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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看到古装戏里用银两做钱的单位，那么一两银子到底是多少钱呢？我也很想知道，于是到网上查了一下，得出了初步的答案。不过，这里声明，笔者不是学历史的，只是利用从网上查到的讲历史的文章，做一个大致的推算，获得一个感性认识罢了。 基本单位 我国古代货币单位很多，各朝不同，特别是秦汉以前。这里只讨论三种基本单位： 一文制钱（即一枚标准的方孔铜钱） 一两白银 一两黄金 以上单位虽然各朝各代都不同，但至少唐宋之后相差不大，所以是可以得到比较稳定可信的数据的。 兑换关系 铜钱，白银和黄金之间的兑换比例就像现在的外汇价格一样，是常常变动的，不像1元钱等于100分这样明确。 根据以下描述： “金银的比价从1600年前后的1：8上涨到20世纪中期和末期的1：10，到18世纪末则翻了一番，达到1：20。” 可知1两黄金约可兑换8~11两白银。 再有： “道光初年,一两白银换钱一吊,也就是一千文；到了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的时候, 一两白银就可以换到制钱一千六七百文了。咸丰以来,银价猛涨,一两白银竟可以换到制 钱两千二三百文之多。” 可知正常情况下，1两白银大约可换到1000~1500文铜钱，古时通常说的1贯钱或1吊钱就是1000文。 金属价格 由于金银铜制成的货币本身是有价值，而且理论上货币的价值就应该等于金属的价格，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现在金属的价格来回答“一两银子到底是多少钱”的问题。 唐代的开元通宝通钱每枚直径8分，10枚重1两，千文重6斤4两；清顺治年间，每个铜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后又增为一钱四分，则每千文重八斤十二两。古代“两”这个重量单位虽有不同但大约都是40克左右，而“斤”则大约是700克左右。每枚铜钱平均重量5克。 目前金银铜的价格（人民币）如下： 黄金：100元/克 白银：2元/克 黄铜：0.02元/克 推算结果为： 1两黄金：约值4000元 1两白银：约值80元 1枚铜钱（1文制钱）: 约值0.1元 粮食价格 很多历史专著中都通过粮食价格来直接衡量货币关系，虽然单独考虑粮价并不很准确客观，但应该是极其重要的参考。晓林在网上查到了如下记载： “上白米(石) 九钱五分
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惨败而告结束。败于“蕞尔小夷”的严峻现实，割地赔款的巨创深痛，给中国社会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大震荡。于是，近代化的新陈代谢过程骤然加快，各种势力集团演出了一场场短暂而又壮烈的悲剧。洋务运动结束了，维新运动早产了，而顽固派的得志和仇洋排外运动的勃发，使中国在本世纪初几乎惨遭亡国之祸。一时近代化的前途变得更为坎坷。如果说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话，甲午战争则使其近代化的进程蒙受了巨大的挫折。本文以此视角重评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重评战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力图从中总结教训、经世致用。 一、洋务运动的结束 甲午战争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做了一次总检验，结果表明“自强”、“求富”的目的远未达到。今后中国的近代化应该如何深入呢？战火甫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光绪帝便宣示中外：“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转引自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第48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更是一口气提出了九条建议：亟练陆军、亟练海军、亟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吁请修备储材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7，奏议37。》由上可见，战后君臣都有把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决心。 但是，甲午战后的历史上还存在洋务运动吗？回答是否定的。首先，维新潮流的兴起表明时代重心已经转移；其次，洋务派开始分裂、对立，难以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了；最后，洋务活动需要国家大量投资，而战后清政府的财政已是山穷水尽。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后，除了练兵以外，其他洋务活动的步伐骤然放慢。总之，洋务活动虽未完全停止，但已称不上是“运动”了。 对于洋务运动的结束，史学界多认为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正常环节。笔者则不以为然。因为这不是其自身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突遭战败打击使然。这就必然会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一）战后李鸿章一蹶不振，洋务派分化、对立，使中国近代化失去了来自实权阶层的推动力量。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实际组织者，甲午战败，他固然不能辞其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群议指责，“国人皆曰可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第71页。》其“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10，第128～130页。》。不久，朝廷将他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调入内阁办事，以削其权。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转而苟安自保。洋务派的另一关键人物、首倡“自强”的恭亲王奕��则转变为顽固派，成为近代化深入的阻力。张之洞虽雄心勃勃，但究属孤立无援，加之和战之际反对割地，曲高和寡，已同李鸿章势如水火。可见此时洋务派已难以形成一支团结一致的政治力量了。 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改革力量。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势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才使洋务运动得以冲破重重阻力开展起来。虽然洋务运动具有片面性，目的也是维护清王朝的，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民用企业的设立、近代教育的开办。清朝封建政权的性质开始有所转变，洋务派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此过程中，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成长起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人与洋务派有着极深的关系；康有为、孙中山也对李鸿章寄予过厚望。甲午战后，深入改革的呼声不仅发自维新派，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盛宣怀等洋务人士也提出了变法要求。李鸿章也说过：“至于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复钦差出使美国大臣伍秩庸》，《李文忠公尺牍》第31册。》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变法要求，除了在“民权”、“议院”问题上有分歧外，基本一致，双方未尝不可求同存异、互相沟通、互为奥援。但是双方只有过短暂的沟通便分道扬镳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战后洋务派势力大减，声誉扫地，维新派不屑与其联合，受其支配。在中国搞任何改革，如果得不到实权阶层的理解、支持，便寸步难行。假如维新运动获得洋务派支持的话，改革可能会变得温和一些，步伐虽不至迈得太大，但会很稳健。总之，洋务派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二）洋务运动的过早结束，削弱了中国近代化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洋务运动期间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尤其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之为比强兵劲旅更为可虑的“黄祸”。