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变更公司的基本流程范文
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房地产业是受政府的宏观调控影响比较大的行业,政策的出台直接影响到房地产企业的决策制定。几乎任何关于房地产的政策都会迫使房地产企业改变自身的资本结构。宏观调控政策控制了资金向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流入,控制了信贷流入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渠道,使开发商获得信贷的难度加大。利率水平。利率水平也是影响房地产企业资本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贷款利率水平偏高,那就会增加企业的固定财务费用负担,所以企业只能选择比较低的负债比率;反之则会选择比较高的负债比率。
公司内部因素房地产行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选取与分析。在资本结构理论中,目前关于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各个行业关注的因素都不完全相同,根据房地产的行业特征及其特殊性,我们主要围绕以下9个方面来对该行业的资本结构进行分析。
盈利能力。自Modigliani和Miller提出MM理论以来,关于盈利能力和资本结构的关系有着大量的理论研究,但是不同的研究者对公司的盈利能力同财务杠杆的关系却有不同的看法。基于税收的理论模型认为,给定其他条件不变,高盈利能力的企业相应地有较高的负债,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利用债务合法避税。但是优序融资理论认为,公司倾向于首先采用内部筹资,如用留存收益来满足经营需要的资金,这不会产生任何对股价不利的信息,没有任何交易成本,也不会泄漏公司战略和投资项目的信息,其次才会选择债权投资。因此,高盈利能力的公司通常会选择较少的负债。
偿债能力。债权人会根据企业的偿债能力是否给予贷款,企业的偿债能力越强,债权人的利益越有保障,企业的负债能力越强。
营运能力。营运能力主要体现为公司对流动资产的管理能力。营运能力强房地产公司,应收账款的回收速度比较快,存货的周转时间比较短,流动资产的利用率比较高,可以缩短公司的营业周期,减少资金占用,降低信用风险,使公司能更好地利用负债经营。因此,较强的营运能力可以确保公司承担较高的负债经营风险,从而可以保持较高的负债比率。
公司规模。一种观点认为,大公司具有较稳定的现金流,抗风险能力较强,不易受财务困境的影响,因而公司规模和资本结构正相关。大公司具有更低的杠杆水平,公司规模和资本结构应负相关。
资产结构。资产结构是指资产的构成,主要包括流动资产与长期资产之间的比例关系,流动资产内部速动资产与非速动资产以及各项目比例关系。流动资产的多少,能够显着的影响企业的营运能力,进而对公司的偿债能力,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流动资产越多,公司的偿债能力越好,正向影响公司的发展。
公司成长性。资本结构理论认为具有高成长性的公司的,负债相比较而言应该更低。这是因为高成长性的公司较低成长性的公司对将来投资具有更多的选择权,如果要用外部权益融资来执行将来的选择权,高负债公司将更可能放弃这个机会。因此,成长性与杠杆水平负相关。
股权结构。公司的股本结构决定了公司的治理结构。股本结构按其股票的流通性分为流通股与限制股,而限制股往往是大股东或是战略投资者持有,限制股的比例越大,证明股本的集中度越高,这样更能形成企业的稳定发展,可以更好的融资,所以,资本结构中负债比率较高,即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重与债务水平负相关。
市场择机。市场择机与择机行为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市场时机较好时,对于IPO收益率明显增大。经研究择机行为对资本结构存在短期影响,以市净率(M/B)来衡量市场择机,其对于资本结构存在一定的影响。
非负债税盾。税法规定,企业按规定所计提的折旧在企业上缴所得税之前可以作为成本费用予以抵扣,即折旧和债务利息一样具有节税功能。通常这些像折旧一样,虽然不是负债,但是同样可以享受免税作用的因素称为“非负债类税盾”。一般来说,公司的非负债类税盾越大,则越有可能选择较低的负债水平。
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假设研究我们根据相关理论分析提出以下假设:企业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企业的资产结构、市场择机与企业资本结构负相关。企业的营运能力、公司的规模、公司成长性、企业的非负债税盾与企业的资本结构正相关。本文数据从选取出的69家房地产上市公司2006—2010年年度报告和财务报表中获得,为了克服短期测算的不稳定性和偏差,本文在分析中所采用的指标变量均以2006—2010年5个年度的平均指标表示。相关数据来源于财汇资讯数据库。
变量设计基于本文上述对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兼顾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情况,本文在变量的设计过程中,将理论分析的可能影响因素和现实中信息获取的实际可行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力图使我们的实证分析比较全面地反映理论研究成果。
被解释变量。为了比较全面地反映公司的资本结构,本文采用总资产负债率指标来衡量公司的资本结构,以Y来表示。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通常既有账面价值又有市场价值,使用帐面价值和使用市场价值计算资产负债率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多数专家认为,同账面价值相比,市场价值更能真实地反映公司的内在价值。但是,由于股票市场的波动性,会造成以市场价值为基础计算的资产负债率发生大幅波动;而且尽管股权分置改革已经结束,但是由于股改承诺中限售条款的存在,中国股市仍有大量股份还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流通权,无法计算其市场价值。因此,本文采用账面价值计算资产负债率。
解释变量。对于每个解释变量,我们所选取的指标如表1。
实证分析的方法资本结构的研究方法通常有时序分析和截面分析两种方法。由于我国的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挂牌交易的历史比较短,尤其是房地产行业的上市公司时间序列的数据较少,无法有效地说明问题,可操作性比较差;而截面分析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反映目前影响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为优化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指明方向。因此,本文采用截面分析方法。为了克服短期测算的不稳定性和偏差,本文采用2006—2010年5个年度的平均指标来表示解释变量,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8.O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模型的建立逐步回归法是指在建立多元回归方程的过程中,按偏相关系数的大小次序将自变量系数逐个引入方程,对引入方程中的自变量偏相关系数进行检验,较显着的自变量留在回归方程内,由此继续遴选下一个自变量。如果效应不显着,停止引入新自变量。由于新自变量的引入,原已引入方程的自变量由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其效应变得不显着,经统计检验确证后要随时从方程中剔除,只保留效应显着的自变量。直至不再引入和提出自变量为止,从而得到最优的回归方程。根据本节前几部分所述,本文选择9个影响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模型构建如下:Y=-19.503-0.972X2+4.055X5-0.990X1-0.049X3(1)其中:Y为资产负债率,为常数项,为回归系数,为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为随机误差项。
回归结果及分析本文运用逐步回归法,进行5次的引入与剔除,最终得到了一个最优的方程。回归结果见表2。由表3我们可以看出,方程的拟合优度调整后的R2为0.995446,说明解释变量基本上可以解释被解释变量99.5%的变异性,模型的模拟效果很好;DW值为2.19,接近2,表明残差序列相互独立,基本不存在自相关现象。根据各自变量的共线性诊断指标———公差(Tolerance)基本符合要求,即认为变量之间共线性程度很小,可以进行方程模拟。所以多元回归方程是可以接受的。由此,可以得出的多元回归方程为:Y=-19.503-0.972X2+4.855X5-0.998X2-0.849X3(2)由以上分析可知,自变量X1、X2、X3、X5对因变量的影响是显着的;X4、X6、X7、X8、X9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着。也就是说,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资产结构的估计系数通过α=5%显着水平的检验。因此,就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而言,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资产结构是资产结构的显着影响因素。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营运能力与资本结构显着负相关;资产结构与资本结构显着正相关。企业规模、成长性、股权结构、市场择机和非负债税盾等因素对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不显着。
结论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与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显着负相关,与研究假设不一致。按照优序融资理论,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利用留存收益进行融资的倾向性越强,负债融资的比例就会越低,我国房地产公司资本结构决策遵循了这一理论。也就是说房地产企业主要根据盈利能力决策融资比例。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与资本结构显着负相关,与研究假设相一致。这是因为如果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资金变现能力比较强,那么就说明该房地产上市公司有能力满足短时间内的资金需求,而若要发行债券,就有一定的风险,此时当然可以少利用财务杠杆,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企业的财务风险。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营运能力与资本结构显着负相关,与研究假设不一致。这是因为房地产业不同于其他行业,其资金投入比较大、建设周期比较长,存货一般指建成房,如果营运能力比较强,那么资产管理效率就较好,存货的周转速度就较快,款项回收的速度就较快,公司有一定的能力满足自身的资金需求,自然借款就相对减少。房地产上司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公司的资产结构显着正相关。即公司的固定资产与总资产的比率越高,资产负债率越高。因为,房地产行业是一个周期长,投入资金大的特殊行业,固定资产越多,相应的流动资产越少。
第2篇：变更公司的基本流程范文
关键词：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逐步回归法
中图分类号：F32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 291X（2012）35-0122-03
一、简介
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中具有先导性和基础性的重要产业，是国民经济中兼有生产和服务两种职能的独立产业部门，包括了房地产开发、房地产经营和各种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资产管理等内容。
房地产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该行业属于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并且资金密集，在其经营过程中受政策影响的敏感性较强，同时具有较强风险性和投机性，且房地产开发周期较长。因此，房地产企业是否拥有合理的资本结构，是否拥有畅通的融资渠道，成为房地产项目能否顺利运作、房地产企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由于近年来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以及房地产企业对风险问题认识不足，房地产企业更倾向于多负债经营，这使得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风险增大，资本结构不合理。为使社会资源能够得到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本文就房地产行业公司的资本结构的现状和特性进行研究。
本文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01年1月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官方标准中有关房地产经营与开发行业事项，选取截至2011年发行上市的房地产公司，从中剔除ST公司及数据不完整公司，得到样本69只样本，对这69家样本公司2006―2010年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特征。
二、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在西方发达国家，资本结构理论已经得到了广泛地研究，出现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和理论，为研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不仅有利于加深我们对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特点，构建符合具体实际情况的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一般来说，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有公司外部因素和公司内部因素两方面的因素。
1.公司外部因素
（1）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房地产业是受政府的宏观调控影响比较大的行业，政策的出台直接影响到房地产企业的决策制定。几乎任何关于房地产的政策都会迫使房地产企业改变自身的资本结构。宏观调控政策控制了资金向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流入，控制了信贷流入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渠道，使开发商获得信贷的难度加大。
