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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初，在西欧流行一部卷幅浩瀚的长篇小说《芳托马斯》。32卷由两个作家合作完成，每月创作一卷。合作延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来，路易•菲伊雷德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放映后在欧洲引起轰动。 《芳托马斯》的主角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叫芳托马斯。他入室盗窃，诱奸妇女，抢劫银行，无恶不作。警察全力追捕，街上贴满缉拿文告。但是芳托马斯狡诈异常。警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有高超的易容术，从不露出真容；他身手敏捷，能飞檐走壁；他精通缩骨术，能从极小的缝隙中飞身而过。他经常与警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化装成绅士出入于酒店、旅馆与赌场，时而与政要侃侃而谈，时而与贵妇逢场作戏。总之，这是一个半魔幻半真实的风流大盗。他有智取法律的力量，敢于向愚蠢的官僚机构挑战，具有超现实的魔力。 《受威胁的凶手》就是芳托马斯的崇拜者之一，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作品。关于马格利特的介绍网上可查，不在此赘述。接着返回原画上，整张画面，二名手持简单工具的侦探，一具赤裸女尸，一名穿着讲究不明身份的人，三名围观者。最初看到这幅画时，脑中便充满各种诡异的问号:谁杀了那名女子？留声机旁边的男子到底是谁？那两名侦探为何手持如此简单的抓捕工具？三名围观者到底看到了什么？ 找到了上面的背景，心中稍微宽松，若马格利特真的是在画芳托马斯的话，留声机旁边的男子就应该是那位风流大盗了。刚刚做完案的他正在准备易容逃跑，地上的旅行箱，凳子上的大衣和帽子是他的作案工具。门口的两名侦探正在等待时机，或许是在等候支援的同伴，面对名声大作的芳托马斯不敢轻举妄动，面部表情极其凝重。三名围观者目睹一切后，惊愕、忧郁尽显脸上，一切一触即发。而画家更是将看画人的视角至于这一切发生的最近处，整个场面令人紧张不已。 可是画家在这里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在已经发明了留声机的年代，两名侦探还手持木棒、绳网，意图逮捕芳托马斯如此这般的江洋大盗，画家拿我们顽固。愚蠢的官僚机构开了一把涮。 老师也讲到过，整幅画人物的面孔全是马格利特，听到时很是迷惑。为何要将自己画成所有人？是技术，用以构成魔幻感么？以哲学绘画著名的画家应该不止有这点想法吧？我这样猜度着。受害者是我，施暴者是我，围观者是我，执法者也是我。画家这么画到底是为什么？ 画家画这幅画的时候，立体主义，野兽主义已经在欧洲普遍流行，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正在蓬勃发展。随着照相机的发明，画家的绘画对象，表现手法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艺术观念经受着暴风骤雨般的洗礼，画家本人也从一只烟斗开始，去探索相似和近似的概念，，把观念和形象分离开来，挑战了大众的常识，发人深省。用绘画把“是”与“不是”这个哲学问题表达出来。而以上各种主义发展到达达主义反传统，反艺术之后，不论是艺术，还是道德都需要一种颠覆，杜尚用他的作画颠覆了艺术形式，那马格利特这幅画就是对道德的一种颠覆。画家崇拜芳托马斯，崇拜他能玩弄政府机构于股掌，完全自由；在作画职业上，画家却扮演着那两名侦探式的人物，理性，专业；在现实生活中，画家扮演着别人生活的围观者，或许自己也是受害者。一个人身上有多种身份，不同以往，受害者是值得同情的，施暴者是必须谴责的，围观者是完全无辜的。道德不如以前一样代表着绝对的善恶，而是随着人性的胶合越来越暧昧不清。我们的自私，冷漠不再是无事者的无关紧要。因为一切都与自己有关。这也正是体现了现代艺术的本质，对观念的改变和诠释。改变和诠释建立在艺术家大量的思考上。马格利特受不了巴黎的艺术氛围回到了比利时，自己一个人思考，用画笔去诠释，虽然在美术史上不如其他一些大家那般早年得志，却也画出了自己的一副天地。他的画总以哲思出名，比例的夸大，主题的诡异，思想的深奥，挡住了大部分人的脚步，被印在钞票上的《天降》，我倒觉得远不如他《窗》系列那组画来的动人，画布遮挡住窗户，画上户外的景象，真实是什么？画家用这组画来拷问我们。与其说马格利特是魔幻现实主义画家，我到是偏向于把他归为现实派的思想，魔幻的表达手法。他和达利不同，达利执迷于如何表达潜意识，但是马格利特却表达着现实，用魔幻拷问着现实。对于常规，大多数人选择默认，而马格利特却用自己的画笔拷问着这些大家默认的东西。以哲人的身份画画，这就是我想说的马格利特。【参考书目】：1. 《马格利特：图像的哲学》 刘云卿 广西大学出版社2. 《现代主义绘画解读》 孙家祥 上海教育出版社3. 《剑桥艺术史-20世纪艺术》 罗斯玛丽•兰伯特（英） 译林出版社4. 《世界著名图像的秘密》 张延风 百花文艺出版社5. 《奢华的冒险-现代艺术的消解与重建》 张彬 北京大学出版社6. 《二十世纪视觉艺术》 爱德华•路希•史密斯（英）
笔法风格从构图的角度来讲，这幅画很明显将所有人物分成两组：以画卷中轴线为界，左边三个男士依次排开，井然有序，没有任何装饰，在规矩中略显拘谨；右边以唐太宗为中心的人物群，左右簇拥的仕女形象，以及装饰物“两把屏风扇”、“一展旌旗”、“步辇”等等，把人物的布局按照其功能自然分工成不同的角色，而且仕女衣带飘飘和晁盖的迎风招展都有意刻画一种充满了柔情、安详、和善的情调。左右这种对比，尤其是译官谨小慎微、诚惶诚恐和仕女们神情自若、仪态万方的表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一张一弛、一柔一刚，让人的视觉得到了充分地享受。就像弹琴时的左手伴奏一样，稳健而低沉；右手高音区炫音技巧的展示，华丽而不俗脱；一唱一和，和谐有序。 [2] [4] 另外，只有典礼官一个人是红袍在身，未免显得孤零零的，仍然早不出喜庆的气氛。于是作者巧妙地利用了晁盖顶，和宫女服饰的配色，映衬出一团祥和、喜庆的气氛。 [2-3] 构图色彩从色彩上讲，这幅图的场景是一个喜庆的场面。根据中国的传统习俗，喜庆的步辇图局部步辇图局部 [5]场面通常由红色装点基调。这幅图作者为了突出这一特点，特地将典礼官——位于画面正中间的轴心人物画成红色。这样做的目的既可以一上来夺人眼目地突出红色，又不会太突兀得难于接受。因为按照习俗，禄东赞来自吐蕃，服饰多以网状彩绘织成，很少有一整块同样颜色的衣服。再者，由于红色代表正气，代表恢宏的气势，理应当由中原大唐朝独享，而非喧宾夺主地给吐蕃穿戴上。其次，唐太宗也不合适着红装，一者皇上为至尊天子，然而能够与尊贵相配的颜色只有黄色；二者红色由皇上穿戴，不免显得皇帝过于轻浮，不够稳健睿智。如果在考虑仅由于年代久远，风蚀和破坏，原本皇帝身着的镀金装束成了土黄色，那么就不难理解作者在颜色安排上的独到之处。 [2-3] 绘画技术从绘画艺术角度看，作者的表现技巧已相当纯熟。衣纹器物的勾勒墨线圆转流畅中时带坚韧，畅而不滑，顿而不滞；主要人物的神情举止栩栩如生，写照之间更能曲传神韵；图像局部配以晕染，如人物所著靴筒的折皱等处，显得极具立体感；全卷设色浓重淳净，大面积红绿色块交错安排，富于韵律感和鲜明的视觉效果。此图一说为宋摹本，但摹绘较精，仍不失原作之真。幅上有宋初章友直小篆书有关故事，还录有唐李道志、李德裕“重装背”时题记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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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辇图作品赏析：
内容：作品描绘的是贞观十五年唐太宗下嫁文成公主与吐蕃王松赞干布联姻事件。
艺术手法：构图上，为了更好地突现出太宗的至尊风度，作者巧妙地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衬托表现。
一是以宫女们的娇小、稚嫩来映衬唐太宗的壮硕、深沉与凝定，是为反衬。
二是以禄东赞的诚挚谦恭、持重有礼来衬托唐太宗的端肃平和、蔼然可亲之态，是为正衬。该图不设背景，结构上自右向左，由紧密而渐趋疏朗、重点突出，节奏鲜明。
色彩上，这幅图的场景是一个喜庆的场面。作者采用的是绢本设色，根据我国的传统习俗，喜庆的场面通常由红色装点基调。作者为了突出这一特点，特地将典礼官——位于画面正中间的轴心人物画成红色。
意义价值：这幅作品不但艺术价值极高，更是汉藏民族友谊 的历史见证。
《步辇图》是唐朝画家阎立本的名作之一，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作品设色典雅绚丽，线条流畅圆劲，构图错落富有变化，为唐代绘画的代表性作品。具有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吐蕃王松赞干布仰慕大唐文明，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步辇图》所绘是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现存画作被认为是宋朝摹本。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绢本，设色，纵38.5厘米，横129.6厘米。 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艺术鉴赏论文以论文中心为基础，展开论述，主要阐明它的艺术价值重要性