《《东方杂志》第7期，第66页。》但甲午战后，由于财政上的原因，这种大规模的建设便停止了。 战后洋务企业不仅不能发展，连原有的成果也难以保全。由于这些企业多是效益不佳，此时的清政府无力再承担亏损的包袱。1895年6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将民用工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28，第11页。》 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言，这种承包具有进步意义，但结果却不尽然，尤其是大型钢铁、矿务企业更是如此。因为，首先这是一次国家资产的廉价大甩卖。由于重型企业受资本、经营条件的限制，一般工商业者不敢问津，而清政府又急于甩包袱，所以条件一降再降。例如投资达580多万两的汉阳铁厂终于让盛宣怀以100万两承包，又许其享有十年免税权、产品专卖权等。《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828—836页。》又如贵州清溪铁厂，国家投资30余万两，结果被道员陈明远以3万两承包。不仅效益差的企业被清政府视为包袱，效益好的企业如开平煤矿也被清政府甩掉了，改由目不识丁的醇王府侍役张翼承包。其次，以上承包者目的各异、经营不善，使重工业没有得到发展。如盛氏接办汉阳铁厂后，虽享有种种特权，但工厂仍然亏损，该公司职员半数为其亲戚党羽，这些人营私舞弊，远甚于官办之时。不仅公司靠借债度日，1913年盛宣怀竟以该公司全部资产作抵押，向日本借款1500万日元，把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卖给了日人。《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484—485页。》陈明远承办青溪铁厂后，也经营不善。《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536页。》至于原本效益较好的开平煤矿被张翼搞得负债累累，1990年以后，落入英国人之手。 由上可见，甲午战败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次挫折。洋务成果虽不能说完全付之东流，但近代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则变得更为薄弱了。在这种形势下，年轻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维新运动的早产 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一样，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勃发也是甲午战败的结果。国将不国，何以图存，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的心中涌起了救国的激情。他们批评洋务派的改革是“补漏弥缺”，是“小变”、是“变事”，从而发出了“变法”的呼声，终于在1898年依附于光绪帝掀起了戊戌变法。然而不过百日，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帝被囚禁，维新派被镇压，变法的成果除了一所有名无实的大学堂外，一切付之东流。 从理论上讲，戊戌变法无疑比洋务运动先进得多，属于高层次的近代化活动。但其生命力为何远逊于洋务运动呢？笔者认为，维新思潮本来孕育、成长于洋务运动之中，甲午战败与洋务运动的结束使其脱离母体，形成了早产。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地表现出维新运动的不成熟： （一）缺乏阶级基础。虽然1895—1898年中国出现了投资设厂的热潮，但总的说来民族资本发展仍很有限。据张国辉先生统计，从1872年到1898年，我国共开设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企业仅152家张国辉《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17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并且绝大部分企业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下。而且这些投资者多出身于买办、政府官僚，其经营活动带有一定的尝试性，一般都尚未舍弃原有的剥削和经营手段。总之，“19世纪末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载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386页。》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民族资产阶级要比其代表——维新派人数少得多。这使维新运动未能获得深厚的阶级基础，运动来得快，消逝得也快。 （二）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由于以上原因，维新派实际上是由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倾向改革的官僚组成。他们的思想理论还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表现在形式上陈旧、学术上武断、方法上激进。其变法理论主要来自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者以烦琐考据的方法把维护封建制度的经学论证成“伪经”，后者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形象，以作为维新变法的护符，并把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说明历史的进化。这些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性。但是，陈旧、烦琐的形式不利于年轻人接受，学术上的武断、错误，导致人们不会倾心相从，并给顽固派以反对、禁止的理由。不仅如此，维新派对整个社会都进行了批判。指责“官”是“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吏”是“充犬马之役，则耀于乡闾，假狐虎之威，乃轹其同族”；“将”是“饮酒看花，距前敌百里之遥，望风弃甲”；“兵”是“老弱羸病，苟且充额，力不能胜匹雏”；“士”是“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商”是“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民”是“缠足陋习，倡优之容，天刑之惨，习之若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4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这简直是向整个社会宣战，该文刊出后“阅者人人惊骇”。《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74页，中华书局1961年。》对这种过激的宣传，许多人给过规劝，如帝党人物沈曾植劝康有为言论应“启之以中和”，还劝其他维新派人士“不必作此无谓之讥评，于西边一切犯忌之事，尤望检点，勿以牛毛细故，致令依违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扫除净尽”。《《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第354—355页。》洋务人物张之洞也劝其放弃孔子改制理论，停止使用孔子纪年。但这些规劝却招来了维新派的反感，于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分裂了。 （三）组织上不成熟。维新派虽有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但其成份复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如北京强学会内而依援翁同龢，外而拉拢张之洞，此外还活动过李鸿藻、王文韶、刘坤一、宋庆、聂士成、袁世凯等人。这些官僚动机各异，互相援引，从中垄断、控制，加大了组织上的复杂性。领导这样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还需要领导者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实际活动能力。在这一点上维新派远逊于洋务派。他们为了壮大声势引来了各种势力集团的人物，但又难以控制，最后只能用“划清界限”来保持组织纯洁。而这样做，实质上又孤立了自己。除了宣传外，其他工作做得很少。一旦厄运临头，便束手无策。吴汝纶曾致函李鸿章：“都下近多新政，初疑吾师与谋，及见所拟章程，则皆少年无阅历者所为。”《《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2。》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维新派的轻视。 