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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史 下册 复旦大学.pdf》百度网盘免费下载：链接:
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结合起来。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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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古代哲学史
作者：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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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年份：1999-10
页数：391
内容简介：
胡适的中国先秦哲学思想史专著。作者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于1917年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回国后，经过一年的增订、修改，于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定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全书共分12篇。第1篇《导言》，第2篇～11篇，以人物为主题，系统地论述从老子到韩非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第12篇古代哲学之终局，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哲学作了总结。作者以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观点考察中国古代哲学，基本上摆脱了中国传统的经学形式。《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应用资产阶级观点和方法写成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具有反封建的进步的历史意义，在中国哲学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作者简介：
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马辛）、嗣糜、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胡适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二年多；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是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后去台湾。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以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入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胡适“大胆假说”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的论证不够充分，不过他假设“儒”在殷时代就有了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
胡适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孔教不能适应时势需要”，“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实验主义））
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等。
宗璞简介 宗璞（1928—），原名冯钟璞，祖籍河南唐河，生于北京。乃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之女，幼承家学，抗战胜利次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后曾就职于中国文联及编辑部工作。又多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 主要作品 短篇小说《红豆》、《弦上的梦》；中篇小说《三生石》；童话《总鳍鱼的故事》、《蜗居》、《我是谁》；长篇小说《南渡记》（《野葫芦引》之一）、《东藏记》（《野葫芦引》之二）；四卷本《宗璞文集》。 永远的大家闺秀 ○ 佚 名 永远的大家闺秀。凡是见过著名女作家宗璞的人，都会这样觉得，无论初识还是熟知。 78岁的女作家一头华发益显慈心睿智，一身便装不掩满腹诗书。来访者随女作家走木地板，穿细走廊，墙边书橱中装满各类书籍。书房不大，北面书柜中，多是女作家自己写的书；西面放电脑桌；南窗微微开着，可见窗外的丁香已绿，写字台上的传真机，不时响起；东面墙上挂着先父国学大师冯友兰先生为爱女录写的对联：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 宗璞落坐在电脑桌旁平时写作的转椅上。“虽然现在身体不好，但我很努力。”女作家平静地说。原来老人几次手术后视力下降，每天上午写作都是口述，要靠别人帮忙打字。 据悉，宗璞正在抓紧《野葫芦引》四部长篇小说中的第三部《西征记》的写作，前两部《南渡记》《东藏记》已分别于1988年、2001年出版。《野葫芦引》是写抗日战争期间北校南迁全过程中前辈学人的风貌，尤其是写在民族危亡的大关节上知识分子的操守。“我要把那段历史真实地留下来。”女作家平静的语调透出一种坚定。 “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这首散曲是宗璞先生自述生平的游戏之作，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却是她创作的艰辛与执著。 宗璞在嘉定看病时，听她慢慢地向医生叙述自己的病情，真的觉得这句“从来病骨难承受”并非虚言。因为从小体弱多病，宗璞做过各种各样的手术，因而得了个外号：挨千刀的。《东藏记》的写作开始不久，她的视网膜脱落，经过手术幸未失明，但是左眼仅有的视力，右眼几乎看不见东西，说是“准盲人”实在不为过。近年来，相依为命的老伴去世，宗璞的头晕顽疾更加重了，劳累过度时会天旋地转，加上左手时常麻木痉挛，她已经无法长时间阅读和用笔写作。 虽然身体的顽疾带来的是许多的不适和不便，但并没有阻止宗璞对写作的热爱。她戏称自己是“三余作家”，因为多年来她的写作只能在业余、事余和病余进行。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她的作品几乎篇篇是同疾病斗争所得。不能执笔写就口述，由助手记完一段再念给她听，一节完成再打印出来给宗璞看，当然，字号也必须放大到一号。难以想象宗璞先生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一点一滴地完成了线索纷繁、人物众多的《东藏记》。她说自己“像一只蚂蚁，很小的蚂蚁，认真努力地在搬沙，衔一粒，再衔一粒，终于堆起一座小沙丘”。 