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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地方政府网络定情。应对能力探讨论文选题的原因。是什么？问题太复杂。回答不了你。
全媒体时代，如何积极有效应对网络舆情业界认为媒体微博主要有三个功能：形象塑造、关系建设、公共信息服务。微博有很多优点，诸如稳定、简单、快捷；但微博也有其致命缺陷，例如其庞大、广泛、不确定的受众面让用户不好把握这样的多元互动。基于视野窄化的原理，从个人情趣爱好出发，微博用户会选择具有某些一致性的人进行关注，这种用户偏好聚合下的自我的议程设置，逐渐形成一个舆论群体。要想使得自我议程设置成为公众议题，媒体微博必须要善于分析自身受众心理，发布适合一部分受众的内容，不断提高粉丝的参与度。媒体微博在运营时要注重策略调整，通过形象塑造、信息推送、意见领袖、话题策划等策略增加自身微博的影响力。微博言论空间的自由性及巨大的发表空间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公开透明，其裂变的传播效果增强了微博舆论监督功能。媒体微博在其传统媒体的强大的影响力基础上提高了信息的实效性，通过强互动凝聚舆论力量，在热点事件当中自成一派，引导舆论走向，形成密集的监督网。在新媒体时代，如何做好舆论话题的引导，如何掌握主动权，这是我们当下急需的。一、学习认识新媒体，进一步认识新媒体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新媒体有着明显不同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媒体的特性，认清这些特性，才能更好地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新媒体在信息发送上具有即时性。传统媒体反映的是新近发生的事实，而新媒体却能将正在发生的事实瞬间告知公众。这给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带来了新的挑战，政府部门和传统媒体必须转变观念，学习认识新媒体，通过新的传播渠道及时发言、传播资讯。一些政府部门已经开设了官方网站、博客、微博等，积极疏通传播渠道。事实证明，善于运用新媒体，及时回应民意诉求，对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对提升自身影响力，都十分有利。新媒体在信息传播上具有互动性。无论是参与网上讨论、转发手机短信，还是转载网络言论，受众常常集信息的接受与传播于一体，传统媒体时代“我播你看”的单向流动，正向“全民参与”的传播模式发展变革。这带来了传播内容的极大丰富，各种信息都被拓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社会思想意识加速多元化，传统的舆论引导格局正经受着深刻的冲击。新媒体的出现，既为公众参与政治生活开辟了新通道，也为党和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无限可能。领导干部需要改变执政理念与方式，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和途径，搭建起党务公开、政务公开、优化决策流程和执政方式的新平台，及时、全面地与公众沟通。新媒体在信息接收上具有集群性。集群式接收、个性化传播是新媒体的又一明显特征。不同年龄、收入、职业、兴趣的人们在对信息的鉴别、筛选上，具有一定范围内的趋同性，这种趋向促进了新媒体的发展，新媒体的出现又加速集群性进一步走向深入。舆论格局的变化，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继续延续以往“批量生产”式的传播方式，传播效果必然要大打折扣。二、善于运用新媒体，是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新突破口置身新媒体时代，怎样更好地传播主张、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怎样更好地化解矛盾、在危机事件发生后掌握主动地位，怎样更好地听取群众呼声、进一步改进工作，都是摆在执政党和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命题。媒体技术、传播手段的更新，为进一步联系群众、更好地服务群众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一要合理设置议程。传统媒体主导的传播形态，其特点是“一对多”，媒体往往能够引导和控制舆论，起到议程设置的作用。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如果点击率够高、转发量或转载量够大，普通人的言论一样能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引发社会大讨论，传播形态变为“多对多”。研究发现，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体与受众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设置议程的复杂关系。这就要求执政党、政府部门必须遵守新闻传播规律，主动出击，善于运用传播技巧，使媒体愿意围绕自己发布的信息进行报道，并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互动，产生放大效应，合理地为公众设置议程。二要处理好突发事件。突发事件消息的瞬间广泛传播，是新媒体凸显威力的重要表现。然而，怎样恰当处理好突发事件消息的发布，一直以来都是政府部门深受困扰的一个问题，新媒体的介入，使这种困惑更加凸显。当前，新媒体逐渐成为热点新闻的首发媒体，而政府部门和传统媒体却频频在第一时间失语。公众被具有震撼性的消息“击中”后，很快开始参与各种猜测和讨论，这固然印证了新媒体传播之快、影响之大，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也是权威解释缺席后情绪焦虑的一种反映。在传播技术足以颠覆传播形态的今天，不敢说、不愿说、说不好都需要摒弃和改变，人们呼唤政府部门改变心态，尊重公众的知情权，真正从有利于事情解决的立场出发，在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前提下，利用好新媒体这支利器，将事件真相和处理结果及时告知公众，平息不实传闻，主导社会舆论。三要做好舆情分析。从根本上讲，网络舆情监测要求达到实时性、全面性和准确性。多瑞科舆情数据分析站能满足系统舆情信息服务市场三个要素，实时性：舆情获得越早，给应对和处置留下的余地就越大，而网络舆情的发展往往是爆发式的，机会稍纵即逝，一旦错失最佳时机将追悔莫及；全面性：网络舆情容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信息量大，容易使很多重要信息被忽略；准确性：海量信息条件下，如何准确地掌握问题核心，不为纷扰所困，是得出正确判断的关键。“舆情是社会的脉搏”，随着网民队伍不断壮大，网络舆情越来越受重视。源自网络的言论和现实意见相互影响、融合，往往成为社会情绪的晴雨表。由于参与的门槛低，同时具有一定的隐匿性，网络舆情某种程度上更为真实地反映了大众心声。善于倾听，及时捕捉网络舆论热点，了解不同阶层群众的想法和愿望，并对公众的诉求整理、吸纳之后转化为决策依据，对密切党群关系、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三、善于管理新媒体，打造积极健康的话语场新媒体发展迅猛，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人们在为它推动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建设叫好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它需要接受相应的监督管理，规避可能带来的弊端。首先要正视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特点。匿名发言会降低传播者的责任感，致使网络上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多时候人们来不及辨识事实真相，就开始表态发言，加速了不实消息的散播；有的网站或网民为了提高点击率，将一些垃圾信息、不健康不道德的信息也放到了网上……网络传播的即时性、广泛性在这些时候“助纣为虐”，致使网络舆论走向暴力和失范，网络监管也成了一个世界难题。其次要加强立法，促进新媒体健康发展。很多国家都在网络安全、信息自由、未成年人上网保护等领域进行了立法。当前急需建立和完善与新媒体直接相关的法律制度，将新媒体置于相关部门有效监管之下。新媒体存在的舆论风险，不仅需要执政党和政府部门高度关注，公众也需对此廓清认识，提高媒介素养。要使公众了解，在享受言论自由的同时，虚拟世界同样也要讲大局、负责任，网络世界中的个人言行，一样要接受法律法规的监管。监督的作用体现在一方面优化自媒体舆论生态，另一方面培养网民的权利意识，鼓励网民以公开的、合法的途径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综上所述，新的传播格局，给传统媒体带来了极大挑战，但挑战与机遇往往并存。适时开通微博，利用这个传播平台，给信息插上飞速传播的翅膀，粘合更多的网友扩大自己的网上阵地，从而在这个网络舆论场中查知民意、发出声音、引导舆情，这是时代赋予传统媒体的使命，更是传统媒体转型的契机
