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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有目的要件，情势要件等。自救行为又称“自助行为”。权利被侵害的人，没有按法律上的正式程序，而是凭借自己的力量来恢复权利的行为。大陆法系民、刑法理论中阻却违法事由的一种。自助行为是指权利人受到不法侵害之后，为保全或者恢复自己的权利，在情势紧迫而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救助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对他人的财产或自由施加扣押、拘束或其他相应措施的行为。我国现行立法尚未对自助行为进行明文规定，但司法实践一直承认。构成要件主要有：一、目的要件：权利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二、情势要件：情事紧迫又不能及时寻求国家机关予以救助；三、对象要件：对他人的财产或人身；四、行为要件：施加法律或社会所认可的强制行为；五、限制要件：以必要为前提，并不得超过必要限度。六、受害人在采取自助行为后，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自救行为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自救行为是从行为人既有的权利中派生出来的维权行为。另一方面，自救行为是一种不依法定秩序、损害他人权益的行为，破坏了法的安定性，而且容易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条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000字太短了，写不出来什么有深度的东西，下面这篇还可以，你参考下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论刑法的正当化事由界限 摘要：刑法有个原则叫做罪责刑相适应，用最直白的话来说，就是有多大的罪过，就有多大的责任，有多大的责任就要承担多大的刑罚。重罪处以重刑，轻罪处以轻刑，无罪就不承担责任。但是有时候行为人的行为也造成了法益的损害，刑法却不认为是犯罪，依据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罚，那么这些受到侵害的法益该如何才能得到保障呢？要是没有对这些正当化事由加以一定的限制，那么社会就难以得到安定，人民的生活也会陷入一定的担忧之中，特别是权利人承诺这一块，必须严格限制，本文就是通过对这些正当化事由进行分析论证，来划定其合理的范围，指出现如今的立法中不合理的缺陷。关键词：正当化事由、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合理范围 一、刑法正当化事由的定义正当化事由，又称为违法阻却事由，是指行为在形式上与犯罪具有相似性，但实质上不具有法益侵害性，因而在定罪过程中予以排除的情形。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法令行为、正当业务行为、权利人承诺行为、自救行为、义务冲突。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行为会对法益产生侵害，在形式上与犯罪是具有相似性的，犯罪具有刑事违法性、刑法处罚性、社会危害性。正当化事由则不具备以上特征和性质。也正是因为没有法益侵害性、社会危害性，刑法才将之排除在违法犯罪的范围之外。根据分类来看，正当化事由可以分为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和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前者是指由刑法明确规定的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这在民事关系中也有所体现。后者是指刑法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的。但是现实生活中比较常见的那些虽然客观上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结果、形式上符合某些犯罪的客观要件，但是实质上既不具备社会危害性也不具备刑事违法性的行为，也是属于排除犯罪性的事由，主要是指其它五种情形。而后五种情形正是我要展开说明的重点所在，因为刑法上没有明确规定，范围限制不够明确、不够严格，更加容易突破界限，由正当化事由转变成违法犯罪，这样是不利于刑法的神圣性和社会的安定发展的。 二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一）、正当防卫 提起正当防卫，我们已经不再陌生，学习民法的时候就已经重点介绍过了，而且在司法考试中也是一大重点。生活中也是较为常见的。所以可以说是整个正当化事由的大哥大。是最为重要的正当化行为。从理论上来看，他的法律来源是法律明确赋予的自卫权，是鼓励公民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而与犯罪分子相对抗的权利。但是并不意味着公民可以任意实施防卫行为，只有符合法定条件的防卫行为，才属于正当防卫而不承担刑事责任。《刑法》第20条对正当防卫的条件规定得比较明确，具体是包括防卫的起因，防卫的时间要正确、防卫的意图、防卫的对象和防卫的限度等五大方面。只有同时符合这五种条件，才能形成正当防卫，具体的说来，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必须是有现实的不法侵害，而不能是行为人自认为存在，而实际上不存在或者说根本不是侵害行为的，这样成立的是假想防卫，如果行为人对损害结果存在过失且刑法有规定的，成立过失犯罪，没有规定的是意外事件。而不法侵害已经结束了，犯罪分子被制服、逃离现场或者是丧失侵害能力、主动中止。放弃了犯罪，行为人还是不依不饶，认为对方是坏人，还是要将其打伤打残的，形成一个防卫不适时，如果说符合犯罪构成的，一般都是按照犯罪处理。故意伤害这个罪名出现的最多。很多公民对防卫提前的设定表示不满或者不理解，认为对方已经拿着刀冲到我的旁边，虽然没有动手，但是万一他动手，我不就马上倒在血泊之中了吗，难道一定要等他将我刺到在地，让我血流成河、毫无还手之力才可以予以反击么，这根本就是坐以待毙。是不是可以先发制人，将对方刺伤再说。法律是不予认可的。提前防卫很有可能涉嫌故意伤害。我认为对于这一点应当区别对待，如果对方是持枪的，通过各种因素可以判断对方有可能开枪伤人，就应当允许公民先发制人，将对方制服，但是行为人只是有购买枪支的行为，或者只是将手枪从衣服里面掏出来的，应当不能对其进行防卫。而防卫的意图这一点来分析，目的必须是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或者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益，如果是为了保护非法利益，如毒贩为了赃物不被海关人员搜查出来，用暴力抗拒执法的，肯定不能是违法阻却事由。而防卫挑拨，偶然防卫的，也能通过逻辑思维来判断，是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刑法处罚性的，不应当列为正当防卫范畴。就拿偶然防卫来谈谈，甲方与乙方有仇，正好遇见乙方要杀掉丙方，甲方趁机开枪将乙方杀死。表面上看，符合无限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但是实际上甲方是有杀害乙方的犯罪故意，应当成立故意杀人罪来对他进行处罚。而正当防卫必须是针对侵害人，如果是针对第三人的正当防卫，要想正当化而免责，只能通过紧急避险的途径。防卫限度是正当防卫中最难以把握的一点，理论上讲是达到制止侵害人犯罪即可，也就是点到为止，但是实践中与防卫过当的界限很难区分的，理论上是通过两个要点来把握的，一是这个防卫行为是不是制止犯罪所必需的，第二点就是防卫行为和不法侵害结果是否相适应。行为人在这里对过当行为的主观心态一般来说都是过失的，但是也存在间接故意的情况，这里我们又要加以区别对待。对于无限正当防卫，也就是不存在防卫过当的情形，必须要求行凶者的行为是严重的故意伤害行为，这种行为是严重危及到被侵害人的人身权益的，必须是有可能造成被害人重伤结果的暴力犯罪才可以对其进行无限正当防卫。如果是财产一类的犯罪，如抢劫、但是没有危及到被害人的人身安全的，我觉得不应该适用这个无限正当防卫，即使是从法理上来判断，人的生命也应当高于财产，即使这个人是恶人，也一样，否则就是对人权的践踏，是对整个社会的侮辱，这正是现在我国司法废除经济犯罪死刑的重要原因之一。（二）、防卫装置这个问题是对于预先设置的防卫装置对于不法侵害人造成人身伤害的，应不应该成立防卫提前。现实生活中，很多瓜农喜欢在自己的大棚设置电网，然后在大棚外面写上，此处有电危险，靠近后果自负等字样。我觉得这样是不应该成立正当防卫的，虽然说瓜农有做出一个明示的声明，但是不排除侵害人是不识字的文盲，或者说见到了这些字，但是误以为瓜农摆的是空城计，是危言耸听，结果触电身亡，而且极大多数情况下，偷瓜贼是夜晚行动的，伸手不见五指，很难看见有警示标志在外面，造成人员伤亡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如果不追究这个瓜农的刑事责任，我觉得是不公平的，毕竟他的行为危害到了公共安全，而且装一个电网致人死亡，明显是超出了合理的防卫限度的。如果是在自己家里，为了防止贼人入侵盗窃，那么设置一点电流比较小的防卫装置，还是应当允许的。这里主要的范围限定，在于这个防卫装置到底有没有危害到公共安全和超过防卫的必要限度。如果是互相斗殴的情况，我们就要做出一个分析，具体情况，区别对待。按照一般的思维来考虑，打架斗殴，双方是互相侵害的行为，肯定是不能成立正当防卫的，双方的目的都是为了打到对方。但是如果一方已经有意愿回避了，已经不打算打了，要求停战，而另一方不肯善罢甘休，认为自己已经吃亏了，还要步步相逼，紧追不舍，应当允许这个有意愿停止争斗的人对他实施正当防卫。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予以扩大范围的，不然难以保护这些有悔改之心的人。也对执迷不悟的犯罪分子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我曾经碰到过这样一个案例，是有关偷越国境的，王某发现李某正在偷越国境，马上开枪将对方打成重伤，成功的制止了李某偷越国境的行为，但是法院判决王某不成立正当防卫。判决理由是，虽然王某的行为是为了保护社会秩序，但是他采取的手段造成了致人重伤的结果，与偷越国境这样的一般性社会利益来比较，明显是比较高了的，是超出了合理限度的，所以不宜认定是正当防卫。我觉得这个判决还是很合理的，也就是说保护的法益应当比侵害的法益要来得重要。（三）紧急避险 与正当防卫一致，我在学习民法的时候就经常接触紧急避险的概念。在这里也不做详细说明了。正当防卫的实质在于以正当的行为去反对去克制不正当的行为，是以正义压不正义，而紧急避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保护较大的正义、牺牲较小的正义。所以从这一层面来看，紧急避险的要求远远大于正当防卫的要求，正当防卫在遭受不法侵害时，不需要只存在这一种处置方式，即使可以选择逃跑这一途径，权利人也是可以选择对侵害人进行反击的，而紧急避险就不同了，它严格要求只有这一种途径可以解决问题，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如果还存在其他能把损失降到最低的途径达到相同的目的，采取这种侵害他人合法利益的行为也不能成为正当化事由。这一点是应该严格限制的。而且正当防卫只是要求保护的法益等于或者小于被侵害的利益，紧急避险保护的利益是必须高于所侵害的利益价值的。 要是为了保护一个较小的利益，损害一个较大的利益，就好比丢了西瓜捡了芝麻，是最要不得的，也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背道而驰。不过这也引发了一个经典案例，也就是在海中航行，遇到海难，是不是可以杀掉体弱多病，马上就要死掉的人来作为粮食，保全剩下的大部分人等待成功获救。如果依照这个观点来看这是完全合法的，但是根据实际判例和哈佛大学公开课的讲解，并不能通过紧急避险就剥夺他人的生命权。没有一个人可以凌驾于他人的生命之上。三、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一)、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缺陷 这个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是我这篇论文的重点，因为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都是刑法直接规定的，所以严格性比较强，从目的、时间、限度、对象、主观条件等五个方面来看，适用范围是很受到限制的。但是法令行为、义务冲突、自救行为、正当业务行为和被害人承诺的就比较侧重于理论性，法官自由裁量的需求量也更大。不仅容易造成事实认定上的偏差，导致错判误判，有罪变无罪、无罪变有罪。量刑和法律适用也存在着重大风险，也容易出现法官徇私枉法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完全有必要将这些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也编入刑法之中，使其也成为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二）、法令行为的限制法令行为指的是依照有效的法律、法规所实施的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或者执行命令的行为，这种行为可能在形式上符合某些犯罪特征，但是因为其是依据法律、法规而实施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那么就不构成犯罪。例如警察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逮捕的行为，还有法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署的执行死刑的命令对犯人进行枪决，从表面上看，他这种行为剥夺了犯人的生命权，是故意杀人罪的表现，但是因为是依据法律、执行命令的行为，所以不会构成犯罪。这里我们就要注意，这个法律必须是良法，否则的话，就等于承认二战时期德日战犯的辩解词，我们是军人，只是依照政府的命令行事，所以屠杀平民、发动战争不构成犯罪的，至少个人没有责任。而且要注意在执行法令的时候必须依法定程序进行，就拿逮捕嫌疑犯来说，如果是应当出示逮捕证的，却没有出示，这样也是有可能违法犯罪的。否则，公民的合法权利就难以得到保障，每天生活在家里，说不定就给捉起来关进监狱，这是很难使社会安定的。对于法令行为，我的看法就是两个，第一，法律本身必须是良法，符合法律公平正义的本质精神的。第二，执行者应当严格依照法律办事，不能怀着私心，打击报复、公报私仇。（三）、正当业务行为的限制应该说武术、拳击这些体育竞技运动是正当业务行为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了，从表面上看，拳击手你一拳我一拳，不把对方打趴下就是不罢休。根据我国刑法，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拘役。