主观情况如此，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可以接受这个早产几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到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中国还没有面向大众的、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事业，也基本上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刊于光绪初年、曾深远地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根本没有提及西学。人民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时代，更何况维新派的改革与他们的利益也没有直接关系。这样，维新运动便局限于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改革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支持。相反，反对改革的言行在当时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封疆大吏敢于对新政上谕，或借词推托，或粉饰应付，或置若罔闻。虽然甲午战后统治者也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改革的迫切，但他们还不能接受康有为的变法的主张。即使光绪帝、翁同龢与维新派也不是没有分歧的。况且帝党在清廷中央基础脆弱，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洋务官僚眼见对维新派劝告无效后，便疏远了他们。 总之，从主观上看，维新派尚不成熟，而客观环境也根本不能容纳这一早产儿，其失败是必然的。维新派爱国的赤诚、救国的迫切无疑为后人所敬仰，但其失败却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次受挫，历史一时出现了倒退。 三、仇洋排外运动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了顽固派。在他们眼中，中国的穷困落后不是由于生产落后经济贫穷，更不是社会制度的没落腐朽，而是“圣道”的沦丧和“政教”的失修。因此，他们固守祖宗成法，反对学习西方，仇视社会变革。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顽固派中有些人也唱起了练兵、筹饷的调子，但其反对改革，仇洋排外的立场则始终未变。甲午战前，洋务派势力如日中天，顽固派人数虽多，在统治集团中并不起支配作用。但是，这种权力局面在甲午战争中被打破。1894年10月刚毅进入军机处，12月，太后宠臣荣禄入总理衙门，次年出任兵部尚书，掌握中央兵权。1896年徐桐出任体仁阁大学士，怀塔布出任礼部尚书。1897年，许应骙出任工部尚书，足见顽固派势力直线上升。尤其是刚毅，成为此时顽固派的中坚，洋务派人士在书信中愤愤道：“刚（毅）为人昏庸浅愎，一无所知，……近来一事不能办，实坐此人作梗耳。”《《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31页。》 1898年戊戌变法被镇压，近代化受到更大的挫折。顽固派势力进一步扩展，基本取得了支配中央的权力。1900年军机大臣由如下8人组成：世铎、刚毅、启秀、载漪、荣禄、赵舒翘、王文韶、鹿传霖。《甲午战后清廷人事变动主要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归纳。》其中除王、鹿二人外，其余6人均为顽固派，这种中央权力格局的形成是史无前例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并未给人民带来利益，相反却使人民受害。在此期间，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城市手工业破产，对历史发展而言，这是进步；对人民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铁路的兴建、轮船的启用使内河、运河航运顿成萧条，沿岸城镇急剧衰落，运输工人纷纷失业。他们生计断绝，辗转城乡，挣扎在死亡线上。外国传教士深入穷乡僻壤，招徒入教，包揽词讼，引起民教关系紧张。中国农民感觉到：“自有洋人入中国以来，便给中国带来不安和扰乱，便给中国农民带来困苦和艰难。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洋人在他们的认识中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李大钊选集》，第566页，转引自陈振江等《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25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于是，仇洋排外情绪在民间蔓延着，而甲午战败及接踵而至的瓜分狂潮无疑进一步煽动着这一情绪。 维新运动被镇压后，顽固派与洋人在旧恨之上又多了“新仇”。列强庇护了维新志士，干预了废掉光绪帝的企图，不承认“大阿哥”的地位，这使顽固派的野心难以得逞。他们更加痛恨洋人，其中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第35页，神州国光社1951年第四版。》其他顽固派也“仇视西人，时时有杀尽之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19世纪的最后时刻，山东义和拳树起了“兴清灭洋”的旗帜。老资格的顽固人物徐桐激动地称：“中国当自此强矣”！《《清史稿》（四二），卷465，第12750页，中华书局1977年。》农民仇洋排外是对深重灾难的本能反抗，是朴素、真挚的爱国感情的表现。而顽固派仇洋“并非真知西人将割裂我版图，奴隶我子弟脧削我脂膏而恶之也，不过怪其所不习耳，与狗之吠生人，一理也”。《《义和团》（四），第180页。》他们痛恨洋人惊扰了天朝上国的美梦，打破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惧怕洋人入侵导致的社会变革损害他们私利。可见顽固派的仇洋与农民的仇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二者毕竟有共同之处。于是，本来对立的两个阶级暂时取得了某种一致。在这种大气候下，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任山东巡抚对外强硬起来，对人民仇洋活动实行了姑息政策，但在帝国主义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陆续撤职，随即又委以新职。李秉衡去巡阅长江水师，毓贤改任山西巡抚，新上任的袁世凯则受到中央的警告：“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6页，中华分局1959年。》可以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确与顽固派有一定的直接关系。为了“招抚”义和团，他们向慈禧宣传义和团“术甚神”；为了向洋人宣战，他们居然敢伪造照会，大敌当前，他们组织义和团攻打使馆，完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尽情地发泄仇洋情绪。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转引自《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34页。》1900年春夏，义和团在华北、东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灭洋战斗。他们发誓要消灭中国境内的所有洋人、洋教、洋货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中国人。这种笼统排外的斗争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而告结束。中国近代化遭到了更大的挫折：政治上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军事上处在列强的监管之下；经济上空前的赔款使财政崩溃，北方近代交通、通讯、工矿事业大多被破坏。今天回首这段历史，仍让人痛心疾首。 历史的波澜早已消逝，笔者认为，比讴歌或谴责更重要的，是总结历史教训。从中国近代化屡受挫折中可见：首先，中国近代化运动始终缺少一个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长远目标和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近期目标。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过于笼统，且少数人从中渔利，暴富一小撮，苦了多数人。维新派的目标又过于高远，人民大众不是无知，就是不理解，没有引起社会的共鸣。所以近代化运动只局限于上层，没有获得全民族的支持，从而经不起挫折。其次，近代化始终缺少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洋务派缺乏团结和决心，维新派则缺乏谋略和才干，这也使得近代化运动经受不起挫折。最后，中国近代化的领导者们缺乏务实精神和冷静态度。他们忽视了中国的特定国情，企盼通过短期努力就使中国的近代化取得突破，一旦受挫便又一蹶不振。他们还缺乏求同存异的气量和胸怀，仅因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便互相攻讦，势同水火。本世纪初，当饱经暴风骤雨的历史航船再次起锚启航时，清政府、孙中山、康有为这三个势不两立的舵手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航向。于是，历史航船在舵手们的斗争中曲折地前进着。
