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提意见这个故事,是我认识的一个到日本留过学的人讲的。有一位日本老人,那些日子每天早晨都在他窗前的一块地上扫,反反复复地扫,认认真真地扫。那块地方并没有杂物,实际上也很干净。开始别人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应该说他的一位中国邻居并没有意识到什么。老人每天扫的那块地方,只不过是每天晚上都停放着一辆小车。小车是一位中国邻居的。在日本,找一个泊车的车位是很贵的。这位中国邻居为了节省这笔开支,便把自己的车泊在了这位日本老人的窗前。老人显然感到不舒服,可日本人在处理邻里之间的小纠纷时,喜欢采取“暗”的方式交涉,表面上却永远是客客气气的。老人就是通过反反复复地认认真真地清扫那块空地的方式,来提醒中国邻居注意,提醒他不再为了贪小便宜而把车停在他的窗前,给他带来某种不便或者说是某种不舒服。这种中国邻居最终还是领悟到了老人的真正用意,他也就改正了自己的做法。那位日本老人,也终于露出了不易觉察的笑容。答:一、理论背景:非言语沟通(P73)1、非言语沟通是指运用除言语之外的其他渠道传递信息的沟通方式。2、非言语沟通不是非声音,包含了有声的现象辅助语言和类语言。3、非言语沟通一般包含:身体运动、姿势、面部表情、视觉行为、人际空间、接触行为、环境、嗅觉等方式二、案例分析:本案例中,日本老人一方面很在意中国邻居占据她窗前的空位,另一方面有不想和邻居有正面的冲突,于是选择每天在自己窗前空位来回扫地的行为。老人希望通过她的这种行为让中国邻居自己能够意识到他占了老人的空地使他不快。老人采取的是一种非言语的沟通方式,并未正面通过言语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自己的行为起到沟通交流的目的。三、结论: 非言语行为在人际沟通中有重要的作用如暗示效应暗示效应是指在无对抗的条件下,用含蓄、抽象诱导的间接方法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从而诱导人们按照一定的方式去行动或接受一定的意见,使其思想、行为与暗示者期望的目标相符合一般说来,儿童比成人更容易接受暗示。管理中常用的是语言暗示,如班主任在集体场合对好的行为进行表扬,就是对其他同学起到暗示作用。也可以使用手势、眼色、击桌、停顿、提高音量或放低音量等等。有经验的班主任还常常针对学生的某一缺点和错误,选择适当的电影、电视、文学作品等同学生边看边议论,或给学生讲一些有针对性的故事,都能产生较好的效果。
近年来,“星座决定命运”的说法在社会中流行开来,尤其是大学校园里的青年学生,对此很是热衷。如果说中、小学生对它的“迷信”多半是由于他们年龄尚小,世界观发展还不成熟的话,那么“星座迷恋”现象在大学生这一高知识群体中的流行就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了可以发现,各大报纸和电视媒体对此都有过相关报道。可见,社会已经越来越关心这个问题了。在一些青少年杂志上,“星座与命运”、“星座与性格”等等,已经成为了一个重大的卖点。而在大学生中,各大高校的BBS上几乎都为“星座”开辟了专版,网络正以它特有的广度、深度和速度成为“星象迷恋”现象最有力的传播者。 大学生是怎样接触到“星象学”的?为什么它可以在大学生中如此流行?它是否真的到了另人担忧的程度?它会对大学生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大学生是否认为这是一种现代迷信?这些问题都是本文试图去了解和探讨的。 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个星座的,可见它影响范围极广,大部分人都是由大众传媒和周围人接触到“星座”的那么,可以看出,大众媒体和周围人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个人容易受所处群体的亚文化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从众心理的体现。从众是在集体影响下放弃个人意见而与大家保持一致的心理行为。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从众现象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集体规范压力与信息压力对个人的作用造成的。集体规范一旦形成,它就有迫使其成员去遵守的力量,集体规范的遵守与否是一个成员是否受集体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为了不被集体所排斥,个人常常在集体规范的压力面前出现从众现象。另外,从众的产生也常常与信息不详、情况不明、把握性不大有关系,这就是所谓的信息压力。青年文化的流行有从众的因素起作用。 大学生对“星座预测”的准确性并不要求,其态度主要以娱乐为主;所以,大可不必担心我们的大学生迷信此道,从而会危害社会的进步,要相信大学生的判断力。大部分学生对于“星座预测是否是一种迷信”持模糊态度。 为了能更好的了解大学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迷信”的概念。有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迷信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的、无根据的信念’,其外化为迷信行为”。《社会心理学辞典》中给出的迷信定义为“在缺乏充分根据的情况下持有的某种观念或信念,有些权威人士把迷信看作是人们最初企图理解解释不了的事物、解释复杂而混乱的世界的派生物;其他学者,突出的如行为主义者,认为它是人们认识不了周围世界中自己的行为和与之相继发生的事件二者间存在或不存在的因果关系的自然结果。”因此,“星座预测”这种貌似有充分根据的现象是应该属于迷信的,而且其最初的产生也是为了解释那些所谓的“超自然”现象。大学生对此之所以持一种“模糊态度”主要是因为它从西方传入中国不久,并且是以客观的观察星空为基础的,可以说是借科学做载体,同时,它又不同于我们中国一直在反对的封建迷信,因此出现判断标准的混乱(网上调查引起的一次争论也能代表很大一部分人的态度。),而青年对其他异文化、新鲜事物的好奇也导致了对这种文化的接纳和包容。 青年群体,尤其是大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还没有确定下来,因此,他们会追求一些可以确定的、能给他们保证的东西,所以,他们会去相信“星座预测”星座预测中大学生最想了解的前三项依次为性格、爱情、职业。在这个问题中,选项在设计上有意把有关“科学”的选项与有关“星座预测”的选项相混杂,但被选出来的前三项都是与“星座预测”有关的,这说明“星座预测”这一现象的流行目前虽不会在很深的程度上影响大学生,但也决不能忽视,需要社会、学校加以正确的引导。 性别差异在对待“星座预测”的态度上所产生的影响。我发现不少男生认为“关心星座”是女孩子才爱做的事情,而且还认为对“星座预测”比较相信的往往也都是女孩子。观察“星座文化”可以发现,它基本上是青年人群体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属于青年人所独有的,极少发现有中老年人加入其中。青年文化是现代大工业社会的产物,是“青年在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时由其特殊的行为方式所体现出的独特的价值判断、人格倾向、审美情趣及思考方式的概括”。帕森斯最先使用了“青年文化”这一概念,他认为:“青年文化是青年人共同分享的独立的文化系统。一种或多或少不同程度的不负责任的青年文化与强调职责、服从和生产劳动的成人观念存在着冲突。青年文化强调放纵无羁的生活方式,抗拒成年人对他们保佑的希望和约束。”不难看出,帕森斯把青年文化定义为一种放纵性的亚文化,而青年文化的本质并非放纵性,而是反叛性。青年是新生的一代,比老一代思维活跃,对事物有新奇感,不愿墨守成规,总是以自己的眼光看待传统和现代社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提出与众不同的主张。青年文化的叛逆性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其所具有的情绪性。青年心理和生理的不成熟决定了他们容易感情用事,这是青年非理性冲动的根源,反映在文化上,就是青年文化的情绪性。这种文化上的情绪性的表现即为青年时尚的兴起。由于“星座文化”在大学里十分流行,我们也可以视其为一种大学生特有的“青年时尚”。所谓青年时尚,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青年群体普遍流行的某种生活规格或样式。具体来说,就是指一个时期里相当多的人对特定的趣味、语言、思想和习惯为等各种模型或标本的随从和追求,这种随从和追求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青年时尚所蕴涵的文化,是一种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变的价值观。青年时尚之所以流行,与青年本身的主观条件和心理因素密切相关。而对于个体来说,心理因素往往起着决定的作用。 日本社会心理学家荫山庄司说过:流行是青年人创造的。说明了青年本身在时尚的制造与流行中的地位与作用。青年群体由于其生理与心理的固有特征,对时尚有着本能的敏感、先天的爱好与急切的追求。 80年代以来,转型时期的新旧两种体制、两种思想、两种观点的并存对峙所形成的碰撞与摩擦日益剧烈,使这一代青年人未能从根本上摆脱“边缘人”的地位,他们的社会化极其向成年人的过渡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和严峻的挑战。青年时尚之所以快速流行,也是青年的从众模仿心理和个性表现心理因素交错影响的结果。青年时尚能迎合青年的个性追求与自我实现的愿望。青年作为身心尚不完全成熟的社会群体,特别急于模仿社会上或自己周围的人群中那些正在流行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求得社会的认同,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获得安全感,从而达到心理上的平衡。青年的从众模仿心理,即“求同于人”的心理,是青年时尚流行的重要的心理条件。 青年人的未确定性也决定了他们这一群体要追求确定的东西,这一群体的特征是:大学生的地位是临时的,他们对新事物好奇、心理发展还不成熟、前途未卜、未来空白,在社会上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地位,这样的特征就决定了他们对待“星座”文化的态度。 由于在中国没有一个像在西方国家那样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而大学生这样的青年,他们的心理正处在一个需要引导的时期,其社会地位的临时性决定了他们处在“角色混淆”的阶段,对自身和社会充满了各个方面的困惑,所以,他们希望确定性的东西,而“星座预测”则正好符合了他们在这个时期的特殊的心理需求。康德曾经说过:“我一定要给信仰留一块地盘”,这种心理上的需求是人人都会有的,只是在个人一生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同罢了。 前文中我们已经明确了迷信概念,根据“星座预测”的各方面的特征,可以判定它应该属于一种现代迷信。这种超自然的神秘文化在人类思想的某个领域始终保存,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人人都或多或少有此需求。个人所受的教育程度的多少只能对个体的迷信表现程度有所影响。人们之所以相信一些神秘文化,也多是基于此种心理需求,即需要找些理由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对于大学生群体,他们对与“星座预测”的或多或少的迷信,也有出于此原因的,但同时由于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又在这个方面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特点。大学生对为使自身行为合理化而相信“星座预测”的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遇到失败或挫折后,把自己行为合法化、合理化,以求得自我心理安慰。 对一些在生活中受到失败和挫折的人来说,迷信是他们精神安慰的鸦片,是心理自我防御的需要。人由于社会规范的约束而不得不压抑自己的一些欲望,由于社会条件的局限或本身能力的不足而行为失败,应当说是极其普遍的。然而,人们并不愿意直接承认自己的失败或无能,于是,就具有了心理自我防御机制。 “合理化作用”便是这种机制的主要形式之一。所谓“合理化作用”,是指当人的某种愿望不能得到满足或是某件事情没有做成功时,会自觉不自觉地用某些“合理的理由”为自己的失败或无能进行辩解,以求得心理的平衡。常常听到有人在遭受挫折时感叹“自己运气不好”、“命里注定”,就是这种心理防御机制在起作用,他们期待冥冥中有一个人所不能控制的所谓的“命运”来把他们所受到的挫折找到合理合法的解释。 把“星座”的预测与自己的理想相结合,用这些说法使自己为了实现理想的行为找到一个合理化的依据,或者说,年轻的大学生是在为自己的梦想(Dream)而努力,在这样一个寻梦的过程中,尤其是对于那些追求一些目标却又信心不足的人来说,“星座预测”给了这类人一种精神和心理上的支撑和行为依据。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这种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又不完全是迷信,而是一种自我实现、自我预言、自我印证,它强化了目标意识,使个人会更努力的朝他的理想迈进。 由青年群体的特有的,在生活各个方面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这也是最普遍的一种心态。青年大学生在今后的生活、学习、爱情、工作等各个方面均还是个未知数,所以他们追求一些确定的东西,希望可以对自己的未来了解、掌握。而青年人特有的好奇、追求新事物的行为也会在“星座预测”中找到其合理的解释。
