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历史必修一小论文题目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文化的未来按《辞源》的解释，它指的是汉代儒士重实证而轻议论，训诂考经、专研子史的一种学风，清代乾嘉年间称其为汉学，又称朴学。然而，正在修订之中的《辞源》或许会补充本文讨论的“汉学”一词另外的义项。我们所说的“汉学”，其广义是中国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称。凡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汉学家。狭义的“汉学”认为，它仅指外国学者（包括华裔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之总称。外国人研究中国，大多数情况下当然是用外语，在英语中与“汉学”对应的词，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只有一个：S i n o l o g y 。据考证：这个词可能出现于1 3 世纪，前3 个字母“s i n ”发音与汉字的“秦”相近，整个词直译就是“关于秦帝国的学问”。最先这个词可能是由日本人从英语译为“汉学”两个字，我们又从日文借来。的确，在世界上，尤其在欧洲，S i n o l o g y 同研究古埃及、古罗马、古印度等悠久辉煌的古代文明的学问一样，高尚古雅、令人尊崇。然而，思想活跃、注重实际的美国人没有完全走这条“古典之学”的老路，二次大战以后，以费正清为首的美国学者关注当代中国，将其作为“问题”来研究，并引入新方法和新理论，成为一门“现代之学”，被称为“C h i n e s e s t u d i e s ”，应该说这是汉学的进步。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中国文化研究》主编阎纯德曾把一部国际汉学研究史分为萌芽期（公元前后至1 5 世纪）、初创期（公元1 6 世纪至1 8 世纪）和繁荣拓展时期（1 8 世纪末至2 0 世纪中叶）3 个阶段。公元1 7 0 年，罗马帝国时的马可·奥尔雷作为特使到过中国，这个史料被认为是东西方最早交往的记录，从这时起到1 3 世纪在欧洲人心目中创造了中国的马可·波罗，到1 6 世纪“西方汉学之父”利马窦，到2 0 世纪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的马悦然……古往今来，国际汉学家群星灿烂；从1 0 世纪中叶曾到中国旅行的阿拉伯人伊本·穆哈希尔的游记，到1 5 8 3 年刊行的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到1 7 7 2 —1 7 7 6 年刊出的3 4 卷《耶稣会士书信集》，到1 9 0 5 年版法国人沙畹译《司马迁史记》5 卷……都是东学西渐漫漫长途上的一个个路标。译介：中国学界、出版界的第一要著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曾说：“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之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认同季老的这一观点，同时也不无遗憾地发现：绝大多数外国汉学家研究中国的学术成果，仍然是用他们的本国语言而非汉语写成，而绝大多数中国学人的外语水平使他们无法获取这些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所以，选取并翻译出版国外汉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就成为中国学界、出版界的首要任务。今年5 月2 日，江苏人民出版社和《读书》编辑部联合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召开“《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年回顾研讨会”，在京的学术界和出版界知名人士、部分国际著名汉学家，以及新闻界人士近7 0 人与会，言之有物、持之有故的讨论发言持续了一整天。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几家机构、刊物的代表人物悉数出场：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研究》杂志主编阎纯德，《世界汉学》及《中国文化》杂志主编刘梦溪，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张西平。大家公认：这套自1 9 8 9 年开始编辑，迄今已出书4 0 种的大型丛书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和文化价值，是“出版海外汉学研究著作最集中、最重大的成果”。在写给研讨会的长篇发言《十年甘苦寸心知》中，该丛书主编、青年学者刘东认为：“如果说这套丛书还算有什么贡献的话，更多地并不在于它孤零零地引进了多少正确的断论，而在于它不很自觉地以相对完备的覆盖面，介绍进来了一个活生生地自我更正着的学术传统和治学过程”，所以这套丛书恰巧构成了我们精神视野的另一个参照系。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吴源说：“1 0 年之前，我社是把这套书作为品牌来抓的；1 0 年过去了，它已成为我社名副其实的品牌。”此话既欣慰又自豪。想抓汉学研究方面的丛书作为自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效”书的出版社当然不止江苏人民出版社一家，由大象出版社鼎力支持的另一套数量更大、体例更完备的“国际汉学研究丛书”已经启动。丛书分4 个系列：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二、海外汉学名著译丛；三、西方汉学史；四、中国人在此学科的研究成果。目前已有第二系列的6 种共1 0 本将出，包括：《耶稣会士书信集》6 卷，《中国图志》、《中国近事》、《大中国志》和《礼仪之争文件》等。丛书的编辑工作主要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承担。北京外国语大学依据自己的外语优势和对外交流的需要，于1 9 9 6 年成立了这个实体性的研究中心。据丛书主编介绍，该丛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要从汉学的“元点”出发，从起步阶段最初的成果开始译介，力求正本清源，对汉学的发生、发展、繁荣有准确而全面的反映和体现。据悉，包括中华书局等在内的近1 0 家出版社正在讨论或者已经启动有关“国际汉学研究”丛书的选题，第一家汉学研究的正式刊物《世界汉学》（以前的有关刊物都是“以书代刊”，无正式刊号）也已创刊。加上各种媒体的推波助澜，一场“国际汉学热”在神州大地上渐次升温。发展趋势：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个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进行研究、拓展的学科中国对国际汉学的关注，并不自今日始。早在本世纪上半叶，冯承钧、向达、张星�等学者就陆续做了不少有价值的译介、总结工作。1 9 4 9 年1 月，莫东寅著《汉学发达史》出版，虽然作者参考了很多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但毕竟是我国第一本综合性的汉学史。然而整整5 0 年过去了，同类著作竟然无以为继。这种发展缓慢，投入人力物力少的现状，与上个世纪末汉学即在法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与具备大量人力、物力投入的汉学研究机构遍布美国，与世界范围的汉语热、汉学热不太相称，甚至无法与台湾、新加坡的汉学研究相比。在我国，国际汉学研究长期依附于历史系的中外文化交流专业，在比较文学专业、宗教学专业中略有提及，而国际汉学研究的范畴已经超出了它所依附的学科，这怎么能不限制它的发展呢？李学勤认为，要改变现状，应该把国际汉学研究当作一个独立的学科来发展，“九十年代前后，国际汉学在我国就已经有了学科雏形，现在我们当中不少人已经认识到对国际汉学不仅要介绍，还要以我们的立场来对它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为了保证这个尚未发育成熟的学科能够健康迅速地发展，有识之士呼吁：首先，国内有关机构和组织应加强相互联系，协调力量，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发挥最大作用；其次，无论翻译出版还是中外交流都尽力避免一哄而上，不急功近利；再次，对待国际汉学成果，态度要冷静客观，不轻视，也不盲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是人类追求科学与真理的共同手段。作为中外文化交融的精魂和交流的桥梁，在中国国力日益增强，中西平等对话范围日益拓展，全世界人民日益愉悦共处已是大势所趋的前景之下，“国际汉学热”无论在中国本土，还是世界范围，必非一时之“热”，而将无止无息。

“历史的回音”——唐装之我见1.唐朝人的装束。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 翟耆年，字伯寿 ……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装。” 2.指中式服装。茅盾《归途杂拾·九龙道上》：“一个个都是青布或蓝布的‘唐装’。”泛指一切中式民族特色的服装。 3．同义指代汉服．汉民族服饰．唐装原意指代唐代的汉服，一种是传统的襦，裙装，这种风格一般流行在初唐时期，基本上是沿袭了自东汉以来华夏妇女传统的上衣下裳制。与现代的唐装概念明显不同。唐朝的服装衣裳二字，其实衣是衣，裳是裳，衣是上身穿的，裳其实是指现代所说的裙子，衣与裳分开。这种妇女的服饰不是连衣，而是分两截的穿法一直延续到明末。上衣的穿法基本上是右衽交领或对襟系上带结，下面的裙子围起来系上长长的裙带，上衣或者掖里面或者自然的松散着，后来这种松散的上衣不断加长，一直覆到膝盖部，就后来发展成了明代的背子。随着发展，唐代的妇女上衣种类一般分为襦，袄，衫三种。襦是一种衣身狭窄短小的夹衣或棉衣。袄长于襦而短于袍，衣身较宽松，也有夹衣或棉衣。襦、袄有窄袖与长袖两类。衫是无袖单衣，功用吸汗，有对襟及右衽两种。衫在春秋天也可穿在外面，但和穿在外面有短袖的衫不同，后者就发展成了背子或半臂。而在以前，裙子的造型向来都是一种长方形的方片直裙，有点类似的和服裙子。方片裙的样式显得较呆板硬性，因此女性穿起来并不能显出美丽来。因此到了唐代，裙子的形式流行高腰束胸，宽摆拖地的样式，既能显露人体结构的曲线美，又能表现一种富丽潇洒的优美风度。这种裙子的结构必须和人体的主体结构有机适应，所以是一种下摆呈圆弧形的多褶斜裙，或喇叭裙。二就是到了中晚唐时期，服装中加强了华夏的传统审美观念，开始复古，从以显出女子身材为主逐步恢复到秦汉那种宽衣大袖，飘逸如仙的风格，服式越来越肥，这种风格定了型一直影响到后期华夏女装的基本理念，既宽松随体肥大，这自然在后来也成了礼教所要求的对象，柔和自然，无形无欲。中晚唐女装华丽大气，一般类似于礼服，她们里面直接穿抹胸——抹胸原本是内衣，在唐代和裙子结合形成了一体，它不系腰带，宽松自然。真正的唐装是中晚唐女装向古代礼仪服饰的过渡的进一步证明，这种款式为礼服一层叠一层，层数繁多，厚重拖摆，穿起来很麻烦。首先穿上很多层广袖上衣，层层压叠着，然后在围上伟大拖地的厚重裙子，即著名的“唐裙”，然后再在外面套上宽大的广袖上衣，虽然繁琐，却给人稳重的感觉，赋有层次感。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著名古代宫廷和服“十二单”就是从此款礼服演变过来的。日本人称之为“唐衣”即从唐朝传来的服饰，样式基本上没有多大改变，只不过在风格上增添了几许日本本民族的特色。“唐装”通常有两种解释，最自然合理的解释是“唐朝的服装”；另外一种比较牵强的解释是“唐人街华人的中式着装”。后一种说法的由来，有些“出口转内销”的味道，西方国家称“中华街”为“china town”英文发音很像“唐”于是译为“唐人街”，于是就把这些华人街的“唐人”所着的中式服装叫做“唐装”。根据APEC会议各国元首所穿“唐装”的主要设计者余莺女士的意见，“唐装”应当是中式服装的通称，因此当初设计好服装后，设计组一起讨论给这套服装起名的时候，决定把这种服装命名为“唐装”的过程便是深受这种“出口转内销”的对“唐装”的解释的影响。现在大陆流行的“唐装”，即是这种清末的中式着装风格的服装，也即是“唐人街华人的中式着装”，这种服装事实上是满清马褂的延续与改良，属于满服的范畴，与“唐朝的服装”（汉服）在风格、款式上面并无丝毫相似之处。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的国人都把这种源于“唐人街华人的中式着装”的满装马褂误认为是“唐朝的服装”。 “唐装”一词本身的称谓，源于海外。唐代盛期，声誉远及海外，以后海外各国因称中国人为“唐人”。《明史·外国真腊传》言：“唐人者，诸番（外国人）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在东南亚的华人居住区，亦因而被称为“唐人街”，而华侨自称唐人，正由于自古以来唐朝是让中国人为之骄傲的朝代。把“唐人街”的“唐人”穿的中国传统风格的服装称为“唐装”，本来作为中国人传统服装在海外的惯称、作为国际公认的中国人的称号也算顺理成章，但让人遗憾的是，风行的“唐装”一词严重偏离了它的本意，极易引起普通民众包括历史知识欠缺的知识分子阶层的误解：以为此“唐装”即“唐朝的服装”。在20世纪初，在当时“中西服装并行不悖”的社会大背景下，粤、港、澳一带同胞以“唐装”、“西装”来区别中西打扮，自是不明了“唐装”一词的确切指代，而在2001年的上海APEC会议上，中国作为东道主请前来参会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体的领导人穿“唐装”，并由之而掀起“祥和喜庆”的“唐装”新潮，虽然是清代以降的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也不排除其为流行规律的必然或是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地位与风度的体现，但此举在催生汉服运动的同时，却也给后来真正的唐装（汉服）的复兴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阻碍。这种“唐装”是由清代的马褂演变而来的，其款式结构有四大特点：一是立领，上衣前中心开口，立式领型:二是连袖，即袖子和衣服整体没有接缝，以平面裁剪为主;三是对襟，也可以是斜襟;四是直角扣，即盘扣，扣子由纽结和纽袢两部份组成。另外从面料来说，则主要使用织锦缎面料。显然这种“唐装”并不是唐代的服装。 “幞头纱帽”和“圆领袍衫”是才市唐代男子最主要的服饰。 “幞头”是一种包头用的黑色布帛。唐代是“撰头”盛行的时代，“幞头”的样式也富于变化，尤其是在唐武德初年至开元年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幞头”的形制经历过几次较大的变化。唐代的男子服装主要是圆领袍衫。传统的冠冕衣裳，只是在隆重的场合，如祭祖天地、宗庙等时偶尔用之，其他则以“幞头袍衫”为尚。袍服的用途非常广泛，上至帝王，下至百官，礼见宴会均可穿着，甚至将其用作朝服。袍服的款式，各个时期不尽相同，早期的袍服的袖子多用大袖，但大袖对域外的民族来说，则不太适宜。因北地寒冷，不便采用大袖,而采取紧裹双臂的窄袖。随着南北风俗习惯的相互渗透，这种紧身、窄袖的袍服样式，也被汉族人民所接受，而且成为唐代袍服款式的代表。唐装(满族式)唐装(汉族式)唐装 - 评价唐装在中国经济处于上升时期的当前，“唐装”的兴盛似乎可以看做中华文明复兴的一种征兆。然而撇开它背后宏大的象征意义，“唐装”本身其实是一个颇模糊的概念，关于这个名词的内涵�时装界有多种表述，如“华服”、“中装”等。很多人对“唐装”的提法大惑不解：以中华之大，唐代以降，岂无装可穿？其实，真正唐代人穿的长袍大袖，甚至离人们更近的明代袍服（两者其实是同一事物），并非不太可能重回流行。“长袍大袖”只是现代的人们对“古装”的模糊认识（从夏商周时期一直到明末的传统中国人的穿着主体款式是“交领右衽，隐扣系带，褒襟广袖，峨冠博带”，其中，“褒襟广袖，峨冠博带”仅为礼服特征，而“交领右衽，隐扣系带”的特征则为礼服、常服所共有），也就是说，真正的唐装除了作为主体款式的礼服外，还有作为补充的“窄衣窄袖”的常服。这些服装自唐以来就有“汉服”或“汉装”的正式称谓（意为“汉民族的传统服装”或“汉族的民族服装”），经历将近四千年，一直自成体系，一脉相承，并深远影响了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其中，日本的“和服”（汉服中的深衣款式），朝鲜（韩国）的“韩服”（汉服中的襦裙款式）便是汉服在这些国家的正常延续。真正的“唐装”的“宽衣大袖”的礼服更适合于祭祀、成人礼等庄重场合，而其“窄衣窄袖”的常服则更适合于劳动耕作及日常场合。随着自互联网发起，以都市青年白领阶层为骨干的“汉服复兴”运动的兴起，真正的唐装（汉服）在现代人们的视野中也并非“遥不可及”，源于外国人眼中的“唐人”而定义的“唐装”一词，正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置疑。