作为唐文化形态之一的绘画，继承了六朝绘画的优良传统，又加之统治者的开明政策，在安定繁荣的情况下有了很大的发展。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隋炀帝时曾在宫中设宝迹台，专门收藏古画。而唐朝建立后，继承这一政策，在集贤殿书院设画直负责古今图画的收藏，有工作人员八名（见《唐六典》）。杨昇的《望贤宫图》，张萱的《少女图》、《鞦革迁图》皆收录其中。这无疑有力地鼓励了画家们的创作热情。 唐代绘画计有人物、山水、花鸟、鬼神、鞍马、屋宇等分科。专题分科在古代绘画发展上是题材扩大和技术进步的迹象，也标志着唐代绘画在历史上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唐代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封建经济日益发达，为了更好地适应上层统治阶级的审美趣味和爱好，唐代人物画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其中，道释画、肖像画、仕女画风靡一时。在初唐和盛唐时期分别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人物画家，如代表初唐美术新水平的人物画家阎立本、尉迟乙僧，盛唐时期寺观壁画的代表画家吴道子，反映仕女生活情态的画家张萱、周昉。此外，花鸟画，山水画也出现多种风格，并逐步趋向成熟、繁荣。在画史上颇具影响力的花鸟画家有画鹤名家薛稷，“花鸟画之祖”边鸾以及鞍马畜兽画家韩幹、韦偃、曹霸等。山水画家有青绿山水名家李思训、李昭道，诗画合一的文人画家王维等。 由于统治阶级宣扬政治的需要，唐代的宫廷衙署及寺观壁画也占相当大的比重，褒扬功勋的功臣画像仍继续流行，如阎立本的《凌烟阁功臣像》。石窟及寺观壁画较之南北朝，无论规模之宏伟，还是技艺之卓绝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如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西方净土变》，画面的繁复与盛大既给人敬畏与向往，宣扬了佛教精神；又给人以美感与享受，充满世俗的欢乐。在佛教壁画中，西域画风仍有流行，但具有鲜明中原画风的作品占了绝对优势。敦煌莫高窟130窟的乐庭瓌夫妇的供养像，其中的乐妻王氏像，丰腴秾丽，悠然自若，呈现了一派唐代社会的大气雍容。 唐代的画论著作有彦悰的《后画录》、李嗣真的《续画品录》、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录》、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张怀瓘的《书断》等。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完整的，关于绘画艺术的通史。张彦远认为，绘画艺术不仅是艺术门类的一种，同时还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并强调了如何对待绘画艺术的传统性以及绘画内容的现实性问题，《历代名画记》是对唐代以前中国绘画理论和历史研究的总结概括，并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中国绘画史学的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承先启后的里程碑的意义。 唐代社会的整体精神蓬勃向上，社会氛围积极开放，在时代赋予的丰厚土壤之上，唐代美术必然获得空前的发展。而绘画作为唐代美术的首要代表，亦充分体现了对外交流的辉煌成果。 唐代的人物画发展已走向成熟阶段。就绘画题材而言，画家们不仅善于描绘上流社会，宫廷贵族仕女等的生活情态 ，外来题材也非常流行，这恰恰是当时对外交往活跃的真实写照。著名的人物画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就很擅长表现外来题材。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云：“阎立德《职贡图》异方人物诡怪之质，自梁、魏以来名手，不可过也。”《职贡图》记录了外国和边疆少数民族的使节到唐朝朝贡的场面，共有波斯（今伊朗）、百济（今朝鲜）、倭国（今日本）等国使节12人。在每个使者的旁边，都用楷书记录了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山川地貌及风土人情等情况。全图主要采用高古游丝描来刻画人物形象和表现服饰纹理。阎立本的重要传世作品《步辇图》记录了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李世民会见吐蕃使臣禄东赞的重大历史事件。唐太宗的雍容大度有气魄，禄东赞的谦卑有礼又自信的神态皆刻画的生动传神。《步辇图》不仅歌颂了唐太宗的英明睿智，体现了泱泱大国的宏伟气魄，还记录了汉、蕃两族的友好关系，说明了唐人的开放气魄。据史载，阎立本还画过《职贡狮子图》、《西域图》等反映中亚题材的绘画作品。 活跃在盛唐时期的两位仕女画家张萱和周昉都曾画过外来题材。据《宣和画谱》记载，张萱画过《日本女骑图》，周昉画过《天竺女人图》。周昉长于仕女画、肖像画和佛像画。后人将周昉的人物画特别是仕女画和佛像画的造型尊为“周家样”，是中国古代最早具有画派性质的样式，为历代画家所推崇。“周家样”的艺术影响不仅遍布于唐代中国本土，其艺术魅力还大大倾倒了邻国新罗（今朝鲜半岛中部）的画家。贞元年间（785-805），新罗人到周 想从运动和饮食两方面来调控啊 一般是从下面几点来的： 在运动上，多做些有氧运动，现在正是大夏天，游泳、慢跑。都是很适合夏天的运动项目。在游泳上，最好把时间控制在20至30分钟的样子;而在慢跑上，则把时间控制在30到45分钟的样子。运动时间太短没效果，时间太长伤身，还容易长肌肉。 在饮食上，要做到：早上饱，中午好，晚上少（指的是主食，如米饭一类的）。然后在每天的早晚饭前半小时，和一杯卡蒂啤酒酵母粉，在晚上睡觉前，喝一杯红酒（50g左右）。这样子的话，不仅对你的减肥，对你控制身形有好处，同时还有美容的功效。 另外 1、不吃零食 2、不吃辛辣 3、晚饭减半，饿了可以吃水果，不要吃油腻和荤菜（这是最重要的环节） 4、早午饭要吃好吃饱 5、按时睡觉 6、平时多敲打大腿外侧（从外侧胯骨到外侧膝盖) 7、晚9点以后不要再进食 8、清晨空腹一杯淡盐开水（有清毒润肠的效果） 身体护理 希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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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思路：真情实感的表达，结合实际情况描写，正文：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往往是形容我国古代艺术文化、悠久历史的最佳词汇。一个线条，一个轮廓，一抹色彩，看似简简单单的几笔，画家却能够用远近呼应、以动衬静等手法将人物、山水表现得淋漓尽致、唯妙唯俏，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绘画的精髓所在!
从远古的陶瓷绘画，到魏晋的墓室彩绘砖，再到隋唐的壁画，个人感觉，相比较于西方油画的死板，我们中国美术讲究的是形散神聚，画家们举手投足之间一挥笔墨，就能表达自己对人物、事物的态度与看法——不论是一种巫术，还是讽刺官僚、表现民生疾苦，抑或是细致刻画某种动物等等。
通过这几次选修课，我觉得古代的画家不仅仅是画家，他们往往能够用笔墨批判现实或者是表达某种愿望或抱负，总之，绘画的目的已经远远超越了欣赏，我们能够从众多的绘画之中感受到它们所带来的内涵美、意境美，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欣赏、去研究的地方!
在美术鉴赏这门课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顾恺之大师。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顾恺之博学有才气，工诗赋、书法，尤善绘画。精于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时人称之为三绝：画绝、文绝和痴绝。谢安深重之，以为苍生以来未之有。顾恺之与曹不兴、陆探微、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
顾恺之作画，意在传神，其“迁想妙得” “以形写神”等论点，为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老师上课细心地讲述了洛神赋的故事，《洛神赋》是古代有名的诗人曹植用神话隐喻着失落了爱情的感伤的诗篇《洛神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篇重要作品。
曹植所爱的女子甄氏，在他的父亲曹操的决定下，为他的哥哥曹丕夺去。甄氏在曹丕那里，没有得到稳固的爱情死得很惨，她死后，曹丕把甄氏遗留的玉镂金带枕给了曹植。
曹植在回归他自己的封地的路上经过洛水，夜晚梦见了甄氏来会他，悲痛之余作了一篇《感甄赋》，塑造了洛神的动人形象，也就是被他美化了情人的形象，甄氏的儿子曹睿将它改名为《洛神赋》。
恺之知识渊博而有才气，擅长诗赋、书法，尤其精通绘画。工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当时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他的画师法卫协而又有所变化，他的画有敷染容貌，以浓色微加点缀，不求晕饰；
笔迹周密，紧劲连绵，如春蚕吐丝，春云浮空的特点。史有以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精通画论，其“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对我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影响很大。
而在我国古代鼎盛的唐朝唐太宗时期，也不乏优秀的作品出现。比如在《步辇图》中，唐太宗被一群宫女所环绕、包围起来，并且就连座椅都是宫女们抬起来的，这些许表现了阎立本对当时唐太宗、当时整个唐朝的不满与讽刺；
但同时，从来使的衣着与恭敬地神情以及唐太宗面庞的丰润、目光深邃、神态威仪而不失和蔼也能充分展露出盛唐一代明君的风范、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所在。可谓是既表现了对吐蕃的蔑视，又在表现唐太宗风貌的同时表达了自己对唐朝不敢与吐蕃对抗的看法和讽刺。
古代绘画给我留下无穷的回味，而当代大师的作品亦能展现出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
“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由，略通古今之变。”一代书画名家范曾用这二十四个字评价自己。
《鬼才范曾》封底上的那幅《钟馗雅趣图》，正是范老“鬼才”的一个集中表现。范老擅作写意人物泼墨人物，力追古代梁楷、法常诸人，笔墨浑厚，造型生动。
他继承了南宋梁楷以来简笔泼墨的手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其人物作品之传神，固出于其才气之敏悟与博学好思之修养，至于其笔墨之能得其神，则应出于其锲而不舍的勤奋和努力。这幅《钟馗雅趣图》
笔法洗练、形象生动豪放。简单几笔构型有状，神采豪放，线条有样，生动鲜活。钟馗的坦胸开衫的简洁笔法将健硕洒脱的形象描绘得入木三分。卧蚕双眉，红脸多髯，使钟馗的戾气渐隐，英气伶伶俐俐的流露出一点点，不可谓不惟妙惟肖。颈肩与手部的'洗练线条使人物更具质感，跃然纸上。