论侵犯行为产生的原因摘要:侵犯行为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各学派的学者们对侵犯行为产生的原因也提出不同的理论,本文对学者们提出的各种理论的论述行进了综述,并根据侵犯行为产生的不同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减少和预防侵犯的社会心理学的途径和方法。关键词:侵犯行为 原因 预防侵犯 一、侵犯及侵犯行为的概述侵犯行为是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对于侵犯的定义各学者的定义也不相同:侵犯:亦称侵犯行为,指有意图的伤害或危害他人的行为。侵犯行为的定义:侵犯是有目的、有意图地伤害他人的行为;侵犯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物,它包括了造成的伤害的行为,破坏性的影响以及社会标定的过程。侵犯的定义绝大多数心理学家在定义侵犯时基本赞同如下的描述: “侵犯, 是在违背他人意愿的情况下, 以伤害他人的肉体或心灵为直接目标的行为方式的总和。”笔者认为凡是以伤害他人身心健康为目的的任何行为都是侵犯行为。二、侵犯行为产生的原因现在虽然还没有关于侵犯行为起因的统一性理论, 但是已经产生了许多观点,纵观各观点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本人综合一定代表性的观点对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侵犯现象作出比较合适的解释。1、是关于侵犯是人类的本能还是习得反应的问题心理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始于19世纪后半期, 那时候的理论家受到达尔文学说的影响, 普遍把人类的动机归因于先天的禀赋。威廉•詹姆斯认为“侵犯是人类天生的劣根性, 是人人都有其残余的好斗本性, 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对他人的仇恨”。在20世纪20年代, 精神分析学派的侵犯研究得到了各国学者的重视。弗洛伊德把侵犯行为与“利比多”联系起来, 认为侵犯行为起因于被异性侵犯后受压抑的记忆所产生的困扰状态。后来, 弗洛伊德逐渐修正了他关于侵犯起因的观点, 最终把侵犯行为与死亡本能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早期, 社会生物学对于人类侵犯行为的研究主要倾向于使用比较明确的概念来表达内在的生物机制, 当神经学研究发现侵犯行为伴随着某种形式的脑反应时, 这种研究倾向就被进一步加强了, 并且直到今天还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当前心理学关于侵犯行为的解释通常都是使用挫折、消极情感和愤怒等概念来加以描述的。2、是侵犯行为的社会生物学解释理论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都认为生物学因素只是人类发生侵犯行为的调节变量,但无可否认的是许多生物学因素在人类发生侵犯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常被用来解释侵犯行为的生物学因素主要有四种, 即(1)以洛伦兹为代表的动物行为因素; (2)以Wilson和Paly为代表的生物进化因素;(3)遗传因素;(4)荷尔蒙因素。3、挫折侵犯理论挫折侵犯理论是由多拉德和米勒等人在1939年首次提出的, 其产生与发展过程一直受到精神分析理论和学习理论的双重影响。该理论是把侵犯行为系统地定义为人类对环境条件反应的第一次尝试。多拉德认为个体的侵犯行为是由他所受挫折而引起的, 侵犯行为是个体受到挫折的后果, 其发生总是以挫折的存在作为前提。该理论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一些修正, 现在的理论共识是: 受挫可能使个体产生多种行为结果, 侵犯行为就是其中之一, 但一般情况下侵犯的产生都以受挫作为前提。4、认知新联想理论该理论认为:诸如挫折之类不利条件不会直接引发侵犯行为, 它们首先会产生不断积累的消极情感, 这种消极情感作为一种中介调节过程, 最终有可能表现为两种直接的结果:侵犯行为和逃避行为。也就是说, 所有能够引发消极情感的环境都可以看作是侵犯行为或逃避行为发生的先行条件。5、认知情感互动理论认知情感互动理论是针对认知过程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影响侵犯行为发生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 其认为愤怒是调节外界环境刺激和侵犯行为之间关系的必要中介变量。而所谓愤怒是持续唤起的消极情感过程和说明、理解这种这一过程的认知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6、社会学习理论社会学习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 它对挫折侵犯理论简单地把侵犯行为看作是一种受挫反应的观点提出了深刻的批评, 虽然它并没有否认挫折或其他环境刺激是诱发侵犯的重要影响因素, 但它把研究重心放在了个体是如何获得并保持侵犯行为的问题上。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基因与天赋规定了侵犯的潜在可能性, 挫折和其他刺激只是侵犯发生的环境条件, 而个体侵犯行为的对象、形式、强度和频次等细节都是个体在经验中获得的。7、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认为:人际冲突行为受到个体对冲突认知的指导,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 侵犯行为的发生取决于个体的社会信息加工过程。如果某人缺乏正确处理社会暗示和做出适当反应能力的话, 他就有可能对社会信息表现出不适应或者不恰当的行为, 这种不适应行为会使他受到周围人的排斥, 进而可能会使他变得消沉, 或使他养成一贯的侵犯性。8、侵犯的互动理论长期以来, 美加两国的心理学家所从事的侵犯研究典型地集中在个体行为上, 其中有些研究倾向于把侵犯视为稳定人格的必然结果, 这种理论观念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临床心理学的研究实践。不过多数心理学家, 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家更愿意从社会环境中寻找侵犯行为的发生原因, 他们往往把侵犯看作是社会条件的必然结果, 而认为侵犯与个体自身的关系并不显著。以上两种侵犯研究视角很少关注侵犯对侵犯行为主体的影响以及受害者在侵犯过程中的反应, 也就是说, 他们都没有把侵犯行为作为一种互动的过程来加以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侵犯行为研究逐渐把注意力投向了侵犯的互动过程, 并把这种互动过程视为侵犯行为发生的真正原因。9、兴奋转移 由于敌意性的侵犯行为总是伴随着情绪的激起,所以心理学家想知道由于其他刺激所引发的生理上的激起是否会转移到侵犯性冲动之上。泽勒曼等人在研究爱情行为的时候发现,由其他刺激诱发的情绪性激起会转移到爱的对象之上,他称这一心理过程为兴奋转移。10、侵犯性线索侵犯性的线索也会引发侵犯行为。柏科维兹发现,情境中与侵犯相关的一些线索,如刀、枪、棍等器械往往会成为侵犯行为产生的起因,他把这种现象称为武器效应除了刀、枪等明显的侵犯性线索,与死亡、邪恶等相联系的黑色也是引发侵犯的线索。比如,弗兰克等人就发现,在职业棒球和橄榄球比赛中,穿黑色服装的一方经常受到的惩罚比浅色一方的多。实验研究也证明,穿黑色衣服的赛马选手也表现出更高的侵犯性。卡尔森对23项研究所做的分析发现,与侵犯有关的线索不仅可以引发侵犯,并且能够使已经愤怒的人的侵犯性加强。11、去个体化行为去个体化是由心理学家津巴度和费斯汀格等人提出来的。实际上早在19世纪9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黎朋在研究群体行为的时候就发现,在群体中,个体的情绪会很快传给团体的其他成员,从而使得处在群众中的个人表现出一些独处时不敢表现的野蛮与毁灭性行为,并把这种现象叫做社会传染。12、温度早在十九世纪初,一些社会哲学家就发现天气变化与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而近二十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更多。比如罗特姆的一项档案研究发现空气污染与暴力犯罪有关。在巴龙的研究也发现犯罪与温度有关,他通过研究发生在夏天的城市暴乱与气温的关系,发现其呈现出倒U曲线,在华氏81—85度时,暴乱的数量最多,当温度较低或很高时,暴乱发生的数量较少。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考虑不同温度的持续时间,使得这个结论受到卡尔斯密斯和安德森等人的批评,其中安德森用概率论对这一曲线加以修改,指出在特定的温度范围内,暴力事件的发生与温度呈现线性关系,也就是说,在摄氏38到41度以内,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们的暴力倾向增强,但是在超过这个温度之后,由于人们外出的机会下降,所以暴力行为产生的机会也较少。13、性别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在侵犯行为的性别差异方面有四个重要的发现: 首先,在各种人类文化中, 男性通常比女性更具有侵犯性; 其次, 在有差别的社会化形成之前的生命早期, 男性比女性更具有侵犯性; 再次, 侵犯的性别差异不但表现在人类身上, 在进化程度低于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中, 雄性动物比雌性动物更加具有侵犯性; 最后, 侵犯行为与性荷尔蒙相关, 也可以通过注射性荷尔蒙等物质来加以改变。14、饮酒与侵犯行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酒精能使人变得易于被激怒及好斗,许多相关研究支持这种假设。比如布什曼和古斯塔法森就用实验研究也证明,过量饮酒的人易于被激怒,从而表现出高的侵犯倾向。那么,为什么喝酒能使人们变得好斗呢?一些研究者认为是酒精给侵犯行为提供了直接的生化刺激,使得喝酒的人的激起增加,我们俗话说的“酒壮人胆”就是这个意思。而大多数的研究人员则认为酒精降低了人们对侵犯行为的控制,霍尔和斯蒂勒等人称之为“去抑制”,强调这种抑制对暴力行为的影响。三、减少和预防侵犯行为的途径和方法不同的社会心理学者对于如何减少和预防侵犯行为,提出了不同的途径和方法,以下就是本人综述各学者对现实社会中侵犯行为进行控制需要考虑的几个因素。1、建立公平的分配制度常言道“不平则鸣”,由于利益分配的不公平引起个体的挫折体验,进而导致侵犯行为的现象在现在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因此,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公平观,可以有效的减少由于挫折而引起的侵犯行为。2、惩罚人们预期自己的行为可能遭受惩罚,则会避免表现侵犯行为。但对儿童的惩罚往往使受到惩罚的儿童比平常儿童表现出更多的侵犯行为。比如史特劳斯等人(1980)系统地研究了家庭暴力的社会影响,发现惩罚能使受惩罚者更具侵犯性,不论是因模仿还是由于受惩罚者愤怒的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家庭中,这种侵犯性可由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在一项研究中,史特劳斯等人发现,已婚而且曾看到过父母相互攻击的男性,有35%的人在过去一年中打过自己的妻子;而从未见过父母有暴力行为的人中只有10%的人在过去一年中打过自己的妻子。女性的比例也基本类似:(27%,9%)。因此,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儿童期曾受过惩罚的人,长大成人后更可能以暴力行为对待家人,父母可将其暴力倾向传给下一代,史特劳斯等称之为“家庭暴力的社会遗传”。3、说服教育说服教育的作用在于提高人们对侵犯行为后果危害性的认识,说服教育是转变人的态度的重要手段,要通过说服教育防止侵犯行为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说服要及早进行。让儿童从小辨明是非,懂得侵犯行为对他人和自己的危害。2、说服时要提供受害人痛苦的线索。4、降低挫折由于侵犯行为与挫折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通过降低挫折来减少侵犯行为也是一个较好的方式。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常常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成为他人的挫折制造者。5、学习抑制自己的侵犯行为我们要学习对自己的侵犯行为加以抑制或控制,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从对方的立场出发,看看自己的行为到底会给他人造成什么样的危害。体验一下他人的痛苦,并通过自我意识反省自己,都能够有效地减少自己的侵犯行为。6、宣泄早在20世纪初,弗洛伊德在治疗神经症的时候就发现,当病人向自己诉说了积压在内心深处的一些欲望之后,病人的病情会得到好转,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宣泄。后来,其他的心理学家把这个原则用在处理侵犯行为方面,他们认为人之所以表现出侵犯行为,是因为他们遭受挫折的缘故。所以只要提供场合或机会,让那些遭受挫折的人把自己的愤怒和挫折发泄出来,他们进一步侵犯的动机就会减弱。7、控制暴力电视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电视是现代儿童获得侵犯行为的重要来源,限制儿童看暴力节目,以减少接触电视暴力榜样的机会。事实上,现代媒介的发展,使人民对传播内容的控制越来越困难,所以根本的方法是要提高儿童对暴力节目的正确认识能力和自觉抵制能力。研究者发现,通过简单的教育过程提高儿童的认识以减少电视暴力对他们的消极影响是可能的。参考文献:朱启臻 张春明《社会心理学原理及其应用》,中国社会出版社,第137页;周晓红《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时蓉华《新编社会心理学概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22-328页王恩界乐国安《社会心理学关于侵犯行为的理论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3期中国心理学家网《人类的侵犯行为》
校园安全第一:养保安后患无穷!!!!!当前社会负担沉重事情小,耽搁了他们的青春学习的大好时光,培养了他们暴力定向思维和行动惯性,他们在岗时就挑起了无数社会冲突,他们的语言暴力在社会上留下、埋藏、产生、激化了社会普遍怨恨,即使当时没有发生流血冲突,也积累了无数危险的忌恨,激化促进了百姓与政府的对立。只能按了葫芦起了瓢、挖东墙补西墙。年纪轻轻,就不学好,用暴力对付他人,气焰嚣张、凌驾于他人之上,为所欲为,以此赚钱谋生,是耽搁了他们一生,毁坏了他们一辈子的前程。保安以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命令式、恐吓式语言、暴力威胁,就能按照保安的意志迫使他人就范,例如对于停车强行收费,如果车主不从,就当场、当面、立即砸车!保安惯于欺侮、阻挠、驱赶进入小区、在社会上服务的家电维修工、送水工、送煤气工、快递员,推搡、放自行车轮胎气、对电动自行车罚款和没收电动自行车、收取保护费、在非法定地段收取停车费、出租车待客费用等等;欺凌、压榨、剥削人民,不能维护社会的安宁,反而包庇、纵容罪犯,直接在社区制造动乱,自身演变成罪犯,祸害百姓。保安的职业对其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进行了恶性地重新改造。第二,保安失业后,就被有钱的老板、职场抛弃,没有正当的谋生技能,就业极其困难,他们的习惯行动使之成为高犯罪率族群,与普通百姓的思维、行为、价值观念完全不同,心理有严重疾病,对社会构成更深远、更广泛的危害!!!!绝对不能轻视,不能扶植,不能大面积推广,仅仅是应急之策、权宜之计。第三,在校门口多安装摄像头,将实况在网上广泛传播,由各登记在册、备案的网吧、宅女宅男、社会人员、附近店铺、附近作坊、附近民居的实时显示装置实施广泛监督,如果有非正常动态,立即报警,周围工作、居住的人收到无线广播通知,蜂拥而上,群防群治,打人民战争。其费用比请保安小,不会助长新的暴力倾向,便于官员造政绩,由当地政府部门出资,实行官员问责制度,如有案件就地免职,然后查办,由渎职官员现金赔偿,永远结束其政治生命。 第四,提高公开场合当值保安的年龄,切勿以为加入了帮伙就有了势力,就是有了靠山,自以为保安强悍就能威慑群众,这吓不倒罪犯,没有最强,只有更强,以武力相向,只能加剧社会对立,促进作案工具和作案手段恶性升级。年轻人就应当去学习精湛的维修技巧,过细的装修手艺,到社区磨砺心身,没有技术活,当清洁工,当搬运工也是受益匪浅。在现场的中老年保安如果发现不良迹象,就用现代化通讯工具召唤施工的年轻保安奔赴现场,实现召之即来,挥之则去,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中国这几十年来,最紧迫需要的是重新提倡、培养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严于律己的产业工人大军,要将全社会的注意力聚焦在本职工作之上,迫切急需恢复造就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寻找改进措施的土壤。依靠各种投机诱惑、潮流文化稳定、转移人心的措施社会投入巨大、消耗无穷的社会资源;当下,在学校保安、武警林立簇拥之下,作为学生,在冲锋枪保护下就学,对学生一生的心理、精神有着极其错误的塑造和引导作用,这些都是要各级干部认真反思!