（2）利率水平。利率水平也是影响房地产企业资本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贷款利率水平偏高，那就会增加企业的固定财务费用负担，所以企业只能选择比较低的负债比率；反之则会选择比较高的负债比率[2]。
2.公司内部因素
房地产行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选取与分析。在资本结构理论中，目前关于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各个行业关注的因素都不完全相同，根据房地产的行业特征及其特殊性，我们主要围绕以下9个方面来对该行业的资本结构进行分析。
（1）盈利能力。自Modigliani和Miller提出MM理论以来，关于盈利能力和资本结构的关系有着大量的理论研究，但是不同的研究者对公司的盈利能力同财务杠杆的关系却有不同的看法。基于税收的理论模型认为，给定其他条件不变，高盈利能力的企业相应地有较高的负债，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利用债务合法避税。但是优序融资理论认为，公司倾向于首先采用内部筹资，如用留存收益来满足经营需要的资金，这不会产生任何对股价不利的信息，没有任何交易成本，也不会泄漏公司战略和投资项目的信息，其次才会选择债权投资。因此，高盈利能力的公司通常会选择较少的负债。
（2）偿债能力。债权人会根据企业的偿债能力是否给予贷款，企业的偿债能力越强，债权人的利益越有保障，企业的负债能力越强。
（3）营运能力。营运能力主要体现为公司对流动资产的管理能力。营运能力强房地产公司，应收账款的回收速度比较快，存货的周转时间比较短，流动资产的利用率比较高，可以缩短公司的营业周期，减少资金占用，降低信用风险，使公司能更好地利用负债经营。因此，较强的营运能力可以确保公司承担较高的负债经营风险，从而可以保持较高的负债比率。
（4）公司规模。一种观点认为，大公司具有较稳定的现金流，抗风险能力较强，不易受财务困境的影响，因而公司规模和资本结构正相关。大公司具有更低的杠杆水平，公司规模和资本结构应负相关。
（5）资产结构。资产结构是指资产的构成，主要包括流动资产与长期资产之间的比例关系，流动资产内部速动资产与非速动资产以及各项目比例关系。流动资产的多少，能够显著的影响企业的营运能力，进而对公司的偿债能力，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流动资产越多，公司的偿债能力越好，正向影响公司的发展。
（6）公司成长性。资本结构理论认为具有高成长性的公司的，负债相比较而言应该更低。这是因为高成长性的公司较低成长性的公司对将来投资具有更多的选择权，如果要用外部权益融资来执行将来的选择权，高负债公司将更可能放弃这个机会。因此，成长性与杠杆水平负相关。
（7）股权结构。公司的股本结构决定了公司的治理结构。股本结构按其股票的流通性分为流通股与限制股，而限制股往往是大股东或是战略投资者持有，限制股的比例越大，证明股本的集中度越高，这样更能形成企业的稳定发展，可以更好的融资，所以，资本结构中负债比率较高，即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重与债务水平负相关。
（8）市场择机。市场择机与择机行为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市场时机较好时，对于IPO收益率明显增大。经研究，择机行为对资本结构存在短期影响，以市净率（M/B）来衡量市场择机，其对于资本结构存在一定的影响。
（9）非负债税盾。税法规定，企业按规定所计提的折旧在企业上缴所得税之前可以作为成本费用予以抵扣，即折旧和债务利息一样具有节税功能。通常这些像折旧一样，虽然不是负债，但是同样可以享受免税作用的因素称为“非负债类税盾”。一般来说，公司的非负债类税盾越大，则越有可能选择较低的负债水平。
（二）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1.假设研究
我们根据相关理论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企业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企业的资产结构、市场择机与企业资本结构负相关。
企业的营运能力、公司的规模、公司成长性、企业的非负债税盾与企业的资本结构正相关。
本文数据从选取出的69家房地产上市 公司2006―2010年年度报告和财务报表中获得，为了克服短期测算的不稳定性和偏差，本文在分析中所采用的指标变量均以2006―2010年5个年度的平均指标表示。相关数据来源于财汇资讯数据库。
2.变量设计
基于本文上述对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兼顾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情况，本文在变量的设计过程中，将理论分析的可能影响因素和现实中信息获取的实际可行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力图使我们的实证分析比较全面地反映理论研究成果。
（1）被解释变量。为了比较全面地反映公司的资本结构，本文采用总资产负债率指标来衡量公司的资本结构，以Y来表示。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通常既有账面价值又有市场价值，使用帐面价值和使用市场价值计算资产负债率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多数专家认为，同账面价值相比，市场价值更能真实地反映公司的内在价值。但是，由于股票市场的波动性，会造成以市场价值为基础计算的资产负债率发生大幅波动；而且尽管股权分置改革已经结束，但是由于股改承诺中限售条款的存在，中国股市仍有大量股份还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流通权，无法计算其市场价值。因此，本文采用账面价值计算资产负债率。
（2）解释变量。对于每个解释变量，我们所选取的指标如表1。
3.实证分析的方法
资本结构的研究方法通常有时序分析和截面分析两种方法。由于我国的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挂牌交易的历史比较短，尤其是房地产行业的上市公司时间序列的数据较少，无法有效地说明问题，可操作性比较差；而截面分析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反映目前影响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为优化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指明方向。因此，本文采用截面分析方法。为了克服短期测算的不稳定性和偏差，本文采用2006―2010年5个年度的平均指标来表示解释变量，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8.O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4.模型的建立
逐步回归法是指在建立多元回归方程的过程中，按偏相关系数的大小次序将自变量系数逐个引入方程，对引入方程中的自变量偏相关系数进行检验，较显著的自变量留在回归方程内，由此继续遴选下一个自变量。如果效应不显著，停止引入新自变 量。由于新自变量的引入，原已引入方程的自变量由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其效应变得不显著，经统计检验确证后要随时从方程中剔除，只保留效应显著的自变量。直至不再引入和提出自变量为止，从而得到最优的回归方程。
根据本节前几部分所述，本文选择9个影响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模型构建如下：
Y=-19.503-0.972X2+4.055X5-0.990X1-0.049X3 （1）
其中：Y为资产负债率，为常数项，为回归系数，为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为随机误差项。
5.回归结果及分析
本文运用逐步回归法，进行5次的引入与剔除，最终得到了一个最优的方程。回归结果见表2。
由表3我们可以看出，方程的拟合优度调整后的R2为0.995446，说明解释变量基本上可以解释被解释变量99.5%的变异性，模型的模拟效果很好；DW值为2.19，接近2，表明残差序列相互独立，基本不存在自相关现象。根据各自变量的共线性诊断指标――公差（Tolerance）基本符合要求，即认为变量之间共线性程度很小，可以进行方程模拟。所以多元回归方程是可以接受的。
由此，可以得出的多元回归方程为：
Y=-19.503-0.972X2+4.855X5-0.998X2-0.849X3 （2）
由以上分析可知，自变量X1、X2、X3、X5对因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X4、X6、X7、X8、X9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也就是说，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资产结构的估计系数通过α=5%显著水平的检验。因此，就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而言，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资产结构是资产结构的显著影响因素。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营运能力与资本结构显著负相关；资产结构与资本结构显著正相关。企业规模、成长性、股权结构、市场择机和非负债税盾等因素对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不显著。
6.结论
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与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显著负相关，与研究假设不一致。按照优序融资理论，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利用留存收益进行融资的倾向性越强，负债融资的比例就会越低，我国房地产公司资本结构决策遵循了这一理论。也就是说房地产企业主要根据盈利能力决策融资比例。
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与资本结构显著负相关，与研究假设相一致。这是因为如果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资金变现能力比较强，那么就说明该房地产上市公司有能力满足短时间内的资金需求，而若要发行债券，就有一定的风险，此时当然可以少利用财务杠杆，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企业的财务风险。
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营运能力与资本结构显著负相关，与研究假设不一致。这是因为房地产业不同于其他行业，其资金投入比较大、建设周期比较长，存货一般指建成房，如果营运能力比较强，那么资产管理效率就较好，存货的周转速度就较快，款项回收的速度就较快，公司有一定的能力满足自身的资金需求，自然借款就相对减少。
房地产上司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公司的资产结构显著正相关。即公司的固定资产与总资产的比率越高，资产负债率越高。因为，房地产行业是一个周期长，投入资金大的特殊行业，固定资产越多，相应的流动资产越少，为公司提供的资金流就会相对少，为保障公司的正常运营，资产负债率必然会提高。
其他因素对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影响不显著。
三、建议
针对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不合理的现象，并结合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以下优化资本结构的建议。
1.拓宽融资渠道。目前中国房地产企业对于银行的依赖过大，使得商业银行系统过多地承担了房地产行业的系统风险。为了维持房地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当务之急就是增加融资工具、拓宽融资渠道。在政策层面加大对银行信贷以外的融资渠道的支持力度，按照市场化原则发展资本市场融资。
2.注重公司的盈利水平。在现有的融资渠道的限制下，由于公司的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显著正相关，盈利能力越强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就越高，相应的，公司所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所以，公司在做资本结构决策时，要注重自身的盈利水平，以降低公司所面临的风险。
第3篇：变更公司的基本流程范文
运作流程是保险公司经营系统的基础。它的变化，会引起构筑在它之上的组织架构、管理系统乃至公司经营理念的一连串变化，最终导致整个公司发生变化。我国保险公司的许多运作流程沉疴累累，如牛负重，严重削弱了公司创新求变和生存发展的能力。如果将流程比作企业经营管理的基因，那么，流程改造便可谓企业强身健体的基因疗法。加入WTO将使我国保险公司面临着更大的变数。通过流程改造提高创新应变能力，实属我国保险公司当务之急。
1997年年中，平安保险公司重金聘请国际着名的管理顾问公司麦肯锡公司进行流程改造，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00年，平安公司保费收入达到272.45亿元，比1997年净增100多亿，年均递增22%，比同期全行业保费年均递增速度高8个百分点，税后利润10.25亿元，占全行业总利润一半以上；1997年保费收入首次超过太平洋保险公司，2000年在保费和利润上双双超过太平洋保险公司将近1倍，净资产收益率达20.82%，在亚太地区前25大保险公司中名列第2。更重要的是，通过流程改造，平安公司建立了创新应变的核心竞争优势。流程改造3年来，平安公司在许多方面推陈出新、引领潮流，令同业震动，世人瞩目。尤其是1999年10月23日率先推出寿险投资连结商品，成功解决了寿险经营效益与市场吸引力的矛盾，在连续7次降息冲击下低迷的寿险市场上刮起一股罕见的购买热潮。保监会副主席吴小平高度评价平安公司开发投资连结产品的意义，称赞它标志着“中国寿险业目前已进入传统寿险产品向非传统寿险产品转变的关键时期”，而“这一转变将使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寿险潜在市场变为现实市场”。
二、保险公司运作流程类型
所谓流程，指的就是“一组相关的工作，总合起来可以创造出符合顾客所需的价值。”企业的顾客有外部顾客和内部顾客之分，据此，可以将企业流程划分为附加价值流程和一般作业流程。其中，附加价值流程是能够直接为外部顾客创造价值的外向流程，包括险种开发流程、推销流程、核保流程、核赔流程、客户服务流程等；一般作业流程则是直接为内部顾客创造价值的内部流程，包括人力资源管理流程、财务管理流程、行政办公流程、组织管理流程等。
附加价值流程与一般作业流程相辅相成，关系密切，前者直接与客户相连，是保险公司最重要的流程；后者以前者为中心，影响着前者功效的发挥程度。
三、我国保险公司运作流程常见问题
流程问题即流程的“官能障碍”。由于流程纵贯上下，横跨部门，对我国保险公司运作流程常见问题。
四、选择流程改造目标
对于诸多流程问题，在改造时如何进行优先选择呢？可以以流程问题的严重性、改造的迫切性、改造的可行性为标准，对流程改造工作进行优先排序。以某保险公司销售管理流程问题为例。在这个例子中，前两个问题显然应该优先列为流程改造的目标。
五、描述问题与分析原因
对确定下来要解决的问题，要进行大致的描述，并分析产生的原因，重点是可控的流程原因，并框出主要原因。
六、新流程设计
流程改造的整体原则是注重结果甚于工作本身，而流程的最终结果也就是为内外部顾客创造价值。因此，在设计流程时首先要确认顾客，判断其需求，进而决定采用何方式、何程序满足他们。例如，针对我国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流程的普遍问题，可以提出新流程设计的一般思路