1，关注社会民意发展，予以引导和调节。2，反对敌对势力和反动邪恶势力的网络进攻。3，引导网络理性发展。4，政务公开头透明。
时下,在新媒体时代,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媒体正日益影响着检察院的形象、声誉和社会公众对检察院的信任。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想不想、会不会利用媒体与社会公众进行沟通,已经成为新形势下衡量检察官执法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只有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迎接新媒体的挑战,切实加强对新媒体传播规律的把握,深入研究舆论引导规律,善待媒体,善用媒体,不断提升新媒体时代网络沟通和舆论引导能力,才能为检察工作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一、提升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能力必须善待媒体,强化媒体意识。在今天的开放环境与信息全球流动的条件下,要想有效应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多元化带来的挑战,要想努力保持并增强检察工作的舆论引导权,就必须充分认识新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全面、客观地认识新媒体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不断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一是要更新观念,善待媒体。要走出过去媒体宣传容易泄露案情、对媒体敬而远之的误区,主动加强与媒体的沟通和联系,善于研究媒体、合作媒体、关注媒体、借助媒体,把编辑记者当朋友,做到感情上尊重、工作上支持,形成与媒体上下联动、左右互动、协调高效、优势互补的工作体系,做到检媒联动,实现互助双赢,增强宣传工作效果。二是了解媒体,提高运用新媒体的能力。要通过有针对性地举办情景模拟训练、网络培训班、舆情报告会、网络论坛等活动,让领导干部学会运用在线访谈、网络评论、即时通讯等方式,主动加强对新媒体运用知识的学习,熟练掌握新媒体的传播规律,做新媒体时代的弄潮儿,不要做落伍者,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特别是检察宣传人员运用新媒体的能力和素质。同时,还要把新媒体的建设和管理纳入党组的议事日程,健全组织机构,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新媒体的管理和运行,为做好新媒体的应用应对工作打下坚实的组织基础。三是要正确看待媒体,自觉接受舆论监督。要充分意识到,面对媒体,积极的公开、主动的沟通,更能消除误解,赢得民心,越着捂着、盖着,越容易被动,滋生谣言。要不断深化媒体意识就是监督意识的观念,以更加坦诚的姿态面对公众与媒体,进一步强化接受舆论监督意识,时刻做好接受监督准备,把接受监督作为改进工作的动力,时刻想到每一次执法办案都在媒体监督之下,时刻注意维护好检察院检察官形象。二、提升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能力必须善用媒体,打造网络宣传新格局。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进步,博客、微博、微信等新传播途径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要增强检察宣传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特别是提升新媒体应用应对能力,就要全力打造检察门户网站、检察博客、检察微博、检察微信“四位一体”的宣传格局。一是加强检察门户网站建设,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要高度重视网络宣传和检务公开工作,建设好、管理好、使用好检察门户网站,把门户网站打造成弘扬法治精神、宣传检察工作、普及法律知识、丰富检务公开的有效载体。要针对队伍建设、业务工作、检务公开、检察动态等板块,专门设立与公众互动空间,让网民发表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让检察人员为网民解疑释惑,做好正面引导工作。二是开通检察博客,传播检察好声音。要依托重要网站开设检察院官方博客,及时向群众宣传检察机关的重大活动、检察队伍和业务工作的重要成果,加强正面舆论的引导,传递检察工作正能量,提升检察机关的社会形象。三是开通检察微博,加强与网民的互动交流。针对微博特有的简短、阅读方便的特点,根据受众的需求和群众的诉求,开展好发布检察动态、解疑释惑、接受法律咨询和控告举报工作。要用鲜活生动,群众容易接受的语言,减少书面化、模式化的言论,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实现面对面的交流,键对键的沟通,使微博真正成为检察机关与网民的交流平台。四是开通检察微信,密切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和沟通。要通过微信平台,在“朋友圈”群发文字、图片和视频,展示检察动态,接受法律咨询,强化微信与微友的互动;建立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和副科级以上干部的手机信息交流平台,定期通报检察工作情况,以便更有效地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监督,切实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三、提升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能力必须强化引导,及时掌控网络舆论发展方向。提升检察机关舆论引导能力,要完善好涉检舆情巡查、舆情报告、舆情研判、舆情引导四项机制,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引导、早控制,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一是建立监控巡查机制,第一时间发现舆情。在技术科、政治处应明确网络“巡视员”和“评论员”,在工作日的8点至10点、下午2点至5点、晚上8点至10点以及法定休假日,对各大网站、论坛进行“关键词搜索”,全方位查找涉及本院的新闻报道,确保监测不留死角,适时进行实时监控。二是可以借助类似多瑞科舆情数据分析站舆情系统建立舆情即时汇报反馈机制,第一时间向党组汇报。网络“巡视员”一旦发现网络舆情,要详细、准确记录舆情上网时间、主要内容、浏览和跟帖人数、群众反应、点击率等各项内容,在30分钟内向党组汇报。三是建立分类研判机制,准确鉴定舆情性质。根据舆情反映问题的性质、内容以及影响力等,对舆情进行深入分析,做到把握关键,准确定位。对涉及本院的重大舆情,要迅速查找源头媒体,在分析研判舆论热点和舆情发展走向后,迅速向网络舆情处置领导小组报告情况并提出初步处置意见;要分析涉检舆情的成因,与控申部门及舆情涉及的相关部门一道查明真实情况,并及时联系有关人员,争取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正确反应,避免陷入被动。四是建立及时应对机制,积极消除负面影响。要坚持积极回应,及时消除负面影响,防止事态扩大。及时与涉检涉法网络舆情发生的源头媒体进行沟通,做好解释说明工作,力争在源头上控制舆情进一步扩散。最大程度争取传统媒体的支持,利用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发布最及时权威的信息,影响网络舆情的走向。必要时,协调宣传主管部门,积极寻求互联网管理部门、新闻单位、网络媒体的支持,采取适时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公布事实真相,使不明真相的公众了解事实,引导视听,把握舆论导向主动权,共同化解涉检网络舆情的不利影响。网络评论员要以普通网民身份按照统一口径和指令,参与涉检网络舆情讨论,消除网民误解,引领网上舆论导向。
