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返乡创业青年个人发言材料范文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掌声和鼓励，我是XX公司的XXX，做为XX公司的代表我深感荣幸和欣慰，因为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我们在一起探讨绿化建设的话题，是一件相映成趣的事，就有如人面桃花相映红一样。同时感谢大会的主办者给了我们宽松的氛围，更感谢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的鼎立支持，我们公司才能为家乡增添一些绿色和春意。
的确，绿色给人以清新、自然，和谐、安详，宁静、致远的感觉。当我们容入大自然怀抱中的时候，我们眼里会有翠柏的苍劲，垂柳的妩媚，青松的刚毅，更有百花的争艳，以及青草的芬芳；而在我们内心深处那份恬静就油然而生。我所理解的恬静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甜蜜静静的爬上心头。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种美妙意境在我们的CEOXXX先生的心中时常萦绕，所以才有他成功后返回故土，造福一方的举措，才有现在初具规模的XX公司花园式的厂区。
松！青松的松！松者，木公也，其含义有点不言自明吧！？就是——树木为公啊！让家乡的父老乡亲都能成为大自然的受益者呀！正是基于此，X先生才决定投资56万多元的巨资打造了我们公司的小“园林青”。这些费用尚且不包括中期的保养和后期维护费用，预计至少还要三分之一的开支。整个绿化工程是委托在XX平原颇有名气的，XX园林绿化开发公司精心设计、布局、施工的，同时聘请高级园林工程师，用先进的设计理念，结合中西文化的精髓，充分尊重及融合了南北审美观念，结合本地的土壤、气候、苗木特性，进行全程专业指导，另外聘请两位资深的专职老园丁进行常年养护，才有了我们厂区的新面貌。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对园林建设的投入与维护上，不难看出我们企业文化的冰山一角吧——员工才是我们企业的栋梁和财富。X先生也充分的考虑到了我们XX行业的特点：就是美化人们的生活，为什么我们在创造优质产品的同时不给我们的员工予以美的感受呢？！让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更优雅，心情更轻松，在良好的环境里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公司收益最大化，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多赢局面！
我们公司的企划是：树立良好的外商合资企业形象，净化、美化人类环境在增加本地就业机会，培养复合型人才，造福一方水土的同时，还给我们家乡一片更蔚蓝的天空！！！
第2篇：返乡创业青年个人发言材料范文
觅儿寺镇普安桥村位于红安县南大门，与武汉市黄陂区接壤，全村户籍人口500户，1675人，十三个自然湾。1月22日，正值农历腊月二十八，在接到疫情防控工作命令后，村“两委”及驻村干部迅速到岗，进湾入户开展全员摸排并登记造册，仅用两天时间，摸排出返乡人员511人，其中武汉返乡410人、黄州返乡5人、其他地区返乡96人，全村实居人口991人。
针对全村版土面积较大、自然湾较多、现居人口较分散、特别是返乡人口较多的实际情况，村党支部全力开展防控宣传、人员流动管控、湾组封闭管理、落实全员日常体温监测、全域环境卫生清理和消毒消杀、村民生活物资代购等防控措施，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以赴阻击“疫情”。
坚守一线 共克时艰有担当
为解决全村“疫情”防控人员力量不足的现状，采取主动申请与动员相结合的方式，招募29名志愿者投入到“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中，志愿者们通过村党支部的简短培训，大家士气高昂，“我的家乡我来守护”、“同心协力、共克时艰”、“希望这场疫情能尽早过去”......这是志愿者们的心声,也是我们的期盼。
2月9日，为有效减少人员聚集，防止村民空闲无聊打麻将，村支部与县税务局驻村工作队商议后决定由工作队牵头、村干部配合深入各湾组收缴麻将和麻将机电源线，共收缴麻将39桌，并全部实名登记封存于村部。2月16日，农村自然湾封闭管理的公告后，村“两委”迅速行动，在全镇率先实行“硬封闭”管理，全村只保留一个进出口，并实行24小时轮流值班制度，禁止外来车辆和人员进入。在一系列严格的管控措施下，村民今年的春节过得格外平静，路上行人少了、串门拜年没了，正是由于这样的严格防范，截至3月3日，普安桥村全村无一确诊、疑似、发热病例，无一例隔离人员，为全镇疫情防控作出了表率。
全员参与 党群联手抗疫情
在日常体温测量、人员摸排、防控宣传、封闭管理、消毒消杀、物资代购等疫情防控工作中，村干部、工作队细心了解到，全村仍有部分大龄未婚男女青年，有个人创业缺少帮手的，有在待遇较优企业务工青年想带乡亲一起外出发展等信息。村“两委”研究后决定，在疫情防控人员入户摸排登记人员管控必要信息的同时，还注意登记外出务工人员基本情况，及时录入电脑，并搭建交流平台，由村党支部书记彭俊明建立“志愿者服务群”、由村妇联主任建立“婚恋微信群”、村团支书建立“务工信息交流群”、村治保主任建立“疫情防控意见建议反馈群”。
截至3月1日，“婚恋群”已有未婚男女青年48人，已有一对男女达成交往意愿，“务工信息群”已有112名成员，群里交流热烈、互帮互助、信息共享，“防控群”里有村民日常体温自测报告、有对村疫情防控的意见建议，村民的疫情防控知识有效提升。
真心关爱 疫情不忘困难户
这段时间，不断有捐赠的食品、蔬菜发到村里，村“两委”总是第一时间确定分配方案，对数量较少的物资优先考虑特困户、五保户，数量较多的物资进行均匀分袋，发至每家每户。每次的物资送到五保户袁金洲家中时，他总是感激地说：“感谢党、感谢政府，总是记得我这孤老头子，在这瘟疫传播的特殊时期，不是你们，我就算不被病毒感染病死，恐怕也会饿死。”
第3篇：返乡创业青年个人发言材料范文
措施、建议类政治主观题在高考卷中频繁出现，这类试题的命题形式一般是：“如何解决（改善）……”，“采取什么措施（对策、途径、方法）……”，“怎样实现……”，“请你针对……向政府（企业或其他相关单位、个人）提出合理化建议”，“就……提出你的意见”，等等。这类试题要求考生思维开阔，具有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结合教材、背景材料、时政知识、社会知识等思考对策，见解深刻，措施得当，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解题策略】
第一步，审设问，明确知识范围、行为主体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措施、建议类试题可采取“三审法”审设问。
一审知识范围。这类试题对知识范围的规定一般是比较明确的，有的直接规定了知识指向，如“运用经济学知识分析”“从价值选择的角度”等；有的则通过某些词语间接提示知识指向，比如，“怎样做到从实际出发”，表明该题应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作答，“政府应该怎样承担责任”，表明该题应该从我国政府的职能、政府工作的基本原则等方面作答。
二审设问切入点，明确试题主要针对材料中的哪些现象或问题进行设问。
三审行为主体，明确从哪些行为主体的角度来探究措施。有的设问明确规定了行为主体，如“政府”“企业”“管理者”“劳动者”“公民”“党组织”等，有的则没有指定行为主体，并且可能会有多个行为主体，这就需要考生根据背景材料的内容来确定行为主体，在探究措施时一定要注意各司其职，切记不要越俎代庖。需要注意的是：回答建议或意见类的试题，考生不能从自己的角度来分析对策，而应根据设问要求提建议（意见）的对象或背景材料中涉及的行为主体来研究措施。
第二步，审材料，进一步理解需要解决的问题
读懂材料，挖掘和提取材料中的有效信息，不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题意，还能为我们储备相关的知识，为正确组织答案提供帮助。一般来讲，审读措施、建议类政治试题的背景材料，主要是为了进一步了解所要解决的问题，明确答题的切入点，依据特定现象或问题探究应采取的相应措施，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建议，以增强答案的针对性。我们可以把这类试题的背景材料分为两类：其一，如果材料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困惑、不足等，我们就要结合试题所规定的知识指向、行为主体来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解除这些困惑、弥补这些不足。有时问题或不足的反面就是措施，比如，解决种植单一的问题，就要实行多种经营；面对技术水平低的困难，就要发展高新技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其二，如果材料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一些成功的实践经验、先进典型等，我们就要概括归纳与试题规定的知识范围有联系并且值得推广的经验有哪些，这些经验就是试题答案的来源。
第三步，建立试题与理论知识的联系
解答措施、建议类试题时要注意紧扣问题和材料，根据不同主体、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要尽量考虑周全，不能遗漏。在综合审读设问和材料有效信息的基础上，可以从三个方面建立试题与理论知识的联系、研究解决问题的策略：一是从教材中找措施，引用教材中的相关理论知识，并结合背景材料和问题对相关的理论知识进行适当的变通，以增强答案的针对性；二是从材料中找措施，概括材料中的成功经验，反思材料中的错误和不足，并尽量运用相关的学科术语来表述这些经验或教训；三是从时政知识中找措施，分析党和国家的哪些方针政策有利于解决问题，结合问题对相关时政知识进行灵活运用。
【策略运用】
1．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在就业选择时开始回归理性，一些大学生不再选择留在人才扎堆的大城市，而是选择回到家乡创业。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的龙波就是这样的大学生。从大学毕业后，他和女友都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历尽艰辛，在家乡成都市新都区龙安镇海源村建起了“农大良种猪场”，培育出四川省第一个品牌猪――“普兰克”猪。龙波的创业事迹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关心和支持，他被评为“成都市优秀创业人才”“四川十大杰出青年”“全国优秀农村人才”……不仅当地的村民找到龙波，要求跟他学养猪，全国其他地方的一些养殖户也慕名而来。龙波除了给养殖户们提供仔猪外，还进行技术培训。除了“农大良种猪场”之外，龙波还在全国其他省市与人合作，建有12个养猪场，年出栏商品猪达到了2万多头。
结合材料回答问题：
(1)从政治生活的角度来看，支持大学生返乡创业政府应发挥怎样的作用？
(2)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怎样才能实现人生价值？
(3)从经济生活的角度，请你对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提出建议（至少提出三条建议）。
2．材料一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面临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等四大考验，面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
材料二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关键期和攻坚期，只有深刻认识“四大考验”，才能有效防范和消除“四大危险”。形势严峻，精神懈怠就会出大事；内外环境复杂，能力不足就难以应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能否始终站在群众立场上想问题、做工作尤其关键；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具有两面性，警惕腐败的危险尤其重要。
阅读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知识回答，各级党组织应如何引导党员干部认识“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
（2）从政治生活的角度回答，领导干部应如何化解“四大危险”？
（3）根据文化生活知识，就党员干部如何应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提出两条建议。
3．材料一 2011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指出：“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节能减排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任务十分艰巨。特别是我国节能减排工作还存在责任落实不到位、推进难度增大、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基础工作薄弱、能力建设滞后、监管不力等问题。这种状况如不及时改变，不但“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难以实现，还将严重影响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材料二 2011年9月27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节能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全面动员和部署“十二五”节能减排工作。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节能减排作为促进科学发展的硬任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硬举措，考核各级干部的硬指标。要明确各级政府和有关企业节能减排的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严格监督检查，对节能减排指标实行年度考核，接受社会监督。开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加强舆论监督，尽快形成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局面。
阅读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从经济生活的角度，请你为我国完成节能减排目标提出建议。
（2）为了完成节能减排的目标，不同部门要履行不同的职责。运用政治生活的知识填写下表。
（3）节能减排不仅仅是国家机关和企业的事，也与我们的日常活动息息相关。请你分别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知识，探讨青少年能为节能减排做些什么。（每个角度分别提出两点措施）
参考答案及解析
1.解析：解答第1问，要明确设问规定的知识范围是“政治生活”知识，涉及的主体是“政府”，要解决的问题是“支持大学生返乡创业”。从材料中看，龙波的创业得到了社会的支持、得到了政府的表彰，可以结合政府的职能和对人民负责的原则等知识分析政府可以做的工作。
解答第2问，要明确设问规定的主体是“大学生”，要解决的问题是“实现人生价值”，可见应结合实现人生价值的条件来答题。从材料中看，龙波回家乡养猪，体现了充分利用客观条件，在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实现价值；“历尽艰辛”仍然坚持创业，体现了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农业大学毕业生”的身份体现了知识的重要性。要结合教材中实现人生价值的条件，分别从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两个方面提出建议。
第3问，设问规定的知识范围是“经济生活”知识，要求对“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提出建议”，因此，应从大学生的角度，围绕如何创业来回答。材料中的龙波创建了一个农业企业，走了一条产业化农业生产的路子。从教材的角度看，可结合教材中关于公司经营的有关知识作答。结合现实来看，大学生创业应该用好国家的优惠政策。
参考答案：（1）①政府要履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职能，进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创业的大学生创造良好的市场氛围。②政府要履行组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职能，向大学生宣传家乡的优势产业，宣传大学生创业的先进典型，帮助大学生把智力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③政府要履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帮助创业的大学生解决医疗、社保等切身利益。④政府要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和依法行政原则，不断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服务意识，切实帮助大学生解决创业中的困难。
（2）①实现人生价值，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善于利用客观条件，在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实现价值。大学生应当结合家乡情况，整合优化社会资源，争取政府、农民及大学对自己创业的支持。②实现人生价值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必要的主观条件。大学生应该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学习创业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提高自身素质，发扬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
