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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版问题研究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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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版问题研究的论文

软件盗版问题的经济学分析经济论文

软件行业是我国的重要行业,但自从其发展开始就一直存在着盗版问题,而由于被盗版的软件大多为国外软件制造商的产品,所以经常引发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是否过渡的争论,支持盗版者以社会福利为其理由,而反对者坚持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技术进步。

1 基本事实

关于软件盗版存在着公认的事实,这些事实是我们分析的起点。首先,软件盗版在技术上无法克服,即无论正版软件制造商采用何种反盗版技术都无法防范自己的软件被盗版;其次,盗版软件与正版软件在实用性上并不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正版软件和盗版软件的产品差别不大;再次,实施盗版所需的投入远远低于正版软件,因为盗版厂商无需支付研发支出;最后,软件生产的边际成本非常低,接近于零,所以可以认为正版和盗版软件的边际成本相等且不变。

2 不存在盗版厂商时的正版软件定价策略

如果我们实施极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则市场上不存在盗版软件,此时正版厂商是市场上唯一的生产者,整个市场结构就是标准的完全垄断市场。相关的函数如下: 反需求函数:p1=a-bq1 需求函数则为:q1=a/b-p1/b 成本函数为:c1=f+cq1 利润函数为::μ1=(a-p1)(p1-c)/b-f p1为正版软件的价格,q1为正版软件的需求量,f表示固定成本,这里相对于盗版厂商来说主要为研发支出,c表示不变的边际成本和平均变动成本。

所以对利润函数求p1的一阶导数可得其最优定价:p1=c+(a-c)/2

3 基于一个正版厂商和一个盗版厂商市场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3.1 软件市场反需求函数和需求函数

由于正版软件和盗版软件的'差别不大,所以对于普通个人用户来讲,它们的替代性相当大。我们用以下这组反需求函数来表示这种关系:

p1=a-b(q1+θq2) p2=a-b(θq1+q2)

式中,a和b为正,0≤θ≤1,θ取负值时模型成为一个互补商品的需求模型。若θ=0则一种商品的价格仅与本商品的产量有关,而与另一种商品无关,两种商品无替代性。θ越接近于1,两个变量之间的替代性越强;当θ=1则两种商品为完全替代,即对于消费者来讲产品1和产品2完全一样。很明显,在盗版问题上0<θ<1,即两种商品既不完全替代也不完全无关,且θ较为接近1。

通过转换反需求函数的方程式,可以得到模型所隐含的需求函数方程式: q1=[(1-θ)a-p1+θp2]/(1-θ2)b q2=(1-θ)a-p2+θp1]/(1-θ2)b

3.2 软件企业的成本函数和利润函数

正版软件的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c1=f+c q1,f表示固定成本,这里相对于盗版厂商来说主要为研发支出。c表示不变的边际成本和平均变动成本。结合鲍利的线性需求模型,可得正版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μ1=(p1-c)[(1-θ)(a-c)-(p1-c)+θ(p2-c)]/ (1-θ2)b-f 相应的,不包括大量研发支出的盗版厂商的成本函数为: c2=c q2

其利润函数为:

μ2=(p2-c)[(1-θ)(a-c)-(p2-c)+θ(p1-c)]/ (1-θ2)b

使μ1最大化的对于p1的一阶条件给出了正版厂商相对于盗版厂商的价格最优反映函数: 2(p1-c)-θ(p2-c)=(1-θ)(a-c) 同理盗版厂商的价格最优反映函数为: 2(p2-c)-θ(p1-c)=(1-θ)(a-c) 由此可以确定均衡价格为: p1=p2=c+(1-θ)(a-c)/ (2-θ)

4 基于一个正版厂商和多个盗版厂商市场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4.1 伯特兰模型与盗版厂商之间的竞争

当多个盗版厂商出现时(这也是更为符合实际的假设),盗版厂商之间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即盗版厂商的博弈对象不再是正版厂商而是其它的盗版厂商。而盗版软件之间则没有任何差别,它们之间的竞争完全是价格竞争。经典伯特兰模型认为,当产品同质时,最终价格会降至边际成本。

经典伯特兰模型是建立在两个生产同质产品的厂商基础之上的,这两个厂商只能使用价格作为决策变量。同时假设两个厂商拥有相同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且平均成本等于边际成本。图1中当厂商2的价格低于边际成本(平均成本)时,厂商1选择边际成本作为其价格;当厂商2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平均成本)低于垄断价格Pm(平均成本)时,厂商1选择略低于P2的价格作为其价格,并占有整个市场;当P2>Pm时,厂商1的价格定在Pm处。