1.建立集中客户服务的一线业务流程
在我国保险公司的业务流程中，市场营销、核保承保、开票收费、契约变更、理赔处理一般由不同部门负责。这种流程符合分工原则和专业化要求，有利内部管理，但也存在着烦琐复杂、推诿扯皮、办事缓慢、客户和业务员意见大等问题。
在改造业务流程时，可考虑建立一、二线分开，对客户提供一人或一站式集中服务的流程。在业务一线，一方面，可以设立客户代表制度，业务员作为客户代表，直接办理客户投保、续保、防灾防损、契约变更以及赔付等大部分事宜，其他小部分难以直接处理的事项，则由业务员交由二线技术后援部门处理；另一方面，可以设立保险服务门店或保险服务热线电话，为客户的一般需求提供迅速快捷的标准化保险服务。
2.建立业务集中处理的二线管理流程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一般就地分散进行核保承保、防灾理赔和员工培训工作。由于基层条件较差、专业人才素质较低、本位主义作祟等等原因，常常出现业务管理效率低、质量差、业务管控乏力、客户和业务员意见大等问题。
第4篇：变更公司的基本流程范文
那么，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是否存在一种固定的博弈模式使得上市公司大股东和中小股东都能达到一个相对的均衡？或者说，什么变量是股东间博弈的核心？什么是股权分置改革中对价的决定因素？限于时间和精力关系，本文仅考察了截至2006年农历新年前已完成股改的383家上市公司相关数据，采用散点图分析及回归分析等方法就A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对价数值规律做出了探讨。通过分析与研究，本文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后原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与股权分置改革前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高度线性相关，即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前的持股比例能较好地解释股权分置改革中对价支付水平。
一、实证分析所依据的理论
由于国外股市中并无我国股市非流通股这类特殊现象，故很难从国外学术系统中找到严格的理论或检验论述。
但是，本文选取股改前后原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进行确立模型的探索也依然有着坚实的经济学逻辑基础：（1）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角度来看，决定分配环节的重要因素是资本的所有权归属。从现代产权理论角度来看，产权的界定将改变最终经济输出的结果。微观到上市公司身上，两种理论都指明股份的价值不仅仅表现在其所附着的公司的价值上，当股权成为控股权，也即成为部分所有权时，股份的价值还将体现在最终分配权上。基于以上认识，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在股改过程中应非常注意其股改后的持股比例。（2）从各上市公司的实际方案来看，虽然决定上市公司最终对价支付水平的因素有很多种，如市盈率、每股收益、市净率、每股净资产、市场表现等，但从各方案的设计初衷上说，无不是围绕保留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来进行的，故股改后的持股比例将是股改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3）从方法论角度，本文的回归分析和相关经济意义的分析手段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所普遍采用的方法，是归纳和分析因素相关问题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二、实证分析中的数据、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一）数据及数据来源。本文主要选用了两组数据，一组为股权分置改革前原非流通股股东的合计持股比例，一组为股权分置改革后原非流通股股东的合计持股比例。其中，股权分置改革前持股比例为自变量（解释变量X），股权分置改革后持股比例为因变量（被解释变量Y）。
截至2006年1月25日（即2006年春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共有406家上市公司开始了股权分置改革，并已经相关股东会议表决。其中，清华同方举行了两次会议对股权分置改革进行了表决，第一次未通过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第二次通过了表决；农产品方案为承诺未来流通股股东可以一定价格出售其所持农产品股份，故无法折算为股份的变动；大冶特钢赋予流通股股东类似于农产品方案的认沽权利，故无法折算为股份的变动；江铃汽车全部送现金，无股份变动，故也无法折算；渝开发非流通股股东以现金注入上市公司，并将该部分现金转增成的资本公积按全体股本数转增，故也无法折算为股份的变动；ST吉纸、ST中西、ST安信进行了重大资产重组，重组进入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东都将重组的代价作为部分对价，故也无法折算为股份的变动；科达机电、金丰投资、深纺织、三爱富、健康元未通过相关股东会议决议；湘火炬、湖北金环、华菱管线、深宝安、夏新电子、标准股份、沈阳化工、韶能股份、格力电器、南方摩托、金果实业因种种原因尚未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尚未举行相关股东会议进行表决。减去以上共23个无法计量股份变动的公司，其余共有383家上市公司可以找到股改前后非流通股股东股份的变动。
本文数据均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省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省略/）网站上各上市公司电子版公告。由于数据量大，仅以其最后的《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公告》或《股份结构变动公告》为准。
（二）数据处理
1、数据的表示。两组数据均以小数表示，如股权分置改革前（后）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38.76%，则表示为0.3876，各数据均保留到小数点后四位。
2、附加现金、权证对价公司方案的处理。在上述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383家上市公司中，有部分上市公司除提出改变持股比例外，还提出给予现金、权证等其他对价。首先，现金及权证等手段很难折合成股份，因为很难找出基准的公司股票价格。其次，由于这种对价并不改变原非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比例，故可以看作是非流通股股东为保护自己的持股比例所采取的缓冲手段。基于以上两个原因，本文在回归中不考虑这部分对价，而仅将股改后的持股比例作为考察对象。
举例来说，三一重工股改对价为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赠3.5股加8元现金，股权分置改革开始时三一重工股价为16.95元左右。本文将仅考虑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赠3.5股后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不考虑8元现金所能折换的股份及该部分股份是否相当于进一步降低了非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比例。
3、附加承诺的处理。在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383家上市公司中，除法定承诺外，大部分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都提出了其他对流通股股东予以让步的承诺，如延长禁售期、股份追送、股份增持等，其中的部分条款使得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实施后的持股数量有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如，宝钢股份非流通股股东宝钢集团承诺，在宝钢股份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的两个月内，如宝钢股份公司的股票价格低于每股4.53元，宝钢集团公司将投入累计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来增持宝钢股份公司社会公众股。从最终结果看，宝钢集团也耗净了20亿元增持了491，780，281股股份，使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的持股比例由72.99%上升到75.80%。
对于该类附加承诺引起的股份变动，本文在处理上也不予考虑。其原因为：（1）部分承诺引起的股份变动目前难以预料。比如，以未来三年业绩作为股份追送触发条件的承诺，其结果在对价决策的当时并不可知。（2）非流通股股东提出方案时对所有结果均应有所预料，故承诺引发的或有股份变动所产生的结果其均应该能够承受，因此股改实施后的持股比例也应该为其可接受的结果。
三、散点图分析、估计方法与估计结果分析
（一）散点图分析。如图1所示，以WindowsXP操作系统，Office2003中的Excel软件为平台所绘制出的散点图如下，其中横轴为非流通股东原持股比例，纵轴为股改后非流通股东持股比例，可以看出两者具有很强的线性关系。（图1）
（二）估计方法。从本文之前的叙述可知，本文的分析为横截面分析，不涉及到时间序列，故无需添加虚拟变量及滞后变量。另外，根据本文前述的数据量及关联度的原因，本文仅做一元回归分析，不采用其他多因素变量做解释变量。
（三）计量检验情况说明。采用Eviews3.1进行回归后结果如下：
以股权分置改革前原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为解释变量，股权分置改革后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为被解释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回归结果如下：
（－14.88） （66.71）
R2=0.921140，s.e.=0.033492
DW=1.812627，T=383
R2=0.921140，说明总离差平方和的92.11％能够被样本回归直线解释。
t0=－14.88，t1=66.71，给出显著水平?琢＝0.05，查自由度?淄＝383－2＝381的t分布表，得临界值t0.025（381）＝1.96，从而t0、t1的绝对值大于临界值，故回归系数显著不为零。回归模型中应包含常数项，股权分置改革前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对股权分置改革后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从以上的评价可以看出，该模型较好地反映了股权分置改革前后原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之间的关系。
（四）关于该回归方程的实际应用性。本文对在上述时间点之后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检验说明，上述回归方程对股权分置改革中上市公司大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博弈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下面以浪潮信息为例说明如何根据上述回归方程结果进行解释。浪潮信息于2006年3月2日举行相关股东会议，并顺利通过股改方案，本文并未选取该公司作为基础数据回归。
按照本文的预测方程，其股权分置改革前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为0.6977，则其股权分置改革后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0.154202＋1.080107×0.6977（股改前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0.5994。查找浪潮信息最终的《实施方案》，股改方案中计算出的股改后原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为0.5979。简单计算可知，预测误差率为0.25%。
（五）所得参数的经济含义说明。考察回归方程：
上述方程中的常数项是股改后的最低持股比例，即在股改前持股比例为0时，则股改后所能接受的最低持股比例。由于现实中并无这种情况，因此不妨移项求出当股改后持股比例为0时，原持股比例为多少。
移项得：X＝0.154202÷1.080107＝0.1428
即若原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低于14.28%时，若仍依照该方程提出股改对价，则股改后持股比例将为负数，这显然不可能。实际上，万科A原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为13.37%，股改后持股比例为13.43%。说明当原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接近14.28%或低于20%时，该方程的精确度将大大降低。
考察上述方程中X的系数，这个系数反映了股改后持股比例对股改前持股比例的敏感程度，即股改前持股比例每变动一个单位，股改后持股比例就相应变动1.080107个单位。
第5篇：变更公司的基本流程范文
关键词：公司创业；战略变革；创业导向
作者简介：马一德(1967－)，男，吉林长春人，管理学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战略管理和公司创业理论研究；龙正平(1976－)，男，湖南株洲人，管理学博士，现在中国人寿股份总公司工作，主要从事战略管理和公司创业理论研究；范利民(1971－)，男，湖南邵阳人，广西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金融投资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5－0096－04 收稿日期：2007－07－23
规模和时间沉淀带来的官僚作风使很多大公司失去了灵活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和动态环境中，陷入增长停滞，甚至出现被小公司超越的困境。因此，大公司的创业能力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广泛关注的课题。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业活动已从个体层面拓展到公司层面，创业精神开始成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指南。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公司创业(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简称CE)在提高公司业绩和为组织创造财富方面能够产生积极的作用。
在过去的20年间，战略管理专家主要的研究范围集中于建立竞争优势所需做出的决策和行动上(Hitt，Ireland&Hoskesson，2001)，是以绩效为导向；而创业学专家则主要研究如何把握并利用那些可以扩展现有产品和服务的机会，从而创建新的企业(Venkataraman，1997)，是以创新为导向。战略管理理论与公司创业理论的融合是未来研究的趋势。但是从现有的国内外文献来看，公司创业与战略变革之间的内在关系和本质联系并没有得到深入研究。所以，本文力图探讨公司创业与战略变革之间的两层因果联系。首先探讨不同公司创业类型如何导致不同的战略变革状态；其次，从逆向的角度出发，讨论既定的战略变革状态需要通过怎样的公司创业行为来实现，即不同战略变革状态需要怎样的创业导向程度。