真正的能够化解舆情危机的方法，还是在第一时间掌握汇总舆情，再进行有效的疏导。也即是：网络舆情监控 堵不如疏。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媒体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形式，已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网友言论活跃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重大事件，都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通过这种网络来表达观点、传播思想，进而产生巨大的舆论压力，达到任何部门、机构都无法忽视的地步。可以说，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以行业常用的乐思舆情系统为例子：网络舆情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公众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热点、焦点问题所持的有较强影响力、倾向性的言论和观点，主要通过 BBS论坛、博客、新闻跟贴、转贴等实现并加以强化。当今，信息传播与意见交互空前迅捷，网络舆论的表达诉求也日益多元。如果引导不善，负面的网络舆情将对社会公共安全形成较大威胁。对相关政府部门来说，如何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及时监测、有效引导，以及对网络舆论危机的积极化解，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应有内涵。舆情监控，整合互联网信息采集技术及信息智能处理技术通过对互联网海量信息自动抓取、自动分类聚类、主题检测、专题聚焦，实现用户的网络舆情监测和新闻专题追踪等信息需求，形成简报、报告、图表等分析结果，为客户全面掌握群众思想动态，做出正确舆论引导，提供分析依据。
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管理变革探讨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人类的生活、工作与思维产生变革性影响，深刻改变着商业王国及公共管理等各个领域的面貌，“大数据”日渐成为各行业创新的助推器。当前中国网络舆情环境复杂，网络舆情危机时有发生，社会热点舆情事件和涉官涉政舆情事件不断涌现，造成社会民主生活和政治稳定间的不平衡等诸多影响。大数据背景下的网络舆情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网络舆情管理变得日益复杂和重要，如何抓住大数据时代为网络舆情管理变革带来的机遇，以“大数据观”变革传统网络舆情管理思维，准确把握网络舆情的内在特征及其在演变过程中的潜在规律，实现网络舆情管理在思维、模式以及技术上的创新，对于新形势下做好网络舆情引导工作，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大数据时代必然要求网络舆情管理变革
“大数据”概念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2011年麦肯锡咨询公司发布其研究成果《大数据：下一个创新、竞争和生产率的前沿》，使这个概念得以大范围推广。2012年3月29日，奥巴马宣布将投入2亿多美元启动“大数据发展和研究计划（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将“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近两年，大数据备受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部门的关注，成为国内外强有力的前沿词汇。大数据又称巨量数据、海量数据、大资料，指的是所涉及的数据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是必须通过深度挖掘、计算、分析才能创造价值的海量信息。大数据在体量、复杂性、产生速度及价值密度四个方面都极大地超越了传统的数据形态，具有4V特征：大量（Volume）、多样（Variety）、高速（Velocity）、价值（Value）。数量庞大的网民通过论坛、微博、微信等多种途径方便快捷地发表言论观点，网络舆情的规模和复杂性急速上升，体量巨大而价值密度低，其内在特征的变化必然要求实现网络舆情管理的变革以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这些要求主要体现在四个“转向”上。
（一）从监测转向预测。大数据的核心和目标就是预测。复杂网络的研究专家巴拉巴西认为，“93%的人类行为是可以预测的，当我们将生活数字化、公式化以及模型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大家都非常相似。生活如此抵触随机运动，渴望朝更安全、更规则的方向发展，人类行为看上去很随意、很偶然，却极其容易被预测”[1]。例如，亚马逊可以推荐我们想要的图书，淘宝知道我们的喜好，而人人网可以猜出我们认识谁。传统网络舆情管理把监测已经产生的舆情信息作为起点，这种明显的滞后性使其在网络舆情危机的应对中处于消极被动的位置。而目前留给突发事件的处理时间越来越少，从传统的“黄金24小时”变为“黄金4小时”，如此短的时间使舆情分析和决策尚未来得及参与进来，整个事件就已经造成了爆炸性的效果。在大数据时代，通过挖掘数据相关性，把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的数据上进行分析，在敏感消息进行网络传播的初期就提前开始监测，然后建立模型，模拟仿真网络舆情的演变过程，使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倾向性变得可以预测。
（二）从节点转向网络。由监测舆情转向预测舆情的目标实现，最关键的大数据技术就是挖掘数据的相关性。在小数据时代，由于受到数据库和计算分析能力的限制，无论是对于因果关系还是相关关系的追寻，都耗资耗时，并且易受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特定领域隐含的固有偏见的影响，无法保证舆情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因此传统的网络舆情管理只注重舆情内容的监测，通过分析单个数据节点，如网民“说什么”来抓住比较浅层的社会语义表达。大数据则在保留了原始数据的同时，记录了网民“为什么这么说”背后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关系网。按照大数据思维，每一个数据都是一个节点，可无限次地与其他关联数据形成舆情链上的乘法效应——类似微博裂变传播路径，数据裂变式的关联状态蕴含着无限可能性[2]。通过对海量信息的解构与重构，充分整合政府和企业的数据资产，利用一系列飞速发展的新技术和新工具，描绘、测量、计算各节点之间的关系，深度挖掘数据的相关性，以此排除偏见和视觉盲点，掌握易被忽略的社会动态，预测舆情的发展趋势。因此大数据时代必然要求网络舆情管理变革其监测系统，由节点转向网络，把握相关性，进而分析舆情背后的社会互动，乃至网络族群之间的界限和相互勾连。
