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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起舞蹈技巧，有些人认为这应该是搞古典舞的人去研究的课题，与民间舞无关，因而不屑一谈；有些人则认为中国民间舞的技巧等同于中国古典舞技术技巧，无外乎那一套“跳转翻腾”，因而不值一谈。这两种说法让我感到有些尴尬，同时也激发了我的思索欲望。作为一名从事中国舞教育的人，我觉得有必要将关于民间舞技巧的一些问题弄清楚，谈明白。一、中国民间舞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技巧我们可以从中国民间舞的根源——各民族原生态，民间舞蹈来分析和寻找答案。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间舞蹈，每个民族的民间舞蹈又都有自己独特的舞蹈技巧。在此，我不做全面地分析和介绍，只想着重地分析一下已被舞蹈学院纳入必修教材的汉、藏、蒙、维、朝五大民族的原生态民间舞中的技艺性舞蹈。1.汉族自古以来，汉族各种民间舞蹈多是在新年、祭祖、庙会、迎神庙会中表演的。表演者在斗妙争能中，各出新招，以博得称赞。汉族民间舞蹈正是在这种技艺求精中不断发展的。(1)安徽花鼓灯。花鼓灯中的“盘鼓”部分，就是最富特色的技巧表演部分。它分为上盘鼓、中盘鼓、地盘鼓。上盘鼓是兰花在鼓架子肩上或腰部搭摆成各种姿态的技巧表演。中盘鼓是兰花在鼓架子腰部、腿上、手上的双人武功表演。地盘鼓是鼓架子单人表演技巧，如“燕子三抄水”、“倒爬城”、“满地抓”、“豚跳”等。艺人们在展现技巧的同时又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和专长。他们常常在变幻莫测的拐弯和罕见的技巧中，洋溢着过人的才华和能力。例如怀远的石敬礼(艺名“石猴子”、洪云艺名“小水子”)、凤台的武佩轩(艺名“气死猴”)，从他们的艺名就可以看出他们技巧之精湛和身手之矫健。(2)山东鼓子秧歌。鼓子秧歌自古就有文场与武场之分，武场正是“鼓”、“棒”、“伞”大显舞技的部分。舞者在跑动时步大身低，落脚生根，蹬脚扬尘，坚实有力；跳跃时则强调干拔与上窜，犹如“旱地拔葱”。如果不能熟练地掌握道具技巧，不能掌握各种蹲、踢、跳、转技巧，那么鼓子秧歌的稳健潇洒、淳朴刚劲的风格就很难体现。鼓子秧歌的发源地——鲁北地区的惠民和商河，都靠近河北的武术之乡沧县和杂技之乡吴桥。武术与杂技的影响，极大地丰富了鼓子和秧歌的技艺表演。(3)还有诸如安塞腰鼓、广东英歌、湖南花鼓、辽南高跷、东北秧歌等汉族民间舞蹈都是技艺性很强的舞蹈。2.藏族藏族舞蹈中的热巴，是技巧性很强的舞蹈，在民间是由世袭的流浪艺人表演的。其中铃鼓舞是主要的表演部分。男艺人手持牦牛尾和铃铛，女艺人右手持单柄手鼓，左手持长鼓槌击打。开始时，男女一起表演，男纵跳挥铃，女旋转击鼓。当跳到气氛热烈时，就拉开场小进行技巧表演。先是女演员集体表演鼓技，有“顶鼓旋转”、“缠头击鼓”、“扭腰打点”等技巧动作。表演完鼓技之后，鼓队散开站立一旁，由男演员上场，在鼓声伴奏下一个接一个应声呼叫，抖肩起“法儿”，各自表演不同的技巧动作，有“单腿跨转”、“躺身平转”、“躺身蹦子”、“踢腿跨脖”、“兔子跳”等。另外还要表演一些小玩意儿，如“滚毛”、“抡背”等。铃鼓舞有很多套鼓点，每套鼓点均有一套各不相同的技巧动作。演员应场上鼓声而舞，腾跃飞舞，在快速倒脚步中结束。又如藏族民间舞蹈中的“卓“，也是一种靠技巧表演来抒发情感的舞蹈，跳起来粗犷奔放，气势磅礴。3.蒙族蒙族舞蹈中的太平鼓舞、盅碗舞、筷子舞都是技艺性很强的舞蹈。太平鼓舞多在丰年节日由妇女表演，分集体舞和单人舞两种表演形式。舞时，她们左手横握鼓柄，右手持一带穗木棍，边击边舞。身段动作一般比较夸张，基本舞姿多是以腰为轴心的仰俯、倾、侧，舞步奔放有力，富有弹性，杂有跳转等技巧，技艺娴熟者可同时舞耍四、五面鼓，在身体不同部位盘绕回旋，带有竞技色彩。盅碗舞，亦称“打盅子”。过去由男艺人表演，本世纪20年代以后，盅碗舞多由女子表演，动作舒展流畅，柔美端庄，高潮时多做“板腰”、“旋腰”等技巧，技艺高超者，还头顶燃灯起舞。筷子舞多于喜庆欢宴的场合由男子单人表演。舞者原地单手或双手握一把筷子，随着腿部韧性屈伸，身体的左右晃摆，快而碎地抖动双肩，两臂松弛流畅地用筷子击打手、腰、腿等各个部位。舞者时而转身打地，时而蹲跳打脚，由慢转快，最后在快速表演的高潮中结束。4.维族盘子舞是维族舞中技术性很强，难度较大的一种舞蹈，盘子舞是表演性道具舞蹈“顶碗小碟舞”的俗称，通常是由女子单人表演。表演时舞者两手各持一小碟子，指挟手筷，和着音乐，边打边舞，边舞边转。并在头上顶着盛水的碗。另外，新疆多朗区的麦西来甫民间舞蹈中的旋转技巧可堪称一绝。快板部分由双人对转发展为竞技旋转，一时间各种跪转、空转、掖腿立转、平转纷纷登场，让人眼花缭乱，惊叹不已。5.朝鲜族象帽舞和长鼓舞都是朝鲜族舞蹈中富有特色且技艺性很强的舞蹈。舞者戴特别的头盔，上有可以旋绕的长缨，舞时摆动头部使长缨在头顶、身侧旋转和飞舞。技巧越高，头上的长缨就越长。舞者手中击打着小鼓，以“喜鹊步”跳跃前进，如腾空遥射，如冲锋向前，而头上的长缨不断旋绕。长鼓舞多为女性表演，后来男子也有表演。表演者身挎杖鼓，右手持竹键敲打高音部鼓面，左手掌拍低音部鼓面。高低音色的鼓声、花样繁多的鼓点相映成辉。表演进入高潮，常作行进性的连续旋转。技艺高超者，可转几十圈之多。综上所述，中国民间舞不仅有自己的技巧，而且其“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的技巧“资源” 从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原生态民间舞中的各种徒手动作技巧，一类是原生态民间舞中的各种道具性舞蹈技巧。这一点，从以上对汉、藏、蒙、维、朝五大民族富有特色的技艺性舞蹈的描述和分析中，便可见一斑。二、中国民间舞技巧与中国古典舞技巧之关系众所周知，中国古典舞的技巧是在借鉴了戏曲、武术和芭蕾等艺术门类的某些技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中国民间舞中的许多技艺性舞蹈也是吸收了武术、戏曲、杂技中的营养后发展形成的。尤其是汉族民间舞蹈中的许多徒手技巧动作，如飞脚、蹦子、旋子、扫蹚、扑虎、叠肩、赞步等等技巧，它们都是古典舞与民间舞所共有的。由此可见，中国古典舞与中国民间舞的技术技巧的根源是相同的，只是同源不同流而已。为什么人们总是习惯把这些技巧称为古典舞技巧呢?我想也许有着先入为主的原因吧。中国古典舞系的学科建设比中国民间舞系要早，而且也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技术训练体系。而中国民间舞系至今还没有完善自己的技术训练体系，在基本功训练上基本依赖古典舞基训教材。所以这些技巧就很自然地约定俗成地写上了古典舞的姓氏。其实这些技巧是很难从中界定其归属的，只能说它们都是我们的民族技巧。如果非要有所界定的话，那只有看其使用目的了。不应该是谁用的“早”就是谁的，而应该是谁用的“好”就是谁的，所谓用的“好”就是技巧的运用符合舞种的审美风格，符合舞蹈作品所表现的舞蹈内容和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三、中国民间舞技巧的定位高尔基曾经说过：“艺术家不掌握技巧，就是最丰富的感情也会陷于瘫痪。”他的这句话正说明了技巧的运用对艺术创作的重要性。技为艺而存在，而无技的艺却无法存在。技巧对于中国民间舞来说，同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民间舞中的技巧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更是体现民间舞风格的重要表情手段。中国民间舞这门风格性很强的舞蹈表演艺术，怎能不需要高超绝妙的技巧呢?在全国首届荷花杯舞蹈比赛中，由著名民族舞蹈家海里且木·斯迪克编导的《顶碗舞》，一举夺得了民间舞群舞项目的金奖。这个剧目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关键在于它巧妙地运用了维族原生态民间舞盘子舞中的顶碗技巧。女演员们在表演中头顶盛满清水的小碗，在优美而欢快的音乐中，从容流畅地移动舞步和变化队形，好似天山甜美的清泉流淌不息，好似草原繁花在风中飘荡。其高超绝妙的顶碗技巧和清新独特的艺术风格，一下子征服了在场的所有评委和观众。去年六月，我有幸观摩了来自西藏的大型乐舞《珠穆朗玛》，现在回想起其中的热巴鼓舞，仍会让我热血沸腾、兴奋不已。整个乐舞就是在女子热巴鼓舞和男子辫鼓舞表演时推向高潮的。女演员们的热巴鼓技巧简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不管是做顶鼓旋转，还是甩鼓旋转和击鼓翻身，都是那样的迅捷、利落、干净、漂亮，引得在场观众一阵阵赞叹和热烈鼓掌。男演员们的辫鼓舞跳得更有气势，更有一种野性美。