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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一门超经验的理论性学科，中国音乐美学的理论性品格必然以范畴的形式显现。对中国音乐美学范畴进行系统研究，是中国音乐美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关键词】 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研究音乐美学是研究人类音乐审美活动的一门超经验性质的理论学科。音乐审美活动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音乐审美经验，一是音乐审美观念。研究音乐审美经验的，是音乐美学史，它以时间为线索，展示在音乐审美历史上，有过哪一些音乐美学家，提出过哪一些音乐美学理论。研究音乐审美观念的，是音乐美学范畴，它用逻辑关系为线索，把整个音乐审美历史看成一个广泛关联又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研究各个时代，各个学派的音乐理论是围绕着什么问题展开的，有没有发生争论，这种争论的背后，体现了一种怎样的价值取向等等。在二十世纪近百年的中国音乐美学研究中，我们在音乐审美经验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音乐美学史等基础性著作得以问世。相对而言，在研究音乐审美观念方面，我们还有所欠缺，这主要表现在，我们还没有建立一整套中国音乐美学的范畴体系。音乐美学作为概念存在还是作为经验存在，曾经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这种争论的背后，是音乐美学究竟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还是一门理论性的学科。通过近十来年的探讨，大家逐渐形成了一些共识。韩锺恩认为：音乐美学（Aesthetics in music）是人用理性的方式去研究人如何通过音乐的方式所进行的审美活动及其结果的现象。[1]张前认为：“音乐美学是以研究音乐艺术的美学规律为宗旨的一门基础性的理论学科。”[2]赵宋光认为：“音乐美学是研究人类立美审美实践普遍规律与总体目的的一门特殊的艺术哲学。”[3]王宁一认为：“音乐美学是研究人类音乐立美、审美实践普遍规律的一门特殊的艺术哲学。”[4]音乐美学是一门超经验的学科[5]，是从概念到概念的学科。[6]以上学者对于音乐美学学科性质的认识尽管存在一些分歧，但还是一致承认音乐美学具有理性学科的性质。正因为如此，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音乐学家威廉•奥斯丁（William W. Austin 1920-2000）认为：“音乐美学至今仍然是德语国家的擅长领域。英语世界关心音乐的思想家（以及具有思想或没有思想的音乐家）都受益于德语的哲学传统。”[7]萧友梅说：“音乐是美学是推理的音乐理论”。[8]如果我们撇开西方音乐美学理论，单看中国音乐美学部分，从《国语》到《左传》到《乐记》，再到后代的各种乐论，都体现出鲜明的理论化倾向。中国的音乐美学是完全形态的理论学科。黑格尔说：“既然文化上的区别一般是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则哲学上的区别更是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9]既然如此，中国音乐美学的历史，也应该是一部范畴演变和发展的历史。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系统地研究中国音乐美学有哪些范畴，这些范畴构成了一个怎样的体系。[10]这是由我们的学术进程和研究方法所决定的。近百年来的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已经基本完成了资料的搜集与整理、重要学术问题的辨析、中国音乐美学史的构建三项重要任务，产生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也有一些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从研究方法上看，中国音乐美学长期停留在一般的专门史研究阶段，还没有进入理论史研究的层面。中国哲学、中国诗学都早已由普通史研究进入到范畴研究。相对而言，中国音乐美学研究明显有些滞后。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列传氏”的音乐美学研究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从研究中国音乐美学的范畴史入手，去揭示和把握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开创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的新局面，加速中国音乐美学史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促进中西音乐美学的交流，是当前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的迫切要求。一、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意义开展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研究，并非把中国音乐美学史用另外一种形式重新写一遍[11]，而是以更加深刻的理论，重新审视中国音乐美学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把中国音乐美学的研究引向深入。前苏联舍斯塔科夫：“美学范畴不仅具有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意义，而且具有价值意义。”[12]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至少有五个方面的意义。一、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是揭示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发展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的根本途径。研究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目的，不是简单地陈列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哪些音乐美学家，有过多少音乐美学的论著和观点，产生了多少命题，而是要揭示中国音乐美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批判地继承传统中国音乐美学的优秀遗产。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思维，音乐美学的存在方式必然是超经验的，甚至是从概念到概念的，中国音乐美学史就是音乐美学范畴发展的历史，也就是音乐美学范畴提出、发展、聚合、裂变的历史。我们要对中国音乐美学进行深入地研究，就必然要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是怎样提出的、怎样丰富的、怎样发展的，这些范畴由不完整到完整，由单一到系统，由音乐美学领域到非音乐美学领域，或由非音乐美学领域到音乐美学领域。只有这样，才能清楚地知道中国音乐美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才能揭示中国音乐美学的发展规律。二、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是突显中国音乐美学学科特征的基本途径。中国音乐美学究包括了哪些基本范畴？这些范畴与其他学科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它们是怎样规定了中国音乐美学的基本特征？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区别？[13]三、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史，是研究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蒋孔阳先生说：“我国古代最早的文艺理论，主要是乐论。我国古代最早的美学思想，主要是音乐美学思想。”[14]中国音乐美学理论是中国艺术理论的原理论，许多中国艺术理论范畴都是由音乐美学范畴派生出来的。中国音乐美学范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在新石器时代，音乐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至今能从出土的陶器上看到大量的乐舞图案。甲骨文和金文当中有大量的乐器的名字，这说明，在殷商时代，音乐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周礼》和《仪礼》中记载了周王朝严密的音乐组织和音乐制度，秦汉以来，又产生和完善了乐府制度，诸子哲学中留下了大量的音乐故事。