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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影响：
侯景之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其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陈寅恪指出：“侯景之乱，不仅于南朝政治为钜变，并在江东社会上，亦为一划分时期之大事。”侯景之乱使南朝蒙受空前浩劫，庾信的《哀江南赋》正是乱后南朝人悲凄心境的真实写照。具体而言，侯景之乱对南朝的影响，可从政治格局、经济文化、社会阶级、族群结构四方面加以分析。
全国影响：
侯景之乱除了对江东社会的变迁有划时代的意义以外，也牵动着整个中国的局势，使后三国的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侯景之乱使南朝一蹶不振，加剧了南弱北强的形势，北方两国都成为这次变乱的受益者。因此，后三国的均势被打破，极大拉近南北统一的时间。其中西魏利用侯景之乱，国力得到最充分的扩充。
扩展资料：
南北朝时期进入到公元6世纪，逐渐由南北对峙转入三足鼎立的格局。523年以后，北魏陷入六镇起义的混乱局势中，528年发生河阴之变，契胡尔朱氏集团控制北魏政权。532年，高欢消灭尔朱氏。
534年，宇文泰割据关陇，孝武帝元修西奔，后被宇文泰所害。随即高欢和宇文泰相继拥立元善见和元宝炬为傀儡皇帝，北魏遂分裂为高欢控制的东魏和宇文泰控制的西魏，两个政权间战争不断。
加上南方一直渴望收复中原的梁朝，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后三国时代，这就是侯景之乱的时代大背景。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侯景之乱
因为当时他的军事实力并不是很强大。虽然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胁，但最终还是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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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景之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其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陈寅恪指出：“侯景之乱，不仅于南朝政治为钜变，并在江东社会上，亦为一划分时期之大事。”侯景之乱使南朝蒙受空前浩劫，庾信的《哀江南赋》正是乱后南朝人悲凄心境的真实写照。具体而言，侯景之乱对南朝的影响，可从政治格局、经济文化、社会阶级、族群结构四方面加以分析。政治格局是侯景之乱对南朝直接影响的方面，其表现即为政权更迭。随着侯景之乱的爆发，原本号称“如金瓯一片，无一伤缺” 的梁王朝土崩瓦解，呈现碎片化局面。纵使侯景之乱被平定，梁朝也是四分五裂、名存实亡了。萧纪割据蜀地而称帝，荆襄的萧詧依附西魏，湘州的王琳依附北齐，萧勃固守岭南，各地盘踞自保的土豪更是不计其数。在侯景之乱中崛起的陈霸先脱颖而出，他火并了竞争对手王僧辩，并于557年迫使梁敬帝禅让，开创了陈朝，接着在他的侄儿陈蒨、陈顼的努力下，终于统一了长江以南地区，重建南朝的统治秩序。因此可以说侯景之乱引发了梁陈易代，换言之即南朝政治格局的变动。侯景之乱对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破坏是显著而惨重的。侯景最初兵临建康时，“号令甚明，不犯百姓” ，但叛军的纪律严明是暂时性的，由于久攻不下，其本性便暴露出来，“乃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裒剥，子女妻妾，悉入军营。 及筑土山，不限贵贱，昼夜不息，乱加殴棰，疲羸者因杀之以填山，号哭之声，响动天地。百姓不敢藏隐，并出从之，旬日之间，众至数万……破掠吴中，多自调发，逼掠子女，毒虐百姓，吴人莫不怨愤，于是各立城栅拒守”。 侯景公开宣扬屠杀，对麾下将领宣称“若破城邑，净杀却，使天下知吾威名！” 梁朝“王师”的纪律比起侯景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使百姓遭受双重劫难。侯景攻打台城时，梁朝援军“才过淮，便竞剥掠，征责金银” ，又“毒虐百姓” ，大失民心。552年王僧辩收复建康，纵容兵士大烧大抢，百姓哭声震天，甚至反而怀念侯景 ，“佥以王师之酷，甚至侯景”。 在侯景与梁朝官军的烧杀抢掠之下，再加上饥荒、瘟疫，江南百姓流离失所，死者枕藉，号称富庶的三吴之地经历侯景之乱后“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 ，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此外，侯景叛军还烧毁东宫藏书三万卷，象征梁朝文治的士林馆也在战乱中化为灰烬，加上后来梁元帝江陵焚书十四万卷，可以说东晋以来南方引以为傲的文化典籍收藏湮灭于侯景之乱及其间接引发的江陵之变之中。文人学士也遭逢乱离，侯景之乱对江南文化的破坏亦是不可估量。侯景之乱还引发了南朝社会阶级关系的调整。自东晋以来，士族门阀为江南地区的统治阶级，南朝以后庶族（寒人）地位虽上升，但其势力无法与士族高门相抗衡。士族往往蓄养大量奴婢，以维持他们醉生梦死的生活，到梁朝时，江南社会阶层固化严重，阶级矛盾已非常尖锐。侯景准确地利用了南朝的这个痼疾，再加上他曾向王、谢求婚失败，因此对南朝士族门阀也充满仇恨。他攻入建康后，士族门阀遭遇灭顶之灾，除了被屠杀的，还有许多士族饿死，颜之推曾云：“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 陈寅恪亦指出：“梁末之乱，为永嘉南渡后的一大结局。南朝士族在经过数百年腐化之后，于梁末被全部消灭。” 此言虽不乏夸大成分，但反映了士族门阀尤其是占统治地位的侨姓士族在侯景之乱中遭到致命打击的事实。与士族落魄悲惨相应的则是奴婢的扬眉吐气，侯景攻入台城后，下令解放被梁朝作为奴婢的北方人，又任用了许多南朝士族家的奴婢为官，使他们纷纷投奔侯景，“人人感恩，为之致死”。 侯景的队伍之所以能从入梁时的800人到起兵时的8000人，最后到围攻台城时的十万人，很大程度上是有大量的梁朝奴婢和农民加入之故，所以有学者称之为“梁末奴婢解放运动”。 侯景之乱还导致了南朝族群结构的变化。自东晋以来，南朝一直是北来侨姓士族占统治地位，吴姓士族与南方土著只是充当点缀与陪衬，鲜少有与闻机务的权力。侯景之乱使士族遭到沉重打击，不仅庶族寒人地位上升，南方土著豪酋也趁势崛起。史载：“梁末之灾沴，群凶竞起，郡邑岩穴之长，村屯邬壁之豪，资剽掠以致强，恣陵侮而为大。” 陈寅恪说：“南朝当侯景乱兴，中央政权崩溃之际，岩穴村屯之豪酋乘机竞起，或把持军队，或割据地域，大抵不出二种方式：一为率兵入援建邺 ，因而坐拥大兵。