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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圣经对西方文学的影响
摘 要：《圣经》和西方文学两者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圣经》除了是众所周知的基督教的教义，此外还是西方文学进行创作的重要源泉之一。《圣经》成为西方文学的创作源泉有着其独到的原因，这便是其自身较高的文化价值与艺术魅力。本文主要从《圣经》的文化价值入手对其本身的价值进行研究，并对《圣经》成为西方文学创作源泉的原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
关键词：圣经;文学价值;西方文;影响
一、 对《圣经》作为西方文学创作源泉的原因分析
《圣经》中表述了人间的是非曲直和过失罪恶，都充分反映出了人类内心的悲喜哀愁与理想，使人类更深入的探索人生命运与人生价值的哲理。《圣经》中运用的语言简洁、明快，极具感染力，易于接受;而且其中涉及到的体裁纷繁众多，包括 神话 故事 、 寓言故事 、 传说 散文 、杂文、诗歌、小说等;此外还包括演讲、书信等内容;《圣经》的内容中一般都蕴含着和平民主、公平正义的思想观念，这也是十几个世纪以来文学家能够借鉴它的创作题材的原因所在。而且，《圣经》在其叙述的结构、 文章 的体裁、文体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其中运用的修辞手法等多方面都具有着较高成就，同时也积累了许多成功的 经验 。其中的文学贡献更是为后世的作家提高道德信仰和信仰熏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圣经》的文化价值在西方文学作品中体现
《圣经》作为经典之作，对西方的文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圣经》中所包含的一些神话故事、寓言故事、传说散文、杂文、诗歌、小说等作品，都可以说是文学方面比较成熟和突出的的文学典范。《圣经》中所蕴含的思想文化、 名言 警句也是充分体现了西方文学各方面的语言文学特点。
(一)《圣经》的文化价值在西方文学作品《神曲》中的体现
但丁作为意大利的著名诗人，在中世纪末期所创作的作品《神曲》中，冲破了传统教学的呆板束缚，沉重的打击了中世纪所倡导的世界观，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的思想光环――人文主义。而其中的一些思想文化都是在《圣经》中得到的启示，由西方国家历史上对《神曲》高度定位，以及视《神曲》为精神食粮的表现，都可见《圣经》文化价值的充分体现。《神曲》独特的创作时期，以及独特的创作背景，都是由于这部作品是创作于但丁被流放期间，它所采用的是中世纪较为流行的梦幻文学方式，但丁根据自己梦游三界时的所见所闻及所感，创作出了一部可以分为《地狱》、《炼狱》与《天堂》三部分的叙事长诗。而在《神曲》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但丁对《旧约》与《新约》中的启示、说教、福音、象征等内容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以及自己据此的感想。从寓意上讲，《神曲》所采用由地狱至炼狱，再到天堂的整个过程，与《圣经》之中神学宣扬的人所具有的精神道德都是相互契合的，而整个的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文化与《圣经》中所讲的神学理论是相通的。
(二)《圣经》的文化价值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体现
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戏剧家、作家，一直竭力在生活中和作品中宣扬《圣经》中所体现的博爱与人爱的崇高基督精神。虽然，莎士比亚是一名作家，但是同时作为思想家的他能够对《圣经》的内容能够熟练掌握运用。这些都充分体现在《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早期悲剧的作品中，通过详细的阅读，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与《圣经》相似的原型人物，比如说，劳伦斯神父就是《圣经》的基督精神的博爱的化身，剧中两仇家能够言归于好，正是通过神父的竭力劝说之下才得以实现的，这种体现理解与宽恕的基督精神正是《圣经》文化在剧作中的真实写照。而另一部巨作《哈姆雷特》中更是多次引用《圣经》的一部戏剧。据官方的专业有效统计，莎士比亚的每部戏剧对《圣经》的引用都要多达14次，更不用说其中对基督精神的充分体现。尽管莎士比亚剧中所描述的人物大多都是要受尽磨难，甚至失去生命，但是，在利己主义盛行、泛滥的环境下，它所包含的博爱与仁爱的思想都体现出了作家对剧作中所有人物的美好期望和坚定信念。而且，莎士比亚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具有强烈的想要重新创建理想社会的人际关系的美好愿望。
(三)《圣经》的文化价值在清教徒文学中的体现
资产阶级革命在17世纪的英国“清教革命”外衣下爆发了，清教徒文学也应运而生。清教徒文学产生的独特历史背景，致使清教徒大多以《圣经》为思想武器，以圣经的基督精神在人们心中的崇高位置为基础进行革命观点的宣扬，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当属约翰弥尔顿。弥尔顿创作的《力士参孙》、《失乐园》与《复乐园》的作品中大多都是以《圣经》作为创作源泉。《力士参孙》出自旧约，这部巨作中所描述的故事是参孙把大柱撼倒的复仇故事，反映出了参孙在复仇过程中自己纠结而痛苦的内心世界，从中体现出参孙视死如归崇高的人格精神。其中“撒旦反叛”的故事取材于新约、“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出自于旧约。在撒旦反叛这个故事中，撒旦所进行的法抗的行为得到了高度的赞美，而弥尔顿笔下的上帝却被形容成为暴君，作品中对上帝进行歌颂的诗句相对于其他的描述显得极其苍白无力。相反的，对于反抗者撒旦的描述却是充满激情和热情。因为作品中作者塑造的撒旦的形象，淋漓尽致的体现出了清教徒在这独特历史背景下坚持进行革命的思想。这些长诗都成分体现了《圣经》的文化价值，同时《圣经》也是这些文学作品的创作源泉，巧妙的借助了文学创作的寓意与象征手法，在这独特的时代背景下充分表现出了中世纪独有的时代精神风貌。
(四)《圣经》的文化价值在启蒙文学中的体现。
回顾整个西方历史，封建思想迷信的破除要归功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这次运动使当时受蒙昧的思想受到了启迪，同时对启蒙思想的广泛宣扬，促进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启蒙文学产生后，由于广为接受使用，便迅速成为西方文学的发展主流。这个时期，西方涌现出很多作家、诗人和戏剧家。这个时期伟大诗人拜伦创作了诗剧《该隐》，该诗剧的创作源泉是《创世纪》之中“该隐杀弟”这则故事。而德国大作家歌德就其本身来讲，是反对宗教主义的，但是他的作品《浮士德》却借用《旧约》中的故事“天上序幕”，这其中就体现出了歌德人生观中的进步与积极的进取精神方面。在浮士德作品中的最后的一幕，歌德受到《圣经》的启示，经结局中的恶魔的失败归功于天使使用的爱火，从而使浮士德的灵魂得到了救赎与拯救。歌德在作品中人物名字的更改更是体现了辨证、善恶的哲学思想。
(五)《圣经》的文化价值在近代文学中的体现
圣经的广泛影响并不只是存在于我们所周知的著名文学作品中，在近代西方的众多文学家中，不论是否信奉基督教，他们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基督教博爱思想的痕迹。典型例子有丹麦的安徒生童话，法国作家雨果创作的《悲惨世界》与《巴黎圣母院》等。这些作品中都充分的体现了基督教所倡导的博爱、仁爱的高尚基督精神，体现了人们高尚宝贵的精神。
参考文献：
[1] 王箐.《圣经》对西方文学的发展[J].学理论，2013.
[2] 殷红梅.《圣经》与西方文学的影响[J].时代文学2011.
大众文化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分析
摘 要：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当前人们逐渐对我国当代文学事业的发展重视起来。众所周知，大众文化是当代文学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表现形式，同时大众文化也是一种较为具体的商业文化，所以在进行大众文化宣传和大众文化学习的过程中应该遵循相应商业守则，但是此时往往会导致相关文化作品坐着物化状况产生。实力强劲大众传媒会与对应文化作品创作者二者之间形成主引导和被引导模式，应该了解到，大众传媒是主引导者，而文化艺术则是被引导对象，此种状况产生就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化艺术内在具体艺术规律造成影响，所以我们应该正视当代文学大众化现状。本文针对当前我国当代文学发展趋势，将大众化对当代文学所造成的影响进行详细分析和阐述，希望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贡献出一份力量。
关键词：大众文化;当代文学;影响分析
受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影响，生产逐步代替创造，模仿手段和复制策略等相继代替了想象和灵感，之前传统艺术的主要目的已不在是单纯表达内心情感倾诉，同时也不会起到宣泄审美情绪与宣泄审美冲动，并在此基础上也不会展现文学本身生命与文学本身活力，依靠文学获取相对利润已成为当前一种需要。文化行业领域中策划概念逐渐被当代艺术家所异化，我们所谓的策划就是要摸清行业市场需要和对应消费者心理，也要考虑到社会主义市场因素对其造成的影响，综合上述各点才能正确实施后续文化生产。
一.大众化文化对艺术产生异化影响探究
(1)大众文化得以生存的主要基础就是其能够有力依托现下市场规律和基础市场商业原则，这就会致使艺术逐渐沦为人们赚钱工具和赚钱手段，其同时也不会服从审美需求和文学创造本性且不会迎合逛到人民群众对文化的具体要求，在产生异化性的基础上也会走向平庸和媚俗。
文化艺术本性和文化艺术旨趣以及相关文化艺术功能等都会产生本质性变化，之前的文学艺术形式是较为张扬和自由的，现在却变成了千篇一律模式和消遣娱乐模式，这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文化异化和艺术异化和文学异化等。我们应该了解到，当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会受到外界因素影响，此时的文学艺术创作不再是独立存在的一种精神领域，同时此刻的文学也不再履行相关批判职责和对应否定职责等，现有文学艺术形式只是单纯证明自身存在力与对社会引起的整体作用和效应，换个角度而言，这是一种及特殊自灭现象。
(2)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文学形式的不断更新，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速度和生产数量急剧提升，此时大众文化产品规模复制越来越有其基本必要性，大众文化产品由有关机构大批量生产也逐渐成为可能。但是在此过程中此种大众文化产品标准化生产模式则会放弃艺术本质以及轻视文学艺术的重要性。
大众文化作品逐渐走向当下流水线生产模式当中，标准化文化生产线和模式化文化生产线二者都会设计出较为固定的大众文化标准情节和大众文化具体人物以及大众文化基本组织结构等，相当于机械制造首要必备零部件一样，之后可以不许投入大量人力进行批量生产，标准化文学作品生产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学作品表现力和文学作品 想象力 ，其彻底扼杀了艺术作品创作的自由行和作品本身个性，艺术作品逐渐成为简单产品制作。大众文化的消极性思想不言而喻，其与当代文学格格不入，大众文化消解了艺术作品的艺术本质和艺术自由以及艺术个性等，将相关文学艺术正能量转化为异化反动力量。
二.大众文化对当代文学作品的异化影响分析
广义来讲，在大众文化的具体影响之下，当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变化。文学作品生产明星化、文学作品生产类型化、文学作品生产符号化和文学作品低俗化都是当前文学几种主要特点。应该了解到，大众文化以一种较为强势艺术话语，大众文化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程度也是越来越深，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当前文学艺术形式和文学行业基本格局以至其产生异化。以下是大众文化对当代文作品异化影响的几个方面：
1.文学作品明星化
文学作品明星化现状致使造星运动不断向前发展，大众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就是现下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但是我们平常所熟知的文化产业是建立在当代明星机制基础上的，文化产业依托大众文化促进造星效率。书商是一个新词种，其是通过具体明星塑造形式来完成产品包装和产品发行的，之后在此过程中赚取丰厚利润，一些现代文学作品创造者和文学艺术家在媒体中多次出现，但是群众粗制滥造呼声越来越高，但是这也并不妨碍此类文作品创造者和文学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书商包装对象的产生并不是一个好现象，其大大降低了文学作品质量，大众文化的不断完善和大众文化对文学作品内容的影响，文学作品生产明星化已经是一种发展趋势，书商会在挖掘商机的过程中寻找相关潜力目标，一面培育一面进行包装以促使当代我国文学市场运作模式产生。需要注意的是，大众文化作品明星化而已给书商带来丰厚利润，但却有力反映出文学精神逐渐衰退，文学作品创作者和文学艺术家不断被人们所关注，这就会产生作家被关注度远远超于文学艺术作品的被关注度现象。
2.文学作品创作类型化
文学作品创作类型化在某种程度上消弭了文学艺术作品的基本个性，在大众文化影响之下，文学作品创作类型化会对相关文学艺术作品创作过程进行全方位渗透，其中侦探小说体裁和言情小说体裁以及武侠小说体裁等都会在作品内容结构模式中发生较大变化，只需将之前铺垫好的材料进行对应位置填充就可完成一部作品。
广义而言，文学作品创作主要包括作品人物、作品情节和作品语言以及作品构思几个要素，但是上述四种要素均出现了类型化发展趋势。文学艺术作品类型化的不断发展就会产生文学符号逐渐象征化现状，大众文化会致使文化艺术作品符号化现象产生，使得文学作品本身内在具体表达含义和文学作品本身人文精神等皆被抽空，文学成为一种表面创作行为且并无文学艺术价值可言，还有就是符号象征意义的文学作品为成堆泛滥，其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文学艺术的个性创作，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文学批判净胜有所降低。
3.文学作品趣味低俗化
就文学作品趣味低俗化而言，其是缺乏一定人文关怀在里面的，我国当代文学作品中低俗文学艺术作品占有相当一大部分比例，发掘本能和发掘刺激才是真正的生活，显然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具有大众趣味低俗化文学艺术作品会通过生产人欲望和要求等提供相应代替性所求以至达到我国中产阶级消费需求和消费理念的具体要求。较为常见趣味低俗作品代表模式就是现身说法，现身说法模式虽能讲述人类本身故事使人类本身被发现和被挖掘，但是大众文化的出现却将其污染，这种纯洁艺术作品被应大众文化应用到赚取作品利润上。我们应该摒弃这种趣味化宣传模式和低俗化创造形式。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当代大众文化对现有文学基本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其具体表现在与大众文化能够使文学创作者和文学艺术家在进行作品创作过程中更加关注普通大众的生活，艺术作品功能和文学作品功能二者均向消费性方向与娱乐性方向转变，现下文学艺术作品的基本流通方式也呈现出明显的商业化发展趋势和发展走向。但是此时往往会导致相关文化作品坐着物化状况产生。实力强劲大众传媒会与对应文化作品创作者二者之间形成主引导和被引导模式，所以我们应该正视大众文化发展现状，摒弃消极文学思想以达到正能量传递的主要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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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朝霞.当代文学的失落与曙光[J].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 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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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理论研究论文