一、公司创业类型与创业导向
公司创业就是与已建公司的创业行为紧密联系的创业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它是建立在识别市场机会和资源新组合基础之上、以创新和战略变革为核心的组织特征和组织行为。
(一)公司创业类型
由于概念和定义的不一致，公司创业研究范畴至今仍未在国际学术界得到清晰的界定。因此，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对公司创业类型的划分。Guth和Ginsberg(1990)将公司创业划分为两个战略管理上的选择：公司冒险(corpo-rate venturing，或翻译为公司风险投资)和对公司进行转变的战略更新。Thomberry(2001)将公司创业划分得更细，确认了四个类型：公司冒险、内创业(intrapreneunng)、组织变革和产业规则的破除。
Covin和Miles(1999)确认了四种公司创业：持续再生(sustained regeneration)、组织回春(organizational rejuvenation，或翻译为组织年轻化)、战略更新(strategic renewal)和领域重构(domain redefinition)，它们分别与公司引入新产品和进人新市场的组织能力、组织本身、组织在现有环境中执行战略和组织创造与开拓新产品市场领域等有关。Covin和Miles(1999)按照Hunt(1983)提出的一套概念分类标准进行分类，基本上满足有效性、充分性和有用性，但不满足互斥性和完备性(colleetively exhaustive)。这种公司创业的分类方法在后来的文献中多次被引用和采用。
持续再生是一种最能得到承认和接受的公司层级的创业活动，是指公司不断地引入新的产品和服务或者进入薪市场。典型的有3M和Motorola公司，这些公司号称创新机器。虽然它们的经营跨越多个领域，但是它们共同的特征是创业型文化、灵活的组织结构、迅速作出决策的能力和对现状的不满。
组织回春是指通过改变其内部流程、组织结构和(或)能力来寻求维持或改善其竞争地位。这种现象在公司创业文献中有时也称组织更新(Httrst et al.，1989)、公司更新(stopford&Baden-Fuller，1990)。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经常包含了战略和组织的同时改变，而组织回春仅仅以组织本身作为创新的目标和焦点，通过提高已有战略的执行力来改善或提高竞争力，当然这需要经常重组企业的价值链或改变内部资源的配置模式。例如跨国企业宝洁公司在1999年通过广泛地采用条形码技术来改善其存货和配送系统。这项技术不仅使宝洁公司的物流系统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而且使它通过制定竞争对手赖以评判的客户服务标准，维持了一个领先消费品公司的地位。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在20世纪末彻底改变了其生产和制造汽车的流程。通过采用一种所谓的平台(plafform)团队结构，克莱斯勒公司将整个公司的管理者和雇员聚集在一起，以取得强大的和有效的职能整合。这种流程的再造，给公司的产品开发周期和产品质量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从而使其保持了在全球汽车行业的领先地位。
战略更新是指组织从根本上改变其竞争的方式来重新定义它与市场或产业竞争者的关系。组织回春的中心点是组织本身，而战略更新的中心点是在其环境情景下的公司，特别是指调和组织与环境界面的战略。这个定义与其他的学者有所不同。Guth和Ginsber(1990)将战略更新定义为：通过更新组织赖以建立的关键思想所导致的组织转型(transformation oforgmaization)。而在这里战略更新必然意味着实施一个新的业务竞争战略。新的业务战略在实践方式上与过去明显不同，并能更好地利用组织资源或更能充分地利用产品市场中的机会。例如，Hamrley&Davidson摩托车公司通过战略更新创造了一个全新的Harndey&Davidson公司。它不再满足于作为一个美国公司的声誉和以制造古典式样的摩托车为其竞争基础。通过在产品和过程上的R&D以及采取市场导向，Hamrley&Davidson彻底改变了其竞争基础。虽然其战略仍然是以聚焦差异化战略(niche-differentiation)为主，但其现在差异化的基础是一流的质量、优越的服务和对顾客产品需求的快速响应。
领域重构是指创造了一个新的产品市场领域，而其他人并没有认识到或者积极寻求开发这样的市场领域。通过领域重构，创业型公司将竞争带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在那里，公司
具有的先行者地位能为其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提供基础。领域重构有两种形式：一是迂回超越策略(bypass strategy)，是指公司通过超越策略来攻击竞争对手；二是产品市场先驱策略。Golder和Tenis(1993)认为先驱者就是在一个新的产品类别中进行销售的第一个企业。虽然两者可以是指同一种现象，但是前者是指避免公司在目前不利的竞争地位中的总体脆弱性，而后者在本质上更加机会主义，也就是他们不是避免现行的环境，而是利用潜在的机会。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Sony~司就曾在消费电子行业中的视听部分创造和开发了一个新的产品市场领域。自从Sony公司在20多年前引入Walkman后，很多竞争者涌入了这个产品市场。然而，由于Sony公司在此领域累积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比如专利保护、渠道和声誉等)，所以直到现在，其竞争者还远没有达到或接近Sony公司在此领域成功的程度。
(二)公司创业导向
创业导向的出发点是描述一个创业型公司及其公司创业过程的关键特征。目前创业导向这个概念在实证研究的文献中得到普遍应用，成为实证研究中、测量“公司创业度”的重要概念(construct)。1996年，Lumpkin和Dess在以前学者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创业导向(EO)概念并扩展其意义，在其中加入自治性和竞争侵略性两个维度，使创业导向成为具有五个维度的关于公司创业过程和特征的构念，被后来的学者们广泛使用。他们就创业与创业导向作了区分：创业强调内容(content)，注重新进人；而创业导向则强调程序(process)，注重创业的过程、惯例与决策活动。如果以新进入行为(Burgelman，1983)来定义创业活动，那么创业可用来解释新进人行为的组成(静态的)，而创业导向则说明新进入行为的运作方式和逻辑(动态)。创业导向的五个重要维度分别是：(1)创新性(innovativeness)。就是指公司支持创造性活动和试验的意愿、努力和行动，例如公司导人新产品或服务、重大革新、技术领先和开发新工艺的研发活动等等。(2)冒险性(risk taking)。是指公司即使在不知道创业机会是否能成功的情况下抓住创业机会并且未料后果的大胆地行动的意愿程度。(3)自治性(autonomy)。是个人或团队提出构想或愿景以及将他们付诸实施的独立行动。通常，它意味着在追寻机会方面的自我导向的能力和意愿(Lumpkin&Dess，1996)。在组织管理的意义上，它指组织成员或部门摆脱组织限制的决策和行动。(4)先动性(proactiveness)。先动性代表了市场领导者的一种远见卓识。他们具有有预见性的行动并影响环境(Lumpkin&Dess，2001)。这与Miller和Friesen(197g)、Venkatraman(1989)关于先动性的观点是一致的。(5)竞争侵略性(competitive aggressiveness)。指企业直接向竞争对手发起挑战或是采取非传统的竞争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市场地位(或竞争优势)的倾向，也就是Covin和Slevin(1991)所主张的“毁灭性打击竞争者(undo the competitors)”，而不是“井水不犯河水(live and let live)”。
按照Lumpkin和Dess的定义，先动性和竞争侵略性分别表示了公司追求机会的意愿和积极反应对手(或环境)的意愿；先动性代表公司对环境机会的反应，而竞争侵略性代表公司对环境威胁的反应。竞争侵略性特指公司直接和强有力地挑战对手以提高竞争地位，在市场中超过产业对手的倾向。它可能是主动性的(如公司进攻性地进入竞争对手的市场)，也可能是以反应为特征的(如公司捍卫自己的市场地位)。但总的来说，竞争侵略性是一种非常规的竞争意愿和竞争方式。例如，改变产业规则或竞争规则，设定雄心勃勃的市场份额目标并采取大胆步骤；经常采取大胆的行动，不惜牺牲部分利润来实现雄心勃勃的市场占有计划，或在营销、质量和生产等方面主动与竞争对手较量等。
那么公司创业导向是否在实践中具有普遍性呢?为此，很多学者采用了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样本进行公司创业导向概念测量，验证其是否具有跨文化的有效性和可靠性。Knight(1997)是最早进行公司创业导向跨文化检验的学者之一。他采用的样本分别来自在语言和文化上都具有差异的加拿大英语区和法语区公司。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公司创业战略概念的跨文化测量不仅具有一致的维度有效性，而且在聚敛有效性、差异有效性和可靠性的检验方面也是一致的。Antoeic和Hisrich(2001)对来自美国和斯洛文尼亚两国的公司进行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其结论印证了Knight(1997)的研究结果。姜彦福和张健等人(2006)将创业导向的创新性、先动性和冒险性作为创业战略概念的三个维度，采用Knight(1997)的ENTREPSCALE量表，并利用加拿大英语区公司、加拿大法语区公司和中国公司的样本验证了维度的有效性、概念的有效性和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二、战略变革与公司创业类型
波特教授曾指出，战略就是在竞争中进行变化，其实质是决定该干什么；没有变化，就没有选择的必要，因而也就无战略可言。因此过去的二十多年，战略变化也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战略变革(strategic change，也有人翻译成战略变化)是指企业同其环境的一致性随着时间的变化在形式、内涵、状态上所表现的差异(Van de Ven&Poole，1995)。所谓组织与环境的一致性就是企业用于达到其基本目标的最基本的资源分配以及同环境的交互作用的方式。这种一致性的变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由企业经营范围、资源配置、竞争优势和其相互作用协同所界定的企业战略内容的变化；2、为发起和实施内容变化而形成的外部环境的变化(Hofer&Schendel，1978)。目前与战略变革有关的概念有很多，如战略调整、战略更新、战略转换、战略创新和战略漂移等。国内学者孙爱英、刘海潮和李恒(2004)对其中一些概念作出了辨析。但是这几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目前依然存在交叉和混淆的地方，在理论界至今也没有一个比较一致和权威的观点。本文在此不去详细地厘清各个概念，仅在这里作出一个语义上的界定，并试图从创新的角度将它们与公司内创业联系起来。具体参见表1。
Hamel(1998)从创造价值的角度给出了战略创新的定义：通过为顾客创造新的价值、使竞争者步调不一致而重新构建已经存在的产业模式的能力。即战略创新就是企业随着环境的变化打破旧有的战略模式，形成新的价值创造模式的战
略行为。从内涵上看，战略创新着眼于内部运营机制和方式的创新。笔者认为，战略创新就是组织通过改变其内部流程、结构和能力来维持或改善其竞争地位。从创新的角度来看，战略创新重点在于流程的创新，这与公司创业中的组织回春内涵基本一致。也就是说，从事组织回春的创业活动，最终将导致公司战略上的创新。
战略更新就是组织寻求通过根本改变竞争方式来重新定义它与市场和竞争者的关系(Covin&Miles，1999)。Vobera，Baden-Fuller和Bosch(2001)认为，战略更新可以被广泛地定义为一个公司从事改变其依赖路径的活动。Siinons(1994)指出，战略更新简单地说，就是实施一个新的业务战略。在现有的公司创业理论领域，战略更新也是仅限于这种现象：新的业务战略跟过去的实践明显不同，其方式能更好地利用公司的资源或者能更全面地开发可得的产品市场机会。由此可以看出，战略更新偏重于产品或服务领域的创新，从而形成新的业务单位战略。例如，当IBM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引入了“系统360”的大型计算机产品线时，它在大型机的主流市场上占据了2/3的市场份额。“系统360”的产品不仅代表了公司的一个新的产品线，而且也代表了公司在大型计算机市场竞争的一个新战略。这个新的战略强调与IBM产品技术的兼容性。这种不断增强的价值基础带来的优势可不是其竞争对手的简单模仿可以取得的。给定行业领导者比较不愿意放弃或调整在过去已经产生了积极成果的产品，那些至少想改善其地位或者寻求领导者地位的公司比行业领导者可能更会实施战略更新。所以，战略变革理论中的战略更新与公司创业中的战略更新本身就是一个概念。
战略转型(strategy transformation)是指公司比较彻底地改变战略内容，包括企业使命、远景和战略目标，这往往意味着公司进入了一个新的行业或市场。如IBM公司从2002年左右明确提出将战略定位从IT制造商转变为IT信息服务商，这使得公司的战略内容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创新的角度来看，实施战略转型，公司就必须在产品、市场和流程方面发生重大改变，才能适应新的战略要求。从公司创业的角度来，领域重构就是公司积极地创造新的产品市场，对企业战略的影响就雷同于应急战略；一旦成功，便成为了公司的正式战略，从而导致公司战略发生革命性的转变。
战略漂移(strategy drift)是指公司战略随着时间的变化逐渐发生变化。从创新的角度来看，它就是指公司在产品持续改进或创新、逐渐扩展相关市场领域的过程中，同时对企业的运营流程持续地进行改善和修正。从公司创业的角度来看，持续再生的创业活动最终导致战略漂移，因为不断地开发和引入新的产品(服务)或进入新的市场，就可能逐渐使公司偏离原来设定的战略目标。这里最典型的有3M公司和GE电气公司。3M公司每年都引入新的产品，至今公司的产品有6000种之多。很显然，公司持续再生类型的创业活动，使公司战略每年都会产生微妙的变化。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战略变革的参照点是公司自己，是与公司过去的战略相比较；而公司创业行为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其参照点是公司外部，与竞争对手或市场相比较。所以，一定公司创业类型或公司内创业战略能对应相应的战略变革结果，但是反之不一定成立。例如一个公司以前从事水泥生产，后来从事普通钢铁产品生产，基本上算是一种战略转型，但是并不是公司创业活动的结果，也不是公司实行领域重构的创业活动所形成。进一步地，笔者从产品、市场和流程三个创新领域来划分这四种战略变革的类型，了解它们之间的空间位置，具体参见图1。
三、战略变革与公司创业导向
第6篇：变更公司的基本流程范文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西方资本结构理论是现代金融经济学的核心，从莫迪格里安尼(Modigliani)