图2中包括了厂商2和厂商1的最优反应曲线,他们的交点就是均衡点p1=p2=mc。此时两个厂商都达到了平均成本处,谁都没有动力离开均衡点。

显然伯特兰模型的结论对于多个厂商也是成立,所以盗版厂商的价格会降至边际成本,这也能获得事实的支持:国内每个省会城市的盗版软件几乎都有自己的统一价格。

4.2 基于多个盗版厂商市场环境的正版厂商的反应函数

当盗版软件的价格降至边际成本MC=c时,从正版软件厂商的最优价格反应函数:

2(p1-c)- θ(p2-c)=(1-θ)(a-c)

易于推出正版软件的最优定价为:

p1=c+(1-θ)(a-c)/2

5 静态效率与动态效率

比较一个正版厂商面对一个盗版厂商所采用的最优定价和它面对多个厂商时的最优定价:

p1=p2=c+(1-θ)(a-c)/(2-θ) p1=c+(1-θ)(a-c)/2

我们发现存在多个盗版厂商时正版软件的最优定价应更低,如果再与完全垄断市场中企业的最优定价p1=c+(a-c)/2相比,我们发现随着盗版厂商的加入,的确正版厂商的最优定价会不断下降,越来越接近静态社会福利的标准p=mc。所以认为盗版有利于增加社会福利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只是静态效率,静态效率包括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

而社会福利则除了静态效率还包括动态效率,动态效率则与知识扩散有关,知识扩散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函数,所以动态效率是创新和保护的函数。如果我们不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则没有人愿意投资进行创新。如果我们过于保护,比方说,将软件的版权无限期延长,那知识将无法扩散,技术无法进步,经济就很难增长。有学者用下下列图3表示社会福利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

在图3中社会福利(严格的讲是动态社会福利,即动态效率)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不是线性相关的,在P*(此处P为保护水平,而非价格)处达到最大,大于或小于P*都会造成动态效率的损失。

6 主要结论

所以认为为了社会福利的进步,就应该允许大肆盗版的看法是没有坚实的经济学基础的。因为静态效率最大化要求不对知识产权进行任何保护,这样人人都可以盗版,软件价格一定会降低到边际成本处。但动态效率则要求对知识产权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P*不可能为零),所以两者无法同时达到最大化。

尽管没有定量上的最优值,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有价值的结论。我们可以在软件的保护方面进行一些策略调整,比方说缩短软件保护的著作权年限,以提高静态效率和知识传播速度,同时在保护期内严厉打击盗版,保护企业的创新精神,保护产业的长期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张曼.论数字产业对传统反垄断理论与实践的启示[J]. 经济评论,2002(4)

2 袁克.中国知识产权的经济学分析[J]. 南开经济研究,2003(2)

3 斯蒂芬·马丁.高级产业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图书版权引进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论文

我国的图书版权,在引进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如版权信息不流畅导致版权所属不明确,出版单位没有对市场进行深入调研盲目引进图书,及签约过程中的疏漏,编译质量欠佳等。本文将先从图书版权的现状论起,并在后文给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我国图书版权引进的现状

(一)版权贸易的开展带来外国文化的冲击

随着版权贸易的开展,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文化作品进入到中国市场中来,国内读者在通过这些作品中认识世界的同时,价值观念和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也同样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于是,许多有远见的文人和学者都大声呼吁:要保护中国本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因为从古至今来看,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不仅是民族根基,更是民族融合的关键,同时也是国家凝聚力的体现,一个没有自己独特文化的民族,世界不会承认,一个没有自己独特文化的国家,历史也不会承认它。

(二)我国出版界的责任和使命

由于文化冲击和世界文化大融合的影响,出版界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不应只起到纽带作用,更重要的是,应该担负起“把关”、“筛选”、“守卫”的责任。所以,出版界的编辑们应当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在版权贸易中发挥好出版界的责任,不仅是牢牢把握出版方向,更重要的是要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是出版界的责任,更是历史使命。

