技，加速国际合作，全球共同抗击，才能制止流感大流行的蔓延。事关亿万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不这样做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应对新挑战，世界各国必须提高防控甲型H1N1流感工作在本国政策议程上的位置，并配置恰当的资源。各国必须教育公众，尤其是在农村，要改进监测措施和报告程序，争取及早发现病例，迅速行动予以控制。采取抗病毒药物及时治疗，方能制止疫情局部暴发直至大范围流行。二、强化国际合作 共同抗击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面对甲流全球大流行，各国唯有强化国际合作。1.有效实施《国际卫生条例》是本次应对流感大流行的关键。为共享应对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经验、讨论防治甲流疫苗的分配方案、共同探讨下阶段疫情的应对措施，7月2—3日召开了有47个国家的代表，包括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十多个国家卫生部长约900多人参会的“墨西哥甲型H1N1流感防控经验交流高级别会议”。中国卫生部长陈竺在会上表示，有效实施《国际卫生条例》是本次应对流感大流行的关键。《国际卫生条例》（IHR）（2005年出台，2007年6月15日修订版生效）是对大多数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规，用以抑制疫病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迅速蔓延。WHO要求所有会员国加强现有能力建设，做好疾病监测和快速反应，确保能及时和经常性的信息交流，以改善全球的卫生安全。WHO正在密切与会员国及合作伙伴向各国提供技术指导，特别是发展熟练人力资源和优良基础设施、WHO在这次应对甲型H1N1流感中，表现突出，它不仅迅速将疫情预警升级到最高级---6级警戒；而且及早确认甲型H1N1病毒，协调全球科研力量，于6月初确定病毒毒株，并免费向符合条件的疫苗生产商提供毒株，为全球应对第二波疫情赢得了时间。①陈冯富珍希望通过本次会议推动全球共筑抵御流行病的“防护墙”，她呼吁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建立集体“防护墙”。②陈冯富珍还希望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疫苗。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卫生条件差，居住密集，监测、防控能力薄弱，缺医少药，而面对来势汹汹的甲型H1N1流感基本上束手无策。发达国家拥有甲流疫苗90％生产能力和治疗甲流有效药物“达菲”和“乐感清”的专利及生产能力。所以现阶段发达国家采取了“只灭火不防火”的不负责行为，将加速甲流的传播速度和强度，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大的灾难。陈冯富珍在会上说，目前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已成功研制出预防甲型H1N1流感的疫苗，因此疫苗投放仍需时日。关于向一些发展中国家发放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问题，陈冯富珍指出，已有两家疫苗生产厂家向世卫组织表示一旦疫苗研制成功，将进行生产并免费提供2500万剂疫苗。届时，世卫组织将把获赠的这些疫苗分发到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她表示，2500万剂疫苗对于需要引进这种疫苗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无法满足其需求的，世卫组织将以合理价格购买疫苗，分发给部分发展中国家。陈冯富珍呼吁各疫苗生产商在疫苗研制成功进入生产环节时，免费向世卫组织提供一定比例的疫苗，以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控制疫情。陈冯富珍还向与会代表提议以技术合作的形式提高全球疫苗生产能力。她认为，泰国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几年前，泰国接受了世卫组织提供的技术支持。如今泰国生产的季节性流感预防疫苗不仅能满足本国需求，还能向世卫组织免费提供。卡尔德龙强调，一旦疫苗问世，应该保证发展中国家获得疫苗。2.国际社会筹资30亿美元支持提高世卫组织的行动能力。希望、呼吁是必要的，行动能力尤为关键。WHO作为联合国负责人类卫生安全的全球成员国合作专门机构，其经费来源有限，只有额外筹资，才能提高WHO的行动能力。面对来势汹汹的甲流，为充分发挥WHO的行动能力，应将筹资30亿美元纳入WHO议程，条件成熟时，召开“甲型H1N1流感防控国际筹资大会”，建议中国政府带头捐赠1亿美元。3.发挥联合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工作作用。4.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加强防控能力建设，集体共筑抗疫“防护墙”。 发达国家在技术、资金、能力上应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建立防控、抵御、救治能力，特别是在信息交流、早期预警、危机管理、防疫互助等方面，以更好地保障人类的生命和健康。5.全球携手，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为促进全球携手共同应对甲流，中国政府决定于8月21日---22日在北京举办“流感大流行国际科学研参考资料：[1]国际在线.甲型H1N1流感防控经验交流高级别会议强调国际合作.2009年7月3日[2]卫生部网站. 陈竺部长出席墨西哥甲型H1N1流感防控高层会议. 2009年7月4日 [3]中国网.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三部门介绍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 2009年7月6日
山科大的吧？？哈哈哈
一直以来，在谈到丝路合作时，旅游业充当着先导产业的角色，可以加强各层面的联系沟通，通过共同开发旅游线路、开通航班航线、提高通关便利化，通过旅游国际合作带动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进而带动各领域合作，促进经济发展和民心相通。
那么作为先导的丝路旅游本身又该如何发展呢?在刚刚结束的丝绸之路旅游国际大会上，这成为业界专家、学者热议的话题。
注重沿线自然、文化资源的保护，主打丝路旅游文化牌、推进跨界发展，这些各有侧重的建议，为丝路旅游提供了颇具建设性的发展思路。
思路，从丝绸之路兴起之初就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2000多年前，倘若没有一个走出国门看世界的思路，古人如何能够毅然突破山水阻隔，开通这条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畅通文化交流?