拳击手重拳一挥，何止是轻伤，有时候把人打得不省人事，重伤是难免的，但是只要这个比赛是正当的，是合法的，就不能追究打人者，也就是此处的获胜者的刑事责任。要是这一类的运动竞技被禁止了，那么观众们也就少了一个予以观赏、热血沸腾的节目了。但是，有些人是地下的黑拳比赛，从中牟取暴利，这一类是不能认定是正当化免责事由的，根本就不是正当业务行为。即使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比赛也应该明令禁止。而且运动员、参赛选手如果是恶意的去伤害他人，本身是不依照比赛规则来进行的，或者是巧妙地钻了比赛规则的空子，造成他人伤害的，应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我觉得足球比赛中这一类的情况很多，有些球员担心对方进球，或者是一直因为自己无法超越对方而怀恨在心，在比赛中就恶意的倒地铲球，故意踢伤他人，这就不应该认定是正当业务行为，而是故意伤害罪了。所以要求裁判严格把关，同时提高运动球员的素质，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不然造成什么损害结果，都说自己不是故意的，是为了踢球，不小心提到了他人，我想这样的辩解是苍白无力的。不应该予以认定。（四）自救行为的限制我觉得自救行为跟民法上的资助行为有着类似的地方，刑法上的自救行为指的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人，在通过法律程序、依靠国家机关不可能或者明显难以恢复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救济的行为，比较常见的就是给人抢走了背包，在犯罪分子即将逃往外地或者是损坏所抢夺的物品的时候，受害人也无法得到有关机关帮助自己，可以允许使用暴力将财物夺回，或者阻止他人毁损财物。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犯罪分子必然不肯乖乖就范，必然会产生一番争斗，那么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一定的伤亡。自救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的一个分类的，所以也有着严格的限制，要求不法侵害已经结束，这也是自救行为与正当防卫的关键区别所在，正当防卫是要求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只是对于财产一类的侵犯，即使行为已经既遂了，但是被当场发现的并且同时受到追捕的，一直延续到不法侵害人将其所得财物藏匿至安全场所为止，追捕者可以适用正当防卫。可见正当防卫虽然严格适用，比起自救行为来，还是比较宽松的。但是怎么认定被害人的行为是自救行为而不是事后的打击报复呢?事后的打击报复也是通过暴力手段或者其他侵害他人法益的行为来达到目的的。自救行为很容易跟打击报复混在一起，这里就要注意是不是只能通过自己的手段来保护合法利益，而国家机关已经来不及或者不可能帮助自己的。因为自助行为是正当防卫的特殊表现，所以正当防卫所要求的，也是自助行为的要求。最主要的还是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目的只是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而已。把自己的财物夺回了就行，不能继续对侵害人实行反击，因为完全可以在今后依靠国家机关来实施追责。要是为了一两百块钱，就将犯罪嫌疑人杀死，这也不应当是自助行为，因为两者的价值根本不等同，也不能比较。这是自助行为所要限制的地方。只要求用社会一般标准认定可以制止犯罪、挽回损失的方式就可以了。实践中，如果要对此类问题进行辩护，我从一个案例里面得出了一点结论，也就是如何为为了几百块钱杀死或者重伤嫌疑人的行为进行辩护。一般是认定为正当防卫，例如陈某抢劫出租车司机，并且用匕首将其刺伤，强行夺走一百块钱后下车逃跑，出租车司机发动车子追赶，在陈某往前跑了40米之后将其撞成重伤并且夺回了财物。要是我们认定这是自助行为的话，为了一百块钱就重伤他人，明显是超出了必要限度，出租车司机不能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要是不许司机实行这种行为的，犯罪分子就得逞了，开车撞人是此时最为容易的事情，我想换作他人也会采取这种方式的。既然针对财产性的犯罪行为，在当场可以挽回损失的情况下，允许当事人采取正当防卫的行为，即对于财产违法犯罪的现象，正当防卫的时间可以做适度的扩大解释。我们认定是正当防卫就可以保护出租车司机了。至于该不该保护出租车司机，是看他的主观目的是什么，是抢回自己的财物的，应该认可。要是一心想致人于死命的，不应当认可。也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五）、义务冲突的限制义务冲突，指的是行为人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不相容的义务，为了履行其中的某种义务，不得已没有履行其他义务的情形。我觉得这是类似于紧急避险的，只是义务冲突没有侵害合法第三人利益，是了保护一个较大利益，而没有保护较小利益，比如仓库管理员因为仓库失火了，为了救火，而没有制止小偷进行盗窃的行为，明显是违背了自己的职责，给仓库带来了损失，但是要是放任火势蔓延，即使捉住了小偷，仓库烧完了，损失就会更大，这是得不偿失的。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必须同时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义务，第二必须是保护的义务价值重于放弃的义务价值。也就是说，这个管理员如果选择了追捕小偷，而放弃了灭火，这样对于造成的后果，是要追究管理员的责任的。这里我想说的是，必须是管理员发现着火了，如果并不知道有火情，而去进行追捕小偷的，即使是着火了，这个义务存在的却没有履行，也不应该追究管理员的责任。至于义务的轻重，这个是要严格按照社会一般的价值观念来分析的，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必然大于财产权。不要因为有些人视财如命，觉得没有钱就活不下去，人命不如钱来得重要，就选择保护钱，而不要人命。最典型的是火场救火，明知道有个小孩子还睡在床上，跑进火场却搬了一个保险柜出来，导致小孩子没有及时撤离，葬身火海。这肯定是不符合义务冲突的价值观念的，对这种情况，实践中一般是不予追究这个家长的刑事责任的，但是我认为不应该只从道德的层面上予以谴责，应该归类于不作为的犯罪。（六）、经权利人承诺行为的限制这个问题最主要的争议在于安乐死，我国是不承认安乐死的，即使被安乐死的人是自愿接受死亡，并且签订了保证书，保证自己的死亡与执行者无关，对方是为了达成自己的心愿而进行的行为。但是我国法律还是要追究这个执行者的刑事责任。涉嫌故意杀人罪，因为这个承诺本身就不合法，即使是自己的生命，承诺这也是没有处分权的，况且违背了公序良俗、禁止性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共利益。一般限于财产权。我个人是支持安乐死的，因为有些人真的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自己丧失劳动能力，还要拖累家里人，承受着精神上、肉体上的双重压力，这样活着的话是一种很残忍的状态，如果是明确自己愿意接受死亡的，应当予以认可，对那些为了缓解亲人活受罪的痛苦的人追究刑事责任，是不公平的。应该由国家设立一个专门执行安乐死的机构，个人不得进行。相信不久的将来或许可以有所改变。这里还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受到承诺人的，所做的事情超出了承诺者的承诺范围的，是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要是这个作出承诺的人反悔了怎么办，他原先愿意让行为人砍掉自己的手指，接着因为恐惧而不愿意了，但是他反悔的意愿还没有表达出去就被砍掉了手指，这样的话，是不是要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呢。类似于这个承诺问题的，还是事后承诺，如果某个人绑架了女孩，女孩爱上了他，要跟他结婚，就说是自己答应要那个男的绑架他的，这种行为明显违背了法律禁止性规定，纵容了犯罪分子，而且让国家的追诉权被个人牵着鼻子走，这是有碍国家公权力的神圣性、权威性的。不应该认可，而理论上也是明确表示不得事后承诺的，这是权利人承诺在时间上的要求。而且被害人只能承诺个人的法益，而不是整个社会的法益，一个人是无法代替整个社会的，即使他位高权重。三、该如何限定范围以上我已经把七种正当化事由的情况都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对于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只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处理就可以了，正当防卫中的避险装置，如果是装在自己家里，不会影响公共安全的，且对人体伤害较小的，应当许可，对于独自居住在偏僻地区的孤寡老人或者单身女性应该予以特殊照顾。可以适当放宽要求。而避险装置是装在公共场合，可能造成对公共安全的威胁的，应当明确禁止。对于五种超法规的正当化事由，应该在刑法修正案中明确纳入刑法范畴，并且对于每一种情况通过司法解释的方法予以固定，这样既符合了罪刑法定的要求，也能给公民一个指导作用，明确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符合人们的期待可能性，防止别有用心的人钻法律的空子，也降低了因为不知法而犯罪的悲剧产生。 参考书目：《刑法总论》、《北大司法实践前沿》
为什么不要这样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旦你把自己的位置放到敌对者这样一个角色，对方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太过于小心眼了。尤其是，当他认为他新认识的那个人并没有你说的这些缺点，而却遭到你的诋毁，这会让他觉得你对他还有所留恋，还想和他重新在一起。
从民法的基本原则来认识公法与私法的划分 关键词] 公法;私法;法律规范体系 [摘要] 很长一段时间来,我国法学界不承认在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中有公法和私法的划分,过多 强调民事关系的国家意志性,忽视对公民和法人意志的尊重。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健全完善,我 们不得不修正原有的观点,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本文主要从民法的平等、自愿、公平等基本原则的角 度来讨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与经济高度一体化格局开始分解,民事方面和商事方面的立法 逐渐增多,我国法学理论中的否认公法与私法划分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要求。我国的 法学家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和修正原有的观点,接受公法与私法相对独立的事实以及私法优先的观点。 一般认为,公法主要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权利称为公权。公法通常包括宪法、 行政法、诉讼法、刑法、税收法和军事法等。私法主要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权利称为 私权。私法通常特指民法。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立法中明文规定“公法”或“私法”概念。最早提出公法与 私法的划分是古罗马的法学家马尔比安。他认为,有关罗马国家的法为公法;有关罗马人的法为私法[1]。 而最初的划分意义只在于使研习法律的人们便于认识法律、了解法律规范体系,后来法学家们认识到, 更重要的是这种划分有利于研究法律的价值导向。由于《罗马法》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商品经济的法律 ——《拿破仑法典》的基础,因而,它的很多原理又为后世的许多民法系国家所普遍效法。 为什么从罗马法学家开始,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学家们都十分推崇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笔 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体现每一个法律部门的固有本质或它的相对独立性“异化”;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体现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公权关系的法律对体现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私权关系的法 律侵扰,以便建立起泾渭分明的部门法体系。那么,为什么公有制国家建立后,要极力摒弃公法与私法的 划分呢?究其原因,正像列宁所说是为了扩大国家干预私权关系的范围,包括国家拥有废除私人合同的 权力,以便形成苏维埃国家赖以存在的公有制基础。从客观上看,列宁不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与布尔 什维克党消灭私有制,实行土地、银行、矿产、运输等企业逐渐国有化的纲领和实践是一致的。因为不这 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难以在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萌芽的空地上建立起来。而我国法学理论在相当 长时期内也否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这与两个原因不可分:其一,马列主义经典之理论对我国约束太深; 其二,列宁的这一理论恰恰符合我国长期以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需要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 干预的法律要求。其实,恩格斯早就有公法与私法的观点,在论述法律产生时就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 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 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 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2]这一体现历史和逻辑统一 的论述,不仅充分说明了在法律的进程中私法先于公法,更蕴含着一个深刻的观点,即公法、公共权力是 为私法而设立的。而我们过去却恰恰忽略了这一论述对法律分类的意义。 