一、理论视野开阔
《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一书的主题无疑是讨论大众文化，其所采用的方式是研究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作者为什么选择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作为研究的主题呢？在作者自己看来原因有二：其一，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对于分析当代中国文化现象有借鉴或应用价值；其二，费斯克又是当代文化研究转向途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研究他的文化理论必定会从纵横两方面牵涉到国外文化研究思潮中的其他人物的文化理论[1（]p392）。在这里作者将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置于西方诸多文化思潮的大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大众文化就显得视野更加开阔。法兰克福学派、新葛兰西主义、文化民粹主义、以及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的思想不时在文中被引述并作出评判解析，使读者不仅可以了解这些文化研究学派的思想，而且使读者更加明了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与其他文化研究学派之间的关系。正如作者所说：“本书通过与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家的纵向关系的比较，以展现费斯克理论的传承关系和变化特征；通过比较与同时代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家之间的横向关系，以展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状况；通过与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文化工业理论或群众文化理论的比较，以凸显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与它们的差异；通过与巴赫金、巴尔特、福科、德赛都、布尔迪厄等英国文化研究以外思想家的比较，以发现费斯克与它们的理论源流关系”[2](p47-48)。正是在这种尽量与诸多理论的相互比较的宏大理论背景下，作者解析大众文化的方式并不是简单的定义式，也不是依从一个大众文化的研究学派的理路展开分析，而是在比较中，以理性反思的方式充分解析不同大众文化理论的利弊得失，从而使大众文化的多维层面被揭示出来。如此立论，使《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一书就不仅仅作为解读费克斯大众文化理论的著作，而是一部反思整个西方文化理论的著作。正如俞吾金教授在此书序中说评价的那样，这部著作“围绕着英国学者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这一轴心，全方位地向我们展示出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的绚丽画卷。这幅画卷内涵丰富、主题突出、色彩缤纷、运思巧妙，是近年来很少见到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力作”[3](p1)。
二、文本解读深入
仅仅有宏阔的理论视野对于一篇好的作品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问题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背景中，必须要深入所面对的论题。陈立旭教授《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一书所面对的论题是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因此，全书的重点就在于深入解析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作者所采取的解读方式虽然仍然延续着国内通行的文本解读的方式，对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的研究文本展开深入解读，但这种解读又超越了单向度的仅仅停留在文本上的理解，而将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置于整个西方文化研究转向的背景中，并时刻对比法兰克福学派以及伯明翰学派其他人物对相同问题的看法，同时加以比照、分析、评述。因此，这样的文本解读就不仅仅就文本来谈文本，而是就问题来谈文本，跳出文本谈文本。这样开放的文本解读，使读者不仅可以了解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而且在诸多相关理论的比照下，可以深化对费斯克理论文本的理解。作者对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相关文本的深入分析不仅始终是开放式的，而且力趋在整体性上、总体性上把握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观点新颖、创见颇多，而且在文化研究领域对其观点持同情、赞扬、唱和、肯定者有之，对其观点持质疑、批判、非议、否定者亦有之。因此，要想客观公允地解读这样一位争议颇多的思想人物绝非易事。作者面对这样的困难，毅然将诸多争论化解在对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总体性、整体性认识中，以问题为主导线索梳理和剖析费斯克的基本观点和思路。顺着这样的文本解读理路，作者从理解和界定大众和大众文化、财富的流通与意义和快感的流通、大众文本的特征、大众的辨别力和生产力、大众文化的政治潜能等五个方面重新从总体性上勾勒了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基本要点，从而使读者通过这部著作可以拨开诸多迷雾、全面深入地洞悉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精髓。总之，陈立旭教授的《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一书在西方理论文本的解读方面可以说别开生面，既克服了单向度的就文本谈文本，又克服了不同争论对解读文本的干扰；正是作者坚持的开放式文本解读和总体性、整体性的思想把握使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更加全面鲜活立体地呈现于读者面前。
三、反思面向中国语境的大众文化研究
对于一个西方文化理论的研究者而言，能够透彻全面地解读思想文本似乎已经足够了。但是，对于一个长期面向中国现实的文化问题展开研究工作的学者来说，这还是远远不够的。陈立旭教授长期从事于中国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研究，其时时萦怀的学术兴趣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上”[4](p391)，因此，仅仅解读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决不是作者的最终旨趣。正如作者在书的后记中所坦言的那样，其展开费斯克研究的用心在于：把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之文化工业/群众文化理论与费斯克为代表的文化研究之大众文化理论接合起来，将之导入中国特殊语境中以观察大众文化现象[5](p393)。简要言之，以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成果，展开面向中国语境的大众文化研究正是作者的良苦用心。明了这一点，我们再去阅读这部作品，不由得对作者产生更多的敬意。书中作者不停地解析和评述西方不同的文化研究流派，不断地探究不同思想流派的利弊得失，其最终努力反思的则是这些理论如何才能为面向中国语境的文化研究提供值得借鉴的理论视角。那么，如何才能展开“面向中国语境的文化研究”呢？在作者看来，需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其一为单一性引介西方文化研究某一流派，并以此片面的理论资源为圭皋解读中国文化现象；其二为无视中国语境，不经转换而生吞活剥地搬用西方理论分析中国文化现象，以致牺牲中国地方性事实、造成批判语境的错位。第一种错误倾向在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界主要表现在对法兰克福学派过度依从，可以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已经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面貌。然而这种单一的引介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解析中国文化现象，不仅一定程度上脱离中国现实语境，而且也不能为我们分析中国文化问题提供更全面的理论视角。
在西方的文化研究界，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具有强烈的互补关系，所以，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领域在引入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同时，显然还需要进一步引入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尤其是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只有这样，才可能对于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有比较全面的分析和理解。陈立旭教授正是从弥补这一理论缺陷出发，积极引入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以期矫正法兰克福学派对中国理论界的单一影响，从而使中国的文化研究界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并对原来的研究思路和叙事思路做出深刻的反思和必要的修正。至于第二种错误倾向即批判语境错位的问题，作者在整部书中不停地展开反思和追问。近代以来，整个中国的理论界就面临着引介西方理论的困境，这种困境集中表现在：这些引自西方的理论或思想如何与中国语境、中国实情、中国的地方性实证经验相结合并贴切入微地分析中国现实问题？这一问题解决与否关系着一种来自西方的理论是否真正能在中国落地、生根、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对于这一问题，《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的作者陈立旭教授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反思意识。他一方面认为，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中国本土化的大众文化理论不可能在自外于其他国家和民族文明的基础上有所建树，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脱离中国语境、照搬照抄、生吞活剥式地、不经转化地运用西方的某一理论分析中国的现实也必然是错误的。那么，如何真正切实有效地展开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呢？作者的理论探索告诉我们，出路只能是：对诸多引介的西方理论展开全面深刻的反思，并立足中国现实进行面向中国语境的大众文化研究。总之，《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一书不仅为我们反思如何研究中国文化现象提供了一个契机，也为我们展开面向中国语境的大众文化研究指明了方向。
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论文
论文关键词: 大众文化 快感 文化工业
论文摘要: 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以凸显大众的主动性、创造性、抵抗性而著称，强调大众从文化消费中获得的“快感、意义”，并挖掘和研究了大众文化的权力运作机制与文化抵杭过程。但这类文化研究在刻意强调平民的文化抵抗的积极意义时，忽视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依然普遍存在的政治经济上极端不平等的事实。
一、约翰·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思想渊源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直接利用了两种当代思想文化资源。其一是法国文化理论家德塞都的学说。德塞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一书中强调，被支配的社会集团可以通过采用某些策略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体系中夺取某些局部的利益。他指出，尽管大众文化的消费者不能控制它的生产，但却能控制它的消费。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商品不仅是消费者接受的对象，也是接受者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材料。接受者可以在使用过程中颠倒其使用价值和功能，使之部分符合自身的利益。任何大众文化形式在它企图施加控制的同时，都会导致颠覆或抵抗。费斯克利用的又一思想资源是八十年代出现的“快感”理论，它直接受惠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这种快感理论把快感看作是一种对等级秩序和权威控制进行抵抗的重要资源。但对费斯克快感理论更重要的支持则来自于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对身体快感的论述。巴特认为，身体是脱离意识形态的，因为它是自然而非文化的产物，这样它就成了抵抗文化控制的最后一个据点，身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抵御意识形态的有限的空间，属于身体的快感也就成了意识形态的对立物，具有了积极意义。