(三)对待外来文化,要做到吸取精华,剔除糟粕

对于外来文化,我们不能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辩证的思维才是我们应该具有的正确态度。如今的国内图书市场,不仅有着国内作家的优秀作品,更有着一大批优秀的外国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科学领域里的最新科研成果,也有文学、艺术领域里的优秀作家的名著。这些作品中或者蕴含着与我们的民族精神相似的精神,或者有国人不了解的新技术、新知识。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不仅对国人无害,反而增加了国人对自己文化的了解和认同感。然而,外国作品也有很多糟粕,对于这样的作品,我们要严厉打击,绝不允许其进入我国图书市场,这便是出版界的防卫责任。它们的内容和表现的精神与我国几千年来传统精神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要把这种作品抵制在国门之外。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作品内容也很健康,用一般的眼光找不出庸俗之处。然而这种作品常常体现出与我国民族文化截然不同的思想观、价值观。对于世界观、价值观已经成型的成年人来说,他们会在大脑里对这些外来观念自动地进行甄别,因此受到的影响较小。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还在成长阶段,这样的书籍传递的思想很容易使孩子形成一种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甚至反对我国的传统固有的人生观、价值观。因此,对于外国的书籍,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对我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好的图书,好的思想,体现人类共有的美好情感,好的图书会启发智慧,鼓舞勇气,对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很大的益处。而一些庸俗堕落、肮脏不堪的反对我国社会形式,甚至扭曲历史的书籍会导致民族的对立,达到西方国家对我国和平演变的目的。因此,我们要重视图书版权,吸取精华,剔除糟粕。

二、图书版权引进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一)版权信息交流不畅造成的版权归属问题

版权信息交流不畅对于出版人来说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考虑版权贸易人员掌握外语的熟练程度,在进行具体的图书版权贸易工作时,信息交流不畅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搜集有用的国外图书信息很困难。二是较难找到图书版权的真正拥有人。虽然如今互联网发展迅速,能够为版权工作人员提供大量信息,但也有信息量过大而不能有效挑选的弊端。如何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信息,寻找有效信息,是版权工作人员有待克服的困难之一。

版权归属问题则主要分为出版商可能没有分清图书版权和附属版权及外方是否拥有全部的出版权两个方面。在外文图书出版合同之中,除了图书出版权之外,还有图书翻译权、海外出版发行权、影视作品改编权等附属权利。很多出版商可能并未注意到,拥有图书版权并不意味着拥有图书翻译权和海外出版发行权等附属权利,这样就为出版工作带来不便。例如,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和江苏凤凰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出版的《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和《吹小号的天鹅》等图书内容,因未经授权而编入了上海译文出版社持有国内专有翻译出版权的E.B. 怀特《夏洛的网》的部分章节而被告上法庭。导致该书被迫下架,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

此外,外方出版单位也不一定拥有该书的翻译权和海外发行权;出版商同时也应该了解,拥有图书的出版权也不一定表示拥有了插画配图及封面权。

(二)图书引进问题

有的出版单位在图书版权引进之前,只是盲目引进,并没有深入调查图书市场,没有综合分析市场信息,没有预估可能存在的问题及风险,甚至在“领导意志”的作用下,盲目引进与市场严重脱节的版权图书,贸然投资,其结果可想而知;有的出版社对自身的实力不能进行正确判断,只是盲目跟风,引进一些“所谓”的畅销书,并且由于出版社自身缺乏成熟的图书运作模式。因此,图书投入市场后很快就被“边缘化”,无人问津。更有少数出版社,被一时的经济利益冲昏头脑,引进出版了不少为满足读者猎奇心理的书籍。这些书籍大多内容庸俗、境界丑陋不堪,在国外也是被排斥和谴责的,这也是我国图书出版商在进行图书版权引进过程中需注意的一大问题。总之,出版商引进图书之前,需要对市场进行调研,对自身的经济和营销实力进行评估,明智地选择图书引进。

(三)谈判、签约阶段出现的不良竞争问题

在图书版权引进的这一过程中,图书版权市场日新月异,于是许多人看到了商机,感觉对此有利可图,并对这一市场跃跃欲试。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出版社和个体书商被更高的利润蒙蔽双眼,企图通过出版外国图书的方式来获得巨额利润。如今的图书版权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竞争越来越激烈,有时甚至会出现十几家出版社为了一本畅销书的销售版权,不遗余力,共同竞标的尴尬画面。更有一些黑心出版商盲目的哄抬版税,从而使图书版权以难以置信的高价卖出,最终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出版社付出了高额的成本,然而却几乎没有利益,白白让外国的出版商获得了所有的利润。出版社之间对于图书版权的竞争本来无可厚非,但是竞争要控制在良性的范围之内,对于恶性的竞争一定要坚决制止。因为恶意的竞争不仅会破坏出版市场的秩序,更不利于图书版权贸易的正常发展。因此,建立良好的贸易秩序,合理竞争,有序竞争,使图书贸易市场合理化、规范化已经成为出版界亟须解决的问题。同时,在谈判签约方面,必须要做到细致和慎重。在进行版权贸易的签约和谈判中,与我们贸易的'对象来自不同国家的出版社。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国情,每个国家都会从本国的需求出发去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版权法。加之不同国家出版市场的情况各不相同,千姿百态。这样往往会导致我们国内的很多出版社对签约对象国家的法律和出版市场的情况前缺乏足够的了解,用惯性的眼光来考虑问题,只考虑到我们本国市场的情况,所以在谈判、签约阶段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解,从而导致了很多不必要的利益损失。