刚刚被网友翻出十年以前讲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金融博弈的视频，这个问题我更早还写过相关的文章，现在把当年的文章再一次发布在这里，给大家看到更多的细节和论据。 这有助于大家理解世界真实的博弈，理解金融战的厉害。 此文最早发布于天涯，ID是：谁是谁非任评说，但天涯把我拉黑以后，大家就看不到此文了。
列强扶持日本与中国进行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以后我们一般认为是日本发了横财，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真正在背后暴赚的，是国际金融资本和世界列强，他们通过金融货币的侵略手段，谋取了超过我们想象的利益。
中国和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朝向日本赔款两亿两和台湾岛，这些巨额赔款都是向英德法俄等国银行团借款偿付的，最后总计本息高达六亿两。具体情况为：清政府为了依照条约在三年内还清赔款，1895年7月，中国政府同俄法两国签定了《四厘借款合同》，即“俄法借款”，全部借款4亿法郎，年息四厘，分36年还清，折扣为94.125%。1896年3月，中国政府同英德两国签定借款合约，即“英德借款”，借款总额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分36年还清，九四折扣。1898年3月，中国政府再次同英德签定借款合约，即“续英德借款”，全部借款1600万英镑，八三折扣，年息四厘五，分45年还清。据计算，仅上述三笔借款给中国造成的可以估计的间接损失就达40471万两，同时这些借款还包括了苛刻的附加条件使中国的主权进一步的丧失，有关条件如下：
1． 偿还期45年内，中国政府不得加速偿还或提前一次还清，也不得变更偿还方式；
2． “此次借款未付还时，中国总理海关事物应照先进办理之法办理”（即海关税务司职位一直由英国人充任）；
3． 借款担保的范围，除以关税外，还有货厘和盐厘，赫德就趁此机会要求中立衙门将有关的各厘局交由总税务司管辖，大大地扩大了总税务司的权力。
这些条件保障了利息的收取加强了对于中国收入的控制，是赔款近二倍的利息和附带利益都被国际金融资本获得，国际金融资本的得利超过了日本的战争财，而日本的战争所得，更多的是偿还了外债给国际资本和再次向列强采购军火，利益大部分还是流入了列强和大鳄的腰包。
而更大的利益就是随之展开的金融货币战争，威逼中国的白银进行贬值，列强与日本共谋，对于1895年4月从中国得到了2.3亿两的“甲午战争”赔款，强迫要求中国以英镑交付，从而使得中国必须抛售白银来换取英镑，两个都使用银子的国家，却要使用英镑支付，由此就可以看到列强的身影了。中国与列强协定税则在1843年初制定的时候和在1858年修改的时候，用以计算税率和据以缴纳关税的那种特殊银两——海关两，实际上对英镑是保持每两六先令八便士或是三两一镑的确定价值，这实际上是中国白银（库银）与英镑的一个固定汇率制，要知道中国外债的还款和担保都是海关关税。在日本战争赔款的挤兑下，这样的固定汇率制被打破了。根据1896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曾向各国提出一个备忘录 指出“白银对英镑的兑价一直不断地贬低，以致目前，必须六至七两才能购得英币一镑。”此文献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白银贬值到原来价值的一半，而列强们以海关两缴税又使得他们的纳税少了一半，是以海关两为核心的中国固定汇率制的实际破产。从三两白银兑换一英镑变成了六、七两白银兑换一英镑，这样的贬值是带有资源性质的贵金属货币对于依靠债券的纸币的贬值，与当今美元的贬值的效用是相反的，是我们白银外流、资源外流的加剧，而我们的白银外流造成更大的货币通缩，中国的经济发展被完全扼杀了。
如此巨大的贬值必然造成中国更大的损失， 立即发生的损失就是我们在马关条约以后向列强和金融资本的借款归还会有巨额汇兑损失，史称为磅损， 而国际金融资本对于黄金和白银的比价操纵，以及英镑的纸币兑换中国的实银，利益极其巨大。且不说这些间接金融利益，就贬值后海关的税收和我们的贸易损失就极大，中国海关在 赫德治下总税收不断增加，从1865年的830万两增加到1875年的1200万两，而1885年增加到1450万两。1887年洋货进口突破一亿海关两。到1894年，七年间已经迅速上升到1.62亿海关两。所有这些损失加起来，绝对不是什么2.3亿两白银，也不是带利息的6亿两白银，而是十几亿到几十亿两白银的损失。列强和国际金融资本是赚得钵满而归，因此我们看中国的近代史，不要总紧盯中国各次战败的赔款，所有赔款加起来也没有贪官和绅一个人的家产多，中国的损失在于金融和资源的流失，那个时候白银就是资源！
中国的资源流失才是中国逐步沦落成为生存艰难的贫穷国家的关键，这样的外流最主要的手段也不是军事，而是贸易、金融、货币，经济手段对于中国 历史 上的被掠夺是要超过军事手段的，我们不能总盯着军事和战争而忽略金融和货币。而这里西方列强的经济理论的先进是胜过西方军事武器的先进的，我们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经济理论，而中国 历史 上的师法西方，更多是学习他们的生产技术、军事武器等等而不是经济理论，我们的传统儒学根本无法对抗西方的经济、金融理论，对于这些经济理论的影响我们也是没有深刻的认识，中国当年最早的留学生基本都是学技术的而不是学经济的，西方经济理论对于资源的深刻认识和资源重商主义，是给他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而 历史 上这样的利益差别和经济侵略，中国现在还没有深刻认识，中国的 历史 学者懂得金融的没有什么人，否则那些特别爱论述中国失败是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的正统学者们是一定会把这一点写进 历史 教科书的。
中国的白银的贬值迫使中国贸易激增，主要是必需品的进口上，造成中国的严重入超。据统计，战前的十年内，中国每年平均进出口总额不过二亿二千六百多万海关两，其中进口额仅为一亿二千六百多万海关两，出口额也只有九千九百六十多万海关两。甲午战后据1898-1913年的统计，中国每年平均进出口总额就增加到六亿多海关两，出口额为二亿五千一百多万海关两。对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 社会 的需求，要对外购买的基本上都是刚性需求，我们进口的是洋货、鸦片等刚需，进口量随着汇率的变化不会很大的，超过2亿海关两的进口贸易额增长，基本全部是白银贬值的效果，中国要满足自己的刚性需求每年平白无故的多支出了2亿多两的白银，而国外采购我们的产品，同样的钱可以多买一倍的东西，贰亿多的出口额又是可以多买你2亿的物资和资源，总共加起来是有4亿多两的，也就是每年二个马关条约赔款出来了，或者是每年一个辛丑条约赔款出来了，这相当是每个中国人每年1两白银，对于中国当时人均收入3两左右的 社会 而言，等于是税收率达到了33%，与清朝政府原来的5%相加，达到近40%，这里与政府税收不一样的是这些损失是肉烂在锅外，政府的税收即使是被腐败掉也是消耗在国内 社会 ，是肉烂在锅里还被中国人所得会转化为新财富，而资源外流则是财富转移到其他国家，年年如此的损失，很快就把中国的 历史 财富消耗殆尽，这样的损失才是比战争可怕得多的，把中国从世界第一的富国宝座上打了下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西方列强和金融资本扶持日本对于中国的战争，借助军事战争发起金融战争，他们金融货币战争从中国掠夺渔利的程度，中国领先世界千年所积累的财富是怎样的外流给西方，怎样的被列强所掠夺就可以想见了，要知道中国所有的战争赔款总额还赶不上当年和绅被抄家所得的9亿两白银的财富，以中国的 历史 财富积累光是战争赔款是赔不掉中国的经济基础的，金融和货币的资源掠夺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日本对华的甲午战争是日本以军事力量为手段，列强和国际金融资本进行金融货币战争为实质的一场军事、金融、货币的总体战，中国输给的不仅仅是一个新兴的小国日本，而是其背后的强大的全球势力，以中国那时候的衰落，卷入一场这样的全球渔利的战争，结果是惨败应当是早已在庙算之中的了。
