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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盟会研究过程中，学术界时有争论，其焦点大致体现在如下几方面（注：本文对学术界关于同盟会研究歧议的归纳，部分参鉴了刘湘雅、饶怀民、刘望龄、马敏等人的相关综述文章（分见林增平等主编《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与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谨致感谢。： 吴雁南在80年代初就撰文，对学术界通行的同盟会成立于1905年8月的认识进行“补正”，指出这一说法“是不够确切的”。其源头可溯自同年春孙中山等在比利时创办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应当“把1905年春在比利时成立同盟会到中国留学生在东京成立同盟会视作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形成过程”。同期，其他人也有类似看法，认为孙中山在欧洲成立的革命团体“是中国同盟会的一个雏形”。（注：吴雁南：《中国同盟会成立时间补正》，《史学月刊》1982年第1期；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6页。）后来，日本学者寺广映雄对“欧洲同盟会”的意义作了进一步研究，指出“欧洲同盟会” “实际上是以孙文为中心，与湖北出身的革命学生之间热烈讨论的结果，这件事情不仅对兴中会的革命方式给予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对数日后在东京成立的同盟会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个革命团体的产生，意味着海外学生“实质上承认了孙文在今后革命运动中的最高领导者的地位”。它的誓词（即孙中山倡导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大纲领）和入党方式，“在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几乎是原样照搬过去的”。所以说，这个革命团体“对兴中会的革命组织和革命的方法进行了修正与否定，确立了新的组织与方法，形成后来中国同盟会这个革命组织和进行革命方式的基础”。（注：〔日〕寺广映雄：《关于欧洲同盟会的成立和意义》，郭传玺译，《中州学刊》1996年第2期。）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领导创立的这个欧洲革命团体，最初仅简单地称为“革命党”，直至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方被冠以“欧洲同盟会”名号。章开沅对“同盟会”会名的源流作了细微探析，指出“到1903年春夏之间，同盟会已成为爱国救亡志士们所熟知并习用的名称。两年以后，孙中山在旅欧中国留学生中间组织革命团体，并未冠以兴中会或其他名称，显然正在考虑代以当时革命志士更易于接受且有助于各团体之间相互联合的新名称”。（注：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3页。） 在80年代以前，学术界有一种通行的看法，即同盟会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同华兴会、光复会所等地方性革命团体联合组成的。从30年代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到80年代出版的一些权威性较高的学术论著，如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以及不少重要的史学工具书和教材等都持这一论断。后来，渐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看法。金冲及、胡绳武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合写的《同盟会与光复会关系考实——兼论同盟会在组织上的特点》一文，较早指出“很难说同盟会的成立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个组织联合而成的”。（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44页。）桑兵亦支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同盟会是由兴中、华兴、光复三个革命团体联合的通行说法“值得商榷”，“同盟会的建立是孙中山与留日学界中来自国内各地的革命分子相结合的结果”；“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同盟会聚集了全国各地革命积极分子的精粹，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注：桑兵：《孙中山与留日学生及同盟会的成立》，〔广州〕《中山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其后，何泽福进一步撰文指出：“同盟会决不是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三个团体联合而成，也不是几个革命团体组成的联盟，而是孙中山继兴中会之后，‘集全国之英俊’而成立的一个革命团体。”（注：何泽福：《同盟会成立新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同期，郭汉民亦对同盟会“非团体联合”的史实，作了进一步的考辨，指出“同盟会不是，也不可能是各个革命小团体有组织的联合，确切地说，它是在革命思潮高涨的形势下，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志士拥戴孙中山为领袖，风云际会，乘时奋飞的历史壮举。”（注：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1980-1989年论文选）》，〔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5页。） 毛泽东在《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文中指出，同盟会是孙中山“领导的党”。（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9页。）将同盟会定性为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争议之点在于它究竟是一个阶级的政党还是几个阶级、几个政治派别的联盟。吴剑杰在《论同盟会的内部矛盾及其分化》一文中写道：中国同盟会“是一个具有两重性质的政治组织，既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又是一个包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的同盟”。这种立论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不少学者都有过相似的表述。章开沅则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具体而言，“同盟会不是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政党，它和1924年到1927年的国民党不同，加入它的各种社会力量并没有在会外保存自己单独的政党”。另一方面，“同盟会也不仅仅是几个阶级的反满联合战线”，虽然它是20世纪初年，由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以及一部分反满士绅组成的“更为广泛也更为松懈的”反满联合战线中起指导作用的政治力量，“但毕竟不能把它与反清联合战线等同起来”。章开沅在强调“同盟会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同时，还指出同盟会内部并不存在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这样三种力量的政治分野”。为了说明同盟会内部的政治分歧，章开沅将同盟会成员分成左、中、右三派，即以孙中山、朱执信为首的左派，以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中派和以章太炎、吴稚晖、汪精卫为首的右翼，他认为各派之间的政见纷争，并不代表“路线斗争”。（注：《论同盟会的性质及其内部分歧》，〔北京〕《历史研究》1978年第11期。）自同盟会成立（1905年），关于同盟会之“性质”的讨论已不多见。学术界较为感兴趣的是同盟会内部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案之争，以及由此引发的历次风潮。 主张同盟会为几个阶级之“松懈联盟”观点的学者自然从阶级阵营的角度去作解释，认为“作为反清各派别的松懈同盟，它的成员没有在同盟会纲领的基础上真正地统一和结合起来，只有在各自保留其政治观点的前提下，以‘反满革命’为纽带才联系在一起，这就埋藏着必然分裂的种子”；“对于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真正能够完整地理解、接受并拥护到底的，只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急进分子，其余的绝大多数会员只是根据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需要决定弃取”；“这种对于同盟会纲领的不同认识，乃是同盟会必然分化和解体的思想原因”。（注：吴剑杰前引文。）不少人则从地域性宗派之争的角度来说明问题。即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派、以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为首的江浙派与以黄兴、宋教仁、刘揆一为代表的两湖派。例如王永年在分析同盟会内部关于“平均地权”纲领的分歧时指出：“革命派内部由于社会经济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形成的具有自己独特思想观念的地域性群体的存在，是导致革命派内部对‘平均地权’产生分歧的两个主要因素。”李时岳在总结同盟会的内部风潮时亦指出：“事态表明，辛亥革命前，在全国性统一的民主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内部，实际上是山头林立的。各个山头有各自活动的地盘，有各自联系的群众。”（注：王永年、李时岳前引文。）原光复会成员是同盟会内的一个影响较大的政治派别，多次掀起“倒孙风潮”。1910年2月，光复会在东京宣告重建，正式从同盟会中分离出来。在如何评价原光复会成员在同盟会中的分裂行为和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关系方面，学术界也有不同的声音。较早的观点认为，“光复会是一个地主士绅领导的反满的革命组织”，它和同盟会虽然在“反清斗争的大前提下”，有过并肩作战的历史，但由于“两党宗旨除民族主义之外，其他都不相同”，所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便不能继续合作了。二者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同盟会的三民主义和光复会的“一民主义”之争。（注：林增平等主编：《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第227页。）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渐有学者开始提出不同意见。徐和雍认为，同盟会分裂和光复会重建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原光复会成员的地域观念“助长了宗派情绪”，导致“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恶性膨胀”；而光复会之所以能重建，“又与它在江、浙、皖，特别在浙江有较为坚实的基础，而且它的基层组织依然存在有关”。（注：徐和雍前引文。）杨天石、王学庄则著文指出，将同盟会的分裂归咎于地域性宗派之争或同盟会的三民主义与光复会的“一民主义”之争的解释，“都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他们认为，“同盟会的分裂是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它是一系列政治、思想、策略和人事纠纷发展的结果。既有其时代原因，也有其社会原因”。“同盟会的分裂源于思想分歧，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思想分歧逐渐被掩盖起来，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行会主义和山头主义逐渐上升，旧的感情上的裂痕和新的摩擦、猜忌、怨憎结合在一起，引发出新的攻击。终于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他们还特别指出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对同盟会成员的不良影响。（注：杨天石、王学庄：《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也有人认为，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裂“是由于光复会个别领导人在某些问题上与孙中山等的意见分歧而进行激烈的指责造成的”。（注：戴学稷、徐如前引文。）对造成同盟会分裂负有直接责任的陶成章、章太炎等人，学术界历来较为关注。有关评价也不尽相同。例如关于陶成章，有人说他是当时革命派中“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村小生产者的代表人物”，“他的政治主张道出了小生产者的心声，他的斗争策略也是小生产者分散的生产和生活习性的一种反映。他是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参加同盟会，进行反清革命的；他同样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和同盟会搞摩擦、闹矛盾。随着革命运动的胜利发展，他和同盟会的相一致的东西越来越少，矛盾也就越来越大，虽然有孙中山的极力调解，也毫无结果，致使陶成章自己成了这种矛盾的牺牲品”。（注：何泽福：《陶成章与同盟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也有人认为，陶成章虽然“囿于宗派主义观念和思想上的偏狭、片面，以不应有的派别活动干扰和影响了同盟会的团结，扩大了光复会与同盟会之间的裂痕”。