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可以去国家的论文库找几篇相关的论文，看看别人怎么写的，自己尝试着写。自己不想去找的话或找不到到的话，可去找淘宝“aiyabook”掌柜，它那里能帮你下载到相关论文的 能帮到你的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2012当前国际形势分析 2012年以及过去的2011年国际经济、政治、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国家兴起，世界多极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经济在缓慢和不平衡中复苏，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国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朝鲜半岛安全不容乐观、中东战火纷飞、伊朗核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非洲大面积军事冲突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纷争愈演愈烈。2011已经走过大半，我们期待合作，期待和平、期待发展、期待绿色。简单地从几个大国来看：美国力不从心，已经进行了战略调整，高调重返东南亚，以遏制中国；欧盟与欧元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峻考验，欧洲领导人正竭力与危机奋战；俄罗斯痛感资源出口依赖型经济结构的弊端，决定加大外交为经济现代化服务的力度；日本经济本来就萎靡不振，在经历了9级地震后，国家经济更是遭受重创，政府公信力下降；中国外交活跃主动，在国际经济复苏、全球综合治理、地区形势稳定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作用，但国内CPI持续上涨、与周边国家间领土争端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最主要问题。1、新兴大国在各领域发挥影响、世界多极化发展进程加快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保持强势发展势头，尤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为代表，其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1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比重将达52%，历史上首次超过经合组织成员国。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气候变化以及伊朗核、朝核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二十国集团G20当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占了成员国的半数。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仍具有相对优势，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话语权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各大国针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纷纷调整对外战略和政策，互动更加活跃。国际关系的形态更加多样，内涵更加复杂。传统国家间阵营和界限趋于模糊，利益组合趋于复杂。围绕气候变化、核安全与防扩散、国际金融改革等议题，各国根据不同利益需要结成不同联盟。国际关系行为主体更加多元化，国际权力更加分散。普通民众通过互联网、手机等信息技术，对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增加。2、经济在调整中缓慢复苏，仍面临许多不确定风险2010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回暖迹象。但另一方面，各国为刺激经济增长而实施的扩张性政策导致政府债台高筑。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二十国集团成员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例已近8%。2010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达创纪录的1.3万亿美元，2011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将进一步恶化。日本的财政状况也不容乐观，政府债务规模是GDP的200%，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20个月下降，深陷通缩泥潭，但震后重建可能会给日本带来一丝转机。中国和印度等亚洲主要国家经济复苏强劲，但面临物价上涨、经济过热的风险，并且可能将风险传导给亚洲其他国家。2011年，世界经济将继续增长，至于增势是否减缓则存在未定因素。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仍然很不乐观。IMF《全球金融报告》认为，尽管世界经济仍在复苏，但全球金融体系发展依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在世界经济复苏的同时，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逐渐改善，但要取得更大进展则需化解主要银行系统的遗留问题。然而，巨大的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发达国家面临着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挑战。事实证明，新兴市场经济体对金融危机冲击有更强的抵抗力，但其金融体系依然脆弱，并面临着遭受巨额资本流入冲击的风险。3、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多变、中美扮演重要角色第一，朝鲜半岛剑拔弩张：朝鲜与韩国依然对“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闹得不可开交，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将得以延续。朝鲜和韩国之间再度出现军事摩擦的可能性相当大。由于双方领导人在国内政治领域中的回旋余地都很有限，因此，对于军事摩擦和冲突的控制将更多取决于美国和中国等周边大国的克制与约束。第二，中东地区的情况令人担忧：阿以谈判再一次因犹太人定居点问题而告破裂，中东和平进程再度搁浅，而且很难在近期内再度开启。从2011年7月起，美军将开始从伊拉克撤军，但撤军规模也有可能取决于伊拉克马利基政府的工作绩效。由于巴基斯坦坚决拒绝美军跨过巴阿边界围剿藏匿于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组织，而美国扶植的卡尔扎伊政府又十分脆弱，所以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规模也迟迟难以决定。伊朗核危机在经过一系列外交折中之后仍然处于僵持阶段。第三，2011年非洲的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苏丹于2011年1月8日就南部苏丹是否独立问题进行全民公投，南北双方尊重公投结果，和平分手，结果还不错，没有带来大规模冲突。再看利比亚，卡扎菲与反对派双方你争我夺，北约组织对其进行军事打击，施行空袭，对人民在成了巨大伤害，不断有人员伤亡。第四，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1号，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军击毙，使塔利班武装分子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这无疑是全球打击恐怖分子上重要的一笔和胜利。但恐怖主义泛滥依然像乌云一样给世界压力，《人民网》5月2日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篇注明是知名媒体评论员写作的文章，题目是“拉登被埋葬在春天里，但美国反恐战争仍在严冬”，认为“从实际情况看，美国的中东反恐策略从未成功，反而是越反越恐”。最后，中国周边很不安定：首先表现在与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因南海争端分歧扩大，越南菲律宾不断扩充军备，进而耀武扬威，但最近似乎有缓和之势；其次，钓鱼岛争端，中日关系一度紧张，但因为日本大地震的发生，此事似乎暂时搁置；最后是中印间领土争端，印度通过进口先进装备不断提升其军事力量，与中国形成对抗。而我国一直本着和平对话解决问题的方针，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与其交涉，争取不直接与其产生军事冲突，一方面大力提升我国军事防御能力，东风21-D、歼-20、航母等先进军事武器不断亮相，以震慑其他国家。2390字
当前的国际形势主题还是和平和发展，但是我想恐怖主义和地区冲突还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比如说朝鲜半岛形式，以及伊朗核问题。不过我相信世界还是和平的。
写作思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重要问题直接发表意见、阐述观点、表明态度的新闻体裁。以与新闻结缘为前提，举凡各类具有新闻价值的论说文，不拘长短。
正文：
1、综合国内外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社会保障、司法公正、反腐败、个人收入、住房价格控制、医疗改革、价格控制、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教育改革是你最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人民网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两个交易日的前夕。