他们甩辫击鼓、挥洒自如，节奏由慢至快，气氛极为热烈，正是精湛的鼓舞技艺加上浓郁的雪域风格所产生的强烈艺术感染力，让我们心醉神怡、激动振奋。上述两个舞蹈都是符合民间舞技巧定位的好作品。它们都是通过道具性舞蹈技巧的合理运用，体现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与文化内涵。四、中国民间舞技巧的发展趋向1.技巧风格化中国古典舞技巧追求能力素质的极限展示，而中国民间舞技巧追求的是审美风格的完美体现。古典舞中的技巧同身韵可以是各自独立的，而民间舞中的技术技巧是同舞蹈风格紧密相融、难以分开的。也就是说民间舞的技巧不是纯技巧，而是风格化的技巧。中国民间舞的技巧发展趋向，应该是风格化技巧的强化与发展。风格化技巧既包括民间舞蹈中的各种道具性舞蹈技巧，又包括各民族民间舞蹈中特有的旋转、跳跃、翻身等技巧。中国民间舞系副教授明文军在《由厦门班毕业课想到的》一文中，曾提出过将道具的运用往极限上发展而构成民间舞技巧的教学设想。实践证明，这种教学设想是科学的、可行的。我们的民间舞有许多极富特色的道具舞蹈形式，是可以去挖掘、研究和发展的。比如汉族的手绢、扇子、鼓、伞、棒；藏族的热巴鼓、辫鼓、背鼓；蒙族的筷子、盅碗；朝鲜族的长鼓、象帽等等。还有民间舞中的各类旋转，也是风格性很强的技巧。比如维族舞蹈中的各种跪转、夏克转、空转、平转，讲求快速、多姿、戛然静止，犹如鹰隼迎风回旋。而朝鲜族民间舞蹈中的旋转则讲求平稳，优雅，犹如仙鹤悠然自得。2.技巧情感化民间舞中的技巧是与渲泄生命情感和烘托场面气氛紧密结合的，是民间舞者内心激情的物化。如果没有情感的投入，再高难、再精湛的技巧形式在民间舞中也会变得苍白无力，毫无光彩。我曾经从电视录像中看过一些民间舞剧目，现在虽已记不起它们的名儿了。但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它们的“技巧性”都很强，表演中动则旋子3600，静则控腿1800……。但这些技巧成了游离于舞者情感和舞蹈风格之外的“无情之举”，因而毫无艺术感染力可言，反倒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对此而言，我比较欣赏的是云南省歌舞团创作的男子三人舞《小伙、四弦、马樱花》，其热情风趣、朴实无华的风格让人百看不厌、回味无穷。这个剧目也安排了诸如倒踢紫金冠、小翻、抢脸等一些技巧，但这些技巧是在演员们情感的自然流露中，是在舞蹈情绪的层层推进中恰到好处地完成的。这种情感化了的技巧，极大地丰富了舞者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舞蹈的艺术感染力。3.技巧艺术化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民间舞从广场向剧场的转化，民间舞技巧的功能已不仅限于渲泄情感和渲染气氛了，它将逐步向塑造舞蹈形象、表现人物心理、营造舞台意境的艺术化方向发展。有人说，杨丽萍表演的民间舞根本没什么技巧，为什么能获得大众的普遍喜爱和专家的如潮好评呢?其实仔细分析起来，杨丽萍那独特的动作语汇的运用就是民间舞的艺术化技巧的最高体现。《雀之灵》中的舞蹈造型与动态，已不同于广场原生态的傣族孔雀舞了。它通过艺术化地夸张与变形，将孔雀那高洁、超然的灵性进一步升华，创造出了一个似真似幻、虚虚实实的艺术仙境。正如于平教授所评价的那样：“《雀之灵》的过人之处，在于它以‘技’成‘形’却又不为‘技’和‘形’所累。当你在欣赏杨丽萍的《雀之灵》时根本发现不了技巧的痕迹，因为“杨丽萍是用‘技以求道’的生命意识在创造‘生之灵光’。在那翩跃翔舞的孔雀中，杨丽萍倾注了自己全部的人生感兴、人生悟觉、人生意趣和人生睿思，使这一舞蹈独白充溢着恬静的生命和谐感与坚毅的生命自信心。”因此，我认为民间舞技巧运用的最高境界就是将之艺术化，让技巧的全过程完全隐匿在舞蹈表演的情理、律动之中，而不“显山露水”，刻意为之。五、中国民间舞技巧的教与学中国民间舞系从1987年建系以来，一直在努力探索建立和完善自己的技术技巧训练体系，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绩。潘志涛教授在民间舞技巧课的建设方面，很早就提出了诸如“碎步”、“打腿”等一些民间舞基本功，本身就是技术技巧的思路，引导了民间舞技巧教材的开掘。明文军副教授则从分析民间舞蹈特有的道具性舞蹈技巧入手，从民间舞的审美风格出发，进而提出了民间舞技巧课应在突出民间舞的风格属性的基础上继承与创新的教学思路。所谓“继承”就是要对原生态民间舞蹈中的徒手动作技巧和道具性技巧进行科学而深入地挖掘和整理，并用于教学。所谓“创新”就是在符合民间舞审美风格的前提下，大胆借鉴其他舞种，其他艺术门类中的技巧形式，用“他山之石”来完善中国民间舞之“玉”。他将这一教学思路贯彻在厦门班的教学实验和教研工作中，并获得了成功。厦门班在民间舞技巧课方面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民间舞技术技巧教学大纲的整理与完成，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民间舞技术技巧教材在1995年初步完成之后，在教学模式上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通过四年的学习，我以为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种教学法：1.元素性技巧教学法元素，也就是基本要素。所谓元素性技巧教学，就是将民间舞蹈中的技巧部分提炼、分解成元素性技巧动作，然后进行强化训练。这种教学法的特点就是目的明确，任务单一。其目的就是夯基础，找要领，其任务就是解决学生的基本能力、素质。象各民族民间舞中的旋转技巧，就必须进行单一元素性训练，才能保证旋转完成的既有数量又有质量。如维族民间舞中的夏克转、跪转，鲜族民间舞中的垫步转、螺旋空转，蒙族民间舞的别步勒马转、海青式吸腿转等，都应进行单一性、重复性的元素训练。2.短句性技巧教学法短句是舞蹈语言中一个短小且精巧的完整句子。所谓短句性技巧教学，就是将民间舞蹈中的技巧动作同风格动作串连和组织起来，编排成连贯性的短句，以便学生进行反复训练。象民间舞中的诸多道具类技巧，就可以通过短句进行训练。如汉族民间舞东北秧歌的手绢花、广东英歌的英歌棒、鼓子秧歌的伞。又如藏族民间舞中的热巴鼓、蒙族民间舞中的筷子、维族民间舞中的盘子舞、鲜族民间舞中的长鼓。如果光是在原地进行单一元素性练习，就会显得过于枯燥、无趣，很难达到好的训练效果。如果用短句的形式进行训练，再配上一定的音乐伴奏，就可以激发起学生的训练激情，使学生在掌握技巧的同时又强化了风格。3.表演性技巧组合教学法所谓表演性技巧组合教学，就是将各类技巧融入表演性很强的组合中去进行训练。这类组合的编排，可从安排一些具体情节，也可以从情绪出发，给技巧的运用找到情感的依据。这种教学方法，可以把技巧、风格和表演能力的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技”中有“舞”，“技”中有“情”，从而达到训练和提高学生的综合表现力的教学目的。上述三种民间舞技巧教学法之间的关系是紧密联系，互相影响的。从元素技巧训练，到短句技巧训练，再到表演性组合技巧训练，其教学规律也是循序渐进的。六、结 论中国民间舞不仅有自己的技巧，而且其“资源”是丰富的，其“品质”是独特的。中国民间舞的技巧是由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的，一部分是原生态民间舞中的徒手动作技巧，另一部分是原生态民间舞中的道具舞蹈技巧，还有一部分是原生态民间舞蹈中没有的，但符合民间舞审美风格的创新技巧。中国民间舞的技巧是体现各民族舞蹈独特的艺术风格与文化内涵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国民间舞技巧应该向风格化、情感化、艺术化方向发展和强化。在中国民间舞技巧课的建设方面，我们应坚持贯彻“继承”与“创新”的教学思路。应该指出，中国民间舞系的技术技巧课已经初见成效，在它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还需要大家共同开展进一步地探讨和思索，需要大家的大胆实践和总结。以上是我对中国民间舞技巧这一课题的一些不成熟想法，但我觉得这些问题是值得一谈的。也许这些想法是粗浅的，幼稚的，可是我希望它们能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这些给你做为参考你看可以吗？
安徽花鼓灯。花鼓灯中的“盘鼓”部分，就是最富特色的技巧表演部分。它分为上盘鼓、中盘鼓、地盘鼓。上盘鼓是兰花在鼓架子肩上或腰部搭摆成各种姿态的技巧表演。中盘鼓是兰花在鼓架子腰部、腿上、手上的双人武功表演。地盘鼓是鼓架子单人表演技巧，如“燕子三抄水”、“倒爬城”、“满地抓”、“豚跳”等。艺人们在展现技巧的同时又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和专长。他们常常在变幻莫测的拐弯和罕见的技巧中，洋溢着过人的才华和能力。例如怀远的石敬礼(艺名“石猴子”、洪云艺名“小水子”)、凤台的武佩轩(艺名“气死猴”)，从他们的艺名就可以看出他们技巧之精湛和身手之矫健。