二、约翰·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费斯克正是在吸收了德塞都、巴赫金和巴特等人的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与法兰克福学派针锋相对的大众文化理论。在此之前，关于大众文化最集中、同时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论述来自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对大众文化采取了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大众文化的这种商品化、标准化、单面性、操纵性和控制性，压抑了人的主体意识、创造力和想象力，助长了工具理性，进一步削弱了在西方业已式微的“个体意识”和批判精神。
费斯克首先批驳了阿多诺等人关于“大众”的观念。阿多诺等人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长期推行的非个性化和齐一化，大众己经变成了一个单质的整体。费斯克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大众并不是一个单质的`整体，而是包含了各种由于利益关系、政治立场和社会联系形成的群体，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组合。他指出“关于大众化的任何讨论，都必须考虑内部的各种对立力量”，“尽管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具有同质化的力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从属群体仍然保有相当多样的社会身份，而这要求生产与这些身份想适应的不同的声音。”如果大众是复杂和多元的，大众文化要在广大的人群中流行，就必须适应复杂和多元的需要，因此它自身也就必然是复杂和多元的。然而，法兰克福学派正是忽略了大众文化的这种复杂性。 费斯克进一步指出了大众文化这种复杂性是如何生产出来了的，提出了著名的“两种经济”说。他承认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属性，同时他又指出，这种文化不同于一般商品，他不仅在财经经济体制中流通，也在与之相平行的文化经济体制之中流通。前者流通的是金钱，后者流通的是意义与快感。从财经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大众文化的接受者完全是被动，因为在财经经济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接受者自身也变成了商品。费斯克指出，大众在这种意义和快感的生产当中创造出一种“大众文化资本”。这种“大众文化资本”包括从属阶级可利用的意义和快感，以表达和促进他们的利益，其表达方式有多种，不过都是处于与主导力量相对抗的位置。在费斯克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德塞都和快感理论的影响。
三、质疑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
首先，菲斯克的“快感”理论宣称快感和意义的生产是从大众文化所提供的资源中进行的。文化工业所批量炮制的流行文化在费斯克看来就是人民自己的文化，是人民颠覆和反抗资本的有利武器。在他看来，商业流行文化从本质上讲即使不是激进的，也是进步的。因为他在人们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了活力和创造力，因而也从中找到了社会变革的机会和动力。两个薪水不高的女秘书在高级成衣专卖店，将店里的衣服随心所欲的试来试去，在镜子里和对方的眼睛里享受了自己“窃来”的动人形象，随后换了衣服从容而去。依照费斯克的观点的阐释，她们如此这般的共同颠覆了店主和厂家赚钱的本意，打破了商店通过内部摆设诱惑消费者购买的企图。这也是说，没有经济实力去购买实实在在的商品，那么就请消费它的形象和影子。
需要指出的是，快感的获得是以政治经济基础为前提的。费斯克将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权力混为一谈，资本的支配权与普通人在市场上对商品行使的选择权当成一回事，无视商品的选择需要购买力支撑这个基本事实。“买不起”与“选择不买”，二者所获得的快感是根本不可相提并论的。“买不起的人”在费斯克的理论中成了“选择不买的人”，而且这些人仍然能够享受到选择的快乐。当然，没有人能够否认消费给人带来的快感，社会学分析也正是在追究谁还有更大的政治经济基础去从消费中获得更大更多的快感。以费斯克为代表的这类文化研究在刻意强调平民的文化抵抗的积极意义时，忽视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依然普遍存在的政治经济上极端不平等的事实。以轻松惬意和机敏诙谐的符号学分析替代严肃的社会分析，结果肯定是对社会现象的严重误读。
看上去很美而已为数不多的一些时候，会和周遭同学聊起童年。其中自然会有许多趣事，或是隐藏多年的小秘密。而谈话结束时通常笑言，小时候可真傻。并且对那时的老师，给予极低评价。这是全国惯例，所以不能单从人格方面分析言论的起因。或许张元的《看上去很美》可以给出一个模糊答案。因为王朔，影片注定了不会按照常理出牌，即便这只是一群小孩的故事。王朔此人，他批判与嚣张的本性在当年痛斥金庸的事件中早已暴露无疑。同样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阴暗的人，但我愣是没看出来《看上去很美》里的温暖和感动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这根本就是一个黑色童话，幼儿园和孩子们是童话的表层架构，隐藏在内里的，还是那些沉重且无奈的东西。比如打小报告。这种情况在影片里出现得不算多，却让人记忆犹新。我记得自己小时候，最痛恨的就是打小报告，我们有许多秘密的相互渗透的团体，但都拒绝任何与老师“狼狈为奸”的人加入其中。即使到了今天，那些曾给老师通风报信的同学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也很难说是正面的。在漫长的不晓人事的童年里，老师是绝对统治者，有权利干涉一切即使与之无关的行为，定下苛刻标准，并强制执行。这些被同龄人广泛排挤而实质上什么也不懂的小“奸细”们，也许他们的最初动机，仅仅是为了老师一个赞许的眼神，却变相成了学生们与老师或者与教育制度冲突中的牺牲品。比如潜规则。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群体都存在潜规则，在儿童世界里，或许这只关系到跟谁玩和不跟谁玩。简单直接，但不能例外。于是电影里我们时常看到主人公方枪枪形单影只、孤身奋战。这种说法丝毫没有夸张，因为确实，方枪枪由始至终没有成功进入到任何一个小团体里。并不是他不够好不够吸引力，仅仅因为他是后来者，而他的伙伴们没有足够勇气，战胜自身可卑而又强大无比的从众心理。比如误导。影片中最令我震撼的一场戏，是方枪枪当着全园小朋友脱衣服，引来哄堂大笑。场景如此突兀，孩子们本该天真的笑声此刻听起来刺耳至极。他们不知道取笑别人是错误的行为，只是觉得有趣而已。可是没有人指责，那个面容可憎的李老师说：“你就慢慢耗着吧，做不好你就别下来。”语气冰冷。这个角色几乎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讨好的地方，而另外一个唐老师却几乎成了“真善美”的化身。这大概是张元一直以来都把握得不太好的人物刻画，不过我们姑且把它理解为孩子的视角——他们通常一叶障目。还有就是，权利与利益。影片中权利的象征有许多——总是打人的调皮小孩和他的领导父亲，笑起来跟巫婆没什么差别的幼儿园园长，当然还有说话尖刻的李老师。基本上，他们的每次出现都意味着打官腔和强制性命令的下达。利益的象征是小红花。老师们管教孩子惯用的手法只有两种，奖励小红花或者扣除小红花。紧接着导演就让我们看到了一张张可爱的小脸蛋为这种红色小纸片趋之若骛的表情。最近时常听到身边的人抱怨，说这个国家的人民过于擅长明争暗斗、阳奉阴违，报纸上也时常出现“社会呼唤诚信”之类的大标题。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些理解为人口众多而资源贫乏，至少从儿童教育上，从儿童教育者李老师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神态上，就可以找到端倪。对了，影片的英文名是“Little Red Flower”，我相信它是个多义词。张元还是没能摆脱第六代的潜在悲观意识，对于一个追求上进的导演来说，有点遗憾了。虽然“看上去很美”的前三个字总让我觉得它跟中国的教育者脱不了干系，可我还是忍不住想，电影拍成这样，会不会并非张元的本意？也许他要的，只是一个简单明媚的故事，用纯美孩童勾起我们于幼年生活的美好追忆。不幸的是，我们的主人公方枪枪如此聪明，接收能力超凡，他迅速完成了由弱者到幼儿园园霸的角色转换，同时让我们毫无遮掩地，目睹了他迷失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他自己一无所知。关于影象的风格，我一点也不觉得它干净写实。《看上去很美》的色调更像是一部落伍的老片，一如影片本身描绘的仿佛早已成为历史的幼儿园。没有过多刻意做作的类似贾樟柯的时代细节描写，真好。孩子们的天真笑容，也足够使中国的观众不用再面对《小鬼当街》望洋兴叹。最美的一个镜头，是方枪枪的梦境。他光着身子，走到操场上撒尿，那时下着雪，天地一片雪白。这也许才是人生命之初，最简单和真实的写照。可我们知道，过不了多久他会醒来，并且学着自己穿衣服。小三即日。成都雨过天晴。
大众文化在全球性的文化进程中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美国好莱坞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在全球文化市场中占据垄断地位，而且它还在不断地更新和发展。这启示我们，一个国家文化的影响力一方面在于经典和传统文化的弘扬和推广，在于核心价值的展开；但同时大众文化的国际性影响也是一个关键。从大众文化，人们可以领略一个民族当下的现实和来自当下的想象力及创造力；从大众文化，人们可以感受一个社会和其他社会沟通和对话的直接可能。一个国家的形象既来自它高端的精英文化，也来自被视为“低端”的大众文化。高雅和深刻文化的跨文化理解往往对于其他文化中的人来说更加困难，而大众文化的鲜活和直接往往可以形成“健康”“乐观”，充满活力的印象。电影《阿凡达》的成功，不仅仅是电影艺术表现方面的问题，而是在大众文化领域中，掌握、设定议题和议程的能力、科技能力、艺术经验的全面结合所带来的全球性影响。大众文化有三个特点利于跨文化和跨地域的传播：一、形式较少文化障碍，较少文化折扣，易于理解和熟悉。有更广泛便捷的传播路径。二、大众文化表述价值观往往通过感性的传播入情入心，有更生动具体的传播效果。三，大众文化更能让人了解一个社会当下的现实生活，有更实在生动的传播感受。大家谈起中国文化“走出去”时，往往想到的是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现实的大众文化其实也是“中国制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展开的积极面也可以被世界接受和喜爱。打造“魅力中国”，既要吸引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人，也要吸引对中国大众文化感兴趣的人。“文化中国”不应仅包含“传统文化中国”和“精英文化中国”，还应包括“大众文化中国”。当然，对于大众文化的消极性和低俗化我们也要关切和警觉。现在看来，中国大众文化直接向西方发达国家传播还存在障碍和困扰，一方面，西方传统地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文化有距离感，另一方面也有西方大众文化高度成熟，中国文化产品还难以竞争。但对和中国文化相通或相近的地区和社会，对面临相似发展议题和生活环境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当下大众文化的魅力不容忽视。我们在海外文化传播方面一直高度关注在西方的传播，其实应该更注重传播效果，注重对文化相通地区和社会以及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传播。这样才可能有更好的传播效果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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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在全球性的文化进程中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美国好莱坞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在全球文化市场中占据垄断地位，而且它还在不断地更新和发展。这启示我们，一个国家文化的影响力一方面在于经典和传统文化的弘扬和推广，在于核心价值的展开；但同时大众文化的国际性影响也是一个关键。从大众文化，人们可以领略一个民族当下的现实和来自当下的想象力及创造力；从大众文化，人们可以感受一个社会和其他社会沟通和对话的直接可能。一个国家的形象既来自它高端的精英文化，也来自被视为“低端”的大众文化。高雅和深刻文化的跨文化理解往往对于其他文化中的人来说更加困难，而大众文化的鲜活和直接往往可以形成“健康”“乐观”，充满活力的印象。电影《阿凡达》的成功，不仅仅是电影艺术表现方面的问题，而是在大众文化领域中，掌握、设定议题和议程的能力、科技能力、艺术经验的全面结合所带来的全球性影响。大众文化有三个特点利于跨文化和跨地域的传播：一、形式较少文化障碍，较少文化折扣，易于理解和熟悉。有更广泛便捷的传播路径。二、大众文化表述价值观往往通过感性的传播入情入心，有更生动具体的传播效果。三，大众文化更能让人了解一个社会当下的现实生活，有更实在生动的传播感受。大家谈起中国文化“走出去”时，往往想到的是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现实的大众文化其实也是“中国制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展开的积极面也可以被世界接受和喜爱。打造“魅力中国”，既要吸引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人，也要吸引对中国大众文化感兴趣的人。“文化中国”不应仅包含“传统文化中国”和“精英文化中国”，还应包括“大众文化中国”。当然，对于大众文化的消极性和低俗化我们也要关切和警觉。现在看来，中国大众文化直接向西方发达国家传播还存在障碍和困扰，一方面，西方传统地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文化有距离感，另一方面也有西方大众文化高度成熟，中国文化产品还难以竞争。但对和中国文化相通或相近的地区和社会，对面临相似发展议题和生活环境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当下大众文化的魅力不容忽视。我们在海外文化传播方面一直高度关注在西方的传播，其实应该更注重传播效果，注重对文化相通地区和社会以及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传播。这样才可能有更好的传播效果和作用。
大众文化理论研究论文
一、理论视野开阔