(四)推广问题

版权引进并不只是单单引进一个环节,而是一个系统的工作,涵盖翻译、出版、营销等诸多环节。在版权引进过程中,每个环节都要认真对待,细心布置。引进图书的种类往往多样,有的图书需要较多专业知识,需要认真组织翻译。但有些出版单位在获得的图书版权之后,为了快速推出,抢占市场,完全不顾及翻译的质量;有的出版社对出版把关不严,错印、乱印比比皆是;还有的出版社对营销工作投入不够,导致销售不理想。因此,引进版图书在诸如以上提到的缺乏整体规划以及对细节的缺乏完美追求的情况下运作,其效果便可想而知了。

三、图书版权引进过程中出现问题的解决办法

(一)加强版权保护

谈及版权保护问题,首先涉及的就是盗版问题。盗版问题严重损害了作者和出版商的利益,更影响了作者对文化作品创作的积极性。因此,加大版权保护力度对目前的出版界情况来说已经刻不容缓,更是如今出版界工作的重中之重。图书版权保护应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即“保护”和“惩罚”。“保护”,即强化公众尊重作者知识和劳动成果、保护版权,拥护正版。“惩罚”,即惩罚不良出版商利用我国公众的版权保护意识薄弱来进行的各种盗版活动。同时,更要做到要在公众中加大保护版权,支持正版的宣传力度,在整个社会中构建出尊重知识、尊重文化、尊重版权、尊重作者的氛围,让国人明白购买盗版是一种短浅的行为,这种行为将最终损害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创造力,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出版界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让公众抵制盗版和侵权。

(二)确定版权归属问题

国家应该积极立法确立中文翻译版权或影印权利归属权问题。只有明确版权的归属问题,才能更好地激发出版商和作者的出版及写作热情,使其为我们国家、社会和人民创造更大的价值。因此,版权归属问题应当被出版界的有识之士重视起来,绝不能放任自流,只有加强版权归属问题的建设,解决版权问题,才能有更强大的凝聚力,才能使外国图书和知识更好地造福社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三)引进图书要把握好方向

当今社会,许多科学、文化研究领域的优秀成果和相关图书都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在这些方面往往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为了促进我国经济和技术的高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大好局面,就必须学习国外文化和知识的先进之处,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所以,在引进图书的时候,出版商就要考虑到国家科学技术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现状,多引进西方领先领域的书籍,把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介绍给国内的有志于科研和创新领域的读者,使读者在阅读中了解自身,提高自己的能力,不断学习和创新,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新技术,从而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动力。

(四)要大力发展人才培养战略

版权引进工作相关人才奇缺是制约我国版权贸易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需要我们去积极克服这个困难。作为熟练的版权引进工作人才,他们必须摸准国际版权市场行情,选准书目,熟悉国内外版权法和著作权法,掌握熟练谈判技巧,了解市场需求,对哪类书好卖、哪类书不好卖,版权引进图书销售现状及发展趋势等一清二楚,并且还能够熟练运用外语进行版权专业交流,这样才能为图书版权引进工作的后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然而目前我国高校并没有开设版权引进的相关专业,暂时不能通过系统的学习来得到大量与版权引进相关的人才。虽然从事版权引进工作的相关人员可以通过学习国外版权经验来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然而由于出国培训条件受限,并不能解决我国出版界缺乏专业人才的根本问题。我国出版界的相关人员现在更多的是通过图书版权引进业务的实际操作来培养锻炼自身能力,这样学到的知识缺少系统完整性,并不利于工作人员自身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因此,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是当今出版界不可忽视的问题,必须大力发展优秀人才培养战略。