用墨有方，浓淡变化得体，则墨色活泼精神，有光彩，妙趣横生。前人论画谓“气韵生动”，常以用墨佳劣为主要衡量标准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一幅画是否达到“气韵生动”，还包括画体的内在精神刻画，作者情感的传递，以及用笔能否恰如其分地再现主客体的谐调一致。所有这些最终还是要靠墨色的变幻来体现的。
这幅《钟馗雅趣图》用墨也是十分精巧。墨色丰富,“墨分五色”既有变化又有统一。钟馗的衣衫以浅淡与中度墨色为主，将白衫的褶皱与光影差别以不同于西方素描的写意手法行云流水般的表现出来。
而浓密的髯发更是展现出范老用墨的不俗功底，纠结浓密却不凌乱，恣意张扬却不繁杂，渐变与层次感以一种特有的手法显露，下笔犹如闲庭信步一气呵成。最可赏的便是范老整个人物的笔触与构图，人物有骨有肉，多利丰筋，形象饱满。
构思精巧，构图简洁爽利，人物神态传神，别有妙趣。范老多画钟馗，这幅却备受瞩目，这和此幅钟馗的“与众不同”大有干系，是范老的“鬼气”赋予了此画别样的感受。范老打破传统，一改钟馗凶神恶煞的民间形象，以雅趣为旨，将钟馗塑造成一位气质介于文人与武将之间的另类，使人顿感新意。
而右肩上的小鬼不再抱头鼠窜而是站在肩头搔弄。旧往打鬼擒妖的鬼判官钟馗，在画中以这些情态出现，诧异者有之，不解者有之，无奈者有之，最终却化作一笑，独品出另一味道。这种超脱出传统拘泥的作品，不愧为鬼才的画作。
其实，个人认为，我觉得中国绘画是最能彰显我国文化特色的历史产物，我国拥有着五千年的深厚底蕴，这不仅仅包括历史，更囊括着我国五千年来的文化积淀。
面对文化，我们要有一种使命感，维护我国文化积淀、传承我国文化瑰宝;面对艺术，我们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发现生活之美、感受来自于艺术的强大力量;面对美术，我们要有一个欣赏的思想，发现生活的不同、感受来自美术的无限魅力。
上个世纪初，在西欧流行一部卷幅浩瀚的长篇小说《芳托马斯》。32卷由两个作家合作完成，每月创作一卷。合作延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来，路易•菲伊雷德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放映后在欧洲引起轰动。 《芳托马斯》的主角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叫芳托马斯。他入室盗窃，诱奸妇女，抢劫银行，无恶不作。警察全力追捕，街上贴满缉拿文告。但是芳托马斯狡诈异常。警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有高超的易容术，从不露出真容；他身手敏捷，能飞檐走壁；他精通缩骨术，能从极小的缝隙中飞身而过。他经常与警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化装成绅士出入于酒店、旅馆与赌场，时而与政要侃侃而谈，时而与贵妇逢场作戏。总之，这是一个半魔幻半真实的风流大盗。他有智取法律的力量，敢于向愚蠢的官僚机构挑战，具有超现实的魔力。 《受威胁的凶手》就是芳托马斯的崇拜者之一，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作品。关于马格利特的介绍网上可查，不在此赘述。接着返回原画上，整张画面，二名手持简单工具的侦探，一具赤裸女尸，一名穿着讲究不明身份的人，三名围观者。最初看到这幅画时，脑中便充满各种诡异的问号:谁杀了那名女子？留声机旁边的男子到底是谁？那两名侦探为何手持如此简单的抓捕工具？三名围观者到底看到了什么？ 找到了上面的背景，心中稍微宽松，若马格利特真的是在画芳托马斯的话，留声机旁边的男子就应该是那位风流大盗了。刚刚做完案的他正在准备易容逃跑，地上的旅行箱，凳子上的大衣和帽子是他的作案工具。门口的两名侦探正在等待时机，或许是在等候支援的同伴，面对名声大作的芳托马斯不敢轻举妄动，面部表情极其凝重。三名围观者目睹一切后，惊愕、忧郁尽显脸上，一切一触即发。而画家更是将看画人的视角至于这一切发生的最近处，整个场面令人紧张不已。 可是画家在这里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在已经发明了留声机的年代，两名侦探还手持木棒、绳网，意图逮捕芳托马斯如此这般的江洋大盗，画家拿我们顽固。愚蠢的官僚机构开了一把涮。 老师也讲到过，整幅画人物的面孔全是马格利特，听到时很是迷惑。为何要将自己画成所有人？是技术，用以构成魔幻感么？以哲学绘画著名的画家应该不止有这点想法吧？我这样猜度着。受害者是我，施暴者是我，围观者是我，执法者也是我。画家这么画到底是为什么？ 画家画这幅画的时候，立体主义，野兽主义已经在欧洲普遍流行，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正在蓬勃发展。随着照相机的发明，画家的绘画对象，表现手法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艺术观念经受着暴风骤雨般的洗礼，画家本人也从一只烟斗开始，去探索相似和近似的概念，，把观念和形象分离开来，挑战了大众的常识，发人深省。用绘画把“是”与“不是”这个哲学问题表达出来。而以上各种主义发展到达达主义反传统，反艺术之后，不论是艺术，还是道德都需要一种颠覆，杜尚用他的作画颠覆了艺术形式，那马格利特这幅画就是对道德的一种颠覆。画家崇拜芳托马斯，崇拜他能玩弄政府机构于股掌，完全自由；在作画职业上，画家却扮演着那两名侦探式的人物，理性，专业；在现实生活中，画家扮演着别人生活的围观者，或许自己也是受害者。一个人身上有多种身份，不同以往，受害者是值得同情的，施暴者是必须谴责的，围观者是完全无辜的。道德不如以前一样代表着绝对的善恶，而是随着人性的胶合越来越暧昧不清。我们的自私，冷漠不再是无事者的无关紧要。因为一切都与自己有关。这也正是体现了现代艺术的本质，对观念的改变和诠释。改变和诠释建立在艺术家大量的思考上。马格利特受不了巴黎的艺术氛围回到了比利时，自己一个人思考，用画笔去诠释，虽然在美术史上不如其他一些大家那般早年得志，却也画出了自己的一副天地。他的画总以哲思出名，比例的夸大，主题的诡异，思想的深奥，挡住了大部分人的脚步，被印在钞票上的《天降》，我倒觉得远不如他《窗》系列那组画来的动人，画布遮挡住窗户，画上户外的景象，真实是什么？画家用这组画来拷问我们。与其说马格利特是魔幻现实主义画家，我到是偏向于把他归为现实派的思想，魔幻的表达手法。他和达利不同，达利执迷于如何表达潜意识，但是马格利特却表达着现实，用魔幻拷问着现实。对于常规，大多数人选择默认，而马格利特却用自己的画笔拷问着这些大家默认的东西。以哲人的身份画画，这就是我想说的马格利特。【参考书目】：1. 《马格利特：图像的哲学》 刘云卿 广西大学出版社2. 《现代主义绘画解读》 孙家祥 上海教育出版社3. 《剑桥艺术史-20世纪艺术》 罗斯玛丽•兰伯特（英） 译林出版社4. 《世界著名图像的秘密》 张延风 百花文艺出版社5. 《奢华的冒险-现代艺术的消解与重建》 张彬 北京大学出版社6. 《二十世纪视觉艺术》 爱德华•路希•史密斯（英）
笔法风格从构图的角度来讲，这幅画很明显将所有人物分成两组：以画卷中轴线为界，左边三个男士依次排开，井然有序，没有任何装饰，在规矩中略显拘谨；右边以唐太宗为中心的人物群，左右簇拥的仕女形象，以及装饰物“两把屏风扇”、“一展旌旗”、“步辇”等等，把人物的布局按照其功能自然分工成不同的角色，而且仕女衣带飘飘和晁盖的迎风招展都有意刻画一种充满了柔情、安详、和善的情调。左右这种对比，尤其是译官谨小慎微、诚惶诚恐和仕女们神情自若、仪态万方的表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一张一弛、一柔一刚，让人的视觉得到了充分地享受。就像弹琴时的左手伴奏一样，稳健而低沉；右手高音区炫音技巧的展示，华丽而不俗脱；一唱一和，和谐有序。 [2] [4] 另外，只有典礼官一个人是红袍在身，未免显得孤零零的，仍然早不出喜庆的气氛。于是作者巧妙地利用了晁盖顶，和宫女服饰的配色，映衬出一团祥和、喜庆的气氛。 [2-3] 构图色彩从色彩上讲，这幅图的场景是一个喜庆的场面。根据中国的传统习俗，喜庆的步辇图局部步辇图局部 [5]场面通常由红色装点基调。这幅图作者为了突出这一特点，特地将典礼官——位于画面正中间的轴心人物画成红色。这样做的目的既可以一上来夺人眼目地突出红色，又不会太突兀得难于接受。因为按照习俗，禄东赞来自吐蕃，服饰多以网状彩绘织成，很少有一整块同样颜色的衣服。再者，由于红色代表正气，代表恢宏的气势，理应当由中原大唐朝独享，而非喧宾夺主地给吐蕃穿戴上。其次，唐太宗也不合适着红装，一者皇上为至尊天子，然而能够与尊贵相配的颜色只有黄色；二者红色由皇上穿戴，不免显得皇帝过于轻浮，不够稳健睿智。如果在考虑仅由于年代久远，风蚀和破坏，原本皇帝身着的镀金装束成了土黄色，那么就不难理解作者在颜色安排上的独到之处。 [2-3] 绘画技术从绘画艺术角度看，作者的表现技巧已相当纯熟。衣纹器物的勾勒墨线圆转流畅中时带坚韧，畅而不滑，顿而不滞；主要人物的神情举止栩栩如生，写照之间更能曲传神韵；图像局部配以晕染，如人物所著靴筒的折皱等处，显得极具立体感；全卷设色浓重淳净，大面积红绿色块交错安排，富于韵律感和鲜明的视觉效果。此图一说为宋摹本，但摹绘较精，仍不失原作之真。幅上有宋初章友直小篆书有关故事，还录有唐李道志、李德裕“重装背”时题记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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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思路：真情实感的表达，结合实际情况描写，正文：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往往是形容我国古代艺术文化、悠久历史的最佳词汇。一个线条，一个轮廓，一抹色彩，看似简简单单的几笔，画家却能够用远近呼应、以动衬静等手法将人物、山水表现得淋漓尽致、唯妙唯俏，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绘画的精髓所在!
从远古的陶瓷绘画，到魏晋的墓室彩绘砖，再到隋唐的壁画，个人感觉，相比较于西方油画的死板，我们中国美术讲究的是形散神聚，画家们举手投足之间一挥笔墨，就能表达自己对人物、事物的态度与看法——不论是一种巫术，还是讽刺官僚、表现民生疾苦，抑或是细致刻画某种动物等等。
通过这几次选修课，我觉得古代的画家不仅仅是画家，他们往往能够用笔墨批判现实或者是表达某种愿望或抱负，总之，绘画的目的已经远远超越了欣赏，我们能够从众多的绘画之中感受到它们所带来的内涵美、意境美，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欣赏、去研究的地方!
