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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沈阳北郊柳条湖村南满铁路轰地一声巨响，惊醒了睡梦中的沈阳城，日本军国主义者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一声巨响，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这一声巨响，把日本法西斯战争阴谋暴露无遗。 从“大陆政策”、“满蒙积极政策”到《对华政策纲领》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长期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少壮派军人“满蒙中心论”、“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具体实践，从“大陆政策”、“满蒙积极政策”到《对华政策纲领》是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增长，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产生与其民族固有的“大日本精神”和武士道精神密切相关。“大日本精神”宣扬“日本乃万国之本的国家”、“有其独一无二、不可企及的优越性，高站于世界之上”、所有其他国家“宛如朝露，转瞬即逝”；武士道精神信奉“武力为立国之基础”，对内主张残酷镇压人民群众，对外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荣。正是在这种狂热的所谓民族优越感和以武力征服世界、统治世界的野心驱使下，明治政府在建立之初，就以天皇名义公然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就把侵略扩张的目标确定为中国和朝鲜，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侵略扩张政策，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大陆政策”。在“大陆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日本大军阀山县有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890年3月，他以首相和陆军大臣的身份向天皇呈递一份奏折，在奏折中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临近区域是也。”甲午战争后，他在给天皇的奏议中进一步阐述，“历来之军备，专以维持主权线为根本，然而，如欲不使此次胜利失其成效，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则必须考虑利益线之开辟”。这里，“此次胜利”即指甲午战争的胜利，“利益线之开辟”，就是要加深和扩大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 进入20世纪20年代，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促使日本“大陆政策”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以“满蒙积极政策”作为控制中国、控制亚洲大陆的“第一重大关键”。用后来《田中奏折》中的话总结就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满蒙”，即今天的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地区，这个有着辽阔土地和丰厚物产的地方，很早就被日本军国主义看中；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取得了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与权益。但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处心积虑要把“满蒙”地区从中国大陆分割出去，成为其独占殖民地。早在1911年，日本就曾诱说清政府愿意协助其巩固政权，只要以东三省为代价，但由于英国干涉，未能实现。民国时期，日本当局又授意日本浪人纠集清朝贵族策划了两次“满蒙独立运动”，但都没有成功。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以及美国在远东积极扩张的势头，日本对独占“满蒙”的前途忧心忡忡。1927年，一场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把日本帝国主义推向了武力吞并“满蒙”的边缘。 1927年6月底，日本东京外相官邸召开了一个极其重要而神秘的会议――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外务省次官森恪、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陆军次官火田 俊六等。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形成了一份正式文件――《对华政策纲领》，尽管这个纲领被一些含蓄而巧妙的外交辞令所包裹，但我们还可以从一些条款中看到日本当权者对“满蒙”政策的巨大变化。比如第六条规定：“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第八条规定：“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与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护”……东方会议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把“满蒙积极政策”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以东方会议为指导，日本军部、参谋本部、关东军、各右翼团体为武力侵占“满蒙”而竞相活动起来。 战争准备态势 在日本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中，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一直是侵略“满蒙”的急先锋。从1907年起，以守备铁路的名义取得在东北的驻扎权后，这支部队一直图谋分割东北。他们霸占土地，广筑军营、靶场，派遣间谍，大搞颠覆活动，还于1925年非法出兵阻击郭松岭反奉部队，1928年蓄意炸死张作霖，以扰乱东北局势。东方会议确定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后，关东军如鱼得水，马上进入阴谋策划的战备实施状态。从1929年到1931年关东军参谋先后组织了四次“旅行”，对北满、辽西地区进行军事侦察；作为军事侦察的成果，关东军制定一系列文件对如何武装占领东北，以及占领后的行政统治等事宜作了明确规定。1929年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起草文件《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1930年9月，关东军参谋佐久间亮三起草完成《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同年，关东军司令部制定《处理满蒙问题方案》。此外，作为吞并“满蒙”作战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东军还对占领“满蒙”的各种作战技术进行了专门研究。1930年，石原和佐久先后研究出“夜袭弓长岭的现场设计”和“奉天城进攻要领”。到了1931年，随着局势的日趋紧急，关东军更是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研究各种具体的现场作战技术。总之，为了吞并“满蒙”这一志在必得的战略要地，关东军精心制定了包括中心突破方案、具体作战技术在内的一套多层次、密实的整体作战方案。满蒙在关东军的阴谋策划下，已是汹潮暗涌，罗网密布。 对于关东军武力侵占满蒙的计划，日本军部尤其是掌握实权的少壮派军官一向是心有默契的。随着日本对“满蒙积极政策”的确立，日本军部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动。1929年，冈村宁次调任陆军省补任课课长，负责佐尉级军官人事调动。冈村宁次是少壮派军官的骨干分子，当初在陆军士官学校与永田铁山、小火田敏四郎有“三只乌鸦”之称，对“满蒙”问题一向主张武力解决。趁此机会，冈村宁次将陆军省部之要职，调整为“适合要求”的人员充任，一些侵华的积极分子如今田新太郎、桥本欣五郎等都被安插在了重要岗位。1931年，本庄繁中将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建川美次少将就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本庄繁曾做过张作霖的顾问，是一个有名的“中国通”；建川美次调任前一个月作为解决“满蒙”问题核心会议委员长刚刚领导制定出《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对武力侵占“满蒙”具有一套成熟而系统的想法。以冈村、建川为首的少壮军官成为关东军阴谋集团在军部内的秘密同盟。