（3）①按市场规律办事，发挥家乡和自身的比较优势，依靠科学技术、采取现代管理方法，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形成自己公司的竞争优势。②诚信经营，树立良好的信誉和形象。③坚持走产业化道路，提高生产的效益。④要争取国家的政策支持，利用政策优势，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
2.解析：第1问，设问规定的知识范围是“唯物辩证法的知识”，行为主体是“各级党组织”，要解决的问题是“引导党员干部认识‘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给党建工作带来“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体现了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体现了事物发展道路的曲折性，是客观存在的矛盾，既看到辉煌成就，又重视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体现了一分为二的观点。通过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的解读，我们知道各级党组织应该引导党员干部坚持联系的观点、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正确认识事物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
第2问，设问规定的知识范围是“政治生活”知识，行为主体是“领导干部”，要解决的问题是“化解‘四大危险’”。答题时要从领导干部个人的角度（不能从党组织和国家的角度），分别思考如何做到振奋精神、提高能力、联系群众、抵制腐败。
第3问，设问规定的知识范围是“文化生活知识”，行为主体是“党员干部”，要解决的问题是“应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从材料中看，消除“四大危险”才能有效应对“四大考验”，“精神懈怠、脱离群众、消极腐败”体现了党员干部思想道德方面的不足，需要通过加强思想道德学习来解决，“能力不足”需要通过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来解决。结合文化生活知识，要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可以从先进文化对人的影响、弘扬民族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荣辱观、科学文化修养等方面提出建议。
参考答案：（1）①引导党员干部坚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言行，必然会影响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使党的建设面临“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②引导党员干部坚持一分为二的矛盾分析方法。既要看到党建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又要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保持清醒的认识，要承认矛盾、揭露矛盾、解决矛盾。③引导党员干部学习事物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原理，树立忧患意识，正确对待前进道路上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努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挫折。
（2）①领导干部要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把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落实到本职工作上，矢志不渝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懈奋斗，有效化解精神懈怠的危险。②领导干部要加强业务培训，总结工作经验，在创造优秀业绩的实践中提高个人的水平和能力，有效化解能力不足的危险。③领导干部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排忧解难，在同群众朝夕相处中增进对群众的思想感情，增强服务群众本领，有效化解脱离群众的危险。④领导干部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远离消极腐败。
（3）①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丰富精神世界，增强精神力量，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②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③积极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成为民族精神的传播者、弘扬者和建设者，续写民族精神的新篇章。④不断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修养，做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者、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回答其中两点即可，亦可从其他方面作答）
3.解析：第1问规定的知识范围是“经济生活”知识，从材料中看，行为主体可以包括政府、企业和公民个人等。结合教材的相关理论分析，完成节能减排的目标任务，从总体上看，需要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从产业结构来看，要大力发展节能产业、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从企业角度看，要提高资源利用率，提高经济效益；从国际合作角度看，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从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角度看，要树立绿色消费观念。
第2问规定了5个行为主体，回答“应该怎样做”，可结合该主体的职权来思考怎样做才有利于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回答“为什么这样做”，应该从该主体的地位角度来思考。
第3问规定的行为主体是“青少年”，解答本题要从“青少年”这一特定主体来分析对策。设问要求分别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作答，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用唯物辩证法的知识回答，首先要明确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观点，结合这些观点逐一思考如何为节能减排作贡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知识回答时，可以从社会意识（或价值观）、动员人民群众等角度思考对策。
参考答案：（1）①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鼓励各地区各部门节约资源，降低污染排放。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节能产业、环保产业、循环经济。③企业要采用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提高经济效益，提高资源的利用率。④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积极开展国际能源合作，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⑤消费者要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念，增强环保意识，以绿色消费模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2）
应该怎样做 为什么这样做
中共中央 实施政治领导，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全国人大 制定相关法律，监督法律的实施和相关工作的落实情况 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最高立法权和监督权
国务院 坚持对人民负责、依法行政的原则，履行经济职能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 国务院是我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人民意旨的执行者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
人民政协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正司法、严格执法，依法制裁违法犯罪行为，为节能减排营造公正、严格的法治环境 人民法院是我国的法律审判机关，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
第4篇：返乡创业青年个人发言材料范文
聚智谋发展，携手绘宏图。近年来，中宁经济社会提速跨越发展，从一个前些年财政只能保吃饭、经济实力在宁夏川区排位倒数的农业县，一跃而为目前地方财政收入逾十亿、引领宁夏沿黄经济区卫宁板块崛起发展的工业强县，这主要得益于全县上下不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锐意创新图强，更得益于区内外企业家和有识之士看好中宁、投资中宁、置业中宁，招商引资始终是我们兴县富民进程中当之无愧的一号工程。新年伊始，我们今天能与各位客商及新老朋友相聚一堂，杞乡大地蓬荜生辉、万物皆荣。在此，我谨代表中宁县委、政府，向莅临本次签约仪式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宁发展、合作共创伟业的各级领导、各位企业家、各位专家、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宁素有“塞上江南”之称，是一块资源特色富集的宝地。我县地处宁夏沿黄城市带东西、南北两条主轴线交汇的黄金地带，交通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公路、铁路交错纵横、四通八达，水电能源充足，煤、铁、石膏等矿产资源丰富。特色农业优势鲜明，中宁枸杞品牌价值已达到30.5亿元，硒砂瓜畅销区内外，“杞生源”生物环保鲜猪肉高价俏销，供港蔬菜深受港澳地区消费者青睐，林果产业日益发展壮大。文化旅游资源独特，“一山一湖”（牛首山与长山头天湖）、“一寺一馆”（石空大佛寺与枸杞博物馆）、“一画一园”（黄羊湾岩画与枸杞观光园），形成了塞外奇景与南国风光交相呼应的自然景观，铸就了黄河文化与边塞文化相互交融的人文景观，缔造了杞乡人民热情好客、纯朴厚道的民风秉性。
中宁享有“中华杞乡”之誉，是一片产业聚集发展的沃土。近年来，我们本着亲商、安商、富商的招商理念，按照“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原则，着力打造投资置业“高地”：一是政策优惠。在全面落实区、市招商引资政策的同时，制定了更加优惠的政策措施：在项目用地上，实行“一免、一补、一返”优惠政策。“一免”是指凡在我县新办的企业，免缴园区基础设施配套费。“一补”是指入园企业需平整项目建设用地的，根据企业年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的数量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一返”，是指企业新建、扩建项目缴纳的土地出让金，视投资规模大小按比例返还。在税收优惠上，实行“免三、减二和部分返还”。即凡来我县投资新办的工业企业，从生产经营之日起前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返还当年企业所得税的县留部分。在财力支持上，县财政以3000万元资金为基数，每年按地方财政收入新增部分的20%增加资金投入，用于工业园区（物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贴息和支持企业技改。凡企业与区内外科研院所在县内联合建立科研机构的，一次性给予10万元资金补助；实施新技术开发的，以当年实际开发费用抵扣企业所得税；企业购置研发设备的，视其价值摊入管理费或折减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另外，对重大项目实行“以项目定政策”，一事一议，特事特办，最大限度扶持企业发展。二是环境优越。对来中宁投资客商，我们主动让利，切实提高合同履约率、资金到位率和项目投产达效率。特别是大力推行限时办结制、首问负责制、检查准入制和一次投诉查实待岗制等制度，确保好事快办、特事特办，坚决杜绝任何部门和个人到企业索、拿、卡、要，坚决兑现承诺，做到言必行、行必果。三是服务优质。实行项目目标管理责任制，按照“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抓到底”的要求，提供全方位“跟踪式”服务。对重点项目，由县级领导亲自包抓，跟踪督办，做到主要领导靠前指挥，重大活动亲自参加、重点项目亲自洽谈、重大问题亲自解决。今年，我县将进一步调配完善工业园区管委会职能机构，理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实现一站式办公、一揽子协调、一条龙服务，为客商创设安心生产、顺心发展的环境。
中宁具有“西部百强”之名，是一方投资兴业发财的福址。去年8月份，在江苏江阴市召开的全国县域经济科学发展交流年会上，我县成功跨入“西部百强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近年来，我县累计投入8亿多元进行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平整项目用地3.2万多亩，新修砂石道路35公里，硬化道路22公里，栽植树木300万多株，建设蓄水池7座，改造供电线路12公里，着力改善园区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条件。今年，我县将建成千万吨级工业废弃物填埋场一期工程，用足用好列入国家缓坡低丘及未利用地综合开发试验区的各项优惠政策，引进宁夏水投集团投资管理园区供水工程，以优先保障园区重大项目用地、用水需要，最大程度为企业创设优质发展平台。目前，我县已形成新材料循环经济示范园、物流园、现代枸杞加工示范园、宁新小企业工业园、建材工业园、新堡科技创业园“六大园区”，成为我们承接产业转移的最佳基地，开发潜力巨大，投资条件优越，发展前景广阔。
第5篇：返乡创业青年个人发言材料范文
提前返乡农民工逾1000万人,失业农民工远超此数
农民工失业严重打击农民收入增长,2004年以来超过6%的收入增势逆转
新生代失业农民工徘徊在城乡边缘,给城乡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农民工返乡增加农村土地纠纷和冲突,加剧农村固有人地矛盾
各级政府在对农民工就业培训、权益维护、创业扶持等方面尚未做好准备
农民工失业和返乡凸显城市化进程滞后,对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构成障碍
《财经》记者 常红晓 任波 邓海 周琼 李微敖 实习记者 张艳玲
2009年1月12日上午,河南省太康县板桥镇后席村返乡农民工韩雷,在村口打了几圈麻将后准备起身回家。2000年初,韩雷退伍后前往广东东莞宝来电器厂打工,在这家有5000人规模的台资电器厂担任保安。2008年初宝来电器厂开始裁员,2008年5月,他失去了这份干了八年的工作,回到老家。韩雷说:“没有了持续的工资收入,可是消费却还要继续。”2008年7月,他再次南下广州和东莞等地寻找打工机会,均无功而返。
前言
虽然还没有官方数字,但只要在成都、重庆、郑州、广州等地的火车站待上几分钟,农民工失业潮就实实在在地扑面而来。今冬,农民工大举提前返乡。
与往年“候鸟式”往返不同,这次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如果在春节之后回流城市,并没有一份有把握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过去近30年来农民工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所掀起的巨大潮汐运动,第一次只有潮落而未见下一波潮涨。
中国经济增长曾几乎无限地吸纳了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现在,随着经济增长突然急剧失速,城市中的立足之地,哪怕是在边缘地带,也对许许多多农民工暂时关闭了。
经济远未见底。农民工进城的大潮逆向回流也远未结束。对于中国这个巨大的开放经济体而言,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失业,意味着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已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这早已超越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范畴,成为关系到中国全局和经济转型的大问题,方方面面对此高度关注。
可是,对于愈演愈烈的农民工失业问题,政府部门和学界更多地只是经验描述,而缺乏准确完整的判断。全国农民工失业规模到底有多大?农民工失业后,有多少人已经返乡?有多少人仍然滞留在城市?失业的农民工就业前景如何,困难何在?农民工失业对“三农”问题有何深层影响?对中国经济转型和体制改革提出了哪些挑战?