在文字符号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以前，音乐不仅仅是人们表情达意的手段，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宗教仪式，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中国的礼乐文化，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起来的。[15]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先秦史志、诸子百家大多都参与了讨论。《左传》、《国语》、《诗经》、《尚书•尧典》、《易经》、《仪礼》、《周礼》、《管子•地员》、《墨子•非乐》、《荀子•乐论》、《礼记•乐记》、《吕氏春秋•音律》、《吕氏春秋•制乐》中都有音乐理论的记载。这表明，音乐美学理论是中国思维成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完备的理论形态和内在的逻辑性。对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研究，能极大地丰富中国理论思维的成果，有助于提高我们整体理论思维能力。四、研究中国音乐美学概念、范畴，是揭示中国音乐美学特点的重要方法。中国音乐美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科，与中国音乐美学具有一整套范畴是分不开的。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理论史上，没有产生专门的音乐美学家，但却出现了许多独特的音乐美学范畴。这些范畴，构成了中国音乐美学独特的言说方式，形成了中国音乐美学的独特品格。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与其他思想范畴密切相关，甚至很大一部分思想范畴是从音乐美学范畴中转化而来或受到音乐美学范畴的影响，同时，一些其他思想领域的范畴也影响到音乐美学范畴。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发展，可以探索到中国音乐美学的历史脉络；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与其他思想范畴的关系，可以弄清楚中国音乐美学的品质。五、研究中国音乐美学概念、范畴，是实现中西音乐美学思想交流与共享的重要途径。中国音乐美学要实现与外国音乐美学的交流，就必须有自己的言说方式与言说系统。如果没有一套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在中西音乐理论对话中，中国音乐美学将处于失语的境地。中国音乐美学是世界音乐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汉字文化圈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如果能把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在中、日、韩汉字文化圈中作影响研究，或与西方音乐美学范畴作平行研究，将极大地丰富世界音乐美学体系。二、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体系 在漫长的音乐美学发展历程中，到底产生了哪些音乐美学范畴呢？我们暂时以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范畴命题的出处、今译及美学意义》所录100个音乐美学范畴为依据，[16]对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整体情况作一个大致分析。中国音乐美学范畴陆续产生自先秦到清代的漫长的历史时期，但时间分布却很不均衡。先秦时代，就产生了48个音乐美学范畴：和；声一无听；新声；修礼以节乐；耳所不及、非钟声也；乐从和，和从平；声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省风以作乐；无礼不乐，所由判也；中声，淫声；德音；哀有哭泣，乐有歌舞；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尽善尽美；文之以礼乐；乐则《韶》、舞，放郑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非乐；察国有之所以亡者；今之乐由古之乐也；与民同乐；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五音令人耳聋；大音希声；法天贵真；天籁；心斋；坐忘；无声之中独闻和；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乐者乐也；审一定和；中和；礼乐；以道制欲；美善相乐；乐以道乐；濮上之音；亡国之音；靡靡之乐；悲；乐本于太一；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以适听适则和矣；凡音乐通乎政。产生于汉代的音乐美学范畴有17个：无声之乐；意；持文王之声，知文王之为人；感于物而动，故行于声；乐者，德之华也；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礼外乐内；乐者，天地之和也；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德音之谓乐；发乎情，止乎礼义；中正则雅，多哇则郑；琴德最优；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移情。魏晋时期的音乐美学范畴有7个：声无哀乐；音声有自然之和；躁静者，声之功也；声音以平和为体；音声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渐近自然。隋唐以下的音乐美学范畴有28个：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水乐；不得其平则鸣；有非象之象，生无际之际；正始之音；此时无声胜有声；唱歌兼唱情；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发于情性，由乎自然；以自然之为美；有是格便有是调；诉心中之不平；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论其诗不如听其声；人，情种也；以痴情为歌咏，声音而歌咏，声音止矣；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以音之精义而应乎意之深微；求之弦中如不足，得之弦外则有余；声争而媚也者，时也，音淡而会心者，古也；不入歌舞场中，不杂丝竹伴内；必具超逸之品，自发超逸之音；藉琴以明心见性；希声；无促韵，无繁声，无足以悦耳，则诚淡也；惟其淡也，而和亦至焉矣；丝胜于竹，竹胜于肉……。纵观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发展史，可以分为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先秦时期，是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发韧期，出现了大量的礼乐原范畴和学术争论，决定了中国音乐美学的基本框架。第二个时期为汉代，是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系统化的时期。《乐记》、《史记•乐论》对先秦时期尚处于自由状态分布的礼乐范畴进行了整合，形成了较为纯粹、系统的礼乐理论体系。第三个时期为魏晋时期，是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丰富和转变的时期。嵇康、陶渊明等继先秦诸家之后，对礼乐理论范畴体系中的一些基本命题进行了否定。第四个时期为隋唐以后，是中国音乐美学的发展时期，礼乐理论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同时，也遭到不平则鸣、发乎情性，由乎自然等范畴的挑战。第五个时期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音乐学界为顺应世界音乐的发展，围绕振兴国乐这一课题而进行的探讨。这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现代转换与新生时期。就逻辑结构而言，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体现出明显的层次感。有的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提出“音乐美学的逻辑起点，也许应当从一个乐音上的乐理（物理）——心理（生理）二重性的分析开始”的理论。[17]从哲学上说，这样的提法是不错的，但从中国音乐美学的实际情况来看，做二重分析似乎远远不够。因为中国音乐美学涵盖的范围远比二重结构要宽泛得多。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音乐思想包括声、音、乐三层结构。万绳武说：“夫治乐者有三趋，其旨各不同：有乐政焉，有乐理焉，有乐声焉。奏文乱武，康乐和亲，出之以征诛，入之以揖让，此乐之政也。王者习之，以兴天下，乐之属于治术者。聆音察理，以物和声，正之以宫商，继之以律吕，此乐之理也。儒者习之，以永后世，乐之属于学术者。调丝弄竹，悦性陶情，托声调之抑扬，写胸襟之郁鬯，此乐之声也。技者习之，以鸣一时，乐之属于艺术者。”[18]据我们的观察，中国音乐美学包括“感觉与感知（声）——序化与象征（音）——礼乐制度（乐yuè）——价值认同（乐lè）”四层结构。《乐记》中说：“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即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是音乐的基本手段和材料，《乐记》说：“声者，乐之象也”。