《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一书的主题无疑是讨论大众文化，其所采用的方式是研究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作者为什么选择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作为研究的主题呢？在作者自己看来原因有二：其一，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对于分析当代中国文化现象有借鉴或应用价值；其二，费斯克又是当代文化研究转向途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研究他的文化理论必定会从纵横两方面牵涉到国外文化研究思潮中的其他人物的文化理论[1（]p392）。在这里作者将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置于西方诸多文化思潮的大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大众文化就显得视野更加开阔。法兰克福学派、新葛兰西主义、文化民粹主义、以及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的思想不时在文中被引述并作出评判解析，使读者不仅可以了解这些文化研究学派的思想，而且使读者更加明了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与其他文化研究学派之间的关系。正如作者所说：“本书通过与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家的纵向关系的比较，以展现费斯克理论的传承关系和变化特征；通过比较与同时代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家之间的横向关系，以展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状况；通过与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文化工业理论或群众文化理论的比较，以凸显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与它们的差异；通过与巴赫金、巴尔特、福科、德赛都、布尔迪厄等英国文化研究以外思想家的比较，以发现费斯克与它们的理论源流关系”[2](p47-48)。正是在这种尽量与诸多理论的相互比较的宏大理论背景下，作者解析大众文化的方式并不是简单的定义式，也不是依从一个大众文化的研究学派的理路展开分析，而是在比较中，以理性反思的方式充分解析不同大众文化理论的利弊得失，从而使大众文化的多维层面被揭示出来。如此立论，使《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一书就不仅仅作为解读费克斯大众文化理论的著作，而是一部反思整个西方文化理论的著作。正如俞吾金教授在此书序中说评价的那样，这部著作“围绕着英国学者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这一轴心，全方位地向我们展示出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的绚丽画卷。这幅画卷内涵丰富、主题突出、色彩缤纷、运思巧妙，是近年来很少见到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力作”[3](p1)。
二、文本解读深入
仅仅有宏阔的理论视野对于一篇好的作品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问题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背景中，必须要深入所面对的论题。陈立旭教授《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一书所面对的论题是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因此，全书的重点就在于深入解析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作者所采取的解读方式虽然仍然延续着国内通行的文本解读的方式，对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的研究文本展开深入解读，但这种解读又超越了单向度的仅仅停留在文本上的理解，而将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置于整个西方文化研究转向的背景中，并时刻对比法兰克福学派以及伯明翰学派其他人物对相同问题的看法，同时加以比照、分析、评述。因此，这样的文本解读就不仅仅就文本来谈文本，而是就问题来谈文本，跳出文本谈文本。这样开放的文本解读，使读者不仅可以了解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而且在诸多相关理论的比照下，可以深化对费斯克理论文本的理解。作者对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相关文本的深入分析不仅始终是开放式的，而且力趋在整体性上、总体性上把握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观点新颖、创见颇多，而且在文化研究领域对其观点持同情、赞扬、唱和、肯定者有之，对其观点持质疑、批判、非议、否定者亦有之。因此，要想客观公允地解读这样一位争议颇多的思想人物绝非易事。作者面对这样的困难，毅然将诸多争论化解在对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总体性、整体性认识中，以问题为主导线索梳理和剖析费斯克的基本观点和思路。顺着这样的文本解读理路，作者从理解和界定大众和大众文化、财富的流通与意义和快感的流通、大众文本的特征、大众的辨别力和生产力、大众文化的政治潜能等五个方面重新从总体性上勾勒了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基本要点，从而使读者通过这部著作可以拨开诸多迷雾、全面深入地洞悉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精髓。总之，陈立旭教授的《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一书在西方理论文本的解读方面可以说别开生面，既克服了单向度的就文本谈文本，又克服了不同争论对解读文本的干扰；正是作者坚持的开放式文本解读和总体性、整体性的思想把握使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更加全面鲜活立体地呈现于读者面前。
三、反思面向中国语境的大众文化研究
对于一个西方文化理论的研究者而言，能够透彻全面地解读思想文本似乎已经足够了。但是，对于一个长期面向中国现实的文化问题展开研究工作的学者来说，这还是远远不够的。陈立旭教授长期从事于中国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研究，其时时萦怀的学术兴趣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上”[4](p391)，因此，仅仅解读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决不是作者的最终旨趣。正如作者在书的后记中所坦言的那样，其展开费斯克研究的用心在于：把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之文化工业/群众文化理论与费斯克为代表的文化研究之大众文化理论接合起来，将之导入中国特殊语境中以观察大众文化现象[5](p393)。简要言之，以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成果，展开面向中国语境的大众文化研究正是作者的良苦用心。明了这一点，我们再去阅读这部作品，不由得对作者产生更多的敬意。书中作者不停地解析和评述西方不同的文化研究流派，不断地探究不同思想流派的利弊得失，其最终努力反思的则是这些理论如何才能为面向中国语境的文化研究提供值得借鉴的理论视角。那么，如何才能展开“面向中国语境的文化研究”呢？在作者看来，需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其一为单一性引介西方文化研究某一流派，并以此片面的理论资源为圭皋解读中国文化现象；其二为无视中国语境，不经转换而生吞活剥地搬用西方理论分析中国文化现象，以致牺牲中国地方性事实、造成批判语境的错位。第一种错误倾向在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界主要表现在对法兰克福学派过度依从，可以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已经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面貌。然而这种单一的引介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解析中国文化现象，不仅一定程度上脱离中国现实语境，而且也不能为我们分析中国文化问题提供更全面的理论视角。
在西方的文化研究界，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具有强烈的互补关系，所以，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领域在引入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同时，显然还需要进一步引入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尤其是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只有这样，才可能对于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有比较全面的分析和理解。陈立旭教授正是从弥补这一理论缺陷出发，积极引入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以期矫正法兰克福学派对中国理论界的单一影响，从而使中国的文化研究界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并对原来的研究思路和叙事思路做出深刻的反思和必要的修正。至于第二种错误倾向即批判语境错位的问题，作者在整部书中不停地展开反思和追问。近代以来，整个中国的理论界就面临着引介西方理论的困境，这种困境集中表现在：这些引自西方的理论或思想如何与中国语境、中国实情、中国的地方性实证经验相结合并贴切入微地分析中国现实问题？这一问题解决与否关系着一种来自西方的理论是否真正能在中国落地、生根、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对于这一问题，《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的作者陈立旭教授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反思意识。他一方面认为，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中国本土化的大众文化理论不可能在自外于其他国家和民族文明的基础上有所建树，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脱离中国语境、照搬照抄、生吞活剥式地、不经转化地运用西方的某一理论分析中国的现实也必然是错误的。那么，如何真正切实有效地展开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呢？作者的理论探索告诉我们，出路只能是：对诸多引介的西方理论展开全面深刻的反思，并立足中国现实进行面向中国语境的大众文化研究。总之，《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一书不仅为我们反思如何研究中国文化现象提供了一个契机，也为我们展开面向中国语境的大众文化研究指明了方向。
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与贡献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从此，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犹如被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可以说，佛教的传入，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再创造，它扩展了中国文化艺术的范畴，丰富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内容。佛教的传入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有着极强的影响与贡献，它主要表现在雕塑、书法、建筑、绘画等领域。一、佛教对中国建筑的影响和贡献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就有了石雕、骨雕、陶塑、人像和女神彩塑头像等，如红山文化的彩塑女神头像，三星堆文化的青铜人像；到后来有比较著名的妇好墓雕刻，最著名的有商代后期的司母戊鼎。有文字记载以来，著名的有秦始皇陵兵马俑和西汉霍去病墓大气磅礴的石刻，都是中国本土雕塑艺术的体现。东汉明帝时，佛教东来，洛阳白马寺中出现了从印度带来的佛像，从此佛教雕塑艺术开始在中国传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雕塑主要表现为北方佛教造像为代表的佛教石窟艺术与南方以殿塔为代表的寺庙建筑。著名的有南北朝时期开始建造的敦煌石窟、龙门石窟，隋唐时期的修德寺、光宅寺、法门寺，五代的镇国寺，以至明清时期的藏传佛教寺院内的佛教群像，均为中国佛教造像典型。隋唐时期，雕塑最为辉煌的时代，佛教雕塑在武则天时达到高潮，具有代表性的是唐高宗时建的龙门奉先寺和武则天时开凿的大型摩崖像龛。其他重要的石窟有后来的有新疆拜克孜尔石窟，吐鲁番伯孜克里克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四川大足石窟，云南大理剑川石窟和浙江杭州飞来峰造像等等。其中敦煌、云冈、龙门是是我国最著名的三大佛教石窟，这些都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一提的还有泥塑佛像，这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本土化的雕塑手法，基本制作方法是先以木竹等为骨架，其外涂以厚土。于里层土中，杂以粗糙纸草；再在表面混以云母土，达到细致匀称的效果。手指耳朵等细腻部分以金针卷上麻丝，作为中心而制成。佛像粗成后，再在干燥的表面上涂漆、贴箔，并施以彩色颜料，做成的佛像栩栩如生。佛教雕塑开发了中国传统雕塑的新品种，开拓了中国传统雕塑的艺术手法，激发了中国传统雕塑的创造力，极大的丰富了中国传统雕塑的内容和范畴。二、佛教对中国书法的影响和贡献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自从有了汉字以来，书法艺术就伴随着汉字的成长而不断成熟。佛教的传入，犹如催化剂，使得中国书法艺术逐渐丰满与丰富。首先是手抄经书，手抄佛经的出现，不仅为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保留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繁荣与发展了书法艺术。第一，书法大师的手抄经书，成为后来历代文人墨客临摹与学习的典范。具有代表性的就有王羲之的《遗教经》，柳公权的《金刚般若经》、《清净经》，释道秀的《观无量寿经》，李煜的《心经》，苏东坡的《华严经破地狱偈》，黄庭坚的《文益禅师语录》，林则徐的《阿弥陀经》，弘一法师的《华严经》。在这些手抄经卷中，正、行、草、八分、篆各体俱备，成为当今书法艺术中的珍品。第二，佛经石刻。佛经石刻出现于北齐高王时期，代表作有：山东泰山的《金刚经》、山西的《华严经》、河南的《维摩诘经》，而以河北房山县云居寺的石刻《大涅槃经》规模最大。还有残缺的石经七百八十多张，碑、铭、题记等七十多张，共刻佛经数千卷。保存各朝不同的书法风格的石经，更为研究自唐以迄明朝一千多年书法的变迁史，及研究与学习中国书法艺术的珍贵史料。第三，造像题记。造像题记是代表中国书法艺术的另一高峰。造像题记中著名的有被后人整理出来的《龙门二十品》，为历代书法学习的经典摹本。可见造像题记在书法艺术史上占多么重要的地位。除了上述写经、抄经、刻经、造像题记等外，有关佛教的碑、铭、志、记、帖等数量也是不一而足，所以对书法艺术的贡献亦难以胜书。