在今天“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更是如此。
在谈到“一带一路”建设时，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中央党校亚太研究中心秘书长赵磊强调：有思路才有丝路，尤其是各地 ***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必须有所作为。
具体到丝路旅游的发展，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跨境联合推广、客源的聚集等都需要有相应的规划。
丝绸之路既是一条古老的路，同时也是一条年轻的路。
古老在于，这条路上集聚了丰富的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沉淀了千年的历史记忆;年轻在于，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前的相当长时间内，都没有成熟、系列性的旅游产品，对于游客而言，丝绸之路的神秘面纱仍未揭开。
此次丝绸之路旅游国际大会上专家们所提供的发展建议，从宏观上为丝路旅游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尊重历史、保护文化、共同开发。
具体到各个地方，则需要有更具象的措施。
以丝绸之路上的西安为例，西安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地位显著，许多景点享誉世界，然而西安旅游业宣传推广的国际化程度较弱，而丝路旅游恰恰需要国际合作，客源互送。
因此，就西安而言，发展丝路旅游不仅需要在宏观上注重保护文化资源，主打文化牌，更需要在具体操作中考虑自身的现实困境，有的放矢。
而这也正是国内丝路沿线省份发展丝路旅游需要关注的重点。
我也在期待中~~~~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这些问题或现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国家，而解决问题又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科学地认识和把握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和坚持“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贫富差距悬殊是全球性现象富国愈富、穷国愈穷，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这是当今世界的现实。世界银行《2002/2001年发展报告》中说，在新世纪初，贫困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在世界60亿人口中，有28亿人每天仅靠不足2美元来维持生计，其中12亿人每天靠不足1美元来生活。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640美元下降到90年代初的510美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扩大到。北方富、南方穷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贫富差距悬殊也是发达国家的一个诱发社会不安定、潜在的社会问题。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最大的国家，也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财富集中在10%的最富有者手中，而10%的最贫穷者只占有的财富。据报道，欧洲青年人的“攻击性”行为在增加，其主要原因是社会中下层的不断贫困化。生态环境不分东西和南北世界观察研究所在研究报告中提出警告：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全球环境已到危险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生态系统正向危险的临界接近。据统计，在过去的10年中，自然灾害给世界造成的损失达6080亿美元，相当于此前40年中的损失总和。联合国在2001年2月份发表一项报告中说，在21世纪，全球“极端的气候现象如热浪和暴雨发生的频率将会加快，因此，水位上涨、洪水、滑坡和雪崩将会增加。”随着全球气候的继续变暖，干旱、洪水、饥馑和瘟疫将成为21世纪人类的严重威胁。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公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态环境把全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更无地理边界而言。全球人类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系由合作双方的彼此利益所驱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场机会，而不是奉行单边的保护主义。毒品泛滥危及全球世界毒品形势严峻，并出现一些新的动向，其中最突出的是：全球黑社会组织与毒品集团正以不同形式联手，成为威胁全球的不安定因素；麻醉品渐呈多样化，各种“软毒品”成为毒品消费市场上的“新宠”。据估计，全球吸毒人数以每年3%-4%的速度增长；而吸用人工合成毒品的人数增长最快。联合国禁毒署专家说，冰毒将逐步成为21世纪在全球范围内滥用最广泛、蔓延最迅速、危害最严重的毒品品种。毒品的生产、加工、贩卖和消费已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据联合国禁毒署统计，全世界每年非法洗钱的数额高达1万亿至3万亿美元；其中，每年有3000亿到5000亿美元的黑钱通过一些世界金融中心被合法化。毒品问题跨越国界，并非某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需要毒品输出国和消费国密切配合。随着国际社会在禁毒领域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各国政府协调一致的紧密合作才是彻底解决毒品问题的唯一途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自20世纪中期，国际恐怖主义孳生以来，各种旗号的恐怖主义组织有1000多个，各种恐怖主义行动，每年都要发生数百起。“9·11”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惊，标志着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浪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累积和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恐怖分子也更多地采用高科技手段为其恐怖活动服务，恐怖器材和装备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电脑恐怖活动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级恐怖活动更加引人注目。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恐怖主义活动大都有国际背景。但根除恐怖主义活动决非易事，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新闻媒体说，消除恐怖主义威胁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反恐怖专家认为，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世界安全的头等大事。民族分裂主义活动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民族纠纷骤增，民族冲突加剧。这是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根源，也是影响21世纪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一个重大因素。民族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各国的内部团结和国际局势的稳定。在经济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分离主义却同这一潮流背道而驰。当前民族分离主义的一个主要倾向是谋求独立。另一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当今世界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越来越多地利用国际形势于己有利的变化，力求扩大原有事态，谋求国际支持和干预，促使其要求国际化。移民(难民)潮席卷全球伴随着商品、服务和投资在全世界流动，人们也以创记录的数量跨越国界。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大批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涌向欧美等西方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65年到1990年，北美和西欧的移民总数每年以的速度增长，远超过当地人口的增长。联合国估计，到21世纪初，约有亿人生活在异国他乡。此外，由于地区性冲突不断和自然灾害频仍，难民人数急剧增加。随着移民(难民)的数量增多，移民(难民)接受国频频发生城市地区的种族冲突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因而导致一些国家加强对移民的限制。