1.唐朝人的装束。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 翟耆年，字伯寿 ……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装。” 2.指中式服装。茅盾《归途杂拾·九龙道上》：“一个个都是青布或蓝布的‘唐装’。”泛指一切中式民族特色的服装。

在中国漫漫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虽然有的已在地下长眠，可是他们的英雄事迹却永记在人们的心中。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他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呢？近百年来，这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每个人都持着自己的观点。我认为秦始皇的功大于过，虽然秦始皇是皇帝，可是皇帝也是人，不是神，是人都会犯错误，都是有缺点的。一、政治1.提高帝王尊严：嬴政自以为功过“三皇”、德兼“五帝”，故兼采古代共主之尊号而合为“皇帝”，用作天子之专称。从此中国历史上之君主便称为“皇帝”，赢政则被叫做秦始皇。此外，又用一系列专门名称来显示全国最高统治者之无上权威，如皇帝自称“朕”，其命令叫“制”或“诏”，其用印则曰“玺”。2.厉行中央集权：丞相等各自向皇帝负责，一切听命于皇帝。另废除世卿世禄制，自中央至地方官员均由皇帝任免，无权世袭。

历史论文范文高一必修一

2002级学生毕业论文工作从2006年1月开始布置，至2006年6月末结束。本次毕业论文工作按照学校和学院有关毕业论文工作的规定程序和质量要求认真组织实施，结合历史专业特点，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在全体教师和同学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现就本次毕业论文工作情况进行简要的总结。总结将主要从本次工作的具体实际出发，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思考，并提出如何改进的思路和措施，使毕业论文工作不断得到进步和发展。一、毕业论文工作的基本状况和评价：基本状况：本次毕业论文工作按照学校和学院的基本规范要求进行，由于准备工作较为充分，没有出现大的失误。2006年初，历史系召开2002级毕业论文工作动员会，就毕业论文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的动员工作。2006年新学期始，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选题，各教研室为学生提供了新修订的毕业论文参考题目，学生初步选定了论文题目。4月中下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史4个小组分别召开了开题报告会，大多数学生的论文题目通过，部分学生的论文题目进行了调整，学生开始进入毕业论文大纲写作阶段。5月初，学生基本完成了写作大纲，经过指导教师同意，进入正式写作阶段。5月末多数学生完成初稿，6月初完成2稿，6月中旬最后定稿。6月17日开始，分4个小组（中近史、中现史、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进行了第一轮答辩按规定进行。经过学生申请和指导教师推荐，17名学生进入第二轮答辩。6月23日，第二次答辩进行，最后确定学生毕业论文成绩，并对毕业论文的后续工作进行了安排。基本评价从毕业论文的工作过程的主要环节进行简要的分析总结，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以借鉴于今后工作的不断创新与进步。本次论文工作的准备情况：本次毕业论文工作，准备的较为充分，按程序和规定对教师和学生的各方面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建议；要求师生对毕业论文工作要思想上给予应有的重视，正确认识论文工作的意义；特别强调了学生在选题上突出学术性和现实意义，注重选题的科研训练以符合专业发展目标的要求，能够较好地体现对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和考核；组织教师对原有的毕业论文参考题目进行了时适的调整，更多地突出了对论文的学术性和选题前沿性的要求，并注意与教师的科研特长相结合，加强教师指导工作的针对性，提高指导的力度；学生选题要注重难易程度，注重其学术性与可行性相结合，要求深入了解学术信息动态，广泛收集资料；着重提出学生要选择自己有兴趣的课题，鼓励学生创新意识的发挥，在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务实作风基础上，给学生充分展示个性的空间。历史系历来重视学生的实践性教学训练，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实际创作能力，许多学生不同程度地参与过科研活动和受过学术活动的影响，这些对历史系学生的论文工作起到了良好的积极的影响。本次毕业论文工作前期工作中，依然存在一些习惯性的问题。从学生选题和开题前后来看，部分学生的选题还是有些盲目，不断地进行修改，一方面说明学生经过长时间的专业学习，但研究方向并不明确，我们的平时教学工作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学生对毕业论文工作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直接影响到了论文的质量。在今后工作中应帮助学生尽早确定专业研究方向，从研究方向带动对历史专业学习的兴趣，提高专业修养和素质；学生论文中选择地方史的很少，使学生论文在整体上的独立和创新研究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局限。论文指导过程：主要是考察教师在指导论文过程中的作为，工作态度、工作效率和工作量。在论文工作过程中，我们对教师的指导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严格遵守指导规范和纪律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提高教师的指导质量，要求教师以严谨认真的态度来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在教师指导观念上，重点强调指导过程要充分体现师生间的学术合作意识，鼓励学生提出自已的见解，发挥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性，提倡有个人风格的学术论文。为保证实习质量，在具体指导过程中，努力克服困难，严格按照学校要求进行工作，教师的指导学生数量限制在学校允许范围内，教研室在努力做好进行监督和检查工作。从实际效果来说，整体工作是顺利而有成效的。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教师的指导水平和工作态度有差别，个别教师知识结构较为单一，对跨方向的论文的指导有一定的难度，对学生论文内容中并不是自己研究方向的问题，指导不到位，因此教师需要自我提高和训练，由于教师较少，加上学生可以自由选题，对指导教师出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后在此方面应当给以重视。此外，教师自己填写指导记录，有些过于形式化了，有许多指导工作是随时进行的，而不是指定时间地点的，再者，也难以保证其真实性的。我们认为：应由学生来做更好一些，由学生在教师指导的时候做记录，也是作为修改论文依据，通过学生的记录中来考核教师的指导工作。毕业论文答辩：此项环节是对学生的一次全面综合的考核，既可考核学生的内在知识的深广度，更是对学生外在的学术气质与综合表述能力的现场检验。从本次论文答辩过程可以看到，多数学生对论文答辩给以了足够的重视,并且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对教师所提问题能够流利的回答，也表现了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与平时的课堂教学训练有重要的关系，有些学生表现了很出色的素质。表现突出的学生的共同特点是，其一，基础知识较为扎实，对论文中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基本上都能进行较为合理的回答，表现出了知识的熟悉程度和较为自如的应用能力。其二，具较为宽广的知识面，能够从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认识历史，形成一定的对历史的宏观认识，对论文所内含的历史问题基本上能够给以较为完整的回答，而不是仅仅止于专业方向所涉及的内容。其三，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意识，并能够运用其来评价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较好的理论联系现实和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其四，是语言表达能力突出，逻辑性强，清晰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综合素质比较突出的学生论文有赵学梅的《论美国城市化郊区的发展》、孔淑霞的《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徐盛的《论徽商历史及其文化的现代价值》、刘蕾的《论中共与冯玉祥的关系》、姜慧博的《论妇妇在抗战中的贡献》、何淼的《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对东北的争夺》等。在答辩中，这些学生都能就自己论文内容和观点进行学入的分析和阐述，质量较差的论文在答辩中则一般表现为选题犹豫不定，由于在写作过程中就存在许多问题，方向不确定，选题困难，写作中基础知识薄弱，明显的不能很好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因此在答辩中也自然表现的缺欠较多。答辩中，从整个组织工作是认真严谨而且有实效的。教师都能做到认真努力，严格要求，努力保质保量的完成自己的工作。成绩总体上的公正的，而且，也是得到学生认可的。

政治制度的关键问题是其基本的框架结构,即

政治制度的类型。政治制度的区别主要是由其框架

结构决定的。因此,对于政治制度的研究必须首先

弄清楚政治制度的类型。政治制度的类型定位将影

响政治制度研究的所有方面。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也是如此。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类型定位,是正

确研究、分析、认识、解释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所有

问题的前提条件,这个问题不弄清楚,其它的问题都

可能是模糊不清的,甚至是错误的。在这个方面,以

往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存在着某些偏差。

一

一般认为,古代政治制度存在着君主政体、贵族

政体、民主政体、共和政体、专制政体等类型,其中的

一些类型是可以相连的,如君主专制政体、贵族君主

政体、贵族民主政体、共和民主政体等。这些政治制

度类型区分的基本尺度是,一人执政的是君主政体,

少数人握有最高统治权的是贵族政体,全体公民拥

有权力的是民主政体,专制政体则是指那些将所有

的最高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并且可以任凭自己

的意志为所欲为的政体。在此,君主政体和君主专

制政体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君主专制政体是指

最高统治者一人控制着绝对权力,并且不受任何法

律以及其它任何权力主体的限制和制约,君主政体

虽然也是一种一人掌权的政体,但是与君主专制政

体相比,君主手里的权力会受到法律的限制以及相

应权力主体的牵制。另外,政治制度的类型还与不

同的社会历史时期相联系,如城邦民主政体、城邦共

和政体、封建贵族政体、封建君主政体等。

那么,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类型是怎样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习惯于把中国

古代政治制度的类型称为封建专制政体或封建专制

集权政体。当然,这样定位的一个基本原因,主要与

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把中国古代社会看成是封建

社会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在秦汉以后,基本上不存

在典型封建社会的诸要素。即使存在过某些方面的

相似性,也仅仅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某个特殊的历

史时期,并不具有贯穿于整个古代社会的代表性。

例如,拿“封建”一词来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只有

先秦时期曾经出现过。但是,即使先秦时期的封建,

与西欧中世纪时期的封建比较,也只是形似而非神

似。先秦的封建制以西周时期最为典型,而西周封

建制的基本状况是:“吾闻国家之立本也,本大而末

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

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

等衰。”(1)很明显,中国的西周封建与西欧中世纪的

封建有很大的差异。西周的封建“封建亲戚”(2),是

一种仍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封建”。其中,

以嫡长子资格继承王位的天子是大宗,其他非嫡长

子诸兄弟皆为小宗,从而构成了天子—诸侯—卿大

夫—士这样的西周封建贵族的等级,这是一种按王

国维先生所谓的“嫡庶制→宗法制→封建制”递进的

封建关系,是一种中国式的“尊尊”与“亲亲”相结合

的封建。在这种封建制度之下,无论是君主还是贵

族地位的获得,主要依靠血缘关系。可是,正如我们

已经知道的那样,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却并不是如此。

在西欧中世纪,“采邑”是封建社会的基础,是财产权

利和人身关系的体现,其基本的关系是契约互惠性

的。因此,君主地位以及贵族头衔的获得,主要与土

地财产权利挂钩,与契约关系相联系。这种封建正

好与中古式的“血缘封建”相反,是一种“契约封建”