声具有物理属性，是中国音乐范畴空间的第一层。《乐记》中说：“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又说：“声成文，谓之音”。“变成方”、“声成文”，都是文之以礼乐的意思，是将自然音响序化、体系化、象征化，并用金、石、丝、竹等乐器表现出来。这个音，已经不是一种纯粹的感叹和摹拟了，它深深地打上了人类生活的印记。音是中国音乐范畴空间的第二层。《乐记》中说：“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又说：“乐者，所以象德也”，“德音之谓乐”。可见，这个乐不同于我们今天在音乐厅里听到的音乐。音乐厅里的音乐，与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是一种审美关系。《论语•阳货》中说：“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与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已经超出审判关系的范围，抽象为一种政治伦理关系，这就是礼乐制度。乐（yuè）是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空间的第三层。《礼记•乐记》中说：“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这个乐（lè），与孔子所言的“回也不改其乐”之“乐”相同，都表示对儒家礼乐制度的价值认同。乐（lè）是中国音乐思想的第四个层次。《尚书•虞书•舜典》说舜曾“同律、度、量、衡。”《周礼•春官宗伯》说大司乐“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左传•文公六年》中记载：“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礼则，使毋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这说明，律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音乐技术的指标，而是中国古代整个社会政治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它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我们可以说，律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标准尺。《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乐》乐所立，故长于和。”和是中国音乐美学的宇宙哲学。它广泛辐射到中国音乐美学各个层次。“声一无听”，各种不同的音响要相互调和，这是物理音响之和。“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国语•周语下》） “审一定和”。（《荀子•乐论》）这是器乐之和。“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国语•周语下》）这是政治之和。“凡人神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和，然后可同也。”（《国语•周语下》）“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吕氏春秋•大乐》）人与神、器物与制度、观念与哲学合而为一，构成了浑然一体的宇宙哲学模式。中国音乐美学的理论大厦，就是这样层层构建起来的。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无数的理论家前赴后继地参与了这一体系的构建，这是世界音乐美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发展时间很长，范畴也很多，但这些范畴并非游离态，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聚合两大范畴体系：声、音、乐、和、律、风等系列范畴都是从礼乐这个核心范畴生发开去的；五音令人耳聋、法天贵真、天赖、心斋、坐忘、声无哀乐等系列范畴，基本上是从非乐引申出来的。三、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特点中国音乐美学范畴有以六大特点。第一，原范畴在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音乐美学的原范畴基本直都产生于先秦时代，汉代对儒家的礼乐范畴体系进行了系统化，奠定了礼乐范畴体系的大局。魏晋时代，嵇康等人又对道家的音乐美学范畴进行了系统地思辨，奠定了道家音乐美学的框架。绝大多数的中国音乐美学范畴都是在先秦时期建立起来的，后代基本上没有产生多少新的范畴。这些原范畴的含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内涵和外延发生了许多变化。如风，在孔子以前与孔子以后就有不同的含义。范畴含义的不确定性给范畴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第二，反映音响结构方面的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发展缓慢。反映音响结构方面的中国音乐美学范畴自秦以来，就没有多大发展，这与日益发展的中国音乐很不相符，是中国音乐理论构建方面的天然缺陷。第三，反映音乐社会功能方面的范畴特别发达。自汉以来，几乎历代正史的礼乐志都要就音乐与社会制度的关系问题进行论述。第四，大部分的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缺乏独立的理论品格，很多范畴都围绕某一中心范畴，构成一个范畴群，集中反映某一方面的音乐问题。如在“礼乐”这一范畴的周围，就有礼乐教化之功、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教等一大批范畴。构成了一个小小的范畴群。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音乐美学的范畴体系是由一个一个的范畴群构建的。第五、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与中国哲学、中国伦理学等其他学科的范畴相互重叠。如和，是一个音乐美学范畴，又是一个哲学和社会学范畴。“乐者，乐也”这样的范畴，既谈音乐、又讲体制，最后归于人情，既是乐理、又是伦理，还是心理。礼乐这一范畴本身就是由礼制和乐制两个范畴合并而成。第六、相对于音乐审美经验而言，中国音乐美学理论体系一直占据强势地位，这对中国古代的音乐创作造成了重大影响。由于过分注重音乐的政教功能，音乐家在创作主流作品的时候，十分注意音乐的调性和标题。因此，在数千年的中国古代音乐创作史中，纯粹声音陈述式的音乐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都是只有歌词，没有乐谱，甚至还有六首只有标题没有歌词的笙诗。这说明，标题的意义要大于音响本身。四、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研究的资料与方法我们做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研究，就是要从史源上弄清楚中国音乐美学中的主要范畴的提出，原始含义及其发展、演进过程；从逻辑结构上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群的结构和层次以及其逻辑关系，揭示中国音乐美学的逻辑特征。做中国音乐美学的研究，最大的资料缺失是中国古代的音响作品留下来的并不多，古时的音乐没有办法听到，古人遗留下来的珍稀的曲谱资料是我们今天研究的第一类资源。就理论形态的资料而言，历代正史、通史、典制中多有记载，这是我们研究的第二类资源。历代官私书目中保留了当时一部音乐文献的信息，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线索进行考辩，大略可以多掌握一些当时音乐理论发展的情况，这是我们研究的第三类资源。《全上古三国魏晋南北朝文》、《先秦汉魏六朝诗》、《全唐诗》、《全唐文》、《全宋文》、《全宋诗》以及《教坊记》、《羯鼓录》、《乐府杂录》、《唐会要》、《唐六典》等书志中有一些音乐理论材料，这是我们研究的第四类资源。文学、绘画、雕刻、出土文物中的相关记载以及其形式，是我们研究的第五类资源。研究中国音乐美学范畴，广泛蒐集原始资料之外，还有一些方法。第一，作品分析法。正如卡尔•达尔豪斯（Carl Dahlaus,1928-1989）所言：“音乐美学这门学科常常遭到质疑：它似乎仅仅是思辨，远离其真正的对象，更多是出于哲学观念的启发而不是真正的音乐经验。”[19]要将对中国古代音乐的思辨与音乐经验紧密地结合起来。第二、坚持细读批评与整体批评相结合的方法，既弄清楚音乐美学范畴的文本含义，又注意到范畴的普遍联系。第三、坚持借鉴传统国学的精华，广泛采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注疏学、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的已有成果，决不强作解会。第四、历史参证法。任何中国音乐美学范畴都不仅仅只是范畴本身，必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我们在阐释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时候，不能抛开这一背景。