为啸聚徒众，乘州郡主将率兵勤王之会，以依法形式，或势力强迫，取代其位。”他进一步指出，侯景之乱后，“士族的历史结束了，原来默默无闻的南方蛮族中的土豪洞主，纷纷登上了政治舞台。陈朝便是依恃南方土著的豪族建立起来的。此为江左三百年政治社会的大变动。……在这个意义上陈也可说是南方蛮族建立的朝代”。 侯景之乱除了对江东社会的变迁有划时代的意义以外，也牵动着整个中国的局势，使后三国的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侯景之乱使南朝一蹶不振，加剧了南弱北强的形势，北方两国都成为这次变乱的受益者。因此，后三国的均势被打破，极大拉近南北统一的时间。其中西魏利用侯景之乱，国力得到最充分的扩充。侯景之乱中，被萧绎所排挤的梁武帝之孙萧詧称臣西魏，宇文泰趁机派杨忠等将领掠夺梁土。550年西魏破柳仲礼，攻占汉东；552年取剑北之地；553年占领巴蜀；554年陷江陵，杀萧绎，一度攻入江南湘州，其疆域扩充一倍以上。除了领土的扩张，侯景之乱给西魏及其后继的北周带来的红利还有经济实力的增强（得到富庶的蜀地）、战略地位的提升（取得“跨有荆益”的有利格局）、外交环境的改善（打破四面树敌的局面）等，从而国力陡增，由一个贫弱之国迅速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 与此同时，东魏及其后继的北齐虽然也从侯景之乱中获得一些利益，如攻占了南朝江淮之地，但由于内外局势的掣肘，其所得远不如西魏及北周，后来北齐欲借助扶植萧渊明继位来染指江南，但被陈霸先粉碎，不久后由于皇室淫乱、朝政腐败，北齐被北周所灭。另外，侯景之乱造成南北人员流动频繁，南北各自皇统的神圣性也被稀释，客观上促进了南北社会心理的认同。总而言之，侯景之乱改变了南北朝的格局，使西魏及北周一跃而成为后三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为隋朝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曾侯乙，生卒年不详（据考古发现推定，他大约生于公元前475年，卒于公元前约433年），史籍并无其人记载。是中国战国时期南方小诸侯国曾国的国君。出土文物表明，曾侯乙生前非常重视乐器制造与音律研究，兴趣广泛，同时也是擅长车战的军事家。：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指出周朝在随国、曾国都封有同姓诸侯。1979年，在随州市郊义地岗季氏梁一座春秋中期的墓葬出土两件铭文铜戈，器主季怡为曾国公族，曾穆侯之子西宫的后人。根据铭文，季怡自称“周王孙”，证明曾侯本是周王的宗支。谭维四据此推断，曾国为姬姓封国，作为其国君的曾侯乙与周天子同姓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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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礼
孙思邈崇尚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对整理、发扬仲景学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本文拟就孙思邈与《伤寒论》有关问题简介如下。
一、推崇仲景学说，为保存《伤寒论》这一珍贵文献作了毕生的努力
孙思邈对张仲景相当崇敬，认为他是唐以前最著名的医学家之一。他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说:“春秋之际，良医和缓；六国之时，则有扁鹊；汉有仓公、仲景；魏有华佗，并皆探赜索隐，穷幽洞微，用药不过二三，灸柱不逾七八，而疾无不愈者。”并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范东阳、张苗、靳邵诸部经方”（《千金要方·大医习业第一》）。就是说张仲景的《伤寒论》和《素问》、《灵枢》、《甲乙经》、《本草》等著作，同样都是“大医习业”所必须熟悉和掌握的。
孙思邈对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所阐述的针砭时弊、启迪后学的观点，十分赞同，多处引用。如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引用了张仲景“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一段，并以此作为他“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立论依据。在其卷一治病略例第三中，引用“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为（有）五脏，经络腑输，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一段，说明医道乃性命之道，非精心研求、认真实践而不可得。要求医生要认真学习医疗技术，一心一意为病人服务，“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这些都说明，孙思邈对张仲景相当推崇，他的有关医论和思想，可以说是仲景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孙思邈对张仲景《伤寒论》的评价相当高，他尝谓:“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遂披伤寒大论，鸠其要妙，以为其方，行之以来，未有不验。”他对当时一些医生不深入钻研仲景学说，不遵循仲景辨证论治的原则，滥操司命，以致失治、误治的现象能心疾首，大声疾呼，他说:“尝见太医疗伤寒，惟大青、知母等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义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旧法方证，意义幽隐，乃令近智所迷，览之者造此难悟，中庸之士，绝而不思，故使闾里之中，岁致夭枉之痛，远想令人慨然无已!”（《千金翼方·卷第九·伤寒上》
东汉末年，战乱频仍，《伤寒杂病论》问世不久，即遭兵火洗劫，原书散佚不全。幸赖东晋王叔和搜集整理才得以保存，但仍流传不广，以致孙思邈在编写《千金要方》时，尚未见到完整的《伤寒杂病论》，因而发出“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之叹。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不懈，以“一事长于已者，不远万里，伏膺取决”的精神，勤求博采，收集到了《伤寒杂病论》大部分内容，分别编次在《千金要方》卷九、卷十伤寒方及有关门下。孙思邈在撰成《千金要方》后，虽已年逾七十，但并不以此为满足，又集晚年近三十年所积累的医学资料和经验体会，对《要方》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和补充，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他对晚年终于收集到的《伤寒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并重新整理，分别编入《千金翼方》卷九、卷十伤寒门内，从而奠定了唐代纂集《伤寒论》的初基。孙思邈一生研求仲景之书，对于保存《伤寒论》这一珍贵典籍，发扬仲景学说，是有其重要贡献的。