针对发达国家的限制移民(难民)流人的措施，偷渡现象层出不穷，从而引起有关国家之间对外关系的紧张和人道主义的谴责。妥善处理移民(难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对资本主义进行检讨和反思的思潮。为寻求解决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第三条道路”随之应运而生。“第三条道路”是西方国家的一种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但不走“第三条道路”，出路又在哪里呢?这是当前西方国家面临的最大难题。同时，在国内外因素的推动下，近一、二十年，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在政治体制上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改革。有些国家恢复和改行多党制，有些国家在一党制的范围内进行某种改革，有些国家准备或实行新的体制。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动乱，甚至流血冲突。政治改革是大势所趋，但究竟如何进行，既要保持社会安定、又要促进经济发展，仍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大多数国家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主权与不干涉内政主权一般指的是内政、外交的最高权力，在国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威信，在国际上又是独立的象征。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信息的电子传输没有空间的限制和国界的壁垒。土地对经济活动的作用相对下降，传统的国家主权内容随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原本完全是一国所独有的，却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和对外事务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来运作。西方国家正是利用这一新的形势，打着联合国的幌子，大肆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传统主权观念过时论”，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主张进行跨国界干预。甚至，某些国际势力公开鼓吹修改国际法中不干涉内政的内容，主张国际法应向干涉权、国际监护权、有限主权等概念演变，不承认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首要地位。这种以经济全球化为理论依据“弱化”主权的论点，必将使国际关系更为复杂，成为南北斗争的一个焦点。人权与人道主义干预人权本是国内法的一个概念，它作为一个法律原则和公民权利被规定在有关国家的宪法、民法或其他法律之中。二战后，人权问题大量地进人国际法的领域。但由于国际人权文书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特别是由于各国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民族传统的不同，有关人权的解释和运用是不同的。再加上，有些国家将人权作为推行其对外政策、干涉他国内政的一个借口，就使得人权问题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更有复杂性和尖锐性。特别是，近年来某些国际势力，一方面加紧推行所谓“人权外交”，鼓吹“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主张国际社会应拥有“合法的人权和人道干预权”等等。其实质是以“人权”之名，干涉别国内政和欺压别国人权的借口；另方面，却对国际社会公认的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或避而不谈，或漠不关心。人道主义干预实质上是西方国家在新形势下推行强权政治、维护霸权、干涉第三世界国家内政的合法挡箭牌，并使之合法化。这是全球化时代的新干涉主义。维护国际安全的形势逼人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但核威胁依然存在，军费开支依然高昂，从而增加了各国财政负担和减少了发展经济的财力。美国为扩展其政治和经济利益，强行实施NMD和9ND，引起地区乃至全球军备竞赛；一些地区大国走向军事大国，引起邻国的严重不安；热点问题很不稳定，严重影响地区安全局势；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相互配合，活动猖獗。为抑制不安全因素的蔓延，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国际大环境，需坚持《反导条约》、《核不扩散条约》等国际公约的有效性和严肃性，防止破坏国际战略平衡；建立行之有效的双边和多边的地区安全机制，与联合国维和机制相辅相成，加大维护世界秩序的力度。除军事安全以外，还有政治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地威胁人类的生存，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才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全球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进程，又是具有内在矛盾性和两面性的动态发展过程。它虽然为很多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其间又充满了利益的差异、竞争甚至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全球化范围的竞争”。全球化给当代国际关系带来了多方面的复杂影响。1、全球化加深了各国的相互依赖，进一步确定了和平和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但它的不平衡性也使强权政治在一定时期内有所抬头，多极化仍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使各国在经济等领域的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持续加深，共同利益也不断增加。尤其是大国间形成了一种既相互磨擦、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的关系，单个大国独立解决或垄断国际事务的能力正在下降，动辄进行干涉、制裁乃至战争等损害别国利益的做法往往会反作用于己。这些趋势的发展使得各国在处理国际争端时，更多地采取协调与合作的方式，更多地去寻找利益的交汇点。可以说，全球化的发展是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对大国间的全面对抗起了很重要的制约作用。这一事实表明，和平与发展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是时代的主题，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争仍然有可能避免，各国仍把振兴经济、谋求更加有利的国际经济地位放在首位。任何偶发的、严重的事件都难以改变世界政治经济基本的运行态势。但由于现阶段的全球化进程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和主导者，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却处于更为不利的局面，国际力量格局对比失衡的问题非常严重。1999年，占全球人口20%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GDP的80%、世界贸易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力量在一定时期内不是壮大而是相对减弱了。一些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使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一段时期内可能还会强化，“新干涉主义”仍有可能再次大行其道。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国际政治的多极化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2001年初在美国举行的国际消费电子产品展览会上，有世界各国1800个技术领先的厂家展示各自的最新技术。2、全球化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家主权问题上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压力，并面临如何有效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等新课题。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的地位和处境很不相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主权问题上就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首先，全球化扩大了强国与弱国之间的主权不平等。