如此重病缠身，何以还要对写作不离不弃？宗璞先生也承认：“我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但是，她说：“读小说是件乐事，写小说可是件苦事。不过苦乐也难截然分开。没有人写，读什么呢？下辈子选择职业，我还是要干这一行。” 宗璞先生从父亲身上承继的不仅仅是日后文学创作的积淀，更是一种坚韧执著的写作精神。冯友兰先生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80多岁，年老多病，起先还能自己写，以后就只能口述，在助手的帮助下用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薪尽火传，这脉脉文心在曾经长期侍奉左右的宗璞的精神中一脉相承。在母亲、父亲、丈夫，这些生命中最亲的人一一西去时，宗璞依旧继续着自己的写作和生活。她选择了父亲的书房做书房。当年冯友兰失去目力听力后，就是坐在这个房间里慢慢地写着的。而如今，宗璞也在这间书房里，长年抱病写写停停，迎接着生命长河中的一波又一波。她说：“我坐在父亲的书房里，看着窗外高高的树，在这里，准盲人冯友兰曾坐了三十三年；无论是否会成为盲人，我也会这样坐下去。” 宗璞先生说，写《野葫芦引》是来自于一种留住一段不被歪曲的历史记忆的使命感。年少时随父兄辈南迁，这段铭心刻骨的亲身体验成为了她创作《野葫芦引》的丰富素材。早在上世纪50年代，她就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来刻画出西南联大师生们身受亡国之痛、流离之苦，却依然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己任的精神品格，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动笔，不过小说的人物已在她心里经过了千锤百炼。经过15年的心血浇灌，两个“野葫芦”——《南渡记》与《东藏记》终于“长熟”了。 那天，她带着这两个耗尽心血“培育”的“葫芦”来到复旦大学，听沪上一些作家、评论家的点评。整整三个小时，病人宗璞带着助听器，如石佛般静坐，倾听各位的高论。 宗璞认为：“历史是个‘哑巴’，靠别人来说话。人本来就不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写的历史。我写的这些东西是有‘史’的性质，但里面还是有很多错综复杂的我不知道的东西，那就真是‘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了。还是把人生看作一个‘野葫芦’好，太清楚是不行，也做不到。”“我还不能说这是个野葫芦，只能说是一个引子，引你去看人生的世态。”一句话道出了书名的来由，其实，小说最初名为《双城鸿雪记》。 《野葫芦引》由《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4卷本长篇小说组成，如今，《西征记》的写作已经开始。宗璞先生说：“接下来的写作还有许多难题，我知道说要克服这些难题是在说大话，我深知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小，但我还是会去做。” 李子云曾借用古人的“兰气息，玉精神”六字来评论宗璞，可谓传神。虽然，时代潮流的变幻也呈现于宗璞不同时期的创作当中。但是，宗璞的文字似乎永远与时下的流行无关，坚持着自己纯净优美的本色——它的声音似乎很遥远，与时代格格不入，但真正阅读时，心灵又不由得被它左右，时代反而离得远了。这也许正是她的独特魅力之所在。宗璞很认同自己是“本色作家”的说法。她说，我写作品时，不是自己给自己规定一个什么原则，只是很自然的，我要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不写授命或勉强图解的作品。 和宗璞先生打过交道的编辑都知道，如果有什么命题作文请她写，就很难约到稿子。但如果是她自己送来发表的，无一例外地都是能上副刊头条的好文章。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细腻敏锐的内心世界的呈现、优雅严谨的文字，以及对于知识分子人格的持续关注，使得宗璞的作品有着当代作家少有的一贯品格。 俗话说“文如其人”。宗璞先生本人也是一个与流俗相去甚远的人，话不多，却自有一番“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度。获得茅盾文学奖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殊荣，但宗璞先生却平静地说：“获奖当然是让人高兴的事，但那是对过去工作的一种评价，也是一种鼓励。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前面还有许多没有做的事，那才是更重要的。”
《文史哲》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山东大学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编辑、出版，通过全国各地邮局和国际书店发行。1951年创刊，初为双月刊。1954年改为月刊。1959年1月停刊。同年8月复刊。1966年再停刊。1973年再次复刊。历史沿革 1951年5月1日《文史哲》创刊，初为双月刊。7月1日，童书业在第2期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观点，在学术界拉开了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大幕。9月1日，赵俪生在第3期发表《武训当时鲁西北人民的大起义》。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论文。随后又发表大量农战史研究论文，使《文史哲》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一个令人瞩目的中心。11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典型人物的创造》，这是《文史哲》最早发表的一篇在校学生的论文，也是李希凡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文史哲》善于“扶植小人物”的传统由此发端。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于2012年由原儒学高等研究院、儒学研究中心、文史哲研究院和《文史哲》编辑部整合而成，文史哲研究院名称保留。原文史哲研究院成立于2002年，是由原文史哲研究所（1978年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1983年成立）、民俗研究所（1985年成立）合并而成。原儒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原儒学高等研究院成立于2010年。《文史哲》则创刊于1951年。作为儒学院的源头和组成部分，上述机构有着共同的人文学术传承和深厚的学术根基。曾在本院前身机构任职的知名学者有华岗、吴富恒、杨向奎、萧涤非、王仲荦、关德栋、蒋维崧、王绍曾、庞朴、葛懋春、丁冠之、董治安等。儒学高等研究院是一个以古典学术为重心、以儒学研究为特色的综合性人文科研机构，同时致力于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等人才培养。目前设有中国哲学研究所、中国史学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所、经学小学研究所、古典文献研究所、民俗研究所。