看这篇论文19 世纪中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势力向东方扩展，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由于两国的处境和面临的任务相似，然而探索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其中两国社会结构的差异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然而两国在社会结构中的选官制度、土地所有制结构、对“商”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尤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近代化的进程。19 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势力向东的扩展，闭关自守的两个东亚封建国家———中国和日本均被迫打开了自己的大门。两国的仁人志士分别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药方，使自己的国家开始了近代化进程。然而两国的结果却截然不同———日本走上富国强民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却仍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里徘徊。例如：“日本通过开国较为成功地进入了国际社会，而中国却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原因之一在于中日在19 世纪中叶前的‘开国准备’阶段已经产生了很大差距，中国坚持华夷思想，毫无开放进取之意，而日本实现了地理世界观和文化世界观的转变，形成了开放力量。” 一、选官制度的差异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始创于隋朝。科举考试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不断的更新，使社会上下阶级在和平的情况下不断地对流，从而相对缓和了阶级矛盾。“科举考试可以把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代表人物，甚至一部分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权中来，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由于这种通过考试录用人才的办法对封建制度来说有合理的一面，中国一方面它可以使统治机构由统治阶级中最有能力的人来组成。这对封建制度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另一方面，一种对维护封建社会有效的制度自然会成为向近代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适应于儒家“君子”的理论而设立的具有很强的人文伦理性。它可以培养出一批具有德品的通才而不是一技之长的人才。广大士子们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把自己的言行严格的约束在封建政权要求的规范之内。因此自然科学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存在什么创新和发展，因此，在科举中国科学与民主就显得很苍白。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四个等级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生活。由于日本实行世袭制、门阀制使其他的三个等级的人不可能通过什么途径进入统治阶级中去。一旦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由此，产生各种矛盾并最终导致封建制度的崩溃。“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不能进入高层，在幕府末期，则促使下级武士走向与旧政治制度决裂，为倒幕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中国的科举制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升官的道路。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很难从中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因此，中国封建制度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强大的阻力。日本的门阀制、世袭制阻碍了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下级武士、其他等级的人无缘较高职务，因此产生不满，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二、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差异中国自秦汉以来，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地主经济的租佃制度，该制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主要的剥削形式。在该制度下生产者是自耕农和租佃农而非农，从表面看中国古代社会地主制下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太紧，农民与地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可以自由缔结或解除二者之间的租约。由于该制度中的封建关系比较灵活，很难像日本那样分离出异己的力量。日本处于东亚封建农业经济圈的边缘，而日本则与西欧封建土地制度相似，实行的是领主制。领主对农民实施超经济强制性剥削，使他们的身份“农奴化”。可见在这种极强的封建关系下，反而比较容易分离出异己的力量。