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现代法秩序的基础,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在现代国家 一切法律规范,无不属于公法或私法的一方,而且因其所属不同而各有不同的效果。如何确立公法和私 法的划分标准,大致有三种学说,其一为利益说,即以规定国家利益者为公法,以规定私人利益者为私 法;其二为意思说,即规定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力服从关系的意思为公法,规定有关公民相互间平等关 系的意思为私法(这也是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和性质为区分标准的法律关系说);其三为主体说,即公法主 体至少有一方为国家或国家授予公权者,私法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其中第三种学说为法学家们普遍认 同。要正确认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笔者认为还得从民法的有关基本原则上加以考证。 一、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平等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概念。我们在此讨论的是私法主体所 涉及的法律地位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3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平 等原则是指民事主体享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能够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意志。作为民事主体当事人,是财产 在静态中的所有者,在动态中的交换者,而不是国家行政管理关系中的上级下级。即使是国家作为民事 主体,也必须受民事规范的约束,与其他民事主体保持平等地位。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在受到侵 害时,平等地位受到法律保护。自然人生而平等;法人不论行业、性质、财产状况,人格也一律平等(法人 的人格平等是法人地位平等的依据)。从平等原则中就能让我们领悟到,私法的法律关系是法律地位平 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它与公法的法律关系即国家凭藉公共权力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关系是截然不 同的。 不过,民事主体在人格上的平等,不等于在实际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每个当事人所享有的具体民事 权利和民事义务都是一样的。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各个当事人根据法律和自身的意志享有不同有 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尤其是对法人而言,在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承担上,还要受法人本身性质、法律 和行政命令以及法人的目的范围等限制。 二、自愿原则。《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它是指民事主体在从民事活动 时,应当充分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志,根据自己的意愿设立、变更和终止某种民事关系。该原则的确立就是 要赋予民事主体在法定范围内享有广泛的行为自由,实际上也是私法所奉行的意思自治原则的充分体 现。通过对传统法学理论的学习和认识,可以概括出意思自治在三个层面上的内涵:第一,从法哲学和 法律社会学的角度看[3],意思自治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哲学思潮的直接产物,这大致可定义为,每个社 会成员依自己的理性判断,管理自己的事务,自主地选择,自主地参与。黑格尔曾在《权利哲学》里指出, 国家应当赋予其公民以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的同时给予个人以自由缔结契约的权利[4]。第二,从公法与 私法划分角度来看,意思自治是私法自治,其基本含义是私法主体有权自主实施私法行为,他人不得非 法干预;私法主体仅对基于自由表达的真实意思而实施的私法行为负责;在不违反强行法的前提下,私 法主体自愿达到的协议优先于私法的适用,即私人间协议中变通私法。意思自治是罗马法时期公法与私 法划分理论的直接产物,它以承认民法是私法为理论前提,成为民法的精髓。随着现代民法的发展,私法 自治分演为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三大民法基本原则。第三,从冲突法角度来看[5],意思自治 是指为当事人协商选择处理纠纷所适用的准据法的权利。意思自治原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商品经 济的客观要求在民法上的必然反映,由于该原则恰恰符合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个人本位和自由主义 的思想,所以被《拿破仑法典》以来的近现代民法始终奉为一项神圣的法律准则。但随着现代国家干预主 义的兴起,哲学上个人主义和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衰落,也必然导致意思自治原则的削弱。从本世纪开始, 民法上的契约自由原则受到冲击,民事主体之间的交易自由不得与公共利益、道德规范和占支配地位的 公共政策相矛盾、相抵触,许多国家的法律对以损害或侵扰社会其他成员的方式使用私人财产的行为作 出较为严厉的处罚规定,按照被其他商人或整个社会认为是完全不公正的惯例而进行的商业活动则受 到法律的限制。这样,就使得意思自治原则因注入新的内容而所改变。 三、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法律的一个理念是追求正义的实现。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平等等价 值内涵,是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私法自然也将公平和正义作为其最终的理想。 《民法通则》第4条还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道德规范的法律化。该原则要求民 事主体应以公平的观念从事民事活动,正当地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在民事活动中兼顾他人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同时,司法机关在处理民事纠纷时,应根据公平原则,使案件的处理既符合法律又公平合理。 公平正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但就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来说,公平正义理念的要求体现在:第 一,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必须为其每个成员的自由发展提供公平平等的机会,为其每个成员利益的获取 和合理分配提供手段及程序规则,并且在利益分配和公平的实现出现不均衡时能够予以有效补正及救 济;第二,社会关系主体即社会成员的交易活动应当遵循普遍公认的行为准则,主体实现经济目的的手 段应当是正当的、合理的,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利益并且自觉接受社会义务的约束。 根据《民法通则》第4条的规定,民事活动还应当遵循等价有偿的原则。该原则在要求民事主体在从 事移转财产等民事活动中要实行等价交换。任何一方不得无偿占有、剥夺他方的财产和侵害他方的权 益,如果构成对他方的损害,应负损害赔偿的责任。笔者认为,该原则已涉及到交换对等之平等领域的有 关问题。例如在交换的交易中,人的正义感在某些情形下要求在允诺与对应允诺之间、在履行与对应履 行之间达到某种程度的平等。一般说来,合同当事人是通过行使其私人自治权来确定他们各自履行行为 的价值的,这与公法通过行使国家权力来确定公民行为价值是显然不同的。 虽然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以其不同的性质、内容来进行的,但从以上所讨论到的民法有关原则上考 证,法律确实有公与私之分。不能把公法领域的强制性原则适用于平等、自愿、互利的私法领域,换言之, 要收缩行政权力在私人或民间领域不适当的延伸和干预。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强调公法与私法的分 离,有利于明确私人的独立地位,私人权利义务的协商性以及民事权利不可侵犯性,尊重公民和法人在 民事交往中的意志;也有利于树立私法是公法及整个法治的法律基础的观念。 [参考文献 ] [1] 潘念之.法学总论——国外法学知识译外[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2.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C].第538-539页. [3] 姚辉.民法的精神[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6. [4] 〔德〕黑格尔.权利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5] 江平,张礼洪.市场与意思自治[J].载法学研究,19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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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民法~1. 论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2. 论民法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意义3. 论民法对人身权的保护4. 论民法对财产权的保护5. 论我国人身权制度的完善6. 论我国物权法制定的原则^7. 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意义8. 论民法与商法的关系9. 论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10. 论民事法律关系的制度意义11. 论我国的民事主体制度12. 论法人制度对于我国企业改革的理论与制度意义13. 论合伙的法律地位14. 论合伙财产的法律性质15. 论法人内部治理制度16. 论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17. 论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18. 论意思表示19. 论法律行为的分类及其意义20. 论物权行为30. 论代理制度对于市场交易的意义31. 论表见代理32. 论代理中的连带责任33. 论代理权的取得与行使34. 论无权代理W|c35. 论民事权利体系'}36. 论人身权体系737. 论民法中的物权体系38．论诉讼时效制度的意义%DDwY39．论诉讼时效制届满的效力 ;T40．论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F41．论民法中的归责原则xI"z?[42．论过错责任原则*43．论无过错责任原则%A^bT44．论民事责任的特征与功能=Y45．论所有权在物权体系中的地位与功能s46．论所有权与所有制的联系与区别js]47．论所有权的取得方式U-H2[48．论所有权的限制o`{t49．论用益物权体系/50．论我国的不动产物权体系51．论我国的土地物权制度 ．论我国农业土地物权制度的完善i53．论地役权$,(54．论典权w55．论担保物权体系!AF56．论抵押权的设定与效力&E!57．论质押的客体}{15n58．论权利质押的特征BlS 59．论留置权的特征的意义u60．论相邻关系的处理原则+n61．论相邻关系与地役权的比较A62．论共有vN63．论共同共有与按份共有的比较．论占有制度的意义p65．论物权的效力W66．论物权的支配效力muU{67．论物权的追及效力"yc68．论物上请求权ByPIR69．论物权与债权的区别BlsN70．论物权法定原则*w VM71．论一物一权原则Cj4,/72．论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与交易安全保障的关系fQ73．论债的特性F*74．论债权的相对性BR}a}75．论债权的效力&X76．论债权的履行原则|b2\;G77．论债的分类及其意义sOj}
第9个吧,因为情势变更的具体情形各国的规定和学说都有差异,参照着写好写一些。
打回吧。。。。。
我自己写的可以吗《论缔约过失责任赔偿范围的扩大 》 我国民法体系中存在三大责任，第一是侵权责任，第二是违约责任，第三就是本文所讨论的缔约过失责任了。所谓民事责任，是指民事主体因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民事义务所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这三大责任的承担方式各不相同，如，侵权责任可以通过赔偿损失、返还财产、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等方式来进行救济。特别是人身侵权方面的，有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等方式是其它两个责任所不具有的特殊方式。对于违约责任来说，可以通过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来弥补。那么与其相适应的，三者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大小又有着明显的不同。简单地说，侵权责任在于赔偿受害人实际受到的损失，有时可以扩大到可以预期的损失，精神方面也有相应的规定支持一定的赔偿。违约责任在于使守约方利益达到合同得到适当履行的状态。而缔约过失责任仅仅只是是损失恢复到未订立合同之前的状态。我觉得这样的规定并不能完全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该结合具体的情况，扩大缔约过失责任赔偿的范围。论意思自治与信赖利益保护我国1986年《民法通则》关于合同违约责任的规定如下：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而按照西方法律经济分析法学派的观点，主张如果违约方在赔偿了对方可预期的利益损失以后，仍旧有盈余或者仍然收益，那么就应该违约。另有观点认为，不适宜将继续履行合同作为违约责任的救济方式。我国的规定旨在保护合同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而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中心思想在于谋取利益，即为了获得更有益于自己的益处，可以基于自身意志不履行合同而不受法律责难。本文就主要通过对这两种观念的比较分析来探讨意思自治对于合同履行以及信赖利益保护的影响意义