这里很多外国人给中国人洗脑，掩盖他们的金融货币的资源掠夺，说什么中国的白银贬值是由于在美洲发现了大量银矿，白银开采量激增所引发的，因此白银出现贬值是正常的，并且还拿出史料说中国流通的白银中有多少、多少的墨西哥鹰洋。但是我们也要看清问题的实质：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入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很多年，由于这些外银的流入，中国的物价确实比明朝物价要高很多，清朝的白银不如明朝的值钱，但是在鸦片战争开始前中国就是白银外流了，所以才有禁烟和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白银外流是加速的，直到同光中兴以后才有改变但是也与原来的外流量无法比的，因此中国的白银在清末总体上是净流出的，这样的白银外流怎么可能产生白银数量过多而贬值？墨西哥的鹰洋只是美洲对于中国的流入，没有计算中国向欧美的流出！更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情况需要考虑，那就是在美洲不仅仅是发现了大量白银，在美洲还发现了大量的黄金呢！比如旧金山、洛杉矶等地，而英镑的金本位制度是和黄金挂钩的，因此发现的黄金流入市场后也应当要英镑贬值啊！我们再从实际购买力上看一下这样的问题就更清楚了，中国的白银外流在中国国内造成的是通缩，具体表现是白银与铜钱的兑换价的严重失调，我们从1000文铜钱兑换一两银子贬值到2000文以上，最高的竟然达到3000多文铜钱才能兑换一两白银，白银在国内的购买力是急剧增加的，白银是对外贬值对内升值的，综合计算就有四倍以上的差距。白银的对内升值是最能够说明这样的贬值是“美洲发现的大量白银流入中国造成”的说法之荒谬。如果考虑白银的实际购买力变动的因素，本文前面说的西方通过金融货币战争每年从中国掠夺的4亿多两的白银的实际效用还要翻倍！如果以原来的白银价值衡量，实际上是拿走了价值原来白银8亿两的物资。西方让中国赔款都以白银来计算也是有目的的，因为白银无法如纸币那样金融衍生，中国的白银被大量外流以后，必然造成国内的通缩，他们再使用白银就可以换取更多的资源！而他们取得白银以后，就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抛售，造成银价与英镑的更大的贬值，而中国没有金融系统和央行，也没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维持银价，这样中国在使用白银购买进口物资时就将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国内的通缩也更加严重，造成恶性循环。就如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几个月的时间就把东亚小龙20多年的发展成果席卷一空，而中国当年这样的掠夺是一直萦绕在清末的，时间之长让中国财富之鲜血流失殆尽。
在使用实银没有任何金融货币工具的情况下，外贸的失衡是极其可怕的，而以你的实银去对抗对方有纸币的成熟的金融系统，那将是更加可怕的事情，而甲午的战争就是让中国不得不这样的对抗，在鸦片战争是打开了中国物资贸易的海关大门，而甲午战争是打开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大门，这是列强们最需要的，因为在中国也自己种植鸦片以后，鸦片进口大幅度减少，西方列强再一次发现中国要开始入超了，但是中国的资源、丝绸和茶叶却是列强的必需品，扭转这样的经济形势已经不是鸦片战争打开通商口岸让鸦片贸易合法化就可以解决的了，因此对于中国的金融货币战争就是列强掠夺所必须的了。清朝财政赤字的真正起点是甲午战争之后，1896年赤字高达1292万银两，1899年为1300万两。而在此之前中国的外债是很少的，胡雪岩的外债与马关条约后的借款是无法比的，马关条约以前中国是自给自足的没有外债的 社会 ，而马关条约以后中国背上沉重的外债包袱，中国在经济领域再没有可以设防的国界，中国以一国之力面对全世界列强的一致压榨，中国怎么能够不衰落，这样的衰落又怎么可能通过简单的内部维新来解决？中国的强大必须摸索自己的道路。
列强们对于在中国取得的白银，西方还直接到中国进行金银的套利活动，因为在西方是金银比价是1：20，中国是1：10左右，利益空间是巨大的。由于中国政府没有以黄金作为货币也没有黄金储备，黄金在中国更多的是饰品，而民间也没有远洋兑换金银的规模、实力和能力，这样的金银套利也基本上被西方的金融资本取得，因此与他们到世界各地，比如：印加，必须支付黄金的要求是不同的，他们要求中国支付白银而不是黄金，目的就是赚取金银差价，而中国政府由于征税等等都是白银也不愿意支付黄金，之间的套利就这样轻易的让国际金融资本赚取了。等到中国的黄金没有了套利的空间，列强们就又要中国变成黄金支付，列强以银价下跌为由在1905年7月2日，强迫清政府将按银价算的庚子赔款改为金货债务，并将已经用银偿付的赔款按金价折算，补偿了约8000000两。
在马关条约以后西方给中国的贷款是五厘的利率看似不高，但是这些利息是计算复利的，与我们今天的不计复利的贷款是非常不同的，而且你在还债的时候抽走国内的白银造成通缩，随着偿还的不断进行白银会越来越少，这样的通缩也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这样的利息不用纸币而是实银偿还并且贷款要流出经济体的时候，这样的巨额贷款与小额贷款有根本的不同，因为它会造成你的通缩，最后对于你的负担将是受到通缩的巨大影响远远的超过你所支付的利息，这比现在的房奴贷款后利息增加要严酷的多，这是一个越勒越紧的绞索，比中国本土分利的高利贷更加凶恶，这样的金融通缩的绞索中国的大臣们是根本想不到的。这样的白银通缩也与当今的纸币模式不同，纸币模式下巨额的贷款会造成流动性过剩而发生通胀的，通胀会抵消利息甚至造成实际的负利率，所以当今主要发达国家在争当债务国，在金属货币时代是债权国是爷爷，当然前提条件是你还要有保障债权的武力。
这样的金融攻击对于中国的影响 我们看一下当时中国流通的白银总量就知道了，根据贺力平的论文，1825年时中国货币用银存量应在6亿两到11亿两之间。1825 1840年间中国对外货物贸易总逆差即白银净外流的规模——约为4000万银两，此后中国的白银流出盒流入基本平衡（《鸦片贸易与白银外流关系之再检讨》贺力平 社会 科学战线2007年第1期）。因鸦片贸易而引起的货币用银减少约占当时中国货币用银存量的3.6％到6.7％之间只有4000万两的白银外流已经给中国造成巨大压力，而马关条约要给日本2.3亿两白银是怎么样的压力可想而知，随后的4.5亿两的赔款就更是灾难了，而对于和绅抄家的9亿两家财，更多的是古玩字画、产业地产的价值，白银只有不到3000万两；而在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本位货币破产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后，1935年中国发行纸币，使用法币强制兑换银元（一块银元大约0.7两白银），整个中国也只得到14亿元。因此这样的赔款如果以实银计算，对于中国的金融体系是怎样的灾难和会造成如何的通缩就可以理解了，这样白银货币的减少在那时的货币体系下是无法弥补的，对于国民经济有怎样的影响也可以想见。而世界上当时的白银大部分都在中国，这样多的白银到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白银贬值就可以想见了。
而西方获得的白银在中国套利成为黄金后成为了他们货币发行的储备，维持了金本位制度下的货币投放量的快速扩张，促进了西方的经济繁荣，而日本建立金本位制度，也是依靠了马关条约的赔款所得的英镑为担保而建立的。而中国在此之前基本上都是使用白银和铜这样的贵金属为货币，对于一个当时GDP世界第一的国家，这意味着多大的财富，而随着这样的外流，中国也成为末流国家，还有一个中国近代史不愿意公开提的事实，就是我们民国的国家财政收入，是远远低于清末的，即使是清末的税收率只有5%，朝廷的总收入也远远要高于民国很多年后的政府收入，而民国的税收率却是与世界接轨的甚至更高的，在此就可以看到中国实际衰落的程度，因此很多传宣家就一定要给晚清戴上一顶苛捐杂税无比严重的大帽子。
一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二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三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四《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0.94125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0.25%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五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
被曹胚搞死的
刘协（181年4月2日—234年4月21日），即汉献帝（189年－220年在位），字伯和，汉灵帝刘宏次子，汉少帝刘辩异母弟，母灵怀皇后王荣，东汉最后一任皇帝。
刘协因被董太后抚养，故称“董侯”，初封渤海王，后改封陈留王。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废汉少帝刘辩，立刘协为皇帝。
董卓被王允和吕布诛杀后，董卓部将李傕等攻入长安，再次挟持了他。刘协后来逃出长安。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控制了刘协，并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病死，刘协被曹丕控制，随后被迫禅让于曹丕。
曹魏青龙二年（234年），刘协寿终正寝，享年54岁，葬于禅陵，谥号孝献皇帝。
1、汉献帝死在葬于禅陵，其地位于今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方庄镇古汉村南，南距修武县城约23公里，北依太行山，其余三面皆为平原。陵东南400米处有一低矮山丘，因禅陵在此而得名，曰古汉山。
2、北约5公里的太行山中有一幽静凹区，曰百家岩，内有一高约10米的高台，当地群众相传，汉献帝常来此避暑游玩，高台上建有汉献帝庙。陵北500米处是因陵而得名的古汉村。
3、汉献帝陵坐北朝南，陵内有两个陪葬墓。一个陪葬墓位于禅陵东北130米处。此冢封土原比禅陵略小，但大部分已被平掉，所剩封土平面直径约2米，高约1米。另一个陪葬墓位于禅陵东南80米，封土呈半圆状，筑夯，现有高度约2.5米。
汉献帝刘协安度晚年，比曹家人的命好的多。公元220年，曹丕强迫汉献帝禅让。禅让后的汉献帝被封为山阳公，又过了14年才死，比曹丕还晚死了8年呢，享年54岁。可笑的是汉献帝还没死就被刘备大张旗鼓的发丧。还没死就被发丧，被称之为先帝。