或“采邑封建”。再拿秦汉以后的中古社会来说,不

但不存在西欧中世纪的封建,甚至连先秦中国式的

宗法封建也不复存在了。非但如此,秦汉以后,国家

权力是高度集中的,控制了立法、司法、行政、军事和

社会的所有方面,国家权力本身不受限制。此外,秦

汉以后的官僚制度也日趋发达。这种状况,与西欧

中世纪封建社会不可能产生官僚制度,以及不存在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和受国家控制的社会的状

况根本不是一回事,其中的距离非常巨大。所以,可

以说,中国古代社会不是典型的西欧中世纪式的封

建社会,甚至可以说不是封建社会。

除了封建社会的概念以外,对于中国古代社会

的形态分类还有许多不同的论点。这些论点主要

有:(1)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2)治水社会或东

方专制主义;(3)历史官僚帝国;(4)家产官僚制帝

国;(5)伦理本位社会;(6)乡土社会;(7)世袭社会和

选举社会;(8)宗法家族社会等。

总的来看,宗法家族社会的主要特征是:1·宗

法家族血缘关系。无论是史前时期,还是文明时期

的宗法制度或家族制度,始终保持着人类最原始的

血缘关系,而且从未中断过。这种血缘关系成为中

国古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关系,其他的一切关系

皆由此出。2·家国同构。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

扩大。一切的团体和个人都消融在家国之中。家为

小家,国为大家;家为私家,国为公家,除了家就是

国,其他的一切社会组织都可以被家或国解释和取

代。3·专制权力———君权父权至上。在宗法家族

社会,一家之长的权力和地位是最高的,一国之君的

权力和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的,超越了法律以及

其他的所有权力。君权就是法律,而父权受到法律

的维护,没有其它的力量能够撼动。其他所有的权

力和权利都源于君权与父权,因此,必须无条件地服

从君权与父权。4·宗法家族制度。与各个时期相

应的一整套宗法家族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连续性

的基本体现和保障。

显然,在上述的各种观点之中,“宗法家族社会”

的提法最契合中国古代社会的状况。尽管其他的观

点也很精彩,但是,都有某些不足之处。“亚细亚生

产方式”只是一般性的概括,缺乏清晰而详细的具体

内容,在社会形态的描述上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治

水社会和东方专制主义”是一种非常西方化的说法,

它考虑到了地理环境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由于中

古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所造成的生存方式,以及由

此而产生的国家结构和组织形式。其中的许多论述

都是确实的,符合历史事实的,对我们研究中国历史

很有启示。但是,这种观点的一个基本问题,仍然是

流于一般性的概括,把中国仅仅看作是东方国家,而

没有更加深入地探究中国作为东方国家的一个特

例,存在着那些更深层次的特征。此外,这一观点较

为集中地论述了国家的政治层面,很少涉及社会层

面。“历史官僚帝国”也是如此,它所关注的几乎都

是帝国的政治统治方面的问题,并且偏重于官僚政

治层面。韦伯的“家产官僚制”是最为全面和具体

的,而且也指出了这种家产官僚制源于家族制,是属

于“父权家长制”的类型。不过,韦伯关注的重点也

是集中在政治统治方面。并且,韦伯只把秦汉以后

看成是“家产官僚制”,而把先秦看成是“封建制”,至

于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什么,韦伯没有明确分析,而这

一点对于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的连续性是十分重要

的。伦理本位社会和乡土社会则偏重于伦理道德层

面的关系,对制度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层面却很少

研究。“世袭社会”和“选举社会”的概念别具一格,

令人耳目一新。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特殊

的社会状况?显然,对此的分析较为欠缺。由此可

见,中国古代社会应该是宗法家族社会。

在中国古代的宗法家族社会,以父子为主的家

族血缘关系一直是贯穿于自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的转

变,再从秦汉到清朝末年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轴。

尽管,这种血缘关系的具体形式多有变化,但是,这

种血缘关系本身是牢固的,没有任何改变。由于基

本的家族关系的存在,导致中古社会的变迁始终没

有脱离氏族→部族→宗族→家族的发展脉络,即使

先秦时期的“封建”,也是“宗法封建”。比较欧中世

纪的“采邑封建”或“契约封建”来说,是一种中国传

统式的“血缘封建”,家族的庶嫡宗法才是先秦封建

的游戏规则。秦汉之后,宗法分封已经消失,封建也

不复存在。但是,中古社会依然是宗法家族社会,不

同的只是宗法的大宗小宗关系变成了宗族的君臣—

父子关系,家国仍为一体,“君前臣名,父前子名”、

“在家为孝,在朝为忠”已经成为几千年社会关系的

真实写照。在中国历史上,无论中古社会怎样发生

变化,其宗法家族的性质始终不变,形成社会变迁的

一条主流线索,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构造。

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定论上,我们可以冠以

各种各样的名称,但是,在所有的名称前面都应该加

上“宗法家族”四个字,例如,在“封建社会”之前加上

“宗法家族”,就是“宗法家族封建社会”,其余类推。

既然如此,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政治制

度不是什么“封建专制集权政体”,而是与中国古代

宗法家族社会有关的政治制度类型。从一般常识上

讲,社会形态与政治制度的类型是密切相联的,不可

能出现社会形态是一回事,而政治制度的类型又是

另一回事的情况。

实际上,历史上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制度的产

生、形成和演变都无法脱离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系统

和制度系统,政治制度只是社会系统和制度系统中

的一个子系统。一般来说,社会系统和制度系统是

怎样的,政治制度就一定是怎样的。因此,中国古代

社会的宗法家族形态,必然导致中古宗法家族专制

集权的政治制度类型。或者讲,中国古代社会的宗

法家族形态必然有一个相应的政治制度的存在。两

者的关系未必是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一个密切相

关的统一互动问题。在它们中间不可能产生一个不

相干的“封建专制集权”的政治制度类型,如果是为

了习惯方便,也应该在前面加上“宗法家族”,即“宗

法家族封建专制集权”政体。

从整个世界范围的政治制度史来看,我们可以

发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类型,它

非但不同于西方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城邦类型,帝

国政制和中世纪时期的封建类型,而且不同于东方

的日本、印度等类型。同时,也不同于那些典型的政

体,如君主制、贵族制、绝对主义或专制主义。它是

一种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发达成熟的宗

法家族模式的专制集权政体。

欧洲古代历史上的希腊城邦制是一种多元的分

权政体,一种复合的政治制度系统。这种政体已经

脱离了早期国家的雏形,跨越了血缘家族的组织结

构。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和公元前508年克里斯

提尼改革,确立了雅典城邦政体。梭伦的改革成功

地摒弃了传统的家族门第制度,以财产为基础将全

国的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并以此确定国家公职的

任职资格。正如恩格斯所言:“这样,在制度中便加

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公民的权利和

义务,是按照他们的地产的多寡来确定的,于是,随

着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团体也就

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败。”(3)(P·114)

此后,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在梭伦改革的基础

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把全雅典划分为十个选

区,取消了原有的四个部落,消除了氏族贵族在部落

中的势力,从而清除了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部落的

旧的政治体制的残余,真正实现了原始的早期国家

向城邦文明国家的转型。此外,梭伦和克里斯提尼

的改革,还先后确立了雅典城邦国家多元复合的政

治制度。实际上,早期雅典城邦制的政治体制也是

一元集权的,国家权力结构的中心就是元老院,它是

集立法、行政和司法于一身的。梭伦的政治制度改

革第一次打破了这种制度结构,新设立了四百人会

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负责拟订议程、预审

提案,拥有立法权。他还设立了陪审法庭,陪审员从

四个等级公民中选举产生,参与各种案件的审理,拥

有司法权。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则进一步巩固和扩

大了这种新型的多元复合的政治制度。他以五百人

会议取代了四百人会议,其成员由十个选区各选50

名代表组成。五百人会议不仅拥有审议权而且还拥

有一定的执行权。他还颁布了贝壳放逐法,此法规

定公民大会可以用贝壳或陶片作为表决票,用投票

表决的方式放逐任何有害国家的人,不管这个人是

否身居高位,握有重权。希腊城邦政治体制的另一

个典型是斯巴达,它是一种贵族共和政体。斯巴达

国家设有两个国王,主持审理案件和某些重大的祭

祀活动。这种一个国家拥有两个国王的情况,在中

国古代“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

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斯巴达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是

元老院,拥有国家所有重大事务的决定权。国家还

设有公民大会,公民大会可以选举产生五个监察官。

这些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监察官对于国王拥有绝

对的监察和监督的重权,具体体现在对国王拥有控

告权、裁决权、督兵权、审判权,甚至拥有在特殊时期

取消国王资格的权力。与此比较,上述古代希腊城

邦政治制度的演变过程以及制度特征,在中国古代

政治制度中是完全没有经历过的,也是不存在的。

罗马帝国时期的政治制度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

度也颇为不同。元首时期拥有“奥古斯都”称号的屋

大维,其拥有的绝对权力是元老院授予的,“元首”之

义是第一公民。然而,中国古代的专制皇帝却是“天

子”,其专制权力是“神授”的。

至于西欧中世纪国家的封建政治制度,则是一

种立体的多中心权力系统,维系这一系统的是一种

中世纪的契约关系及法律体系。西欧中世纪封建政

治制度,并不是一种一元单一的专制集权的政治体

系,而是一种多元或多中心的政治制度,主要包括了

中央国王的政治权力、地方贵族的政治权力以及教

会的政治权力。这三种主要的政治权力主体相互对

立、相互制衡、相互制约,形成一种交叉复合的政治

制度系统。在法兰克封建王国时期,作为最高统治

者的国王并未拥有过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国王在

决定国家的重大事务时,并不象中国古代的皇帝那

样可以自行其事,可以做到“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

上”,他必须经过贵族会议的合法程序,而贵族会议

则是体现国王、各级贵族和大主教多中心权力意志

的政治机构。贵族会议正是西欧中世纪封建政治制

度的一个主要特征,这种政治机构在中国古代政治

制度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此外,法兰克王国的

最高官员宫相是由大封建主会议选举产生的。在查

理大帝时期,全国分为98个郡,郡的长官由地方大

贵族担任。这样一些政治制度的形式和内容,在秦

汉以后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是不存在的。早期的

法兰克王国,实际上是一个被封建“公国”和“伯爵

国”割据的徒有其名的国家,各国的封建领主都是独

立的,国王只是众多贵族中间的“第一个”,权力非常

有限。在国王之外,封建国家设有称为“库里亚”大

会的封建主代表大会,有权决定国家一切重大的军

政事务,甚至有权罢免国王和选举国王。这样的情

况,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史中也从未出现过。

二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政体,

与上述世界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政治制度类型都不

相同。它没有出现过像希腊城邦制时期建立在多元

基础上的古代民主和共和政体,也没有出现过像西

欧中世纪封建时期那样的多中心政治体系。中国古

代政治制度是宗法家族专制集权政体。这种政治制

度类型的基础是血缘关系,主要体现为血缘家族关

系,其核心是父子关系演化为国家政制制度的君臣

关系。血缘关系是关键词,是解释和理解中国古代

政治制度类型的钥匙。吕思勉认为:“古代天子诸侯

间之关系,实系宗族之关系。”(4)(P·373)宗族关系就是

血缘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这里专指先秦时期。然

而,实际上这种血缘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基本

特征之一,贯穿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所有时期。

在宗法家族式政治体系中,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是

合二而一的,君臣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放大了的父子

关系,所谓“君前臣名、父前子名”是也。君主是国主

君父,大臣则是家奴臣子。父亲作为一家之主是独

一无二的,因此,君主作为一国之主也是独一无二

的。于是,这种建立在血缘父子关系之上的君臣关

系,赋予了国家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受

约束的权力。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型构出

一种绝对的权力,这种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是受到

血缘关系保证的。与欧洲中世纪封建政治制度中君

臣之间的契约关系不同,这种源于血缘父子关系的

君臣关系,缺乏法律基础,法律规则难有作为,常常

形同空文。君臣之间奉行的是一种出于孝的忠诚,

而不是一种具有法律保障的出于约定的忠诚。在这

种类型的政治制度中,保障君臣双方权力与地位的

是君臣关系,而不是法律。维护一种良好的君臣关

系,是政治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法律关系在君臣关

系面前是苍白无力的,君臣关系重于法律关系。此

外,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家族式政治制度,其君

臣关系之间必然缺乏一种权力与权利的结合和平

26

衡。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高居于臣子之上,随时可

以凭借君主的地位为所欲为,而臣子则只有一种绝

对的义务,臣子在君主面前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

利地位的。在这种宗法家族式政治制度的框架下,

君主为主而臣子为奴的状况是极其正常的现象,这

也正是作为古代政府首脑的宰相,在皇帝面前也要

自称是“奴才”的一个最重要的制度原因。

具体而言,在宗法家族式政治制度中,由于血缘

关系是其主要的特征,因此专制集权就是其必然的

结果。国家政治化了的父子—君臣关系中的主角

———皇帝与官僚就控制了所有的政治权力,这个古

代国家就变成了官僚帝国。除了皇帝和官僚以外,

几乎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可以染指政治权力。一部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皇帝与官僚