这样，关于在东北制造阴谋，进而达到武力占领的计划在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与关东军之间形成了串通一气、相互配合的通道。除了人事上的调配，军部还在兵力部署方面积极配合关东军的行动。1931年4月，调驻仙台的第2师团到南满地区换防，第2师团的士兵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生长，适合在中国东北作战。8月，调第16师团5000人前往朝鲜，朝鲜原驻部队则集结于鸭绿江、图们江沿岸，与对岸的关东军遥相呼应。9月，又向朝鲜增派两个师团。 就在军方紧锣密鼓地进行政治策划和军事调配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军政要人、党派头目和“民间团体”的右翼分子，也都倾巢而出，为即将发生的武装侵占东北大造舆论，一时间，形形色色的武装入侵东北的所谓理论根据纷纷出笼。有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鼓吹“满蒙”独立论的；有强调“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要“牢固确保和死守”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的；有叫嚣“战争不可避免”、必须“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在这其中，日本军方也直接出面，向国民灌输武装入侵的思想，曾出动军用飞机，向金泽、福井、富山、松本等地散发10万份传单，题目为《醒来吧，为了国防！》。 1931年七八月，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把日本朝野上下的战争狂热推向极点。各路要人借题发挥，右翼组织青年联盟头目冈田猛马要求立刻以武力占领东北，对石原质问：“难道你们腰上的刀是竹刀吗？”石原断然回答：“不管是微薄之力还是竹刀”，“我作为作战参谋主任，可以这样说，一旦打起来，用不了两天即可攻克奉天，事情要决断于迅雷不及掩耳之中”！另一法西斯青年团体大雄蜂会头目笠木良明宣扬：“天国总是存在于剑影之中。”政友会头目森恪则公开声称：现在再也“不可能解决事态”，解决的办法“只有动用国力”，并说“满蒙事实上已处于交战前夜”的敌对状态。 一场侵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满蒙”上空阴云密布。 柳条湖畔的爆破声 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是由关东军拉开的，一般认为，这一军事行动的系统构想是由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最先提出的，并在坂垣征四郎的支持下付之实践的。 石原毕业于陆军大学，精明强干，善谋略，被誉为“陆大创建以来最为出类拔萃的人物”，1928年到关东军司令部任作战主任。他针对日本关东军在兵力数量、武器装备等方面不如中国东北军的状况，提出了“以寡制众”的军事学术观点。1931年春天，石原作战计划初具雏形，“集中兵力攻克沈阳城”，要“闪电般地歼灭奉天附近的军队，推翻其政权”。为达此目的，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花谷正等人多次密谋，于1931年6月底终于炮制了在柳条湖炸毁铁路的计划。这一具体的行动方案，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爆破地点选择在距沈阳城北2．5公里、北大营西南1000米处的柳条湖，这里偏僻静谧，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攻击北大营的中国驻军。 （二）时间安排在9月28日，其时庄稼已经收割，大地裸露，便于野外作战。 （三）确定以铁路爆炸声为暗号，攻击北大营，进攻沈阳城。 为了秘密实施这一行动计划，坂垣和石原将爆破任务交给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大尉。不久，今田又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末守中尉从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调到柳条湖分遣队，负责现场爆破；同时，他们又网罗驻奉天的日本部队的骨干分子，寻求支持，以便行动。这些骨干分子，有第2师团驻奉天第29联队大队长名仓少佐、队副儿岛少佐；有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1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第2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还有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少佐等人。 进入9月初，沈阳城内战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为了爆破和攻城计划的顺利实施，日军第29联队和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连同驻沈宪兵队和警察，对北大营、兵工厂和沈阳城，进行多次围攻演习：9月2日至5日，关东军在文官屯、关帝庙等处进行围攻北大营、兵工厂和沈阳城的各种作战演习；9月8日，日军公然在沈阳大北边门外架设机枪，作攻城演习，在合堡大街进行巷战演习；9月14日至17日，日军天天在北大营一带进行实战演习，有时，甚至贴近北大营的围墙，可谓嚣张猖狂到了极点。 在旅顺，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为了配合计划，对沈阳实施致命一击，先后调兵遣将，云集沈阳：8月下旬，从日本国内运来飞机30余架，野炮20余门，存放于苏家屯车站。8月27日，将驻大连柳树屯守备队秘密调往沈阳火车站。8月27日和28日，向在沈阳的日侨发放枪支。9月上旬，将驻安奉线守备队第3大队集中到沈阳、苏家屯一带。9月14日，授意抚顺守备队安排四辆可以随时出动的编组列车，以便事变发生后可以立即进占奉天。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则从9月7日开始对日本第2师团和独立守备队进行了为期12天的检阅，先后到达海城、鞍山、本溪、公主岭、长春、沈阳、辽阳等地，其中沈阳是他视察的重点。在视察期间，本庄繁一方面检阅各地武装，进行战前总动员，一方面观看各地日军举行的军事演习。在沈阳，他详细观看了第29联队、独立守备队、宪兵队、特务机关联合举行的攻打沈阳城墙的夜间演习，这个军事演习把具体作战的每个步骤、每个细节都模拟了一遍。以至事变后一个日军军官惊讶地说，九一八夜间的军事行动，使人“仿佛大梦初醒，这不是把白天的检阅重做一遍吗”?! 就在一切安排妥当之际，事情遭遇了小小的挫折。原来关东军的紧锣密鼓的行动引起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疑虑。林久治郎作为领事馆官员，代表日本外务省的立场，对“满蒙”问题主张以外交途径，谨慎解决。因此9月15日，林久治郎给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发出密电：“关东军集结军队，携出物资弹药，最近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就此事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向陆相南次郎提出质询，考虑到大部分阁员的意见，南次郎决定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东北阻止关东军的行动，并给本庄繁带去密信，“希望暂时不行使武力”。眼看关东军策划的行动就要泡汤了，在这关键时刻，建川美次起了扭转形势的作用。他事先向坂垣泄露情报，要其提前行动，并一路耽搁，以造成既成事实之结果。这样，在建川美次的大力协助下，柳条湖爆破事件比既定日期提前10天即9月18日顺利实现了。 关于当天晚上的情形，负责爆破任务的花谷正是这样回忆的： 九月十八日夜里，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里，天色顿时昏暗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沟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兵营，一边选了个距北大营约八百米的地点。在那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旁，并亲自点火。时间是十点钟刚过，轰然一声爆炸，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不管怎么说，也没炸张作霖时那么大的规模。这一次，不仅没有必要把火车炸翻，而且还必须使在南满线路上驰骋的列车免受损害。因此事先让工兵做了计算，直线单面铁轨即使炸断一小段，遇上正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也只要它暂时地倾斜一下，还能够通过，根据计算所得的这个安全系数，规定了所需的炸药数量。 爆破成功后，日本关东军一面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一面大造舆论：“华兵爆破铁路，引起中日两军大冲突”。19日，东京各大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此次事件之发生，由于破坏满铁”，因此“日军之行动，系属正当”。