花鼓灯，是流行于淮河流域四省二十多个县、市，以舞蹈为主要构成部分的综合性艺术形式，它有舞、有歌、有锣鼓等打击乐演奏、有情节简单的小戏。它是中国九亿汉族人创造的最完整系统的民间歌舞艺术形式，是汉族最具代表性、典型性的民间舞蹈，它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系统的舞蹈语言体系，是世界上最能用肢体语言表达复杂情节和人物的民间舞蹈之一。自古至今，始终以华夏文明的主体形象出现，屹立在世界舞蹈文化的森林中。花鼓灯角色繁多，分工细致，主要演员有“腊花”(亦称、“兰花”)和“鼓架子”。女角色一般统称“腊花”，是演出的核心成员；男角色一般统称“鼓架子”。花鼓灯班子的艺术人员构成一般有锣鼓队、演员、灯头、灯混子。花鼓灯的演出分布“开场”、“上盘鼓”、“中盘鼓”、“地盘鼓”、对唱、后场小戏等几个部分。舞蹈是花鼓灯的主要构成部分，舞蹈中包括“大花场”、“小花场”、“盘鼓”。“大花场”的集体表演的情绪舞；“小花场”是“鼓架子”和“腊花”的双人或三人即兴表演的有人物、情节的小舞剧，是花鼓灯舞蹈的核心部分；“盘鼓”则是舞蹈、武术、技巧表演相结合又具有造型艺术特征的表演。歌唱部分统称灯歌，多在“大花场”、“小花场”中间由“鼓架子”和“腊花”对唱或独唱，可长可短，即兴性强。花鼓灯锣鼓是花鼓灯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场面锣鼓和灯场锣鼓，具有情绪热烈奔放，节奏形式多变，明快紧凑，感染力强等特点。场面锣鼓可独立存在，单独演奏；而灯场锣鼓则与花鼓灯的舞蹈和小戏表演融为一体，起伴奏和渲染情绪的作用。花鼓灯自明清以后，流行区域逐步扩展，形成了以安徽蚌埠、淮南、阜阳、毫州为中心，辐射淮河中游安徽、河南、山东、江苏四省二十多个县、市，出现了《游春》、《抢扇子》、《抢板凳》等节目，至20世纪30年代后，陆续出现了像冯国佩(艺名“小金莲”)、陈敬之(艺名“一条线”)、田振起(艺名“小银子”)、郑九如(艺名“小白鞋”)、常春利(艺名“老蛤蟆”)、石金礼(艺名“石猴子”)、杨再先(艺名“小红鞋”)、詹乐亭(艺名“盖九江”)、李兆业(艺名“猫春”)、万方启(艺名“万漏子”)等名家，形成了花鼓灯的兴盛。特别是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禹会区，淮南凤台县，阜阳颖上县，农民祖祖辈辈、男女老少都玩灯，乡乡村村都有灯班。当时在淮河中游每个乡镇至少都有2个以上的花鼓灯班子，有的达3、4个之多，形成了“千班锣鼓百班灯”盛况。但是，由于社会迅速变革，农村城市文化步伐加快和外来文化移入，花鼓灯生存环境急剧恶化，播布范围迅速萎缩，目前主要集中在安徽省蚌埠市所辖的怀远县、禹会区，淮南市所辖的凤台县等，真正保持花鼓灯原生形态的花鼓灯班子仅存4、5个，已临近消亡！
云南花灯戏源于民间花灯歌舞，是清末民初形成流行于云南的地方戏曲。在流行过程中因受各地语音、民歌小曲影响而形成不同演唱和表演风格。云南花灯戏有昆明花灯戏、玉溪花灯戏和姚安花灯戏三大支系，其中昆明花灯 保留明清小曲及明清剧目最多，伴奏乐器以胡琴为主；姚安花灯民歌色彩浓重，主要用笛子、梆子伴奏；玉溪花灯革新最早，所以被称为“新灯”，其剧目及演出形式受滇剧的影响较大。 云南花灯最初演出的是歌舞成分很重的花灯小戏，后受滇戏等大戏影响，花灯戏艺人在改进情节比较曲折复杂的云南花灯戏剧目时，也吸收相关曲调加以变化、拓展和翻新，创立了花灯戏新调。新编的灯调采用曲调连接的编曲方式，具有板腔音乐的某些特点，适合演出传统大戏。除此以外，云南花灯戏的曲调还有各种民歌小调，在整个剧种中占有重要地位。花灯戏演出很注重舞蹈，云南花灯舞蹈的基本特征是“崴”，民间有“无崴不成灯”的说法。“崴步”都有手部动作配合，手中的道具和扇子的“手中花”及“扇花”的种种变化是其具体表现。花灯戏中的歌舞有利于烘托情节和丰富人物性格。 云南花灯戏最繁荣的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此时不仅涌现了史宝凤、熊介臣、袁留安等一批著名花灯戏 演员，还出现了《探干妹》 、 《闹渡》 、 《刘成看菜》 、 《三访亲》等享誉云南戏曲舞台的剧目。熊介臣是最早把农村晒场演出的“簸箕灯”搬上舞台的前辈艺人之一，他擅演小生，以演《山伯访友》中的梁山伯、 《白蛇传》中的许仙闻名，表演具有浓郁的云南玉溪乡土风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花灯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54年云南省花灯剧团成立，整理、改编了一批传统剧目，并对花灯艺术形式进行了革新。1959年该团赴北京、上海、杭州等十余个城市。演出了现代剧《依莱汉》和传统剧目《探干妹》 、 《刘成看菜》 、 《闹渡》 、 《游春》等。国庆十周年时，云南花灯剧团曾三次到中南海、紫光阁演出。该团还曾出访缅甸和非洲一些国家，把花灯戏带给外国观众。
2000年来，各地的花灯戏都面临着与其他传统戏曲艺术同样的困境，剧场演出日益减少，剧团经费短缺，新剧目编排上演困难，年轻一代的编创演出人员后继乏人，急需采取措施对花灯戏这一地方特色剧种进行抢救、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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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明 个起子是不是？
湖南花鼓戏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它的保护和传承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文章在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梳理湖南花鼓戏的历史形成和发展脉络，分析湖南花鼓戏个体传承、学校传承和培训班传承的三种传承方式，反思传承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研究认为，湖南花鼓戏的传承和发展需要科学策划，紧贴时代主题与党政方针；精耕细作，创新融合湖南花鼓戏剧目；传承弘扬，赓续湖湘音乐文化血脉，实现湖南花鼓戏的可持续性发展。
荆州花鼓戏的历史源流缺乏文献记载。其起源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是在清道光年间的沔阳州，即现今的仙桃、天门、潜江一带。闹年的花鼓、采莲船、莲花落、敲碟子等民间歌舞与"一人唱，众人和"的薅草歌为主流的田歌和三棒鼓、渔鼓、道情等民间说唱，共同构成了荆州花鼓戏的源头。清道光年前，是为花鼓子的"田园时期"。田园，田地也。在江汉平原，乡人栽种、薅草都有歌。其中薅草歌是普遍流行的一种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特殊歌唱形式。薅草歌演唱内容丰富，曲牌也随之多变，除你接我唱外，多为一人唱，众人合。 "花鼓子"又叫"沿门花鼓"。"沿门"，乃乞讨的别称。有文载："穿街过市流浪苦，沿门乞生唱花鼓"。清道光年间，花鼓子从田园走出，成为初具戏剧形态的花鼓戏，谓之花鼓的"草台时期"。清人傅卓然的《茅江夜话》载："道光年间，戴家场有贺四郎组班唱戏，渔鼓简板伴奏，观者围坐，场无虚席，声誉卓著，乡人谓之平台花鼓。"咸丰、同治年间，"平台花鼓"发展成以"六根杆"搭就的较为宽大的舞台，演出形式虽仍为"锣鼓伴奏，人声帮和"，但此间花鼓已广泛融入民间礼仪活动之中，与三棒鼓、渔鼓、道情等民间说唱艺术媾通，而获得了"剧"的基因。 存文献记录的荆州花鼓戏四大主腔和二百余种小调，唱起来节奏明快，旋律优美，抒情叙事，饱含泥土的芳香。荆州花鼓戏击乐伴奏来自江汉平原的民间锣鼓，现存文献记载的传统击乐牌子有76个。 "草台时期"的荆州花鼓戏剧目逐渐丰富起来。从"单篇戏"发展成"对子戏"和有小生、小旦、小丑的"三小戏"。所演剧目内容多是反映婚姻爱情、家庭纠葛的生活小戏。此间，艺人组班演出由三五人发展到"七慌八忙九停当"的规模。 道光至咸丰、同治年间，沔阳州一带荆州花鼓戏演出活动异常活跃。乡村"五里三台"戏的繁荣，造就了一代花鼓名流。最具代表性的是汪春保、史旺、贺霞龄、黄二生的"四大门头"和陈文科的"北陈门头"。 新中国建立后，荆州花鼓戏得以新生。"借屋躲雨"而改唱楚剧的花鼓艺人，打出了"剧种回归"的旗帜，并得到了各地文化主管部门的关注和扶植。先后建立了天门、潜江、沔阳等第一批县级花鼓剧团。 1955年，荆州花鼓戏在继承与改革的道路上迈开了步伐。其重要标志是将"一唱众和，锣鼓帮腔"的传统演出模式改成了弦乐伴奏。 