的政治权力分配史。中国古代的宗法家族式政治制

度,完全不同于古代西方的希腊城邦制及中世纪封

建的政治制度,在西方历史上,政治权力不仅被君主

和官僚拥有,而且也被全体公民、贵族,甚至教会拥

有。西方历史上的一些专制君主往往不是制度的产

物,而是时代的产物或个人意志的产物,因此遭到人

民的反抗,专制君主就是历史的罪人。中国历史上

的专制君主则是制度的产物,因此人民并不反抗专

制皇帝,他们往往将希望寄予仁慈的皇帝,他们反抗

的只是皇帝中的暴君。事实上,专制集权的政治制

度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曾经存在过,可是其程度

却不尽相同,然而,中国古代宗法家族式的政治制

度,在专制集权的程度上是最为极端的。其主要原

因就在于血缘家族的父子关系转变为国家政治化了

的君臣关系之后,皇帝和官僚就完全垄断了一切政

治权力。因此,对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家族

式政治制度来说,专制集权是与生俱来的,除非血缘

关系变为契约关系或法律关系,否则,其专制集权的

本质是绝对不会改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血缘

关系是政治制度专制集权之源。

中国古代宗法家族专制集权政治制度的另外一

个特点就是家国同构,国家等同于一个扩大了的家,

国家政治制度的建构形同家族结构。先秦时期,国

王是天下大宗,而小宗则分封为诸侯、卿大夫、士。

秦汉以后,在政治制度的结构中,皇帝为国家独一无

二的最高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整个国家就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因此,

皇帝既是君主也是国父,是国家这个大家、“天下之

家”的家长。而皇帝制度则是中国古代宗法家族专

制集权政治制度中的最高层次的制度,犹如现代国

家的宪政制度,具有核心地位。皇帝制度的定位为

整个古代政治制度奠定了一个基本的原则,构造了

一个基本的框架。

在皇帝之下设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

构,其中的宰相机构则为各级机构之首,宰相则为百

官之首。其实,宰相这一称号最初的时候是贵族家

的差役,后来逐渐变为贵族家的管家,战国时期又上

升为诸侯的总管,秦汉之后才成为政府首脑。在中

国政治制度史上,宰相只是一个通称,各个朝代的具

体名称各不相同。宰相之所以能够成为政府之首,

其主要的原因正在于他是皇帝身边的管家、“秘书”。

纵观宰相制度的历史演变,我们不难发现,历朝宰相

机构和宰相的名称,都会发生与前朝不同的变化,几

乎每朝的宰相机构与宰相名称都不完全相同。秦朝

和汉初称丞相和丞相府,以后被三公之名所代替;东

汉初年尚书台和尚书令地位渐重。到了魏晋南北朝

时期,便有了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机构以及尚书

令、中书令、门下侍郎等相继成为宰相机构和宰相名

称。隋唐时期是三省制,以后又有了同中书门下政

事堂。宋朝以中书门下设于禁中,又以同中书门下

平章事、参知政事等为宰相。在这种多变的的特征

中,反映出一种历史现象,即历朝的宰相机构与宰相

全部都是从皇帝身边侍从、秘书转变而来的,因其服

侍于皇帝身边而被授予“国之大家”的重权。

中国古代的政府实质上是皇帝之大家的管理机

构,它不象现代政府是一个服务于社会和公民的管

理机构,是对社会和公民负责的。因此,家国同构的

古代政府只对皇帝负责,正如《新唐书·百官志》所

言:“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说到底,宰

相不过是一个皇帝的总管家而已。但是,也有人认

为,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中,皇帝与政府是分开的,皇

帝是国家元首,代表国家;宰相是政府领袖,代表政

府。其实这是用现代政府的建构和理念去比照中国

古代政府,是出于主观判断。在家国同构的中国古

代政治制度中,皇帝与政府是一体的,政府其实就是

皇帝的管家。政府首脑宰相只是辅佐皇帝,有权参

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而最后的决定权从来都在

皇帝的手里。皇帝与宰相的关系就像国父与总管家

27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6期学术专论

的关系,宰相以辅弼天子为天职,如“丞相”之意是:

丞者承也,承受之意,相,助也。皇帝是国之大家的

君父,宰相只是帮助皇帝管理这个国家的。中国古

代政府的宰相从来不象现代政府首脑那样,拥有完

全独立的行政权力,在家族式政治制度中,宰相向来

都是皇帝管家。宋朝的徐自明所著的《宋宰辅编年

录》中说:“居元首者,实赖于股肱;济大川者,必资于

舟楫。”这段话既道出了皇帝和宰相之间的真实关

系,也说明了宰相其实就是皇帝的管家。在中国政

治制度史上,自秦汉到明清,历朝都有忠实辅弼皇帝

的名相。据《旧唐书·房玄龄传》记载,房玄龄是唐太

宗的名相,一身以辅佐天子为重,即使在病重之时,

亦不忘检讨自己有负皇帝之事,唯恐因此“孤负圣

君,则死有余责”。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皇帝

与宰相的关系正是这样一种“大家长”与总管家的主

辅关系,而不是一种法律的关系。在这样的前提下,

政府只对皇帝负责,宰相机构是如此,其它的中央政

补充：

府机构也是如此。秦汉中央政府的诸卿制度,其职

责权限多数是皇帝、皇家和皇族事务,“国家”事务是

围绕着皇家事务的。如秦汉时期诸卿中的少府卿,

其职责就是掌管山海池泽之税,以为皇帝私藏,凡皇

帝衣食住行,医药供奉,园林游兴,器物制作等,皆领

少府,其长官秩中二千石。少府机构之大,属官之

多,地位之高,在中央诸卿之中位居第一。又因其侍

俸皇帝身边,所以其属官在秦汉以后,如尚书令等皆

发展演变成宰相机构。

此外,地方政府机构也是如此。先秦时期,受封

的各级贵族就是地方政府。秦汉以后,各级地方政

府就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他们没有自己自治的、

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他们只对中央负责,奉

命对地方进行治理。从地方组织机构的起源来看,

地方最低一级政府机构———县,最早就是以宗法家

族为基础的贵族“采邑”,战国以后逐渐演变成为地

方政府机构。县的规模大小就是以家族数目的多少

来划分的,“大县二万家,中县万五千家,小县万

家。”(5)县作为古代地方政府机构,一直没有发生过

变化,可见它在宗法家族专制集权政治体制中,不可

替代的重要地位。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宗法家族专制集权的政治

制度中,家国同构的政治制度建构是没有边界的,可

以一直延伸到最底层,将社会的层面全部侵吞。虽

然,政府机构的最低一级是县级,但是在县之下的乡

里等基层政权组织,一直是附属于政府的。在那里,

“大国之家”的政权组织与宗族、家族和一家一户的

家庭连结了起来。

这种类型的政治制度再一个特点,就是宗法家

族化的统治工具性制度。在宗法家族专制集权的政

治制度中,国家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是围绕着皇帝,所

有的制度都是为了皇帝、皇家的“家天下”统治建构

的,是皇帝私人专制统治的工具,是工具性的政治制

度。在宗法家族的政治制度中,这些制度的公共性

质和私人性质很难划分,对于皇帝来说,这些工具性

制度既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他可以用这些制度为

公共利益服务,也可以用这些制度为私人利益效忠。

然而,从本质上讲是私人性质的,是为巩固皇权、效

忠皇帝而存在的。这些统治的工具性制度主要包括

官僚制度、监察制度和军事制度。事实上,韦伯在研

究家产制的时候,就详细地论述了“家产制的统治工

具”,“家产制统治者个人的随从们,出于对他的传统

身份地位的尊重而服从他。统治者可以利用这种信

念,把他的权力扩大到处于他的直接统辖之外的疆

域和人民之上,尽管这些人民可能并不相信他的正

当性。通过这种方式,控制军事力量和行政机构(它

们全都效忠于统治者个人)的权威,可以创立一个苏

丹式专制政权。”(6)(P·366)

在统治工具性制度中,首先是官僚制度。任何

大规模专制统治,都必须拥有一个大规模的,执行统

治者个人意志的政治组织。在宗法家族专制集权政

体中,更是如此。秦汉在建立了统一的“家天下”的

高一历史小论文

历史小论文写作要领一、立论立论就是确定历史小论文的中心论点。即作者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歌颂什么，批判什么。或对某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表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考虑中心论点时应注意：1．立论的科学性所谓立论的科学性就是作者的观点和搜集的资料信息要有理论根据和事实依据。即作者的观点要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讲述的史实要有依据或明确的出处，不可以想当然，更不应该凭空臆造。只有这样的立论才有价值。2．立论的前卫性立论的前卫性就是超前意识。立论要新，就是要写没有人写过或很少有人写过的题材。这就要求学生对近几年的学术动态应该有大致的了解，以免撞车，还有人云亦云之嫌。3．立论的指导性立论的指导性又称立论的实用性。论文出来是给别人看的，作品要能给读者以启迪，对读者有所帮助、有所鼓舞、有所收获。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就是论文的价值。如果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去歌颂义和团运动的盲目“排外”，或者为反面人物歌功颂德，这类文章即使写得再好，也是不可取的。二、命题论文的中心论点决定以后，给论文定一个新颖、明确、有吸引力的题目，用来表达文章主题是十分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论文的命题比论文写作更难。1．题目要新在重视科学性的前提下，论文命题要新，要有创意，切忌平淡无奇，要力争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2．题目要奇命题要奇，不是指搞文字游戏或故弄玄虚，而是要用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为自己的论文命题，以达到文章能引人入胜的效果。3．题目要小历史论文题，宜小不宜大。特别是刚刚学习写作的中学生更是不要选大题目，选大题目的结果不是大而空，就是大而乱。想把文章写得面面俱到，却往往因为自身能力和水平限制会一面都不到。三、布局1．开头、结尾“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论文开头十分重要，第一段应该力求开门见山，直接接触主题，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最好还要有点悬念，引起读者的注意和追求。结尾要提纲挈领，发人深思，余味无穷。所以有些有经验的作者在论文的开头和结尾上是很下功夫的。2．编写提纲论文写作提纲是文章的设计方案。首先提出论点（包括总论点和分论点），然后提出论据。论据包括历史史实、名人名家论述。最后是明确的结论。至于有几个分论点，引用哪些论据，先写什么，后写什么，一般视作者自身习惯而定。如果有必要，或文章篇幅较长，也可以加上小标题，以求取得一目了然的效果。四、定稿历史小论文的写作，包括起草、修改、定稿三个步骤。起草就是写初稿，要深思熟虑，一气呵成。修改时，要对史料、观点、语言一一检查，以提高文章的质量。还可以征求老师和同学的意见，对文章加以补充，最后定稿!

