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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品牌标识是旅游目的地的品牌资产和核心要素，是旅游目的地参与旅游市场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旅游品牌标识能有效传播旅游目的地的有效信息，为旅游目的地树立良好的形象。云南临沧是世界茶文化资源的宝库，世界著名的“滇红”之乡及茶马古道的缘起地，这些宝贵的茶资源为临沧开发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提供了基础。为了更好地开发云南临沧茶文化旅游，通过分析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开发现状，提出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传承和创新的对策。

关键词：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研究

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是茶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将目的地茶文化旅游品牌与其他地方的茶叶品牌区分开来的重要标志。云南临沧茶文化历史悠久，茶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发展茶文化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临沧的茶文化旅游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能供旅游者识别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较少，茶文化旅游品牌单一。面对未来的旅游发展，应加强对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研究，探索适合临沧茶文化旅游发展的道路。

一、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

(一)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含义与特点

品牌标识是带有商标图样的用于区别一个产品或服务与其他产品或服务的标记，主要由图形、文字或者其组合构成，是一个品牌最显著的特征，它能够将一个商品与其他商品区分开来。[1]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是旅游目的地品牌的重要标志，体现旅游目的地的属性和特点。它的主要作用是将旅游目的地的核心信息传达给旅游者，让旅游者容易识别，便于记忆，因此，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便于旅游者识别和判断。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设计应注意将旅游目的地的属性与茶文化结合，创新品牌标识，让旅游者能够把它和同类茶产品区分开来，界限清晰;其次，便于表达与旅游目的地的功能特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设计要充分考虑临沧的实际，深刻理解茶文化的历史，使茶叶品牌标识与临沧茶文化以及茶产品的功能特性相吻合;第三，能吸引广大旅游者的眼球，方便旅游者记忆。总之，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应考虑目的地的各个相关因素，结合旅游者的身份、社会地位、品味等要素，将临沧茶文化品牌的信息有效地传递给旅游者，激发旅游者的购买愿望。

(二)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研究的意义

茶文化旅游的发展为各地的旅游业开发带来了新的契机，也使旅游市场的产品不断丰富化，多样化和个性化。但目前旅游者对茶叶品牌的认知度不是很高，旅游市场中的茶叶品牌鱼目混杂，影响了临沧茶文化的品牌形象，因此，研究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具有重要的意义。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研究能提高茶文化旅游消费者的品牌文化观念，促进旅游市场的有序健康的发展;有利于挖掘茶文化的历史，促进民族地区以及国内国际茶文化的交流;有利于拓宽市场销售渠道，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加深旅游者对茶文化的了解，进一步从生态、健康、科学的角度对茶叶资源进行的深层次开发，在振兴茶叶经济的同时促进茶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三)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临沧的茶文化旅游产品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旅游市场的竞争中，茶文化旅游获得了较好的发展。临沧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缺乏整体有效的规划，茶文化旅游品牌的开发呈现零散性、自发性的特点，难以形成统一的茶企业品牌和具有竞争力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战略。精品西湖龙井的品牌标识以西湖龙井一圆为大背景，以“色绿、香郁、味醇、形美”四绝而著称于世。安溪铁观音的标识主要由茶具和绿色的弧形图案组成，让人联想到绿色生态健康饮品，这对于临沧茶文化品牌标识的创新都是很好的借鉴。

1.临沧现有的知名茶文化品牌

临沧凤庆县被誉为“世界滇红之乡”。凤庆的红茶以其品质名扬四海，其中比较知名的有风牌红茶等红茶系列、经典1958系列礼茶、晒青茶清茶系列等。

滇红茶即云南红茶的统称，主要产于云南的南部及西南地区，可分为滇红功夫茶和滇红碎茶两大品种。滇红功夫茶于1939冯绍裘大师在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顺宁茶厂试制成功，其外形规格清楚，色泽调匀，冲泡后汤色红艳明亮，金圈突出，深受国际市场的欢迎，享有“祁门红茶之香气，印锡红茶之色泽”的美誉。“滇红特级功夫茶”曾作为国礼，赠送给前来昆明访问的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二世，因此被国家外交部指定为接待外宾的外事礼茶，成为云南省茶叶产品中受国内外公认的知名品牌[2];滇红碎茶于1958年试制成功，1964年开始批量生产，是颗粒型碎茶，形状不规则，汤色红浓，滋味强烈富有刺激性，是滇红系列茶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

茶文化的品牌标识是标注在茶的外壳包装上，用来和其他同类产品区分开来的获得法律认证的一种商品标记。以下主要从图像、视觉、文化等方面对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进行分析。

图像要素：图像要素决定了一个品牌能不能很快的被消费者接受，它能刺激消费者的眼球，为品牌走向市场打下基础，滇红茶的品牌标识的图像主要凸显了茶叶的产地、规格及等级，再加上多种色彩组合，在消费者的心里形成了上等绿色有机品牌的良好印象。

视觉要素：茶文化品牌标识承载了茶品牌企业的各种信息，表达了企业的经营理念。从视觉上看，滇红茶的品牌标识主要有文字、图像、颜色三部分构成，文字表明了茶叶的品牌及产地，图形以圆为主，代表了中国茶文化理念中和谐的因素，传承了中国的茶文化传统，颜色以红色和绿色为主要基调，红色表现了茶的色泽，绿色突出了茶是一种有机健康的绿色产品，为消费者留下了许多安全、健康、绿色食品的遐想空间。

文化内涵：滇红茶的文化理念可以用3H来解释：一是Healththorigin(生态产区)，滇红茶原料依托于临沧高海拔原生态产区，无论是气候、土壤，还是光照、湿度都特别优越，适合种植优质茶种，原叶采自凤庆优质大叶种茶，抗病能力强，无污染，绿色安全。二是Healthtea(有机品牌)，滇红茶一直遵循有机健康的理念，从选址到茶叶的种植、栽培、施肥、采摘、加工、成品，都才有传统的培植制茶工艺，选天然原叶，为广大茶叶品牌的消费者提供生态产品，让品茶者放心。三是Healthfunction(修身养性)，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茶文化的消费需求在不同层次的人群中呈现不同的特征，但识茶、品茶、饮茶直至茶文化品牌旅游对广大茶文化旅游消费者颐养身心，修身养性的基本功效却一直存在，旅游者可以品茗休闲，放松身心。三、影响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发展的制约因素

随着经济的发展，临沧旅游市场上出现了一些茶文化品牌，但难以形成一条品牌线，能供旅游者识别的品牌标识不多，品牌标识单一，很难刺激旅游者的消费。影响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临沧茶文化旅游开发尚处初级阶段，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单一。临沧的茶文化旅游品牌主要是红茶类，并且大多数是初级产品，很少经过深加工，间接的导致知名品牌少，并且多数茶文化旅游品牌的价位偏低，旅游者对其了解不多，难以形成知名的品牌战略;其次是已经开发的茶文化旅游品牌缺乏有效的宣传手段，茶文化旅游消费者对已经开发的茶文化旅游产品认知度不高，在市场上销量不高，主要还是因为宣传力度不够;再次是临沧茶文化旅游的社会环境不够理想，茶文化氛围不浓，当地居民缺乏开展茶文化旅游的意识，即使是在小范围的茶文化旅游品牌市场上，各种强买强卖的现象时有发生，茶文化旅游品牌市场混乱;总之，笔者认为，要有效的减少以上制约因素，政府的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除前期知名品牌外，新开发的茶文化旅游品牌大多有私人或个体承包，品牌标识界限模糊，高仿产品在所难免，并且任意定价，旅游者很少愿意去了解，市场秩序混乱，要完善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市场，必须多方配合，加大管理力度。

四、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传承和创新对策

目前，临沧的茶文化旅游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一是临沧茶文化风情园。临沧茶文化风情园地处临沧北3公里的忙畔乡青龙山茶园，有2400亩优质高产的连片茶园开发为茶文化旅游区，是临沧建成的第一个以茶文化为背景的“临沧茶文化风情园”，展示了茗牌茗品、茶歌茶舞、茶礼茶俗、茶道茶艺等内容，并且提供了茶文化交流馆，于1998年被列为云南省25个旅游精品之一，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二是举行茶叶展销会。为促进临沧茶文化的发展和各地茶文化的交流，打开茶文化旅游市场，每年的阴历三月，临沧都会在凤庆举办为期15天得大型茶叶展销会，节日期间，进行各种茶艺表演，茶歌茶舞。展销会上云集了各种茶叶产品和其他的一些日用品，在当地有一定的规模，但由于人们对茶文化的认知度不高，大多数人的眼光都集中在日用品上，在促进茶文化的交流和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的销售方面有待提高。

可见，临沧的茶文化旅游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茶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呈现出自发性，分散性的特点，尚未形成整体的开发格局，茶文化旅游品牌的知名度还有待提升。

(一)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创新途径

笔者认为，第一，应深入分析临沧现有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将同类的产品进行归类，进行产品组合，创新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第二，应整合临沧的茶文化旅游资源，根据茶文化旅游市场的需求，研究开发新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临沧的茶叶品牌标识大多以地域来命名，对茶品类型及内容的涉及很少，除红茶外，临沧还盛产其他的茶叶，要注重绿茶、花茶的研发和茶叶功效的开发，满足消费者的心理属性，激发其购买欲望;第三，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创新应走特色化道路，临沧茶文化底蕴深厚，少数民族众多。各民族保留了一些极具少数民族特色的种茶、饮茶风格，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开发应该结合这些特色优势，开发出具有临沧民族风味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最后，在图案、色彩等方面，应通过新颖的图形设计和醒目协调的色彩组合吸引旅游者的注意力。

(二)加强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营销

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营销是通过茶叶市场的交换来满足现实或潜在的茶文化旅游消费者的需要的综合性经营销售的活动过程[3]。

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营销首先可以利用临沧当地的茶楼文化进行宣传。茶楼最初在唐代以茶馆的形式出现，宋代开始逐渐繁荣。现代的茶楼是人们娱乐休闲的重要场所，临沧应该抓住机遇，振兴临沧的茶馆文化;其次，应通过茶艺歌舞表演提高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知名度。通过茶艺表演带给旅游者精神的享受，让广大旅游者体会到临沧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引导人们了解茶文化旅游品牌，引导消费者爱茶、品茶，宣传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再次，可以通过举办茶叶博览会、展销会，茶艺大赛等，巧借各种节会旅游提升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影响力。展示知名的茶叶科技成果、茶叶包装、茶叶的品牌标识、茶饮料等各类茶产品，展示茶叶旅游品牌开发取得的成果和茶区的新风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关注和参与茶文化的开发和利用。最后，应做好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的开发和归档工作，打造好进入茶文化旅游市场的第一张名片，让旅游者获得难忘的旅游或购买经历，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扩大茶文化旅游品牌的影响力。

(三)创新营销理念

一是利用广告扩大知名度。通过广告将茶叶品牌的核心价值传递给消费者，加深消费者对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印象，提升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广告可以采取形象代言人的策略，利用有价值的媒体、报纸、杂志等加强宣传。

二是加强公关营销。公关主要是针对公众心目中的茶叶品牌形象进行管理，通过公共关系活动引起各大媒体的关注。在“滇红特级功夫”公关营销成功的基础上，还可以采取赞助、捐赠等策略，打造良好的临沧茶文化品牌形象，同时提升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企业的形象。

总之，临沧发展茶文化旅游品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临沧的茶文化旅游要获得长远发展，必须走品牌化道路，创新茶叶品牌标识，在茶文化旅游市场中谋求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白光、李红主编;中外著名品牌标识释义词典;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1月，1--17

[2]临沧市茶叶发展概况[J];普洱经济日报;2010年第11期

[3]罗明义，21世纪云南旅游业发展战略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15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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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思路及要点：全文围绕中华民族团结的主题写作，可列举真实事例。

正文：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只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歌里唱的真好。中国人民经历了多少苦难，还是那么团结。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中华大地，中国人民团结奋战最终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老话说的好“一根筷子易折断，十根筷子难折断。”这句话说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团结就是力量。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级大地震。在阵阵的轰鸣声中一栋栋房屋高楼在转眼之间都崩塌。许多的人都在顷刻之间失去了家园和亲人。是团结让汶川站了起来，各大厂家纷纷捐出水和食物，许多明星和慈善家都捐出资金。为汶川人民建设医院、学校和家园就这样又让汶川人民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云南发生百年不遇的严重旱灾。地里的庄稼完全绝收，甚至于很多地方就连人民正常饮水都出现了问题。当地的人民不论老少为了解决饮水问题，不惜艰难跋山涉水到有水源的地方背水、挑水、驮水回家。

这一情况后来被记者叔叔阿姨报道出来后，全国人民纷纷向灾区群众捐款捐水，以解决灾区人民生存问题。这真是印证了一句话“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就这样靠大家和灾区人民的自救方式，旱灾最终在全国人民的帮助下得到了解决，灾区人民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这么多的见证都说明了中华民族是个团结的大家庭，谁有了困难大家都会向他伸出援手。