1. 论转化犯2. 论“携带凶器抢夺”3. 论“限制加重”的数罪并罚原则4. 论危险犯的终止5. 论结果加重犯6. 论共同过失犯罪的存在可能性7. 论原因自由行为8. 论我国刑法中的定量因素9.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存废10. 论社会危害性标准诉讼法1. 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定位2. 论“以事实为根据”与证据裁判原则3. 暴力取证罪的立法完善4. 程序性制裁与刑讯逼供的遏制5. 论上诉不加刑原则6. 关于我国设立沉默权制度的思考7. 辩诉交易制度在中国发展前景8. 论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兼与保释制度之比较9.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10.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经济法、环境法、劳动法1 论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2 对环境权性质的思考3 论环境侵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4 论环境刑法的特点5. 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制度研究6. 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探析7. 水污染防治法执行问题研究8. 《环境保护法》修改若干问题的一点思考9. 我国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立法研究10. 环境与国际贸易若干法律问题探析民商法1. 遗失物拾得制度若干问题研究——从利益平衡与制度设计角度2. 试论表达自由与隐私权保护的冲突与平衡3. 论网络空间隐私权及其法律保护4. 确立我国有限合伙制度的法律思考5. 试论继承中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法律完善6.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法律问题研究7. 论我国监护制度的完善8. 论居住权9. 公司破产制度研究10. 论集体土地使用权制度宪法与行政法1． 宪政与司法审查2． 公民权与人权3． 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4． 资格罚研究5． 听证制度研究6． 论村民自治7． 选举制度的完善8． 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劳动权及其实现9． 论人大对司法机关的个案监督10． 当代中国的变迁与宪法发展
摘 要：对于污染环境犯罪的主观方面理论界看法不一，而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对污染环境犯罪的定罪量刑意义重大。意识到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在功能上的局限性对于扭转“重刑轻民”、“重刑轻民”的传统观念是十分必要的。。本位拟从应然角度出发，对我国及国外污染环境犯罪主观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评述并进行尝试性设计。难怪美国证券市场诞生发达这么多年来，仍然坚持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并重，并坚决不放弃民事责任在规范证券市场中的作用。。关键词：污染环境犯罪 故意 过失 严格责任 定罪量刑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已经影响到各国乃至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关键词: 民事/执行/刑罚 内容提要: 执行难是民事执行中的一大顽疾,它固然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对妨害执行行为的放纵和制裁的软弱,尤其是对民事执行中刑罚适用的大打“折扣”乃不失为一个重要原因,这存在着理念上的误区也有立法技术上的原因,在立法上将其错误定位于“妨害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中,混淆了刑罚适用与强制措施的性质；。近些年来环境保护领域日益受到全世界法学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各国纷纷加强对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原因在于，环境犯罪的客体并非是环境资源的管理秩序，更不是社会管理秩序，非但如此，环境犯罪还具有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的诸多独特之处。。针对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1970年日本国会制定了《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即《公害法》），率先以特别法的形式规定有关污染环境犯罪的内容。如果说证券市场中的民事责任兼有填补损失和教育制裁的功能，则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仅具有教育、制裁的功能。。1975年《德国刑法》第28章规定了污染环境的犯罪。与其它暴力行为一样，家庭暴力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所持的心理态度是故意的，而且大多数都有明确的目的。。[1]奥地利在1974年修正了刑法，增设了公害类犯罪的惩处。一、我国现行环境刑事立法模式及其评价 我国现行刑法典是在1979年刑法典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相对于1979年刑法典而言，现行刑法典在环境犯罪的立法方面增加了环境犯罪的罪名，并设立专节集中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同时，在危害公共安全罪、走私罪、危害公共卫生罪等章节中也有体现危害环境保护犯罪的规定。。[2]我国为改变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趋势也突出了以刑罚手段惩治污染环境行为的立法趋向，97年刑法典设专节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并规定了五个污染环境类犯罪：（1）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338条）；司法执法机关对于证券民事案件、证券行政案件与证券刑事责任应予同等关注。。（2）非法处置进口固体废物罪（339条）；此种现象反映了多年来我国经济立法中长期存在的重行政、刑事责任而转民事责任的形式。。（3）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339条第2款）；3.特殊侵权行为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适用倒置原则，即由加害人就自己没有过错或者存在法定的抗辩事由承担举证责任。。（4）环境监管失职罪（408条）；文章继而分析了证券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并用与竞合，以及证券民事责任中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问题。。（5）走私固体废物罪（155条第3项）。《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的基本理论，在污染环境犯罪构成中，主观方面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即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污染环境的行为可能引起的危害环境的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证券法上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分别丛私法和公法的角度，对证券法律关系进行了调整。。因为多数环境污染犯罪的危害结果并非及时性的，而且犯罪主观方面具有不同于普通犯罪的复杂情况，司法实务中认定和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十分困难。二、对罪犯婚姻权的解读 1、罪犯婚姻权的天赋性罪犯有着与普通公民一样源于天赋的婚姻权利能力，但罪犯实现婚姻权的行为能力必须依赖于各类刑罚执行部门。。各国环境刑事立法采取的严格责任、过错推定过失等变通原则，虽缓解了实务认定的困难，却受到刑法理论界普遍的质疑。本文所讨论的罪犯就是指狭义上的罪犯，也即在监狱执行刑罚的罪犯。。但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认定对于污染环境犯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量刑轻重意义重大，所以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对于环境犯罪的客体，学者们的观点多不一致。。一、国外污染环境犯罪主观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对污染环境犯罪，世界各国基本上都采取传统的刑事责任理论，认为故意和过失是构成污染环境犯罪的主观要件，如果没有主观过错，行为人的行为便失去了非难的基础，让其承担不利的刑事法律后果是不恰当的。虽然证券法中的法律责任有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三种，但只有证券法上民事责任是保护证券法律关系主体民事权利的重要措施。。个别国家也采用严格责任理论，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不以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为必要条件，只要具备一定的危害行为或危害结果，即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二、特殊侵权民事责任的种类侵权责任包括一般侵权责任和特殊侵权责任两种，特殊侵权责任不像一般侵权责任那样具有侵权责任的全部构成要件，并以过错责任原则为前提。。这一理论是随着现代工业突飞猛进地发展，高度危险性的行业引起环境公害的事件日益增多，广大社会成员的福利因少数的营利行为常常被侵害，而引起公害的企业的主观过错难以被侦查机关、法院和公众所知晓，而由一些学者针对污染环境犯罪原因上的复杂性、行为人主观过错证明的困难性而提出的。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是指污染环境造成他人财产或人身损害而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一）大陆法系各国大陆法系国家传统刑法理论要求刑事责任的承担必须确定行为人有罪过的存在。就案件移送前是否可进行行政处罚这一问题，《行政处罚法》在分则部分的有关规定中存在一定矛盾和歧义的情况，但该法总则部分的第7条明确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故意和过失不仅是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而且是确定刑事责任的前提要件。其中，固体废物对农村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然而，这种理论适用于环境犯罪，特别是于过失环境犯罪适用上遇到多方位的阻力与挑战。但民事执行中的刑罚适用则从本质上乃为刑事制裁。。大陆法系各国对于环境犯罪主观要件的要求不尽相同。此外,受害人的过错、第三人的过错、加害人没有过错或者履行了法定义务也可能基于特别规定成为免责事由。。德国、日本、奥地利、瑞典诸国环境刑法均规定，行为人构成环境犯罪主观上必须具备故意或过失的要件，仅有违法事实不能构成刑罚的适用，即不适用无过失责任。（四）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污染环境是指由于人为的原因而使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和资源发生化学、物理、生物等特征上的不良变化，以至于影响人类健康的生产活动或生物生存的现象。。法国、比利时等国家则认为，过失系构成环境污染的必要条件，无必须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犯罪故意。「内容提要」本文指出，立法者应当扭转重行（刑）轻民的思维定势，对于证券民事责任、证券行政责任与证券刑事责任予以同等关注；。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适用客观责任（严格责任或无过失责任），如法国农业法第434-1条及434-4条有关水污染犯罪规定，就是以实质犯罪或客观实体侵害行为事实作为建立客观责任的基础。据此在1998 年6 月11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92 次会议颁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第12 章具体规定了“对妨害执行行为的强制措施的适用”,对刑罚的适用以第100 条予以规定。。在此问题上，行政机关与立法上的见解不同，前者趋向与客观的污染事实，即应构成刑罚适用的对象。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不同于一般犯罪的刑事立法，必须从环境犯罪的自身特点和刑法规范的目的去考虑实际的立法模式。。而后者认为，犯罪行为的构成虽然不要求故意，但应有轻率、疏忽或违反法令的过失行为时，才构成犯罪。该项责任是一种典型的无过错责任。。其司法实务上的见解亦同，但于法律上有特别规定时，得以无过失责任的事实犯视之，法国的这一作法在欧洲具有广泛的影响。