但他并“没有背离同盟会的纲领，他与孙中山的矛盾，仍然是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而且造成矛盾的责任也不应由他完全承担”。（注：《论陶成章与同盟会的关系》，〔长春〕《史学集刊》1986年第2期。）还有人在评价章太炎与同盟会的分歧时，亦对学界关于其不顾革命全局利益“闹分裂”的传统提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是一种错觉和误解”，“将内部矛盾的政治责任推到一人身上，是不公正、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章太炎与同盟会内部分歧有关联，却并非一无是处，称之为分裂主义者，更是极不妥当的”。（注：《章太炎与同盟会的分歧》，《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有人从孙中山自身的性格特点方面，剖析了同盟会的几次大的风潮。指出如果用革命领袖的标准来衡量，那么，辛亥革命前的孙中山在所言所行方面“又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具体而言，主要有三方面：①军事策略上偏重两广和南方边地，相对忽略了内陆地区尤其是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流域的革命工作。②主观思想上疏远与内地志士、与东京同盟会总部的联系，对同盟会的领导基本上局限于南方各支部。③实际行动上偏重于筹款、外交，相对来说从事艰苦细致的发动、组织工作较少。孙中山性格的“否定规定性”表现出来的“偏激固执、我行我素等特点”，与同盟会上层分歧的产生和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中部同盟会是1911年由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力主“长江革命”，对推动武昌起义和领导上海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同盟会与中部同盟会的关系，学术界亦有多种认识。有的论者认为中部同盟会的成立是“同盟会自身分裂过程的一个必然产物，是对同盟会的一个分裂行为”；是一部分革命党人“不依靠人民力量，看不清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在表面上似乎强大的反革命打击下，产生的悲观失望的思想潮流的必然发展”。（注：林增平等编：《辛亥革命》（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275页，第282页。）尤其是宋教仁等发起组织中部同盟会没有按组织原则办事，又擅自修改既定章程，“是背离盟章的，负有分裂党的责任”。（注：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9页。）对此渐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如有人在60年代就认为，中部同盟会的成立“虽然内部含有分裂的因素，但这不是主要的”，它是在“同盟会日趋涣散、无人领导”，而“广大中下层革命志士要求继续革命的情况下”成立的；也是“在宋教仁、谭人凤等总结了历次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坚持把革命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敢于肩负起领导责任的情况下”成立的。（注：林增平等主编：《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第244页。）王学庄等人后来明确指出，那种把中部同盟会的成立说成“是自立门户，是一种分裂活动”的观点，“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他们认为，中部同盟会的成立是谭人凤、宋教仁等革命党人为适应长江流域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所作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是一个革命的创举”；“中部同盟会的成立，是革命的产物，它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领导下的一个分部，它为辛亥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注：王学庄、石芳勤：《略论中部同盟会的成立和历史地位》，《河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欧阳跃峰则进一步撰文指出，中部同盟会“既承认了它与同盟会的主从关系，又规定了它与南方支部的平等关系，这与同盟会的章程条例、组织原则并无悖谬之处”。虽然中部总会未向同盟会本部申请批准，在手续上显得很不健全，“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不足为怪的”。他的理由是，“孙中山将美洲和南洋的同盟会会员改称‘中华革命党党员’及胡汉民等设立南方支部，都未经过健全的组织手续。这个问题反映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在建党问题上普遍水平不高，而不能说中部总会与同盟会本部关系不正常”。（注：欧阳跃峰前引文。） 学术界一般认为孙中山注重西南边境，忽视长江流域，犯有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注：《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0页。）有人则就选取起义突破口的是非曲直，提出不同见解。沈奕巨指出：“事实表明，1907年南方边省的革命形势的确比其他地区优越，孙中山选择在南部边疆发动武装起义是无可指责的。”（注：沈奕巨：《论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广西边境武装起义》，《学术论坛》1980年第4期，又见《孙中山研究论文集(1949-1984)》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8页。）金冲及亦认为，综观同盟会发动的一连串武装起义，其领导人都“是经过苦心筹划的，并且在进行过程中不断在总结经验教训”。“在同盟会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间，在华南发动武装起义的客观条件要比长江流域好得多。同盟会当时把武装起义的重点放在粤、桂、滇边境，应该说是正确的”；“甚至在1910年初发动广州新军起义时，还很难说同盟会这个决策是错误的。因为当时广东新军革命化的程度比湖北要高得多。”（注：金冲及：《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二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同盟会所依靠的武装力量，早期偏于会党，后期转向新军。有人认为：“大体说来，这个转折点是在1908年的夏秋之间。”（注：《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二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而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则提出，“虽然，由于武装起义的多次失败，有的革命党人把失败原因片面地归咎于会党散漫，不足于谋事，主张专力新军。但是，不能因此认为，同盟会自1908年后就放弃了会党，而‘目标专注于新军了’。应该看到，同盟会做新军工作并非自1908年，而这一年以后，不少过去与会党有联系的同盟会员，仍然坚持联络会党。”（注：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第271-272页。）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同盟会对会党虽有联络、运动，但并未对其进行教育与改造。（注：《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1页。）而《辛亥革命史》的著者则指出，“不能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只有联络利用而没有对之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可以说，革命派同会党的联络利用的过程，也是一个对会党进行改造的过程。改造的基本内容则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把一部分会党置于革命党人的领导下，设法把会党的斗争，纳入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范围中来。”（注：《辛亥革命史》（中册），第271-272页。） 关于同盟会的学术分歧还有不少，例如在同盟会与共进会的关系方面，有的认为共进会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有的认为两者之间是亲缘和离合的复杂关系，也有人认为共进会“独树一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同盟会的分裂。还有人则说，共进会的成立从某种程度上维护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团结”，共进会领导的起义也是“在同盟会的指导下并按其部署进行的”。（注：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回顾与展望》，第329页；林增平等主编：《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第252页。）再如关于武昌起义后同盟会的演变，较早的看法多持批评态度，甚至认为“同盟会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已经不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起领导作用”了；对于当时各省致力于革命斗争的“参加了或未参加同盟会的”积极力量，“同盟会本部却不能领导和组织起来”。（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6页，第888页。）尤其是对1912年3月改组后的同盟会，有人指摘其收卷了民族主义的旗帜，放弃了“平均地权”的主张，导致了同盟会在政治上的“蜕化”。（注：方志钦：《析同盟会的衰亡》，〔广州〕《学术研究》1980年第2期。）但也有人认为，对于同盟会的演变，应该进行具体分析。“既要看到它的妥协性，又要看到它的斗争性。既不能笼统说它妥协和倒退，更不能以其失败的命运而抹杀其为‘争取自由和彻底民主的制度’所作的努力。”（注：徐辉琪：《论武昌起义后同盟会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有的学者则明确指出，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后一段时间内“仍旧是历史的积极推动者，它的主流是进步的，革命的”。（注：王来棣：《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兼与胡绳同志商榷》，《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有人对同盟会1912年改组后的政治纲领提出新的看法，认为改组后的同盟会提出的“力谋国际平等”的政纲，“与原来的单纯反满的民族主义相比，反对帝国主义的色彩应该说更明显、更直接一些”；改组后的同盟会“不仅把以平均地权为中心的民生主义作为宗旨，而且还试图将它付诸实践”。（注：《一九一二年三月同盟会改组再认识》，《史学月刊》1995年第5期。）此外，关于同盟会个别重要人物的一些细节亦有分歧。例如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有人认为是唐群英，（注：罗绍志等前引文。）也有人以为是何香凝。（注：吴恩壮：《中国同盟会的第一位女盟员——何香凝》，《羊城晚报》1981年10月7日。）关于蔡锷是否加入了同盟会，有不同说法。曾业英等通过缜密的考证，认为蔡锷早年加入的当是兴汉会，而非同盟会。（注：王学庄、曾业英：《蔡锷的同盟会会籍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关于秋瑾加入同盟会的时间，有人说是1905年9月上旬，有人则认为应是同年8月。（注：郭长海：《秋瑾入同盟会时间考》，《浙江学刊》1984年第2期。）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主要是因为辛亥革命的当事人留下了许多回忆录，这些资料因当事人记忆和感受的差异，对个别人物与事件出现不同的表述，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术研究的辨析难度。
