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服务型行政执法的内涵范文
一、内涵式大部制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的目标和路径
2008年以来组建的五个大部门，在职能调整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国务院和省市自治区政府的工信、交通、人社、住建、环保系统各级部门按照“三定方案”，较大力度取消、下放行政审批权，较大规模转移、划拨、整合部门职责，政府职能和部门职责的整合度明显提高。
这一阶段的运行主要属于外延式改革的范式。政府职能及在五个大部门职责中的调整尚不到位，许多措施的实施还流于表面，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依然存在。比如，在政府向企业、公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中，一些部门注重转移事权，事实上牢牢控制着政企、政事、政资、政社之间的核心资源和关系。一些部门虽然下放了不少行政审批权，同时一如既往既抓宏观又抓微观，把持着关键的、重大的项目审批权、经费支配权和资源配置权。在央地政府之间合理划分财力结构的实质性进展不大，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仍显不足。职能重叠交叉、协调成本高、行政效率低的现象以新的形式存在并十分严重。
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形成政府职能的高度有机整合，是大部制围绕政府职能调整深化改革的内涵式定义。
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政府职能，应当是切实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增强各类非政府主体的活力，为市场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公民和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提供不受行政干扰的公平性和正当性竞争与发展的政策环境及制度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政府职能，应当是以加强宏观管理和全面服务为重点，在通过规划调控、政策调控、法律调控调节经济，通过实施公平准入，规范市场执法，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市场监管，通过促进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优化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维护社会稳定加强社会管理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的科学化水平，保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政府职能，应当是通过强化政府制定政策的公共价值导向，强化政府投放资源的公平正义作为，强化政府行政执法的扶正压邪力度，促进企业、公民、社会组织常态化的公平竞争、合理受益、正当发展。
在实现上述根本转变中，内涵式大部制改革的目标是形成政府职能的高度有机整合。这种整合见之于政府，体现为政府只做创造公共价值，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平正义的事；见之于部门，体现为部门实行谁管事谁主责谁握权，统筹项目审批权、经费审批权、资源配置权、任务责任、目标责任。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一是认知调整性改革路径，二是价值重组性改革路径。
实行大部制，是对政府包打天下的职能设置认知的挑战。走认知调整性内涵式大部制改革路径，必须彻底更新关于政府职能体系的认识系统。就内容而言，政府职能体系是由使命、权力、责任三个要素构成的，可以分为四种典型组合：一是有使命有权力有责任，二是有使命有权力无责任，三是有使命无权力有责任，四是无使命有权力无责任。过去政府职能配置的根本问题，突出的表现为第一种组合缺失，第二到第四组合普遍存在，造成政府职能缺位、错位、越位的状况。推进内涵式大部制改革，必须建立统一的第一种组合，坚决摒弃其余组合。要深入研究我国政府究竟在哪些领域和事务担负责无旁贷的管理服务使命，怎样为这些使命配置必要的权力和责任，使命权力责任的职能架构在从国务院到基层政府的大部门中怎样纵横配置，继而，以使命权力责任相统一为原则，通过取消、剥离、转移、废除、下放，彻底清除政府部门职责中的企业运行职责痕迹、资本运行职责痕迹、事业单位运行职责痕迹、社会组织运行职责痕迹，在横向上着实形成大部门各自独立履行行政使命，行使行政权力，承担行政责任的格局，在纵向上形成各级政府大部门职能精准化层级分工、弥合化全局整合。
实行大部制，是对政府有利可图的职能选择的价值系统的超越。走价值重组性内涵式大部制改革路径，必须对政府职能的价值组合进行正确选择。就价值而言，政府职能体系是由有利、该做、即做三个要素构成的，可以分为四种组合：一是有利该做即做，二是有利不该做即做，三是无利该做即做，四是无利该做不做。过去政府部门履行职责中需要改变的，是以有利无利为价值分野，在该做和即做中人为取舍，形成了有利该做的无争议，有利不该做的有争夺，无利该做的往外推的相互争利、相互扯皮、相互推诿的状况。推进内涵式大部制改革，必须把扭曲的价值取向颠倒过来，要以该做和不该做为基准，凡是该做的，有利无利都要做并且做好，凡是不该做的，有利无利都要放弃。在现有大部门职能完善和新的大部门组建中，要以部门主责为主线，以彻底剥离所有部门与自身本体职责无关且带有利益因素，采取截留和遮掩手段保留的职责为重点，通过大清理、大归类真正实现每一个部门职责的高度整合。
横亘在大部制认知调整性改革路径和价值重组性改革路径中的拦路虎，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部门利益。正是部门利益的存在和作祟，才使对政府究竟应该干什么的认识发生非合理性偏差，使对政府职能究竟应该进行怎样调整的价值选择产生非正当性偏移。在推进内涵式大部制改革中实现政府职能有机整合，必须加强法治和规制，健全和严格落实各个部门的权责，取缔部门利益在部门权力体系中的载体和发生作用的机会和管道，必须加强制约和监督，健全部门掌握和行使实质权力公开制，规避部门假公济私的利益点，切断部门外生的利益链，防止部门利益通过部门法规合法化。
二、内涵式大部制改革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的目标和路径
在2008年以来的大部制改革中，政府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调整按照预期要求基本得到落实。工信部、交通部、人社部、住建部、环保部相继组建大部门，并实现从国务院到省市自治区政府相关部门的对口设置，与之相配套，调整、完善了部门即内设机构的议事、办事规则，在部分部门之间建立起跨部门职责协调推进机制，各级政府大部门的组织机构的统筹度和人员编制的稳定性明显提高。
然而，机构调整和人员安置同样呈现着外延式性状。一个个大部门组建已就，也有了名称，但有些部门却在某些意义上有名无实。比如，来自强势部门的阻力，一些弱势部门只有干事的名，而没有从强势部门获取干事必备的权力、资源和条件。从中央到地方，大部门系统业已成形，但有些系统在一些管理领域却是有体无系。比如，实现了部门对口设置的，省厅局中的一个处要对应国务院部中的4个左右的司局，没有实现部门对口设置的，省自主设置的厅局及其处室，在国务院没有对口的部委及其司局。“三定方案”一开始很严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前紧后松，一些部门内设机构不断膨胀。从中央到地方，人员编制的调整尺度一刀切，越到管理服务一线和事务越多的层级，人手越是紧张。在政府组成部门和各类机构中，缺乏人员分流的安置手段，使人员编制方案的落实面临严峻挑战。新疆、、内蒙少数民族自治区地广人稀，行政管理幅度大，行政运行成本高，却在机构和人员状况上缺乏对区情的适应性。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改革基本上依靠“三定方案”，未及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加以保障。
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形成政府机构和人员编制状况高度优化，是大部制围绕政府机构和人员配置深化改革的内涵式定义。
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的科学化，应当是在科学定位政府职能和部门职责的基础上，按照履职的客观需要，经过深入严谨研究，正确确定设置怎样和多少部门以及内部机构，在部门及内设机构中设置怎样和多少人员，形成设岗合理、用岗合适、占岗合格。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的规范化，应当是以科学化的确定为基准，在“三定方案”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排除任何非相关因素的干扰，机构的取舍和人员的进退，一律在严格的规则、标准和程序中完成。政府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法制化，应当是以科学的确定为基准，以规范的实施为目的，建立健全相应的法规和制度，保证政府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设置和变动依法运行，不受人为因素制约和影响。
在内涵式大部制改革中，实现上述根本转变的目标是形成政府机构和人员编制状况高度优化。机构和人员编制的优化，需要建立理论研究与社会现实相结合、国外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整体规格与局部特色相结合、历史传承与现实创新相结合、改革方案与法律制度相结合的决策思维方式，需要建立总揽中央和地方，统筹过程和阶段，兼顾原则和政策，匹配目标和保障，呼应起始和终局的实施模式。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一是实施因应性改革路径和实施规则性改革路径。
走内涵式大部制，是要彻底改变政府机构和人员设置作用于微观管理，严重束缚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功能、企业活力、公民能力和社会组织效能的状况，使政府真正成为对生产和生活进行宏观管理，为各种社会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主心骨。走因应性内涵式大部制改革路径，就是要使大部门机构和人员的设置适应政府管理服务对象发展中的实际需要，这种实事求是的设置，正是科学化和规范化的基本要义。机构和人员编制由规格、规模、效力三个要素构成，可以包括四种形式的组合：一是统一、适度、高效，二是统一、臃肿、低效，三是不统一、适度、低效，四不统一、臃肿、低效。过去机构和人员编制状况常常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层级与局部体现为第二到第四种，导致政府机构和人员设置非科学化和非规范化。内涵式大部制改革，就是要使机构和人员编制切实实现统一、适度、高效。应该进行严谨、务实、周密的顶层设计，就我国大部门的机构名称、体系、结构、层级，人员编制的原则、幅度、定量、分流进行具有全局性、整体性、前瞻性、务实性的统一规划。要优化存量、拓展增量，继续深化和完善工信部、交通部、人社部、住建部、环保部改革，切实解决五年来改革中存在的不到位、不彻底、不顺畅的问题，使职责体系更加合理，内设机构更加健全，人员安排更加恰当，资源配置更加完善。同时，稳步推进大交通、大科教、大农业、大文化、大医卫、大民政、大社会管理、大知识产权、大海洋、大安保、大气象等大部门建设，将应当并能整合的政府部门逐步实现大部门设置。要鼓励特色性创新，国务院和少数民族自治区以外的省市政府大部门设置，要严格按照统一规范循序渐进地推进，同时鼓励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特点，进行有效的机构创新，国务院相关机构对地方政府的创新性机构给予行政、政策的大力支持。要针对新疆、、内蒙少数民族自治区的特点，支持他们在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上形成有自身特色的规范化模式，实现各级各类政府的有效发展。
走内涵式大部制，是要改变过去因人设岗、因人设事、因人设编、随意突破、随意变型、随意膨胀的状况。走实施规则性内涵式大部制改革路径，就是要克服过去机构和人员设置中无法可依、缺乏制约、虎头蛇尾、有头无尾的陋习，防止机构和人员配置不当甚至无度膨胀。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规化，是由法律、法律运用、法律遵守三个要素构成的，可以组合为四种典型范式，一是有法、执法、守法式，二是有法、执法、不守法式，三是有法、不执法、不守法式，四是无法、不执法、不守法式。过去在不同层级，不同地区大量存在的是第二到第四种状况。内涵式大部制改革，就是要在全局建立健全第一种范式，实现各级政府机构和人员编制的制定、落实、检查、调整、纠偏、救济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守法自觉。要全面加强政府改革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规章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机构和人员编制管理立法，健全依法监督“三定方案”落实的工作体系，健全相关的行政问责制，实现对执行者、执行过程、执行效果的全方位制度约束。
在现实中，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的平行等差现状是导致政府机构和人员设置发生偏向的深层次原因。政府的组成部门本来是平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关系，但是由于部门实权的不均衡配置和对权力尊卑的人为划分，客观上导致政府部门出现强弱悬殊之别，形成同级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平行等差，造成强势部门垄断实权钳制机构和人员配置在相关部门的正向分布。要通过建立健全制约和监督法规和制度，对配置资源的实权进行分解，宏观管理部门只是承担有关项目、经费使用的规划权和监督权，将项目、经费的审批提议和决定权划归负有执行管理职责的业务部门，实质性拉平部门间掌握实权的权重。
