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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20岁-30岁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主体，数量达1亿人左右。他们有着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今天面对新形势，他们在城市面临着不少新的困境，比如：迫切的婚姻问题、身份认同问题等，因此亟须对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这些困境予以关注。想当城市人 无奈门槛多(一)婚姻：难以走进“围城”根据2008年2月21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2006年外出从业劳动力中，20岁以下占16.1%；21岁-30岁占36.5%，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婚恋的黄金年龄，但受限制，处于难以走进“围城”的困境。受职业限制找不到爱情。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尤其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方面几乎都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就业首选。这些工作脏、累、苦，工资待遇不高，风险大，很难获得女孩的青睐，也难以获得与女孩相处的机会。同样，在一些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服务业、纺织制衣业等厂子里则是新生代女农民工成群结队，同样苦于“恋爱无人”。这些单位新生代女农民工占绝大多数，加上她们在恋爱上一般比较矜持，不好意思主动和厂外的男性接触，所以她们的婚恋也成了老大难 问题。此时，职业搭起的围墙正束缚着这些青春萌动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偏低影响爱情发展。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调查，从收入水平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总体不高。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在1501元-2000元之间的占16.9%，1001元-1500元的占21.6%，701元-1000元的占26.6%，501元-700元的占23.4%。其中能准时或基本准时拿到工资的占75.3%，偶尔拖欠的占17.4%，经常被拖欠的占7.3%。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与婚姻，同样需要经济条件为基础，爱情尤其是婚姻不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上，这也影响到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未来的择偶。(二)身份：非城非乡从职业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已是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根据统计，目前农民工数量上已远远超过原有城镇户籍的公有制二、三产业的职工，达到我国工人总数的2/3以上，作为生产主体支撑着国家的工业化，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全国总工会2007年组织开展的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的分布占64.4%。从行业来看，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其中制造业所占比重最大，占全部职工的31.9%，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占9.4%和9.1%。而城镇职工中在制造业中就业的比重只有22.8%。2008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当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基于江苏省苏南、苏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抽样 调查》显示，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群体，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多数企业都还没有把他们当作稳定的产业工人；另一方面，他们承担着城市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他们与城市产业工人相比，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待遇，不能同工同酬同权，处于城市里的社会底层。从地域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常年生活、工作在城市，是市民。新生代农民工熟悉城市生活，向往城市生活。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生活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要寻找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泡网吧、下迪厅、染头发、穿时髦服装，对攒钱并不十分看重。他们讲究的是“心随我动率性(彰显)自我”。新生代农民工通常也会在春节时回家一趟，但那仅仅是“礼节性的仪式”，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对农业活动则缺乏浓厚的感情和兴趣。他们更倾向于改变现状，想在城里有喜欢的工作，买房子，娶妻生子，真正融入城市。2007年发布的《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27.4%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客家”；50.2%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再干几年回家”或“想尽快回家”的加起来只有不到2成《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他们手机的拥有比例高达72.9%，绝大多数人的通讯方式都很现代化。但城市显然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依然是“经济接纳、社会拒入”。从法定身份上讲，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是农民。当前受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定身份仍然是农民。新生代农民工一部分是在城市里出生长大，一部分是初中或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城打工，他们没种过地，不会种地，更不愿意种地，普遍存在着农民不爱地，农民不爱农，农民不识农，“轻农、厌农、弃农”意识严重。虽然户口在农村，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压根儿就没准备再回农村，出来长见识的同时，希望能够和城市人一样“体面地活着”。(三)职业：高不成低不就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父辈，就业期望甚高，但仍面临困境。就业期望高与敬业精神差。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怕吃苦，常常不能踏实工作。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5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即使能够做到“敬业”，也很难做到真心“爱岗”。这其中，近一半的人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和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17%的人提出，“自己不喜欢那个工作”或者只是“想换个环境”。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在获得工作的同时还要求享受生活，得到尊重，在文化、娱乐、健身等精神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强。新生代农民工以独生子女为主，他们从小就被父母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这种期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就业意愿，即只希望找那些社会地位高、条件好、工资高的工作。加之有父母做其强大后盾，生活压力小了很多，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跳槽，主动选择自己想要的工作环境。就业期望高与职业技能低。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对农民工的素质需求也发生着变化。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70.1%，高中文化程度占8.7%，比以前高出8.54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仍然较低，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不了解工业生产或现代化服务业的基本规范，同现代非农行业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仅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占76.4%。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8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参加技能培训对找工作有帮助，但是仍有六成外出农民工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高达62.6%的新生代农民工未来有做老板的打算“有自己的事业”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他们不愿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承担城市里低端的重体力活，又无法胜任复杂的技能型和知识型工作，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定位，基本上只能从事体力运输、建筑小工、工业加工以及低层次服务等劳动密集型、重体力、低报酬行业。同时过于频繁跳槽，使得他们对每个行业、岗位只能作蜻蜓点水式的了解，每一项职业技能也只能停留在“学徒期”的水平。如此周而复始，也形成恶性循环。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他们很难融入城市，并且体面地生存。(四)落户“三壁垒”根据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愿望强烈，但高门槛限制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经济壁垒。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发布后，经调查，许多省会城市都将农民工购房在60平方米之上作为落户条件之一。目前房价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对于收入微薄却喜欢大手大脚花钱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能够实现的积累非常有限，这种以货币构筑的以经济壁垒取代身份壁垒的新门槛对普通农民来说仍然是难以逾越的，这也是他们融入城市的一大经济障碍。素质壁垒。目前不少省会城市落户要求农民工具有高中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不少地方仍然要求达到大专文化程度。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 程度占90.0%。这对以初中为主要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也是进城落户的一大障碍。并且不少地方对农民工进城落户实行二元待遇。比如重庆市2006年8月1日实行了《关于解决进城农民工户籍问题的意见》，重庆公安局就指出，“本市农民工在主城落户的条件实际上大大降低，而在重庆务工的其他省市的农民工要落户重庆主城区，文凭“门槛”没变：仍需大专以上学历。且购买的住房人均面积达到30平方米以上，并实际居住。社会福利壁垒。我国各地社会福利系统不兼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是以省级为改革单元，以城市为中心展开的。一些省份已在省内实行城乡户籍统一，但省际之间人口自由迁徙障碍依然较大。各地社会福利系统的不兼容是制约人口省际迁移的重要因素。解决矛盾还须深化城市改革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快速转型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兼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一亿多人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正处在适龄期，目前他们首要面临的大问题就是婚姻问题。《劳动合同法》出台后，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虽较上一代农民工有所进步，但仍然得不到维护。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职业期望高，受职业技能低的限制，即使有心摆脱卖苦力的低级打工状态，也普遍感到力不从心，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脏、苦、累、风险大等边缘职业，就业环境差，劳动时间长，工作量大，劳动报酬低，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享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马克思曾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新生代农民工一旦进入城市新环境，乡村社会规范所具有的凝聚力失散，原有的道德行为失范(即自律性丧失)，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农村不愿意回去，城市又不能融入，他们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低于父辈，在城市陷入生活困境时，在职业技能低、经济收入差、无住房、受歧视、讨不到老婆等的连锁反应下，贫穷和光棍的结合，对城市社会的冲击将是巨大的。另一方面，受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定位为城里人，但城市仍未作好接纳他们的准备。相反既有经济门槛，又有素质门槛和福利门槛，即使这样，他们仍不愿回到农村。它意味着，农村 不是退路。也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必须依赖于城市的工作和生活，那种将农村作为“蓄水池”的政策概念完全过时了。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只能集中居住在房租低廉、流动人口集中的城市边缘区、老城区，交往的对象多为老乡，社会结构呈现单一化、封闭性的特点，形成一个自我隔离的孤岛。在那里，弱信息、弱发展机会、弱资源的再生性以及弱劳动力联系，贫困和孤岛的经济效应往往意味着缺乏发展的机会，与主流社会脱 节。他们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境地，面临着双重边缘化的状态和贫困化不断加剧的境况中。