1、《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1月（有俄文缩译本）。2、《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3月。3、《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3月（部分内容有英、日文译本）。4、《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与许涤新共同主编）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5、同上，第2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6、同上，第3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以上3卷，麦克米伦出版社将出版英文译本）。7、《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前资本主义部分和中国经济史部分，主编，并撰写长辞条中国经济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8、《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1、《中国工业资本的估计和分析》，上海《经济周报》卷9，期8、9，1949年8月（转载《新华月报》创刊号）。2、《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述略》，载《中华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11月（有英、日文译本）。3、《关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意见》，《晋阳学刊》，1982年，期1。4、《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期1。5、《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集5，1983年2月。6、《什么是自然经济？》，《经济研究》，1983年，期9。7、《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4年，期2。8、《市场理论和市场史》，商业部经济研究所《调研资料》期46，1985年4月。收入《平准学刊》辑3（下），1986年5月。9、《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外部和内部因素》，载章开沅等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10、《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期2。11、《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文史哲》，1991年，期6。12、《中国封建经济史和广义政治经济学》，载云南大学历史系编《史学论文集──纪念李蜒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13、《论广义政治经济学》，《经济研究》，1992年，期11。14、《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期2。15、《论工场手工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期4。16、《论二元经济》，《历史研究》，1994年，期2。17、《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期4。18、《十六与十七世纪的中国市场》，中国商业史学会主编《货殖：商业与市场研究》辑1，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9月。19、《利用粮价变动研究清代的市场整合》，《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期2。20、《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期2。21、《十八与十九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货殖：商业与市场研究》辑3。22、《中国经济史的系统工程──序林甘泉等9卷本<中国古代经济史>》，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23、《区域与区域相关研究──序李伯重〈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经济史研究〉》英文版，1998年。24、《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序王国斌〈探索中国特色：中国与西欧政治社会〉》中文版，1998年。25、《文书材料与微观分析──序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021年5月28日，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去世。在他去世一周年之际，《上海书评》刊发茅海建教授于2021年7月8日在“章开沅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稿，缅怀章开沅先生。我第一次知道章开沅先生的大名，当属1980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史》。这是当时中国大陆最为出色的学术著作。次年，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也是一个盛会，但我们这些研究生和青年学者没有办法参加。章先生便与湖南师范大学的林增平先生商量，在长沙开一个青年讨论会，并对青年学者的参会论文进行评奖。那是一次青年盛会，出了许多人材。章先生从武汉赶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这批青年学者的论文多有佳作，“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此后的几次见面，皆在学术会议上，他在台上说，我在台下听。我的老师陈旭麓先生去世后，我每次到武汉，都会去拜访他；然我去武汉次数很少，见面亦少。虽说直接交往次数很少，交谈的言语也不多，但我的感受却很深——“和顺积中，英华发外”。我对他十分尊敬。章先生学问与人格，让我深为感佩的是两点。其一是章先生始终走在同龄人的前面。章先生是人生经历很丰富的人。1949年之前，他该上学时上学，该打仗时打仗，该革命时革命。这些都是当时的热血青年心中向往的，章先生与同龄人的不同点是“健于行”。1949年之后，学术成了他的主要事业，其中辛亥革命成了他的专攻。他没有去研究当时热门的革命党，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将视野专注于不那么革命、但在历史上起到多重作用、更能说明历史多变性的张謇。他采用的方法，又是历史学家最具“传统”也是最为“先进”的，即收集史料，编集子，实地考察，寻找当年的遗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如此做研究已属“凤毛麟角”。这种“独特”的学术眼光（今天称之为“问题意识”）和“基本”的研究方式（今天称之为“学术规范”）使他领先于同龄人。虽说章先生的张謇研究到了很晚才出版，但一点也不过时，很难想象是六十年代的产品。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人民出版社组织编写中国近代史上“三次革命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林言椒先生各处约稿，富有学术准备的章先生立即响应。他和林增平先生联合主编的《辛亥革命史》，学术规范榫合严密，最先出版，走到同龄人的前面。章先生属于“才子型干部”，文化革命前或文化革命中，多次借调到中央机关工作，当时属非常瞩目之事，但他能做到学术本位、学者本分，有进有退，当时属于难能，事后属于远见。再往后，章先生及其弟子整理苏州商会档案等大型史料，强调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国际化，又走到同龄人的前面去了。章先生总结武昌首义，称是“敢为天下先”，这个“先”字，我看对他是适用的。其二是章先生培养出一大批学生。章先生是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中国近现代史的博士生导师最初为刘大年、李新、章开沅三人（戴逸先生属于中国古代史的清史）。章先生又一次“领先”了。从此开始，章先生培养了一大批中国近现代史的博士，我在北大上课时，称之为“章氏军团”。之所以称“军团”，自然是人数众多之意。但后来的博士生导师人数众多，招收的学生数量泛滥，“章氏军团”从数量上排名大约不再领先了；而“章氏军团”却越来越瞩目，这是他们集体战力的体现。我在这里没有必要列举章先生帐下的诸位先锋与大将，这个名单已为学界熟知。若细看这一份名单，真是什么样的人才都有，不拘一格；所研究的学问也是品种多样的，同样不拘一格。一个人如何能教出如此之多且又类别各异的人材？自然是施教有道——“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弟子就会有自由发展的机会。大师垂范，用自己的身影为众弟子立命——“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学问之道由此而传，章门弟子的风格由此而塑造出来。我还想说明的是，武汉这个地方也出产名校长——华工的朱九思，武大的刘道玉，再加上华中师大的章开沅，都是大教育家的风范，将当时武汉三校，列于全国的前茅。我听到章先生去世的消息，立即给其弟子马敏和朱英写了E信：章开沅先生是我尊敬的师长。他是真正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者，在他的生命的每一个时段，都有超越同时代学界与学人的卓越表现。他的学术成就不仅表现在他个人的学术研究著作上，更表现在他对学生的培养上——“章门弟子”已是中国近代历史学界最强大的“军团”。2021年10月20日章先生安灵公祭暨雕塑揭幕仪式在武汉石门峰公园举办章开沅先生长眠于斯（照片为武汉石门峰纪念公园，严浩先生拍摄）三生难报灌顶恩——在章开沅老师身边读书求教的感悟张艳国1998年的夏秋之际，对于我这个已经在史学界游荡了多年的大龄青年来说，是一个难忘而欢喜的季节。这时，我已过三十四岁。就是在而立之年过后，我考取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的博士研究生，投入章开沅先生的门下，专修中国近现代史。这是我长期梦寐以求的事情，因而好长一段时间情绪高涨，充满喜庆之情。翻开我当年的日记本，有开学之日写下的两首蹩脚诗，可以为证。其一曰：“而立过后观人生，弹指挥间岁月轻。休说拼搏志如铁，管他攻关苦似僧。莫道人间春风少，难得世上正午晴。花开花落无常事，日出日没有定恒。”其二云：“哪有先进成霸主，才人代代领风流。敬业爱岗修正果，明德慎行与良优。妻贤女淑随人羡，父慈师恩勖我游。壮士矢志不歇力，把卷举笔敢当头!”回头看来，当时内敛不够，喜形于色，还斗胆地抒发着豪言壮语。这正是年轻时不成熟的通病。但是，年轻的时候，正是多梦的时节。美梦成真，的确快慰。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可见，我非常重视并珍惜这种师生缘。跟随章老师攻读中国近现代史，我的收获有如随佛参禅，醍醐灌顶之感。这里选取几个片断，说明章老师对我教育的深刻和影响的深入。一、“遵守时间，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1999年，是伟大祖国50年华诞。为了以青年学者的方式庆祝共和国的生日，湖北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与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商议出版一套“荆楚青年人文学者文丛”的图书，选择出版我省45岁以下的人文青年学者的自选集，以表彰他们在人文科学领域辛勤耕耘的业绩。这项工作受到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的热情支持。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出版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最终在国庆节前夕由省新华印刷厂精心印制出来。这套丛书一共有10位作者，分别是陈锋教授（武汉大学，史学）、张艳国研究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史学）、马敏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史学）、徐勇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王建辉编审（湖北人民出版社，史学）、欧阳康教授（武汉大学，哲学）、涂文学研究员（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史学）、江畅教授（湖北大学，哲学）、何锡章教授（华中理工大学，文学）、李建中教授（中南民族大学，出书时已调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其中三人出自章门，他们是马敏、王建辉和我。当时在省内几个学术会议上，有一句戏言：“百家争鸣，百花盛开，以章门尤甚。”这句话的来历就是如此，这是后话。章老师对这套书的出版是十分高兴的，也大力支持。他同夏振坤老师、陶德麟教授一道，分别为丛书写下了序言。章老师在序言中，一是表达了对青年学者进步、成长的喜悦之情，他说：“自选集的出版乃是他们二十年左右学术耕耘的总结，也是他们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的起跑线，预示着他们未来学术业绩的辉煌。”二是寄托了殷切期望，他说：“我深愿这套丛书的作者能站稳脚跟，以扎实的步伐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每个人的最终成就可能有大有小，但绝对不要追求成为昙花一现的名人。江汉学脉，世代绵延，吾人有厚望焉。”章老师的喜悦绝不仅仅是冲着他的三位学生来的，而是面对全省乃至全国青年学者。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这套丛书出版后，首先要送一套给章老师。9月22日，印刷厂通知我们，样书已出若干，可以提供几套。出版社约好我和陈锋教授，第二天一道到汉口去取书，同时，为开出版座谈会做准备，把书沿路分送有关支持本书出版的单位和领导，如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等。9月22日晚上，我把出书的好消息告知章老师，并转达了出版社领导的好意，第二天下午送一套书给章老师，以示谢忱。章老师问什么时候来，我说，下午4点半。后来证明，我对时间的安排是没有经验的。一是到印刷厂取书要经过若干环节，办手续费时间，二是沿路送书要花时间，加之过长江二桥车堵路挤，路上要花时间，下午4点半赶到华中师大绝不可能。何况，我当时犯了更大的错误，在沿路耽搁时间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同章老师联络。章老师一如他多年的风格，下午冒着武汉的秋燥炎热，步行20分钟到办公室，边办公边等待我们来访。当天下午，他由喜悦之情慢慢变得不快，可以体会得到。我直到晚上七点才同他联系，告知我们的到来。但是，章老师一改他平日的和蔼，非常生气地在电话里说道：“艳国，请你看看表，4点半已过去几个小时了？我现在不会客。”这时我才悟出事情的严重性，内心的自责与歉疚自不待言。第二天，我约好陈锋、马敏陪同，向章老师做诚恳的自我批评。章老师一夜之后，复又和蔼可亲。他对我说，昨天晚上的事情，你做得不对，让我苦等多时，但是，我发了那么大的火，挫伤了你的积极性，我也有不是。老人家这么一说，让我汗颜，我的心、我的脸燥热难当。老人家教育学生、厚爱学生，有何不是！他又平静地说，艳国啊，我在国外奔波多年，形成了比较西化的生活习惯，就是守时间，重然诺。我们有民族劣根性，突出的毛病是不守时间。这其实是对别人的不尊重，当然也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尤其是一些官员，对约定的时间如同儿戏，随意更改，起到了很坏的带坏风气的作用。你是我的学生，我有责任严格要求你。事情已经过去了，你要吸取教训，改了就好。他最后笑着说，我还要督促检査你的，绝不允许你再犯第二次错。