3、 证券民事责任制度建立的必然性 通观《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全部条文可以发现，针对证券市场违反禁止性行为而施加的法律责任中，绝大多数都是诸如吊销资格证书、责令停止或关闭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行政责任，以及当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时产生的刑事责任，而极少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3]（二）英美法系各国英美法系国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环境污染犯罪的成立是否以故意或过失为必要条件存在有不同认识。监管机关执行的刑罚是剥夺公民人身活动的范围“自由”，与罪犯结婚的权利互不干涉。。美国《水污染管制法》S。「关键词」证券市场，投资者，民事责任，虚假陈述，诉讼，投资者协会 一、立法者应当扭转重行（刑）轻民的思维定势，对于证券民事责任、证券行政责任与证券刑事责任予以同等关注 《证券法》的威严在于其应有的内容公平、条款细致、便于操作的法律责任制度。。309（C）（1）（2）规定，犯罪行为除非行政官署证明为故意或过失，否则不得为该法制裁的对象。首先，基于对刑罚和行政处罚关系的重新认识。。美国部分学者强调，企业管理人公害污染的行为，无须有犯罪故意，只要有轻度的错误，即足为制裁的对象。而与当前严峻的执行难很不相称的是实践中运用刑罚手段制裁拒不履行、拒不协助执行以及干预执行的很少。。英国在审理Alpgacell诉Woodward（本案为制纸工厂由于废水过滤设备阻塞，致废水溢入河流，排放超过管制标准，造成污染的犯罪行为）一案中，就采取客观主义，认为行为人的犯罪意思并非构成环境犯罪的条件，工厂不得以主张欠缺知情或非故意，而逃逸刑事责任。2004年3月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结束了刑罚理论界关于罪犯婚姻权有无的争论，修正了1982年公安部对相关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罪犯结婚登记的实施办法，使罪犯的结婚问题得到了法律的许可，这是婚姻法律的一大进步，但民政部出台的这个《意见》中仍有许多关于罪犯婚姻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待于解决。。[4]二、我国污染环境犯罪主观方面的理论(一)严格刑事责任理论由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以及为弥补对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威吓和惩罚此类犯罪，有学者提出在采用过失责任制的同时还应考虑严格责任制，即有权利用环境的法人和行为人，有义务保证该行为不危害环境，一旦发生危害就应承担其应负的责任，直至刑事责任。”污染环境致人损害适用无过错责任。。笔者认为虽然严格责任是在近代刑法理论的基础上，为适应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采用，是对传统刑法理论中归则方式的重大突破，对于惩治某些犯罪可能有着积极意义，但将其适用于环境污染的犯罪，对主体主观上无过错的污染行为认定为犯罪，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据此可以看出民事执行中刑罚适用从最初的立法体例上看是被归置于审判程序中“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首先，严格责任违背了我国刑法的内在生命，即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和刑法第16条关于行为人无过错不是犯罪的规定，与我国适用刑罚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目的悖谬。换言之，立法者对于行政责任最为重视，对刑事责任也较为重视，但对民事责任则有些语焉不详。。 其次，严格责任在污染环境的犯罪适用中，会有失公正，如果每个企业都按合理标准正常排污，是不可能预见到共同排污的后果，亦没有义务注意共同排污的后果，且他们的行为大多是获得许可后的行为，单纯追究企业的刑事责任有失公正。刑事责任由国家负责追究，行政责任及处罚由主管机关追究。。其三，严格责任适用的环境危害行为的严重程度与刑事责任的严重程度不匹配。二是案后移送，或称间接移送，就是税务机关根据《征管法》对当事人做出一定行政处罚后，再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一些国家的无过失或严格环境责任的适用范围主要是一些处以罚金的轻微危害行为，而在把社会危害性达到严重程度的行为才宣布为污染环境犯罪的中国，对于这一类主观过错不明或无罪过，但客观上造成了严重环境损害的行为，则纳入到了行政处罚的领域。但从法律责任的形式上看，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责任，是因当事人行为的法律定性不同而由不同性质的机关采取的不同性质的惩罚措施，并不是说当事人的一个违法行为只能承担一种法律责任，而刑罚力度就一定强于行政处罚。。其四，刑罚应该具有谦抑性，宽容性。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原则归责，受害人只须举证证明存在侵害行为和损害事实及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而国家机关不能证明其有免责事由的即构成侵权责任。。正如陈兴良教授指出，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控制时，才能运用刑决的方法，惩治污染环境的犯罪中适用严格责任而扩大刑法的干预是可避免而无必要之选择。对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责任人员，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刑罚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制裁手段，有其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刑罚的适用既应针对依法构成犯罪的行为，也应受制于刑罚目的。罪犯的概念在我国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罪犯概念是指被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判处刑罚的人。。对主体缺乏罪过而并不构成犯罪的行为施以刑罚，实不足取。刑事责任制度的主旨在于惩治严重破坏证券市场秩序、严重侵害投资者利益的犯罪行为。。（二）过错刑事责任理论任何犯罪都是行为人基于一定的被刑法所否定的心理态度而实施的，通过犯罪行为的“中介作用”，得以转化为客观现实。这表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环境犯罪的认识不断深入，刑法作为环境保护的一种手段不断得到重视。。没有否定的心理态度的支配，行为人与其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之间便丧失了因果联系，行为人即不应当承担被责难的后果。它并不以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为前提，受害人也不因此负举证责任。。[5]同样，脱离了对行为人心理态度的分析，我们将无从认定环境污染行为的性质，搞不清污染环境犯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也会影响到量刑的轻重。最为典型的规定是民诉法第102 条第6 项,即对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可以视情节给予罚款、拘留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大多认为污染环境犯罪的主观方面是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污染环境的行为可能引起的危害环境的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行政处罚和刑罚的种类及形式并非完全的对应关系，有些可以衔接对应，如行政处罚中的财产罚和刑罚中的财产罚，结果都体现在当事人财产上的减损；。这种心理态度包括故意或过失。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把同居权、生育权也还给罪犯，那么无形中会削弱刑罚的惩罚性，会使刑罚在人们心中留下不严厉的印象。。三、对污染环境犯罪主观方面的构想（一）澄清一个有关问题有人认为行为人故意违反国家环境保护规定也是认定污染环境犯罪的主观方面的内容而确认为故意犯，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关键词: 循环经济 农村 固体废物 内容提要: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固体废物污染中的一个新的问题。。行为人违反国家环境保护规定可能是出于故意，但不能把这种故意与造成环境污染结果的故意或过失的心理态度混谈。我国刑法典认为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等环境犯罪的同类客体为破坏了环境资源保护、妨害了对环境资源的管理秩序，因此把这些犯罪集中起来，放到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之中；。在我国刑法规定及刑法理论中，犯罪主观方面是以刑法对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的否定性评价为特征的，其实质在于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具有社会危害性。产品缺陷造成损害的侵权行为，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备过错，从责任上来讲，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而某种行为之所以构成犯罪，是因为该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即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客体。也只有让罪犯深刻品尝到被监禁失去自由的痛苦及因失去自由其他权利无从实现的感叹，才能体现我国刑罚的惩罚功能。。可见，刑法所关注的是行为所产生或可能产生的结果的属性进而也就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对行为的结果予以充分的关注，以避免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或发生的可能性。特殊侵权民事责任的种类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职务侵权、产品缺陷致人损害、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污染环境致人损害、地面施工致人损害、地上工作物致人损害、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等八种侵权行为，以及这八种侵权行为的免责事由。。行为人对其污染环境的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反映了行为人对其行为危害环境的心态，进而说明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的社会危害性。该法第22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行为人对违反国家环境保护规定的行为本身所持的心理态度不能反映行为人主观心理上对于危害环境的心态，所以不能认为故意违反规定就是故意犯。特别是对单位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可采取的吊销营业执照是对单位经营主体资格的撤销，相当于刑罚中对自然人予以死刑的终极制裁，显然要重于刑罚仅予以罚金的处罚。。所以污染环境犯罪主观方面是行为人对其行为造成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而不包括对危害行为本身所持的心理态度。而我国现行有关固体废物污染立法及相关研究大都集中在工业固体废物和城市固体废物上，有关农村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立法及相关研究是相当缺乏的。。（二）对环境犯罪的主观方面应一分为二在污染环境的犯罪中，往往存在两个相互联系的危害结果，一个是环境被污染的结果，一个是环境被污染后所导致的结果，表现为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二）特殊侵权民事责任的法律特征是： 1.特殊侵权行为适用过错推定责任或公平责任。。有人以环境受到污染不象有形物遭受损害那样可以肉眼明断，而需依赖于第二个危害结果的发生来判断，进而否认将其分为两个危害结果。罪犯的婚姻权也是如此，无论他犯下什么样的罪行，无论他受到什么样的刑罚，婚姻权都将与身俱在。。该观点进从现行刑法典的实然角度出发，似乎缺少对该问题应然性的思考。至于现行《证券法》关于刑事责任援引《刑法典》的表述方式，则可予以坚持。。对污染环境犯罪中这两个结果行为人所持的心理态度是存在差异的。只有民事责任才能直接弥补遭受损害的投资者所遭受的损害，无论是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都取代不了。。对前一个结果，即环境被污染的结果，行为人通常存在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狭义的罪犯概念是指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判处刑罚并送交监狱执行的人，也即我国长期以来所称呼的“劳改犯”。。首先从认识特征上行为人对污染环境的危害后果的发生是明知，在意志特征上，行为人表现出放任污染环境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虽不是希望，不是积极的追求，但却在明知行为可能发生污染环境结果的情况下，为了达到自己的既定目的，通常是为了经济利益而仍然决议实施这种污染环境的行为，不设法阻止环境污染的发生而是听之认之。从性质上,民事执行中的刑罚适用与妨害民事诉讼强制措施具有不同性。。
浅析环境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及实现机制
论文关键词：共同侵权行为 共同侵权行为 构成要件 实现机制
论文摘要： 本文以一般民事共同侵权行为理论为基础，结合环境共同侵权行为的特点，论述了环境应对传统关于共同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几个突破点，并根据新构建的理论模式，阐述了环境共同侵权民事责任应然的实现机制.
