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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学类培养目标生物科学是自然科学的重要分支，是观察和揭示生命现象，探讨生命本质和发现生命内在规律的科学，生物科学类立足于国内外生物科学领域的发展要求，培养具备学科大类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生物科学相关的科学技术和其它领域从事科研、教学、技术及相关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生物科学类采取基础素质、专业素质与专业方向分阶段循序渐进的教育培养模式，将植物生物学、动物生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生理学和生态学作为为生物科学类的核心课程。此外，开设民族植物学、民族生态学等特色课程，使学生掌握民族地区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所需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各专业课程配套相应实验课程以训练培养学生的科研实践能力，通过阶段实习与毕业综合实习提高专业知识应用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同时学生可以自愿申请参加各类本科生科学研究训练项目、社会实践活动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在此基础上参加学校、北京市级生物学学科竞赛。近年来，生物科学类三个专业与国外大学开展合作，并联合培养学生，可以短期出国学习进修。生物科学类按大类方式招生，一年后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学业成绩分为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和生态学三个专业培养。就业及深造前景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人类保健、农牧业、食品工业、环境保护以及精细化工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学生的就业和发展空间广阔，能在工业、医药、食品、农林牧渔、环境保护、园林等行业的企业、事业和行政管理部门从事与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相关的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生产管理、行政管理等工作。适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学生从事生态科学研究、生态监测与评价、生态规划与管理、生态保护与修复等工作。学生在专业领域内继续深造的口径较宽，可在生物学和生态学一级学科下的各二级学科发展。另外，也可在与生物科学类相关的学科专业中继续深造。优秀学生可免试推荐研究生，每年有超过40%的学生到国内外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近年来，本专业与国外多所大学联合培养学生，可以短期出国学习交流。培养特色生物科学类采取基础素质、专业素质与专业方向分阶段循序渐进的教育培养模式，将植物生物学、动物生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作为为生物科学类的核心课程。并将生理学、生态学等作为生物科学专业的专业方向课程，将基因工程、细胞工程等作为生物技术专业的专业方向课程。将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等作为生态学专业的专业方向课程。此外，开设民族植物学、民族生态学等特色课程，使学生掌握民族地区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所需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各专业课程配套相应实验课程以训练培养学生的科研实践能力，通过阶段实习与毕业综合实习提高专业知识应用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同时学生可以自愿申请参加各类本科生科学研究训练项目、社会实践活动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在此基础上参加学校、北京市级生物学学科竞赛。近年来，生物科学类三个专业与国外大学开展合作，并联合培养学生，可以短期出国学习进修。教学科研力量生物学为硕士一级学科，具有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生物物理学等4个硕士学位授予点。生态学为硕士一级学科，具有植物生态学、景观生态学、民族生态学3个硕士学位授予点，是国家民委重点学科。生态学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影响的专家、教授，教师中有多人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其中生态学教学团队是北京市级优秀教学团队。近几年来，承担各类科研项目近百项，发表学术论文400多篇，出版专著30多部。此外，生物实验中心是北京市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下设普通生物学、微生物与遗传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等多个实验室，仪器设备先进齐全。生物学、生态学专业实习基地被评为首都大学生社会实践示范基地，也是北京市高等学校校外人才培养基地。招生特殊要求因教学活动的需要，生物科学类专业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英语基础。学制学位生物科学专业、生物技术专业、生态学专业学制为全日制四年，毕业时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关于黍稷的起源，国外学者有3种论述：一是以著名植物学家林奈为代表，认为黍稷原生于印度。林奈是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一书中提出这个论点的。今天看来，无论是从考古的角度还是野生祖先的角度，原生于印度的论点，根据是不足的，现代学者已无人支持这个论点。二是认为黍稷原生于埃及—阿拉伯地区，然后传至印度，再由印度传入中国。这一论点的早期代表是德康多尔（De Candolle），他是以野生黍的分布作为依据的。与德康多尔意见相近的是丹麦古植物学家赫尔拜克（）的观点。他认为黍稷的野生祖先是Panicum callosum Hochst，而这种植物分布在埃塞俄比亚，因而把黍稷的起源地定位为北非沿海地区。但是Panicum callosumHochst作为黍稷的野生祖先只是一种推断，缺乏科学依据。何况北非黍稷的考古资料都是近期的，根本没有早期的记录。第三种意见以原苏联学者瓦维洛夫（Н.И.Вавилов）为代表，他根据来自各大洲近60个国家的数万份品种资源，进行详细的研究，用植物地理学区分法，提出栽培植物起源中心学说。关于黍稷的起源，他认为中国是古代初生起源中心，并认为黍稷从中国广泛地传播到整个欧洲，甚至到意大利的北部。美籍学者何柄棣在《黄土与中国农业起源》与《东方的摇篮》两文中，也认为黍稷原生于中国，但是，他把黍稷与粟混为一谈，统称为“小米”，这是不太确切的。与第三种意见相近的还有日本学者星川清亲的论点，他认为黍稷原产地是靠近中亚的东亚大陆性气候地区，随着古代民族向西迁移把黍稷传入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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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导入近日,成都市教育局发文,禁止所有中小学生在本月20日至28日参加跟圣诞节有关的群体性聚会。报道称:此举既是为维护学生安全,也是为提倡传统节日。———据《成都商报》12月22日报道传统节日与外来节日,水火不容还是水乳交融？发文禁止聚会,初衷好未必效果好,提倡传统节日,不意味横眉怒对洋节。主持人:据报道,成都教育局发布这个文件的原因,除了保护学生安全外,还有个理由是提倡传统节日———提倡传统节日,是否意味着不过外来节日?观点A 唐尧传统节日自有生命力肯定没有必要。政府可以通过法定形式,将一些重要的传统节日法定化、固定化。国务院刚刚修改通过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增加端午节、中秋节和清明节作为法定节日,就对中国传统节日支持、提倡和保护。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要保护传统节日而去抵制洋节。我的小孩上高中了,近几年也比较热衷于到街上去过圣诞。对此,我一直没有反对。观点B 骆华婧不会因为圣诞忘了春节没有必要啊。圣诞我们要过,但是并不因为我们过了圣诞就会把春节搞忘了吧?别忘了,春节还有压岁钱、还可以放鞭炮。作为年轻人,我们希望每个节日都热闹、好玩。观点C 彭贝洋人也会借春节来放松而且现代人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需要发泄,但你让我们拿崇高的春节,亲人团圆的中秋节,悲伤的清明节去狂欢吗?这不可能,我们每年就只能扭着洋节,名正言顺地去发泄.但在我们的内心,传统节日是崇高的,我们需要理性地去过,就像春节中秋要回家;端午节要吃粽子;清明节要祭奠去世的亲人一样,我们遵循它的每一个内在意义,谁见过我们拿自己的传统节日在大街上疯狂的,其实我们尊重它就是保护它,这就说明并没有影响到我们的传统文化,所以没有必要因此去抵制洋节。我身边的朋友也时常说:传统节日都有更为复杂的背景,大家过得却并不轻松,洋节轻松自在,两种节日互补着过,多好———我的欧洲朋友告诉我:圣诞节在他们国家也并不是中国式的疯狂,所以他们也经常会过过外来的节日,比如我们中国的春节,作为借口来轻松一下。观点D余云华传统节日应拓展外延坦然地接受洋节,但对于我们的传统节日我们必须重视起来。前段时间国家对于节假日的调整,增设了中秋、清明等传统节日的假期,说明了国家在保护传统节日上已经行动起来。我们除了提倡,还必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加强传统文化的内涵延伸。在国外,聪明的商家们将节日的含义延伸得很广。而我国有关传统文化的产业却少之又少,每年,从春节开始,然后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年年是一样的过,但味道却一年比一年淡。像中秋节,月饼越做越大,但让人感觉文化越来越少。如何去丰富和发展它的内涵和外延,这才是更为关键的问题,不能一味将这种淡漠归咎于洋节。传统节日有着"润物细无声"的特色,没必要担心它们被洋节抢了风头,更没必要抵制洋节。主持人:在针对这则新闻的随机访问中,有人说:"土节、洋节,何必分那么清?高兴就好。"各位对这个说法怎么看?观点A骆华婧个人喜好无须惊讶我也认为分一下倒无妨,但有人喜欢传统节日有人喜欢外来节日,这就和我们有人喜欢历史、语文,有人喜欢化学、英语一样,没必要很惊讶。观点B唐尧面对洋节有容乃大节日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紧密相联。各个国家、地区、民族的节日并不完全一样。有法定节日,也有非法定节日,有传统节日,也有舶来节日。我认为,不管是什么节日,我们都应该理解和尊重,有颗宽容的心。节日分"土"、"洋"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关键是我们的态度要正确。观点C彭贝土洋节日不必对立我觉得没必要担心洋节抢了传统节日的人气。都是洋节,为什么万圣节在中国就不如情人节和圣诞节火?过洋节,人们其实是有选择———中国人过圣诞节,其实往往就是单纯图个乐,跟西方人过圣诞节大不一样。我们的理由是:"因为它罗曼蒂克"、"是一个HAPPY和疯狂的借口。"我们的身体虽然在洋节中疯狂,但心灵却始终在传统节日中固守,所以我觉得完全不应该把"土""洋"节对立。观点D 余云华传统节日更重教化在中国,虽然喜欢过洋节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多,但中国人所过的圣诞节,更多是一种简单的好玩,举着洋节的旗帜去疯狂,过的只是一种气氛,并没有特定的节日情感。保护传统节日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洋节的"入侵",并未真正能够取代传统节日,与洋节在中国的娱乐性不一样,传统节日对中国人更具有教化意义,而且传统节日与洋节的时尚并不冲突,因此,市面上才出现了巧克力馅的汤圆,甚至玫瑰花馅的汤圆。舶来的节日与传统节日,好比蛋糕与寿桃,喜欢哪一个视个人的口味而定。"节",可以理解为生活节奏的放松和身心的调节。中国的文化基础建立在农业之上,忙完了一个季,就有一个节,便于补充体力、放松身心。其实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青年的生活方式日益接近、趋同,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主持人:其实,这则新闻引起广泛关注,还在与成都教育局采取了"发文件"这个形式。观点A唐尧发文之举于法无据首先我对此举持否定的态度———于法无据。但是,我想成都市教育局发文禁止学生参加圣诞聚集的初衷,除了对传统节日的保护,还出于对学生安全的考虑。