三、内涵式大部制改革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的目标和路径
2008年以来，五个大部门按照“三定方案”重组职责体系，健全内设机构之后，相继致力于加强行政执行效能建设。通过廓清内设机构的职责边界并理顺相互关系，针对部际之间职责需要衔接部分建立了协调机制，积极探索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制约和协调方式，系统开展公务员培训，进一步提升电子政务手段，拓展便民服务平台，形成了使各部门行政职责能够运转的新的运行机制，政府管理方式在引入大部门规范和现代技术中得到创新。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的变化同样局限于外延式范畴内。在履行政府职能上，部门进行经济调节仍旧摆脱不了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和干预微观的路径依赖，进行市场监管还是存在监管分裂、监管缺位、监管不力的现象，进行社会管理没有改变政府作为主体包打天下的局面，提供公共服务还没有克服服务意识弱，服务体系不健全，服务渠道不畅通，服务效果不理想的状况。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配置上，部门大多仍然是决策性机构，仍然缺乏大量的执行性机构或者机构的执行力。在部门合作运行上，部际间合作推行重大项目的协调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改观不大。行政运行和政府管理的规范程度、透明程度和高效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形成高效率行政运行和高水平政府管理，是大部制围绕优化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深化改革的内涵式定义。
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的规范有序，核心是实现权力运用的规范有序，体现为政府决策严格按照专家论证、群众参与、合法性审定、风险性评估、集体决定的程序科学推进；部门执行有章可循、有令必行、有责必当、高效运行、令行禁止。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的公开透明，关键是实现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体现为行政权力对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进行配置和支配并产生效益的过程，也是公民和社会广泛知情、参与、监督的过程。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的便民高效，最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得到行政过程的高效回应，体现为行政权力运用的为民效益。
内涵式大部制改革实现上述根本转变的目标，是构建高效率行政运行机制，创新高水平政府管理方式。行政运行机制的高效率，体现为行政决策程序无瑕疵规范演进，行政执行流程无缝隙接续推进，行政合作过程无障碍顺畅实施。政府管理方式的高水平，体现为通过制定标准引领事业进步方向，通过制定规划驾驭改革发展大局，通过创新政策激活社会主体活力，通过制定法规规范社会运行秩序。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一是行政回应性改革路径，二是政府善治性改革路径。
走内涵式大部制，是要改变过去政府部门或者非程序正义或者非实体正义行使公共权力，行政运行肠梗阻、绝对自由裁量、效率低下、民众有求无应的行政运行状况。走以行政回应性内涵式大部制改革路径，就是要以为事业发展服务，为一线运转服务，为现实需要服务，为群众利益服务为宗旨，疏通行政机关与公民和社会的应求渠道，减少行政权力的内耗对行政效率和质量的损耗，使大部门成为政府提供优质高效服务的行政载体。行政运行取决于秩序、速率、质量三个要素的构成，可以分为四种典型组合，一是有序、快速、优质，二是有序、快速、劣质，三是无序、快速、劣质，四是无序、慢速、劣质。过去行政运行存在的主要问题往往分别体现在第二到第四种。行政回应式大部制改革，就是要普遍建立第一种方式，形成各个行政机构相互配合的既有序又快速又优质的运行状态。要加大控权力度，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在部门与政府之间、部门内设机构之间，切实构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要优化权力运行的参与、监督过程，拓展政务公开的渠道、平台，健全回应公民和社会诉求的机制，提高行政权力运用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权威性。要构建中央政府积极主动为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服务，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积极主动为企业、公民、社会组织服务的行政流程，在涉及社会生产和群众生活的切身利益中，完善国家整体的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走内涵式大部制，是要改革过去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发号施令、文山会海的政府管理方式。走以政府善治性内涵式大部制改革的路径，就是要更新政府管理理念，优化政府管理技术，创新政府管理模式，提高政府管理质量。政府管理方式，取决于公信、技能、效应三个要素的组合，可以划分为四种典型组合，一是公信强、技能高、效应大，二是公信强、技能低、效应小，三是公信弱、技能高、效应大，四是公信弱、技能低、效应小。政府善治性大部制改革，就是要使各级政府最终实现公信强、技能高、效应大的管理格局。要加强行政文化建设，强化各级领导和公务员的公权信念、民本情怀和公仆意识，打造观念先进、境界高端、夙夜为公、求真务实、止于为善的政府文化。要加强各级政府和部门领导以及公务员的系统培训，全面提高他们胜任职责的理论水平，积极创新行政机关和公务员运用经济、法律、政策、文化、科学技术手段，履行职责的平台、模式、方法、艺术。要采取有效措施，杜绝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发号施令、文山会海的现象，把各级政府和部门领导以及公务员的精力和时间解放到多调研、多思考、多出招、多解决实际问题上来。要提高政府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和各种力量积极性和作用的能力，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方共同参与，各司其责，整体配合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局面。
第2篇：服务型行政执法的内涵范文
关键词：大部门制；纵向改革；服务型政府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3-0006-04
党的十报告在部署今后一个时期行政体制改革任务的时候，明确提出了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目标。这个目标从基本内涵上讲就是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而从行政体制类型上讲则应当是大部门制。两者的结合就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模式。它解决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最终要建成什么样的政府的根本问题。其他各项具体的改革内容和要求都是以此为核心，围绕这个目标模式展开并为其服务的。在实现这个目标模式的过程中，大部门内的纵向决策与执行分开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是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应当大力探索和推动的一项改革内容。
一、大部门制与服务型政府是行政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一体两面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经过了从以“破”为主要内容向以“立”为主要内容转变的两个阶段。所谓以“破”为主要内容的阶段是指20世纪80-90年代的行政体制改革。它要完成的艰巨任务是逐步将作为计划经济体制核心构造部分的传统行政体制予以破除，解除这个体制对发展生产力的束缚作用，从中释放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适应和促进性作用。改革的主要对象是传统行政体制中政府部门与企业的相互关系，即一方面放松政府对企业的严格管制，给企业松绑，还企业以活力。另一方面扭转企业对政府部门的严重依赖性，让企业成长为自主经营的商品经济单元。改革具体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改造建筑在传统政企关系之上的政府职能体系，转变政府部门对企业从组建到架构设置、内部人事、财务、经营管理、原料和产品购销直至每一笔贷款的发放与归还、每一个生产项目的上马与撤销等等这些微观环节的指挥、命令和事无巨细的管控与安排的职能，把政府部门长期充当的企业董事会、总经理兼监事会班子的角色还给企业，将企业从实质上充当的政府部门生产车间的地位提高到真正自主经营的企业地位。二是撤销履行这些微观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组织机构，首当其冲的是细分至产业内部的各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例如一轻局、二轻局、纺织工业局、化学工业局等等部门。这一任务名曰“拆庙”。因为不拆除这些实体性的庙堂，政府不合理的微观管理职能就不可能转变。所以，从1982年开始至1998年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主要都是在完成这种“拆庙”亦即“破”的任务。伴随这个进程，我国市场导向的改革逐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基本搭建起来。
但是，“破”始终只是“立”的前奏。行政体制改革不是以破为目的的，而是要在破解传统行政体制之后建立一个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行政体制。对于这个体制的未来模样，从党的十二大开始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有一些要求或某种程度上的描绘。这些不同的描绘尽管是根据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改革任务而提出的，但有逐步向前推进的意蕴在里面。今天回过头来看20-30年前的行政体制改革，我们也确实发现当年改革的设计者对未来要建成的行政体制的类型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没有形成一个确定的目标模式。换言之，“破”的任务完成之后，我们究竟要“立”一个什么样的行政体制，长期没有归纳成一个简洁鲜明的类型。例如，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突出了要下决心改革现行行政管理体制，虽然要求政府要“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但尚没有明确指出改革追求的新体制的内容和类型。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描述了在精简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后要建立的是“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首次界定了改革所追求的目标体制的内涵。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又对这个目标体制的内涵进行了新的概括，要求“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但仍然没有提出一个内涵和外延高度统一、形式和内容兼具的目标体制的概念或者模式。这个目标模式直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才第一次清楚描绘出来，这就是大部门体制基础上的服务型政府。大部门制是这个目标模式的体制形态，服务型政府是这个目标模式的本质内涵。
如果说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是以大量专业经济主管部门构造起来的行政体制的话，那么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相适应的则是以行业管理部门为基础构建起来的行政体制。而与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则应当是以大系统管理为特色的大部门制构建起来的行政体制。纵观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基本上都实行大部门制。这可以视为是一种规律性匹配现象。我国要建成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当然也要配之以大部门行政体制。正如我们不可能在专业经济主管部门构造起来的行政体制上实行市场经济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在一般行业管理部门构建起来的行政体制上建成较为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这就是我们从体制形态的角度来分析选择大部门制并与国际潮流接轨的基本原因。