导语：佛教美术，首先来说佛教。佛教，是一种外来宗教，是一种外域的文化，这种文化传到中国以后，对与中国文化造成了一定影响，作为佛教美术自然就对中国美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在中国有两个持续的高速发展的阶段，一个就是南北朝时期，另一个就是隋唐时期，所以这两个时期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画家，基本上都是佛画家，都是从事佛教美术的，例如南北朝时期的曹不兴、曹仲达、张僧繇、陆探微，唐代的吴道子等人。但是这些人的作品现在是看不到的，因为佛教美术的作品都是留在佛教寺院的墙壁上的，而中国的建筑都是一种砖木结构的，不易保存。但是这些人，他们所从事的题材上的表现，对中国美术的影响是深远的。佛教美术的概念佛教美术首先是佛教，佛教要传播，但是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被中原文化所接受一定要有说服力，就算现在的人看佛教的文字内容也是打不太懂的。那么在南北朝时期如何让大部分人去接受这样一种晦涩难懂的宗教呢？讲经文明显是不符合现实的，那么人们就用一种形象的视觉把抽象的文献演绎出来，这就是佛教美术。佛教美术的本质是为了宣扬和传播其思想，用美术的形式来表现佛教的内容。佛像佛教美术的发展佛教美术在中国的传播有两个高峰期，一个是南北朝一个就是唐代。唐代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科举入仕为官来协助治理国家，当时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排外的，他们的内心是非常有危机感的，所以唐代之后，佛教在中国的高层就基本上消失了，国家不推广佛教了。那在南北朝的时候，佛教是国教。北魏时以国家之名来开窟。因为宋代时国家上层不推崇佛教了，所以佛教逐步转入民间，那么当时中国自己土生土长的道教就成为一种主流形式了。所以佛教的高峰期只有这两个时期。观音造像中国的佛教美术，受到了印度以及中亚地区佛教的影响。因为佛教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在传播过程中，佛教绕道了西亚、中亚然后才进去中国，这时的佛教自然而然带有印度的特点还带有中亚西亚的特点，而在中亚西亚的时候又受到了来自于古希腊的影响，所以说古希腊的文化也随着佛教的传入影响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由于佛教的影响再也不纯正了。佛教美术的传入佛教美术的目的是佛教，是为了佛教教义的推广，而不是为了宣扬这种美术的形式，美术是载体，只是一种被利用的工具，美术是图像，佛教是文本。佛教美术一般通过壁画、建筑和雕塑这三种形式体现出来。佛教艺术在西汉的末期传入中国，经历了四条路径，这四条路径在中国形成了四种不同的宗教形式，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第二条就是在南洋通过海路进入中国，第三条路是通过尼泊尔直接传到西藏，那时的西藏还是奴隶社会，奴隶社会文化是非常落后的，所以佛教对于当时的西藏是一个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文化传到一个落后的地域自然而然是被全盘接受的，所以佛教到西藏之后没有进行任何的改造，就在西藏安家落户了。古代丝绸之路而第一条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原地区的文化已经很先进了很强大了，要让中原人接受，所以进行了改造。在丝绸之路沿线分布了有大有小数量众多的石窟，比如非常有名的敦煌莫高窟、新疆的克孜尔石窟、天水的麦积山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都是风格各异的，是一个逐渐被中原文化改造的过程。第四条路就是从缅甸传到云南的佛教艺术。在这其中第一条以及第三条相对于第二条与第四条重要一些。佛教美术的特点佛教美术在中国的发展及传播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一是它是一个中国化过程，第二个是它是一个女性化过程，三是它是一个世俗化过程。在印度，佛教是没有偶像崇拜的，释迦摩尼死的时候告诫他的弟子，在他死后将他烧了就行，烧完之后就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舍利子。他让他的弟子将舍利子送到全球七个地方供奉，让他的弟子去崇拜他的思想就可以了，不用崇拜他这个人，所以没有造像。那么到后来人们认为没有造像时间一长会被人们遗忘，所以慢慢就出现了佛的像。那么传到中国来，就要被中国人所接受，所以慢慢在佛的旁边就出现了两个弟子，之后又出现了两个菩萨，再出现两个天王，慢慢地越来越多越来越中国化，成为中国化特点。释迦摩尼像而且在早期佛教中，佛是没有性别的，是中性的。但是传到中国来，因为中国儒家是讲求这样一种家庭的伦理关系的，所以在敦煌，佛教中的菩萨慢慢像女性化方向发展了，传到中原来菩萨就已经完全成为女性的象征了。但是如果去敦煌看可以发现，那里的菩萨虽然是具有女性气质的，但是是没有女性的生理特点的，那里的菩萨有的长胡子，是男性的胸部。性特征是男性的但是气质是女性的，所以佛教美术是一个女性化的过程。女性气质佛像在印度时，佛都是裸体的。因为佛区别于人，就是因为佛的身上有很多特征于人不同，如果穿上了衣服，那么佛的特征就被掩盖住了，所以那里的佛造像都是裸体的。但是传到中原之后，中原文化是讲求伦理道德的，衣服是体现人们尊卑高低的，所以佛教要被接受就必须进行改造，那么慢慢就把衣服全部穿上了，所以这又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这就是中国佛教美术的三个特点。结语：佛教美术属于外来文明，它从印度传到中国，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美术。虽然是外来文化但是对于中国美术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虽然在唐代之后不是主流文化了，但是它的影响还是存在的，直到现在，在中国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信奉着佛教，这也是佛教美术这种载体带来的结果，佛教的经文复杂难懂，古人通过简单的形式将经文描绘出来进行传播达到了目的，在当时的佛教美术仅仅作为工具出现，而到了现在，佛教美术已经成为了一种艺术成就相当高的美术，具有非常高的价值。
藏传佛教文化在藏地十分兴盛,也得到了其他民族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受佛教影响以来,藏族寺院的宗教信仰、信仰仪轨 不断发展变迁。佛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是藏族宗教文化史上日益引起兴趣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课题。藏族自古以来浓郁的宗教气氛一直是区域文化突出的特点。 不论岁月的变幻还是时代的兴替,民间信仰与佛教两大宗教文化,都以其炽热的温度,反映着社会变迁的轨迹。 藏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信巫好鬼”的民族,这是培植民间信仰最好的土壤。对古代的闽越人而言,世界万物都是具有神秘力量的,人生存在的一个重要主题,即是 协调自己与大自然精灵之间的关系。古老的藏族有着内容十分丰富的民间信仰崇拜。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近现代藏族民俗得以了解；另一方面,藏族民间信仰的许多 内容被后起的本教乃至本土化的佛教所吸收,已经融入到本教、佛教中去了。因此,藏族本教、佛教中的一些内容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源头同样可以一直找到民间 信仰中去。在藏区,尤其是安多牧区有着与众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在此地区佛教影响下的民间信仰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对此情况,寺院宗 教文化历来备受学者关注,但对民间宗教文化研究甚少,因此,研究佛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安多牧区是较为典型的代表。据笔者调查和搜集资料发现,安多地区唐 克人文的研究历来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本文以唐克地区的宗教习俗为出发点,论述了深受藏传佛教文化影响的民间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社会活动等与宗教有 密切相关的民俗文化。 本论文包括导言、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导言涉及了有关论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民俗文化研究的最新动态。迄今为止,关于唐克牧区的历史著作仅仅只有两 本,一本是贡秋尊主的《安多唐克部落史志明镜》和罗让曲平的《神奇的黄河一弯》,两本著作都叙述了近现代的唐克历史以及寺院历史,虽然现在学术界藏学是热 门的课题,尤其有关藏传佛教教义、教理及寺院宗教文化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对在佛教思想影响下的民间信仰及民俗文化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少见,尤其是在笔者 论文中的主题案例唐克的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学者进行考察和研究。 论文的第一部首先概述了唐克地区的民情风俗、自然环境及特点以及牧民的生活状况等,同时通过阐述唐克人的渊源也对该地斯何仓寺院的历史也做了简要的介绍。 唐克地区为纯游牧地区,这种独特的自然和生活环境是唐克地区民风民俗的大背景,了解唐克地区的生产生活环境,对我们研究该区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具有很大帮 助。斯何仓寺院对唐克地区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具有很大的影响,有必要在背景部分做简要的论述和介绍,主要包括斯何仓寺院的产生、发展和寺院现状；该部分还 阐述了斯何仓部落的相关方面。 第二部是佛教教理传入民间后演变成了民间宗教或民间习俗。本文主要通过民间故事、寓言以及民间的访谈,论述了佛教对人们行为习惯等产生的影响。其中第一节 阐述了因果的概念、民间对因果观的理解、其践行情况以及因果观的作用。第二节界定了今生来世的概念,论述了民间对今生来世、命运、福份的认知,及后世相关 的朝拜习俗等。但这样的神灵观并不符合佛教的本意,比如在的案例里的唐克牧区有佛教寺院民众都是信佛的,但这种的神灵观是无处不见。佛教与其他宗教最大的 不同之处在于“无神论”的主张。还认为缘起产生世界等佛教的本意相差很远,所以笔者在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佛教的基本理论来比较牧区的民间信仰和佛教之间的差 别以及佛教思想对民间信仰的影响。该部分主要从民间信仰的因果业报观、来世思想、慈悲观等特点为主线做了梳理和论述。 第三节阐述了人们对无常观的看法与认知。无常是佛教思想的最根本观点之一,了解和认知无常的观念,才能打开认识佛教的大门。对于藏传佛教而言,其能发展并 兴盛于雪域藏地的最主要因素也是其无常观对广大藏族信徒的思想认知和启发方面起到了根本的改观,因此,无常观成了藏族民间信仰和认知的根本表现之一。唐克 地区的藏族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也体现了这一点,甚至可以说,唐克地区因其独特的游牧文化的背景,该区民间信仰中的无常观念相比藏地农区而言,更具有浓厚的 宗教意味和虔诚性。 第四节论述了民间慈悲心的发愿和践行。民间信仰及其民俗文化是伴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的发展而产生和变化的,民间信仰及民俗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其 历史远于宗教,其内容也更广于宗教。但是,宗教因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先进性,其宗教仪轨的程式化等特点,使得宗教在一个地区传入和发展后,其理论和思想 瞬间遍及到民间信仰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对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的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唐克地区民间信仰因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其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笔者主要论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间祈福仪式及其变化,主要体现在祈福日期的选定、祈福对象、祈福人员的变化等方面；二是饮食、服饰变化及禁忌。饮食 和服饰是一个民族物质文化的外在表现,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该区饮食内容、饮食习惯和服饰类型、服饰装饰及民间禁忌文化等相应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基本 的特点就是这些民间生活和习俗的渊源都开始渗入了藏传佛教文化的相关思想和内容；三是盟誓的产生及其变化。 第三部分论述了唐克地区一年供养、祭祀仪式及民间活动等,即：一是夏季的活动,主要介绍了藏历兔月民间宗教活动习俗、藏历四牛月的煨桑活动中牛月唐克部落 的煨桑活动习俗、虎月颂度母会仪式过程,并对此一一作了简要的分析。二是冬季的活动,主要对藏历马月仪式活动、羊月婚俗文化、猴月“朵玛”仪式等作了简要 论述。三是秋季的宗教活动仪式,主要论述了“多热”星辰仪式,蛇月的活动及其文化特点。四是春季的宗教活动,概述并分析了鸡月大法会、狗月金桥活动、猪月 “持嘛呢”等活动。这些民间宗教习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从思想意识层面产生的民间宗教习俗和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民间宗教习俗。不管是从思想意识层面产生 的民间习俗,还是从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民间习俗,两者都深受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但是它们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又与藏传佛教的教理有着一定的区别。 第四部分论述了藏传佛教对民间信仰及民俗方面的功能及其价值。有藏传佛教特色的民间习俗不仅有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佛教思想对构建社会和谐思想方面的功能 和对人们伦理道德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这些都是通过与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结合而产生的。 本论文的现实意义也就是佛教思想对人们思想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和教育意义。佛教一直在致力于适应时代的改革,所以中国佛教在发展的进程中间,都是以建立 一种契合时机的人间佛教作为它的一个改革的核心。在现在来讲,迷信是社会的公敌,所以要建设人间佛教是大家共识的。所谓建设人间佛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 意义：一是说它作为一种人生的修养,在提升人的修养,提升人的道德品质方面有积极意义,我们也可以称它为一种人生佛教,体现人生的一种哲理；再一个方面就 是在服务社会方面,佛教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诚然,因研究能力和研究水平所限,本论文还有很多不足支持,主要是尚未能从文学与艺术的角度对各种信仰和民俗的考察：一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对民俗文化与 文学之关系特别是关于民俗与民间通俗文学之关系的探讨。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即藏传佛教佛像艺术,这些研究既是艺术的研究,也是信仰的探析。从这些不同 角度出发做研究对我们理佛教思想在藏区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对我们认识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具有很大的帮助。这也是笔者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中值得加深和 改进的地方。