一、死亡原因：安享晚年，寿终正寝。公元220年，曹操病死，刘协被曹丕控制，随后被迫禅让于曹丕。公元234年，刘协寿终正寝，享年54岁。葬于禅陵（今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北小风村），谥号孝献皇帝。二、简介：汉献帝刘协（公元181年4月2日—234年4月21日），字伯和，汉灵帝刘宏次子，汉少帝刘辩异母弟，母灵怀皇后王荣，东汉最后一任皇帝，公元189年－220年在位。因被董太后抚养，故称“董侯”，初封渤海王，后改封陈留王。公元189年，董卓废汉少帝刘辩，立刘协为皇帝。董卓被王允和吕布诛杀后，董卓部将李傕等攻入长安，再次挟持了他，后来逃出长安。公元196年，曹操控制了刘协，并迁都许县，挟天子以令诸侯。公元234年，刘协寿终正寝，享年54岁。葬于禅陵（今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北小风村），谥号孝献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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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相关文献，了解每篇文献的核心，确定写作主题。一般先看摘要，大概只要花几分钟，如果觉得有点参考价值，先阅读第五章的研究结论，再看第三章的假设模型。通过阅读上述部分，基本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就掌握了。
自己选题的时候需要注意下面两点：
（1）若选题太偏，参考资料和数据都非常难找，将增加论文的写作难度。
（2）选题也不能选得太宽泛，应选择一个较小的切入点。举个例子，比如选择论文题目为“跨国企业的文化管理”，这就属于宽泛的题目，因为跨过企业涉及的范围较大，需要收集大量数据，而且论文篇幅有限，
第二步：查询资料。
（1）选题搞定了之后，就可以开始找你需要参考的论文文章，建议可以通过以下网站查找：中国知网、百度学术。查询参考文献时可以适当提取关键词。也可以借阅已找到的文献中的参考文献。（2）如果需要查找数据，可在如下的网站搜索：国泰安数据库、巨潮资讯网、国家信息中心，或者从自己学校的图书馆网站查询可使用的数据库。
第三步：确定文章结构。
毕业论文一般分为5-6个章节。
第一章：绪论。一般包含几个二级标题：分别为：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方法、论文结构等……
第二章：理论基础（或文献综述）。这一部分主要是引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作为理论支撑。
第三章：研究假设。这一章是论文写作的核心和难点之一。主要论述你提出了怎样的研究假设。
第四章：论证过程。这一章是论文写作的核心和难点之一。一般是在第三章提出研究假设的基础上，对收集来的数据进行分析的过程，以验证你的假设是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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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研究不足与展望。对你的论文进行自我批评与提出未来展望。
第四步：安排好每个章节的写作顺序
阅读文献，了解你的写作主题中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此时不必着急撰写第二章；第二，提出理论假设完成第三章的撰写，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完成第四章的撰写；第三，根据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内容，验证假设是否成立。
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完成第五章的撰写；第四，根据你所得出的结论对论文进行批评展望；第五，根据假设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为你的论文找到相关理论与研究支撑，完成第二章的撰写；最后，完成第一章绪论部分的撰写。第五步：上交初稿给导师，提出修改意见，并对文章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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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中国远古史上，有以炎帝和黄帝为代表的一个时代，一般简称它为炎黄时代。炎帝、黄帝当是人名。也有可能炎帝和黄帝在各自的氏族中居有领导者的地位， 氏族就以他们的名来命名。由氏族发展为部落时，他们仍居有领导者的地位，部落又以他们的氏族名来命名。由部落发展到部落联盟时，也是这样。因此，炎帝、黄帝既有其人， 同时又可能是某个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之名。炎黄时代在时间上是相当长的：在空间上只限于中华大地上的一部分地域。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氏族、部落之间的交往、联系日益频繁，思想意识上有了共主同之处，这就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开始奠定基础。炎黄二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也逐渐为各族人民所接受。当然，这个问题不是几句话所能说明的，需要全面、系统地进行分析。本卷的内容，是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阐述炎黄两族人们的社会生活。 炎黄时代的时空范畴 有文字记载以前，人们的重要史实， 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一代代地传递下来。在长期的口耳相传过程中，不免产生一些传误，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其中真实的史实乃是它的核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考古资料和传说记载下来的史料结合起来研究，是可以做到去伪存真的。这是史前史研究必然要走的道路。 在中国古史传说中，有许多伟大的人物，如炎帝、黄帝、颛顼、太昊、少吴、蚩尤、祝融等等。其中炎帝和黄帝最为重要，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我们要以考古资料宋研究炎黄二帝时期的历史，首先就得明确其在时间上大体占有多长，在空间上大体占有哪些地区：在这个时空框架内， 目前已发现哪些考古学文化。这样，才能切合当时的实际。 《国语·晋语》：“昔少典氏娶于有蠕氏，生黄帝、炎帝。”正如徐旭生先生说的：“……炎、黄二帝氏族均从少典氏族分出”。《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势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 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 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伐神农氏，是为黄帝。”《五帝本纪》中所说的轩辕、黄帝实是同一个人或氏族部落， 同样，神农氏、炎帝有的学者也认为是同一个人或氏族部落。从“轩辕之时，神农氏势衰”等语可以看出，黄帝氏族和炎帝氏族从少典氏族中派生出来，并非是同时或基本上同时，而是在时间上有着先后的不同，炎帝在前黄帝在后。另外，炎帝和黄帝之间因某些原因，发生了战争，黄或部落联盟，黄帝氏族成为这个组织的领导者。 炎帝和黄帝两氏族是何时从少典氏族派生出来的?在中华史前史中延续多长呢?对这个问题，要作明确的回答，目前是不可能的，只能从传说的文献记载中去分析理解。《易·系辞(下)》：“神农氏作，断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白虎通义》：“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得，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庄子·盗跖》：“神农之世……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商君书·画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从这些传说记载分析，炎黄时代应起于开始使用耒耜进行农业生产的耜耕阶段，从社会发展上来说，经历了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对偶婚阶段，发展到有了初期的礼制形态，即有了“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这样，炎黄时代起于进入耜耕农业阶段，止于仰韶文化时期。 《国语·晋语》称：“炎帝以姜水成”。《帝王世纪》等文献， 也有相似的记载。姜水的地望，据《水经注·渭水》：“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因此，炎帝氏族部落的主要活动地区应是渭水流域。据《史记·五帝本纪》的《集解》，引皇甫谧曰：“黄帝受国于有熊。”即黄帝为有熊国君。有熊，一般认为即今河南新郑。新郑居中原的中央，所以黄帝氏族部落应以中原地区为其主要活动地区。