在美术鉴赏这门课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顾恺之大师。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顾恺之博学有才气，工诗赋、书法，尤善绘画。精于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时人称之为三绝：画绝、文绝和痴绝。谢安深重之，以为苍生以来未之有。顾恺之与曹不兴、陆探微、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
顾恺之作画，意在传神，其“迁想妙得” “以形写神”等论点，为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老师上课细心地讲述了洛神赋的故事，《洛神赋》是古代有名的诗人曹植用神话隐喻着失落了爱情的感伤的诗篇《洛神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篇重要作品。
曹植所爱的女子甄氏，在他的父亲曹操的决定下，为他的哥哥曹丕夺去。甄氏在曹丕那里，没有得到稳固的爱情死得很惨，她死后，曹丕把甄氏遗留的玉镂金带枕给了曹植。
曹植在回归他自己的封地的路上经过洛水，夜晚梦见了甄氏来会他，悲痛之余作了一篇《感甄赋》，塑造了洛神的动人形象，也就是被他美化了情人的形象，甄氏的儿子曹睿将它改名为《洛神赋》。
恺之知识渊博而有才气，擅长诗赋、书法，尤其精通绘画。工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当时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他的画师法卫协而又有所变化，他的画有敷染容貌，以浓色微加点缀，不求晕饰；
笔迹周密，紧劲连绵，如春蚕吐丝，春云浮空的特点。史有以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精通画论，其“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对我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影响很大。
而在我国古代鼎盛的唐朝唐太宗时期，也不乏优秀的作品出现。比如在《步辇图》中，唐太宗被一群宫女所环绕、包围起来，并且就连座椅都是宫女们抬起来的，这些许表现了阎立本对当时唐太宗、当时整个唐朝的不满与讽刺；
但同时，从来使的衣着与恭敬地神情以及唐太宗面庞的丰润、目光深邃、神态威仪而不失和蔼也能充分展露出盛唐一代明君的风范、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所在。可谓是既表现了对吐蕃的蔑视，又在表现唐太宗风貌的同时表达了自己对唐朝不敢与吐蕃对抗的看法和讽刺。
古代绘画给我留下无穷的回味，而当代大师的作品亦能展现出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
“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由，略通古今之变。”一代书画名家范曾用这二十四个字评价自己。
《鬼才范曾》封底上的那幅《钟馗雅趣图》，正是范老“鬼才”的一个集中表现。范老擅作写意人物泼墨人物，力追古代梁楷、法常诸人，笔墨浑厚，造型生动。
他继承了南宋梁楷以来简笔泼墨的手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其人物作品之传神，固出于其才气之敏悟与博学好思之修养，至于其笔墨之能得其神，则应出于其锲而不舍的勤奋和努力。这幅《钟馗雅趣图》
笔法洗练、形象生动豪放。简单几笔构型有状，神采豪放，线条有样，生动鲜活。钟馗的坦胸开衫的简洁笔法将健硕洒脱的形象描绘得入木三分。卧蚕双眉，红脸多髯，使钟馗的戾气渐隐，英气伶伶俐俐的流露出一点点，不可谓不惟妙惟肖。颈肩与手部的'洗练线条使人物更具质感，跃然纸上。
用墨有方，浓淡变化得体，则墨色活泼精神，有光彩，妙趣横生。前人论画谓“气韵生动”，常以用墨佳劣为主要衡量标准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一幅画是否达到“气韵生动”，还包括画体的内在精神刻画，作者情感的传递，以及用笔能否恰如其分地再现主客体的谐调一致。所有这些最终还是要靠墨色的变幻来体现的。
这幅《钟馗雅趣图》用墨也是十分精巧。墨色丰富,“墨分五色”既有变化又有统一。钟馗的衣衫以浅淡与中度墨色为主，将白衫的褶皱与光影差别以不同于西方素描的写意手法行云流水般的表现出来。
而浓密的髯发更是展现出范老用墨的不俗功底，纠结浓密却不凌乱，恣意张扬却不繁杂，渐变与层次感以一种特有的手法显露，下笔犹如闲庭信步一气呵成。最可赏的便是范老整个人物的笔触与构图，人物有骨有肉，多利丰筋，形象饱满。
构思精巧，构图简洁爽利，人物神态传神，别有妙趣。范老多画钟馗，这幅却备受瞩目，这和此幅钟馗的“与众不同”大有干系，是范老的“鬼气”赋予了此画别样的感受。范老打破传统，一改钟馗凶神恶煞的民间形象，以雅趣为旨，将钟馗塑造成一位气质介于文人与武将之间的另类，使人顿感新意。
而右肩上的小鬼不再抱头鼠窜而是站在肩头搔弄。旧往打鬼擒妖的鬼判官钟馗，在画中以这些情态出现，诧异者有之，不解者有之，无奈者有之，最终却化作一笑，独品出另一味道。这种超脱出传统拘泥的作品，不愧为鬼才的画作。
其实，个人认为，我觉得中国绘画是最能彰显我国文化特色的历史产物，我国拥有着五千年的深厚底蕴，这不仅仅包括历史，更囊括着我国五千年来的文化积淀。
面对文化，我们要有一种使命感，维护我国文化积淀、传承我国文化瑰宝;面对艺术，我们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发现生活之美、感受来自于艺术的强大力量;面对美术，我们要有一个欣赏的思想，发现生活的不同、感受来自美术的无限魅力。
王羲之说起书法，不能不说王羲之；说起王羲之，几乎是家喻户晓，说不定还能说出几个有关他的故事。这也算是中国独特的书法文化现象。王羲之（303-361），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候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书《圣教序》等。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米芾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祖籍山西，迁居襄阳，有“米襄阳”之称。史传说他个性怪异，喜穿唐服，嗜洁成癖，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他六岁熟读诗百首，七岁学书，十岁写碑，二十一岁步入官场，确实是个早熟的怪才。在书法上，他是“宋四书家”(苏、米、黄、蔡)之一，又首屈一指。其书体潇散奔放，又严于法度，苏东坡盛赞其“真、草、隶、篆，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另一方面，他又独创山水画中的“米家云山”之法，善以“模糊”的笔墨作云雾迷漫的江南景色，用大小错落的浓墨、焦墨、横点、点簇来再现层层山头，世称“米点”。为后世许多画家所倾慕，争相仿效。他的儿子米友仁，留世作品较多，使这种画风得以延续，致使“文人画”风上一新台阶，为画史所称道。米芾究竟以书为尚，还是以画为尚，史家各有侧重。米芾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收藏宏富，涉猎甚广，加之眼界宽广，鉴定精良，所著遂为后人研究画史的必备用书。有《宝章待访录》、《书史》、《画史》、《砚史》、《海岳题跋>等。《宝章待访录)成书于元佑元年(1086)八月，分为“目睹”“的闻”两大部分，所录八十四件晋唐品，开后世著录之先河，影响颇大，甚至有专门模仿此书体例的论著，如明张丑撰《张氏四表》。《书史》则更为详实，为后世鉴定家的依据之一。《海岳》一书主要叙述自己的经验心得，十分中肯。该书一般认为是后人辑录米论而在成。米芾平生于书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书为最大。虽然画迹不传于世，但书法作品却有较多留存。南宋以来的著名汇帖中，多数刻其法书，流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北宋四大书家”中，实可首屈一指。康有为曾说：“唐言结构，宋尚意趣。”意为宋代书法家讲求意趣和个性，而米芾在这方面尤其突出，是北宋四大家的杰出代表。米芾习书，自称“集古字”，虽有人以为笑柄，也有赞美说“天姿辕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王文治)。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氏书法成功的来由。根据米芾自述，在听从苏东坡学习晋书以前，大致可以看出他受五位唐人的影响最深：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沈传师、段季展。米芾有很多特殊的笔法，如“门”字右角的圆转、竖钩的陡起以及蟹爪钩等，都集自颜之行书；外形竦削的体势，当来自欧字的模仿，并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沈传师的行书面目或与褚遂良相似；米芾大字学段季展，“独有四面”、“刷字”也许来源于此；褚遂良的用笔最富变化，结体也最为生动，合米芾的脾胃，曾赞其字，“如熟驭阵马，举动随人，而别有一种骄色”。元丰五年(1082)以后，他开始寻访晋人法帖，只一年就得到了王献之的《中秋帖》。这先人为主的大令帖，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总觉得右军不如其子。但生性不羁的米芾并不满足于小王，早在绍圣年间就喊出了“老厌奴书不换鹅”，“一洗二王恶札”。米芾据说学过羊欣，李之仪说，“海岳仙人不我期……笔下羊欣更出奇”。那么米芾学羊欣大概在卜居海岳庵，是元佑六年之后的事情了。尽管如此，米书并没有定型，近在元佑三年书写的《苕溪帖》、《殷令名头陀寺碑跋》、《蜀素帖》写于一个半月之内，风格却有较大的差异，还没有完全走出集古字的门槛。直到“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何以为主”时才最后完成了自己风格的确立，大概在五十岁以后。这定型的书法面目，由于米芾过于不羁，一味好“势”，即使小楷如《向太后挽词》也跃跃欲试。这“势”固是优点，但同时又成了他的缺陷。“终随一偏之失”，褒贬分明如黄庭坚者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黄长睿评其书法，“但能行书，正草殊不工”，当时所谓“正”，并无确指，不一定是现在的“正楷”，倘指篆隶，倒也恰当。现存的米芾篆隶，的确不甚工，草书也写得平平。他后来对唐人的草书持否定态度，又囿于对晋草的见识，成绩平平自然在所难免。米芾作书十分认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米芾自己说：“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明范明泰《米襄阳外记》)。一首诗，写了三四次，还只有一两字自己满意，其中的甘苦非个中行家里手不能道，也可见他创作态度的严谨。米芾对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有着他独到的体会。要求“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大概姜夔所记的“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也是此意。即要求在变化中达到统一，把裹与藏、肥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等对立因素融合起来，也就是“骨筋、皮肉、脂泽、风神俱全，犹如一佳士也”。章法上，重视整体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成竹在胸，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米芾的用笔特点，主要是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沉着痛快的风格。字的起笔往往颇重，到中间稍轻，遇到转折时提笔侧锋直转而下。捺笔的变化也很多，下笔的着重点有时在起笔，有时在落笔，有时却在一笔的中间，对于较长的横画还有一波三折。勾也富有特色。米芾的书法中常有侧倾的体势，欲左先右，欲扬先抑，都是为了增加跌宕跳跃的风姿、骏快飞扬的神气，以几十年集古字的浑厚功底作前提，故而出于天真自然，绝不矫揉造作。学米芾者，即使近水楼台如者也不免有失“艰狂”。宋、元以来，论米芾法书，大概可区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褒而不贬，推崇甚高；一种是有褒有贬，而褒的成分居多。持第一种态度的，可以苏轼为代表。米芾以书法名世，为北宋四家之一，若论体势骏迈，则当属第一。他的成就完全来自后天的努力。他三十岁时在长沙为官，曾见岳麓寺碑，次年又到庐山访东林寺碑，且都题了名。元佑二年还用张萱画六幅、徐浩书二帖与石夷庚换李邕的《多热要葛粉帖》。证之其书法，二十四岁的临桂龙隐岩题铭摩崖，略存气势，全无自成一家的影子；三十岁时的《步辇图》题跋，亦使人深感天资实逊学力。米老狡狯，偶尔自夸也在情理中，正如前人所云“高标自置”。米芾自叙学书经常会有些故弄玄虚，譬如对皇帝则称“臣自幼便学颜行”。但是米芾的成功完全来自后天的苦练，丝毫没有取巧的成分，米芾每天临池不辍，举两条史料为证：“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王羲之)，若穿透始到钟(繇)、索(靖)也，可永勉之。”他儿子米友仁说他甚至大年初一也不忘写字。(据孙祖白《米芾米友仁》)。米芾富于收藏，宦游外出时，往往随其所往，在座船上大书一旗“米家书画船”。米芾嗜石，《宋史》本传记有其事。元倪镇有《题米南宫拜石图》诗：“元章爱砚复爱石，探瑰抉奇久为癖。石兄足拜自写图，乃知颠名传不虚。”据此诗，米芾对此癖好自鸣得意，自写《拜石图》。后世画家亦好写此图，于是米芾拜石一事便喧腾人口，传为佳话。米氏宝晋斋前也有异石，以供清玩，《书异石帖》记有此石。相传米芾有“瘦、秀、皱、透”四字相石法。米芾还爱砚。砚是“文房四宝”之一，为书画家必备之物。米芾于砚，素有研究。著有《砚史》一书，据说对各种古砚的晶样，以及端州、歙州等石砚的异同优劣，均有详细的辨论，倡言“器以用为功，石理以发墨为上”。《宝晋斋法书赞》引《山林集》中一帖：“辱教须宝砚，……砚为吾首，……”米芾把砚看得像自己的头颅一样重要，可谓溺爱之深。(“帖身”亦出于《法书赞》)兼有石癖、砚癖的米芾自然对砚山极为重视。砚山是一种天然峰峦形成的砚石，在底部山麓处，琢平可受以水磨墨，既可作为文房清玩，又能为临池染墨之具。《志林》记米芾得一砚山而抱眠三日。其中最著名的一座是南唐后主李煜之物，为结屋甘露而转让他人换得宅地一方，米芾念念思之，因作有《研(砚)山图》传世。米芾晚年居润州丹徒(今属江苏)，有山林堂。故名其诗文集为《山林集》，有一百卷，现大多散佚。目前传世有《宝晋英光集》。米芾能书又能诗，诗称意格，高远杰出，自成一家。尝写诗投许冲元，自言“不袭人一句，生平亦未录一篇投豪贵”，别具一格为其长，刻意求异为其短。米芾画迹不存在于世。米芾自著的《画史》记录了他收藏、品鉴古画以及自己对绘画的偏好、审美情趣、创作心得等。这应该是研究他的绘画的最好依据。米芾的成功在于通过某种墨戏的态度和母题选择达到了他认可的文人趣味。米芾意识到改变传统的绘画程式和技术标准来达到新的趣味的目的。究其原因：米芾首先是一个收藏宏富的收藏家，鉴定家，对历代绘画的优劣得失了然于胸，更多考虑的是绘画本体的内容；而苏轼首先是一代文豪，然后才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来发表他的绘画观，较多地以诗(文学)的标准来衡量、要求绘画，固然不乏真知灼见，但终究与画隔了一层。所以后多是把米芾当作画家，把苏轼当作美术理论家来看的。心中叨念的是苏轼的画论，而手中实践的却是米家云山，尽管苏轼有画传世而米芾一无所有。作为历史研究，不能不指出米芾的美术思想远比苏轼超出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写一篇还送一篇，自己选吧。