关东军怕败露破绽，还制造假现场，他们在现场放置了三具穿着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伪装成被击毙的爆破铁路“凶犯”。 但事情的真相是掩盖不住的。1946年，在远东国际法庭上，记者乔・毕・巴鲁回忆他在事变第二天到沈阳调查时，在现场看到的是：“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离路轨约五十码到一百码的地方，用铁板围起来。他们的头部冲着爆破地点的方向。同行中的一个伙伴，调查了一具尸体，他见到的是一个没有血迹、被放置了相当长时间的尸体。”据说，当时的奉天省日本邮政局长歧部与平在参观了现场后也认为：“日本的做法太愚蠢了，人们一看现场就知道是伪造的，尸体是在人死后扔到现场的。”战后，日本战犯对事变的真相供认不讳。曾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的武部六藏于1946年的笔供中说：“昭和六年爆发了满洲事变。事变爆发的契机，是由9月18日爆炸奉天北大营附近的铁道而揭开序幕的。炸毁铁路虽然是基于关东军的计划而实行的，可是关东军却说是中国军队所破坏的。”曾经亲手炸死张作霖，并积极主张制造“满洲事变”的关东军高级幕僚河本大作，于1953年的笔供中说：“由于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的发生，导致日本国内舆论沸腾，他们（石原和坂垣）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九月十八日夜，派虎石台守备中队破坏柳条沟的桥梁（铁路），如同奉天军士兵干的一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各方的态度 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晚，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内阁、外务省陆续收到沈阳方面的情报，各方势力对此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反应。 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为代表的军部中央接到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污蔑“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和袭击守备队”的电报后，对关东军的行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9月19日，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参谋总长金谷范大将及陆军中央部在参谋总长办公室召开了军部中央的首脑会议。会上，军务局长小矶国昭说：“关东军的这次行动是完全合理的行动。”对他的说法，与会者一致赞同。然后，确定了陆军方针，即九一八事变作为解决“满蒙”问题的理由，不但要确保原来在满洲的权益，而且还要以此对整个东北实行军事占领。最后会议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关东军的“军事占领是适时宜的”，并考虑派兵“应急救援”。 与军部中央接到的情报完全相反，外务省得到奉天领事馆方面关于事变真相的报告是“此事系军方积极策划”，“中国军队并未抵抗”，“种种情况证明关东军并非处于自卫”。受外务省情报的影响，内阁联席会议做出了暂时“不扩大事态”的处理决定。 关东军对于日本内阁的决定很不满意，极力反对，连续发给军部中央两个电报，迫切要求扩大侵略军事行动。对于关东军扩大侵略的要求，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虽然表面上反对事变进一步扩大，但迟迟不肯发出制止关东军军事行动的命令。只是假装软弱无力，不负责任地要求关东军“依内阁决议决定，不超过必要之限度”、“此次中日冲突事件”，“帝国政府仍不愿事态扩大，希本此旨为之”。而若木规首相、币原外相等政府首脑又遇事优柔寡断，抱暗中默认的态度，对于九一八事变始终没有采取积极措施。9月21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南陆相提议向满洲增兵，虽然遭到了币原外相和井上藏相的反对，但驻朝鲜日军却不等日本政府的决定就独断越过国境进入东北。22日，南陆相在内阁会议上报告了这件事以后，内阁政府抱妥协的态度予以事后默认了。若木规 首相表示：“既然已经出动，也就没有办法了。”币原外相此时虽认为驻朝鲜军的独断越境是“干犯大权”的行动，但也已经没有勇气敢于提出这样的主张了，最后只好“既已承认事实，亦决定支付经费”，一并上奏天皇，并很快得到了天皇批准的敕命。 至此，日本最高权力中枢完全站在了关东军一边，“不扩大事态”成为一纸空谈。关东军在东北大地上攻城掠地势如猛虎，一日千里。以关东军一区区驻外殖民军能够影响并左右东京军部内阁的有关计划，造成以下克上的结果，这充分暴露了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内阁、天皇在侵华基本立场上的一致性，也从侧面反映出九一八事变决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日益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于日本方面在事变前的周密计划、事变中的不宣而战、事变后的一致行动，加上中国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的卖国政策，致使日本武力侵占东北的计划进展得异常顺利，九一八事变当夜占领沈阳城，一日之内攻城20余座、略地1000余里，4个月零18天占领东北3个省1个特区，一口气吞下相当于日本国土3倍的中国国土，东北13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就这样被日本侵占了。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近现代史上决定性的转折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由此而得逞，他们不断地扩大侵略战争，妄想充当亚洲的霸主。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以至灭亡也是从此开始。东条英机、坂垣等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也落得了可耻的下场。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 *** *** 的不抵抗主义。在中国 *** 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各种抗日武装。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联军团结广大群众， 进一步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中国 *** 领导的全国抗战。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早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1931年，日本军部秘密制订了有关侵略我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在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周密准备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多年来，“九一八事变”被我国民众视为国耻。
至今，9月18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在“九一八事变”76周年之际，传统与网络媒体上，我们也处处可见“国耻日”这样的提法，许多评论中也对“九一八”这样的“国耻日”进行反思，并希望通过用“国耻日”给我国人民带来的耻辱去激发国人的爱国注意精神。
“九一八”是一个所有中国人不应该忘记的日子，不仅在9月18日之际，而是在其他的每一天里，国人也都应该记住“九一八”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中，更需要让他们记住“九一八”事件深刻的历史意义以及所含有的现实意义。因此，无论是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还是媒体上的文字都是反思“九一八”事件所不可缺少的媒介。
但就我个人认为，把“九一八”称为“国耻日”还是有些不太恰当的。曾经有一位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说过，西方倾向于用正与邪来判断一些事情，而东方则更喜欢采用荣与辱的观点。
例如在对于日本人攻击珍珠港，美国方面就是从正与邪的角度来做出定义的，并以次对下一代进行教育。他们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攻击珍珠港是对美国人犯下的罪行，但并非只是让美国人蒙受了耻辱；同样，美国向日本宣战也不仅仅只是为了报仇，而更重要的是要参与到主持正义的一方，与中国等亚洲国家一起向日本军国主义作战。
我们现在也应该学习美国的观点，不要把只把“九一八”当做“国耻日”，那样的话，它只会变成一个包袱，我们也难以走出“九一八”事件所带来的仇恨。虽然仇恨有时也会成为一种动力，但是它更可能会扭曲自己。