针对这些问题,2008年10月后,《财经》派出多路记者,分赴珠三角、长三角等农民工流入地,以及河南、河北、重庆、四川等农民工流出地调研采访,以期拼出一幅更接近全面和完整的全球经济危机下农民工生存状态“全景图”。
与此同时,《财经》记者也访问了中央相关职能部门及研究机构。结合基层的调研,我们初步形成如下判断:
其一,提前返乡的农民工逾1000万人。失业的农民工更远超此数。2009年上半年,若不采取有效措施,数字可能继续攀升。
其二,农民工大量失业,直接影响农民增收。目前,中国农民务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接近40%,也是农民收入增加的主渠道。如果农民工大批失业持续半年以上,将严重危及农民收入增长,从而抑制农村消费。
其三,失业农民工中,大多数人已届中年。他们在家庭中是经济支柱,不但承担了上一代人的养老义务,还肩负着下一代人的教育责任,负担最为沉重;而这一部分人,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又较差,应着重对其采取有针对性的扶助措施。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亦占有相当比例。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放下书包进工厂”,并无农业生产经验,既未能完全融入城市,又对乡村生活产生疏离感。他们无论返乡还是滞留城市,都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其四,农民工大量返乡,会增加农村土地纠纷和冲突。由于农村土地流转多属于私下交易,缺乏成型的契约和合同,农民工返乡必将加剧农村固有的人地矛盾。
其五,农民工失业,将考验中国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由于城乡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民工“二次就业”成本大增,各级政府在对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权益维护、创业扶持等方面尚未做好准备。
最后,大量农民工失业和返乡,凸显了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失衡。如果二者协调发展,即使农民工失业,也不会造成如此大量的人口流动;而农民工这一庞大人群的消费需求,也乘势将转化为工业化的推动力。眼下,由于大中型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城市建设并未真正将农民工纳入考虑,导致承载能力有限,因此户籍制度迟迟未敢对农民工开放,相应的福利制度形同虚设。农民工一旦失业,多数人只能选择返乡。
上述判断,并非惊人之论,但值得重视和深思。
中国高达2亿多的农民工,既是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又是中国工业化的主力。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严重依靠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时,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滞后,中国的服务业严重滞后于制造业,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正是这些因素造成农民工就业和发展空间仄狭,此次农民工失业潮,亦是中国经济转型不彻底的必然结果。
反过来,这一庞大群体的命运,也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欢,而是牵一发动全身,关系到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未来,关系到中国经济转型能否顺利进行。
2009年,是开放的中国“三十而立”后的第一年。与中国其他群体一样,农民工对新年充满了美好的期待,也难以遏抑重建幸福的渴望。本期《财经》以“农民工失业调查”为题刊发封面文章,期望能对改善农民工处境,促进中国重整工业化、城市化布局有所裨益。
当本期《财经》面世时,2009年农历新春即将来临。很多失业农民工已经回家,也还有很多人仍在路上,或者不得不滞留他乡。但无论如何,生活将继续,我们的祝福一如既往:路还长,希望也在――新年安好。
――编者
回去,还是留下(上)
河南太康县板桥镇后席村,农民工流出地,返乡农民工李彦彦
2008年12月20日,在广东打工六年的李彦彦,带着已成年的儿子回到了故乡――河南省太康县板桥镇后席村。
李彦彦是因为失业才不得不返乡的。坐在自家新盖楼房高大堂屋一角的小椅子上,李彦彦懊悔地告诉《财经》记者:“这个工作是我自己弄丢的。”说话间,37岁的她眯起眼睛,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皱纹瞬间爬满了眼角。
太康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是典型的农业大县、人口大县,有大量农民外出打工。六年前,因为人均不到1亩地,无法支撑一家四口的开销,李彦彦和丈夫韩卫东与许多老乡一样,先后踏上前往广东打工的旅程。
经过一番周折,夫妇俩双双成为广东省江门市新会中集集装箱有限公司的职工。韩卫东当上叉车司机,在厂区运送集装箱原料,每个月收入4000元左右;李彦彦制作集装箱底板,月工资也有2000元。两人加起来月收入近6000元,生活步入小康。
仅用了一年时间,夫妇俩就把一儿一女接到广东上学。一家人每月花200元,租了一个单元房,有电视、空调,随时可以洗热水澡,“每天早餐都有牛奶喝。”房子虽然不大,但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在新会读书的儿女,学会了粤语和普通话。听着孩子们用当地话聊天,李彦彦常常恍恍惚惚地觉得自己成了“城里人”。
但也还有一些事不时提醒着她的身份。由于没有当地户口,孩子每学期要交500元借读费,将来也不能在当地高考;虽然公司给她缴纳养老保险费,但她明白,退休后她还是不能像“城里人”一样,在当地领取养老金。
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彦彦和韩卫东滋生了对未来的担忧。夫妇俩决定,用这几年的积蓄回村盖一院新房,给自己留条后路。
2008年8月,李彦彦请假回家,打算盖好房再回去继续打工;同时,17岁的儿子再过两年就要参加高考,她给儿子办好了回乡就读的手续。
然而,李彦彦没有料到,一个月后,等她盖好新房再回到新会,一切都变了。集装箱公司突然间生意萧条,三分之一工人被辞退,三分之一放假,只有三分之一被保留。公司不再招工,她无奈只能到江门、中山等地另寻工作。新工作月薪只有七八百元,远达不到她原来的水平,她不甘心;犹豫间,机会稍纵即逝,到后来连七八百元工资的职位也找不到了。眼看春运即将到来,因为担心车票涨价,李彦彦只得匆忙退了已经交了四年的养老保险,提前返回家乡。
将来怎么办?李彦彦心中茫然。离乡六年,李彦彦和儿子已经不太适应家乡的生活。天气冷,没有暖气,在堂屋稍坐一会就冻得手脚发麻;家里的地已给亲友耕种多年,不好意思要回来,现在连一点面、一点菜都要花钱买。“我跟大伯子他们说了,春节后状况如果不好,还是找不到工作,开春我就要把地要回来自己种。”她说。
但李彦彦17岁的儿子对这个计划不以为然。他烫着当下流行的头发,衣着时髦,用广东腔的普通话告诉《财经》记者,自己将来要做商人,“绝不会再种地”。
几年没返乡,春节前,李彦彦本应自豪地给亲友邻居预备礼品和红包。可是,李彦彦没有了这样的心境。自己前途渺茫,丈夫虽然暂未被辞退,收入也不抵此前的三分之一。因为担心请假回乡会丢掉工作,丈夫不敢带女儿回家过春节。一家人将分处两地,度过一个省吃俭用的冬天。
回去,还是留下(下)
广东新会大鳌岛,农民工流入地,李彦彦家庭的另一半
1月9日下午,《财经》另一路记者,来到了千里之外、李彦彦丈夫仍然留守的广东省新会市。
此时,夫妻俩曾经供职的广东省新会中集集装箱公司(下称新会中集),正在经历着经济寒冬的煎熬。
新会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西侧。新会中集在流经新会东南部西江中心的大鳌岛。从新会坐车约50分钟可到大鳌渡口,集装箱公司就在渡口对岸。这个初创于1992年的集装箱制造企业,随着中国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得天独厚的位置令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
1996年,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集集团)看中了最初由大鳌镇政府投资兴办的大利集装箱厂,遂注资将其改组为新会中集,该公司成为中集集团这个世界最大的集装箱制造集团在华南地区主要的产业基地之一。
新会中集由四家企业组成,客户包括全球最知名的船公司和租箱公司,出口业务一直蒸蒸日上。目前,公司总资产超过1.5亿美元,雇佣员工6000多人。在新会,中集公司效益颇好,其“高薪”远近闻名。同时“出名”的还有当地人难以接受的辛苦。
到大鳌渡口上岸后,步行五分钟,就是新会中集的北门。厂四周高高堆着五颜六色的集装箱,隐约听到工厂铁栅栏内有机器运转。此时是下午6点左右,通常是员工下班出厂的时间,但现在人影稀疏。
路过的工人介绍说,自去年9月起,公司订单开始大量减少。起先是减工时、减工资,接下来就是放假和裁员。
在距离新会中集两公里外一个两层的老旧居民楼内,《财经》记者见到了李彦彦的丈夫韩卫东和女儿。20平方米左右的客厅里,陈设着三四样破旧而简单的家具。
韩卫东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叉车组原有16个师傅,8人一组两班倒,24小时运转。2008年10月后,厂里不再加夜班;接着五位师傅被提前放假,随后又有六人被辞退;现在只剩下包括他在内的五个人上白班。
因为没活干,他的薪水从2008年9月起直线下降。上个月才挣1100元,“跟失业没什么两样”。尽管如此,房租、生活费及女儿的学费全一分不少花,这点工资根本不够用。“早上没牛奶喝了。”他叹息道。
韩卫东显然不是一个“安分”的农民。他身材干瘦,神情里有一股玩世不恭的味道。说话时喜欢压低下巴、压低声音,抬着眼皮定定地看人,一副见多识广的架式。年轻时,为了摆脱“只管吃饱饭”的务农生涯,他去过新疆,开过饭馆,四处寻找机会。也曾去过东莞的一个木业厂上班,但一个月六七百元的工资“还没敢花就不见了”。
2003年,经小舅子介绍,他来到广东新会,后来逐步把全家接来,结束了到处漂泊的生涯。他对让妻子回家建房的决策很是后悔。“这次盖房把我们的积蓄全部花光了。”他说,“没想到房子刚建好,企业就不行了,老婆也找不到工作,我的工资也降得这么低。”
未来怎么办?他谋划说,如果长期不景气,工资总这么低,他最终也会离开。有可能回老家开一个袜厂。“袜子是日用品,肯定有得赚,就是缺本钱。”接受采访时,他不断向《财经》记者打听国家对农民工小额贷款的情况。
即便没有本钱,继续务农也不在他的计划之列。因为“种田只能管吃饱饭”。“吃饱饭是什么意思呢?”他自问自答,“就是地里长青菜就吃青菜,冬天没有青菜就吃咸菜,没什么事就不要想吃肉。”
“我吃咸菜吃怕了。”他说。
在新会,《财经》记者还遇到了多名被企业辞退、但仍然不愿意回乡的农民工,谈起今后的打算,一概茫然。
在2008年迈向2009年的这个冬天,李彦彦一家的遭遇,远不是单个家庭的困境,中集集团面临的也远不是单个企业的难局。曾经有无数看不见的纽带,联系着内地的农村和沿海的工厂;无数的李彦彦在远离家乡的城市,找到了一段属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但是,毫无预兆地,那些曾经令无数农民家庭得以在农田之外改变生活的纽带,忽然之间就断裂了。
从“民工荒”到“失业潮”
截至2008年12月底,返乡农民工数量已超过1000万,而失业人数远高于此
严酷的现实,往往会让理论和逻辑推理相形失色。
无论是对数以万计的沿海出口企业,还是数以亿计离家谋生的农民工,抑或是政府官员或者专家学者,2008年显然是一个令人难忘的转折点。
2008年年初时,自2003年初现端倪的“民工荒”还在延续,沿海企业尚在慨叹“招工难”,新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更导致用工成本攀升。意想不到的是,一场肇始于大洋彼岸的金融危机,在短短几个月内,使中国延续几年的“民工荒”,转眼之间变为“失业潮”。
美国次贷危机先是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再变成全球性的经济萧条威胁,袭入中国。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大批出口导向型企业订单骤减。从《财经》记者的调研结果看,最早大约自2008年8月起,企业的用工需求便开始减少;之后,沿海省份的机械制造、服装纺织、电子电器等行业陆续出现大规模裁员。部分地区企业主逃逸、欠薪事件屡有发生。
《财经》记者分别于2008年12月中旬及2009年1月上旬,两次到访被称为“世界制造业之都”的东莞。和往日相比,东莞街头的人流量明显减少。出租车空载率偏高,街头鲜见顾客盈门的店面及餐厅。晚上8点之后,非闹市区人影稀疏。
寮步镇牛山村村委会一位60多岁的老人告诉记者,村里各类工厂均不景气,不时有小厂倒闭或歇业的消息传出。
在东莞市厚街、石碣、虎门、东坑等镇的部分村庄,出租屋收入锐减。村镇中的一些鞋厂、食品厂、纸板厂及电子厂,由于订单减少,陆续以不同形式遣散了10%至90%不等的员工。一些小厂仅留下部分骨干,以备“冬眠”中不时之需。
2008年12月31日上午,在江苏昆山,《财经》记者在人力资源市场看到,往昔人声鼎沸的场面不复存在,市场门口的六个用工信息栏,只有零星的务工者前来观看。市场公告称,自2008年12月1日起,开放时间由每周六天改为每周三天。
随着企业开工不足蔓延,沿海各地就业市场容量一再收紧。其中,除因企业倒闭或裁员而失业,也有不少工人因工资及福利待遇走低自动辞职。还有不少人被企业以提前放假等方式遣散。年关将至,相当数量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只得提前返乡。
2008年12月31日上午11点,在江苏省昆山市客运总站候车大厅拥挤的人流当中,20岁的农民工李敦与21岁的同乡袁乐民拖着简单的行囊,默默等候发往陕西的客车。他们来自陕西汉中市洋县龙亭镇农村,由于工资太低,一周前从台资企业昆山联育资通公司辞职。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活,不得不踏上返乡之旅。
“企业订单越来越少,工资降到每月800多元,连自己开销都不够,只好回家。”李敦说。
在中国第一劳务输出大省河南省,记者从省劳动保障厅了解到,截至2008年12月20日,河南省回流农民工已达377万,其中受经济危机影响回流人数占总数的60%。预计到2009年春节前,河南省将总计有800万农民工回流,比2007年同期的560万,增加了200多万人。
目前尚难判断,回流的农民工中,有多大的比例属失业返乡。可以确认的是,2008年12月底前回流的外出农民工,绝大多数不是“春节回流”。