如新乐与古乐之争，就只可能产生在后《诗经》时代与前乐府时代之间。乐府至秦初到汉武帝时代，已经成为一个广收并蓄的专门音乐机构，此后的古乐与新乐之争，就没有多大意义。第五、学说参证法。任何音乐美学范畴的提出，都与一定的学术背景相关。非乐与礼乐的争论、声无哀乐论与声有哀乐论的争论，既是音乐美学上的争论，又是不同学说之间的争论。离开学派而论学问，是十分片面的。第六、理论构建法。我们要把一人的理论、一时的理论与一个学派的理论有效联系起来，把单个的范畴与其所在的范畴群联系起来，构建起中国音乐美学的完整体系。第七，史料学方法。坚持用史料学的方法，追溯中国音乐范畴的史源，挖掘音乐范畴的原创意义；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中国音乐理论史料，将史料置于时间历程中进行研究，以探讨音乐美学范畴的演变历程。有显性的史料，有隐性的史料，显性的史料，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对隐性的文史料，我们可从目录学和考据学中进行索引。如果只运用显性的文献，我们把作的研究只停留在现代的层面，如果能尽可能利用隐性的史料，则可以很好的把握当时的音乐美学情况。由此看来，建立一门中国音乐美学史料学，是一件十分必要的基础工作。第八、纵横比较法。中国古代的音响资料在正式文献中看不到了，但我们可以用民间音乐进行参照。这个研究方法可以参照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有些音响资料，在国内看不到了，可以用日本、韩国等汉字文化圈中的宗教音乐进行比照。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参照比较文化研究中的影响研究。同时，也可以将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中的某一个范畴群与西方音乐美学范畴作平行比较，这样，能更清楚地把握中国音乐美学的特征。此外，作为一门不算十分成熟的学科，完全可以借鉴其他更成熟的学科的发展经验，如哲学范畴研究、文学范畴研究等。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的研究，是一个十分宏大的工程，需要许多学者作长期的努力。可以先研究若干个中国音乐美学核心范畴的重要含义，再研究这些核心范畴周边的范畴群，然后研究中国音乐美学的理论体系，最后融入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美学思想当中。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真的很多耶 我就拿一个咯 新的时代，呼唤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 新的时代，必须建设新的文化。使人的生活更加境界，更加高尚，也进而推动我们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新的文化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人们都会关心这个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应该比现在的文化要美好得多。 ——这还用说！人们会说道。 我说的美好，有这么几层意思。 一、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将更加深刻。新的文化不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知之甚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社会、自然有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在无知、愚昧基础上的文化，是不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真正幸福的。 这就要求个人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破除种种迷信思想、教条主义，勇于探索正确认识。也要求社会倡导思想自由，倡导尊重真理，重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新的文化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个人生活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密不可分。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是每一代人的责任。新的文化，也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因此，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必须倡导人的社会责任，鼓励人们在实现个人利益基础上，为社会多做贡献；必须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的矛盾，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必须使人们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创造更多优秀的劳动成果。 三、新的文化必然大力宏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合理需求。 人是大千世界最尊贵的生命，是万物之灵。理应雄纠纠、气昂昂地活着，理应受到充分的尊重。任何打击人的尊严，而抬高人以外其他事物、力量的尊严，都是不允许的。人与人之间权利与自由是平等的。任何一个人，任意侵犯他人的尊严，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不允许的。新的文化，必须唤起人们对自己生命的尊严意识！唤起他创造生活的热情！唤起他对别人生命价值的尊重的热爱。努力使自己做一个大写的人，开创大写的人生。 同时，还要考虑人的需要，创造相应的精神文化产品。既有高雅的，又有通俗的，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脱离人的需要，这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必定是没有生命力的。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作者：李春青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论礼仪 在太阳升起的东方,精载了五千年文化的国家——中国,中国宿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很骄傲,因而更加崇扬中国的礼仪天下.古人云：“不学礼,无以立”,当我们面对社会,欲融入社会时,就必须学会礼仪,礼仪会是自己最好的敲门砖,更是一个人内心素质的表现,“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我们的周总理在国外办公时,司机为了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想超过前面外宾的车,而总理拍拍司机肩膀说：“我晚一点没什么,可别误了我们的礼仪啊.”因为感动,我敬爱总理,而因为敬爱,我更加崇扬礼仪.因为有了礼仪,便有了感人至深的程门立雪；因为有了礼仪,有了会心一笑的孔融让梨；因为有了礼仪,就有了真诚感人的张良拾鞋；因为有了礼仪,便有了远近文明的六尺巷；因为有了礼仪,便有了五千年礼仪之邦的美称；因为有了礼仪,则有了这东方大国的崛起.然而,就在今天,社会的超高速发展,水泥城市的迅速覆盖,我们似乎从这个文明迅速跨入另一个文明,脚步仓促,好像忘了什么?金钱,欲望,一些庸俗的物质追求使现代人将“礼仪”抛掷脑后,一层层的啃老族几乎要将“孝”的根基啃断；一次次掺假食品的揭发,毒害了“诚”的心灵；一个个被遗弃的幼儿,让“义”伤心的流泪；一件件暴力事件的发生,撕裂了“合”的身体；一场场官员的贪污,染黑了“忠”的面孔,看着公交车上不肯让座的年轻人,“礼”转身叹气远离了这个民族,而太阳也渐渐向西方倾斜…..而我们作为民族文化的继承人,甘心看着这些遗留下的财富流失吗?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兴则国兴,保守自己心中的道德底线,规范自身的礼仪行为,刻死守护心中的礼仪.太阳终将又会从东方升起,阳光又会重新照耀这个民族,温暖国家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人的心灵,而这民族更将光芒万丈,礼仪天下.