三、中日两国的改革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不同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处于国际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自由竞争，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手段主要是商品输出，占领被侵略国家的市场，掠夺原料，从而牟取暴利。这就给日本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措施)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国戊戌变法(1898年)发生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搞资本输出，在被侵略国家开矿山，建工厂，修铁路，办银行，控制该国的经济命脉，同时对被侵略国家实行领土占领与瓜分。当时的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在腐败的清政府统治下积贫积弱，是西方列强侵略的重点对象，尤其是《马关条约》签订后，首先是日本，接着是英、法、美、俄等国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开矿。外国企业利用它们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以及从清政府那里获得的种种特权，大肆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疯狂地占领中国的商品市场。洋务运动后期产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势力极其微弱，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中国戊戌变法的实施也就没有宽松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四、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后，随着天皇制确立，明治天皇成了全国最大的财阀和地主，成了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他早年参政，励精图治，左右都是维新派权臣辅弼，得以很好地发挥其统治才能。中国光绪帝虽有抱负，并富有年轻人的敏感和热情，在政治上积极支持了戊戌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的政治偶像。但他长于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五、英美等列强的支持程度不同英美对明治维新竞相扶植，并给予直接的物质军事援助。日本走上了维新之路，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命运，成为非西方国家中惟一的强国。但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日本终因选错了榜样而走上歧途。明治维新后，手忙脚乱的新政权派出使团赴欧洲考察各国制度，以便为日本规划蓝图。代表团在考察后得出结论：一切效仿德国。原因是德国相对落后，与日本的“国情”比较接近。其结局是日本实行了德式军制，把军队直接置于天皇指挥下；同时效法德意志宪法，制定了一部政府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既无财权又无军权的帝国宪法，最终把日本造就成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军国主义怪物。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准现代”社会，明治政权有意将“西方文明”中不符合“日本国情”的若干重要部分予以剔除，而这些恰恰是现代文明中的精髓所在，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中国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比日本缓慢，中国封建阵营的分化没有达到日本的程度，中央集权的程度比日本高，西学的传播不如日本广泛而深入。一言以蔽之，戊戌变法前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阶级关系，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都没有形成像日本那样足以倾覆旧国家体制的历史条件，封建势力在各个领域里仍旧占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是戊戌变法不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特殊顽固性，而这一顽固性又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国情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发动的戊戌变法，其失败是必然的。六、中日甲午战争是对中日两国近代改革成果的一次检验。过程1895年3月，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权益；（二）中国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白银两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亿两）。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走向了更深重的灾难。1、亿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使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被外国操纵。2、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台湾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日本是甲午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亿两的赔款。