一、民法上的共同侵权行为理论
传统民法上的共同侵权行为，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人，基于共同的故意和过失致他人损害的行为。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二人以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学界通说认为，共同侵权行为应具有以下特征:(1)侵权主体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2)数个行为人之间主观上具有共同过错，即具有共同故意或过失。(3)行为的共同性，即数人的行为相互联系，构成为一个统一的致人损害的原因。(4)数个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共同侵权行为区别于普通侵权行为的关键就在于对“共同”的理解上。此间“共同”二字，原出于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的规定。根据该条的规定:“数人因共同侵权行为造成损害者，各人对被害人因此所受的损害负其责任。”我者对“共同”的含义历来有两种不同的学说:(1)主观说。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在于行为人间在主观上的共同过错，这是各个行为人的致害行为连成整体，并由他们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石，所以，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只能认定为各人的普通侵权行为。(2)客观说。这种观点认为，共同侵权行为的认定不以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或意思联络为要件。如果复数加害人的行为造成同一损害，各行为之间虽无共同通谋和共同认识，仍应构成共同侵权行为。这一学说，注重考察民事责任对受害人的损害填补功能。我国学者大多认同“共同”的含义，是指主观上的共同，认为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在于数人致人损害。
与民法的共同侵权行为经常一并研究的有另两种构成要件相似、极易棍淆的侵权行为类型，即共同危险行为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
共同危险行为，又称准共同侵权行为，是指数人实施的危险行为都有可能造成对他人的损害，但受害人的实际损害具体是何人所致无法查证，推定数人均从事I损害的加害行为。共同危险行为与共同侵权行为均表明加占人有共同过错.从结果上看，侵权行为人均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传统民法上，广义的共同侵权行为包括共同危险行为。但是，严格地说，共同危险行为和共同侵权行为是有区别的。主要区别在于:
1.是否具有共同的意思联络。在共同侵权的情况下，尽管并不要求都具备意思联络，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意思联络。然而，在共同危险的情况下，必须是不具有意思联络。一旦各个行为人之间有意思联络，就构成了共同侵权。
2.在具体致害人确定方面不同。在共同侵权的情况下，各个侵权行为人是具体、明确的，而在共同危险行为中，确定的只是加害人的范围，具体侵权行为人必然是其中的一人或数人，但真正的致害人在日前的条件下是不可能证明的.
3.从因果关系的认定来看。共同侵权的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确定的、直接的因果关系;在共同危险行为中，各个危险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是法律推定的，是一种“替代因果关系”，因此，单从因果关系的认定方面来考察，共同危险行为采纳了较共同侵权行为更宽松的标准。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是指数人行为事先并无意思联络，而致同一受害人同一损害结果发生。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中的多个侵权人不仅没有共同故意，而且也没有共同过失。在通常情况下，数个行为人之间甚至没有任何的身份关系和其他联系，彼此间甚至互不相识，因而不可能认识到他人的行为性质和后果，只是因为外来的、客观的、偶然的因素使无意识联络人的各行为结合而造成同一损害结果。
二、环境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对传统民法的突破
共同侵权行为是侵权人通过环境这一特殊的介质间接作用于受害人的，具有异于一般民事侵权行为的显著特征:
(1)复杂性。在传统分割行为中，加害行为与损害的事实、程度及经过均比较明确，因而证明过失一般也比较容易;而在环境侵害行为中，由于行为常常涉及深奥的科技知讥其原因事实与损害发生的程度、内容和经过之间的关系往往不甚明了，以致证明过失事实极为困难。
(2)潜伏性。在一般民事侵权行为中，侵害停止了，损害结果能立刻或不久就呈现;但环境侵权行为由于是间接作用于受害人，环境的自净能力能消化部分污染物，只有当某种污染物的排放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环境所不能消化掉的那部分污染物才会慢慢积累下来，于其达到一定量后损害才会出现。
(3)多元参与性。公害当中，虽然有富山的骨痛病、熊本的水仅病、新泻阿贺野川的水误病等那种由单一企业的事业活动引起的，但现代公害通常是以多个企业的事业活动为原因而发生的所谓复合公害。
对照上述环境共同侵权行为的特征，我了门不难发现，上传统的共同侵权行为理论己难以对付日益严重的环境共同侵害，环境迫切需要在已有的共同侵权行为理论基础上进行调整，以应对规制共同侵权行为的需要。笔者认为，可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在对“共同”含义的理解上，改采“客观说”的观点，即以客观结果为要件，而不问各行为人主观上有无共同的意思联络。环境共同侵权行为虽在客观上造成了共同侵害结果，但不同的侵害者在造成环境污染时主观上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各侵害者之间对第三者从上来讲并无共同的故意，如果按传统共同侵权理论来理解环境受到多方侵害其责任归属问题，受害者只能分别对侵害者主张权利，不利于对受害者的保护。所以，不管共同加害人之间是否具有共同故意，只要其行为具有客观的共同性，就应使其负连带责任，以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2.不以具有违法性作为认定环境共同侵权行为的要件之一。传统的共同侵权行为理论以行为具有违法性并造成损害结果作为认定侵权性质的标准。但环境共同侵权行为因行为本身所具有的有用性，国家一般规定社会所应对污染行为容忍的最低限度，在限度下的环境侵权行为是不被禁止的。而共同侵权行为却是因众多的“合法’行为掺合在一起引致损害发生。
3.改变因果关系认定标准。我国司法实践在民事侵害赔偿诉讼中，一直是以严格的因果关系的客观必然性作为标准的，在举证问题上是由当事人双方对各处的主张负同等的举证责任，由法院负全面搜集和证据的责任。但由于环境侵权具有间接性、复杂性、潜伏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其因果关系的认定相对一般侵权行为而言不仅更多地受到科技水平的限制，而且证明的难度也大大提高。因此，环境共同侵权中因果关系理论必须结合侵权行为的具体特点予以改进，以更利于受害人利益的保护。目前，这种理论的创新主要包括盖然性理论、疫学因果关系理念和间接反证说的因果关系理论这三种因果判断标准。这三种因果关系理论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配合的。在一个案件中，往往会结合运用两种甚至三种因果关系理论，其目的就是减轻作为原告的受害人的`举证责任，扩大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在上联系的可能性，在侵权法内部实现损害分担的社会化。
综上所述，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己大大突破了传统的共同侵权行为理论的囿限，发展出了符合环境共同侵权行为特殊性的、新的认定标准。“为使对复合公害的受害者的救济容易进行，要求较宽泛地适用共同侵权行为的规定，”可考虑将文章开头所列举的三种侵权行为类型，即共同侵权行为、共同危险行为、无意识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都纳入环境共同侵权行为中予以规定，这实际上也是采“客观说”的必然结果。综合考察后，可将环境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列为以下几项:1.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侵害人。这是“共同”的应有之意。2.两个以上行为人已实施了具有造成同一损害后果的行为。行为人间不要求有共同的过错和意识联络，并且行为不以具违法性为要件。3.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该种因果关系不要求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严格的、直接的一一对应，按因果关系推定方法能认定即可。
三、环境共同侵权民事责任的实现机制
环境共同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问题，实际上涉及两重责任关系，即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外部责任关系和各加害人之间的内部责任分担问题。
在外部责任承担的问题上，按照传统共同侵权行为理论，共同侵权行为人应负连带赔偿责任。显然，连带赔偿责任是一种法定的责任，不因共同侵害人内部的约定而改变，对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是十分有利的。它不仅使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简便易行，举证负担减轻许多，而且也使赔偿请求权的实现具有充分的保障。受害人不必因为共同侵权行为人的参与程度，以及其行为对损害所起的作用难以肯定，或因为共同侵权行为人中的一个或数个行为人没有足够的财力赔偿而妨碍其应获得的全部赔偿数额。因此，从环境法的规制重点出发，为加强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应坚持对环境共同侵权行为的连带赔偿责任原则。
在连带赔偿责任适用的条件下，受害者可不必考虑各个加害人对损害发生的作用比例。但是，这样就产生出全体共同侵权行为者的责任一下子由一家企业承担的危险，因此，伴随着这种危险的制度，对于企业来说决不是一个理想的制度。特别是对于那些对损害的发生作用度很低的弱小企业课以共同侵权行为责任，确实也是施之过苛。从责任的公平分担考虑，应确定统一的标准来解决各行为人责任范围的问题，即各加害人之间的内部责任分担问题。各国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是采用以下几种方法解决这一问题:
(1)根据侵害程度确定责任范围。即对行为人的行为分别加以考查，各行为人对造成损害后果的原因行为有强弱之分;各行为人参与侵害的程度有大小之分，强者、大者多分担一些责任，反之少承担;
(2)根据因果关系确定各行为人应分担的赔偿责任。这是以共同侵权行为人对所造成的损害的各个部分可分的前提，损害可分，则各行为人各自承担相应责任;
(3)根据共同侵权行为人的人数平均分摊责任。即不考虑共同侵权行为人的侵害程度大小，以及其行为在损害结果中所起的作用强弱等因素，一律平均分担赔偿责任。
一般都认为，上述第一种方法较为可取，并在司法实践中也较为常用，在如何将各行为人参与侵害的程度具体化，进而计算各加害者应承担的可物化的侵权责任，现有学者提出了“比例分割赔偿制”，主张应当根据各行为人参与致害程度的大小而按比例地承担赔偿责任。一般来说，考察排放量是衡量致害程度大小的较好的标准。因为该承担方式有助于克服平均分担赔偿责任之弊端，弥补环境共同侵权不可分性之不足。