2、网民的关注和两会的热议，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重大关切，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殷切期待，凸显了科学对待这些热点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大问题是时代的口号。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问题，人类社会就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步的。我国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逐步显现并日益突出，是改革进入一个具有现实国情的关键阶段。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多年。
3、30多年来，中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今天的繁荣发展，就不会有人民生活的蓬勃生机。
但是，发展是一个过程，不仅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还会不断产生新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过去，我们是先发展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会带来和不发展一样多的问题。”
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和问题不断显现，新问题层出不穷。随着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风格，深刻的变化和评价标准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对公平的认识，关于这些问题的人带来麻烦，感觉更明显，解决这些问题的影响尽快过上更好的生活，并期待着更强烈。
因此，我国当前社会热点问题的凸显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相关现象。问题是由于一定的客观条件而存在并随客观条件而变化的现象。当前社会热点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特征的具体体现。
它是社会的客观现实与人们的主观认识相互作用的直接结果，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它数量更多，也更复杂，中国走过了发达国家数百年走过的历程。任务的重叠必然导致矛盾和问题的重叠。有些问题是经过多年的发酵逐渐出现的，有些问题是在客观条件形成后自然产生的。
特别是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问题不仅多而多样，表现在各个方面，而且形式多样复杂。现代技术和通讯手段，特别是互联网的广泛使用，极大地强化甚至放大了这些问题，使其更加突出。它关系改革发展大局，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热点问题具有普遍性、综合性、代表性。
5、社会热点问题的出现及其新特点，标志着中国改革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并存，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存。科学处理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已成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各级党委和政府面临的突出任务。
用科学的方法处理当前社会热点问题，无非是一种正确的认识和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明确“怎么看”和明确“怎么做”。认识是行动的先导，认识清楚才能方向清楚。当前中国社会热点问题十分复杂，要正确理解这些问题并不容易。
特别是要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从现象中看到本质，形成正确的认识。错误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可避免地陷入主观片面，造成认知偏差。面对当前社会热点问题，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唯物辩证法这一尖锐的思想武器去认识。
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人发展，中国的前途命运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国际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国既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全面理性认识和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特点和趋势，对于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发展趋势及特点分析 一、国际安全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 首先，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促使各国人民下定决心维持和平，以使后代免除战 争的浩劫。其次，核 武器的大规 模杀 伤力和威慑力足以将地球毁 灭很多次，因此谁也不愿意因打核 战争与地球同 归于尽。再次，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使世界各国依存度提高，共同利益的领域扩大，进一步减小了爆 发世界性大 战的可能性。 二、传统安全领域中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并有新的表现 首先是局部冲突与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尤其是这些热点问题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或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更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和变数。其次是各国的国防开支逐年增长。这种状况意味着各国仍然把军事发展作为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因素，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再次，主要核 大国进一步加强战略力量，全球核 武扩散问题依然严重，这对世界安全构成了极大隐患。 三、非传统安全构成的威胁甚至超过战 争 首先是国际恐 怖主义问题。2012年以来，恐怖主义活动出现新的反弹，打击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加突出。恐怖主义袭击频率增加，活动范围及袭击规模扩大;恐怖袭击方式令人防不胜防;国际反恐斗争中双重标准问题使得国际反恐阵线有破 裂的倾向。其次是环境安全问题。全球气候变暖引发世人对环境安全的极大担忧。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气候灾害频发，甚至使部分小岛屿国家生存面临威胁。再次是金融安全问题。这次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发达国家，也严重打击了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及实体经济，并引发了诸多社会及政治问题。最后还有愈演愈烈的贩 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 病扩散、肆无忌 惮的海 盗活动，以及日益严重的非法移民等问题，这些都对国际安全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当前国际形势对中国的影响 一、中国的传统安全环境面临的挑战 首先表现在亚太及中国周边各国军费开支不断增长。目前，不少亚太国家普遍加大军费投人，加速军事战略调整，提高武 器和人员的作战水平。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对中国的安全影响将是不言而喻的。在各国军费开支不断攀升的背后是世界各国进行新一轮深刻的军 事调整与变革。其次是中国的周边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不可小视。中国与周边多国存在领 土与领 海争 端，但由于这些问题涉及面广，历史与现实问题错综复杂，又有国际势力介人，解决起来难度相当大。另外，大规 模杀 伤性武 器扩散也给中国带来安全威胁。核 武器的垄 断已被打破，世界进入到一个大规 模杀 伤性武 器扩散时期，这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威 胁。 二、从非传统安全来看，中国也同样面临重大威 胁 三、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还须承担来自美国的压力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府明显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和投人，力图推动美国战略中心向亚太转移。美国在这一地区频频进行军 事演习，在强化日韩同盟与美印关系的基础上拓展与泰国、菲律宾等国的同盟关系，努力使双边同盟向三边和多边同盟进行有力延伸。为了推进“重返亚 洲战 略”，奥巴马政府还全面参与亚太事务，积极加人《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高调介人中国南 海问题，对中国的领 土问题指手画脚，试图遏 制中国日益强大的影响力，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和领导力。