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建构要突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特殊性、科学性和应用性 ,以及学科内部各构成部分之间的关联性。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学论文参考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网格化社会管理的组织社会学分析
社会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是政府部门为了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而采取的一系列组织、沟通、协调、监督等行政行为的总称。社会管理的能力也是政府能力的重要方面,包含政府部门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导向力,直接影响到政府职能的实现。长期以来,如何创建一个能实现社会良好治理的社会管理模式,一直都是我国各级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从改革开放前采用的单位制,到八九十年代采用的街居制,都是我国政府追求良好社会管理模式的探索。近年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频繁出现,中国的社会管理面临着“失范”的风险。为了控制社会风险,保证良好的社会秩序,当前我国很多地方采取了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其成效不能低估,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文拟就此作一些分析。
一、单位制:社会管理的传统模式
(一)单位制的特征
单位制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实行的,以企事业组织为单位,承担政府的社会分工目标,并对其成员进行全面管理的制度。执行这种制度的企事业组织称为单位。[1]单位制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单位制中的国家垄断控制资源的供给。单位制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控制了几乎所有的资源,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被国家组织到一个个具体的由国家所建立的‘单位组织’中,由这些单位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控制他们的行为。”[2]单位制下的“单位”也可以看作是政府的延伸,承担了政府的分配资源的功能,而政府本身则是一切资源的垄断者,是个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
其次,单位制的组织机理是国家与单位、单位与个人双重的依附与庇护。单位依附于国家,国家为单位提供庇护。同时,个人必须依附于单位,而单位为个人提供庇护。美国学者Andrew. G. Walder曾提出研究20世纪中后期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崭新视角――单位和单位依附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体系属于再分配体制,所有的资源都由国家来统一分配,单位的资源来源于国家,但国家再分配的功能也必须依赖于单位来实现,单位和国家之间形成了依附与庇护的关系;在短缺经济以及单位占有和使用资源的条件下,职工所需的生活必需品是通过单位来分配的,职工与单位之间也形成了依附与庇护的关系。”[3]
第三,单位制中的单位承担了无限的社会功能。“从单位的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单位作为‘小福利国家’,向单位人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福利保障。一个人一旦进入单位, 单位就有代表国家对其生老病死、吃喝拉撒负责的无限义务。”[4]在这个意义上讲,单位成为社会的代名词,单位的概念与社会的概念无限重合。
(二)单位制的执行效用
首先,单位制的实施使得单位与其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保护――束缚”机制。单位给城市居民提供了相对充足的物质和社会资源,保证了他们的生活,但是后者付出的代价却是选择自己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自由,最终形成了一种依附性的人格,限制了人性中的创造力。因为一旦离开了单位的庇护,个人就是孤独的和无所依托的,根本无法获取生活所需的必要资源。同时,“单位所控制的资源不仅包括以货币和实物体现的物质生活资源, 而且包括无形而重要的‘制度性资源’”,[5] 如机会、权利、社会身份等等。如果个人希望从单位中获取这种制度性资源,那就必须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接受单位的束缚和控制。
其次,单位制的实施促进了社会生活组织化的实现,保证了社会生活的秩序。单位制下的个人必须做好单位所赋予的角色,遵循单位中的秩序而无法脱离单位自主行事。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组织化的社会生活,这种组织化自由度极低,但却保证了社会生活的极端稳定,克服了传统中国“一盘散沙”式的结构性危机。
第三,单位制的实施有效地实现了社会控制。“全国人民几乎都被纳入了行政权力的控制范围之内,国家的触角延伸到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整个社会实现了高度的整合。”[6]中央政府借由单位制运用行政权力塑造了一个“无缝隙”的政府,每个人都在社会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国家经由单位对每一个体制内的人负责,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了社会失范的可能性,实现了社会控制。
二、网格化社会管理:当前社会管理的新模式
网格化社会管理是一种数字化社会管理模式,主要是运用地理编码技术、网络地图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将不同街道、社区划分成若干网格,使其部件、事件数字化,同时将部件、事件管理与网格单元进行对接。形成多维的信息体系,一旦发现问题,都能及时传递到指挥平台,通过指挥平台通知相应职能部门解决问题,实现社会管理空间和时间的无缝衔接。 (一)网格化社会管理的运行流程
图1网格化社会管理运行流程图1.信息收集。网格长对本网格区域内各类不稳定因素、治安隐患、事故隐患、居民矛盾进行随时排查,监督员在若干单元网格内巡视,在县级的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接受社会公众的举报。上报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领导批转的问题,由监督员进行核实。对于能在自然村(社区)解决的问题,解决后登记备案;需要上报处理的问题由自然村(社区)或监督员提交乡镇(居委会)处理并备案;需上报县级指挥中心处理的问题由乡镇(居委会)上报或监督员直接上报,真正做到“全覆盖、全方位、全动态、全过程”。
2.案卷建立。县级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的坐席人员接收各乡镇(社区)或监督员上报的问题和各类信息,根据部件、事件的处理预案进行立案,并报值班班长审核。
3.任务派遣。县级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值班班长将立案的案卷进行分解,确定责任单位,并交由坐席人员派遣至相关责任单位进行处置。
4.任务处理。相关责任单位按照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的指令,按规定组织力量到现场进行处置。涉及多个部门联合答复解决的问题,由责任单位协调各协办单位答复或解决,并由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督促落实。
5.结果反馈。各相关责任单位对问题处理完毕之后,要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系统及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
6.核查结案。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的坐席人员利用短信和网络等方式通知相应区域的监督员到现场核查问题处理情况,并将信息反馈至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经坐席人员核查、值班班长审核后,若上报的核查信息与问题处置标准一致,协调服务中心将进行结案处理;若未达到处置标准,将由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立案督办。如督办未果将转交县效能办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7.综合评价。在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平台系统中设置绩效评价模块,自动生成评价结果。同时,社会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定期发布问题处置情况和各责任单位的绩效评分,接受社会监督。
(二)网格化社会管理的配套机制
1.“网格化管理”问题流转机制。在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领导组与部门、部门与乡镇(居委会)、部门与行政村(社区)之间建立问题流转办理机制。每半月召开一次工作例会,监督员汇报工作情况、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及矛盾纠纷排查情况;每月底进行 经验 总结 和下月工作部署。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建立基础台账,统一登记、造册、分类,真正做到“全覆盖、全方位、全动态、全过程”。对群众反映需要解决的问题,由行政村(社区)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信息平台提交乡镇(居委会),乡镇(居委会)再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信息平台通知县直相关职能部门;县直各部门要及时答复或解决乡镇(居委会)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信息平台提交的问题。
2.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对于各部门、乡镇、行政村在职权范围内无法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县级政府建立了联合执法工作机制,采取联合执法形式予以解决。
3.“五个每天”管理机制。管理机制以网格化社会管理监督员即网格员上报案件为切入点,监督员在负责区域内不间断巡逻,对各责任主体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形成新的城市管理体制,即“五个每天”:责任主体“每天维护”;城市管理监督员“每天监督”;社区、乡镇等“每天管理”;县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每天执法”;数字化管理平台对五类主体(产权主体、责任主体、监督主体、管理主体、执法主体)“每天评价”。通过“五个每天”管理体制,有效推进各方认真履行职责,实现管理的社会化和常态化运作,提高城市(农村)问题的及时解决率,改善城市(农村)面貌和秩序。
4.建立量化绩效考评体制。将社会管理网格化工作纳入县级政府年度目标考核的指标体系,进行量化打分,考核结果作为单位和个人年终评优的重要依据。同时将考核评价结果在政府网站以及报纸等媒体和信息平台进行公示,逐步推进监督方式的社会化和公开化。
(三)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的特点
1.组织架构特点:
打破部门区隔,建立部门协调联动机制。以往的社会管理之所以没有效率,原因是社会管理的职能分散在各个政府部门当中而没有形成合力,社会管理的问题却往往是复杂多元的,远远不是单个政府部门凭借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解决的,这时候部门分立区隔的劣势就凸显出来了,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基本缺乏协调联动机制,出了问题之后互相扯皮,谁也没有勇气和决心去处理问题。而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其实创建了一个社会问题的分拣和处置平台,通过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这个平台统一把收集到的问题加以归类和分拣。这样不仅避免了各个横向的职能部门自己分类和处置问题所可能带来的不科学和不积极的情况,而且形成了一个处理问题的协调和监督机制。不仅可以协调有关的部门来共同处理这个问题,而且可以对问题处理的最终结果形成监督和控制。
2.管理技术特点:
将现代化信息技术和网格技术应用于政府的社会管理事业当中,实现精细化管理。网格化社会管理的又一大特点是现代化信息技术和 网络技术 的广泛运用,可以说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就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运用到政府社会管理之后的产物。社会管理所一直面临的问题就是社会管理的幅度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所面对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分散而且异质化的社会,社会管理所面临的问题非常庞杂,而且我们社会管理的中心――政府也很难保证自身所有的政策都能覆盖到社会的边缘,社会控制、社会管理、社会秩序维护的能力也并非那么强。不过,当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应用到社会管理当中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虽然整个社会的分散性和异质性依然没有改变,但是政府通过运用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可以显著地增强自身社会管理和社会秩序维护的能力。尤其是在网格化社会管理中,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可以通过建立网格化社会管理信息平台,显著地增强信息收集和传递的效率,把社会管理的范围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3.行政流程特点:
被动处理与主动吸纳并重,实现了社会管理的双向互动。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往往是一种被动的社会管理模式,被动性主要体现在社会管理问题的发现主要依靠群众的举报和反映,而且问题的解决和处理还依赖于群众的反映是否找到了正确的接受单位,并且相关单位对于问题的解决还必须是热心尽责的。而在实际的社会管理实践中,这些条件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具备。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则创建了一个社会问题的收集和归纳平台,通过网格员的努力把社会问题发现和收集起来,而不是让单个的老百姓去寻求政府部门的帮助和介入。这样社会问题的收集就拥有了两种方式,一种是根据网格员的主动吸纳和收集,另一种是根据群众的反映。而且这两种方式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双向互动的,网格员也需要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调研和分析,群众也可以对网格员的工作进行监督。
三、社会控制思维的延续――单位制与网格化的相通之处
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虽然是一种新出现的社会管理模式,但是这种社会管理的模式却并非是完全创新的,其中仍然包含着单位制社会控制模式的基因,二者之间仍然有内在逻辑继承性。
(一)社会管理的核心推动力:政府及其拥有的行政权力