伟大祖国的56个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和睦相处，团结互助，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共同开拓了祖国的大好山河，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我国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不仅有美丽如画的自然风光，而且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物产丰富，还拥有珍贵的动植物资源、水力资源以及矿产资源等。我国南方气候温和，少数民族的服饰多种多样。男子一般穿对襟上衣和裤子。妇女穿的飘逸轻盈，各有特色。如傣族的绸料筒裙，景颇族的毛织花裙，苗族、布依族和部分壮族妇女的百褶大筒裙，彝族的多层百褶裙，黎族姐妹的绣花衣裙等。由于我国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不同，经济、生活方式也不同，他们的住房结构各具特点。在湿润多雨的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人们一般居住在干栏式楼房里。这种楼房分上下两层，所用材料以竹木为主。楼房上层用于圈养家禽、牲畜，放置农具或杂物。有些少数民族人民甚至完全用竹子做材料，建成别致的小竹楼。一栋栋造型独特的小竹楼，掩映在青青翠竹和香蕉，柚子树织成绿色帷幕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美丽极了！不同少数民族，对大米的吃法也各有不同。南方的傣族、佤族、黎族等少数民族，喜欢把米装入竹筒放在火上烧烤，使米饭带着竹子的清香味。壮族、布依族群众喜欢吃五色糯米饭和糯米糍粑。朝鲜族群众习惯用糯米打成糯米糕食用。新疆的维吾尔、乌孜别克等民族，常把大米和羊肉、胡萝卜、洋葱，有的还加入葡萄干、木瓜等，炒焖成喷香可口的什锦饭，由于焖好的饭用洗净的手抓食，所以又叫“抓饭”。在春暖花开或秋收季节，壮族群众喜欢开展抛绣球的活动。抛绣球是壮族男女相互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青年们在草坪或空地上竖起一根高十米的木杆，顶端钉一块木板，木板中心有些圆孔。男女各为一队，以抛出的绣球穿过木板上的圆孔为胜。也有在场中间搭歌棚，绣球抛不过棚或抛出界，或接不住对方抛过来的绣球，就要被罚唱歌，非常有趣。少数民族也有许多风格各异的传统节日，如：火把节、泼水节、那达慕大会、开斋节、洛萨节等。其中泼水节是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等民族的传统节日，每年四月中旬举行，时间为三到五天。节日期间，人们身着盛装，互相泼水祝福，还举行划龙舟等活动。晚上灯火通明，人们点花灯，放烟花，纵情欢呼歌舞，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人啊。

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是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及其实践的需要，是增强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的需要，也关系到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少数民族政治思想教育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少数民族政治思想教育论文浅谈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摘要】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存在着很多问题，淡薄的文化意识、弱化的竞争意识、错误的宗教意识、落后的心理健康意识。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缺乏时效性和针对性的不良后果。经验化的教育是没有办法达到与时??进、科学发展统筹兼顾的。【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民族团结一、完善在民族政策和法律方面的教育缺失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者要全面把握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加强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宗教政策的宣传教育，要充分了解各民族的本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民族习惯等，以维护民族团结稳定的高度来提升少数民族学生安定工作。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和文化观。加强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祖国的认同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社会主义道路认同感以及对中华文化的良好认知。二、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在加强少数民族学生民族团结教育的过程中，教育他们自觉维护我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自觉树立反对民族分裂的决心、维护民族团结的信念、培养维护祖国统一的责任感等。通过定期组织学生进行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民风民俗展览、民族知识答题竞赛、以及各民族的文艺演出等各种民族主题活动，增强各民族学生对五十六个民族的了解，对中华民族的整体客观认同，也促进他们对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的了解，使各民族文化传统在最大范围内得到更好的交流与分享，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建立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三、加大理想信念教育要着力加大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理想信念的教育，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三观”。学校要有规划的制定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计划，定期总结工作的开展情况并做有效的工作分析，总结经验，解决在实际工作中容易产生的特殊问题。学生院长和辅导员要扎下心来深入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以“耐心、爱心、真心、悉心、责任心”的“五心”原则，做他们的知心朋友，帮助他们解决在生活学习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四、加深心理健康教育由于升学的需要，少数民族大学生从本民族文化环境来到非本民族文化环境，这使得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心理落差，并出现孤独感、压抑感、无归属感等不良的情感体验。所以，各类高校心理咨询中心除需开展常规的心理咨询工作，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正常的心理卫生普及教育之外，还要系统的研究分析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特点，与辅导员老师保持密切联系，共同努力针对有特殊问题的少数民族学生进行分层规划，逐步教会他们掌握自我调节和驾驭自己心理的知识，增强自身抵抗能力。五、拓宽创业和就业教育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依赖于该地区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建设，因此，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创业就业的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那就要求我们少数民族学生占一定比例的二级学院，要以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的统筹计划为依托，加大少数民族学生就业信息的搜集和归纳，建立畅通的信息传输渠道，使及时准确的就业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少数民族学生处;提前做好少数民族学生个性化的职业生涯规划，使学生能遵循自身特点，提早培养职业责任感，有助于毕业后顺利就业;积极探索各种教育模式，例如讲座、报告会、专场招聘等形式，多角度的实现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帮扶。六、强化舆情激化事件中的思想教育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尤其是具有自己本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由于他们对所见所闻的一些不理解或误解，因而导致了一定范围内的群体性情绪波动以及较为激烈的言行反应，使原本的小矛盾扩大，进而导致非理性行为发生的事件，我们将其定义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舆情激化事件。舆情激化事件的应急对待是目前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个重点难题，这就要求作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者的我们要遵循以下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向作用，消除舆情激化事件的根本原因。第二，灵活选择政治教育的载体，积极消除舆情激化事件的现实因素。第三，创建较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平台，分析舆情激化事件存在的内在因素，做到防微杜渐、未雨绸缪，从根本上预防、杜绝、消除各类突发事件的隐患。七、提升校园文化渗透教育、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加强校园文化设施建设，加强校园文化中的精神内涵建设，将国家对于大学生在思想教育方面的理念与校园文化活动的宗旨彼此渗透结合，营造出适合民族精神培养的文化氛围，创造适合大学生积极向上的学习生活环境。根据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特点，积极利用各种学生活动平台，尤其是文艺活动，让少数民族学生更好的发挥自己在音乐、舞蹈方面的特长，自信的融入到集体之中，更好的加强各民族学生之间的团结，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大融合。八、加强生活中的人文关怀做好国家助学贷款、生源地贷款的申请工作。对少数民族的“三困”学生，要做好帮扶工作，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鼓励他们参加以勤工俭学为目地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奖助学金的评定，也要本着倾斜照顾的原则，使少数民族大学生真正的感受到来自学校的人文关爱和来至国家政府的深切关怀。与学校教学机构沟通，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分槽饲养 ”。对于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高等数学、大学英语、大学语文等公共课程起点低、提高难度大的特点，组织相关授课教师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的制定授课计划和合理的安排学分学时，组织优秀学生对他们小班补课，结对帮扶，帮助他们按时完成学业。综上所述，着力解决在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塑造少数民族大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重要目标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因此，我们应着眼地域特性、民族特征，并客观的考虑到他们在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实际特点，全面客观的不断完善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努力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引导他们走健康发展之路，实现我们所期待的“精神成人、专业成才”的高等学校教育理念。猜你喜欢： 1. 少数民族政治思想论文 2.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论文 3.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论文 4. 浅谈思想政治方面的论文 5. 民族宗教信仰论文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生命力和顽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五千年的磨难、五千年的磨砺，铸就了中华民族龙的精神。我们的民族之所以历尽了五千年的沧桑，现在依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不畏惧一切困难，越是遭受苦难越是团结凝聚的民族，这是是我们中华之魂，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原动力！在危机时刻，尤其是天灾面前，一个民族最能体现其民族的精神。面临危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存在的价值就找到了一个最基本的衡量尺度，那就是人及其生命。人和生命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本源问题，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有了人，就有了社会。对人及其生命的重视和尊重也就成了衡量这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当危机危及他人的生命的时候，你和我作出怎样的反应也就成为你和我存在的价值的最重要的尺度。没有了他人，你我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四川大地震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在关切中国，中国在感动整个世界。感动世界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所显现的民族精神，是赈灾过程中不同的角色所写下的一个个有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正在形成一个大写的“人”字，一个巨大无比的“人”字。正是这个"人"字，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按照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贷年的概括和总结，中华民族精神可以浓缩为八个字“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正是靠着这八个字，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经历诸多灾难而能够依然顽强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繁衍、发展壮大。在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曾经饱受苦难－－但是无论这些苦难是源自天灾，还是源自人祸。不论是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疫病传播，中华民族都处之泰然，依靠上述八个字，挺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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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生态环境建设中河西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发展研究摘要：河西少数民族地区地处河西主要河流上游，是建设河西生态的关键地带。在分析城镇发展现状和动力机制的基础上，以加快城镇化，减轻区域生态环境压力，提高城镇的生态贡献度为主旨，提出了城镇快速、持续发展的策略建议。关键词：生态环境建设特色产业绿色人居 Research on Urban development of Hexi minority area for eco-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DUAN Huan-e1 LI Zhi-gang2( Information System Department, Lanzhou Jiao tong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Abstract: Hexi minority area is located in upper reaches of the chief rivers of Hexi corridor, so eco-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n this area become the key of resolving the eco-environment problem in Hexi corridor from fountainhead. On the base of analyzing the situa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 some tactic suggests for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advanced, arming at speeding up the progress of urbanization and alleviating the pressure of eco-environment, so as to raise the eco-environment contribution degree of words: eco-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special industry; green human settlements 河西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指自东向西依次分布于河西走廊西南部的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等4县，总面积万km2，位居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党河等河西主要河流的上游，是河西地区水源涵养地带及祁连山生态保护工程的主体。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河西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我国西部环境建设与保护的热点及难点，而如何尽快提高上游城镇的发展水平，加快人口和产业集聚，减轻生态压力，则是从源头上改善河西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1.城镇发展的现状评价城镇化比率较高，但城镇发展缺乏二、三产业强有力的驱动2002年，4个县人口城镇化比率分别为，阿克塞72..38%，肃北，肃南，天祝，除天祝县较甘肃省平均水平（）低个百分点外，阿克塞城镇化水平已相当于甘肃省的3倍，肃北县接近2倍。三次产业结构分别为：：：、：：、：：和：：，总体上形成了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但一方面工业企业规模小，布局分散，产品附加价值低，工业生产对城镇建设和人口城镇化的拉动力弱；另一方面，阿克塞、肃北、肃南3县的高城镇化比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口基数小，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占城镇人口较大比重，实际上二、三产业就业的城镇人口比重较小，因而城镇的发展仍然亟待人口和产业进一步集聚的支撑和驱动。城镇规模小，行政空间布局极不均衡4个民族自治县现有4个县城镇，8个非县城建制镇，与县域人口规模比较，城镇数量不少，但行政区域分配极不均衡。天祝县万km2面积上有8个建制镇，基本形成了以华藏寺 (县城)为核心，以G312和兰新铁路为主轴的华藏寺——打柴沟——安远镇县域一级轴带，和以华（藏寺）——天（堂寺）公路为主轴的华藏寺——石门镇——炭山岭镇县域二级轴带，但县城华藏寺2002年人口还不足2万人。其他3县基本上都是以县城为单一中心的极核式空间结构，县城以外的村镇区位条件差，人口稀少，如果没有大型企业或建设项目的拉动，很长时期内将难以形成一定规模的小城镇。肃北县北部的马鬃山镇则因与县城跨度遥远，无论劳动地域分工还是城镇建设规划都与县域内其他区域相对独立。因此，城镇的凝聚和辐射作用都很弱，难以带动县域经济的高效、协调发展。基础设施落后，城镇为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差全区除天祝县G312沿线和阿克塞红柳湾（G215）有交通干线联系外，其他城镇都偏离河西走廊交通主干线，且距离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等河西中心城市较远，缺乏外部的辐射和带动。城镇内部则由于投资缺口大、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原因，除阿克塞红柳湾在新城建设过程中实现了集中供水、供热外，其他城镇的供热、给排水、垃圾处理等设施落后，文教、卫生等社会设施紧张，城镇为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极为有限。缺乏科学的规划和前景设计，城镇发展后劲不足首先是对城镇的规模和职能分工认识不够明确，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无论城镇数量多少，都存在对城镇发展规模的确定缺乏科学预测，城镇产业重点确定缺乏有效的设计等问题，城镇经济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寄托在少数企业命运之上。其次，没有充分挖掘自治县之间及与周边地区联系等外部动力，4个县无一例外地以所在地级市为最主要的外部引力中心，而县城与地级市在规模、产业、区位条件方面的差异使这种力量的作用很有限，自治县彼此之间和与甘肃中东部地区以及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缺乏资源共享、协作开发方面的联动机制，城镇发展后劲不足。2.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地方矿产和旅游资源开发推动资源丰富，空间组合较好是本区最为突出的优势，天祝煤矿，肃北南、北山区矿产资源及阿克塞石棉等的开发有力地推动了炭山岭镇、马鬃山镇、党城湾和红柳湾的发展，天祝“小三峡”等旅游资源的开发，则直接促成了石门镇的城镇建制与发展。生态移民位居祁连山北麓的地理位置，使本区城镇的发展一方面要为地区社会经济建设构筑平台，另一方面则具有安置生态移民，加快人口城镇化，从而减轻广大山区和草场的生态压力，增强河西地区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等重大战略意义。目前各个城镇都集中了一定比例的生态移民，阿克塞红柳湾则直接是由于生态移民发展起来的。现在，随着西部生态恢复与重建工程的全面启动，生态移民力度进一步加大，城镇都在不同程度地接收和安置移民，城镇人口规模将逐步扩大。跨区域交通、交流带动兰新铁路、G312等交通干线等级的逐步提高，有力地促进了沿线城镇的发展。华藏寺、打柴沟、安远镇、马鬃山等城镇的发展，都直接受到交通交流的带动。农牧业发展水平提高推动农村人口转移农业人口城镇化是小城镇人口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本区农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结构调整，有力地促进了城镇的发展和规模扩大，如肃北县72%、阿克塞县82% 的农牧民在县城定居，并逐步向农产品加工、商贸、餐饮等城镇二、三产业转移。3.城镇发展的策略选择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本区城镇的发展担负着发展本地经济和呵护整个河西地区生态安全的双重任务。因此，城镇发展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建立区域现代经济、科技和管理的平台，从而吸引人口和产业集中，减轻农村生态压力，促进环境保护与建设，逐步形成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机制。基本稳定城镇数量，扩大城镇规模，完善城镇功能前已提到，与区域人口规模比较，河西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的城镇数量并不少，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城镇规模小，自我发展能力和带动力弱。所以首先需要扩大县城镇的规模，形成县域经济凝聚中心和辐射源。在天祝县要扩大G312沿线城镇规模，强化以县城为中心的县域一级轴带，扩大石门镇规模，积极探索炭山岭镇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二级轴带的发展，壮大以县城为中心，以主要交通线路为纽带的反“L”型空间网络构架。肃南县可以利用马蹄寺和祁丰区旅游资源开发和距离交通主干线较近的条件，设置建制镇，形成县域东、西两个“门户”，构建“一个中心，两个门户”的城镇体系结构。明花区是肃南县生态移民的主要移入区，种植业和养殖业相对集中，可在远景（2020年以后）规划中设置小城镇。肃北县和阿克塞县人口少，且肃北72%，阿克塞82%的牧民聚居在县城，不宜再建新城镇，今后的重点是要完善县城功能，改善县城环境，构筑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坚实平台。综合开发特色资源，发展特色产业驱动型城镇特色是后进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内在动力。本区丰富的矿产资源，特殊的地貌和生态景观，淳朴独特的民族民俗，古朴悠远的文化等旅游资源，以及纯天然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的畜牧业，为区域快速全面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恰好与产业结构的地区转移和旅游市场上日益升温的民族风情游、多元风光游、特色文化游、生态观光游、康体健身游、怀古朝圣游等新热点[4]，以及食品市场上返璞归真潮流等新的趋势相吻合，但缺乏产业综合协调发展的平台长期制约着特色经济的发展。所以，应该强化城镇发展方向的研究与设计，发展特色产业驱动型城镇。改善城镇环境，发展旅游城镇 1充分利用阿克塞红柳湾、肃南县红湾寺、肃北县党城湾等城镇已有的矿产资源和畜产品初加工工业基础，强化资源的综合开发，以工矿业发展作为县城近期发展的动力和筹资手段，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镇环境和服务水平，同时，加强城镇与重点旅游景区的交通网络建设，提高景区可达性，拓展服务项目，促进城镇主导产业向旅游业转化。2加强天祝“小三峡”、肃南马蹄寺、文殊寺等景区的规划、开发与管理，强化生态建设与保护，突出石门镇、马蹄寺和祁丰区的旅游特色。深化矿产开发，促进资源型城镇可持续发展本区拥有丰富的石棉、煤、铁、锰、建材原料等矿产资源，矿产开发加工工业初具规模，天祝县炭山岭镇以煤炭开发为主，阿克塞石棉收入占全县财政收入的90%以上，天祝县华藏寺、哈溪镇、肃南县红湾寺、肃北县马鬃山镇等矿产资源开发都占GDP的较大比重，应该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的综合开发，提高环保产品比重，并积极探索替代产业，及早避免“矿竭城衰”和以生态破坏为代价的发展方式，促进城镇健康、持续发展。加快畜牧业产业化，壮大特色农业型城镇畜牧业是河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主体。本区天然牧场广阔、无污染，距离酒泉、张掖绿洲的草业基地较近，白牦牛等畜种独特，并有内蒙古草原兴发等大集团的投资合作，加快畜牧业集团化、产业化发展，一方面可以延长畜牧业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推动草场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强化草场统筹治理与管护，增强草场的水源涵养能力，同时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安置，既减轻草场的生态压力，又促进农业型小城镇的发展，提高畜牧业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天祝县华藏寺、安远镇、哈溪镇、肃南县红湾寺等畜产品加工都有一定的基础，市场前景广阔，应进一步改革草场土地流转制度，积极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紧密结合的特色畜产品，实现畜牧业产业化发展，促进特色农业型城镇的壮大。充分利用交通建设契机，发展交通服务型城镇本区靠近交通干线的城镇主要有天祝县华藏寺、打柴沟（兰新铁路、G312），阿克塞红柳湾（G215）和肃北县马鬃山镇，其中打柴沟镇是乌鞘岭铁路隧道东端的中转站，马鬃山镇是甘肃省唯一的内陆口岸，应该充分利用河西高速交通网络建设和改造的有利时机，加快物流设施规划与建设，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强化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建设生态城镇本区位居祁连山生态敏感区，是河西生态环境的屏障，城镇的发展必须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1提高节水意识，建设节水城镇。虽然就数量而言，河西地区水资源人均占有量较我国北方缺水地区多一点，地处河流上游又为本区用水提供了一定的优先条件，但从社会、经济、生态和全流域发展考虑，水资源仍然是制约城镇发展的首要因子。因此，必须强化节水意识，加大城镇用水控制和管理力度，提高污水处理和资源化比率，加快水价调整步伐，促进水资源商品化。2加强环境治理和生态体系设计，建设“绿色城镇”。主要是强化生态设施建设与改造，加强工业“三废”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比率，加快城镇绿地和防护林体系建设，把城镇建设成为繁荣、和谐、整洁、优美的绿色人居空间；3合理规划城镇空间规模，建设节地城镇。地广人稀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特点，河西少数民族地区除天祝县土地面积（万km2）较小外，与人口规模比较，土地面积非常广阔，但山地、沙漠、戈壁比重大，所以城镇的发展必须节约有限的可利用土地，科学规划和控制用地规模。拓展空间协作网络，利用外部动力促进城镇发展与走廊平原比较，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区位偏远，地域相对封闭，资金、人才、技术短缺将仍然是制约本区发展的瓶颈。因此，必须打破行政界限的分隔，建立全方位开放的城镇空间协作网络：1东西向网络：以4个县城为中心，以非县城镇为重要支点，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建设祁连山北麓民族地区以畜产品和矿产加工以及民俗、生态旅游为特色的城镇网络体系。2南北向网络：加强民族自治县与河西中心城市以及兰州、格尔木等城市之间的道路、通讯、技术、经济联系，加快民族地区城镇与周边乃至全国城镇的协作和体系融合，利用大中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弥补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劣势，为本区城镇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体现民族文化，突出城镇的民族特色 21世纪的城镇，不光是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更是文化的竞争，环境的竞争[5]。本区悠远的民族历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各具特色的民族习俗等与古丝路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交融，使这里成为河西独特的“民族文化绿洲”。所以，加大民族文化研究和开发力度，在城镇建设中传承和体现民族历史文脉，把民族的文化展现在城镇的建筑风格、产业产品、人文精神等各个方面，增强城镇景观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是树立区域形象，增强城镇竞争力的重要选择。4.结束语河西生态环境问题是整个河西乃至西北地区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的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除了加快上游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减轻生态压力，增强水源涵养外，还必须：1应用现代科技手段统筹规划和统一管理水资源，协调城镇与农村之间和上下游之间的配水份额，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2加大生态移民的力度，把水源涵养区、退耕还林还草区、生态旅游区和戈壁荒漠草场区的散居人口尽快移入城镇，鼓励其从事二、三产业；3建立城镇产业利润的生态回报体系，从城镇产业税收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生态投资基金，并建立下游对上游的补偿机制，把下游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上游水源涵养保护挂起钩来，全方位投入，努力推进河西生态环境的全面改善。参考文献：[1] 陈友华，赵民.城市规划概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上海，[2] 李志刚.酒泉地区城镇发展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北京，[3] 谢文蕙，邓卫.城市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4] 董晓峰，何新胜. 西北地区城市化推进的途径研究.经济地理，2004（2）[5] 市培. 中国城科会召开城市形象建设研讨会. 城市规划通讯，2000（12）