国外的圣诞,大家大都是到教堂祈福,或者走走亲戚,送送圣诞礼物,很祥和的感觉。而中国的圣诞节就是彻头彻尾的狂欢节,所有参与的人都是在宣泄自己的情绪。以文件名义,禁止某个群体参加圣诞聚集活动,实际上可行性并不大。观点B骆华婧与其禁止不如引导最近我有外校同学也收到了老师要求不许上街参加圣诞集会的通知。我们觉得这样做特没道理,凭什么啊?我们又不是去做违法乱纪的坏事!再说了,学校能派老师在圣诞到解放碑逮学生?逮到的学生请家长、给处分?参加了几年圣诞狂欢,我们也有些累了。老是拿充气棒子打人,拿"雪花"喷人,真的很没新意。我看用不着禁止,过不了几年,城里的年轻人恐怕就都厌倦了,估计参加的人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成都的那个文件是多此一举———即使我们考虑学生安全,也应该引导学生安全狂欢,而不应该是不许狂欢。其实,我们很想学校能够在节日组织我们集体活动,这样更好耍。比如像新年演唱会啊、化妆舞会啊、篝火晚会啊,我们都很乐意参加的。这些可比上街打挤有意思多了。观点C彭贝容易诱发逆反心理相信无论是成都还是重庆,学生们喜欢过圣诞节的原因也是一样,他们虽然压力不大,但本就是好动求变的一群,所以瞅上这么个节日疯狂一下也是情有可原,相信他们也并未对洋节当真,面对"新人类"的"趋之若鹜",教育局大可不必"紧张".如果要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完全可以采取另外一些聪明的手法和其他灵活的方式,以发放通知的形式是不是也太正式了点,这种方式往往更容易让青春期的孩子产生反叛心理。观点D余云华不赞成但理解在凤凰卫视新闻台,我已看到了这则新闻,成都教育局的做法已经引起各方的关注和争议,我觉得希望给于教育部门宽容的体谅.先不说这样做是否管得过宽,是否越权,教育部门其实也有他们自己的需要考虑的众多因素:比如学生出去过节安全问题怎么解决,出了问题谁来负责?教育局后来解释的担心学生出去狂欢造成大量的垃圾无法处理...其实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问题,作为主管部门,他们必须面对种种现实问题,可不像其他人那样清闲的发发议论就完事了。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过一次"公众过圣诞节状况"调查。在对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深圳等14个城市,电话访问了2000名青年后得出结论:近9成受访青年表示今年会过圣诞节。但调查中,有超过7成以上的人表示:过圣诞是为了凑热闹,"圣诞节并不能取代传统节日在心目中的地位"。
近代中国的节日在短短的百余年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主要原因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尽管中国近代节日的演化与西方文化的传播分不开，但这种变化对中国传统节日的影响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近代节日的演变，特别是西方节日和生活方式的引入，对中国传统的节日文化造成了较大的冲击，这更应使我们注意在引进外来文化时不能对传统文化一概否定，而应该对其合理成分加以传承和发扬。随着现代社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文化融合在更大范围的地域内扩展开来，受了西方文化理念影响的人们在欢天喜地的过着各式洋节的同时，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则受到了不小的忽视，究国人对中国传统节日与西方节日的差异与看法，探讨当今局势与人们庆祝中国传统节日的方式以及重视程度，从而研究出加深文化印记对我们的影响与应对方案。希望以此来使人们加重对传统节日的重视以及传统文化的理解。将这些无法用价值来衡量的精神财富很好的传承下去。时下，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等节日在中国大面积普遍的盛行起来，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在我们本国的热度明显不高，年味也不如小时候来的重了，不禁让人感叹。我们在接收外来文化、文明的时候不能把我们自己本身的传统遗弃，而是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摒弃掉传统节日中糟粕的东西，在传承中国传统节日的前提下，去感受、迎接西方节日的氛围，而不是一味地跟风，追求所谓的时尚。时下流行过“洋节”，研究其流行的原因、背景以及一些现实因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传统节日。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我国的传统节日文化日益受到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淡忘。西方的圣诞节、万圣节等节日新奇热闹的庆祝方式，更受到年轻人的喜爱，这不利于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时代要求，不利于更好地将我国文化推向全世界。我们应该加大对我们自己国家的节日文化的认可度和参与，这不仅仅是抵制过度的外来文化的入侵，更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传承与发扬。
风俗史学家把“再现过去”视为主要任务的同时，不应将一定的道德标准强加给过去。作者在研究中作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历史上没有永恒的、绝对的标准；相反，标准处于经常变动的过程之中。所以，永远只能说是相对道德或相对不道德。除非违反了社会本能，违反了自然的法则，才可以说是绝对的不道德。没有一条道德法则能不受时空的制约而调节我们在一定时空上的行为。 如果这一点对于整个道德是正确的，那么，对于性道德更是如此。因为性道德是最容易变化的道德领域之一，事实上也确实变化最多最快。作者在写作本书时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一般道德观的经常变化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每个世纪都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因此，把现代的道德标准强加给过去，不免幼稚而荒谬。惟有不学无术的人或蠢人才会对停滞僵死和发展多变一视同仁，拿一成不变的标准去衡量。在学术界，这种不会历史地思考问题的研究者至今为数不少，不减当年。 还得补充一条：谁要是侈谈什么不以时空为转移、“植根于人的本性”、“永恒的、一体遵守的道德规范”，那只能随心所欲地任意褒贬，而永远不能认识人与物的历史存在。由此可见，否定永恒的、不变的道德理念，是正确地即科学地认识历史现象包括风俗领域历史现象的必要前提。 否认有一体遵守的道德标准，自然不等于否认历史中的道德推动因素。道德推动因素的作用，我们是完全承认的。尽管这不言自明，但还得不断强调，因为用永恒道德规范的作用来解释历史的人，总是把他们论敌的观点说成是否认道德推动因素的作用；他们采取的手法是偷天换日的强词夺理。同样不言而喻的是，我们对待事物的态度并不一定导致为一切历史现象辩护，更不是唱赞歌——持我们这种观点的研究者往往被人扣上这个同样是莫须有的罪名。否认不变的道德理念是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都应遵守的永恒的人间法则，——否认这一点，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必要的前提，能让我们认识受历史制约的事物、受历史制约的“善与恶”。我们揭示历史的制约、历史的绝对必然性，并不是做结论说，因为是历史的必然性引起了这种或那种现象，所以这些现象就是对的，就可以在历史的审判中宣判无罪。做个简单的比喻，对于一个杀人犯，我们即使明白他行为的内在必然性，也不意味着我们是替他辩护。我们的历史观反而会导致迥然不同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结果，那便是真正科学地洞察过去，阐明更高层次的历史逻辑。 认识过去和研究史料也就是系统地揭示以往和当今发生的事情，并找出连接以往和当今的结合环节，目的绝不是像许多人所想的那样，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哪怕是最“高尚”的好奇心。目的首先是认识一切现象发生的规律。因为惟有准确地解释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创造历史。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是科学的第一位的、最终的目的：使行动更富成效，影响现在与未来。这样才能打通一条道路到达人类的最高课题——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历史的创造。 这显然不是空洞的抽象，而是内容极其丰富的公式。让人类能够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历史，等于是引导人类遵循正确的路线，加快步伐，攀登崇高的理想指明的发展高峰。 如果对事物的历史洞察能使我们深信道德规范是经常变化的，深信“道德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要求多种多样的回答，那么，风化史学家就需要解决两项任务。第一，揭示风化或主流道德观与人们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第二，阐发每一个案中道德所遵循的规律以及决定并改变每一时代道德观的因素。 因此，简单地、杂乱无章地堆砌事实并不能准确而清晰地再现过去。何况，如果不具备上面说过的基础，甚至谈不上有价值地挑选事实，因为个别事实的价值惟一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反映时代的基本规律。换句话说，学术研究中发掘出来的并且加以分析并分类的事实之间，应有历史制约性的内在联系；这历史制约性，体现于制约这些事实的规律。另一方面，只有把握这规律，才能使个别事实和某一类事实具有再现过去的价值。 任意组合的事实，尽管每个事实都饶有兴味而引人入胜，却永远不能准确地、更不能多姿多彩地再现过去的情景。就像一堆石头，尽管每一块都很贵重，都经过精心雕琢，却不能想像为宏伟的建筑；或者一堆轮子、皮带和把杆也不能想像为一台机器。在这些例子中，各个部分之间都必须存在有机的联系，必须经过挑选，并且必须按照规律（这规律决定各部分的形状和位置）组合起来。 发掘内在的联系并且确定形成及改变风化的因素，应是一部严谨的风化史的出发点。这样一部风化史必定远胜单纯搜集奇闻趣事的风俗大全。 本书第一章便是探讨这些问题。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使本书有个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是让读者得到我们认为必要的引路线索。不言而喻，这一章的内容应限于基本的方面，因为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做理论的分析，而主要是生动地叙述事实。我们在第一章中只是极其简单扼要地谈一下概况。况且我们并不自认为有能力全部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这有待于本领域出现一部理论史著。本书第一章只是种指南、一份仅有简单说明的方位图。 这里还必须指出我们使用的借以生动地再现各时代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风化状况的方法。 完成这样的任务，必须尽量广泛地使用当时的文献。文献包括各种文字材料，也包括描绘人、物与事件的美术作品。我们惟有让时代自己来表现，用它自己的语言、它的特殊语言，用它创造的比喻等等，并且做到尽量广泛尽量详细。惟有这样，时代才会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使我们一方面觉得自己也参与了那个时代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我们使用的历史方法）又能从高处综观全局，从每一个案中捉摸到它同整体的联系。因此必须采录一切反映每个时代各阶级道德观的文字和美术作品，采录一切能使我们对每个时代各阶级道德观获得直观认识的材料。这样的文字有：各种报道，法规，禁令，关于风俗、游戏、节庆的记载；还有文学作品：诗，诙谐故事，短篇小说，世俗剧及宗教剧。这类文献我们将广泛用来论证、深化及强调我们的叙述。当时的美术作品也是这样。照我们看，美术作品的意义不仅同于文字材料，而且在许多方面比后者更为重要。我们甚至把各种图画视为生动再现过去最可靠从而是最重要的手段，同时也是检验文字材料的惟一的、最好的手段。图画是最鲜明最简单的历史文献。我们只需举一个例子。用文字介绍时装（即使是式样简单的时装），要让读者获得一个十分确切的概念很难很复杂。如果是图文对照，则不难断定人人都会做到一目了然。复杂的时装更难用语言描述，甚至文辞越优美越不容易叫读者明白究竟。其他许多现象如客栈生活、节庆、求爱方法等等也是这样。总之，各方面莫不如此。如果文字之外还有图画作为鲜明的、不受任何偏见影响的、可以检验的事实供读者参考，那么，读者获得的概念肯定要准确得多！ 参照美术作品的价值不止于此。图画还有一个优点。每一件美术作品都会在观众的心中引发许许多多的联想。这些联想往往是作者本人也没有想到的，或者他为了更鲜明更简洁地表现主题而有意忽略的。