从相互关系中双方的地位来看，发达国家对高技术、资本的垄断使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被动和脆弱的地位。其次，全球化进程需要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而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综合实力在几乎所有的国际机制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由此产生的国际行为规则必然使发达国家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在很多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必须要与它们进行协调与合作，在获得新的利益、权利和机会的同时，也使国家在行使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时受到掣肘。同时，发达国家为维护其既得利益，总是试图在“人权高于主权”、“主权有限论”的幌子下要求发展中国家让出部分国家主权，并以此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其真实意图在于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维护其自身利益。与国家主权密切相关的就是国家安全问题。由于全球化趋势涉及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一国安全除军事层面外必然还会涉及金融、信息、环境、能源等问题。这些领域的安全问题与军事安全相比，其重要性已不可低估。尤其在国际经济活动因全球化进程而空前广泛和复杂的情况下，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金融安全更是重中之重。全球化时代，资本几乎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不受限制地流动，主权国家对金融或经济的掌握也相应减弱。一旦市场规则被恶意、无序、无约束地滥用，成熟市场对不成熟市场就具有侵略性，资本的力量将会对一国经济和社会安全形成致命的打击，其危害绝不亚于一场战争带来的损失。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尼、泰国等国的GDP一年左右时间就下降了40%至60%，国内经济倒退了10年以上。因此，如何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已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严肃面对的问题。3、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特点是，世界各国将就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行为规则的制订和改革展开激烈斗争。一个能给世界各国带来“共赢”的全球化必须以法律和制度为保障。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国际机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越来越强的作用，要求国际机制具有真正的行动能力。但现在处理全球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国际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七国集团等，几乎都是在冷战时期形成并且是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冷战结束后，这些机制的功能和性质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已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在未来15年内，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现实格局，对这些机制进行大幅度改造或完全推倒还不太可能，但是围绕国际机制改革的斗争将会非常激烈，其中既涉及到大国间利益的调整，也涉及到南北关系的利益分配。这种趋势已从新千年回合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初见端倪。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15年中，世界各国将就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行为规则的制订和改革展开激烈斗争，这将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形势与政策》包括了与国内外形势与政策紧密联系的8个专题，对帮助青年大学生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我为大学生们整理了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范文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2000字篇1 论文摘要：回首“十一五”辉煌成就，令人倍感欢欣鼓舞;展望“十二五”规划，未来五年人民生活将更幸福。中国经济走过波澜起伏的5年交出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单，也圆满的贯彻落实了科学发展观，为创建和谐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论文关键词：十一五 国际金融危机 科学发展观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十一五”初期宏观调控表现的是“有保有控”的特点。中央政府一方面推出包括土地、金融、市场准入等方面政策的组合拳，加快结构调整，防止经济增长过热;另一方面，通过出台减免农业税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着力加强农业等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在开局之时，我们收获了两个好年景。2006年国民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与低通胀的理想搭配;2007年虽然通胀问题逐渐凸显，但国民经济仍延续了平稳增长的好势头，财政收入、企业收入、城乡居民收入齐头并进，都收获满满。 正当国民经济开始步入又好又快轨道时，突然袭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又打乱了中国发展的步伐和节奏。 前所未见的困难，前所未见的挑战，前所未见的精彩!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惊涛骇浪，党中央、国务院“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连连出手，果敢应对。领先于其他国家，中国率先推出了力度最大的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速度之快，规模之大，配套之全，前所未有。出手快，出拳重，中国经济一路下滑的势头被止住，从2009年一季度的，逐季回升到年末的近9%，画出一个精彩的“V”形走势。最难能可贵的是，在“保八”之战中，结构调整也未松弦。4万亿元的投资重点锁定经济发展薄弱环节，锁定民生相关的领域，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等一系列政策 措施 也相继推出。 从2006年到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比“十五”时期年平均增速快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又保持了的增长。与此同时，节能减排也在稳步推进。与2005年相比，2009年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累计分别下降和，“十一五”二氧化硫减排目标提前一年实现，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提前半年实现。“十一五”前4年，全国万元GDP能耗累计下降，年均降幅为。 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 总结 和介绍“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情况时表示，为实现“十一五”目标，我国在结构节能方面，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第二产业中，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产业内部结构进一步优化;在淘汰落后产能方面，“十一五”前四年，我国共淘汰小火电机组6000多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铁产能8712万吨、炼钢产能6038万吨、水泥产能亿吨。 事实上，中国作为发展中的传统工业国家、“世界加工工厂”，一度消耗着世界上40%左右的煤炭、50%左右的水泥、60%左右的钢铁和70%左右的油气，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尽管节能减排、治污降耗、淘汰落后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但五年内实现“单位GDP能耗降低20%，依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为此，中央在此期间投资2000多亿元用于节能环保工程，进行节能减排技术改造。