河西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指自东向西依次分布于河西走廊西南部的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等4县，总面积万km2，位居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党河等河西主要河流的上游，是河西地区水源涵养地带及祁连山生态保护工程的主体。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河西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我国西部环境建设与保护的热点及难点，而如何尽快提高上游城镇的发展水平，加快人口和产业集聚，减轻生态压力，则是从源头上改善河西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1.城镇发展的现状评价城镇化比率较高，但城镇发展缺乏二、三产业强有力的驱动2002年，4个县人口城镇化比率分别为，阿克塞72..38%，肃北，肃南，天祝，除天祝县较甘肃省平均水平（）低个百分点外，阿克塞城镇化水平已相当于甘肃省的3倍，肃北县接近2倍。三次产业结构分别为：：：、：：、：：和：：，总体上形成了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但一方面工业企业规模小，布局分散，产品附加价值低，工业生产对城镇建设和人口城镇化的拉动力弱；另一方面，阿克塞、肃北、肃南3县的高城镇化比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口基数小，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占城镇人口较大比重，实际上二、三产业就业的城镇人口比重较小，因而城镇的发展仍然亟待人口和产业进一步集聚的支撑和驱动。城镇规模小，行政空间布局极不均衡4个民族自治县现有4个县城镇，8个非县城建制镇，与县域人口规模比较，城镇数量不少，但行政区域分配极不均衡。天祝县万km2面积上有8个建制镇，基本形成了以华藏寺 (县城)为核心，以G312和兰新铁路为主轴的华藏寺——打柴沟——安远镇县域一级轴带，和以华（藏寺）——天（堂寺）公路为主轴的华藏寺——石门镇——炭山岭镇县域二级轴带，但县城华藏寺2002年人口还不足2万人。其他3县基本上都是以县城为单一中心的极核式空间结构，县城以外的村镇区位条件差，人口稀少，如果没有大型企业或建设项目的拉动，很长时期内将难以形成一定规模的小城镇。肃北县北部的马鬃山镇则因与县城跨度遥远，无论劳动地域分工还是城镇建设规划都与县域内其他区域相对独立。因此，城镇的凝聚和辐射作用都很弱，难以带动县域经济的高效、协调发展。[NextPage]基础设施落后，城镇为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差全区除天祝县G312沿线和阿克塞红柳湾（G215）有交通干线联系外，其他城镇都偏离河西走廊交通主干线，且距离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等河西中心城市较远，缺乏外部的辐射和带动。城镇内部则由于投资缺口大、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原因，除阿克塞红柳湾在新城建设过程中实现了集中供水、供热外，其他城镇的供热、给排水、垃圾处理等设施落后，文教、卫生等社会设施紧张，城镇为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极为有限。缺乏科学的规划和前景设计，城镇发展后劲不足首先是对城镇的规模和职能分工认识不够明确，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无论城镇数量多少，都存在对城镇发展规模的确定缺乏科学预测，城镇产业重点确定缺乏有效的设计等问题，城镇经济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寄托在少数企业命运之上。其次，没有充分挖掘自治县之间及与周边地区联系等外部动力，4个县无一例外地以所在地级市为最主要的外部引力中心，而县城与地级市在规模、产业、区位条件方面的差异使这种力量的作用很有限，自治县彼此之间和与甘肃中东部地区以及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缺乏资源共享、协作开发方面的联动机制，城镇发展后劲不足。2.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地方矿产和旅游资源开发推动资源丰富，空间组合较好是本区最为突出的优势，天祝煤矿，肃北南、北山区矿产资源及阿克塞石棉等的开发有力地推动了炭山岭镇、马鬃山镇、党城湾和红柳湾的发展，天祝“小三峡”等旅游资源的开发，则直接促成了石门镇的城镇建制与发展。生态移民位居祁连山北麓的地理位置，使本区城镇的发展一方面要为地区社会经济建设构筑平台，另一方面则具有安置生态移民，加快人口城镇化，从而减轻广大山区和草场的生态压力，增强河西地区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等重大战略意义。目前各个城镇都集中了一定比例的生态移民，阿克塞红柳湾则直接是由于生态移民发展起来的。现在，随着西部生态恢复与重建工程的全面启动，生态移民力度进一步加大，城镇都在不同程度地接收和安置移民，城镇人口规模将逐步扩大。跨区域交通、交流带动兰新铁路、G312等交通干线等级的逐步提高，有力地促进了沿线城镇的发展。华藏寺、打柴沟、安远镇、马鬃山等城镇的发展，都直接受到交通交流的带动。农牧业发展水平提高推动农村人口转移农业人口城镇化是小城镇人口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本区农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结构调整，有力地促进了城镇的发展和规模扩大，如肃北县72%、阿克塞县82% 的农牧民在县城定居，并逐步向农产品加工、商贸、餐饮等城镇二、三产业转移。 3.城镇发展的策略选择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本区城镇的发展担负着发展本地经济和呵护整个河西地区生态安全的双重任务。因此，城镇发展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建立区域现代经济、科技和管理的平台，从而吸引人口和产业集中，减轻农村生态压力，促进环境保护与建设，逐步形成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机制。基本稳定城镇数量，扩大城镇规模，完善城镇功能前已提到，与区域人口规模比较，河西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的城镇数量并不少，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城镇规模小，自我发展能力和带动力弱。所以首先需要扩大县城镇的规模，形成县域经济凝聚中心和辐射源。在天祝县要扩大G312沿线城镇规模，强化以县城为中心的县域一级轴带，扩大石门镇规模，积极探索炭山岭镇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二级轴带的发展，壮大以县城为中心，以主要交通线路为纽带的反“L”型空间网络构架。肃南县可以利用马蹄寺和祁丰区旅游资源开发和距离交通主干线较近的条件，设置建制镇，形成县域东、西两个“门户”，构建“一个中心，两个门户”的城镇体系结构。明花区是肃南县生态移民的主要移入区，种植业和养殖业相对集中，可在远景（2020年以后）规划中设置小城镇。肃北县和阿克塞县人口少，且肃北72%，阿克塞82%的牧民聚居在县城，不宜再建新城镇，今后的重点是要完善县城功能，改善县城环境，构筑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坚实平台。[NextPage] 综合开发特色资源，发展特色产业驱动型城镇特色是后进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内在动力。本区丰富的矿产资源，特殊的地貌和生态景观，淳朴独特的民族民俗，古朴悠远的文化等旅游资源，以及纯天然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的畜牧业，为区域快速全面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恰好与产业结构的地区转移和旅游市场上日益升温的民族风情游、多元风光游、特色文化游、生态观光游、康体健身游、怀古朝圣游等新热点[4]，以及食品市场上返璞归真潮流等新的趋势相吻合，但缺乏产业综合协调发展的平台长期制约着特色经济的发展。所以，应该强化城镇发展方向的研究与设计，发展特色产业驱动型城镇。改善城镇环境，发展旅游城镇 1充分利用阿克塞红柳湾、肃南县红湾寺、肃北县党城湾等城镇已有的矿产资源和畜产品初加工工业基础，强化资源的综合开发，以工矿业发展作为县城近期发展的动力和筹资手段，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镇环境和服务水平，同时，加强城镇与重点旅游景区的交通网络建设，提高景区可达性，拓展服务项目，促进城镇主导产业向旅游业转化。2加强天祝“小三峡”、肃南马蹄寺、文殊寺等景区的规划、开发与管理，强化生态建设与保护，突出石门镇、马蹄寺和祁丰区的旅游特色。深化矿产开发，促进资源型城镇可持续发展本区拥有丰富的石棉、煤、铁、锰、建材原料等矿产资源，矿产开发加工工业初具规模，天祝县炭山岭镇以煤炭开发为主，阿克塞石棉收入占全县财政收入的90%以上，天祝县华藏寺、哈溪镇、肃南县红湾寺、肃北县马鬃山镇等矿产资源开发都占GDP的较大比重，应该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的综合开发，提高环保产品比重，并积极探索替代产业，及早避免“矿竭城衰”和以生态破坏为代价的发展方式，促进城镇健康、持续发展。加快畜牧业产业化，壮大特色农业型城镇畜牧业是河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主体。本区天然牧场广阔、无污染，距离酒泉、张掖绿洲的草业基地较近，白牦牛等畜种独特，并有内蒙古草原兴发等大集团的投资合作，加快畜牧业集团化、产业化发展，一方面可以延长畜牧业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推动草场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强化草场统筹治理与管护，增强草场的水源涵养能力，同时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安置，既减轻草场的生态压力，又促进农业型小城镇的发展，提高畜牧业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天祝县华藏寺、安远镇、哈溪镇、肃南县红湾寺等畜产品加工都有一定的基础，市场前景广阔，应进一步改革草场土地流转制度，积极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紧密结合的特色畜产品，实现畜牧业产业化发展，促进特色农业型城镇的壮大。充分利用交通建设契机，发展交通服务型城镇本区靠近交通干线的城镇主要有天祝县华藏寺、打柴沟（兰新铁路、G312），阿克塞红柳湾（G215）和肃北县马鬃山镇，其中打柴沟镇是乌鞘岭铁路隧道东端的中转站，马鬃山镇是甘肃省唯一的内陆口岸，应该充分利用河西高速交通网络建设和改造的有利时机，加快物流设施规划与建设，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强化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建设生态城镇本区位居祁连山生态敏感区，是河西生态环境的屏障，城镇的发展必须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1提高节水意识，建设节水城镇。虽然就数量而言，河西地区水资源人均占有量较我国北方缺水地区多一点，地处河流上游又为本区用水提供了一定的优先条件，但从社会、经济、生态和全流域发展考虑，水资源仍然是制约城镇发展的首要因子。因此，必须强化节水意识，加大城镇用水控制和管理力度，提高污水处理和资源化比率，加快水价调整步伐，促进水资源商品化。2加强环境治理和生态体系设计，建设“绿色城镇”。主要是强化生态设施建设与改造，加强工业“三废”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比率，加快城镇绿地和防护林体系建设，把城镇建设成为繁荣、和谐、整洁、优美的绿色人居空间；3合理规划城镇空间规模，建设节地城镇。地广人稀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特点，河西少数民族地区除天祝县土地面积（万km2）较小外，与人口规模比较，土地面积非常广阔，但山地、沙漠、戈壁比重大，所以城镇的发展必须节约有限的可利用土地，科学规划和控制用地规模。[NextPage]拓展空间协作网络，利用外部动力促进城镇发展与走廊平原比较，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区位偏远，地域相对封闭，资金、人才、技术短缺将仍然是制约本区发展的瓶颈。因此，必须打破行政界限的分隔，建立全方位开放的城镇空间协作网络：1东西向网络：以4个县城为中心，以非县城镇为重要支点，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建设祁连山北麓民族地区以畜产品和矿产加工以及民俗、生态旅游为特色的城镇网络体系。2南北向网络：加强民族自治县与河西中心城市以及兰州、格尔木等城市之间的道路、通讯、技术、经济联系，加快民族地区城镇与周边乃至全国城镇的协作和体系融合，利用大中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弥补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劣势，为本区城镇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体现民族文化，突出城镇的民族特色 21世纪的城镇，不光是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更是文化的竞争，环境的竞争[5]。本区悠远的民族历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各具特色的民族习俗等与古丝路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交融，使这里成为河西独特的“民族文化绿洲”。所以，加大民族文化研究和开发力度，在城镇建设中传承和体现民族历史文脉，把民族的文化展现在城镇的建筑风格、产业产品、人文精神等各个方面，增强城镇景观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是树立区域形象，增强城镇竞争力的重要选择。4.结束语河西生态环境问题是整个河西乃至西北地区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的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除了加快上游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减轻生态压力，增强水源涵养外，还必须：1应用现代科技手段统筹规划和统一管理水资源，协调城镇与农村之间和上下游之间的配水份额，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2加大生态移民的力度，把水源涵养区、退耕还林还草区、生态旅游区和戈壁荒漠草场区的散居人口尽快移入城镇，鼓励其从事二、三产业；3建立城镇产业利润的生态回报体系，从城镇产业税收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生态投资基金，并建立下游对上游的补偿机制，把下游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上游水源涵养保护挂起钩来，全方位投入，努力推进河西生态环境的全面改善。