由此可见，炎黄时代的主要活动地区是渭水流域和中原地区。在这地域内， 目前田野考古发现最早的耜耕农业，是距今约七八千年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老官台文化；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山西襄汾陶寺的河南龙山文化早期遗址，从现已发掘的近千座墓葬中，能明显地反映出有了一定的礼制。这时的礼制，似乎不像是开始出现，应再向上推至仰韶文化晚期。有较多的考古学者、历史学者认为，陶寺遗址的时代是属传说时代的尧时期。尧之前，为黄帝时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晚期，距今约五千年左右。这样，炎黄时代是从距今七、八千年左右至五千年左右，经历了约有三千年之久。 炎黄两个氏族部落，也就是古史传说中所称的华夏集团。他们长期在渭河流域、中原地区经营、繁殖、发明、创造，这些成就，必然对其周围地区发生影响。《史记·五帝本纪·赞》：“余尝西至空峒(即今甘肃镇原县境内)，北过涿鹿(即今河北怀来县或涿鹿县)， 东渐于海，南浮江(即长江)、淮(即淮河)矣，至，长老皆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因此，徐旭生先生说， 由于黄帝、尧、舜的声望极高，各地的人都愿意拉上他们为同乡，这也反映了黄帝氏族部落的活动范围，是以中原为中心， 向四方扩展。 炎帝属于哪一个氏族部落，有着不同的意见。徐旭生先生认为属于华夏集团，而傅斯年、蒙文通两先生都认为属于南方集团，蒙先生更具体地说是南方的江汉民族(即苗蛮集团)。《山海经·海内经》说：“炎帝之妻， 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 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 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关于炎帝的世系，《山海经》与《礼己·祭法》、《左传》相一致的是，都说共工生后土。相异的是，《大戴礼记·帝系》和《史记·楚世家》都说，祝融出于帝颛顼。不论怎样，祝融与长江中游的苗蛮集团有关，当无疑问。关于祝融的世系关系，说他属炎帝一支的传说记载出现的时间较早，可能性较大一些。若此推测不误，那末，祝融到了南方之后，成为南方氏族部落的领导者，他的后裔仍是其领导地位的继承者。祝融“可以说成了南方集团的象征”。祝融的始祖是炎帝，炎帝的声望高，影响大，就以炎帝作为南方集团的人文始祖，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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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王诵 三十七年 成王陵 陕西咸阳 记载不确，应在今长安户县附近 周康王钊 二十六年 康王陵 陕西咸阳 记载不确，应在今长安户县附近 周昭王瑕 十九年 昭王陵 河南登封 待考 周穆王满 四十一年 穆王陵 陕西西安 待考 周恭王翳扈 十九年 恭王陵 陕西咸阳 待考 周懿王 二十四年 懿王陵 周孝王辟方 十三年 孝王陵 周夷王燮 二十九年 夷王陵 周厉王胡 三十七年 厉王陵 周宣王静 前827--前782年 周幽王宫涅 前781--前771年 幽王陵 河南洛阳 东周王陵(春秋) 帝号及姓氏 在位时间 陵名 埋葬地址 陪葬情况 周平王姬宜臼 前770--前720年 河南洛阳 周桓王林 前719--前697年 河南洛阳 周庄王佗 前696--前682年 河南洛阳 周厘王胡齐 前681--前677年 河南洛阳 周惠王阆 前676--前652年 河南洛阳 周襄王郑 前651--前619年 河南洛阳 周顷王壬臣 前618--前613年 河南洛阳 周匡王班 前612--前607年 河南洛阳 周定王瑜 前606--前586年 河南洛阳 周简王夷 前585--前572年 河南洛阳 周灵王泄心 前571--前545年 河南洛阳 周景王贵 前544--前520年 河南洛阳 王后穆氏 周悼王猛 前520 周敬王 前519--前476年 河南洛阳 东周王陵(战国) 帝号及姓氏 在位时间 陵名 埋葬地址 陪葬情况 周元王姬仁 前475--前469年 河南洛阳 周贞定王介 前468--前441年 河南洛阳 周哀王去疾 前441 河南洛阳 周思王叔 前441 河南洛阳 周考王嵬 前440--前426年 河南洛阳 周威烈王午 前425--前402年 河南洛阳 周安王骄 前401--前376年 河南洛阳 周烈王喜 前375--前369年 河南洛阳 周显王扁 前368--前321年 河南洛阳 周慎靓王定 前320--前315年 河南洛阳 周赧王延 前314--前256年 陕西凤翔 秦代帝陵 帝号及姓氏 在位时间 陵名 埋葬地址 陪葬情况 秦始皇蠃政 前221--前210年 始皇陵 陕西临潼 发现兵马俑 秦二世胡亥 前209--前207年 陕西临潼北 帝号及姓氏 在位时间 陵名 埋葬地址 备注 西汉帝陵 帝号及姓氏 在位时间 陵名 埋葬地址 陪葬情况 汉高祖刘邦 前206--前195年 长陵 陕西咸阳市窑店 汉惠帝刘盈 前194--前188年 安陵 咸阳市韩家湾 惠孝张皇后 汉高后吕雉 前187--前180 吕后陵 咸阳长陵东 汉文帝刘恒 前179--前157年 霸陵 西安市东郊 孝文窦皇后 汉景帝刘启 前156--前141年 阳陵 咸阳市张家湾 孝景王皇后 汉武帝刘彻 前140--前87年 茂陵 兴平县南位 李夫人 汉昭帝刘弗陵 前86--前74年 平陵 咸阳市大王 孝昭上官皇后 汉宣帝刘询 前73--前49年 杜陵 长安县东少陵原上 孝宣王皇后 汉元帝刘奭 前48--前33年 渭陵 咸阳市周陵南 孝元王皇后 汉成帝刘骜 前32--前7年 延陵 咸阳市周陵西南 孝成班婕妤 汉哀帝刘欣 前6--前1年 义陵 咸阳市周陵东 汉平帝刘 公元1--5年 康陵 咸阳市周陵西南 孺子婴 6--8年 [新]王 莽 8--23年 淮阳王刘玄 23--25年 东汉帝陵 帝号及姓氏 在位时间 陵名 埋葬地址 陪葬情况 光武帝刘秀 25--57年 原陵 河南孟津 阴皇后 明帝刘庄 58--75年 显节陵 河南洛阳 马皇后 章帝刘炟 76--88年 敬陵 河南洛阳 窦皇后 和帝刘肇 89--105年 慎(顺)陵 河南洛阳 熹皇后 殇帝刘隆 106年 康陵 河南洛阳 安帝刘祜 107--125年 恭陵 河南洛阳 阎皇后 顺帝刘保 126--144年 宪陵 河南洛阳 梁皇后 冲帝刘炳 145年 怀陵 河南洛阳 质帝刘缵 146年 静陵 河南洛阳 桓帝刘志 147--167年 宣陵 河南洛阳 郑皇后 灵帝刘宏 168--189年 文陵 河南洛阳 何皇后 王皇后 少帝刘辩 189年 献帝刘协 190--220年 禅陵 河南修武 曹皇 三国帝陵 帝号及姓氏 在位时间 陵名 埋葬地址 陪葬情况 蜀昭烈帝刘备 221--223年 惠陵 四川成都 照烈皇后甘氏 穆皇后吴氏 蜀后主刘禅 223--264年 河南洛阳 魏太武帝曹操 后追封 高陵 河北临漳 武宣卞皇后 魏文帝曹丕 220--226年 首阳陵 河南洛阳 文德郭皇后 魏明帝曹睿 227--254年 高平陵 河南孟津 明元郭皇后 高贵乡公曹髦 255--260年 河南洛阳 魏元帝曹奂 261--265年 吴武烈帝孙坚 后追封 吴陵 江苏丹阳 吴夫人 吴大帝孙权 222--252年 蒋 陵 江苏南京 步皇后 潘夫人 吴会稽王孙亮 253--258年 吴景帝孙休 259--264年 定陵 安徽当涂 朱夫人 吴末帝孙皓 265--280年 河南洛阳 滕夫人 西晋帝陵 帝号及姓氏 在位时间 陵名 埋葬地址 陪葬情况 晋高祖(晋世祖追崇) 宣帝 司马懿 河南洛阳 晋世宗(晋世祖追崇) 景帝 司马师 河南洛阳 晋太祖(晋世祖追崇) 文帝 司马昭 河南洛阳 晋武帝司马炎 265--290年 峻阳陵 河南洛阳 武元杨皇后 晋惠帝司马衷 291--306年 太阳陵 河南洛阳 晋怀帝司马炽 307--313年 河南洛阳 晋愍帝司马邺 314--316年 河南洛阳 东晋帝陵 帝号及姓氏 在位时间 陵名 埋葬地址 陪葬情况 晋元帝司马睿 317--323年 建平陵 江苏南京 元敬虞皇后 晋明帝司马绍 324--326年 武平陵 江苏南京 明穆庾皇后 晋成帝司马衍 327--342年 兴平陵 江苏南京 成恭杜皇后 晋康帝司马岳 343--344年 崇平陵 江苏南京 康献褚皇后 晋穆帝司马聃 345--361年 永平陵 江苏南京 穆章何皇后 晋哀帝司马丕 362--365年 安平陵 江苏南京 哀靖王皇后 晋废帝司马奕 366--371年 吴陵 江苏吴县 孝庾皇后 晋简文帝司马昱 372年 高平陵 江苏南京 简文顺王皇后 晋孝武帝司马曜 373--396年 隆平陵 江苏南京 孝武定王皇后 晋安帝司马德宗 397--418年 休平陵 江苏南京 晋恭帝司马德文 419--420年 冲平陵 江苏南京 恭思褚皇后 隋代帝陵 帝号及姓氏 在位时间 陵名 埋葬地址 培葬情况 隋文献帝杨坚 581--604年 太陵 陕西武功 文皇后独孤氏 隋炀帝杨广 605--618年 炀帝陵 江苏扬州 唐代帝陵 帝号及姓氏 在位时间 陵名 埋葬地址 陪葬情况 唐太祖李虎 后追封 永康陵 三原县陵前 唐世祖李昺 后追封 兴宁陵 咸阳市窑店东 唐高祖李渊 618--626年 献陵 三原县徐木永合村 唐太宗李世民 627--649年 昭陵 礼泉县九 山 唐高宗李治 650--683年 乾陵 乾县梁山 武则天女皇 684--704年 乾陵 乾县梁山 夫妇合葬 唐中宗李显 684(710)--712年 定陵 兴平县龙泉山 唐睿宗李旦 684(710)--712年 挢陵 蒲城县丰山 唐玄宗李隆基 712--756年 泰陵 蒲城县金粟山 唐肃宗李亨 756--761年 建陵 礼泉县武将山 唐代宗李豫 762--779年 元陵 富平县檀山 唐德宗李适 780--805年 崇陵 泾阳县嵯峨山 