而这些投入只占全国节能环保总投资的10%至15%。 在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我国节能减排取得积极进展，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十一五”前四年，在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的基础上，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累计实现节能量亿吨标准煤。与此同时，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下降，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下降，为实现全国完成单位GDP能耗及主要污染物排放下降目标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目前情况看，“四项指标中后三个到年底经过努力都能实现，但完成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的目标，还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解振华说。但他同时表示，“一定会努力完成节能减排目标”。 回望“十一五”，人们不难发现，在不断推进的各项经济、社会与政治改革等方面，无不闪耀着“民生”二字。 “农村改革使广大农民普遍受益，基本公共服务改革也有重大突破，民生建设得到各级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十一五’也被誉为‘民生五年’。”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谈到“十一五”期间各项改革措施取得的成果时说。 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理念在“十一五”期间每一年的政府 工作 报告 中都越来越充分地得以体现——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广大农民从此走上减负增收的致富之路;同年，中央财政拿出1859亿元投向困难群体。此后，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逐年递增，2008年突破万亿元，2010年更是超出万亿元。与此同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从2008年起覆盖到了全国全部有农业人口的县(市、区)，提前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此外，“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免除义务 教育 阶段学杂费，新医改方案惠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 已覆盖全国92%以上的人口。 国家把越来越多的财力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交通、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等领域，越来越多的贫困地区、偏远地区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2006—2009年，城镇和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分别为和。 从“十五”迈进“十一五”的门槛时，我们不仅对中国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更对发展的道路充满期待。因为，我们站在了科学发展的新起点上。 “十一五”规划是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十一五”的五年，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五年，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战胜重重困难奋力前行的五年。走过五年，我们科学发展的方向更加明确，步履更加坚定。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我们迎接最大考验。我们要发展，我们更要科学地发展。带着这样的理念走进“十一五”，迎接我们的是超乎想象的一系列严峻考验。 如今，在各大中城市以及部分农村，汽车已经快步走进家庭，电脑、手机的普及率也在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 文化 娱乐的需求日益增长。数据表明，我国私人汽车拥有量从2006年的2333万辆，增加到2009年的4575万辆;移动电话用户从2006年末的亿户增加到2009年末的亿户，今年上半年更突破了8亿户。与此同时，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2005年的下降到2009年的，农村居民家庭由2005年的下降到。这一切都表明，广大人民群众在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生活质量也日益提高。波谲云诡，跌宕起伏，艰苦卓绝，而又成就斐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十一五”都将是令人难以忘怀的5年。它为即将到来的“十二五”乃至今后更长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 促进“十一五”时期区域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出版社。 [2] “十一五”规划：关键时期的宏伟发展蓝图;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出版社。 [3] 为和谐社会提供重要保障(辉煌十一五·2006-2010);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2000字篇2 不知觉学习《形势与政策》课已有两年了，通过这两年的学习使我对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真实的了解。虽然每学期的课不多，但却使我受益匪浅，感触良多。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我们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 渠道 、主要阵地，是我们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我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了重要的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更好地贯彻落实了中央的有关精神，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关注的 热点 问题，帮助我们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 。 首先，蒋老师上课非常生动，同学们都非常喜欢听，而老师的思维更是睿智敏捷，素材也丰富多彩，以及别有风趣的讲演，无不为我们展示了一位大学教师所具备的良好素质和出众能力，在这里，我们不仅享受着知识的积淀所带来得无限快乐，更被其无穷的讲演魅力所陶醉。我们用自己年轻、活跃、开放、包含的个性来聆听哲人的教诲，固然会受益匪浅、泽被至深。 我认识到，形势与政策左右我们的发展，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史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应为“适时务者为俊杰”。社会历史的大发展已决定了个人发展的最大环境、最大上限，制约着可选择度，决定着大学生成功的机率,影响很具体,也很深远.因此，我们应学会认识和把握形势与政策。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吃透政策的原意，懂得灵活变通，具备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依据个人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努力奋斗，构建知识结构体系，拓展素质，不断提高个人能力，打造出“诚、勤、信、行”的品牌大学生;利用形势与政策，为我所用，形成对形势与政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养超前的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胆识，“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利用形势与政策，实现自我大发展。树立一个远大理想，做一个成功人士! 关注世界。当今世界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其次，青年是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还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青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大学生是青年中，知识层次较高，最具潜力，最有创造性的群体，因此，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人生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全局。 