你妹、自己百度不会、我都自己百度交的
审美观的改变吧~
浅谈美术鉴赏 美术鉴赏课是给学生介绍美术知识、剖 析美术作品、揭示美术规律、指导美术欣赏 的课程。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认知技巧，提 高他们辨别、分析、反省、判断的能力并开 阔知识视野，陶冶情操。笔者从以下几个角 度来探讨如何上好美术鉴赏课。 一、让学生多欣赏优秀的美术作品 正如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文艺理论家刘 勰所说的：“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 识器。”只有学生多看、多思考，对一些艺术 语言（如点、线、面、体、空间、光、色、材 质、肌理）和艺术流派（如现代中国的岭南 派、西方的印象派）等美术知识才能逐步由 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可通过欣赏展子虔的《游春图》、阎立本 的《步辇图》、韩滉的《五牛图》、徐渭的《杂 花图卷》、蒋兆和的《流民图》等众多名家的 作品体会中国画融诗词、歌赋、书法、绘画、 印章于一炉，诗、书、画、印相映生辉，这 也是任何绘画艺术都没有的独特艺术形式。 另外中国画的墨色变化和以线条为主的勾、 皴、点、染、浓、淡、干、湿、阴、阳、向、 背、虚、实、疏、密和留白等多种表现手法， 具有高度的提炼概括技巧，充分体现了民族 的精神，因而成为光辉灿烂的民族绘画艺 术。中国画线条的美感是油画所没有的。 二、多给学生介绍美术的类别及基本知识 给学生介绍美术基本知识，特别是有关 美术的分类和各类美术的主要特点，以及美 术的主要艺术语言以及作用的知识。只有这 样，才能根据各类美术的特点和美术的主要 艺术语言，去理解各类美术作品，真正领会 各类美术作品各自不同的艺术魅力。 例如，从大的方面讲，美术包括绘画、雕 塑、工艺美术和设计美术以及建筑和园林艺 术等四大类。也可将书艺（书法、篆刻等）和 摄影艺术归入美术的范围共六大类。绘画艺 术，从绘画的社会功能和表现形式来分，绘 画可分为招贴画、年画、连环画、漫画、组 画、插图等。从绘画的题材来分，绘画可分 为肖像画、风俗画、历史画、风景画、静物 画等。从绘画使用的工具、材料和技法来分， 绘画分为中国画、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粉 画、版画、壁画、素描等画种。其中一些画 种根据使用的材料和工具的不同，又可分为 更细的艺术样式。如版画又可分成木刻、铜 版画、石版画、丝网版画、胶版画等。其中 木刻又可分成黑白木刻、套色木刻、水印套 色木刻等。 三、多介绍艺术作品的历史文化背景 在给学生介绍美术作品时，多介绍一些 美术作品的作者及历史文化背景，培养学生 学习兴趣，让学生来理解和体会作者特定 生活经验和生活阅历。 例如，罗中立的《父亲》是1980年根据 画家在大巴山生活的体验以及与农民结下的 深情，创作了这幅超级写实主义作品。 《父亲》中的艺术形象来源于一位淘粪 的农民“。20世纪70年代农民进城主要是淘 粪，把粪作肥料。为了这个肥料，生产队、 公社之间经常发生争斗，就是为了这个肥 料，画家附近的厕所里都有农民住在里面， 那时候城里面每一个厕所都有农民住在里 面。农民过年的时候也守在那个地方，年三 十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团圆，那个农民家 就住在那个厕所，一年四季都住在那个地 方，吃饭烧火都在那个地方！所以他的那个 神态和姿势引起我很大的震动，这个农民一 年四季都没有回家。”画家罗中立回忆说： “我的一生跟农民肯定是分不开的。《父亲》 这幅画创作出来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它会引 起社会上这样大的反响，《父亲》这幅画实 际上是宣告一个神的时代结束，一个人的时 代开始……《父亲》画了近30年了，它的 主题概括了我们民族的历史、沧桑，绘画语 言和表现手法上首次借用了西方超级写实主 义（照相写实）手法，所以当时会引起那么 多关注。但它持续引起关注许多年，我想是 因为那件作品内含的主题，它已是一个时期 的文化符号。” 只有让学生了解《父亲》的创作背景，才 能更深刻地了解长期的艰辛岁月造成父亲这 一形象的一条条皱纹、柴耙似的双手，以及 缺牙的嘴巴，为什么会立即引起社会的强烈 反响。为什么能代表中国一代人的形象。 四、多讲解美术史方面的知识 我国新兴木刻运动的产生，是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需要，其作品具有极强的革命性和 明确的倾向性。在当时物质条件非常艰苦情 况下，鲁迅先生介绍欧洲版画，组织木刻青 年和提倡新兴木刻运动，其目的是将木刻作 为有力的武器向敌人发动进攻。用刻刀和生 命坚持其主张，为了精神和理想，这些木刻 家们不仅仅是艺术家，更主要的是革命的斗 士。他们用自己手中的刻刀直接介入到政治 斗争中去，以至于被查封展览，或是被捕
艺术的本质与特征1.关于艺术的本质这个艺术学学科的根本问题，艺术史上的几种主要看法：第一种，“客观精神说”。认为艺术是“理念”或者客观“宇宙精神”的体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是较早对艺术的本质进行哲学探讨的学者。柏拉图认为，理性世界是第一性的，感性世界是第二性的，而艺术世界仅仅是第三性的。德国古典美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对艺术本质的认识同样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之上。中国南北朝的刘勰认为文是道的表现，道是文的本源。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文”只不过是载“道”的简单工具，即“犹车之载物”罢了。这样一来，“道”不仅是文艺的本质，而且是文艺的内容，“文”仅仅是作为“道”的工具而已。显然，这种“文以载道”说同样把艺术的本质归结为某种客观精神。第二种，“主观精神说”。认为艺术是“自我意识的表现”，是“生命本体的冲动”。德国古典美学的开山祖康德认为，艺术纯粹是作家艺术家们的天才创造物，这种“自由的艺术”丝毫不夹杂任何利害关系，不涉及任何目的。他强调艺术创作中，天才的想象力与独创性，可以使艺术达到美的境界。康德的这种意志自由论成为后来的唯意志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处在19世纪和20世纪转折点上的德国哲学家尼采，更是将其推向极端。尼采认为，人的主观意志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主宰，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在尼采那里，主观意志被说成是主宰一切的独立实体，本能欲望被夸大为具有无限的能动性。尼采是从美学问题开始他的哲学活动。在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尼采用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象征来说明艺术的起源、艺术的本质和功用，乃至人生的意义等等，它们成为尼采全部美学和哲学的前提。在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批评史上，南北朝时代是文学日益繁荣的时期，文学艺术抒情言志的特点得到重视。但是，这个时期有的文艺评论家把“情”、“志”归结为作家艺术家个人的心灵和欲念的表现，根本否认文艺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宋代严羽的“妙悟”说和明代袁宏道的“性灵”说，也是把主观精神的表现和抒发当作文学的艺术本质特征。�第三种，“模仿说” 或“再现说”。西方文艺思想史上，从古希腊以来，“模仿说”一直是很有影响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发展到后来，更认为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再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个以独立体系来阐明美学概念，成为在他之前的希腊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他首先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从而也就肯定了“模仿”现实的艺术真实性。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认为，艺术所具有的这种“模仿”功能，使得艺术甚至比它所“模仿”的现象世界更加真实。俄国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从他关于“美是生活”的论断出发，认为艺术是对生活的“再现”，是对客观现实的“再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基本论点是艺术反映现实，但他所理解的现实生活，不仅包括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而且包括人们的社会生活，使其更加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 中外艺术史上还有“形象说”、“情感说”、“表现说”、“形式说”等多种颇有影响的说法。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思想家、美学家和艺术家们，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去探究艺术的性质特点和基本规律，提出了许多精辟的、颇有意义的见解。�（2）艺术本质问题的科学理论基础。人类社会生活从总体上可以划分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大组成部分。为满足这两种生活所分别进行的生产活动，称作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物质生产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它的成果构成了人类的物质文明。精神生产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它的成果构成了人类的精神文明。艺术生产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则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它的成果构成了人类光辉灿烂的艺术文化宝库。� 马克思明确提出了“艺术生产”的概念，将“艺术”与“生产”联系起来考虑，从生产实践活动出发来考察艺术问题，把艺术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这在美学史和艺术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艺术生产” 理论对于揭示艺术的起源和艺术的发展，揭示艺术的性质和艺术的特点，以及揭示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鉴赏这样一个完整的艺术系统的奥秘，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艺术生产”理论给艺术学研究提供了哪些启示呢?�第一，艺术生产理论揭示了艺术的起源、性质和特点。首先，从艺术的起源来看，艺术生产本身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才从物质生产中分化出来的。人类最初的艺术品常常同生产劳动实践有着直接的联系，它们或者是劳动工具如精致的石器、骨器等，或者是劳动成果如用来作为装饰品的兽皮、兽牙、羽毛等。