生态平衡是动态的平衡。一旦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超过了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而不能恢复到原来比较稳定的状态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遭到破坏，物质和能量输出输入不能平衡，造成系统成分缺损（如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结构变化（如动物种群的突增或突减、食物链的改变等），能量流动受阻，物质循环中断，一般称为生态失调，严重的就是生态灾难。编辑本段温室效应——地球发烧之谜温室效应是指二氧化碳、一氧化二氮、甲烷、氟利昂高温室气体大量排向大气层，使全球气温升高的现象。目前，全球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CO2大约为230亿吨。比20世纪初增加20％。至今仍以每年0．5％的速度递增，这必将导致全球气温变暖、生态系统破坏以及海平面的上升。据有关数据统计预测，到2030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20cm，到本世纪末将上升65cm，严重威胁到低洼的岛屿和沿海地带。编辑本段臭氧层破坏——女娲后代需补天臭氧层是高空大气中臭氧浓度较高的气层，它能阻碍过多的太阳紫外线照射到地球表面，有效地保护地面一切生物的正常生长。臭氧层的破坏主要是现代生活大量使用的化学物质氟利昂进入平流层，在紫外线作用下分解产生的原子氯通过连锁反应而实现的。最近研究表明，南极上空15－20千米间的低平流层中臭氧含量已减少了40％－50％，在某些高度，臭氧的损失可能高达95％。北极的平流层中也发生了臭氧损耗。臭氧层的破坏将会增加紫外线β波的辐射强度。据资料统计分析，臭氧浓度降低l％，皮肤癌增加4％，白内障发生则增加0．6％。到本世纪初，地球中部上空的臭氧层已减少了5％－10％，使皮肤癌患者人数增加了26％。编辑本段土地退化和沙漠化——孕育沙漠的温床土地退化和沙漠化是指由于人们过渡的放牧、耕作、滥垦滥伐等人为因素和一系列自然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土地质量下降并逐步沙漠化的过程。全球土地面积的15％已因人类活动而遭到不同程度的退化。土地退化中，水侵蚀占55．7％，风侵蚀占28％，化学现象（盐化、液化、污染）占12．1％，物理现象（水涝、沉陷）占4．2％。土壤侵蚀年平均速度为每公顷约0．5－2吨。全球每年损失灌溉地150万平方公顷。70％的农用干旱地和半干旱地已沙漠化，最为严重的是北美洲、非洲、南美洲和亚洲。在过去的20年里，因土地退化和沙漠化，使全世界饥饿的难民由亿增加到5．5亿人。编辑本段废物质污染及转移——工业文明的后遗症废物质污染及转移是指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向自然界或向他国排放的废气、废液、固体废物等，严重污染空气，河流、湖泊、海洋和陆地环境以及危害人类健康的问题。目前，市场中约有7万一8万种化学产品，其中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有危害的约有3．5万种，具有致癌、致畸和致灾变的有500余种。据研究证实，一节一号电池能污染60升水，能使十平方米的土地失去使用价值，其污染可持续20年之久。塑料袋在自然状态下能存在450年之久。当代“空中死神”——酸雨，其对森林土壤、湖泊及各种建筑物的影响和侵蚀已得到公认。有害废物的转移常常会演变成国际交往的政治事件。发达国家非法向海洋和发展中国家倾倒危险废物，致使发展中国家蒙受巨大危害，直接导致接受地的环境污染和对居民的健康影响。另据资料统计，我国城市垃圾历年堆存量已达60多亿吨，侵占土地面积达5亿平方米，城市人均垃圾年产量达440千克。编辑本段森林面积减少——地球之肺溃疡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大自然的总调度室”，对环境具有重大的调节功能。因发达国家广泛进口和发展中国家开荒、采伐、放牧，使得森林面积大幅度减少。据绿色和平组织估计，100年来，全世界的原始森林有80％遭到破坏。另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如果用陆地总面积来算，地球的森林覆盖率仅为26．6％。森林减少导致土壤流失、水灾频繁、全球变暖、物种消失等。一味向地球索取的人类，已将生存的地球推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编辑本段生物多样性减少——人类将患“孤独症” 生物多种性减少是指包括动植物和微生物的所有生物物种，由于生态环境的丧失，对资源的过份开发，环境污染和引进外来物种等原因，使这些物种不断消失的现象。据估计，地球上的物种约有3000万种。自1600年以来，已有724个物种灭绝，目前已有3956个物种濒临灭绝，3647个物种为濒危物种，7240个物种为稀有物种。多数专家认为，地球上生物的1／4可能在未来20－30年内处于灭绝的危险，1990－2020年内，全世界5％－15％的物种可能灭绝，也就是每天消失40－140个物种。生物多样性的存在对进化和保护生物圈的生命维持系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编辑本段水资源枯竭——逼近人类社会的危机水是生命的源泉，水，似乎无所不在。然而饮用水短缺却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目前，世界的年耗水量已达7万亿立方米，加之工业废水的排放，化学肥料的滥用，垃圾的任意倾倒，生活污水的剧增，使河流变成阴沟，湖泊变成污水地；滥垦滥伐造成大量水分蒸发和流失，饮用水在急剧减少。水荒，向人类敲响了警钟。据全球环境监测系统水质监测项目表明，全球大约有10％的监测河流受到污染，生化需氧量（BOD）值超过6．5毫克／升，水中氮和磷污染，污染河流含磷量均值为未受污染河流平均值的2．5倍。另据联合国统计，目前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活用水告急，其中43个国家为严重缺水，危及20亿人口的生存，其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中东地区。许多科学家预言：水在21世纪将成为人类最缺乏的资源。正如人们所希望的，不要让人类的眼泪成为地球上最后一滴水。编辑本段核污染——摆脱不掉的阴影核污染是指由于各种原因产生核泄漏甚至核爆炸而引起的反射性污染。其危害范围大，对周围生物破坏极为严重，持续时期长，事后处理危险复杂。如1986年4月，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13万人被疏散，经济损失达150亿美元。编辑本段海洋污染——致命蓝色国土海洋被誉为“国防的前线、贸易的通道、资源的宝库、云雨的故乡、生命的摇篮”。然而，她正受到严重的污染。海洋污染常见的主要有原油污染、漂浮物污染和有机化合物污染及其引起的赤潮、黑潮。海洋污染直接导致海洋环境的恶化，生物品种的减少。编辑本段噪音污染——永无宁日的呐喊工业机器、建筑机械、汽车飞机等交通运输工具产生的高强度噪音，给人类生存环境造成极大破坏，严重影响了人类身体的健康。人口爆炸，已使地球不堪重负；环境污染，已使其伤痕累累；生态失衡，已使她失去了昔日的辉煌；物种灭绝危及整个生物圈。面对无穷无尽的污染，河流在悲泣，泉水在呻吟，海水在怒号。森林匿迹，溪流绝唱，草原退化，流沙尘扬。我们的地球，正超负荷运转；我们的家园，正走向衰亡，人类的警钟，是自己把她敲响，挽救自然，挽救生态，挽救环境，挽救地球已刻不容缓。否则，人类的末日将是自己酿造的一杯毒酒。环境污染的原因总的来说，环境污染可以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也可以是自然活动的结果，或是这两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如火山喷发，往大气中排放大量的粉尘和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同样也造成大气环境的污染。但通常情况下，环境污染更多地是由人类活动，特别是社会经济活动引起的。我们平常所指的就是这类源于人类活动的环境污染。人类活动之所以会造成环境污染，是因为人类跟其他生物有一个根本差别：人类除了进行自身的生产外，还进行更大规模的物质生产，而后者是其他所有生物都没有的。由于这一点，人类活动的强度远远大于其他生物。例如，对生态系统中水的利用，其他生物仅取用满足其生存要求的量，而人类对水的利用则不知道要比其他生物多多少倍，多到有的局部生态系统所有的水都不够用。污染物的排放源称为污染源。各种污染源的情况将在第四节讲述。对环境污染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根据受污染的环境系统所属类型或其中的主导要素，可分为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等；按污染源所处的社会领域，可分为工业污染、农业污染、交通污染等等；按照污染物的形态或性质，可分为废气污染，废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以及噪声污染、辐射污染等。