说完这件事后，章老师的兴奋点又依旧回复到这套丛书上，他翻阅着其中每一本书，边翻阅，边评论，他的喜悦，他的动情，真好比在欣赏世上的绝美之物。从此以后，我牢记章老师的教诲，做到准点准时，改正了不良习惯。二、“要写就写出好文章，不要凑合之作”2000年秋季，我的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获得通过。在论文的研究和写作中，章老师专门约我谈了三次，每次都是在下午，每次都有两节课的时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章老师反对学术浮躁之风，这是他的一贯思想和坚决态度。在新世纪之交，学术浮躁之风更烈更甚，章老师对此批评更多更甚。他说，学术浮躁之风，有学术原因，更有社会基础。现有的科研考核指标和学术评价体系是不利于培养学术的醇厚之风的，指标数字化，数字功利化，学术界急功近利，管理部门推波助澜，助长了学术浮躁之风。他还说，他的话，别人听不听，他管不了，但对于他的学生，他一定要管，而且要努力管住，管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对我的论文研究和写作有一系列总体而又具体的要求。在三次专门的教诲中，章老师总是围绕着一个总原则来讲的。他说：“我对博士论文的要求，只有一个严字，就是出高水平的论文。不要把论文当做专著来写。论文与专著是有分别的。论文不同于专著，最大的分别就是论文比专著更专，更深，因而更新些。我对你的要求是，要真正下功夫，要写就写出好文章，不要凑合之作。”章老师讲这话，对我是有很强针对性的。一是我相对应届生而言，专业基础相对好一些，这是优势，但如果不严格自律，不思进取，就会出应付之作；二是章老师反复讲，不管他门下的学生是否从事专业研究，但从态度上讲，他不希望有人是为了混一张文凭和混一个“出身”，一定要真学真懂，真有收益。他这样教育我，还是在个别敲打我，以防我自我感觉良好，不再下苦功夫。在这三次专门的谈话中，章老师对我的论文研究与写作，有几条方法论和指导思想方面的要求，话很精粹，不拖泥带水，不重复旧话。内涵都很丰富，可谓意味深长。章老师启发我，“研究问题的视野要开阔，分析要有理论深度，学会像学术大家那样思考问题，做到研究有个性，立论见精神”。章老师早已被史学界公认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大家名师，但章老师给我举例时，绝口不谈他自己的文章，他谈别人的名篇力作多，尤其是对已故的陈旭麓教授和林增平教授，谈及最多。他对他们的赞赏，不绝于耳，语气诚恳，态度真诚，而对他们过早去世又无限惋惜。他很敬佩陈旭麓教授对中国近代史问题的思辨方法。章老师对陈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
应用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和语言学的重要构成部分。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应用语言学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EQS在应用语言学中的应用
[摘要]EQS是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应用软件之一，它能同时分析多变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处理非正态分布和缺失值，具有多重拟合指标。近年来，EQS在应用语言学领域应用较少。文章简要归纳了国内外应用语言学中运用EQS的情况，并介绍了EQS的基本操作原理及建模步骤，此外，运用EQS对中学生学习策略、学习观念及自我效能相关性这一实例进行了建模研究，以期为应用语言学和外语教学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作用。
[关键词]结构方程模型;EQS;应用语言学;学习策略
引言
结构方程模型(SEM，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是综合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和路径分析(PathAnalysis)来探索研究变数和因子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模型，其最大的特点是应用变量的协方差矩阵(Covariance Matrix)来同时分析多种变量间交错复杂的关系，即利用各潜在的观测因子来探讨因果关系的隐含结构，而传统的线性回归分析只能提供变量间的直接效应而不能显示可能存在的间接效应，以及回避了因共线性而导致出现单项指标与总体出现负相关等无法解释的数据分析结果。结构方程模型最初起源于心理学，后被广泛应用到其他研究领域，例如社会学、经济学、市场分析、应用语言学等。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SEM软件有AMOS、LISREL、EzPATH、EQS等。
一、EQS综述
EQS(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oftware)是1986年由Peter M。Bentler开发的一种统计软件。其基本思路为：基于专业理论知识，构建一个关于一组变量间相互关系的假设理论模型。自变量数值通过测量所得，并形成一个自变量协方差矩阵，即样本矩阵。EQS对样本矩阵与假设理论矩阵进行拟合度的检测，若能较好地满足拟合度标准，则说明此假设模型成立;否则，就需要对该假设理论模型反复调整修正以提高拟合度，直至获得较理想的模型为止;若拟合度仍然未达到理想状态，则该否定此假设理论模型。
国外将EQS应用于语言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学习者个体因素研究以及语言测试研究等，前者如Sasaki和Noels分别探讨了二语水平、外语学能及智力间的关系和学习者目标与教师交际能力问的相关性：后者主要有Purpura测试了西班牙语测试因素结构，Stevens探寻了认知及元认知策略与二语测试的关系。此外，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有Lee研究了英语写作的有利及不利因素;Gorsuch还将EQS应用在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中。
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且主要侧重于语言测试。刘宝权、郭晓群较为系统地介绍了EQS在语言评估中的应用。邹申、孙海洋等利用EQS分别对TEM8人文知识部分和职前中学英语教师口语考试进行构念效度验证。彭康洲、李清华应用项目反应理论借助EQS分析2007年TEM4听力理解项目的质量。侯艳萍借助EQS探讨了可能对TEM4阅读理解任务难度产生影响的阅读任务特征变量，其中包括变量的种类、数量、它们的内部因子构念和测量属性以及各个因子贡献率大小。
纵观国内应用语言学研究，研究者多使用LISREL和AMOS，EQS还未全面吸引国内应用语言学研究者的视线。但笔者在实践中发现相对于前两种传统软件而言，EQS灵活性更高，允许自变量有测量误差，变量间可存在协方差;对原始数据可进行直接加工;此外还可分析非多元正态分布，它能更准确地处理更大容量模型，这将为研究者带来更大的便捷。
二、EQS基本概念
包含有两类变量，两种模型和两种路径。两类变量指潜在变量(Latent Variable)和观测变量(Observed Variable)前者为不可直接测量的非观测变量(Unobserved Variable)，又称因子，它通常通过多个外显或可观测指标间接推算;后者是通过测量、观测可直接获得的原始数据，又称指标。在EQS路径图中圆形表示潜在变量或因子，长方形表示观测变量或指标。
两种模型即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测量模型(Measurement Model)指观测变量和潜在变量间的关系模型，即指标和因子间的关系模型。结构模型(Structural Model)指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并不是所有的实际应用中都同时存在两种模型，例如在验证性因子分析中，可能只出现包含观测变量和潜在变量的测量模型。
两种路径为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和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之间的路径，以及因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路径。在EQS描绘的路径图中，单向箭头表示一个变量直接影响另一个变量，如潜在变量指向指标的单向箭头表示因子负荷，直接指向指标的单向箭头表示潜在变量的误差;双向弧形箭头表示两个变量可能相关;潜在自变量不应有箭头指向，所有指向潜在因变量的箭头来自潜在自变量或其他潜在因变量。
三、EQS的建模步骤
根据Bollen和Long的研究，结构方程建模具有五个步骤：(1)模型构建(Model Specification)、(2)模型识别(ModelIdentification)、(3)模型估算(Model Estimation)、(4)模型拟合(Testing Model Fit)、(5)模型重构(Model Re-Specification)。
1.模型构建
在该步骤，研究者要在已有的理论和专业基础上确定具体的模型，通过EQS模型图和方程来表达该模型各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根据各变量对模型的路径参数进行模型估算，查看并评估各因子、潜在变量间的各种关系，并通过数据检验模型整体的拟合度。 2.模型识别
Kunnan认为在模型识别阶段会时会出现三种情况：(1)模型不可识别(Under-identified)，即不能从协方差矩阵中估算出一个或多个参数的情况;(2)模型正好识别(Just-identified)，可估算出所有参数的情况;(3)模型超识别(Over-identified)，可有不止一种方法估算出所有参数的情况。因参数估算计值不稳定，模型识别不足的情况不能信赖。只有增加制约参数，才可达到正好识别或超识别这两种可以接受的模型。
3.模型估计
根据自变量的方差协方差模型估算所有参数的估计值，使模型再生矩阵与样本协方差矩阵间的差异渐进最吻合状态。目前最常用的估算方法是最大似然法，要求数据等距且多变量正态分布。EQS系统有个强韧选项(Robust Option)生成Satorra-Benfle卡方值，可获得一个比其他统计量更接近的分布。即使分布假设不能满足，出现非多元正态分布，强韧标准误在大样本中也可接受。EQS为所有变量、因子及变量因子间的误差设定了标准，从而固定了参数，获得新的估算值。
4.模型拟合
模型拟合是检测假设模型矩阵与样本矩阵在多大程度上的拟合，即检测模型的拟合度。因其中一个重要统计指标卡方值较敏感，容易受到样本大小的影响，所以在实际操作中还得考虑样本数据大小对模型拟合度所产生的影响。根据以往的研究经验，理想模型拟合度的参照标准如表1。
5.模型重构
若模型拟合度与各标准量范围差异较大或个别指标不理想，则该模型构建有误，需重构。重构时需检验两组估计值：第一组为具有显著意义的参数估计值，将没有显著意义的参数估计值设为0，但需在足够的专业理论基础上才可进行。第二组为残余值矩阵，若个别变量残余值较大，如大于或等于，则该变量未设定好;若较多变量残余值都较大，则该模型整体构建有误。在此过程中EQS系统的LM-检验和W-检验功能可对模型重构提供进一步的帮助信息。但每个参数及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非常密切，任何一处的改动都可能对总体模型产生较大的影响。因而每个参数的调整都需重新估算，得出新的模型拟合指数，直至获得最终的理想模型为止。
四、EQS在应用语言学中的应用实例
笔者曾运用EQS研究了中学生英语学习策略、学习观念和自我效能的相关性，下文将予以展示。本研究首先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某中学109名高二被试者进行测试。问卷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Oxford设计的《英语学习策略量表》，它由记忆策略、认知策略、补偿策略、元认知策略、情感策略、社会策略等6个要素50个项目组成;第二部分是Horwitz设计的《语言学习观念调查表》，包含外语学能、语言学习难度、语言学习性质、学习与交际策略、动机观念等5个要素34个项目;第三部分是德国心理学家Schwarzer和Jerusalem设计的《自我效能量表》，包含1个要素10个项目。
收集了调查数据后，我们运用EQS对数据进行分析。首先打开EQS界面，新建一个原始数据库文件，设定应变量名称及数目，输入原始数据。三个量表所测量的12个要素为自变量，学习策略、学习观念和学习效能不可直接测量，需通过各量表12个要素间接测量，则为潜在变量。其次，对EQS作包括描述性分析、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因子分析、误差分析在内的描述性统计，以观察样本整体情况。然后对EQS作验证性统计，即因子模型统计分析。根据已有的专业知识，构建初始模型如图1。
EQS运行后所得各拟合指数结果见表2。
按理想模型拟合度的参照标准，该模型并未达到可接受的理想模型程度。根据二语习得中学习策略、学习观念及自我效能的有关理论和最大标准化残差(Largest Standardized Residuals)所提供的修正指数(参见表3)，通过设定自由参数和在模型的多组误差间增添多条双向箭头的路径以建立相应误差变量间的协方差矩阵，反复修正之后得到较理想的模型(如图2)。修正模型拟合效果指标如表4，该模型拟合度较高，可接受。
学习策略、学习观念和自我效能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但各自的路径强度却有所区别。相对于自我效能而言，学习观念对学习策略的影响更大(>)。学习策略、观念及效能的各个因素相互之间也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所以在平时的英语教学和学习中，既要在整体上注意对学习策略的选择、加强对学习观念的引导，注重对自我效能的提高，又要对具体的学习策略如补偿策略、记忆策略、认知策略以及语言难度和学习动机等方面有充分的认知，才能更有效地引导学习者的英语学习。
五、结语
本文介绍了EQS统计软件的基本操作原理及步骤，并通过对中学生英语学习策略、观念及自我效能间相关性的模型构建、拟合、重构、修正等过程，最终创建出满足各项指标的修正模型。结果发现学习策略、学习观念和自我效能之间高度相关，但相关强度有差异。学习者较多使用补偿、认知、记忆策略，较少使用社会策略。观念的学能和动机对学习策略的影响较大。在结构方程模型软件中，EQS更易操作，灵活性更高，能更准确地处理大容量多维度变量模型，尤其在处理非正态分布和有缺失值数据中效果良好，且允许变量测量误差和协方差的存在。EQS评估模型拟合指标的多重性可以为应用语言学中多因素间多维量化提供更准确、科学、直观的信息，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发展综述