米勒(Miller)1958年共同提出“MM定理”以来，围绕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不胜枚举。MIT斯隆商学院梅尔斯在2001年撰文回顾和评论了几十年来金融学关于西方资本结构的四个理论流派，其中包括：基于避税利益、破产成本的静态权衡理论和基于成本的资本结构理论，基于非对称信息的信号传递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以产品般人品市场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企业资本结构理论，以及考虑企业控制权竞争的企业资本结构理论等。每种理论都从不同侧面提出了一系列决定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与此有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非常丰富。Titman和Wessels(1988)较早对资本结构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
(二)国内文献国内陆正飞和辛宇(1998)则较早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此后，国内很多学者都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如吕长江(2001)、肖作平(2004)、赵冬青和朱武祥(2006)等。国外实证研究表明获利能力、公司规模、资产担保价值、成长性、非负债盾、变异性等因素影响资本结构的选择。我国实证研究则表明，行业因素、获利能力、资产盈利能力、获利能力增长、资产结构、资产担保价值、资产流动性、利息保障倍数、企业规模、规模扩张、企业经营风险、非负债税盾、企业实际税率、成长性、保留盈余、总资产市值面值比、收入变异程度、收益质量、财务困境成本、投资额、产品独特性、产生内部资源能力等都是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还有许多学者研究了我国特有的股权结构，如股权流通程度、国家股比例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另外，回顾国内已有研究文献，我们发现，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的作用方向和显著性判断方面，至于企业资本结构的长期演变规律及其决定因素等方面尚无相关研究文献的记载。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主要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长期演变规律进行初步的探索，从中发掘一些有意义的规律。
二、财务杠杆及其影响因素选择
(一)资本结构定义企业资本结构可以有两种度量方式，一种是账面资本结构，另一种是市场资本结构。本文对账面资本结构定义为：账面杠杆(BDR)=账面负债／(账面负债+账面股东权益)。其中账面负债定义为公司的有息债务，即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和其他长期负债三者之和。为了增加信息含量以及结论的可比性，我们也同样对市场资本结构进行了统计与检验，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非流通股这一特征，本文的市场资本结构被定义为：市值杠杆(MDR)=账面负债／(账面负债+流通股市值+非流通股×每股净资产)，其中账面负债为公司的有息负债。
(二)财务杠杆因素依据有关理论以及国外学者的经验研究，能够影响企业财务杠杆的因素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其中括号里的符号表示影响的方向)：公司规模(+)，对于大公司而言，调整资本结构所涉及到的交易成本相对易于承受，而且信息更为透明，所以大公司更易发行债券和借贷。因此，可以期望公司规模与财务杠杆之间呈现正相关。显然，如果公司规模能够影响企业未来资本结构，那么，这种决策应该依据的是公司在期初，即上期末的数据。本文选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度量公司规模(sIZE)；成长能力(+)，快速成长的公司往往需要大量的外部资金，从而呈现出快速借贷的趋势，因此企业成长越快，财务杠杆比率也会更高。本文选用总资产的增长率来度量公司的成长能力(GROWTH)；盈利能力(+／一)，根据权衡理论，盈利能力更强的公司会要求更多的负债以获得避税的好处，而且依据自由现金流假说，外部股东也可能会迫使管理层举借更多的负债以减少自由现金流的滥用。由此提升负债融资比例。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因为不能区别好与差的公司，从而选择提高利率，使得公司转而挖掘内部资金，进而降低公司外部负债融资比例。本文选用净资产收益率来度量公司的盈利能力(PR0Fn1ABILnY)；抵押能力(+)，根据权衡理论，当公司破产时，有形资产较易清算并且容易降低企业的财务困境成本。另外，根据优序融资理论，由于有形资产可以被用做抵押，这使得针对贷款人的信息不对称情况能够有所减轻。基于以上两种理由可以认为，有形资产比重大有利于公司加快融资步伐。本文选用(固定资产净值+存货)／总资产来度量公司的抵押能力(MORTGAGE)；非负债避税(一)，根据权衡理论，借贷的主要动机是利用利息的避税好处，其他非负债避税，如折旧将会缓和这种动机。另外折旧无疑也是公司一种非常重要的现金来源方式，必要时可以缓解公司紧急的资金需求。因此，可以预期非负债避税会降低公司财务杠杆比率。本文选用累计折IH／总资产来度量公司的非负债避税(NDT)；资产流动性(+)，一方面公司的资产流动性高意味着企业可以较易支付短期债务，有利于增加企业借贷。另一方面公司流动性高也意味着一些投资项目可以通过流动性资产，如存货的变现而不是借贷获得项目所需的资金。因此，公司的资产流动性高有可能提高或降低企业的财务杠杆比率。本文选用流动比率来度量公司的资产流动性(LIQUIDITY)。
文献综述中提出的其他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因为在不同程度上都与上述影响因素有关，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故本次研究中没有将企业实际税率、保留盈余、总资产市值面值比、收入变异程度、收益质量、财务困境成本、投资额、产品独特性、产生内部资源能力等因素纳入考虑范围。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选择了1998年及其之前在沪、深股市上市的所有公司为样本，其中除去金融公司、sT和公司以及账面与市值财务杠杆大于1的上市公司，时间跨度为1994年至2007年，最后获得分布于35个行业的781家公司，共计8339个观察值。数据来源于CCER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表1)显示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账面财务杠杆、市值财务杠杆以及各影响因素的基本情况。
三、财务杠杆演进规律研究
首先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杠杆的横截面变化规律。(图1)描绘了四组企业的平均财务杠杆在“事件窗口”期间的变化规律。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经修订后只涵盖了1994年到2007年，如果选择研究上市公司9年的财务杠杆变化，则分组的最后年份只能为1998年。当然也可以选择研究我国上市公司l0年或更长年份的长期变化规律，但是这样做会使得大量新近上市的公司排除在样本分析之外。出于折中的考虑，本文以1994年至1998年作为分组期间，研究我国沪、深两市所有符合要求的781家上市公司在9年间的资本结构变化规律。文中(图1)的具体构造方法如下：从1994年至1998年每年根据上市公司财务杠杆的期末大小将该年全部样本企业平均分为高财务杠杆组、较高财务杠杆组、中等财务杠杆组和低财务杠杆组，同时剔除每组中财务杠杆比率最高与最低5％数量的企业，以消除极端数据对分析结果的干扰，然后保持组内样本企业不变，并以分组年份视为基期0(t=0)计算每组样本企业在随后9年(t∈(0，8))内每一年的平均财务杠杆比率。由于从1994年至1998年每年都能计算出四组企业在随后9年的平均财务杠杆比率，为了求得我国上市公司整体财务杠杆的长期变化规律，就必须对上面数据再求平均，从而计算得至U高财务杠杆组、较高财务杠杆组、中等财务杠杆组和低财务杠杆组四组企业在9年内的平均财务杠杆变化规律，具体结果见(图1)。
观察(图1)可以看到，四组企业的平均财务杠杆在期初差异明显，账面(市值)平均财务杠杆差异为37％(38％)，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异开始逐渐收敛，且速度逐渐放慢，到了期末，账面(市值)平均财务杠杆差异仅为13％(10％)。由此可见，企业财务杠杆在横截面上存在较强的稳定性，某些因素维持了企业财务杠杆的长期水平，同时又有一些短期因素使得不同企业的财务杠杆朝着中间偏上的水平不断趋近。当然，上述财务杠杆的稳定性有可能是源于已知的影响因素，如公司规模、成长能力、盈利能力、抵押能力、非负债避税、资产流动性等作用的结果，也有可能是来自某些未知的其他因素的作用。正~IWillianmson(1988)研究发现，企业的财务杠杆与公司规模紧密相关，高财务杠杆的企业往往公司规模也更大。因此，高财务杠杆组的企业平均规模可能更大，而低财务杠杆组的企业平均规模则可能更小。
为了检验企业财务杠杆的稳定性是否与我们已知的影响因素有关，本文采用了如下技术处理：从1994年至1998年每年将样本企业的账面(市值)财务杠杆比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对滞后一期的已知影响因素(公司规模、成长能力、盈利能力、抵押能力、非负债避税、资产流动性)进行回归，然后以回归残差作为分组依据，将样本企业重新划分为高财务杠杆、较高财务杠杆、中等财务杠杆、低财务杠杆四组，然后采用与(图1)同样的方法，计算按残差分组的四组企业它们的平均财务杠杆比率在9年内的变化规律，具体结果见(图2)。
由于(图2)采用的是残差作为分组依据，此时每组包含的企业已与前文所列的影响因素无关。如果这些影响因素能够决定企业的财务杠杆比率，或者能够解释企业财务杠杆比率的绝大部分变化，那么我们有理由推测：(1)采用残差分组的基期组间差异应该很小。(2)就像回归方程残差应是期望值为0的白噪声时间序列一样，财务杠杆的组问差异应该在基期的后续年份迅速消失。然而，如(图2)所示，事实并非如此，除了第一点较为符合外，即按残差分组的组问期初账面(市场)财务杠杆差异为24％(16％)，小于直接按财务杠杆分组的组间期初差异37％(38％)，(图2)中四组曲线的形状与(图1)中四组曲线的形状基本相同，从而说明在剔除已知影响因素对企业财务杠杆的作用后，总体而言，企业财务杠杆仍然具有很强的长期稳定性，换言之，在这些已知影响因素之外还可能存在某些我们尚不知晓的其他因素，它们能够显著的、持久的影响企业的财务杠杆水平，决定着企业资本结构未来的长期变化趋势。本文接下来将采用大样本面板数据回归，进一步考察这些已知和未知影响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实际作用程度。:
四、财务杠杆稳定性影响因素检验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财务杠杆会受到某些未知因素的影响，如果这些因素被忽略，线性回归的系数和假设检验结果都会出现较大的偏差。如企业在技术、市场支配力和管理方面的差异会对企业的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长期影响，由于这些因素不易被观测，因此可以在面板数据回归中加入固定效应来替代上述影响因素(Arellano，2003)。同理，对企业资本结构的研究也可以借鉴此方法，只要这些未知影响因素是随时间缓慢变化的，即不是固定不变的，就可以将不可观测的公司效应和时间效应作为固定效应纳入到面板回归当中，替代影响企业财务杠杆的未知因素。另外，为了测度企业过去的财务杠杆对未来财务杠杆的影响，回归模型还引入了滞后一期的已知影响因素，最后本文构建了如下针对企业当前财务杠杆水平的双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
其中，i代表不同企业，t代表不同时间，x。代表滞后一期的各已知影响因素，Lev．代表第i个企业在第t年的财务杠杆水平，不可观测的时间效应，v恳不可观测的企业效应，e随机误差项。最后回归结果见于(表1)。如上述回归结果所示，无论是否考虑固定效应，企业的当前账面和市场杠杆都会受到9年前企业财务杠杆的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即使控制了影响企业财务杠杠的其他变量，企业的当前财务杠杆仍是决定企业未来长期财务杠杆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观察加入固定效应前后各影响因素对企业财务杠杆作用的变化：(1)在加入固定效应后，回归方程的解释平方合(adj．R)出现了明显提高，从原来的21．56％(16．85％)上升到85．12％(85．5％)。(2)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企业规模影响因素除外)。(3)影响因素的显著性出现了普遍降低，其中部分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直接从原来统计上显著转变为不显著(企业规模影响因素除外)。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面板数据回归中替代企业资本结构未知影响因素的“固定效应”对各已知影响因素具有很强的替代效应，并且对企业资本结长期演变规律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由此可见，传统影响因素(公司规模、成长能力、盈利能力、抵押了能力、非负债避税、资产流动性)并非企业财务杠杆的决定因素，于此相对，某些未知影响因素(模型中的企业固定效应)才是决定企业财务杠杆水平的关键因素。
第7篇：变更公司的基本流程范文
摘要：国企党支部是党在国有企业组织中的最基本组织形态，是国企管理特别是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组织载体。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坚持围绕主营业务管理开展党建，基于业务流程链条重新构筑党建平台，试点组建流程支部，将支部建设与公司主营业务管理同步流程化、科学化、制度化，以党建促业务，以业务带党建，为国企党建特别是公司自身发展探索出一种可能的创新思路。
关键词 ：中广核；国企党建；流程支部
在国企设立党组织、发挥党组织在国企的政治核心作用，是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的要求，也是国企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和组织资源。国企党支部是党在国有企业组织中的最基本组织形态，是国企管理特别是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组织载体。探索并创新国企党建基层组织机制，优化支部建制，做实支部工作，事关国企党建存续乃至国企自身健康发展。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紧紧围绕主营业务管理开展党建，着力创新党建工作体制机制、促进党建与主营业务管理的深度融合，使党建成为公司主营业务链和价值链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探索和实践，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基于业务流程链条重新构筑党建平台，将支部建设与公司主营业务管理同步流程化、科学化、制度化，以党建促业务，以业务带党建，为国企党建特别是公司自身发展探索出一种可能的创新思路。
一、流程支部建设的依据
1.党建理论依据
“支部建在连上”，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是毛泽东为我军创建的重要政治工作制度之一，是建党、建军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为党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和政治保证。“支部建在连上”是“党指挥枪”的根基，是基层部队组织建设的关键，也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关键，为党领导军队奠立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