另一方面，从体制内涵的角度来看，计划经济式的行政体制就是典型的管制型行政体制，而成熟市场经济式的行政体制则必定是服务型行政体制。因为成熟市场经济让政府回归自身的基本功能，它划清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政府的职能回归公共服务、市场监管与社会管理，不再集规则制定者和运动员、裁判员于一身。为市场运行和社会生活提供基本秩序和保障服务成为政府的天职。这正是服务型政府的特点。所以，在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中我们必然选择党的十报告要求的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然而，如果不实行大部门制，政府的职能和组织机构不能综合到相应的高度，不能集中到以宏观战略管理为重点，它就仍然会沿着无止境的细分方向发展下去，陷于众多“替民作主”式自我设定的事务藩篱、众多包含设租性质的行政许可的诱惑陷阱之中不能自拔，服务型政府的愿望最终也会落空。所以，要建成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就必须推行大部门制。大部门制与服务型政府是现代政府体制的两翼，也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一体两面，分别从内涵品质和形态结构上相互支撑、相互补充，是改革目标体系的核心内容。
二、大部门制改革的关键在于纵向的决策与执行分开
大部门制由纵横结合的两个基本内容构成。
一是大规模、高综合性的政府部门组织结构。从我国改革的顺序来说，综合型大部门需要从传统行政体制中细化分工的小型、专业化政府部门进行横向归并而形成。归并的原则是职能相近，或相互之间有内在联系性，或可以在一个大概念下归入同一个大系统之内。这种归并是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管理方式变革、职能体系调整和运行机制变化提出的必然要求，否则政府管理就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巨大阻碍作用，所以它并不同于过去那种主要出于机构精简需要而进行的捆绑式合并。归并形成的综合性大部门可以带来诸多优势，例如可以解决因小型部门众多而造成的职责交叉、宏观调控与监管不力问题，因部门专业化程度高和目标视野窄而造成的战略管理力度弱、水平低和决策质量不高的问题，因机构重叠而带来的管理成本较高和沟通协调困难的问题，因部门相互推诿而执行力相互抵消的问题。部门的归并整合还可以因为减少了部门数量而优化人员结构，强化监督问责，优化运行机制，等等。
二是由决策和执行适度分开形成的新型政府部门组织机构类型和新的政府管理、运行机制。比较横向的体制内容来说，这个纵向改革内容更具复杂性、操作难度更高而意义更大，因此是大部门制改革的重点和关键。实行大部门制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都采用了不同形式的决策与执行分开模式，表明它不是大部门制中可有可无的内容。而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逻辑顺序来说，我们既可以先对小型化部门进行某种程度的横向归并，再对其进行纵向决策与执行分开，也可以将二者同时展开。不过，如果要等基本完成横向归并之后再尝试纵向决策执行分开改革，或者根本就不打算推行纵向改革，只合并出大型部门就以为是大部门制了，那么所谓大部门制就不能真正建成，更无法顺利运行并发挥出这种体制的独特作用，反而可能受到这种不到位的大部门制的危害。
将纵向改革视为大部门制的核心和重点内容，是基于如下几个原因。
其一，党的十报告要求的政府“职能科学”必须在决策执行分开的前提下才能全面实现。改革要求我们应当在形成大部门组织机构的同时对从数个小型部门中归并起来的各种职能进行整合处理，最终形成大部门内有机统一的新职能体系。原职能的简单叠加既不是改革追求的效果，也不可能达到有机统一的境界，而必须要对众多职能进行两个方面的深度加工。一是删繁就简，清除重复交叉，抹掉由部门权力划分而人为造成的职能边界，并根据社会发育程度适时将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可以自主处理的事项权归还公民个人和社会，将市场机制可以自行调节的事项处理权还给市场，使政府职能逐渐回归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公共性职能。二是对大部门内的政府职能按流程原则进行决策与执行的纵向划分，尽可能将执行性职能交由专业化、高自主性的执行机构，使其发挥出企业和社会组织运营的灵活高效优势，增强政府管理的效能效率和回应性。决策职能在高度综合化之后集中于核心决策机构统一行使，摆脱了其与执行职能一体化时严重的部门利益诱惑，分化了政府部门封闭式的权力自利循环圈，使其更具公共性和科学性，更多地回归到追求公平正义的天职上来。如果不将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纵向分开，这一效果将不能达到。
其二，党的十报告要求的政府组织“结构优化”必须要在决策与执行分开的基础上完整实现。部门横向归并只是完成了结构优化的一半任务，它使政府部门数量减少，交叉重叠性降低，综合程度提高。但是，从实践上看，在归并形成的大部门中，其内部各机构往往保留着原小部门内设机构的结构形态和职能履行方式，丝毫没有变化，仅仅是挪了位置而已。这就难免使大部门成为原小型部门内设机构的“大口袋”或收纳所，运行机制也没有实质性变化。这样的内部组织结构某种程度上说不仅没有什么优化，反而趋向劣化。改革要求大部门内设立具有独立自主管理权限的执行机构，其与决策机构分开设置，不再按一般内设厅局或处室模式运行，而是依绩效合约自主管理、独立运行。这样的组织结构是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大部门制的通行模式，它可以带来政府组织的新形态，是部门内部结构优化的必然选择。我国的执行机构模式可以具有中国特色，但独立自主性的基本属性不能取消。
其三，党的十报告要求的政府管理“廉洁高效”也需要借助决策与执行分开得以实现。这是因为大部门权力更多更大，更难以从外部进行有效监督，更需要内部的相互制约。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到十三次党代会的报告都要求决策、执行之间的相互制约，说明这个目标只能建立在决策与执行实质性分开的组织体制基础之上，即要设立拥有自主管理权限的执行机构，使其与决策机构之间保持适当张力，切断部门利益的欲望链条和实现途径，二者之间因此存在权力上的制衡性，从而形成内生性监督动力。如果没有决策与执行分开的体制，大部门内的所有下属机构就必然要按传统体制模式百分之百依部门首长指令行事，从而丧失监督动力，全部门、全系统集体腐败、沉默认可甚至攻守同盟式集体掩盖腐败与过错责任的局面就会反复出现，廉洁高效将无从谈起。
三、积极推动大部门内的纵向改革，促进建设服务型政府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大部门制如果没有决策与执行分开的体制机制就几乎等于没有灵魂，当然也难担当服务型政府体制形态的重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大力推动大部门内部的纵向改革，就是促进建设服务型政府。
推进大部门内的纵向改革首先要解决一个观念问题。自党的十六大始提决策、执行与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改革理念以来，海内外舆论就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中国实行“三权分立”政治制度的前奏，是先在行政系统内部试行小“三权分立”。由于这种观点触及到国体、政体这样的基本政治制度问题，造成了不小的理论误解，对改革形成了十分不利的舆论环境。事实上行政决策、执行与监督三者的相互制约与相互协调关系是一种管理性分权关系，局限在管理体制问题范围之内，并且主要是以效率为追求对象的纵向流程性分开关系，与政治制度上三个权力的横向平行分立在性质、范围和目的上完全不同。我们应当将二者清楚区分开来，打消思想顾虑。事实上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推行这项改革时，已经明确将其定性为管理改革，确认其不涉及宪制层面的问题。另一种思想顾虑则是怀疑这项改革的价值，它简单地从概念出发认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决策与执行都无法完全分开，或者不能产生分权改革的价值。事实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对此早有验证。正如特伦斯·丹提斯和阿兰·佩兹所说：“独立执行机构这一制度设计扩展到欧洲，就是最有力的明证”[1]。党的十再提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2]28，就是要大力推动这项改革。
其次，推动大部门内的纵向改革需要选择一种合适的决策执行分开方式，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确定一种执行机构的类型，同时确定它与决策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模式。执行机构类型包括纯政府机构式、半政府机构式、非政府机构式和混合式等几种。纯政府机构式又包括普通部委内设机构式和半独立内设机构式两种。半政府机构式包括法定机构等形态。非政府机构式包括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对于一个国家和一级政府来说，多种执行机构类型都可以同时选择使用，从而形成混合执行机构体系。它们和决策机构之间关系类型不同，但共同的一点是都有较高的独立自主性。我国大部门内的执行机构可以选择以政府机构内设的半独立式执行机构为主的混合执行机构体系。这个体系可以在保持政府强大控制力的同时带来决策与执行分开的体制新优势。
再次，推行大部门内的纵向改革需要顶层设计，自上而下推动。因为，对于我国来说，这项改革是全新的，且不是如机构精简那样易于操作并广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所以，顶层设计的必要性就在于它可以避免各种认识混乱、不知所措和推动不力的状况。当然，这不排除在层级较高的地方政府率先进行探索试验。党的十七大以来深圳和顺德的试验各有特点。不过，如果有中央政府部委的率先改革，那么各级地方改革的推行将会更加顺利。
最后，我们说大部门内的纵向改革有力地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因为这项改革有利于政府部门更快速地植入服务型政府的基因。例如，纵向改革能使政府部门更专心致志于公共利益，更少追求自身利益。正是决策与执行的分开使大部门的核心决策机构不再有强烈的动机通过政策制定寻求自身利益，特别是意图通过更多设立行政许可来设租的欲望得到了遏制。因为决策与执行断开之后设租者将不能从寻租中受益，因此他们会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到政策的合理性、科学性上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自利动机被压缩到仅限于设法挥霍预算取得某些个人享受方面，但大规模权钱交易的空间则会越来越小。
同时，服务型政府是有服务效率、有责任担当的政府，而大部门内的纵向改革将会促进政府部门朝着这个方向迈出更大步伐。决策执行分开后设立的有较高独立自的执行机构以专业化为保证，致力于降低成本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运用企业化的运营方式，克服传统官僚制的怠惰习惯，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够更快、更高质量地到达服务对象面前。这一点已经在英国等国家得到证明。效率是英国执行局改革的主要诉求。另一方面，在决策执行不分的体制下，政府公共管理责任难以具体落实和追究。在西方国家，政务官和业务官会相互推诿。在我国则会出现决策、执行、监督等各个环节互相扯皮的普遍性现象。但是，随着决策与执行权力和责任的明确区分，政策制定的责任和政策执行的责任将清楚地划分开来，扯皮的情况将大大减少，责任认定和追究将比从前更加方便。这样，落实党的十报告要求的“健全部门职责体系”[2]28也将更有保障，政府部门履行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责任的模糊地带就得到大大压缩。这正是服务型政府建设所需要的重要前提条件。
参考文献：
第3篇：服务型行政执法的内涵范文
【关键词】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新公共服务;语境
0.前言
受社会各个领域飞速前进态势的驱动，当下高校教育方面的管理尤其是大学生的受教育模式已越来越难以契合社会整体进步的需求，因而我们的高校教育管理必须向多元化、现代化、人文化的目标不断前行[1]。为了提高做为高校教育首要组成部分的大学生思政教育质量，要求所有高校执教者在认真研究现阶段高校学生的价值取向和思想政治倾向的基础之上，选择针对性的有效措施来推进和强化当代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以便他们能够符合国家、政府和人民对大学生整体健康发展的要求[2]。
1.相关理论与内涵
1.1新公共服务理念的定义和内涵
新公共服务理念是由美籍行政学家登哈特为适应现代公民在民主以及民权意识方面的觉醒和发展所提出的，这一新型的公共行政观与旧有的以效率为目的的公共管理理论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该理论主要包括了七项内容[3]，即：对人的重视高于对和产力的重视;对公共服务和公民权益要给予充分的重视;公共利益并不意味着所有个体利益的总和，而是来源于公民的共同协商结果;公共利益是公共服务的最终和主要目的而非附属物;制定的策略应当符合公共的具体需要且策略的有效执行有赖于集体的协作;公共服务是对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全方位关注;该理念的核心内容在于为公众提供服务而不是对公民的掌控。该理论提出后不仅成业当下全球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理论基础，更以其无可比拟的先进性迅速风行于包括教育领域在内的各大行业。
1.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定义和内涵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定义和内涵在于，将学生做为教育的主体，将采取正确有效的育人行为做为教育的核心部分，在将所有受教育者做为一个整体给予充分尊重的同时还注重对每一个受教育者的个体存在给予尊重，通过施加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管理行为来塑造出获得全面发展的创新性与实干性兼具的高级人才队伍。
2.基于新公共服务语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策略
2.1对高校学生的需要进行深入全面的了解