赔款主要用于扩军备战，因为日本正在向军国主义发展，已经确立了吞并朝鲜、中国、东南亚，继而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打胜日俄战争创造了条件，也为其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规模最大：甲午战争比1840年以来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战争，中法战争的规模大得多。从日本来说是蓄谋已久、经过长期准备、举全国之力进行的一场侵略战争；从中国来说虽是被动的、不得已的抵抗，但也投入了海、陆军主力。甲午战争从1894年7月到1895年10月，历时1年多，从海上打到陆地，从朝鲜打到中国，经过了辽东战役、山东战役、台湾保卫战等重大战役，战争的规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失败最惨：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屡战屡败，陆军主力被击溃，海军主力被消灭，旅顺、大连、威海等重要军事基地被日军占领，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和战争力量，最后只好屈膝投降，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影响最深、后果最重：在日本由此而崛起的同时，中国进一步滑向殖民地的深渊，面临亡国的危险。当然，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甲午战败的当年，康有为就发动了“公车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第二年孙中山在广州举行起义，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走上历史舞台。教训最多：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军事力量的悬殊造成的，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中国日本这两个曾在一条起跑线上的国家，在几十年中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决不是偶然的，甲午战争的胜败也不仅仅是战略战术等原因能够完全解释的，而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这个原因我们就要从甲午战争前几十年里中日两国不同的改革路线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来探究。七、鸦片战争后中国耽误了20年时间日本却抓住了机遇中国西方列强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后，迫切需要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争夺市场演变为争夺殖民地，中国和日本都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中国遭受侵略比日本要早10多年的时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而美国军舰兵临日本是1854年，这个10多年的时间是十分关键的。可惜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并没有真正清醒过来，没能把挑战看做机遇，把压力变为动力，仍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固步自封，闭目塞听，对世界大势一片茫然。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打进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皇帝和文武百官只能仓皇出逃，这才使中国朝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从这时候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思潮，并付诸实施，这就是洋务运动。日本在日本则出现了与中国不同的情况。日本当时是一个弱小的岛国，它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比中国强烈得多。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中国，没能使中国觉悟，但日本却引为教训。第一次鸦片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震动。日本的有识之士认真总结中国失败的教训，有的认为中国政治腐败、武备不修；有的认为中国不知外情、盲目自大。日本还派团来中国考察，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参加考察的政要高杉晋作说：“考虑其如此衰弱的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夷于海外之道……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采取对策断然改变太平之心，不制造军舰大炮防敌于国门之外，故由此而衰微也。因此，我日本如不欲蹈其覆辙，宜速造蒸汽船。”这简直把中国作为反面教员看待。日本在总结中国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和日本的情况，产生了强烈的变革意识，他们把学习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荷兰，因为荷兰当时是世界强国之一，于是在日本兴起了“兰学”。士族阶层纷纷使用荷兰语来学习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日本的改革从19世纪的5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日本的中央政府叫幕府，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叫做“藩”，所以这时的改革叫幕藩改革，它为“明治维新”的深入改革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基础。日本的忧虑在1853年变成了现实，这一年美国的海军舰队在准将培里的率领下来到日本，由于军舰是黑色舰体，日本称之为“黑船事件”。美国对日本的要求和英国在鸦片战争时对中国的要求一样。日本没有抵抗，接受了美国的条件，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神奈川条约》。日本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也迎来了弃旧图新的机遇，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是，魏源的著作在中国未被接受，但在日本却引起了高度重视。