有礼走遍天下——论文有理走遍天下,有你走遍天下,有礼走遍天下,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帮,...我看有的大学生在大学四年里能学会文明排队,就算他们没有辜负大学的...有理走遍天下，有你走遍天下，有礼走遍天下，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帮，俗话说，国无礼则无兴，事无礼则无成，人无礼则无立。做人做事没礼将举步艰难，在中国的文化中有礼上往来，礼多人不怪，三字经也提到“亲师友，学礼仪”说的是亲近良师益友，学习礼仪道德。人际交往之尊重的缺失，其实礼仪就是尊重的表现形式，一个真正懂得礼仪的人决不会只在一个或几个特定的场合才注重礼仪规范，这是因为那些是感性的，又有些程序性的细节，早已在他们的心灵历练中深入骨髓，深入血液了。礼仪是人际交往中的一门艺术，更多时候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教养与品味，礼仪是人际交往中必须遵守的一种惯例，也是一种习惯形式，即在人与人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做法。中华礼仪，历史悠久，深远的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中华儿女。小小年龄的孔融因为主动与人分享梨子，因而成为千古美谈；秦末时期年少有为的张良因为替神秘老人绑鞋带拣鞋子，因而意外获得千古兵法奇书。西方礼仪也影响深远。英国著名的温莎公爵一次招待印度部族头领，宴会结束时，侍者为每一位客人端来一小盆洗手水。可是，印度客人不懂英国礼节，见精致的器皿盛着清水，便接过来一饮而尽。这一举动，使在场的英国人顿时愣住了。然而，还没等他们笑出声，温莎公爵马上从容的端起洗手水，也一饮而尽。于是，其他英国人纷纷效仿。温莎公爵就这样以最礼貌的方式为印度头领化解了难堪，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古今中外无数例子说明，有礼才能走遍天下，无礼必将寸步难行。古人经历告诉我们，一个好的礼仪习惯将是通向无阻人生的护照。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社会。这一时代背景，对人们的发展、成才提出了诸多新要求。其中，具有一定的礼仪知识，就是当今社会对我们每一个人所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 在建设文明和谐社会的今天，在一言一行中彰显礼节是我们的生活常态，在一言一行中闪耀文明是我们应当谨遵的传统美德。而动不动出口成“脏”、动不动横眉冷对、动不动拳脚相加的不文明行为必将被大众所唾弃。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首先要怎样对待别人.当你友好待人的时候,也许不一定每一次都得到回报,或许暂时还吃亏了,但从长远来看,受益最多的人一定是自己.著名演员成龙有句名言:吃亏就是赚.所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一个讲究礼仪的人,必定能获得家庭和美,事业成功和人际的和谐. 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而作为民族希望之星的新一代青年大学生，我们又应该怎样让中华民族崇礼、尚礼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呢？我想有必要来谈谈"当代大学生缺什么"这个话题了，从中或许可以发现点问题，并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培养出新世纪的复合实用型人才：坐下来能写、站起来能讲、跑出去能干。一位老教授感慨的说："我看有的大学生在大学四年里能学会文明排队，就算他们没有辜负大学的培养和教育了"。听罢，震惊，怀疑------一些用人单位抱怨：如今的大学生从学校里带出来的是一股子傲气和散漫的作风，大事作不来，小事不愿作，自身修养和文明素质令人失望到一定程度了！听罢，震惊，怀疑-----想想吧！这样的评价是否也有你有我在里面？曾经有这样一个大学生骑自行车不慎碰了一位老人，大学生当场就喊了一句：“你长眼睛了吗？”，就一句话把老人给骂懵了。她不敢相信，眼前这位穿着时髦的大学生，竟然这么粗鲁不讲道理，她艰难的从地上爬起来，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在我们生活的周围，不讲礼貌的人越来越多。我想起孔夫子说的“不学礼，何以立”我觉得很有道理。孔子认为："不学礼，无以立"。大学生是属于社会层面较高的一个特殊阶层，这就要求我们谁拥有良好的形象，谁才有可能争取立于不败之地。面临毕业后的茫茫求职路，我们都希望能成功地推销自我并且实现自我价值。然而"有礼走遍天下，无礼寸步难行"，"学校十年功，不抵社会十分钟"啊！与其这样惊呼不如早作打算，所以我认为在研究当代大学生的形象素质定位及如何提高他们的形象素质问题上，一方面应从学校德育教育上加强礼仪教育，强化礼仪课程，寓德教于礼仪教育中，开展丰富多彩的礼仪活动，促进校园尚礼风气更浓烈。 另一方面大学生本身应该作到：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严格要求自己，给自己制定礼制，从外在形象的塑造到内心境界的追求，自觉调整道德观念、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不断拓展自我知识领域，全面完善自我形象。礼貌是一种坚韧的智慧，这种平和与内 表达着对别人的尊重，不会激起对方的反感，自然给自己扩宽了很大的回旋空间，聪明人性在生活中都遵守这种法规。著名的经济学家张则行先生，一直从事凯恩斯经济理论研究，一生著述颇丰，其学术成果享誉国内外。如今已经是 老人，这位老人每每遇见朋友，都以将近90度的鞠躬文礼，对方不知所措。通过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出不礼貌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个人的素质问题。礼貌是一种坚韧的智慧，这种平和与内 表达着对别人的尊重，不会激起对方的反感，自然给自己扩宽了很大的回旋空间，聪明人性在生活中都遵守这种法规。少年兴则国兴，少年立则国立.我们"礼仪之邦"的美誉会在新世纪里更名副其实，更光彩夺目
俗话说：“有礼走遍天下，无礼寸步难行”礼貌待人，和谐你我他。下面是我为你带来的关于礼貌作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刘环悦，你过来！”戎老师严肃地叫道，刘环悦叹了一口气，慢吞吞地站了起来，向老师走去，咦？怎么回事？请听我慢慢道来：
话说周三中午，我吃完午饭，刚回到教室，坐在位置上，孙浦阳就趁我同桌还没来，一屁股坐在我身边，和我说话。才聊了一会儿，刘环悦就回来了，他一瞧位置上有人，很惊讶，便装模作样地咳了两声，“咳！咳！”听到声音的孙浦阳扭头看了一下，然后又继续跟我说话，好像没有看到刘环悦一样。
刘环悦有些生气，快步走向位置一把拉走孙浦阳，孙浦阳猝不及防，险些摔倒。她瞪了一下刘环悦，绕了一圈到我身边，突然推了一下正在喝水的他，水杯的水全洒在刘环悦的裤子上了，刘环悦生气了，又倒了一杯水直接浇在孙浦阳头上，孙浦阳皱了下眉头，狠狠地瞪了一下他，然后寻找面纸。
一场“战争”似乎平息了，但不知怎的戎老师知道了，所以，叫来两位当事人------孙浦阳、刘环悦，狠狠地教育一番，最后，两人各喝了一碗“心灵鸡汤”，这才罢休。
其实，这件事两个人都有错，孙浦阳不该不经别人同意就坐别人的椅子，刘环悦不该随便就拉扯孙浦阳，可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些道理。最近班队课就举行了“礼貌待人”的中队活动，孙浦阳和刘环悦他们的行为，我想，应该规划到不尊重他人的列表里。
如果情景再现，刘环悦走到孙浦阳面前，礼貌地说一声：“这是我的位子，请让一下”，而不是粗鲁地拉走她，孙浦阳也许就不会突然推他一下吧？如果孙浦阳看见刘环悦，起身并对他说一声“对不起！”而不是不理睬他，刘环悦也许就不会猛地拉走她吧？
或许你随地吐一口痰，在你不认为不算什么，在别人眼里是不是就成了没有形象的人，或许你不经意说了一句脏话，别人听了是不是就会觉得你不文明呢？礼貌待人，尊重他人，希望你也做得到！
俗话说：“有礼走遍天下，无礼寸步难行”，礼貌能拉近人与人的'距离，能化解冲突与纠纷，更能突显出自己本身的气质，使我们更容易和别人打成一片，结交新朋友。
去年夏天去露营的时候，我在玩游戏时，没注意前方，一不小心撞到一位叔叔，使他手上的汤溢了出来，我赶紧弯腰向对方赔不是，把头抬起来时，只见对方脸上堆满笑容，丝毫没有任何怒气的对我说：“下次小心一点！”说完就走了，因礼貌的道歉，化解了当时的尴尬。
在暑假期间，爸爸心血来潮的带我去看电影，回程的路途中，后方的车子为了超车，便和我们的车擦撞，爸爸赶紧下车察看，只见对方车主下车瞪了一眼后，就上车了，爸爸上车便和我说：“人如果没有礼貌只会让人更讨厌，最没有修养的人就是这种人，儿子啊！你长大后绝对不能成为那种不懂礼貌又没有修养的人呀！”
前几天，我自己一个人对着校园的墙壁投球，结果一不小心力道太大，球还没打到墙壁，就弹射出去了，我苦恼着球飞到哪里了？正好撞见同班同学，于是我很有礼貌的请他一同帮忙寻找，他二话不说马上帮忙，果然没多久他就在草丛里找到了球，我十分感谢他的帮忙，不然一个人在如此广阔的校园里找球，也不知道球找不找的到呢！
自古以来，中国就被称为“礼仪之邦”可见我们多么重视礼仪，有礼貌不但提升了我们的气质，也使别人更尊敬我们，因此，我们都应该成为有礼貌的人，才能共创一个温馨又祥和的未来！
星期五下午第六、七节是上活动课，学校举行“学雷锋”活动。小宁叫我们搬三张桌子和椅子，还要带剪刀、小刀、包书纸和双面胶赶快到大操场。我们就迅速的搬桌椅和带齐东西下去，准备为同学们服务——包书。哇!我看见学校到处都是同学，真热闹。我还看见同学们分组为同学服务：有洗红领巾的、有按摩的、有擦鞋子的，还有缝校服的等等。大家都干得很好!
突然，我看见学校综合大楼一楼旁边的停车场，六(2)班的少先队员正带着拖布、抹布和水桶来到停车场，要帮助叔叔阿姨擦汽车。
他们已经分好组的：一个人用拖布先把车上的泥擦掉，另一个人用抹布细细地抹。尽管汽车停在停车场里，闷热闷热的，可是他们不怕辛苦。他们擦呀，抹呀，个个汗流满面，干劲十足。由于车高，有的地方擦不着，他们就借同学的椅子，爬上椅子再擦。有一个身穿T恤衫的男同学更是精心地擦着挡风玻璃。他先用湿布擦一遍后再用干净的抹布擦。他很清楚的知道，如果擦不干净，就会影响司机的视线，就会出事故，那就不得了。
经过六(2)班的少先队员的辛勤劳动，几辆汽车旧貌换新颜，洁白的车身上的几道红条纹和五颜六色的广告字，在阳光下更加鲜艳夺目。人们坐上这么漂亮的汽车，那多开心啊!他们的辛苦换来了汽车的美，换来了城市的美，换来了大家的欢笑。
我看完之后，心想：我们应该要自觉地做好事。这样该有多好啊!