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九一八”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邪恶造成的，并以次来激发国人，既要在和平崛起中去富民强国，也要增强自己的实力去面对任何来自外来邪恶的挑战。这才是“九一八”纪念日需要“纪念”的意义所在！。
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日本逐步确定了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 国、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战略方针， 开始规舰东北三省领土，寻找武力占领的机 会。
1930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 本，日本加快了武力侵华的步伐，于1931年 7月和8月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 “中村事件”。由于国民 *** 实行妥协的不抵 抗政策，日本遂于9月发动了大规模武装侵 占东北羊省的战争。
9月I8日夜10时余，日 本关东军按照预谋的计划，炸毁沈阳北郊柳 条湖附近的一段南满铁路，然后诬称系中国 军队所为，当即派兵突然进攻中国军队驻守 的北大余和沈阳内城。
多年来，“九一八事变”被我国民众视为国耻。
至今，9月18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在“九一八事变”76周年之际，传统与网络媒体上，我们也处处可见“国耻日”这样的提法，许多评论中也对“九一八”这样的“国耻日”进行反思，并希望通过用“国耻日”给我国人民带来的耻辱去激发国人的爱国注意精神。
“九一八”是一个所有中国人不应该忘记的日子，不仅在9月18日之际，而是在其他的每一天里，国人也都应该记住“九一八”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中，更需要让他们记住“九一八”事件深刻的历史意义以及所含有的现实意义。因此，无论是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还是媒体上的文字都是反思“九一八”事件所不可缺少的媒介。
但就我个人认为，把“九一八”称为“国耻日”还是有些不太恰当的。曾经有一位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说过，西方倾向于用正与邪来判断一些事情，而东方则更喜欢采用荣与辱的观点。
例如在对于日本人攻击珍珠港，美国方面就是从正与邪的角度来做出定义的，并以次对下一代进行教育。他们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攻击珍珠港是对美国人犯下的罪行，但并非只是让美国人蒙受了耻辱；同样，美国向日本宣战也不仅仅只是为了报仇，而更重要的是要参与到主持正义的一方，与中国等亚洲国家一起向日本军国主义作战。
我们现在也应该学习美国的观点，不要把只把“九一八”当做“国耻日”，那样的话，它只会变成一个包袱，我们也难以走出“九一八”事件所带来的仇恨。虽然仇恨有时也会成为一种动力，但是它更可能会扭曲自己。
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九一八”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邪恶造成的，并以次来激发国人，既要在和平崛起中去富民强国，也要增强自己的实力去面对任何来自外来邪恶的挑战。这才是“九一八”纪念日需要“纪念”的意义所在！。
铭记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意义如下： 九一八事变及时向全国人民敲起警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越来越成为华夏儿女的共识。
在民族危机感逐步加深的过程中，民族责任感也迅速提高，并付诸实践；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积极发表政见和主张，呼吁全国人民“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人人应视为与己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广大民众和各界人士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国共两党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民族团结也日益增强，两党的民族使命感迅速增强，有力的促进了两党的再次合作，从东北地区到西北地区，最后发展到全中国，终于开创了团结御侮，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新局面，实现了民族大团结。
扩展资料“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9月18日被不少中国人认为是“国耻日”，而中国民间要求将9月18日订为国耻日的诉求也不时出现。沈阳从1995年始，每年在9月18日晚上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国耻。
当前，已有哈尔滨、长春、昆明、合肥、杭州、乌鲁木齐、南昌、齐齐哈尔、金华、本溪、太原、西安等百余座城市选在每年9月18日进行防空警报鸣放。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1、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益深重，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的呼声.蒋介石却实行不抵抗政策.不甘做亡国奴、富有民族感和爱国心的中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 2、首先是 *** 宣言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正义呼声，给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目标和方向.接着是沦陷区东北人民自发组织抗日义勇军和在党的领导下组成抗日联军，英勇打击日本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和国民 *** 连连退让，引起民主人士和 *** 内爱国力量的不满，他们纷纷举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这些都反映了在民族矛盾上升时期，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出现了新的分化与组合，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社会基础.。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沈阳北郊柳条湖村南满铁路轰地一声巨响，惊醒了睡梦中的沈阳城，日本军国主义者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这一声巨响，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这一声巨响，把日本法西斯战争阴谋暴露无遗。 从“大陆政策”、“满蒙积极政策”到《对华政策纲领》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长期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少壮派军人“满蒙中心论”、“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具体实践，从“大陆政策”、“满蒙积极政策”到《对华政策纲领》是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增长，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产生与其民族固有的“大日本精神”和武士道精神密切相关。“大日本精神”宣扬“日本乃万国之本的国家”、“有其独一无二、不可企及的优越性，高站于世界之上”、所有其他国家“宛如朝露，转瞬即逝”；武士道精神信奉“武力为立国之基础”，对内主张残酷镇压人民群众，对外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荣。
正是在这种狂热的所谓民族优越感和以武力征服世界、统治世界的野心驱使下，明治 *** 在建立之初，就以天皇名义公然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就把侵略扩张的目标确定为中国和朝鲜，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侵略扩张政策，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大陆政策”。在“大陆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日本大军阀山县有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890年3月，他以首相和陆军大臣的身份向天皇呈递一份奏折，在奏折中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 *** 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何谓 *** 线？国家之疆域是也。