几百幅画，再现的不是当时的个别特点、个别现象，而是包罗了大千世界，包罗所有的典型事实，从而那些图画本身常常就构成一部风化史，会看门道的人从中可以发掘出一切新的材料。图画作为文献，不仅更简单，也更丰富。 由此必然得出一个结论：目的是在展示现象外貌的风化史不仅极端需要美术文献作为忠实准确地再现过去的手段，而且是绝对离不了这些材料。至少，研究者最重要的观点应当有图为证。所以，我们除了文字材料而外，利用了当时各种各样的美术作品：书籍插图、传单画、时装图、艺术品、肖像、科学说明图等等，而以风俗画、漫画为主。 主要是风俗画。风俗画将起也应当起主要的作用，虽然处事审慎的人历来都反对（我们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这有助于阐明我们的看法）。他们说，利用风俗画作为时代的文献和物证应当有严格的限制，因为一切过去和现在的风俗画家都过于夸张，而且对生活的正面和负面都是一样的极力渲染，不管他们画的是油画还是素描。风俗画家笔下的情景似乎特别不可靠，因为他们记录的极少是中间状态的现象，而大多是极端。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对文学和艺术一体适用。然而，我们同这种说法还要争辩几句。我们过去在论证漫画对于史料研究的价值时说过这样的话：真实并不存在于中庸，而恰恰是在极端。现象或人物的极端并不是缺点，反而是个优点，充分体现了历史文献的价值。 因此，我们有责任充分利用漫画。漫画最好地、可以说是从根本上表现了时代的意向。我们想提醒读者，请他们在评判这些讽刺作品时别迷惑于目前流行的高论：“一方面是这样，另一方面又不是这样。”尤其是对于漫画，往往容易持这样的观点；人们自我欣赏自己的睿智，声称：“往昔的好时光，当然并不像当时的道学家及讽刺家所描绘的那样道德沦丧。”这些人往往还要补充一句：这一类绘画过于夸张，主要说明了14、15和16世纪的人太喜欢开粗野的玩笑，而并不能说明生活的本身等等。 这种客观公正是多么的动听！ 可惜的是，我们不得不出来反对。这类流行的观点只能暴露这些人根本不懂漫画的本质，不懂漫画要表现什么以及画家竭力通过漫画这个形式表达的内容。 漫画的本质无疑是夸张。 我们且举一个范例。卢浮宫收藏的鲁本斯那幅辉煌的名画《乡村节日》，是历史上最大胆的漫画之一，着力表现了乡间节庆疯狂的纵酒纵欲；事实上，乡间的节庆无疑不是这样的。 然而，正是这样的画特别真实。这真实同夸张并不矛盾，而恰恰应该归功于夸张。画家在夸张的时候，摒弃了一切能够引起误会的外衣，发掘出现象的核心。依靠在数量及质量上强调对象的主要部分，基本规律成了活生生的东西，真实的本质发掘了出来，而且是那么鲜明，人们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不能擦肩而过。再高度的近视也会看到画家究竟画的是什么；最迟钝的心智也会明白现象的内在秘密。这一切都是靠夸张才达到的。所以，真实并不在于中庸，而正是存在于极端。 每个时代都想揭示现象的本质，而采取的都是这样的方法。每个时代利用理论的成果都先于论证或透彻了解这一理论。关于文学讽刺也可以这么说。因此，语言的和造型的漫画应当在风化史中享有一席荣誉的地位。 总结关于各时代当时文献的价值的论述，我们可以作以下的结论：每个时代自己写下了它的风化史。 每个时代的创造表现于各种各样、成千上万的形式之中。不管它穿着宗教的法衣，还是放怀享受人生的五颜六色的衣衫，在这些外衣的里面总是它，总是时代和它的独特的人性。
中南民族大学药物化学硕士点隶属于中南民族大学药学院，药学院现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民族药学实验室、湖北省药学与化学生物学实验教学中心、湖北省中小企业共性技术民族药物研发推广中心、武汉市民族医药现代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学院现有的专业教师中，90%以上具有博士学位，其中教授6名，副教授5名，硕士生导师11名。本学位点曾对几种重要的民族药物药效物质及其作用机制展开了深入研究，形成了新的方法学，在国际上具有积极的影响。目前承担包括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省部级以上的项目20余项，发表论文150余篇，其中SCI收录37篇，申请专利12项，开发新药7项，协助民族地区制药企业完成技术改造及技术革新40余项，这些成绩为推动当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院药物化学学科在民族药物学学科中有一定的特色优势，主要的研究方向如下：（一）天然药物活性成分及新药的研究与开发以植物为本的各民族传统药物是当今国际市场药品的潜在丰富来源，但至今开发极少。沿袭从疾病——药物作用关系出发，逐步深入到分子机制的以往药理学研究路线在开发新药时效率不高。化学家虽然合成了数以百万计的化合物数据库，提供作为药物筛选的目标，但这些为数众多的化合物，绝大多数仅具有简单的结构，但临床上来自自然界且具有药效的分子，大部份的结构并不单纯，因此从现有的数据库中，开发出具有潜力的新药，机会并不会太大。而按照药物发现先于对其作用方式和机制了解的反向药理学的研究模式，即以在历史上长期使用来治疗疾病，并已被证实具有很高安全性和功效的传统药物为化合物资源，根据药理作用机制，应用受体、离子通道及酶等多种药物靶点，筛选出具有生物活性的物质乃至确定药物的药效成分，将会极大地减少开发费用，缩短开发所需时间。而且，传统药物能体现传统医药的特色，是传统医药的精髓所在。各民族传统药物的研究开发对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事业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我院重点开展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如土家、苗、傣、彝、瑶族等）药材的品种、资源分布、临床应用等研究，为民族药材资源的保护、栽培及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运用民族植物学与药用植物亲缘学的理论与方法，根据亲缘关系—化学成分—药理活性/疗效的关联性，从具有类似疗效应用的属近缘种的民族用药中进行发掘新药源的研究。由于民族药物特殊炮制技术对保证民族药的减毒增效以及用药安全性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方向还侧重于对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如土家、苗、傣、彝、瑶族等）药材的传统炮制工艺和技术进行挖掘和整理，在此基础上进行规范和创新并探讨其炮制机理。针对民族药物制剂几乎都是传统的剂型，不符合现代用药的要求，我们大力进行民族药物的二次开发，对其质量标准进行提高研究，保证用药的“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并寻求民族药物有效部位及有效成分，以它们作为先导物，运用现代有机化学和计算机技术进行结构修饰和构效关系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民族药物和新药的研发与创新。（二）民族药物药效物质及作用机制研究民族药物一般是多种化学成分的混合物且具有多种药理效应。民族药物的药理研究既要阐明其药理作用机制，又要确定其产生特定药理效应的药效物质基础。这些问题不是仅靠以定性观察、现象归纳为方法学特征的医药学本身所能解决的，必须建立以定量观测、系统分析为特征的方法学，并综合运用医药学、工程科学的高新技术，才有可能逐步解决这些问题。由于民族药物本身所具有的多种药理效应和其成分的效应可能并非完全一致，按传统做法仅单独研究从民族药物中分离的化学成分或原药物本身的效应，不把原药物的效应和其化学成分的效应联系起来，这很少有助于阐明原药物的药理机制，也不能准确地确定哪些成分在什么程度上产生了原药物特定的药理效应，更难以判定分离的化学成分之间是否仍然保留着原药物中化学成分之间产生特定药理效应的相互作用关系。针对这些基础性的关键问题，我们提出了以民族药物本身的药理效应为参照，将其成分(组合)的效应与原药物本身的效应作比较，寻求能替代产生原药物本身效应的化学成分(组合)作为研发新药的先导物这一新的方法学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我们不仅建立了定量化的民族药物药效物质的现代概念, 形成了民族药物药理与物质基础研究的框架，把对民族药物药效物质基础的探求转化为民族药物本身的药理效应与其成分的药理效应之间关系的检测、表达与分析这样一个能按现代科学的要求进行研究的问题，还给出了在确定药效物质时，从单一成分到多种成分，从离体到在体研究的方法学。我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神经类疾病确有疗效的民族药物上，因为这些疾病的发病机理及这些药物的作用靶点大多与神经细胞膜上的特殊蛋白——离子通道、受体、酶等有关联，利用现代生命科学与电子信息科学相结合的产物膜片钳、微电极细胞内、外记录、多道阵列记录技术，能可靠观察药物对神经细胞间通讯及离子通道、受体等的影响。以此为基础并结合数学建模和计算机模拟研究，可从分子、细胞和整体水平阐明这类药物产生某种特定神经药理效应的机制及确定产生这种效应的物质基础，据此来揭示其科学本质。在这种研究中形成的方法学也可供其它种类民族药物研发作为借鉴和参照，从而为揭示和增强民族药物的科学内涵做出贡献，也为民族药物走向国际市场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提供了依据。本方向秉承上述民族药物研发的理念，依据我们所创立的独特的方法学，对一些复杂疾病确有疗效的重要民族药物从物质基础及分子机制两方面深入展开研究，这有为学位论文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三）现代药物分析本研究方向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现代药物分析技术和方法，充分获取药物研究相关复杂体系中的各种化学信息；以系统生物学的策略研究民族药物（包括中药）活性成分群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药物与蛋白质、受体等生物大分子的相互作用；民族药物（包括中药）和化学药品的质量控制方法和质量标准研究；民族药物（包括中药）的资源与品质鉴定分析方法。密切关注世界药学发展新趋势和分析科学的新进展，应用各种新技术切实解决与药品质量控制和药学研究相关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问题。本研究方向的特色是：结合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理论，建立以民族药物（包括中药）生物芯片分析技术、民族药物（包括中药）全息定量指纹图谱技术（包括：色谱、光谱、核磁、质谱等）为核心的新分析方法体系，探索民族药物（包括中药）质量控制新方法和民族药物（包括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和成分分析研究新技术，民族药物（包括中药）性味的分析表征和药材资源品质鉴定研究，民族药物（包括中药）代谢和动力学研究活体分析技术，实现民族药物（包括中药）质量的安全、有效、可控。 戴康，研究方向：药物化学，药物分子设计，药物动力学，生物信息学邓旭坤，研究方向：药理学、中药和民族药物炮制、新药研发涉及中药炮制、天然活性物质分离与结构鉴定、药理作用评价及机制探讨、药物分析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与技术洪宗国，研究方向：天然产物化学与中药化学
裴盛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1938年出生，资源植物与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民族植物学会主席，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项目专家委员会委员，林奈学会高级会员。历任中科院原云南热带植物所所长，昆明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国际山地综合开发研究中心资源环境部主任，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技术顾问，国际民族生物学会主席，是我国民族植物学的开创者。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12部，自1978年以来先后获得国内科研成果奖8项。