随着时间推移,提前返乡农民工数量不断刷新。《财经》记者获得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保部)2008年12月初完成的一份《金融危机对就业影响最新数据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截至11月底,十省市返乡农民工总计485万名,占2008年9月底外出务工人员的5.4%。这十个省市是四川、重庆、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甘肃等劳动力输出大省(市)。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红宇对《财经》记者透露,这一轮农民工回流的现象明显比往年要提前两三个月。往年农民工是春出冬回,2008年则从10月起就开始回流。他说,就农业部门所掌握的情况看,2008年12月底前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大概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10%。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根据2008年的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推算,至2008年,全国共有外出农民工约1.37亿人。据此,10%接近1400万人。
由于缺乏一份完整的全国性统计,《财经》记者只能逐省采访、调查。通过对14个省、区、市劳动保障部门提供的数据及媒体的公开报道的汇总整理,《财经》记者得出判断:截至2008年12月底,返乡农民工数量已超过1000万人。
且根据《财经》记者在各地调研所见,尚有大批农民工失业后并不返乡。由此,农民工失业人数应远高于返乡人数。
事实上,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农村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加之农业生产资金以及技术投入增加,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的存在已是不容忽略的事实。农业部曾经估算,农业生产率每提高1%,就将有近300万农村劳动力将涌入失业大军。
只不过,借助国际市场而发展起来的外向型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岗位,这一规模庞大的“富余”劳动力隐形于城乡之间不断地迁徙当中。此番经济突然失速,终于使他们以失业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眼前。
“活没了,钱少了”
2004年以来农民收入持续增速超过6%的势头骤然逆转
多年来,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一直是中国政府“三农”政策的核心。此次农民工失业潮最直接的后果,是农民连年持续增收的势头就此逆转,农村消费和经济更加疲软,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这是《财经》记者多方采访后得出的又一判断。
2009年1月2日,下午上班时间,《财经》记者在长三角制造业重镇――江苏昆山市北部富士康厂区的“富士康路”上,见到很多穿着工装的年轻工人,三五成群,在无所事事地闲逛。
“今天停工了。没挣到钱,怎么回家过年呢?”面对《财经》记者的询问,江苏省昆山富士康集团员工董小静(化名)无奈地说。
19岁的董小静来自甘肃庆阳县农村,已在富士康集团成型车间工作了一年半。对于全球金融危机,她最直接的感受是月工资锐减。从2008年10月前的2300多元,降至现在的850元。
董小静是从中专毕业后直接来昆山工作的。她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一个上高三,一个上小学,一直靠她资助。自2008年10月后,董小静再没能给家人寄过钱。
中国农民的收入不外乎三部分:一是工资性收入,以打工为主;二是农业家庭经营收入;三是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分别指农民获得各种政府补贴和土地流转收益、房租、利息等。
20多年来,中国农民收入之所以能逐年增长,主要靠农民外出务工收入。2008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预计4700元,其中近40%为工资性收入,主要来自外出务工。
《财经》记者在河南省调研得知,2007年河南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3851.60元,其中33%为工资性收入。2007年该省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增长12.2%,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量贡献了7.5个百分点。
在河南省农业大县太康县板桥镇后席村,当地村民对《财经》记者说:“一年忙到头,扣除肥料、种子钱,一亩地只能赚几百块钱,全靠在外面打工。”从外地返乡的农民工也告诉记者,全家年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靠打工。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研究员姜长云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2004年至2008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已连续五年超过6%,非常难得。
然而,突如其来的经济下行,让9亿多中国农民突然跌倒在增收路上。2004年以来,农民收入持续增速超过6%的势头骤然逆转。
据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和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2008年12月对分布于全国31个省(区、市)的22000多个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同2008年上半年相比,下半年农民务工收入大幅降低。其中,中部地区外出务工人员月平均工资降低28.7%;西部地区则下降13.7%。
农民收入因失业降低,并不只发生在中西部地区。实际上,对东部省份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在江苏省,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超过53%。据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和江苏省劳动保障厅对江苏省10个省辖市12个县(市、区)的抽样调查推算,截至2008年11月底,江苏全省农村劳动力回流到农业的总数为33万人,其中打工回流为26万人,主要集中于苏北地区。
苏南地区“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收入也不容乐观。《财经》记者采访发现,由于苏南的纺织、电子、机械等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国外订单大幅减少,很多企业要么裁员,要么靠降低员工工资、放长假、缩短工时、组织培训等来降低成本。这些企业的员工实际上处于“隐性失业”状态,收入降低很多。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要比2008年“翻一番”。这意味着在未来的12年,扣除物价因素,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要增长5.8%以上。而今,全球经济衰退下的农民工失业潮,使得这个目标遥不可及。
2008年12月28日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要求“高度重视农民工就业困难加剧、部分农民工返乡回流问题”。显然,中央已经认识到农民工大量失业的严重性,期望以稳定农民工就业、扶持返乡创业来增加农民收入。
但问题在于,农民务工收入还可能继续下降,2009年上半年将更为严重。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随着东南沿海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或裁员,如果农民工失业形势短期内不能扭转,未来一两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必将降低,原本就不富裕的中国农民将遭受沉重打击。
何处“重灾区”
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相对较低的中年农民工,在失业潮中受挫最为严重
收入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只有当零距离面对失业农民工时,才能真切感受到城乡差异对人们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从国家统计局2008年公布的第二次农业普查结果可知,至2006年末,当年外出务工的1.3亿农村外出劳动力中,绝大多数仅有初中文化程度;其次为小学文化程度;接受高中教育者仅占8.7%;此外还有1.2%是文盲。
农村基础教育落后的同时,职业教育更为缺乏。因此,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选择余地十分有限,只能进入制造业、建筑、运输、煤炭采掘、环卫、餐饮等对文化程度和技能要求不高的行业。
这一切,恰恰成为此轮“失业潮”中,大量农民工无奈返乡的一个重要因素。
2009年1月13日,在河南省太康县板桥镇后席村,《财经》记者遇到了去年11月份因被辞退而返乡的席树鹏。他今年30岁,只上过初中,原是广东东莞新能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焊接工。“订单少了,用不了那么多人,工厂组织了一次考试,没通过的就被裁掉。”席树鹏漠然地说。
像席树鹏这样的例子非常典型。记者调查获知,截至2008年12月17日,太康全县返乡农民工达5.3万人,其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有2.4万人,初中文化程度的有2.7万人,高中以上的仅有0.2万人。未接受过任何培训的有3.9万人,接受过培训的仅1.4万人。
在劳务输出主要地区重庆市,《财经》记者从市劳动保障局了解到,回流农民工中,95%以上只有初中以下文化,受过培训的仅占总数的4.8%左右。多数从事电子加工、服装加工、玩具制造和制鞋等加工行业。
年龄结构是分析农民工群体的另一个角度。《财经》记者发现,在返乡农民工中,年龄在30岁至45岁者占绝大多数。河南省太康县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12月17日,全县返乡农民工已达5.3万人,其中男4.1万,女1.2万;30岁以下的1.1万人,30岁至45岁的3.3万人,45岁以上0.9万人。
重庆市黔江区劳务办数据也显示,至2008年11月,返乡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其中,30岁以下的4.08万人,占31.6%;31岁至45岁的5.54万人,占43.7%;45岁以上的3.18万人,占24.7%。
以上统计意味着,返乡农民工中很多已年届中年。他们在家庭中是经济支柱,不但承担了上一代人的养老义务,还肩负着下一代人的教育责任,负担最为沉重。一旦中断了外出务工收入来源,相当一部分家庭要入不敷出,甚至陷入贫困。
综合所有的调查,可以得出结论: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相对较低的中年农民工,是失业潮的“重灾区”。
相较于中年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则是另一番景象。
2009年1月11日,《财经》记者来到重庆南纪门劳务市场。很多农民工刚下火车,便背着大包小包直奔此地找工作。劳务市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前春节前夕是劳务市场的淡季,今年求职场面却异常火爆。其中,返乡农民工参加招聘的约超过两成,求职人数约比去年同期人数超过三成。
记者了解到,青壮年农民工对工作的需求最为迫切,相当一部分人失业后并不返乡。
实际上,随着农民工群体的“更新换代”,农民工中坚力量中“70后”“80后”占据了不可忽视的比重。面对突如其来的失业,这一群体鲜有“归田”,多数选择继续留在城市。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表示,新生代农民工普遍的特点是基本没有务农经历,甚至缺乏基本的农业常识,多数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活,但并未能完全融入城市。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树凯表示,当政府习惯性地以为农民工失业后必然选择返乡时,逐渐成长为农民工中坚力量的新生一代却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
他还指出,失业后的农民工在不愿意返乡的情况下,以打零工、投靠老乡、花积累等方式为生,短时间内问题不会显现。一旦潦倒困顿,自己定位为城市人,但现实离城市生活越来越远,不满情绪随着观念的变化而滋生,经济问题就会转化为社会问题。
农地争端暗流
中国2005年后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增加了农地的吸引力。而今农民失业返乡,势必加剧人地矛盾
作为9亿农民中的精英群体,农民工前所未有地大规模失业,将对整个农村乃至整个中国产生始料未及的影响。
目前,这一影响的深度、广度正在显现。但各级政府应对之策尚不明朗,更加剧了农民工失业作为新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性。
在诸多影响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失业可能加剧农地冲突。
中国现有9.5亿农村户籍人口,除了中小学生和老人,还有5.31亿劳动年龄人口,主要包括农民工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两大部分。
就农民工而言,目前共有2.1亿(广义农民工),其中包括离土不离乡的0.8亿乡镇企业职工,还有1.3亿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狭义农民工)。真正从事农业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产业)的劳动力,约为3.2亿。
据农业部估计,上述3.2亿农业劳动力中,目前仍然还有1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有待于转入非农产业。在这样的情势下,如果已经转出农业的农民工大量失业,其中一部分返回家乡,将加剧农村本就紧张的就业压力和农地冲突。
由于农地集体所有制存在先天缺陷,以及农民普遍的“均田”冲动,中国农村本来就存在着大量农地纠纷。据农业部统计,2006年全国(除了)共发生农地承包纠纷20.4万件。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承包合同纠纷;二是农地承包权确权纠纷和侵权纠纷。