现任院长许嘉璐，执行院长王学典，党委书记李平生，副院长颜炳罡、王加华、徐庆文、王震，党委副书记李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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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强，男，1956年8月11日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主任医师。1972年参加工作；1978年至1983年在大连医科大学学习；1983年至1993年在大连理论医学研究所任编辑；1993年至1996年在医学与哲学编辑部任副主任；1996年至1999年任实用护理杂志编辑部主任；1997年至2000年任大连理论医学研究所副所长，2000年升任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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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杂志社给定的地址投稿，好像还可以用e-mail的另外你要发表学术文章评奖应该对杂志社是有要求的吧？核心刊物还是优秀刊物？这个是不一样的，最好说一下要什么样的可以优先考虑下你们学校的学报
《法学研究》（双月刊）创刊于1979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法学研究编辑部编辑、法学研究杂志社出版的法学刊物。刊载有关中国法治建设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论文。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坚持学术性、理论性的办刊宗旨。
坚持高水平的用稿标准，以展现我国法学理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主要读者为法学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者，立法和司法工作者，法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律师、行政执法人员和法学理论爱好者。
《当代法学》（双月刊）创刊于1987年，由吉林大学主管、主办，吉林大学法学院承办。是法律学术理论刊物。它的办刊宗旨是：繁荣法学学术研究，弘扬法治精神，推动社会法制进程，关注社会热点问题。
荟萃学术精品，为宪法、行政法、经济法、民商法、刑法、诉讼法、国际法、环境法、军事法等部门法的法学专家、法学研究工作者搭建学术研究平台，提供对国内外进行学术交流的窗口，让高层次法律研究人才脱颖而出。杂志在办刊中，突出以各部门法学前沿、热点问题研究为重点的办刊定位，突出自己的特色。
《现代法学》原名为《西南政法学院学报》（双月刊）创刊于1979年，是由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主管、西南政法大学主办的法学学术期刊。
1982年，更名为《法学季刊》，1988年，更为现名《现代法学》（双月刊）。办刊宗旨：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推动法学繁荣发展。目前，本刊的主要栏目有：理论思考、观点回应、专题研究、评论。
《中国法学》（双月刊）创刊于1984年，是由中国法学会主管、主办的学术期刊。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关注重大现实问题，坚持刊物的学术性，追求学术创新，严守学术规范。
不断推出新人新作，成为我国培养造就法学研究学术带头人的摇篮。主要栏目：有走向法治之路、专题论坛、立法研究、司法改革与司法公证、立法研究、各科专论、讲座与争鸣、判例评析。
《法学论坛》本刊以“繁荣法学研究，推进依法治国”为宗旨，遵循“传播新思想、探讨新问题、交流新成果、宣传新法律、介绍新知识”的办刊思路，立足科学前沿，关注法学基础理论为主，侧重法学应用理论和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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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全面部署时明确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这不仅彰显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信念，体现了这一科学理念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意义，而且指明了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十八大报告正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对生态文明理念做出科学概括、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重大部署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一定要牢牢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条主线。人们注意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对“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的科学涵义及如何树立这一生态文明理念的途径、方法等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并取得可喜成果，而对于“人类为什么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一更具本源性和基础性的问题，却少见有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在我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遗憾。是这个问题不重要吗?显然不是。道理很简单：如果人类对于自己为什么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都弄不明白，又怎么能真正树立起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呢?如果人们连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都树立不起来，又怎么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呢?是这个问题早已得到解决，无须重复“炒冷饭”吗?更加不是。道理同样很简单：由传统工业文明引发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说到底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出了问题，就是人类不懂得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既不懂得“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科学涵义，更不懂得“为什么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科学道理。