历史学科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与政治学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随着教学改革研究的深入发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加强与政治学科整合势在必行。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高一历史论文范文，欢迎浏览。

《高中历史教学中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培养》

摘要：高中历史学科的人文性特点决定了历史教学能促进学生情感态度培养及正确价值观树立。由于高中历史教学涉及中华文明的起源及现代历史发展，教学时在爱国主义情操的影响下，对学生的情感态度及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基于此，本文对高中历史教学中对学生情感态度及其价值观的培养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

教育不仅是培养知识和技能，而且是培养学生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活动。教育目的是促使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成为有尊严、有情感的人，帮助学生逐渐成为高情商的素质人才。基于新课程的要求，高中历史教学中在给学生传输历史知识，陶冶学生爱国情操方面要有所提升，同时要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进而加大力度培养学生处理事务，应对各种关系的情商能力的发展。

一、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内涵

情感、态度、价值观指认识目标时产生的认知状态，这种认知状态有很大一部分是受到个性化的发展特征影响。所谓“情感”指人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反馈是否符合自身认知，人对不同的客观事物会产生相对应的情感态度。例如：悲伤或喜悦、喜爱或厌烦、激动或压抑，等等。一定的情感认知倾向和情感反馈是价值观形成的基础，也是情商的集中体现。“态度”是指对客观事物的看法和对客观事物进行的反馈，是相对持续性较长的内在反应，是哲学中提到的主观意识。“价值观”是情感与态度的内在评价标准，是对事物价值的评价准则。明辨是非对错，判断真善美、假恶丑的评价标准，对事物进行合理处理是提高情商的重要部分。人通过自身形成的情感、态度及价值观指导自身行为。因此，在学生阶段通过历史人物的事迹、历史事件的发展分析培养学生建立正面的情感态度及价值观，进而提高学生处理事务的情商。

二、高中历史教学中学生情感态度及其价值观的培养

历史学科是一门科学性与人文性双重发展的学科，历史发展有客观存在性，在高中教学中通过分析和评价历史事件及历史起因，提升学生的情感尊严、伦理道德、社会素质等人文素养，同时促进学生认知能力及明辨是非能力的发展。由于历史人物会起到榜样或警示作用，教师要在历史教学中关注学生的情绪和情感的变化，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从而促进智商与情商双向发展。

(一)创建情境教学，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客观评价。历史教学由于历史客观存在性及事物发展完整性，为创建情境教学提供了可能性，创建情境教学法，可以通过多媒体手段将历史事实以视频形式或播放相关史实材料帮助学生回顾历史事件。让学生通过自身情感反馈和认知体验，达成情感的共鸣，进而形成内化的价值观。学生在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念后通过消化理解历史事件，将历史事件中的很多关键要素转化成处事与待人的态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通过对学生进行历史教学，培养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历史爱国主义情感，在此使用情境教学法，使学生通过历史学习，提高综合素质，确立正确的价值观。例如：在讲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课时，教师应为学生创设情境模式，如毛泽东答记者问，学生应站在历史角度进行回顾，这将有助于知识巩固。情境创设能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使学生更能体会历史人物的心理，促进学生情感的转变，并让学生学习到历史人物处事的睿智和待人的智慧手段。

(二)教师要对学生的情感表现及行为进行观察。高中教学中，教师通过情境教学活动观察学生的表现，这种观察需将重点放到观察学生真情实感流露方面，观察时不能带有教师的个人感情及个人色彩。教师要全面对学生开展历史教学，并从中反馈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并将学生对历史的情感反馈及态度观察学生价值观及情感态度的内在表现，无论反馈的信息是消极或者积极的，教师都应进行观察、记录，以此对学生做出正确的判断，并帮助学生进行相关的历史客观事实引导，对学生的思维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例如：学习国际关系时，教师常会提起一句话“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部分学生会模仿这一观点，因此在学生的思维过程中，教师要进行思维的纠正，帮助学生真心待人，不以国际关系衡量朋友关系。通过教师的观察和记录，及时对学生的情感态度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重视、挖掘教材素材在新课标背景下，要求教师灵活使用教材，不可一味进行教材的教授，但是由于教材是承载历史和知识点的主要来源，在历史教学中重视教材的挖掘，对学生的情感深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教学时需要以教材为基础，但是不完全依赖教材是教学活动的关键步骤。例如：在辛亥革命这一课中，林觉民在革命前留的话：“重新祖国，则吾辈虽死，犹生之年也，宁有憾哉?”教师对辛亥革命背后的材料的挖掘，使学生了解到先辈们的革命精神和大无畏精神，使其为爱国主义精神所感染，树立爱国思想，学生在情感震撼的同时自然会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四)合理选取素材。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由于史料繁多及素材多样，教师在选取过程中应根据课程的需要进行筛选，突出学习重点，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素材用量上要适中，根据课堂进行有选择的素材筛选。同时选取的素材要迎合学生的学习好奇心及对历史的向往，部分教师在素材选取时过于关注知识点的涵盖而忽略素材的趣味点，而使学生失去兴趣。因此，教师选取素材时注重知识的涵盖同时注意迎合学生的兴趣点。另外，素材的呈现一般采取多媒体的形式，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教师可以将素材呈现转移到课前预习阶段给学生播放出来，缩短课堂时间的同时给学生的情感奠定基础。

三、结语

历史学科作为人文学科，在促进学生历史知识掌握、了解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都具有积极推动意义，并在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发展上有积极推进意义，对学生形成的处事及待人的情商能力产生影响作用。在素质教育的今天，培养综合素质型人才是教育的重要理念，建立学生的价值观体系尤为重要，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已成为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评价标准。

作者:刘苏莲单位:江西省吉水中学

参考文献：

[1]肖瑛.基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达成的高中历史教学设计探索[J].长春出版社，2013.

[2]李云霞.中学历史教学中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评价[J].历史教学，2014.

《高中历史教学中人文精神培养的重要性探索》

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进行人文精神培养，既能够实现教学目标，同时也很好地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人文环境整体上有了一定的改善，但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例如，偶尔出现道德缺失和自私自利的情况，如果不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就会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受到影响。同时，社会的发展也需要高素质人才，而人文精神的培养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

一、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

1.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

人文精神的首要内容就是要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在人文精神中，首先要肯定的是人的价值，而人最重要的当属自己的生命了。所以，人文精神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尊重生命和热爱生命，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最近几年，有些高中学校出现了一些极端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与高中生人文精神培养缺失有着重要的关系。

2.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

在高中历史教材中，有许多内容是介绍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通过典型事例的讲解，能够培养高中生的责任感及奉献精神，传承、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3.培养团队精神

在社会中，任何人都不能单独存在，都与周围的人和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人文精神非常注重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在平时的生活中应该树立合作观念，培养团结、协作的精神。在当前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独立的个体没有发展的优势，只有与他人进行合作，才能够增强整体的竞争力。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培养人文精神，能够很好地帮助学生认识到团结、协作的重要性，增强与他人合作的意识。

4.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只有和谐相处，才能够保证一定的平衡。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出现了一些生态问题，应注重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当前，部分地区过于注重经济利益，给自然环境造成一定破坏，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将会受到自然的惩罚。所以，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通过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能够教会学生更好地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二、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重要意义

1.更好地推动教育教学改革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化，教育教学越来越重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即教学应该以人为本，充分体现人文理念。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契合国家的素质教育方针。在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过程中，能够很好地塑造学生健全的品格，培养复合型人才。通过不断地探索新的教学方式，能够更好地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2.有利于培养高素质人才

通过人文教育，能够使学生更加牢固地掌握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有效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通过人文教育，能够更好地塑造学生的个性，帮助其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只有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二者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所以，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对于培养复合型人才、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3.有效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在人文精神培养的过程中占有重要作用。所以，教师的人文素质会对学生产生重要影响，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才能够更好地满足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才能够有效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建立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为更加有效地开展教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策略

1.提升教师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

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自身素质对于学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需要教师不断积累人文科学知识，努力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在人文精神培养过程中总结经验，向优秀教师学习。

2.运用多种教育手段

教师应该充分利用高中历史教材中的内容，才能更有效地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例如，教学《伟大的抗日战争》时，应突出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使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得以激发。通过中华民族英勇斗争的史实来更好地感染学生，利用多媒体查找、播放一些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使学生受到更加深刻的影响。

3.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在开展教学时应以学生为中心，组织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学习，通过合作探究有效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培养自主学习能力。例如，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自主学习，通过查找相关资料、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让学生了解相关知识，实现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同时培养自身的人文精神。

4.组织丰富的学习活动

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增强实践能力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有着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教师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使其能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关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走访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人，从他们讲述中更好地了解抗日战争。通过这样的活动，使学生接受人文精神教育。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教学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重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这就需要教师在教授文化知识的同时，注重对于学生综合素质及人文精神的培养。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通过正确的方式来引导学生，使学生逐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有效增强学生的自身素质，为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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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漫漫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虽然有的已在地下长眠，可是他们的英雄事迹却永记在人们的心中。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他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呢？近百年来，这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每个人都持着自己的观点。我认为秦始皇的功大于过，虽然秦始皇是皇帝，可是皇帝也是人，不是神，是人都会犯错误，都是有缺点的。一、政治 1.提高帝王尊严：嬴政自以为功过“三皇”、德兼“五帝”，故兼采古代共主之尊号而合为“皇帝”，用作天子之专称。从此中国历史上之君主便称为“皇帝”，赢政则被叫做秦始皇。此外，又用一系列专门名称来显示全国最高统治者之无上权威，如皇帝自称“朕”，其命令叫“制”或“诏”，其用印则曰“玺”。 2.厉行中央集权：丞相等各自向皇帝负责，一切听命于皇帝。另废除世卿世禄制，自中央至地方官员均由皇帝任免，无权世袭。