在大一的第二个学期，我选修公关礼仪课程。这是作为大学生的我第一次面对选修课，所以在选择过程中我的态度非常谨慎。经再三思量和对比后，我选择了《公关礼仪》课程。之所以选修这门课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作为一名大学生，学习《公关礼仪》课程有利于提高自己的公关礼仪素养；其次，在学校与社会上，自己需要更加自信、更加积极主动地去推销自己，而公关礼仪是则自己成长和成功必需的法宝；再次，作为一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接待外宾，更需要掌握礼仪知识。所以就下定决心选择了《公关礼仪》。 经过几周的公关礼仪实训，受益匪浅，才知道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在商业活动中是如此的重要，才知道一个人的言行举止中蕴含了如此多的东西，也才知道礼仪一词所涵盖的文化跟修养！我们首先学习了礼仪的概念，以及礼仪所涉及的各个方面，课堂中还不时有同学的演习，老师的示范，听来也容易接受，更可以根据所学习的礼仪知识来衡量自己！因为一个人的底蕴跟内涵并不是很容易就可以被别人发现的，所以我们需要礼仪，这扇展示自己的窗户，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在一个随时都在推销自己的商业化年代，我们更需要标准专业的礼仪！有礼走遍天下，无礼寸步难行。对于我们学习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而言，礼仪是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门学问，或者说是一门技能。市场营销就是要跟消费者跟客户打交道，要想别人接受你的产品，就必须要让消费者跟客户接受你这个人，这样才会对你的公司跟产品产生最初的好印象！然而礼仪就是人与人沟通中所必须的诚意，尊重！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礼仪都没有，又有谁能够接受得了他，更别提跟这种粗鲁的人合作做生意了！ 对于公关礼仪的训练，我觉得并不是整夜睡木板，整天靠墙站就可以了的！一个人的礼仪品行首先是由内而生的，如果一味的重视给人的感觉但是确实没有内涵与内在的修养又何尝不是在自欺欺人人，而且还欺人欺得那么的辛苦！所以修身当从修心而起，一个真正有内涵有修养的人严格要求自己来也必定不是难事！而修心最好的办法就是多读书！.Xep927 { display:none; } 公关礼仪是一种学问、是一门交往中的艺术科学。通过老师的讲述和课堂练习，我主要掌握了一些说话的技巧，穿着应注意的地方，待人接物的方方面面，与人交往的诸多细节等等。公关礼仪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规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学习公关礼仪是适应现代环境在现代社会生存的必备法宝。我相信其他同学和我一样，通过本学期的学习，一定使自己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对自己在以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一定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重要的作用。 在这个学期，学习了《公关礼仪》这门课程对我触动很大，对我学习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杨老师上课风趣幽默、博学多识、为人师表的形象，亦将对我产生重大影响。我将会把课上学习的知识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去，努力提高自己的自身修养、个人形象和人际关系，使自己在公关礼仪方面有一个质的提高。 :淘金者论文范文是你生活，学习的好助手 学习《公关礼仪》，在这门课中收获、感受颇多。同时，也对公关礼仪也有了基本的认识。礼仪不是法律，不是由司法机关强制执行的。礼仪是待人处事的规范，是社会群体日常生活与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合乎道德及规范的一些行为准则。这些行为规范并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团体所规定的，而是由社会大众一致认可并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因此，就像学界所公认的一样，“礼仪是靠人自学来维系的，靠社会舆论来监督的，并被人们逐渐重视起来，从而发展至今形成一门规范的学科。”礼仪作为一门学科，需要教育和训练，这样可以更为广泛地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一种道德信念和礼貌修养准则。这样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力量。在这种力量下，人们不断提高自我约束、自我克制的能力，在与他人交往时，就会自觉按礼仪规范去做，而无需别人的提示和监督，从而使自己变得更有魅力，散发出一种与常人不同的气质。“礼出于俗，俗化为礼。”公关礼仪可谓是人与人交往中的一种艺术，人是离不开交流的。学习公关礼仪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很有用处，它将是我们受用终身的财富。一个有礼貌有修养的人会给人以一种美好的形象，也可以让你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让你终身受益。公关礼仪的职能之一就是塑造个人形象，做为一名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有良好的修养和素质是很有必要的，它不仅可以体现当代大学生的风貌，也可以让你这辈子受用，怎样才能成为一名有修养的人呢？如何使自己的气质更高雅呢？那么就应该学习公关礼仪，以及多多了解在与他人交往中所应该注意的问题。或许很多人会问：“这不是在给自己套圈子吗？这不是不自由的表现吗？”我想说的是，原始人类自由吗？原始人类很讲究礼仪吗？所以说，讲究礼仪，并不是不自由的表现，那文不对题。同时，也并不是教一个人如何在大众面前装模作样，而是它的发展是和自身的道德
有礼走遍天下——论文有理走遍天下,有你走遍天下,有礼走遍天下,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帮,...我看有的大学生在大学四年里能学会文明排队,就算他们没有辜负大学的...有理走遍天下，有你走遍天下，有礼走遍天下，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帮，俗话说，国无礼则无兴，事无礼则无成，人无礼则无立。做人做事没礼将举步艰难，在中国的文化中有礼上往来，礼多人不怪，三字经也提到“亲师友，学礼仪”说的是亲近良师益友，学习礼仪道德。人际交往之尊重的缺失，其实礼仪就是尊重的表现形式，一个真正懂得礼仪的人决不会只在一个或几个特定的场合才注重礼仪规范，这是因为那些是感性的，又有些程序性的细节，早已在他们的心灵历练中深入骨髓，深入血液了。礼仪是人际交往中的一门艺术，更多时候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教养与品味，礼仪是人际交往中必须遵守的一种惯例，也是一种习惯形式，即在人与人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做法。中华礼仪，历史悠久，深远的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中华儿女。小小年龄的孔融因为主动与人分享梨子，因而成为千古美谈；秦末时期年少有为的张良因为替神秘老人绑鞋带拣鞋子，因而意外获得千古兵法奇书。西方礼仪也影响深远。英国著名的温莎公爵一次招待印度部族头领，宴会结束时，侍者为每一位客人端来一小盆洗手水。可是，印度客人不懂英国礼节，见精致的器皿盛着清水，便接过来一饮而尽。这一举动，使在场的英国人顿时愣住了。然而，还没等他们笑出声，温莎公爵马上从容的端起洗手水，也一饮而尽。于是，其他英国人纷纷效仿。温莎公爵就这样以最礼貌的方式为印度头领化解了难堪，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古今中外无数例子说明，有礼才能走遍天下，无礼必将寸步难行。古人经历告诉我们，一个好的礼仪习惯将是通向无阻人生的护照。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社会。这一时代背景，对人们的发展、成才提出了诸多新要求。其中，具有一定的礼仪知识，就是当今社会对我们每一个人所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 在建设文明和谐社会的今天，在一言一行中彰显礼节是我们的生活常态，在一言一行中闪耀文明是我们应当谨遵的传统美德。而动不动出口成“脏”、动不动横眉冷对、动不动拳脚相加的不文明行为必将被大众所唾弃。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首先要怎样对待别人.当你友好待人的时候,也许不一定每一次都得到回报,或许暂时还吃亏了,但从长远来看,受益最多的人一定是自己.著名演员成龙有句名言:吃亏就是赚.所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一个讲究礼仪的人,必定能获得家庭和美,事业成功和人际的和谐. 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而作为民族希望之星的新一代青年大学生，我们又应该怎样让中华民族崇礼、尚礼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呢？我想有必要来谈谈"当代大学生缺什么"这个话题了，从中或许可以发现点问题，并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培养出新世纪的复合实用型人才：坐下来能写、站起来能讲、跑出去能干。