目前，美国在中国周边加紧构筑针对遏 制中国的“C’’ 型军事包 围圈，美军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基地密度已比冷 战时期针对苏联的还要密集。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下中国应对策略 一、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和资源，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软实力建设 和平、发展与合作是历史潮流，我们必须顺应潮流，紧紧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战略机遇期，加速和平崛起的进程。只有自身实力强大了，才能更有效地保证本国的安全，维护世界的和平。 从国际上来看，世界经济格局大变革、大调整必将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应该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努力推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秩序重建，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制定，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力争获取更多发言权，提高中国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紧紧抓住国际产业调整的机遇，凭借充足的外汇储备加快海外收购力度，壮大中国银行和企业的实力。从国内来看，要立足扩大内需保增长，坚持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放在首要位置，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 金融危机不仅削弱了美国的硬实力，也重创了其软实力。这说明美国模式存在很多的问题和隐患。当然这里既有宏观层面上的问题，也有微观层面上的问题;既有经济上的问题，也有政治和社会、文化上的问题。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普世价值影响力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大大降低，而以政治和社会稳定、渐进改革、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有效调节、注重实体经济等为特点的中国模式则经历住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这无疑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当然，中国在软力量建设上还应继续培育自己的核 心价值观、有效的意识形态及有感召力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制度。 二、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妥善处理好中国与美国及周边国家的关系 (一)中美关系。与美国相比，目前中国仅仅是一个地区性大国，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并没有很大的战略回旋余地，中国持续的经济成功严重依赖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流人和外国市场的准人。I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均超过中国经济总量的60%以上，在世界主要大国中对外贸易依存度最高。倘若中美关系恶化，中国经济发展无疑将受到极大的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也将严重受挫，甚至难以实现。因此，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近些年来，中美两国在很多领域的合作总体比较顺利，在许多问题上中国秉持了务实灵活、温和求实的原则，这确实符合小平同志提出的韬 光养 晦战略，但是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两国今后无论在政治、军事领域，还是在经济、文化领域都会存在不可避免的摩擦，但无论出现怎样的矛盾，中美关系都不会全面恶 化，两国的共同利益仍然大于分 歧。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不尽相同，一些国家还与中国存在领土争 端等历史遗 留问题，情况相当复杂。进人新世纪，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了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积极解决了绝大部分边界等历史问题，营造了一个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周边环境，创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中国现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东北亚和南太平洋诸国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和深人，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三、努力推进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变革，最大限度地获取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 目前，主要战略力量围绕国际格局调整转换中的权利重新分配展开激烈博弈，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较量空前激烈。尽管现存的国际秩序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有着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地方，并不能完全适应国际格局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但这一体制仍对世界和地区安全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因此不能推倒重来和“另起炉灶”，而应该积极参与，推动改革。对中国来说，要认识到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然性，并善于抓住机遇，以建设性的方式推进变革，确保变革过程的稳健和结果的合理性，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和决策参与权。 由于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变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再加上经济权力的再分配不像政治权力再分配那样敏感，因此，推动国际体系的变革应该首先从经济层面人手，通过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促使中国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更好地维护和体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其次要推动国际政治体系的改革。具体来说，就是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使其具有更好的代表性，特别是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扩大中国在这一重要的决策机制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此外，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持积极态度还有助于防止中国被视作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表示，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他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有利条件。首先，当今的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潮流，国际大环境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目前，国际安全形势出现许多新的特点，非传统安全因素持续上升，并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国际恐怖主义出现新的态势，局部热点冲突仍然存在。但是，世界局势从总体上看仍然趋向缓和，世界上维护和平的力量仍在增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当前制约战争的因素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将继续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成为制约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当前，重视发展战略已成为世界大国的主要政策取向。“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也事关消除全球安全威胁的根源。没有普遍发展和共同繁荣，世界难享太平。”共同发展已成为人类的共同利益和最高利益。要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利益诉求。在此背景下，世界和平以及中国的安全环境要比冷战时期好得多。