以上情况说明，中日两国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就出现了很大差异，逐渐地拉开了距离。这告诉我们，在各种压力的冲击面前，要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危机感，要有迎接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要把握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机遇，及时、果断地推动改革。八、对外考察日本岩仓使团由50多人组成，其中不少是政府的核心人物，如四个副使一个是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一个是内阁顾问木户孝允，这是当时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中的两位，还有两位副使是伊藤博文和山口尚方，伊藤博文后来长期担任日本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使团临行之时，当时明治政府的另一个首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说：“内政、外交，前途大业，成败在此一举”，可见其重视程度。使团于1871年11月出发，到1873年9月回国，历时1年零10个月，访问了欧美12国，写了近百卷的考察实录。这次考察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时间之长、收获之丰，不仅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外交壮举，也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奇观。使团的任务是重点考察和研究西方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制度。岩仓使团出访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明治政府进一步认清了世界潮流和自己的发展方向。使团回国后，明治政府提出了三大政策，这就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各项改革和近代化的进程。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清朝政府也向欧美派出一个使团，史称蒲安臣使团。蒲安臣是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中国的使团竟然聘请一个外国人当团长，可见信心和决心之缺乏。使团的两个副使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法国人，成员都是清朝中下级官员，职务最高的是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没有一个朝廷重臣。使团的目的也很局限，主要是安抚各国维护和约，不要再提新的要求。这样的使团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蒲安臣病死在半路上，其他使团成员人微言轻，对政府的决策，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岩仓使团，蒲安臣使团这虽是两件具体事，但可以形象地看出中日两国当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出现后来的结局也是必然的。九、社会改革日本一是学制改革。日本早在1871年就成立了文部省，着手近代教育改革，陆续发布《学制令》、《教育令》和《帝国大学令》，奠定了近代学制。义务教育的实行使教育迅速得以普及二是官制改革。为了适应宪政的需要，日本于1885年废除了带有封建体制残余的太政官制度，代之以内阁制，设内阁总理大臣。三是军制改革。1869年，明治政府成立兵部省，实行兵制改革。1873年实行征兵制。1875年，大体上完成了近代兵制改革，从而拉大了中日军事近代化的距离。四是政治体制改革。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了首届国会。《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是对明治维新的一次总结，它的颁布，使日本在民主、法制的进程中迈出关键的一步，成为日本近代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中国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在社会改革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在教育方面，虽然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李鸿章等洋务派也力主“另设一科取士”，但并没有动摇与改变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在军制方面，洋务运动期间，除对淮军等部分清军采用了一些洋枪洋炮，进行了一些新式训练以及建立新式水师外，军制的改革十分有限。在官制方面，虽然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说过“变法度必先易官制”，但又感叹“中国文守千年，谁能骤更？”缺乏决心和胆略，也得不到支持，没有多少实际的进展。至于实行宪政就更是清朝统治者当时不敢想、也不愿想的事情。十、官办为主和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 影响中日工业化进程中国中国洋务运动所办企业，军事工业都是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在封建制度下，官办就是把企业衙门化，使企业“百病丛生”。官督商办比官办好一点，在初期也曾起到“以开风气”的带动作用。但时间一长，官督商办也出现了“官有权，商无权”的弊端，使企业笼罩在官场习气之中。封建末世的腐败严重腐蚀着企业，很多企业存在着营私舞弊、管理不善的情况。一些洋务派官员看出问题，提议改官办为商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模式必然派生垄断经营，洋务运动中所办的重要企业，一般都利用行政手段，授予所谓“专利权”，即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限制兴办同类企业。