思政教育者必须通过各种渠道尽可能地接近学生的生活和学习领域，在学生们的日常活动场所如图书馆、教室、食堂、操场、寝室等地点同他们打成一片，通过对学生们生存、生活环境的实地感受来洞悉他们的思想动态与政治认识，在给予真诚关注的前提下了解学生的实际需求，力争同学生们建立起平等对话、彼此信任的关系，同时还可综合利用多种方式来实施与学生的双向对话，如借助于智能手机所提供的qq群、微信群、微博等沟通平台来确认学生的满意度，对学生的思想脉搏给予准确的掌控。
2.2承认学生的个体存在感并尊重不同学生的不同需要
在校大学生因其层次和类型的不同，决定了他们也存在着不同的需要，固定不变、千人一面的思政教育策略必定无法满足不同学生在需要方面的不同要求。我们必须对每个高校生的个体存在感加以充分的认同和尊重，并积极引导他们正确地实施自我发展，充分理清个体需要与国家民族需要的内在关系，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民族的振兴相融合。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对处于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实施不同的思政教育方式，如针对刚入学的大一新生，因为他们此时还未能完全适应其大学生的身份，所以他们可能还难以确认清晰的自我需求，故我们十分有必要为他们提供贴心的服务和指点，引导他们对自已实施正确的评价并确立合理的目标，正确把握其个人需要与公共需要的关系。
2.3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和系统的管理服务
对高校生实际需要和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之间的结合点做出准确的把握，力争为高校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以便充分激发他们的求知渴望。高校思想政治执教者要深入学生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倾听他们对情感的诉求之声，切实地进行换位思考，在思政教育过程中真正能够做到想其所想和急其所急，保证自已所提供的服务能够满足学生在成长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合理需求。以为学生服务为中心开展工作，尊重并维护高校生的自尊，照顾和满足高校生的需要，注意对高校学生个性的培养，重视对高校学生创新思维的激发。
2.4思政教育执教者要注意对自身执教能力的提高
在新公共服务语境下，高校思政教育执教者必须注意对自身执教能力的提高，改变不适应时代进步的传统教育理念，真正从内心深处接受执教者服务于学生的新观念，不断自省，找出执教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并加以修正和完善，以圆满完成新公共服务语境下高校思政工作者的教学任务。
3.结语
尽管以民主和为公利服务做为主要内涵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原本被应用于行政领域，但做为新时代的高校执教者应善于吸纳该理论中的科学精髓并切实应用于高校学生的思政教育管理领域中，以便促进该领域的前进与发展。新公共服务语境的精髓在高等院校思政教育体系中的有效应用主要体现为“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教育理念，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要求高校执教者不断探索、创新并实施更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学生思政素质培养模式，从而为高校生的未来发展提供经得起考验的政治素质支撑。
参考文献：
[1]张伏力.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大学生教育管理策略探析[J].中国成人教育，2014，（16）：45-47.
第4篇：服务型行政执法的内涵范文
关键词：治理 善治 服务型政府。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2008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内的新内容和新目标，也是针对中国传统政府管理体制提出的新概念。与过去管制型政府相比较而言，服务型政府旨在建设一个民主、法治、高效的以“服务”为执政理念的现代政府。实现政府改革与创新，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官本位到民本位转变，这是政府管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政府改革的基本内容和方向。
一、治理理论的内涵与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赋予治理（governance）以新的含义，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而且其涵义也与government相去甚远。
“治理”一词于1989年首次出现在世界银行报告中，之后被广泛用于政治发展研究当中，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内涵丰富、适用性强的理论，成为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lessgovernment, more gov-ernance）”已经成为新一轮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口号和目标。www.133229.coM
学者们赋予“治理”的涵义众多。罗茨（ r. rhodes）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库伊曼（ j. kooiman）和范·弗利埃特（m.van vliet）认为：“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极具代表性和权威性。该报告对治理作出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根据治理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治理”是内涵丰富、适用性强的概念，一般指政府部门、社会福利机构、私人企业、社团组织以及个体等等各种活动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中央编译局俞可平教授认为：“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因此，治理就是一个既定的范围内，公共机构、私人机构、社会个体等主体在管理共同事务的过程中，通过利用权威使各方利益与需求得到协调和平衡，最终能够采取联合行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它既包括具有强制性的正式制度与规则，也包括公众普遍认同和遵守的非正式制度与规范，强调一种民主的、合作的、多元的公共管理。
但是，任何理论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和时效性，治理理论弥补了当时市场调节失灵、政府调控失效的空缺，它不是完美理论，也存在自身的限制。随着世界环境和时代背景的不断变化，“善治”成为了治理在新时期发展的更高阶段，“goodgovernance”就成为学者热衷的研究热点和重点。俞可平教授在《治理与善治》一书中指出，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因而善治应该具有以下六个特点：
合法性（ legitimacy），要求相关的管理者和管理机构要最大限度地协调各主体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从而使公共管理活动得到国家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和支持；透明性（transparency），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政策决策信息，有权了解影响自身利益的政府活动，从而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监督政府公共管理过程的实施，政府公开的范围和速度直接影响善治的程度；责任性（accountability），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和公民个人的责任心越强，相应的职能和义务履行得就越好，善治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法治（rule of law），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法治就是用宪法和法律来规范公民的行为，管理社会事务，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完善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是实现善治的基础；回应（ responsiveness），善治要求国家公职人员和政府管理部门对公民的利益诉求要做出及时、有效、负责的回应，积极主动地了解公民意见，社会公共管理的效率就越高；有效性（effectiveness），合理的机构设置是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的基础，而政府部门的效率程度最终决定了善治的程度。
从本质上讲，善治就是要还政于民，促进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在完善的民主制度和成熟的公民社会中实现良好的治理，服务型政府建设就是要求政府部门放权让利，增强公共管理部门的服务型功能，强化社会管理事务，减少行政管理层级和程序，避免有的政府利用其行政权力与民争利。从治理的角度看，政府并不完全垄断一切社会管理事务，而是在政府之外，还有社会其他机构或者个人参与经济社会管理，负责部分社会事务，承担政府没有管起来的职能。治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权力是分散的，是一个政府部门与公民社会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以求克服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效和国家失效，缩小成本扩大收益，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所以说，治理是政府管理的基础，是有效管理的补充。
二、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背景。
从经济上看，我国已经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加入世界经济组织，与其他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发生了广泛的联系，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要求我国政府体制必须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结构体制、职责功能、行为方式的转变，以满足经济全球化、区域合作化发展的要求。同时，民营经济的快速成长，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再需要政府的指挥，而更加需要政府的服务，政府已经基本完成了主导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使命，应该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为经济的建设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
从政治上看，随着我国基层民主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日益增强，要求行使合法政治权利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现行政府管理制度有些地方已不符合人民大众的要求。特别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因为部门利益而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导致政府与群众的矛盾激化，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直接影响基层社会的稳定、和谐，不利于整体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治理不同于统治，不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管理的工具，而是以尊重民意、维护民权、关心民生为前提，政府不再是决策的唯一决定者，而是多方意见的综合表达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服务型政府建设更是一个民意代表机构。
从社会来看，多种经济制度的实行、社会环境的开放、全球交流的加强，各种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公益性机构快速成长，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管理的重要参与者，其作用与能力不可小视。服务型政府建设就是要做有条件的“减负”政府，将一部分管理权力转移给社会，加强与社会组织、私人机构、社会个体的多方合作，为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服务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环境，只有在这种多方协调合作的运行环境中，公共管理目标才可能得到最大化的实现，从而实现基层社会、整个国家的善治。