20世纪50年代，荆州花鼓戏趋于定型、成熟。两百多个传统剧目通过收集、选定和重定试演，在清除糟粕的同时，"摘花""带彩""咬碗"等"绝活"得到传承。沈山是荆州花鼓戏剧种的优秀代表。他的拿手剧目有《辞店》《访友》《兰桥》《绣荷包》《掐菜薹》等。1953年，沈山和杨笃清带着反映花鼓艺人穷苦生活的《打莲湘》，参加了新中国首届民间艺术汇演，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荆州花鼓戏舞台出现了一片洁净与美好。《双撇笋》《斩经堂》《三官堂》《春姑拾斧》《借牛》《拦花轿》等剧目，分别在湖北省和中南区文艺会演中获奖。这些成就奠定了荆州花鼓戏与湖北汉剧、楚剧齐名的基础地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县花鼓剧团曾被撤销建制，1970后才逐步恢复花鼓戏演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是荆州花鼓戏获得全面发展的时期。从演出内容到形式，从剧本到舞台，从音乐到舞美，出现了令人耳目一新和难以忘怀的艺术创造。 1980年，在花鼓舞台演进了近一个世纪的《站花墙》，经过重新整理，改名《花墙会》，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成彩色戏曲片。荆州花鼓先后有《家庭公案》等八台大戏八上北京，唱响首都舞台。其中，潜江花鼓剧团根据曹禺名著《原野》改编的荆州花鼓戏两上北京：1990年参加"曹禺从事戏剧活动65周年"祝贺演出，并唱进中南海；1996年将《原野》复排为《原野情仇》，进京为全国第六次文代会倾情演出。 这一时期，潜江花鼓剧团国家一级演员胡新中成长为荆州花鼓戏剧种的优秀代表。他主演的多个剧目频频获奖。这一时期，潜江市荆州花鼓剧团以其突出的创作演出成就，受到各方面关注。 1993年升格为湖北省实验荆州花鼓剧院。剧院演出的《原野情仇》突出歌、舞、剧三者的综合，创造出"似曾相识而别有新意"的艺术境界，给人全新的审美感受。该剧1995年获湖北省戏剧新作展演金奖，1997年获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和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1998年获中国文华新剧目奖。 潜江市荆州花鼓剧团，因戏与中国戏剧大师曹禺在北京"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因演曹禺名剧，磨砺出一个又一个有成就的演职员。剧团国家一级演员胡新中、李春华、孙世安因在《原野》中的成功表演，分别摘取第14届、第1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和第8届中国文华表演奖。
湖南花鼓戏源出于民歌，逐渐发展成为一旦一丑演唱的花鼓戏初级形式。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刊行的《浏阳县志》谈及当地元宵节玩龙灯情况时说：“又以童子装丑旦剧唱，金鼓喧阗，自初旬起至是夜止”。说明一旦一丑演唱的花鼓戏——地花鼓，最迟在清嘉庆年间已经形成。又据杨恩寿《坦园日记》清同治元年（1862），杨恩寿在湖南永兴观看的“花鼓词”（即花鼓戏）中，已有书生、书童、柳莺、柳莺婢四个角色，而且情节与表演都较生动，说明这时的花鼓戏不但已发展成“三小”（小旦、小丑、小生）戏，而且演出形式也具有一定规模。从声腔和剧目看，初期以民间小调和牌子曲演唱边歌边舞的生活小戏，如《打鸟》、《盘花》、《送表妹》、《看相》等。后来，“打锣腔”与“川调”传入，才逐渐出现故事性强的民间传说题材剧目。打锣腔主要剧目有《清风亭》、《芦林会》、《八百里洞庭》、《雪梅教子》等，川调主要剧目有《刘海戏蟾》、《鞭打芦花》、《张光达上寿》、《赶子上路》等。这样，便形成了艺术上比较完整的地方剧种。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各种表演艺术因素综合而成的。它的起源 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歌舞已有萌芽，在漫长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八百多年不断地丰富、更新与发展，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虽说它的渊源来自民间歌舞、说唱、滑稽戏三种不同艺术形式，但区别一个剧种所显示的最大的特色，首先仍表现在它来自不同声腔系统的音乐唱腔。这些音乐唱腔则是以所产生地区的语言、民歌、民间音乐为依据，并兼收其他地区音乐而产生的。各个剧种的剧中人物大部分由生、旦、净、末、丑等不同脸变化的角色行当充任。表演上着重运用以生活为基础提炼而成的程式性动作，和虚拟性的空间处理。讲究唱、念、做、打等艺术，表演运输和富裕舞蹈性，技术性很高，构成有区别其他戏剧而成为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其中，京剧（Beijing Opera)是我国的国粹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民族地区的戏曲剧种，约有三百六十多种，传统剧目数以万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出现许多改编的传统剧目，新编历史剧和表现现代生活题材的现代戏，都受广大观众热烈欢迎。比较流行著名的剧种有：京剧、昆曲、越剧、豫剧、湘剧、粤剧、秦腔、川剧、评剧、晋剧、汉剧、潮剧、闽剧、祁剧、河北梆子、安庆黄梅戏、湖南花鼓戏……等等五十多个剧种，尤以京剧流行最广，遍及全国，不受地区所限。中国古代戏剧因以“戏”和“曲”为主要因素，所以称做“戏曲”。中国戏曲主要包括宋元南戏、元明杂剧、传奇和明清传奇，也包括近代的京戏和其他地方戏的传统剧目在内，它是中国民族戏剧文化的通称。[编辑本段]戏曲的三大艺术特色综合性、虚拟性、程序性——（一）综合性 中国戏曲是一种高度综合的民族艺术。这种综合性不仅表现在它融汇各个艺术门类（诸如舞蹈、杂技等）而出以新意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它精湛涵厚的表演艺术上。各种不同的艺术因素与表演艺术紧密结合，通过演员的表演实现戏曲的全部功能。其中，唱、念、做、打在演员身上的有机构成，便是戏曲的综合性的最集中、最突出的体现。唱，指唱腔技法，讲求“字正腔圆”；念，即念白，是朗诵技法，要求严格，所谓“千斤话白四两唱”；做，指做功，是身段和表情技法；打，指表演中的武打动作，是在中国传统武术基础上形成的舞蹈化武术技巧组合。这四种表演技法有时相互衔接，有时相互交叉，构成方式视剧情需要而定，但都统一为综合整体，体现出和谐之美，充满着音乐精神（节奏感）。中国戏曲是以唱、念、做、打的综合表演为中心的富有形式美的戏剧形式。（二）虚拟性 虚拟是戏曲反映生活的基本手法。它是指以演员的表演，用一种变形的方式来比拟现实环境或对象，借以表现生活。中国戏曲的虚拟性首先表现为对舞台时间和空间处理的灵活性方面，所谓“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顷刻间千秋事业，方丈地万里江山”，“眨眼间数年光阴，寸柱香千秋万代”这就突破了西方戏剧的“三一律”与“第四堵墙”的局限。其次是在具体的舞台气氛调度和演员对某些生活动作的模拟方面，诸如刮风下雨，船行马步，穿针引线，等等，更集中、更鲜明地体现出戏曲虚拟性特色。戏曲脸谱也是一种虚拟方式。中国戏曲的虚拟性，既是戏曲舞台简陋、舞美技术落后的局限性带来的结果，也是而且主要是追求神似、以形写神的民族传统美学思想积淀的产物。这时一种美的创造。它极大地解放了作家、舞台艺术家的创造力和观众的艺术想象力，从而使戏曲的审美价值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三）程序性 程序是戏曲反映生活的表现形式。它是指对生活动作的规范化、舞蹈化表演并被重复使用。程式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生活，但它又是按照一定的规范对生活经过提炼、概括、美化而形成的。此中凝聚着古往今来艺术家们的心血，它又成为新一代演员进行艺术再创造的起点，因而戏曲表演艺术才得以代代相传。戏曲表演中的关门、推窗、上马、登舟、上楼，等等，皆有固定的格式。除了表演程式外，戏曲从剧本形式、角色行当、音乐唱腔、化妆服装等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的程式。优秀的艺术家能够突破程式的某些局限，创造出自己具有个性化的规范艺术。程式是一种美的典范。