佛教书法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对我国政治、文化、思想、信仰等，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在文化方面，因为佛经的翻译与流传，影响了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为中国文化史写下了光辉璀璨的篇章。尤其是艺术家，将佛法的意境融入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工艺、书法、音乐里，而开创出更具意涵的道貌风格。 书法是中国传统书写方式之一，所以当佛教与书法艺术结合之后，佛法的传播更为普遍；书法家们受到佛教的影响，常以佛教为题材来丰富书法的内容，这使书法艺术更增意趣与内涵。 古往今来的书法作品中，有关佛家文字的作品占有很大的比重。具体来说，这类作品又可分作这样三类：一、佛教经典，二、塔铭院记，三、僧人碑传。这三类佛家文字是古代书法作品表现的重要内容，显示出书法艺术对佛教的发展也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 先谈书写佛教经典的书法作品。从佛经的书写者来说，经生写经是最主要的力量。所谓经生，是指古代那些从事抄写佛经的人，这些人可以是佛门中人，也可以是一般文人。写经的出现，从客观需要来讲，我国古代至隋唐时期才有雕版印刷，北宋中期才出现活字印刷，在此之前，要想获得佛经，主要办法只有靠传抄。我们现在看见的经生写经大都是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原因即在于此。从写经人的主观动机来看，写经对于他们来说，有的是职责所在，有的是奉佛之举，有的是谋生之道。另外，在唐以前和唐以后，都有许多人把写经和拜佛、布施一样，看成是一种敬佛的行动，这种行动当然是一种信仰佛教的表现，但它又与一般的信仰佛教不同，往往是为了某种特殊而具体的目的的一时之举，尤其是在为亲人祝福、为自己祈祷时如此。经可以由本人亲抄，也可以请旁人代抄。比如苏轼曾经手写过《心经》，又曾有意要抄写卷帙浩繁的《华严经》。武则天在咸亨元年（670）也为父母造《法华经》三千部。该经每部七卷，三千部计二万一千卷，当然不会是武则天亲抄，只能由经生代劳。今日尚得见跋尾半段，上书“奉为二亲，敬造《妙法莲华经》三千部。……伏愿先慈传辉慧炬，托荫禅云，百福庄严，万灵扶护。”点明了为先父母荐冥福的目的。 经生写经的风格，时代不同，写者不同，风格也自然有不同。但水平容有参差，字体容有工拙，由于佛法庄严，写者恭敬，整体风格基本都是分行布局整饬、续密，结字恭正、严谨的。这从有名的晋人写《放光般若经》、《妙法莲华经》等八种佛经残卷、隋人写《大般涅槃经》残卷以及众多的唐人写经中都可看出。 经生写字的书法水平怎样？由于经生大都是社会地位不高的无名之辈，有些甚至文化素养也较低，后世不少书家因而不重写经，称之为经生俗书。这实在是一种世俗的偏见。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先生以一代书画鉴赏大家，高度评价经生写经：“吾观唐世经生楷书手之字迹，笔墨流动，结构谨严，常出碑上名家法度之外。”我们知道，凡习书者无不推重颜真卿，凡临颜字者又多从其名碑《多宝塔》人手，然而据前贤时修考证，《多宝塔碑》字体平易，无剑拔弩张之态，与颜字基本风格很不相同，正为当时的佐吏经生所代笔。由此亦可证启功先生所言之不谬。 除了经生写经而外，名书家写经亦很普遍，名书家写经的名碑帖也不罕见。般若部的著名佛经《金刚经》，王知敬、徐浩、柳公权、苏轼、赵孟頫等大书家都曾书写，今均尚存。泰山花岗岩溪床上还有大摩崖《金刚经》石刻，字大逾尺，雄伟壮丽，有人认为是北齐书家唐邕所书。草圣张旭和欧阳询都曾写过《心经》。赵孟頫还书写过《四十二章经》和《法华经》，前者为他生平第一得意之作，后者是他为中峰和尚所书，就今日所存部分来看，字字精谨，无一懈笔，洵为杰作。 再谈谈塔铭院记、僧人碑传等其它关涉佛家文字的书法作品。 有关塔铭院记和僧人碑传的书法作品特别多，而且有许多是著名书家所为。这很好解释。因为自从佛教在汉末传入中国后，不仅很快站稳了脚跟，而且发展壮大，超过了本土的道教。历代文人信奉佛教者既不在少数，喜与僧友接交者更是普遍，作为书法家的文人自然也不例外。他们喜好交接僧友，与之过从，谈禅论道，或借以消除现实中的苦闷，或借以显示自己的脱俗，因而他们也同样乐意或应邀或主动地为僧友写些塔铭、寺记、院碑之类的东西。他们与僧友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这些人圆寂之后，他们往往会为其书写墓碑，甚至还亲自撰文，以此来表示自己的悼念。从僧人方面说，他们虽然身在空门，但并非全绝尘事，再说文以字传，他们也希望这些书法名家为他们书字写经，以扩大佛教的影响，这也是弘扬佛法的一种途径。 属于塔铭院记一类的佛家文字，因对象或用途不同，有不同的名称。有的是寺碑：《等慈寺碑》，唐代大学者颜师古撰并书。《法华寺碑》，盛唐书法家李邕撰并书。《兴国寺碑》，元代大书家赵孟頫书。有的是塔铭：《弘教寺塔铭》，唐代大书家欧阳询书。《无忧王寺塔铭》，唐书家杨播书。有的是塔碑：《多宝塔碑》，唐代大书家颜真卿书。《玄秘塔碑》，唐代大书家柳公权书。《泗州普照寺灵瑞塔碑》，赵孟頫撰并书。此外还有戒坛铭（如《少林寺戒坛铭》）、寺记（如《妙严寺记》）、题名（如《般若台题名》）、浮图铭（如《云居寺石浮图铭》）等等。 除上述这些而外，还有一类与佛教有关的作品，数量浩大，风格鲜明，艺术价值极高，在书法史上具有标志时代的重大意义，那就是以正宗魏碑体著称的北魏龙门造像。龙门在河南洛阳南四十里，有洞窟一千多个，造像十多万尊，许多佛像都有题记和碑碣，其中最有名的是北魏造像中的二十种，通称《龙门二十品》。《龙门二十品》刀凿而成，棱角分明，刚毅峻洁，极具特色。以之为代表的北魏造像题记字体后来即被称为魏碑体。魏碑体在后世的学者甚众，许多大家的成名都是得法于它。清代的包世臣、阮元、康有为都大力崇扬过它。它与后来的欧体、颜体、柳体、苏体、米体等同享盛誉，共同成为我国书法艺术的瑰丽珍宝。 从魏碑体的出现，最可看出佛教与书法两个不同领域的互相促进。题记是为造像而设的，造像的目的是在倡导佛教，然而它实际上却促成了魏碑书法的产生。魏碑是绝佳的书法艺术，人们在临摹或观赏它们的时候，又自然会对佛教、佛教史和佛教艺术有更多的了解。 出家僧众，有成就者，圆寂之后，大多要立碑，造塔，以为纪念。因此他们不但有碑文，还有塔铭。如著名的玄奘三藏法师便有《玄奘法师塔铭》，为唐释建初书，现存长安县兴教寺，字迹清疏流动。墓碑亦很多，且不乏名家手笔，如《道因法师碑》，初唐欧阳通书，欧阳通为欧体之祖欧阳询之子，其书法深得父风，此碑亦为今日书家所爱临习。另外象《孟法师碑》，初唐名家薛稷书。《大照禅师碑》，盛唐名家李邕书。《大证禅师碑》、《不空和尚碑》，盛唐名家徐浩书。《大鉴禅师碑》，柳体创始人、中唐名家柳公权书。《乘光禅师碑》，中唐著名诗人刘禹锡书。刘禹锡亦为书法大家，只是其书名为诗名所掩，一般人不知晓而已。 可见，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书法充当了一个颇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文以载道，在印刷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以写经为主要方式的书法艺术对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佛教的传入，为中国的书法艺术提供了广阔的题材与实践的天地，同时，由于佛典渊深的义理和高僧们道德文章的感染，吸引了文士与书家倾心佛教，这样，在书写经典的当下，他们就自然地怀着庄重、恭敬的心态，从而在艺术上容易得到提炼，这一点，从现存的碑文与写经的神韵中不难看到。
春节民俗文化一、春节的来历： 传说，有一种叫"年"的野兽，每当寒冬将至，出来食人，使人不得安宁。人们在与"年"的搏斗中，这种凶恶的猛兽怕火光和响声，于是，人们想了一个办法，在"年"出现时，便燃起大火，投入竹节，燃起熊熊大火，"年"听到爆竹的响声，便逃走了。以后，人们开始以"挂红灯、放爆竹、吃年饭"来庆祝新年。 二、春节前的准备（腊月初八以后，各种年事活动便逐渐展开） 1． 祭祀灶神：灶神，又称"灶神"，俗称"灶王爷"。每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返回大宫，向玉皇大帝汇报情况。除夕时分再返回人间。人们担心向玉皇大帝进谗言，所以再他去天宫的时候为他进行祭祀活动，希望他"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 2． 其他准备活动：写春联，准备肉食，准备面食以及理发、沐浴，打扫卫生。 三、民俗活动--静态民俗 3．春联：（1）春联的来源：古代称"桃符"。据说，东汉王充《论衡o定鬼篇》中神荼、郁垒二神住在大桃树上，处理鬼魂。他们把为非作歹的恶鬼都喂老虎吃。因此，人们认为鬼害怕神荼、郁垒，也害怕桃树。于是每到过年的时候人们总在门口悬挂桃符或桃木人来趋鬼避邪保佑平安。（2）最早的春联：公元965年，后蜀皇帝孟昶在皇宫内门的桃符上写了：新春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春联。此后春联成了春节最有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之一。也有人家喜欢贴"福" 字，而且倒着贴。因为"倒"谐音"到"，所以倒贴福字意思是"福到了"。 4．年画：（1）门神画的来源：有三种说法。一说源于神荼、郁垒的神话传说，古人把二神像挂在门口驱鬼。一源于唐太宗命令秦琼、尉迟恭看门驱鬼，并把二将画在宫门上。一源于唐玄宗梦见钟馗为自己捉鬼，醒后命令画工把钟馗画在门上。（2）灶神画的来源：民间传说灶神在除夕从天宫返回人间，所以人们总在这时候买新的灶神画贴在门上，希望他能带来吉祥与幸福。（3）其他常见的年画。 5．福字：最早?"福"字--传说史于周朝姜子牙，即姜太公。当年姜太公封神时，封妻子为穷神，说"有福的地方你不能去"。百姓过年贴"福"字，史于慈禧，每至年，太后有给大臣赐福之习。一年赐福，恭王福晋把赐给的福拿倒了，犯杀头之罪，李连英为其解围："老佛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今年赐福，福真的就到了。 "慈禧一听极高兴，连说："福到了……"传至民间，"福"也贴倒了。 6． 窗花：窗花是贴在窗户上庆贺新年的剪纸作品。窗花有两种制作方法。第一种是剪刀剪，巧手的妇女用一把剪刀可以把彩纸剪出许多花样。第二种是刻刀刻，一般由专业的民间艺人操作，一次可以刻成四五十张窗花，供应市场。 四、春节民俗--动态民俗 1．除夕守岁：1）什么是除夕：除夕，是一年的最后一个夜晚。由于农历月有大有小，所以有的年份腊月三十夜是除夕，有的年份腊月二十九夜是除夕。2）除夕守岁：除夕重要的活动是守岁。因为秦汉以后，我国人民基本都把夜半子时当作一天的开始时刻，相当于现代计时方法的23点到1点。除夕夜的子时，正是辞旧岁，迎新年的关键时刻。为此，人们不得不彻夜不眠，守候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全家人团聚一堂，一边包饺子，一边等待，耐心的等待。 2．放鞭炮：1）什么叫鞭炮：鞭炮，又名"爆竹"。新年钟声一落，大街小巷立刻鞭炮齐鸣，迎接新年到来。2）爆竹的来历：据南朝梁代示懔《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意思是说，当时人在初一早上起床后先把竹子放在火里烧。竹子爆裂发出巨大的声响，就能吓跑怪兽与恶鬼，保护全家平安。大约到了唐朝，人们把竹筒里装上火药，点燃火药，发生爆响。后来，人们又用纸卷代替竹筒，就形成了和今天一样的鞭炮了。3）鞭炮的种类：鞭炮有各种花样。宋代人把鞭炮稍加改进，又发明了烟花。烟花：又称"礼花"，"焰火"。它在爆炸时能发出极为绚丽的光芒。因而深受人们的喜爱。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用烟花装点自己的节日夜空。 3．舞狮子：白居易《西凉传》：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镜银贴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跳舞梁前来致辞，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舞狮起原一南北朝朝代，即佛教兴起的时代。 4．其他民间活动：扭秧歌，踩高跷，敲锣鼓。 5．祭神祭祖：在传统的春节活动中，最重要的是祭神祭祖。迷信的家庭都设有专门的神龛，供奉各位神灵，同时还供奉有列祖列宗的牌位的画像。正月初一早上，人们恭敬地在神龛与祖宗牌位前献上供品，（其中包括刚刚煮好的第一碗饺子），点上香火。十分虔诚地感谢神明与祖宗在天之灵在过去一年对自己的保护并祈求他们保佑来年的幸福。 6．拜年：祭神祭祖之后，儿孙们开始向长辈亲人拜年。传统的拜年礼是向长辈亲人三叩首，现在大多已经改为三鞠躬。一边行礼，一边祝愿长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长辈端坐，接受儿孙们的拜年以后，把一个红包送给儿孙们。这就是"压岁钱"。一般作为孩子们春节期间的零花钱。其他亲戚之间则互相拜年，陆陆续续，可以持续很多天。朋友之间见面，则互道"恭喜发财"或"春节好"，以示庆贺。拜年活动体现了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孝敬孝顺；长辈对儿孙的慈爱关怀。亲戚朋友之间的拜年，也极大的促进了彼此感情的加深。所以自古以来，人们都十分重视拜年活动。宋代诗人戴复古《岁旦族党会拜》："衣冠拜元旦，樽俎对芳辰。上下二百位，尊卑五世人。排门乔木古，照水早梅春。寒事将消歇，风光又一新。"把当时大家族二百多人互相拜年的活动写得有声有色。 7．人日：正月七日，又名"人日"。隋代诗人薛道衡《人日思归》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正月七日为什么称为"人曰"呢？这和中国古代神话有关。神话中说，神在初一创造了鸡，初二创造了狗，初三创造了羊，初四创造了猪，初五创造了牛，初六创造了马，初七创造了人，因此，初七是人类诞生的日子。于是，古人把这一天称?"人日"。为了纪念人类的诞生，南朝梁代每到人日的时候，人们就剪出彩色的纸人，贴在屏风上或戴在头上。用来象征人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貌焕然一新。到了唐代，人日剪纸的内容又有发展变化。唐代诗人余延寿《人日剪彩》："闺妇持刀坐，自怜裁剪新。叶催情缀色，花寄手成春。贴燕留妆户，黏鸡待饷人。擎来问夫婿，何处不如真？"所剪内容包括红花绿叶，飞燕家禽。个个栩栩如生。这已经于现代民间的窗花十分相似了。 五、春节民俗--饮食民俗 年糕与饺子是春节最有特色的食品。 1）年糕：又称"年年糕"。它谐音"年年高"，包含着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的期望。年糕采用黏性较强的谷物制成，北方多用小黄米，南方多用糯米。北方一般都是甜的，南方年糕可以作成不同口味的。不过，好吃不过饺子。北方人更喜欢的春节食品是饺子。2）饺子又名"角子、交子、扁食"。它的起源非常古老。考古工作者曾经发现过一枚一千多年前的饺子保存下来。北方人过年，一定要吃饺子。而且春节这一天吃的饺子必须在除夕12点以前包好。饺子好吃，关键在于饺子馅，纯肉的，纯菜的，肉菜混合的，花样无穷，口味可异。可以根据自己口味任意变化，所以男女老少都喜欢吃饺子。在春节所吃的饺子中，有一个包着豆腐馅的，还有一个包着一枚硬币。谁吃到豆腐馅的饺子，谁在新的一年里就会发财，人们的理想也都包含在饺子里。 六、元宵节 正月十五日，是全年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为"元宵"。汉文帝曾于正月十五日平定叛乱，所以规定这一天为"上元节"。东汉明帝为了表示对佛祖的尊敬，下令元宵点灯。此后，元宵就逐步演化为观赏花灯的民俗节日。故名"灯节"。元宵的应时食品是汤圆，北方也叫元宵，象征着团团圆圆。 唐代，元宵赏灯活动盛况空前，举国同庆。