西双版纳民族植物学的初步研究 西双版纳是我国著名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里地处热带北缘，森林茂密，气候温暖，植物资源异常丰富。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傣、哈尼、布朗、拉祜、瑶、基诺等兄弟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多样，利用植物传统方法和经验十分丰富。 解放前，在反动统治下由于交通极为闭塞，瘟疫流行，毒虫猛兽猖獗，以及民族隔阂等多种原因，植物学者无法进入这一地区工作，仅有个别学者如，吴中伦、王启无等，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过短期零星的采集工作，因此，在植物学上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地区。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五十至六十年代初期曾组织过较大规模的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1954—1960)；1959年中国科学院在西双版纳建立了专门的植物学研究机构。随着边疆社会、经济条件的巨大进步，为植物学工作者提供了深入研究当地少数民族植物学知识的有利条件。 民族植物学，或人文植物学(Ethnobotany)一词源出人文贝类学Ethno-Cunchology(研究早期货币的科学)，由美国植物学家哈斯伯格()1896年创立。哈斯伯格当时对民族植物学所作的定义是“研究早期人类对植物的利用和土著植物学”。经过一个世纪的研究与探索，民族植物学已发展成为“研究人类与植物直接交互作用的科学”()。其主要研究内容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群对植物的意识与利用，及其对植物环境所产生的后果。尤其侧重于无文献记载的人文地理社会和特定的民族文化地区的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人类对植物原料的需求不断增加和植物在人类精神文化上的重要性被大大提高，进一步刺激了西方学者对民族植物学的极大兴趣。由于植物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涉及到一定地区、一定民族的人群与植物的全面关系。包括人们在吃、穿、用、住、草药、文学、艺术、宗教、乃至民俗，民间传说中起重要作用的一切植物；关系到一个社会多方面的行为、结构、及其相伴的整个植物世界。西方学者认为，民族植物学是开发新世界的一个产物，有人把它归属于人文科学下的一个分支；也有人把它归属为经济植物学下的分支；但确切地说，它是位于植物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位置上。植物学家和人文学家从各自的领域在实践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在共同编织民族植物学的理论、方法、观点和材料。植物学家进行科学地鉴别环境植物材料的用途、问题，焦点是利用，材料按林奈分类系统排列；人文学家的焦点则是所研究地区人群的见解、地位、及其对周围世界所作的安排()。 笔者五十年代末进入西双版纳从事植物调查研究工作，由于长期定居于当地，有较多机会深入少数民族村寨，采集、调查、学习访问当地民族有关认识与利用植物的独特知识，其中不少是前人没有发现记载过的。本文试图按照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方法加以整理，作为在我国开展这一工作的一个初步尝试。 一、研究地区 西双版纳位于我国云南省南部，北纬21°10′—22°40′，东经99°55′—101°50′，土地面积19，220平方公里，属热带季风气候、滇南湿热河谷类型；热带森林分布于全区各地，现有森林被覆率高达，是我国现存大片热带原始森林的唯一地区。西双版纳在行政上现划分为三个县十九个公社，即景洪、勐腊、勐海三县，西北部与云南省思茅地区相连，东南部与老挝接界，南部与缅甸毗邻，整个地势北高南低，河流纵横，山间盆地众多。主要山脉为横断山南延部分，哀牢山系由西北向东南纵列，最高山峰为景播大山，海拔2400米，最低处为南腊河下游官累海拔420米，大部分地区海拔高度在500—1000米之间，相对高度一般300—500米左右，澜沧江及其干支流，流沙河、罗梭江、南腊河横贯全境，中小河流及山泉不计其数，水源相当丰富。 本区气候终年温暖，年平均温度20—22℃，大部分地区终年无霜雪，雨量充沛，年降雨量1200—1800毫米，年平均空气相对湿度在70—80%左右，全年划分为干季(3—5月)，雨季(6—9月)，雾季(10—2月)三个季节。本区由于地处云贵高原南端，垂直高度差异甚大，具有多种类型的植被分布，海拔1000米以下低山河谷地带森林植被呈明显的热带东南亚性质，大多属于热带季雨林，局地分布有以龙脑香料(Diptc-rocar paccac)望天树(Parashorea chincnsis Wang Hsie)为优势的热带雨林群落，山地则以热带山地雨林为主，呈明显的南亚热带常绿林过度性质，以樟科(Lauraceae)、山茶科(Thcaccac)、大戟科(Euphorbiaceae)等科乔灌木为主要成分。近年来，由于大面积垦殖森林，植被类型已急剧演变，大部分森林植被已沦为次生林、灌丛、竹丛和稀树草地所取代。 二、民族及其文化特征 西双版纳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在总人口万中，傣族占万，哈尼族(当地称爱尼)万，布朗、拉祜、瑶、基诺等其它少数民族各在3万人口以下〔3〕。傣族聚居于河谷盆地，其它少数民族分散居住于山地。西双版纳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是祖国各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古老的文明，同时又有各自的独特文化传统，特别是在利用植物方面，呈现出强烈的地方色彩和丰富的传统经验，形成利用植物的独特文化。 傣族是西双版纳的主要土著民族，遍布本区各地，主要居住于低山河谷盆地，当地称为“坝子”。傣族有自己的文字、语言、风俗习惯和农业文化传统。傣族自称为“Daizu”，有悠久的历史，远在公元前一世纪，汉文史籍已有关于傣族的记载；据民族学研究，傣族与我国南方的壮、布依、水、侗、黎等民族同出一源，古代通称为“百越”。远在公元前二百多年的后代，傣族的先民就已经居住在今云南西南部广大地区，西双版纳是聚居中心之一，开发西双版纳有着悠久的历史。傣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壮傣语族傣语支、西双版纳的傣族操傣泐语、使用傣泐文。西双版纳在傣族语中释意为十二“千田”，“千田”为封建领地的计算单位，每一千田便是一个“版纳”，其面积大小并不等同，相当于行政管理上的一个区。西双版纳自元、明、清各封建皇朝设置土司制度以来，沿袭至解放，直到一九五六年民主改革才彻底结束了封建领主制。漫长的封建领主制度、极为闭塞的交通和富饶的自然资源，使傣族人民长期以来生活在一种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社会之中。不仅植物资源的保存比较完好，而且民族文化也保存比较完好，是研究民族植物学的理想地区。傣族信奉小乘佛教，某些植物的利用传播直接与宗教文化有关，如贝叶棕、菩提树、铁刀木、鸡蛋花、羯波罗香、孟加拉苹果等。傣族人民有保护森林的良好传统习惯，每一村寨都有自己的“龙山”，划定为禁伐禁猎区，又有人工种植的薪炭林，这样，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的傣族人民，对于自然界的植物便有较大的依赖性，因而对于当地植物的认识与利用，便成为生产、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环节。 西双版纳傣族认识与利用植物的文化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度的水平，他们早已有了定耕的农业，种植水稻为主，陆稻次之，同时，也种植少量其它旱地粮、油、棉、果树等农作物；与此同时牛、猪、鸡、鸭等家养动物也以适应于当地自然条件的野牧方式发展了起来。在定居的村寨内，每户农民都拥有面积一到数亩不等的小块家宅园圃，种植多种热带果树(香蕉、芒果、罗望子、柑桔、菠萝蜜)，香料(薄荷、罗勒、香蓼、香茅、香露兜、姜花、生姜等)、草药(巴豆、苏仿木、白花丹、血苋、薏苡、儿茶、槟榔、芦子等)、纤维(攀枝花、牛角瓜、九层皮、白榔皮等)、染料(靛叶、密蒙花、红木等)以及竹类、观赏植物等，并且拥有独特的人工种植的薪炭林——铁刀木(Cassia siamea Lam.)作为农村能源的主要供应者。在每一个村寨附近的山谷、陡坡上都保留着大面积的热带原始森林，丰富的森林动植物资源是傣族人民采摘野菜、野果、草药、饲料，和狩猎补充动物蛋白的重要来源。森林又是建造竹木结构的傣家竹楼、独木舟、牛车、家具、农具等的天然材料“仓库”，森林被视为自给自足的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而被保存了下来。森林自身的保水保土，涵养农田灌溉用水、调节气候的作用，保持生物种间以及种群个体数量之间平衡的微妙作用，推动着傣族地区水稻——家宅园圃——天然森林农业生态系统缓慢而稳定地发展着。这是西双版纳地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得以长期保持生态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应特别提到的是，勤劳而智慧的傣族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中早已形成了本民族的医药学——傣医药，在我国《逸周书、王会解》的记载中傣族医药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他们不仅有本民族的医疗方法，而且拥有超过五百个以上药物方剂，以植物药为主，来自三百种以上的药用植物，大多是我国其它地区所没有的，并拥有用傣文编写的专门医药学书籍收载有关的医药学知识，至今尚未加以系统研究整理。 哈尼、布朗、瑶、拉祜、基诺等民族是西双版纳山地的土著民族，他们同样有悠久的历史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从民族起源方面来说，他们与我国南方许多兄弟民族有着共同的起源和血肉的联系。他们都有本民族语言和多种方言，但多数没有文字。他们从前依靠草药、巫医治病，尚未形成本民族的医药学。他们信奉自然崇拜或多神论，十分崇拜山神、树神、兽神等，但没有定耕的农业生态系统，几千年来一直依赖传统的游耕农业——刀耕火种谋生。笔者近年来考察发现，世界热带地区，除了水稻种植区和近代发展橡胶、可可、油棕、咖啡等树艺作物种植业以外，基本上都是这种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占主导地位，在我国热带也不例外。西双版纳地处热带、拥有大面积的森林植被，在热带的气候生物土壤环境良好条件下，森林植被经过烧垦种植粮食2—3年以后，丢荒任其自然恢复植被，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恢复地力的，即在一定范围内轮垦森林，七年为一个周期，反复循环，这种粮作——森林休闲轮作制，能够连续数千年地保持了下来，其主要原因在于山区人口的增长缓慢，开垦森林轮作的面积不大，且长期维持在一定比例水平之上，即人口与“植口”(Plant population)的增殖是基本相适应的。同时，山区各族人民以勤劳与智慧相结合，利用热带山地天然植被发展了放养紫胶的技术，经营了大片的茶园、竹林，采集种类繁多的森林产品如省藤、木耳、竹笋、药材、木材以及狩猎等，并以这些林产品向坝区傣族换取多余的粮食，用以补充游耕农业之不足；此外，山地森林还提供了多种野生食用植物，如薯芋属(Dioscorea spp.)、榕树属(Ficus spp.)、蕨类植物等，也补充了一部分食物和荒年救灾之需要。因此，热带山地少数民族与当地森林植物，同样有着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森林植物有更大的依赖性。 三、研究方法 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边疆少数民族对植物学工作者的访问、调查、采集工作全力的支持与合作，是开展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重要前提和鲜明的特点。傣族是一个有较高文化的民族，乐于同外界进行文化交流，尽管在民间医药知识方面也不是随遇而得，总的来说开放程度比汉族地区要高。山区各兄弟民族同样易于交流，较少保守，但由于交通十分不便，居住分散和语言上的困难，从他们当中获得有关植物学的知识，相对来说不如傣族地区的多。调查工作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1959—1963年为第一阶段，其中59—60年野生资源植物调查历时7个月；1970—1975年为第二阶段，以调查民间药用植物为主要目标，其中1972年一次调查历时2个月，其它短期调查一般10—15天，共10次以上；第三阶段为1976年以来，进行的多次专项药用植物调查，用材树种调查和一些补充调查，以充实更多的材料。十分有幸的是，在进行民间药用植物调查时，有当地医务工作者(包括当地少数民族医生)一道参加工作。大部分调查资料来自民间第一手材料，笔者亲自参加访问、采集、鉴定整理资料等工作；大多数食用和药用植物经过亲自实践，以作出某些直观判断。调查的地区包括西双版纳三县十九个公社中的十四个公社：勐腊、易武、象明、勐捧、麻木树、勐满、基诺、勐养、景洪、小街、橄榄坝、勐海、勐混等、涉足的村寨百处以上，一般食宿都在调查区的村寨内，与相当多的民间医生、猎人、老农、乡村教师、商业购销人员、基层干部、护林员等进行广泛的接触，其间还参加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民间医生交流会、草药展览会、和若干次林业、土产专题座谈会，从中得益不浅。 历年调查，采集植物标本共2000余号，以及一些种子、苗木、样品等。标本收藏于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标本室内，部分民间药物标本保存于云南省思茅地区中草药研究所；种子及活植物均种植于热带植物所植物园内。 四、重要有用植物 历年调查采集的植物，经本所植物分类研究室整理鉴定，某些植物经过化学成分分析和品质鉴定，已被推荐和利用于生产，如绿壳砂仁、灯台树、千年健、锡生藤、车里朴、团花、云南石梓、毛麻楝、依兰香、龙血树、美登木等，更多的种类有待深入的研究。历次调查采集的植物经过研究整理，按照当地民族利用的广度和多度，将其中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植物共218种，(按用途计食用86种，药用71种，纤维木材29种，香料、染料、饮料22种，其它10种。)汇集为《西双版纳民族有用植物集要》。植物的排列顺序，有花植物按照哈钦松分类系统，蕨类植物按照秦仁昌系统，以植物学名字母先后为序，每种植物有拉丁名、中名、当地名(按当地民族语注汉语拼音)，用途及利用方法简述等。 ——这里提供参考