只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艺术生产才逐渐独立出来，这些劳动产品也逐渐从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变为满足人的精神需要。艺术的起源可能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归根结底，以劳动为前提，以巫术为中介，艺术的起源离不开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 其次，从艺术的性质和特点来看，艺术生产理论告诉我们，艺术作为审美主客体关系的最高形式，艺术美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艺术是对客观社会生活的反映，另一方面艺术又凝聚着作家艺术家主观的审美理想和情感愿望。也就是说，艺术美既有客观的因素，又有主观的因素，这两方面通过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互相渗透、彼此融合，并通过物态化形成具有艺术形象的艺术作品。因而，艺术的审美价值必然是主客体的有机统一。艺术生产的突出特点，是把创作主体（作家艺术家）强烈的主观因素渗透到整个艺术创作过程，并融汇到艺术作品之中。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艺术生产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当然就更是一种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了。艺术生产固然离不开客观现实，社会现实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和基础，但艺术生产同样不能离开主观创造，只有当艺术家调动他强烈的和丰富的想象来从事创作时，才能创造出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从这种意义上讲，艺术必然是心与物的结合、主观与客观的结合，再现与表现的结合。� 第二，艺术生产理论阐明了两种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它的发展不能脱离一定时代的物质生产条件。一定时代艺术的发展，从最终原因上讲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艺术生产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19世纪的俄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三，艺术生产理论揭示了艺术系统的奥秘。艺术生产理论把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鉴赏这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研究。艺术创作可以说是艺术的“生产阶段”，它是创作主体（作家、艺术家）对创作客体( 社会生活) 能动反映的过程。艺术作品可以被看作是艺术生产的“产品”。艺术鉴赏则可以被看作是艺术的“消费阶段”，它是欣赏主体（读者、观众、听众）和欣赏客体（艺术品)之间相互作用并得到艺术享受的过程。这样，对整个艺术系统来说，艺术生产理论揭示出艺术品与欣赏者、对象与主体、生产与消费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在艺术生产的全过程中，生产作为起点，具有支配作用，消费作为需要，又直接规定着生产。艺术作品被创作出来，是为了供人们阅读或欣赏，如果没人欣赏，它就还只是潜在的作品。因而，艺术生产适应着欣赏者的消费需要来进行艺术创作。同时，艺术欣赏反过来又成为刺激艺术生产的动力，推动着艺术生产的发展。可以说，整个艺术系统中，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它们自身的独特规律，正是我们艺术学研究的核心。�“艺术的特征”一节，阐述了艺术具有的形象性、主体性、审美性等基本特征。（1）形象性。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形象性。哲学、社会科学总是以抽象的、概念的形式来反映客观世界，文学、艺术则是以具体的、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和表现艺术家的思想情感。各个具体艺术门类，它们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可以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如雕塑、绘画、电影、戏剧等门类的艺术形象，欣赏者可以通过感官直接感受到，而音乐，文学等门类的艺术形象，欣赏者则必须通过音响、语言等媒介才能间接地感受到。但无论怎样，任何艺术都不能没有形象。� 第一，艺术形象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任何艺术作品的形象都是具体的、感性的，也都体现着一定的思想感情，都是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有机统一。对于不同的艺术门类来说，艺术形象这种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统一，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对于雕塑、绘画等造型艺术来说，往往是在再现生活形象中渗透了艺术家的思想情感，这种主客观的统一，常常表现为主观因素消溶在客观形象之中。而另一些艺术门类，则更善于直接表现艺术家的思想情感，间接和曲折地反映社会生活，这些艺术门类中主客观的统一，则表现为客观因素消溶在主观因素之中。 第二，艺术形象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任何艺术形象都离不开内容，也离不开形式，必然是二者的有机统一。艺术欣赏中，首先直接作用于欣赏者感官的是艺术形式，但艺术形式之所以能感动人、影响人，是由于这种形式生动鲜明地体现出深刻的思想内容。中外艺术史上，更是有许多这方面的轶事轶闻，充分显示出艺术形象必须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才能真正感染人和打动人。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作讲演时，曾经将两幅画来进行对比。其中一幅是法国19世纪画家米勒的代表作《拾穗者》，另一幅则是当时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时装美女》。虽然这幅时装美女画画得很细，在色彩和线条上颇费了些工夫，但这幅画只是一个广告，简直不能标作艺术品。而米勒的《拾穗者》整个色调是柔和的，构图是平稳的，没有任何刺激视觉的色彩和动态，图中三个弯腰拾穗的农妇正在紧张地劳动，整个画面朴实、自然，但鲁迅先生却认为这幅画很美。优秀的艺术作品，必然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完美的艺术形式，正是这二者的有机统一，才使得艺术具有令人惊叹的感人魅力。19世纪末叶，当法国文学会为纪念大文豪巴尔扎克，委托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为巴尔扎克创作雕像时，罗丹抱着崇敬的心情，决心以雕像来再现大文学家的英灵。为此，罗丹不但阅读了许多有关资料，亲自到巴尔扎克的故乡采访，还找到几个外貌酷似大文豪的模特儿，甚至专程去找到当年为巴尔扎克制衣的老裁缝，从那里找到巴尔扎克准确的身材尺寸作参考。经过这样艰苦的努力，几年间易稿竟达40多次，罗丹终于找到了创作的灵感，选择了巴尔扎克习惯在深夜写作时穿着睡袍漫步构思，来作为雕像的外形轮廓。第三，艺术形象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综观中外艺术宝库中浩如烟海的文艺作品，凡是成功的艺术形象，无不具有鲜明而独特的个性，同时又具有丰富而广泛的社会概括性。正因为集个性与共性的高度统一于一身，才使得这些艺术形象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力。中外文艺理论对这个问题也早有许多精辟的论述。艺术形象必须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特征，与此同时，艺术形象又必须具有普遍性和概括性。这是由于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体，共性存在于千差万别的个性之中，个性总是共性的不同方式的表现。一切事物都是在带有偶然性的个别现象中，体现出带有必然性的共同本质和规律来。因而，许多艺术家在总结创造艺术形象的经验时，总是把能否从生活中捕捉到这种具有独特个性特征，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当作富有成败意义的关键。艺术形象的这种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最集中地体现为艺术典型。所谓艺术典型，就是作家、艺术家运用典型化的方法，创造出具有栩栩如生的鲜明个性并体现出带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形象。例如鲁迅先生塑造的阿 Q 这一人物形象，就是中国文学宝库中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艺术形象与艺术典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根本上讲，二者都是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统一，具有共同的实质。但是，艺术典型比起艺术形象来，又具有更强烈的个性与更广泛的共性。也就是说，艺术典型更加独特，也更加普遍，它是艺术形象的凝炼与升化。典型性是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对艺术形象提出的更高要求，客观存在是对整个形象的要求，也是对形象中的人物、环境、情节、细节、情感等因素的要求。所以，只有那些优秀的作家、艺术家，才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出具有不朽生命力的典型形象来，这些典型必定具有个性鲜明的艺术独创性，往往又都非常深刻地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意义来。 （2）主体性。艺术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主体性。如前所述，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艺术生产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决定了艺术必然具有主体性的特征。毫无疑问，艺术要用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但这种反映绝不是单纯的“模仿”或“再现”，而是融入了创作主体乃至欣赏主体的思想情感，体现出十分鲜明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因而，主体性作为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体现在艺术生产活动的全过程，包括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第一，艺术创作具有主体性的特点。社会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艺术创作对社会生活的这种依赖关系，首先表现在艺术家往往是从生活实践中获得创作动机和创作灵感，尤其是艺术创作的内容，更是来自于社会现实生活。但与此同时，艺术创作又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作家、艺术家作为创作主体对艺术创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没有创作主体，艺术作品就无法产生。所以我们说，艺术创作离不开社会生活，更离不开创作主体，离不开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对于艺术生产这一特殊的精神生产，艺术创作更是艺术作为创作主体的对象化过程。而且，比起物质生产劳动，艺术生产中的这种主体性更加鲜明、更加突出。艺术创作中的这种主体性，集中表现在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具有能动性和独创性。艺术家面对大千世界浩瀚的生活素材，必须进行选择、提炼、加工、改造，并且将自己强烈的思想、情感、愿望、理想等主观因素“物化”到自己的艺术作品之中，正是艺术创作的这种能动性，使得艺术成为主观与客观、再现与表现的辩证统一。艺术创作更具有独创性的特点，每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凝聚着艺术家独特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情感，带有艺术家个人的主观色彩与艺术追求，体现出艺术家鲜明的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具有强烈的创造性与创新性特色。 第二，艺术作品具有主体性的特点。艺术作品作为艺术家创造性劳动的产物，必然打上艺术家作为创作主体的鲜明烙印。中外艺术宝库中，之所以涌现出如此众多千姿百态的艺术作品，正是由于它们凝聚着艺术家对生活的独到发现和深刻理解，渗透着艺术家独特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情感，体现出艺术家鲜明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任何优秀的艺术作品，都应当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具有艺术的独创性。