再者，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当代大学生也面临着深刻的国内外环境，所以，在高校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对当代大学生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为了更好的把握住自己，必须在努力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应该学习好《形势与政策》课，这样在我们才能更好的为祖国明天的建设添砖加瓦。 最后，我想说，学校开设的《形势与政策》课非常有必要。因为，高等学校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中国，了解了世界，认识了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使我在思想上迈进了一大步，也为我们走出学校进入社会提前上了一课，让我们感受到社会的形势和国家政策，好让我们更有准备的为人民服务，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2000字篇3 大二下学期算是结束了，在上了4个学期的《形势与政策》课后，我对这门课有了更加深层次的认知，使我了解到了“形势”与“政策”各自的含义，理清了其中的关系，使我整个人都升华了。“形势”就是当今社会赋予我们青年一辈的使命;“政策”就是要求我们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担负起自己的使命。它们的关系犹如“权利”与“义务”一样，是互相促进的。 刚开始，我觉得这是一门不怎么需要花费精力的课程，但是后来我知道我错了，《形势与政策》这门课是大学对学子进行思想教育的主力课程，没有任何一门课与它一样要陪伴我们四年，而《形势与政策》做到了。 《形势与政策》课是根据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注重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针对性，着重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 经验 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 记得其中《形势与政策》的几节课，我们观看关于中国梦的视频，在这里我就简短地谈谈 观后感 吧。 “中国梦”首先是民生梦，他最终的目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实现中国梦，需要不断地发展经济，民生这一块尤为重要，这是中国梦的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经济的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始终是国家努力的重要目标。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正是在满足人民不断提升的精神与物质需求，这种发展方向也会不断的被坚持下去。事实胜于雄辩，这些年来，不管是人民收入的持续提高、社会养老保险机制的逐步建立，还是医疗、教育等方面地的不断改进，人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通过不懈的努力，中国的民生梦渐渐实现，这种变化人民看在眼里，感受在心中，但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民生梦需要更好地实现。 “中国梦”其次是强国梦。自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加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2011年3月3日，日本内阁府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010年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中国GDP超过日本正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未来，能打破美国霸权主义的国家只能是中国。 我们可以自豪的说出“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样的话，因为我们已经屹立于世界之林了。但是，这却并不代表我们已经可以称之为“强国”了，中国海域所面临的问题，国际反动势力的虎视眈眈，都说明我们任重而道远。所以要实现强国梦，我们还需付出更多努力。 “中国梦”还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梦。国家是否富强是根据这个民族是否复兴决定的，民族的复兴是人民能够幸福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保证。“民族复兴”是指相比与近代中华民族的落魄与落后，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历史为参照，过去的辉煌与近代的落魄对比，使我们前进的动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要使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为整个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在今天的中国，不论你是何种出生，无论你从事何种职业，只要你踏实做事，努力拼搏，不怨天尤人、抱怨社会不公，你的努力终将得到回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古人的话放在今天同样适用，所以，我们大学生应当积极进取，打造出自己的魅力，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同样说明，“中国梦”还是个人梦。 如今的世界，更像一个“地球村”，“中国梦”的含义已经超越了在中国这个国家层次上的意义，达到了国际层面。在国内，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每个人的梦;在国外，中国梦是世界梦，是与世界共同进步的梦想。 以上是我对中国梦的理解与体会。而《形势与政策》这门课更是使我们对中国梦的理解加深了。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已经在许多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我们军事实力的提升——歼-20的研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极大地进步，人均小康的目标也已经达成，但是这种快速的发展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如环境的污染，人民精神文明的建设等，所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非常重要的。当今我国在国际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国际形势总体相对稳定，在这种发展的大环境下，我们大学生也有了很多机会，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所以当代我们大学生要努力学习，把握住机遇。 这些年来，我国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的局面，但这并不是因为我国大学生太多，就我个人观点，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原因其实有二点：其一，虽然我国大学 毕业 生不算多，但是每年的毕业速度却超过了社会能提供新职位的速度，从而导致毕业生竞争加剧，对同一个职位竞争难度相比过去更大。第二，一些大学毕业生就业时有着“眼高手低”的情况，陷入了择业与就业的恶性循环。而《形势与政策》这门课能够改变学生的这种意识，从根本上提高毕业生的素质，提高就业率。 高等学府要提高当今学子的综合素质，必须加强他们的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拓展他们的视野，而这些都是《形势与政策》课应当教给学生的。这门课能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知中国，理解世界，能使我们在思想得到升华。因此，开设《形势与政策》课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个人感觉区域经济合作更好点。因为2010年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之年，这无疑会给区域内的各成员国带来许多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在新形势下把握机遇，趋利避害，是各成员国共同关注的问题。所以做这个方面的研究还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而且你学的也是东南亚方向，相信做起来更能驾轻就熟的。