(五)注重引进图书的市场推广

引进图书的翻译和出版是一个跨文化传播的过程,引进图书的异域风情虽然可以成为一大亮点和吸引读者之处,然而对不少读者而言,他们对西方文化并不熟悉和了解,对外语也并未掌握到能够熟读的程度,这些都很可能成为阅读的障碍与挑战。因此,出版单位需要重视引进图书在后期的翻译制作,市场培养和宣传,采取各种手段,吸引更多的潜在顾客。出版商也可以采取各种营销措施,只要不违背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在竞争允许的范围内。这样的竞争和宣传可以引起读者对外国图书的兴趣,使国内读者更好地了解外国文化,同时也可以使出版商获得更大的利润。因此,加强注重引进图书市场的推广工作可以更好地促进出版界的繁荣,更好的发展国家经济,促进社会进步。

四、总结

图书版权引进是出版业的重要增长点,不仅能促进产业结构的改革,壮大出版行业的实力,还能够增强各国在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并在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因此,出版单位在引进图书的过程中,需要明确图书所属权,坚决抵制侵权行为,同时也需要理智、谨慎地引进图书,并做好翻译、出版、营销推广等工作。

盗窃罪数额问题研究论文

我写的合同法

我国刑法第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按此规定,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应当看犯罪分子的行为是否得逞。而如何看待犯罪的得逞与未得逞,刑法理论界大体有结果说、目的说、构成要件说三种观点。通说采取后者,即认为应当以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备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作为区分犯罪是否得逞的标准,具备犯罪构成全部要件的是犯罪既遂,反之是犯罪未遂,也就是说,犯罪是否既遂,标准应当是立法机关在刑法分则中对该种犯罪构成的描述。刑法明文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为盗窃罪。但盗窃罪既遂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刑法学理论上存在诸多分歧,有必要对各派学说加以评析,吸收它们的合理性因素,摒弃它们的缺陷和不足。…………

与盗版有关的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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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版的论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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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查重查的是论文抄袭,上学吧论文查重整理了一些如何才算学术论文抄袭?论文查重系统国际标准的文章,提供一些论文查重方面的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国际出版界公认的8类剽窃现象与版权之间的关系:1.自我抄袭(self-plagiarism or salami –slicing, duplicate publication);也称重复出版或“腊肠”现象,即把一篇长文章拆散,这里指作者重复使用本人实质性的研究内容去发表多篇文章而不注明,尤其是一稿多投。如果分别与不同期刊签署了版权委托书的行为涉及侵权。但若两篇文章的实验材料和方法略同,文字有异,则不涉及版权问题。但是涉及抄袭的量度则依据期刊的政策而定。2.少量抄袭(minor plagiarism);指少量文字和句子的抄袭,一般不涉及版权3.文字抄袭(literal, or word-for-word plagiarism;);大段或逐字逐句抄袭,或只改题目及文摘变成自己的一篇文章或书的章节,这种现象涉及造假,严重侵犯版权法。4. 图像抄袭(image plagiarism);指图表,照片等剽窃,也可能涉及版权5. 思想抄袭(ideas plagiarism);指实质性内容剽窃,即使文字不同,也严重涉及版权。 但如果没直接剽窃原文,即使抄袭了想法,时而也会滑离法律的惩罚,所以说版权法会犯“保护狐狸而非野猪”的错误。6.“猎 枪”抄袭(scattergun plagiarism);对别人的文字,设计,或其他内容随意取而用之,不做任何引注明和致谢,但若不涉及实质性内容,只能定义为剽窃,不一定涉及侵权。7. 引用抄袭或称引用健忘症(citation plagiarism or citation amnesia); 在引用标注后大量抄袭原文,用走捷径的方式混淆了文字内容的归属,属于游离在侵权的边缘,典型的剽窃。8. 批量抄袭或盗版(wholesale plagiarism or piracy)等。产生了经济利益,即严重侵犯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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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罪的论文答辩问题

报考论文和考试科目是不冲突的。先把论文弄出来再说,这个需要费很大精力的。反证也是一门课程,先报先了。现在报名,论文答辩的时间早,10月报名,答辩时间估计要明年。报名的题目可以任意选择,没有限制的。一般论文通过率还是高的。60及格,如果想申请学士学位,需要75左右

现在报就好啊,本身论文答辩并没有限制通过多少门课才可以报,所以这和你10月份剩下的那一门过不过没有多大关系,但如果你10月份全部通过,并且你的准考证可以申报今年下半年的毕业申报的话,那建议你现在报,不然毕业申报要等到明年这个时候!关于毕业论文题目,网上申报的时候题目可以随便写,甚至只写个刑法、或民法都是可以的,你的论文最终是以你的导师通知你把论文发给他为准,题目嘛,尽量不要写争议性太大的,避免你写的观点和你的导师正好背道而驰而你又被导师的问题刁难住,这就得不偿失了,有一些网站上有搜集各类论文题目的,你可以去找找看,你的论文一定要把相关的背景知识弄清楚,导师一般会通过这些问题考察你的论文是不是本人写的!再就是,导师也有严松之分,希望你碰到一个好点的导师!