那么，人类为什么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寻找。二那么，人与自然又是什么关系呢?我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关系：首先，从人在自然界的位置看，人与自然是“一体关系”——自然是人类依存的整体，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众所周知，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人处于生态食物链最顶端的位置，具有心理、社会和文化的因素，与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人们通常认为，在生物进化序列和自然组织系列中，人处于最高位置，即所谓“人为天下贵”。一些缺乏理性的人据此进一步盲目认为，人是自然的主宰，可以对自然为所欲为。但这些人没有看到，“人为天下贵”只是人在自然界的位置的一个方面，即人区别于动物的方面，而人在自然界的位置更为重要、更为基本的方面，则是自然是人类依存的整体，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一员，人与自然是一种“一体关系”。正如美国生态伦理学者罗尔斯顿所言：“地球⋯⋯是一个有机共同体，是生存的单元。地球不属于我们，相反，我们属于地球。”恩格斯更是明确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随着自然科学的大踏步前进，“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这就是说，在恩格斯看来，人不是处于自然的外部，而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他讲的人类自身与自然的一体性，就是指人本身具有的始终归属于、依存于自然的属性。作为自然之一部分的人必须服从自然规律，而不能脱离开自然界。第二，从自然进化过程和自然界作为人类活动的对象看，人与自然是“母子关系”——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类是自然之子。自然界的生命群体，早在亿万年前就在地球上安家落户了，而人类来到地球上只不过是几百万年的事情，在生物圈中是晚辈中的晚辈。按照法国科学家里夫的说法，如果把地球演化的历史压缩为一天的时间，人类的诞生只是夜里11点58分后的事情。因此，应当老老实实承认，人类是大自然长期孕育的产物，是自然之子。说大自然与人类是母子关系，是再恰当不过了。还必须指出，自然界作为人类活动的对象，它提供了人类活动和人类生存的全部需要，就像母亲抚养自己的孩子一样，给予了人类衣食住行等全部生活资料和环境。正如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奥德姆指出的：“人类当然并不是仅靠食物和纤维就可以生活的，他们还需要二氧化碳和氧气保持着平衡比例的大气层、由海洋和广阔植被所提供的气候保护，以及文化与工业需要的清洁用水(那是不能生产的)。很多生命循环的基本资源，除了供娱乐和审美需要的资源之外，基本上都是由缺乏‘生产创造力’的土地提供给人类的。”应当明确，地球适宜生命生存的条件是由生命创造和维持的，特别是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不停地转化和积累太阳能，包括人在内的地球上的全部生命，都依靠植物光合作用而产生的能量生存、繁衍。地球上要是没有人，其他生命照样生存;但是要是没有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就不可能有人类，即使有了人类也会消亡。第三，从自然界作为人类的知识和力量的源泉看，人与自然是“师生关系”——自然是人类的老师，人类是自然的学生。培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里说的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两个方面，其中自然科学知识就是来自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来自人类向自然界的学习。恩格斯也说过，人所以比其他一切生物强，是因为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也就是说，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是人区别于并强于其他生物的最本质的属性，是人类力量的源泉。而这里所说的“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的过程，或者“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的过程，正是人类向自然界学习的过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自然是人类的老师，人类是自然的学生，人类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师生关系”。现在，人类活动已经成为行星规模的巨大的地质力量。但是，我们一刻也不要忘记，人的力量不是由人的生物量或体力决定的，而是由人的智慧和意识决定的。而人的智慧和意识之所以成为重要力量，就在于他能够向自然学习，并通过学习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调动自然界的力量，以发挥这种力量为人的目的服务。事实上，一部自然科学史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向自然学习的历史。值得指出的是，大自然作为人类老师的这种指导作用，不仅表现在自然科学领域，还表现在伦理道德方面。正如罗尔斯顿指出的，我们还应当像遵循指导教师那样遵循大自然，因为自然具有某种“引导功能”：他指导我们，使我们知道自己是谁，置身何处，我们的天职是什么;与自然相遇使我们相互团结，使我们避免傲慢，变得有分寸;与大自然的这种接触还能告诉我们应期待什么，应该以什么为满足。所以，我们能够通过反思自然学会如何生存。许多德行、完美的品格都主要(虽然不是全部)来源于对自然的这种适应。第四，从自然界生存与人类生存的关系看，人与自然是“朋友关系”——自然是人类的朋友，人类也是自然的朋友。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和著名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在其经典名著《只有一个地球》第一篇的开篇语所言：“人类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由土地、空气、水和动植物组成的自然界⋯⋯另一个是人类为着自己而用双手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和物质文明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同样都存在着生存问题，而且它们的生存之间是高度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是自然决定人，是人的“自然化”;另一方面是人决定自然，是自然的“人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种相关性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明显。