云南省老挝缅甸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内容：“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不是一回事儿区别和联系：民族主义，主张以民族为人类群体生活之“基本单位”，以作为形塑特定文化与政治主张之理念基础。具体的说，其主张为：民族为“国家存续之唯一合法基础”，以及“各民族有自决建国之权”。既民族至上上的观念。民族主义在某些时候会变得很狭隘，最终的结果不是爱国而会害国参见：还有很多爱国主义就是人们对于自己的祖国的忠诚和热爱的思想及为她的独立与富强而斗争的献身精神。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从本国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是跟国际主义密切联系着的，既热爱自己的祖国，反对外来侵略，又尊重别的国家和民族的权利和自由。列宁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表现为1.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维护祖国尊严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对祖国前途怀有坚定的信念。2.对祖国的河山、人民、历史和文化，对祖国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无限热爱。3.把个人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对其他国家的入侵和本国的腐朽反动势力，为祖国和民族的繁荣富强而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爱国主义源于人民对哺育自己成长的家乡、民族和祖国的深厚感情，逐渐升华形成的一种维护祖国利益的行为准则和坚强信念。基本内容有：促进本民族的物质和文化财富不断增长；维护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联合、团结和祖国的统一；抵御外侮，捍卫祖国的主权和独立；同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促进祖国的繁荣与富强。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爱国主义有不同的政治内容。剥削阶级的爱国主义以维护本阶级的私利为目的，因而是动摇的不彻底的。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继承了历史上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并把它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结合起来，认为只有使人民从国内外剥削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成为祖国的主人，才能实现祖国真正的独立、统一和富强。当代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是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拥护祖国统一完全一致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是具有国际性的。无产阶级要为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斗争，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参见：
谈不上民族意识。民族意识实际上是个负面的东西，是种族主义产生的温床。正确的来说，应该是近代，被西方统治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地区的人民，他们的民族意识在不断的反殖民统治过程中，得到了加强，结果就是通过二战这个大的背景，纷纷脱离了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而得到独立。至于西方国家，除了二战时德国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其它国家还没有这种情况，尤其是发达国家，是不允许出现民族主义的。
分类: 医疗健康 >> 中医 问题描述: 论文材料 大家把找到的有关资料贴在上面就行了！20分轻松到手！！ 解析: 1 中草药的作用 抗病害。如大黄、黄连、大青叶等能够抑菌;板蓝根、野菊等有抗病毒的能力;苦楝皮、马鞭草、白头翁等能杀虫。增强机体免疫力。水产动物具有相对完善的免疫功能，中草药可以对其起调节作用。 可以完善饲料的营养，提高饲料转化率。中草药本身含有一定的营养物质，如粗蛋白、粗脂肪、维生素等，某些中草药还有诱食、消食健胃的作用。 2 中草药的特点 资源广、成本低。我国地域辽阔，中草药资源丰富，易种易收，且使用简便。 动物体内无药物残留、无公害。中草药是天然物质，保持了各种成分的自然性和生物活性，其成分易被吸收利用，不能被吸收的也能顺利排出体外，在体外被细菌等分解，不会污染水环境。而一般的化学药物成分会积累在动物体内或长期残留于水中。 毒副作用小或无，动物体不产生抗药性。有毒的中草药经过适当的炮制加工后，毒性会降低或消失;通过组方配伍，利用中药之间的相互作用，提高了其防病治病的功效，减弱或减免了毒副作用。至今医学研究从未发现中草药有抗药性的问题。 中草药饲料添加剂既含有营养物质，又具有安神镇静、健胃促消化、理气活血、养精补益、趋虫保健和防病治病等药理作用;中草药免疫活性物质能增强机体免疫机能，提高动物抗应激、抗疾病能力，改善动物生产性能，且具有无残留，不易产生耐药性等优点，是近年来国际动物营养学研究的一大热点。中草药可解决长期困扰畜牧业发展的抗生素残留问题，提高生产率，减少畜牧业对环境的污染，发展绿色畜牧业，满足人民的食品安全需求。 中草药的优势及发展前景 -------------------------------------------------------------------------------- 关键词：历史 中草药的作用 中草药的贡献 世界市场 摘要：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多样优越，分布着极为丰富的传统药物资源，是世界上天然药物资源种类最多，栽培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且有许多地道药材驰名中外，并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草药具有取材天然，作用平稳，毒副作用小等西药无法比拟的独特优点，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追求健康长寿，现代人越来越把注意力从化合成药转向天然药，希望从天然药中开发出更为安全有效的新药以替代前者，从而减少药源疾病的发生。因此，发展中草药不仅传承了中华民族千百年的精华，也具有广大的市场前景及经济效益。 我国中草药生产历史悠久。早在史前时期，我们祖先就开始应用中草药防病治病。汉武帝时，曾在长安建园，引种红花，安石榴，大蒜等要用植物。隋代《种植药法》比较系统地总结了中药栽培经验。唐又专设药园师，管理种药事物，宋代《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共收载1892种药物，促进了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我国人民的药物知识，把中医药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中草药资源广、成本低。我国地域辽阔，中草药资源丰富，易种易收，且使用简便。而中草药本身也有许多特点：1、 动物体内无药物残留、无公害。中草药是天然物质，保持了各种成分的自然性和生物活性，其成分易被吸收利用，不能被吸收的也能顺利排出体外，在体外被细菌等分解，不会污染水环境。而一般的化学药物成分会积累在动物体内或长期残留于水中。2 、毒副作用小或无，动物体不产生抗药性。有毒的中草药经过适当的炮制加工后，毒性会降低或消失;通过组方配伍，利用中药之间的相互作用，提高了其防病治病的功效，减弱或减免了毒副作用。至今医学研究从未发现中草药有抗药性的问题。 中草药有着显著的医疗作用，它几千年来的分类，试验，精炼出来的草本配方使人信赖，又由于是天然成分，所以很少，通常是没有副作用。 它针对性的治疗起到治本而不是治标的作用，从根本上恢复人体器官功能，从而消除征状。也不象很多西药，中药没有化学物残渣。 恢复人体自然免疫系统。是一种长效的结果。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在全世界有40亿人使用中草药治病，占世界总人口的80%。据该组织估计，中草药的开发利用在未来的10年内将在世界上全面兴起。 正是因为中草药的长效性调理性，它的美容保健作用也不容忽视。如茶：中草药保健茶是中国传统的特色饮料，也是药茶疗法的主要剂型之一。距今2000年前的《神农本草经》中就已将茶列为一味重要的药物；传说神农氏赏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汉代的张仲景、华佗等大医学家也用茶来治疗各种疾病；唐宋时代更将茶及药茶广泛应用于防治头痛、痰热、宿食、消渴、小便不通、大小便出血等病症，以及补肾壮腰、聪耳明目、坚肌长肉的保健养生之品；到明清时代药茶疗法、用中草药配制的保健茶更有很大的发展，有关药茶和保健茶的方剂、应用范围、制作方法等方面都被不断充实和完善，创制了大量行之有效的药茶、保健茶，它们成为祖国传统医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具有疗效高、易于制作、使用方便等特点，深受人们喜爱。 至于某些中草药的美容作用更是深受女性的喜爱。当归能扩张皮肤毛细血管，加快血液循环，含丰富的微量元素，能营养皮肤，防止粗糙。可用于粉刺、褐斑、雀斑及脱发。枸杞子 能大补气血，抗衰老，从而护肤美容。山药、莲子、百合、红枣 能健脾养胃，止泄安神，从而维护肌肤润泽健美。槐实、黑小豆 能滋阴清热，补肾明目，使须发变黑。在此基础上，中草药化妆品也大受欢迎。目前，在日本含有中草药成分的化妆品已达200种之多。欧洲各国的化妆品以添加天然药用植物萃取物为时尚。现代型的中草药美容化妆品，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将中草药的根、茎、花、叶、果实和种子中提取的各种有效成分，进行中药组方，其功效性、使用感觉和产品无化学添加成分的健康性更是为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天然草本美容护肤品，就是典型的具有显著功效性的现代型的中草药化妆品。它采用名贵中草药结合现代先进的科技生物技术，在古代汉方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配比，依据中医"由里及表，重在调理"的原理，采用内服外用的方法，从而达到祛痘、祛斑、美白、平皱等养颜驻容的作用。 甚至，栽培中草药还能起到改善环境的作用。如荒山荒地种草药，因地制宜，有助于恢复生态良性循环，创造优美的自然环境，推动林牧业的发展。城市中种草药既是智力污染的好方法，又是扩大药源的有效措施。而庭院种药可美化居住环境，改善小气候，又便于自采自用，防病治病。 毋庸质疑，中草药的经济效益是惊人的。尤其是它的国际市场。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有49%左右的疾病西医无法治疗，有20%左右的人因服用西药出现毒副作用而停药，有不少美国人改服中药。他们认为通过以天然植物作为原料的中药进行保健是安全的。在这种背景下，世界性的中药热已渐成气候。 世界范围内的中草药市场也在迅速增长。近年来，欧盟植物药时常发展快于化学药。自1987年以来，英国植物药销售上升了70%，法国上升了50%，而美国市场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据了解，目前全球中药市场每年销售额在160亿美元左右，而且在不断上升。美国大约有1/3的人在服用中药和 *** 针灸治疗，每年用于草药和针灸 *** 的费用高达270亿美元。 欧美国家对中医、中药的谨慎态度正在变得宽松，而在中草药产销量最大的亚洲，中医、中药合法化的国家不断增多。目前，传统制药已被许多国家认为是一个朝阳产业，而国际上的传统药物主要指中草药，其年销售额已超过150亿美元，并仍在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几年前，中药疗法治愈了在英国发病率较高的皮肤湿疹，震动了英国和欧洲医学界；如今，英国已放松了开设中医诊所的限制，欧洲许多国家也都允许中草药粗提取物的销售。一向对中药态度严谨的美国也慢慢放松了对其限制，越来越多的中药身着“保健食品”的包装走上货架。除日本、韩国、中国外，今年又有泰国加入到中医、中药合法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中。 可以说，中草药的优势是独特的，是西药所无法比拟的，而中草药的经济效益及国际市场是巨大的广阔的，中草药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1]杨全 《我国中草药的概况．中草药栽培技术A》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 ISBN 7-80648-659-3/ S567 [2]张永清 《药用观赏植物栽培与利用》华夏出版社 ISBN 7-5080-2117-7 [3]杨全 《中草药采种技术B》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 ISBM 7-80648-659-3/ S567 [4]莱斯利.布雷姆尼斯 英《引言.药用植物》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ISBN 7-5057-1557-7/