（三）从定性转向定量。舆情分析师或解读者从自身经验和视角出发，在传统网络舆情管理的过程中进行定性分析时，必然使其分析结果带有个人价值与理念的主观印记，甚至不同的舆情机构对同一舆情事件会得出相悖的结论。在大数据时代，所有元数据都可通过量化关联转化为有价值的信息，并实现多次利用，每一次利用都是一种创新，大数据成为网络舆情定量管理的力量源泉。尽管数据的相关性决定了某些数据价值的潜藏性，但新技术、新软件的出现使得通过数学分析实现数据的价值转化变为可能。而多维解读舆情和新的深刻洞见的揭示，使舆情分析结果的全面性和客观性大大超越传统的网络舆情管理。但数据的量化并不等同于简单的“数字化”，而是数据的可计算化，舍恩伯格将其称之为“数据化”，是指一种把现象转变为可制表分析的量化形式的过程[3]。“数据化”使态度和情绪转变为一种可以分析的形式，网络舆情的相关信息得以进行深入分析，一些社交媒体如Facebook、Twitter、QQ、微博、微信等坐拥大型数据的宝藏，一旦实现对其自身数据库的深度利用，就能轻易获得社会各个领域和所有用户的几乎全部动态信息。
（四）从样本转向全体。在传统的网络舆情工作模式中，所采集的舆情关联数据仅为样本信息，构建的数据库结构单一、数据量有限。其数据源一般是基于抽样或者针对重点网络站点进行的数据抓取，仅能对小规模、有结构或类结构的数据进行分析，标准不一，难以在不同领域中通用。同时，样本分析并不能保证结果的准确，即使分析方法和操作没有问题，但采样过程的任何偏误都将使舆情分析结果与事实相去甚远。大数据体量巨大，从TB级别跃升至PB乃至ZB级别，完整记录了社情民意，成为人类生存痕迹和心理变化的记录仪。采样的目的是以尽可能少的数据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但大数据是建立在掌握所有数据，至少是海量数据的基础上的，在数据处理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变革传统舆情管理思维与方法，改变采样的惯性行动成为必要。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网络舆情自动分析系统，全天候自动搜索并采集与目标舆情看似毫不相关实则具有内在关联的信息，在抓取和收集页面之后，对信息自动分类、自动获取关键词、自动内容分析和自动报警等。样本扩大至几乎全体，舆情分析的结果更加客观可靠。
二、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管理变革的效应前瞻
抓住大数据时代变革网络舆情管理的新机遇，迎接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管理的新挑战，顺应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管理的新要求，变革与创新网络舆情管理将会产生良好的管理效应，实现新时期网络舆情管理的升级转型。
（一）实现“防火”式管理。传统的网络舆情管理因为无法把握数据相关性，不能准确预测舆情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采用的是“灭火”式管理模式。政府通常在舆情产生或者已形成舆情危机的情况下才开始采取措施，如发布信息、引导舆情、满足诉求等，以此达到“灭火”效果。在此种模式下，政府经常被动陷入网络舆情漩涡，由此形成视网络舆情为“敌情”的偏见。为了摆脱这一困境，政府总是试图“控制”、“引导”和“应对”网络舆情，以一种上位者的姿态去支配、主宰网民及其舆情表达的方式。然而，若网民在网络舆情中的主体地位得不到保证，网络舆情就会失去其“减压阀”的功能，网络舆情问题将会是治标不治本。大数据时代，政府转变网络舆情管理思路，变革网络舆情管理模式，应用大数据技术对网络舆情进行关联分析、级别划分、聚类分析和倾向性分析，将实现“灭火”式管理到“防火”式管理的转变。通过寻找“导火索”与“减压阀”之间的平衡点，在发挥网络“民间舆论场”作用的同时，将网络舆情危机扼杀在摇篮里。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抓取海量数据来追踪恐怖分子和监控社会情绪，在“阿拉伯之春”中，通过大数据分析多少人和哪些人的立场从温和变为激进，并“算出”谁有可能会采取有害行为。
（二）打捞“沉没的声音”。大数据源于互联网的分享、开放，但“数字鸿沟”的存在却使“信息穷人”与网络隔绝。尽管互联网的发展使这一部分人的比例越来越低，但发展不均衡性的扩大意味着现在和将来仍然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将无法提供任何数据。即使是那些能够充分利用网络的人群，也有可能因为在某种情境下成为舆论中的弱势群体，或者因其在舆情主流中的异质思维而选择不在网络上发声。当然，这种选择既可能是主动也可能是被动的。正如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弗所言，“一个国家最不活跃的人群，为占大多数的中间层次。他们是在城市工作和在乡间务农的正派老百姓，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受分据社会光谱两头的少数人——最优秀的人和最低劣的人所左右”[4]。显而易见的是，单凭技术体系构筑的大数据平台无法真正获取“全部数据”，通过改革网络舆情管理去打捞那些可能代表某一个群体或一定数量级的“沉没的声音”十分必要。因此，全面思考和理清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管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通过“大舆情”观念的构建，变革网络舆情管理的工作理念和模式，将有利于打捞“沉没的声音”。例如，将舆情服务与社会调查相结合，重视实地调研与第一手材料的采集，而不是把网络舆情管理捆绑在技术上，将避免得到不全面的舆情或做出误导性决策。
（三）识破“伪舆情”。当前备受关注的网络舆情，越来越成为依存于影星式的学者、影星式的记者、影星式的商人和影星式的政客为中心的“伪舆情”[5]。重大敏感事件发生后，部分网管和有影响力的舆情机构快速封堵其主观上认为的“有害信息”，选择性地编撰舆情报告，以片面、虚假的“伪舆情”影响决策层对形势的研判，使其做出符合自身利益诉求的决策。有些利益集团则精心扶植和培育自己的网络发言人，引导网民思考的内容和方向。结果，这些舆论领袖对关键事件和问题的看法在网络上大行其道，并淹没其他异质言论，使群众对真相的认知产生巨大偏差。当舆情被各方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操纵时，它便丧失了独立性，一旦“伪舆情”被识破，舆情机构就可能失去其公信力。基于全网的完整、准确和极速的信息抓取有利于为舆情分析报告提供一手的材料、纯粹的事实，从而获得真实全面的舆情，使网民在不知道“为什么”的情况下，依然能获得对“是什么”的比较公正客观的认知，并以此助力网络舆情的引导。同时，通过变革网络舆情管理的体制机制，保持舆情管理的独立性将有力识破“伪舆情”，剔除“杂音”与“噪音”，使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舆情真正成为现实世界的“镜像”。
（四）克服“盲人摸象”和“信息孤岛”。海量信息无限增长与网民关注、分析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数据爆炸”与“知识贫乏”的怪象，加剧了社会舆论的“盲人摸象”效应。大数据时代下，网络媒体促进了信息的开放和沟通的便捷，人们对公共事件的参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分众传播、个性化传播的凸显以及信息的碎片化，使得全面、深刻地关注和分析事件变得越来越困难。网民非理性、易激动的特点导致网络舆情的偏激和情绪化，网络的“群体极化”被放大。大数据时代的舆情监测是建立在传统人工和软件无法进行的全网舆情信息采集的基础上，样本扩大到全体。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网络舆情自动分析系统，避免因数据源不全面而造成的重要信息监测缺失，将有利于消弭“盲人摸象”现象。与此同时，由于信息化应用水平参差不齐，政府和企业不同的部门之间都存在“信息孤岛”问题：有多少个部门就有多少个信息系统，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数据库、应用软件和用户界面，完全是独立的体系，阻碍了数据的互通互联[6]。变革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管理的工作模式，统一舆情行业的技术标准，共享数据，建立网络舆情服务联盟，统筹政府、企业、媒体及社会力量，实现网络舆情的多元共治将有利于解决“信息孤岛”问题。
三、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管理的变革路径