[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和形成起源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祭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元杂剧元杂剧是在民间戏曲肥沃土壤上，继承和发展前代各种文学艺术的成就，经过教坊、行院、伶人、乐师及“书会”人才的共同努力，而改进和创造出来的综合性舞台艺术。在形上，元杂剧用北曲四大套数安排故事情节，不连贯处，则用楔子结合，形成了一本四折一楔的通常格式（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元杂剧中独有的长篇，共写了五本二十一折），每折用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组成套曲，必要时另加“楔子”。结尾用两句、四句或八句诗句概括全剧的内容，叫“题目正名”。每折包括曲词、说白（宾白）和科（科泛）三部分。曲词是按导师情需要的曲牌填写的文字，也叫曲文、唱词或歌词。其作用是叙述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性格。全部曲词都押同一韵脚。说白是用说话形式表达剧情或交代人物关系的一种艺术手段，分对白（角色之间的对话）、独白（角色独自抒发个人感情和愿望的话）和旁白（角色背着台上其他剧中人对观众说的话）、带白（插在曲词中的说白）等。科是动作、表情等。一本剧通常由正末或正旦一人来唱，其它脚色有白无唱。正末主唱的称“末本”，正旦主唱的称“旦本”。角色：末：男角。元杂剧中的正末是剧中的男性主角。生：除了大花脸以及丑角以外的男性角色的统称。老生（须生）、小生、武生、娃娃生。旦：扮演女性人物。正旦（剧中女主角）、小旦、搽旦，正旦，花旦，闺门旦，武旦，老旦，彩旦。净：俗称“花脸”“花面”，大都扮演性格或相貌上有特异之点的男性人物。如《窦娥冤》中的公人（官府差役）即属净。丑：扮演喜剧的角色，又称“三花脸”或“小花脸”多扮演性格诙谐的人物，有文丑和武丑之分。外：元杂剧中有外末、外旦、外净等，是末、旦、净等行当的次要角色。监斩官——外末。杂：又称“杂当”。扮演老妇人的角色名。如：蔡婆婆。作家元杂剧作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创作的剧本至少在五六百种以上，保留到现在的也还有一百五十多种。这些作品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生活的面貌，其中有许多优秀作品，已成为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例如关汉卿的《窦娥冤》通过描写一个善良无辜的童养媳窦娥的悲惨遭遇，反映了高利贷者的残酷剥削、地痞流氓的敲诈勒索和贪官污吏的徇私枉法，深刻地揭露了元朝社会的黑暗现实，歌颂了被压迫者感天动地的坚强意志和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马致远的《汉宫秋》，借助历史题材，通过描写王昭君为国献身、毛延寿卖国救荣和王公大臣的腐败无能，对元代的民族压迫进行无情地揭露，对当时的统治者给予辛辣的嘲讽。王实甫的《西厢记》，描写了封建社会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从“惊艳”、“联吟”到“赖婚”，充分表现了崔莺莺对爱情的渴望。但她出身于名门望，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和束缚，因此，又有“闹简”、“赖简”等曲折和反复。在“听琴”、“佳期”、“长亭”几折戏中她终于走上了叛逆的道路，为作品增添了浓厚的喜剧色彩。全剧以争取婚姻自主与恪守“父母之命”的矛盾为主线，以崔莺莺、张珙和红娘三人之间的误会和冲突为副线，互相交织，有节奏地展开，时张时弛，时动时静，时喜时悲，时聚时散，挥洒自如，色彩斑斓。它那“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题思想和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都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能给人以强烈的感染，深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窦娥冤》；郑光祖——《倩女离魂》；白朴——《梧桐雨》；马致远——《汉宫秋》；传说相传，清朝初年的北京有四大剧种，即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据嘉庆八年的记载：“有明肇始昆腔，洋洋盈耳，而弋阳、梆子、琴、柳各腔，南北繁会，笙磬同音，歌舞升平，伶工荟萃，莫感于京华。”也说明了当时这一历史盛况。其中所谓南昆即流行于江南昆山一带的昆山腔；北弋指南戏与北曲结合，产生于江西弋阳地区的弋阳腔，即流传到北方形成的高腔，也就是当时盛行于京城的京腔；东柳即流行于山东的柳子腔；西梆自然是我国西北广为流传的梆子腔，也就是秦腔。说明了东西南北四方艺人汇集北京的盛况。从当前来看，以上四大声腔已远远超出了自己的原有范围，有的早已遍及全国许多省份，弋阳腔(即高腔)更是在安徽、浙江、江苏、湖南、湖北、福建、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河北广为流传，因此有关人士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科学，但是这种历史形成的说法还是客观地反映了历史事实。从当前戏曲剧种的分布来看，昆剧在上海、南京、浙江、湖南还是有相当的观众基础。弋阳腔不但在北方扎根，从乾隆年间，在京师“六大名班，九城轮转”，而且对京剧以及一些北方剧种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影响，就是在江南一带的流传也主要是在许多北方语系的地区。柳子腔(包括受其影响的柳琴戏)虽然流行于河南、苏北、冀南、皖北等地，但是它重要的活动还是山东的曲阜、泰安、临沂。秦腔(即山陕梆子)以及由其发展而来的山西、河南、河北等各地的梆子腔尽管至今在北方盛行，然而我们在甘肃、宁夏、陕西等地看到的秦腔却有着更深厚、更古老的根基和更广泛的观众群，所以说“南昆、北弋、东柳、西梆”的说法是有历史根据的。[编辑本段]全国戏曲的种类彩调剧 藏剧 潮剧 楚剧 凤阳花鼓戏 广东汉剧 桂剧 汉剧 黄梅戏 徽剧 荆州花鼓戏 柳子戏 吕剧 山东梆子 绍剧 四川曲剧 甬剧 云南花灯 壮剧 越剧 粤剧 越调 豫剧 宜黄戏 扬剧 新疆曲子剧 湘剧 锡剧 婺剧 碗碗腔 天津文明戏 苏剧 曲剧 琼剧 青海平弦戏 秦腔 黔剧 祁剧 蒲剧 莆仙戏 评剧 瓯剧 闽剧 陇剧 龙江剧 辽南戏 昆剧 梨园戏 京剧 晋剧 吉剧 黄龙戏 淮剧 滑稽戏 花儿剧 沪剧 河北梆子 赣剧 二人转 二人台 川剧 北方昆曲 新城戏[编辑本段]声腔剧种京剧、豫剧、评剧、越剧、河北梆子、河北乱弹、石家庄丝弦、深泽坠剧、安国老调、保定老调、保定上四调、保定皮影、保定贤寓调、保定碰板调、十不闲莲花落、固义傩戏、海兴南锣、北方昆曲、定州秧歌戏、蔚州梆子、高腔、唐剧、唐山皮影、冀南皮影戏、张家口赛戏、临漳西狄邱落子、西路蹦蹦、莲花落子、河间南辛庄木偶戏、新颖调、涿州横歧调、武安平调、张家口东路二人台、哈哈腔、保定诗赋弦、邢台弦子腔、邢台坠子戏、邢台淮调、邢台西调、肃宁武术戏、怀安软秧歌、肥乡罗戏、四股弦、二黄、二人台、上党二黄、上党梆子、山西梆子、山东梆子、莱芜梆子、枣梆子、宛梆、二夹弦、柳子戏、五音戏、川剧、三角戏、义乌腔、弋阳腔、广东汉剧、云南壮剧、云南花灯戏、丹剧、木偶剧、巴陵戏、五音戏、文南词、中路梆子、内蒙大秧歌、凤台小戏、永济道情戏、白剧、白字戏、北昆、北京曲剧、北路梆子、皮黄、皮影戏、龙江剧、龙岩杂戏、东河戏、东路梆子、汉剧、宁河戏、乐平腔、正字戏、四平腔、四股弦、右词南剑调、西皮、西秦腔、西路花鼓、西调、西路评剧、壮剧、壮族沙剧、芗剧、吉剧、吕剧、竹马戏、庐剧、吹腔、乱弹、沪剧、苏剧、甬剧、祁剧、辰河戏、余姚腔、词明戏、含弓戏、阿宫腔、灵邱罗罗腔、河南越调、河南道情、河南曲剧、京腔、青阳腔、青海平弦戏、武安落子、杭剧、扬剧、昆腔、陇剧、茂腔、绍剧、瓯剧、侗戏、宜黄戏、采茶戏、泗州戏、弦索腔、耍孩儿戏、陕西老腔、柳腔、柳琴戏、闽剧、闽西汉剧、南剧、姚剧、临剧、哈哈腔、胡琴腔、荆河戏、浑源罗罗、贵州花灯剧、高腔、高山剧、高拔子、高甲戏、高调梆子、唐剧、桂剧、秦腔、晋剧、邕剧、莆仙戏、海盐腔、海门山歌剧、海城喇叭戏、莱芜梆子、壶关秧歌、淮剧、淮红剧、黄梅戏、黄龙戏、黄孝花鼓、清戏、清音戏、粤剧、婺剧、楚剧、推剧、梨园戏、梆子腔、章丘梆子、铙鼓杂戏、湘剧、湘西苗剧、傣剧、琼剧、丝弦戏、滑稽戏、皖南花鼓戏、湖南花鼓戏、蒲剧、蒲州梆子、雷剧、锡剧、滇剧、蒙古剧、碗碗腔、瑞河戏、新疆曲子戏、赛戏、歌仔戏、僮子戏、蔚县秧歌、漫瀚剧、潮剧、徽剧、影子腔、黔剧、襄阳剧、襄武秧歌、藏剧、赣剧、彝剧。 元剧柳琴戏[编辑本段]戏剧名词九宫、入破、卜儿、十三调、二花脸、刀马旦、人物造型、大曲、大面、大遍、小末、小旦、小戏、小生、小花脸、三部曲、三花脸、三小戏、才人、广播剧、引子、引戏、文场、文工团、文明戏、元曲、元杂剧、云手、云韶府、丑、介、队舞、六幺、幺篇、宫调、水袖、化妆、反