官办加上垄断权，是束缚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绳索。事实证明，在官办的格局下，这种垄断特权是“损华益洋”的。企业官办和变相官办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影响了洋务事业的成效，阻塞了一些民办企业的生长之路，从而延误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时机。日本日本的情况大为不同，明治维新后急速的资本主义化首先表现在企业制度安排上，及时改变了初期“官营示范”的办法，实行了“厚殖民产”、“民间为主”的政策，采取了“民营官助”的办法。明治政府不但大力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还把初期由官方创办的大型企业分批卖给企业家和商人，有的甚至无偿让渡。明治政府以“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和各项扶持政策极大地刺激了民办企业的发展，甚至一部分官员也走上了下海创业之路。19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产业革命热潮，棉纺织业成为民间近代工业的中心，到1890年日本棉纺织品出口大于进口，开始成为纺织品出口国，而当时中国纺织品产量只占进口量的八十分之一。私营铁路、航运、造船和其他轻重工业均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1891年日本私营铁路达2473公里，为官营铁路929公里的两倍半，而同期中国只有官办和官督商办铁路425公里。到1893年底，日本以民营为主的航运业有13万吨船舶，而中国只有轮船招商局一家航运企业，有万吨船舶，不及日本船舶吨位的六分之一。这一时期日本的造船工业也迅速发展，当中国经常为要不要自己造船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日本的私营企业已经开始为政府制造军舰了。1892年，日本的各类企业已达5444家，工人人数达到38万人。到1894年甲午战争这一年，日本已经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为其后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奠定了基础。十一、领导集团的态度和见识 深刻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面貌中国中国的近代化改革是通过洋务运动凸现的，但洋务运动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行为，而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部分封疆大吏和奕欣、文祥等个别朝廷重臣发起和主持的。他们都掌握着很大的权力，这是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得以开展并持续的条件。但洋务派仅仅是国家政权人格化的一部分而远不是全部。奕欣被慈禧太后罢黜后，洋务派中枢乏人的情况就更加严重。洋务运动每一项改革与建设的举措几乎都受到顽固派的反对和阻挠。这不但给洋务事业造成重重阻力，也使洋务派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不由地瞻前顾后，缩手缩脚。这说明，洋务派当时的处境是很困难的，推进洋务事业的阻力是很大的。顽固派之所以在二三十年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有关。慈禧太后是这段时间的实际当政者，她热衷个人的权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洋务事业缺乏总体设计，不能排除阻力，很难上升到更高层次，取得更大成绩的重要原因。日本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是以明治天皇为旗帜，以改革派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为核心，并且通过西南战争排除了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明治维新是国家意志、政府行为，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总体布局，形成了朝野协力、上下同心的局面，保证了改革和近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除了最高统治者的腐朽，顽固派的掣肘，洋务派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拿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一个比较。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主持者，伊藤博文在大保久利通去世后4次组阁，4任枢密院议长，是明治中后期最重要的大臣。李伊二人在历史地位和政治声望上可以说是堪相匹敌的人物。但他们却有着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西方的了解程度不同，世界眼光有差异。李鸿章和他的同僚相比当然高出一筹，但他对世界的了解还是不够直观也比较浮浅。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没有跨出国门一步。甲午战争之后，除了到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唯一一次出国是72岁时访问欧洲，但那已经为时太晚了，连欢迎他的德国内务大臣都调侃地说：“惟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伊藤博文对世界的了解比李鸿章开阔、深切的多。他精通汉语和英语，不断从西学中获得知识。1863年，22岁的伊藤博文曾留学英国一年，亲眼看到英国的隆盛和进步，使他深感必须学习西方，变革旧的制度。伊藤博文比李鸿章小18岁，但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国土比李鸿章早33年。离开英国回国后的40多年里，他又四下西洋，总计在欧美学习考察的时间共5年半，这样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对世界大势有广泛而深刻的了解。二是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不同，时代意识有差异。李鸿章自幼受严格的儒学熏陶，又以科举进身，他的知识结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他一贯奉行识时知变的经世之风，但还属于传统文化的范围。