一、文献综述（一）中国中医药简史1.中国古代中医药发展史众所周知，中国医药学历史悠久。上古时代，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依靠集体打猎和采集植物维持生活。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由于误食了有害的食物，发生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等中毒现象；有时也会因吃了某些食物，使腹泻、呕吐等疾病减轻或消除。这样经过长期的、无数次的实践经验，人们逐渐地积累了医药知识，并有意识的应用于疾病的治疗，从而便产生了早期的医药学。古代书籍中有“神农尝百草”的记载，这些记载虽属传说，但仍然说明医药知识是通过人类不断在生活实践和疾病作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从周朝开始，封建社会逐渐形成，由于铁的发明和应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医药学和其他学科一样，也迅速地发展起来。当时许多杰出的医学家，总结了历来的医学成就，著出了第一部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全书分《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每一部分又分九卷八十一篇，共计十四万余言。它采用黄帝与歧伯相互问答的体裁，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指导，阐述人体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为中国医药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内经》主张人与自然是相应的，在论述人体的生理、病理、病因、诊断、治疗和预防等问题时，处处结合四时气候、地理水上、社会生活及思想情绪等诸方面的变化，其观点主要是重视人体与外界环境的统一性。《内经》对人体解剖知识，如脏器质地、大小、肠胃及血管的长短等，都有详实的记载。如血液循环的概念，呼吸与脉搏频率的比例等，远比西欧早得多。《内经》已明确了十二经脉、七经八脉，创造了中国医学重要学说之一——经络学说。在疾病诊治方面，已初步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在药性理论方面，提出了寒热温凉四气及酸苦甘辛咸五味的概念；并指出五味人五脏理论，也是后世归经学说的本源；方剂也有记载，全书共收载12个处方。秦汉时代，医药进一步发展，这时《神农本草经》问世，简称《本经》。全书收载药物365种，不仅对药物疗效作了总结，而且对药物产地、采集、炮炙方法、剂型与疗效的关系，以及方剂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也都作了记述。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药学著作，所收载的药物疗效确切。例如水银治疗疥疮，麻黄发汗止喘，常山截疟，大黄泻下等等，内容丰富广泛，为后世历代本草的蓝本。 东汉末年，著名医圣张仲景，通过“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继承前人积累的医疗经验和理论知识，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著出了一部《伤寒杂病论》。经后人整理分为《伤寒论》与《金匾要略》两部著作。《伤寒论》在临床医学方面，丰富和发展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形成了理、法、方、药比较完整的治疗体系。收载了100多个有效方剂，如麻黄汤、桂枝汤。承气汤。小柴胡汤。四逆汤等等，至今仍奉为经方而被广泛应用着，是学习和研究祖国医学必读的经典著作之一。《金匾要略》论述了各种杂病的病因。诊断、治疗和预防等，为后世医学对杂病的诊断治疗奠定了基础。唐代，孙思逸集唐以前方剂之大成，编著了《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千金要方》共收载方剂5300余首。他重视单方，验方的收集，总结了劳动人民在医疗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是研究方剂的重要文献之一，由官府颁布的《新修本草》是李箦，苏敬等22人在《神农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共载药844种，并绘有药物图谱。书成后，即颁行全国。后抄传至日本，列为医学生必修课之一。它比欧洲纽伦堡政府颁布的药典早833年，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宋代，唐慎微所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唐氏把《嘉拓本草》和《图经本草》合二为一，并增药500余种，全书共收载药物1455种，每药项下附有图及单方。《证类本草》对药物归经进行了考证和阐述，对历代各家学说都予以收录， 因而保存了许多现已散失了的象《开宝本草》、《日华子诸家本草》、《嘉佑本草》等书的内容。宋大观年间，当时官府曾令将《官药局》所收载的方剂加以校订，写成《和剂局方》，共收载方剂297首。后经多次修订，命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收载当时医家和民间许多有效方剂。如四物汤，四君子汤、紫雪丹、至宝丹等，大都采用丸散剂型，便于服用和保存，可谓当时的配方手册。金元时代，不少医学家认真探讨古代医书理论，结合各自的临证经验，提出了不同的学术见解，这就是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医家的学术争鸣。其中以四大学派最为突出，即刘完素重视“火热”为病，对运用寒凉药有独到的见解，强调泻火，故称他为“寒凉派”。张从正认为人体生病，都是感受外邪，善于使用汗、吐。下三法攻逐邪气，故称 张氏为“攻下派”。李东垣重视脾胃的作用，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主张，在治疗上善于温补脾胃，故称李氏为“温补派”。朱丹溪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 论点，并以此立论，常应用滋阴降火的药物治疗疾病，故称朱氏为“滋阴派”。诸家从不同角度总结了自己的临床经验，丰富了祖国医药学的理论和治疗经验，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在医学史上是做出了贡献的。但由于受到经验和认识上的局限性，所以说，他们的理论和经验都是不完善的。严用和著《济生方》10卷，载方400首，是他个人50余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其中有不少方剂如归脾汤、济生肾气丸、清脾散等，直到今日还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着。张洁古著《珍珠囊》，是金元时期著名的医学著作之一，全书讨论了100种药物，包括 “辨药性之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补泻……随证用药之法”。归经学说，早在《内经》已有记述，但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张氏所著《珍珠囊》进行论述和发挥之后，才成为运用中药的基本理论之一。李时珍对张氏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是“大扬医理，灵素之下，一人而已”。明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和中药方书的著作良多，其中最突出的当推李时珍和他的著作：《本草纲目》。李时珍以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蓝本，参考医药书近500部，搜集历代诸家本草学说，再经亲自治病验证，或亲自到各地访问，采集和实地观察，加以辨认和论述，共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1096首，于1578年正式出版。《本草纲目》，全书约200万言，共52卷，它是我国16世纪以前药学成就的总结，是科技史上极其辉煌的硕果。出版后发行全国，后来又被译成英、法、德、日、朝等多种文字的全译本或节译本，广泛流传国外。这部巨著，不仅是我国医药科学上的光辉硕果，而且也是世界医学和生物学重要文献，为世界医药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还有朱榆、膝硕编辑的 《普济方》是明代以前方书的总集。全书168卷，收载方剂61739首，是收载方剂最多的方剂著作。2.中国近代中医药发展史明清以来，中医对温病（急性传染性疾病等）的认识和诊治，有了长足的发展。在 理论方面，创立了，“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纲领，形成了温病学派，这是清代医学 学术上的重要成就。反映这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温病论治》（叶天士著）、《温病条辨》（吴鞠通著）。《温热条辨》（薛生白著）。《温热经纬》（王孟英著）等。这些著作者 被后人推崇为温病四大名医，他们对温病的理论和诊断和治疗，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到了清代，有许多简明、实用的本草和方书陆续问世。如《本草备要》（汪昂著）、《本草从新》（吴仪洛著）。《本草求真》（黄宫绣著）。《成方便读》（张秉成著）、《医方集解》，《成方切用》（吴仪洛著）等。这些本草和方书的特点：1、从“临床实际出发，精选方药，由博返约，便于学习和掌握；2、对每个方或药的组方意义和证治机理，都作了详细的注释和阐发，在理论上有了新的提高和发展；3、药物和方剂分类方法，象《本草从新》、《医方集解》等，都采用了按功效分类方法，使本草、方剂的分类法更趋于完善和实用。自鸦片战争至解放前的100多年，我国遭受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各通商口岸和内地，举办学校、教会和医院，并大量倾销西洋药品，使我国文化和科学饱受摧残。国民党政府推行民族虚无主义，否定祖国的民族文化，全盘否定中医中药，提出“废止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使中医中药事业濒于被消灭的境地。值得提出的是少数从国外归来的药学家和药理学家如：汪敬熙、陈克恢、朱恒壁等按西方药学思想提取中药有效成分，研究对器官功能的药理作用。其中最有名的发现是从中药麻黄中提得麻黄碱，同时发现这个生物碱对心血管系统有类似“肾上腺素的作用，从而成为临床治疗多种疾病的西药。这个例子说明用现代药学和药理学研究中药是一条通向西医药之路；以植物成分纯化为化学单体的药学思路。这条路是18世纪西方药学家走的一条老路，从阿片到吗啡从洋金花到阿托品等。这正是西方药学家不承认中医药学是科学，而只把中药当原料，不需要学习中医药学就可以研究出新药，即 “废医存药”的错误观点，其结果使中医药学非但得不到发展，反而被废弃甚至被消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人民卫生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对在我国存在着两个医药体系，即一个是有几千年历史，行之有效的中医药学体系，另一个是在世界（包括中国）发展了几百年现代医药学体系，两种医药体系共存在于同一块国土上，都在同疾病作斗争这一事实，有着不同认识和理解。是各自独立发展，互不往来，互不干预；是以谁为主；还是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取长补短、中西结合。争论也是相当激烈的，相当尖锐的。我党的政策是采取坚持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明确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坚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创造中西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是发展我国医学科学技术的正确道路。”几十年,来在正确的政策指引下，我国医药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50年代未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西医药学习中医药的高潮；建立了中医药研究机构，开办中医院，中医药大学，培养出一大批高级中医、中药人才；编写出《中药志》、《全国中草药汇编》、《中药大辞典》、《中医大辞典》、《中药的药理与应用》、《中药药理与临床研究进展》及《方剂的药理与临床应用》等专著；创刊了多种中医中药杂志与刊物；《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90年版、95年版，收载中药材从509种增加到522种；中药成方及单味制剂从275种增加到398种等等。