【摘要】1960年开始，应用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和语言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应用语言学除了涉及语言教学外，还涉及结合语言和心理学、自然和社会等学科。而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我国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的方式较为生疏，与量化研究相比要落后。因此，本文通过简要介绍应用语言学，对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针对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方式及重点方向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发展
在应用语言学中，量化与质化问的差别在于它们主、客观的不同，以及文字和数字的不同等。这种差异间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知识本质和本质问理解与信念的不同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占据着后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地位。随着应用语言学的深入研究，质化研究方式主要有：语篇分析和个人叙述、人种志和专题陈述，以及互动分析等。例如：日记和传记研究、访谈和课堂互动分析等。新世纪的到来使应用语言学研究偏向量与质方式的融合和巩固。
一、应用语言学
19世纪初，语言理论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方面的研究开始分化。19世纪叶末，.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提出了应用语言学这个概念，但没有得到广泛的注意。20世纪以后，语言科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应用范围空前扩大，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理论方面的研究明确地区分开来，应用语言学这个名词开始广泛运用，并促成了应用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的分化。
从广义的角度来分析，应用语言学主要是将语言学的知识在其它学科领域问题解决中得以应用。换句话来说，就是跨学科实现问题的解决。
从狭义的角度来分析，应用语言学主要是专门的语言教学，尤其是外语和第二语言的教学。其应用的知识有：语言理论与描述、相关语言学科，以及相关语言教学学科。主要涉及语言的模式，描绘语音和语法、语义和语用，及词汇等，在语言学边缘的学科，以及一些不是语言学，但与语言学教育学紧密联系的学科。
二、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遇到的问题
时代的发展必然对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有着不断扩大与变换的影响。由于应用语言学具有跨科学性和实验性，以及开放性，因此，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所遇到的问题更具挑战性。
其一，在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中，由于相关学科知识的缺乏，使语言学质化研究受到严重的阻碍。例如：很多从事英汉语言教学的工作者和教师，常常因为自己对英、汉知识的缺乏，而放弃该领域的发展，因而影响到语言学科的发展。标准语的建立和规范化，文字的创制和改革。建立通用于各方言区的标准语是很重要的。应用语言学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选好这种标准语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为无文字的语言创制文字时，基础方言和标准音更是重要的依据。文字改革包括文字系统(字母表、正词法和标点符号)的部分改进和彻底更换。标准语的建立只是语言规范化的开始。为了确定语音、语法、词汇规范，需要编出相应的正音词典、规范语法和各种类型的词典。
其二，应用语言学作为新的学科，它在理论基础上还不够完善，使质化研究的任务更为艰巨。尽管我国许多学者对应用语言学质化的研究有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但是应用语言学是否加大理论范式的建构，任然需要以多学科做后盾的理论研究。词汇是语言中变化最快的部分，新词新义不断涌现。及时、准确地把这些新词新义固定在词典中，指导人们如何运用，这是辞书对语言规范化最有效的影响。
三、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方式及重点方向
1、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方式
在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方式中，主要有：语篇分析和个人叙述、人种志和专题陈述，以及互动分析等。其中，语篇分析和个种志是目前语言教学研究中使用最多的。
其一，语篇分析。语篇分析主要是通过对真实口语语篇进行考察的一种研究，始于社会学，例如：在第二语言习得和口语测试，及技巧等教学方面研究中都有展现。语篇分析者是种处于兴趣的社交行为，而语言学者是以研究语言本身为重点的行为。语篇分析者认为语言是与语用结合的系统，它将语法和词汇等都作为可操纵的资源。总的来说，其语篇分析的对象主要是在交际中有秩序、有组织的交谈，确保社交行为的顺利进行。也可以视为站在交际者的角度，将社交行为进行发现和描述。突出内在机制。一般来说，语篇分析主要是利用语篇样本中的示例，描述和追踪交际的优势、分析和理解，已达成共识。其质化思想：交际中的秩序与以往的主导观点和研究的方向与目的完全相反;交际的过程真实语料誉写和分析不可缺少;分析的方式必须有实证资料的理论。
在以往应用语言质化语篇分析发展的最初阶段，只能通过录音的方式记录下口语语言资料，随着时代的发展，口语语言资料开始有图片和视频，以及非语言式的交际资料。根据语篇分析研究表明，语言学界开始对非语言线索的详细记录产生了争执。尤其是技术的发展与语篇分析的结合，技术的不断影响着语篇分析研究。
其二，人种志。人种志主要是对某文化群体的行为和语言，以及互动等进行的深度研究，属于人类学，并与自然学紧密联系，例如：深入发现人们的实际所做与应该做之间存在的矛盾等。在研究前详细描绘了研究对象的文化背景。在研究的同时，研究者必须与群体保持一定的认知距离，为了更准确的获取客观性。同时研究者必须反思自身所存在不同假想，以保持客观研究的态度。在自然背景下对群体的形体和表述进行研究，并深入群体，利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对研究的资料进行采集、实验。其研究资料来源于非结构式的访谈。涉及的研究规模较小，数据分析通常涉及研究人员研究对象本身各自的行为意义的理解和解释。
2、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的重点方向
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的重点方向在于对教学方式与教师认知的研究。前者教师对交际教学观念和方法层见叠出，但结果是不一样的。除此之外，在听、说、读、写等教学方面研究中质化的应用也很普遍。在写作上，进行访谈和记录、日志和观察等采集的方式。听力上，以听力策略和技巧为主，融合了量与质。例如：Markee通过小组方式巧妙进行了非任务交谈，并且顺利进行任务与非任务交谈之间的变换。后者，由于教师是思考和积极的决策者，教学主要建立在实际导向和背景等不同思想和知识上的研究。
其认知研究内容一般为：教师认知和教育、认知和课堂教学，以及认知和语言学习等。虽然研究方式，出现了问卷为主的量化研究，但是绝大多教师认知都是利用质化研究。在教师认知研究中，量化和质化间主要出现争议的问题，量化研究多依靠问卷的方式来认知，并没通过实际考察因此受到批评。而质化研究利用回忆解说和启发式回顾、书面形式，以及课堂观察和访谈等进行资料的收集。同时，为抓住到隐形的认知过程，还需更进一步的研究。
总而言之，在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中，我国在提倡科学超越经验研究的同时，还要重视实证主义存在的缺陷，将质化研究进行规范，避免出现对学术范式的影响。虽然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在我国地位并不牢固，但是，在国外的研究中，已经占有牢固的地位。因此，就针对我国外语的语言质化研究来说，在掌握实践和质化方式的前提下，对混合方式的思考和时间应用，将对我国应用语言质化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替你找了两篇1）关于《语言学概论》的一点学习心得《语言学概论》这本书主要介绍语言学的基础理论，了解语言的性质、功能以及它的结构。掌握语言的现状、变化以及一般的发展规律。它是一门多边缘、多层次的立体性学科。它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交叉科学日益发展的今天，语言学显得越发重要。通过读书，以及自己原有的一些观念，我对语言现在是这样认识的：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我们人类特有的。语言与我们的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以前，一直以为语言是与生俱来的，是平常生活中看似最简单不过的现象。通过这本书的学习发现，其实不然，原来越是简单的事越是有大奥妙。说话、写文章都要遵循语法规律。从婴儿时期的呀呀学语，到长大成人规范地使用语言，在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语言，人们互相学习各种不同的语言，学习一定的语言学知识，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性地认识它，并且更好地掌握它，更好地为以后的学习、工作、生活服务。2）《英语语言学概论》学习心得当我第一次翻开《英语语言学概论》的教材书时，心里“咯噔”一下，真的是挺吓人的一本书，满眼都是生疏的单词，还有各种不知所云的图表。当时真的很怀疑自己这么多年的英语是不是白学了。但当我静下心，并结合历年真题试卷细细分析了一下，其实英语语言学概论中的单词只是更偏重于学术性而已，并且有很多的单词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已经识记的一些词根词缀猜出大概的意思，记忆起来并不是很难。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克服对于偏于学术的英语的胆怯心理，这样才能在以后的学习中更有动力在英语语言学概论这门科目的学习中，我特别推荐给我们上课的支老师和王老师主编的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语语言学概论自学指导》。这本书是对于英文教材中的重点知识用中文进行了归纳，方便我们对于课本进行更为透彻的理解。当然，这本书始终只是辅导教材，大家万万不可将其作为重点，而抛弃了英文原教材。这本书只是帮助理解、防止发生理解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勇于去阅读全英文的书，这样对于培养英语思维有非常大的益处。 下面就具体讲讲我是怎么准备英语语言学概论的考试的。 起初，对于英语语言学的知识积累不多，开始时接触的知识都是似懂非懂，没有非常切实的体会。于是我采取了一个笨方法，就是“死记硬背”。我的“死记硬背”是通过不断地重复实现的，我将刚才提到的《自学指导》的单元课后练习用铅笔做，做完后对照答案修改，错误的题目擦去，重点记忆后下次再做，再改。就在不断重复中，我不仅记住了生词，还一遍又一遍的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现在看来，这个阶段在我的英语语言学的学习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通过记忆将知识内化，之后再反复揣摩、理解，为以后的学习培养了“语言学的语感”。 在此，我想提醒一下大家，通过我的实践并向老师进行了求证，《自学指导》中的一些练习题由于是选自高校考研真题，对于我们本科段的学生而言偏难，遇到这样的题目大家不用太过沮丧或浪费太多时间，可以适当跳过。 语言学这门课真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有的要记忆的东西一定要保质保量的准确记忆。例如，第三章中的英语辅音和元音的分类表，是非常重要的知识点，要牢牢记住，并且很多的知识点都可以借助这两张表来掌握。 此外，我建议大家参加第二专业学历教育的课程。语言学这门课相对来说比较学术，和以前我们接受的英语教育相比有很大不同，有了老师的引导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最后，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不要追逐成功，做到卓越，成功自然会在不经意间追上你。在语言学的学习中不要只关注考试分数，试着去体会其中的乐趣，你会发现这也是一门很有趣的课，那分数一定不会和你作对。
汉代传统语言学主要著作有只知道一些近代的，希望对你有帮助1.历史语言学论文集 作者: 周及徐；2. 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 作者: 周祖谟著3. 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 作者: 周有光著4. 语言研究所卷(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5. 语言理论与语言学方法论 作者: 王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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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情况。知网主要收集的是各个学术期刊杂志上面发表过的学术论文，以及一些硕博论文。因此这就要看学术论文集里的论文有没有在杂志上发表过。不过我觉得应该大部分可以找到的
精神病是指一个人在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方面有着明显的障碍，从而表现出与正常人不一样的行为。这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精神病学术论文的内容，供大家参考!