由于没有户籍，他们就业受限制，《劳动法》第3条规定的“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很难从纸上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入城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了工作，往往要付出比市民更高的代价。大多数农民工只能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寻找一些城市人的“剩余”工作。很难获得一种地位资源的积累，更不用说实现一种地位向上的流动。生活来源决定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无业便无依，将使这一部分人处于游动不定的状态，具有游民的特征，成为随时可能妨碍社会稳定和和谐的隐患。杭州市2008年的案宗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比例占70%以上，最近刚发布的广东三大监狱大规模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罪犯九成在26岁以下。并且由于信息网络媒 介的发展，他们也更容易被组织起来共同发出声音，社会矛盾更容易被扩大和激化。如果继续将他们排斥在体制外，将他们边缘化，漠视他们的物质、精神文化和民主政治需求，他们更容易产生怨恨心理，不利于社会治安和稳定。这值得我们警惕！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是社会矛盾能够逐渐消弭并得到妥善解决的社会。“要求改善自己的物质境遇是有思想的人们的内在本能，这种欲求是消灭不了的，它是一切人类行为的推动力，人通过扩大满足需求的活动走向幸福的社会，要是封锁了这条路，人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压制并掠夺别人使自己致富而使他人变穷”(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的种种差异及面临的困境，对当下的城市管理政策提出了挑战。并且，这种挑战将日益变得清晰、紧迫。 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六条建议一是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当前，必须加强严格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推动各类企业同新生代农民工按照平等自愿、协商的原则，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严格实行《劳动合同法》及相关的带薪休假制度，保障外来民工休息休假权利，使其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经营生活，交友恋爱。要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权利，保障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要依法保障农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二是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要转变管理理念，转变由过去主要面向和管理户籍人口，转变到同时面向和管理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并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让农民工参与到城市管理当中来，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度。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对进城农民工“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政策要求，完善对农民工保护的相关法规，出台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专门规定，加大政府部门的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三是改革劳动就业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要极探索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就业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劳动力视为一个整体，纳入城乡协调发展的共同政策框架下，采取一体化的就业政策和管理体制，让农民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公开、公平的开展就业竞争。要创新农民培训转移机制，大力加强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就业能力。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提供就业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四是按照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当前要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口管理结构，打破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身份限制，尽快改变目前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的现状，实行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人在哪里工作、生活，就在那里登记，就纳入当地的管理范畴，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为基础的户口登记制度，实现城乡户籍一体化，实现户籍管理由静态化向动态化的转变。五是要更多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要切实改进服务形式，让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真正走进农民工中间；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要积极扶持打工者文化团体，不要“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了空话。六是积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区生活要依托集中居住中心、居(村)综合活动室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公德、法制宣传、市民素质等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和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区自治组织和各类学习型、服务型、文体型、公益志愿型等居民互助性的社区民间组织，使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生活和社区管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加速融入城市的大熔炉。
农民工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群体，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他们为我国经济社会和城市的发展不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近年来，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长，农民工这一群体逐渐形成。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老一代农民工已经逐步为农民工所取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已经成为促进我国在新的时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方面原因的影响，我国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却面临种种问题，这一群体的就业问题也日益引起我国政府乃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因此，如何解决这一群体的就业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本论文在深入研究我国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的现状、问题与原因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细致的分析，提出解决我国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对策和建议。就业是民生之本。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就业问题,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实质是就业歧视。消除就业歧视、实现平等就业是"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题中应有之义。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民工政策已经趋向相对公平,但是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我国农民工在就业准入、从事行业、劳动工资、居住条件、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社会保障和职业发展方面遭遇到了歧视性对待。
农民工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群体，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他们为我国经济社会和城市的发展不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近年来，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长，农民工这一群体逐渐形成。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老一代农民工已经逐步为农民工所取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已经成为促进我国在新的时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方面原因的影响，我国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却面临种种问题，这一群体的就业问题也日益引起我国政府乃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因此，如何解决这一群体的就业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
急需···谢谢 你说：当前大家最关注民生问题，切合实际，我写的这篇希望大家共同探讨这个话题，然后给予定义，从而真正解决农民工是就业问题.你说
农民工返乡创业对策研究摘要：农民工返乡创业为解决“三农”、失业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等经济社会问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开拓了一条新路，但由于当前国家财政扶持力度不够等原因，农民工返乡创业比较优势不明显，在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农民工返多创业的现状和原因等做了详细地分析，找出了目前农民工返乡创业存在的主要困境，并从政府和农民等两方面提出了引导和扶助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返乡创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扶持 1农民工返乡创业特点分析 (1)投资方向主要是发展工商经济。 目前返乡创业的农民以第一、二代农民工为主，这些农民工大多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务工。因此，他们回到家乡后在政府的支持下，同时利用打工期间获得的见识、本领、资金、信息、社会资本等，发展工商服务业，投资商品性的农业经营，主要是兴办规模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兴办二、三产业。 (2)大多数人选择在小城镇居住。 农民工回乡创业不是单纯的回农村原户籍所在地创业，大多数创业者把企业办在了家乡的集镇和县城，近70％是在小城镇居住。 (3)部分农民工被充实到农村基层组织。 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利用亦工亦农亦商的特点，积极参加合作组织和中介组织，成为经纪人或创办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带头人，也有部分人担任村干部或参加村民议事会及村民理财小组。 由于农民工与农村、农业的天然联系，农民工回乡创业正在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带动农民就地就近转移、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加快不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推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必须切实转变观念，从战略高度对待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在全社会营造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氛围。 2农民工返乡创业原因分析 2.1返乡创业是劳务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劳务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作为特有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我国的“民工潮”和劳务经济已经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民工跳出农门到大中城市、发达地区去务工或经商。解决温饱问题；第二阶段在务工或经商的过程中，一些农民工变成了管理者或者老板；第三阶段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返乡创业，大量地从“打工者”嬗变为“创业者”。 2.2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沿海经济特区的开放，农民工形成了单向性的“外向”型流动，进一步拉大了原本就存在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市民和农民之间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壁垒，既体现在经济制度和政策上，也体现在精神和心理上，增加了农民工在城市稳定落脚的成本。在城里农民工不能获得稳定就业，加上城市人对乡下人的歧视和排斥，以及经济待遇的不公平，而使农民工选择返乡发展。 2.3返乡创业投资环境的改善 2004年、2005年中央连续二年下发的两个“一号文件，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创造了有利的大环境，尤其是出台的许多“惠农”硬措施，使农村的创业环境更稳定、更优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小城镇建设步伐的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各项具体措施的落实，各级政府招商引资条件的优惠，再加上外面投资风险和创业成本的增加，使相当一部分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也愿意选择返乡创业。 