可以参考下面：1.论业余足球中个人能力的培养2.论足球传球技术的动作分析与实战应用3.论青少年足球运动的技术因素对其自身未来发展的影响4.论足球运动员的身体训练及其实战方法
1，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人是否适合踢足球。2，各大联赛之间风格对比分析。3，中国大学生足球的发展方向。4，论跑步方式决定球感问题。（先进的方式是用整个脚掌着地，落后的方式是前脚掌着地）5，从阵型的发展，看足球的发展趋势。
花灯是很好看的呀
花灯，又名灯笼。灯笼是亚洲的一种汉族传统民间工艺品，在古代，其主要作用是照明，由纸或者绢作为灯笼的外皮，骨架通常使用竹或木条制作，中间放上蜡烛或者灯泡，成为照明工具。在亚洲的庙宇中，灯笼是相当常见的物品。
渊源于明代或更早一些时候的民间“社火”活动中的花灯，流行于全省各地和四川、贵州个别地区。有关民间花灯歌舞的起源，以及由花灯歌舞发展成花灯剧的年代，目前尚无准确资料予以证实。根据已有文献，明中叶即公元1454年前后，云南杨林人兰止庵曾写过《性天风月通玄记》传奇；清初（1657年）云南人何蔚文写过五个传奇剧本。这是目前已知的云南最早的戏剧创作活动。清康熙年间（1701年）云南开始出现专业戏班，曾有四个戏班在昆明建立乐王庙。清乾隆年间（1746年）秦腔、石牌腔、楚腔、弋阳腔等传入云南。另据元谋花灯艺人张万育称，元谋花灯相传已有十三代。此外，在花灯的曲调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明清小曲，如挂枝儿、打枣竿等，都是流行与明万历以后直到清初的民间小曲。据此推算，作为一个剧种的花灯，早在明末清初就已具雏形。云南花灯在其发展历史上曾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老灯时期。辛亥革命前，流行于云南各地的花灯统称“老灯”。分花灯歌舞和花灯小戏两类。前者表演时载歌载舞，无故事情节，如各地的《拉花》、《团场》等；而后者则有简单的故事情节，但仍以歌舞为主，如《打鱼》、《乡城亲家》、《包二接姐姐》等剧目。 二、新灯时期。“新灯”即为经过革新后的玉溪花灯。辛亥革命后，云南在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玉溪地处云南中部，临近昆明，交通便利，其农业、手工业、商业均较发达。辛亥革命所带来的自由之风使见多识广的玉溪人不再对原有的玉溪花灯感到满足，变革之风悄然兴起。花灯艺人们开始从滇剧和曲艺善书中移植、改编了一批剧目，如《蟒蛇记》、《金铃记》、《白扇记》等。在音乐上引进了[十杯酒]、[虞美人]、[昭通调]等曲调，并将[出门板]、[五里塘]等传统曲调改编成板腔体式。此外，还学习了滇剧的表演艺术和化妆，这一系列变革，使玉溪花鼓改变了其以往的以歌舞为主的表演形式，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舞台上。新式花灯的出现，受到广大观众尤其是城里观众的欢迎，很快影响到全省。 三、红军灯、救亡灯、学生灯。1936年，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经过云南姚安时，当地艺人编演了《洋人闹中华》、《抓兵曲》等小戏欢迎红军，时称“红军灯”。抗日战争爆发后，云南戏剧工作者王旦东和花灯艺人熊介臣等组成“云南农民救亡灯剧社”到昆明、玉溪、普宁、通海和广东曲江等地演出。他们以玉溪花灯曲调为基础，编演了《抗战十二花》、《抗战十二将》等花灯调和《张小二从军》、《枪毙罗小云》、《汉奸暴》、《新投军别窑》、《茶山杀敌》等花灯戏。这些剧目均有文学剧本，改变了原花灯剧目的“提纲戏”状况。他们还将《义勇军进行曲》的音调引进花灯音乐，创作出一支新的花灯调--复仇调。解放战争期间，在昆明学生运动中和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中，曾编演过《农村一家》、《血海深仇》等新剧目，时称“学生灯”。 四、“灯夹戏”时期。1938年，云南农民救亡灯剧团被迫解散，花灯艺人熊介臣在昆明、玉溪一带教灯、唱灯。1946年熊介臣在昆明庆云茶室连唱三天花灯，受到欢迎，该茶室随后改为花灯园子，成为云南第一个花灯剧场，从此形成固定的职业班社。为适应职业演出的需要，花灯艺人开始大量移植滇剧剧目，如《四下河南》、《滴水珠》、《朱砂痣》、《狸猫换太子》、《红灯记》、《纱灯记》等，同时进一步学习吸收滇剧的表演程式、服装道具、舞台装置等。这种以花灯曲调唱滇剧剧目的方式，时称“灯夹戏”。
花灯，又名"彩灯”“灯笼”，是中国传统农业时代的文化产物，兼具生活功能与艺术特色。花灯是汉民族数千年来重要的娱乐文化，它酬神娱人，既有“傩戏”酬神的功能，又有娱人娱乐的价值，是汉民族民间文化的瑰宝。花灯起源自汉武帝于农历正月十五日于皇宫设坛祭祀当时天神中最尊贵的太一神，由彻夜举行，必须终夜点灯照明，此为元宵节点灯的开端；在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土后，由于道教神仙术与佛教燃灯礼佛的虔诚互相结合，每到正月十五夜，城乡灯火通明，士族庶民，一律挂灯，形成一个中西合璧的独特习俗。元宵节是中国传统的灯节。每到这时，各式花灯高悬街头五彩缤纷。胜芳花灯多以亭台禽鱼虫花卉的题材制做。以染色纸缀以各色华丽细条制成，鲜艳夺目 花灯邮票。编辑本段起源花灯起源于汉代，盛于唐代，到了宋代遍及民间。中国历代花灯的制作十分讲究，品种繁多。如明朝画家唐寅有诗云：“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心玉，灯烧月下月如银，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不到芳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编辑本段历史传说隋朝传说隋朝炀帝时，元宵节期间赏灯活动热闹磙磙，夜夜笙歌，通宵达旦，张灯遂逐渐发展为元宵节的重要活动。 元宵节花灯唐朝治世因社会升平，经济富庶，花灯更是大放异彩，盛极一时，活动规模相当浩 大，观灯人潮万头攒动，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出外赏灯。玄宗时亦延续西汉弛禁制度，京师长安更在元宵节前后三夜取消宵禁，扩大实施“放夜”， 方便人民赏灯，唐以后花灯便成为元宵节的重要标志。 两宋时期国势虽然积弱，此项文化因得到皇室的大力倡行而益加发扬光大，使宋朝成为花灯发展的另一重要历史阶段。明清两朝赏灯热潮未减，坊间更出现灯市，贩售各种花灯，式样繁多，争相竞秀。 中国人元宵节迎花灯的习俗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全国各地种类繁多，灯式不一，各有流行。台湾花灯，俗称“鼓仔灯”，因早期制作时多形似锣鼓而得名，流行的种类有走马灯、骰子灯、圆灯、关刀灯等。由于闽南语“灯”与“丁”同音， 故一般将提灯、闹灯视为人丁旺盛的佳兆。台湾习俗中，妇女在元宵节穿梭于灯下 ，祈求来年得子（男）、添丁；在台湾北部桃竹苗客家庄里，男丁从农历正月十一日起到家庙挂灯，称为“起灯”；谐音“起丁”，为新生男丁入族的仪式之一，涵意深远流长。神话传说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一只 神鸟困为迷路而降落人间，却意外的被不知情的猎人给射死了。天帝知道 后十分震怒，就下令让天兵于正月十五日到人间放火，把人类通通烧死。天帝的女儿心地善良，不忍心看百姓无辜受难，就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这 个消息告诉了人们。众人听说了这个消息，有如头上响了一个焦雷,吓得 不知如何是好。过了好久好久，才有个老人家想出个法子，他说：“在正 月十四、十五、十六日这三天，每户人家都在家里挂起红灯笼、点爆竹、 放烟火。这样一来，天帝就会以为人们都被烧死了”。大家听了都点头称 是，便分头准备去了。到了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天兵往下一看，发觉人间 一片红光，以为是大火燃烧的火焰，就禀告天帝不用下凡放火了。人们就 这样保住了生命及财产。为了纪念这次的成功，从此每到正月十五，家家户户都悬挂灯笼，放烟火来纪念这个日子。编辑本段分类花灯通常分为吊灯、座灯、壁灯、提灯几大类，它是用竹木、绫绢、明球、玉佩、丝穗、羽毛、贝壳等材料，经彩扎、裱糊、编结、刺绣、雕刻，再配以剪纸、书画、诗词等装饰制作而成的综合工艺品，也是中国传统的民间手工艺品。 