摘 要：本文从精神病的症状表现中，以及从精神 分析 的角度列举了一个对精神病的 临床 心理 治疗 的个案，探讨了对精神病的心理治疗的可能性。同时分析了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如何来读破、拆散他的精神病性的逻辑的欲望世界。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病专家经常发现在妄想狂中存在在父性和父子关系的主题。拉康认为某些能唤起主体的父性的情况是导致精神病发作的催化剂，此时主体遇到的是一个空洞、一个空白。
关键词：精神病;精神分析;心理治疗
一、精神病症状和表现
精神病是指在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方面有明显障碍，致使患者歪曲地反映现实，不能适应正常的生活，具有危害自身和 社会 的行为者， 医学上又称重性精神障碍。患者一般不能正确认识疾病，缺乏现实批判能力。在国外一般医学字典上认为精神病应包括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综合症和“功能性”精神病，而功能性精神病又包括精神分裂、心境障碍、偏执性精神障碍、精神病性抑郁等。精神活动是大脑生理功能的具体表现，当大脑功能异常时，临床上表现为异常的精神活动，精神症状是异常的精神活动。由于人的个体差异很大，至今还没有特异的实验室检查精神活动异常的生物学指标。通常判断精神活动是否正常，需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进行比较，同时还要分析是否由客观原因造成等各种愿意进行评估。因此临床上患者的精神症状常常是一症状群、综合征的形式出现。综合征是指一组症状或特征，可在疾病的某一阶段表现出来，是精神病临床 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常见的综合征有幻觉妄想综合征、情感综合征、紧张综合征、遗忘综合征、易人综合征、虚无妄想综合征和Ganser综合征等。症状是患者求助的主观体验，如心慌等;体征是客观存在的外在表现。综合征是疾病所特有的一组症状和体征的组合。发现精神症状后，应判断此精神症状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而从心 理学 角度，原发症状直接与精神病理过程有关，继发的症状是对原发症状的一个反应。所以，在对精神病症状和表现进行评估之后，在临床工作中可以在药物的治疗基础之上，对精神病心理分析工作的可能性进行探讨，从而使患者可以在真实的世界里发现其缺失的意义，下面从一个个案来对精神病进行精神分析的可能性的探讨。
二、
弗洛伊德在阅读斯瑞伯《一个精神病的回忆》一文中，提出了力比多的投注和精神病的关系。并在《自恋 问题 引论》中，分析了自恋型力比多的投注和现实的问题。1942年，弗洛伊德在《精神官能症和精神错乱中的现实的丧失》中，指出问题不是现实的丧失，而是取代了现实的那个力量。但是，拉康却在弗洛伊德成就的宫殿里，对此提出了疑问，从而从结构和逻辑的层面上提出了《论精神错论的一切可能疗法的一个先决问题》。在那里，根本没有父亲的名字。弗洛伊德曾在许多场合指出，肯定存在一种偏执狂所特有的压抑和自我克制。拉康从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借用了一个术语来命名这种机制：排斥，它表明了对所涉及元素的彻底排斥。因此，这个元素就只能在真实中而不是在符号中返回了，例如，以幻觉的形式。拉康指出，在精神病中，存在在一种对父亲名字的排斥：它不是因为受到压制，而是完全抹杀了——某些能唤起主体的父姓观念的情况是导致精神病发作的催化剂。例如。当一个女人分娩之后从别人手里接过婴儿，还有一个男人成为父亲等，这些情况都会向父姓象征的领域发出呼唤，然而不幸的是那里一无所有，主题遇到的是一个空洞、一个空白。于是，精神病早期常有的“世界末日”之感也就随之产生了。主体面临的是能指的缺乏，即父亲名字的缺乏，随之而来的是意义的缺乏。按照拉康的说法，精神妄想症的患者试图在由于父亲名字的缺位而形成的空洞指出填补上丢失的意义。也就是说，要给世界赋予意义。例如，精神病患者会认为“今天是阴天，是一个外星人密谋控制天气”，换句话说，妄想症患者认为世界之所以充满危险，恰恰是因为缺乏一些基础的意义来使之规范条理。分析 经验 的真理表明，向主体提出的问题并不是体现为他在自我中引起的焦虑，这是他的伴随物中的一个成分。这个问题是个表达清楚的问题：“我在那里是什么?”这个问题关系到他的性别以及他在存在中的偶然性，也就是说，一方面他是男的，或可能是女的：另一方面，他可以不失，两者演化其奥秘，把它系结在生殖和死亡的象征中。存在的问题包含了主体，支撑着主体，侵入了主体，甚至将主体撕碎，在分析中遇到的紧张、悬念、幻想等都表明这个情况，然而正是这些现象是 组织在这个话语中，它们才确定了症状，才可被解读，才能在被解读之后得到解决。三、对一个爱僵尸的精神病少女的精神 分析
患者是一个16岁的女孩，现在读高一， 学习 较好。精神病学的诊断是精神分裂症。该女孩在初中开始就怀疑自己的心事自己没有说就被别人知道了。后来她发现身边的男性都在用恶毒的眼神在看她，并且要伤害她。在入院前一天，她早上骑车上学，发现街上的男性都在盯着她看，并知道了她的心事，要伤害她，她飞速骑到学校并且大哭，同学们都说她是疯子，所以她非常惊恐，父母决定入院 治疗 。其家庭 教育 严格，父母和睦，9岁前父亲在外地当兵。
在治疗中，我和她谈梦、幻想以及她的胶泥作品。在最初的谈话中，她喜欢做胶泥，她的作品里活跃着死亡、生殖以及暴力的元素：拿着镰刀的女性死神，俊美的黑衣僵尸，可爱的月老等人物。而这几个人物的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工具：手杖。在谈她的作品时，她说母亲是很暴力的，脾气很坏;自己爱僵尸，因为僵尸都对爱情很忠贞。在 工作过几次之后，她不再做这些泥人，但是她很焦虑地说她最近总是做恶梦。她 报告 了她的一个梦，在梦中：我去火车站接周杰伦，想让他签名，但是没有笔……我不知不觉又到了一个墓地，结过婚的人死了合葬在一起，不会变成恶鬼，而没结婚的人就是没有坟，是恶鬼。突然一个坟从中间裂开了，从里面出来一个恶鬼要吃她……”这个梦通过隐喻的形式，表达了主体的性化的焦虑，以及在生与死的象征关系的位置。她询问她在那里是什么，她的父母又是什么，她无法性化她已成熟的身体，因为从哪里来她又要回哪里去。但是，究竟是什么，让她的主体在被害妄想中给与这样一个不同的解释：那些男人要害她，因为他们知道了她是“狈”，所以那些男人要成为“狼”，只有这样她们才能狼狈为奸。这个梦打开了她的幻想之门，在一次分析中，她突然停止言说，并且很惊恐地看着我。我问她“你突然停下了，你在想什么”，她停顿了一会说：“我想摸你。”在后面的言说中，她记得儿时的一次和同性的性接触，以及父母对待她的性方式……现在，她混乱了，一方面她对女性有了兴趣，另一方面，她渴望又害怕男性，如她不敢坐男生坐过的椅子，怕怀孕，另一方面又认为男生很暴力，就如她的父亲让她的母亲怀孕生出她，并说小的时候对粪便很有兴趣，有的时候在上厕所的时候，一边吃馒头，一边解手，有的时候要一个多小时。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想象到她对客体小a的享乐，而同样是生与死的拷问。在一次治疗结束的时候她说：“以前认为 心理医生之所以成为医生，是因为他们想 问题 想多了，现在自己发现是想问题想多了就成了疯子。”
在治疗的过程中，她恢复了一些 社会 功能，可以上街，见到男生也不会逃避，焦虑的情绪有所缓解。在这个个案中，充斥着悖论，这个患者有父亲，但是却没有经历父姓的阉割，有母亲却成为母亲的一个享乐的客体，从一出生便掉入到这个注定将来要疯狂的洞里，那里没有规范，但是她必须去建立一个规范，去面对青春期性化的问题，询问祖先的问题。这也许是为什么青春期是精神病的高发期。为了很好地分析这个个案，那么有必要回到俄底普斯情节当中去，在那里母亲给了父亲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在上面的个案中，那个女孩的梦中的鬼要吃掉她，和她在厕所里边吃边解手的习惯，使我们回到前俄底普斯阶段，那里的生殖 文化 和俄第普斯阶段的父亲的隐喻。所以，你不需要一个能指才能成为父亲，或才死去，但是如果没有能指，没人会知道这两个状态的事。恰如这个女孩，因为没有父姓的阉割，所以问题关系到她的性别以及她在存在种的偶然性，也就是说。一方面她是男的，或可能是女的;另一方面，她可以不是，两者演化其奥秘，把它系结在生殖和死亡的象征中，而她在青春期开始成熟的时候。用妄想的形式给世界一个解释：男孩要害她是有原因的，因为她是一个“狈”，所以男人才会成为“狼”。
当然，对精神病人的心理治疗的可能性一直是倍受争议的，但是在拉康那里，以及 临床的心理治疗的 经验中似乎都在说明这个可能性。
【摘要】自杀是有意或故意伤害自己生命的行为，自杀对于社会、家庭、个人都带来了巨大的破坏。精神病人的自杀是精神疾病病人常见的死亡原因，且精神病人自杀平均年龄较一般人群年轻并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更糟糕的是很多人都忽视了精神病人这个弱势群体，对他们的行为置之不理，这无疑给我们社会的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为此我们将要对此走进精神病人的世界，去了解他们的心理，自杀原因，以及针对精神病人自杀的防范 措施 。
【关键词】自杀;原因;防范措施
一、精神病的种类和表现
(一)精神疾病的种类
精神疾病分为多种类型：对于精神病分类各国的标准不同，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精神病的分类逐渐系统化，目前我国对精神疾病的习惯分为十三种：
1.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由于脑组织直接受到损害而造成的器质性精神病，如：脑外伤、脑出血、颅内肿瘤等因素所致。
2.躯体疾病伴发的精神障碍：这是由于躯体疾病影响了大脑功能而造成的，如：心、肺、肝、肾发生疾病，导致脑供血、供氧不足。
3.酒依赖或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由于长期饮酒形成依赖(成瘾)后逐渐出现精神障碍，或在突然停饮后急剧发作。
4.鸦片类及其他精神活性物质伴发的精神障碍。
5.中毒性精神障碍：某些非依赖物质(如苯中毒、铅中毒、一氧化碳、医学药物中毒等)短期大量或长期少量进入人体，引起急性或慢性中毒后，造成精神障碍。
6.精神分裂症：为较常见的重型精神病之一，多起病于青壮年，常见症状有：精神恍惚、狂躁不安、幻觉妄想、兴奋躁动、打人毁物、抑郁多疑等。
7.偏执型精神病：以系统的妄想为主要症状。
8.情感障碍：为较常见的重性精神疾病之-，以显著而持久的情绪改变为基本临床表现。
9.心因性精神障碍：由严重精神打击或强烈的精神刺激所致。
10.与文化相关的精神障碍：常见症状有：恐缩症即害怕。
11.人格障碍：人格特征明显偏离正常，影响其社会和职业功能，本人精神上感到很痛苦。
12.性心理障碍：指两性行为在心理上偏离正常而导致活动行为上的异常。
13.精神发育迟滞：童年起即表现为全面智力低下和社会适应困难。
(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表现
1.性格改变：性格变得与平时不一样了。
2.行为异常：行为作派变化明显或者变得让人不可理解了。
3.语言异常：说话的方式 方法 变得不正常了。
总之，如果一个人现在与过去相比，像是变了一个人，与其他人相比，明显与众不同，那他可能患上了精神疾病。
二、精神病患者的自杀原因
(一)自杀与精神障碍
1.情感障碍：65%以上的自杀患者有情感障碍(主要为抑郁症)，是最常见的自杀病因。
2.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自杀率约为5% ～10%。有研究提示自杀与精神病人的自知力有关，即认识到疾病性质，担心今后精神分裂症复发而自杀。
3.酒精中毒与药物滥用：酒精中毒自杀最危险的年龄为40-50岁，其他精神活性物质滥用自杀者多在年龄40岁以下，尤以30岁以下最常见。
4.神经症：抑郁性神经症的住院病人自杀率增高，主要是因为病人有惊恐发作。可能由于受过心理打击，当记忆重现在脑海时，就会造成心理的巨大压力，打击再此重现，于是选择自杀。
(二)精神病人的自杀与社会心理因素
精神病人由于长期疾病的原因，社会功能受损，许多病人存在人格缺损，不完整，并对社会、家庭均构成一定的危害，很难取得社会的理解与同情，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精神病人所面临的社会心理压力就更大，他们面临着来自家庭矛盾的压力，亲人的拒绝，社会的冷落，面临着经济问题，他们期待着与其他人平等的权利，期待着社会的理解与接纳，由于这些社会心理因素所造成的精神病人自杀危险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
三、精神病患者自杀的手段
(一)精神病患者的自杀方法
精神病患者的自杀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种：1、服用大剂量抗精神病药或镇静安眠药或农药;2、自缢(上吊);3、触电;4、用尖锐物品自身伤害;5、撞头;6、溺水;7、跳楼;8、其他自杀方式。
(二)精神病人的自杀工具
精神病人精神失常，随时都可能发病，严重者随时可能做出一些预想不到的害人害己的事情。身边的物品随时都可能成为精神病人的作案和自杀的工具，如水果刀、棍子、锤子、斧头、电插头、绳子、电线等等。因此对日常不起眼的用品，严加看管。
四、精神病人自杀的防范措施
(一)非住院精神病人的防范措施
对有自杀企图的精神病人，家属要保证在24小时内不离人的照顾，要密切关注精神病人的一言一行，多与病人谈心，询问要自杀的原因及方法，好多时候精神病人的自杀主要来自于犯病、他人的歧视，因此作为精神病人的家属一定要加以重视，及早送病人住院治疗，只有住院治疗，才能进一步遏制住病人病情地发展，使其尽早康复。
(二)住院精神病人的防范及护理措施
1.严格监测生命体征
护理人员应仔细观察，及时给医生反映患者的病情变化和产生自杀行为的先兆，及早干预，以便及时调整药物的剂量，控制病情。
2.做好心理护理
与病人建立良好的治疗性人际关系，主动接触，态度和蔼，加强与患者内心世界的交流，使其在心理上得到宣泄，缓解消极的情绪，淡化自杀意念。
3.对有自杀意图者的护理
应床头交接班，将病人放在重点病房，专人护理，形影不离，不让患者单独活动，可让家属陪伴。
4.加强服药监护
每次发药时，应要求患者当场服下并仔细检查口腔，确实咽下方可离开，严防藏药或蓄积后一次性吞服。
5.加强保护性医疗制度
不向外人泄露患者的病情，尊重患者的人格，对患者的合理要求要尽量给予满足，家属探视时不给患者带任何危险物品，并对物品进行认真检查，不得疏漏。
6.严格执行各项安全制度
定期或不定期清查病人的床铺、室内物品，加强环境的安全检查。
7.做好恢复期的防范工作
相当一部分患者的自杀行为发生在恢复期，此时，护理人员应及时对患者加强自知力教育，及时观察患者的情绪变化，针对病情给患者精神上的支持、疏导和鼓励，帮助患者树立自信心，参加各种康复活动，培养生活的情趣，以减少自杀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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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论文集是一些学术会议的衍生出版物，但也并不是所有学术会议都会出版论文集，有些会议也是不出版的，论文集就是在学术会议上宣读的文章汇总出版的合集，论文集也是有一定用途的，但在国内，论文集较受争议，因此要看具体情况。