总体和平、总体缓和的国际局势和较好的周边环境，给中国一心一意谋发展，积极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和平崛起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中国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性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各种矛盾突显的严峻考验。目前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几大挑战：首先是美国“重返亚洲”引发周边地缘政治震动，如何与美国共处成为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实际上，就是在美国“重返亚洲”的大背景下，中美关系也有很大的转圜余地。事实上，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已经越来越高。就目前而言，美国有求于中国的地方多于中国有求于美国。美国现在可谓问题缠身，国内高失业率、高赤字、低增长率等经济难题待解，国际领域仍身陷阿富汗战争泥潭，反恐进展不顺，伊拉克善后工作艰巨，在朝核、伊核等问题上也陷入僵局，需要中国配合。美国面临的问题大得很、多得很。这些问题不解决，美国很难与中国全面对抗。美国政府也不会这么愚蠢。事实上，中美双方在应对争拗时均有所节制。中美关系虽有深层次的矛盾和各种问题，但大的战略碰撞和战略冲突是可以、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中美利益相互交织的格局不会改变。中美之间在反恐、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应对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上仍然需要合作。美国政界中主张与中国全面对抗的少，奥巴马决策团队有不少“中国通”，这对客观判断中国也有好处。即便在负面声音最多的美国国会，对中国持客观认识的议员也在逐渐增多。因此，美国方面目前不存在与中国全面对抗的驱动力。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关系仍有继续改善的空间。总而言之，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仍然存在，关键是两国的政治家、战略家应从大局出发，加强沟通，避免误判，同时要减少麻烦，不搞对抗。今后，中国仍将进一步谋求改善中美关系，维护东北亚的安全与稳定，以增加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回旋余地。其次，西方对中国的偏见不会很快消除，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症也不会很快过去。如何处理好一个和平发展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使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更容易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是急待解决的大问题。中国人民热爱和珍惜来之不易和平的国际环境，愿意为推动各国共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为此，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与各国共同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从国内角度看，中国面临的挑战主要是：首先如何处理中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特别是能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的矛盾问题。这只能是主要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大力发展节约型经济，循环经济和环保经济，依靠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其次是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中国已开始关注如何缩小贫富差距、促进东西中部共同发展，逐步缩小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在不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下，合理地推进城市化的进程，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致力于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中国和平发展将世界产生深远影响一个和平发展的中国必然会对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在总体上是有利于国际社会和人类发展和进步事业的。
2012当前国际形势分析 2012年以及过去的2011年国际经济、政治、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国家兴起，世界多极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经济在缓慢和不平衡中复苏，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国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朝鲜半岛安全不容乐观、中东战火纷飞、伊朗核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非洲大面积军事冲突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纷争愈演愈烈。2011已经走过大半，我们期待合作，期待和平、期待发展、期待绿色。简单地从几个大国来看：美国力不从心，已经进行了战略调整，高调重返东南亚，以遏制中国；欧盟与欧元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峻考验，欧洲领导人正竭力与危机奋战；俄罗斯痛感资源出口依赖型经济结构的弊端，决定加大外交为经济现代化服务的力度；日本经济本来就萎靡不振，在经历了9级地震后，国家经济更是遭受重创，政府公信力下降；中国外交活跃主动，在国际经济复苏、全球综合治理、地区形势稳定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作用，但国内CPI持续上涨、与周边国家间领土争端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最主要问题。1、新兴大国在各领域发挥影响、世界多极化发展进程加快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保持强势发展势头，尤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为代表，其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1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比重将达52%，历史上首次超过经合组织成员国。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气候变化以及伊朗核、朝核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二十国集团G20当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占了成员国的半数。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仍具有相对优势，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话语权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各大国针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纷纷调整对外战略和政策，互动更加活跃。国际关系的形态更加多样，内涵更加复杂。传统国家间阵营和界限趋于模糊，利益组合趋于复杂。围绕气候变化、核安全与防扩散、国际金融改革等议题，各国根据不同利益需要结成不同联盟。国际关系行为主体更加多元化，国际权力更加分散。普通民众通过互联网、手机等信息技术，对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增加。2、经济在调整中缓慢复苏，仍面临许多不确定风险2010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回暖迹象。但另一方面，各国为刺激经济增长而实施的扩张性政策导致政府债台高筑。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二十国集团成员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例已近8%。2010财政年度美国财政赤字达创纪录的1.3万亿美元，2011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将进一步恶化。日本的财政状况也不容乐观，政府债务规模是GDP的200%，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20个月下降，深陷通缩泥潭，但震后重建可能会给日本带来一丝转机。中国和印度等亚洲主要国家经济复苏强劲，但面临物价上涨、经济过热的风险，并且可能将风险传导给亚洲其他国家。2011年，世界经济将继续增长，至于增势是否减缓则存在未定因素。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仍然很不乐观。IMF《全球金融报告》认为，尽管世界经济仍在复苏，但全球金融体系发展依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在世界经济复苏的同时，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逐渐改善，但要取得更大进展则需化解主要银行系统的遗留问题。