当大数据给各行各业带来变革性影响时，全世界都没做好迎接这场产业革命的准备。但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更像是处在大数据时代的前夜。而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决定了中国大数据的规模为全球最大，为中国抓住时代的脉搏进行改革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这种大背景下，大数据对传统舆情管理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要使网络舆情管理变革产生应有的预期效应，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须从思维观念、方法手段、体制机制、技术保障、人才建设等路径着手。
（一）树立大舆情观念。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管理的变革，首要在于树立大舆情观念。这里的大舆情，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强调“大数据观”，即充分实现网络数据平台的开放共享。按照“一切皆可量化”的大数据逻辑，一个新增的相关性数据的产生，通常会带来一个新的分析结果。因此只有形成“大数据观”，实现数据的动态分享，才能有效防止信息“碎片化”，最大限度地消除“盲人摸象”和“信息孤岛”现象。第二，强调网上和网下数据的整合。网络舆情与社会调查结合不足，可能降低舆情的真实性，误导决策。例如，对于假期调整方案的选择，各舆情机构组织的网络投票的结果各不相同，其做出的舆情分析报告也和真实民意相左。因此只有真正掌握“大舆情”，打捞“沉没的声音”，才能正确决策，打造一个更安全、更高效的社会。树立大舆情观念，首先，必须实现数据分析的动态化，打破数据垄断，统一标准，共享数据，预防孤立的舆情机构闭门造车，制定片面或错误的舆情分析报告。其次，应把网上网下各方面数据整合起来，挖掘网络舆情与社会动态背后的深层次关系，实现网络舆情管理和社会治理的紧密联动、同步推进[7]。最后，完善和创新包括舆情抓取、预警、研判到决策、评估等在内的网络舆情管理的各个环节，使舆情管理功能不仅仅限于危机处理，更能发挥辅助决策的作用。
（二）变革网络舆情的引导战略。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应把握好时、度、效。但是目前许多地方和部门对如何进行网络舆情的引导仍然缺乏正确认识，于“时”不能把握好“黄金4小时”，于“度”不能掌握火候，拿捏分寸，于“效”不能保证网络舆情引导的实效质量。大数据由于自身具有的特点，使其利于变革网络舆情的引导战略，变“封改删”、“鸵鸟战术”为“网上引导，网下落地”，使“伪舆情”失去生存的土壤。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优势来提高舆情引导工作的能力。其一，利用大数据提升网络舆情引导的预见性和目的性。通过数据抓取和相关性分析，构建网民意见倾向分析模型，了解网民的偏好和特点，建设和完善政府网站、官方微博，扶植和借助意见领袖，做到“善说话、说对话、接地气、办实事”。其二，通过数据的价值转化，实现网络舆情的价值引导。在充分收集相关数据的基础上，运用图表等数据可视化技术揭示事件的前因后果，让数据“发声”，使网民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从而全方位360度无死角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消除“盲人摸象”现象。其三，提升舆情引导的公信力。一方面加强新老媒体间的互动，发挥各自的优势与公众沟通，破解谣言和流言，达到时效性和权威性的双重保障；另一方面要避免舆情分析师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受经验偏好的影响，并防止大数据沦为某些机构和个人更便捷地操纵舆论的手段。
（三）健全大数据舆情管理体制机制。当前，网络舆情管理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很多地区尚不具备系统规范的舆情应对与处理的管理体系。舆情分析和预测手段落后，危机应对系统缺失，舆情管理组织机构不健全、不稳定，以及多头管理等问题非常普遍。健全大数据舆情管理的体制机制，对于从源头上解决网络舆情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实现标本兼治，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为使网络舆情管理取得实效，提升网络舆情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我国应加快建立健全大数据舆情管理的体制机制。首先，建立网络舆情多元管理的互动机制，由国家出台大数据发展战略规划，产学研相结合，统筹政府、企业、社会和公民的力量，形成合力，实现共治。其次，变革网络舆情管理的机构设置，改变以往通过临时组建领导小组或临时办公室等机构，或者以宣传部门为“消防队”等方式被动应对舆情危机的模式，通过常态化机构的设置和专业人员的配备，使网络舆情管理专门化、精细化。再次，建立权责明确的责任机制，通过加快数据立法进程明确各级各部门包括政府部门、企业媒体、人民团体等的权利义务；通过建立由网信部门牵头的大数据舆情管理体制，改变多头管理的局面，并设立政府首席信息官责任制度等。最后，健全大数据网络舆情管理的资源保障机制，大数据时代变革网络舆情管理面临初期成本高、短期效益不明显等问题，需要加大资金、技术、物资、人力等资源的投入。
（四）创新大数据网络舆情管理的方法与技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要求网络舆情管理必须采用更为先进的技术，这主要表现在对各种相关软件的大量应用以及对大数据技术支撑平台的依托。目前中国网络舆情监测采集软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TRS互联网舆情信息监控系统、北大方正智思舆情监控系统、军犬网络舆情监控系统、乐思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等。此外，还应完善和创新大数据技术支撑平台的五大基石——数据监测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数据存储技术、数据分析技术、数据安全技术，使大数据为网络舆情管理服务的同时又不超出我们的控制。同时，我们也不能陷入“技术是万能的”误区而盲目迷信和依赖技术，更不能因相信大数据强大的预测功能而导致“数据独裁”，变成数据的奴隶。因此，网络舆情管理还需要依靠其他方法和手段相辅相成，共同作用。法律因其具备最大的强制性和权威性，成为最有效的管理控制的手段。法律与道德相互联系，在极具复杂性和特殊性的虚拟空间里，教育和自律被摆在重要的位置上。例如，欧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都通过倡导用户自律和自我管理来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加强自我把关能力。此外，还可以效仿韩国、新加坡等运用行政手段，要求网络用户在获得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许可证的情况下，才能访问政府严格控制的信息等。
（五）培育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舆情管理人才。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舆情将会形成多向度的研究，例如对社会话语表达、社会心理描绘、社会关系呈现、社会诉求预测等的分析研究。网络舆情将真正成为一门与多学科交叉的社会显学，对人才的全面性要求很高。中国教育的学科划分和培养体系，客观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才很难跨界。换句话说，真正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是很高的。正因如此，各国越来越重视对数据科学家的培养，如美国在大学专门开设研究大数据技术的课程，通过严格的业务培训和职业资格认证，培养下一代的数据科学家。2013年9月，我国人社部联合人民网启动“网络舆情分析师职业培训计划”，“网络舆情分析师”成为一项被正式认可的职业。但是我国现有舆情工作人员的水平仍然严重滞后，很多舆情机构尤其是地方政府并没有专业的数据处理、分析团队和专门的网络舆情管理部门。为突破大数据时代变革网络舆情管理的人才瓶颈，从短期看，可以通过招考、录用等方式引进数据挖掘、分析人才，通过委托培养、网络培训等方式强化已有专业人才力量，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短期租赁大数据舆情管理的高素质人才。从长远看，则要系统梳理网络舆情管理所需人才目录，培养和壮大既精通数据挖掘、数学建模，又拥有较高学习能力、分析能力和知识水平，横跨统计学、社会学、计算机学、传播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复合型人才，打造一支大数据网络舆情管理的专业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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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如何全面做好大数据网络舆情引导与分析？