单位制中的企事业单位部分承担了社会管理职能,而这部分社会管理的职能是由政府赋予的,而且从根本上来看应该由政府来承担。可以说是政府借由单位这只手实现了对单位中的个人的管理,虽然单位是个人的直接管理者,但是从根本上说政府才是最终的控制者,单位只是一个实现社会管理的中介工具。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中,虽然不是由单个的单位来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能,但却是由一个统一的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来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能,这个大型“单位”的职能基本上是无限的,几乎所有的社会上的问题都可以由它去组织协调。这个网格化协调服务中心却并不是一个社会性质的组织,而是由政府创建的一个行政性质的组织,它的运行依赖行政资源,耗费公共财政。可见,网格化的社会管理模式的推动力还是政府及其拥有的行政权力。
(二)社会管理的方式:社会管理行政化的路径依赖
“‘社会管理’在中国基本上就是政府管理社会,是行政对于社会管理的吸纳和化解。似乎社会管理工作只能通过行政化方式来进行。无论何种需求都必须被吸纳到行政运作机制中才能得到化解与解决。”[7]在单位制中,社会管理的方式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工作单位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单位负责职工的薪资、升迁、调动等一切管理活动,员工需求的回应也只在单位内部进行。到现在,网格化的社会管理方式依然是一种行政化的社会管理方式。县级政府建立一个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来推动网格化社会管理这项涉及到社会整体运行的公共事业,出发点无非是维持整个社会的良好秩序。但是采取的方式依然是行政化的,不是通过社会自身和自发的力量去维护社会秩序,而是通过再设立一个政府部门去统筹协调社会反馈的各种问题,而且对于反映的问题往往一股脑地通过网格化这一统筹平台加以分拣,然后分配到各个政府部门加以解决,在必要的时候还充当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桥梁和中介。整个运行流程就是一个收集社会问题然后通过行政手段加以解决的过程,很少考虑 其它 利益主体的意见。这种处理社会问题的方式与之前单位制下应对社会需求的 方法 没有本质区别,是一种行政化路径依赖的结果。
(三)社会管理依赖“中介组织”:单位抑或网格
在单位制的社会管理模式中,单位的角色就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介。国家如果直接面向个人提供和分配资源,会造成行政成本高、执行效率低,所以国家通过单位来实现资源的分配,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其实是依赖单位进行社会管理的。不过与此同时,由于国家对于资源的垄断,个人也只能依附于单位才能从国家那里得到较良好的社会资源,形成了一种双重的依附与庇护的关系。个人依附单位,单位依附国家,反过来讲,国家庇护单位,单位庇护个人,于是,单位就充当了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中介组织。而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再也不可能去垄断社会资源的分配,个人也无需一定通过单位才能获得足够的社会资源,于是这种依附与庇护的关系也就解体了。但是,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国家对于社会的管控力的下降,整个社会的失范行为增多。这时候国家就通过建立网格的方式来增强对社会状况的了解程度,进一步增强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网格也充当了一个中介组织的作用,既要向政府部门反映社会的问题,也要帮助公民个人解决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四)社会管理的目的:社会控制导向重于社会发展导向
“社会控制是指通过社会力量保证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确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8]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采用单位制的社会管理模式和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都可以实现社会控制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的目标。单位制的社会管理模式通过单位包办和控制一切的手段把个人牢牢地与单位连接在一起,单位成为个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依托,个人必须通过单位才能获取必要的社会资源。这样一来,社会控制就实现了,国家可以通过单位来控制个人,进而控制社会秩序。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也是同样的目的,通过建立网格的方式把每一个公民个人都框到一个网格当中去,由网格员来负责向政府反映网格内民众的意见和问题,然后由一个统一的网格化管理协调服务中心来协调处理社会问题,进而通过社会问题的解决来实现社会控制和社会秩序的维护。简而言之,不管是单位制还是网格化的管理模式,社会控制的意味在其中都体现得较为明显,都强调运用行政的力量来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单位制和网格化则是两种维持稳定社会秩序的管理模式。但是这两种模式都没有强调社会本身的自主性和活力,推动社会本身的良性发展并不是这两种管理模式的主要目标。
四、超越单位制:网络化治理的生发
(一)网络化治理应运而生
网格化社会管理方式有一些单位制社会管理模式的基因,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网格化社会管理就一点优点也没有,是一种应该被抛弃的社会管理模式。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政府内部横向的部门区隔,构建了一个统筹协调政府各部门,让它们联合起来去解决某一个问题的协调机制,提高了政府部门处理社会事务的效率。但是,政府部门内部的协调和联合还是很难达到社会事务的良性治理,因为政府虽然强大却并不具有完全控制社会的能力,社会的事务单靠社会中的某一组织――政府去处理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更好地处理社会事务,实现优良的社会秩序,必须依靠各个社会组成部分的协调和联合,于是,“网络化治理”便应运而生了。
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合著的《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 提出了 “网络化治理”的概念。网络化治理是“管理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供应商网络的政府管理”,当“政府横向联合并纵向推行服务的时候”,[9]政府经常会遇到各种复杂的供应服务问题。 通常的解决办法是政府将各种复杂的问题组合在一起,然后将需要提供的服务安排给各个组织,这样就可以创造一个广泛的、互相连接的、以顾客为导向的网状服务网络。“网络化管理主要表现是高程度的公私合作, 又意味着政府有效地管理公私合作网络。 网络化治理针对的是公共治理,除了传统的层级治理外, 还必须依靠各种合作伙伴建立起横向的行动线。”[9]
(二)网络化治理对于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的补构和超越
1.治理主体的转变:从单主体到多主体。现在推行的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主张政府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收集社会信息然后加以整合分配到各个职能部门,治理的主体依然局限在政府这个单一的主体。而网络化治理的模式则认识到了在现代社会只依靠政府这个单一主体是不够的,任何单一主体都不具备独力建立良善社会的资源和能力,每个治理主体都只在自己特定的领域内有比较优势。所以,社会的良好治理一定是各个治理主体“各得其所、各尽所能”的结果。具体来说,治理主体主要有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个人等四种不同类型的主体。政府只是治理网络中的一个中心和节点,并不负有处理所有社会事务的无限责任。
2.治理工具的运用:从强力管控到平等沟通。现在所实施的网格化的社会管理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把每个人公民个体都框到一个网格中去,由这个网格来收集和处理问题,采取的手段主要是管控式的。这种管控式的手段在现代社会的效用必然会呈现递减的趋势。而网络化治理则减少了这种管控手段的使用,着重采用沟通协商的手段来达成意见的整合。而且政府在其中依然需要发挥比较大的作用。“政府作为在政策网络中具有‘驾驭’能力的主体,灵活地运用各种治理工具,影响和协调其他主体的行为,发挥‘领航’的作用,实现对目标群体行为的改变,达到预期目的。”[10]
3.治理流程的再造:从单向度推进到螺旋式上升。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中,治理的流程主要是单向度推进的,网格员反映情况,政府部门解决问题。网络化治理则实现了政府的流程再造,“以业务过程为中心,摆脱传统组织分工理论的束缚,提倡公民导向、组织变通、向基层授权及正确地运用信息技术,达到适应快速变动的环境的目的,以期政府组织绩效的显著提高,进而推动整个组织结构的优化。”[11]可见,网络化治理的流程不是单线的,而是实现了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双向互动,是个螺旋式上升的运行过程。
结论
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把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运用到了社会管理的过程中,较好地实现了民情的反映和部门的协同。但是这种社会管理模式依然具有强烈的单位制式的社会控制基因,期望再次把公民个人固定到一个个政府划定的网格之中,由网格员来反馈网格内的问题,再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归口和解决。但时代已经不同了,现在的政府已经不再能够垄断控制一切资源,所以要想通过网格化的手段再次实现社会生活的高度组织化,维护良好的社会管理已经变得非常艰难。所以,超越这种单位制式的社会控制思维,采取网络化的社会治理方式应该成为社会管理模式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这种主张多元、协同、互动的新型治理模式必将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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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张阳仍然满足于有房的快乐。尽管每月要还银行很多贷款,但是房价涨得也快,短短几个月一平方米就涨了5000多元,张阳更乐于看见这种纸上财富的增长。“我讨厌‘房奴’这个叫法,考虑问题有很多个角度,我是房子的奴隶,但同时也是房子的主人,为什么非要强调前一个悲惨的角色呢?”买房是一种消费行为。按照消费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消费被看作是一种“社会参与体验”的生产活动。这种社会参与体验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自我认同感和社会认同感,在这个意义上,消费活动乃是一种社会语言、一种特定的社会成员身份感的确认方式。同时,消费还是一种社会地位的生产活动。在消费行为中,社会地位被生产出来,并且由于这种行为的持续性,社会地位被一再巩固复制。上等阶层力图通过奢侈消费而抬高阶层地位的门槛,凸现自身的阶层优势,并反衬出其他阶层的地位劣势。中、下阶层则试图通过对上等阶层消费形式的模仿而创造高于自身实际阶层位置的“地位假象”。非常6+1,我们做了“啃老族”一篇相关报道这样描述购房现场:买房的人越来越年轻,很多年轻人身后都跟着双方的父母。这样的情景象征性地揭示出我国目前房地产购买力的来源:前面的一对小两口,加上后面的双方的4个父母。在许多地方,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标准购房模式:首付由一方或双方的父母来出,小两口承担按揭。有的小两口实际上连按揭也无法承担,必须靠一方或双方的父母帮助支付按揭款。这样,就有了我国社会中一种独特的购房模式:3个家庭,或6个劳动力在共同购买或供养1套房子,这就是“非常6+1”。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这种3个家庭6个劳动力支撑1套房子的模式,只有在独生子女家庭结构中才会成为可能,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我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代,一个家庭往往有多个孩子,孩子多达三四个的不在少数。在那样的家庭结构中,父母要帮每一个结婚的孩子解决住房问题,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是支撑中国房市的重要因素。这个因素在短时间内不会消失。”“啃老买房”对买房者及其父母有很大的风险性,社会学教授薛林表示担忧:“年轻人把父母辛苦一辈子攒下的养老钱用来买房,有的甚至让父母借钱为自己买房,这可能引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老人的积蓄被掏空后,他们的养老将存在风险,对一些无法享受社会保险的老人来说更是如此。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未来也并不轻松,做几十年‘房奴’不说,万一职业出现波折,供房和赡养父母的双重压力将使他们疲于应付。”房子,孩子,二选一中国的传统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孩子的家庭也是不完整的。孩子对于每个家庭来说,是最简单的快乐,也是最甜蜜的负担。房子,孩子,都在人的一生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大多数人都要为其付出半生的精力。当房子和孩子同时摆在你的面前,你是先要房子,还是先要孩子?当房价高涨之时,这个“二选一”的确让我们无法从容应对。
近年来,“星座决定命运”的说法在社会中流行开来,尤其是大学校园里的青年学生,对此很是热衷。如果说中、小学生对它的“迷信”多半是由于他们年龄尚小,世界观发展还不成熟的话,那么“星座迷恋”现象在大学生这一高知识群体中的流行就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了可以发现,各大报纸和电视媒体对此都有过相关报道。可见,社会已经越来越关心这个问题了。在一些青少年杂志上,“星座与命运”、“星座与性格”等等,已经成为了一个重大的卖点。而在大学生中,各大高校的BBS上几乎都为“星座”开辟了专版,网络正以它特有的广度、深度和速度成为“星象迷恋”现象最有力的传播者。 大学生是怎样接触到“星象学”的?为什么它可以在大学生中如此流行?它是否真的到了另人担忧的程度?它会对大学生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大学生是否认为这是一种现代迷信?这些问题都是本文试图去了解和探讨的。 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个星座的,可见它影响范围极广,大部分人都是由大众传媒和周围人接触到“星座”的那么,可以看出,大众媒体和周围人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个人容易受所处群体的亚文化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从众心理的体现。从众是在集体影响下放弃个人意见而与大家保持一致的心理行为。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从众现象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集体规范压力与信息压力对个人的作用造成的。集体规范一旦形成,它就有迫使其成员去遵守的力量,集体规范的遵守与否是一个成员是否受集体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为了不被集体所排斥,个人常常在集体规范的压力面前出现从众现象。另外,从众的产生也常常与信息不详、情况不明、把握性不大有关系,这就是所谓的信息压力。青年文化的流行有从众的因素起作用。 大学生对“星座预测”的准确性并不要求,其态度主要以娱乐为主;所以,大可不必担心我们的大学生迷信此道,从而会危害社会的进步,要相信大学生的判断力。大部分学生对于“星座预测是否是一种迷信”持模糊态度。 为了能更好的了解大学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迷信”的概念。有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迷信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的、无根据的信念’,其外化为迷信行为”。