鉴于我国有关环境法规对环境共同侵权责任问题的立法空白，建议在修改有关环境法规时，应对环境共同侵权的责任如何承担，行为人如何负责等问题给予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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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生性行为现况分析摘要】目的分析中国大学生性行为现状,为制定适宜的健康教育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抽取18个省(区、市)33 653名大学生进行匿名自填问卷调查。结果曾阅读色情书刊音像制品报告率男生为45. 8%,女生为8. 5%;性行为报告率男生为14. 8%,女生为5. 6%。曾有性行为者中,有2名以上性伴侣者男生为41. 7%,女生为28. 5%;性行为系被迫发生者男生为12. 7%,女生为18. 8%;安全套使用率男生为48. 5%,女生为51. 5%; 18. 6%和20. 5%的男、女生报告曾使对方或自己怀孕。西部大学生性行为报告率明显高于东、中部。结论中国大学生性行为现况不容乐观,西部地区较中、东部地区更突出,针对大学生提供生殖健康教育和服务势在必行。【关键词】性行为;避孕;色情作品;妊娠;学生“2015年人人享有生殖健康”是继“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后WHO提出的又一个全球公共卫生奋斗目标;拥有生殖健康是每个人的权利[1]。随着青少年越来越早地开始性行为,意外妊娠、人工流产、性传播性疾病发生率不断上升;不安全性行为已成为全球青少年面临的重要危险行为之一,由此显著增加了青少年性和生殖健康的不良后果[2-5]。为了解我国青少年性行为发生现状,从而为制定符合我国国情、有针对性的性教育干预措施提供依据,笔者对全国18个省(区、市)大学生性行为现况进行调查。1对象与方法1. 1对象来自北京等18个省(区、市)的大学/大专生[5]。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先在省内按社会经济水平分好、中、差3类选取调查城市,再随机选取其辖内大专、本科高等院校各1~2所为监测点,整群抽取全体学生为受试者。大专、本科生统一按年级分组,共分大一至大四4个年级,年龄17~24岁。合计应答率为93. 1%,男生为93. 5%,女生为95. 7% (χ2=83. 73,P<0. 01)。1. 2方法各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测试队,由经过培训的学校卫生专业人员担任调查员,统一按《中国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研细则》规定的步骤、方法实施。在教育部门和各院校密切配合下,组织学生以班为单位,在知情同意基础上匿名填写问卷。问卷统一发放,限时统一收回,学生独立完成。合计回收有效问卷33 653份(男生15 765份,女生17 888份)。有鉴于性问题的特殊敏感性,对相关问题无应答者亦视为有效问卷。指标分别来自下列6个问题:“过去12个月里是否看过色情书籍/音像制品”;“曾与几人发生过性行为”;“最近一次性行为时你或对方是否使用安全套”;“是否被迫(非自愿)发生过性行为”;“曾否怀孕或使她人怀孕”。采用χ2检验和χ2趋势检验分析不同年级、性别及地区间差异,用Logistic回归分析比较多个百分率之间的两两差异。2结果2. 1不同性别-年级大学生性及性相关行为发生情况表1显示, 25. 9%的大学生报告曾看过色情书籍、音像制品(电影、录像、VCD、图片等),男生显著高于女生(χ2=6 013. 0,P<0. 01),报告率随年级增加而上升(χ2趋势=435. 5,P<0. 01)。9. 9%的大学生报告有过性行为,男、女生分别为14. 8%和5. 6%,男生高于女生(χ2=762. 3,P<0. 01),随年级增加而上升趋势明显(χ2趋势=357. 4,P<0. 01)。报告有过性行为的大学生中, 37. 7%曾与2人以上发生性关系,男生(41. 7% )显著高于女生(28. 5% )(χ2=48. 3,P<0. 01)。14. 5%报告曾被迫发生过性行为,男生显著低于女生(χ2=18. 8,P<0. 01)。49. 4%报告在最近一次性行为时使用了安全套,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 8,P>0. 05);但大四年级女生最近一次性行为使用安全套报告率显著高于男生(χ2=6. 27,P<0. 05)。19. 2%报告曾意外怀孕或致她人怀孕,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 5,P>0. 05)。2. 2不同地区大学生性与性相关行为现况分析表2显示,西部地区学生发生性行为报告率显著高于东、中部学生(χ2值分别为114. 1, 57. 5,P值均<0. 01),意外怀孕报告率也明显高于东部学生(χ2=9. 76,P<0. 01)。不同地区男生观看色情书籍/音像制品、性伴侣2人及以上、被迫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相反,西部地区女生观看色情书籍/音像制品(χ2值分别为24. 2, 31. 3,P值均<0. 01)报告率均明显高于东、中部学生。3讨论我国10~24岁青少年约占总人口1/4[6]。近20 a来,伴随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西方文化的渗透,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是人们在性观念、性态度方面的变化,加之青少年“性等待期”延长(性发育明显提前,而结婚年龄却伴随其社会期望值的提升而不断延后)[7]等主、客观因素,使我国青少年危险性行为发生率显著增加,其严重性也愈来愈受到关注。本研究发现,我国大学男生曾看过色情书籍、音像制品的报告率远高于女生,提示男生对性知识的需求更强烈,更主动地利用各种渠道去了解性并更积极地去尝试,所以发生性行为的比例也更高。调查发现,大一学生看色情书籍/音像制品报告率较低,提示对该阶段学生进行性健康教育,有助于他们及早获得科学、正确的性知识,从而对色情读物产生一定免疫力。2005年WHO报告的有关全球人类生殖健康的六大现状指出,每年有8 700万女性意外怀孕, 50%意外怀孕妇女(约4 600万)选择堕胎,其中有1 800万是非安全性堕胎。不同国家、不同阶层妇女在生殖健康服务的可获得性、安全性上存在巨大的“不公平”现象。其中, 85%的非意愿性分娩、95%的婴儿死亡、99%的孕产妇死亡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不但严重危害妇女儿童健康,而且阻碍整个社会的发展[2]。这也是本次全国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查将大学生性与性相关行为列为重点内容,而且将所谓的“危险性行为”明确指向那些“易导致性传播性疾病和意外妊娠的行为”的理由所在。换言之,根据我国青少年的性行为现状,加紧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干预策略和措施,本身就是对改善人类生殖健康状况做出的贡献[3]。本研究是我国首次针对普通大学生人群进行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性与性相关行为的调查。该群体总的性行为报告率为9. 9%。但是,在那些报告有过性行为的大学生中, 1/3以上曾与2人以上发生过性关系;在报告曾有性行为的大学生中仅有不足50%在最近一次性行为时使用了安全套。可见尽管目前我国大学生中性行为的发生率并不高,但其较高的不安全性却引人关注。女生多性伴关系报告率低于男生,提示她们对性伴侣的态度比男生更专一。女生被迫性行为报告率显著高于男生,提示她们在性关系中仍处于弱势地位,更易屈从他人的性要求。被迫性行为大多在无保护状态下发生,极易引发性传播性疾病蔓延和出现意外妊娠。女生比男生更有使用安全套的意识;年级越高,性行为中安全套的使用率越高,提示伴随年龄增长,大学生自我保护意识显著增强。不过,总体而言,我国大学生的安全套使用率仍低于美国青少年(2001年为57. 9%,2005年为62. 8%, 2007年为61. 5% )[8-11]。目前,我国很多地区都在大学中开展了性教育,但其强度和针对性是远远不够的。对不同年级大学生应采取不同的性教育内容:低年级学生应侧重性知识、性态度教育,指导他们如何进行正当的异性交往;高年级学生则需提供技能为主的教育、培训,如怎样以正确方式拒绝他人的性要求,如何控制自己的性冲动等。对大学生性及性相关行为的地区间比较发现,西部地区学生的性行为报告率明显高于东、中部,但安全套的使用率却没有跟上,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意外妊娠的报告率较高。本研究受方法(问卷)限制,无法深入比较导致不同地区群体性行为差异的原因,但无疑对健康教育基础相对薄弱的西部群体(尤其女大学生)的性健康教育和保护性干预应倾注更多的关注。4参考文献[1]符玉良.国际卫生新概念:生殖健康.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1999, 15(1): 18-19.[2]WHO. The world health report 2005: Make every mother and childcount. Geneva: WorldHealth Organization, 2005.[3]WHO.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Draftglobal strategy. Geneva: WorldHealth Organization, 2007.[4]WELLINGS K, COLLUMBIEN M, SLAYMAKER E, et Sexualbehavior in context: A global perspective. Lancet, 2006, 368(11):1 706-1 728.[5]季成叶,主编. 2005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调查综合报告.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7.[6]UNICEF, UNAIDS andWHO. Young people andHIV/AIDS: Oppor-tunity in crisis. New York: UNICEF, 2002.[7]SANTELLI J, OTTMA, LYONM, Abstinence and abstinence-only education: A review ofUS policies and programs. JAdolHealth,2006, 38: 72-81.[8]GRUNBAUM JA, KANN L, KINCHEN S, Youth risk behaviorsurveillance: United States, 2001. J SchHealth, 2002, 72(8): 313-329.[9]GRUNBAUMr JA, KANN L, KINCHEN S, Youth risk behaviorsurveillance: United States. J SchHealth, 2004, 74(8): 307-324.[10] EATON DK, KANN L, KINCHE S, et 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illance: United States, 2005. J SchHealth, 2006, 76(7): 353-372.[11] EATON DK, KANN L, KINCHE S, et 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illance: United States, 2007. MMWR, 2008, 57(4): 1-131.