首先区分一下概念西欧封建等级制度：西欧封建等级制度是以土地关系为纽带，通过层层分封而形成的。主要作用是协调和维护封建主内部的利益，更有效地统治下层人民，其基本特征是封主和与附庸的臣属关系的建立。由于土地是层层分封的，附庸只承认自己直接受封的人为封主，对自己封主的封主则没有臣属关系。所以，在西欧出现了“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现象。这种情形使封建等级制度复杂而混乱。如封建主甲可以是乙的封主，而乙的封臣又可以是甲的封君，往往一个封建主有多个封臣，从而加剧了封建主之间的争夺和冲突，出现割据混战局面。采邑制：是中世纪在西欧实施的一种土地占有制度。最初是查理.马特在担任法兰克王国宫相时（735年左右）实施的，将土地及当地农民一起作为采邑制分封给有功劳的人，以服骑兵役为条件，供终身享用，但是不能世袭，含有赏赐的意思。到了查理·马特的儿子时，把大部分土地当作采邑制分封给臣下，查理大帝也把通过战争夺来的土地分封给有功将领，这样使得采邑制遍及全国。英国则从威廉一世开始也实行采邑制，规定每个骑士采邑供养一名骑士，为国王服役。此后，国王下面的大封建主也把自己的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下属，而这些下属又把自己的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自己的下属，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土地为纽带的领主与下属之间的关系，这样领主既要负起保护下属土地的责任，而下属也有义务效劳，为领主作战。采邑制这种形式对于提高国家的战斗力很有帮助，而且通过采邑制逐渐形成了一种封建等级制度。一）、形成西欧封建制度的诸因素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其基础来自三个方面：①古希腊、罗马的遗产，②基督教的传统，③日耳曼人的社会模式．换句话说，西欧封建制度是由罗马封建因素，日耳曼因素，通过基督教会对二者的不断结合而形成的．⒈罗马封建因素随着罗马帝国对外扩张的中止，帝国的经济在公元三世纪已发生严重危机：人口锐减，城市败落，一些大土地所有者便退居乡村，建立了以隶农为主要生产者的、实行租佃分散经营的田庄制，形成自然经济，政治上则形成独立王国．如此在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商品经济已经过渡到隶农制自然经济．另外，罗马很早以来就存在一种保护关系，一些人因败落而寻求富有的庇护人的保护，成为他们保护下的平民或附庸，帝国衰落后，这种保护关系更为扩大，成为日后西欧封建制度的起源之一．⒉基督教会与经济的变化相适应，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变化，原来的罗马古典文化开始让位于普通人民群众的大众文化，这就是基督教文化．在危机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从崇奉奥林匹斯诸神：朱庇特，宙斯，阿波罗，转奉能解脱个人罪恶，能使个人得到拯救的基督教．因为前者虽然气势磅礴，给人力量，但却不能给人安慰；人是伟大的，但人不能总是显示伟大，人还需要安慰，尤其是在危机时代，人们需要一种神秘主义的哲学体系．在公元三世纪的罗马帝国，这就是新柏拉图主义．经过百般曲折，四世纪以后罗马终于成为基督教国家，教会组织普遍建立，受罗马制度的影响，教会的法律、制度，组织结构都建立起来．正是基督教会，在日益加深的混乱状态中起到了维护秩序的稳定性作用，并且成为日后教化日耳曼蛮族，把罗马古典文化和日耳曼文化结合起来的承担者．另外，教会所建立的修道院制度，也对中世纪早期的西欧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修士最初一般都是西欧最优秀的农民，他们开垦荒地，排干沼泽，改良土壤，推广三圃制，对恢复和发展西欧农业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还保存了罗马人的一些建筑技能，发展了木刻、金属制造，纺织、玻璃、酿酒等工艺．⒊日耳曼因素日耳曼人刚从原始社会走出，为陷如绝境的西欧社会带来了活力和生机．与罗马法律相比，耳耳曼法律是习惯法，粗犷、迷信、采用神裁法，但对日后西欧封建政治仍有重大影响．日耳曼法律产生于人类古老的习俗，而不是统治者的意志，所以法律超越王权，没有一个国王可绝对专制，这种王权有限制度是中世纪西欧政治发展的一个特点．所以有人说，民主起源于日耳曼丛林之中．日耳曼人的亲兵队制度，建立了首领和亲兵相互间契约关系的观念，直接促进了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日耳曼人还带来了农村公社制度（其特点之一是自治），它对西欧城市的形成、行会制度、以至于议会制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日耳曼因素对西欧社会影响之大，以至于全球通史的作者认为：正是日耳曼人的到来，毁灭了西欧的古典文明，从而为西欧新文明的开端，扫清了道路．在中国，在印度，昔日的文明传统一直没有中断，并得以保存，但这仅是旧生命的延续．而西方，在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却出现了一个新的开端．他并且认为，这是西方历史的独特性之所在．西方史学界在西欧封建制度形成问题上主要分为两派，日耳曼派和罗马派，以后又形成综合派．（二）、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过程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具有两条相辅相成的线索，一是封主封臣制和封土制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一是自由农民的农奴化过程，我们把这两个过程称之为封建化过程．⒈西欧封建化过程的起点——萨利克法典法兰克人五世纪时分为两支，一支迁莱茵河中游，称河滨一里普阿尔人，一支进入北高卢，称海滨一萨利克人，即克洛维为王的那一支．萨利克法典是萨利克人的习惯法汇编，形成于六世纪初， 511 年前后．它反映了五、六世纪法兰克人在进入高卢以后的社会生活状况，既包含了日耳曼人的社会因素，也反映了一些高卢一罗马人的社会因素．西欧社会的封建化过程，就以此为出发点．克洛维进入高卢后，把所占领的无人居住的土地交给法兰克人的农村公社，他自己占有罗马皇室的土地，并把一部分赏赐给贵族和亲兵，形成日耳曼大土地所有制，对高卢一罗马地主和教会的大地产，则很少侵犯．所以法典反映的土地所有制就有三种：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王室土地所有制，贵族地主土地所有制．一般认为，农村公社是从氏族公社发展而来的自由农民的社会组织，特点是土地公有私耕，行政自治．但也有人认为，它是在中世纪地主庄园内重新形成的．⒉自由农民的农奴化最初，法兰克自由农民都是公社成员，有权利和义务参加战争，分取占利品，使用公社土地，参加社员大会．到六世纪下半叶，国王希尔伯利克（ 561 ～ 584 年）颁布一道修改萨利克法典的敕令，规定死者如无子嗣，土地由其女儿继承，而不再交还公社．这样，公社的耕地逐渐变为可以买卖的自主地．这时的公社称作马尔克．公社农民内部的经济分化加剧．但是，法兰克农民农奴化的主要原由，并不是经济分化的结果，因为当时系自然经济，经济分化缓慢，而主要是外部暴力所造成．外部暴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教俗贵族地主利用特权强力兼并公社农民的自主地，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投靠大地主，逐渐变成农奴．二是 6 ～ 10 世纪战争兵役频繁，对外扩张，外族入侵，社会不安定，豪强官吏勒索，这一切使自由农民无法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军事制度也有变化，从原来的步兵或轻装骑兵发展成为重装骑兵，战斗力加强，但费用开支也大大增加．据估计，当时四家小农方能装备一名骑兵．这种状况，使许多农民干脆就近寻找一教俗贵族保护，把土地交给贵族而由自己耕种，只向此贵族一人纳税服役，既避免了官府沉重的军役、捐税，也避免了他人的勒索和盗匪的抢劫，此称为“委身式”，也叫“投托”．久之，这些农民就变成了农奴．他们在法国被称为“维兰”．在法国，还有一些农奴称为“塞尔夫”（ serf ） , 他们大多是奴隶的子孙，地位比维兰更低．维兰实际是永久性佃农，份地世袭，劳役有一定传统标准．塞尔夫则由主人任意剥削，并可随土地一并买卖．一般来说，维兰比自由农、佃农的境遇往往要好．八世纪前半期查理·马特采邑制改革以后，法兰克农民农奴化进程加速．847 年，西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的墨尔森法令规定，“任何自由人都必须选择一主人，或是国王，或是国王的臣属”．自由农民的农奴化过程一直延续到 11 世纪．⒊封主封臣制与封土制的形成与发展第一阶段：墨洛温王朝时期，六、七世纪，国王采取赐地封土的办法给其官员，封地与公职相联系，这种土地分封是无条件的，久而久之，大贵族势力上升，国王军事经济实力削弱．第二阶段：到八世纪查理·马特任宫相时，进行采邑制改革，将封地与附庸制度结合起来，从而向西欧封建制度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采邑制改革的另一契机是军事制度发生变化．西欧在与阿拉伯人的接触中，学会了使用马蹬，马蹬的出现，使骑兵从轻装发展为重装，铠甲及贵族族徽都随之出现．更重要的，是由此需要专职作战的骑士，普通法兰克农民既难以负担，也无此技艺，而骑士则需要土地和农民来养活．这样，马蹬→军制改革→社会制度（采邑制）改革．中国明末时传教士铸造的西洋火炮为何不能引起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顾准这样提出了问题．马特没收了叛乱贵族和教会的大量地产，分封给他的附庸骑士．受封者，即封臣则以服骑兵役为条件，并向封主宣誓效忠，这种军事封地称为采邑．受封者若不能履行封臣的职责，封主有权收回采邑．这种权利和义务是双方的，是一种契约关系，封主也要保护封臣，不能欺侮他的妻女，若违反，封臣也可另找封主．西欧封建制度的特征就是它的相互性，在封建制度下，没有人是权力无限的统治者．若上面对下面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反抗的，那就不是西欧封建制度，而是绝对君主制了．这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中国封建制度的概念大不相同．查理·马特的采邑制改革，到加洛林王朝的矮子丕平和查理曼时继续实行，因为即使查理曼当时也无足够财力搞职业军队．而各级领主，也有自己的附庸骑士，形成层层分封．打仗时，这些附庸的附庸在王室军队中参加其直接领主指挥的军队，并且只是单线联系，形成“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采邑制的广泛推行，导致以下后果：①加速了封建化进程，大小封建主竟相争夺劳动力，把自由农民变成农奴；②巩固了中小封建主的地位，奠定了骑士制度的基础，排除了农民当兵的权利；③形成了金字塔式的、依次互为主从的封建等级制度．每一骑士都靠自己采邑的农民的赋税和劳役生活，这一骑士对自己的采邑拥有行政、司法、税收等管理权．国王有时还把一些豁免权赐给一些大领主和教会贵族，豁免权也叫特恩权，指这些领主的领地可不受国王代理人或官员管辖．这样一来，就使采邑领地具有独立王国的趋势．第三阶段：采邑原本是终身的，封臣死亡，采邑交还封主，不得世袭．封臣的继承者若要继续从前的关系，要重搞受封仪式．到九世纪，采邑逐渐变成了世袭领地． 877 年西法兰克的秃头查理颁布克尔西敕令，承认采邑和特权世袭．查理曼死后，王权的分散，无休止的内战，外族的入侵，使原本有序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统治走向混乱．原来的封疆大吏一一伯爵，以自己的附庸为后盾，从王室官员演变为独立的地方王公。从本质上说，政治分裂是封建制度最正常、最普遍的社会状态。对王权而言，封建制度的兴盛正是王权的阴暗时代。（三）、西欧封建制度确立的标志国内史学界一般认为，西欧封建制度确立的时间是九、十世纪，主要根据是 877 年的克尔西敕令．确立的标志：封臣制（附庸制）与封土制（采邑制）相结合，土地所有权与政治统治权相结合，大贵族在其世袭领地内具有独立的政治经济权力，而王权衰落．u 但注意，并不是西欧所有的农民都变成了农奴，也并非西欧所有地方都形成了封建制度；这里只是说，封建制度和农奴制从此在西欧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以法国最为典型。四、西欧封建制度形成时期的基督教会基督教最初没有教皇，教皇一词的本意是ραρα，是对所有主教的尊称．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由于罗马主教所在的地理位置，使其拥有较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五世纪日耳曼人入侵，帝国政府迁拉文那，实际把罗马的管理权交罗马主教，使其地位提高．进入中世纪教皇一词逐渐为罗马主教所专有．西罗马帝国灭亡，以主教区为基本单位的教区系统依然存在，并从败落的城镇向广大农村发展．八世纪以后，西欧广大乡村教区开始形成．教皇的传教团在异教地区传教，也不断取得成功． 496 年在高卢的法兰克人受洗入教， 597 年成立了英格兰教会，七世纪创立了伦巴德教会，八世纪创建了德意志教会．到公元 1000 年左右，连匈牙利的马扎尔人，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的诺曼人也进入了西欧的基督教世界．在日耳曼人征服西欧之后，基督教也征服了西欧，并且还征服了日耳曼人．在广泛的传教过程中，教会和修道院获得了大量教产． 810 年亚琛宗教会议，把主教区和主教依教产分三级： 3000 ～ 8000 处领地为一级， 1000 ～ 3000 为二级，不满 1000 处为三级主教区．一般认为，中世纪罗马教会占西欧各国耕地的三分之一，各级主教实际上是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修道院也拥有大量庄园，他们招收大批农民，开垦荒地．修道院庄园往往能改进耕作制度，例如三圃制，就最早由修道院庄园实行，成为日耳曼贵族庄园的示范．5 ～ 11 世纪以前，教皇的权力一直受很大制约．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对意大利的征服，使教皇一直受拜占廷长期控制． 678 ～ 752 年的十三任教皇中，有十一任是希腊人或叙利亚人．但随着伦巴德人进入意大利，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埃及、北非，拜占廷干预西方的能力大为减弱，于是罗马教皇不失时机地与法兰克人结盟． 751 年加洛林王朝和 756 年教皇国的建立， 800 年查理曼的加冕，直至 962 年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都是西欧政教联盟的反映．有了查理帝国的支持，教皇从此敢与拜占廷皇帝分庭抗礼，西欧基督教会从此自成体系．也正因为如此，加上西欧拉丁文化和东南欧希腊文化的差异， 1054 年东西方基督教会大分裂，西欧的基督教称西方公教（天主教），东欧的基督教称东方正教（东正教）．应该看到，西欧的教权与王权这时的相互支持，对双方都是有利的．通过基督教会，加强了法兰克国王的统治地位，基督教成为其精神支柱；通过基督教会，罗马帝国时期的典章制度，教会法规，教阶制度等，逐渐为法兰克统治者所接受，从而使法兰克国家上层建筑各部分日益完善．正是基督教会对日耳曼因素和罗马因素的不断结合，促进了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教权和王权这一时期的相互利用和相互勾结，有利于西欧社会的发展．尽管如此，教权与西欧王权相比，仍处于从属地位．十一世纪前西欧的主教区和修道院大都是在世俗王权和领主统治之下，主教由世俗王权和领主任命，乡村教士也由庄园主选任控制（这时教士尚未实行独身制）． 962 年以后，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甚至在一个时期能随意任免教皇．不过，随着教会势力的发展，到十一世纪后半期，教权逐开始向王权发起挑战．