如不直接、广泛地吸收西学，很难形成新的思想体系。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不同，他是“求知识于世界”，推动“文明开化”的竭力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伊在德国考察期间，拜德国著名法学家乃斯特为师，几个月里每周听课3次、交谈3次。他给岩仓具视的信中说：“将其大要一一笔记，意欲日后亦可供诸公之浏览也。”可见其虚心和专注的态度。在国内，他也从不间断对世界知识的学习，当了总理大臣后还经常驱车到国家图书馆看书，最常看的是各国人物传记和世界新闻杂志，他还命左右翻译给其他大臣阅览。伊藤博文以“喜好洋风”而著称，他主持修建了一个专门接待外国政要和专家的豪华会所，名为“鹿鸣馆”。伊经常参加“鹿鸣馆”的活动，甚至在那里举行化装舞会，他扮成威尼斯商人，一时传为笑谈。伊藤博文并不信奉基督教，但为了表现开化，经常往教堂里跑。他还有意识地带头吃牛肉、穿西服、喝咖啡，为了推动风气的转变，真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三是对社会发展方向认识不同，改革态度有差异。梁启超在李鸿章去世不久写了《李鸿章》一书，书中对李伊进行了比较，认为李在政治识见方面很难与伊相比，梁启超还就李鸿章对近代国家的认识进行评判，说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这一批判虽然尖锐，但确是触及了问题的症结，这正是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意识的封建官僚李鸿章和保留一定封建思想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伊藤博文在政治识见上的根本差别，这个差别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政治改革的态度上。李鸿章是一个变法论者，他所主张的“内须变法”主要表现在改革兵制和科举方面，但这些改革由于缺乏支持和自身的局限性，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李鸿章一直坚持的“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观念，束缚了他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思考与实践。李鸿章看到日本的改革成果，也多次感叹“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其取法，然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夫矣可以惶然变计矣”，但又认为“中国文守千年，无法骤更”。说明政治远见的缺乏。伊藤博文对社会发展趋势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追求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方向。他认为政治民主化和立宪思想是时代潮流，所以不断地推动本国改革由经济层面向政治层面拓展。日本的第一部宪法是在他的主持下制定的，第一届国会也是在他的主持下召开的。 这说明，最高统治者对待改革的态度，领导集团的组成结构、能力素质，对于近代中日改革与现代化的成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开明创新的领导集团，有一批优秀成熟的政治家，有一个政令畅通、上下协同的干事环境，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
上海政法学院考研有没有监狱学？没有。上海政法学院提供的考研专业主要有法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没有监狱学这一专业。
高校专家、教授、教师、硕士生、博士生等的论文造假、学术不端现象，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已被揭发、揭露出来的，差不多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知道为何到了这位“上海政法学院法学院院长侯怀霞查重率高达”这里，居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判定不构成抄袭”，这种荒唐结果，也实在太令人“三观”扭曲、不知所措了！ 侯院长的博士论文已发表文献，知网查重率高达55%；另外5篇期刊文章，知网查重率分别为、、、、。这样的技术检测结果，到了学术评议时，居然可以得到“不属于轻度抄袭，不构成学术不端”的结论。技术检测和学术评议，究竟哪个更具科学性？究竟哪个更有可信度？据笔者所知，知网技术检测的权威性，不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群众口碑中，都应该是不可质疑的；反而，学术评议的可信度，实在不敢令人恭维！ 这不仅让人想起了前不久被炒的天下皆知、身败名裂的“艺人翟天临因为不知道知网的事情在各大媒体网站都上了热搜，很多网友都质疑这样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演艺圈高学位的明星竟然连CNKI网站都不知道”，也就是说，知网技术检测的权威性，既是已经得到高校各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又是有着广泛群众性基础的，其权威性应该不容挑衅才对吧！真不明白，为何到了侯院长这里就要怀疑其可信度了？让那个什么学术评议占了上风，还了侯院长以“清白”！ 近期，教育部加大对学术不端、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查处力度。教育部相关通知中强调“个别招生单位和人员招生违规、学术不端、论文作假等现象仍有出现，反映出一些招生单位存在政策规定不落实、制度机制不健全、组织管理不到位、监督管理透明度不够等问题”。在笔者看来，对学生的“学术不端和论文造假”严查固然十分必要和重要，但是对某些高校领导、专家、教授、教师的“学术不端和论文造假”严查更是迫在眉睫，正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前有车后有辙”，有着带头“学术不端和论文造假”的领导、专家、教授和老师，学生焉能不有样学样！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知网的技术检测查重率科学手段更为可信，那个所谓的狗屁学术评议才太容易“灌水”造假，都是“圈子”里的人，你好我好大家好，是有中国特色的！翟天临可以知网查重严厉处分，侯院长为何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