我认为你包的题目不要太古怪,最好是大众化的那种。比如浅谈盗窃罪、抢夺罪等,刑法类的论文好些一点而且比较好找例子,这样还好找参考书籍。希望我的提议对你有所帮助。

扒窃犯罪论文提纲

近年来,扒窃犯罪活动突出,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和群众出行安全感的热点问题,且这种犯罪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稳定。

一、扒窃是行为犯,不是数额犯,没有数额要求,是否定罪也不主要是看数额。

刑法修正案将扒窃行为入刑,就是因为实践中扒窃行为非常猖獗,很多扒窃案达不到盗窃罪立案标准,只能作行政处罚,由此酿成很多惯犯,抓了放,放了抓,扒窃现象泛滥不止。人民群众对扒窃案处理过轻意见很大,立法机关参考民意,规定扒窃的即构成盗窃罪,并没有规定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从刑法修正案的立法背景及法条表述看,扒窃型盗窃罪明显属于行为犯,即只要实施扒窃行为即构成犯罪,没有数额上的要求,扒窃一元钱,也可以构成盗窃罪。

同时,《检察日报》发表了陈国庆主任对盗窃新解释的解读,指出扒窃没有数额标准,但可以适用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出罪。对此笔者是赞同的。但书是刑法总则的规定,除分则有特别规定外,可以适用于分则所有罪名,当然包括扒窃型盗窃罪。不过,笔者认为,扒窃行为是否情节显著轻微,不是看扒窃数额,而是看扒窃人是否刚满16岁、是否被人指使教唆胁迫、是否初犯偶犯、是否为生计所迫等。也就是说,如果扒窃数额只有一元钱,但扒窃人乃游手好闲之人,或属于再次扒窃,或组织纠集他人扒窃,特别是有盗窃前科劣迹的,应一律认定犯罪,而即使扒窃数额达数百元,但扒窃人属于年幼无知,或被蒙、胁迫为之,或因一时迷误而初犯,或因生活所迫而初犯的,也可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所以说,扒窃案是否定罪,数额是不需要着重考虑的因素,因为扒窃行为大部分是无目标性的,别人口袋里有没有钱、有多少钱都是扒窃人无法预知的,扒窃所得数额只是行为结果,这个结果不是扒窃人能决定的,完全看他们的“运气”,所以,以扒窃数额来作为定罪与否的主要考虑因素,其实就是客观归罪。真正体现扒窃人主观恶性的,就是行为人年龄、是否有前科劣迹、是否受人教唆指使、是否为生计所迫等,是否定罪,也应该主要考虑这些情节因素。

二、扒窃案一般不存在盗窃未遂,只有针对特定财物的扒窃未得逞才成立盗窃未遂。

在《人民检察》的疑案精解中,张明楷教授认为行为人扒窃他人口袋,只窃得一元钱的,应认定盗窃未遂。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如前所述,扒窃型盗窃罪是行为犯,只要实施此行为即构成犯罪,既然没有数额要求,一般也就不存在未遂的问题,也就是说,行为人实施了扒窃行为,未窃得分文的,同样构成犯罪,更不用说窃得一元钱的。

为什么这么看呢?理由如前所述,扒窃能窃得多少财物完全看行为人的“运气”,大部分时候,行为人扒窃都是针对被害人口袋、提包来的,并不是针对特定的财物,所以,应受刑法责难的是扒窃行为本身,而不是扒窃行为的后果,只要着手实施扒窃行为,盗窃罪就成立,而不存在未遂的问题。即使扒窃行为未实施完毕,比如行为人伸手扒窃,刚触碰被害人口袋就被抓住,或者手还没有拿出来就被抓住的,这种情况仍然不存在犯罪未遂。

不成立犯罪未遂的另一点理由,是认定未遂不具有可操作性。刑法规定,犯罪未遂的,可比照犯罪既遂从轻或减轻处罚,扒窃行为未得逞的,或者只窃得一元钱的,如果认定盗窃未遂,比照多少数额的既遂从轻或减轻处罚?没有一个比照处罚的数额,根本就无法适用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规定。

所以说,扒窃型盗窃罪的未遂只有一种情形,那就是行为人针对手提电脑、金银首饰等特定财物进行扒窃,在扒窃过程中即被抓住的',或者扒窃得手后,在逃跑过程中被抓住的,导致盗窃未能得逞。这种情况的盗窃未遂,以扒窃的特定目标财物或得手的特定财物价值为既遂数额标准,可比照这个标准从轻或减轻处罚。