花灯地方戏曲【花灯】。清乾隆中叶，由于昆明商业发达，外省会馆、行业会馆纷纷建立，各地流行的戏曲声腔和戏班也随之而来。为适应地方语言习俗，经历代艺术的加工改造，明清小曲与民歌小调逐步结合，形成了昆明花灯。早期演出是与会火（社火）结合。会火由灯会（灯班）组织举办，于春节、元宵等节日期间活动，演出前要举行"迎灯神"仪式，并由管事向各处投送灯帖。演出队伍由写有"太平花灯"的大灯和写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字样的各形彩灯领队，随后依次是过山号和文武乐队、狮灯龙灯队、武术杂耍队、高跷、旱船、跑驴、秧歌、秧老鼓、霸王鞭及彩装的剧中人物或"鹬蚌相争"、"大头宝宝戏柳翠"等故事人物，沿途表演，向接了灯帖的人家祝贺。此种"贺灯"边走边演，称之为"过街灯"。以后发展为在村镇街道广场演出，被称为"簸箕灯"。节目有本地的花灯小戏《打枣竿》、《金纽丝》、《倒扳桨》等，以及移植的明清小曲《城乡亲家》、《瞎子观灯》、《打渔》、《朱买臣休妻》等剧目。经整理，已挖掘出传统曲调1200多首，大体包括情节简单的舞蹈、歌剧、小故事剧三种形式。随着时代的进步，剧目不断创新。在抗日战争时期组成农民救亡灯剧团，演出《张小二从军》、《新四郎探母》等新题材剧目。如今，新剧目同传统剧目穿插演出，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传统戏曲。编辑本段种类中国花灯是多种技法、多种工艺、多种装饰技巧、多种材料制作的综合艺术，花灯种类繁多，有龙灯、宫灯、纱灯、花蓝灯、龙凤灯、棱角灯、树地灯、礼花灯、蘑菇灯等，形状有圆形、正方形、圆柱形、多角形等。龙灯，亦称“龙舞”，是中国民间灯饰和舞蹈形式之一，流行于中国的很多地方。龙灯前有龙首，身体中间节数不等，但一般为单数，每节下面有一根棍子以便撑举。每节内燃蜡烛的就称为“龙灯”，不燃蜡烛的称为“布龙”。舞时，由一人持彩珠戏龙，龙头随珠转动，其他许多人各举一节相随，上下掀动，左右翻舞，并以锣鼓相配合，甚为壮观。 花灯宫灯，是中国驰名世界的特种手工花灯艺品。宫灯因多为皇宫和官府制作和使用，故有此名。现存最早的宫灯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朝宫灯。宫灯的制作十分复杂，主要用雕木、雕竹、镂铜作骨架，然后镶上纱绢、玻璃或牛角片，上面彩绘山水、花鸟、鱼虫、人物等各种吉祥喜庆的题材。上品宫灯还嵌有翠玉或白玉。宫灯的造型十分丰富，有四方、六方、八角、圆珠、花篮、方胜、双鱼、葫芦、盘长、艾叶、眼镜、套环等许多品种，尤以六方宫灯为代表。1915年，北京宫灯首次被送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展出，荣获金奖，受到国际好评。其后，宫灯逐渐向实用方向发展，出现各种吊灯、壁灯、台灯和戳灯等。中国的宫灯制作以北京最为著名。 走马灯是花灯艺术中一类独特的观赏灯种，其声誉传遍海内外，以广东走马灯为最佳。走马灯通常是在灯中置一转轮，在其上贴好用彩纸剪成的各式人物、花鸟等形象，轮下点燃蜡烛，热空气上升，引起空气对流，使轮子转动，纸像也就随之转动，画面连续不断，动感很强，引人入胜。纱灯是用麻纱或葛麻织物作灯面制作而成，多为圆形或椭圆形。红纱灯亦称红庆灯，通体大红色，在花灯的上部和下部分别贴有金色的云纹装饰，底部配金色的穗边和流苏，美观大方，喜庆吉祥，多在节日期间悬挂。影纱灯则以各色麻纱蒙制，上面多绘花鸟虫鱼、山水楼阁等，并配上金色云纹装饰及各色流苏，更是五彩缤纷，争奇斗艳，为佳节喜日增光添彩。编辑本段特点现代花灯艺术已经逐渐脱离传统花灯的做法，创新出具有地方独特风味的艺术品。它的创作难度很高，融入的技术也较复杂，取材也比较宽广活泼。 花灯现代花灯的创作必须融入：结构、力学、电学、美学、材料学等专门学科以及创意，是目前所有艺术创作中，难度最高的一种。但是因为每年灯会的展出能吸引数以百万计的游客观赏，所以演变成目前台湾各项观光活动中，最有吸引力的项目，也是最能代表台湾艺术的项目之一。编辑本段内容茶灯、地花鼓等民间歌舞演出的盛况，明、清两代地方志书有许多记载。其演出形式大体为两种：一是有人物故事的“丑、旦剧唱”，被称为地花鼓、竹马灯、打对子和对子花灯等；二是“联臂踏歌”的集体歌舞，习惯称为“摆灯”和“跳灯”。这些地花鼓、花灯等民歌舞形式，经过长期的演变，有的吸收戏曲的程式规律，逐渐发展成花鼓戏；有的则较多地保持着花灯的歌舞特点，搬演戏曲故事，被称为“灯戏”和“花灯戏”。由于各地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和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也由于流布地域的方言、音乐素材和风格以及受邻近姊妹艺术影响的不同，各种花灯戏在剧目题材、声腔结构、表演特点上，都各有特色，发展的历史过程也不尽相同。 花灯在形成了载歌载舞的形式以后，艺人们经过多年实践，将生活中的各种动作和民间武术加以艺术加工，创造和发展了风格不同的文、武花灯。文花灯秀丽洒脱，武花灯健美刚劲。 花灯舞蹈是云南花灯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花灯舞蹈有只舞不唱的如《狮舞》、《猴子弹棉花》等，有集体性的歌舞，如《连厢》、《拉花》等。花灯戏的行当，原来只有男女二人，以后才分为生、旦、丑三个行当，当花灯戏演出中型、大型的角色众多的剧目以后，又增加了其他行当。 有关民间花灯歌舞的起源，以及由花灯歌舞发展成花灯剧的年代，目前尚无准确资料予以证实。根据已有文献，明中叶即公元1454年前后，云南杨林人兰止庵曾写过《性天风月通玄记》传奇；清初（1657年）云南人何蔚文写过五个传奇剧本。这是目前已知的云南最早的戏剧创作活动。清康熙年间（1701年）云南开始出现专业戏班，曾有四个戏班在昆明建立乐王庙。清乾隆年间（1746年）秦腔、石牌腔、楚腔、弋阳腔等传入云南。另据元谋花灯艺人张万育称，元谋花灯相传已有十三代。此外，在花灯的曲调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明清小曲，如挂枝儿、打枣竿等，都是流行与明万历以后直到清初的民间小曲。据此推算，作为一个剧种的花灯，早在明末清初就已具雏形灯笼了。编辑本段设计花灯的制作历史悠久，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材质和造型上都有很大的变化。纸、竹、绸缎、木是很常见的传统素材，塑胶、玻璃纸、压克力……等则是现代的材料。其实只要能透光，花灯的制作材料并没有限定，连水果、废弃纸盒、铝罐都可以做材料，所以花灯的变化有无限的想像空间。 一盏盏的灯除了像是黑夜里的小萤火虫，不同的造型也诉说着提灯人在新年的愿望。可爱的小叮当和温馨的维尼熊……等是现代文化的新造型，而传统的十二生肖则配合年节作替换，不断出现许多现代较喜爱的新造型，足可荣登花灯造型的排行冠军，得到人们的喜爱。 作龙是动物里面最难、最复杂的，因为人家说：“画虎、画皮，难画鼓。”因为作人物的话只要左右不对称，看起来就会怪怪的。有些花灯的学员很想要做这个题材，尤其是作观世音神像的时候，花灯师父通常会劝他不要做，不然就是作卡通一点、简化一点，那如果做的很逼真又不正确的话，会变的很难看。 古时后做花灯用的是竹子，如果用铁丝来做的话会发现，这个结构的方式像再盖房子一样，而且你想要做什么都可以用铁丝把它做出来，就像突然找到一条路，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一种这种感觉，另外一种就是：一调铁丝可以任意的给你形状，而且思考方向不只是一个方向，可能这个方向，要它鼓一点，在这个方向的时候，它却凹一点，一条铁丝它可以有很多的变化，等于说用方向来讲话，它不只是四面八方，是三百六十度无线空间的地方它都可以去旋转、去弯折，这个来训练我们的思考能力应该是蛮不简单的。编辑本段制作不同的花灯照片(19张)元宵一到，灯笼走俏。若有闲暇，自己动手做灯笼也是不错的主意。做不了街面上卖的那些“大块头”，找不到什么钢丝、钢板这样的材料，那就利用竹条、宣纸、笔墨做一个简简单单的纸灯笼吧。手制纸灯笼的材料和工序都十分简单，既能设计自己喜欢的式样图案，又能使节日平添许多乐趣。 第一步，制作骨架。纸灯笼比较简单的形状是立方体或圆柱体，最好选用可以弯曲的竹枝或竹皮搭成框架，衔接的地方用细线绑紧。如果不好找，细长条状的硬纸板和烧烤用的竹签也可以，结实程度和柔韧性会有所欠缺，但摆在室内也是很不错的装潢。 选材 1、将竹子放在蒸气室内（或加热半小时），然后取出，置阴凉处晾干，但不得过分干燥，也不能放在强光下暴晒。 2、刨皮裁度：刨去粗糙的表皮，裁取竹条所需的长度，以灯笼大小而定。 扎骨架 以交叉方式编织完成灯架，灯架中间，扎数圈竹圈于灯壁上。 制作灯身 在文房四宝店买几张白色、红色的普通宣纸或者洒金宣纸，裁成符合灯笼骨架的长宽，就可以自行设计图案了。书法、绘画、剪纸，都可以在小小的灯笼上一展风采。糊好后，还可以用窄条的仿绫纸上下镶边，看起来更为雅致，很像古式的宫灯。