它们在继承弘扬祖国医药遗产，提高科研、教学、生产水平和保证临床用药质量等诸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标志中医药学进展过程的鲜明特征，是中西医药结合的思想和取得的最新成果。西 医药学的优势是现代科学技术，是以微观为特征，以局部观点研究细胞、分子、基因结 构与功能为研究中心，忽视了宏观、整体、相互制约与调节的理论基础。后者正是中医药学与东方文化思想的精华。以中西医结合的思想研究中医学，就可以取各家之长，逐步走向集体的、多学科合作的、具有创造性、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现代中医药学的道路上来。中药研究成果累累，已有几十种中药单体达到较高临床治疗水平。如青嵩素治疗疟疾，雷公滕皂甙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红斑狼疮等，靛玉红治疗白血病，黄连素治疗炎症等等。中医方剂的研究，在防治常见病、多发病方面，创造了一批新方剂，并不断地被验证和改进。如冠心H号方、宫外孕1号方、胆道排石汤、清胰汤等；经典方如生脉散、四物汤。补中益气汤、玉屏风散、六味地黄汤、安宫牛黄九、四逆汤、桂枝汤等的研究都受到重视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近几十年来，中医药学研究进展，引起国际同行的重视。日本研究中药的思想仍是按西医药的模式，“有药无医”，因而限制了中医药在日本的发展。欧美一些国家也开始认识到中医药学的疗效，从而开始建立中医医院，中医学院、中医研究中心等组织。但是，从发展中西医结合的观点来看，仍有待今后逐步推动。21世纪来临之际，中国的科学文教事业必将有更大的发展，科教兴国的决策也将把中医中药事业推向新的高潮。既往开来，任重道远，中医中药研究有若干重要课题要我们去探讨。目前我国医学发展形成中医。西医与中西医结合的三支并存的力量。中医学具有继承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与哲理基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这些都是我们祖先代代相传而积累的宝贵文化遗产，我们应当继承井弘扬广大。（二）厚朴简介及研究意义木兰科植物厚朴为常用传统中药，为木兰科（magnoliaceae）植物厚朴（Magnolia officinalis Wils）或凹叶厚朴（Magnolia officinalis Wils）是我国特产，树皮、花、果均可入药，是国家重点保护的中药材，而且是中国药典1995年版收载的常用药物，其性味苦、辛、湿，具有有温中、下气、燥湿、清痰、排满等作用，用于湿滞伤中、腕痞吐泻、食积气滞、腹涨便秘、痰饮喘咳等症，在临床上应用广泛，[1] 其干皮、枝皮和根皮是中药材中的重要成分之一。著名的半夏厚朴汤既是已厚朴为主要原料，辅以桔梗、枇杷、桔皮、防风、黄芪、川贝、延胡索、丹参等中药材，具有理气和中、消滞化湿的功效。而丙肝宁冲剂也是以厚朴与伏虎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厚朴中含挥发油约1％，油中主要含β－桉油醇（β－Eudesmol,Machilol）,占挥发油的95％以上，有镇静作用。另含厚朴酚（Magnolol）及它的异构体约5％，有抗菌作用。此外，还含少量木兰箭毒碱（Magnocurarine）及鞣质。长缘厚朴的化学成分研究除文献报道的厚朴酚、和厚朴酚、β-桉叶醇及少量木兰箭毒碱外，其他成分还包括从长缘厚朴干树皮的乙酸乙酯部分得到的新的联烯丙基苯对苯醌型化合物木兰醌magnoquinone和七个已知新木酯类化合物。其中厚朴酚与和厚朴酚是一对同分异构体，二者高含量是长缘厚朴作为厚朴代用品的主要依据。如下图所示即为厚朴中所含各组分的分子式图。magnoquinone magnolol honokiol4-O-methylhonokiol 3-O-methylmagnolol magnoldehydemagnoligan A magnoligan C1.分布厚朴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流域，东自浙江、福建沿海，西至云南怒江、四川盆地西缘，南自广西北部，北至秦岭南麓、大别山，位于102~122° E,22~34°N。历史上主要商品来自浙江、湖北、四川等省，其中浙江的产量最大，占全国的40%~60%，湖北、四川各占全国的10%~20%。厚朴的垂直分布幅度相当大，并随纬度和地形而变化。东部沿海多分布于海拔500~1200m的山地，西部山区分布教高，在四川峨眉山海拔1800m、湖北五峰香党坪药林场海拔1650~1780m仍然有天然林和成片人工林生长，但海拔1700m以上的厚朴一般虽能开花，但种子较难成熟。[2]2.生物学特性厚朴喜光，性喜凉爽、潮湿的气候，宜生于雾气重、相对湿度大、阳光充足的地方。产地年平均温度9~20℃，1月份平均温度2~9℃，年降水量800~1800mm，多在1400mm左右，水湿条件对厚朴生长和分布起着限制作用，其次是温度条件。厚朴对土壤的要求高于一般树种，喜疏松、肥沃、腐殖质含量高、湿润、派水良好、微酸性至中性的土壤，一般以山地黄壤和石灰岩形成的冲积钙土为宜，野生的多混生在落叶阔叶林、毛竹林内，在溪谷、河岸、山麓等湿润、深厚、肥沃林地生长良好。人工栽培，在不同立地条件下生长差异很大。[3]厚朴侧根发达，萌芽力强，主根不明显，一般有侧根9~15条，90%以上的根系分布在0~40cm的土层内，有强烈的趋肥性和好气性，栽于适地生长快，10a以前年高生长量，以后生长减缓；8~13a开始开花结实，15a左右可间伐剥皮，50a生厚朴高15~20m，胸径30~35cm，在林内能长成直干良材。厚朴一般3~4月双周平均气温15℃左右开始萌动，气温18~20℃左右花叶同时开放，每朵花持续期15d左右，气温22~25℃、月降雨量200mm以上生长量达到高峰，在适宜的海拔范围内，海拔增高生长期延长，有利于厚朴生长。3.厚朴在美容方面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日用化学品的消费量也在逐年呈现上升势头，美容化妆品几乎成为必备之物，而且社会需求与日俱增，仅据沈阳市的调查统计，1988年全市居民人均用化妆品的支出为元，同1987年相比，增长了。近年来有了更大幅度增长。九十年代以来，护肤品及防晒霜的消费量一直居高不下，可见人们对于自身肤质的保养愈渐重视。然而，大多数的防晒霜中都不可避免的含有各种化学成分，如铅、汞、砷等有毒物质，这些化学成分在对皮肤提供保护的同时也会对人体肌肤造成一定的伤害，因此，纯天然的护肤品及防晒霜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以天然原料制成的化妆品，达到既美容又防病的目的，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共同愿望。目前，在世界化妆品生产中，天然化妆品约占30%~40%。中国在天然化妆品的开发方面，充分利用了中药资源的优势，研制和生产出各种药物型化妆品，美化了生活，给消费者带来了福音。人皮肤衰老的主要表现为出现皱纹及皮肤松弛，由于面部被阳光照射的机会较多，因此会更加明显。近年来有报道称：厚朴中的厚朴酚及和厚朴酚对紫外线有较好的防护作用，同时具有抗炎、抗过敏以及抗菌等作用，因而可以用来作为防晒霜的原料，厚朴中提取物制成的防晒霜系纯天然产品，对皮肤无伤害，刺激小，具有较为广阔的市场前景。日本科学家西部幸修以照射性衰老模型小鼠探讨了厚朴预防光照性皮肤衰老的作用。方法：无毛小鼠背部皮肤每周三次，照射紫外线十周（总量为4J/cm2）,作为光照性皮肤衰老模型。照射紫外线1h前涂抹10µvL厚朴提取液或赋形剂。10周后取小鼠背部皮肤匀浆，检测其中弹性蛋白酶、胶原酶、透明质酸酶等的活性。结果与讨论：紫外线照射虽使各种酶活性增加，但厚朴提取液对上述酶活性有显著抑制作用。并且，电子显微镜观察光照性皮肤衰老模型小鼠的皮肤切片，发现胶原纤维被破坏，而涂抹厚朴提取液则对此有预防作用。上述结果表明，厚朴提取液对光照性皮肤衰老有预防作用。[4]（三）厚朴酚与和厚朴酚含量测定方法在已发现的厚朴中，对于厚朴酚及和厚朴酚的含量测定方法很多，有薄层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气相色谱法等。现将各种分析方法简述如下：1.薄层层析－紫外分光光度法将厚朴及含厚朴酚的制剂经过薄层层析分离后，在紫外光灯（365nm或254nm）下定位，再用一定溶剂洗脱后，用分光光度计测定其吸收度，计算含量[5～7]。厚朴酚与和厚朴酚经95％乙醇加热回流1h可提取完全，薄层层析可采用硅胶GF254板或硅胶G板，展开剂可用苯－甲醇（9:1）[6,7]。有人用此法测定了厚朴不同炮制品、不同商品规格厚朴、木兰科厚朴及凹叶厚朴中的厚朴酚与和厚朴酚，回收率高，稳定性好。[8]2.薄层扫描法将厚朴或含厚朴酚的制剂经薄层层析分离后，直接在薄层扫描仪上，在选定的λs和λR范围内扫描，经薄层斑点的面积积分值由回归方程计算出含量，不受气团成分的干扰，稳定性好、方法简便、结果准确。3.高效液相色谱法用高效液相色谱仪，在选定的色谱柱上，用适宜的流动相使厚朴或其制剂中的厚朴酚及和厚朴酚达到良好的分离后，经紫外线检测器检测得到峰面积，用内标法或外标法由回归方程计算含量，方法简便、快捷、重现性好，是质量控制的可靠手段。有人使用此法测定厚朴类药用植物[13]、厚朴和大叶木兰[14]、七种不同方法炮制的厚朴[15]厚朴不同炮制品[16]、厚朴等药材及多种剂型中厚朴酚的含量。4.气相色谱法用气相色谱仪，在选定的色谱柱内，用选定的载气，使厚朴中被加热气化的厚朴酚与和厚朴酚随载气带入色谱柱内完全分离，用内标或外标法测定，经检测器得相应得相应值，由微处理机计算出含量，方法简便、快速、重现性好，能较好地控制质量。有报道[17]用此法测定了厚朴及其提取液中厚朴酚与和厚朴酚。5.表面活性剂荧光法刘万军[18]用该法测定了厚朴中厚朴酚的含量，经实验选用了非离子表面活性剂OP乳化剂（聚乙二醇辛基苯基醚）％进行增敏增稳作用，使测定灵敏度较紫外线分光度提高了2个数量级，提高了荧光量子效率，实现了对厚朴酚的荧光测定，再用薄层层析－紫外法进行测定。6.一阶导数紫外分光光度法王晓敏[19]等用乙醇为溶剂回流提取制得样品后用一阶导数分光光度法测定厚朴中厚朴酚及和厚朴酚得含量。结果证明，一阶导数分光光度法可消除其他组分的干扰，在自动微分系统紫外分光度计上分别测定，两种方法测得结果均较满意，平均回收率在99％以上。小结对中药材的提取与分离的方法各式各样，效果也各自不同，本篇论文即拟采用索氏提取仪配合层析柱从厚朴原药中提取并提纯厚朴酚与和厚朴酚，并通过检测熔点及毛细管电泳－质谱连用的方法对所得厚朴酚与和厚朴酚进行分析检测。二、实验（一）实验原理如综述所述，厚朴中所含的主要成分是厚朴酚与和厚朴酚，二者系同分异构体，因羟基所在的位置的差异从而导致二者的极性有所不同，依据这一原理，可以利用硅胶柱层析的方法，通过改变洗脱液的极性，从而达到分离二者的目的。（二）实验药品厚朴干皮（购于中国矿业大学西门外百惠药店）薄层层析硅胶G（青岛海洋化工有限公司）石油醚（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乙酸乙酯（上海东懿化学试剂公司）氯仿（上海建信化工有限公司）95％乙醇（南京化学试剂厂）羧甲基纤维素钠（上海凌峰化学有限公司）以上各试剂均为分析纯（三）实验仪器索氏提取器真空干燥箱显微熔点测定仪（北京泰克仪器有限公司）JB－3型定时恒温磁力搅拌器（上海雷磁仪器厂新泾分厂）MP200B型电子天平（上海第二天平仪器厂）RE－52A旋转蒸发仪（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此外还需30×80mm色谱柱一根常用玻璃仪器若干（四）实验流程由于购得的厚朴系主干皮，呈双筒卷状、质韧不易折，故为方便下步实验，需先对其进行干燥并切碎，之后再对厚朴进行提取。关于厚朴的提取，我设计了两套方案以选择其中较好的一套进行更进一步的实验。方案一、将粉碎的厚朴经95％乙醇回流提取，提取液经旋转蒸发得浸膏，浸膏经石油醚、乙酸乙酯清洗，再使用乙酸乙酯溶解之后再次旋转蒸发，可得到乙酸乙酯提取物浸膏约。方案二、使用索氏提取器，将粉碎后的厚朴先通过石油醚回流，连续提取，再经过乙酸乙酯回流提取，所得提取物经旋转蒸发也得到浸膏约。