2.4乡土观念和“根”文化的需要 大量农民工有故土情结和情系家乡的情感需要。大量创业人员愿意为家乡的发展和荣誉去打拼、去贡献，主动捐资公益事业，并响应家乡政府的号召，在家乡投资办企业，带领乡亲们致富，并就近吸纳了当地农民工就业。这些农民工对自己家乡的资源情况、人事关系和投资环境比较熟悉。也掌握了家乡内外的市场信息，有助于其成功创业。 2.5农民工自身创业条件的具备 经过几年的外出务工。一般农民工每年都能挣到上万元甚至几万元收入，再加上在外结交的朋友多了，见的世面大了，学到了一技之长，思想观念上就自然地会发生变化，创业意识就会增强。这些农民工通过“打工大学”接受到了先进的科技文化，有了发展现代产业的冲动和信念，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本的提升都是促成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基础。 3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的困境 3.1创业资源的短缺 首先是资金短缺，融资难是不少返乡创业人员反映的首要问题。现在的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门槛高，而且贷款手续非常复杂，周期很长，难以解决返乡创业者的融资之渴。其次是土地制约。随着这几年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增多，有些地方供地指标也开始捉襟见肘，对很多想进一步扩大规模的企业而言用地成了一大制约。最后是人才短缺，不少返乡创业者是初高中毕业，办企业存在盲目性，自身经营管理知识也比较薄弱，又很难吸引人才，迫切需要指导。另外由于内陆欠发达地区生活与人文环境较差，服务业不发达，即使是在同等的工资待遇下，很多年轻劳动力也更趋向于外出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打工。 3.2政府扶持政策的缺失 有的返乡创业者反映政府效能不高，虽然很多地方领导给予高度重视，但在落实过程中一些部门和个人执行政策有偏差，服务意识不到位，甚至还存在吃拿卡要、推诿拖延办事的情况，不利于企业更好创业。如创办企业中是税费减免优惠不明显，甚至当前大部分内陆地区还没有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实施税费减免政策。见了“世面”的农民工回到当地，可能会与当地官僚习气、无视市场规律的做法产生冲突。但冲突矛盾解决的过程，其实也推动了当地投资环境的优化。返乡创业农民工呼吁，今后国家能农民工创业中农遇到的问题。出台相关政策给予农民工创业更多政策支持。 3.3创业投资成本高 我国内陆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差的问题，尤其是县、乡(镇)两级，基本上都存在路、水、电、通信、交通和能源等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企业发展需求的问题。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在企业用地、用水、用电和证件办理等方面设置障碍，使有的投资项目迟迟难以落实。直接导致农民工返乡创业额外投资成本增加、交通运输成本升高和产品交易周期拉长等问题。 4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建议 4.1为返乡创业提供融资优惠政策 要加快信贷改革与创新步伐。首先，鼓励和引导发展乡村和城镇社区中小金融机构等，并把农村中小企业作为其主要目标客户，提供贷款服务。其次，坚持支持其它商业银行到农村地区设立营业网点或巩固其已有营业网点为返乡创业提供信贷服务。再次，考虑设立行业协会基金担保公司。 政府要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信贷担保和信贷补贴。设立农民工返乡创业专项扶助基金，为返乡创业提供信贷担保。同时协同金融机构为返乡创业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利息差额由国家财政予以补贴。 4.2为返乡创业提供资源使用优惠政策 国家可以参照农业反补贴的办法，加大对返乡创业的财政补贴力度。对于返乡创业，特别是创办为解决当地就业、“留守儿童”、“留守媳妇”问题做出重大贡献的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和科技效能型经济实体和农业产业化企业，政府要在用地、用水和用电等问题上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例如，可以考虑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低于市场价的土地资源和用水、用电等创业便利，其差价由国家财政予以补贴。 4.3为返乡创业充实人才等资源 由国家财政拨款为返乡创业业主及其员工提供免费培训，加强培训基地建设，拓宽培训领域，进一步充实和提高培训师资队伍。另外可积极采取外联式发展模式。主要可以通过与大学社会实践合作吸收大学生进企业实践，并积极吸收人才指导企业更好的发展。如可通过政府部门与各个大学协调，以大学生下基层挂职锻炼的合作方式，实现学生得到实践锻炼机会和企业获得人才资源的双赢，同时还应该与社会各界合作利用外方所拥有的资源来弥补自身急需同时又紧缺的资源。 4.4为返乡创业提供税费减免优惠政策 农民工返乡创业处于起步阶段的，政府必须实施一定期限的税收减免政策，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先引导和扶助尽可能多的农民工返乡创办尽可能多的经济实体，支持与鼓励其中发展潜力大，前景看好的企业做大做强，坚持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做多做小”与“做大做强”两条腿走路。等这些经济实体发展到一定阶段有承担税负的能力时，再按国家标准对其进行税收征缴，使其纳税能力与收入水平相适应。 4.5为返乡创业创建良好硬件环境 国家要加大对内陆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力度，突出抓好交通运输设施建设，小城镇道路、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及其配套设施建设，如积极创建“工业园”、“返乡创业园”和“返乡创业一条街”等创业基地，不断增强小城镇的创业项目承载能力，减轻返乡创业者的额外投资压力，同时降低人居园区的门槛。 根据相关部门统计，全国农民工总量中有7％～10％基本完成资本原始积累，1400万～2000万人具有了创办企业的能力。可见未来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的潜力巨大，建立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发展的制度有助于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持续发展。全方位探索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发展的制度，深化对劳务经济战略思想的认识，变“输出劳务挣钱”为“引回人才发展”。另外我国应出台《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促进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上引导和规范，逐步建立“政策吸引、市场运作、政府引导和法律保障”相结合的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发展的机制，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探索制度选择。
提及“农民工返乡”,许多报道多呈紧张情绪.然而,值得分析的是,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事,但具体情况却需分别对待.劳动力的使用随产业的波动而波动,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只是这样一个波动来得太突然,我们一时还不能适应.在经历了长时间、大规模农民工由西向东的转移,不久前才遇上“用工荒”,当这一难题尚未解决之时,我们又猝不及防地要面对大量农民工下岗返乡潮.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虽然看似深不可测并难以驾驭,其实仍有迹可循.返乡潮的提前出现,不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经济转向的讯号,更是一个需要直接面对并解决的现实经济现象事实上,我们早就该关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了,现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大批农民工返乡,让我们得以再次思考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富余劳动力如何使用,并进行新的探索.各地各部门已经开始行动了.江西、安徽、湖北等地引导农民工到省内企业工作,并进行培训；教育部也发出通知,让职业学校培训返乡农民工.这些应对的措施都是积极的.如果行之有效,不失为转“危”为“机”的新契机.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特殊群体，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职业身份特殊、流动性强、文化素质较低、地位处于弱势是农民工群体的典型特征。囿于体制及自身条件等多方面的限制，农民工多在采矿、建筑、冶金、纺织等行业工作，这些行业总体上劳动强度高、工作环境差、危险性较大，容易造成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加之缺乏完备的风险分担机制，农民工成为高风险群体。2004年新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将农民工纳入了工伤保险的保障范围，之后国务院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初具雏形。但总体而言，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的建设仍然十分薄弱，实施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切实维护农民工群体的工伤权益，关系到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总体目标的实现，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更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意义重大自不待言。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进行研究，期望能为完善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尽一点绵薄之力。本文以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为研究主题，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农民工工伤保险基本理论”，本部分首先对农民工、工伤、工伤保险以及农民工工伤保险等概念的内涵进行了阐释；其次分析了农民工工伤保险的理论基础——基本人权理论、社会连带理论及国家干预理论；最后分析了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的价值内涵。第二部分“农民工工伤保险立法现状及缺陷分析”，本部分首先对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的立法现状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剖析了当前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运行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及成因。专门性法规缺位、“预防——补偿——康复”机制缺位、具体制度设计不合理及农民工群体整体素质不高导致工伤维权效果欠佳是当前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的主要缺陷。第三部分“国外相关立法实践及启示”，国外虽没有我国当前语境下的农民工群体，但国外的工伤保险立法较为成熟，有不少先进的经验值得我们在完善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的过程中借鉴和学习。首先是德国的“预防——补偿——康复”理念，德国对工伤的预防及康复相当重视，并在此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可供借鉴的经验；其次，国外工伤保险管理机构的设置和工伤保险费率机制的构建对于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的完善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四部分“完善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之构想”，针对我国当前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在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结合国外相关立法实践经验，本部分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包括加强农民工工伤保险专项立法、合理构建“预防——补偿——康复”机制及优化农民工工伤保险具体制度设计等等。
全文46页pdf版 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研究于国庆 【摘要】：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他们为城市的繁荣和发展,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农民工多从事建筑、矿山等高风险、职业病多发的行业,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这使得农民工成为我国现阶段职业灾害的主要受害对象。从层出不穷的农民工工伤事故到规模惊人的农民工职业病群体,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数不清的劳资纠纷,均决定了我国应该努力解决农民工工伤保险问题,建立和完善针对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 论文第一部分界定了农民工的定义,分析了农民工问题的由来,并从总体上概括了农民工的群体特征; 论文第二部分界定了农民工工伤保险涉及的若干概念,介绍了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发达国家工伤保险的发展规律和我国现行农民工工伤保险的主要模式,阐述了解决农民工工伤保险问题的必要性; 论文第三部分以潍坊市农民工工伤保险为例,通过已有数据的实证,分析了我国现行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如覆盖率较低、工伤维权困难、费率机制不合理、预防机制不完善,工伤康复功能尚未发挥作用等,并对相关原因进行了探讨,同时还介绍了潍坊市在农民工工伤保险方面的一些创新性做法; 论文第四部分提出了解决农民工工伤保险问题的对策建议,即改革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完善农民工工伤保险的法制建设、建立科学有效的费率机制、加强农民工工伤保险与工伤预防相结合、重视工伤康复工作、加强执法监察等措施,此外,针对农民工工伤保险待遇落实难的问题提出了“代位求偿”的新思路,以更好的维护农民工的工伤权益。【关键词】：农民工 工伤保险 对策建议 【学位授予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学位级别】：硕士【学位授予年份】：2009【分类号】：F842;F249.2【DOI】：CNKI:CDMD:2.2009.125180