正是这两者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关联决定了它们必须协调发展和共同进化。也就是说，其中一个的发展依赖于另一个的发展，其中一个的进化促进另一个的进化。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本质上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即：人类通过自己的活动，包括以科学技术发展为特征的认识活动和以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为特征的实践活动，促进自然界的进化;自然界作为人类活动的对象，通过为人类的生存和人类的活动提供全部需要，促进人类的进化。用生态学的术语来说，人类与自然的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就是“互利共生”。二是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具有相对性，包括了他们的适应性选择和制约。例如，当今世界由人类活动导致的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同时威胁着人类社会和自然界这两个世界的生存，就表现出自然界对人类世界的选择压力和制约，也表现出人类社会的适应性选择的错误。这就要求人们遵循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共同进化的规律，对人类自身的活动进行调节，把人类活动控制在自然生态许可的限度内。这样，才既符合人类生存的需要，也符合自然界生存的需要。总之，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及他们的适应性选择和制约，使得两者成为唇齿相依、荣辱与共、不可分割的伙伴与朋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与自然是“朋友关系”——自然是人类的朋友，人类也是自然的朋友。三不难看出，认清上述人与自然的一体关系、母子关系、师生关系和朋友关系，对于人们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一是既然人类与自然是一体关系、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们就应该认识到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类自己，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决不能将自己置身于自然之外，把自然视为异己，更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把自然当作人类的征服对象;二是既然人类与自然是母子关系、人类是自然之子，人们就应该像尊敬自己的母亲那样，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孝顺自然、回报自然，对自然体贴入微、关爱有加，决不能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对自然以主人自居、横加欺凌;三是既然人类与自然是师生关系、人类是自然的学生，人们就应该自觉尊崇自然、顺应自然，向自然学习，不断增长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的智慧和创造力，决不能罔顾自然规律而为所欲为;四是既然人类与自然是朋友关系、人类是自然的朋友，人们就应该和自然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平等相待、和谐相处，当自然遭受破坏时还应尽力进行修复，决不能重利轻义、认友为敌，以破坏自然、牺牲自然为代价谋取自身的利益。总之，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一体关系、母子关系、师生关系和朋友关系，不仅从根本上揭示了“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的科学涵义，还从根本上回答了“人类为什么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一更具本源性和基础性的问题，使人们在如何对待自然的问题上做到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从而有助于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在行动上认真落实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有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定位、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有助于全面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任务，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做出贡献。一句话，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提供了认识论意义上的前提条件和思想基础。这也正是我们说“人为什么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答案“只能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寻找”的科学依据和根本原因之所在。(注：本文第二部分内容是作者为姜春云主编《拯救地球生物圈——论人类文明转型》一书撰写的相关章节的摘录，本刊发表时由作者依据新的研究成果做了必要删改和补充。)作者简介:黎祖交，江西省兴国县人，哲学、逻辑学教授，林业发展、生态文明研究学者。现任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常务理事、绿色中国杂志社名誉社长。曾任浙江省委党校教育长兼理论研究所所长，浙江省台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国绿色时报社社长、党委书记，林业部宣传办公室主任，中国林业文联副主席，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兼绿色中国杂志社社长、总编辑。主要著述：《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比较研究》《政府公共关系》《社会调查研究》《干部通俗哲学》《干部简明逻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读本》,以及《判断分类之我见》《政府形象刍议》《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城市化道路——路桥现象透视》《中国绿色时报发刊词》《对林业认识的一次新的飞跃》《我国林业与木业发展的大趋势》《“生态环境”的提法值得商榷》《论“生态建设”提法的科学性》《绿色财富：时代的呼唤》《关于资源、环境、生态关系的探讨》《对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人类文明转型的历史必然性——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伦理道德缺失是大自然的悲哀》等。本文相关文章三江源，鸟类栖息的乐园新疆：绿色合奏响彻天际云南：林业促增收绿色惠民生川渝两地建立进口松木材检疫互认机制福建省出台方案加大天然林保护力度浙江省森林防火地空联防有新举措广西筑牢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墙河北将启用“防火码”加强进山入林人员管理