何谓利益线？即同我 *** 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临近区域是也。”甲午战争后，他在给天皇的奏议中进一步阐述，“历来之军备，专以维持 *** 线为根本，然而，如欲不使此次胜利失其成效，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则必须考虑利益线之开辟”。
这里，“此次胜利”即指甲午战争的胜利，“利益线之开辟”，就是要加深和扩大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 进入20世纪20年代，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促使日本“大陆政策”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以“满蒙积极政策”作为控制中国、控制亚洲大陆的“第一重大关键”。
用后来《田中奏折》中的话总结就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满蒙”，即今天的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地区，这个有着辽阔土地和丰厚物产的地方，很早就被日本军国主义看中；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取得了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与权益。
但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处心积虑要把“满蒙”地区从中国大陆分割出去，成为其独占殖民地。早在1911年，日本就曾诱说清 *** 愿意协助其巩固政权，只要以东三省为代价，但由于英国干涉，未能实现。
民国时期，日本当局又授意日本浪人纠集清朝贵族策划了两次“满蒙独立运动”，但都没有成功。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以及美国在远东积极扩张的势头，日本对独占“满蒙”的前途忧心忡忡。
1927年，一场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把日本帝国主义推向了武力吞并“满蒙”的边缘。 1927年6月底，日本东京外相官邸召开了一个极其重要而神秘的会议――东方会议。
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外务省次官森恪、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陆军次官火田 俊六等。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形成了一份正式文件――《对华政策纲领》，尽管这个纲领被一些含蓄而巧妙的外交辞令所包裹，但我们还可以从一些条款中看到日本当权者对“满蒙”政策的巨大变化。
比如第六条规定：“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第八条规定：“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与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护”……东方会议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把“满蒙积极政策”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以东方会议为指导，日本军部、参谋本部、关东军、各右翼团体为武力侵占“满蒙”而竞相活动起来。 战争准备态势 在日本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中，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一直是侵略“满蒙”的急先锋。
从1907年起，以守备铁路的名义取得在东北的驻扎权后，这支部队一直图谋分割东北。他们霸占土地，广筑军营、靶场，派遣间谍，大搞颠覆活动，还于1925年非法出兵阻击郭松岭反奉部队，1928年蓄意炸死张作霖，以扰乱东北局势。
东方会议确定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后，关东军如鱼得水，马上进入阴谋策划的战备实施状态。从1929年到1931年关东军参谋先后组织了四次“旅行”，对北满、辽西地区进行军事侦察；作为军事侦察的成果，关东军制定一系列文件对如何武装占领东北，以及占领后的行政统治等事宜作了明确规定。
1929年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起草文件《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1930年9月，关东军参谋佐久间亮三起草完。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 *** *** 的不抵抗主义。
在中国 *** 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各种抗日武装。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联军团结广大群众， 进一步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中国 *** 领导的全国抗战。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
早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1931年，日本军部秘密制订了有关侵略我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
在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周密准备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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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来到内蒙古大学，看望慰问广大师生，作高校形势政策报告并随堂旁听思想政治理论课，勉励大家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12月8日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来到内蒙古大学，为驻呼高校师生代表作形势政策报告。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袁永红 摄隆冬季节，室外呵气成霜，室内暖意融融。内蒙古大学学术会议中心9号会议室里，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洋溢着朝气蓬勃的气息。报告会上，石泰峰围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这一主题，从把握新发展阶段、落实新目标要求、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履行新使命担当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阐述，为同学们作了一场深刻而生动的形势政策报告。石泰峰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决策部署，对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作出描绘展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他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内蒙古只有坚定不移探索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坚决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加快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着力打造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才能在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青年是人一生中精力、体力、创造力最为充沛的阶段。新时代中国青年当把握好这个阶段，发扬五四精神，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民族振兴的责任。少年强则国强，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更应该以实际行动践行担当与责任，推动着这个国家向前发展。做好个人，奉献社会，是青年人人生价值的更高追求。人们出身不同，性格不同，爱好不同，但遵守着共同的道德规范和法律约束。做好个人要做一个守法的人、善良的人，一个好人。在此基础上，青年人可以尽情释放自己的昂扬斗志和激情活力，通过学习，工作、创造等途径去追求理想，从坎坷荆棘中收获人生价值。青年刚刚踏上工作岗位，应当将远大的理想抱负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在不断学习，努力工作中去发掘潜能，提升自我，实现目标。