[法学]《劳动合同法》中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困境及对策 中文摘要农民工是我国城市中的一个特殊弱势群体，尽管《劳动合同法》确立了农民工在劳动关系中的主体地位，规定了其享有与其他劳动者同等的权利，但是现实中农民工的权益仍时常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这不仅意味着《劳动合同法》在执法过程中的失灵，也极有可能因权利无法得到实现而引发农民工的“群体性事件”，激化社会矛盾，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实现农民工权益显得日益迫切。本文试图以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为例，揭示《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农民工的权利实现现状，并对导致该现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社会层面和法律层面，如农民工的“城市化”，最终实现农民工的权益。关键词：劳动合同法；农民工；权利；城市化目 录中文摘要 IABSTRACT II一、《劳动合同法》中的农民工权益实效分析——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例 1二、保护农民工权益的现实意义 2（一）保障《劳动合同法》立法目的实现 2（二）农民工合法权益遭受严重侵害 3（三）避免矛盾激化引发群体性事件 3三、《劳动合同法》的实效困境分析 4（一）农民工自身的特殊社会属性 4（二）企业的法律规避 6四、“城市化”与农民工权益之实现 6（一）农民工的“城市化”过程 6（二）“城市化”的法律保障 8参考文献 10致谢 1111698字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当代各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立法模式的研究作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的一部分,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保障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要素之一，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与运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对于国民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自身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将通过对我国社会保障现状的分析及指标的分析，来评价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
一、社会保障水平及指标
社会保障水平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的高低程度。西方国家一般把社会保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社会保障水平的主要指标。其中，社会保障支出总额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实际支出的各种社会保障费用总和。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集中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资源用于提高居民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的程度。
判断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标准不是单一的，需要考虑的因素有：社会保障制度是否保证了公民具有一定的经济生活水平并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社会保障支出是否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否与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社会保障结构是否与国民经济产业布局相适应;社会保障水平是否有助于促进就业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等。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分析
(一)国内学者对于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实行分散化管理，社会保障水平的统计缺乏规范的指标体系，不同专家对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推算也不尽一致。以1994年为例，郑功成教授推算该年社会保障水平为7.13%，加上其他未统计因素，社会保障水平为10%~12%;穆怀中教授的小口径推算为5.09%，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为11.53%，大口径(含住宅投资和价格补贴)高达12.73%。根据穆怀中教授的推算，尽管我国人均GDP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但我国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但不包括价格补贴的社会保障费用总额)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它们60年代的水平并不逊色。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国际比较研究
以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为参照，普遍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比如，1991年，瑞典、英国、美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56.4%、31.8%、28.7%。而我国2001年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8.34%。
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进行比较，2002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当年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是5.47%。而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如玻利维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依次为5.5%、8.49%、9.55%。因此，我国社会保障水平既不显得过高，也不显得过低。
(三)城乡社会保障水平比较分析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镇几乎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存在着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享受以高就业、高补贴、低收入为特征的、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农村居民仅拥有建立在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以社会救济、“五保户”供养和合作医疗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并未能享受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存在着水平偏低的社会保障，一定程度上，城镇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是以牺牲农村的保障水平为代价的。在城乡之间，我国城乡居民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待遇差别极大。比如1994、2001年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是农村的100倍多。
总的来说，对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判断，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过高与过低并存，存在着结构性矛盾，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三、保持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的建议
(一)正确处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我们 总结 了许多国家特别是福利国家的 经验 教训所得出的一个正确结论。但是，到底什么样的社会保障水平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保障支出必须依赖经济发展，但并非任何意义上的福利支出都会削弱或阻碍经济增长。某种意义上的福利支出可能带来经济增长，或为经济增长创造前提条件。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阶段，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本来很低，加之在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难免回出现失业率上升之类的问题，因此，一定时期内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是应该的。建议我国在目前阶段，适当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这不但会为经济增长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还可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要辨证地看待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总之，存在着这样一种良性循环：随着经济发展适度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得大多数人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可以赢得经济和社会更加健康、协调、更可持续的发展。
(二)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8.34%，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这种财政支出结构是不合理的。因此，要发挥财政在筹集社会 保险 资金中的主 渠道 作用，切实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建立稳定的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投入机制。各级财政超收的增量除用于法定的支出外，其余应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险基金。与此同时，要防止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过高于GDP的增长，出现福利国家危机。因此，除了建立GDP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正常支持机制，还要建立二者的动态弹性机制，使社会保障支出随着GDP的增长动态变化，但处于适度区域内。
(三)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当前农村要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为重点和基础，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将社会化养老 措施 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由政府出面理顺农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体制，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当然，不同地区社会保障的标准、社会保障模式也应有所不同，不能一刀切，而是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情况，形成层次分明，标准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发达地区保障程度高一些，欠发达地区保障程度低一些。财政要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改变以前重城市、轻农村的状况，提高财政对农村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四)改革城镇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坚持“有升、有降”的方针。取消一些不合理、过高的福利项目，改革工资制度，实行工资货币化;改革一些垄断性部门的福利制度，降低其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投入，增加对城市低保户、无劳动能力者等弱势群体的投入，保证其过上有人格尊严的生活;继续完善城镇基本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保证公民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总之，把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控制到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阶段，既达到了保障目的，又把水平控制到一个合理适度的水平。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摘要： 文章 把探索视觉转移到解决农民工 社会 保障的新路径—— “土地换保障”，并在 总结 当前 理论 界提出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上创造性地进行“土地换保障”的运行载体缺失 分析 ，引入代表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 农村 集体 经济 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作为“土地换保障”的交易中介机构。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新路径;土地换保障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vision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 social security of migrant workers to address the new path - the "land for security", in his summing up the current theory of the basic ideas put forward by the community and on steps to carry out a creative way of "land for security" to run the carrier missing Analysi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n behalf of the land use right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from the transfer of the shares of cooperatives as a "land for security" deal intermediarie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social security; new path; land for security
前言