然而，巨大的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发达国家面临着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挑战。事实证明，新兴市场经济体对金融危机冲击有更强的抵抗力，但其金融体系依然脆弱，并面临着遭受巨额资本流入冲击的风险。3、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多变、中美扮演重要角色第一，朝鲜半岛剑拔弩张：朝鲜与韩国依然对“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闹得不可开交，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将得以延续。朝鲜和韩国之间再度出现军事摩擦的可能性相当大。由于双方领导人在国内政治领域中的回旋余地都很有限，因此，对于军事摩擦和冲突的控制将更多取决于美国和中国等周边大国的克制与约束。第二，中东地区的情况令人担忧：阿以谈判再一次因犹太人定居点问题而告破裂，中东和平进程再度搁浅，而且很难在近期内再度开启。从2011年7月起，美军将开始从伊拉克撤军，但撤军规模也有可能取决于伊拉克马利基政府的工作绩效。由于巴基斯坦坚决拒绝美军跨过巴阿边界围剿藏匿于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组织，而美国扶植的卡尔扎伊政府又十分脆弱，所以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规模也迟迟难以决定。伊朗核危机在经过一系列外交折中之后仍然处于僵持阶段。第三，2011年非洲的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苏丹于2011年1月8日就南部苏丹是否独立问题进行全民公投，南北双方尊重公投结果，和平分手，结果还不错，没有带来大规模冲突。再看利比亚，卡扎菲与反对派双方你争我夺，北约组织对其进行军事打击，施行空袭，对人民在成了巨大伤害，不断有人员伤亡。第四，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1号，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军击毙，使塔利班武装分子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这无疑是全球打击恐怖分子上重要的一笔和胜利。但恐怖主义泛滥依然像乌云一样给世界压力，《人民网》5月2日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篇注明是知名媒体评论员写作的文章，题目是“拉登被埋葬在春天里，但美国反恐战争仍在严冬”，认为“从实际情况看，美国的中东反恐策略从未成功，反而是越反越恐”。最后，中国周边很不安定：首先表现在与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因南海争端分歧扩大，越南菲律宾不断扩充军备，进而耀武扬威，但最近似乎有缓和之势；其次，钓鱼岛争端，中日关系一度紧张，但因为日本大地震的发生，此事似乎暂时搁置；最后是中印间领土争端，印度通过进口先进装备不断提升其军事力量，与中国形成对抗。而我国一直本着和平对话解决问题的方针，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与其交涉，争取不直接与其产生军事冲突，一方面大力提升我国军事防御能力，东风21-D、歼-20、航母等先进军事武器不断亮相，以震慑其他国家。2390字
当前国际形势及其对我国的影响一、当前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与发展趋势在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总体上趋向缓和，为我国发展提供了一个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面临挑战。1.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面临挑战2007年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在全球化浪潮下，迅速波及全球，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影响到实体经济，美国、欧元区、日本以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相继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到2.5%，2009年更是出现了二战以来首次的负增长。面对危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联手应对，包含了主要发达国家和重要发展中大国的20国集团(G20)取代原有的七国集团，成为世界经济协调的重要组织。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积极倡导下，金融危机后，20国集团先后召开了3次首脑峰会，并达成共识共同制定刺激世界经济增长的行动计划，刺激本国经济，以配合全球应付金融危机。在全球的联合干预下，这些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取得初步成效，特别是到2009年下半年，各国经济出现复苏迹象：2009年第3季度美国经济增长了2.8%，中国增长了8.9%，而作为经济晴雨表的国际原油价格也在2009年10月回升至80美元一桶，创下了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由2009年的-1.1%上升至3.1%，世界银行也预测2010年全球GDP的增长将达到2.7%。但全球经济的发展是否彻底走出了低谷，目前的复苏能否持续下去，仍然具有诸多不确定因素，世界经济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金融机构内部的不良资产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据统计，全球金融机构在危机中的潜在损失高达3.6万亿美元，至今尚有一半未暴露出来。这些金融体系内的不良资产一旦全部暴露出来，市场上再有一些风吹草动，可能会急剧恶化。2009年迪拜世界宣布推迟支付三十几亿美元的债务，马上就影响了全球的金融市场。还有希腊政府的信誉被降级，它的国债被降级，也一下子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这都说明全球金融体系虽然大体稳定下来，但是十分脆弱。第二，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运用正在走向极限。首先是财政政策的运用。各国的财政赤字都创造了二战以后的最高记录。欧洲、美国、日本，各个发达经济体的财政状况都非常不好。据美国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统计，2007年到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将增加约15.3万亿美元，其中八成来自西方七国集团。当前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公共债务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0%。截止2009年9月25日，全球政府债务总量创新高，达到36.237万亿美元，增速也达到13.21%，因此，各国想用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已经力不从心。其次是货币政策。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各国普遍采取了降低利率的方式，但目前，各国的利率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利率已经非常低了，如美国的利率降到0—0.25。因此，再运用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大。第三，发达经济体面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美国2009年10、11月份的失业率高达10%，是2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虽然2010年1月份的失业率稍有下降，但仍高达9.7%。美国劳工部2010年2月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月20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加22000人，至496000人，为2009年11月14日以来的最高水平，且远高于市场人士预期的减少13000人的水平。此外，持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也有所增加。欧元区仅在2009年11月份就新增失业人口10万人，总失业人数达到了1570万人，2009年12月份失业率在欧元区成立十年之后首次升至10%。根据欧盟委员会2009年12月份发布的预测数据，欧盟27国的失业率在2010年将上升到10.3%，总失业人数将达到2800万人。发达国家失业问题解决的前景非常不乐观，特别是这次失业涉及到一些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转换使得将来的就业前景非常困难。就业是民生的根本，失业率大幅增加，将会继续打击发达国家的消费，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经济复苏变得更加缓慢和艰难。而在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贫困国家，高涨的失业率正有促使社会动荡的风险。第四，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倾向。在世界经济尚未复苏的大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国际经贸组织报告显示，2009年4月到8月短短5个月时间，20国集团就出台了91项新的潜在的保护主义措施。据世界银行统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20国集团中有17个国家一共推出了约78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其中47项已经付诸实施。