或许，这就是艺术生产的产品和物质生产的产品，这二者之间截然不同的区别之一。这是因为艺术作品具有更加鲜明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特点。 第三，艺术欣赏具有主体性的特点。对于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的主体性特点，人们一般不会有疑问，但是对于艺术欣赏也具有主体性特点，恐怕就感到难以理解了。事实上，由于美感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既有社会功利性，又有个人直觉性，使得美感具有千差万别的个性特征。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经验与性格气质不同，审美能力和艺术素养不同，形成了每个欣赏者在审美感受上鲜明的个性差异，使艺术欣赏不能不打上欣赏主体的烙印。艺术欣赏中的这种个性差异，普遍存在于艺术的史实里。“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正说明了这个道理。 艺术欣赏当然要以客观存在的艺术作品为前提，没有艺术作品作为审美客体或欣赏对象，自然不可能有艺术欣赏活动。但是，在艺术欣赏中，欣赏主体（读者、观众、听众） 也并不是被动的反映或消极的静观。从表面上看，从身体上看，欣赏者似乎完全处于一种“静态”的状态。然而，从实质上看，从心理上看，欣赏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又有着极为复杂的心理过程，它包含着感知、理解、情感、联想、想象等诸多心理因素的自我协调活动。它不仅是主体对客体的感知，同时又是欣赏者对艺术形象能动的改造加工过程。因此，欣赏主体总是要根据自己生活经验、兴趣爱好、思想情感与审美理想，对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进行加工改造，进行再创造和再评价，从而完成和实现、补充和丰富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可以看出，艺术欣赏活动中，欣赏主体和艺术作品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的振荡关系。一方面，艺术作品总是引导着欣赏者向作品所规定的艺术境界运动，另一方面，欣赏主体又总是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感受能力来改造和加工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总而言之，艺术鉴赏的本质就是一种审美的再创造。（3）审美性。艺术还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审美性。从艺术生产的角度来看，任何艺术作品都必须具有以下两个条件：其一，它必须是人类艺术生产的产品；其二，它必须具有审美价值，即审美性。正是这两点，使艺术品和其它一切非艺术品区分开来。� 第一，艺术的审美性是人类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美学理论告诉我们，美的形态分为自然美与艺术美，二者之间的划分归根结底就在于艺术美直接凝聚着人类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所以，泰山的雄伟、华山的险峻、黄山的奇特、峨眉的秀丽，这些名山大川的自然美，虽然从原因来看，都是由于人类社会实践漫长历史中审美主客体关系的建立，但是，这些天然风景之美，毕竟都是大自然造就的。艺术美却不同，任何艺术作品都必然是人所创造的，凝聚着人类劳动和智慧的结晶。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注意，并不是人类一切劳动和智慧的创造物都可以称为艺术品。只有那些能够给人以精神上的愉悦和快感，也就是具有审美价值或审美性的人类创造物，才能称之艺术品。正因为这样，我们听一首乐曲，看一幅绘画，读一本小说，看一部影片，都会感觉到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快感，获得了一种审美享受。 艺术的审美性，集中体现了人类的审美意识。审美意识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人类的社会实践，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终于完成了由实用向审美的过渡。艺术也正是在这一进化历程中产生，成为人类审美活动的最高形式。艺术美作为现实的反映形态，它是艺术家创造性劳动的产物，它比现实生活中的美更加集中和更加典型，能够更加充分地满足人的审美需要。与此同时，艺术又是人类审美意识物质形态化的表现。 第二，艺术的审美性是真、善、美的结晶。艺术美之所以高于现实美，是由于通过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把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凝聚到了艺术作品中。虽然艺术欣赏的特殊性在于直观感受性，即由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直接引起人的美感，人们在欣赏艺术作品时，在这种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中，已经融合了真、善、美的内涵，只不过它是通过艺术美直接体现出来罢了。艺术美要以真和善为前提，并通过审美性体现出艺术中这种真、善、美的统一。艺术中的“真”，并不等于生活真实，而是要通过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通过提炼和加工，使生活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也就是化“真”为“美”，通过艺术形象体现出来。同样，艺术中的“善”，也并不是道德说教，同样要通过艺术家的精心创作，使艺术家的人生态度和道德评价渗透到艺术作品之中，也就是化“善”为“美”，体现为生动感人，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 艺术的审美性和“丑”的关系。生活中既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生活中“丑”的东西，一旦进入了艺术，经过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同样要通过审美特征将生活中的“丑”在艺术作品中体现出来。在生活中既可以找到美的现象又可以找到丑的现象，在艺术中却一概都以审美性表现出来。生活中的“丑”经过艺术家的能动创造变成了艺术美。事物本身“丑”的性质并没有变，但是作为艺术形象它已经具有审美意义。 第三，艺术的审美性是内容美和形式美的统一。作为艺术的一种特性，艺术美注重形式，但并不脱离内容，它是二者的有机统一。每种艺术都有自己特殊的形式美。各种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每个艺术门类在运用形式美的规则方面，已经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规律。然而，这些形式美的法则又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艺术贵在创新，随着艺术实践的不断发展，形式美的法则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艺术家们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寻找美的形式，从内容出发去选择最恰当的形式以加强美和艺术的表现力，从而使得艺术的形式美日益丰富和发展。
1、客观精神说：认为艺术是“理念”或客观“宇宙精神”的体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是较早对艺术的本质进行哲学探讨的学者。柏拉图认为，理性世界是第一性的，感性世界是第二性的，而艺术世界仅仅是第三性的。2、主观精神说： 认为艺术是“自我意识的表现”，是“生命本体的冲动”。德国古典美学开山鼻祖康德认为，艺术纯粹是作家艺术家们的天才创造物，这种“自由的艺术”丝毫不夹杂任何利害关系，不涉及任何目的。他强调艺术创作中，天才的想象力与独创性，可以使艺术达到美的境界。康德的这种意志自由论成为后来的唯意志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 。3、“模仿说” 或“再现说”。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是“社会生活的再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个以独立体系来阐明美学概念，成为希腊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艺术的这种“模仿”功能，使艺术比它所“模仿”的现实世界更加真实。4、形象性： 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形象性。哲学、社会科学总是以抽象的、概念的形式来反映客观世界，文学、艺术则是以具体的、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和表现艺术家的思想情感。各个具体艺术门类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具有不同的特点，如雕塑、绘画、电影、戏剧等门类的艺术形象，欣赏者可以通过感官直接感受到，而音乐、文学等门类的艺术形象，欣赏者必须通过音响、语言等媒介间接地感受。但无论怎样，任何艺术都不能没有形象。
两种艺术的交融与会通——文学与音乐的关系浅论孙丰蕊【摘要】本文先论及了音乐与文学的本质特征，进而从中外文学自古至今与音乐的联系入手，尤其是通过对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考察，对二者的联系进行了分析，最后又联系当前的流行音乐，对它与文学的最新联系加以探索，以求对两种艺术的本质及关系有较为准确的把握。【关键词】音乐；文学；融合【作者简介】孙丰蕊，广西师范学院中文学院06级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广西 南宁 530001[Abstract]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nature of music and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from the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and then the links with the music. In particular, insp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ry and music, make an analysis of the linkages. Lastly, it also links the current pop music, literature and the latest link it to be explored. In order to have more accurate grasp on the na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about the two arts.Keywords: Music; Literature; Fusion 一、引言在文学与各种其它艺术的关系中，文学与音乐间的关系最为紧密。中国古代的诗歌与音乐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所收的305篇长诗、短诗都是合乐歌唱的，乐府诗也是诗乐互补配合的典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及乐府诗时说：“诗为乐心，声为乐体。”①就是说诗是音乐的心灵，声调旋律是音乐的形体。至于中国的戏曲和西洋的歌剧则更是文乐结合的典型代表了。关于文学与音乐的关系，前人多有论及，但笔者意欲从中外文学自古至今与音乐的联系入手，对二者的联系进行分析，以求对两种艺术的本质及关系有较为准确的把握。二、两种艺术的本质特性之比较（一）音乐艺术的本质文学与音乐都是情感艺术，音乐可以通过音符的组合传达强烈的情感，“音乐”就是一种声音的艺术，它是有组织的乐音，构成艺术形象，通过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每门艺术和另一门艺术作比较的时候都有自身的特殊性，音乐当然也不例外，音乐有什么特点呢？ 音乐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它不像语言文学那样能直接叙述生活事件，也不像绘画那样能直接描绘生活现象，音乐意在表情。它通过用旋律上音的高低的变化；节奏上的强弱和快慢的变化；音色的变化；音阶调性和调式结构上的变化；和声上的变化；曲式结构上统一、变化和对比的手法等等来表达人们对一定生活情景的联想。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思想家阿里斯托克森认为：“对音乐的理解由感觉和记忆组成”。他曾说：显然，对一个演奏的旋律的了解可以归结为用听觉和理智感受一切声音产生的一切区别——要知道旋律和音乐跟别的部分一样，是处在不断的产生当中。所以音乐的理解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是从感觉和记忆组成的，需要感受正在产生的东西，用记忆把握产生的东西，因为用别的方法不可能跟踪音乐。”