从根本上讲，网络舆情监测要求达到实时性、全面性和准确性。多瑞科舆情数据分析站能满足系统舆情信息服务市场三个要素，实时性：舆情获得越早，给应对和处置留下的余地就越大，而网络舆情的发展往往是爆发式的，机会稍纵即逝，一旦错失最佳时机将追悔莫及；全面性：网络舆情容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信息量大，容易使很多重要信息被忽略；准确性：海量信息条件下，如何准确地掌握问题核心，不为纷扰所困，是得出正确判断的关键。
目前舆情监测的现状存在很多待改进的地方。首先，手工监测存在天然局限性。通过安排固定人手24小时值班，不间断地浏览目标站点并搜索目标关键词，是在缺少自动化系统时最直接也是最初级的舆情监测方式。由于受到每个人主观思想的限制，手工监测总会有观察盲区，总会有觉得不重要但事后被证明很严重的地方，且手工无法察觉到一些站点或者一些偏僻的网页内容发生改变；同时，人不是机器，长期反复监测容易导致疲劳，经常会使得该判断出来的舆情，一不留神就漏掉了。这些都会在实时性和准确性上存在很大波动。其次是过度依赖搜索引擎。人们往往认为在网络舆情的大海里也只有搜索引擎才可能具备捞针的本领。但是，搜索引擎仍然具有不少局限性。除了搜索结果受关键词影响很大外，搜索引擎返回的结果往往来自不受任何访问限制的网站，而诸如论坛等需要登录的网站则完全被排除在外。但是网民发表意见最多的地方，恰恰是这些提供互动功能的网站。更进一步的，搜索引擎的网络爬虫具有一定的时延性，因此不能实时搜索到最新的网页更新。因此，搜索引擎不能为我们提供问题的全貌，因为它只针对关键词而不针对问题，所以谈不上全面性；搜索引擎也不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我们所想要的结果，因为不仅是它的内容更新不够快，而且它也不能提供针对时效性的服务，所以谈不上及时性；搜索引擎只能在海量网页中返回另一个海量的结果，而且是以杂乱无章的形式，对于我们关心什么，它一无所知，所以它给出的结果是所有人都关心的，而非我关心的，因此也谈不上准确性。可见，我们不能完全依赖搜索引擎来监测网络舆情，需要提出全新的技术手段来获知网络舆情，并跟踪和分析舆情。因此，要想保证舆情监测的实时性、全面性和准确性，最可靠的办法就是使用自动化的舆情监测系统，依靠软件系统来消除人工方式的不足，依靠软件系统来定点的监测目标站点及整个网络，跟踪分析各个舆情主题的发展轨迹，并自动地整理生成日报/周报等报告，将舆情与政府的日常工作业务有机整合在一起。多瑞科舆情数据分析站系统是基于对互联网舆情信息进行管理的应用软件系统。系统整合互联网信息采集技术及信息智能处理技术，通过对互联网海量信息自动抓取、自动分类聚类、主题检测、专题聚焦，实现用户的网络舆情监测和新闻专题追踪等信息需求，形成简报、报告、图表等分析结果，为客户全面掌握群众思想动态，做出正确舆论引导，提供分析依据。网络负面消息的常用办法是删帖，但是删帖有时候不但起不到疏导舆情和平息舆论的作用，相反会进一步激化舆论和公众的不满情绪，让事件进一步发酵升级，演变成全社会谈论的公共事件和公共话题，从而更加不利于问题的处理和化解，让政府和企业处于更被动的局面，结果损害政府和企业的公信力。那么网络负面消息该怎么处理呢？一是提高网络意识，避免引发负面炒作的话题出现。这是预防。二是整合内部机构，构建反应迅速的舆情监控系统。可以建立一套例如蚁坊软件类的舆情监测系统，及早的发现网络负面消息的萌芽。这是监测。三是辟谣疏导封堵并举，牢牢掌握网上舆情引导话语权。这是引导。四是拓展各种发声渠道，建立完善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这是后期处理。
关于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引导与分析方法如下：一、通过相关样本库，把需要监测的网页进行模板匹配，并设定为监测数据源；二、应用 爬虫程序抓取数据，存储到本地，再进行数据的净化和简略的分析；三、利用简单的图表模板和文字描述，呈现监测和分析的结果。早期的网络舆情引导监测方式有一些原生的问题，譬如：一、由于处理能力有限，只能抽取部分样本进行监测，无法避免偶然误差；二、文本分析算法的准确度、 监测对象和系统模板匹配的程度、对数据的净化，以及分析的算法等因素对于最后监测结果的准确度都有决定性的影响，无法避免系统误差；四、舆情引导与分析主体应学会充分利用大数据挖掘系统，蚁坊软件方面的大数据舆情监测管理系统，实现了从网络舆情信息的采集与提取，到话题的发现与追踪、态度倾向性分析，再到多文档自动摘要的生成，为网络舆情的安全评估提供了有效的舆情信息获取和分析方法。不过，由于“舆情”本身具有“社会”特性，数字和代码等信息背后的实体是生存在现实社会中的芸芸众生。除了纯技术角度对舆情进行量化考察，传统的社会民意调查方式对实现全面、立体、动态透析社会综合舆情亦有一定帮助。数据分析—数据的核心是发现价值，而驾驭数据的核心是分析，分析是大数据实践研究的最关键环节，尤其对于传统难以应对的非结构化数据。运营商利用自身在运营网络平台的优势，发展大数据在网络优化中的应用，可提高运营商在企业和个人用户中的影响力。
新媒体对旅游地的影响，新媒体对旅游地的影响很大，新媒体可以把旅游的地方说好了，那么大家对这个地方也向往说的不好，大家会唾弃这个地方
新媒体的力量现在不可估量，对旅游地的影响是很大的。
一）基于营销与广告的因素 1．产品个性 产品的个性特点会影响到广告表现的创作形式，也会影响到广告媒体的选择。有些媒体是不适于宣传若干种产品的，制定媒体计划时必须留意。 2．目标市场 这是进行媒体选择与确定广告推出方式时需要重点考虑的。要根据目标市场的特点将目标消费者分类，以适合各类媒体的传播。 3．竞争对手 广告竞争是在市场几乎所有领域展开的。广告主（或广告代理）必须充分调查了解竞争对手的广告战略与策略等问题，以便在选择广告媒体和推出方式时发挥己之所长。 4．广告文本 广告文本创作与媒体选择、确定推出方式虽然是分头进行的，然而这两者之间必须非常自然地协调一致。应当明确的是，什么样的文本适合什么样的媒体发布？或者反过来，什么样的媒体适合发布什么样的文本？ （二）基于媒体本身的因素 1．媒体的成本 广告媒体的成本是必须考虑的硬性指标。在媒体选择中，可能会有多个媒体颇为适合广告信息传播，但由于费用过高而并不符合广告预算的要求。面临如此情况则只能忍痛放弃，另选符合广告预算要求的媒介。 2．媒体的效益因素 这是对媒体提出的综合要求。选择媒体时，要将一系列重要的媒体评价指示加以综合，以媒体效益为标准进行权衡。 3．媒体的可行性 每一媒体都有一定的限制，而对某些广告文本及推出方式不甚适用，故而选择媒体就必须要对广告媒体的可行性做出充分的了解与把握。 4．媒体的寿命 媒体寿命即广告宣传持续触及受众的时间长短。播放类媒体寿命最短；印刷类媒体寿命长短不一。例如，报纸媒体的寿命大约为3天到5天，杂志为一个月到两个月，电话号码簿上的广告寿命约为一两年。媒体寿命一过，受众便难以或很少再触及到这一媒体上的广告了。 5．媒体的灵活性 广告在某一媒体上推出可作调整或修正，这是媒体的灵活性的体现。若在广告推出前，可较容易地修改广告文本，调整推出的时间与形式，则此媒体的灵活性就高；若在某一媒体上确定广告，推出之前不太容易修改文本或调整推出时间、形式，则此媒体的灵活性就差。电视广告，其媒体灵活性最差；广播广告的灵活性较强。凡是促进短期销售、推销产品多样化、推销产品多变、广告文本中需标示可能调整的价格等情况，就应选择灵活性较强的媒体。 6．媒体同其他营销环节的协调性 有些媒体与某些营销方法配合较为协调，而与另外一些营销方法的配合就不尽人意，这是选择媒体时需要考虑的。例如，赠品广告就可与推销员直接登门推销彼此配合，电视广告可与大范围的公关活动相互协调。反之，电视广告对特定用户或消费者的推销帮助不大，电话号码簿广告则不宜针对短期销售活动。
体对旅游地的影响，就是说新媒体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可以通过新媒体的传传达以介绍更好的与与新旅游地的发展，起到更好的宣传推广的作用