三、扒窃案件定罪的应严惩不贷,原则上就一律起诉,且原则上应判处实刑。

很多人认为,扒窃案件定罪的,也应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慎重起诉。笔者认为,适适相反,对扒窃定罪的案件应一律严处,不宜作相对不起诉,起诉至法院的,法院也不宜判处免刑、缓刑或单处罚金,而应一律判处一年至三年的实刑。

笔者个人一直是持轻刑化理念的,但为什么认为扒窃案件要严处?主要有两点考虑:

一是对扒窃行为动用刑罚严处是迫不得已之举。刑法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种手段,只有不得已而为之时才能动用刑法制裁,而对扒窃的治理正是如此。因为对扒窃的其他治理和预防手段都非常无力,叫群众把口袋捂紧一点?叫群众都不要带现金或贵重物品上街?叫群众尽量不要到公共场合人多的地方去?或者在公共场所到处布满保安?能采取的预防措施无非就是这些,但都不现实。对扒窃这种顽疾,只有加大刑法打击力度,给予严厉刑罚,加大扒窃犯罪成本,遏制犯罪冲动。因为扒窃被查处的概率是有限的,所以只有加大每一次查处的严厉性,才能令扒窃者有切肤之痛,感觉得不偿失,权衡利弊后放弃犯罪念头。

二是如果对扒窃案件处理过轻,难以实现入罪效果,也浪费司法资源。根据人大法工委负责人的解释,扒窃入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打击一些盗窃已成习性、以盗窃为业的扒手,如果对扒窃案件过多适用相对不起诉,或者法院过多判处免刑、单处罚金或缓刑,扒窃者没有受到羁押,或者很快就恢复了人身自由,又可以重新开始扒窃了。这和入刑前的对扒手抓了又放,放了又抓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扒窃泛滥成灾仍然无法遏制。并且,入刑之前,公安机关作行政处罚效率很高,而走刑事诉讼程序,将消耗大量司法资源,而结果却是行为人不日又重操旧业了,为此在司法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变得毫无意义。

所以说,既然刑法将扒窃入刑了,司法机关就要出重拳打击,不能手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扒窃的受害者,而且被扒窃遭受的不仅是物质损失,更多时候是各种证件、磁卡、资料等紧要物品丢失带给我们的无尽烦恼,这种精神损害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这也是扒窃相较于其他盗窃最大的危害之处。所以,对扒窃案件的定罪量刑就绝不能仅仅是看数额了,而应该把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也算进去,这样看来,对扒窃案件严惩不贷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了。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入刑后,扒窃作为一种特殊的盗窃类型,由“结果犯”改为“行为犯”,但凡扒窃案件,无论扒窃财物金额多少,都以刑事案件处理。在法律无具体规定的情形下,如何确定扒窃的入罪标准和既未遂形态,以及如何正确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法释[2013]8号)第三条第四款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争议。

一、对扒窃中“随身携带的财物”的理解

通说认为扒窃为偷盗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但该“随身携带的财物”范围究竟有多大,尚存争议。虽然普遍认为该财物须为被害人可以控制、支配的范围之内,但究竟该控制、支配是做扩张理解还是限制理解呢?有观点认为该财物应不限于文义上的与被害人有身体接触的“随身携带”的财物,还应包括被害人实质上可控制之物,包括放在身边目光可及的财物。审判实践中笔者不赞成此观点,更倾向认为行为人扒窃的财物应限于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内的财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饰等与被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理由主要如下:

第一,通说认为“扒窃”是作为行为犯入罪的,如此认定的话,等于将这个盗窃的口子开到了极限,若再不对扒窃做缩小解释,则打击的力度将远远超过目前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社会犯罪率的高低与一国法律的严密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一个国家的法律严密程度应与该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相适应,不应脱离当前的社会实际,若将原本可以由其他法律部门调整的社会关系交由刑法进行调整,则将大大打破一个社会的平衡体系。因此,不应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扒窃过宽进行打击,宜做缩小解释。