写作要点：紧扣文章主题，对八德的内容进行辨析，阐述八德的类容，言语简练。
八德，中国封建社会表彰的八种德行,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是宋代对中华道德的新建构，是对中华道德的新发展，它一直影响到明清，以致影响到朝鲜、韩国等东亚各国。
孙中山、蔡元培等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八德“，这是“中体西用“、中西道德精华相融合的杰作。2001年公民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20个字公民道德规范的面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建设的新发展，也是对中华美德的新承接。
十年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国家教育科学规划，连续开展重点研究课题“大中小学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实验研究“，锁定的八个核心德目是：忠、孝、诚、信、礼、义、廉、耻，意在承接中华传统美德，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体现民族生命力的全新价值。
依据每个德目的不同功能，这八德又大致可分为四个层面：
”义”与”忠”。”义”人间正道的向导，是道德灵魂，是道德精神境界和价值导向;”忠”尽己报国的责任，是道德核心，是道德自觉意识和价值目标。
”诚”与”信”。”诚”求真务实的品质，是道德品质，是道德人格要求和经济价值;”信”立身兴业的基点，是道德品质，是道德人格要求和经济价值。
”礼”与”廉”。”礼”人际文明的规范，是道德品质，是道德外在表现和文明价值;”廉”清白正气的根基，是道德良心，是道德外在表现和政治价值。
”孝”与”耻”。”孝”生生不息的爱心，是道德情感，是道德情感基础和价值动源;”耻”人之为人的底线，是道德心理，是道德心理基础和价值选择。
这”八德”，从社会、经济、政治等等领域，涵含盖了个人与家庭、社会的道德关系。一个中国人，如果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具备了这八种品德，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仅不会落后于时代，而且会成为新世纪的强者。整个国家，建立这种道德规范体系，就可以逐步建成新世纪的”礼仪之邦”。
偶然第一线的图像vhufgiughxuydhgkhdjkdghkj加班费定好地方一iuhg客户包括坚持不健康呼吸发一份催收
“四品八德”是对“自尊、敬人、乐观、执着”四种品质和“爱国守法、文明礼让、孝亲尊师、团结友善、勤劳节俭、好学向上、诚实守信、勇于担当”八个方面德行的简称，是把中小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健全人格品质、优良道德行为现代公民的基本要求。供参考。
学党史跟党走论文2000字如下：
10年前，不谙世事的我面对鲜艳的党旗，郑重地举起了自己的右手，完成了向有信仰的人的涅盘……7年前，带着大学生共有的稚气和泛着油墨清香的财税知识的我，胆怯地踏入了纷繁复杂的社会大熔炉，成为了区财政局的一名新兵……3年前，涉世不深的我满怀敬仰、彷徨、期待的心情转战夷陵区政府中枢机构，变成了政府领导身边的勤务兵和马前卒……今天，我怀着对能力危机的深深不安、对激情生活的无限憧憬，与我区29名青年干部一起，接受党的锤炼和教育，为自己充电加油。我出生在一个与党联系极深的家庭，爷爷那一句朴素的不能再朴素的“吃一顿饱饭不如饱吃一辈子饭”的教诲，让我深刻理解了艰苦奋斗、廉洁为官的含义；父亲一辈子把农民当作知心朋友、一辈子甘当人民公仆的朴实作风，让我深刻领会了真情、真爱的内涵；
母亲民转公时汗流浃背、挑灯夜读的干劲，让我深刻感受到人生奋斗的意义。正是爷爷、父亲、母亲三位共产党员的熏陶，让我从小就对党、对共产党员产生了无比的敬仰和崇拜。
参加工作以后，共产党员刚劲高大的身影时刻在我眼前闪现，1998年洪灾让我认识到共产党员的勇敢，2003年非典让我认识到共产党员的无畏，2008年汶川大地震让我认识到共产党员的坚毅，我坚信，只要有共产党员压不跨的脊梁，中国必将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无论是“神舟”、“嫦娥”的顺利飞天，无论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无论是上海世博会的华丽谢幕，无论是国际金融危机的艰难度过，都体现着中华儿女不畏艰险、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勇于创造的豪情。
都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始终同全国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与中国命运的脉搏一起跳动，与中华民族一同驶入一个崭新世纪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今天，我作为一名青年干部，用真情来歌颂我们伟大的党，我没有豪言壮语，但是，我愿做一株小草，去装点我们祖国的春天；我愿做一支花朵，去渲染我们党的百花园；
我愿做一片羽毛，去丰满我们民族腾飞的翅膀；我愿做一片绿叶，让中国人民这棵大树多一份美好的畅想。“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前进的钟声已经敲响，奋进的号角已经吹起，美好的未来正在向我们招手，朋友们，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用自己的双手传承党的感恩，绘就绚丽的明天！谢谢大家！
写作思路：首先描述党旗，点明主题中国共产党，描述党的生日，描写沐浴在新世界阳光下，自己的感受，对我党进行赞美，回忆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及领导革命胜利，结尾表达成为中国人的骄傲。
一个锤子，一把镰刀交织一起，看上去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图案，可它贴到鲜红的旗帜上，它就是代表我们国家的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
1921年，一个伟大的领袖诞生了中国共产党。2021年，是党的100岁生日。100年来，党用可以积成河的鲜血，让我们迎来了和平的社会，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尊敬的各位领导：走在新世纪的征途上，沐浴着晨曦的阳光，唱着春天的故事，我心情是那样激荡。然而，回首眺望走过去的历程，却是那样的曲折不平坦。你看那洒满鲜血的路上，一个个脚印记载着多少风雨与沧桑。
时间如流水般飞快地从我们眼前流逝回想起以前，我们的党走过了100年艰苦奋斗的道路，我们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党感到骄傲和自满，一百年，就像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但是改革的开放汇集了每个国人的生活，同时也让我触摸到了社会前进的脉搏。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最根本的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
党建主要包括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党建的突出特色，思想建设的根本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思想上保持党的纯洁性；（侧重理论修养）
作风建设主要是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体现了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侧重和群众的关系）
组织建设主要是民主集中制（侧重制度原则）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必须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坚持不懈抓下去。