《社会心理学辞典》中给出的迷信定义为“在缺乏充分根据的情况下持有的某种观念或信念,有些权威人士把迷信看作是人们最初企图理解解释不了的事物、解释复杂而混乱的世界的派生物;其他学者,突出的如行为主义者,认为它是人们认识不了周围世界中自己的行为和与之相继发生的事件二者间存在或不存在的因果关系的自然结果。”因此,“星座预测”这种貌似有充分根据的现象是应该属于迷信的,而且其最初的产生也是为了解释那些所谓的“超自然”现象。大学生对此之所以持一种“模糊态度”主要是因为它从西方传入中国不久,并且是以客观的观察星空为基础的,可以说是借科学做载体,同时,它又不同于我们中国一直在反对的封建迷信,因此出现判断标准的混乱(网上调查引起的一次争论也能代表很大一部分人的态度。),而青年对其他异文化、新鲜事物的好奇也导致了对这种文化的接纳和包容。 青年群体,尤其是大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还没有确定下来,因此,他们会追求一些可以确定的、能给他们保证的东西,所以,他们会去相信“星座预测”星座预测中大学生最想了解的前三项依次为性格、爱情、职业。在这个问题中,选项在设计上有意把有关“科学”的选项与有关“星座预测”的选项相混杂,但被选出来的前三项都是与“星座预测”有关的,这说明“星座预测”这一现象的流行目前虽不会在很深的程度上影响大学生,但也决不能忽视,需要社会、学校加以正确的引导。 性别差异在对待“星座预测”的态度上所产生的影响。我发现不少男生认为“关心星座”是女孩子才爱做的事情,而且还认为对“星座预测”比较相信的往往也都是女孩子。观察“星座文化”可以发现,它基本上是青年人群体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属于青年人所独有的,极少发现有中老年人加入其中。青年文化是现代大工业社会的产物,是“青年在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时由其特殊的行为方式所体现出的独特的价值判断、人格倾向、审美情趣及思考方式的概括”。帕森斯最先使用了“青年文化”这一概念,他认为:“青年文化是青年人共同分享的独立的文化系统。一种或多或少不同程度的不负责任的青年文化与强调职责、服从和生产劳动的成人观念存在着冲突。青年文化强调放纵无羁的生活方式,抗拒成年人对他们保佑的希望和约束。”不难看出,帕森斯把青年文化定义为一种放纵性的亚文化,而青年文化的本质并非放纵性,而是反叛性。青年是新生的一代,比老一代思维活跃,对事物有新奇感,不愿墨守成规,总是以自己的眼光看待传统和现代社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提出与众不同的主张。青年文化的叛逆性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其所具有的情绪性。青年心理和生理的不成熟决定了他们容易感情用事,这是青年非理性冲动的根源,反映在文化上,就是青年文化的情绪性。这种文化上的情绪性的表现即为青年时尚的兴起。由于“星座文化”在大学里十分流行,我们也可以视其为一种大学生特有的“青年时尚”。所谓青年时尚,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青年群体普遍流行的某种生活规格或样式。具体来说,就是指一个时期里相当多的人对特定的趣味、语言、思想和习惯为等各种模型或标本的随从和追求,这种随从和追求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青年时尚所蕴涵的文化,是一种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变的价值观。青年时尚之所以流行,与青年本身的主观条件和心理因素密切相关。而对于个体来说,心理因素往往起着决定的作用。 日本社会心理学家荫山庄司说过:流行是青年人创造的。说明了青年本身在时尚的制造与流行中的地位与作用。青年群体由于其生理与心理的固有特征,对时尚有着本能的敏感、先天的爱好与急切的追求。 80年代以来,转型时期的新旧两种体制、两种思想、两种观点的并存对峙所形成的碰撞与摩擦日益剧烈,使这一代青年人未能从根本上摆脱“边缘人”的地位,他们的社会化极其向成年人的过渡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和严峻的挑战。青年时尚之所以快速流行,也是青年的从众模仿心理和个性表现心理因素交错影响的结果。青年时尚能迎合青年的个性追求与自我实现的愿望。青年作为身心尚不完全成熟的社会群体,特别急于模仿社会上或自己周围的人群中那些正在流行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求得社会的认同,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获得安全感,从而达到心理上的平衡。青年的从众模仿心理,即“求同于人”的心理,是青年时尚流行的重要的心理条件。 青年人的未确定性也决定了他们这一群体要追求确定的东西,这一群体的特征是:大学生的地位是临时的,他们对新事物好奇、心理发展还不成熟、前途未卜、未来空白,在社会上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地位,这样的特征就决定了他们对待“星座”文化的态度。 由于在中国没有一个像在西方国家那样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而大学生这样的青年,他们的心理正处在一个需要引导的时期,其社会地位的临时性决定了他们处在“角色混淆”的阶段,对自身和社会充满了各个方面的困惑,所以,他们希望确定性的东西,而“星座预测”则正好符合了他们在这个时期的特殊的心理需求。康德曾经说过:“我一定要给信仰留一块地盘”,这种心理上的需求是人人都会有的,只是在个人一生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同罢了。 前文中我们已经明确了迷信概念,根据“星座预测”的各方面的特征,可以判定它应该属于一种现代迷信。这种超自然的神秘文化在人类思想的某个领域始终保存,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人人都或多或少有此需求。个人所受的教育程度的多少只能对个体的迷信表现程度有所影响。人们之所以相信一些神秘文化,也多是基于此种心理需求,即需要找些理由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对于大学生群体,他们对与“星座预测”的或多或少的迷信,也有出于此原因的,但同时由于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又在这个方面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特点。大学生对为使自身行为合理化而相信“星座预测”的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遇到失败或挫折后,把自己行为合法化、合理化,以求得自我心理安慰。 对一些在生活中受到失败和挫折的人来说,迷信是他们精神安慰的鸦片,是心理自我防御的需要。人由于社会规范的约束而不得不压抑自己的一些欲望,由于社会条件的局限或本身能力的不足而行为失败,应当说是极其普遍的。然而,人们并不愿意直接承认自己的失败或无能,于是,就具有了心理自我防御机制。 “合理化作用”便是这种机制的主要形式之一。所谓“合理化作用”,是指当人的某种愿望不能得到满足或是某件事情没有做成功时,会自觉不自觉地用某些“合理的理由”为自己的失败或无能进行辩解,以求得心理的平衡。常常听到有人在遭受挫折时感叹“自己运气不好”、“命里注定”,就是这种心理防御机制在起作用,他们期待冥冥中有一个人所不能控制的所谓的“命运”来把他们所受到的挫折找到合理合法的解释。 把“星座”的预测与自己的理想相结合,用这些说法使自己为了实现理想的行为找到一个合理化的依据,或者说,年轻的大学生是在为自己的梦想(Dream)而努力,在这样一个寻梦的过程中,尤其是对于那些追求一些目标却又信心不足的人来说,“星座预测”给了这类人一种精神和心理上的支撑和行为依据。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这种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又不完全是迷信,而是一种自我实现、自我预言、自我印证,它强化了目标意识,使个人会更努力的朝他的理想迈进。 由青年群体的特有的,在生活各个方面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这也是最普遍的一种心态。青年大学生在今后的生活、学习、爱情、工作等各个方面均还是个未知数,所以他们追求一些确定的东西,希望可以对自己的未来了解、掌握。而青年人特有的好奇、追求新事物的行为也会在“星座预测”中找到其合理的解释。
论侵犯行为产生的原因摘要:侵犯行为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各学派的学者们对侵犯行为产生的原因也提出不同的理论,本文对学者们提出的各种理论的论述行进了综述,并根据侵犯行为产生的不同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减少和预防侵犯的社会心理学的途径和方法。关键词:侵犯行为 原因 预防侵犯 一、侵犯及侵犯行为的概述侵犯行为是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对于侵犯的定义各学者的定义也不相同:侵犯:亦称侵犯行为,指有意图的伤害或危害他人的行为。侵犯行为的定义:侵犯是有目的、有意图地伤害他人的行为;侵犯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物,它包括了造成的伤害的行为,破坏性的影响以及社会标定的过程。侵犯的定义绝大多数心理学家在定义侵犯时基本赞同如下的描述: “侵犯, 是在违背他人意愿的情况下, 以伤害他人的肉体或心灵为直接目标的行为方式的总和。”笔者认为凡是以伤害他人身心健康为目的的任何行为都是侵犯行为。二、侵犯行为产生的原因现在虽然还没有关于侵犯行为起因的统一性理论, 但是已经产生了许多观点,纵观各观点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本人综合一定代表性的观点对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侵犯现象作出比较合适的解释。1、是关于侵犯是人类的本能还是习得反应的问题心理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始于19世纪后半期, 那时候的理论家受到达尔文学说的影响, 普遍把人类的动机归因于先天的禀赋。威廉•詹姆斯认为“侵犯是人类天生的劣根性, 是人人都有其残余的好斗本性, 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对他人的仇恨”。在20世纪20年代, 精神分析学派的侵犯研究得到了各国学者的重视。弗洛伊德把侵犯行为与“利比多”联系起来, 认为侵犯行为起因于被异性侵犯后受压抑的记忆所产生的困扰状态。后来, 弗洛伊德逐渐修正了他关于侵犯起因的观点, 最终把侵犯行为与死亡本能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早期, 社会生物学对于人类侵犯行为的研究主要倾向于使用比较明确的概念来表达内在的生物机制, 当神经学研究发现侵犯行为伴随着某种形式的脑反应时, 这种研究倾向就被进一步加强了, 并且直到今天还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当前心理学关于侵犯行为的解释通常都是使用挫折、消极情感和愤怒等概念来加以描述的。2、是侵犯行为的社会生物学解释理论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都认为生物学因素只是人类发生侵犯行为的调节变量,但无可否认的是许多生物学因素在人类发生侵犯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常被用来解释侵犯行为的生物学因素主要有四种, 即(1)以洛伦兹为代表的动物行为因素; (2)以Wilson和Paly为代表的生物进化因素;(3)遗传因素;(4)荷尔蒙因素。3、挫折侵犯理论挫折侵犯理论是由多拉德和米勒等人在1939年首次提出的, 其产生与发展过程一直受到精神分析理论和学习理论的双重影响。该理论是把侵犯行为系统地定义为人类对环境条件反应的第一次尝试。多拉德认为个体的侵犯行为是由他所受挫折而引起的, 侵犯行为是个体受到挫折的后果, 其发生总是以挫折的存在作为前提。该理论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一些修正, 现在的理论共识是: 受挫可能使个体产生多种行为结果, 侵犯行为就是其中之一, 但一般情况下侵犯的产生都以受挫作为前提。4、认知新联想理论该理论认为:诸如挫折之类不利条件不会直接引发侵犯行为, 它们首先会产生不断积累的消极情感, 这种消极情感作为一种中介调节过程, 最终有可能表现为两种直接的结果:侵犯行为和逃避行为。也就是说, 所有能够引发消极情感的环境都可以看作是侵犯行为或逃避行为发生的先行条件。5、认知情感互动理论认知情感互动理论是针对认知过程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影响侵犯行为发生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 其认为愤怒是调节外界环境刺激和侵犯行为之间关系的必要中介变量。而所谓愤怒是持续唤起的消极情感过程和说明、理解这种这一过程的认知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6、社会学习理论社会学习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 它对挫折侵犯理论简单地把侵犯行为看作是一种受挫反应的观点提出了深刻的批评, 虽然它并没有否认挫折或其他环境刺激是诱发侵犯的重要影响因素, 但它把研究重心放在了个体是如何获得并保持侵犯行为的问题上。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基因与天赋规定了侵犯的潜在可能性, 挫折和其他刺激只是侵犯发生的环境条件, 而个体侵犯行为的对象、形式、强度和频次等细节都是个体在经验中获得的。7、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认为:人际冲突行为受到个体对冲突认知的指导,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 侵犯行为的发生取决于个体的社会信息加工过程。如果某人缺乏正确处理社会暗示和做出适当反应能力的话, 他就有可能对社会信息表现出不适应或者不恰当的行为, 这种不适应行为会使他受到周围人的排斥, 进而可能会使他变得消沉, 或使他养成一贯的侵犯性。8、侵犯的互动理论长期以来, 美加两国的心理学家所从事的侵犯研究典型地集中在个体行为上, 其中有些研究倾向于把侵犯视为稳定人格的必然结果, 这种理论观念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临床心理学的研究实践。不过多数心理学家, 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家更愿意从社会环境中寻找侵犯行为的发生原因, 他们往往把侵犯看作是社会条件的必然结果, 而认为侵犯与个体自身的关系并不显著。以上两种侵犯研究视角很少关注侵犯对侵犯行为主体的影响以及受害者在侵犯过程中的反应, 也就是说, 他们都没有把侵犯行为作为一种互动的过程来加以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侵犯行为研究逐渐把注意力投向了侵犯的互动过程, 并把这种互动过程视为侵犯行为发生的真正原因。9、兴奋转移 由于敌意性的侵犯行为总是伴随着情绪的激起,所以心理学家想知道由于其他刺激所引发的生理上的激起是否会转移到侵犯性冲动之上。泽勒曼等人在研究爱情行为的时候发现,由其他刺激诱发的情绪性激起会转移到爱的对象之上,他称这一心理过程为兴奋转移。10、侵犯性线索侵犯性的线索也会引发侵犯行为。柏科维兹发现,情境中与侵犯相关的一些线索,如刀、枪、棍等器械往往会成为侵犯行为产生的起因,他把这种现象称为武器效应除了刀、枪等明显的侵犯性线索,与死亡、邪恶等相联系的黑色也是引发侵犯的线索。比如,弗兰克等人就发现,在职业棒球和橄榄球比赛中,穿黑色服装的一方经常受到的惩罚比浅色一方的多。实验研究也证明,穿黑色衣服的赛马选手也表现出更高的侵犯性。卡尔森对23项研究所做的分析发现,与侵犯有关的线索不仅可以引发侵犯,并且能够使已经愤怒的人的侵犯性加强。11、去个体化行为去个体化是由心理学家津巴度和费斯汀格等人提出来的。实际上早在19世纪9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黎朋在研究群体行为的时候就发现,在群体中,个体的情绪会很快传给团体的其他成员,从而使得处在群众中的个人表现出一些独处时不敢表现的野蛮与毁灭性行为,并把这种现象叫做社会传染。12、温度早在十九世纪初,一些社会哲学家就发现天气变化与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而近二十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更多。比如罗特姆的一项档案研究发现空气污染与暴力犯罪有关。在巴龙的研究也发现犯罪与温度有关,他通过研究发生在夏天的城市暴乱与气温的关系,发现其呈现出倒U曲线,在华氏81—85度时,暴乱的数量最多,当温度较低或很高时,暴乱发生的数量较少。