“支部建在连上”的理念和模式导入到国企中来，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党建优良传统，紧密结合国企中心工作、主营业务管理来开展党建，创新国企党建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国企基层党支部建制，把支部建在业务流程上，把支部工作流程化，以党建促业务，以业务带党建，促进党建与国企中心工作、主营业务管理的深度融合。
2.企业流程化管理理论依据
流程化管理是指以流程为主线的管理方法。所谓流程，有两个关键要素：顾客与价值，即流程必须以客户需求变化为导向、以企业价值实现为目标。流程化管理模式是一种基于业务流程分析、流程创建、流程再造（再定义）、资源再调配、时间安排、流程管控、流程质量与效率测评（评估）、流程再优化等业务全流程进行管理的模式，是一套以流程目标为导向的扁平化的管理体系。
流程化管理要求在企业内部建立跨部门的团队合作模式，倡导一种无固定等级职位的、无缝对接合作的、学习型的、开放性的、追求实效的管理文化。因此，流程化管理要求企业以层级命令控制为特征的传统文化，要向开放、合作、共赢的现代文化转型，这是企业管理变革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适应业务流程化管理需要、领导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党组织的一项重要功能，而流程化管理理论为企业党组织围绕业务流程进行组织再造并创新工作，提供了明确的工作指引。
3.公司党建实践依据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是我国首家专业化核电工程建设和管理公司，是中国广东核电集团的主要成员企业，具有优良的核安全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核电工程建设与管理经验。公司成立初期，仅有一个核电建设项目，规模较小、业务相对单一。随着公司向多项目、多基地迅速发展，原有的组织架构和管理层级不断增加、接口关系日益复杂、决策链条不断延长，效率越来越低下，已不能适应公司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在此情势下，2008年起，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开始推进“分层运作、分权经营、分灶吃饭”的“三分”经营机制改革，成功组建了项目团队，构建了公司与各项目部“分层运作”、“前后台协同”的集约化、矩阵型、项目式运营管理模式。这一运营管理模式促成了“一个AE公司、三类组织、两级矩阵”的组织建构，促进了公司优质资源在各项目间的有序流动，提升了资源利用率，破解了核电建设资源经常不足的难题，保证了项目群建设顺利推进。公司推进的“三分”经营机制改革，既对流程支部的创建提出了客观需求，更为流程支部建设创新实践提供了重要契机和载体。
二、流程支部建设的基本思路
为适应公司改革，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党委提出，把基层党支部建在业务流程上，把支部工作加以流程化，形成流程化党建工作思路，促使流程支部建设与公司治理结构、管理体制、经营机制相适应。
1.对流程支部的基本认知
⑴厘清职能与流程、职能（行政）支部与流程支部的关系：职能是描述部门或组织机构是干什么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组织内部的专业化分工，是静态概念；流程强调为了完成目标任务（创造价值），这些部门或机构是如何运作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内部顾客（员工）和外部顾客的需求，属于动态概念。职能（行政）支部与流程支部都是围绕公司主营业务管理来开展支部建设、活动和工作的，但仍存在以下区别：①构建思路不同。职能（行政）支部一般按职能部门或行政隶属关系组建，比较容易固化下来；流程支部则是基于业务流程组建的，一般随业务流程的变更而变更，灵活性较强。②功能导向不同。职能（行政）支部侧重于党员身份、行政关系的归属，政治性导向相对明显；流程支部侧重于党员作用的发挥，业务导向、目标导向比较明确。③工作侧重点不同。职能（行政）支部主要围绕本单位业务工作，全面承担理论学习、党员发展、支部建设、支部活动、廉洁从业等基本职责，重点在“管人”；而流程支部侧重于顾客导向的业务服务，围绕本业务流程改进与实施而发挥其作用，重点在“管事”。
⑵明确流程支部的功能定位：促进业务增长、增进沟通的平台。流程支部按业务流程组建，能够充分发挥推动企业发展、服务党员职工、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正面积极作用，同时为来自不同职能领域的流程支部党员提供围绕顾客服务与价值增值而改善业务流程的沟通平台，促进信息共享及业务提升。价值增值的平台。流程支部党员覆盖业务流程，有直接服务于业务前线的先天优势，易于围绕流程KPI（关键绩效指标）提出有价值的流程优化的建议，并按照流程优化方向积极贯彻落实，带动其他员工实现流程管理目标，是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促进公司业务价值增值的平台。人才培养的平台。通过跨部门、跨业务组建的流程支部开展工作或支部活动，有助于拓展相关人员的知识视野及专业技能，培养符合流程高效运作要求的复合型人才，同时为具有全局观、创新精神、沟通协调和组织领导能力强的党员职工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
⑶界定流程支部的主要任务：以流程支部为单元，开展流程分析、流程效率测评、流程优化、流程管控等工作，集思广益，建言献策。充分发挥流程党员的带头作用，攻坚克难；团结、组织职工群众，努力发挥协同效应，推动实现业务流程管理目标。组织学习业务知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强化党员角色，提高党员素质，履行党员义务。密切联系职工群众，经常了解职工群众对党员、党支部和流程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在党组织平台上解决推动流程管理过程中“思想不统一、工作动力不足、部门间有壁垒”等问题。
2.流程支部建设的基本思路
⑴确立流程支部的建设目标：依据公司业务流程梳理和优化情况，组建基于业务流程的流程支部，以达成如下目标：实现流程支部对公司业务流程的全覆盖，筑牢党领导企业发展、服务职工群众的组织基础。扩大流程支部工作辐射面，将公司基层党建工作充分融入主营业务流程化管理实践，充分发挥流程支部促进公司业务增长、价值增值、人才培养等功能。通过流程支部来有效地组织起流程上的党员职工，通过党员职工影响并带动其他普通职工群众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而更好地促进企业发展，促进职工群众的利益实现。
⑵设计流程支部的整体框架：试点组建由公司党群职能部门归口管理的流程支部，不断探索实践，发挥其创新、示范效应；待试点经验丰富、条件成熟时，逐步组建若干个跨业务、跨部门的流程支部，包括在公司不同职能部门中组建跨部门的流程支部，在四大业务中心（设计院、设备采购与成套中心、施工管理中心、调试中心）业务联系非常密切的专业处（所）之间组建跨专业的流程支部，在项目基地内部业务联系紧密（如核岛土建、核岛安装、核岛调试）的队办之间组建跨业务的流程支部，在与外部单位业务关联性强、联系紧密的业务处（所）之间组建跨单位的流程支部。
三、流程支部建设的试点实践
根据公司改革要求，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建制原则，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于2011年研究制定了《流程支部管理规定（暂行）》，开始探索把基层党支部建在业务流程上，推动支部从传统的“阵地型”向“流线型”转变，以更好地发挥流程支部对流程业务工作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流程支部建设的试点实践从“组织创新设计、人员动态管理、组织生活与工作相结合”三个层面逐步推展：
1.组织创新设计——消除组织间壁垒
经公司党委批准，选取两个四级业务流程试点组建了两个直属公司党委的流程支部，一是在负责公司经营计划的编制、跟踪、调整、评估等管理活动的业务流程上，组建了“经营计划动态管理流程支部”，二是在负责新员工入职办理服务的业务流程上，组建了“新员工入职管理流程支部”。每个流程支部委员会设委员三名或五名，其中书记一名（原则上由流程负责人担任，流程负责人不是党员的，则由其上一级流程负责人兼任支部书记，但流程负责人应列席参加流程支部活动），其余委员的名称及职责则根据支部自身建设和流程管理需要自行设置，如流程优化委员、协调委员等。支部委员因流程优化、工作调整等原因调离的，由流程支部向公司党委提交支委变更请示，由公司党委任命或支部改选后报公司党委确认。
2.人员动态管理——协同前后台运作
流程支部由流程各节点对应岗位的党员组成，依托矩阵式的“后台”行政支部与“前台”流程支部，实行人员的动态管理。流程节点岗位人员不是党员的，则由其上一级是党员的行政主管履行流程党员职责，但该节点人员应列席参加支部活动。在流程支部中流程节点岗位人员发生变更时，相应流程节点的党员的工作关系自动进行调整，党员所在行政支部应及时通知流程支部，并做好换岗、上岗培训工作。“前台”流程支部主要负责支部党员与流程管理相关的业务培训、管理改进、组织生活、团队建设等内容，党员的理论学习、思想教育、组织发展、廉洁从业教育等工作仍由“后台”所在行政支部负责。流程支部具有发展党员的建议权。
3.组织生活与工作相结合——突出绩效导向
流程支部的组织生活紧密围绕流程管理需要，突出融入主营业务管理的绩效导向。按照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相结合的原则，公司党委规定流程支部每年度的组织生活会按“3+X”模式进行：“3”指三项规定动作，一是每季度召开一次支部生活会，生活会主要内容是结合实际分析本支部面临的流程关键问题、提出解决措施并组织落实、对流程党员提出工作要求等。二是每年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帮助全体党员改进和提升，营造积极参与、畅所欲言的氛围。三是每年开展一次团队活动，通过活动加强协同，提高团队战斗力。“X”指自选动作，流程支部可创新性开展活动，也可从以下内容中至少选择一项：一是流程试运行现场模拟活动：定期开展流程试运行现场模拟活动，组建用户组、流程组、评论组，现场模拟流程运行，检验流程运作效果，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改进。二是建立岗位工作标准（或服务承诺）：针对流程节点岗位，梳理岗位特征，结合流程运行的实际，从耗费时间、服务质量等方面建立可测量的流程各节点岗位工作标准（或服务承诺）。三是建立流程运行评价机制：针对各岗位工作标准（或服务承诺），建立精简、操作性强的流程内部上下游节点之间、节点与用户之间的评价机制，促进流程优化和管理水平的持续提升。四是“我为支部建一言”下午茶活动：每周五定期开展下午茶活动，就流程支部建设提出建设性意见，改进不足。
自2011年12月试点组建“经营计划动态管理流程支部”和“新员工入职管理流程支部”以来，两支部围绕打造“业务沟通、价值增值、人才培养”三大平台，根据公司党委部署，积极推进流程支部建设，开展了“流程支部党员服务承诺”、“我为支部建言”、流程管理培训、流程运行“回头看”等活动，活动内容主要涵盖：一是协助推进计划动态管理流程梳理，查找问题，通过研讨、交流、建议等方式提出有建设性、创新性的优化建议并贯彻落实。二是协助建立公司的流程架构，确定流程清单，编制流程架构说明文件。三是协助开展四级流程（操作级流程）的梳理，并形成标准化的流程文件。四是协助建立流程制度与规范，在流程建设过程中关注管理标准、工作参考、流程环节冗余优化、组织职能边界优化、关键绩效KPI流程建设的形式和内容等。
为促进流程支部建设，公司党委还将流程运作情况纳入支部考核指标，实行对流程支部直接考核和对其后台行政支部间接捆绑考核的制度，并推动建立起公司流程负责人考核机制。对流程支部书记的考核，纳入公司党建工作责任制的考核范围，同时，该流程支部的考核结果按20%权重应用至相关后台行政支部所在直属党组织的考核。
四、流程支部建设的初步成效与建议措施
1.流程支部建设取得的初步成效
从理论上看，根据《公司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之相关规定，党的组织建制及活动融入企业经营管理工作，已通过法律条文做出了一种硬约束。但在具体实践中，国有企业党建与经营管理工作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张力，党在国有企业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如何更好地体现、发挥？活动该如何更富有成效地开展？仍有待进一步探索。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的流程支部建设，或许能够在理论层面，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为进一步探索国企党建功能定位、作用发挥、活动开展等问题，提供一种可能的解决思路：第一，可将国企党建工作真正融合于主营业务管理工作，把党建工作作为一种日常的管理行为（主要是企业政治、社会、文化管理行为而非经济管理行为）。党在国企中生存与发展的策略选择，就是如何使国企职工凝聚在党组织周围，同时使党的组织成为全面推动国企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政治资源与组织资源。国企党建既不是要踢开主营业务而另搞一套“闹革命”，也不是可有可无或杂乱无章的不作为、乱作为，它应该有清晰、量化、可操作的工作定位。第二，可将国企基层党组织建设及工作与主营业务管理同步流程化、科学化、制度化，以党建促业务，以业务带党建。国企党建不是就党建抓党建，而是要围绕国企生产经营的中心工作、核心业务来开展，着力推动国企的创新发展，夯实党在企业经济组织中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
从实践层面看，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重点围绕“端到端”流程梳理中职能管理接口的灰色地带及子流程的效率提升，试点组建流程支部，将流程的理念和价值凝练形成公司上下的广泛共识，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合于公司主营业务管理工作的流程化运作，有效促进了“一次把事情做好”、“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追求卓越”、“AE协同”等企业文化理念深入人心，同时促成业务流程进一步优化，流程运作效率大幅提升，流程上的党员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党建促业务的价值得以增值。统计数据显示，试点组建流程支部以来，相关流程运作的客户投诉率显著降低，同时培养出了一批素质高、业务精、态度好的党员复合型人才。
2.流程支部创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的流程支部理念在全国企业党建中可谓“独树一帜”，流程支部的组织属性、功能定位、创新意义和价值也开始得到关注，其后续发展依然需要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继续进行系统性、创新性探索。目前，从试点情况看，流程支部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流程支部具体运行机制与现行党的有关规定的兼容性问题。比如，流程支部书记能否不通过支部选举而根据流程岗位需要或岗位职务特征（流程负责人），由上一级党组织直接任命？流程支部党员能否同时隶属于行政支部和流程支部？是否要参加双重支部生活及活动？二是由于流程支部人员流动性大，对于流程负责人以及流程节点人员不是党员的情况，虽然采取了变通措施，但由于流程职责匹配所限，这些措施的科学性、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三是如何根据业务流程关系，厘清流程支部与行政支部、流程支部与上一级党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与组织架构，也需要从顶层设计上进行系统性思考。四是流程支部主要为解决流程管理而成立，鉴于流程的动态变化特征，流程支部能否作为常态化的组织建制？如何保持流程支部组织形态的相对稳定性与延续性？公司流程管理工作的实际应该为流程支部建设提供必要的输入。