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利益，公开出台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如美国2009年初通过的838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中即规定，必须使用本国制造的产品。第五，美元汇率加剧动荡。美国长期进行负债经济运行，大量对外发行国债，并且美国社会福利支出消耗掉了大量财政收入，政府债务日积月累，使得它成为当今对世界其他国家负债的冠军。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今后10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总规模将达到约9.05万亿美元。 这种状况将加剧美元汇率的动荡，从而影响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2.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缓和但挑战依然严峻十七大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上个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也经历了冷战对峙和磨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世界各国人民都对战争感到厌恶和恐惧。由于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的热爱和向往，战后50多年来，地球上没有爆发新的世界性大战。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深入发展，爆发世界性大战的危险性进一步减小。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失去了发动一场核大战的对手，从而减少了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当前，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使世界各国经济和贸易相互渗透，社会和军事安全领域的相互需求加大，世界各国的依存度增高，共同利益的领域扩大。发展经济、创新科技、提高综合国力已成为各国追求的首要目标，因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越来越成为各国特别是各大国的共识。在当前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下，尽管各大国间仍然存在各种分歧和利益冲突，但已不是全面对抗的性质。各大国日益注重沟通与交流，增强协作，避免对抗，从而使国际形势在总体上保持和平与稳定。但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并有新的表现。简而言之，目前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南北差距日益拉大影响世界的安全。全球化浪潮下，世界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这种收入分配却是严重失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严重的影响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据美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统计，自182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加了5倍，世界实际产出则为原来的50倍，这些巨大的收获却是分配不均的。1820年，世界最富有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比是3：1，1913年为11：1，1950年为35：1，1977年为44：1，1992年为72：1，1997年大约为74：1，2000年就接近75：1，2006年约为141：1。世界上不发达国家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由1987年的36个增长到2009年的49个。出现这种“数字鸿沟”的根源就于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贫困落后，加上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潜在的民族、宗教、和社会矛盾被激化，不断出现冲突和战乱。这种情况长此下去，不仅不利于世界的共同发展与繁荣，而且将威胁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二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交织影响世界的安全。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指国家面临的军事威胁及威胁国际安全的军事因素。当前，虽然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但热点问题和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各国的国防开支逐年增长，2006年全球国防开支比2005年上涨3.5%，07年全球防务开支1.339万亿美元，比06年上涨6%，2008年全球国防开支1.464万亿美元，占全球生产总值的2.4%，比2007年增长了4%。美国军费比2007年上涨9.7%，占全球的48%，1999年至2008年，美国的军费开支增加量占全球增量的58%。这种状况意味着各国仍然把军事发展作为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因素，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当前，伊拉克局势的动荡、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以及持续不断的阿以冲突等热点难点问题的存在，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首先，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世界的和平。其次，这些热点问题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或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国之间矛盾的激化，从而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此外，全球核武扩散问题依然严重。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报告统计，截至2007年初，全球可通过导弹发射或飞机运载的核弹头数量约11530枚。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或者正致力于拥有核武器，如印度、巴基斯坦、朝鲜等。这种状况对世界安全是一大隐患。非传统安全威胁是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等传统安全威胁以外的对主权国家及人类生存构成威胁的因素，主要包括恐怖主义、贩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病、海盗活动、非法移民、环境安全、经济金融安全和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已经对世界发展和人类生存构成严重威胁，其危害甚至超过战争。9•11”事件夺走了近3000人的生命，超过了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中的阵亡人数。2004年12月印度洋大海啸导致近30万人丧生，给有关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仅斯里兰卡就达到13亿―15亿美元，占其经济总量的6.5%。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很多国家的财富急剧缩水，甚至引发政局和社会的动荡。而近几十年来的环境污染，造成的全球温室效应，给人类带来的频繁灾难。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着世界的安全和人类的生存。三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与发展影响世界安全。冷战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愈演愈烈，并有新的发展，从而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发展。4.世界科技革命竞争日趋激烈二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工程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利用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至今方兴未艾。当今世界，信息、生物、材料和能源等高技术及产业迅猛发展。科技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已由20世纪初的不到20%，上升到目前的80%左右。科技发展特别是战略高技术的发展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科技实力也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面对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对策，发达国家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积极抢占高技术产品与服务的制高点，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不断增加科技投入，努力试图改变不利的科技竞争地位。