《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曾派人造出一盏百枝灯树?"高八十尺，树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光明夺目。"唐玄宗甚至令工匠造出高百尺、宽数十丈的灯楼，供游人观赏。宋代又有过之，无不及。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以草把缚成戏龙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皇帝还亲自率领盛大的仪仗参加赏灯活动。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夜》：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侬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可见娱乐活动通宵达量，热闹非凡。 可以说：正月十五元宵节的狂欢，为整个春节活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七、总结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对回族、达斡尔族、蒙古族、鄂温克族、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进行了采访和研究，同时还对东北，西北，西南，东南等地区进行调查，得出以下结论：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各民族的春节民俗趋于汉化，各地区的春节民俗也趋于一致，标志着民族大团结和祖国的繁荣发展。另外，春节民俗充分体现出了我国五千年来悠久的文化以及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春节民俗更是文化遗产的精华部分。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接班人，我们要把这些优良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对中国民间文化现状的调查与反思文化是一个民族独有的东西，它是这个民族得以继续存在的基础，当一个民族的文化消亡或者被其他的文化形式所代替，失去了民族存在基础的时候，那么即便它的人民仍旧存在，这个民族的存在和消亡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当越来越多的文化形式从原有的那种昌盛发展到现在的濒危乃至已经消失，谁该为这些事情负责？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如痴如醉地沉醉在圣诞节、万圣节、NBA、足球以及情人节等西方文化的氛围中，还有多少人能够从春节、庙会、传统戏剧、皮影戏、传统民乐等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中找寻到往日的那种新鲜和快乐？当另外一种“崇洋媚外”在我们中间悄然流行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抵抗西方文化侵略的阵地前举起了自己手中的“枪”！很多民间文化正在逐渐消失民间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夏挽群告诉记者，民间文化主要包括四种，即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间美术和民俗文化，但是从目前的很多情况来看，这些传承着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文化形式却在各种各样的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市场、生存发展的空间以至于走向消亡。民间文学的种类很多，我国各种类型的民间文学形式几乎在河南都可以找到，它包括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谚语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口继文学的通史，对过去人们的道德思想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河南的神话被称为中国神话的奇迹之一，新郑黄帝、周口伏羲、泌阳盘古等表达了东方才有的内在而隽永的民族想象。然而，民间文学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异，有些不再流传，迅速消失，继而消亡。民间表演艺术包括民间戏剧、曲艺、音乐、舞蹈、武术、杂技等，它们也是历史悠久，从上古时代产生、发展并传承下来。中国的民间戏剧发源于原始劳动歌舞，是世界戏剧三大源流之一。河南民间戏剧在民国末期调查有80多个剧种，这其中有道情、二夹弦等，但是据现在的调查和统计只剩下30多个，建国后平均每年消亡一个剧种。夏挽群说，每个剧种的消亡都意味着这种戏剧音乐表演形式的消亡，而剩下的30多个剧种也是惨淡经营，专业的演出已经很少了。而在刚解放时，河南有大量的专业剧团走乡串户，现在很多还存在的专业剧团却面临着生存危机，好一些的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夏挽群给记者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在河南鄢陵有一种乐器叫做筹，是过去随着佛教音乐而产生的，现在实际上已经消亡了，仅存的一位能够吹奏该乐器的老人也已经在前不久去世了。在丽江纳西族的音乐文化中，驰名中外的纳西古乐，是每一个到丽江的人必听的。但如今，随着纳西古乐的势微、失传与衰落，该音乐形式也将变成“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民间美术包括瓷器、泥塑、玉雕、年画、剪纸等种类，它们也是很珍贵的一笔遗产。夏挽群给记者介绍说，河南淮阳太昊陵的泥泥狗，虽说看起来很粗糙，但是它有很深厚的历史底蕴，被称为史前图腾，它把原始的信息带到了现代。以前在太昊陵的庙会上简直到了热销的程度，然而现在对泥泥狗的制作已经越来越少了。笔者记得小时候，母亲每次去太昊陵烧香，总会带回一些憨态可掬的泥泥狗，它们给笔者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而现在却很少有孩子们能够见到这种工艺玩具了。传统工艺美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遇到了新的挑战，福建为人们所熟知的工艺美术行业，如脱胎漆器、软木画、竹编、德化瓷塑都处于后继乏人的困难境地。北京、江苏、浙江等工艺美术发达的省、市同样陷入不景气的状态。其他艺术形式如年画、剪纸过去在民间都很流行，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木版年画，除专家、学者、外国人外，很少有人问津。而对剪纸，目前学习的人主要是农村妇女，年轻人并不重视它的传承。民俗文化反映了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各种习俗，如庙会和春节等。这些传统节日中有着大量的民族内涵，然而随着西方大量节日的到来，中国的很多节日却在逐渐淡出。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指出：“很多民族的民俗民风都已经没有了，充满中国民间文化气息的春节本是民族凝聚力与亲和力的体现，而我们现在却不知道该如何去过了！如今节日没有了文化的载体，文化内涵变得越来越空泛，人们也就对节日失去兴趣了。”“孔雀公主”杨丽萍忧心于她看到的云南的变化: 许多绝技因为失去了用途而濒于失传，新生的一代喜欢牛仔裤甚于传统服装。一位专家在调查了基诺族巴卡村寨后指出，如果不加以重视和保护，这里的民族口碑文史及其风俗传承机制，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而这种状况，在云南众多的村寨之中并不鲜见。著名作家冯骥才忧心忡忡地说，现在很多少数民族的村寨都变成了洋楼，历史的记忆和传承都没有了。如果继续这样发展，十几年后，我们传统的东西就都没有了。我们剥夺了它们生存发展的权利冯骥才曾经这样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文化没有载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对外来的东西觉得特新鲜，把原来的东西都扔掉了。”夏挽群也告诉记者，出现各种民族民间文化失去发展机会乃至走向消亡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农耕时代已经结束，进入了工业时代，这些直接导致了原来民间民族文化生存的土壤变化，人们的社会心理、行为习惯以及精神的变异。事实上，我们为之自豪的中华文化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半是精英和典籍的文化，一半是民间文化。两部分同等重要，相互不能代替。民间文化是我们的祖先五千年以来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和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以及综合国力中不可或缺的坚实的精神内含。可是，由于民间文化长期不被重视，也没有从文化上、从全球化的背景上来看待这个“中华文化的一半”，因而至今我们对于民间文化的整体状况认识不清、心无底数，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今民间文化到底消失得怎样。再次，民间文化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生存方式，和经典文化以及典籍文化相比，它从没有像它们一样用各种方式进行加强。并且民间文化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传承一般都是口口相传，并且还有很多“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等禁忌，传承的范围也很窄，大都是师傅传给徒弟、父亲传给儿子等这样的形式，一旦出现断线，它这种形式很快就可能消亡。韵味无穷的皮影木偶，流浪四方的说唱艺人，诙谐幽默的曲艺形式……这些经过几千年来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诸多璀璨夺目的文化遗产组成了今日博大精深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然而，也正是由于它们大多只是凭借着口传心授、相当脆弱的方式代代相传。面对开放与交流的加强，多元文化潮流的冲击，绝技绝艺传人越来越感到困惑与无奈：一方面，随着年岁渐老，他们带徒传艺的期盼越来越强烈而急迫；另一方面，年轻人忙着打工挣钱、追逐新潮，对民族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不多，能沉静下来学习观摩的就更少。一旦没有传承人，就如断线风筝，即刻消失，化为乌有。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它必然遭受致命的冲击。最后，民间文化从没得到过正确的认识，甚至一直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民间文化还没有来得及作好进行细致的整理的准备，西方的各种文化就来到中国，它们这种带有商业行为的文化形式拥有更多强大的资本，对中国的民间民族文化造成了强大的冲击。而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东方人特别是年轻人还去追求时尚，这种浮躁行为对中国民间民族文化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传承，不仅仅是为了一种文化存在几年来，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出现了全国性的文化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处于认识的三个层面上。首先认为民间文化的断裂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断裂。因此，对待民间文化不应该采取历史虚无主义认识，不能让其断裂而应传承下去。如果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就可以割裂，那么，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恐怕早就不存在了。尽管不可否认经典文化和典籍文化的巨大作用，但是更应该看到民间文化是亿万劳动人民的劳动结晶，保护民间文化就是从民间文化延续上发出的呼喊。其次是东西方更加激烈的碰撞使得民间文化地位的上升，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础和底色，也成为民族文化共识、民族文化绵延赓续的基础和情感的纽带。若东方的文化全部消亡、大脑中的记忆荡然无存，全部被西方的文化所代替，那么中华民族将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就应该重新考虑了。夏挽群说，这些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运动的产生，而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保护民族先进遗产则成为了这场运动的高潮。再次可以上升到国家文化安全的层面上。美国中情局的用心可谓是极其险恶的，他们已经将这种险恶用心用于对付中国正在迅速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并将在今后的生活中继续加大。从日本对中国台湾的50年文化侵略就可以看出端倪，在那50年中，日本的用心同样险恶，他们要求台湾同胞不准说中国话只能说日语，不让过中国的节日，扒掉中国的庙宇改建日本的神社，这些直接导致了目前在台湾仍旧有人信奉日本文化乃至承认日本文化。日本的险恶用心就是想通过这些来改变甚至抹杀台湾同胞心中的文化记忆，这种行为已经上升并涉及到了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上来了。民间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拯救已经到了十分迫切的地步，不仅仅是从上述三个层面上说的，因为我们的民间文化还承担着政治资源、教育资源、道德资源、文化产业资源和未来文化建设资源等五个资源的功能。“民间文化不同于经史子集，它们存在于普通的民居和人们的生活起居中，是生活的文化，是民族个性特征和独特精神的重要表征。”夏挽群说。从历史传承来看，民间文化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有专家认为，在中华文明的演进史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每当有形的物质文化受到损毁时，口头的非物质文化就会发挥它巨大的历史功能，维系、保护和传承着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远古文明唯一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是和口头非物质文化具有延绵不断的强大生命力直接相关的。可以说，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信念的“活史”，是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石。留住民族记忆的背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有其生生不息、长远发展的可能和潜能。就此来说，遵循人类口头文化的艺术规律，及时抢救濒危文化遗产，使人类社会创造的非物质文化能够代代相传，文明成果能够千年流淌，源远流长。这既是国民的责任，更是薪火相传的使命。我们能否留住它们曾经的辉煌？随着认识的逐步提升，中国的文化保护已经从原来的那种自在状态变成了自觉的状态，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立法工作。夏挽群介绍说，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加快对这些方面的立法进程。2003年2月18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这一工程还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这个工程是我国首次对民间文化进行国家级抢救、普查和整理，工程将耗时10年。当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已经在15个省展开，并对其中重要的民间文化进行保护，2004年该工程在另外9个省市进行。冯骥才还和地方学校合作编写乡土教材，培养青年学生的民族文化情感。同样是剪纸，河南西部的剪纸大都自己玩玩，但河北蔚县剪纸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数千万元。“这就涉及到市场理念的问题。”夏挽群认为，有些民间艺术难以和市场接轨，即便扶持也难以长久。对那些历史渊源深厚、文化信息丰富、能够和市场接轨的民间艺术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发。比如曾经是高贵的象征地河南开封的滕派蝶画，他们正在寻求更多的解决办法，以此来推动它进入市场，继而得以更好地传承。对一些已经无法迎合市场的民间艺术形式，该怎么办？“那就养起来。”夏挽群说。对于传统文化来说，只有当人们普遍认识到民族的文化是精粹、值得世界关注时，传统文化才能得到重视。因此，夏挽群认为，“国家教育部门应该加强这个方面的重视，抓传统文化的教育工作应该从中小学入手，在教材中不仅要加入历史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各地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因此应该从培养本地的文化认识上进行文化的传承。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应试教育扼杀了这些！”而对于下一代的传统文化教育，是革新的最好手段之一。据介绍，目前在全国各级学校的课内外教育中，很难看到传统民间文化的身影。有关专家不无忧虑地说道：“下一代教育和兴趣的缺失，将可能断送传统民间文化的未来！”