3.进一步完善流程支部建设的建议措施
⑴做好流程支部试点创新的“顶层设计”。鉴于不少国企的大部分业务都能够加以流程化管理和流程支部组织建制的创新意义与价值，建议有关单位将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流程支部建设列为国企党建基层组织机制创新试点，加大培育力度，共同指导公司党委决策层在认真分析研究主营业务流程化管理规划目标和实施路径的基础上，做好流程支部建设试点创新的“顶层设计”：①建议在公司核心业务流程上试点推进实体化流程支部建设。比如组建新的建制型流程支部，把党员党组织关系直接转并到流程支部中来，把党员和流程支部的日常工作及作用发挥“捆绑”到业务流程上来（发挥党组织管人、流程做事的优势），同时把流程支部的党务工作、组织生活、协办群团活动等加以流程化，真正做实流程支部。②建议结合公司主营业务管理需要和党建工作实际，认真厘定并优化试点流程支部的“规定动作”，鼓励试点流程支部开展“自选动作”，增强试点流程支部的创新活力和动力。③建议统筹考虑公司不同层面、不同业务流程上的流程支部建设方案规划，规划方案可包括流程支部的数量、每个流程支部涵盖的业务领域、组建的时间节点、牵头单位、参与单位等。可以分阶段推进实现“行政支部为主、流程支部为辅”、“行政支部、流程支部相互共存”和“流程支部为主、行政支部为辅”的目标。
⑵抓好流程支部试点创新的督办落实。①建议整合公司党建力量和资源，做实做新试点流程支部，鼓励、支持试点流程支部有效运作，发挥作用，积累经验。②建议通过组织培训和教育动员，引导党员干部转变传统党建思维和党建工作方式方法，将流程的理念、价值和流程支部的功能、作用传递给每一位党员职工，形成共识，减少流程支部建设的推行阻力。③探索更充分地发挥试点流程支部党员的模范作用。贴近工程安全建设和主营业务管理实际，发挥试点流程支部骨干党员在关键时刻的带头作用，发挥从支部书记到普通党员的思想政治引领、言行导向作用。在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测评基本相同或相差不多的情况下，干部提拔、职级提升等可优先考虑试点流程支部党员。④加强对试点流程支部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并逐步完善严格的目标考核体系。⑤待试点经验充分、创新示范效应彰显、条件成熟时，推广流程支部建设的理念、经验和做法。
第8篇：变更公司的基本流程范文
现金流在险值（Cash Flow at Risk，CFaR）是研究者在在险值（Value at Risk，VaR）的概念基础上提出的应用于非金融机构的现金流风险度量工具。CFaR度量在一定置信水平下公司未来某一时刻所面临的现金流的最大短缺额，其将公司所有的风险敞口融合为一个单一的数据来指导管理层的风险管理决策。与先前度量企业现金流风险的财务指标、波动性指标方法相比，现金流在险值技术更加简单明了，数据需求量不大，而且受到科学的统计方法支持，越来越受到非金融企业风险管理者及许多著名咨询机构的重视。
二、文献综述
CFaR技术的发展是学术界与企业界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发展共经历了简单估计、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以及基于敞口的四个发展阶段。
（一）简单估计的方法早期的学者和从业者根据VaR的原理，利用简单的公式估计了现金流在险值。在假设现金流正态分布，并且已知其波动性和期望收益的前提下，CFaR值被定义为现金流的短缺或现金流预期值与真实值之差，其计算方法如方程（1）所示：
CFaR（95%的置信水平）＝1.65×现金流的波动性（1）
根据不同的置信水平，现金流波动性所乘的参数1.65也相应地变化。这一方法简单易行，但在计算现金流波动性时直接把所有风险因子的影响考虑到现金流的变化量中，没有具体刻画出风险因子的影响方向和大小（卢煌平，2009）。
（二）自下而上的方法J.P. Morgan （1999）提出的公司风险矩阵（Corporate Metrics）为衡量公司在总体环境下，当市场价格发生变动时，影响公司现金流量波动所产生的风险。这种方法属于由下而上的技术，试图区分出暴露在市场风险下的现金流成分。该模型要求必须明确指出所有暴露于市场风险中的因素，分析过程繁杂且须对公司非常了解，比较适合公司内部人士使用。此模型特色在于可以确认市场价格与公司现金流量的关系，只因省略一些重要的风险来源，导致估计出的在险值不够准确。
叶佩如（2002）利用CorporateMetrics模型评估风险现金流量，实证上采用源兴科技作为研究样本，结果发现在95%置信区间下，因市场价格变动将使股东遭受的现金流在险值为新台币一百零三亿元。不足之处在于该研究只采用一家公司，时间序列资料不足，预测结果的说服力较差。
（三）自上而下的方法 Stein、Usher、LaGattuta and Youngen
（2001）提出一种自上而下的技术，认为历史资料已充分反映面对所有风险的影响，通过使用同行业中与目标企业相似的其他上市公司净收入变量的比较方法来计算CFaR值。作者依据资本额度、获利能力、产业风险及股价作为分类依据，采用基于可比较方法的大量研究来改善时间序列长度不足的缺陷。此模型的特点是分析过程较简单且没有参数设定，可以避免设定复杂的模型，且一旦建立出模型即可应用在任何非金融公司上。该方法不足在于样本中的目标公司可能与平均水平的公司差异很大，有可能既不能提供基于市场风险的CFaR值，也很难通过轻易的调整来计算。
詹家昌、郑登建（2005）以决策观点推导企业可能产生的现金流量风险，引用由上而下方法建立制造业的风险现金流量衡量模式，将现金流量区分成营运决策、投资决策及供应链管理决策现金流量，同时定义影响此三项主要决策的风险因数后，采用历史资料估算影响决策因数的未来走势及波动。并采用蒙特卡罗模拟分析法，评估不同决策情景对风险现金流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多数企业所面临营运决策风险及供应链决策风险较其他决策风险更加重要，而投资及研发决策所产生的风险，除了电子业外其余产业都不显著。
（四）基于敞口的方法鉴于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两种方法存在不足之处，Andren、Jankensgard and Oxelheim （2005）提出基于风险敞口的计算CFaR的技术。这种方法首先分析影响现金流的风险敞口并建立模型，接着估计敞口系数，这些系数可以反映宏观经济和市场变量是如何按预期影响企业现金流的，然后通过模拟估计出现金流的分布，最后计算出公司的整体CFaR以及在宏观经济和市场风险条件下的CFaR值。敞口模型如方程（2）所示：
XtDC-Et-1［XtDC］=?茁0+?茁1（?仔tDC-Et-1［?仔tDC］）+?茁2（?仔tFC-Et-1［?仔tFC］）+?茁3（StDC/EC-Et-1［StDC/EC］）+?茁4（itDC-Et-1［it］DC）+?茁5（itFC-Et-1［it］FC）+?茁6（PtDC-Et-1［PtDC］）+?着t（2）
其中Xt DC 是第t期用本国货币计价，以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为变量的现金流；πt DC 和πt FC 分别表示第t期以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计价的通货膨胀率；St DC/FC 表示第t期的即期汇率；it DC 和it FC分别表示第t期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的利率；Pt DC表示第t期以本国货币计价的核心产品价格；Et-1［.］表示各变量在t-1的期望值；εt 为随机扰动项。
迟国泰、吴珊珊、许文（2006）在指数平滑法和VaR方法基础上，以预侧企业现金流量为目标，以现金流量波动为约束条件，建立基于EWMA――VaR的企业整体现金流量预测模型。该模型是对企业整体现金流量逐年进行预测，得出预测现金流量的均值，提高现金流量的预侧精度，其建立了企业整体现金流量风险约束条件，为企业财务风险规避提供依据，模型还建立了整体现金流量预测区间，使企业能够更好地做出财务决策。
施照斌、常传磊（2007）在文中给出VaR和CFaR的定义，介绍了利用CFaR对公司新项目投资的控制上的应用，并分析了利用VaR和CFaR进行风险管理的不同公司的不同特点， 不同公司适用不同风险度量方法。最后结论得出银行和金融公司是VAR的主要使用者，没有可交易资产的公司即非金融公司更适合于使用CFaR作为风险度量方法。
曾中（2007）实证上以台湾上市的19家半导体公司为对象，利用2000年第3季度至2006年第2季度共计23笔季资料的折旧前摊提前息前净利（EBITDA）作为衡量现金流量的依据，并以新台币兑美元汇率、消费者物价指数、一银三个月定存利率、领先指标综合指数及费城半导体指数等总体经济指标，估计现金流量估计模型，进而评估现金流量风险值。实证结果显示，影响半导体厂商现金流量的总体经济风险因数分别为费城半导体指数、新台币兑美元汇率及领先指数综合指标，且由样本外预测能力比较得知，同一产业内处于不同层次的产业公司其所使用估计现金流量的模型及模拟方法不同，与文献上的结论相左。
周敏、王春峰、房振明（2008）运用风险敞口模型分析和蒙特卡洛模拟等计量方法，为非金融类公司管理层、投资者和分析家提供一个简单具体而直接的现金流不确定性的评判指标。通过对VaR和CFaR的比较以及对CFaR度量模型发展脉络的分析，发现CFaR技术更能刻画出非金融类公司的财务风险。以詹家昌等建立的模型为基础，结合Andren、Jankensgard and Oxelheim （2005）等的基于风险敞口的现金流在险值估计模型，首次将现金流在险值概念应用于我国内地非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对其现金流风险进行评价，实证上以广电电子和金杯汽车为例。但研究不足之处在于变量选取未包括利率、汇率和产品价格等其他可能影响公司现金流的市场风险因子，未能进一步分析如何使用套期保值等金融工程工具进行风险对冲，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彭国红、董国庆（2009）指出在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中，对贷款公司进行信用评估是信用风险管理的核心。信用风险度量的工具在长期的实践与研究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这些方法主要是基于贷款公司的资产状况或违约情况，度量贷款公司违约的概率情形，不能准确地衡量贷款公司的信用风险。因此，其研究中探讨了CFaR在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活动中的应用。
刘宝发（2009）沿用VaR 的计算方法和思路，对CFaR 方法进行了分析，并对CFaR 的蒙特卡罗模拟法和方差协方差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对比分析， 指出了各自的优缺点，并指出在研究过程中发现，CFaR方法在非金融公司的风险管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卢煌平（2009）实证上以上市的8家煤炭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2005年上半年至2008年上半年共计7笔资料中的折旧前摊销前税前净利作为现金流量的代表，在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申银万国煤炭开采指数、90天拆借利率、消费者指数等总体经济指标中找出影响现金流量的总体因素，实证研究基础上预估2008年下半年的现金流量，并计算出CFaR、条件风险现金流量及各变量套期保值的成效。结果表明不同公司利用不同模型进行估计会更准确一些。通过对现金流量所面临的风险因素进行套期保值，得出对90天拆借利率进行套期保值所得到的效果最好。可见，模型的选择仍然是一个难点，并且在实证研究中运用蒙特卡洛模拟方法模拟自变量时，并未考虑到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还有待后续假设联合正态进行估计。
王春峰、周 敏、房振明（2009）指出在企业风险管理逐渐兴起的背景下现金流管理理论由传统的流动性管理、盈余管理、平衡管理及创值管理亦进入了风险管理时代。其研究中阐述了现金流风险管理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基于现金流风险对企业价值、公司治理、资本结构、信息披露及市场微观结构等影响的研究已逐渐成为热点，结合公司财务和金融工程技术对现金流风险进行度量和规避将成为风险管理的核心。研究中指出加强风险规范和管理组织的研究有助于现金流管理理论的扩展和应用，此外开发新的风险建模能力和设计新的衍生工具交易种类（如环境（污染）衍生品、天气衍生品及经济指标衍生品等）来对冲风险是现金流管理发展的前沿。
娄静、韩立岩、刘金霞（2009） 遵循风险现金流外生化及可比公司估计的思路，以行业合并类为基础，提出现金流及其CFaR估计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基于非金融公司经营现金流影响因素，估计出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经营净现金流的结构方程及其CFaR经验分布，并对行业合并类经营净现金流风险值进行测度。
三、结论
综上所述，CFaR技术经过各学者的研究，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又在实证研究方面有所创新。理论上CFaR技术已逐渐被公认为是非金融类公司度量现金流风险的工具，并将其与数量经济学、金融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理论研究相对成熟；实证上分别在电子、煤炭、电力等多个领域进行实证研究，检验CFaR技术的实际应用性，部分研究已尝试将度量结果与套期保值相结合来降低企业现金流风险。但实证研究仍相对较少且研究范围较窄，存在时间序列偏小、实证模型不适宜等缺陷。另外，虽然利用风险分析及辅助工具对现金流风险的度量已经进入了实务操作阶段，但有关现金流风险管理的组织结构、规范及对冲工具等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有待后来学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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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敏、王春峰、房振明：《基于VaR的现金流风险度量模型研究》，《管理科学》2008年第6期。
［3］彭国红、董国庆：《CFaR方法及其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应用研究》，《财会通讯》2009年第4期。
［4］王春峰、周敏、房振明：《上市公司现金流风险管理研究最新进展》，《证券市场导报》200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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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Nicolas Andrén,Hakan Jankensgard et al.Exposure Based Cash
Flow at Risk an Alternative to VaR for Industrial Companies [J]. 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2005, 17(3): 76- 86.