这段话说出了音乐和其它艺术间本质的区别。因为音乐不能直接呈现视觉形象，而是通过声音的比拟在联想中达到描绘。（二）文学艺术的本质高尔基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家通过语言文字的组织传达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与认识，传达作家的思想，和音乐相比，文学可以更直接的表达思想与情感，通过语言这个中介，作家可以更直接地传达出他的内心世界。在更高的层次上说，文学是人生的构成部分，它始终与人的生命、生活、生存、生产等人生的主要内容，与人的价值世界、意义世界、心灵世界、精神世界等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文学是人类寻找精神家园、建构精神家园的一种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方式。文学表现为对人的精神家园的渴求、建构，是人类精神活动本性所决定的。把文学归结为寻找精神家园的冲动和努力，也就是让心不再漂泊，拥有一片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天地，这是文学的神圣使命，也是人生的终极目标。文学思维以生动可感的形象和能产生共鸣的心理情感特征，认识和把握对象世界，这使文学在表现人生时，能够把通常难以用抽象的逻辑语言所不能传达的情绪、情感和深藏在心灵深处的内心活动，纳入自身表现的范围，把人的情感真实细腻的表现出来，生动形象的传达出来。三、古代文学与音乐的关系在上古时代，诗乐舞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在中国传统里面，诗与音乐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就用这名词来看也看得出来，我们说“诗歌”，说诗就知道歌，最早的例子当然非《诗经》末属，其中的诗歌305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当时有“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之说。其中的《国风》原本就是各地的民歌，其中的《颂》就是祭祀时的乐歌。后来的汉乐府，与音乐的关系更为密切，好多都相当于今天的流行歌曲的歌词，只不过是流传过程中歌曲旋律丢失了，现在只剩下了歌词。 南朝乐府民歌是我国文学史上继《诗经》、汉乐府民歌之后出现的又一朵绚烂夺目的民歌奇葩，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今大所能见到的南朝乐府歌辞，绝大部分录存于南宋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中，其中没署名的约有五百余首，但被认作民歌的只有四百余首，因为据专家考证，有些原为文人之作或经过了文人的加工润色。这四百余首民歌，按音乐分类，绝大部分属于“清商曲辞”，少量属于“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这些乐府民歌起初都是民间流行的徒歌，后被南朝乐府机关清商署搜集整理、配乐传习才得以流传下来。 以后文学中诗与乐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们说诗歌的时候想的是诗不是歌，不过我们叫它诗歌，当然也可以倒过来说“歌诗”，像李贺的诗集叫《李长吉歌诗集》，倒过来，就像我们现在叫旅行，古人会叫行旅，等等，而古诗里面有很多诗的题目跟歌曲的题目是相通的。例如“歌行曲调”，我们也想到《长恨歌》了，《琵琶行》了，《清平调》了，《箜篌引》了这些，尤其在乐谱里面，又是诗的题目，又是曲的曲调。有一些诗人经常受到乐府的影响尤其是受到音乐的影响，李白的诗集里面，20几卷诗，里面有4卷是乐谱。 大体说来，中国历史上诗歌与音乐的相互关系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古至汉代，以乐入诗；汉至六朝，采诗入乐；南北朝时，范晔开始分别宫商，辨识清浊，把音律运用到写作上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辟“声律”一章，把“声有飞沉，响有双迭”等音乐技巧引入诗歌创作。隋唐以来，倚声填词。其中最后一个阶段达到了在尊重文学与音乐的各自独特性的前提下来结合诗与乐的水平。 在西方，古希腊的诗与乐也是同体共生的，无论何时，诗人也离不开他的七弦琴。希腊的神话非常有趣，除了宙斯这个主神之外，还有几个大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大神就是阿波罗。阿波罗身兼数职，他是青春之神，诗神，音乐之神，太阳神。这四样东西都是相通的。所以他是管诗也就是广义的文学的。但在古希腊诗是被放在音乐之上的，希腊和罗马都发展了仅供阅读的诗，但是却没有充分发展独立于诗的音乐。在中世纪就出现了很多行吟诗人，同样的，在西方诗里面，诗的题目跟音乐的题目也是相通的，例如song是一首诗也是一首歌，laud 颂歌，balladry民谣，prelude序曲，rondo回旋曲，名目繁多。所以说，西方的诗与音乐的联系一直以来也是非常密切的。四、现代文学与音乐的关系现代音乐与文学间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诗歌更多地借鉴了音乐的形式结构和技巧。诗人T.S.艾略特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 我认为诗人研究音乐会有很多收获。……我相信，音乐当中与诗人最有关系的性质是节奏感和结构感。……使用再现的主题对于诗像对于音乐一样自然。诗句变化的可能性有点像用不同的几组乐器来发展同一个主题；一首诗当中也有转调的可能性，好比交响乐或四重奏当中不同的几个乐章；题材也可以做各种对位的安排。② 艾略特的这些经验之谈既可以看作是他之前借鉴音乐方法进行创作的经验的总结，也可以视为诗歌借鉴音乐的一般原则。T.S.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这个标题直接暗示了对音乐形式的借鉴。加德纳把诗中的每一个“四重奏”都是由有自己内在结构的五个乐章组成。第一乐章“包括陈述和反陈述”，类似于“严格奏鸣曲式一个乐章中的第一和第二主题”。第二乐章以两种不同方式处理同一主题，加德纳把它的效果说成是“像听同一旋律用不同的乐器来演奏，或者配上不同的和声”，第四乐章被看成是一个“简短的抒情乐章”。第五乐章则“再现诗的主题，并有对整个主旨的具体发挥，然后达到第一乐章中矛盾的解决”。③突破诗歌的形式，取得音乐的效果，也是现代派诗歌所自觉追求的。现代派诗人致力于创造“音乐性的诗”，艾略特说：“词的音乐可以说是在一个交叉点上：它的产生首先来自与前后各个词的关系，与它的内容其余部分的关系；而且还来自另一种关系，即在那种特定上下文中这个词的直接意义与它在别的上下文所有的其它意义之间的关系，与它的或多或少的联想之间的关系……一首“音乐性的诗”就是这首诗具有音乐型的声音，构成这首诗的词汇具有音乐型的第二层意义，而这两种音乐型是统一不可分割的。④就是说诗歌借助音乐来表达的可能性不仅在于依照音乐形式的原则来组成诗歌结构，而且可以使诗“具有音乐型的声音”。在中国，闻一多提出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在他的创作中进行了实践，他的《死水》一诗力图将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融为一体：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仍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绣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们笑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跨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诗中闻一多运用了大量的色彩词，力图表现绘画的色彩感，诗句的节奏、韵律都经过了仔细的推敲，所以这首诗读起来能感受到它音律的美。但闻一多的这种构想最终没有在别的作家那里得到更多的实践。发源于意大利的十四行诗，语句整齐、短小精悍、格律严谨、富于音乐效果，内容多以歌咏爱情为主。尤其在文艺复兴之后的两三百年，以爱情为主题的14行诗写得非常多。后来在一世纪前传到我们中国来，也有些诗人尝试，写十四行最有成就的应该就是冯志先生。现举一例： 你秋风里萧萧的玉树—是一片音乐在我耳旁筑起一座严肃的庙堂让我小心翼翼地走入又是插入晴空的高塔在我的面前高高耸起有如一个圣者的身体升华了全城市的喧哗你无时不脱你的躯壳凋零里只看着你生长在阡陌纵横的田野上我把你看成我的引导 祝你永生，我愿一步步化身为你根下的泥土这种诗体的名字叫sonnet,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小小的song,sonnet,加上net就是指“小”。所以就是一首小歌。这就正好说明诗与音乐的关系。 所以，不论从西方还是从中国来看，现代文学与音乐间的联系依然是多方面的，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这两种艺术是无法分割的，事实证明，二者的融合会使两种艺术都受益匪浅。五、流行音乐与文学到了当代，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巨变，文化领域各种思潮层出不穷，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文学与音乐的关系有什么新变化呢？这似乎很难一下子讲清楚，但笔者希望通过对流行音乐与文学间关系的阐释，能对二者关系有一些新的发现。 1975年6月6日的雨夜，诗人余光中亲临、“民歌之父”杨弦和他的朋友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了一场名为“中国现代民歌演唱会”，演唱了8首余光中的诗作。会上杨弦谱曲演唱的《乡愁四韵》也成为中文流行音乐史上新诗入乐的滥觞。在此之后“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代表作《再别康桥》也被多位歌手传唱。“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循环往复、缠绵婉约，将徐志摩对康桥的眷恋融入音调和谐的优美旋律。而徐志摩另一首蕴藏深刻感伤的《偶然》，十几年来更是被陈秋霞、张清芳、蔡琴、黄凯芹、黄秋生等老中青歌手代代传唱，乐此不疲。李泰祥为齐豫制作的两张专辑《祝福》、《有一个人》全部选用余光中、罗门、三毛、郑愁予、席慕容等台湾当代文人作品为歌词，谱曲出版。席慕容的思乡之作《出塞曲》，蔡琴、张清芳先后演唱，连配乐里都是风沙吹过的豪放辽阔。上述都可算是流行音乐与文学联姻的绝佳事例，这些用文人词作谱曲的歌在当时深受欢迎，也让更多的人通过音乐知道了余光中、三毛、郑愁予、席慕容等大师的作品，深深的影响了当时的年轻一代。不可否认的是，诗毕竟是诗，它不是歌词，诗的音乐性会不够，因此这些诗被谱曲之后有的并未能产生太大的影响，像齐豫的两张专辑《祝福》、《有一个人》，这两张专辑所选用的作品由于本身音乐性稍显薄弱，并未得以更大范围的流传，可见文学与音乐的融合是件需长期磨合的工程，但不管怎么说，上述的这些尝试都是很难能可贵的，在文学与音乐的融合上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放眼当今的流行乐坛，可谓群星璀璨，演唱的歌曲风格各异，种类繁多，当然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其中不乏许多优秀作品，像韩红的《天路》，表现了青藏铁路的开通，一条“天路”将边疆与祖国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韩磊的许多作品大气磅礴，具有帝王气概，听后也让人感觉热血沸腾。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当今的流行乐坛很多作品也是在迎合大众的浮躁心理，作品更多地倾向庸俗化，歌词连最起码的通顺都做不到，更不用谈文学性了。在文学与音乐的融合上需要更多的人为此努力，因为只有真正有思想内涵的东西才能经久不衰，才会永恒。六、结语综上所言，笔者从古代说起，论述了文学与音乐间的密切联系，尤其是诗歌与音乐的天然联系，当然也有很多小说家尝试用音乐的方式完成他的作品；在两种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过短暂的分离，但到了现代，二者又在相互的融合中促进了共同的发展。最后，通过论述流行音乐与文学的关系，可以看出在当代的文化环境下，二者仍然是可以相互促进的。中西方众多的事例说明，二者的融合对两种艺术都是一种促进，两种艺术有其深刻的共通性，而这种共通性是文学和音乐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基础。相信这两种艺术会在今后的互相借鉴中找到更多的契合点，焕发出永久的艺术魅力。注释：① 刘勰·《文心雕龙》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02页。② 转引自《比较文学译文集》，第126页。③ 转引自玛丽.盖塞《文学与艺术》，《比较文学译文集》126——127页。④ T.S.艾略特·《艾略特散文选》，《比较文学译文集》第127页。【参考文献】①乐黛云，王宁主编·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②乐黛云·跨文化之桥，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③黄健，王东莉 ·文学与人生，浙江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④孟昭毅 ·比较文学通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⑤朱谦之 ·中国音乐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