“十一五”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城市化道路，统筹城乡协调 发展 ，构筑和谐社会，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更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 问题 。解决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有助于打破 中国 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实现城乡协调统一，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 化的进程。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
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思路上，当前理论界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和争论， 目前 主要有三种思路：一种是仍然将其划归于农村社会保障范围之内;一种是将其归于城镇社会保障范围之列;另一种是另起炉灶，推出相对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构一种作为过渡形态的“三元社会保障模式”。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到底是归属城市还是回归农村，还是创新一种新的保障机制，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实际上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或纳入城镇社会保障在 实践上都遇到很多现实阻碍。从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分析得知，由于农民工双重的身份性，一方面乡镇 财政资源的有限性和土地保障功能的虚化及农村社会保障缓慢发展，制约了农民工进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步伐;另一方面以单位为核心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城市社会保障机制滞后， 企业 因为社会责任弱化导致的用工制度不规范及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抵触、以及农民工较强的流动性而引起执行上的困难、农民工在经济收入上的窘迫、自身可支配经济资源的有限性所导致参保的理性规避等诸多原因，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保体系在现实可行的条件下依旧困难重重。因此除上述三种思路外还有学者没有明确提出归口，积极探讨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提议应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农民工的特点及最迫切的利益需求，优先建立农民工工伤 保险制度和大病统筹医疗制度，构建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农民工社会救助机制，规范企业用工制度，建立农民工的工资保障制度，抓紧制定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的 法律 和法规，探索适合农民工特点的与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依照分类分层保障的原则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积极地寻求多种路径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成为大多学者的共识，让社保对农民工来说不再是“镜中月，水中花”，能真正意义分享到应有的各种社会保障。事实上“农民工力争一只脚踏在收益低、预期确定、保证生存起码需求的土地保障上，另一只脚踏在收益高些、风险大、非生存起码需求的非农收入上”，[1]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具有双重收入来源，存在的经济基础很特殊：一方面脱离了 农业生产逐渐市民化，在城市则可以在非农行业就业，另一方面，农民工与农村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他们在农村留有一份土地，在城市谋职的风险性以及社保的严重缺失等所导致返乡的极大可能性，宁愿抛荒也不愿意放弃这惟一的保障，仍把土地作为最后的退路。因此，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个循环渐进的过程，上述几种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都忽视了现阶段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 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认为研究这个问题是有战略意义的，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会大大有利于农民向城镇的转移，有利于城市化、 工业 化的实现，有利于全面小康社会的顺利建成。
二、“土地换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新路径
在《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规定中指出，农民外出务工期间，所承包土地无力耕种的，可委托代耕或通过转包、出租、 转让等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但不能撂荒。农民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或限制，也不得截留、扣缴或以其他方式侵占土地流转收益。[2]这就给流转土地经营权进一步提供了政策依据。事实上，在国家近年出台系列减免农业赋税及加大农业投入和农业补贴等有利于农民增收的农业政策下，许多农民工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土地就委托给亲戚邻友耕种或者转包、出租给其他人代理，从中取得一笔收益，但收益不多，只是当家用补贴。对经济收入较低的农民工来说，觉得有利可图就将土地出租出去，钱一点是一点，总好过撂荒。那么如何将农民工在原属地的农地更好地利用起来，并且将社会保障联系起来就是个难题了。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保障权威专家龚维斌在“完善社会保障与和谐社会建立”的记者专访中就提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发展既要借鉴国外的 经验，也要立足国情，构建一个‘低保障，低水平，广覆盖，重实效、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机制。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挖掘和利用传统社会保障资源。”这就给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提倡“土地换保障”制度的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寻求农民工社会保障路径的探索视觉转移到现在农村惟一有较大增值价值和财力功能的就是土地，从开发和挖掘农村传统的社会保障资源来寻求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困境的路径，最终目的为建立针对农民工独特身份和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铺路，从而推进市民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土地换保障”通过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填补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空缺，成为一种切实可
行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创新路径，很好的解决了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延续，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提供了启动资金。农民工因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获得了相应的收益，从此代替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实现从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换，逐步实现市民化，并且推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发展。
三、“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浅析
(一)“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 分析
从 “土地换保障”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来看，“土地换保障”的实质或核心是承认农民在让出承包土地或被征用土地的情况下，应当获得某种补偿，并且这种补偿应当被用来为其建立 社会 保障。那么这样一种用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的方案设计到底有没有充分现实依据呢，陈颐同志进行深入 研究 对农民工选择“土地换保障”这样一种从土地社会保障向 现代 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方案设计进一步补充了相关依据，论证了“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的可行性。[3]另外，曾详炎等同志在可操作性上进一步研究，认为在这个制度安排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一些 问题 ，如会遇到初始永佃权的定价问题，可能出现的侵占 农业生产资金问题、土地市场评估成本问题、地区之间地价与社会保障水平不平衡问题以及土地私有化问题等，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4]然而笔者发现其中还没有学者注意到运行载体的缺失问题，在方案设计中提出具体运作办法时有学者认为，对放弃 农村 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工，可直接参加农民工社会保障，并以农村土地使用权折算为一定年数的个人帐户积累额，促进农民工从传统土地保障到社会保障的平稳过渡。[5]另外有学者提出，农民工到城镇就业或进入城镇定居而无力耕种土地的时候，让出其原先承包的土地，由转包者按国家统一标准替 转让者缴纳一定数量的 经济 补偿，使其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障。当然这部分经济补偿也可先交付国家 财政，但国家必须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承诺将这部分农民纳入城市和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6]由此可以看出，“土地换保障”整个运行过程中交易中介机构的研究是缺失的，有的只是笼统指出由国家责任强制为其纳入社会保障，有的直接由土地经营权的转包者支付农民工参保费用。我们知道，农民工只在乎现期收入，他们参保的意识非常薄弱。对他们来说，增加他们的收入最为切实，所以他们就可能会同承包者私下商量好将社会保障的提取费用直接转化为货币经济补偿，这就要求国家赋予有关监督机制的制约。而如果设立国家的监督机关来监督承包者从转让农民工土地使用权获益中提取农民工社会保障费用的行为，则加大了“土地换保障”制度的成本支付，这就提出了在实行“土地换保障”方案中其运作载体的缺失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二)“土地换保障”的运行载体——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及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
根据孙雷、陈波羽中的研究，他们在针对失地农民设计的“土地换保障的逻辑框架” 中指出失地农民通过放弃土地使用权获得经济补偿后，一部分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失地农民办理养老、医疗、失业等 保险，一部分作为失地农民的货币收入，成为市场人的物质基础，另一部分则用作对失地农民的培训，使得他们具备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基本技能。可见这里代表耕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成为交易的中介机构，作为失地农民与征地方交易的中间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被征用耕地的交易获得的收益，用来支持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7]由此可以推广到 “土地换保障”中针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引入代表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交易中介机构。这个思路也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要有党和国家的强力推动，更需要发挥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策精神 。另外笔者认为为避免由村集体包办，应与现行的 中国 行政机构体制改革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及正在农村推行村务公开的民主 管理制度相配套，特别是农村集体组织从农民工土地转让费当中用于社会保障的费用提取应该向村民公开，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农民更多地参与和监督村里的事务。保证集体经济组织运行应有的效率与公正。
而原有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模糊、人格化的出资者主体缺失、决策独断、监督不善、分配随意等种种制度性缺陷直接 影响 到保护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利益，研究表明迫切需要从产权制度改革上破除。现阶段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以村、组为对象，在制度安排上多采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从转制后的组织形式看，其定位不同，既有股份合作制 企业 ，也有股份制公司，以及股份合作社。有学者进一步研究，现阶段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定位，以及转制后的实际功能和作用都与政府行为有直接关联。两者要在今后的改革和 发展 中相互调适。其中第一条指出转制后的组织功能就与社区成员的社会保障管理有关，是按照公共产品供给非歧视性原则，对于集体资产所有者的社会保障成本，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扶持，并全额承担“城中村”或“村改居”成员的社会保障费用。[8]另外深入到股份合作制中土地股份合作的研究，土地股份合作的形成是在村委的引导下若干农民自愿组织，组成合作社，农民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和管理，实行“土地入股，集约经营，独立核算，按股分红”。其股份合作社在年底取得的收入扣除必要的成本费用后按股分红，同时合作社按每股每年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农民工进城务工，也可以通过股份合作形式将自己在原属地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这样一来他们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仅长期不变，而且还有股权收益，吃了“定心丸”，也 自然 安心进城从事二、三产业。[9]将上述两个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研究，笔者认为可以按照“土地换保障”的思路，通过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在土地与农民工的现代社会保障两者之间架起联结通道，股份合作社在农民工向合作社入股期间在按每股每年强制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的基础上强制提取一部分基金作为农民工建立现代社会保障的启动资金，保证其进城后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当然，由于中国各地经济水平不一，这种股份合作的土地流转形式主要出现经济较为发达，大部分农民已转移到从事非农产业的沿海地区和发达内陆地区，如广东、江浙、辽宁、山东、湖南等地。而