在国内评职晋升中，如果文件中明确不认可论文集，那么会议论文集就需要作者慎重选择了，这种要求在国内并不少见，很多职称晋升中不认可论文集上发表的文章，但会议论文有时需要区别对待，会议论文的发表在评职晋升中还是受认可的，尤其是一些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宣读的文章与其他国际学术论文具有同等价值。
代表类型如下：
1、M——专著（含古籍中的史、志论著）。指的是针对某一专门研究题材的，是著作的别称。根据学术论文的长短，又可以分为单篇学术论文、系列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三种。一般而言，超过4—5万字的，可以称为学术专著。
2、C——论文集。论文集从字面上来解释就是把各种主题类似的论文集合在一起。比如说：法律论文集里的论文都是与法律相关的。论文集可以作为一本书或期刊的增刊正式出版，用以区别学术期刊。论文集也可以是综合多种形式的论文集结在一起，合订成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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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富华 ，女，汉族，山东威海人， 47岁，教授，博士生导师（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对外汉语教学方向），吉林大学国际语言学院副院长，兼任吉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E_mail：） 【简历】 1978年9月考入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7月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82年9月—1986年9月长春师范学院中文系助教；1986年9月年考取吉林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6年3月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同时转为在职研究生；1989年7月吉林大学语言学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9月吉林大学中文系讲师；1994年9月吉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96年8月吉林大学语言学及语言学专业硕士导师；1997年3月吉林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汉语言文化系系主任 ；2000年1月吉林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教授；2000年1月吉林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副院长；2001年5月兼任文学院副院长；2004年1月被评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学术专长】 刘富华教授20多年来致力于对比语言学及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和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是国家汉办对外汉语教学专家组成员，多年来参加全国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考试的命题、评卷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工作。曾作为国家汉办汉语教学专家培训国外汉语教师，曾赴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德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出版语言学及留学生教育方面的著作教材5部，发表学术论10余篇。担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导师，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导师，指导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及留学生中文硕士博士生20余名。连续多年被评为吉林省留学生教育优秀教师。【讲授课程】 留学生汉语言专业课程：现代汉语语法，汉语语言学，汉语精读，中国文化，汉语视听说，汉语写作等。硕士研究生课程： 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汉语语音学，汉语语言学，外汉语教学概论，现代汉语写作学（为留学生硕士开设）。 博士研究生课程： 结构主义语言学问题，现代语言学专题研究，汉外语言对比研究方法论，对外汉语教学论。 【承担项目】（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的各级各类科研及教学项目） ? 1、国家汉办重点规划项目：“英语国家汉语教材研究编写项目”项目，经费万元，2003年立项，正在进行后期制作阶段。2、日本文部省与中国教育部合作项目：日本汉语教师来华培训项目，项目经费90万元，2003年——2008年，正在进行。3、吉林大学研究生教材项目：“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 ，项目经费5千元，2002年，已结项。4、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醒世姻缘传》与吉林方言词语探源”，1999年5月—2000年12月，已结项。5、吉林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东北文化研究—《醒世姻缘传》与吉林方言词语探源” 项目经费8千元，2001年，已结项。6、吉林大学现代技术教育： “对外汉语教学多媒体课件”，项目经费8千元，2000年——2001年，已结项。7、吉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留学生汉语言专业课程建设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经费8千元，2001年，已结项。【 科研成果 】 著作及教材： 1、《社会语言学》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2、《语言学概论》（合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3、《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4、《在中国》（对外汉语音像教材）华语教学出版社，1996年8 月第1版。5．《汉语言文学基础与作品赏析》吉林人民出版社，（合著）2004年5月第一版。论文： 1、从鼻音n、ng与拨音h的关系看汉语对日语的影响(《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2、汉语入声韵与日语汉字音的对应关系初探(吉林大学校庆40周年《学术论文集》1987年8月)3、土耳其的文字改革（译文）(《语文现代化》第九辑，知识出版社1990年3月)4、汉日同形词对比研究(《中国语文研究》1993年7月,日本) 5、日语中的汉语词汇与汉语中的日语借词(《心路历程——吉林大学文学院纪念校庆五十周年论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6、HSK大纲中汉日同形词的对比研究与对日本学生的词汇教学（《汉语学习》1998年第6期）7、对比分析、对比教学法与对外汉语教学（《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六期）8、对外汉语教学20年（《中国人文科学20年》，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9、单音形容词定语的合指析指与语序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3期）10、《醒世姻缘传》与吉林方言词语探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2期）11、轻声的调位及相关问题（《汉语学习》2000年5期）12、试论留学生汉语言专业的课程设置（《高教研究与实践》2001第一期）13、《现代汉语隐现句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汉语学习》2002年第3期）14、《汉语入声韵与日语汉字音的关系及其对促音的影响》（《中国语言文字学高级论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1月15、《言语输出在汉语学习中的作用》（《对外汉语教学与留学生教育探索》，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2月）16、《胡适在新诗发展中的贡献与局限性》（《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17．论文《论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 【所获荣誉】 1、1996年度吉林省“留学生教育优秀教师” 2、1997年度吉林省“留学生教育优秀教师” 3、1998年度吉林省“留学生教育优秀教师” 4、1999年度吉林省“留学生教育优秀教师” 5、2001年度吉林省“优秀对外汉语教师” 6、2002年度吉林省“优秀对外汉语教师” 【部分论文及著作内容简介】 1、著作名：《语言学概论》 内容简介：《语言学概论》是一部25万字的论述语言学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的普通语言学专著。该著将传统语言学理论和结构主义语言学有机结合，从宏观上对语言的性质特点、功能、语言的机制、语言与自然界与社会的关系、语言的发展及语言间的相互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从微观上对语言的内部结构语音、语义、语法以及词汇、语用、语境、话语分析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论析。 2． 著作名：《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 内容简介：《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全新的视角和相当的理论高度，详细介绍客观评价系统分析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结构主义思潮的本质特点及学术思想的发展,对起源于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生作用和产生影响的原因, 对结构主义贯穿整个20世纪的社会历史原因和自身原因，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论述。该著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角度切入,对整个语言学理论进行了宏观和微观的系统研究。对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结构主义与心理学，语言符号系统论等前沿理论作了系统阐述，更加科学地将结构主义方法论运用于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的学科发展研究，对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以及结构主义各流派的语言理论、方法论及其特点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论证。同时，对结构主义思潮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本质特点、意义及其产生发展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3．论文题名：日语中的汉语词汇与汉语中的日语借词 内容简介：日语中汉语词汇来源、流变及其产生发展过程中来自汉语的影响，汉语词和汉字词的概念的界定。汉语中的日语借词与古代汉语、日语及英语之间的复杂关系，首次界定借词和返借词的概念界定。4．论文题名：HSK大纲中汉日同形词的对比研究与对日本学生的词汇教学 内容简介：对HSK词汇大纲中的汉日同形词从渊源和语义关系上进行对比研究，语义分类为：同义同形、异义同形、语义异同交错等类同形词；进而分析出汉日同形词在语义范围、语义结构、语义含量及语义重心指向上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从而揭示出这些词在母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区别，以利于对日本留学生针对性的进行词汇教学。 5．论文题名： ? 对比分析、对比教学法与对外汉语教学 内容简介：通过比较第二语言教学与第一语言教学在教学目的、内容、原则、方法诸方面的异同，明确对外汉语教学的特点和难点重点。应用音位对比法进行语音教学，认识母语与目的语在音位上的联系与区别，预测错误；用词汇对比法进行词汇教学，运用语境及文化对比进行汉语交际能力教学，解决留学生运用汉语交际的得体性问题。 6．论文题名： 对外汉语教学20年 内容简介：从总体上对20年来（吉林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学科教学理论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总结性的分析研究，并就加快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提出设想。 7．论文题名：《醒世姻缘传》与吉林方言词语探源 内容简介：跨时空的方言对比研究，从《醒世姻缘传》当中的鲁方言与吉林方言的对比研究入手，探索吉鲁方言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及词语渊源关系。并且分析其社会历史文化原因和语言内部原因。 8．论文题名：轻声的调位及相关问题 内容简介：对轻声的概念重新认识，轻声的性质、作用影响，导致调位变化的诸因素及其关系，并且对轻声的审定和规范提出设想。 9．论文题名：试论留学生汉语言专业的课程设置 内容简介：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依据语言教育理论和汉语教学规律，对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本科学历教育的课程设置原则、教学目标等问题进行论述；并对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语言教学与言语教学、本科教学的基础性和学术性等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0．教材名：《在中国》 内容简介： 《在中国》是一部对外汉语音像教材，包括文字课本（20万字）、录像带（120分钟）、录音带（120分钟）三部分。以语言结构教学和功能教学相结合为编写原则，从体例上分为情景课文和语言教学两部分：情景课文部分反映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生活、交际以及中国社会的衣食住行、风土人情、传统文化、自然风光等；语言教学部分讲解课文中出现的语言点和中国文化现象，并配以练习和答案。该教材1996年由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97年被国家汉办和广电部联合推荐至美国SCOLA卫视作为中文教育节目播放。