目前世界主要国家为提升科技竞争力所采取的政策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 提升决策层次，加强宏观调控，强化科技投入。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政府首脑亲自领导科技工作的做法，成立由战略科学家和经济专家组成的总统(总理)科学顾问委员会，对科技政策和重大科技计划提出建议。美国、韩国、印度等国成立了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负责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大大提升了国家科技工作宏观决策的能力。许多国家政府都将对科技的投资视为一项回报巨大的战略性投资。一方面大幅度加大科技投入，另一方面建立有利于增加科技投入的机制。第二，实施积极有效的科技人才发展战略。人才是竞争之本。许多国家修改了移民政策加大了吸引外国的学生和学者的力度，以解决技术人员短缺的问题。芬兰对掌握先进技术的高收入外国人的最高税率已减至当地人的58%;日本计划在今后几年采取各种措施，使外籍科研人员占科技人员总数的比例达到30%;美国则在移民方面大大放宽对高技术人才的限制。第三，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面临知识经济和技术创新的挑战，制度创新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种网络，是一项系统工程，知识在人、企业、机构之间的流动是创新体系的关键所在，产业界、学术界、金融界和政府是构成这个体系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在这样一个国家层次的创新体系中，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科学研究机构和大学是企业技术创新的科技依托和知识源泉，中介机构是知识扩散、转移的桥梁，政府是政策制定者和发展环境的创造者，金融是充分实现创新市场价值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二、当前国际形势对我国的影响对当前国际形势进行分析，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国际环境对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影响。这既涉及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也涉及到对当今世界长远变化大势中一些深层问题的认识。1.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面临的经济竞争将日趋激烈在此波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虽然也受到冲击和影响，经济发展速度仍然是一枝独秀，保持了8%的增长率，经济总量也日益逼近日本。这种状况使得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把中国当成自己的竞争对手，并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对中国施加压力和防范中国。首先是欧美联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 2003年2月，西方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上，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提案，要求效仿1985年《广场协议》，让人民币升值。一场有关人民币汇率的博弈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今天。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贸易严重萎缩，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的贸易逆差严重，这些国家把发生逆差的原因归咎于人民币低估，因此，在危机后，欧美联手逼人民币升值，更加大了对人民币汇率的指责。今年3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进出口银行年会上发表贸易政策讲话时，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向“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机制”过渡。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将在4月15日发布的财政部半年报告中，决定是否将中国划为“汇率操纵国”。一旦通过把中国定位为“汇率操纵国”，美国就可以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中国出口增长占整个经济增长超过30%，倘若人民币大幅升值必然削弱出口竞争力，出口减少将可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和就业机会减少。其次是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挑战。目前，各国已将退市列入议事日程，退市表明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退，但短期内可能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再次动荡，包括大量国际“热钱”流出中国。热钱一旦大量在短期内流出，对中国资本市场带来的冲击不容小视。第三是中国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各国经济出现复苏迹象。随着各国进一步走出金融危机并实现经济复苏，危机的中心问题已不再是讨论如何走出衰退，而是如何保持财政的永续性和保证国内的就业。为缓解经济增长、财政、就业压力和国内民众的政治压力，贸易保护主义将成为许多国家政府的选择。中国在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占全球出口份额的比重超过9%。但中国出口竞争力增强的同时也使我国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09年全球70%的贸易保护主义举措与中国的出口贸易有关。截至2009年，中国连续15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4年成为全球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其中，美国自2006年11月份至2009年对我国发起“双反”调查共23起，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仅2009年美国就对我国发起10起“双反”调查。因此，在世界经济发展趋缓的背景下，面对越演越烈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面临的经济竞争将日趋激烈。2.我国的安全环境面临挑战从传统安全来看，我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仍然存在隐患。目前，世界军事安全形势正在开始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调整与变革。世界主要军事力量，特别是美国及其盟国已进入新一轮的军事扩张期。首先，表现在各国的军费开支不断增长上。即使在金融危机发生后，虽然全球经济出现整体下滑趋势，但是世界军费开支却仍然呈现大规模增长，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有可能出现，世界和平与安全将受到威胁。其次，各大国特别是美国在加紧军事战略的调整和改革。美军战争准备重点已由打赢两场同时发生的大规模地区战争转变为进行“全范围”战争，这其中包括所谓动用国家乃至盟国的综合力量对付“潜在的全球性竞争对手”的“国家级战争”。为此，美军已开始了一系列军事上的实际准备和部署。美国的军事战略调整中涉及我国的因素在不断增强，我国已成为美日等力量假想中的“潜在军事竞争对手”。据美国军方网站报道，目前，美国已在我国周边从日本、韩国到关岛、澳大利亚再到印度洋直至中亚地区一共设有大小军事基地51个。美军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基地密度已比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还要密集。另外，美国为了弥补美军在中国西南方向上的薄弱环节，正积极地与印度发展军事关系，促使美印军事合作具有一些非常积极的“战略含义”。美国已表示，作为对付中国的手段，要提高西太平洋上的美军作战能力。据国外媒体报导，美国正在加强在太平洋的战略力量，将一些战略核潜艇从大西洋调到太平洋，并改进核弹头。中国的周边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不可小视。首先是朝鲜半岛核问题随时有恶化的可能，一旦朝鲜半岛局势恶化，受到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印度等国在有不断加强军事扩张的趋势，对我国的安全环境也将构成挑战;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也给我国带来安全威胁。印度和巴基斯坦已跨过了核门槛，并已完成了核武器的实战部署。朝鲜已于2006年9月实验爆炸了核武器，伊朗正在积极进行核开发。核武器的垄断已被打破，世界进入了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时期，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尤其是中国，东西两个方向均存在着现实的核威胁，使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从非传统安全来看，我国也同样面临威胁。全球环境污染造成的气候变暖问题、跨境犯罪问题、金融危机问题等等，都将影响我国的安全环境。3.