广大中、西部贫困地区由于受到地域、经济水平等因素制约了土地的流转，也就很难形成土地股份合作这样一种土地规模经营方式。因此在考虑原属地在较为贫困，并且零星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比较严重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在实施“土地换保障”中架构其运行载体时，笔者认为有待于政府(下转第24页)(上接第22页)大力扶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并且政府在其介入的作用成分相对发达地区对股份合作社要多一些， 值得我们更深入研究。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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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斌.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模式构想 [J]. 专题讨论，2004，(6).
[7]孙雷，陈波翀.土地换保障：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 版)，2004，(9).
[8]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课题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这个是热点、难点啊，写这个可以有创新，有切入点，关切是可以切实的解决问题，既是学术性的论文，又具有实用价值
摘要：在我国转型时期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最基本，最主要的人口变动矢量就是农民进城变成工人，他们在城市中从事着最繁重的非农劳动，但他们的身份并未完全得到城市的认可和接纳，他们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就是在城市里的业余文化生活极其匮乏，主要表现在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生活，他们在创造城市繁华的同时，也无奈的感受着城市给他们带来的寂寞。他们身在城市，心灵却无处栖息。通过调查活动，本论文揭示了现阶段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的现状，并提出了旨在提高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质量的对策建议。（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产生及特点20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纷纷从学校毕业，追随父辈的身影顺理成章地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新生代农民工”随之出现。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身上显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第一，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技能。第一代农民工大多文化水平很低，以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居多，其中文盲还占有一定比例，进城后大多从事艰苦行业的工作，没有什么专业技能，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为主。而新生代农民工则大为不同，由于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有的在进入社会前还在专门职业学校学习或接受过培训。第二，对农村和城市的认同感互换。第一代农民工的生老病死都离不开农村，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们即使在最后时刻想到的都是叶落归根，他们会把进城打工的不得已称为“背井离乡”。相反的，新生代农民工则是主动自愿的追求城市生活，对未来充满自信和憧憬，希望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一技之长获得工作认同和实现自我价值，在城市生活是他们的奋斗目标。第三，思想观念转变。第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挣钱养家是第一位的，对于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待遇条件等不会过多的挑剔，也没有融入城市的打算。而新生代的农民工由于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对工作岗位相对挑剔，他们已无法从事像父辈那样的艰苦工作。往往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职业规划，根本没有回农村的想法，他们想通过城市生活来充实和提升自己，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第四，消费观念和生活理念变化。第一代农民工往往省吃俭用，除了工作以外，基本没有精神文化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难觅老一辈农民工土里土气的身影，他们更乐意花钱享受物质和精神生活，他们追求时尚的服装，轻松体面的工作，亲睐高科技电子产品，有着一定的休闲文化生活需求，俨然和市民已无多少区别。第五，维权意识和社会主人公意识增强。新世纪“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理念的深入，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等有了很大的改变，加之国家对农民工利益和生存环境的重视，他们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利益受损时只会忍气吞声，而是学会用法律武器和舆论压力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有些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在城市赶出一番事业，或成为行业标兵，或成为创业成功者，赢得了媒体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和重视，也开始为地方发展和农民工自身地位的提高积极呼吁和行动，作为城市一份子的主人公意识明显增强。“（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及原因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向城市，不仅仅是带来城市人口的增加，相应的一系列诸如住房、交通、就业、社会治安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城市生活空间和政府管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新生代农民工一心想融入城市生活当中，而城市人则通过种种制度壁垒将农民工排挤出城市，不容许侵占他们既得的空间和利益。至此，长期的拉锯战让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状态，这就是既回不去农村，也融不进城市。对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可是，新生代农民工面对的未来则多是迷茫，自小在城市或学校中长大的他们，对农村生活不了解也没任何生存经验，就认准了城市生活这一条路。即使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徘徊，哪怕不能被城市人认可，他们也没有退路可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往往只能走一步算一步。这种生存境遇使得他们形成了自卑、心理失衡、心理挫败的复杂心理，尤其是当理想破灭、求助无望时，自杀、犯罪等一系列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和谐的问题就产生了。（三）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困难他们面对的困境主要是来自于城市制度壁垒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将公民人为地划分为农业与非农业人口，并且赋予二者不同的权利。由于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之上的迁移、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构成的制度屏障，人为地设置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城的成本和障碍。城市建设一方面需要农民工的贡献，因此在经济上采取吸纳政策；另一方面在城市福利分配与享有方面则设置壁垒，采取排斥态度。这种在“经济上吸纳，社会关系和福利上排斥”的双重态度，使得农民工被迫处于城市的“边缘”位置。第二，就业制度。很多城市为了缓解本地区的就业压力都会制定一些不同程度的地方保护政策，使得外来农民工处于就业竞争的劣势地位。在就业方面的歧视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只能在城市供职于“低端”职业，大多数成为为酒楼、宾馆或饭店的服务员、保安以及制造加工企业工人，劳动时间普遍较长，工作待遇偏低且稳定性较差，更谈不上职业发展，这些都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之路并不顺畅。第三，社会保障制度。城市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封闭性，没有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其中，或者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不稳定、流动性强，而难以纳入保障体系。这些现实情况致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养老、失业、工伤、生育等方面普遍缺乏保障，这必然制约了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能力和进程。第四，住房制度。城市市民子弟由于继承了父辈们享有过的福利住房待遇，在城市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而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后，属于白手起家，首要的就是住房难。他们面临着工资低、房价高的严峻形势，农民工只能是选择偏远的郊区或者是脏乱差的贫民区居住，不仅拥挤，而且没有安全保障。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成为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一种奢望和梦想。由于在城市没有属于自己的固定住房，没法改变户籍身份，只能成为城市中的农村人，随之而来的下一代上学难也使他们面临着重重困难，甚至被迫打碎他们的城市梦；另外，由于没能享受市民待遇，在医疗保障方面也面临更高的成本，除此之外，由于没钱身份，还得再生活工作各个方面受到城市人的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排挤。因此，他们的融城之路的成本异常高昂。新生代农民工融城之路上的重重障碍，更容易使得他们对城市和社会产生不满情绪，如果长期得不到纾解，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事情来，因此，有必要在制度上寻求突破，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城之路扫清障碍，这不仅能够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尴尬处境，也能有助于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进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浅议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内容提要: 本文从目前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的入手，分析了形成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的原因所在，主要和我国当前的户籍制度、法规缺位以及思维惯性密切相关，并由此提出了解决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近期和长远两方面的对策。关键词：农民工 社会保障 原因及对策由于我国社会和经济体制固有的“二元结构”，使得我国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上，也实行了城乡有别的格局。当前，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使建立健全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更为迫切，就业形式多样化使更多的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进入城镇，这就是所谓的城市农民工。这部分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如何解决就成为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一、目前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一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过窄。在现有的户籍制度下，民工进城后没有正式身份，在婚嫁、幼托、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困难，而办理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都要求有本地户口。另外，在日常谋生过程中，还有名目繁多的暂住费、管理费等各种费用，增加了农民工的务工成本。几乎没有任何用工单位像对待城市工人那样，为民工办理基本的社会保险。在陕西的一份调查中显示，265位被调查者当中，只有21人参加了劳动或医疗保险，而其中劳务单位代为缴纳保险费的仅有1人 .这使民工在遭遇疾病等天灾人祸时只能束手无策。二农民工从事的职业危险度大。很多城市人所从事的工作，农民工不是不能干，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户口而不允许干， 大量农民工只能从事收入低、工作环境差、福利低劣的工作。民工主要集中在城市的非传统就业部门，即城市人不愿干的脏、累、险、差及一些社会排序低、收入低的职业，有的学者概括为“3D”（险、脏、难的英文第一个字母）职业岗位，农民工每天工作的时间较长，月平均收入也较低。三城市农民工经常面临失业的窘境。 76％的农民工在城市中都有没活儿干的经历，从“失业”时间上看，失业在3个月以下的居多，占89％。当然，一部分民工的失业情况还非常严重，在有失业经历的民工中，失业4个月以上的占13％ .就业过程突然中断对于农民工的打击比下岗对于城市职工的打击更为沉重。因为下岗职工还有稳定的住所，有一定数量的生活保障金，有家庭的直接支持，而农民工几乎一无所有。农民工可能会因为突然失业而出现全面生活危机。四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经常发生。