云南少数民族音乐论文范文

音乐永远是民族文化中的那唯美的一面，在乐器的缓缓鸣奏中，表达的是作者的情感，无形之中乐曲的深处流淌着的是民族文化血脉深处的精髓。。。每每听着古典音乐的响起，那种悠扬，那种独特的中国风，心灵深处的有着不一样的触动，虽然听不出《高山流水》的知音难觅，品不到《春江花月夜》的清丽奇幻；但是依旧为凄凉忧伤的《二泉映月》而伤怀，被《霸王别姬》的悲凉豪迈而震撼。。。。他们再现了古代的情感生活，过往的抑郁悲愤，那时的英雄儿女，跨时代的哲理思考，都是那么地多情，那么的发人深省。中国民族音乐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氏族社会中，就产生了原始的歌舞和歌曲，到殷周奴隶主统治的时代，音乐文化已经相当发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音乐不断得到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音乐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情感、意志、力量、幻想和追求。中国民族音乐基本上由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四部分构成。宫廷音乐：一部分是典制性音乐，如各类祭祀乐、凯歌乐、朝会乐等；另一部分是娱乐性音乐，如各种筵宴乐、行幸乐。这两大部分音乐体现了宫廷贵族文化的两个侧面，一是皇权至上自我形象的塑造，二是贵族阶层的精神享乐。文人音乐：文人音乐包括古琴音乐与词调音乐，它与书、绘画、诗词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文人文化，琴、棋、书、画，琴居首位。古琴音乐追求的是超尘脱俗的意境天人合一的思想，“清、幽、淡、远”的浪漫色彩，这种音乐最符合封建社会的“中和”思想，成为古人修身养性，塑造人格的最好手段。宗教音乐：一、体现了中国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特点，佛教、道教、基督教、萨满教，在各自的文化基础上宗教音乐各有特征；二、外来的宗教带来的外来音乐和乐器不断与本土音乐的融和；三、较浓的民间风格，大量的宗教音乐以民间歌曲为基础加以改动使之仪式化、教仪化。民间音乐：民间音乐分为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以综合艺术为主。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独特的民族民间音乐的体裁、形式、风格、内容，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基础。如今古典民族音乐的现状不容乐观，中国历来重视音乐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在普通教育中将音乐作为正规课程列入期间，则是清末才开始的。1898年康有为以“请开学校折”上书光绪帝，提出了废八股遍设学校的主张。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等人积极提倡在学校中设立乐歌课。此后几年间，新式学堂陆续开设了唱歌课，从而在普通学校中形成了以教授新式歌曲和欧洲音乐常识为主要内容的音乐教育，至此，学堂乐歌成为我国一个新文化即将实行切换的关键时期。1927年采用德国专业音乐教育体制建立的上海国立音乐院，均依照德国音乐院校的课程内容上课，学生们演奏我国传统乐器也是用现代方法演奏。当时以西方音乐为主体的中国学校音乐教育虽然对建立和发展近代中国音乐文化起到了重大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学校中的音乐教育未能把传承中国音乐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因而对多数教育者来说，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阻隔和影响。虽然在各个方面做了一些有利措施，但从学校音乐教育的整体来看，民族音乐尚未能取得其应有的主体地位。这不仅对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是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今后的民族音乐教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多年来形成的教育体制和观念及外来文化的侵入，使得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教育传承之间存在割裂、脱节现象，这就造成了国民对民族音乐的不重视，而使民族音乐文化处于不断滑坡状态。因此，学校教育应该作为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主要渠道，传承民族音乐文化是学校教育的重大历史使命。民族音乐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各种文化形式的综和，同时又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音乐文化里包括了多种文化，涉及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各种类型的民族民间音乐是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它不仅仅是一种音乐现象,其中也体现了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文化、民俗、语言、美学观点，同时也寄托了一种文化的情思,其所涵盖的情感和精神是这个民族的灵魂与思想,是这个民族精神的载体。匈牙利音乐家柯达伊这样说过:“民族传统有机的继承,唯有从我们的民间音乐中才能找到。”意思是说,作为文化的民族民间音乐具有继承的价值，民族音乐教育同时也具有爱国主义教育的积极意义。音乐教育是教育的一部分，民族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教育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文化的教育是不可行的,没有教育的文化就失去了它的实际存在价值，教育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民族音乐传承与学校的音乐教育是分不开的。毋庸置疑，民族音乐文化在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几千年来的中国音乐史及现代的音乐教育现状看，我国音乐要得到真正的发展和提高，必须以中华民族本土音乐为主，如果把西方或者其他流行音乐当成主流，而将民族音乐作为附庸的话，必然会带来民族音乐衰退乃至消亡。学校教育作为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要使民族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得以很好地传承，就要强调民族音乐教育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性，所以要加强民族音乐教育，改善教育措施是关键。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传统民间音乐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就像我们的母亲河每年断流一样，民间音乐中的许多品种也出现了断流，濒临绝灭。流行音乐充斥着中小学音乐课堂，民族音乐教育被忽视。专业艺术院校招生和业余器乐考级中，报考西洋乐器和报考民族乐器的人数惊人的悬殊。更令人痛心的是多数学生都不会欣赏民族音乐的美，甚至对教材中的民族音乐持排斥态度。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用历史追朔法分析这些现象不难发现：（一）近二十年来受外来文化、市场经济的影响，各种媒体播放民族音乐的比例较少，流行音乐所占比例较大，加上港台流行音乐的推波助澜，使得很大一部分学生趋之若鹜。致使我们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追星族与歌迷越来越多，而民族音乐的爱好者却越来越少。青年学生只知道四大天王、超级女生，对民族音乐知识可以说了解甚少，说不出几种民族乐器的名称、叫不出几位中国民族音乐家的姓名；（二）应试教育长期不重视音乐教育，音乐课的情况无人问津、无人监督、无人指导音乐教学。致使音乐教育无法执行教学大纲，更无法完成规定的内容。音乐教学科研不足，教学观念陈旧，教学模式没有改变，致使学生对音乐课丧失兴趣。二、发展民族音乐教育的具体措施长此以往，没有青少年对民族音乐的喜爱和发扬光大，民族音乐将会失去它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发展民族音乐教育，提高民族音乐素养”显得尤为重要。学校责无旁贷地成了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振兴民族音乐的主要阵地。在教学中发挥民族音乐教育的优势，陶冶学生情操，增强民族意识，让绚丽璀璨的民族音乐自立于世界之林，乃是当前音乐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怎样落实呢我认为应主要从以下几点抓起：（一）以情感教育为主线，培养学生对民族音乐的深厚感情。通过学习一些带有典型民族风味的歌曲，在掌握和灌输民族音乐知识的同时，让学生明白音乐离不开民歌，民歌是一切音乐创作的源泉的道理，使学生从心理上崇拜民族音乐，提高学生对民族音乐的感情。我国民歌浩若烟海，内蒙民歌的豪放、辽阔，江南民歌的婉转、秀丽，陕北民歌的高亢、奔放，云南民歌的明丽、清新，新疆民歌的活泼、欢快，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从中得到丰富的体验，体味到各民族的风俗民情和鲜明的地域色彩。学生对这些民歌创作根源的追溯，会对民族音乐产生由衷的热爱之情。有了这样美好的感情，就会对学习民族音乐产生浓郁的兴趣，为学校进一步实施民族音乐教育打下浓厚的情感基础。（二）以民族音乐的欣赏为契机，增强学生的体验能力，体验民族音乐所塑造的意境，开拓学生的艺术视野，提高学生的艺术感受力、鉴赏力和创造力，以学生自我感受为基础，启发学生展开形象的翅膀，令学生将民乐与自我的情感认识不断协调起来，使民乐的欣赏成为学生情感体验的活动，在此活动中令学生自我振奋、自我感动。教师有意识地选择欣赏曲目，做到有浅到深、由表及里地对学生实施教育。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怀着由衷的喜悦去吸收民族音乐的营养，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熏陶。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很有市场前景，关键是要有好的作品和市场运作。我认为，当前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存在着创作和市场两个问题，需要下大功夫解决。“中国民族音乐的作品不够丰富制约了其自身的发展。由于民族管弦乐的乐器和编制的特性，你不能用西洋的配器方式来写中国民乐作品，而当代作曲家的作品有许多却还是从西洋乐团的配器移植过来的，这样的作品并不适合民族乐团演奏。民族音乐的市场开发问题也十分明显，从我们在欧洲和美国的演出看，实际上民族音乐有市场，但国内缺少推广民族音乐的机制,没有专门的人才和经纪公司向世界各地推广中国民族音乐。” 古典民族音乐的传承也许还要走很远，但是我们必须不停的寻找契机，为民族的文化作出应有的保护，更要作出应有的创新，让更多的人去接受，去认识我们的音乐文化。