高中历史必修二论文题目

提供几篇高中历史小论文(节选),供参考. 1.<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一百六十年前林则徐在中国发动了一场禁烟运动，不仅在当时轰动世界，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林则徐也从此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而名扬中华，流芳百世。今天，一百多年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再度就林则徐当时的禁烟运动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有许多问题需要人们进行新的认识，特别把林则徐的行为完全称之为爱国行为有许多值得怀疑和商榷的地方。本文就此做分析，以引起人们争论。一、林则徐禁烟运动前的中国从十四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文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新航线的开通，现代工业的兴起，缩小了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的距离。古老的东方，特别是充满神迷感的中国，西方各国早就意欲打开闭关锁国的古老中国的大门。最早来华的是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当时海上的强国，葡萄牙是自西而东，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印度，明朝正德九年到十一年间（公元一五一四至一五一六年）间到达广州沿海，在广州附近的一些小岛做一些中介商人，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年）有八条葡萄牙船来到广州珠江口岸。明朝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八年），在宁波，明朝官兵还与葡萄牙人发生武装冲突，据西方人记载，葡萄牙死于此役的有五百多人。一五六一年左右来华的葡萄牙人因船上货物湿水，需要借地晾晒，重金贿赂广东地方官，租下了澳门，每年完纳地租银一千两，一七四０年减少为五百两，历来均向山县缴缴纳...... 2.<试论“半殖民地”概念在中国近代史中的适用性 [摘要]通常认为，从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开始了半殖民地化过程，但这种观点片面夸大了西方国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抹杀了近代历届中国政府在内政外交领域的主动、积极的方面，作为史学研究，我们需要一种中性的和较为客观的理论来对中国近代史予以界定。 [关键词]鸦片战争，半殖民地，近代中国. “半殖民地”是指一个国家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而且受到外力影响的严重程度已使该国的独立地位受到重大影响，得这种影响的程度又没有使该国完全丧失独立国家的地位。也就是说该国形式上有自己的主权，实际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要受制于殖民者。因此“半殖民地”概念所描述的状态是一个介于独立国家和完全殖民地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对于独立的主权国家和完全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区别，我们会毫不费力地找出一个分界点，但如何划出独立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分界线，就面临相当大的难度，“半殖民地”是否具有起码的一些客观上量化的指标？一般认为，从1840年起近代中国就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已成为被史学界普遍接受的定论。各种近代史著作也是以这一理论作为基础来叙述历史事件，把近代中国的内政、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诸方面因素与“半殖民地”普遍联系，似乎只有与紧密相连才能说明清王朝的腐败、顽固、落后，才更能说明北洋军阀的倒退、卖国，才更能说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动本质。从而为人民的革命斗争、反帝斗争提供理论依据。新中国的史学界也在“半殖民地”等范式的指导下，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 3.<试论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不同之原因摘要本文从“改革策略”、“改革步骤”、“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和同僚的关系”、“改革者信念和毅力”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之不同的原因。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成效 )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但是,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褒贬不一,可作为王氏变法不如人意的佐证。① 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因此,他的文集问世后,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对其改革称许有加,认为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②并把他誉为“救时宰相”。③天启朝,廷臣开始为居正鸣冤。于是熹宗下诏“复(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祯朝,居正父子官复原职,尚书李日宣等更称:“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④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高中历史论文一篇《评价武则天》600字左右从武则天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她的功与过等方面来评价提问时间: 2005-02-09 12:49:27 评论 ┆ 举报最佳答案此答案由提问者自己选择，并不代表新浪爱问知识人的观点回答：大力水手级别：学弟2005年2月9日武氏政绩武则天从以皇后掌权，到由皇帝退位，共当政五十年。总的说来，她是一个有才能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她在当政期间，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在发展的。她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继续推行改革，打破关陇（今陕西、甘肃一带）士族控制政治的局面，引用庶族地主参加政权。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进步的。唐朝前期，当权集团主要是关陇士族。武则天在夺取政权时，就是遭到这个集团的反对。如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长孙无忌、褚遂良等，极力反对武则天为皇后，认为她出身寒微，没有资格做皇后。武则天当皇后后，此二人都遭贬逐，先后死去。唐高宗死，武则天临朝听政，徐敬业等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后来唐的宗室李贞等也在河南、山东等地起兵。都先后被武则天镇压下去。武则天更加紧残酷地镇压政治上的反对派，杀掉唐宗室贵族数百人，杀大臣数百家。在这些被杀的人中，许多人是关陇士族，或属于关陇士族势力。从此，关陇士族更加衰落。（二）重用庶族士人。武则天重用庶族士人，采取了如下三项重要措施。其一，在她为皇后时，通过唐高宗下令修改《氏族志》为《姓氏录》。《氏族志》是唐太宗时修的、内容虽是以唐朝官爵高下作等级，但很注意考究其是否属于士族，旧的士族观念很浓厚。《姓氏录》消除士族界限，完全依照宫品高下为准叙录，这就提高了出身低微的庶族官吏的政治、社会地位。其二，武则天进一步推行科举制度，通过考试，录用人才。其中大量的人才出身于庶族。其三，武则天破格用人，如她曾令九品以上官吏及百姓，皆可自我荐举求用。武则天确实选拔了一批人才，如她的名相狄仁杰和张柬之，后来开元时期的名相姚瓃和宋蹋等都是她重用或选拔的。（三）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武则天一再下令劝课农桑，奖励地方官吏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境内田畴垦辟、家家有余粮的州县长官，可得到升迁。为政苛滥、户口流散的州县长官，要受惩罚。在这期间，社会经济有很大发展。从户口增长情况来看，唐太宗时，户口为三百八十万户，至武则天统治的末年，已增至六百十五万户。武则天统治时期，也有不少问题存在。她任用了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一批酷吏，株连冤杀了很多无辜的人。她用人太滥，冗员太多，官僚机构过分庞大，又崇信佛教，大修寺庙，给人民增加了沉重负担；土地兼并严重，许多农民破产逃亡。揪错 ┆ 评论1 ┆ 举报提问者对答案的评价：谢谢你提供这么好的文章其他回答如果有了满意的回答请及时采纳，不要辜负了回答者怎样采纳答案回答：brooks级别：学弟2005年2月9日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皇帝，历史上也只有一个武则天。可是千百年来，人们对她的评价尽管有赞叹，可总离不开贬责。但以愚之见，那些贬责很多都是无中生有，强加之罪。人们总说武则天是个热衷与权利的女人，为了权力不择手段，是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武则天14岁入宫，正值青春年华，美丽聪慧，却得不到太宗的宠爱，屈膝当了10多年才人，太宗死后，又被遣送到感业寺当了5年的尼姑，她怎能不感叹上天的不公？所幸的是，在当才人时她认识了李治，并使这个未来的帝皇对她死心踏地，在登基后把她从感业寺接了出来，立为昭仪。武则天这样聪慧的女人在等了李治多年后，怎甘心只当个昭仪？十几年的宫廷生活，让她深知后宫的残酷，为了自保，更为了满足她压抑在心底十几年的欲望，她必须取得皇后的位置。李治是个多情而又懦弱的男人，他对比他大几岁的武则天几乎是言听计从。从感业寺出来仅一年，她就挤走了王皇后，并由此开始了她的权力生涯。李治不但懦弱，而且根本不善于治国。当他发现武则天的才干和魄力后，几乎把所有的政务都交给了她，武则天也乐在其中---没有几个人会对权力说不！尤其是武则天这种有才能的女人，在那种封建的时代，更会捉住一切机会。李治死后，武则天的“靠山”倒了，那些之前对她暗怀不满，却畏于李治的默许而不敢公然反抗的臣子必然有所动静。武则天断然不会让权。这个被养大了胃口的的女人勇于挑战封建陋俗，自己称帝。这是武则天的前半生，不断挑战封建，不断巩固自己权力的时期。称帝后，武则天精图励治，善用人才，把整个国家管理得仅仅有条，不愧为一个英明的皇帝，。纵观历史，少有人比与其媲美。然而人们在评价她时，总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些，而把目光放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她专制的管治和淫乱的私生活。须知，武则天再怎么厉害，仍是个女人。在女人被极端压抑的年代，她的称帝实属大逆不道，不管她把国家管理得如何，她仍是许多人的眼中钉。于是，她不得不采取高压政策，以图国家的安定，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下下之策。至于她的私生活，其实是小问题，只是许多人不能容忍一个女人居然也有“三妻四妾”而故意污蔑。武则天也是个人，并且是个大胆的女人，她为什么不能拥有对情感对性的欲望？也许正是她的身分使她觉得心灵空虚，在国事之余，不得不把精力转向，只是调剂罢了，再说，她的男宠也不多吧？只有薛怀义和张易之兄弟等几个而已，比起历代帝皇的三千粉黛根本算不了什么。从另一方面来说，她养男宠也是在昭告世人她的皇威，显示自己的权力和男人一样。总之，武则天是个英勇有为的帝皇，一个敢做敢当的女人，是那个时代无与伦比的一道风景线。也许有人会质疑我，因为武则天曾亲手掐死自己的女儿。关于这一点，我实在找不到什么来替她辩护，我只能说也许宫廷里的残酷生存竞争逼得她不得不如此，必经没有哪个女人恨自己的女儿。再说，金无赤足，人无完人，谁没有缺点呢？以上只是我个人对武则天的简单评价，哪位看倌对她有更深刻的看法，可以拿出来交流交流哦！

一分都不给吗？

《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刘备、孙权三人，能在乱世之中，拼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俱是人杰。三人之中，曹操文武兼备雄才大略，精于权术，又占“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天时，北方市场归他很自然。孙权承父史基业，粮多钱多，广纳贤士。孙权待鲁肃如史长，待张昭如长史，待有功之士部属如兄弟手足。借荆州于刘备，气度非凡，用亲人陆逊，坚决果敢。孙权也不简单。相比之下，刘备起家较晚，家底不如曹操、孙权，个人的才智也不如人家，三人之中，数他最笨。刘备拙于用兵，用兵则多败少成。遇孔明之前，几乎是每战必败。曹操之子曹丕不是军事家，仅由于在曹操身边多年，对布营略晓一二，闻听刘备连营七百里，仰面长笑曰：“刘备将败矣。”并说：“刘玄德不晓兵法，岂有连营七百里，而可以拒敌者乎。”旬日之内，刘备果然被陆逊火烧连营，败走白帝城。就是这样一个又笨又没有多少本钱的刘备，后来硬是干成了蜀汉霸业。刘备少年丧父，“家贫，贩屦织席为业”。可见没读过什么书，但他十五六岁，就拜九江大守卢植为师，并结识了师兄公孙瓒，这个日后的大人物。穷小子没别的本钱，又想干大事，就想着借力。刘备爱交朋友，于是就有“桃园三结义”，得关张二弟。然后不怕吃苦，不怕受挫折。先下海打黄巾军，有功得一县尉（今日之警长），然后投公孙瓒，依曹操，傍袁绍，靠刘表屡战屡败，雄心不减。刘备坚韧。今天看来，刘备虽然智商不高，但其情商超群。民间有谚语曰：“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刘备确是会器。徐庶离刘备而去，刘备“泪如雨下”，器得徐庶推荐孔明；与赵云相别，又哭，把赵云哭到麾下；三顾茅庐，孔明仍不出山，又用“哭”得了孔明。哭，得民心，网人才，固友情。刘备笨人有笨办法，穷人有穷招数。其实，拜见孔明时，刘备已领兵上万今天看来也算个师长军长，能如此恭敬年龄二十多岁、一介书生孔明，别说今天的许多显贵们做不到，就是那些刚刚脱贫的小老板也觉得丢份儿。所以，刘备这个没权势，还有点笨的穷小子后来成了皇帝。不被重用的赵子龙读《三国演义》，没有不喜欢赵云的。赵云智如孔明，勇胜关张，才德兼备。但领导刘备却不太喜欢他，这叫许多人琢磨不透。赵云功劳不小。刘备爱子阿斗的小命，就是一身是胆的赵云从数十万军中杀了一天一夜，从长坂坡救回来的；黄忠不服老，被敌军所困，也是赵云义字当先，救了黄忠；街亭失守，蜀军各路人马损兵折将，惟有赵云不折一人一骑。领军而忠、义、智、勇集于一身者，看蜀中五虎将———关张赵马黄，惟有赵云。但刘备对赵云用而不重用，赏而不重赏。比如刘备当上蜀国之主，大赏众臣，封关羽为汉寿亭侯，张飞为新宁侯，但虎威将军赵云什么爵位也没有；同是五虎将，关羽守荆州，张飞守阆中，连马超也成了边疆军政大员，独有赵云与老黄忠一样，在京城调用，其实职不过是到处消防救火的游击将军。更令人不解的是，后主当政，连魏延之流也封了镇北将军、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都亭侯，独独不见派赵云去镇守一方，到地方上捞些实惠，更不封侯爵称号。每读到此，总让人为赵云不平。刘备及其儿子后主刘禅如此对待赵云，一是因赵云不搞小圈子，没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不是圈子里的人；二是因刘关张三人扎得太紧，军师孔明不好指挥关张，也就是只好走到哪儿都把赵云带着。如果赵也被封侯，也如关张一样脾气大了，孔明的鹅毛扇就摇得不潇洒了，所以孔明不会上表为赵奏请侯位。说来说去，赵云自己也有毛病，至少不注意与领导的说话方式。关羽遇难，刘备要亲率大军伐吴，赵云却说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刘备怒斥后，他还不识相，再谏，气得刘备贬赵为后应。孔明也不主张伐吴，但他上谏时就聪明得多：一是率百官来奏，让刘备不知向谁发火；二是说陛下初登宝位，若欲北讨汉贼，方可亲统六师；若只欲伐吴，命一上将即可也。不说不伐吴，而说刘备您老人家不必亲自动手，想以此缓解孙刘矛盾，缩小战争规模。如此说来，赵云不被重用重赏，虽有机遇环境等因素，赵云自己也还不够老练。赵云功大、本事大，尚遇如此不公，我等只有一点小本事，遇到些小怨气，也就不算什么了。关羽之死的另类说法说关羽是刘备“假手于吴人”杀死的，人们从感情上难以接受，但此说或许有道理。关羽死之前，已成为蜀汉阵营里“最不利安定团结”的严肃。关羽拒荆州要地，不贯彻军师孔明《隆中对》所制定的“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战略，与孙吴屡有摩擦。而刘备、孔明都知道，唯有结好东吴，才有西蜀霸业。不执行这一战略，主公刘备何谈霸业？得罪孔明事小，若屡屡冲撞主公，关羽的处境就不妙了。三国之中，刘备兵将最少，这一点刘备自己明白，所以要拔除一副求才若渴之态。刘备拜马超为左将军，关羽不满；拜黄忠为后将军，担心关有意见，派专人通知关，还拜关羽为前将军，主公如此小心，关羽还是大骂：“大丈夫终不与老兵（黄忠）同列”是谁将黄与关同列？刘备。关怒骂黄，亦是骂主公刘备。看比小说《三国演义》更真实的史书《三国志》就更明白。刘备对关羽的“志骄意逸”亦有防备。刘备让关羽镇守荆州，为了监视关羽，又派妻弟麋芳为南郡太守，派同乡士仁为将军屯驻公安。关羽失荆州，两人立刻投奔孙权，是妻弟、同乡畏惧监军失职，将成为荆州失守的替罪羊。《三国志·廖立传》中说“羽怙恃威名，作军无法，（刘备）直以意突耳”，“使关侯身死无孑遗”。设想：刘备在时，关羽如此骄横，若刘备死后，如此骄将岂不是蜀汉一患？何况后主阿斗又是个扶不起来的东西。《三国志》还说：“关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义，必须是在君臣规则里的义。当年关羽从家乡河东解县投奔涿郡刘备，是在家乡杀人“亡命”而来。刘备将关羽匿藏于军中，“恩犹父子”即是如此。关羽的悲剧就在于仅仅把刘备当作义兄，君臣父子之礼全然不顾。而刘备乃一代枭雄，同姓族兄刘表可叛，刘璋的益州之地可夺，你关羽一个异姓兄弟，若是不讲君臣之礼，冒犯天颜，能不惹祸吗？关羽临沮兵败，荆州失守，孔明不以一卒相援，或许孔明早就知道主公的心思，只是不愿挑明罢了。而庞统早就对刘备进言，若得西川，则可放弃荆州。国学大师章太炎说过：“关羽世之虎臣，功多而无罪状，除之则不足，不除则易世（刘禅登基）所不能御，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于吴人，以损关羽之命。” 章太炎之说不是定论，但功臣无过亦难免杀身之祸，若是骄横，就更难逃兔死狗烹的命运。关羽死于刘备之手，亦是一说。才俊何必是狂士刘备遇见诸葛亮之前，虽胸有大志，却似流寇一般，投东奔西，居无定所，屡吃败仗。按今天的话说，刘关张三人的合股公司，没有战略规划，公司无法做大做强。后来贤人司马德操告诉刘备一个商业机密：卧龙(诸葛亮)、凤雏(庞统)，两人得一，可安天下。于是刘备才三顾茅庐，言行谦恭地邀请诸葛亮出山。刘备对孔明军师言听计从，君臣合力成就了三分天下居其一的业绩，孔明也赢得了千古智圣的美名。此后凤维庞统也来到刘备帐下，其待遇却远不及孔明，刘备不怎么重用凤雏庞统，大有文章。庞统的才智肯定不亚于诸葛亮，司马德操、徐庶等贤人一再将两人并列齐举。《三国演义》中庞统巧授连环策，将曹军船只锁在一起，才有一把火烧尽曹兵所有船只的第一功绩。庞统有才，刘备用而有疑，想来不过有三。一是庞统不像诸葛亮历史清白，庞先生是不被孙权重用而跳槽到刘备军中的。二是庞先生经不起组织的考验，初到刘军中，身无寸功，刘备派你到耒阳作县令，官是小点，但那也是组织的信任。庞先生到任后百日不理政事，整天饮酒为乐，钱粮词讼并不理会。后来刘备不得不收回成命，改任庞为副军师，你以为刘备没有想法? 三是你是副军师，却偏要与军师孔明争名夺功，你以为孔明军师是吃素的，人家与你一样才智过人，在公司里还处处让着元老关羽、张飞，人缘好，战功多，与他较劲，有好果子吃吗? 最终，庞先生因要抢功，被人乱箭射杀于落凤坡，时年36岁。有人叹曰：一凤并一龙，相将到蜀中。才到半路里，凤死落坡东。风送雨，雨随风，隆汉兴时蜀道通，蜀道通时只有龙。