据农业部统计,中国现有2.27亿农户承包农地,户均承包经营耕地只有5.36亩。2006年,全国(除了)农地流转面积为5551万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4.57%。其中,四分之三的耕地以转包或出租方式流转。
上述土地流转中,除了东部沿海省份,大多数农地流转的直接原因,是农民外出务工后把耕地交给别人耕种。1998年至2004年,中国农村税费负担沉重,农民种地不赚钱甚至赔钱,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农民就把土地撂荒或交回集体,自己外出务工。正是这六七年间,中国农民工总量大幅增加。
1998年至2004年,农民工外出时并未把农地承包权放在心上。但是,2005年后,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增加各项农业补贴,增加了农地的吸引力。在外出务工形势向好的年份,农民工索要承包地尚不普遍;而今农民失业返乡,农地纠纷势必增多。
据重庆市黔江区农业局和劳务办2008年11月所进行的联合调查,目前黔江区已回流到乡的农民工约为3.57万名,其中有8.23%的人表示,因为自己的承包地已经流转,无法从事农业生产。
《财经》记者在河南省太康县板桥镇后席村发现,农民工返乡后,农地纠纷已经潜伏。在后席村,村民们经常为土地发生冲突,一些返乡的农民工正在尝试要回自己的承包地。
村民韩国强一家四口人,目前只有两亩多地。地不够种,他们便租用了外出打工者的六亩多耕地,几年来每年都要给别人1000多斤麦子。如今,尽管地的主人没有回来,但每当看到别的返乡人纷纷索要承包地,他就担心发愁。
那些长期在外务工的农民返乡后也会发现,当初自己外出时主动把耕地交给集体,现在再想要回来,困难重重。因为这些耕地早已被集体另租他人,或者重新承包给其他农户,要拿回自己的承包地,短期内很难。
《财经》记者在重庆开县采访时,结识温泉镇县坝村吴成一家,共四口人,目前只有丈夫0.7亩地,常年靠承包别人的耕地谋生。现在,一家人正面临失去所租耕地的危险。
“村里不少人翻山越岭到别的村租地种,现在‘地主’回来了,没法再种下去,今后的日子怎么办呢?”吴成很是迷惘。
在重庆,很多农民工原本就是因为没有土地才外出打工的。民盟重庆市委调研室和綦江县政协曾联合组成调查组,就民工养老保险问题对中东西部的10个省市、20多个区县的16268位农民工和家属,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调研,发现有91.8%的农民工无社会养老保险;在被调查的农村家庭中,有21%的被调查户家中有两人以上没有承包地。
发起调研的綦江县政协原副主席冯秀乾告诉《财经》记者,尽管该调查已于去年结束,但是揭示出来的问题目前依然存在。“在社会保障普遍缺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土地,农民工在失业后将面临巨大的生存风险;如果家里有两个人没有承包地,将很难依靠土地来养活全家。”
在开县采访的三天里,《财经》记者还曾遇到两起群体性堵路事件。开县移民局官员称,以前这些移民在外打工,现在回来了,在工种岗位和土地同样缺乏的情况下,冲突就增多了,间接导致很多原有的移民问题扩大化。
在开县和谦镇,镇里的干部忙得不可开交。作为开县产煤大镇,农民和煤矿的纠纷一直存在。和谦镇人口2.8万,1万多青壮年外出务工后,争斗少了下来。而现在,外出农民工又回来了,镇里的领导开始担心争斗升级。为了防范和化解纠纷,镇上已经开始派驻干部驻村蹲点。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红宇对《财经》记者指出:“农民工大量返乡后,如果原有承包地已转给他人,而流转合同尚未到期,并且地上还种着庄稼,就很容易引起纠纷,这对农村社会稳定相当不利。”
“短腿”职业培训
面对扑面而来的压力,各级政府在对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权益维护、创业扶持等方面尚未做好准备
高达2.1亿的农民工群体,占中国总人口比例的近六分之一。这个群体的大规模失业和返乡,已不再是局部地区、个别群体的问题,已成为整个国家的重大经济社会事件。
但是,各级政府显然没有做好准备。
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的调研报告称,农民工返乡后立即面临三大问题:一是无地可种;二是就业机会少;三是缺乏技术。农民工可能与大中专毕业生、新增城乡劳动力争抢岗位,这在流出地更加突出。
说到底,农民工是一个顽强的、自生自灭的群体。对流入地政府而言,他们是廉价劳动力,至于其子女上学、社会保险、各种福利,则不愿承担;对流出地政府而言,农民工可以提高当地农民收入的指标,但对其就业技能培训、权益维护、创业扶持等则很少考虑。
面对扑面而来的压力,《财经》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流出地政府正在启动对农民工的培训。中央政府2009年也将加大对农民转移就业培训的力度,同时在农村加大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期望解决农民工就业技能差的问题。
但是,职业培训的针对性和质量令人失望。受制于中国的行政体制,目前对农民工的培训投入,在中央层面分散在人保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等部门,培训的内容大同小异,且由于“官办官营”,质量和效率很难衡量。
《财经》记者在河南基层农村采访时发现,很多农民根本不知道中央有关农民工培训的政策,也不知道可以从何处获得这些培训,更谈不上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
倒是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省成都市,探索给农民工与失业大学毕业生发放就业培训券,不失为积极的尝试。问题是,在非省会城市、中西部偏僻农村生活的农民工更需要培训,却难以获得。
在河南、重庆等地,更多的返乡农民工赋闲在家,无所事事。2009年1月8日,《财经》记者在重庆开县温泉镇县坝村采访时,遇到的三名“80后”和“90后”农民工,他们都在家睡觉。而在河南省邓州市农村,很多提前返乡的农民工也基本上无事可做。
尽管开县政府也强调为农民工提供职业培训,但开县的职业培训学校,师生比例严重不匹配,部分教师负担过重,很多培训难以保障质量。在170名专业教师中,拥有工科技能证书的只有64人,占比仅24.7%。更大的问题则是,课程雷同,计算机专业很多,而具有广阔就业前景的机械、电子类专业少,且因为缺乏设备和实习条件,培养的学生操作能力不强。
开县劳务产业办公室主任刘沛明告诉《财经》记者,目前,开县已经开始调整职业培训专业和加强师资配备。2009年,开县的重点培训专业将是车工、焊工等目前市场急需的工种。
来自开县政府内部的一份材料称:“虽然出台了系列政策和措施,但农民工回流工作到底做得怎么样,我们心里还是没有底气的。”
一个基本问题是回流农民工的具体数据。这份材料抱怨说:“目前收集到的数据是明显不切合实际的。劳务办掌握的是一个数据,调查队掌握的是另外一个数据,乡镇上报的是一个数据,接受媒体采访时又是一个数据。我们不清楚到底哪一个数据是准确的……”
相对准确的数据有助于政府做出相对正确的决策,但是目前城镇登记失业率显然不能完全反映劳动力市场的真实情况。尤其是此次农民工失业,基本无法从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反映出来。记者在开县采访时,当地官员提出,应尽快完善现行的调查失业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失业登记。
城市化滞后之痛
造成这次农民工失业和返乡的本质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危机外部的影响,一是城镇化滞后
多年来,农民工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可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与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司2008年《中国农村经济分析与预测》一书所载的数据,2003年外来农民工创造的GDP分别相当于当时北京GDP总量的32%,相当于上海的31%,江苏的11%,浙江的17%。在这些发达省(市),农民工创造的财富占其社会财富的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同时,大量农民工进城,形成巨大的消费群体,繁荣了城市的商业、旅游业、房地产行业,也增加了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房租、物业等财产性收入。
每年春节前后,为数庞大的农民工队伍在城乡之间往返迁徙,已经成为中国人习以为常的景观。如今,“失业潮”不期而至,一些潜在的矛盾和困惑终于浮出水面。由于整个公共服务体系的缺陷,无论给流入地还是流出地,都会造成进一步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凸显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成熟性。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红宇对《财经》记者说:“总体而言,造成这次农民工失业和返乡的本质问题,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危机外部的影响;二是城镇化滞后,无法解决户籍制度后面的教育、卫生、社会福利、救济等问题。”
这个观点可以在现实中得到印证。按照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改革开放至今,随着工业化推进,中国城市化率已经提高至45%。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然而,城市化率的提高所对应的,并非农村人口的减少。
来自公安部的统计数字则显示,中国的农村户籍人口仍高达9.5亿人。若按照目前城市化的比率推算,这一数字本应只有7.3亿人。
矛盾并非存在于数字本身。数字之所以出现缺口,是因为凡是一年中在城市生活超过六个月以上的农民工,在官方统计中已被纳入城市人口的范畴。可是,他们又并不曾拥有一纸城市户口,也难以享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因而在法律意义上的身份仍然是“农村人”。
在识者看来,城市化的标志绝不是简单的城市建设和人口规模的扩张。只有当这些统计意义上的“城市人口”,真正成为就业稳定、生活体面的城市居民,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事实才真正改变。惟其如此,方可有效缓解城乡差距日益加大的局面,同时,这一庞大人群的消费需求才能进一步转化为工业化的推动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尚有太多制度藩篱需要逐一拆除。
2008年12月16日上午11时,《财经》记者来到东莞市社保局石碣镇分局。在那里,外来工前来申请“退保”的队伍延伸成100多米的长龙。
这其实是每年春节农民工返乡前必然上演的一幕,只不过,由于和失业潮叠加,退保人潮格外汹涌,以致于当地警方需要分批出动以维持秩序。
所谓“退保”,主要是指农民工退办企业代为办理的养老保险手续,将其中个人可以带走的一部分保费取回。这对于个人和企业,都是一笔损失。
在江门办理退保的河南太康县农民李彦彦告诉记者,她并非不愿意在城市退休养老,而是她知道,没有户口,将来并不能在当地办退休。现在她要离开了,不退保,什么都得不到。
“如果换了工作,以前办的保险也接不上。”她无奈地说。
由于和“城里人”的身份差异,无论在教育、还是医疗,甚至未来的就业机会而言,李彦彦们都无法在城市找到一份归属感。也因此,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城市仅仅是养家糊口的劳动场所而已。
事实上,虽然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严格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已逐步放开,但渐进式改革的思维惯性,令决策者在收与放之间始终顾虑重重。从历年文件的措辞可见,无论是1983年之前对农村劳动力的“控制流动”,还是1984年至1988年“允许流动”,抑或是1989年至1991年的“控制盲目流动”,直到1992年至2002年的“规范流动”,行政化的控制色彩一直挥之不去。
从2000年开始,中央政府陆续推出以取消歧视为核心的若干政策,以此进一步鼓励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化。但是,和城市化的实际需要相比,实践层面的进展显然远远不足。
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无论是在城镇规划、住房建设、公共服务,还是社区管理上,各地城市建设的思路亦未真正设身处地考虑农民工的迫切需求,相应的财政投入十分有限。
很大程度上,基于对城市设施无法负荷农民工大量涌入担忧,保持农民工“双向流动”状态成为主动的政策选择,制度层面的彻底改革一再延后。
此外,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制度结构,也使得在参与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农民极为有限的利益大打折扣。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树凯认为,国家应该把农民工纳入城镇体系,让他们享有和城里人一样的社会保险和失业保障等福利制度。针对当前特殊的形势,国家在保障城镇低收入群体利益之时,也应考虑到留城的农民工。
张红宇则提出,政策层面要提供新的思路。一方面要继续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要求,实现产业转移;另一方面要在真正意义上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化。他建议,沿海发达地区可先行一步,让农民进城以后可以“留得下来”。大城市如果缺乏条件,可以先在中等城市逐步放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指出,要实现城镇化,必须要正确认识农民工问题,“要稳定这些长期在城市就业、定居的农民”,要考虑他们未来的就业增长空间,为此需要制定专门的政策,进行专门的投入。
经济学者、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更是建议,应开发并发展农民工就业新市场。
实践证明,那些吸纳的外来劳动力较多的城市和地区,经济竞争力必然较强,发展必然更快。对农民工进入设置过高门槛,最终牺牲的只会是经济发展的旺盛活力。
“我们不能想象,‘4万亿’的财政投入只用来支持铁路、大的基础设施和工程,却不用来支持农民工这个很有创造性的群体,就能够真正完成刺激消费,稳定就业的任务。”李铁说。
2009年1月15日,农历腊月二十,距离2009年春节只有短短十天了。
这天,在江苏昆山富士康工厂,来自甘肃庆阳县的女工董小静还在上班。班组内四成左右的工人辞工返乡,留下的她反而活多了,上班时间由每天八个小时增加到12个小时。
第6篇：返乡创业青年个人发言材料范文
【摘 要 题】共和国史研究
【关 键 词】当代中国/政治运动/人口迁移/知识青年/一代人的形成
【正 文】
四、社会抵制的形式和效果
(一)失效的融合导致消极抵抗