首先我要说的。论文题目不能写一个区域的经济，太大了。一个区域的经济凭你那1W多字是写不全的。就算每个领域都达到一点，也只是写点皮毛的东西罢了，这跟我们学的国际贸易专业的专业两字不搭边。所以如果要写的话，就要选个很能体现出你对这个专业的看法和独特见解的选题。最好只专注写一个点，不要分散开来。像我当初写的毕业论文就是写的“论常州市民营企业走出去政策及问题”你可以冷静下来想想，多查看下资料，然后才能有很好的灵感。希望你的论文写的顺利。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学科。关于经济学的论文该如何选题呢?下面我给大家带来经济学博士论文题目与选题参考，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国际经济学论文题目推荐
1、电子商务经济学与国贸易理论和政策研究
2、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3、对话与合作：环境问题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4、汉语国际推广：关于孔子学院的经济学分析与建议
5、共赢性博弈论
6、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研究
7、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
8、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论
9、外商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10、国际海洋争端解决机制的经济学分析：一个“适当论”的视角
11、日本海外资源战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12、IMF援助效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13、1997-1999国际金融危机传播的空间计量经济学分析
14、国际私法法经济学分析评述
15、美元霸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探析
16、中东金融体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17、干散货国际海运的经济学分析
18、全球铁矿石定价机制中的中国因素研究
19、铁矿石国际贸易的经济学分析
20、美国新型保护主义的动力机制
21、《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模式探论
22、论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中的理论教学与 经验 实证教学——以罗伯特?卡伯版国际经济学第十五章部分内容为例
23、“霸权稳定论”与当代国际经济法——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诠释
24、试析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机制论
25、霸权稳定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26、论国际私法的价值取向——法经济学视角下的利益追求
27、论中国问题意识在国际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
28、国际价值论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兼谈新编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内容体系
29、论国际营销学与国际经济学对RCA的不同把握
30、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小国理论——依附论理论体系的批判性解读
31、产业经济学理论对提高浙江省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启示——兼论产业基地建设
32、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经济学
33、论国际旅游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
34、论国际关系研究的经济学视角
35、依附论与拉美国际政治经济学
36、论比较优势的微观实现机制——兼论国际贸易理论与微观经济学由分离到统一
37、论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印关系
38、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流派——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39、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 方法 与“霸权稳定论”——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40、经济政策、汇率和资本流动——论芒德尔对国际宏观经济学的贡献
41、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局限性、逻辑起点与微观基础
42、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研究的突破和创新——读《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的构建》
43、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
44、《国际经济学》案例教学探析
45、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以霸权稳定论为视角
46、论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分野与发展前沿:基于英美学派局限性的视角
47、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
48、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地区主义的不同理论解释述评
49、国内-国际相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兼论中国国内变迁与国际体系的关系(1978~2007)
50、对外开放深化经济安全何在?——评《经济发展安全论——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51、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政治经济学——兼论中国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选择
52、论印度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中的作用——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
53、美国知识产权强保护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霸权稳定论的视角
54、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兼论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
55、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流派
56、论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的结构性衍变——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理解
57、“文明冲突”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58、对外贸易利益的效用分析与价值分析
59、致力于构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大厦——评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
60、当代经济民族主义论析(摘要)——关于民族主义的一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61、服务贸易开放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基于不同组成部分的比较研究
62、国际经济学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结合性分析
63、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的实践
64、绿色壁垒对进口国的福利影响
65、国际经济学中的套利与平价理论
66、国际经济学中套利与平价理论刍议
67、国际经济合作思想及其对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启示
宏观经济学论文题目
1、生产率冲击与经常项目失衡--基于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框架的研究
2、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框架下经济稳定的动态分析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税收结构优化研究--基于实验宏观经济学方法
4、对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分析
5、当代宏观经济学的分歧与融合
6、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麻烦”能解决么?