第二,扒窃不仅仅损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权益,更是对被害人的人身造成了巨大的潜在危险。辞海将“扒窃”定义为“从别人身上偷窃钱物”,按照文义解释,也仅仅限于他人身上的物品,该“身上”即意味着必须是与他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否则不能称之为“扒窃”。故将观念上认为可被被害人实际控制但脱离被害人身体接触的财物认定为扒窃的范围,脱离了扒窃本来的立法意思,不应采纳。而何为他人身上的钱物,审判实践中认为即上文所言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内的财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饰等与被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因为只有当某一财物与被害人身体紧密接触时,才会对被害人的人身造成潜在的随时可转化为现实存在的危险,所以刑法才将该类犯罪规定为行为犯,该行为一旦实施,则被害的人身安全岌岌可危。

第三,因为扒窃本身就包含“身上”二字,该财物须与身体有直接的接触,该扒窃行为须已经侵害到被害人的隐私,已经和被害人身体有了一般陌生人之间不可能有的亲密接触。审判实践中比较多的是在公交车上、旅客列车上,由于这类地方乘客较多,乘客之间可能在外衣、随身携带的手提包等物品之间会有碰触,但该外衣口袋内的东西、外衣以内的部分等就不可能会和外界有直接的接触,故当扒窃行为及于该范围之内时,则触犯到被害人的隐私了,故《刑法修正案(八)》才对扒窃行为作如此苛责的规定。所以,笔者认为若将随身携带的包及包内的财物放置于身旁与被害人存在一定身体接触的箱子、包等财物包括在内,既偏离了“扒窃”二字的原意,也不能将扒窃和普通盗窃做真正的区别。只有将是否触犯了被害人的隐私纳入考虑的范围,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把扒窃和一般的盗窃行为区分开来,“扒窃”也才在真正意义上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中的一种特殊的盗窃行为,才符合立法的体系结构。否则,扒窃大开其口,则扒窃案件可能比普通盗窃行为更普通、更普遍。故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该财物范围也应仅限于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内的财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饰等与被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

二、扒窃行为是否一律入罪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作为盗窃罪的一个独立罪状直接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脱离了普通盗窃以数额较大的入罪标准,但是对扒窃追究刑事责任,既要在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上,考虑到整体的犯罪构成,还要考虑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做到罪责刑相适应。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标准主要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法益,盗窃罪作为一种侵犯财产型犯罪,其侵犯的法益为财产权属关系,而财物损失的直接表现和衡量标准为数额。由此若行为人客观上扒窃数额极小的财物,或主观上只想扒窃数额极小的财物的故意,则尽管有扒窃行为,也不得定罪处罚。因此,扒窃能否入罪,既要考虑到刑法总则和分则的统一性,也要考虑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这样才既符合刑法总则第13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也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要求。

三、扒窃是否具有既未遂形态

认为扒窃未遂应当一律入罪的观点,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扒窃行为的犯罪分类产生不同的理解所致,很多学者和法律工作人员将扒窃归为行为犯。所谓行为犯是指以侵害行为之实施完毕为成立犯罪既遂条件的犯罪,而与之对应的结果犯是指以侵害结果的出现才成立的犯罪。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前,人们对“盗窃罪是结果犯”应该不存异议,而现在之所以对扒窃犯罪看作行为犯的一种,是因为对扒窃罪状的描述,“扒窃是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但是,这种理解并不正确。因为,行为犯的行为构成与结果之间一般不可分离,且不以出现某种结果为要件,而扒窃的行为和结果不仅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间隔,还必须以扒窃行为本身导致被害人的财产损失这一“外界”变动(结果),且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故扒窃存在既未遂形态,且既未遂的区分标准在于财物是否“失控”。

四、扒窃未遂下的入罪问题

该问题在于如何正确理解法释[2013]8号第12条规定,该条规定,盗窃未遂,但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换言之,如不具有以上三种情形的盗窃未遂,不应定罪入刑。扒窃作为盗窃罪的一种,其当然适用本条规定,判断其是否具有严重情节,实质上就是指要考虑扒窃的社会危害性。考虑到法释[2013]8号司法解释的统一性,结合司法实践,对于是否具有严重情节,应从行为主体、主观认识、行为手段、行为对象、行为结果等多方面认定,具体表现为:行为人有犯罪前科或一年内受过受过行政处罚;行为人主观上有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故意;组织、控制未成年人盗窃,在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在事件发生地盗窃,或者以破坏性手段盗窃造成公私财产损失的;盗窃对象是医院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盗窃救灾、抢险等救助物资,或者盗窃残疾人、老人等弱势群体财物的;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精神失常,或者盗窃行为严重影响生产、公众生活的,等等。

综上,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行为单独作为盗窃的一种入罪,有其立法目的和现实意义。审判实践中对扒窃行为是否发生在公共场合、扒窃的物品是否为随身携带的密切物品予以明确,这样将很好的解决实际运用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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