叶志华 男，1955年8月出生，农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所长、农业部农产品质量标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昆虫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食品添加剂与污染物》学报编委(International Editorial Board Member, Food Additives & Contaminants),《农产品质量与安全》编委会副主任、副主编；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认证认可专家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和科技管理工作，近年来侧重于农业质量标准和食品安全科研、教学与管理工作；“十五”期间担任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要技术标准专项”总体专家组专家；先后率团赴意大利、摩洛哥、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参加联合国粮农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全球性及区域性食物安全及国际食品法典会议。 钱永忠 男，1965年12月出生，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农业部农产品质量标准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学会农产品质量安全分会副理事长，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农产品质量与安全》常务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评审委员会委员、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评审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证评审委员会委员、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技术委员会委员。近年来，主要从事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理论与技术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政策理论研究，参与起草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相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政策、法规和规划。近年来主持和承担了多项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性贸易措施、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方面的科研项目，包括科技部重要技术标准专项中的“农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支撑技术标准研究”、“中国农业技术标准发展战略研究”和“农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战略与预警工程方案研究”，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重点项目“农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支撑技术标准研究”，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的“重点农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方法与评价指标研究”、“HACCP技术体系研究与咨询”和“食品中农药残留风险评估模型研究”948项目，“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技术与制度引进与建立”等课题。主编《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原理、方法及应用》、《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政府管理研究》、《农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评议与案例研究》等专著6部，发表论文30余篇。 苏晓鸥 男，1963年7月出生，满族，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员。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农业部农产品质量标准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饲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主任，中国毒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毒理学会饲料毒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饲料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分析测试协会理事，联合国咨商专家，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技术评审员,美国公职化学家学会（AOAC）会员，农业部饲料生产许可证评审员。曾主持国家“八五”科技攻关专题“饲料生物学综合评定技术研究”、国家“九五”科技攻关专题 “配合饲料检测技术研究”、国家“十五”科技攻关专题“饲料安全评价与检测技术研究”、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课题“饲料安全关键因子监测评价新技术研究”和国家社会公益性基础研究项目“畜禽、水产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生物安全标准”等多项课题，主持制定饲料方面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6项，获得专利1项。主编和副主编科技专著5部，其中1部获得北京市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及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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