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考虑不同温度的持续时间,使得这个结论受到卡尔斯密斯和安德森等人的批评,其中安德森用概率论对这一曲线加以修改,指出在特定的温度范围内,暴力事件的发生与温度呈现线性关系,也就是说,在摄氏38到41度以内,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们的暴力倾向增强,但是在超过这个温度之后,由于人们外出的机会下降,所以暴力行为产生的机会也较少。13、性别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在侵犯行为的性别差异方面有四个重要的发现: 首先,在各种人类文化中, 男性通常比女性更具有侵犯性; 其次, 在有差别的社会化形成之前的生命早期, 男性比女性更具有侵犯性; 再次, 侵犯的性别差异不但表现在人类身上, 在进化程度低于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中, 雄性动物比雌性动物更加具有侵犯性; 最后, 侵犯行为与性荷尔蒙相关, 也可以通过注射性荷尔蒙等物质来加以改变。14、饮酒与侵犯行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酒精能使人变得易于被激怒及好斗,许多相关研究支持这种假设。比如布什曼和古斯塔法森就用实验研究也证明,过量饮酒的人易于被激怒,从而表现出高的侵犯倾向。那么,为什么喝酒能使人们变得好斗呢?一些研究者认为是酒精给侵犯行为提供了直接的生化刺激,使得喝酒的人的激起增加,我们俗话说的“酒壮人胆”就是这个意思。而大多数的研究人员则认为酒精降低了人们对侵犯行为的控制,霍尔和斯蒂勒等人称之为“去抑制”,强调这种抑制对暴力行为的影响。三、减少和预防侵犯行为的途径和方法不同的社会心理学者对于如何减少和预防侵犯行为,提出了不同的途径和方法,以下就是本人综述各学者对现实社会中侵犯行为进行控制需要考虑的几个因素。1、建立公平的分配制度常言道“不平则鸣”,由于利益分配的不公平引起个体的挫折体验,进而导致侵犯行为的现象在现在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因此,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公平观,可以有效的减少由于挫折而引起的侵犯行为。2、惩罚人们预期自己的行为可能遭受惩罚,则会避免表现侵犯行为。但对儿童的惩罚往往使受到惩罚的儿童比平常儿童表现出更多的侵犯行为。比如史特劳斯等人(1980)系统地研究了家庭暴力的社会影响,发现惩罚能使受惩罚者更具侵犯性,不论是因模仿还是由于受惩罚者愤怒的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家庭中,这种侵犯性可由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在一项研究中,史特劳斯等人发现,已婚而且曾看到过父母相互攻击的男性,有35%的人在过去一年中打过自己的妻子;而从未见过父母有暴力行为的人中只有10%的人在过去一年中打过自己的妻子。女性的比例也基本类似:(27%,9%)。因此,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儿童期曾受过惩罚的人,长大成人后更可能以暴力行为对待家人,父母可将其暴力倾向传给下一代,史特劳斯等称之为“家庭暴力的社会遗传”。3、说服教育说服教育的作用在于提高人们对侵犯行为后果危害性的认识,说服教育是转变人的态度的重要手段,要通过说服教育防止侵犯行为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说服要及早进行。让儿童从小辨明是非,懂得侵犯行为对他人和自己的危害。2、说服时要提供受害人痛苦的线索。4、降低挫折由于侵犯行为与挫折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通过降低挫折来减少侵犯行为也是一个较好的方式。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常常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成为他人的挫折制造者。5、学习抑制自己的侵犯行为我们要学习对自己的侵犯行为加以抑制或控制,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从对方的立场出发,看看自己的行为到底会给他人造成什么样的危害。体验一下他人的痛苦,并通过自我意识反省自己,都能够有效地减少自己的侵犯行为。6、宣泄早在20世纪初,弗洛伊德在治疗神经症的时候就发现,当病人向自己诉说了积压在内心深处的一些欲望之后,病人的病情会得到好转,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宣泄。后来,其他的心理学家把这个原则用在处理侵犯行为方面,他们认为人之所以表现出侵犯行为,是因为他们遭受挫折的缘故。所以只要提供场合或机会,让那些遭受挫折的人把自己的愤怒和挫折发泄出来,他们进一步侵犯的动机就会减弱。7、控制暴力电视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电视是现代儿童获得侵犯行为的重要来源,限制儿童看暴力节目,以减少接触电视暴力榜样的机会。事实上,现代媒介的发展,使人民对传播内容的控制越来越困难,所以根本的方法是要提高儿童对暴力节目的正确认识能力和自觉抵制能力。研究者发现,通过简单的教育过程提高儿童的认识以减少电视暴力对他们的消极影响是可能的。参考文献:朱启臻 张春明《社会心理学原理及其应用》,中国社会出版社,第137页;周晓红《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时蓉华《新编社会心理学概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22-328页王恩界乐国安《社会心理学关于侵犯行为的理论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3期中国心理学家网《人类的侵犯行为》
你好同学,写作是很痛苦的事情,你会遇到滞碍。这有很多原因,而且不一定能顺利解决。但是过于追求完美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写作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你发现所写的不是你开始想写的,写下粗稿,以后再修补。写粗稿可以理出自己的思想、渐渐进入状态。如果写不出全部内容,就写纲要,在容易写具体的内容时再补充。如果写不出来,就把想到的东西全部写出来,即使你觉得是垃圾。当你写出足够的内容,再编辑它们,转化成有意义的东西。 你的社会心理学方面题目准备往哪个方向写,一定要选自己熟悉的选题,这样比较容易通过以后的答辩,不知道老师同意这个选题了?自己喜欢导师未必喜欢,不一定能通过,所以一定要写开题之前和老师商量,如果同意了这个选题?老师有没有和你说论文往哪个方向写比较好?写论文之前,一定要写个大纲,这样老师,好确定了框架,避免以后论文修改过程中出现大改的情况!! 论文学校具体要求有哪些,你要还有什么不懂可以问我,希望你能够顺利毕业,迈向新的人生。
1924年实验社会心理学的诞生,标志着科学社会心理学的建立。此后,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经历了确立期、发展期、和自我批判期,研究社会心理学是一大重要课题。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社会心理学2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基于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分析网络舆论引导》
[ 关键词] 网络舆论;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网络新闻评论;意见领袖
[内容提要]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社会心理学申的态度改变理论为研究网络舆论引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网络新闻评论、意见领袖等网络舆论引导方式都是对劝说宣传、暗示和模仿以及团体影响等态度改变 方法 的具体应用。
作为炙手可热的新兴媒介,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已经渗入到社会政治、经济和 文化 生活等诸方面。近年来,几乎每当国内外出现焦点事件,都会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响和激烈的 辩论 。其中很多具有建设性的看法和观点,有些对有关部门的决策和施政产生了积极影响,互联网正逐渐成为一个“意见自由市场”。但是,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其自由性、匿名性、即时性、交互性等传播特性使得一些不良或非法内容信息恣意传播。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地引导,就成为网络新闻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网络舆论引导的目的是改变不正确或非理性的舆论,将其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因此,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实践证明,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也需要“攻心为上”,而了解和把握网民的心理变化特征则有助于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网络舆论引导与态度改变理论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成了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课题之一。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改变,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影响下,一个已经形成的态度在接受某一信息或意见的影响后,所引起的相应的变化,其本质是个人的继续社会化。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主要包括学习理论、信息理论、社会判断理论、认知理论、功能理论和态度改变三阶段理论。态度改变理论为我们研究网络舆论引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
网络舆论引导的具体方式多种多样,但是,根据社会心理学对态度改变的研究,具体的引导方式基本上都是以态度改变方法为依据:一是劝说宣传法,或者称说服法。这是一种借助各种传播媒介传播的信息影响人们,使之态度发生改变的方法,是一种常见和广泛使用的方法。二是暗示方法,就是用含蓄、间接的手段、方式和方法对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心理影响方法表现为使人按一定的方式行动,或接受某种意见或信念。与暗示相联系的一种心理现象是模仿。模仿是指在没有外界控制的条件下,个体受他人影响而仿效其言行的过程,是社会中人际影响的重要形式之一。模仿、暗示的结果,会使多数人行为趋向一致,成为某种约定俗成的规范,有利于社会群体思想和行为的统一,推动社会的变化发展。三是团体影响法。团体的影响来自于团体的规范和准则,这种规范和准则对团体成员具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力,促使团体中的每个人的言行与团体的规范准则保持一致。例如,在网络社区或者BBS 中,都会对以“明文规定”的形式说明该板块的具体规范准则,往往还会指出违反者将受到的处罚。在团体压力下,其成员的态度往往会发生改变。
网络舆论引导的典型方式
网络舆论引导的方式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
典型报道方式。典型报道是一种逻辑劝服,其公式是“标准——衡量论证”,即通过寻求典型,塑造典型,树立一种标准供大家对照和模仿。康德在《崇高的分析》一文中揭示了典型化的含义,他认为典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暗示性,是“最充分的形象显现”。人类只能通过个别认识一般,通过个性感悟共性,通过了解个别事例的性质与特征对同一类事物形成大体一致的意见,这正是媒体通过典型报道引导民意的奥秘所在。通过这种劝服和暗示,就会形成模仿。班杜拉提出的模仿论,即人可以不依赖自己直接的实际操作,而通过对他人的 言行举止 的模仿而学得一定行为。他很重视榜样的力量,认为榜样特别是受到人们尊敬的榜样。具有替代强化的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观察、模仿榜样而产生自我强化的作用。以上理论在网络舆论引导方面则体现为对典型事件和人物的报道。
以对任长霞 事迹 的报道为例,网络媒体之间协同合作,形成了强大的报道声势。由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际、中国网、中青网记者共同撰写的《长风彩霞逝者如诗——记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同日在各大网站共同推出。揭开了报道的序幕。同时,各大网站还在相关网页上互相设立链接,为受众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典型事迹,学习典型精神开辟了一条网上“绿色通道”。2004年6月3日,人民网开设“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大型专题,并开展讨论,网友踊跃留言。至6月7日0时留言6113条。新华网也设立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专题,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等多项内容。多媒体视频新闻《忆长霞》囊括了各大电视媒体的34个节目。还有中央领导关于宣传任长霞事迹的指示,任长霞家人、同事、同学追忆任长霞事迹的报道,滚动播出网友悼念评论的文字和纪念学习任长霞的后续新闻,汇集了各大媒体对任长霞事迹的 相关报道 ,形成了互联网上的任长霞典型报道平台。
网络媒体典型报道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体现了报道形式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也实现了网民的实时互动,吸引了广大网民积极参与,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网民的留言和评价中我们了解到,人们需要榜样的激励,需要精神的力量,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社会心理因素。
深度报道方式。深度报道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为读者梳理出对于事实的认识,也属于一种逻辑说服。深度报道往往具有“言之有物,鞭辟入里”的高度说服力,从而达到从更深的层次将舆论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来的目的。
和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在从事深度报道方面体现出优越性。在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中,或以文字为主、辅以图片报道,或以声音为载体报道,或以综合文字、音像等多种符号的报道,都有其形态上某方面的缺陷。而网络新闻深度报道则凭借多媒体手段,对重大社会事件进行有背景介绍、有分析解释、有归纳预测的报道与点评,报道方式也多种多样。而且报道是超文本结构的,即文本的构成,不仅有文字文本,而且有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影视文本。在超文本结构中,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关键人名、地名、时间,甚至一个词语、一个 句子 都可以联结另一个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动画文本或影视文本。这样,网络媒体使深度报道更为生动、丰满、深刻。人民网的“人民视点”、新华网的“焦点网谈”、红网的“红外线”都在网络深度报道方面表现得比较出色。