由于没有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相当数量的私营、民营、“三资”等企业没有依照法律法规规范用工行为。同时，这些企业主法律意识普遍淡薄，少数经营者唯利是图，有意克扣、拖欠工资。近几年来，各地农民工因工资被拖欠而上访、投诉的现象呈逐年上升趋势。二、形成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的原因首先，从就业保障方面看，保障制度执行不力。《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实际上，许多用人单位根本不与外来的民工签订劳动合同，造成一旦发生纠纷难以调查取证的后果。另外，大多数的城市民工由于就业受到限制，没有平等的就业权，很难伸张基本的权益要求，劳动力市场上巨大的供过于求的压力迫使他们明显地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不敢对自己的工资、劳保等权益提出意见，而不得不接受极低的劳动力价格的现实，和诸多的“不平等条约”。城市有关劳动监察、城管、公安、工商等一些行政执法人员对农民工存在歧视，时常出现执法不公、执法不严或面对民工权益损害时的行政不作为，使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其次，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有效的规范。现行的社会保险法规政策中，至今没有一部综合的关于民工社会保障的全国性专门法律、法规或规章，全国性立法中对民工社会保险的规定也很少且很笼统。如1991年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对民工社会保险作了较为具体却不完整的规定；1999年，国务院发布施行了（社会保障费征缴暂行条例），首次将非公有企业职工和外来劳动力纳入养老保险统筹。《劳动法》颁布后的一系列全国性劳动立法中，在适用范围上大多未对职工作明确列举，缺乏可操作性。而各地关于民工社会保险的地方性法规也差别很大。2000年，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实施细则》、《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实施细则》，明确提出了民工应参加社会养老和工伤保险的问题；2001年，北京市颁布了《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与民工签订用工合同，并为其办理养老保险手续；2002年，南京市出台了《失业保险办法》，也对民工的养老保险作了明确的规定；同年9月，上海市推出了《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规定凡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办理综合保险；2003年，成都市下发了《成都市非城镇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暂行办法》。这是各省市迄今为止已出台的所有相关条例和办法中针对民工内容最全面的社会保障条例。其中，明确规定民工可以享受老年补贴、住院医疗费报销、工伤补偿或意外补偿等几项综合社会保险。然而，有的地方则还没有出台相关地方性法规。在各地制定的法规中，有不少规定的险种不完整。由于这些法规和规章效力的层次较低，也很难保障民工的权益。第三，思想观念上的惯性思维作祟是民工社会保障缺位的深层次原因。长期以来，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歧视农民的政策在民工社会保险权益保护上存在惯性作用，使得城市社会考虑得较多的是城市居民利益的获得与保护，出于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城市管理者还没有切实地考虑和解决这些“新来者”的权益问题，并且还会对这些“新来者”采取一些限制和排斥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民工各方面的基本权益自然就难以落到实处。城市社会由二元社会结构所形成的就业、医疗、教育、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制度也不可能立即得到改变。虽然政府管理部门也作出了相关反应，进行过一定的改革，但这些有限的改革与国家工业化对城市化的要求来讲仍然十分不够。以户口身份为准入条件的就业、就学、人事、保险、福利、医疗等相关制度仍将民工拒之门外。三、改进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问现状的对策当前，理论界关于建立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把农民工纳入到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二是建立新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就是说既不同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同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一种另起炉灶的做法；三是把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对于这三种办法中，笔者不同意第二种做法，这样会形成一个新的“三元结构”问题，把问题复杂化。而第一种和第三种做法，似乎是在固化目前的“二元结构”的基础上提出的办法，这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关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繁荣农村经济的战略目标不符，也不是解决问题最终的办法。笔者认为，就好像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一样，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也不是马上就能建立起来的。所以，目前当务之急是解决城市农民工的切身利益不受侵害，要有步骤，分阶段的解决当前能够解决的问题，循序渐进的完成这一关系到亿万农民工切身利益的制度建立工作。具体设想是：就近期工作而言，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⒈建立健全城市民工登记制度。目前，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需要办理城市暂住证，应该把暂住证登记与社会保障登记联系起来一并完成，这样可以把基础工作做实，对于各地务工的农民工人员情况做到心中有数。⒉对城市农民工实行分类管理。这一工作的意义在于可以首先把流动性相当较小的、已经长期留住城市的农民工和经常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进行划分。对于在长期在城市工作，并且已经在城市已经有固定住所的农民工，可以在达到规定的年限之后，给予其享受城市居民权益的资格，包括转为城市户口，纳入当地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流动性较大而且今后不一定在城市安家生活的农民工先不予考虑。这项工作比较细致，并且有一定难度，但这应该是目前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应该抓紧做好。⒊建立农民工的工资保障制度。农民工进城的首要目的是要增加收入，这比给他们提供社会保障来的更加直接和实在。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工应该得到的劳动报酬却无法得到，再让他们参加社会保障、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就显得勉为其难了。如果要在当前的形势下保障农民工的切身利益，那么保障农民工能够如期得到他们应得的工资是最现实的。因此，必须坚决贯彻、严格执行《劳动法》，对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单位和个人要下大力气整治。从长期目标看，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做工作：⒈抓紧制定有关民工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和法规。可考虑制定综合性的面向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险法》或针对民工的综合或单项社会保障的法律与法规。目前区域性的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规章制度已经陆续出台，而农民工流动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所以要把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到全局的角度，提高立法的级次和权威性。⒉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针对民工制定的限制性就业政策。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笔者认为，户籍制度的“二元结构”是目前妨碍城乡统一的制度性障碍，必须从源头解决。⒊最终的解决办法还是要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解决农村和城镇社会保障差别的根本途径。如果做到了社会保障体系的统一，所谓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就不在是问题了。参考文献：⒈翟从海：《我国民工社会保障现状与立法建议》【J】，《社会保障制度》，2004年第6期。⒉杨立雄：《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可行性研究》【J】，《社会》，2003年第9期。⒊周倩：《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探析》【J】，《律师世界》，2003年第5期。⒋刘承英：《“三农”危机和我国面临的第三次农村大变革》【J】，《经济界》，2002年第5期。⒌《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
农民工返乡创业对策研究摘要：农民工返乡创业为解决“三农”、失业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等经济社会问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开拓了一条新路，但由于当前国家财政扶持力度不够等原因，农民工返乡创业比较优势不明显，在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农民工返多创业的现状和原因等做了详细地分析，找出了目前农民工返乡创业存在的主要困境，并从政府和农民等两方面提出了引导和扶助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返乡创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扶持 1农民工返乡创业特点分析 (1)投资方向主要是发展工商经济。 目前返乡创业的农民以第一、二代农民工为主，这些农民工大多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务工。因此，他们回到家乡后在政府的支持下，同时利用打工期间获得的见识、本领、资金、信息、社会资本等，发展工商服务业，投资商品性的农业经营，主要是兴办规模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兴办二、三产业。 (2)大多数人选择在小城镇居住。 农民工回乡创业不是单纯的回农村原户籍所在地创业，大多数创业者把企业办在了家乡的集镇和县城，近70％是在小城镇居住。 (3)部分农民工被充实到农村基层组织。 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利用亦工亦农亦商的特点，积极参加合作组织和中介组织，成为经纪人或创办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带头人，也有部分人担任村干部或参加村民议事会及村民理财小组。 由于农民工与农村、农业的天然联系，农民工回乡创业正在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带动农民就地就近转移、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加快不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推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必须切实转变观念，从战略高度对待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在全社会营造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氛围。 2农民工返乡创业原因分析 2.1返乡创业是劳务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劳务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作为特有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我国的“民工潮”和劳务经济已经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民工跳出农门到大中城市、发达地区去务工或经商。解决温饱问题；第二阶段在务工或经商的过程中，一些农民工变成了管理者或者老板；第三阶段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返乡创业，大量地从“打工者”嬗变为“创业者”。 2.2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沿海经济特区的开放，农民工形成了单向性的“外向”型流动，进一步拉大了原本就存在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市民和农民之间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壁垒，既体现在经济制度和政策上，也体现在精神和心理上，增加了农民工在城市稳定落脚的成本。在城里农民工不能获得稳定就业，加上城市人对乡下人的歧视和排斥，以及经济待遇的不公平，而使农民工选择返乡发展。 2.3返乡创业投资环境的改善 2004年、2005年中央连续二年下发的两个“一号文件，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创造了有利的大环境，尤其是出台的许多“惠农”硬措施，使农村的创业环境更稳定、更优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小城镇建设步伐的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各项具体措施的落实，各级政府招商引资条件的优惠，再加上外面投资风险和创业成本的增加，使相当一部分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也愿意选择返乡创业。 2.4乡土观念和“根”文化的需要 大量农民工有故土情结和情系家乡的情感需要。大量创业人员愿意为家乡的发展和荣誉去打拼、去贡献，主动捐资公益事业，并响应家乡政府的号召，在家乡投资办企业，带领乡亲们致富，并就近吸纳了当地农民工就业。这些农民工对自己家乡的资源情况、人事关系和投资环境比较熟悉。也掌握了家乡内外的市场信息，有助于其成功创业。 2.5农民工自身创业条件的具备 经过几年的外出务工。一般农民工每年都能挣到上万元甚至几万元收入，再加上在外结交的朋友多了，见的世面大了，学到了一技之长，思想观念上就自然地会发生变化，创业意识就会增强。这些农民工通过“打工大学”接受到了先进的科技文化，有了发展现代产业的冲动和信念，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本的提升都是促成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基础。 3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的困境 3.1创业资源的短缺 首先是资金短缺，融资难是不少返乡创业人员反映的首要问题。现在的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门槛高，而且贷款手续非常复杂，周期很长，难以解决返乡创业者的融资之渴。其次是土地制约。随着这几年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增多，有些地方供地指标也开始捉襟见肘，对很多想进一步扩大规模的企业而言用地成了一大制约。