中国民俗文化 ——风水文化和风水建筑风水一说被大多数人视为无稽之谈。在科学发展的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水之说并不是一无是处。大多数人也将其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 《黄帝宅经》曰：地善，苗旺盛；宅吉，人兴隆。短短十个字就完全道出风水学的精髓。风水从字面上来理解，风是流动的空气； 水是大地的血脉， 万物生长的依靠。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人群就能生活。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正因为有了空气与水和适宜的温度，地球上才有了生命。所以，风水一说也有正确所在，正因如此，在建筑中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风水一说。在中国有许多风水建筑，人们在建造房屋，选择家宅的时候会注意风水的好坏，讲究环境方位问题。人们也常以山水俊秀，地灵人杰等词语来赞美自己所在的地方。风水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那么，何为风水文化？它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呢？《葬书》最早提出风水一词，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所谓的风水学便是：太极生两仪（阴阳、正负） ，两仪生四相（五行） ，四相生八卦，八卦生二十四山。通常人们将风水分为：龙、穴、砂、水、向、意、形、天。所有高等的风水师，都是按这些理去做，但要结合人命理，本性去计算；以前风水大师们的一句发家名言便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中国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也叫地理，我们可以将其连起来读做：堪舆风水地理——堪（观察天） 、舆（勘察地）、风（空气空间） 、水（水文水质）、地（地形地质）理（的研究分析理论） 。在地球上， 水、 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也是风 占最大体积的物质是风、 地。 （空气）、水、地（土地） 。在地球上除了由天体进来的物质之外，几乎所有物质都由风水地三者所承载所包含所孕育，当然也包括人类。可见古代人所说的风水，就是泛指地球中的所有物质，风水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 根据古人的感知，在大地上除了地和水之外，余下的就是空间了，空间里只有风了。古人认为，风和空间和天是联在一体的，风水学中所说的风，既是空气，也代表空间，同时也包含天。老子曾说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天，所以有天一生水之说，二就是地，三就是水。翻成白话文便是：天生地，天地生水，天地水生万物。 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 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 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简易经》里记载： “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 ”这里所指的风水应该就是风水的原义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风水一词是这样定义的： 指住宅基地、 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在《辞海》中也是如是解释：风水，也叫“堪舆” 。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但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准确。其一，它将风水等同于一种迷信，没有肯定其科学的内涵；其二，没有把风水与风水术区别开来。风水是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从表面上讲，它是一种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从本质上讲，它是古人研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 、的一门学问。简略地说，它与现代的“人类聚居学”“环境地理学”有些相似，但二者之间仍有本质的差别： 后者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基础上的一门科学； 而前者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与实验基础， 夹杂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说法和迷信的内容， 以至于我们还不能将它作为一种科学，只能作为一种“术数” 。近年来，由于对传统文化研究不断深人，中外学者对风水的看法渐趋一致。他们认为：风水是中国古代为寻找建筑物吉祥地点而提出的一套景观评价系统， 是古人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处理的方法与布局的艺术。风水的范围包含住宅、宫院、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许多方面，其中涉及死人葬地的称“阴宅风水” ，涉及生人居住地的称“阳宅风水”。风水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简单地采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它。有的学者还认为，严格地讲，风水与风水术是有区别的。风水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本体是自然界；而风水术是主观对客观的活动，其本体是人。中国风水学是宇宙星体学、天文学、天体运行方位学、地球物理学、地磁方位学，水文学、地质地貌学、环境景观学、自然生态建筑学、社会伦理学、美学、人体信息学、气象学、空间选择学、时间选择学、民俗学、做人哲学、玄学、易学、预测学、阴阳学、五行学、形气学、理气学、日课学等等一门庞大的综合类学科。这是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的结晶，这是我们后人所应学习继承，应大力发扬光大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人都熟知的风水建筑可能非故宫和明十三陵莫属了。 北京有一条龙脉，贯穿故宫和明十三陵。 古代君王身前居住之所与身后安息之地皆在龙脉之上，受天神庇护。 故宫，距今已经有了 600 多年的历史。故宫的龙脉与昆仑山相通，而昆仑山与天上元气相通。故宫中的交泰殿是故宫的龙穴也是北京城的龙穴，同时也是全中国的龙穴。从静态风水来看，故宫后有景山，前有金水河，位于山水之间，镇山金水，处于山水的环抱之中，为延年穿宅之格。从后宫后寝分析，以前宫前三殿来论，主体建筑太和殿、中永殿、保和殿皆占吉星位置，以后寝、后三宫来论，朝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亦处于吉星位置，尤其是延年吉星得位，更主长久稳固。整个故宫是完全按照风水这个大体的格局来建造的。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十三陵亦是如此，它始建于永乐七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 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十三陵周围层峦叠嶂，秀美天成。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神道两侧的两座小山，为“龙山”和“虎山” ，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 “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 （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 ，着实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地。这次在去北京的旅游途中，我还听说了北京另一特别知名的风水建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大厦。此建行位于北京西二环金融街 25 号。“金融街”在元代被称为“金城坊” ，明、清两代是金铺、银号聚集之地；清末至民国，我国的大部分银行也多设于此，是历代各种金融机构垂青的风水宝地。“现在的‘金融街’始建于1993 年 8 月，至 2005 年全部完工。南起复兴门， 北至阜成门，东临太平桥，西沿二环路，占地总面积 103 公顷。这里云集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中行总行、农发行总行等国家级银行总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保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等一大批著名金融保险证券单位和电信企业入驻。马来西亚丰隆集团等国外的著名银行机构等 200多家国内外金融及非金融机构落户此地， 成为我国掌握国际最新金融信息， 了解世界金融动态的国家级金融中心。” 虽说在此块“风水宝地”之上，但建行总行却是“地处不兴” 。建行门前天桥斜去，呈虚水而走遇“天桥煞”，而其西北角又面对十字路口遭“路冲煞” ，皆为泄财之象。相传时任行长周小川为此请来了香港著名的风水大师为建行的设计出谋划策， 力图化险为夷。于是便有了这幢为北京人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建筑” 。金融街上的建行大厦通体黑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在风水学中，黑色属水，水亦表财，黑色不仅催财力量强而且可以化煞；在西北角的煞重之位，大厦被设计成两把尖刀状的化煞布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顶部，为四个形如水闸放水的旺财设计， 意为财源滚滚；十字路口与天桥的西北角也有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来招财镇宅；在貔貅的正中，竖立三根旗杆，意为三根高香表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在如此风水建筑的庇佑之下，这几年来，建行蓬勃发展，成为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楚翘；原行长周小川也官升三级，从总行行长之位扶摇直上至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之高位。真正的中国古代风水学应该是一种古代人类繁衍生息，治国安民等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生存知识；是一种研究大自然对人类作用的精深学问；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 是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活动；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以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产物；是一种由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所形成的人居环境选择优化的实用技术；是一种由中国古人的唯物唯心学术混杂而形成的博大学派； 是一种科学与玄学相提并论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落后于现代技术的、超越于现代科学的的系统理论；是一种宝贵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风水可以改天命而夺神功，这是古人对风水学的高度肯定。风水学告诉人们要能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天人合一，要优化自然环境，这样就有了好的阴阳宅，有了好的风水地的吉气感应与荫庇，自己和后人即可以平安昌盛，所以丁财贵秀，百福臻临，如果人人家家都能获得好风水地而吉祥， 社会就会因人人平安幸福而和谐，民族国家也就会因人人有为家家发达社会和谐而兴旺，这就是风水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所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风水不是万能的，风水也只是影响人生的一种力量。中国风水学虽博大但杂乱，虽精深但虚玄，虽可验证但少数据，虽有作用但多无科学根据，尚存在很多局限性，广而无边，深不见底，艰以学习，难以操作，尚泥古不化，裹足不前，为此，但愿风水同行们能摒弃成见，在考古践今的同时，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提升它。是所至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