高中生必修历史小论文范文

这篇是我自己写的。你看看。

论文题目：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原因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关乎政治、文化、学术的公案由汉至今两千余年，对此评说不绝于史，众说纷纭有秉承儒学传统口诛笔伐者，认为这是秦始皇个人暴政的体现，是秦始皇个人的偶然冲动行为，几乎也是教科书的一贯定论也有对此存疑认为是夸大其事者为此笔者查阅大量资料及许多学者的有关评论，整理出浅要观点。一、史学界对“焚书坑儒”的评价。自秦末汉初，约两千年来，“焚书坑儒”成为学术界和民间广泛用词：汉语大词典》对其解释为秦始皇焚烧典籍、坑杀儒生之事，亦作“蟠书坑儒”史学大家剪伯赞先生的：秦汉史》专着作这样的评论：“焚书坑儒，在客观上是对文化之一般的毁灭”,把之史记》所记载对四百六十余“诸生”的残暴坑杀，称之为“坑儒之惨剧”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里曾说过：“近人有替始皇辩护的，谓被坑者不是儒生而是方士，我自己在前也曾这样说过，但这是不正确的，没有把本纪的原文细读清楚”当今学者郭志坤在引用郭先生这句话时明确表态：“秦始皇坑杀的儒生就是不折不扣的孔子之徒”一直到最近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其作为“面向21世纪”高校课程教材读本也依然鲜明的写着：“秦始皇焚书坑儒等极端的措施是对文化的摧残，同时也激起士大夫们对秦政普遍的抵触和反抗”。以上引自各家说法，说明“焚书坑儒”一直为史学界所沿用，大家一致评判这是秦始皇的一大暴政，严重摧残了中国传统经典文化，是对儒家文化的一大迫害，引起当时士人的反抗。二、秦始皇统一之初的文化政策。秦始皇在他统一之后并没有立即采取焚书坑儒的办法来处理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的，而是奉行兼纳各家思想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对待儒生也是予以重任其表现如下：第一，在中央设置博士一职。博士是中国古代官职的名称，起源于战国：史记·循吏列传》：“公仪休，鲁博士也，以高第为鲁相”说明当时，鲁国已有博士一职，由于当时秦国实行“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的制度，所以一直没有设置博士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情况有所改变据史籍记载，“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公元前213洋“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和三十五公元前212）年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博士七十人，特备员弗用”等记载看来，秦博士的员额为70人“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就是征召从齐鲁延揽的儒生博士70人可见，秦的博士皆由齐鲁的儒生担任。第二，博士对于加强文化教育有很大益处。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秦始皇（三十五用曾谈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可见，当是秦始皇招揽大批儒生，欲以“兴太平”,巩固全国的统治从中央官吏职能看，博士是文化与礼仪之官：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且各书大多数称秦置博士七十人，在秦开国时，中央官吏还不多的情况看来，这应该是一支服务于秦宫廷的强大的文化势力，也是一股不容小觑的言论力量。第三，吸收博士儒生参与政事。在秦始皇统一之前，就存在着议政事制度参与议政事的主要是宗族、大臣和客卿秦统一六国以后，则立即效法六国吸收儒生及博士参加议政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初并天下，博士曾参与议帝号“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征从齐鲁儒生博士70人，至泰山下议封禅之礼”另据西汉刘向之说《苑·至公》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曾召群臣“议禅继”、“博士七十人未对”可见，秦一代博士已经参与政事的讨论，提高了儒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第四、推崇礼仪。礼仪，是西周维护统治秩序所制定的礼乐制度之一，礼制对于维护统治秩序有很大作用秦统一之初，为了减少关中与关东六国的文化差异，有意识的兴儒学，制礼仪秦始皇东游，至名山，都曾与鲁诸生商议刻石、封禅、祭山川之事，《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封泰山时，曾召鲁诸儒生议封禅之礼虽然在这次议礼时，“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默儒生”,但是通过这次议礼，还是可以看出，秦始皇希望通过定礼仪来兴太平。由上可知，秦始皇在统一全国之初，在全国范围内对诸家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采取比较宽松的文化政策，并试图以儒学安定和统一人们的思想。秦统一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采取的是一贯以巩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法家思想为主，但是在文化统一政策上却有着细密的思考秦国地处关中，长久以来与戎、狄打交道，文化内涵及文化心理与有“礼义之乡”、全国重要的文化与学术中心的齐鲁之地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秦以“虎狼之师”,横扫六国，但是文化传承及法家文化取向，被六国比于戎狄野蛮之国，为诸夏文化所不齿，这不利于对全国的政治文化征服因此，从秦统一之初的文化政策来看，秦始皇有意吸收六国故地诸子思想为巩固统治所用，所以制博士，秦初的文化政策对诸子思想是一种默许的态度，并不排斥不仅如此，秦始皇有意识的对诸家文化加以吸收引导，使其为自己的统治所服务，并不是一开始就对儒生加以打击报复，之后出现的“焚书坑儒”事件，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并不是秦始皇个人意志的体现。三、“焚书坑儒”原由探究。所谓“焚书”,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是由于郡县制和分封制的斗争所引起的秦始皇二十六公元前221）年，巫相王缩等认为J“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填之”,建议秦始皇“立诸子”,遭到李斯反对秦始皇也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因而支持李斯的意见，废分封，置天下为三十六郡至秦始皇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始皇悦”博士淳于越当即斥责周青臣称颂秦始皇的行为淳于越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也建议“封子弟功臣”,恢复分封制李斯否定了淳于越的意见，并认为淳于越是“学古非当世，惑乱黔首”,从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秦始皇予以批准于是就发生了焚书事件至于坑儒，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坑儒的导火线是侯生、卢生的外逃与对秦始皇的“诽谤”侯生、卢生是为秦始皇求仙问药的方术之士，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对于寻求长生不老之术甚为热衷，他令徐市求药“费以万计”,曾令他带数千童男童女海外寻药，“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从中可见一斑然而他们屡次蒙秦始皇，认为秦始皇“刚。}n自用”、“乐以刑杀为威”,从而逃跑，始皇闻之大怒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三十四年焚书，三十五年坑孺，总谓之曰“焚书坑孺”。由此可以看出，以淳于越为代表的一大批儒生，他们保留着先秦“耿直”、“无我”的品质，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利用古典文献，引经据典，运用所学去评判当今政治得失，公然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主张恢复封建领主制，这与秦始皇政治统治政策相悖，故为其所不容至于“坑儒”,其理由是儒生以古讽今，诽谤朝廷，惑乱黔首。从焚书坑儒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来看，焚书坑儒是在秦始皇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儒学发展的措施之后，由于部分儒生与秦始皇的政治矛盾所引发的恶性事件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对诸家文化而实行文化专制政策，而且焚书是焚不利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之书，而不是所有书籍，目的是为了防止民间借古否今，“以愚黔首”,从而巩固专制主义封建政权所谓“坑儒”,也只是坑“诽谤”秦始皇的不法儒生，虽然手段过于极端残忍，但是只是针对那些非法儒生，并没有指向全部儒者，这是很清楚的。四、结语。秦始皇用焚书坑儒的粗暴方式对待文化思想问题，这是应该受到严重谴责的，然而这并不是秦始皇个人的冲动行为，他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几百年的封建贵族割据的局面，意欲建立一个专制主义封建王朝，最初实行文化怀柔和文化融合的政策，想以此弥补东西文化差异，巩固统治，然而旧封建贵族意识形态的文化思想，没有随着旧贵族的灭亡而消失，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焚书坑儒是这场斗争最激烈的表现这场斗争使我国古文献受到极大损失，这是值得惋惜的。就儒生而言，没有依据时代发展要求把儒家思想与秦帝国的统治需要结合起来，进行适当改造，只是拘泥于引经颂典、墨守成规，而且经过战国纷争，儒家学说形成多派，自立门户，自有一套理论依托，凡遇秦始皇询问儒者，各抒己见，争论不休，使秦始皇感到诸儒无益于事最主要的是，秦始皇想利用儒术神化皇权，以愚黔首，使自己的统治流传万世的目的没有达到，为了减少政治阻碍，从而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因此“焚书坑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应该综合全面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