由于种种原因，知青并未融入农村社会，他们没有变成“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对此只能做一概述。第一个原因是，大多数知青并非真正自愿，而是被迫成了志愿者；其二，与他们在城市上学时的条件相比，物质、文化和道德条件都严重下降，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不能自食其力，只好依靠父母或向村里借钱；其三，农村并不真正需要他们，而是把他们当成负担，这种状况给外人融入农民社会总会遇到的一般困难雪上加霜；其四，要求知青学习的是理想的农民，而现实中的农民与理想的农民相去甚远，结果，那些在农村呆了数年仍然无法返城的知青，成了农村的边缘群体。他们对自己的前途满怀忧虑，与那些能够离乡或当初没有下乡的知青相比，他们觉得自己的处境太不公平了。
因此出现各种形式的社会抵制也就不足为怪。1978年之前，这种抵制主要是消极的，因为社会和政治控制体制不允许进行任何反抗。异端行为经常出现，小的违法行为司空见惯，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叛逆文化或“类”文化，如知青歌曲或地下文学。（注：关于类文化的资料目前很多。两个很好的例子是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和任毅的《生死悲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当时对整个社会气氛最具破坏力的，也许是几乎所有知青为寻找出路而做的种种努力所造成的影响。知青们的命运与城里人的状况之间的巨大差异，似乎为任何恶劣的行为提供了合理依据。正是在那个时期腐败迅速扩散，这主要是因为知青及其父母为获得离开农村的资格而不择手段。同时，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意味着最不道德的人生存)在人们的思想中广泛传播。由于害怕失去回家的机会而拒绝结婚，或者相反，在返城欲望的激励下仓促结婚，给知青的性生活和情感生活造成了深刻影响。一些女知青同意与那些答应帮她们离开农村的干部发生性关系。成千上万的人采取了非法返城的过激措施，为此不得不在城里躲躲藏藏地生活。在边疆地区，有些人甚至非法越境，这要冒很大风险，而且有可能意味着永久流亡。各种形式的消极抵抗，对当时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作用。（注：这里对下乡运动的社会和道德后果的描述，是对我的著作(Bonnin， 2004)第11章的概括。它是根据访谈、文学作品和各种已出版的证据完成的。）
(二)有利的环境导致积极和成功的抵制
虽然舆论宣传仍在动员下乡，但整个社会已对下乡运动怨声载道。1973年的变革部分地是为了应付这项政策引起的最突出的难题。但它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结果是不满情绪有增无减，特别是在毛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后，人们希望尽快结束这场运动，虽然华国锋表示坚决执行这项政策，但是很多知青认为时机已到，不可错过。这一代人对官方态度的转变至关重要，他们并不想等到全国知青会议有了结果后再采取行动。（注：10月31日召开的全国知青会议由于在该问题上争论激烈，直到12月10日才结束。）10月底，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农场知青发起了一场运动，一开始只是签名请愿和在当地组织游行，随后却演变为5万知青的大罢工，并且派代表去了北京，10名代表在北京受到副总理王震的接见。尽管这些知青领袖被迫写了自我批评，以为政府挽回面子，其实这场运动大获全胜。农业部的一个副部长到云南访问，知青们用下跪痛哭来迎接他，还发生了一次集体绝食抗议。这次访问之后，有关部门便做出了与最近的全国知青会议决议相反的决定，云南农场的知青与插队知青一样，都有资格获得回城的机会。因此，当《人民日报》把知青代表的自我批评和王震的严厉批评一起发表后，几乎所有的知青立刻向农场领导告别，他们挤进一切可能的车辆去昆明，然后坐火车返回自己的城市(上海、重庆、成都、北京)(刘小萌，1998：747-748，2004：436-438；顾洪章、胡梦洲，1996：180-181)。云南知青的行动最引人注目，且具全国性影响，不过当时其他许多地方的知青也采取了行动。在黑龙江的北大荒，知青未经许可就一波一波挤进火车打道回府(顾洪章、胡梦洲，1996：182；火木，1992：318)。当时知青将这次回城风戏谑地称为“胜利大逃亡”。（注：有很多文章描述过这一过程，其中之一是刘小萌，1998：738。）
全国知青会议允许那些生病或有具体个人问题的插队知青回家。由于社会普遍抵制的运动，这种许可使那些无法通过顶替制度回家的知青都回了家。很多医生很容易被说服为知青提供(或卖)证明，也不难让大多数干部相信插队知青或他们父母的生活确有困难。“回城风”之猛让政府很难大力反对。但知青会议明确规定了三种类型的人不能回城：下放到国营农场的(他们按月领工资)；已在当地城市就业的；已在农村结婚的。很多抗议主要是由这三种人组织，原因即在于此。他们行动的结果是，大多数被安置在农场的知青都得以返城，只有一种例外：1963-1966年下放到新疆的10万上海人。从1979年春到1981年1月，在云南知青的鼓舞下，他们先后组织了四次集体行动，但当时只有极少数人得到允许回上海定居。大多数呆在新疆的人(或被迫返回新疆的人)都在80年代中期非法回城，因为在新疆实行了“家庭农场”制度后，他们失去了生存手段。由于他们的原籍城市当时拒绝提供居住许可证、住房或工作，使数万人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在90年代初都拿到了城市户口，但很多人的生活十分艰难，他们没有社会保障，进入老年后也领不到退休金，虽然他们举行过无数次集体行动。（注：2001年7月和2004年7月作者与知青M. X. L. 、L. Y. O. 和R. L. Z. 的交谈。）我对有关这一特殊群体的各种可能的解释进行评估后得出的结论是，当时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央政府的态度；他们后来的困境，则要归咎于中国大陆这个最富裕城市的冷漠。
至于那些已在当地城市安排工作的知青，他们的相对分散性使他们无法诉诸集体行动，但其中一部分人也通过个人活动设法回了城。只有下放到山西的北京知青，他们中间获得非农工作的人数比例达到不同寻常的50％（注：见1985年5月15日《中国青年报》第1版。）。但仍于1985年和1986年在首都组织了小规模的集体行动表达回城愿望。不过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直到90年代初才得以返回北京。（注：2000年8月5日作者与一群前知青的交谈。）
夫妻知青也终于获准回城了，但夫妻来自不同城市的知青却面临着新问题。他们不得不在各自的原籍城市两地分居，同时力求找到面临同样问题的夫妻对换户口。最困难的是那些与农民结婚的知青，按规定是不允许他们回城的，政府打算在他们村庄附近的地方给他们找一份非农工作，后来又在附近的城镇给他们安排工作。这引起了离婚、精神病甚至自杀，因为很多知青(大多数是女性)对自己的婚姻追悔莫及。（注：事实上，很多女知青如果得不到父母的帮助，为求生存只好嫁给农民。作者2000年8月6日与曾经嫁给内蒙古农民的前北京女知青ZL的交谈；并参见刘小萌，1998：518-519。）
由此可知，除了情况特殊的极少数知青外，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下放的所有知青，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回了城。下乡运动发动和结束的两次高潮具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后一个高潮更重要：从1968年底到1970年间，大约有500万知青下乡，而从1978年末到1980年初，大约有600万知青返城。知青通过积极和消极抵抗，终于使这一运动寿终正寝，其规模之大和速度之快，远远超出领导人的初衷。此外，1978年到1980年期间的下放知青的条件虽然大为改善，政府的计划数字也变得较为适中，但下放人数仍远低于这一计划。（注：1979年计划下放的人数至少是80万人，但实际只有247700人离城，大约为三分之一。）知青会议决定下放工作还要持续“若干年”，但在1980年就突然停止了。这是1949年以后的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案例。对于中国的国家体制与社会的关系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当然，完全是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才使这种成功成为可能。
在对付1978-1979年的知青集体行动时，当局运用了它的大部分惯常的手段：对示威者按不同类别进行分化；防止串联；批评且常常惩罚示威领袖；强调全局利益高于局部利益，等。但这些办法并未完全奏效，行动者得益于某些有利的环境。当时城市社会很大一部分人都饱受下乡运动之苦，因此他们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强大支持。他们有强烈的团结意识和归属感，要求简单明确，对全体知青及其父母都有号召力。最重要的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已经启动，而改革前期的“落实政策”包含着对受害者的补偿。对比文革期间试图回城的知青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别。1966-1967年回城的知青力图对抗的是毛的下乡政策，而在当时，个人的利益和要求是无足轻重的，不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做法被认为“很自私”。再加上当时知青人数很少，大多数人的“阶级出身”又不好，这使他们不易得到别人的同情。最终他们的要求以失败告终。
十年后的政治气氛已大为不同。在1978-1979年的知青行动中形成的国家体制与社会的关系，反映着一种新的社会游戏规则，它或多或少一直延续至今。国家开始承认存在着一个有自身需要和愿望的社会，为了促成较为和谐的社会气氛和实现四化所需要的经济活力，需要对它们给予尊重；抗议者敢于提出他们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是限制在一定范围的，必要时还会做出自我批评。作为交换，当局也会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例如云南的情况。虽然距公民社会的形成尚远，但乌托邦式的社会模式也已风光不再。由于1978年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这些变化，再发动一场1968年那样的下乡运动，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五、中长期后果
(一)经济后果
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知青是农民的一个负担。在1957-1977年间，中国的可耕地减少了11％，人口却增加了47％。1978年，农村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为0.3公顷，相比之下，日本是0.7公顷，印度是1公顷，美国是48公顷(见Yeh， 1984：692)。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并不需要外来的普通劳力。虽然知青也许能为开垦荒地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这种贡献是有限的，因为当时的政策既未考虑经济收益，也没想到生态平衡。在“十年文革”期间，政府投资了46亿元建立垦荒农场，但收入只有14亿，亏损32亿(见田方、林发棠，1986：76-77)。由于优先强调“再教育”的目标，也由于领导层缺少专业人才，这些农场知青付出的大量劳动一无所获，甚至有害。特别是在西北，毁林种田和以农代牧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参见胡焕庸，1985；原华荣，1985)。20世纪70年代末几乎所有知青突然离开农场，除了1979年在南方的春耕期间外，并没有引起大的问题。多年入不敷出的云南国营农场，在1980年赢利4100万元(见顾洪章、胡梦洲，1996：184)。
只有在那些缺乏基础教育的地方，极少数能够从事这种工作的知青才有益于农村的发展。但这些有限的贡献远不能抵消知青给农村社区造成的损失。（注：关于获得非农工作的知青占多大比例，只有少量粗略的统计(见Scharping， 1981：287，329)根据这些统计数字和我的访谈资料，估计这个比例为15％左右。）而且它们为时甚短，如果像80年代初那样培训当地青年承担这些工作，从长期来看效率更高。更重要的是，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漏洞百出的情况下，下放知青的努力并不能给农村的发展带来多少好处。知青离开后实行的大刀阔斧的农村改革，才为农村带来了实质性的改进。
至于“消除三大差别”，惟一可以觉察到的影响是在社会文化方面。在一个被户口制度严格分离的社会，知青的出现（注：1977年，吉林省的三个生产队中就有一个要接收知青(《吉林省志》，1998：84)。尽管吉林是接收下放知青比例较高的省份之一，但这表明在全国范围内有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接触到了城市知青。）使农民对几乎一无所知的城市世界有了更清晰的印象。同理，知青也对农村有了亲身体验，后来成为作家、电影导演或社会科学家的知青，也能够与大众分享他们的下乡经历和反思。但是，促进这两个世界相互理解的效果有限，它并没有使两者之间固有的等级差别发生改变。从某个方面看，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相比，它甚至强化了城乡差别，因为对城市毕业生及其父母来说，获得一份城市工作，不管它是什么工作(体力或脑力)，才是最重要的。20世纪80年代初很多有关城市社会的研究表明，在下乡运动和对农村的正面宣传进行了近20年后，城市对农村和农业劳动的歧视仍很严重。（注：1978年底，政府仍然把“创造一个务农光荣的社会新风尚”作为工作内容(见1978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第4版)。）
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双方的相互了解只能使一个事实变得更加醒目：生活在城市拥有很多特权，如享受食品补贴、福利和文化活动。在下乡运动期间，城乡之间的客观差距并未降低。农业和非农业人口的消费比例从1967年的1∶2.26上升到1977年的1∶2.91(国家统计局，1983：484)。下放知青增加了农村的人口压力，因此只会扩大城乡差距。下乡运动对缩小城乡人口的身份差距也不起任何作用，因为它并没有使户口制度发生改变。相反，这一政策更加突显了拥有城市户口的重要性。毛去世后的经济改革允许农村人口向城市移民，在减少城乡差距方面更加有效，尽管这种差距至今依然很大。