目前,中国网络媒体的深度报道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首先,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调查型深度报道将有更大的发展。在我国抗击非典的新闻报道中,“信息透明度”原则得到很好的贯彻,一批全方位透视非典的调查性深度报道起到了安定民心的社会“稳压器”、动员社会各界的“协调器”与促进社会进步与加强城市管理的“推进器”的作用。其次,评论型深度报道不再局限于曝光式的批评性报道,更多的眼光投向富有建设性的议题。很多深度报道更注意捕捉“社情民意”,报道百姓真正关心的话题,例如再就业工程、房改政策出台、医疗制度改革、帮困扶贫工作、全民健身、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社区文化建设等等。‘这些新趋势表明,反映公众舆情已经成为深度报道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深度报道在引导网络舆论和稳定民心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网络新闻评论方式。社会心理学认为,任何信息的报道,对某些事实的描述,如果不加专门的阐释和评论,对人们的思维定势是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力的。网络新闻评论是传统媒体的新闻评论在网络平台上的延伸与创新。当前我国网络新闻评论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网络媒体的评论,这是传统新闻评论的翻版或延续,往往是网络媒体的编辑就新近发生的新闻或变动的事实,在新闻网页上所设的言论专栏里发表或发布的署名评论,例如人民网的“人民时评”、“网友说话”等栏目。另一种是网民评论,目前网民评论最集中的场所还是BBS,例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新华网的“发展论坛”等。网民评论是反映公众舆情、传达社情民意的窗口,人们可以随时将自己的观点、言论以原创或跟贴的形式发表出去,网友还可以针对新闻事件进行讨论,这是一种自发式的、群言式的解读新闻的方式。
2005年3月,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美化对外侵略。4月,台独分子祭拜靖国神社,日本允许__访日。这一系列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在北京、广州、上海发生了涉日游行,还发生了打砸日本商店、损坏日本货品等行为。互联网上的反日舆情十分高涨,甚至有人别有用心地企图利用互联网策划、鼓动长假期间进行非法游行示威。人民网的观点频道从4月16日开始,在“人民时评”和“网友说话”两个栏目中登录了一些评论员、网友、学者的评论 文章 ,着重对游行事件发表看法,如丁刚在文章《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中认为,爱国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要智慧地表达,不要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负面影响。人民网还在“网友说话”栏目中,登载了一些学者分析日本和中日关系问题的文章,解析了从二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的变化和日本政府对待历史的言行。这类高屋建瓴的解析文章让人们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克服盲目从众心理, 反思 自己的行为,纠正一些不当的做法,做到真正的爱国。人民网的这组评论性文章,得到了许多网民的支持和赞同,显示了网络新闻评论在引导舆论方面产生的积极作用。
“意见领袖”方式。信息传播者自身具备的特点对劝说宣传有着极大的影响,例如专家身份、社会地位、职业背景等等。这让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传播学中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能够影响受众“怎么想”,从而使受众发生态度、行为的变化。
当网络上出现大量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受众无所适从时,他们对于权威意见的依赖会更强烈,更需要意见领袖为自己解惑。网络中的意见领袖主要是BBS的版主和强势话语者或活跃者,他们已成为网络新闻媒体舆论引导的一支生力军。中青在线青年话题论坛的版主李方几年来以“版主 日记 ”的形式发表了几百篇评论,在网友中影响很大,他自己也曾当选“中文论坛最勤奋版主”。目前,涌现出来的意见领袖大多具有良好的写作功底,同时具有鲜明的网络特色、地方特色和生活特色。例如,网友“小黄”常常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的小 故事 来讲述生活中的大道理,让人看了深受启发。
此外,网络媒体特邀专家或网络评论员撰写评论性文章,以及采用“专家在线访谈”形式来引导舆论,都是对“意见领袖”方式的运用,也更能体现出信息传播者自身特点具有的劝服优势。例如,人民网的“网友热评”中,在引导对日舆情时,邀请到了新华社的高级编辑、国际部编委、东京分社前社长、国际问题专家王大军,他曾在日本工作过14年。他不仅发表了《到底怎么看待中日关系》的文章来分析中日关系,还作客新华网发展论坛,就中日关系同网友在线交流。王大军在文章中和回答网友的提问过程中,深入分析了中日关系间的种种问题,并且以他在日本的生活经历和亲身感受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介绍日本国内的现实状况。他深刻而详细地阐述能够使网友了解中日关系的历史脉络,理解我国对日的政策,端正自己的爱国观点。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以上多种引导方式共同使用、互相补充,以达到引导网络舆论的最佳效果。
网络舆论管理需“疏”、“堵”并重
“由于因特网确实开阔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空间,政治、经济的权利组织针对因特网实行的控制方式,正在从硬性控制转向以软性的对话关系、对策关系为主,如同我们说话中有语法的无形控制,但大多没有感觉到一样。”如果从社会控制理论来看,对网络舆论进行引导是一种“软控制”,但是强调舆论引导并不意味着对“硬控制”的漠视。“硬控制”主要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并辅以技术手段,对网络信息进行内容上的管理,突出表现为“堵”。“堵”作为一种强力手段,对网络信息散乱、负面倾向等不健康状况的及时清理、规范会有明显效果,如:对一些恶意散布西化言论、攻击我政治体制、蓄意蛊惑人心的所谓“自由民主”、“思想启蒙”等具有颠覆性、破坏性的网站进行封杀;对一些恐怖、黄色、反动、人身攻击等有害言论予以删除或取消访问资格。这些“硬控制”为网络媒体的健康发展、占领新阵地、掌控网络话语权,起到了保驾护航的扶持性作用。但从网络媒体的长远发展来看,由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不同特点,应逐步调整“堵”与“疏”的比例,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采取以“疏”为主、以“堵”为辅的网络舆论引导与管理手段,不失为一种理性、科学的选择。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浅析财富和幸福感不成正比》
【摘 要】文章通过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排名分析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表明,金钱财富和幸福并非正比例关系,并探讨其原因。
【关键词】金钱;幸福;适应;社会比较
金钱可以买来幸福吗?俗话说,金钱买不到幸福。但是如果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的收入高一点,更富有一点,会不会觉得比现在更幸福更快乐?这个问题的答案,大概多数人都会给出肯定的答案,比如,根据《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研究室2012年11月2日联合发布的“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的调查结果显示,影响公众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被认为是收入(“涨工资”),健康和婚姻尚位居其次。我们默认为,财富和幸福至少是正比例关系,更富有的人理应更加幸福,收入的提高可以让个人更幸福。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财富与幸福感的关系
1.财富多寡国家地区排名及幸福指数排名情况分析。联合国近日在不丹举行幸福指数讨论大会,并发布了首份《全球幸福指数 报告 》。根据这份报告,丹麦、芬兰、挪威和荷兰这四国人均收入排进全球前15位的国家包揽了幸福榜的前四位,但是,财富的多寡也并非是国民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比如美国仅排在第11名。最不幸福的国家主要是那些战火纷飞的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比如多哥、贝宁、中非共和国和塞拉利昂。“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2011~2012)”显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前三名并非北上广,而是拉萨太原合肥;“2011年广东群众幸福感测评调查报告”显示,群众幸福感的总体评价得分上,经济更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低于经济欠发达的粤东西北。
2.经济发展情况及幸福指数增长相关情况。我国的GDP1990年增长率为3.8%,1991至2009年期间每年的增长率都在7.6%以上(具体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0”计算)。然而根据荷兰伊拉斯谟大学曾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进行的3次调查,中国人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到2001年却下降到6.60。到了2009年12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的幸福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现在的中国人没有10年前快乐了。中国人的幸福感在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的确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但是经济进一步发展之后,人们的幸福感反而下降了。
事实显示,民众的幸福感指数并非和经济发达的程度呈现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些相对而言更有钱的人,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幸福感更高。幸福感和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国民幸福感的提升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二、原因分析
1.适应水平现象。人们的成功与失败,满意与不满的情感都是相对于先前的状态而言的。如果我们目前的成就降到我们先前所达到的水平之下,我们就会产生不满和挫败感;如果成绩超过了先前的水平,我们就会体验到成功和满意感。如果我们不断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将很快适应成功。达到我们所渴望的目标所体验到的狂喜的消散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从前可以使我们感觉良好的事件现在变成了中性事件,而从前我们感受到的中性事件现在很可能让我们体验到一种失落感。这就是人类的适应能力。以手机为例,1987年,中国大陆才有了第一个大哥大用户,仅仅25年后,中国人使用手机的普及率达到82.6%,大家开始把手机、钥匙和钱包称作“随身三件宝”,并且超过半数的人承认自己离不开手机。在手机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人们可以体验到使用手机随时联系到远方的亲人、重要的商业伙伴、朋友的幸福感,但随着手机日益普及,随时联系到他人成为了很平常的事情,人们已经适应了使用手机,这时就不能再体验到幸福的感觉;而一旦某日手机没电,一时联系不到他人反而感受到一种不满和失落感。其他一些让我们生活更舒适的东西,如空调、宽带、汽车等,也都是如此。适应水平现象导致物质条件的提高不能给我们带来持续的幸福感。
2.社会比较倾向。我们大部分的生活是以社会比较为中心的,我们感觉好或者不好依赖于我们和谁相比较。如同学业成绩好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是最优秀的,这并非是因为其本人在智力或学习能力上下降了,而是因为比较对象发生了变化。当一个 篮球 明星以年薪3000万签约时,他年薪2500万的队友有可能会感觉不满。当我们为家里购置了新的房子、车子,却发现邻居换了更大的房子,更贵的车子,这时我们感受到的往往不是快乐和幸福,而是不满。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中所谓的向上社会比较,这种比较带来的不满在社会心理学中称为相对剥夺。中国人的幸福感在1990~2009年间会先升后降,其主要原因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初期,物质发展成效明显地呈现出来,那时社会分化程度还不大,社会成员在心理上更多是作纵向比较,与前几年的生活水平相比,较容易产生满足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日益适应物质条件较好的生活(社会适应),需求能被满足的标准相对提高了;而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加速,贫富差距凸显;我们在收入增加后,可以享受更好的物质条件,但占据我们意识的是别人所拥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相对剥夺),我们的物质欲望不断上升而自己却越来越不满意,因此没有幸福的感觉。
三、结论
金钱财富与幸福感有相关关系,但是并非一直呈现正比例关系。由于人具有适应能力以及社会比较倾向,金钱财富的增加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不一定带来幸福感的相应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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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星座决定命运”的说法在社会中流行开来,尤其是大学校园里的青年学生,对此很是热衷。如果说中、小学生对它的“迷信”多半是由于他们年龄尚小,世界观发展还不成熟的话,那么“星座迷恋”现象在大学生这一高知识群体中的流行就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了可以发现,各大报纸和电视媒体对此都有过相关报道。可见,社会已经越来越关心这个问题了。在一些青少年杂志上,“星座与命运”、“星座与性格”等等,已经成为了一个重大的卖点。而在大学生中,各大高校的BBS上几乎都为“星座”开辟了专版,网络正以它特有的广度、深度和速度成为“星象迷恋”现象最有力的传播者。 大学生是怎样接触到“星象学”的?为什么它可以在大学生中如此流行?它是否真的到了另人担忧的程度?它会对大学生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大学生是否认为这是一种现代迷信?这些问题都是本文试图去了解和探讨的。 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个星座的,可见它影响范围极广,大部分人都是由大众传媒和周围人接触到“星座”的那么,可以看出,大众媒体和周围人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个人容易受所处群体的亚文化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从众心理的体现。从众是在集体影响下放弃个人意见而与大家保持一致的心理行为。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从众现象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集体规范压力与信息压力对个人的作用造成的。集体规范一旦形成,它就有迫使其成员去遵守的力量,集体规范的遵守与否是一个成员是否受集体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为了不被集体所排斥,个人常常在集体规范的压力面前出现从众现象。另外,从众的产生也常常与信息不详、情况不明、把握性不大有关系,这就是所谓的信息压力。青年文化的流行有从众的因素起作用。 大学生对“星座预测”的准确性并不要求,其态度主要以娱乐为主;所以,大可不必担心我们的大学生迷信此道,从而会危害社会的进步,要相信大学生的判断力。大部分学生对于“星座预测是否是一种迷信”持模糊态度。 为了能更好的了解大学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迷信”的概念。