三、善治目标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治理-善治理论的兴起与研究，意味着我国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方式、手段发生了变化，治理理论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全新的政治画卷。治理理论的目标取向是实现善治，作为一种比较理想的政府管理方式，理应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自身的特殊国情和民情，因此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实现以下转变：
1·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性政府转变。
治理包括两方面涵义，即统治与管理，前者是国家的政治职能，后者是国家的社会职能。在我国传统行政管理体制中，政府的统治职能大于管理职能，过于强调政治权力的统治范围与秩序，忽略了社会管理服务方面。政府作为一个公共管理机构，管辖的内容和权力的触角延伸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无限权力和大包大揽的管理模式，严重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不能自主经营、社会不能自由选择，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导致社会资源浪费、生产效率低下、购买力低下，不利于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善治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多方合作，以期形成一个多元管理、和谐有序的管理模式。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直接影响政治体制的渐进改革，全能型政府的触角正在收缩，社会职能正在强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分工越来越明晰，政府角色定位和分工越来越合理，改变了过去政府对社会义务统包统揽的旧模式，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实现了政府成为掌舵人的转变，做一个有限的政府，一个将政府职能与政府能力相契合的政府。
2·从垄断型政府向参与型政府转变。
公共权力是凌驾于其他权力至上的特殊权力，极容易产生垄断行为，而政府是公共权力的拥有者，政府工作人员的执政态度和行使方式直接决定了公共权力实施的结果。在治理理论中，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权力机关，其他各种社会机构也是社会管理的参与主体，包括社会服务组织、志愿组织、私人企业、群众自治组织等等，只要得到公民的认可，都可以管理一定范围内的社会事务，都有权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决议，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要求，政府管理与决策必须获得这些社区主体的同意和认同，在这里团队的参与和协作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政府的治理模式应该从垄断型向参与型转变，改变“政府至上”的传统理念，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政府应该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按照有效的程序，疏通公民利益表达和需求反应渠道，及时有效的反应社会成员的意见与要求，由此形成上下互动的局面，保证公民政治参与、民主平等权利得以实现。同时，公民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参与机会增多，加之政府回应性增强，整个社会的公共管理秩序越发规范，社会管理的效率和效用就更大，政府的服务性更加突出。
3·从集权型政府向分权型政府转变。
传统集权体制下的政府官本位思想严重，带来的后果是政府权力过大，社会权力过小，结果是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而社会又无法参与其中，导致社会管理低效运行。善治目标下的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改变这种人多低效的局面，以政府、社会、企业为社会管理的主体，政府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机器，而是一个享有适度权威的公共服务组织，其权威不是来自强制性的权力，而是来自社会、企业、公众自觉的心理认同和支持。政府内部的合理分权有利于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更具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政府外部分权有利于减轻政府负担，将部分权力和职责转移给企业、社会组织或自治组织等，与社会共同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责，政府应该突出自身的宏观调控职能，当好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
4·从人治型政府向法治型政府转变。
我国传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政府权力的行使大都体现出人治的味道，加之部分官员的官本位思想，使得公共权力的行使偏离了原先的轨道，成为部分人谋取自己利益的工具，成为部分政府谋取部门利益的手段。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素，也是我国依法治国的目标和要求所在，建设法治政府不仅仅是要求公民守法，还要求政府依法守法。有法可依是法治政府的基础，有法必依是法治政府的内容，法律是凌驾于政府与公民至上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工程之一也是法治政府建设，只有法律才能减少和限制政府执法过程中腐败的滋生，才能真正维护社会公民的合法权益。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和执法程序的科学合理可以有效监督政府，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减少政府与民争利的可能性，减少执法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真正实现“执政为民”的政府建设目标。
参考文献：
[1]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版。
[2]俞可平：《作为一种新政治分析框架的治理和善治理论》，《新视野》2001年5月。
[3]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版。
[4]潘秀珍，褚添有：《公共服务型政府：源起、特征及意义》，《贺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5]刘祖云：《论“服务型政府”的根据、内涵与宗旨》，《江汉论坛》2005年第9期。
[6]曹堂哲：《走向善治：当代中国政府治理的新发展》，《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2期。
第5篇：服务型行政执法的内涵范文
建设服务型政党是党的十首次明确提出的执政党建设新目标，同以往更多强调建设“服务型党组织”不同，这一目标是与建设学习型、创新型政党同时提出来的，不仅预示着我们党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时代嬗变，还蕴涵着政党回归社会、重塑政党权威的战略考量，因而给新形势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面对新的时代变化和群众期待，各级党组织要按照十的新部署，不断创新服务理念、服务方式、服务路径、服务评价，为建设马克思主义服务型执政党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
创新服务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样的理念，就有什么样的思维和行动。建设服务型政党，一个逻辑前提就是着眼于我们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各级党组织要善于创新服务理念，牢固树立为民服务意识。在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的这种政治定位和身份属性，已经十分清晰了。但是，在党执政并将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把这种身份性转变升华为思维性转变，特别是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内化为一种执政思维、外化为一种执政技术、固化为一种执政能力，还需要新一轮的理念创新和持续不断的思维更新。党的十提出建设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战略考量。应该清楚，我们今天强调为人民服务，既不再是革命战争时期为夺取政权的“打江山”，也不能简单理解为执政后为巩固政权的“坐江山”，而在于面对新形势下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如何始终站稳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真心实意地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办成事。如果每个党员和干部都能强化这样一种理念，那么，建设服务型政党就有了最可靠的理念支撑和最广阔的实践土壤。
创新服务方式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提出的一个令人振奋、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这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多维度、多指向的现代化目标。它要求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积极思考，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他们会有哪些新的需求和期盼与之相适应，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执政方式、服务方式会提出哪些新要求，我们党应该做出哪些调适和回应等等，这就提出了不断创新服务方式的时代课题。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建党百年目标，创新服务方式的着力点主要有：一是坚持基层化服务。基层是我们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生活在基层，许多复杂问题得以解决的突破点在基层，人民群众深刻感受党的执政方式变革的生动场景在基层，因此，下基层、扎根基层、服务于基层是创新服务方式的重要环节。二是坚持民生化服务。十报告把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摆在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这一方面表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施政方略的重点和着力点；另一方面也表明过去我们在改善民生方面做得还很不够，有些领域、有些方面甚至还有历史欠债。创新服务方式就是要以老百姓关心的民生问题，比如教育、医疗、住房、环保、社会保障等问题为重，在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各环节，都要彰显民生化服务的价值和成效。三是坚持便民化服务。服务，应该是具体的，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服务这一特性就要求服务方式一定要便民化、可操作化、化繁琐为简约。“一站式”服务、便民中心、下乡服务等，都是很好的服务形式，今后还要不断丰富和创新。
创新服务路径
“领导就是服务”，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领导观的精辟概括。但在实践中，要把领导真正变为服务，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不仅要解决世界观问题，更要解决方法论的问题，由此就提出了创新服务路径问题。换句话说，究竟借由什么路径和渠道，才能让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躬下身子为民服务？一是要坚持制度化路径。制度是管根本和全局的，相对人自身而言，制度更具有稳定性、可靠性、长期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但在党长期执政条件下，脱离群众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危险。化解这一危险的根本办法，就是建立一套密切联系群众、直接联系群众、持久联系群众的制度和规范。谁违反了它，谁就要受到党纪党规的约束和惩处。二是坚持科学化路径。科学，在最简单意义上理解，等同于常识和规律。十提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自然包含了对于建设服务型政党的根本要求。从服务科学化层面看，要建设服务型政党就要打破过去“全能型政党”的认知和实践，认真梳理一下还有哪些领域“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要建设服务型政党就要着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让政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要建设服务型政党还要依托服务型党组织，毕竟基层党组织身处生产工作第一线，它们与普通群众贴得最近，对群众了解得最多，解决问题最快捷也最实际，以上这些都是科学化路径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三是坚持人本化路径。过去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中，讲特殊性多一些，有时忽视了一般性；讲党性重一些，有时弱化了人性。实际上，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核心立场和“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告诉我们，处理这些问题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道理其实很简单，服务是一个闭合式的环节和链条，任何一个人在服务别人的同时，也在接受别人的服务，这是世界和社会的普遍联系性所决定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建设服务型政党还要努力探索人本化路径。即是说，我们在服务过程中，一定要了解、研究、满足服务对象的基本需求、合理要求、利益诉求，让服务更加充满人性化、个性化，只有这样，服务型政党才能可持续构建和发展。