最后是人才短缺，不少返乡创业者是初高中毕业，办企业存在盲目性，自身经营管理知识也比较薄弱，又很难吸引人才，迫切需要指导。另外由于内陆欠发达地区生活与人文环境较差，服务业不发达，即使是在同等的工资待遇下，很多年轻劳动力也更趋向于外出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打工。 3.2政府扶持政策的缺失 有的返乡创业者反映政府效能不高，虽然很多地方领导给予高度重视，但在落实过程中一些部门和个人执行政策有偏差，服务意识不到位，甚至还存在吃拿卡要、推诿拖延办事的情况，不利于企业更好创业。如创办企业中是税费减免优惠不明显，甚至当前大部分内陆地区还没有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实施税费减免政策。见了“世面”的农民工回到当地，可能会与当地官僚习气、无视市场规律的做法产生冲突。但冲突矛盾解决的过程，其实也推动了当地投资环境的优化。返乡创业农民工呼吁，今后国家能农民工创业中农遇到的问题。出台相关政策给予农民工创业更多政策支持。 3.3创业投资成本高 我国内陆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差的问题，尤其是县、乡(镇)两级，基本上都存在路、水、电、通信、交通和能源等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企业发展需求的问题。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在企业用地、用水、用电和证件办理等方面设置障碍，使有的投资项目迟迟难以落实。直接导致农民工返乡创业额外投资成本增加、交通运输成本升高和产品交易周期拉长等问题。 4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建议 4.1为返乡创业提供融资优惠政策 要加快信贷改革与创新步伐。首先，鼓励和引导发展乡村和城镇社区中小金融机构等，并把农村中小企业作为其主要目标客户，提供贷款服务。其次，坚持支持其它商业银行到农村地区设立营业网点或巩固其已有营业网点为返乡创业提供信贷服务。再次，考虑设立行业协会基金担保公司。 政府要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信贷担保和信贷补贴。设立农民工返乡创业专项扶助基金，为返乡创业提供信贷担保。同时协同金融机构为返乡创业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利息差额由国家财政予以补贴。 4.2为返乡创业提供资源使用优惠政策 国家可以参照农业反补贴的办法，加大对返乡创业的财政补贴力度。对于返乡创业，特别是创办为解决当地就业、“留守儿童”、“留守媳妇”问题做出重大贡献的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和科技效能型经济实体和农业产业化企业，政府要在用地、用水和用电等问题上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例如，可以考虑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低于市场价的土地资源和用水、用电等创业便利，其差价由国家财政予以补贴。 4.3为返乡创业充实人才等资源 由国家财政拨款为返乡创业业主及其员工提供免费培训，加强培训基地建设，拓宽培训领域，进一步充实和提高培训师资队伍。另外可积极采取外联式发展模式。主要可以通过与大学社会实践合作吸收大学生进企业实践，并积极吸收人才指导企业更好的发展。如可通过政府部门与各个大学协调，以大学生下基层挂职锻炼的合作方式，实现学生得到实践锻炼机会和企业获得人才资源的双赢，同时还应该与社会各界合作利用外方所拥有的资源来弥补自身急需同时又紧缺的资源。 4.4为返乡创业提供税费减免优惠政策 农民工返乡创业处于起步阶段的，政府必须实施一定期限的税收减免政策，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先引导和扶助尽可能多的农民工返乡创办尽可能多的经济实体，支持与鼓励其中发展潜力大，前景看好的企业做大做强，坚持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做多做小”与“做大做强”两条腿走路。等这些经济实体发展到一定阶段有承担税负的能力时，再按国家标准对其进行税收征缴，使其纳税能力与收入水平相适应。 4.5为返乡创业创建良好硬件环境 国家要加大对内陆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力度，突出抓好交通运输设施建设，小城镇道路、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及其配套设施建设，如积极创建“工业园”、“返乡创业园”和“返乡创业一条街”等创业基地，不断增强小城镇的创业项目承载能力，减轻返乡创业者的额外投资压力，同时降低人居园区的门槛。 根据相关部门统计，全国农民工总量中有7％～10％基本完成资本原始积累，1400万～2000万人具有了创办企业的能力。可见未来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的潜力巨大，建立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发展的制度有助于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持续发展。全方位探索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发展的制度，深化对劳务经济战略思想的认识，变“输出劳务挣钱”为“引回人才发展”。另外我国应出台《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促进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上引导和规范，逐步建立“政策吸引、市场运作、政府引导和法律保障”相结合的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发展的机制，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探索制度选择。
一、农民工就业困难的主要表现形式(1)求职上岗难农民工求职成功率很低；难以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岗位；找工作时屡屡上当，有的财物，有的陷入传销集团失去人身自由，有的甚至被拐买；有的在试工期内就失业等。(2)频繁失业和长期失业有的农民工上岗时间短则十天半月，长则两三个月以上，失业、找工、上岗、再失业交替，以短期工为主，频繁失业，生活窘迫。(3)就业质量低农民工获得到的工作多集中在“脏、苦、累、险”岗位，工作强度大，工资偏低，安全保障不足，劳保条件差，福利待遇低；用人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或签订不平等的“格式合同”，农民工基本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二、农民工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分析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笼罩下，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社会现象非常突出，一方面是企业招不到合适的工人，大量岗位空缺，另一方面是大量求职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农民工就业更加困难。涉及农民工就业困难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一)农民工职业素质差，职业竞争实力低(1)观念陈旧，生活方式落后农民工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小农经济意识和“小富即安”观念根深蒂固，就业观念落后，不能主动迎接挑战，难以适应城市生活和企业工作要求；农民工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打有很深的农村烙印，落后于城市，难以被市民认同接纳。(2)文化程度低，无技术技能专长农民工普遍受教育年限不足十年，缺知识少技能，多数人无职业资格证书或技术等级证书；他们生活和工作压力大，因此无时间无精力无机会接受再教育和再培训，直接造成职业竞争能力持续低下的状态。(3)职业信息不灵，缺乏求职技巧农民工职业信息不灵，缺乏求职技巧，求职经验不丰富，又缺少城市人脉关系。致使他们盲目流动，“听说”哪里好找工，哪里工资高，就蜂涌而去。他们求职往往是投亲靠友，从而造成同乡亲友间的恶性竞争，由此也造成了农民工求职难上岗难和长期稳定工作难的状况。(4)法治意识薄弱，维权能力低农民工法治观念薄弱，他们不仅不懂法，不知道应该如何利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公民权利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的还常常违法，不少农 一工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二)用人单位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企业追求经济效益天经地义，是市场经济规律使然。出现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地区和城市，用人单位面对蜂涌而来的求职者，往往选择“人才高消费”策略，加大了农民工就业的困难。有的企业长期试工，一面频频裁人，一面长期招工，这种现象在一些技术含量低和靠订单生存的加工企业尤为明显，农民工往往成为受害者。有的企业将第一代农民工的管理方式套用到第二代农民工身上，导致劳资矛盾尖锐，劳资纠纷频发，管理成本剧升，企业不愿多聘第二代农民工。(三)农民工就业缺乏有效的职业指导农民工缺乏全面及时有效的职业指导，是农民工就业困难的一大重要原因。(1)职业指导师队伍还未成规模。(2)职业指导的专项制度和长久；制还未建立起来。(3)农民工未得到职业指导服务(四)其他因素全球金融危机，大批“三来一补”加工出口型企业生产订单减少，大量农民工因此失业。三、解决农民工就业困难的指导对策(一)对农民工进行科学分类，建立农民工职业指导档案系统，制定分类指导策略。(二)对农民工实施职业指导对农民工实施多元化职业指导，帮助农民工实现长期稳定就业，帮助农民工制定和实现个性化职业生涯规划，帮助农民工提高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三)协同用人单位和职业教育培训机构为农民工长期稳定就业提供服(四)建立为农民工开展职业指导的专业队伍和专项制度综上所述，从农村剩余劳动力中衍生出来的农民工队伍，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成2亿多人的庞大队伍，涉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和所有的产业行业，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国家和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技术进步，使个体职业素质较低的农民工群体就业更加艰难。在此形势下，农业劳动生产率将有更大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将会更大走出乡村的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将更加了突出。农民工就业问题已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大局，是关乎“和谐社会”是否能真正实现的重大社会问题。对农民工实施全面及时有效的职业指导，是解决农民工就业困难强有力的举措。
一、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分析(一)教育体制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单位要求的是适应工作岗位、专业知识过硬的全面发展的高校毕业生。但从目前我国教育体制来看，大学教育中还存在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问题，专业设置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学专业设置重复，导致用人单位需要的专业人才紧缺，而部分专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致使市场经济的发展与高等教育不能相互促进、相互提高。高校培养出的大学生知识面窄，实践能力差，无法适应工作岗位。(二)就业市场方面2015 年全世界经济都是低增长的状态，导致整体就业形势不乐观。尤其企业效益增长缓慢，用人成本增加，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裁员降薪，从而促使就业难度增加。另外，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用人单位和人才培养单位不能建立畅通的信息渠道，一方面是用人单位招不到满意的大学毕业生，另一方面是高校毕业生找不到非常满意的工作单位。就业市场的恶性竞争是导致就业难的又一因素，不合理的人才引进竞争机制，致使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变得苛刻，高标准、高要求地去招聘人才，很多毕业生应对不了如此激烈的竞争。(三)大学生自身方面大学生不能顺利就业，很大程度上与不能适应时代要求密切相关。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浪潮中，不积极进行创新、创业的尝试，反而认为自己是精英人才，应该成为公务员、国家财政供养人员 [1] 。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导致很多毕业生不走出去找工作，而是等着国考、省考，导致考生数量居高不下。另外，学生在大学期间不能很好地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也是就业难的一个原因。
二、提高大学生就业率的对策分析(一)深化教育体制改革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应该能够被市场经济形势下的用人单位所吸收，教育应该面向市场化、国际化。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合理设置学校专业，使专业人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适应用人单位的需求。高等教育要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和合作，在引导学生学好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让学生到用人单位去 实习、观摩生产，这样，学生就能够做到学以致用。另外，高校去行政化也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提高学生就业率、促使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措施。高校应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学为第一位，不断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二)加强学校的就业指导大学生就业作为一个社会难题，需要社会、政府、家庭、高校多方参与，共同攻克，其中政府统筹应该是主导力量。高校同时应该承担起就业指导、培训和服务的主要责任，力争在就业观念、就业基础教育、基本能力培训上下功夫，多投入;做好“顾问”，在指导和服务上更趋精细和完善;在就业质量提升上紧盯就业率，促使更多学生有事做;远眺就业层次，让更多有潜力的优秀学生有更好的事做 [2] 。如同高校不能改变当前就业的窘况一样，学校定然不能推卸就业指导和服务的责任。所以，高校要将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做好、做实、做细。(三)提高学生自身素质无论是教育体制改革，还是学校加强就业指导，最终都是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自身素质。只有学生自身本领过硬，才能够找到满意的工作，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首先，大学生在校期间，在认真学好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一定要参与学生社团的实践活动，锻炼个人的社交能力，因为无论是写作、口头表达，还是待人接物都是社交来工作中所必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