大学生性道德，是指维系和调整大学生男女两性关系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性道德是社会道德渗透在两性生活方面的行为规范，调节人们生理机能与社会文明之间的矛盾，是人们性行为的标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大学生性道德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当代大学生“性道德”缺失问题之我见》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不断解放以及大学生结婚禁令的解除，我国在校大学生在性道德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如婚前性行为、性关系混乱、未婚先孕等无视性道德的现象。为此，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大学生性道德教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关键词：大学生 性道德 教育
所谓性道德，就是人类生活所特有的，由物质生活和经济生活所决定的，维系人类延续和发展，且依靠人们内心对性的信念和社会手段，并以善恶来评价的性意识、性行为和性原则规范的总和。性道德是社会道德渗透在两性生活方面的行为规范，调节人们生理机能与社会文明之间的矛盾，是人们性行为的标准，也是衡量人类两性关系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大学生性道德，是指维系和调整大学生男女两性关系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一、当代大学生性道德缺失现状
依据“中国大学生生活现状系列调查：性开放弥漫大学校园”资料反映：当今性话题已成为大学生之间公开谈论的话题，再也不是从前那个象牙塔里的大学生“谈性色变”的状态了，已有近半数的大学生赞成婚前性行为。前不久，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一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每年人工流产多达1300万人次，位居世界第一，其中25岁以下女性占一半以上，大学生成为人流“主力军”。
从理论上讲，爱情是男女获得特别强烈的肉体和精神享受的包含有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复合感情，是性爱和情爱的统一，其价值目标应该是指向婚姻。而当代大学生通常将情爱与性爱两者分离开，使性失去了理性的指导，从而回归到动物式的性需求上。一些学生存在“爱的唯一证明就是发生性行为”等错误想法，认为只要双方都愿意就不应受到道德的谴责。更严重的情况是有些大学生漠视性责任，认为与其在对爱人付出感情时得不到回报或在恋爱中受到严重伤害，还不如不谈感情直接发生性行为来的直接。此外，有些男同学会直接选择提供性服务的女性来释放自己的性欲望。也有个别女大学生直接将自己的身体当成赚钱的工具。这看似是个人“私”事，但其实是缺乏性道德缺失的表现。
二、当代大学生性道德观偏差的原因
(一) 社会因素
随着中西方的沟通、交流的日频繁，大量的负面、消极的西方“性自由”、“性解放”、“拜金主义”思想通过各种文化传播途径传入我国，对人们尤其是作为青年主体的大学生的性道德观念产生不良的影响。以纯洁爱情为前提的性被单纯的性欲及金钱所吞噬。社会环境的改变是引发大学生性道德缺失的重要诱因。
(二) 学校因素
性道德教育本应是学校进行学生素质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工作者理应对受教育者进行科学、全面、细致的性道德教育，并加强性生理、性心理、性伦理、性法理等综合知识的传授，使得最终达到对大众普及性知识的效果。但目前我国教育体系中，性道德教育处于缺失状态。学生接受不到学校的正确的引导，就会受到非正规渠道中错误思想特别是网络这一“新媒体”带来的“黄色文化”的侵蚀，以致学生出现性生理困惑、性心理失衡、性道德缺失、性观念偏执、性伦理混乱和性行为失范等现象。尽管现在有些学校对于这一问题已经有所意识并采用了一定的措施加以改进，但由于缺乏系统化规范化的措施，其势力结果并不理想。
(三) 家庭因素
在我国众多的传统家庭中，性道德教育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父母双方都非常忌讳与自己的孩子谈论“性”这一敏感话题，他们本身也受到自己前辈传统观念的影响，仍然处于性观念保守、性知识匮乏的状态。这将导致其在面对孩子的性问题上出现消极躲避、强横干预、担忧焦虑等严重情况。孩子在家庭中缺乏行之有效的正确性引导，是导致孩子出现性道德缺失的直接原因。
(四) 同辈因素
同辈群体又称同龄群体，是由一些年龄、兴趣、爱好、态度、价值观、社会地位等方面较为接近的人所组成的一种非正式初级群体。同辈群体在青年中普遍存在，他们交往频繁，时常聚集，彼此间有着很大的影响，容易产生较高的心理认同感，最终获得心理归属和价值认同。同辈群体提供了个体间交流各种社会信息、看法的平台。在纷繁复杂的同辈群体环境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性观念开放的大潮中逐渐迷失方向，失去自我，自身性价值观偏离正轨，被身边刮起的婚前性行为风潮所吞没。
(五) 自身因素
大学生正处于性生理与性心理高速发展期。一方面是由于生理需求急于寻找释放的途径和渠道，另一方面是本身就对“性”充满着好奇心态，都想要去摸索、尝试一下。因而导致一部分大学生缺乏心理约束力、自制力而陷入性道德的误区，进一步催生了青年性行为的泛滥。
正处于性道德形成的重要时期的大学生，容易受到外界众多不良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使得自身是非分辨能力极具下降。在处理两性关系时，就会出现性道德缺失、性自律力减弱，自主意识力、自我满足感增强，无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大胆、高调实施“越轨”行为。
三、加强当代大学生性道德教育的对策
(一)增强“性”环境净化是提升性道德教育的坚实基础和可靠保障
当代大学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社会中失范行为的侵蚀，网络色情文化泛滥的摧残，导致其性观念、性意识、性道德出现严重畸形、缺失的。因此，相关部门应给予高度重视和特别关注，严厉打击色情、黄色文化，实施综合治理，联合社会各界组织协力净化社会风气，坚决杜绝黑暗势力的不良侵害，防止危险隐患的产生。让全社会一同用心倾听、用爱浇灌、用情播撒，使祖国的花朵拥有一片健康、纯洁、幸福的天地。
(二)注重校园文化建设是提高性道德教育的实效途径
校园文化是学校所特有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其中最能体现校园文化本质内容的是校园风气或校园精神。加强校园文化提高性道德教育的实效性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注重学校周围环境的整改和监察。相关管理部门应将打击力度着重放在高校周围的“日租房”、“钟点房”等大大小小的宾馆、旅店。采取行之有效的各项举措，提高学生生活环境质量，营造健康、舒适的文化环境氛围。第二，健全学生公寓管理制度。寝室文化、同辈群体之间的思想交流在学生日常生活中起着不容小视的作用。因此高校应严格实施相关管理制度，深入贯彻落实各项规定和条例，严禁异性留宿，将寝室文化建设作为性道德教育的重要平台之一。第三，搭建校园网上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可以起到很好疏通、缓解心理压力的作用，可以科学地、全面地解决学生的性心理问题。在加之有新媒体网络的力量支持，学生可以在网上进行相关心理咨询，这样更能有效的促进其身心健康的发展。
(三)加强社会、学校、家庭、自身合力教育是改善性道德缺失的关键环节
社会、学校、家庭应通力协作，发挥合力作用，开展丰富多样的性道德教育活动，采用多层次、全方位、多形式、宽领域、多渠道、立体化的综合模式，加强性科学的普及和宣传教育。利用媒体的传播力量，通过刊物、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途径进行积极正面引导，为大学生创造一个全面接受性道德教育的新环境，使性道德知识对广大学生达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此外，高校应着力培养高素质、综合型师资队伍，增设专业选修课、系列专题讲座，增加人际交往能力、恋爱法则规范、生活技能技巧等知识的传授，让大学生意识到婚前性行为、同居、性犯罪等不健康性行为的危害，并使其学会如何进行真正的恋爱、如何规范两性交往礼仪，如何提升两性交往文明素养、如何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以及如何在发生性关系后正确、有效的处理和应对等。
加强大学生性道德教育，端正态度，明确责任，找准着力点，增强实效性，将其纳入高校素质教育综合体系之中，构建性生理、性心理、性伦理、性法理有机结合的全方位多层次性教育机制，提升受教育者主体意识，发挥社会、学校、家庭、同辈等综合文化环境的合力优势。
青年是未来社会建设的主力军、接班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布局的新形势下，只有认真探索性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激发个体积极、广泛参与性教育活动的自觉性，才能使性道德教育取得良好实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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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民网-生命时报
[4] 贾晓明. 大学生心理健康[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90
作者简介：梁艳(1987-)，女，汉族，山西省长治市出生，遵义医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王国桢(1971-)，男，汉族，贵州省麻江县出生，遵义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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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写一下恋爱的利与弊
性行为是一种具有后果的行为，本身带有一种责任和互相给与。但是青少年在心理上和社会上尚未成熟，还没有能力承担性行为可能带来的责任和义务。因此，过早性行为可使青少年产生紧张、忧虑、较大的情绪波动及沉重的精神负担，如犯罪感、负疚感；过早性行为还有感染性传播性疾病及艾滋病的危险；另外，过早性体验也可影响成年配偶的选择，可给婚后的家庭生活带来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