1 E．N．da C．Andrade and Y．S．Chiong（江仁寿）．On the determinationof viscosity by the oscillation of a vessel enclosing a tluid．Proc．Roy．Soc．，1936，48：247—260．2 Y．S．Chiong．Viscosity of liquid sodium and potassium．Proc．Roy．Soc．，1936，A157：264—277．3 江仁寿．金属液体的表面张力．西北大学学报，1957（1）：99—105．4 江仁寿．金属液体的熔点滞性与熔点张力的关系．西北大学学报，1957（2）：57—58．5 江仁寿．金属液体的熔点表面张力与熔点关系．西北大学学报，1957（2）：53—55．6 江仁寿．液体滞性测定方法的研究．西北大学第二十五届校庆学术论文集，物理分册．1986．7 江仁寿．耗散结构研究大有前途．第一届全国非平衡态统计物理学术交流会会议论文集，1980
英语专业人文思辨系列教材(16册)，总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即将出版。Reading Cultural Studies Series(《读解文化研究丛书》)，总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跨文化传播丛书》，总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英语教育与思辨能力培养论丛》，总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跨文化研究前沿》，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全球传播前沿对话》，主编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Intercultural Mass Communication: Approaches to Key Texts in Cultural Theory, ed., Universitǎtsdrucke Gǒttingen, 2009.《解码中国形象：〈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中国报道比较1993-2002》，独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跨文化交际研究》（第一辑），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跨文化视角》，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西方思想经典导读》，主编，外研社，2008年版。《英语教育与人文教育》，主编，外研社2008年版。《美国文化产业》，合编，第一署名，外研社，2007年版。《美国精神的象征：杜威社会思想研究》，独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现代美国大众文化》(合著，第二署名)，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细说美利坚》(合著，第一署名)，文汇出版社，1997年版。《新思路单项技能教材英语写作第五级》，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五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即将出版。《媒介伦理》，克里斯琴斯著，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版。《实用主义哲学研究译丛》（8卷），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选》（合译，第一署名），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7年版。 “到群众中寻找决策伟力，”《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8日评论版。“区域品牌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新闻爱好者》，第2作者，2013年第3期。“Intercultural Mass Communication: A New Frontier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贾玉新主编，《跨文化交际理论探讨与实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美国文化产业：营利交与市场，政府扶持公益，”《人民日报》，2012年3月22日。“杜威与现代中国，”与Roger T. Ames教授对话，《中华读书报》，2011年8月3日，第17版。“CBI和ESP与中国高校英语专业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方向，”《外语研究》，2011年第5期。“突出思辨能力培养，把英语专业教学改革引向深入，”《中国外语》，2011年第3期。“全球化时代中国新闻人才的知识结构，”李希光主编，《新闻教育未来之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0年版。“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 Democracy: A Deweyan Perspective,”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Volume XIX:2, 2010.“英语专业的专业课程设置改革初探”，与金利民合撰，第一署名，《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4期。“以推进改革提升软实力：中国国家品牌的政治内涵，”《民主与科学》，2009年第6期。“Intercultural Mass Communication: A New Frontier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跨文化交际研究》第一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9·11’事件后俄罗斯媒体中的美国形象”，与张阳合撰，第一署名，载于梅仁毅、付美榕主编《变化与延续：“9·11”后的美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Globalizing Democracy: A Deweyan Critique of Bush’s Second-Ter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n Sor-hoon Tan and John Whalen-Bridge, ed.,Democracy as Culture(Albany NY: SUNY Press, 2008).“论文化交流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The Trans-Pacific Experience of John Dewey in Japan and China,”The Japanes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Spring, 2007.“中国国际形象定位”，《北外英文学刊》，2007。“突出学科特点，加强人文教育——试论当前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与胡文仲教授合撰，第二署名，《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5期。“美国的美国研究”，《美国研究》，2006年第1期。“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经验对我们的启示”，《北外英文学刊》，2006。“冷眼看待西方媒体的‘中国热’”，《新京报》，2005年7月3日。“Review ofConfucian Democracyby Sor-Hoon Tan,”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A Quarterly Journal in American Philosophy(USA), Summer, 2005. [A&HCI期刊]“思维陷阱与新闻偏见”，《新闻与写作》，2004年第5期。“国外学术界的国际新闻研究：方法与现状”，《国际论坛》，2004年第3期。“西方媒体如何面对利益冲突（下）”，《新闻与写作》，2004年第2期。“西方媒体如何面对利益冲突（上）”，《新闻与写作》，2004年第1期。“媒体自律与社会监督：英、美新闻界的经验”，《新闻大学》，2004年第1期。“从公共利益角度审视媒介同质化问题”，《新闻实践》，2004年第1期。“From American Media Imperialism to the 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In Huang Zongying, ed.,Reading for the New Millennium: Selected Essays from PKU-SUNY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 Petroleum Industry Press, 2003.“布什访华：新华社新华网与美联社新闻网的比较分析”，《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2期。“西方精神史研究的现状”，《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国际论坛》，2002年第2期。“从改良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早期思想的演变”，《探索》，2002年第2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北京外国语大学60周年校庆论文集》，外研社，2001年版。“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对话”，《美国研究》，2001年第3期。“Review of Democracy of the Dead,”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A Quarterly Journal in American Philosophy(USA), Summer, 2000. [A&HCI期刊]“Dewey in China: Yesterday and Today,”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A Quarterly Journal in American Philosophy (USA), Winter, 1999. [A&HCI期刊]“杜威对美国资本主义出路的探索”，《美国研究》，1999年第4期。“开放的历史与历史的开放－－读冯天瑜等著《中华开放史》”，《探索与争鸣》，1997年第9期。“殊途同归：‘启蒙’与‘大觉醒’－－美国文化探源”，《美国研究》，1997年第4期。“析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自由”，《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中国可以说‘不’，也可以说‘是”’《探索与争鸣》，1997第1期。“科学的眼光，求真的精神－－读张广智等著《现代西方史学》”，《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10期。“文化生态·文化元典”，《今日中国哲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走出‘泡沫文化’的误区－－庄锡昌教授访谈”，《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1 期。“浅析90年代美国经济不平等”，《面向太平洋》，1996年第1期。“可持续发展应以人为导向”，《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12期。“平等观念：中澳比较研究”，《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9期。“大学英语第二课堂设计”，《教育科学研究》，1995年第9期。“中国文化转型要旨：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冯天瑜教授访谈”，《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9期。“超越传统研究之传统”，《江汉论坛》，1995年第2期。“民族文化素质的构成与判断”，《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孝’的扬弃”，《道德与文明》，1995年第1期。“民族凝聚力界定”，《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比较莎士比亚的与中国古代的生育观”，《莎士比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大学英语专业四六级口试宜早试行”，《外语界》，1993年第3期。“大文化视野下邓小平的开放模式”，《湖北社会科学》，1992年第9期。“克服‘文化冷淡症’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先决条件”，《社会科学报》，1991年12月14日。“试重新认识艾略特传统”，《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文化可有优劣之分？”，《社会科学报》，1991年4年18日。 “西方文化经典译丛”，《英语学习》杂志，2002-2005年。“美国哲学导读”，梅仁毅主编《美国读本》，第10单元,外研社，2002年版。《世界演讲名篇鉴赏辞典》，参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