根据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以及民歌的不同风格色彩，中国民歌大体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风格色彩区。 1．北方草原文化民歌区； 2．西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新疆民歌区； 3. 西部受佛教文化影响的藏族民歌区； 4．西南高原多民族古老原始文化民歌区； 5．东北受萨满教影晌的狩猎文化民歌区； 6．西北高原多民族半农半牧文化民歌区； 7．中原及东部沿海有着古老传统文化的汉族民歌区。至于每个民歌区的民歌分类。由于民族不同，各自有其传统的分法，不可能划一，只能存异。 1．北方草原文化民歌区这个民歌区主要处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以蒙古族民歌为代表。蒙古族历来有“音乐民族”、“诗歌民族”之称。民歌可分“长调”、“短调”两大类，“长调”民歌主要流行于东部牧区以及阴山以北地区，特点是字少腔长，富有装饰性，音调嘹亮悠扬，节奏自由，反映出辽阔草原的气势与牧民的宽广胸怀。牧歌、思乡曲、赞歌等大多属于长调。闻名的曲目有《辽阔的草原》、《牧歌》等。“短调”主要流行在西部、南部半农半牧区，其特点是结构短小，节奏规整，不少叙事歌、情歌、婚礼歌都属于“短调”。著名的短调民歌有《森吉德马》、《小黄马》等。草原文化民歌的共性是表现出草原牧民的质朴、爽朗、热情、豪放的情感与性格。此外，在西蒙还有一种“蒙汉调”（蛮汉调），它是蒙、汉两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相互吸收，相互交流的产物。流行于河套一带的“爬山调”也是蒙、汉民族共同喜爱的歌种。 2．西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新疆民歌区这个民歌区地处新疆，以维吾尔、哈萨克民歌为代表，它受过来自中亚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影响，与阿拉伯音乐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维吾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歌舞艺术以“十二木卡姆”闻名于世。民歌有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四大类。维吾尔民歌在音调方面包括了中国音乐、阿拉伯、欧洲三种音乐体系，它是中国民歌音调多元化来源最突出的一种。有不少民歌是与舞蹈相结合的，具有活泼、风趣的格调。闻名中外的民歌有《阿拉本罕》、《半个月亮爬上来》、《达坂城》、《送我一朵玫瑰花》等。哈萨克族主要居住在北疆，从事牧业。民歌可分为三大类：（l）词曲固定的民歌（包括牧歌、狩猎歌、情歌、宗教歌等）；（2）即兴填词的民歌（包括山歌、渔歌、谜语歌等）；（3）习俗歌（包括婚礼歌、哭嫁歌、送嫁歌等）。其中以情歌数量最多，大都表现情人离别的痛苦和祝福。哈萨克民歌中有中国音乐和欧洲音乐两种体系。中国音乐体系以宫、羽调式最多。闻名全国的有《玛依拉》、《等我到天明》等。 3．西部受佛教文化影响的藏族民歌区这一民歌区包括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的部分藏族聚居地区。民歌包括山歌（牧歌）、劳动歌、爱情歌、凤俗歌、颂经调五大类。民歌演唱活动大都与佛教节日有关，民歌中不少是与舞蹈结合在一起的，如“囊玛”、“堆谢”、“果谢”、“锅庄”等歌舞品种。音乐属于中国音乐体系，民歌一般特点为热情、开朗、诚挚、动人，极富高原特色，节奏律动性强。闻名的民歌有《北京的金山上》等。《北京的金山上》原来是一首箭歌（即狩猎歌），最初流传在西藏的东南部林区。如今成了流传全国的新民歌。 4.西南高原多民族古老原始文化民歌区这一民歌区包括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一带。有二十几个不同民族聚居在这里。该区民歌有着不同层次的古老文化特征，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民歌大多为“诗、歌、舞”相结合的演唱形式，内容复杂多样，同时存在着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歌。由于许多民族没有文字，民歌成了他们记载历史、传播知识以及进行社交活动的重要手段，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所有这些都反映出特殊的、多层次的文化现象。这一地区代表性民歌是多声部民歌。多数民族都有二声部、三部民歌。民歌的分类有“大歌”、“小歌”。大歌以侗族、布依族、壮族等民族的最闻名，大歌又分男声、女声、童声三种，男声大歌一般节奏性较强，曲调明快。女声大歌节奏较自由，旋律细腻、柔和。小歌除二声部外也有单声部民歌。内容以爱情为主，一般是青年男女在室内用小嗓轻声唱。此外还有古歌，以苗族的古歌历史最悠久。内容叙述天地的形成，人类的起源。游方的起因等。曲调富于吟诵性，歌唱者多为老人。侗族大歌50年代即闻名全国，其他民歌如《桂花开放贵人来》、《阿细跳月歌》等，也都是有代表性的曲目。 5．东北部受萨满教影响的狩猎文化民歌区这个民歌区主要包括东北大、小兴安岭一带，以鄂伦春族民歌为代表（包括鄂温克、赫哲、达斡尔、满族筹），鄂伦春族在1949年前还保留着不少原始社会的痕迹。这是一个喜爱歌舞的民族，过去以狩猎为生，每当狩猎满载归来，或者民族节日，都要进行歌舞狂欢。他们的民歌可分为三大类：（l）山歌，（2）歌舞曲，（3）萨满调。山歌又分“长调、“短调”，“长调”高亢刚健，节拍自由；“短调”曲调平稳，节奏规整。歌舞曲大多为一领众和形式。萨满调是为请神、跳神、祭祖、葬礼时唱的歌，曲调吟诵式，多为领和。鄂伦春民歌为五声音阶。以宫调式、羽调式居多。他们最喜爱的民歌有《额呼兰�6�1德呼兰》，是一首歌颂大自然的歌。此外《鄂伦春族小唱》在全国也很闻名。 6．西北高原多民族半农半牧文化民歌区这一民歌区包括甘肃、青海、宁夏的黄河上游地区，有汉、回、土、撒拉、保安、东乡、藏、裕固等民族聚居的区域。自古以来属于半农半牧文化范畴。历史上曾经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东西文化交流较早，由于长期的多民族交化交融，产生了八个民族并有的歌种——“花儿”。该区民歌可分“家曲”，“野曲”两大类，“家曲”包括各种酒曲、宴席曲、小词、秧歌等；“野曲”包括“花儿”在内的各种山歌、牧歌等。野曲只能在室外唱。“花儿”为代表性歌种，曲调高亢悠长，格调深沉婉转，气质粗扩、淳朴。不论哪个民族都使用汉语演唱，而各民族有自己的衬词，中外闻名的曲目有《上去高山望平川》。 7．中原及东部沿海有着古老传统文化的汉族民歌区汉族民歌区在六个区中属于最大的一个，从寒冷的北方到亚热带的南方，从西北高原、西南高原到东部沿海平原，地理条件、风俗习惯、生活、生产方式多种多样。语言虽同属汉语，但各地方言不同。东、西、南、北差异很大，民歌的风格特点也呈现出多种特征。另一方面汉族在北方草原民歌区、西北半农半牧民歌区以及西南高原多民族民歌区都有千万以上的人口，因此，民歌区部分重叠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基于以上情况，汉族民歌区又可以分为十个支区和一个特区。（l）东北都平原民歌支区；（2）西北部高原民歌支区；（3）江淮民歌支区；（4）江浙平原民歌支区；（5）闽、台民歌支区；（6）粤民歌支区；（7）江汉平原民歌支区；（8）湘民歌支区；（9）赣民歌支区；（10）西南高原民歌支区，（11）客家民歌特区。汉族民歌品种繁多，仅其不同的社会功能可以分为十大类：即劳动号子、山歌、小调、田歌、渔歌、茶歌、秧歌（包括灯歌）、风俗歌、儿歌、摇儿歌。（1）东北部平原民歌支区该区包括山东、河北、河南东北都、苏北北部等黄河下游地带，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区，基本上是一个沿海平原地带。自古以来黄河下游属于文化比校发达地区。根据风格上的微小差异，该区又可分为两个小区，山东、河北及河北、苏北的一部分为第一小区；辽、吉、黑为第二小区。第二小区实际是第一小区的移民区。所以民歌同属近似风格。全区使用东部北方方言。这里民歌以小调为主，其次是秧歌、号子，山歌极少。代表性民歌有《小白菜》、《画扇面》、《沂蒙山小调》、《小看戏》等等。（2）西北部高原民歌支区该区包括山西、陕西大都、河南西北部、内蒙河套地区以及甘、青、宁汉族聚居地区。东面以太行山为界与东北部民歌区分开，南北各为阴山以南，秦岭以北，属于黄河中上游地区。过去交通不便，民间音乐较少与外地交流，使用西北都北方方言。民歌以山歌最为突出．包括有“信天游”、“山曲”、“爬山调”以及“花儿”。其次为秧歌、小调。全国闻名的曲目有《走西口》、《赶牲灵》、《兰花花》、《推炒面》、《五哥放羊》、《刨洋芋》、《绣金匾》等。（3）江淮民歌支区该区包括淮河流域的苏北、安徽大部以及河南东南部地区、西面以大别山与江汉民歌区为界。该区处于黄河、长江流域之间，音乐文化兼融南、北因素，带有过渡性的特征。使用北方方言。民歌以田歌、小调突出，秧歌、山歌次之。闻名的曲目有《凤阳花鼓》、《王三姐赶集》、《打麦歌》、《彼根芦柴花》等。（4）江浙平原民歌支区该区包括江苏南都、上海、以及浙江大部，地处长江下游，是古代的吴、越之地。文化比较发达，人民生活较富裕，历来有江南渔米乡之称。使用方言为吴语。民歌以小调为主，闻名的曲目有《紫竹调》、《无锡景》、《茉莉花》、《哭七七》、《对鸟》等。（5）闽、台民歌支区该区包括福建大部、台湾大部以及广东潮汕地区。福建与台湾自古以来就有文化的渊源关系，台湾当地汉族一直使用闽南语，此外，两地还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戏曲、说唱音乐等。民歌以山歌、耘田诗、小调突出，闻名的曲目有《采茶扑蝶》、《茶童歌》、《天乌乌》等。（6）粤民歌支区该区包括珠江流域的广东大都，广酉东南部，以及海南部分地区，北面以南岭为界与赣民歌区相邻。这里地处亚热带，珠江横贯东西，文化与海外交流较早，使用粤方言。过去广大渔民成为该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民歌以渔歌——咸水歌最为突出。闻名的曲目有《落水天》、《春牛调》、《哩哩美》等。（7）江汉平原民歌支区该区包括湖北、河南西南部以及湖南北部的部分地区，为古代楚文化的中心地带。使用西南方言。古文化比较发达，民间艺术源远流长，至今在许多方面仍保留着古色古香的地方特色。民歌以田歌最突出，其次是灯歌、小调、风俗歌、山歌。闻名的曲目有《黄四姐》、《洪湖渔歌》等。（8）湘民歌支区该区包括湖南以及广西东北角上的几个县。地处长江中游南岸，这里也是古代楚地。民尚楚风，地袭楚俗，它与江汉民歌区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不过使用的方言不同，本区通用湘语方言。民歌最有代表性的是山歌、田歌。闻名曲目有《马桑村儿打灯台》、《一塘荷花一塘莲》、《上四川》等。（9）赣民歌支区该区以江西中、北、东部为基本范围，使用赣语方言。地处古代吴、楚之间，吴楚文化对其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具有长江流域东西部文化交流的过渡地带性质，民歌交融性强。以茶歌最有特色，其次为小调、灯歌。田歌中“打鼓歌”也很突出。闻名的曲目有《杜鹃花开》、《摘茶籽》、《送郎当红军》等。（10）西南高原民歌支区该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陕南以及广西西北部分地区。北以秦岭为界，通用西南方言。代表性民歌是山歌，其次是灯歌。此外川江船夫号子也很有特色。闻名的曲目有《小河淌水》、《赶马调》、《槐花几时开》、《我住贵州贵阳府》等。（11）客家民歌特区客家人分布较广，全国有八千余万人口，民欧特区主要指包括广东东北部、福建西南部以及江西东南部三省交界地带。这里客家人比较集中，客家系古代因战乱由北方中原一带来的移民，保留有古老遗风，使用客家方言。民歌主要为山歌，闻名的曲目有《灯红歌》、《风吹竹叶》等。 (ˇ�0�6ˇ）～

尽管中国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之间存在着某些矛盾，但是我们却也能发现它们之间一些微妙的联系。首先，流行歌曲脱胎于民歌。也可以这样理解：民歌是过去的流行音乐，流行歌曲就是今天的民歌。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邓丽君演唱的一些歌曲则是由民间小调为素材创作的歌曲。而在其他的流行歌曲中也有相当的体现。由此可以我们知道，民族音乐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民族艺术的精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意志、力量、智慧和追求，是流行歌曲用之不竭的源泉，流行歌曲只有扎根在民族音乐的土壤里才能获得更为顽强的生命力。其次，民歌借流行歌曲元素焕发生机。民族音乐元素越来越被流行歌手所重视，当周杰伦、陶喆、王力宏的流行音乐里开始引用民族元素，当腾格尔红遍大江南北，.当“女子十二乐坊”倾倒海外的时候，一些人发出“民族音乐迎来了春天”的欢呼。也就是说，流行音乐用现在的配器手法和演唱方式从另一方面来表现民歌，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并喜爱古老民族，也使传统民歌的古老生命力焕发生机。很难说中国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必然，也很难给中国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关系一个完整的和正确的定位。中国民族音乐存在了数千年，随着历史的变迁以及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的意识形态不断的发生变化，民族音乐也随着发生变化和发展，而且一直都在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反应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用音乐这个特殊的方式记载着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文背景。可以文说，中国的民族音乐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个特点比较鲜明的体系。而中国的流行音乐尤其是所谓的“新潮音乐”则可以说是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的派生物，众多音乐人可以借助这种音乐的形式来表现生活和情感，有时也显得很切近人们的生活和情感世界。从当前来看，我国的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长期来在很大程度上都处于一种相互争斗、相互排斥的状态，而随着各自的生存空间的扩展需要，它们又不可避免的走到了一起，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已经慢慢建。立起来。 Baidu文库当今，中国的流行音乐开始与国际接轨，港、台、内地三地的流行音乐差异日益缩小，在这个时期，古今的碰撞、中外的结合都汇集到一起。但受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中国的流行音乐从商业上看是繁荣的，但是从文化上看，是贫穷的。而少数民族音乐元素与流行音乐的结合更是一个长期的课题，如何把民族的真正变为世界的、把民族音乐元素巧妙地与流行音乐相结合，还需要广大的音乐人不断尝试、共同努力、共同探索，使我国民族化的流行音乐作品在世界乐坛上独树一帜