小时候的我，并不知道老一辈为何总把党一直挂在嘴边，直到上了中学，我才了解到党的概念: 所谓党的指导思想，即指一个政党的思想理论体系，是指导这个政党全部活动的行动指南。任何一个政党的行动，都要受一定的思想、观点、或理论的指导和支配。指导这个政党的一切行动的思想、观点或理论体系就是这个政党的指导思想，也叫行动指南。一个革命政党要指导革命取得成功，必须具有正确的思想、理论，并且要善于把这种思想、理论和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使它真正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它关系到政党的性质，也关系到这个政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的命运和前途。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而如今在这个科技和文化日益提高的社会生活中，无论我们担任怎样的角色，我们都应该遵从党的决定，把党摆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党的一切利益。没有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也就没有今天人们快乐而又幸福的美好生活。因为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才成为今天数一数二的世界大国吧，因为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人们才过上把今天这样富裕的生活。所以，没有党就没有如此强大的中国。在非典漫行的日子里，我看到您敬职无畏的好女儿——叶欣护士长发扬新时代的“南丁格尔”精神，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为了抢救人民的生命，无怨无悔奉献出年轻的生命；在党的领导干部岗位上，我看到了您培育的好公仆——培民书记、长霞局长身体力行的奉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谱写着“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的感人赞歌。九十年前的中国还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民不聊生，四亿同胞倍受凌辱，几经磨难，那是一段残酷的岁月。中国共产党敢为天下先，应运而生，像一把刺向苍穹的利剑，“搅得周天寒彻”。试看未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刻，我们党当仁不让，肩负起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从最初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建立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道路到如今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一直坚守责任，完成了一项又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奇迹，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已经有所成就，但是中国人民经历了两个困难时期，为摆脱贫困现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开始了新的革命——改革开放。事实证明，在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之后，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纪之交，我们党逐步完善自己，提出“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面临国际形势，世界新旧格局转换的过渡时期，我们党在以xx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提出“科学发展观”，加强和谐社会建设，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带领中国面向世界，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现在的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挺起脊梁傲看环球，为中华民族撑起一方天空。共产党员是一个崇高的称谓，入党是我毕生所需要的追求。我对“共产党员”这个字眼有着别样的情愫，从小喜爱的革命电影里革命先烈们的英雄事迹，中国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已经渗透到我的心里。“一个人活着应该有个信仰。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党的事业永存的。我愿为实现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贡献自己的一切。”中国共产党员、科学家蒋筑英如是说。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对党的追求已经上升成为一种崇高的信仰，这不同于宗教的信仰，是把有限的生命融入到党的事业中，融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正是本着这种信仰，在这九十年中，涌现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可歌可泣，他们的故事感动着我，震撼着我，也深刻地影响着我： “为谋取人类的幸福生活而奋斗”的革命英雄澎湃；“生前令敌人闻风丧胆，死后以惊人意志震撼敌人”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头可断，血可流”忠肝义胆的工人林祥谦； “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共产党人孔繁森；“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民公仆牛玉儒；15岁的刘胡兰横眉冷对敌人的铡刀，面不改色；夏明翰在写下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后从容就义；任长霞扫恶打黑,除暴安良,她铁面无私;嘘寒问暖,扶危济困,她柔肠百转……无数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人民公仆，为党的事业贡献着自己的生命力，这些英雄事迹任何一个都荡气回肠、掷地有声！他们以自己的切实行动竖起党的旗帜，释放党的光辉。同时也点燃了我内心对党的无限崇拜和热爱，坚定了我追随党矢志不渝的信念。鲁迅先生所说的：“青年应当有朝气，敢做为”。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是为祖国发展做贡献的生力军，肩负着的是先辈们一代代传递的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也正如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中说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成为了一名大学生后，我的思想也逐渐成熟，党的光辉成就和共产主义思想也在影响着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众多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也深入我的内心，正确引导着我追求党的脚步。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代表着的是人民的利益，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能深刻感受到党带给我们底层劳动者的无私贡献，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惠民政策：农村免去了义务教育学杂费，取消了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补贴政策，解决农民工问题，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哪里有无产阶级，哪里就有共产党的分部，哪里就有为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的共产党员。放眼全球，又有哪个国家上空没有飘扬着鲜红的党旗呢？不论是在发达的北美洲、欧洲，还是在发展中的亚洲、非洲；不论是在赤日炎炎的热带地区，还是在白雪皑皑的南北极地区，到处都有鲜红的党旗。他在世人宣传一个信念，一个信仰，那就是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按需分配，每个人都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世界的每一个共产党员都为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不能否认，当前世界各国共产党在怎样实现全面社会主义和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这仅仅是党内部理论的争论。每个国家的共产党，每个共产党员心中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信念都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个人利益，有的只是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不能否认，当前共产主义运动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低潮，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但这并没有证明，资本主义已经取得胜利了。