第6篇：服务型行政执法的内涵范文
局党组：
为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发挥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服务经济建设作用，促进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弥补行政执法监督队伍、行政执法队伍履职能力不强、执法水平不高、因人员岗位调整影响行政执法工作等问题，建议成立廊坊市行政执法监督专家团。
一、行政执法监督专家团组成
以全市重点行政执法领域为主要划分标准，设定农业农村、交通运输等9个部。以每部主要行政执法部门法律顾问为主要发起人，结合发起人所在律师事务所，组建不超过十名律师的专家核心团队。同时集合该部所涵盖行政执法领域行政执法监督和行政执法业务骨干成立该部行政执法监督专家团。原则上，全市单一行政执法领域专家团成员不超过15名，涵盖各县（市、区），其中推荐为专家的不超过五名。
二、行政执法监督专家团职责
对行政执法、行政执法监督队伍进行实务培训，参与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出具行政执法监督意见，对新型违法犯罪行为提供行政执法意见。
三、专家团运行的经费保障及保障方式
专家团组织的设立，是为保障全市行政执法活动持续、高水平、稳定发挥部门职能作用的一种探索；是整合行政体系和法律职业资源，服务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积极尝试。在经费保障上，既需要政府购买服务的支持，也有专家团成员公益参与的成分，同时也有组织内在发展的需求。因此，在专家团运行经费保障方式上，设定三个阶段予以推动：一是组织培育阶段。由市司法局牵头筹备成立廊坊市行政执法监督专家团，聘请专门人员主持专家团的日常工作；二是孵化机构阶段。在市司法局的指导下，专家团酝酿产生运营团队，向市行政审批局申请设立民非性质社会团体，业务工作逐步剥离；三是独立运行阶段。接受各地、各行政执法部门委托，以购买服务方式，承接委托事项，独立出具专家意见，服务和保障全市行政执法活动持续、高水平、稳定开展。
特此说明，请予审议。
第7篇：服务型行政执法的内涵范文
关键词：优质服务 窗口 民生海事
1.“民生”与“民生海事”的内涵
“民生”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里的“民”，就是百姓的意思。而《辞海》中对于“民生”的解释是“人民的生计”，即老百姓的生活来源问题。在现代社会中，民生和民主、民权相互倚重，而民生之本，也由原来的生产、生活资料，上升为生活形态、文化模式、市民精神等既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特征的整体样态。
现代意义上的民生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民生是指，凡是同民生有关的，包括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的事情都属于民生范围内的事情，概念范围较大，孙中山对民生的界定大致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立论的。狭义上的民生，主要是从社会层面上着眼的。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民生，主要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等等。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一语中的“民生”，就是从社会层面上着眼的。
“民生海事”顾名思义就是在海事工作中体现民生、保障民生、服务民生。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祖远在湛江调研时指出，要研究和探索以监管有效作为工作目标突出民生，以应急有力作为重要平台保障民生，以服务有为作为重要载体改善民生，以创新有成作为推进措施来发展民生。他在今年直属海事系统工作会议上讲话也提出，要将践行“三个服务”、建设“民生海事”作为开展工作的先导、进行决策的依据、检验成效的标准，在落实安全监管责任这一基本服务职能的基础上，着力构建综合性、标准化、高效能的海事服务体系。可见，“民生海事”要求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海事工作的核心和灵魂，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海事服务窗口的内涵
窗口是用来比喻同外界相互往来联系的单位、部门或地区，海事服务窗口是指直接面向社会，接待和服务行政相对人的部门，如海事政务中心。海事服务窗口承担着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公示政务公开内容和政务办理结果；提供业务咨询、政务办理情况查询、有关资料文书核发等便民服务职责，可见海事服务窗口与群众生产生活联系最密切，与民生息息相关。
3.依法、规范、廉洁、高效——创建优质海事服务窗口的准则
如何敞开窗口面对民生，牢固树立民生为重的意识和导向？如何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一心一意服务群众，有效凝聚海事服务窗口的向心力？“依法、规范、廉洁、高效”是创建优质海事服务窗口的根本准则。
3.1把好审批关是创建优质海事服务窗口的内在要求
坚持依法行政, 是贯彻依法治国战略的根本要求, 也是建设服务型海事的必由之路。执政之要义在于为民,行政之要义在于依法, 监管是手段,服务是目的, 监管和服务本质是一致的，“最有效的监管就是最优质的服务”。把好审批关是创建优质海事服务窗口内涵的要求，在梳理海事审批业务基本流程基础上，针对影响和制约审批效能的关键环节，通过理论探讨与经验总结相结合的方法，归纳提炼行政审批中一些关键环节的实操要点或注意事项，在规范化的前提下，为提高审批效率提供指引，把好审批关口。
3.2公正廉洁是创建优质海事服务窗口基本底线
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执法部门的重要职责。作为水上交通安全执法监督管理职能部门，海事代表国家履行“保障水上安全，保护水域环境，维护国家”的神圣职责，对内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代表政府形象；对外行使国家海事管理，代表国家形象。而海事服务窗口作为“形象”的代言人，人民群众对海事服务窗口的廉政要求必然更高，杜绝以权（岗）谋私，利用工作之便“吃、拿、卡、要”的现象尤为重要。针对海事服务窗口的特点，可以采取抓重点的方法建立风险明确、监控有力、预警及时、处置得当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一是对照岗位，通过明确履职依据，围绕工作中易发生违规违纪行为的环节，全面覆盖查找风险点；二是运用政务公开及时公示风险，接受群众监督；三是评定风险等级，确定风险重点，定期进行思想教育，规范工作流程，对管理的薄弱环节和容易出现风险的节点，以制度予以规范，确保权力运行有序。
3.3转变理念是创建优质海事服务窗口的根本要求
成功的行政执法部门不仅要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也要有优秀的服务理念。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背景下，海事部门秉承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构建“学习型、责任型、服务型、创新型”海事，对于创建优质海事服务窗口来说，要求海事执法人员转变理念，推进海事管理方式从强制制约型到服务引导型再到公共服务型的转变，建设服务型海事以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高服务水平和满意度。在服务理念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主动替行政相对人着想，主动、及时地为他们提供便捷服务，真正把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思想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去。从服务角色上，由监督管理向加强服务转变。实践证明，在监督管理角色中，窗口单位大多从方便自身管理的角度指定规章制度，往往忽视了行政相对人的权益，而角色转变要求窗口执法人员想他人之所想，急他人之所急，开展便民服务。在服务形式上，由注重形式向注重实效转变，从“一张笑脸、一声问候、一杯热茶”的低层次、形式上的海事服务到深化海事服务观念、完善服务制度、创新服务手段，把服务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3.4提高效率是创建优质服务窗口的有效途径
海事服务窗口，每天面对大量行政相对人，服务效率不高，小则耽误时间，引起办事人员不满，大则延误船期，造成经济损失，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因此在转变理念的基础上，如何把好事办好，提高服务效率尤为重要。针对海事服务窗口，提高服务效率，一是要加强对法律、法规、海事业务的学习，提升自身素质，增强办事能力，二是要优化流程，尽可能缩短办事流程，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业务量大、时间紧急的行政相对人开辟“绿色通道”，缩短行政审批项目办结时限。三是要大胆创新，运用信息化手段普及电子政务，积极开发“政务服务综合平台”，提高电子政务应用水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进行顶层设计，通过合理设计各项行政审批业务工作流程，设置各项业务在“政务服务综合平台”中处理流程，提出“政务服务综合平台”具体需求，力争实现网上资料录入或登记、接收网上申报、分办、分类统计及查询、办结提示、超时报警、制证、结果公示等功能，使各种流程内在联系紧密、外在联系顺畅即内联外通，实现统一受理、统一制证、统一送达、统一收费和统一跟踪的功能，提高政务服务效率。
4.发挥优质海事服务窗口在民生海事中的关键作用
海事服务窗口是海事工作的一个缩影。创建优质海事服务窗口以“依法、规范、廉洁、高效”为准则，通过便利行政相对人，保证人民群众安全出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提升社会管理效能，体现优质海事服务窗口在民生海事中的关键作用。
4.1“服务窗口”惠民生，便利行政相对人
“三个服务”（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要求创建海事“服务窗口”，坚持以人为本, 设身处地为行政相对人办实事、办好事, 切实解决他们的困难, 构建便利的海事为民服务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在提供政务公开信息上下功夫, 利用信息化平台, 为相对人提供便捷、及时、可靠、准确的信息; 开辟电煤油气运输等“绿色通道”，确保电煤运输船舶进出港签证查验零时等候；设置网上办事、在线互动功能，大幅缩短船员办证时限，简化办事手续，快速回复网上诉求和咨询；设置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应急反应能力，便利行政相对人。
4.2“平安窗口”保民生，保证人民群众安全出行
安全是一切国计民生的根本前提，是最重要、最基础的民生大事。水上交通运输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基础性地位，是一个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创建海事服务“平安窗口”，把好审批关，从源头上维护好通航安全、防止船舶污染，将“最有效的监管就是最优质的服务”理念落到实处，保证人民群众安全出行。
4.3“形象窗口”为民生，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创建优质海事“形象窗口”，全方位展示服务型海事形象，以主动服务的姿态, 以心换心, 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少数行政相人对海事部门、海事工作的误解, 使他们从心底认同海事、支持海事, 树立起海事的良好形象, 帮助航运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升航运发展质量, 充分发挥海事的专业优势, 积极融入地方经济和社会建设, 推动地方经济健康发展。
4.4“管理窗口”促民生，提升社会管理效能
创建优质海事“管理窗口”，加强窗口标准化建设，认真落实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和责任追究制；认真规范行政审批项目管理，优化审批流程，实现法定依据、申请条件、申报材料、办理程序、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及依据、联系电话等信息全面公开；推行办公环境规范，规范各类办公用品、设施摆放，保持整洁美观、整齐有序、低碳环保，发挥好窗口功能；推行仪容仪表规范，严格落实《海事官员制式服装着装规定》，做到精神饱满，着装整齐；推行文明用语规范，提高文明执法水；推行作息时间规范，让行政相对人及时办理业务，通过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管理，提升社会管理效能。
（本文系中国交通职工政研会海事分会第三组2012年年会优秀政研论文)
参考文献：
[1]刘功臣.提高“三个服务”能力和水平促进交通海事科学发展.中国水运，2008（02）.