在降低工业化成本和减少失业方面，也没有带来正面的“收获”。1968年出现的就业问题主要是文革引起的，只要严格贯彻阻止农民进城找工作的规章条例，这一问题在几年之内就能得到解决。然而我们看到，在下乡运动期间，城乡之间其实仍然存在人力交换。尽管把知青转移出城，固定员工的数量仍持续增长，而1967年到1977年期间的工业生产率却在下降。工业投资的利润率从1966到1976年间下降了44.1％(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1987：224；Li， 1984)。从长期来看，文革后的下乡运动使城市失业和城市人口增长问题进一步恶化，因为进城取代下乡知青的农村居民数量和返城知青的数量加在了一起。下乡政策的终结和知青返城给城市就业带来了严重问题：1979年就业缺口为2000万。很多青年、新毕业生和已经不太年轻的知青，不得不等待数年才能找到工作。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被迫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如对劳动效率有害的顶替制度。但从长期来看，这也促使他们采取一些新的措施，如做出有利于轻工业和服务业的调整，恢复私人和集体所有制，改革工作分配制度，它们都加快了向更有活力的经济的转变(见Bonnin， 1988)。因此可以说，知青返城比他们离城对城市经济更有利，因为这迫使政府放弃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模式和就业制度。 即使我们只考虑下乡运动的时期，下乡政策似乎也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任何好处，当然也不会对政府财政有什么好处，它为安置知青而背负着沉重负担，尤其是1973年为改善知青生活条件而进行改革之后(见表5)。
表5
安置知青的政府支出(1962-1979)
(单位：千元)
年份
财政支出[*] 实际支出
建房用木材
建筑面积
供应量(m[3])[**]
(m[2])
1962-1972
2501310
1986818
1973
479500
321849
1974
844013
809960
871281
11234984
1975
900000
930309
796185
12487456
1976
1072750
870760
693002
10396633
1977
948310
821897
619273
8549887
1978
401862
491700
365675
3936152
1979
395226
345674
88377
860851
总计
7542971
6578967
3433793
47465963
资料来源：顾洪章、胡梦洲，1996：309。
*根据该书资料，所有财政支出最终都用于知青。余款被用于帮助留在农村的已婚知青或返城后找工作的知青。
**只是在1973年后，知青住房所用木材供应才纳入政府供应计划。此前无详细数据，上书估计1962-1979年间的数据为580万平方米(218页)。
上面这些数据仅仅是直接的政府支出，它主要包括付给知青的“安家费”——虽然这些钱对于解决他们的安家和日常生活问题很可能是杯水车薪，不包括地方政府、农村接收单位和父母所在的城市单位(这些单位1973年后被迫承担了沉重负担)的支出，也不包括维持分管知青机构的所需开支。据某些地方的估算，这些开支与政府的直接开支一样多(顾洪章、胡梦洲，1996：218；刘小萌，1998：842)。这样算来，实际支出大约在150亿元左右，这还不包括被迫为孩子提供大量资助的父母的支出。在1968年到1979年下乡运动期间，政府的总支出相当于同期政府预算的1.5％。在运动的末期，改革派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些支出的不合理性。据传，邓小平曾在内部说，“国家花了70亿，买了四个不满意”。“四个不满意”是指农民、知青、知青父母和政府都不满意，这一说法据说是出自李先念之口(见顾洪章、胡梦洲，1996：158)。
但是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场运动造成的长期经济损失，主要还不是金钱意义上的损失，而是那个时期教育水平的整体下降。
(二)政治和意识形态后果
1968-1969年的大规模下乡运动的目标虽然没有明说，显然是为了结束红卫兵运动，就此而言它是成功的。但从长期来看，它的后果确实是消极的。下乡政策导致的不满、林彪事件之后出现的幻灭感，以及农村地区社会和政治控制力的相对薄弱，使知青一代滋生出文化和政治上的叛逆倾向。
至于根据革命品质而不是专业成绩选拔精英的方法，以及藉此实现一个平等社会的目标，也没有取得什么积极成果。除了在战争或革命时期，以道德作为提拔精英的社会制度难免导致伪善和因循守旧。这两种现象在下乡运动期间也泛滥成灾，因为离开农村的必要前提是，你必须公开宣布自己打算永远扎根农村，你要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表示支持这场运动的信条。这自然会导致对所有理想主义说辞的普遍怀疑。此外，由于对知青进行奖励的决定权掌握在干部而不是“群众”手里，这种选拔制度必然导致阿谀逢迎和腐败。正如我们所见，下乡运动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严重道德败坏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在实现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方面，它也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变化。工人阶级子弟因阶级偏见而有所获益，但远不及干部子弟：他们的父母地位优越，能够保证让他们返城并获得好工作。当时只要一涉及干部子弟，世袭制身份继承就会得到加强。与文革之前相比惟一重大的变化是，知识分子家庭背景的大量青年被排除在特权阶层之外。毛的政策未能阻止“新阶级”重新出现，它只是把“坏分子”清除出了这个阶级。
“按思想品德选拔”的制度，从长远看对国家的发展也造成了不良后果。当权者试图以此培养“革命接班人”，而不是高水平的专家，甚至牺牲了普通教育。文革期间学校停课，从1966到1976年，一代城市青年几乎一半被下放到农村，大学和技校学生数量锐减，技校毕业生减少大约200万人，大学毕业生减少100多万人(见张化，1987：150)，城市教育水平下降。下乡运动是“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将学习成绩与城市青年的前途割裂开来，造成了大量的人才浪费，对“读书无用论”的泛滥起了重要作用。
至于让城市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把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则是失败的。知识青年变成农民且安于这种身份者微乎其微。下乡经历没有使他们变成献身于实现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而是学会了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他们没有成为雷锋那样的纯粹利他主义者，而是学会了在艰苦条件下为个人生存而奋斗；他们对任何绝对理论都持怀疑态度，并且只相信自己。
这一代人被称作“失落的一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那一代人一样，他们的幻想破灭了，他们不再尊重孩提时代学到的价值观；他们也失去了在最佳年龄接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又被称为“耽误了的一代。”（注：例如，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席王照华就采用了这一说法，参见岳军柱，1994：19。）当政府将目标转向四个现代化、重新强调教育和文凭的价值时，这种教育机会的损失就更加可悲。1977-1978年恢复了高考制度，为给他们提供机会而规定了特殊的年龄标准，但他们中间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进了大学。其他很多人为了挽回部分损失，选择了上夜校和电大。
不过，也不能仅仅从负面角度描述这一代人。他们还是“思考的一代”。他们从自己的经历中也有所收获。20世纪70年代末重新获得学习机会的人，实践经验和知识的结合使他们受益匪浅，至少在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是如此。虽然这一代人在最高层缺少代表，但是人们公认，当过知青的干部和企业家比普通人更务实、更果断。
知青还有同属一代人的强烈归属感，这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团结意识，现在仍然如此。但大多数人为这种特殊经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在改革后的城市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变成城市劳动力的时间较晚，尤其是接受的教育残缺不全，使他们过去那个“知识青年”的称谓颇具讽刺意味。由于缺少改革后的经济生活所需要的技能，很多十几岁下乡的人在50岁时又被迫下岗(见陈意新，1999)。
六、结语
由于有了新的资料，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今天为这场运动的利弊得失提供一个总体评价要容易多了。伯恩斯坦在其著作的结语部分，对这一下乡“纲领”能否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应付过度城市化和城市失业问题的一种模式表示怀疑。虽然当时的资料有限，但他的回答却是经慎重考虑的。他怀疑第三世界的政府将这种政策强加于国民的能力，对是否值得仿效这种做法也持比较谨慎态度(见Bernstein， 1977：290-299)。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政策并没成为一个成功的榜样，即使在中国，这项实验的负作用也远大于正面作用。事实上，“纲领”一词(意味着它是面临相同难题的国家可以效仿的合理的经济纲领)似乎不适用于1968年后中国的下乡运动。知青下乡首先是一场政治和意识形态运动。当新领导人决定优先发展经济，试图用经济理由维持下乡运动时，那种“合理性”的缺陷就显而易见了。他们必须考虑到对这一运动的大规模抵制和它的另一些负面作用，曾被说成经济上具有“必要性”的知青下放，似乎也没有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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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返乡创业青年个人发言材料范文
“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年轻人以频繁跳槽为能事，以善于投机取巧为荣耀。老板一转身就懈怠下来，没有监督就没有工作。工作时推诿塞责，划地自封；不思自省，却以种种借口来遮掩自己缺乏责任心。懒散、消极、怀疑、抱怨……种种职业病如同瘟疫一样在企业、政府机关、学校中蔓延，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都无法彻底消除。只有才华，没有责任心，缺乏敬业精神，我们是否真的能顺利前行？在现实世界里，到处看到的都是有才华的穷人。 ”
“有所施才有所获。如果决定继续工作，就应该衷心地给予公司老板以同情和忠诚，并引以为豪。如果你无法不中伤、非难和轻视你的老板和公司，就放弃这个职业，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心灵。只要你依然是某一机构的一部分，就不要诽谤它，不要伤害它―轻视自己所就职的机构就等于轻视你自己。”
分析：这篇序实际上概括出了两种“有才华的穷人”。
第一种：没有责任心，缺乏敬业精神，以频繁跳槽为能事，以善于投机取巧为荣耀的人。套用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名词来解释，他们没能处理好自己面临的“生产关系”，他们对任何工作、任何创造，都缺乏一种必不可少的敬业精神。
第二种：无法不中伤、非难和轻视老板和公司的人。
上述两种“有才华的穷人”主要是指正确处理好对外关系的“穷人”。
另外，还有两种自身才华“劣根性”实足的“穷人”。
第三种：愤世嫉俗、孤芳自赏、好高骛远、自囿于内心的人。这样的人往往戴着厚厚的高度近视眼镜片，谈吐之中不乏博学知识。尽管他们人生的进程已到了其生存都有危机之际，但在他们不经意的言谈中，始终不会给柳传志任正非刘永行张朝阳们送以尊敬的口吻。对那些人生的成功者，他们的结论却常常也令人困惑的都是同一个：“老子运气不如他们而已！”他们永远把运气看做自己坠入穷人行列的理由。
第四种：怕吃苦，耐不得奋斗中的寂寞的人。在公司位置与整个人生的金字塔结构中，他们长期处于底层，不仅与车、与房均无缘，而且还常常面临裁员下岗的危险。数年过去，他还是他，既没能成为富翁，也没能搞成事业，依然徘徊于其人生的起点。甚至，摆脱滑向穷人命运的危险，倒经常成为他们不能不认真对待的大问题―虽然，他们总是没能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自救方案：如果你属于“有才华的穷人”，可以看看下面三条建议：
第一，树立“扎根于土壤的”野心。
第二，培养勤奋、坚毅的品质。
第三，营造个人财务自由，以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
团/情/快/递
全省促进青年农民工就业创业暨
共青团农村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本刊讯近日，团省委召开全省促进青年农民工就业创业暨共青团农村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团省委书记何雄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团省委副书记侯红出席会议并总结2008年共青团农村工作，对2009年共青团农村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下发了《关于做好青年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十件实事的通知》和《关于成立河南省促进青年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河南省促进农村青年就业创业
集中服务行动在信阳启动
本刊讯日前，河南省促进农村青年就业创业集中服务行动―信阳“九送下乡”启动仪式在信阳平桥区洋河镇东大街举行。中共信阳市委书记王铁，团省委书记何雄，中共信阳市委副书记王道云，中共信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乔新江出席启动仪式。仪式上，何雄了活动启动令。这标志着以返乡青年农民工为重点的“河南省促进农村青年就业创业集中服务行动”在全省正式全面铺开。
河南共青团“青年就业创业见习
基地”开始接受青年见习咨询
本刊讯近日，为充分发挥共青团的组织优势，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帮助青年积累就业创业经验，为企业选人用人搭建平台，团省委按照团中央《关于建立共青团“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的指导意见（试行）》，遵循市场机制和社会公益活动的基本规则，在全省建立了首批100个共青团“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11501个见习岗位面向社会公布，并从即日起接受青年见习咨询。