当前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是由于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是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没有经验，没有模版，有的只是无产阶级和每个共产党员勇于开拓进取，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当前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是建立在新的科技革命取得的成绩基础之上的，但这一系列科技革命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创造的。资产阶级仅仅是通过一系列无耻的、卑微的手段活生生的从无产阶级手中夺过去的！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有为这个最伟大的目标而奉献一切的信念！ ，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实现民族独立只是取得伟大胜利的第一步。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才是最终的目标。实现这个伟大目标，必须有极大的物质财富作为基础，实现这个伟大目标，就必须进行艰苦卓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此，中国共产党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艰苦奋斗，自立更新、不畏强权、打破了资本主义国家对新生政权的包围与封锁，充分发挥人民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当中国的第一朵蘑菇云在西北广袤的土地上腾空升起的时候; 当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在无垠的太空唱响“东方红”的时候; 当中国的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实现可上九天揽月梦想的时候，当中国的“嫦娥一号”传来了第一张月球照片的时候，世界震惊了。这是中华民族智慧创造的奇迹。中国人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的奇迹向世人宣告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富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壮大起来了!没有正确的、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任何社会实践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从马列主义的到毛泽东思想的演变，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展，及至今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这都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都凝聚着党对当前社会状况和奋斗目标的正确把握。任何正确的、科学的理论的提出、发展和完善都需同中国的特殊国情结合起来。任何正确的、科学的理论的提出、发展和完善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是我党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做出正确把握之后完成的。任何正确的、科学的理论的提出、发展和完善都是实践的总结，同时又将继续指导我们的实践。事实证明并将长期证明，在正确的、科学的理论指导下，我们将在以xx同志为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取得更伟大、更辉煌的成就。翻阅党的历史，一章章，一幕幕，扣人心弦，惊天动地，可歌可泣。是党领导农民开始了斗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工人与资本家斗争，是党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开始了以革命武装发那对xx武装的新征程。从井冈山到延安我们的党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下，战胜了千难万险，历经万里长征，八年抗日和解放全中国的战争，终于打败了内外反动派，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共和国。我未经过这些年代，但我不能忘记这段历史。人民政权的取得，新中国的建立是千万共产党人、革命志士簇首与鲜红的党旗下，倾注满腔热血，铸造民主与科学、幸福与自由的信念，在千疮万孔的黄土地上，播种着小米精神和布尔什维克的思想真谛。是无数先烈迎着枪林弹雨，踏出了一条腥风血雨的路，一直通到神圣的天安门。 ，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工业、农业生产大发展，科技、文化教育出现新局面。 ，改革开放之风已强烈吹拂三十年，掠过山巅、平原和蔚蓝的海面，吹倒了旧体制的古城墙和人们心头道道无形的栅栏。庄稼的根须超越板结的四季，乡村长出肥阔的羽翼，民心若灌浆的豆荚，摇动富足的真实。城市细胞陡然聚变，一夜攒成你挨我、我蹭你的摩天楼群。全国大地日新月异，发生这根本性的变化，旧貌换新颜，目不暇接。在危急时刻，我们的党表现出了是全国人民的主心骨、领导核心的雄才大略。肆虐的洪水、突来的“非典”、强烈的地震……，都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举全国之力，聚全国之心，战而胜之。 ，历史难以忘记，亲历体会更深。祖国的强大使我们倍感自豪和荣耀。世界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让全球人对中国都刮目相看。神舟飞船载人上天更是体现了我们国家科技的先进和经济实力的雄厚。我们现在还是发展中的国家，再向前我们会更强大。老师和长辈们经常对我说：你们“‘80后’、‘90后’是生在新时代，喝着甜水长大，不知受冻挨饿的滋味，还不知创业的艰辛。但不能忘记这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要熟悉国家的历史、党的历史。好好学习，把自己锻炼成一名建设祖国的有用之才。要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永远跟党走，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话语虽短但寓意深长。我一定要做到心明眼亮，努力学习，争做党的事业的继承人。
如果有人问我,党在你的心中是什么?我可以自豪地说,党就是一面飘扬的旗帜,一盏指路的明灯；如果有人问我,党在我心中有多重?我可以郑重地回答,党在我心中重千斤；如果有人问我自己是否践行了党的伟大精神,我可以明确的说,我在生活中时时刻刻铭记党的精神,并在日常生活中做好!5000年的灿烂文化让我为我的祖国深感骄傲,但中国近代史却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外国侵略者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他们在中国的国土上飞扬跋扈,烧杀抢掠,肆意地践踏着我们的锦绣山河.中国人民为挽救中华民族,进行了各种试探,长夜漫漫,路在何方?路在何方?1921年的一个夏日,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仿如一道曙光划破黑暗的长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它挺身而出,带领着千百万革命志士,用燎原的星火唤醒了四万万劳苦大众,历经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赶走了帝国主义,推翻了蒋家王朝,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那一刻起,党在我心里是一座丰碑,是一个灯塔,是一面旗帜,让我敬仰、引我前行、促我奋进.
要交代明白。无论记人记事，还是写景状物，一般都要交代明白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否则文章就不完整。第二，线索清楚。虽然观察的角度、记述的方式可以不同，但每一篇文章都应当有一条关联材料、统贯全篇的中心线索，否则文章就
青年是人一生中精力、体力、创造力最为充沛的阶段。新时代中国青年当把握好这个阶段，发扬五四精神，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民族振兴的责任。少年强则国强，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更应该以实际行动践行担当与责任，推动着这个国家向前发展。做好个人，奉献社会，是青年人人生价值的更高追求。人们出身不同，性格不同，爱好不同，但遵守着共同的道德规范和法律约束。做好个人要做一个守法的人、善良的人，一个好人。在此基础上，青年人可以尽情释放自己的昂扬斗志和激情活力，通过学习，工作、创造等途径去追求理想，从坎坷荆棘中收获人生价值。青年刚刚踏上工作岗位，应当将远大的理想抱负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在不断学习，努力工作中去发掘潜能，提升自我，实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