音乐是人们澄静的心声，是自然空灵的天籁。世间有那么多的乐曲，但恐怕只中国古典民族音乐能将其中的真谛尽数彰显出来。何尝不是如此！那宫廷音乐，少了清新，多了奢华；爵士乐，少了柔美，多了繁杂；流行音乐，更是少了超然，多了浮躁。而中国古典音乐，至高，至圣，至纯，至美。绝不张扬，却声声柔亮，潜入人心。绝不神秘，却层层深入，别有洞天。它不求太多，只愿将中国古典传播流转，正因如此，无论黄土高坡，还是江南水乡，都有了它的存在。静坐竹亭，弹奏古琴，想必古人便是在这种情境之下弹奏出那一曲曲的清音雅韵。爱古曲，爱高山流水之通灵，渔舟唱晚之闲适，二泉映月之绵长，阳春白雪之圣洁。赏民乐，赏梁祝之哀婉，关山月之豪放，姑苏行之明快，雁落平沙之悠扬。而这些都是由中华五千年来的文化积淀所传承孕育的。渔歌唱和，流水清音，亲友别离，追忆斯人，人与自然相呼应，自然与文化相融合，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底蕴都融入了古典音乐，传递所思，所感，所想。洗礼着人们的心灵，诉说着别样的文化……“中和”之美是一种以“和谐”为本质特征的审美类型，其主要特点表现为意蕴含蓄、典雅，情感力度适中，文与质、情与理等各种因素和谐统一。中华民族是以儒释道互补为传统文化基础的，受先秦“尚中”“尚和”和孔子“中庸”思想的影响，“中和”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根本精神，也是中同传统文化的丰要思维模式，从诗词文章、书法绘画、园林建筑到音乐戏曲等等，都受到“中和”精神的深刻影响，并都放射着“中和”精神的光芒。统观我们高中音乐鉴赏的教材，凡人编的中同传统音乐，从古琴曲到古琴文化，从甫代歌曲到唐诗宋词，从民歌到民间器乐曲，随处都能找到“中和”之美清晰的影子。大学音乐鉴赏论文音乐是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会欣赏音乐便走出了欣赏美的关键一部分。因此学习欣赏音乐是一门很重的课程！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学到很多东西。一．对中国古典音乐的认识在这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中国的古典音乐，体味到了中国古典音乐的美。笛声的清脆，箫声的深沉，琵琶的铮铮之音，这些我们都从中感受到了华夏之音的美妙，体味到古典的魅力所在。中国的古典音乐是以五音--宫商角徵羽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中国独特的音乐形式如今在民间十分流行的是唢呐这种乐器，无论民间的喜事还是丧事唢呐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乐器之一。唢呐作为我国传统的乐器我国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优秀曲子如《百鸟朝凤》堪称经典。在这门课的学习中感受最多的就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增强了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有提升了对祖国的爱。二．对西方音乐的认识《命运交响曲》堪称经典，历史上表现命运的音乐很多唯独只有贝多芬用选取了敲门声来表现命运，一声声短促而有力的敲门声显示出生命力的旺盛和与命运抗争到底的决心。“命运”这一主题在贝多芬的演绎下有了另一种境地，成为了历史上无人挑战的经典。同时在这门课的学习中还有欣赏了幽默曲、圆舞曲等，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对幽默曲的欣赏，不但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这个时代的音乐更是在这些艺术家的身上学到了追求理想的不放弃精神和为实现目标不断奋斗的高尚品格。三，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其音乐的发展历史更是一部丰满的史诗。在当今的乐坛最受年轻人欢迎的是Rap音乐，其中周杰伦便是一位现代音乐的代表人，但是即使在人们看来如此现代的音乐人，在他的音乐里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传统的音乐元素，如在《菊花台》，这首曲子的结尾用的便是我国云南的传统乐器葫芦丝。再如当今的年轻人所喜欢的歌曲《苏三说》与《One Night in Beijing》更是大胆的吸取了我国传统艺术京剧中的音乐元素，受到人们的欢迎。回归传统是一种趋势，我国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立足于传统并且与现代的音乐元素相结合进行创新这是一种必然。有我国“西部歌王”之称的王洛宾先生是将传统音乐用现代音乐元素演绎的典范，他创作的歌曲脍炙人口，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唱。四．音乐对人的影响音乐由人创作自然表达的是人的情感，音乐的欣赏着便是要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体味创作者的情感，从而达到人与音乐的共鸣。《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民内心的坚决，顽强的意志，作曲人满怀的崇高，神圣，庄严都融进那雄壮的旋律之中，无论何时何地听到都热血沸腾，充满希望，让听者蓦地升起对崇高的一团敬畏与仰望。又如在欣赏陈钢、何占豪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梁祝二人真挚的情感，音乐主要以“草桥结拜”、“英台抗婚 ”、“化蝶”为情节展开，大提琴与小提琴交相互应的音乐形式让人印象深刻，欣赏者可以从中清楚的体味主人公的情感。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音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生活的调和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音乐的意义所在。在情绪低落时适合听激情澎湃的音乐如交响曲与进行曲，在心情烦躁的时轻音乐是不错的选择能让人平静下来，认真的思索。五.音乐与素质教育音乐的最大功能是从精神上让我们超越有限的生命的围墙，把视野投向另一个关于美的音乐世界。她最奇妙的力量在于让我们日益漂泊的灵魂有回家的感觉，扩充我们生命的宽度和深度，寻找到生命的精神支柱，找到灵魂的归属。近年来，我国大学一直在提倡素质教育，其实是在追求自然科学教育和人文艺术教育的平衡。素质教育建立在和谐教育对素质的全面理解上。因此，素质教育本质上应该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里，每个人都应该从各方面全面的提升自己，而通过各种科学有效的途径，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素质教育其中一个要义就是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于是，我国的各个大学正逐步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同时，尤其注意了艺术教育的发展。在大学课程里，艺术不再只是艺术系学生的学习内容，也纳入了普系的教程，艺术成为公共必修课程。当代大学教育中强调素质教育是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要求，而艺术教育的关注正是人类感情的关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感情重要的存储和表达方式，艺术教育为实现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提供了生动的教育手段和教育内容成为受教育者最易接受的、最有活力的一种教育形式.

弘扬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论文

云南，人类重要发祥地之一，千百年来，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云南各民族融合、演变、发展，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自战国时期建立滇王国以后，行政建制和区划经过无数次的演变，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云南。元谋人：大约170万年前，原始人群时期的人类就生活在中国大地上。云南元谋人是我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猿人。到新石器时代，居住在滇池、洱海附近的人们，已能使用石斧之类简单的生产工具，从事原始的农业生产，有些地方的人还会建造简易木结构房，并逐渐形成较大的村落。庄跤入滇：公元前三世纪，庄跤通过黔中郡向西南进攻，“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建立了滇国。庄跤等将较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进了云南，促进了云南的发展，标志着云南从政治上与内地联系的开始。秦开五尺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云南设置郡县，开“五尺道”，从四川宜宾至云南曲靖附近，因路宽仅五尺，故称“五尺道”。五尺道的开辟沟通了首都咸阳经四川与云南东部的联系，并委派官吏入滇治理，使其成为秦帝国的组成部份。汉武开滇：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将军郭昌率巴蜀之兵临滇，设益州郡，下属24县，郡府设在滇池县（今晋宁县），云南为其中一个县，县城设在今祥云县的，“云南驿”。汉王朝调整了郡县，改变部落相立，不相统属的状况，带进了一些封建生产关系。这一时期青铜工具的使用，牛耕的出现进一步提高了农业耕作水平。高超的冶炼技术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各种青铜器物品的出土，显示了民间艺术家们的精湛技艺。大群被放牧的牛、马、绵羊和山羊与家畜猪、犬一道，标志了滇国发达的畜牧业。汉武帝还派唐蒙扩建“五尺道”，改名“西南夷道”。汉王朝还组织人力开凿博南古道，日趋频繁的商贾往来，促进了西南与东南亚各国，尤其是与缅甸、印度的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汉武开滇。诸葛亮治南：三国时期，现在的云南及黔西，川西南的部份地区统称为“南中”。公元225年，蜀汉丞相诸葛亮统三路大军亲征云南，他采取“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的政策，当进入滇西地区洱海（大理一带）时，迅速平定了云南奴隶主贵族发动的叛乱，降服了当地大姓孟获，对孟获“七擒七纵”，使盂获心悦诚服地投降，井发誓永不造反。因此诸葛亮很快平定南中，云南成为蜀汉的一部分。爨氏据滇：公元317年司马睿称帝，建东晋，东晋初年，由内地迁至云南的爨（音窜cuan）势力逐渐强大，爨琛自主为王，统治滇池地区，爨氏历统治400多年，把滇池地区称作昆川（或昆卅），并与随、唐王朝保持经济文化联系。六诏统一：公元738年贞观时期，唐王朝扶持蒙舍诏统一“六诏”，建立以洱海为基地的“南诏国”，诏主皮罗阁被封为“云南王”，南诏历传13王，统治200余年。段氏建立大理国：公元937年，段思平灭南诏建大理国，公元1117年，宋朝封大理首领为“云南节度使”，政治中心在洱海区域，以大理为都城，相传22 世，共统治316年。在大理国统治期间，鄯阐城（今昆明）逐渐成了滇中最繁盛的一座城池。其间留下了著名的“孔雀胆”的故事。元跨革囊：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军征云南，破大理国，1267年封第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 1271年其子被害身亡。公元1274年忽必烈派赛典赤·赡思丁到云南。公元1276年，元朝已正式建云南行中书省为全国11个行省之一，从此“云南”正式作为省级行政区的名称。政治中心由大理迁至昆明。赛典赤到云南后，在经济上制定赋税，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在政治上，一改过去残酷屠杀的做法，代之以善民族关系，兴办教育、安定政治形势的政策。突出的如五百里滇池，原常泛滥成灾，赛典赤征召民工，凿开海口，疏通螳螂川，使滇池水由海口经螳螂川流入金沙江通。云南现有世界遗产有：丽江古城、三江并流保护区、石林三处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昆明、丽江、大理、建水、巍山现有历史遗迹：元谋人、白沙壁画、滇越铁路、茶马古道、沧源崖画、陆军讲武堂、爨龙颜碑云南历史名人：熊庆来、郑和、龙云、卢汉、楚图南、李根源、赵藩、钱南园