如果不太擅长书画，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供参考。用一张薄纸在字帖上描下想要的字样，再将这张薄纸和深红色宣纸重叠在一起，用单刃刀片将字迹挖掉。拿掉薄纸，红宣纸上就出现了镂空的字迹。用白色宣纸做灯身，红宣纸糊在里面，烛光或灯光从镂空处映射出来，效果相当漂亮。 制作光源 如果放在室内，只需要在灯笼里点一根普通蜡烛；如果想提着出去，最好用灯泡和电池做一个简单电路。也许看起来有一点点粗糙，但在元宵佳节里点上一盏自己的花灯，恩~别具风味！ 裱糊 先将稀释的糨糊，均匀的平刷在骨架表面，再裱糊棉纱布，即将剪好的纱布轻附在灯架上，再用刷子沾糨糊刷平，最后再粘贴二层做灯笼用的单光纸（如没有单光纸，细棉纸亦可。）注意，刷平糨糊的刷子必须干净，裱糊的纸也必须糊得没有接缝才算真正的裱糊完成。 晾干 将灯笼放在阴凉通风处晾干。 彩绘 1、彩绘或剪贴：以个人所需图案彩绘或剪贴，如人物、八仙、花鸟、仕女等。 2、书写文字：彩绘后，依情况来决定是否书写文字。等文字、图案完全干后，灯笼就大功告成。编辑本段阶段老灯时期辛亥革命前，流行于云南各地的花灯统称“老灯”。分花灯歌舞和花灯小戏两类。前者表演时载歌载舞，无故事情节，如各地的《拉花》、《团场》等；而后者则有简单的故事情节，但仍以歌舞为主，如《打鱼》、《乡城亲家》、《包二接姐姐》等剧目。新灯时期新灯”即为经过革新后的玉溪花灯。辛亥革命后，云南在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玉溪地处云南中部，临近昆明，交通便利，其农业、手工业、商业均较发达。辛亥革命所带来的自由之风使见多识广的玉溪人不再对原有的玉溪花灯感到满足，变革之风悄然兴起。花灯艺人们开始从滇剧和曲艺善书中移植、改编了一批剧目，如《蟒蛇记》、《金铃记》、《白扇记》等。在音乐上引进了[十杯酒]、[虞美人]、[昭通调]等曲调，并将[出门板]、[五里塘]等传统曲调改编成板腔体式。此外，还学习了滇剧的表演艺术和化妆，这一系列变革，使玉溪花鼓改变了其以往的以歌舞为主的表演形式，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舞台上。新式花灯的出现，受到广大观众尤其是城里观众的欢迎，很快影响到全省。红军灯、救亡灯、学生灯1936年，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经过云南姚安时，当地艺人编演了《洋人闹中华》、《抓兵曲》等小戏欢迎红军，时称“红军灯”。抗日战争爆发后，云南戏剧工作者王旦东和花灯艺人熊介臣等组成“云南农民救亡灯剧社”到昆明、玉溪、普宁、通海和广东曲江等地演出。他们以玉溪花灯曲调为基础，编演了《抗战十二花》、《抗战十二将》等花灯调和《张小二从军》、《枪毙罗小云》、《汉奸暴》、《新投军别窑》、《茶山杀敌》等花灯戏。这些剧目均有文学剧本，改变了原花灯剧目的“提纲戏”状况。他们还将《义勇军进行曲》的音调引进花灯音乐，创作出一支新的花灯调--复仇调。解放战争期间，在昆明学生运动中和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中，曾编演过《农村一家》、《血海深仇》等新剧目，时称“学生灯”。 四、“灯夹戏”时期。1938年，云南农民救亡灯剧团被迫解散，花灯艺人熊介臣在昆明、玉溪一带教灯、唱灯。1946年熊介臣在昆明庆云茶室连唱三天花灯，受到欢迎，该茶室随后改为花灯园子，成为云南第一个花灯剧场，从此形成固定的职业班社。为适应职业演出的需要，花灯艺人开始大量移植滇剧剧目，如《四下河南》、《滴水珠》、《朱砂痣》、《狸猫换太子》、《红灯记》、《纱灯记》等，同时进一步学习吸收滇剧的表演程式、服装道具、舞台装置等。这种以花灯曲调唱滇剧剧目的方式，时称“灯夹戏”。编辑本段芷溪花灯闽西，是客家人的祖地，有着独特的风土民情。连城的芷溪闹花灯，就是其中的一朵奇葩。 芷溪闹花灯，有着近300年的历史。早在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 年），芷溪人杨燕山任官于苏州，夫人吴二姑系苏州人氏，酷爱苏州的花灯和锣鼓，于是把花灯、锣鼓从苏州传入芷溪。 花灯大多由99个小花灯组成，有的106盏。每一盏灯内装琉璃杯，点的是纯清的花生油或茶油，无烟明亮，浑身晶莹剔透，熠熠生辉。宝盖顶上有一红线系在一根弓形竹竿上，供擎灯人握住。每座花灯添油后近 15 公斤。由于是"纸包火",故擎灯人擎灯时总是小心翼翼的。他们都经过严格的训练，至少得"步伐稳""灯不晃 "才行。 闹花灯时，鼓乐队在前头，随后就是光彩夺目的花灯了。灯由一人高擎着，周围有许多人像群星拱月一样护卫着。远看花灯，像一簇聚集起来的夜明珠，明晃晃，亮晶晶，五光十色。近观花灯，每一座都由成百盏小灯组成。花灯分上下两部分。部称为宝盖，轴心有两层走马灯，左右相反旋转；四周是各式各样 的灯，又分为三层 ：上层是牡丹花蕾灯，5盏；中层是凤蛮灯，6盏；下层是整鱼灯，6 盏。这些花灯造型精巧美观，整头羽末，往往缀有成串五颜六色的细珠，煞是好看。下部是花灯主体，轴心是宝伞花壶灯，四周12串，分内外两层：内层是六角宫灯，或是牡丹灯，花钵灯；外层是花篮灯。 芷溪每年农历正月十一闹花灯，花灯少则十几座，多则几十座，甚至100多座。要是站在高处远远看去，那花灯首尾相接，明烛夜空，灿烂辉煌，蔚为壮观。[1]编辑本段重庆秀山花灯秀山花灯起源秀山花灯是中国西南地区花灯艺术中的一支重要流派，是集宗教、民俗、歌舞、杂技、纸扎艺术为一体的民间文化现象和民间表演艺术，是中国宝贵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遗产。秀山花灯以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花灯艺术最具代表性，又称跳花灯、耍花灯、花灯戏，是一种古老的民间歌舞说唱艺术，广泛流传于武陵山区的土家族聚居地区。 秀山花灯表演每年从正月初二开始，至正月十五结束，十六以后叫"厚脸灯"。秀山花灯的传统表演，场地不限，院坝、堂屋、街头巷尾，只要有一个十多平方米的平地即可。由于各地花灯班表演形式和表演风格、表演内容的需要，也有需要特殊场地的。如表演"高台花灯"，就需要传统老式的木方桌二至三张，表演的二人在几张桌子重叠高度的桌面上进行花灯二人转表演。花灯小戏，需要"搭台子"，简易布景，一般是在坝子的土台上表演，或者在吊脚楼上表演。历经数百年的发展，秀山花灯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民间艺术。历史起源重庆渝东南花灯它起源于唐宋，延续于元明，兴盛于清代，是一种集歌、舞、戏剧和民间吹打于一体的以歌舞表演为主的综合性表演艺术。 渝东南 秀山县素称"花灯歌舞之乡"，其花灯戏源于汉族"灯儿戏"，后来融入了土家族、苗族的歌舞表演技巧，发展为一种格调新颖、歌舞动人、为汉、土、苗各族人民喜爱的艺术形式。花灯是一种古朴、诙谐、抒情优美，集歌、舞、韵白为一体，并以打击乐、琴弦乐为伴奏的综合艺术。据历史记载，它起源于元代的"跳团团"（即男、女二人在方桌上载歌载舞，连说带唱），明代又融入采茶戏的一些歌舞表演形式，始有"花灯"之称。后来，又发展为搭花台、花灯单边戏和现代花灯剧。表演程序演出有一套完整的程序，主要包括：设灯堂、启灯（请灯）、跳灯、辞灯。 在花灯中，设灯堂是带有浓厚传统仪式的表演活动。花灯班在出灯前，都要设灯堂，供奉"金花小姐"、"银花二娘"神位，由灯师傅点燃香烛、烧纸钱敬奉花灯神，祈求、保佑跳灯人诸事顺利，平安吉祥。祭拜仪式后，就在灯堂又唱又跳。由灯师傅先领唱《安位》、《唱位》、《开光》，其后，齐唱《起灯调》，并将要演出的曲调唱一遍。请灯仪式结束后，花灯班就可外出跳花灯了。 跳灯，是花灯的主要演出活动。花灯班都是在接灯人家的堂屋、院坝跳。先唱《观灯调》、《祝贺调》，临走时唱《谢主调》。 辞灯，到每年的正月十五晚上，花灯班就在河边坝子举行辞灯仪式，祭拜神灵，演唱《送灯调》，由掌调灯师傅领唱一遍春节期间所有演唱的花灯曲调（称收调）。然后焚烧花灯及神位，并将跳灯人的衣服从火上抛过，祈求跳灯人一年平安。表演形式经长期的发展与演变，秀山、酉阳花灯的表演形式有：花灯二人转（两人表演的单花灯）、双花灯（四人表演的双花灯）、花灯群舞（多人表演的群花灯）、花灯戏（剧）等。 表演中，演员演唱的歌词叫花灯词。花灯词浓郁的乡土气息，陈述内容，表达情节，抒发情感，吸引观众。其中，有些花灯词吸收了汉族的一些民间小调以有采茶戏、花鼓戏等地主戏曲原唱词。 除花灯戏外，表演只有一旦一丑两个角色，旦角叫幺妹子，丑角叫赖花子或别的名字。跳时，幺妹子头梳长辨，身穿大襟罗裙，右手执绸边花折扇，左手拿花彩巾，伸直腰，踏着丁丁步，载歌载舞，表演天真活泼、诙谐、泼辣的角色。赖花子则把头巾扎成"半边月"，身穿对襟衣，腰系红绸带，手拿大蒲扇，踩着矮桩步，用"风摆柳"的动作围着幺妹子转，表演滑稽、诙谐的角色，唱词句型灵活，可长可短，既可长篇道上演唱，台下帮腔，演员与观众互相交流，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