一位老教授感慨的说："我看有的大学生在大学四年里能学会文明排队，就算他们没有辜负大学的培养和教育了"。听罢，震惊，怀疑------一些用人单位抱怨：如今的大学生从学校里带出来的是一股子傲气和散漫的作风，大事作不来，小事不愿作，自身修养和文明素质令人失望到一定程度了！听罢，震惊，怀疑-----想想吧！这样的评价是否也有你有我在里面？曾经有这样一个大学生骑自行车不慎碰了一位老人，大学生当场就喊了一句：“你长眼睛了吗？”，就一句话把老人给骂懵了。她不敢相信，眼前这位穿着时髦的大学生，竟然这么粗鲁不讲道理，她艰难的从地上爬起来，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在我们生活的周围，不讲礼貌的人越来越多。我想起孔夫子说的“不学礼，何以立”我觉得很有道理。孔子认为："不学礼，无以立"。大学生是属于社会层面较高的一个特殊阶层，这就要求我们谁拥有良好的形象，谁才有可能争取立于不败之地。面临毕业后的茫茫求职路，我们都希望能成功地推销自我并且实现自我价值。然而"有礼走遍天下，无礼寸步难行"，"学校十年功，不抵社会十分钟"啊！与其这样惊呼不如早作打算，所以我认为在研究当代大学生的形象素质定位及如何提高他们的形象素质问题上，一方面应从学校德育教育上加强礼仪教育，强化礼仪课程，寓德教于礼仪教育中，开展丰富多彩的礼仪活动，促进校园尚礼风气更浓烈。 另一方面大学生本身应该作到：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严格要求自己，给自己制定礼制，从外在形象的塑造到内心境界的追求，自觉调整道德观念、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不断拓展自我知识领域，全面完善自我形象。礼貌是一种坚韧的智慧，这种平和与内 表达着对别人的尊重，不会激起对方的反感，自然给自己扩宽了很大的回旋空间，聪明人性在生活中都遵守这种法规。著名的经济学家张则行先生，一直从事凯恩斯经济理论研究，一生著述颇丰，其学术成果享誉国内外。如今已经是 老人，这位老人每每遇见朋友，都以将近90度的鞠躬文礼，对方不知所措。通过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出不礼貌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个人的素质问题。礼貌是一种坚韧的智慧，这种平和与内 表达着对别人的尊重，不会激起对方的反感，自然给自己扩宽了很大的回旋空间，聪明人性在生活中都遵守这种法规。少年兴则国兴，少年立则国立.我们"礼仪之邦"的美誉会在新世纪里更名副其实，更光彩夺目
你还是自己写吧，练练文笔是不错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汉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入了日本，譬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唐鉴真东渡，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雕塑等传到日本，大量日本遣唐使如吉备真备、高僧空海、阿倍仲马吕等到中国研习中国的文化。如此，使日本的文字、建筑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现在我国难觅身影的十字亭，在日本还有完好的保存。在韩国，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明清以后的实学思想，如果人们不知道李退溪、曹南冥、李栗谷、洪大容、丁若镛等人是韩国哲学家，仅看他们的著作难以判断作者的国籍。而中国文化中的礼教内容，在中国早已失传，在韩国还保留的相当完整，因此，韩国被西方国家称为是儒教国家的活化石。 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对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这种影响。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特别是其中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焦点是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清之际，通过西方耶稣会士，通过东学西渐，还传播到了欧洲一些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先后传到西方后，对于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的影响最大，法国成为当时欧洲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一些儒家经典如《论语》、《大学》等，就通过法国传到了欧洲其他国家。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很少有不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如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推崇程度，让我们现在都感到震惊。伏尔泰就在礼拜堂里供奉着孔子的画像，把孔子奉为人类道德的楷模。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直到费尔巴哈以及大文豪歌德等人都研究过中国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如莱布尼茨就认为，正是中国的发现，才使欧洲人从宗教的迷惘中觉醒过来。这种影响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影响了德国的辩证法思想。 那么，中国文化对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与西方现代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学术界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反思，在反思中得到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现代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既不是始于16世纪的科学革命，也不是始于17世纪的工业革命，而是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因为启蒙思想集中表现了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于是，就得出了这样两个基本命题和结论：第一个命题就是：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思想发生过重要影响；第二个命题就是，“启蒙思想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条件”。结论就是：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包括亚洲、欧洲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对中国文化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和重视。 我们知道，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现代化程度较高，但韩国的现代化不是在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而是在对传统文化尊重、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到过韩国的人对韩国人的爱国精神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都深有感触。譬如，韩国目前最著名的大学成均馆大学，该校现在仍以儒家思想为宗旨，以仁义礼智为校训。每年2月和8月，韩国人还会按照传统方式到文庙去祭祀孔子，还有完全按照传统儒家教学方式授课的学院，讲授的主要课程就是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在中国几乎已经消失殆尽的传统县学和书院，在韩国至今还有300多所。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也在2004年底在韩国首都挂牌成立。韩国还将儒家文化的精神，通过电影、电视，各种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可以说，韩国是以儒家文化立国育民的成功范例，被西方很多学者称作“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国度”。韩国没有抛弃和否定传统文化，而是把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了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中。 新加坡则从1980年代，就开始推行以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文化再生”运动。1982年春节，李光耀总理号召新加坡人民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儒家的传统道德，并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治国之道”。1988年10月，第一副总理吴作栋又提议把儒家东方价值观提升为国家意识，并使之成为每个公民的行动指南。1990年2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充满儒家伦理精神的《共同价值白皮书》。