全省首家青年中心
河南援农信息服务驿站在浚县落成
本刊讯近日，全省首家青年中心河南援农信息服务驿站―鹤壁市浚县青年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在浚县落成。据悉，团省委、河南援农网将用一年的时间，投入资金1500万元，在全省范围内援建青年中心河南援农信息服务驿站100家。
漯河市开展
“青年创业榜样”评选活动
本刊讯日前，团漯河市委发出通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青年创业榜样”评选活动。活动旨在大力营造支持、鼓励青年创业的浓厚氛围，积极引导全市广大青年树立创业意识，激发创业热情，提高创业技能，为漯河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贡献力量。 漯河市“青年创业榜样”共表彰100名，其中，漯河市“返乡青年创业之星”10名，漯河市“循环经济青年能人”10名，漯河市“青年种养大户”10名。
河南油田精蜡厂
开展“青年节能PK赛”
本刊讯为充分挖掘内部节能潜力，发挥广大团员青年的主力军作用，日前，河南油田精蜡厂团委以PK赛的形式在全厂生产、辅助车间中开展以节水、节电、节汽为主要内容的“青年节能PK赛”活动。活动以该厂2009年降本增效任务为目标，围绕水、电、汽、原材料单耗开展装置间专项节能竞赛，鼓励团员青年开展岗位节能，为完成生产任务和各项经济指标建功立业。
河南青年农民叶柏林喜获第十三届
“中国杰出青年农民”
本刊讯日前，第十三届“中国杰出青年农民”揭晓，河南省正阳县叶竹园村青年农民叶柏林荣获此称号。叶柏林主要从事粮食种植行业，从做“花生经纪人”开始，发展成为经营规模土地3820亩的种粮大户。他积极推广小麦、花生新品种，采取“公司+基地+农户”形式，帮扶全县5000多户青年农民发展“订单小麦”4500亩，“订单花生”6000亩，为我国农业农村的全面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团宁陵县委举办青年农民工
第8篇：返乡创业青年个人发言材料范文
我算幸运，在年逾花甲之时读到父亲的历史，特别是那段关联“二·二八”的历史。父亲病故时我15周岁，在我年少不更事的记忆里父亲是个高大的文弱书生。而展览颠覆了我的记忆，年轻时的父亲尽管是一介书生，但血气方刚。
父亲是蒋渭水的三子，虽是名人之后却非豪门望族出身。祖父去世时他年仅12岁，家境随之凋敝。父亲有位同窗好友张汉卿，从台湾移居加拿大后曾任安大略省经济顾问。在两岸隔绝的年代里，他一直为我家代转往来两岸的家书。上世纪70年代中，张先生随访问团来到北京。他回忆祖父去世后父亲家贫困之极，他亲眼看到父亲全家以糊火柴盒维持生计。父亲读完台北二中（今台北市立成功高级中学），家中便无钱供他深造，他全凭自己的努力自学成为精通中日文的记者。虽然父亲少年时经历丧父之痛，但他成年后自觉传承渭水先生要治愈台湾患的“知识营养不良症”的社会重任。
台湾光复前，父亲在上海当记者。台湾光复后，父亲憧憬着回到台湾能为自己的故乡做事。1946年，父亲27岁离沪返台，最初在陈逸松主办的《政经报》担任编辑记者，发表了两篇当时和现在都被认为很重要的文章：《向自治之路》与《运动与地方自治》。当年，父亲还参与多家中文报纸、杂志如《人民导报》、《自由报》的创办发行工作，并四处采访，写报道发表政论针砭时弊。直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他都没有停过笔。
1947年3月，父亲和几位常在一起讨论台湾时局和前途的热血青年商议成立“台湾省青年自治同盟”，父亲亲自起草了《告台湾青年书》、《纲领》、《当前的要求》等3份文件。3月6日的《台湾新生报》一版以“要求省县市长民选建设新台湾模范省”为题报道“台湾省青年自治同盟昨成立”，“成立大会假中山堂举行，会上由蒋时钦宣读纲领：一，建设高度自治，完成新中国的模范省，二，迅速实施省长及县市长民选……”
我母亲傅百合（傅莉莉）曾抱怨过，“二·二八”事件发生后，父亲忙得都顾不上照料怀有身孕的她，反而是母亲常挺着大肚子出门去找他，生怕他在外面参加社会活动发生意外被抓走。“二·二八”事件发生的那年夏天，大哥出生了。
1947年3月底，丘念台从广东返台，父亲应邀当了丘的私人秘书。丘念台指示父亲和他的另一秘书王致远调查“二·二八”事件经过，搜集被害者的材料。庄嘉农写的《愤怒的台湾》里用了父亲收集到的被害人的资料。其间父亲还为一些“二·二八”事件受难者或受难者家属诉状，以期获救获释。4月11日，针对当时官方对“二·二八”事件的错误定性和种种贬低台胞抗争之词，丘念台上书监察院，认为陈仪的劣政是此次祸变的主因。他建议四项治标之策：慎武力以安民、肃官纪以服民、惩残虐以集民、赦胁从以安民。5月，父亲随丘念台到南京，向当时的国民政府报告“二·二八”缘由，为民请愿。为保证台湾长治久安，丘念台建议加速台湾地方自治步伐，实行县市长直选，在过渡期内，应促成台胞对祖国大陆的了解与沟通，加强祖国文史教育，尽力消除省籍隔阂。然而当时的国民政府没有接受丘的建言献策，采取了更加粗暴专横的手段派军队来台镇压不满专制统治的台湾民众。
记得小姨对我说，“二·二八”事件后，我父母为避风险曾躲到外公外婆家。二姨记得，当时父母匆匆离开台湾时留下了一些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籍，二舅因阅读这些书籍，被当局抓捕并判刑关押在绿岛数年。“二·二八”后的全台弥漫着恐怖血腥，父母亲无法安全留在台湾，只好远走他乡，不忍不满周岁的儿子跟着他们颠沛流离，只好留给外公外婆照看。父亲和一批那个时代关心社会、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台湾热血青年汇聚到香港蓄势伺机返回台湾。1949年夏，在两岸局势动荡中，母亲冒着危险独自带着身孕回到台北生下我二哥。母亲跟外婆说好等到生活安顿下来就接大哥去香港团聚，母亲拖着行李走上前往香港的客轮，襁褓中的二哥被放进网袋里用缆绳吊到船上。如今回想那一幕，二姨依旧心酸。世事难料。码头一别，大哥被留在台湾，没机会在父母亲身边长大，缺失了父母的关爱呵护。
1951年，父母亲带着二哥辗转香港、福州来到北京，父亲重操旧业，开始了对日广播节目的翻译编辑工作。1968年底，父亲因急性肺炎吐血被送进贴满大字报、混乱不堪的医院。12月28日得不到救治的父亲凄凉离世。那时的我完全没有想到父亲的生命会在内心痛苦煎熬身患重病戛然而止，以至后来的许多年我会常常自责没有更多关心和宽慰他。我家兄弟姊妹四人，大哥二哥生于台北，我和弟弟出生在北京。父亲去世时，大哥在台湾，我们断了联系。那时我们被惊吓悲痛折磨得不知所措，不知道也没办法把噩耗传至台湾。5年后从加拿大转来大哥的信，信中他抱憾想再见一面的父亲再也见不到了。1978年，母亲终于有了机会从北京去香港与大哥会面，30多年后，相隔两岸的母子相拥而涕。
父母一生饱尝血雨腥风的险恶，特别是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有一天会踏上归乡的路回到台湾。1998年，我第一次回台湾，第一次去台北大安六张犁给祖父扫墓。双掌合十站在墓碑前，我耳边响起父亲临终粗重的喘息声，母亲夙愿得偿，在她有生之年两次回台探亲。2002年除夕夜，我们兄弟姊妹四人有生以来第一次团聚，也是第一次四人和母亲一起在台北过年，大哥二哥半百有余，我和弟弟亦近半百。
第9篇：返乡创业青年个人发言材料范文
辛勤创业终有成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凭借在家学习的装修技术，高金礼满怀自信和对美好未来的幢憬告别了家乡，踏上了发往北京的列车，为实现自己的生活理想而出外闯荡世界。凭着一手过硬的室内装修技术、坦率诚实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经过多年的拼搏，高金礼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打工仔，一跃成为现在拥有上千万元资产的老板，自己在北京注册成立了北京高雅鑫装饰有限公司，并经营着一个装饰材料经销部和一家装饰材料加工厂，购买了住宅楼和私家车。高金礼致富以后，积极主动向国家缴纳各种税金，力求做一个奉公守法的爱国商人。由于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北京高雅鑫装饰有限公司20**年被评为北京装饰行业先进单位，20**年6月被认定为全国住宅装饰行业质量服务“诚信企业”，20**年8月被评为北京市家装行业20**年度“优秀会员企业”和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承包“三级资质”。高金礼本人也于20**年3月被评为“**省在京务工（创业）先进个人”，20**年8月被评为“中国建设系统优秀企业领导”。
致富不忘带乡邻
致富后高金礼没有忘记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他充分发挥自己在北京建立的就业优势，每年都要从家乡带出二、三十名青年团员或党员，自费为他们办理好在北京务工所需要的一切手续和证件，或让他们在自己公司帮忙，或通过关系想方设法将他们安排到其他有发展前途的公司就业。他还亲自向他们传授装修技术，以回报党组织多年对他的照顾。高金礼还利用在北京见多识广的机会，及时了解市场行情，将各类致富信息通过电话传送给家乡。本村村民刘士安以前苦于致富无门路，高金礼通过多方了解和细致调查之后，就建议他种植大棚蔬菜，特别是重点栽植夏阳白菜，并购买有关科技书籍寄回老家，供刘士安学习。经过几年的摸索，刘士安不仅自己靠种大棚蔬菜发家致富了，而且还带出了一个大棚蔬菜专业村。高金礼在每次回家探亲的时候，只要了解到乡邻想致富却因经济困难而无法实施时，就慷慨解囊，拿出自己的钱来帮扶他们，为他们买猪买羊或添置生产必需品。高金礼为父老乡亲提供了致富机会，增加了收入，带出了很多致富能手。
关键时刻显身手
20**年，“非典”疫情暴发之时，高金礼身在疫区，心系家乡疫情。他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积极开展劝阻民工返乡工作。但是劝返工作困难重重，部分民工对身在疫区怀有恐惧心理，还有一部分民工年龄偏大，思乡心切，有的民工准备溜到火车站偷跑回家，有的甚至采取消极怠工的办法跟高金礼同志开展劝返工作较上了劲。在这些困难面前，高金礼并没有退却，他暗下决心，一个都不能放走。他先从本公司员工入手，把家乡党委、政府寄来的《致在外打工乡亲的一封信》复印给每一名员工，做到人手一份，不漏一个。他还采取集中开会、个别谈话、板报宣传等形式，向在京民工详细介绍“非典”防治措施和国家政策，使他们认清返乡的利害关系。为解除广大民工的后顾之忧，高金礼还向民工宣传，家乡党委、政府已经成立了工作组帮助未返乡人员进行午收、午种，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同时，高金礼还用自己的积蓄为民工购买了口罩、消毒液等预防用品，增加他们的工资，从物质生活上对民工进行补助，消除了大家的恐慌心理。在做好公司内部职工劝返工作的同时，高金礼还千方百计地跟在京的其他务工人员取得联系，宣讲家乡的政策和措施，劝阻乡亲们不要在非典流行期间返乡。通过他的不懈努力，当时共有120多名颍州区在京务工人员情绪稳定，安心打工。颍州区委组织部号召全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向高金礼学习，《阜阳日报》以“一个都不要走”报道了他在京劝农民工不要返乡的事迹，**《现代农村报》则以“民工不返乡，困难有人帮”为题介绍了他的先进事迹。
率先垂范作奉献
20**年5月，颍州区驻北京流动党支部成立，高金礼被任命为党支部书记。由于当时条件比较艰苦，党员开个会连个地方也没有，党支部就在公司不上班时，抽空组织党员到公司里学习或者活动。20**年5月，高金礼决定在公司新购的办公楼内，专门辟出两间20多平方米的房间，作为北京流动党支部的党员活动室，流动党支部也终于在京城有了“一席之地”，流动党员也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家”。自党支部成立后，高金礼就针对党员白天工作不便学习的实际，采取“党员夜校班”和“节假日补习班”方式组织入党积极分子和党员学习，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同时定期或不定期面对面为外出打工者讲解政策及法律法规知识，党支部得到当地在京务工人员的信任。20**年5月，当得知四川汶川地震消息后，高金礼立即召开了流动党员大会，动员党员带头向地震灾区捐款。在他的带动下，仅仅一天时间，该公司党员和员工就向灾区捐款6840元（其中党员缴纳特殊党费3200元）捐献衣服9600件，为灾区人民献上了自己的一片爱心。
同年，为了使百年一次的奥运盛会在北京圆满成功，为了响应北京市委号召有些事情受到限制，高金礼提出方案，让一部份农民工暂时休息待工，或到周边城市进行打工，为期间7月1日至8月20日。在农民工待工期间，公司拿出每个农民工1000元生活补助费。奥运结束后，面临着“金融风暴”席卷全球，而北京也不例外，为2009年打好基础，由高金礼出面联系其它厂家进行签订2009年合同，公司利润减少，而农民工工资不减，也不裁员,反而为了新的合同的需要增加并招进新的农民工，对他们进行技术培训，给明年打好基础。
艰苦维权无悔言
20**年春节前，有不少农民工到驻京流动党支部找高金礼反映，他们急于回家过年，但老板却一直拖着不发工资。高金礼就带着几名党员，天天跑到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工地上，多次找建筑公司协商，并聘请了一位法律顾问，通过法律武器，最终帮助农民工讨回工资81万元。从这以后，有很多人来找高金礼，不仅是程集本镇的，就连其他乡镇在外打工的也找到他，让他出面帮忙讨薪。
在帮助农民工讨薪的过程中，他觉得主要是一些农民工不知道怎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就积极与家乡联系，在颍州区委组织部的协调下，20**年11月，颍州区政法委和司法局就依托北京流动党支部，在北京设立了阜阳市颍州区驻北京市朝阳区农民工维权联络站，任命高金礼任站长，由颍州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法律援助志愿者给予援助，义务受理农民工维权案件。当年12月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还对维权站的成立进行了报道。
颍泉区姜塘乡一名女工盛勤，在北京郊区一家江苏人承包的葡萄园干了三个月，由于自己有胃病不能干活，手中的钱也花完了，想回家老板又不结工资。维权站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高金礼多次到该公司找经理，但经理始终躲着不见，也不知道对方电话。在与该公司领班人员攀谈时，高金礼了解到该公司每个月只借给员工300元零花钱，其余到年底才结工资，干不到一年的工资不结。高金礼听后十分生气，这不是明白地坑害农民工的利益吗？他就自己想方设法终于找到经理办公室，但任凭他怎么敲门，经理就是不让他进门，他就在门外进行据理力争，40分钟后经理才打开门让他进来。在与经理交谈3个多小时时间内，高金礼把国家保障农民工权益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向对方进行了阐明，最后终于使对方答应了结算盛勤的工资。第二天上午，对方就来了电话让盛勤到财务室领取了工资3600元。像这样的事，高金礼自己不知跑了多少路，受了多少气，但他却无怨无悔，他说，看到农民工兄弟拿到自己应得的钱，再苦再累他也觉得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