西双版纳民族植物学的初步研究 西双版纳是我国著名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里地处热带北缘，森林茂密，气候温暖，植物资源异常丰富。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傣、哈尼、布朗、拉祜、瑶、基诺等兄弟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多样，利用植物传统方法和经验十分丰富。 解放前，在反动统治下由于交通极为闭塞，瘟疫流行，毒虫猛兽猖獗，以及民族隔阂等多种原因，植物学者无法进入这一地区工作，仅有个别学者如，吴中伦、王启无等，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过短期零星的采集工作，因此，在植物学上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地区。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五十至六十年代初期曾组织过较大规模的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1954—1960)；1959年中国科学院在西双版纳建立了专门的植物学研究机构。随着边疆社会、经济条件的巨大进步，为植物学工作者提供了深入研究当地少数民族植物学知识的有利条件。 民族植物学，或人文植物学(Ethnobotany)一词源出人文贝类学Ethno-Cunchology(研究早期货币的科学)，由美国植物学家哈斯伯格()1896年创立。哈斯伯格当时对民族植物学所作的定义是“研究早期人类对植物的利用和土著植物学”。经过一个世纪的研究与探索，民族植物学已发展成为“研究人类与植物直接交互作用的科学”()。其主要研究内容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群对植物的意识与利用，及其对植物环境所产生的后果。尤其侧重于无文献记载的人文地理社会和特定的民族文化地区的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人类对植物原料的需求不断增加和植物在人类精神文化上的重要性被大大提高，进一步刺激了西方学者对民族植物学的极大兴趣。由于植物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涉及到一定地区、一定民族的人群与植物的全面关系。包括人们在吃、穿、用、住、草药、文学、艺术、宗教、乃至民俗，民间传说中起重要作用的一切植物；关系到一个社会多方面的行为、结构、及其相伴的整个植物世界。西方学者认为，民族植物学是开发新世界的一个产物，有人把它归属于人文科学下的一个分支；也有人把它归属为经济植物学下的分支；但确切地说，它是位于植物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位置上。植物学家和人文学家从各自的领域在实践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在共同编织民族植物学的理论、方法、观点和材料。植物学家进行科学地鉴别环境植物材料的用途、问题，焦点是利用，材料按林奈分类系统排列；人文学家的焦点则是所研究地区人群的见解、地位、及其对周围世界所作的安排()。 笔者五十年代末进入西双版纳从事植物调查研究工作，由于长期定居于当地，有较多机会深入少数民族村寨，采集、调查、学习访问当地民族有关认识与利用植物的独特知识，其中不少是前人没有发现记载过的。本文试图按照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方法加以整理，作为在我国开展这一工作的一个初步尝试。 一、研究地区 西双版纳位于我国云南省南部，北纬21°10′—22°40′，东经99°55′—101°50′，土地面积19，220平方公里，属热带季风气候、滇南湿热河谷类型；热带森林分布于全区各地，现有森林被覆率高达，是我国现存大片热带原始森林的唯一地区。西双版纳在行政上现划分为三个县十九个公社，即景洪、勐腊、勐海三县，西北部与云南省思茅地区相连，东南部与老挝接界，南部与缅甸毗邻，整个地势北高南低，河流纵横，山间盆地众多。主要山脉为横断山南延部分，哀牢山系由西北向东南纵列，最高山峰为景播大山，海拔2400米，最低处为南腊河下游官累海拔420米，大部分地区海拔高度在500—1000米之间，相对高度一般300—500米左右，澜沧江及其干支流，流沙河、罗梭江、南腊河横贯全境，中小河流及山泉不计其数，水源相当丰富。 本区气候终年温暖，年平均温度20—22℃，大部分地区终年无霜雪，雨量充沛，年降雨量1200—1800毫米，年平均空气相对湿度在70—80%左右，全年划分为干季(3—5月)，雨季(6—9月)，雾季(10—2月)三个季节。本区由于地处云贵高原南端，垂直高度差异甚大，具有多种类型的植被分布，海拔1000米以下低山河谷地带森林植被呈明显的热带东南亚性质，大多属于热带季雨林，局地分布有以龙脑香料(Diptc-rocar paccac)望天树(Parashorea chincnsis Wang Hsie)为优势的热带雨林群落，山地则以热带山地雨林为主，呈明显的南亚热带常绿林过度性质，以樟科(Lauraceae)、山茶科(Thcaccac)、大戟科(Euphorbiaceae)等科乔灌木为主要成分。近年来，由于大面积垦殖森林，植被类型已急剧演变，大部分森林植被已沦为次生林、灌丛、竹丛和稀树草地所取代。 二、民族及其文化特征 西双版纳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在总人口万中，傣族占万，哈尼族(当地称爱尼)万，布朗、拉祜、瑶、基诺等其它少数民族各在3万人口以下〔3〕。傣族聚居于河谷盆地，其它少数民族分散居住于山地。西双版纳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是祖国各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古老的文明，同时又有各自的独特文化传统，特别是在利用植物方面，呈现出强烈的地方色彩和丰富的传统经验，形成利用植物的独特文化。 傣族是西双版纳的主要土著民族，遍布本区各地，主要居住于低山河谷盆地，当地称为“坝子”。傣族有自己的文字、语言、风俗习惯和农业文化传统。傣族自称为“Daizu”，有悠久的历史，远在公元前一世纪，汉文史籍已有关于傣族的记载；据民族学研究，傣族与我国南方的壮、布依、水、侗、黎等民族同出一源，古代通称为“百越”。远在公元前二百多年的后代，傣族的先民就已经居住在今云南西南部广大地区，西双版纳是聚居中心之一，开发西双版纳有着悠久的历史。傣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壮傣语族傣语支、西双版纳的傣族操傣泐语、使用傣泐文。西双版纳在傣族语中释意为十二“千田”，“千田”为封建领地的计算单位，每一千田便是一个“版纳”，其面积大小并不等同，相当于行政管理上的一个区。西双版纳自元、明、清各封建皇朝设置土司制度以来，沿袭至解放，直到一九五六年民主改革才彻底结束了封建领主制。漫长的封建领主制度、极为闭塞的交通和富饶的自然资源，使傣族人民长期以来生活在一种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社会之中。不仅植物资源的保存比较完好，而且民族文化也保存比较完好，是研究民族植物学的理想地区。傣族信奉小乘佛教，某些植物的利用传播直接与宗教文化有关，如贝叶棕、菩提树、铁刀木、鸡蛋花、羯波罗香、孟加拉苹果等。傣族人民有保护森林的良好传统习惯，每一村寨都有自己的“龙山”，划定为禁伐禁猎区，又有人工种植的薪炭林，这样，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的傣族人民，对于自然界的植物便有较大的依赖性，因而对于当地植物的认识与利用，便成为生产、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环节。 西双版纳傣族认识与利用植物的文化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度的水平，他们早已有了定耕的农业，种植水稻为主，陆稻次之，同时，也种植少量其它旱地粮、油、棉、果树等农作物；与此同时牛、猪、鸡、鸭等家养动物也以适应于当地自然条件的野牧方式发展了起来。在定居的村寨内，每户农民都拥有面积一到数亩不等的小块家宅园圃，种植多种热带果树(香蕉、芒果、罗望子、柑桔、菠萝蜜)，香料(薄荷、罗勒、香蓼、香茅、香露兜、姜花、生姜等)、草药(巴豆、苏仿木、白花丹、血苋、薏苡、儿茶、槟榔、芦子等)、纤维(攀枝花、牛角瓜、九层皮、白榔皮等)、染料(靛叶、密蒙花、红木等)以及竹类、观赏植物等，并且拥有独特的人工种植的薪炭林——铁刀木(Cassia siamea Lam.)作为农村能源的主要供应者。在每一个村寨附近的山谷、陡坡上都保留着大面积的热带原始森林，丰富的森林动植物资源是傣族人民采摘野菜、野果、草药、饲料，和狩猎补充动物蛋白的重要来源。森林又是建造竹木结构的傣家竹楼、独木舟、牛车、家具、农具等的天然材料“仓库”，森林被视为自给自足的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而被保存了下来。森林自身的保水保土，涵养农田灌溉用水、调节气候的作用，保持生物种间以及种群个体数量之间平衡的微妙作用，推动着傣族地区水稻——家宅园圃——天然森林农业生态系统缓慢而稳定地发展着。这是西双版纳地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得以长期保持生态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应特别提到的是，勤劳而智慧的傣族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中早已形成了本民族的医药学——傣医药，在我国《逸周书、王会解》的记载中傣族医药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他们不仅有本民族的医疗方法，而且拥有超过五百个以上药物方剂，以植物药为主，来自三百种以上的药用植物，大多是我国其它地区所没有的，并拥有用傣文编写的专门医药学书籍收载有关的医药学知识，至今尚未加以系统研究整理。 哈尼、布朗、瑶、拉祜、基诺等民族是西双版纳山地的土著民族，他们同样有悠久的历史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从民族起源方面来说，他们与我国南方许多兄弟民族有着共同的起源和血肉的联系。他们都有本民族语言和多种方言，但多数没有文字。他们从前依靠草药、巫医治病，尚未形成本民族的医药学。他们信奉自然崇拜或多神论，十分崇拜山神、树神、兽神等，但没有定耕的农业生态系统，几千年来一直依赖传统的游耕农业——刀耕火种谋生。笔者近年来考察发现，世界热带地区，除了水稻种植区和近代发展橡胶、可可、油棕、咖啡等树艺作物种植业以外，基本上都是这种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占主导地位，在我国热带也不例外。西双版纳地处热带、拥有大面积的森林植被，在热带的气候生物土壤环境良好条件下，森林植被经过烧垦种植粮食2—3年以后，丢荒任其自然恢复植被，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恢复地力的，即在一定范围内轮垦森林，七年为一个周期，反复循环，这种粮作——森林休闲轮作制，能够连续数千年地保持了下来，其主要原因在于山区人口的增长缓慢，开垦森林轮作的面积不大，且长期维持在一定比例水平之上，即人口与“植口”(Plant population)的增殖是基本相适应的。同时，山区各族人民以勤劳与智慧相结合，利用热带山地天然植被发展了放养紫胶的技术，经营了大片的茶园、竹林，采集种类繁多的森林产品如省藤、木耳、竹笋、药材、木材以及狩猎等，并以这些林产品向坝区傣族换取多余的粮食，用以补充游耕农业之不足；此外，山地森林还提供了多种野生食用植物，如薯芋属(Dioscorea spp.)、榕树属(Ficus spp.)、蕨类植物等，也补充了一部分食物和荒年救灾之需要。因此，热带山地少数民族与当地森林植物，同样有着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森林植物有更大的依赖性。 三、研究方法 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边疆少数民族对植物学工作者的访问、调查、采集工作全力的支持与合作，是开展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重要前提和鲜明的特点。傣族是一个有较高文化的民族，乐于同外界进行文化交流，尽管在民间医药知识方面也不是随遇而得，总的来说开放程度比汉族地区要高。山区各兄弟民族同样易于交流，较少保守，但由于交通十分不便，居住分散和语言上的困难，从他们当中获得有关植物学的知识，相对来说不如傣族地区的多。调查工作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1959—1963年为第一阶段，其中59—60年野生资源植物调查历时7个月；1970—1975年为第二阶段，以调查民间药用植物为主要目标，其中1972年一次调查历时2个月，其它短期调查一般10—15天，共10次以上；第三阶段为1976年以来，进行的多次专项药用植物调查，用材树种调查和一些补充调查，以充实更多的材料。十分有幸的是，在进行民间药用植物调查时，有当地医务工作者(包括当地少数民族医生)一道参加工作。大部分调查资料来自民间第一手材料，笔者亲自参加访问、采集、鉴定整理资料等工作；大多数食用和药用植物经过亲自实践，以作出某些直观判断。调查的地区包括西双版纳三县十九个公社中的十四个公社：勐腊、易武、象明、勐捧、麻木树、勐满、基诺、勐养、景洪、小街、橄榄坝、勐海、勐混等、涉足的村寨百处以上，一般食宿都在调查区的村寨内，与相当多的民间医生、猎人、老农、乡村教师、商业购销人员、基层干部、护林员等进行广泛的接触，其间还参加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民间医生交流会、草药展览会、和若干次林业、土产专题座谈会，从中得益不浅。 历年调查，采集植物标本共2000余号，以及一些种子、苗木、样品等。标本收藏于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标本室内，部分民间药物标本保存于云南省思茅地区中草药研究所；种子及活植物均种植于热带植物所植物园内。 四、重要有用植物 历年调查采集的植物，经本所植物分类研究室整理鉴定，某些植物经过化学成分分析和品质鉴定，已被推荐和利用于生产，如绿壳砂仁、灯台树、千年健、锡生藤、车里朴、团花、云南石梓、毛麻楝、依兰香、龙血树、美登木等，更多的种类有待深入的研究。历次调查采集的植物经过研究整理，按照当地民族利用的广度和多度，将其中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植物共218种，(按用途计食用86种，药用71种，纤维木材29种，香料、染料、饮料22种，其它10种。)汇集为《西双版纳民族有用植物集要》。植物的排列顺序，有花植物按照哈钦松分类系统，蕨类植物按照秦仁昌系统，以植物学名字母先后为序，每种植物有拉丁名、中名、当地名(按当地民族语注汉语拼音)，用途及利用方法简述等。 ——这里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