7、美国金融负债产生的非生产性GDP--经济虚拟化和危机的宏观经济学
8、浅析宏观经济学中微观基础问题的若干问题
9、基于宏观经济学视角下产业经济发展的政策研究
10、对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思考
11、罗默关于“宏观经济学困境”的困境--基于“理论三分法”的分析
12、休生养息与强筋健骨--卡莱斯基宏观经济学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13、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大国模型”--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演变
14、宏观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影响分析
15、国际金融与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研究
16、中国货币之谜:假说
17、存量流量一致性模型原理方法的综述研究--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对宏观经济学的新探索
18、问题导向型的知识建构方案设计--以“宏观经济学”为例
19、宏观经济学的创新与调控方向的转变探讨
20、在常识的基础上重构宏观经济学
21、重建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
22、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危机与未来分析
23、贫困救济的宏观经济学思考--以英国《济贫法》为例
24、商品与信用:货币理论的两种本质观--兼论宏观经济学的重建
25、我国行为人认知特征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基于行为宏观经济学的分析
26、经济核算原理在现代制造业定量研究中的应用
27、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对比与结合
28、当前宏观经济学的盲点
29、关于宏观经济学理论及其发展趋势的探讨
30、试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系
31、重建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模型与估算--中国特色宏观经济学理论
32、宏观经济学中理论的应用
33、关于我国宏观经济学分析
3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借鉴与启示
35、布兰查德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
36、20x年岭南宏观经济学研讨会
37、浅谈宏观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及科学方法论的构建
38、探究金融危机时期宏观经济学理论受到的威胁及 反思
39、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团队简介
40、生态宏观经济学研究新进展
41、由诺贝尔奖看当前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42、宏观经济学重构发展的实证研究
43、对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一体化趋势的思考
44、从“宏观经济学的麻烦”看行为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
45、宏观经济学中的消费与投资
46、贸易条件与经常项目的动态变化关系
47、反思宏观经济学区块链带来新启示
48、论微观、中观、宏观经济学
49、罗伯特·巴罗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
50、基于宏观经济学视角下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51、宏观经济学的重构发展
52、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兼对当代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批判
53、从宏观经济学百年简史看“宏观经济学的麻烦”
54、DSGE会使宏观经济学“大一统”吗?
55、香樟系列推文之2:DSGE与宏观经济学
56、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模型与问题
57、宏观经济学演进:一个新视角
58、宏观经济学的存量流量一致模型研究
59、基于宏观经济学视角的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60、宏观经济学中的经济理论研究
61、阿莱西纳对政治宏观经济学的贡献
62、刍议宏观经济学中的微观基础
63、宏观经济学中金融市场影响经济的分析
64、对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及其发展趋势的探讨
65、宏观经济学视角下经济增长理论和政策
66、试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危机和未来
67、互联网改变就业的宏观经济学机理
68、意大利货币循环学派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
69、基于主体建模方法及其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应用
70、新供给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发展方向
71、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理论探索
72、全球金融危机与宏观经济学思潮转变
73、浅析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
74、论宏观经济政策对金融市场发展的促进作用
经济学 毕业 论文题目
1、我国绿化工程监理微观环境分析
2、知识产权对微观经济的作用机理研究
3、外生驱动互联网消费增长的微观空间计量研究
4、房地产市场反周期宏观调控政策绩效的微观探析
5、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现代服务业企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微观企业财务层面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例
6、宏微观因素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影响的实证分析
7、经济责任审计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途径--基于“中国之谜”中政府官员的作用
8、中级微观经济学混合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9、基于半鞅过程的中国股市随机波动、跳跃和微观结构噪声统计特征研究
10、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宏观表象和微观基础
11、货币政策、所有制差异与商业信用再配置--兼论新常态背景下供给侧治理的微观路径
12、微观权力、自我技术与组织公民行为-- 人力资源管理 的后现代分析
13、增值税转型对我国微观经济的影响
14、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市场定位微观制度因素分析--以某村镇银行和某小额贷款公司为例
15、城乡关系重构下乡村人口城镇化微观进程研究--基于家庭流动人口的视角
16、微观商业视角下的微信经济
17、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独立学院微观经济学教学改革研究
18、微观开放性视角下创造力的多层次影响机制探究
19、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微观决策
20、微观经济与 企业管理 探讨
21、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内就业的影响--基于温州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22、房产税、房价与住房供给结构--基于上海、重庆微观数据的分析
23、基于微观经济学方法的网格资源分配管理模型研究
24、森林转型的微观机制--以重庆市山区为例
25、我国纺织业企业创新与生产率关系的微观测度
26、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域下资源配置的微观机制
27、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产业空间集聚特征分析--以杭州市区为例
28、从微观管理视角浅析高校国有资产管理中的问题
29、“双创”背景下非正规就业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微观分析--基于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视角
30、我国众筹融资的微观机理及宏观效应
31、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综述
32、利率调控对房地产营销市场波动的微观作用机制探究
33、中国对外并购的绩效研究--基于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微观分析
34、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
35、市场微观结构下高频交易流动性--基于我国商品期货市场的实证研究
36、工商行政管理在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中的职能与作用
37、典型平原农区土地非农化对乡村发展影响的微观机理
38、贫困地区特色农业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微观农户视角的分析
39、中国政策性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宏观与微观解构
40、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新视角--微观产品质量角度
41、新疆农民专业合作社微观运行障碍调研与政府责任分析--以吉木萨尔县为例
42、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经济分析--基于价格机制与制度结构的视角
43、微观视角下煤炭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44、优化农业科技创新风险投资微观运行机制的策略研究
45、低碳经济政策失灵的原因分析及应对 措施 --基于微观经济个体的视角
46、税制改革推动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微观作用机理研究--基于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47、论宏观调控与微观自主的辩证平衡
48、基于微观动力视角我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绩效评价的研究
49、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拓展会计与财务研究新领域
50、以“供给管理”激发微观活力实现经济发展动力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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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与贸易毕业论文选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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