唐顺宗李诵 805年 丰陵 富平县金瓮山 唐宪宗李纯 806--820年 景陵 蒲城县金炽山 唐穆宗李恒 821--824年 光陵 蒲城县尧山 唐敬宗李湛 825--827年 陵 三原县陵前柴家窑 唐文宗李昂 827--840年 章陵 富平天乳山 唐武宗李炎 841--846年 端陵 三原县徐木桃沟村 唐宣宗李忱 847--859年 贞陵 泾阳县仲山 唐懿宗李凗 860--874年 简陵 富平县紫金山 唐僖宗李儇 874--888年 靖陵 乾县鸡子堆 唐昭宗李晔 889--904年 温陵 河南洛阳 唐哀帝李柷 905--907年 和陵 山东荷泽 让皇帝李宪 惠陵 蒲城县城西北 [附]孝明高皇后杨氏(武则天之母) 顺陵 咸阳市底张韩家村 五代十国帝陵 帝号及姓氏 在位时间 陵名 埋葬地址 陪葬情况 后梁太祖朱晃 907--912年 宣陵 河南洛阳 元贞皇后张氏 后梁末帝朱友贞 913--923年 河南洛阳 次妃郭氏 后唐庄宗李存勗 924--926年 伊陵 河南洛阳 后唐明宗李亶 927--933年 徽陵 河南洛阳 后唐末帝李从珂 935--936年 河南洛阳 后晋高祖石敬瑭 937--942年 显陵 河南洛阳 后晋出帝石重贵 943--946年 后汉高祖刘知远 947--948年 睿陵 河南登封 后汉隐帝刘承佑 949--950年 颖陵 河南开封 后周太祖郭威 951--954年 嵩陵 河南开封 后周世宗柴荣 955--959年 庆陵 河南郑州 后周恭帝柴宗训 960--961年 顺陵 河南郑州 吴杨渥 907--908年 绍陵 吴杨隆演 909--919年 肃陵 吴杨溥 921--？年 平陵 前蜀王建 907--918年 永陵 四川成都 顺德皇后周氏 前蜀王衍 919--925年 后蜀孟知祥 925--935年 和陵 河南洛阳 太后李氏 南唐李璟 937--942年 永陵 南京牛首山 元敬皇后宋氏 南唐李 943--960年 顺陵 南京牛首山 光穆皇后钟氏 南唐李煜 961--？年 金陵 河南洛阳 南汉刘隐 907--911年 德陵 南汉刘龑 911--942年 康陵 南汉刘玢 942年 南汉刘晟 943--957年 昭陵 北宋帝陵：河南巩义 北宋除徽、钦二帝被金所虏，囚死漠北外，七代帝陵都集中在河南省巩义。北宋帝王陵墓，从宋太祖赵匡胤父亲的永安陵起，至哲宗赵煦的永泰陵止，共计8陵，分布在巩义市(洛阳附近)洛河南岸的台地上的西村、芝田、市区、回郭镇4个镇区，陵区以芝田镇为中心，在相距不过十公里的范围内。 （二）南宋帝陵：浙江绍兴 南宋共有九个皇帝，除后三帝立于危难之中，仓皇间无法在此地建陵安葬外，有六个葬在绍兴，他们是高宗（赵构）永思陵、孝宗（赵眘）永阜陵、光宗（赵敦）永崇陵、宁宗（赵扩）永茂陵、理宗（赵昀）永穆陵、度宗（赵禥）永绍陵。称“宋六陵 明陵分布: 1 祖陵： 朱百六 德祖 玄皇帝 太祖高祖 不祥 胡氏 江苏省盱眙县管镇乡 朱四九 懿祖 恒皇帝 太祖曾祖 不祥 侯氏 朱初一 熙祖 裕皇帝 太祖祖父 不祥 王氏 2 皇陵： 朱世珍 仁祖 淳皇帝 太祖父亲 64 陈氏 安徽省凤阳县西南 3 孝陵： 朱元璋 洪武 太祖 高皇帝 1368-1398 71 马氏 南京钟山南麓 4 长陵： 朱棣 永乐 成祖 文皇帝 1402-1424 太祖长子 65 徐氏 北京昌平县天寿山下 5 献陵： 朱高炽 洪熙 仁宗 昭皇帝 1424-1425 成祖长子 48 张氏 北京昌平县天寿山黄山寺一岭下 6 景陵： 朱瞻基 宣德 宣宗 章皇帝 1425-1435 仁宗长子 37 孙氏 北京昌平县天寿山黑山下 7 裕陵： 朱祁镇 正统 英宗 睿皇帝 1435-1449 宣宗长子 38 钱氏 北京昌平县天寿山石门山下 天顺 1457-1464 周氏 8 景陵： 朱祁钰 景泰 代宗 景皇帝 1449-1457 宣宗次子 30 汪氏 北京西郊金山下 9 茂陵： 朱见深 成化 宪宗 纯皇帝 1464-1487 英宗长子 41 王氏、纪氏、邵氏 北京昌平县天寿山聚宝山下 10 泰陵： 朱佑樘 弘治 孝宗 敬皇帝 1487-1505 宪宗三子 36 张氏 北京昌平县天寿山笔架山下 11 显陵： 朱佑元 睿宗 献皇帝 世宗父亲 43 蒋氏 湖北钟祥县松林山（又名纯德山）下 12 康陵： 朱厚照 正德 武宗 毅皇帝 1505-1521 孝宗长子 31 夏氏 北京昌平县天寿山莲花山下 13 永陵： 朱厚囱 嘉靖 世宗 肃皇帝 1521-1566 宪宗孙 60 陈氏、方氏、杜氏 北京昌平县天寿山阳翠岭下 14 昭陵： 朱载垢 隆庆 穆宗 庄皇帝 1566-1572 世宗三字 36 李氏、陈氏、李氏 北京昌平县天寿山大峪山下 15 定陵： 朱钧翊 万历 神宗 显皇帝 1572-1620 穆宗三子 58 王氏、王氏 北京昌平县天寿山大峪山下 16 庆陵： 朱常洛 泰昌 光宗 贞皇帝 1620 神宗长子 39 郭氏、王氏、刘氏 北京昌平县天寿山黄山寺二岭下 17 德陵： 朱由校 天启 熹宗 折皇帝 1620-1627 光宗长子 23 张氏 北京昌平县天寿山潭峪岭下 18 思陵： 朱由检 宗祯 庄烈皇帝 1627-1644 光宗五子 35 皇后周氏、皇贵妃田氏 北京昌平县天寿山鹿山下 清陵分布: 努尔哈赤在沈阳的东陵 至沈阳旧城东五公里处原来是公园（清福陵） 皇太极在沈阳的北陵 皇姑区泰山路原来也是公园（清昭陵） 顺治的陵墓 孝陵在在今河北遵化昌瑞山的主峰下（清孝陵） 康熙的陵墓 清孝陵东侧1公里处（清景陵） 雍正的陵墓 泰陵距易县15公里的温州市永宁山下（清泰陵） 乾隆的陵墓 以顺治的孝陵为轴心，孝陵以西就是乾隆的裕陵（清裕陵） 嘉庆的陵墓 位于泰陵以西2里（清昌陵） 道光的陵墓 位于昌陵西南15公里处的龙泉峪（清慕陵） 咸丰的陵墓 位于裕陵之西 （清定陵） 同治的陵墓 在景陵的东南（清惠陵） 光绪的陵墓 泰陵东5公里 （清崇陵） 宣统就是溥仪 没陵墓骨灰在北京八宝山 备注: 夏：大多不可考，主要在河南省境内。 商：除成汤葬于山西万荣县境内（后于元朝沉入黄河底）以外都集中在河南安阳附近。 西周：大多在今陕西长安户县附近 ，自咸阳至西安周围。 东周：除周赧王外都在今洛阳附近。 秦：陕西临潼附近。 西汉：陕西咸阳西汉王陵群。 东汉：除献帝葬于河南修武外，其余集中在河南洛阳东汉王陵群。 三国：蜀昭烈帝刘备 —— 四川成都 蜀后主刘禅——河南洛阳 魏太武帝曹操——河北临漳 魏文帝曹丕——河南洛阳 魏明帝曹睿——河南孟津 高贵乡公曹髦——河南洛阳 吴武烈帝孙坚——江苏丹阳 吴大帝孙权——江苏南京 吴景帝孙休——安徽当涂 吴末帝孙皓——河南洛阳 西晋：河南洛阳 东晋：江苏南京 五胡十六国王陵多不可考 南朝多葬于江苏丹阳，北朝多葬于山西大同和河南洛阳 隋：隋文献帝杨坚——陕西武功 隋炀帝杨广——江苏扬州 唐：分葬于陕西境内。 五代：河南开封洛阳附近 十国：多不可考，在当时各国首都附近。 北宋：河南巩义(洛阳附近)七帝八陵，南宋：浙江绍兴 七陵 辽：因其习俗多不可考。散居在内蒙巴林左旗内。 金：北京房山，后为河南登封 元：因其习俗多不可考。 明：太祖为江苏南京，世祖后为北京市昌平共13陵 清：太祖太宗葬于辽宁沈阳附近，福临后葬于于河北遵化及河北易县清东西陵帝王陵集中分布在1河洛地区(包括洛阳 巩义 登封 郑州 开封等地)2关中地区(包括西安 咸阳 等地)3江南地区(包括南京 丹阳 绍兴等地)4燕山地区(包括北京 遵化 易县等地)5河东地区(包括安阳 临漳等地)
戴望州老师很好。戴望州：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计算机系副研究员。201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计算机系。是IBM博士生英才计划奖、Google优秀奖学金获得者。他在AAAI、NeurIPS、ILP、ACML、ICDM、MachineLearning等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顶级国际会议与期刊中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研究方向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归纳逻辑程序设计等。主要研究兴趣是结合机器学习与符号推理的人工智能。目前担任IJCAI、AAAI、NeurIPS、ICML、ECML等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委员。
1、一般申请研究生要提前一年准备，第一步是要准备学校申请材料，其次是办理签证。2、学校申请材料，如成绩单、在读证明、毕业证、学位证、个人陈述、推荐信、语言成绩、个人简历等。3、申请商科某些专业的研究生，如金融、会计等提供合乎要求的GMAT成绩单。4、工科则是提供GRE成绩单，针对有科研项目或者已经发表过论文的学生，能够提供相关的论文证明资料是有利的辅助材料。对于艺术或设计等专业，作品集必不可少。
帝国电子电气工程系的王牌留学专业，要紧钻研模仿与集成芯片计划、低功耗清晰计划、和嵌入式体系计划，这些平台也是目前GPU和FPGAs开展的前沿偏向。连结目前天下正聚焦于半导体家当的角逐以及国内对其正视水平已上涨国度计谋层面，该留学专业在工作环境趋势远景开朗。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最新研究报告显示，3月8日至31日，英格兰地区的新冠病毒感染率为6.4%，比2020年5月至2022年3月的平均感染率高出近20倍，比今年1月第一波奥密克戎毒株流行期间的感染率高出40%。另据英国国民医疗体系（NHS）的数据，3月21至27日的一周中，新冠肺炎导致的日均住院人数为2115人，是一个月前的两倍多。同一周，英国全国报告988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比前一周增加36%。根据第三方机构全球变化数据实验室最新统计数据，按人口规模计算，英国新冠肺炎死亡率比欧盟平均死亡率高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