［7］詹家昌、邓登建：《 企业决策对现金流风险值之研究》，《财金论文丛刊》2005年第10期。
［8］许光华、李见发、谢孟芬等：《现金流量风险值之研究》，《财金论文业刊》2005年第3期。
［9］施照斌、常传磊：《公司整体水平上基于VaR和CFaR的风险管理》，《财经界》2007年第8期。
第9篇：变更公司的基本流程范文
关键词：机构投资者；国际化；战略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0)01―0017―11
机构投资者在全球资本市场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国机构投资者的交易占到市场交易的近80％，机构持股市值比重从1999年的54％上升到2004年三季度的61％(何佳和何基报，2007)。截至2006年底，我国各类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市值占流通市值的比重已超过30％。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相比，拥有资源优势和专业能力，在与上市公司管理层及大股东制衡中占据优势，并通过征集投票权和提出股东议案等形式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国际化作为公司的重要战略之一，能为企业降低经营风险，并带来可能的投资收益。机构投资者会不会因此对公司管理层施加压力，积极地促使企业国际化?这就构成了本文的研究主题。
一、相关文献回顾
机构投资者积极主义(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Activism)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公司治理方式。Shleifer和Vishny(1986)通过模型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收购中的促进作用，认为分散的小股东无法进行成本昂贵的监督，机构投资者则有较大的动力监督经理人行为，并能有效地发挥监督职能，实现公司价值增值。例如在日本，机构投资者投资的企业更倾向于更换表现不好的管理人员，积极地参与公司治理(Kaplan和Minton，1994，Kang和Shivdasani，1995)。Thomsen和Pedersen(2000)则认为机构投资者会影响公司的股票价格和利润率，但与销售额的增长没有什么关系。Bushee(2001)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会给经理人追求短期利益的压力。
在公司战略上，Hoskisson和Hitt(2002)研究美国公司治理和企业创新战略时发现，不同的机构投资者均愿意选择创新战略。不同的是，公共养老基金经理偏好内部创新，而专业投资基金经理偏好外部创新。公司的研发战略方面，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的机构投资者，都会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Baysinger，Kosnik和Turk，1991；David，2001)。综上所述，国外的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不仅从单纯的制度层面参与公司治理，越来越多机构投资者会影响公司的战略，从公司的实际运营管理参与公司治理。
国内关于机构投资者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机构投资者和单个企业的关系，如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对公司绩效和市场价值的影响等。王永海等(2007)和李青原(2003)通过数理模型界定了股权比例、监督成本和风险偏好3个因素影响机构投资者是否进行监督。吴晓晖和姜彦福(2006)发现引入机构投资者后，独立董事治理效率显著提升，表明机构投资者会促进独立董事制度建设。在公司的绩效上，李维安和李滨(2008)考察了2004～2006年沪深两市3 470家上市公司显示，机构投资者在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降低了其成本。另一类是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的投资特征以及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例如陈浩(2004)运用LSV方法进行检验，发现羊群行为在机构投资者之间表现显著。周学农和彭丹(2007)认为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地降低股市的波动性，但何佳和何基报(2007)研究结论是不同的机构投资者对市场波动影响并不一致。但我们还未发现国内学者关于机构投资者和公司战略之间关系的研究。
企业国际化是公司重要的战略选择之一，然而关于国际化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致的结论。例如Mikhail和Shawky(1979)利用Jensen风险调整方法度量了企业的绩效，认为国际化企业的市场表现高于平均水平。但也有研究表明国际化对企业的绩效没有影响，或者负面作用(Brewer，1981；Michel和Shaked，1986；Daniels和Bracker，1989)。Lu和Beamish(2004)对日本企业国际化经营发现：国际化初期随着渐增的国际化，企业的绩效下降，随着不断增加的地理多元化，国际化和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在此后一个非常高的国际化程度时，国际化和绩效又呈现负相关。国内薛有志和周杰(2007)利用2002～2004年3年的混合样本发现国际化和多元化这两种战略对公司绩效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对公司绩效的间接影响存在着互补效应。
国外学者对机构投资者和国际化的关系也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Tihanyi和Johnson(2003)通过197家美国企业研究了机构投资者、董事会、技术机会和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发现机构投资者。和国际化显著正相关。从机构投资者促进企业国际化的动因来看，研究者认为机构投资者在外国环境中面临资本流动、体制限制和信息不对称等障碍，不愿意对外国进行直接投资，而更愿意投资于本土公司并促使其进一步国际化(Agmon和Lessard，1977；Doukas和Travlos，1988)。Doukas和Travlos(1988)实证分析了1975～1983年期间美国发生并购的301家企业，发现股东在企业宣布进行国际购并后会获得显著的异常收益，特别是企业进入新产业、新市场或者比美国欠发达市场时，异常收益会更加显著。
二、研究内容和设计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机构投资者作为投资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以及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备所导致的委托一问题。委托一问题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委托问题；第二类是机构投资者和企业管理层之间的委托问题。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初期，多数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特征并非股权分散，而是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所以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是解决第一类委托一问题，解决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掠夺，以及机构投资者作为中间力量对小股东的保护程度。例如姚颐和刘志远(2007)对我国股权分置改革中，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机构投资者并没有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然而随着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深入，非流通股一股独大的现象渐渐消除，机构投资者的第二类委托一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也极大地影响到上市公司的治理过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持股比例的上升，提高了机构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治理监督和控制的权力，为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提供了条件。其次，较高
的持股比例使得“用脚投票”的成本大大上升，外部投资机构若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会对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产生显著的影响，极可能出现股价大幅度下跌而蒙受损失。第三，机构投资者由专业人员进行管理，这些专业人员大多经过相应的培训，具有丰富的管理技能和运营经验，具备对所投资的公司进行监督和参与治理的能力。最后，一些企业越来越重视和机构投资者的沟通，以保持公司经营的透明度，增加公司的良好形象。正是因为以上的这些原因，机构投资者越来越积极地参与上市公司的综合治理过程。
战略管理理论认为企业国际化是企业的一种成长战略和市场多元化行为。国际化经营会影响企业的绩效，一方面是企业的财务绩效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会影响到企业的知识积累和技能获取(Barkema和Vermeulen，1998)。机构投资者可能会积极地促使企业的国际化，有以下3个方面的原因：(1)获得超额的异常收益。机构投资者的基本投资战略是通过追求买入卖出企业股票价格的差价，追求投资收益。而企业宣布国际购并的信息后，企业的股票价格会上涨(Doukas和Travlos，1988)，机构投资者可能会因此促使企业国际化。(2)分散投资风险和投资成本。国际投资可以在空间上分散风险和节省成本，然而机构投资者在外国投资环境中面临资本流动、体制限制和信息不对称等障碍，从而转向投资本国企业并促使其国际化。例如我国在2002年12月，才颁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允许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国内资本市场。(3)获得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国际化可以通过对国际范围内的知识学习和获取，增加企业价值。有些机构投资希望通过国际化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例如Tihanyi和Johnson(2003)研究发现美国的养老保险基金更倾向于国际化以获得长期的投资收益。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认为机构投资者可能会促进企业国际化，但是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对国际化的影响不同，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一：机构投资者和企业国际化水平显著正相关
假设二：不同机构投资者和企业国际化水平的相关关系不同
2.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选用2007年12月31日之前在沪深两家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制造业企业为总体样本，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时间跨度为2004～2007年，均为每年年报数据，删除数据缺失的样本后共得到606个有效样本。
3.变量选择(表1)
(1)国际化程度变量。国际化指数反映了跨国公司海外经营活动的经济强度，是衡量海外业务在公司整体业务中地位的重要指标。联合国跨国公司与投资公司(1998)使用的跨国化指数由3个指标构成：国外资产比率、国外销售额比率和国外雇佣员工比例。
Geringer，Tallman和Olsen(2000)考察1977～1993年间日本制造业跨国公司的研究时，以出口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例作为国际化的衡量指标，认为企业在国际化运营的早期，以该比例来衡量国际化程度更合适。中国企业与欧美大型跨国公司相比，国际化程度较低，属于国际化初级阶段，因此本文使用2007年报的主营业务国外销售额／总销售额的比值数据来测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
(2)机构投资者变量。本文中的机构投资者包括基金、券商、QFII、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商业银行、企业年金等，即Wind数据库中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总和，时间跨度为2004～2007年。
(3)控制变量。企业的绩效会通过影响国际化动因影响其国际化程度(薛求知和朱吉庆，2008)。薛有志和周杰(2007)认为公司的会计绩效与市场价值是反映公司经营好坏的两种判断标准，以往研究仅仅用单一的会计绩效衡量公司的经营状况，但是公司的市场价值反映了企业的运营预期，是长期绩效的表现。本文用总资产收益率(ROA)衡量会计绩效，长期绩效则仿照薛有志和周杰的研究，使用Tobin's Q。其理论为公司市场价值和重置成本之比，即股权市场价值与负债的市场价值之和与重置成本的比值。我们采用账面价值计算负债的市场价值，另外我国上市公司股票包括流通股和非流通股，非流通股的市场价值难以确定，但Chen和xiong(2002)的研究发现，我国非流通股相对于流通价格而言，平均具有78％～86％的折价。本文利用78％对非流通股价格进行折算来计算非流通股的价值。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TBQ=(流通股本×流通股价+非流通股本×流通股价×(1-78％)+负债)／总资产
资产负债率体现了企业偿债能力，也作为控制变量；企业规模在先前关于国际化的研究中也有所体现(Tallman和Li，1996)，本文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值衡量；企业所属产业可能会对国际化水平有所影响，例如原材料等市场要素的供给、市场特征以及政府政策等都会作用于企业的国际化决策，用证监会行业代码描述所处行业；企业流通股比例和股权集中度刻画了企业的股权结构，流通股比例考察了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全市场化中，非流通股股东拥有控股地位，可能会影响企业决策的因素，用流通A股比例测量；股权集中度对企业业绩有较显著的影响(徐莉萍，辛宇和陈工孟，2006；于东智，2001)，进而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唐跃军(2007)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即Herfindahl-Hirschmann Index(HHI)测量该变量，本文也采用同样的方法；企业的股权性质，是否为国有企业也会对上市公司国际化产生影响，用哑变量来衡量企业的控股权是否为国有；最后，2004-2007年正处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进程中，股改公告可能会影响企业国际化行为，用哑变量测量企业在该年是否有股改公告。
4.回归模型建立 本文考察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国际化的影响，但也可能出现另一种假设，即国际化较好的企业更容易受到机构关注，机构也更愿意持有国际化水平较高的企业。所以，首先考察国际化对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影响，考虑该影响可能会有一定时期的滞后，我们分别用当期和前一期的国际化数据进入模型检验，建立模型一：
模型一：INSt=f(INDU，SIZE，ROA，TBQ，LEV，CCS，HHI，SOE，SG，INTt-1)i=0，1
其次，考虑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国际化的影响，同样考虑该影响可能会有一定时期的滞后，分别用当期、前一期、前二期和前三期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进入模型检验，建立模型二：
模型二：INTt=f(INDU，SIZE，ROA，TBQ，LEV，CCS，HHI，SOE，SG，INSt-1)i=0，1，2，3
最后考察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对国际化的影响，依次为基金、券商、QFII、保险公司和社保基金这5类机构投资者，建立模型三：
模型三：INTt=f(INDU，SIZE，ROA，TBQ，LEV，CCS，HHI，SOE，SG，
FUNDt-1，SECUt-1，QFIIt-1，INSUt-1，PUBLt-1)i=0，1，2，3
三、实证结果
1.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表2是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水平从0％到99％不等，国际化水平的均值为13.5％。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逐年上升，从2004年8.7％上升至2007年20.9％。基金作为第一大机构投资者，每年投资比例均占机构投资者投资总额的50％以上，2004～2007年也有迅速的增长。券商、QFII、保险公司和社保基金持股比例均较小，其中除券商持股比例逐年下降外，其他3类机构投资者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
2.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本次研究中解释变量涉及的年份较多，所以只选用2006年的数据进行相关系数分析(表3)。相关系数矩阵表明，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可能和企业规模正相关，和机构投资者及基金的持股比例可能正相关。
3.回归结果 表4是模型一的回归结果，模型具有显著意义(p＜0.01)。结果表明，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在当期以及后一期均没有显著影响，由此说明机构也更愿意持有国际化水平较高企业的假设并不成立。
表5为模型二的回归结果，模型具有显著意义(p＜0.05)，模型的VIF值小于2，多重共线性较小。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和当期国际化程度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和滞后三期内的国际化程度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5)，由此验证了假设一。说明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有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会在机构投资者投资后的1～3年内体现出来。
表6为模型三的回归结果，除了当期国际化水平的回归模型不显著外，其他模型均有显著意义(p＜0.05)。由于样本在前三期机构持股水平，即2004年没有保险公司持股的企业，所以模型三没有考虑该年保险公司持股比例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的机构投资者和国际化程度的关系不同：其中基金持股比例和企业1～3年内的国际化程度显著正相关；QFII的持股比例和后一期的国际化程度显著正相关；保险公司的持股比例和第三期的国际化程度显著负相关；券商和社保基金的持股比例则和企业国际化程度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可见基金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程度最高，其次为QFII，两者均对企业的国际化有促进作用。而在前二期的机构持股水平，保险公司的持股比例和国际化负相关，该年样本中有保险公司持股的企业数仅为34个，造成这一结果可能是样本量较小的缘故。券商作为二级市场的主要力量，其短期投机行为更为显著，而对企业的公司治理、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等影响不大，和企业国际化程度没有显著关系，该结果和我国券商的投资特征较吻合。另外，我国社保基金的投资策略首先考虑的是资金的安全性，然后才是盈利性，理论认为国际化虽然能够带来收益，但也伴随着高风险(Carpenter，Sanders和Gregersen，2001)，社保基金可能因此对企业的国际化没有明显的偏好。
对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国际化和企业的长期绩效显著负相关。同时，国际化程度和流通A股比例及企业股权集中度显著负相关，说明流通A股比例越低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反而越低，而股东权益越集中则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越低。
四、结论与启示
1.主要结论 虽然国内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国外同行相比仍较低，但自1997年11月国家颁布实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至今，我国的机构投资者得到了快速发展。2004年初《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要通过机构投资者的介入改善我国股票市场的投资者结构，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的发展。
本文运用2004～2007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作用。实证研究结果主要有：(1)机构投资者会促进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2)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对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的作用不同。具体来说，在同等条件下基金会对持股后一至三期的国际化有促进作用，QFII则会促进后一期的国际化水平，而券商、保险公司和社保基金则没有显著影响。
2.若干启示 这些结果证实了机构投资者积极主义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有所体现，机构投资者和企业重大战略具有显著关系，会促进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我国政府应大力促进机构投资者的发展，使其为我国企业“走出去”起到积极的作用。具体措施有：
(1)促使基金投资者健康发展。虽然对基金持股的管制不断放松，但一直受制于《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使得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单独一只上市交易股票不允许超过该基金资产净值的10％，也不允许同一个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单独一只上市交易股票超过该证券的10％，这两个10％的规定约束着基金对上市公司进一步持股。我国应该完善和稳定相关法规制度，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逐步放宽对基金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的约束。
(2)积极引入QFII，增加其投资额度。合格境外投资者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持股比例并不高，总体上我国QFII的投资风格偏向于稳健、注重价值投资，这无疑有利于培育良好的竞争环境，使得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同时QFII发展历史悠久，长期经验积累丰富，对我国上市公司在管理、经营以及信息披露，财务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方面均有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