有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迷信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的、无根据的信念’,其外化为迷信行为”。《社会心理学辞典》中给出的迷信定义为“在缺乏充分根据的情况下持有的某种观念或信念,有些权威人士把迷信看作是人们最初企图理解解释不了的事物、解释复杂而混乱的世界的派生物;其他学者,突出的如行为主义者,认为它是人们认识不了周围世界中自己的行为和与之相继发生的事件二者间存在或不存在的因果关系的自然结果。”因此,“星座预测”这种貌似有充分根据的现象是应该属于迷信的,而且其最初的产生也是为了解释那些所谓的“超自然”现象。大学生对此之所以持一种“模糊态度”主要是因为它从西方传入中国不久,并且是以客观的观察星空为基础的,可以说是借科学做载体,同时,它又不同于我们中国一直在反对的封建迷信,因此出现判断标准的混乱(网上调查引起的一次争论也能代表很大一部分人的态度。),而青年对其他异文化、新鲜事物的好奇也导致了对这种文化的接纳和包容。 青年群体,尤其是大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还没有确定下来,因此,他们会追求一些可以确定的、能给他们保证的东西,所以,他们会去相信“星座预测”星座预测中大学生最想了解的前三项依次为性格、爱情、职业。在这个问题中,选项在设计上有意把有关“科学”的选项与有关“星座预测”的选项相混杂,但被选出来的前三项都是与“星座预测”有关的,这说明“星座预测”这一现象的流行目前虽不会在很深的程度上影响大学生,但也决不能忽视,需要社会、学校加以正确的引导。 性别差异在对待“星座预测”的态度上所产生的影响。我发现不少男生认为“关心星座”是女孩子才爱做的事情,而且还认为对“星座预测”比较相信的往往也都是女孩子。观察“星座文化”可以发现,它基本上是青年人群体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属于青年人所独有的,极少发现有中老年人加入其中。青年文化是现代大工业社会的产物,是“青年在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时由其特殊的行为方式所体现出的独特的价值判断、人格倾向、审美情趣及思考方式的概括”。帕森斯最先使用了“青年文化”这一概念,他认为:“青年文化是青年人共同分享的独立的文化系统。一种或多或少不同程度的不负责任的青年文化与强调职责、服从和生产劳动的成人观念存在着冲突。青年文化强调放纵无羁的生活方式,抗拒成年人对他们保佑的希望和约束。”不难看出,帕森斯把青年文化定义为一种放纵性的亚文化,而青年文化的本质并非放纵性,而是反叛性。青年是新生的一代,比老一代思维活跃,对事物有新奇感,不愿墨守成规,总是以自己的眼光看待传统和现代社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提出与众不同的主张。青年文化的叛逆性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其所具有的情绪性。青年心理和生理的不成熟决定了他们容易感情用事,这是青年非理性冲动的根源,反映在文化上,就是青年文化的情绪性。这种文化上的情绪性的表现即为青年时尚的兴起。由于“星座文化”在大学里十分流行,我们也可以视其为一种大学生特有的“青年时尚”。所谓青年时尚,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青年群体普遍流行的某种生活规格或样式。具体来说,就是指一个时期里相当多的人对特定的趣味、语言、思想和习惯为等各种模型或标本的随从和追求,这种随从和追求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青年时尚所蕴涵的文化,是一种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变的价值观。青年时尚之所以流行,与青年本身的主观条件和心理因素密切相关。而对于个体来说,心理因素往往起着决定的作用。 日本社会心理学家荫山庄司说过:流行是青年人创造的。说明了青年本身在时尚的制造与流行中的地位与作用。青年群体由于其生理与心理的固有特征,对时尚有着本能的敏感、先天的爱好与急切的追求。 80年代以来,转型时期的新旧两种体制、两种思想、两种观点的并存对峙所形成的碰撞与摩擦日益剧烈,使这一代青年人未能从根本上摆脱“边缘人”的地位,他们的社会化极其向成年人的过渡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和严峻的挑战。青年时尚之所以快速流行,也是青年的从众模仿心理和个性表现心理因素交错影响的结果。青年时尚能迎合青年的个性追求与自我实现的愿望。青年作为身心尚不完全成熟的社会群体,特别急于模仿社会上或自己周围的人群中那些正在流行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求得社会的认同,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获得安全感,从而达到心理上的平衡。青年的从众模仿心理,即“求同于人”的心理,是青年时尚流行的重要的心理条件。 青年人的未确定性也决定了他们这一群体要追求确定的东西,这一群体的特征是:大学生的地位是临时的,他们对新事物好奇、心理发展还不成熟、前途未卜、未来空白,在社会上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地位,这样的特征就决定了他们对待“星座”文化的态度。 由于在中国没有一个像在西方国家那样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而大学生这样的青年,他们的心理正处在一个需要引导的时期,其社会地位的临时性决定了他们处在“角色混淆”的阶段,对自身和社会充满了各个方面的困惑,所以,他们希望确定性的东西,而“星座预测”则正好符合了他们在这个时期的特殊的心理需求。康德曾经说过:“我一定要给信仰留一块地盘”,这种心理上的需求是人人都会有的,只是在个人一生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同罢了。 前文中我们已经明确了迷信概念,根据“星座预测”的各方面的特征,可以判定它应该属于一种现代迷信。这种超自然的神秘文化在人类思想的某个领域始终保存,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人人都或多或少有此需求。个人所受的教育程度的多少只能对个体的迷信表现程度有所影响。人们之所以相信一些神秘文化,也多是基于此种心理需求,即需要找些理由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对于大学生群体,他们对与“星座预测”的或多或少的迷信,也有出于此原因的,但同时由于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又在这个方面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特点。大学生对为使自身行为合理化而相信“星座预测”的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遇到失败或挫折后,把自己行为合法化、合理化,以求得自我心理安慰。 对一些在生活中受到失败和挫折的人来说,迷信是他们精神安慰的鸦片,是心理自我防御的需要。人由于社会规范的约束而不得不压抑自己的一些欲望,由于社会条件的局限或本身能力的不足而行为失败,应当说是极其普遍的。然而,人们并不愿意直接承认自己的失败或无能,于是,就具有了心理自我防御机制。 “合理化作用”便是这种机制的主要形式之一。所谓“合理化作用”,是指当人的某种愿望不能得到满足或是某件事情没有做成功时,会自觉不自觉地用某些“合理的理由”为自己的失败或无能进行辩解,以求得心理的平衡。常常听到有人在遭受挫折时感叹“自己运气不好”、“命里注定”,就是这种心理防御机制在起作用,他们期待冥冥中有一个人所不能控制的所谓的“命运”来把他们所受到的挫折找到合理合法的解释。 把“星座”的预测与自己的理想相结合,用这些说法使自己为了实现理想的行为找到一个合理化的依据,或者说,年轻的大学生是在为自己的梦想(Dream)而努力,在这样一个寻梦的过程中,尤其是对于那些追求一些目标却又信心不足的人来说,“星座预测”给了这类人一种精神和心理上的支撑和行为依据。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这种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又不完全是迷信,而是一种自我实现、自我预言、自我印证,它强化了目标意识,使个人会更努力的朝他的理想迈进。 由青年群体的特有的,在生活各个方面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这也是最普遍的一种心态。青年大学生在今后的生活、学习、爱情、工作等各个方面均还是个未知数,所以他们追求一些确定的东西,希望可以对自己的未来了解、掌握。而青年人特有的好奇、追求新事物的行为也会在“星座预测”中找到其合理的解释。
如何让一个学生主动的学习,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运用心理学,改变以往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准确把握学生心理,将心理学巧妙地运用在教学方法之中。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有关心理学的论文2500字,希望大家喜欢!
《现代认知心理学与物理教学》
摘 要: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应用于教学研究便形成了现代认知派的学习论和教学论。该理论认为,教学的核心就是培养学生的迁移能力,教学中要重视迁移能力的培养。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对新学习的影响就是迁移,在培养学生能力的时候,重点培养学生迁移能力。
关键词:现代认知心理学 学习论 教学论 迁移
现代教学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教学研究必须以心理学的研究为基础。我们要突破传统的教学理论,用新的教学思想来指导教学改革,要关心心理学研究的进展。当今世界上较有影响的教学流派都是以心理学的理论为根据的。我们研究物理教学改革一方面要根据我国的国情,从实际出发,另一方面也要了解各国心理学、教育学、教学论的新发展和学习他们的新成果。本文想对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做个简介,以期对物理教学研究与改革提供一些启示。
一、现代认知心理学简介
1.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兴起
从20世纪50年代起,不少心理学家看到研究认知、智力和思维的重要性,开始了对认知心理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学派,叫认知心理学派。与此同时还出现了行为主义的心理学派。它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只研究人的外显行为,拒绝研究人的感性认识,认为心理反应是外界刺激的函数,否认人的自觉能动性,认为一切反应都是刺激的结果,把人的心理水平降低到动物的心理水平,因而心理学内部的理论发展发生了矛盾。现代认知心理学正是这种矛盾的产物,它的产生主要原因是心理学自身发展的继承,具体表现为既是对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否定,同时又是对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继承发展。行为主义为了研究人的刺激反应规律,曾设想构成一种“有意识的机器”表明人的活动。现代认知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也是把人设想成机器,把人看成是有意识的计算机,认为有机体的行为不完全取决于刺激,还受目的的指导。同时现代认知心理学还继承了行为主义心理学从观察行为入手进行研究的方法,也强调了采用实验室受控制的实验观点与方法,依靠实验去类比真实世界,事先有系统地引进动因,根据反应推证出人的认知过程的规律。
2.现代认知心理学理论的基本观点
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人不是机械地接受刺激和做出反应的被动实体,而是有选择地获取和加工环境刺激的有机体。人对刺激的反应,要经过一连串的心理转换活动实现。把人的认知过程和规律用计算机进行类比和模拟,认为人脑和计算机的信息加工原则是一致的,两者都是把信息看作符号加工系统,把人的感知、记忆、思维、行动看作计算机的输入、储存、编码、输出等环节那样构成了完整信息加工系统。它根据计算机的设计程序来分析人的思维规律,认为使用科学手段主要不是去观察、改变或塑造人的外部行为,而是去分析人的认知程序结构和规律。
它之所以能取得心理学的突破性进展而受到人们的重视,是由于它冲破了行为主义对心理学的禁锢,抛弃了“凡经验不能证实其真伪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的观点,使心理学从只研究外部行为,转向研究内部心理机制,从行为主义强调研究“没有心理”的心理学,转变到重视认识的过程研究,把研究意识与行为统一起来,认为行为完全由外界环境决定,把精神现象还原为物质现象,排除了意识成为行为原因的可能性。它认为人是主动的信息探求者,人在发生外显行为时有其内部原因,明确以研究人的认识的高级过程为对象,揭示了人的思维规律,使心理学与人们的实际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
二、现代认知派的学习论与教学论
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应用于教学研究便形成了现代认知派的学习论和教学论。
1.现代认知派的学习论
认为学习就是认知结构的同化和顺应过程,即每个人认识世界都以一个遗传性的图式为基础。如果对所遇到的事物加以同化,就丰富了原有的图式,引起了图式的量的变化,改变了原有的图式或建立新图式,以求新的平衡,这个过程叫顺应,它将使图式发生质的变化。因此,以遗传性图式为出发点,利用同化、顺应来达到平衡,这就是学习的实质。
2.现代认知学派教学论
首先提出了影响学习的各种因素。一是学生本身的智能因素:即认知结构,智能的差异,动机与人格。二是非智能因素即情境外因:教师、教材、班集体、社会影响。这些诸多因素中核心因素是学生认知结构对学习的影响。其次现代认知派教学论认为教学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迁移能力,原理与态度的迁移应该是教学过程的核心。
三、现代认知心理学对物理教学改革的启示
在物理教学中要重视迁移能力的培养。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对新学习的影响就是迁移。物理学是研究物质运动普遍规律的学科,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因而有十分广阔的迁移天地。物理学的学科迁移已屡见不鲜,如生物物理,物理化学等。在研究方法上,物理实验方法被广泛应用,如心理实验、社会试点等。因而如今在大家都强调培养学生能力的时候,如果在物理教学中突出抓住培养学生迁移能力,比起其他学科来有更大的意义,而迁移能力又可为其他能力的形成打下基础。那么,怎样才能有利于塑造、培养学生迁移的认知结构呢?
1.改革教材,促进迁移
学生的认知结构与其知识结构是密不可分的。认知结构是从教材的知识结构转化而来的,好的教材结构有利于简化知识,以便突出那些最具生命力、最活跃、最有价值的知识,有利于知识的运用和迁移,以便充分发挥知识的功能。具体来说,物理教材的知识结构,首先要使学生把握住知识的组成与框架,以便有一个整体概念,了解其相互关系和来龙去脉,这样才有利于把握知识的发展和应用。再者,要有清晰的的逻辑关系,逻辑关系清楚,学生才可能做到扩深和展开,如全部经典物理学就是按照因果关系展开的。同时要注意方法与教学手段的体现,以上所述处理得好将会十分有利于知识的迁移,因此,如能形成一部有独特知识结构的新教材,对物理教学的改革将有重要的价值。
2.在物理教学中要重视演绎推理的运用
当前在物理教学中,人们习惯也重视从特殊到一般的推理过程,特别是实验归纳的方法。这是必要的,也有很大的作用,但它毕竟不是全部的推理方法。同样要看到,从一般到特殊的推理方法也有重要的作用,不重视演绎推理的运用和培养,就不利于学生迁移能力的培养。
3.教学中要注意促进知识的横向联系
知识的迁移既表现在纵向的迁移,也表现在横向的迁移。纵向的迁移主要表现在知识的深度上,物理教学中传统的习惯都比较注意追求知识的深度,而且认为有了深度就可以带动广度,因而有忽视知识间的联系的倾向,表现在物理教学中过于追求严密、完整和定量化,过于强调要掌握好概念、规律本身,对于它的来龙去脉,发生发展及相互之间的联系,就有所忽视。因而在物理教学改革中应该强调的是加强概念和规律之间的联系及章节之间的联系、学科间的联系与渗透,以促进横向的迁移,达到以知识的广度促进深度的目的。
4.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生认识的逻辑结构
现代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知识是分结构有规律的,同时强调人的知识也是有逻辑结构的。真正抓住物理学习的逻辑结构,知道物理学是怎样由概念、规律组成了理论体系,对于促进这种理论的迁移是极为有利的。
(作者单位: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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