第8篇：服务型行政执法的内涵范文
通过对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服务内涵的剖析，并结合无锡市中医医院建设实例，对如何实现有效的服务进行了探讨，为基层医疗单位如何将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融入医院建设发展主业以及如何通过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推动医院发展提供思路和借鉴。
关键词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服务路径
2014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就如何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提出了指导意见，明确了服务改革、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总体要求。在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探索性的实践中，我们深刻认识到，在当前社会转型、思想多元、诉求多向的大环境下，要真正实现这一建设目标，建立科学合理、可行可及的服务路径是关键。本文结合无锡市中医医院创新性实践，进行探讨和分析。
1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框架下的服务内涵要义
1．1以基层党组织功能转型为本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宗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服务”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各有不同。在当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社会矛盾凸显期［1］，党的基层组织以更好地实现治理功能为目标、以适应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形势为需要，其定位由原先的行政型、管理型逐步向服务型转变，这既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体现，也是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必然选择。正确领会基于基层党组织功能转型而对应的“服务”本质，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要点、真正实现建设目标，具有重要的作用。
1．2以融入型党组织设置为前提党组织的设置方式，是由党的使命和外部环境等因素所决定的。外部环境和党的使命的重大变化，必然要求党的基层组织设置作出新的调整［2］。纵观党的基层组织的设置形式，大致经历了从嵌入型党组织到附着型党组织再到融入型党组织逐步发展的过程，而由于嵌入型党组织和附着型党组织并没有真正解决好党的基层组织和其服务客体间的关系问题，因而其地位和作用的发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陷入窘境。近年来，在各地党的基层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中，逐步出现了融入型党组织这一组织设置形式，即将党的要素依法融入其他组织的治理结构、业务活动和运作过程中［3］。其根本目的，在于进一步强化执政功能，提高参与基层治理的深度和力度。在当今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历史性的探索中，只有以融入型党组织设置为前提，真正将党的基层组织融入到客体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之中，“五个服务”的目标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我们党也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
1．3以开展治理为本质党的十所提出的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其落脚点在于“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就意味着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框架内的“服务”的本质，在于突出执政地位，强化执政功能，它是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维护和谐稳定局面为目的的治理性的“服务”，这也是与其他组织的服务最为本质的区别。因此，在具体的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实践中，要始终围绕治理开展工作，而不是简单服务。而要实现治理，尤其需要处理好以下4个方面的关系:即服务群众与做群众工作的关系;服务主体与服务主导的关系;岗位服务与志愿者服务的关系;服务型党员队伍与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关系［4］。
2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框架下建设难点分析
2．1组织设置和工作内容与客体游离医院以医疗业务为主业，专业化程度很高，医院的经营和管理相对于其他组织，有其特殊性，也更为复杂。因此，党的组织要融入于医院治理结构中，党的工作要融入于医院运营机制中，客观上存在着难度。从无锡市属医院的实际来看，医院的经营和管理一般以科室为执行单元，而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的设置与科室并不完全重合和匹配，大多数是一个党支部涵盖了几个科室，存在着跨科室的交叉。另一方面，科室主任经院部许可和授权，对本科室具有一定的经营权和直接管理权，而党支部书记往往只对本支部范围内党务相关事务具有领导权，并不具备与科主任相等的对科室的经营权和直接管理权，因此造成了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党的工作与医院基层组织设置和中心工作的游离，而“游离”也直接导致了“服务”的效能有限，空转化和形式化居多。
2．2服务的机制和渠道尚不健全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意见中所提出的“五个服务”的要求，具有将党的工作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融合、同频互动的深刻的内涵。它不是活动式或者运动式的临时要求，而是带有机制性并且以组织本身内部生发为本源力量。在当前市属公立医院的建设实践中，由于尚未完全解决好融入型党组织设置和参与医院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这一根本问题，因而长效服务的机制和有效服务的渠道也尚不健全，缺乏一定的制度、机制和程序的保障。受困于党的工作和医院主业“两张皮”现象的客观存在，实现“五个服务”的可行可及的抓手和载体也比较少。
2．3服务的内容和形式存在简单化纵观近年来无锡市属医院党的基层组织的实践，“服务”始终是遵循和践行的价值取向，这既是党的宗旨一脉相承的体现，也与市属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属性相一致。但从内涵来看，目前市属医院党的基层组织的服务更多的还是体现为慈善性质和福利性质的简单服务，形式多数表现为党员对社会和群众的志愿性质的服务，由党的基层组织所内生的功能和治理较少，对医院建设发展全局具有参与性、建设性和支撑性的服务较少，与医院主业同频互动的服务较少，这与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所提出的“五个服务”的目标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需要指出的是，简单化的服务也使得党的基层组织功能弱化，其影响力、吸引力减小，反过来这又使得服务的有效性打了折扣。
3无锡市中医医院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框架下服务路径建设实例
3．1扩大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的覆盖面服务要实现有效，扩大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的覆盖面是基础。针对医院搬迁以后业务规模扩大，科室和人员调整的实际，院党委及时调整各党支部所辖区划，根据医院新的科室设置和规模格局，调整党支部所属科室及党员责任区划分，并动态调整党员和群众结对关系。对口腔科、胸外科等一些新建科室，及时构建“党支部—党员责任区—党员—群众”四级组织网络，努力扩大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的覆盖面。
3．2提高党员干部服务意识党的组织和党员群体是否具有服务意识，是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思想基础。在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框架内，服务意识的体现基于对“五个服务”内涵的深刻理解。在以往的实践中，党员干部或多或少对“服务”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和平面化的认识，认为“服务”就是志愿者服务或者为患者服务，很少将服务与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民生等联系起来，也很少从组织、系统、机制等方面综合考量，统筹践行。因此，提高服务意识首先要使广大党员干部对“服务”有一个深层次的认识，并深入理解创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院党委多次以党群例会、党员大会、专题党课等形式对相关精神进行宣传和讲解，并以“”等形式传达到每一位党员。其次要加强学习培训。医院先后开展“卓越执行力打造”“医院精细化管理”“医院优质服务体系建设”“新医改背景下医务人员职业精神培育”“专学科建设”“医院绩效考核与管理”“‘GLTC’医患沟通模式”等课程的培训，并扎实开展“党性教育、技能培训”的“双育”活动，努力把党员干部培养成技术能手、服务骨干和管理标兵。
3．3构建治理实现机制基层服务型党组织“五个服务”的建设要求中，服务改革、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是治理最为核心的体现，需要党的组织融入医院治理结构、参与运行管理才能真正实现，因而这也成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中的难点和关键点。医院党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探索:一是党支部参与大科考评。党支部书记作为大科考评小组成员参与统筹、监督、管理大科所辖各科室的二级绩效分配、经济考核、年度考核评优等工作，并配合大科考评小组组长做好相关的沟通、联络和思想政治工作。在承担大科考评小组成员相应职责以外，党支部书记在其中更负有政策引导、思想保障和维护和谐稳定局面的重要作用，是党的要素融入医院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最为直接的渠道。二是党支部负责开展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工作。每年年底由党支部书记负责支部所属科室医务人员的医德考评工作。考评以当年度医务人员“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情况;尊重患者的权利，为患者保守医疗秘密情况;文明礼貌，优质服务，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情况;遵纪守法，廉洁行医情况;因病施治，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情况;顾全大局，团结协作，和谐共事情况;严谨求实，努力提高专业技术水平情况”为主要内容，考评结果记入医务人员个人所在档案，并与医务人员的晋职晋级、岗位聘用、评先评优、绩效工资、年终考核等直接挂钩。考评分个人自评、科室评价、单位评价3个阶段，党支部书记除负责推进整个考评工作的开展以外，也在科室评价阶段具有评价权。
3．4强化党支部功能性建设在强化各党支部以服务为核心的功能定位的同时，立足支部自身实际，注重支部功能性建设，努力使党的基层组织在医院主业发展中有所作为。如内科党支部，以促进提高病区医疗服务感受为重点，搭建病人康复保健衍生服务平台，定期举办糖尿病、风湿病、肾病、高血压病以及血友病病友联谊会，宣传各专病的中医药防治知识，为病友提供交流沟通的平台;外科党支部，以促进新技术新项目开展为重点，利用每个月第1周周五的基层党组织“统一活动日”，开展雷火灸使用等新技术新项目的培训和推广;门诊党支部，以促进提高门诊服务质量和效率为重点，针对门诊患者反映强烈的放射检查预约时间长的问题，广泛调研、积极协调，将核磁共振预约时间缩短为1．5天，增强CT预约时间缩短为1天;机关后勤党支部，以促进提高机关效能为重点，建立职能科室和后勤班组服务作风评议和责任追究制度，并作为职能科室效能考评小组成员参与考核。