根据语言发展的历史和语言之间语言要素（即语音、词汇、语法）的异同，可以把语言划分为语族、语支等各种类别。若把历史同出一个“基础语”（即母语）的许多语言归为一大类，则称为“语系”；同一语系的语言，根据语言之间的异同，又分为若干“语族”；语族之下分为“语支”；同语支的语言关系最密切，保留的共同点也最多。语支之下又包括若干语言。按照语言的分类法，云南境内的25个少数民族语言可划分为2个语系、4个语族、11个语支。现将这些民族语言系属分类及其有关历史文化介绍如下。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有13个，即彝族、白族、哈尼族、僳僳族、拉枯族、纳西族、景颇族、阿昌族、藏族、普米族、怒族、基诺族、独龙族。此外，还有一些小族群未被识别。藏缅语族的民族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云贵高原一带。这里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主要河流的发源地，土地广阔、江河密布、峡谷纵深，地形地脉及气候条件复杂，自然资源富集，人文环境多样性特征显著。汉藏语系诸语言的共同特点是其基本词汇以单音节为主，而且每个音节有固定的声调，在短语中有丰富的类别词。藏缅语族语言的语法次序是先主语，次宾语，又次动词，以及先名词次形容词的结构。该语族中属于藏语支的民族有藏族；彝语支的民族有彝族、哈尼族、僳僳族、拉枯族、纳西族、基诺族、怒族的一部分；羌语支有普米族；景颇语支有景颇族；缅语支有阿昌族；白语支有白族；另外独龙族语言的语支未定。各民族内部不同支系之间有比较大的方言土语差别。民族间的语言关系越接近，他们在历史上的文化联系就越密切。藏缅语族诸民族的历史渊源与上古时期活动在西北地区的氏羌人有密切关系。有的是在向西南地区迁徙、流动、定居的过程中，融合当地百濮或百越族系的部众形成的新的共同体。有的是在本土兴起，征服许多氏羌部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民族集体。因此，古代氏羌人的一些文化特征，如耕牧经济、火葬习俗、父子连名制、转房婚姻、原始宗教信仰等，在藏缅语族民族特别是在彝语支民族中仍有延续。藏缅语族诸民族不但在语言关系上最接近，有着一系列共同的文化特征，更在族源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都是古代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古羌人亦称氏羌或西羌，分布在陕西、甘肃、青海一带。约在4000年至5000年以前，羌人早期南下支系与当地土著部落融合为棘（濮）。棘系“羌之别种”，因其所居平坝地区，自然条件较优越，早已发展了农耕。西汉时期及其以前，活动于今西昌地区的“邛棘”和滇池地区的“滇焚”，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公元前4世纪初，羌人自甘、宁、青一带河湟地区南下，到岷江以东至金沙江畔，发展为武都、广汉、越诸羌，与《史记》所载的禽、昆明相接，是羌人南下的较晚支系。在古羌人与西南土著部落融合为v的基础上，昆明人与濮的融合是形成藏缅语族民族过程中的一个新的发展。魏晋以后，昆明人与棘（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隋唐以来，有乌蛮和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藏缅语族的先民们在长期的形成与融合发展过程中，活动范围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藏缅语族内部形成了三大文化区。青藏高原是藏文化区，以高原草场畜牧型经济和信仰藏传佛教为主要特征；云贵高原是彝语支民族文化区，以山地混合农业经济和信仰原始宗教为主要特征；而横断山脉则是这两大文化与汉文化互动形成的一条民族走廊，普米、纳西、怒、独龙等人口较少民族就是这条被称为“藏彝民族走廊”中的族群，他们以山地耕牧经济和信仰多种宗教为特征。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共有4个，即壮族、傣族、布依族、水族。包括了两个语支的民族及其语言，即属于壮傣语支的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水语支的水族。从历史源流上看，壮侗语族各民族与我国古代南方的最大一个族群“百越”或称“越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越族因其支系繁多、各有种姓，在战国、秦汉时期被统称为“百越”。其中，较大的支系有于越、扬越、南越、闽越、骆越、东瓯、山越、滇越、西瓯等。百越由于分布很广，各地所处历史条件不同，因而发展演变各异。东南越人早在先秦时期即与中原的华夏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密切，互相影响，随着自身政权组织的消亡，加快了与华夏族或后来汉族的融合。岭南和西南地区的越人，有的较早与汉族融合，有的已经演变，形成今天的一些兄弟民族。由于他们具有共同的族属渊源、相似的语言和文化特点，仍然具有亲缘关系。可以这样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民族迁徙与分化融合，居住在不同地区的越人产生了不同的族名，而过去曾普遍使用的“越”这个族称也渐渐不见于史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越人后裔有了不同的族称，至宋明时期，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壮侗语族各民族。因而，在不少著作中，学者们又往往将壮侗语族各民族称为“百越民族”。 “百越”是我国古代南方地区的土著族群。在越族出现于历史舞台前，我国东南、中南和西南的广大区域内，从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到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都遍布了人类活动的足迹。著名的考古发掘有旧石器时代的“马坝人”“柳江人”“左镇人”“下草湾人”，新石器时代的南宁贝丘遗址、江西的万年仙人洞、浙江余姚的河姆渡、嘉兴的马家浜、太湖杭州湾的良渚文化，等等。其中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如几何印纹陶，还出现了有规律的文化层叠压关系，反映了该地区文化的承续性。同时，一些出土文物还与史书上所记载的越人文化特征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说明了古代百越族群与这些史前文化的密切关系。越人分布地区广泛，史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是说自今越南北部经广西、广东、福建至浙江，都有越人各部杂居共处。不过，百越的分布地还延伸至台湾及西南地区的滇、黔等地。百越虽然分布广泛，但基本生活在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的平原低地或靠近江河湖海水道纵横的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这种自然环境给百越民族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明显的影响，他们的文化创造也表现出与水相关的特征。如种植水稻、喜吃水产、习水善舟、居住干栏、文身断发、龙蛇崇拜等。由于历史的渊源关系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民族间的互动关系，壮侗语族各民族与古代越人在文化上一方面表现出承续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各自的民族特色。千百年来，勤劳智慧的壮侗语族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缔造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民族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民族共有2个，苗族和瑶族。苗瑶语族又分为2个语支，即苗语支和瑶语支。无论从历史源流还是语言、文化特征等等方面，它们相互之间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两个民族在语言上有亲缘关系。它们共同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各族的地方性族群在语言上有交叉从属关系，如瑶族的“布努”语属于苗语支。这种语言、情感认同上的交叉从属关系，反映了两个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存在密切的互动。从族源上看，两个民族都与历史上的“武陵蛮”“五溪蛮”存在比较密切的渊源关系，说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今天的湖南、贵州、江西等省交界地区是苗族、瑶族共同的“历史民族区”。据记载，大约在唐朝初年，就有部分苗族从湘、黔、川、鄂等地迁入云南东南部地区，随即成了当时南诏统治范围之内的少数民族之一。以后，分布在云南的部分苗族，曾一度深入到了南诏、大理时期的东部“乌蛮”之中，并在今曲靖一带取得过统治地位。当时的“纳垢部”（今马龙）、“罗雄部”（今罗平）的二部首领都曾以“盘瓠”后裔自称。云南苗族的另一部分，系由元明清时期从黔、桂、川等地陆续迁来。这部分“苗民”“三苗后裔”，指的是清朝以前，元明以后，分别从贵州、广西一带迁来的苗族，其中显然也包括唐朝时期的“四邑苗众”的后裔。而关于瑶族的族源的说法学术界历来有争论，有源于“山越”之说，原始居住地在今江苏和浙江一带；有源于“长沙、武陵蛮”之说，原始居住地在今湖南湘江、资江中下游；有源于“五溪蛮”之说，原始居住地在今湖南、贵州之间；还有一种说法是瑶族的来源是多元的，包含了“长沙、武陵、五溪蛮”和“山越”。今天的学术界多主张瑶族为“长沙、武陵蛮”或“五溪蛮”之后，共同特点为“盘瓠崇拜”。远古时期的瑶族先民，曾与华夏族同居于黄河流域。周代由黄河流域迁至长江流域，成为被称为“蛮”部落群体中的一员。秦汉时期，瑶族先民聚居于湘江、资江及洞庭湖沿岸广大地区。南北朝时扩大了分布地。隋唐时逐步南迁至长沙、武陵、零陵、巴陵、桂阳、衡阳等郡，即今湖南大部分，广东与广西部分地区。元明清时期，瑶族已遍及广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诸省了。瑶族迁入云南的时间，记载不尽相同，一说唐代云南就已居住有瑶族先民；另一说瑶族是明清时期迁入的。居住在云南的瑶族同胞，普遍认同其祖先于100多年前自广西迁入。苗瑶两族由于主体分布的地带山水相连，以长江以南的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区的山区为主要生存环境，为相互之间的往来提供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形成了以山地耕猎型为主导的经济文化类型。除了物质文化上的接近以外，社会组织如寨老制、石牌；民间传统信仰如盘瓠也多有类似。两个民族不仅具有上述历史和文化上的密切关系，而且还有一些相似的民族特点，如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迁徙最频繁的民族之一。由于长期迁徙，形成难以磨灭的迁徙记忆文化如服饰、口头文学、丧葬等；相对集中、大分散、大杂居、小聚居，分布地域广阔是云南省苗瑶分布的共同的最大特点；苗、瑶两族还形成跨国分布；两个民族的地方性族群众多，内部的语言文化差异比较大；民族内聚力比较强；社会发育长期停滞，血缘和地缘双重性质的农村公社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内部贫富分化、阶级分化不很明显等等。当然，强调两个民族的共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他们各自还有鲜明的特点。实际上，两个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瑶族比苗族的开放性要更大一些，表现在语言上有比较普遍的兼语现象，在宗教上受到内地道教的影响比较深，社会的分化程度较之于苗族要更加突出等等。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民族佤族、德昂族和布朗族，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古老民族，他们的语言都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与东南亚的孟族、高棉族等民族，在历史源流上有密切关系。从族源上看，佤族、德昂族、布朗族三个民族都同出于古代的百濮族群，居住相对集中在云南西部和西南部地区。根据现有的汉文历史文献，我国的孟高棉语族民族没有经过跨度大、长距离的迁徙，民族分化也相对较晚，很难在唐代以前的汉文献记载中将它们完全区分开来。百濮族群也是我国南方古代一大族群，因种群繁多而被称为“百濮”。在古代南方，分布于东部的濮人大多与越人融合为一体，西部之濮则与孟高棉语族各民族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汉晋时期，佤族、德昂族、布朗族的先民被称为“苞满”“濮”“闽濮”等，主要分布于今云南保山及其西南地区。唐代，滇西及滇西南的一部分濮人，由于其内部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差异性越来越大，开始分化为不同的族群，其中一部分被称作“望蛮”“望苴子蛮”，这一部分与今天的佤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另一部分濮人被称作“朴子蛮”，他们与今布朗族、德昂族有族源关系，主要分布在北至金沙江两岸，南达今西双版纳广大地区。元明清时期，濮人后裔进一步分化，出现了蒲蛮、蒲人、哈瓦、崩龙等称呼，他们与今布朗族、佤族和德昂族有直接的承续关系，分布格局也与之基本一致。我国孟高棉语族各民族均为典型的山居民族，如佤族的阿佤山、布朗族的布朗山、德昂族的三台山等，是这3个民族最知名的聚居区。长期以来，他们主要分布在适宜稻作的亚热带地区，以旱地农耕为主要生计方式，纺织、茶叶种植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德昂族有“古老茶农”之称，布朗族聚居的西双版纳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产茶区，而茶叶种植在佤族经济收入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由于这3个民族主要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山区，文化教育程度较低，社会发育相对滞后，直到现在，仍有极少数群众还在从事刀耕火种农业。同时，由于人口相对较少，这3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较多，如小乘佛教的信仰即来自傣族的影响，并渗透到生产、生活中的诸多方面。在当代社会，他们的传统文化也同样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发展社会经济和保存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提高文化教育素质，成为这些民族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其他民族除上述介绍的云南22个少数民族之外，云南少数民族中还有蒙古族、满族、回族3个外迁民族。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蒙古语支。元代落籍云南通海县的蒙古族，因与其他民族杂居，其原有蒙古语已发生变化，在对外交流中多使用汉语或彝语，但蒙古语并未完全消失。满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满语支，17世纪40年代，大量满族入迁中原，汉族移居山海关外，满汉交错杂处，在经济、文化、生活上交往频繁，满族逐渐普遍使用汉语汉文。到目前，仅有黑龙江一些边远地区满族聚居村寨的少数老人会说满语。居住在云南的满族习用汉语汉文。云南的满族主要于清代进入。回族的族源可追溯到元代迁入中国内地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7世纪以来侨居中国沿海广州、泉州等地的阿拉伯人和波斯商人的后裔。在长期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杂居交往发展中，逐渐吸收了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成分，到明代初期形成了回族。史籍中记载大量回族人入居云南始于元代。1253年，即元宪宗三年，忽必烈、兀良合台率蒙、回混合军10万人平大理国，这是大量回族入居云南之开端。回族普遍通用汉语汉文。但在回族内部交往中，还保留着一些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形成3种语言汇合的形式。在进行宗教活动时，则使用统一的阿拉伯文经典。看有没你需要的、

我与中华传统文化携手。在我国传统节日里，我“遥望”古代诗句而感慨。传统文化在我的脑海里似乎已转化成了一串串饮食文化的符码，为我品尝中华“小吃”划定了时间表，我津津有味的咀嚼着传统文化的结晶，我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察觉得到它的存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我知道吃汤圆的时候又到了。“汤圆呢？今天可是元宵节啊！”餐桌上的面包既让我惊讶又让我纳闷。汤圆汤圆，就是一大家子人要团团圆圆的意思。传统文化在不同的节日里，用不同的东西告诉我们。它没有消失，就像大家春节一家要团聚在一起，吃着年饭。不同的人用它们不同的眼光看待它，它的重要性也随之改变。传统文化不仅是流动时间的凝固剂，更是民族个性的烙印。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用自己的个性情感，仿佛群体无意识般地充实着传统文化。内敛含蓄，善良仁义，乐观信赖，天人合一……这是一种纯粹的情感，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洗礼一路走来，不同时代的人们赋予了它不同的形式，有的至今为人们所熟知，有的已湮没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而现在的我们，尽管奋力追溯着一切传统文化的习俗，争相效仿，但同时并存的，却是日渐冷漠的人情，有的人可以为了工作利益而挤压出更多的时间，却从不为自己的亲友，家人甚至是自己的心灵留一点空间。渐渐地，他们看不见世间的大象，听不到世间的大音，他们与传统文化分手，他们与人间真情绝缘。我们回忆着传统文化，那我们何时能回味传统文化呢？莎士比亚曾经说过：我们所谓的玫瑰，如果换一个名字，不也一样芳香吗？传统文化需要我们的传承，但花谢了无关紧要，我们所必须做的，是让那余香渐飘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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