该书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为：(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重视传统文化告诉我们： 第一、这些国家之所以都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儒家传统文化中一部分价值观、伦理观已经积淀成为他们民族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心理。如李光耀1978年在国庆献辞中曾说：“也许我英语比华语好，因为我早年学会英语；但是即使再过一千个世代，我也不会变成英国人。我心中所信守的不是西方的价值体系，而是东方价值体系。” 第二.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现代化，不必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的。 吉林大学已故的著名哲学理论家高清海教授指出：“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一个社会和民族要站起来，经济上的实力是必要的基础，然而这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首先要从思想上站立起来，一个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哪怕它黄金遍地，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它内在地要求人们从理性的高度来判断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澄明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反思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也即是说，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理论，乃是中国人反思自己的生命历程、理解自己的生存境域、寻找自己未来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
儒家的首重之乐是祭祀乐。祭祀乐:儒家首重之乐先秦时期,“乐”是一种集歌唱、舞蹈、奏乐。祭礼乐，祭祀天神、地神和祖先时演奏的音乐。有“保太平”、“定大业”等百余首乐曲。到朝鲜朝末期，朝鲜仍保有祭祀圜丘、社稷、宗庙、文庙、先农、先蚕之风俗，在这些祭祀仪式上都要演出音乐和舞蹈。文庙祭上演奏的音乐称文庙祭礼乐，宗庙祭上演奏的音乐称宗庙祭礼乐。严格地说，文庙祭礼乐并非朝鲜音乐，而是中国古代音乐之一，但在中国业已失传，现仅存于朝鲜。使用乐器为清一色雅乐器，有编钟、特钟、编磬、特磬、琴、瑟、箫、篪、龠、_、笙簧、埙、缶、节鼓、晋鼓、路鼓、路鼗、_、拍等。宗庙祭礼乐是朝鲜王朝世宗年间参照朝鲜王朝初期的吹奏乐和乡乐谱写的，使用乐器除上述雅乐器外，还有唐乐器方响、杖鼓、奚琴、牙筝、唐笛和朝鲜乐器大_。伴着祭礼乐跳的舞称之为“佾舞”。祭礼乐亦称“祭乐”。
嗬嗬……可以读一读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应该就很清楚了……地址：
礼乐制度是中国古代是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比如孔子认为各国争霸，社会混乱的原因就是“礼坏乐崩”礼乐制度对于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有一定作用，但束缚了人的自然需求，所以是好是坏不能一概而论，他们是辩证统一的。但是，到现代社会来说它的消极一面更多些。
西周礼乐制 周的礼乐制度就是等级制度 西周春秋时代所讲究的“礼”，是贵族根据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制阶段的风俗习惯加以发展和改造，用作统治人民和巩固贵族内部关系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维护其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具有维护贵族的世袭制、等级制和加强统治的作用。当时许多经济和政治上的典章制度，常常贯串在各种礼的举行中，依靠各种礼的举行来加以确立和维护。 到春秋后期，就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这些卿大夫在夺取国君权力的同时，不但僭用诸侯之礼，甚至僭用天子之礼。按礼，天子的舞用“八俏”（“佾”是“列”的意思，每列八人，八佾六十四人），这时季孙氏也用“八佾舞于庭”，孔丘斥责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按礼，天子祭祖唱《雍》诗来撤除祭品，这时鲁的三家都“以《雍》撤”，孔丘认为这种事不该出于“三家之堂”。按礼，只有天子可以“旅”（祭祀）于泰山，这时季孙氏“旅于泰山”，孔丘又指责他不懂礼（《论语·八佾篇》）。卿大夫这样“僭礼”，实质上就是夺取政治权力的一种表现。 礼乐制度主要用来维护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荀子·礼论篇》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族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所说“礼之三本”，天地代表神权，先祖代表族权，君师代表君权。后来统治者以天、地、君、亲、师作为礼拜的主要对象，就是根据这个理论。 西周春秋时代贵族讲究的礼是比较多的，有籍礼、冠礼、大搜礼、乡饮酒礼、乡射礼、朝礼、聘礼、祭礼、婚礼、丧礼等等。籍礼是用来监督平民在“籍田”上从事无偿的集体劳动，以维护称为“籍”的办法的。冠礼是授予成年贵族种种特权，以维护贵族的利益和巩固贵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大搜礼具有军事检阅和军事演习性质，起着整编军队、检阅兵力和加强统治的作用。乡饮酒礼在于维护一乡之内贵族的宗法制度和统治秩序。乡射礼具有以乡为单位的军事训练和军事学习的性质。朝礼在于尊重国君的权力和地位。聘礼在于维护贵族内部的等级和秩序。祭祀天地和祖先在于维护神权和尊重族权。婚礼和丧礼在于维护宗法制度和族权。 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农田制度的变革，“籍”的方法废除不用，这时籍礼只是统治者用来表示关心农业生产的礼仪。由于军队成分和战斗方式的改变，原来的大搜礼就失去作用。由于地方组织的改变，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的性质也不同了。这时由于中央集权政体的建立，执政者统治的需要，重视的是即位礼、朝礼、祭礼和丧礼。《荀子》的《礼论篇》着重讲究祭礼和丧礼，对丧礼讲得特别详细，就是为当时的礼乐制度制造理论根据的。 西周礼乐制等级表 等级 乐队 乐舞 王 四面 八佾 诸侯 三面（缺北面） 六佾 卿大夫 二面（缺北和东） 四佾 士 一面（只有南面） 二佾 一、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二、西周礼乐制度已经达到了一个礼乐不分家的地步，所谓“礼之所及乐必从之”。
西周春秋时代所讲究的“礼”，是贵族根据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制阶段的风俗习惯加以发展和改造，用作统治人民和巩固贵族内部关系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维护其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具有维护贵族的世袭制、等级制和加强统治的作用。
“礼之三本”，天地代表神权，先祖代表族权，君师代表君权。后来统治者以天、地、君、亲、师作为礼拜的主要对象，就是根据这个理论。
扩展资料：
一、起源
礼作为阶级分化的象征，自部落时期的贫富差距就已有所形成，这里按下不表。单谈一下乐。早在部落时期，中国的古代人民就发明了诸如骨笛等乐器，还创造了音律，为音乐的出现作出了巨大贡献。山海经中就有夏后启得天乐改九招的神话记载。
到了商朝，乐作为祭祀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贵族之间也开始盛行音乐。到了周王朝，周公为了巩固统治，集前朝之大成。
从礼巩固阶级分化，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舆论，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的阶级区分。乐则被升华成了一种待遇，对于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待遇，也是为了更好的宣传和巩固阶级统治。礼乐制也是在这个时候才正式定型。
二、建立
周朝通过礼乐制度来规范贵族的身份地位，要求贵族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要符合自己的身份，贵贱长幼之间要有明显的差别。就连如何称呼“死”，不同等级的贵族也不一样：
天子——驾崩
诸侯——薨
卿大夫——卒
士——不禄
平民、奴隶——去世
相传周朝的礼乐制度是周公制定的。周公制礼作乐，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五六百年以后，孔子提到周公制礼作乐的事，还赞赏不绝！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礼乐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西周礼乐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