我国在多极化格局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的同时也面临着单极的压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下，我国面临着发展的良好机遇。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在国际上的各方面的影响力也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国际场所都活跃着中国的身影。但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美国越来越把中国当成主要竞争对手，在各个领域给中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冷战后特别是21世纪初以来，中美战略关系的性质由合作为主转变为对立为主。由于美国是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并表达了要主导世界秩序的愿望，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防范。1997年美国国防部的《四年防务报告》就已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意愿。美国2008年《国防战略报告》进一步加重了对中国的关注程度，对华的“两面政策”更趋明朗化。在2005年版《国防报告》中，中国虽被列为美国需重点关注的“关键国家”，但只被明确提到一次;而在2008年的这份报告中，中国竞被提及多达l7次，而且各部分均将有关中国的内容置于俄罗斯之前，这反映出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的分量越来越重。美国的一位学者H·格林韦预测，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经济”，美国将处于第二。并认为，当中国GDP等于或大于美国的GDP时，美国就无法在世界上称霸。据于此，在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回潮的背景下，美国提出中国是美国“潜在对手”或“战略竞争对手”。悲观论者甚至认为中美可能发生军事冲突。4.我国面临世界科技革命的竞争科技竞争力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水平，我国与发达国家上百年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相比，科学技术真正稳定和快速的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只有20多年的历程，基础还相当薄弱，持续积累十分不足;科技体制仍处于不断调整、完善的转轨阶段;作为发展中大国，一方面面临着许多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可支配的财力有限。从目前状况来看，我国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代表韩国以及科技大国俄罗斯、印度同处于中等发展水平。因此我国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学术堂整理了十个好写的国际经济学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电子商务经济学与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研究2、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研究3、对话与合作：环境问题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4、汉语国际推广：关于孔子学院的经济学分析与建议5、共赢性博弈论6、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研究7、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8、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论9、外商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10、国际海洋争端解决机制的经济学分析：一个“适当论”的视角
据学术堂了解，国际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有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收支理论、汇率理论、要素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理论、开放的宏观经济均衡等，下面分享十五个关于国际经济学论文的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电子商务经济学与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研究2、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研究3、对话与合作：环境问题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4、汉语国际推广：关于孔子学院的经济学分析与建议5、共赢性博弈论6、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研究7、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8、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论9、外商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10、国际海洋争端解决机制的经济学分析：一个“适当论”的视角11、日本海外资源战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12、IMF援助效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13、1997-1999国际金融危机传播的空间计量经济学分析14、国际私法法经济学分析评述15、美元霸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探析
1、 中小企业集群现象研究2、 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3、 广东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4、 发展经济学理论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应用5、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6、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功能定位7、 泛珠三角有关问题研究8、 高新技术型中小企业融资模式研究9、 中小企业发展与就业促进10、珠三角城镇化的现状、问题及对策11、企业集群与城镇化研究12、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研究13、论我国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的演进14、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因素及对策建议15、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分析及预测16、广东城镇居民消费趋势预测与对策17、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结构变化研究18、科技进步对我国工业发展的贡献率分析19、经济增长点问题研究20、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21、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22、政府宏观调控问题研究23、对公用事业规制的研究24、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研究25、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形成和发展26、论经济增长方式27、论中国的经济增长28、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29、新经济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30、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史研究31、新自由主义意识与经济全球化32、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经济发展33、制度与经济增长34、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35、虚拟经济研究36、我国的收入分配演变研究37、广东、香港、台湾三地经济发展状况对比38、广州支柱产业选择分析39、广东劳动力市场问题研究40、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分析41、国有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42、我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机制研究43、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原因及对策研究44、我国国有企业内部契约关系分析45、相对优势原则与我国经济的有效增长46、腐败的经济学分析47、国民精神素质与经济增长48、李斯特的经济发展思想及对我国的借鉴49、转轨时期的经济思想研究50、相关行业的经济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