赞同。因为现在的媒介是互联网媒介，公共伦理有新的变化。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些网络媒体为了追求点击率和浏览量，以基于事实又偏离事实的传播手段，故意营造介于真实与虚假之间的第三种现实，从而迎合“后真相时代”的受众情绪，导致数字技术与媒介伦理出现悖论——点击率不断增加，影响力不断扩大，而传者的职业素养愈加退化，受众的价值观念愈加扭曲。对此，网络媒体既要坚守职业伦理的真实性取向，还要不断调整媒介伦理的认知模式和实践路径，将媒介伦理由外设转为内置，提升社交平台参与者的媒介素养，防止传播效率与媒介伦理二律背反现象蔓延。
近期，成都某高校的一位大学老师，因为在微信群里与学生沟通时，说了一些不太妥当的话，被学生截图举报，受到很严重的处分。据说是学生想整他，故意在微信群里激怒他，让他急不择言说出那些话来，最终以师德有亏受到处罚。 且不论学生的居心以及老师观点的对错，单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这位老师缺少沟通技巧方面的刻意训练。如果是和学生面对面交流，他可以从学生的表情和神态就能判断来者不善，可能会在说话中加以注意；即使不是太注意，也能比较充分、全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最重要的是，不会被截图作为证据。 但他偏偏采取了微信这种社交媒体进行沟通，这位大学教师又缺少自我保护措施，最后落入学生的“陷阱”。很多人感慨：这一届学生真可怕！呼吁老师不要建立微信群。 但是，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沟通，当代人怎么可能避免呢？ 而且，虽然社交媒体到处是“坑”，只要深入了解社交媒体的特性，掌握好沟通的技巧和原则，社交媒体就会成为有效沟通的好助手。 《沟通的艺术》（第15版）一书就是探讨如何进行有效沟通的著作。这本是美国学者罗纳德·阿德勒( Ronald Adler)和奈尔·道恩(Neil Towne)两人合著的，初版至今已经近40年了，笔者看到的是第15版，这一版修改由罗纳德·阿德勒和拉塞尔．F．普罗科特 （Russell.F．Proctor）合作完成。罗纳德·阿德勒是沟通领域的专家。除了本书之外，他还出版过其他六本跟沟通有关的著作，主题包括肯定训练、社交技巧、商务沟通、公共演说技巧、小团体沟通等。 作者把这本书定位为大学生接触人际关系课程的基础读本，每一版本修订都会添加最新的人际关系研究成果及时代变迁的新议题，使得全书内容与时俱进。比如在最新的版本中，作者添加了社交媒体对沟通与人际关系所造成的冲击，并对如何正确使用社交媒体进行沟通提出一些可行性很强的建议。 说到沟通，在电话发明之前，人们会不假思索地理解为面对面交谈。19世纪70年代末，人类发明了电话。当时一些沟通领域的专家认为，电话作为面对面沟通的替代选择，实在不怎么样：它只留下“真实世界”互动之表象。 大约一个世纪之后，个人电脑流行起来，类似担忧再次出现。一些专家相信：“以计算机为媒介的沟通并不会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反而会导致没有人情味的、以任务为取向的关系。” 历史发展证明，这些专家多虑了。无论电话还是电脑，客观上都提高了人类沟通的效率与效果。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今天人们更多地依赖社交媒体进行沟通。 那么，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沟通，与传统的沟通方式有什么不同？《沟通的艺术》一书指出主要有以下几点： 面对面沟通的内涵是丰富的，因为充足的非语言线索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明晰对方话语的含义，而且还暗示了对方的感受。相比之下，社交媒体传递的信息就要精简得多了。 例如，好几个星期你没有收到某一位好朋友的消息，于是你问她：“发生什么事了吗？”你的朋友回复：“没什么，我很好。”这个回应够不够形象，就要取决于你们的交流方式： 如果是面对面回应，你会读出更多的信息，如面部表情、声音语调等；如果是短信或者微信，那么文本消息包含的就只有字词基本含义；而如果是电话的话，你的信息丰富度就介于两者之间，传递了声音，却没有视觉上的线索。 相比之下，社交媒体的信息是最精简的。 同步，是指沟通者全都是实时联系的情况。面对面交流是同步的，有些媒介渠道也是同步的，如电话交谈、视频会议等。 多数社交媒体的沟通是异步的，信息的发送与接收之间存在时延。比如发邮件、短消息和社交媒体留言、发布状态等。在它们被阅读之前，会有几秒到几天的滞后时间。用户还可以选择忽略或跳过这类异步信息。异步沟通能让沟通者灵活选择发送、接收、回复信息的时间与方式。 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沟通，信息在理论上是可以永久保存的，有时候也是公开的。 这一点很好理解。近年来，我们社会很多艺人明星的微博，往往遭到“挖坟式”地搜索、举报，还有很多官员遭到“人肉搜索”甚至因此落马，都展示了社交媒体的永久记录能力。 《沟通的艺术》指出，人们普遍采用社交媒体进行沟通，已经影响到了各种亲密关系，包括家庭、情侣和友情。不过，作者认为，这种影响首先是正面的、积极的影响。 1 、社交媒体便利家庭成员沟通 家庭沟通受到新技术的影响常常是积极的。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表示发短信让他们与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对他们的家庭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女性对此的感受比男性更强烈）。他们还说，通过短信能比面对面交流让他们更真诚地向家庭成员表达自己的感受。 作者是美国人，他所说的案例主要是来自美国。但在我们社会，也可以感受到社交媒体带来的家庭沟通便利：很多人在大城市生活，以往只能逢年过节回到家里才能团聚，才能鸡毛蒜皮无所不谈。但现在我们有了微信群，随时随地都可以交流沟通。大量的老年人积极上网，因为在手机里可以随时随地见到子女们，不仅是对话，还可以见到实实在在的影像。 作者指出，在网上开始感情关系已经很寻常了；但即使是在现实中开始感情关系的情侣，也需要管理自己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陷入感情关系的成年网民中，有27%的人说网络对他们的关系产生了影响。 感情承诺的一个指标就是“努力定期沟通”，打电话和发短信就是一种很便捷的方式。研究发现，在感情关系中，移动设备使用与承诺和爱的感觉之间存在一种积极的关系。 当然，并非所有影响都是积极的。研究显示，大约四分之一的手机用户说，他们的爱人在与他们独处的时候，会因为手机而分散注意力（在18岁到29岁的年轻人中间，这一比例甚至更高）。 正如其名称所表示的，社交媒体最初是作为扩展人脉的工具研发出来的，确实也为我们与朋友交流带来了新维度。但是研究表明，人们主要使用社交网站来维持现有友谊或者恢复旧日友谊，而不是建立新关系。 作者举的例子是Facebook上的，说Facebook里联系比例最高的是高中同学。像这样的发现说明，社交媒体很明显不是面对面沟通的替代品，而是一种支持或者恢复往日当面建立的友谊的手段。即便是在网上认识的陌生人，如果他们想要变得更亲密，也很可能会进行面对面沟通。 国内网民一般无法使用Facebook，但我们的微信也是这样的。你可以想想，是不是微信为你找到了失散多年的老同学、老战友？是不是认识了新人然后加个微信来巩固一下交情？ 另一方面，除了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和存心沾花惹草的人，谁会真心对待“摇一摇”摇出来的人或者QQ搜索添加的人呢？如果两个人通过社交媒体建立了联系，是不是只有线下“面基”过，才算是真正建立了朋友关系？ 《沟通的艺术》指出，社会科学家们已经在重度使用社交媒体与人际关系问题之间发现一种关联模式。 研究发现，一个人与别人的人际关系亲密度，和他沉浸于在线社交网络的程度呈负相关。另一些研究也显示，当人们面对面讨论个人话题的时候，仅仅是有移动设备在场，就会对他们的亲近感、联系感和谈话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研究人员在概要性地分析美国的人口统计数据时，发现社交网络使用、婚姻不满意和离婚三者之间也有关联。其中，Facebook使用作为“预测离婚率和婚姻烦恼的一个重要指标”被凸显了出来。 不过，研究报告的作者明确指出，社交媒体也许不是关系问题的肇因，而更像是其症状，在那些关系问题中，“对自己的婚姻感到烦恼的男男女女会转向社交媒体来寻求情感上的支持”。 贯穿所有这些研究的一条主线是：与他人在网上交流的时间过长，可能会对我们与最亲密的人之间的关系造成伤害。 