3．5创新服务载体和机制在全院党员干部中开展“三亮三比三创”和“承诺践诺”，“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比素质、比干劲、比作风，创一流服务、创一流队伍、创一流业绩”。广大党员结合岗位职责和自身实际，向服务对象作出服务承诺，并以党员风采栏的形式在病区集中展示公告，服务情况接受服务对象、广大群众以及党组织的监督。推行党员干部“三代三帮”服务机制，即“民意代言、事务代办、便民，帮群众反映诉求、帮群众解决问题、帮群众办实事”，立足群众需求开展身边服务，努力实现服务动态化、全覆盖。深化党员责任区建设内涵，强化党员“三履职”责任，即“履行区域行风建设责任，党员身边无违纪违法;履行区域规范服务责任，党员身边无医疗服务投诉;履行区域质量管理责任，党员身边无医疗差错事故”。建立职工思想动态分析制度，每个月听取党员和群众的诉求，及时解决并反馈，努力为职工解决现实问题。健全完善党内关爱机制，落实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每位党员定期联系帮扶1～2名群众，每个支部结对帮扶1～2名困难群众或困难党员，每年为支部所属群众办1件实事。推动党员志愿者服务活动长效化、规范化和品牌化。近年来先后建立了崇安区康乐苑、江南颐养院、无锡市社会福利中心、聋哑学校、崇安辅读学校、新街巷小区等十多个道德服务基地，开展的“爱心志愿者陪护服务”“爱心助学”“医患换位体验”“中医社区行温馨义诊”“一对一结对帮困”等党员志愿者活动服务近5000人次。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是我党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和发展任务，转变执政理念、提高执政能力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也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基层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使其可行和可及，以期使其更好地发挥好引领基层党建工作的作用，并助推主业的发展。在今后的实践中，无锡市中医医院党委将更加紧密地围绕医院转型发展和跨越式发展的目标任务，将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同步于医院改革建设发展的大局中，融合于医院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关键环节，为医院的科学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参考文献
1周多刚，徐中．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内涵、现状与对策［J］．党政论坛，2013，(3):28．
2马国均．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本质内涵与建设路径［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3，(5):81．
3马国均，李洪伟．论基层融入型党组织建设［J］．学习与探索，2013，(3):53．
第9篇：服务型行政执法的内涵范文
一、“四个转变”和“四高目标”具有
重要的时代特征和理论意义
科学的理论总是从不断发展的实践中产生，同时又指导实践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当前，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面临着内外环境的重大变化，也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指导。周伯华局长提出的“四个转变”和“四高目标”适应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性。
一是适应了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新需要。当前，全国上下都在认真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指导各项工作的指南。“四个转变”和“四高目标”是科学发展观在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中的部门化，也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载体。其次，当前国内外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给工商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在准确把握企业对工商部门的需求，充分发挥工商职能，帮助企业度过难关，确保地区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也是工商部门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再次，责任政府建设和民生利益维护，给工商行政执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去年以来，一些地方相继发生了许多重大责任事故，特别是近期发生的问题奶粉事件和多起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也给工商部门提出了深刻的警示。“四个转变”和“四高目标”的提出，对于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理顺思路，调整职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解决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面临的问题。当前，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面临着重大转型，征收了二十多年的“两费”停收，使许多工商人员特别是基层的干部职工出现了迷茫、不知所从的现象，部分人员的能力、素质不能适应形势和发展的要求，对新的经营方式敏感性不高，对新的领域比较陌生，监管执法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相对不足，面临着“本领恐慌”。要把他们从习惯于收费的状态中转变到加强监管、行政执法和服务发展的工作形态上，改变对原有工作状态和工作方式的“路径依赖”，还需要一个时期的心理适应和工作转型。“四个转变”和“四高目标”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开拓创新指明了方向。
三是有助于推动系统内行政执法机制和监管机制创新。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大部门体制改革”设想，就是要着力解决机构重叠、政出多门、效率低下、推诿扯皮等问题。同时，新的“三定”方案赋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的监管、食品流通环节监管、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等新的职责，需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断创新思维方式和监管方式，抉弃传统的、落后的管理理念，努力拓展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空间；在部门内部，要合理配置管理资源，推进管理创新、组织创新，避免“系统失效”现象，着力转变职能、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四是有助于树立工商部门的社会形象。“小政府、大服务”是现代政府的发展方向，工商机关是政府负责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职能部门，必须对政府负责，为公众服务，“四个转变”将工商机关的服务寓于监管职能之中，有效地达到让社会满意的“四高目标”。同时，在“两费”征收时期，许多基层工商机关将大部分精力和时间放在了收费上，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工商部门职能的认识也基本停留在收费管理上，“两费”停征以后，社会上一些人对工商部门的存在价值产生了误解。鉴于此，尽快实现“四个转变”，达到“四高目标”，将使工商机关以卓有成效的工作业绩获得社会认可。
二、落实“四个转变”、达到“四高目标”要求的方向探索
“四个转变”和“四高目标”是对当前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深刻把握和科学解答，准确地把握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就会推动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创新和开展。要实现“四个转变”，达到“四高目标”要求，结合**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实践，应当抓住“人本、监管、发展”三个核心内涵，从队伍、执法、服务三个方面做起。
们还邀请了总局、省局和高校的领导、专家定期为干部职工授课，成效显著。今后，如何创新培训方式、提高培训效能，如何加强与研
究机构的合作，有效地借鉴和运用已有的科研成果，仍是加强队伍建设和工作探索的重点。
二是大力推进监管方式改革和监管机制创新。“两费”停征后，工商部门可以更好地履行监管执法和服务发展的职责，推进职能到位。但当前的严峻经济形势，又要求工商部门不能按常规走路，要帮助企业解决面临的巨大困难，因此，要切实处理好监管执法与服务发展的关系，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在工作方式方法上，应当围绕着“网格化精细监管、专业化综合执法、规范化法制监督”三个方向，实现执法主体、程序、效果三个达标；在监管领域上，以维护食品安全、农资监管、打击传销、规范直销、商标专用权保护、虚假违法广告治理、治理商业欺诈、取缔无照经营等方面为重点。要努力拓宽监管领域，在网络交易市场监管和反垄断方面，进行积极探索。不断研究、探索和创新对企业、市场和其他市场主体的监管方式。在监管手段和监管机制上，应当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科技手段，推行数字化管理模式，实现由“人管”向“技管”的转变，由“单纯管理”向“服务管理型”转变，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警防范”转变，实现监管职能模式化，监管流程标准化，监管环节科学化。
近年来，**市工商局在整合执法监管资源、推动管理机制创新做了一些探索和实践。首先是推行了对不同市场主体的分层分类和信用分类监管制度。在落实总局和省局各类监管制度的基础上，立足**商贸大市的实际，针对**市场多由村居企业主办，导致产权不分、责任不清、机制不活以及法律地位不明确的情况，已经不适应现代市场发展的要求，积极推行市场公司化登记改革，以规范市场开办者、场内经营者“两个主体”为重点，以实施“市场公司化登记、信用分类监管”为内容，以“评定星级商户、创建文明诚信平安示范市场”为载体，带动**商城经营业态的全面提升。将信用分类监管和市场巡查、市场预警、网格化监管等制度有机融合起来，探索实施整体监管巡查制度。同时与金融等部门加强协调联系，推进监管信息共享，整合信用信息，打造权威的信用数据资源。这项工作得到了上级部门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同时，市局也被省局确定为全省首批试点开展市场信用分类监管信息化建设的5个单位之一。
再次是开展对依法行政的再认识，创新监管方式。为实现“两费”停征后工作的顺利转型，促进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效能的全面提高，市局决定将2009年的年主题确定为“行政执法规范年”，全面落实信用分类、分险度分级、警示信息、重点区域“四位一体”的监管模式。对执法科室、服务窗口、后勤科室、县分局和基层工商所等不同的岗位和人员的工作职能、工作责任、工作目标进行一一规范，细化执法和服务流程，严格绩效考核标准，既有对事的管理，也有对人的监督，力争通过努力，使行政执法体制进一步理顺，行政执法行为规范得当，长效管理机制落实到位。
三是充分发挥工商职能，保持经济平稳增长。近年来，工商机关的服务意识、服务手段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但是服务工作在如何更适应经济发展、长效机制的建立、服务手段的完善和管理方式的科学化上，还有许多要解决的问题，也有许多可以努力的空间。应当继续强化服务意识，树立“大服务”理念，实现服务从职业道德向法定职能的转变，从管理监督型向管理服务型转变，从以自我为中心向以经营者为中心转变，拓展服务内涵，做到职能服务、权益服务、程序服务相结合。职能服务，即坚持依法监管，实行公平公正的执法服务、主动到位的政策服务，为经营者创造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就是对经营者最好的服务；权益服务，就是通过听证、行政复议、诉讼、赔偿等救济程序，切实维护和保障经营者的知情权、申诉权、救济权等合法权益，建设“阳光工商”，将执法的全过程置于广大经营者的监督之下；程序服务，就是整合服务资源，简化经营者办事环节，全面推行“一站式”服务，并把服务程序化、制度化，形成包括服务承诺、首问责任、及时预警、年检公告等一整套工商服务规范。通过努力，不断提高服务层次，增加服务科技含量，提高服务的信息化水平。
当前，受国内外大环境的影响，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面临着很大困难。工商机关应当强化大局观念，充分发挥工商职能作用，切实帮助企业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促进经济的平稳增长。紧紧围绕地方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谋划工商工作，与地方党委、政府“同向思考、同步决策”；工作中，突出企业解困、农村发展、消费拉动“三个重点”；认真听取党委、政府和各类市场主体对于工商部门在当前经济环境下的需求；摸清各类市场主体的经营状况，掌握企业的实际需求，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扶服务工作。在此基础上，大力强化行政指导职能，继续深入实施“红盾帮扶工程”，研究制定具体的帮扶措施，全员参与，包帮扶持，千方百计帮助企业度难关、保增长、稳就业。继续稳妥做好股权出资、出质和动产抵押工作，盘活企业资产，缓解企业资金困难；充分发挥企业信用建设体系的作用，积极与银行等有关部门的联系合作，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