作者指出，在Twitter上抱怨你那可怕的领导可能看起来无伤大雅，直到你因此而丢了工作。发布在Facebook和其他社交网站上的内容经常会被用作法庭上的证据——从证明离婚案里的某一方不忠，到辩称父父母不适合取得孩子的监护权。 尽管这都是些极端的例子，但它们说明了仔细考虑你在网上发布什么内容，你允许别人在你的博客和社交网站上发布什么内容，以及谁有能力查看和传播你在网上分享的内容，这些都是十分重要问题。 虽然世界各地的一些法庭已经提出了“被遗忘的权利”，但现实是，你通过电子设备交流的所有信息都可以永久存在。 不要以为社交媒体对我们的影响还很远。近年来，经常出国的人可能要为社交媒体烦恼了：去某些不太友好的大国，竟然要交出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接受检查，有些人已经因此被拒签。 了解到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我们无可逃避的沟通工具，了解到社交媒体既有其便利也暗藏着陷阱，那么我们该怎样在享受现代科技便利的同时，保护好自己呢？作者提出了一下五个原则。 1 、平衡社交媒体沟通和面对面沟通的时间分配 要注意线上线下沟通时间的比例分布。作者指出，时刻在线会偷走你进行面对面沟通的时间。研究证实，线下会面时间仍然很重要。 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会降低夫妻关系的满意度（现实中确实有很多人因此而走向关系破裂）。过度依赖线上沟通而不进行面对面交流，可能会导致孤独和其他不良后果。即使前面说的微信促进大家庭成员间的沟通，也不等于说光在微信沟通就可以了。 2 、互联网不会遗忘，任何时候都要先思考后发布 任何时候都要牢记：互联网不会遗忘。你在今天发布的信息，会一直跟着你。互联网记录了整个社会，把我们过去所有的言行永远保存下来。你在网上发布的个人信息，对你事业的损害可能尤其严重。 一些调查显示，在美国70%的雇主都曾因为应聘者在网上发布的信息而拒绝聘用他们。这些信息包括应聘者的照片，他们发表的或别人关于他们的评论，他们所加入的团体，等等。因此，任何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都要先思考一下后果。 3 、核实你在网上看到的信息：“评估保障价值” 网上存在着海量信息，我们很难去辨别哪些信息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以Facebook个人主页为例，几乎上面的所有信息都是经过选择的自我呈现，而且都处于账号拥有者的控制下。 那么这些信息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谎言呢？某人的个人博客、微博、朋友圈上的信息呢？ 作者教给大家一个辨别信息真实程度的方法：评估其保障价值，即被描述的人对描述他的信息的控制程度。如果被描述的人能够控制描述他的信息，那么信息的保障价值就低；如果被描述的人无法控制信息，则保障价值就高。比如，同样是表现你获得的成就，记者所写的新闻报道就比你自己发到Facebook主页上的信息具备更高的保障价值。 4 、以“见字如面”为标准，控制自己的言论文明 如果你曾在博客上发布过恶毒的评论，对某条微博或状态做出过不文明的回复，或者是转发过一封令人尴尬的电子邮件，你就更能知道，当消息的接收者不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更容易做出这些恶劣的行为。 在异步沟通的背景下，要想让自己表现得更好，你只需在发邮件、发微博，或者发状态之前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信息的接收者就在你的面前，你还发吗？如果你的回答是不会，那你最好在敲下“回车”键之前再仔细考虑一下。 5 、不要影响局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每个人都经历过技术滥用的烦恼：爱看电影的人将枪版资源发布到网上，影响了其他想要观看的人；饭店的老主顾肆无忌惮打电话，影响你正在进行的交谈；行人将更多的注意力花在他们手中的移动设备上，而不是注意避让路上的其他行人；在收银台排队等待付款的人，还在大声地讲着电话。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些烦恼，你很难与那些真正经历过的人感同身受。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一个“白金法则”可以帮助你，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沟通的艺术》这本书关于社交媒体的论述，并没有涉及我们常用的微信、QQ、陌陌、微博等软件，这可能是因为作者是美国人的原因。但是他所讲的关于沟通的原则与技巧，却是具有普适性价值的。本文所述，只是极小的一个方面，希望提升沟通技巧的朋友，不妨找到原书认真研究一下。
病毒传播者对疫情影响为何如此重大？谁是疫情中的“超级传播者”？超级传播者，也就是一个人将病毒传染给多人的患者，是以往几乎每次传染病疫情爆发中都会出现的特征。虽然成为传播者并不是这些人的错，但他们对病毒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平均来说，每名新冠病毒患者会传染两到三个人。但这仅仅是一个平均数。有的患者会传染许多人。通常规模较大，而且这种事件对疫情发展有重大影响。在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61%的确诊病例是被3%的患者传染的。为什么有些人会传染更多人呢？有些人只是由于工作或者住所位置的原因，才会跟更多人接触。这意味着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有症状，都可以将这种疾病传播到更多地方。
这样的论文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抗疫精神，之后便水到渠成
首先，作为大学生，应该自觉的履行疫情期间应尽的抗疫责任，比如积极配合防疫人员做好登记事宜，严格贯彻勤洗手、戴口罩、少聚集的抗疫措施。
其次，关注最新的疫情进展，掌握疫情的发展动态，并将相关的情况普及给周围不知情的人们，保证信息的流通，以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
然后，积极学习有关疫情以及抗疫的重要基础知识，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应有的力量，至少不会做拖后腿的一部分。
再者，作为大学生，应该在看到或者遇见违反防疫抗疫建议的现象时，及时现身说教，并向有关部门报备这种情况，如果大家都能这样行动起来，那么疫情就会被更加彻底地战胜。
最后，作为一名当代的大学生，就算不知如何更好地去弘扬抗疫精神，但至少应做到自身不违反抗疫精神，要以抗疫精神为指导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做出更多有益于社会和他人的事情。
扩展资料：
抗疫精神对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价值：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从整体上来看，当代青年理想信念是积极向上的，价值追求是崇高远大的，憧憬着美好未来和前途。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网络空间无限延展和自媒体爆炸式生长，各种不良信息和错误思想鱼龙混杂。
当代青年普遍心理不够成熟，奋斗意识淡薄、享乐主义盛行，亟需正确的思想教育引导。当前，新冠肺炎引起的全民抗疫热潮，激发了全社会的爱国热情，加深了全社会的价值认同，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营造了良好氛围。
充分发挥抗疫精神的正能量作用，将可以增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质量和效益，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传播对疫情防空影响非常大。因为新冠疫情属于传染病，要想控制传染病，最好的办法就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而切断传染源是最关键的一步，所以在新冠病毒比较活跃时，我们国家采取了封控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