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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庸小说的流行现象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如果说有水的地方一定有华人，那么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句话并非是金庸小说爱好者的夸夸其谈，而是铁一般的事实。自从金庸在1955年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为止，他总共创作了14部武侠小说（不包括短篇小说《越女剑》）。在近50年中，这14部武侠小说一直在华人世界流行不衰，并且是通过小说、漫画、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媒体流行开来。进入90年代以后，金庸小说更因互联网技术的面世而上了网，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网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广、其影响力之大，令人叹为观止。金庸小说为什么会如此得到全世界华人读者的垂青和喜爱？根据金庸本人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统流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如果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金庸的解释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颇能令人接受。问题在于，金庸小说在华人世界的长期流行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现象，同时还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呢？试想，金庸小说从问世以来，先是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世界流行开来，接着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挟雷霆万钧之势打入大陆市场，俘虏了亿万中国读者的心灵。90年代后，欧美华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说在他们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从流行小说的层次晋升到学术殿堂讨论的严肃课题－－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国洛矶山麓的科罗拉多大学就以“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题，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获颇丰。这恐怕也是美国大学首次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国作家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 与会学者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从方方面面触及了与金庸小说有关的多个课题。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席研究教授刘再复就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评说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如果我们能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迁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们不囿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解释去看金庸，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看问题，就会看到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另一位与会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则认为，金庸小说之所以有吸引力，在于“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世界包含两个成分：一是为了补偿现实的遗缺，而在想像中创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乌托邦境界；另一组充满杀机（危机）的世界，这是现实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对彼岸世界的侵入。两者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从而在世俗社会与理想境界之间，在此岸与彼岸的联结中，实现了文学的审美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似宗教的作用’” 从刘再复和钱理群的发言内容可以看出，他们都给与金庸小说极大的评价，都认为金庸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奇葩，而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看法，例如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就主张“重写一部‘破除偏见，树立正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让金庸在文学史中占有他应有的地位。 问题在于，他们都没有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中国人（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无论是处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前现代（中国农村和乡镇）、现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后现代（新加坡、香港、台湾和欧美），竟然都会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说无甚差别，在内容上也不脱志怪传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说？从西方文学的发展史看，现实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是有明确的分界线的。不同时期的艺术，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截然不同，一目了然。套句卢卡契的话说，这是一个“要托马斯·曼还是卡夫卡”的问题。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理论，就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一对矛盾的基础上的。无论是作为西方现代美学先驱者的斯宾格勒和齐美尔，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巨匠大家如卢卡契、阿多诺、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家，尽管理论出发点不一，学术派别也不同，都认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一对不可通约，也无法协调的矛盾。但是，从辨证法的角度来看，任何矛盾都是会转化的。因此，美国文艺批评家菲德才会在五十年代现代主义强弩之末时，高呼“跨越边界，填平鸿沟”，预示着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 可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甚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走的却不是同一条道路。尽管在本世纪初，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钱玄同等，也曾经痛心疾首地声讨过传统文化，其语气之激烈实不亚于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家。不过，他们当时提倡的却不是现代主义，而是为当时西方学界所唾弃的现实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纸倡导建设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 与此同时，当时的另一批新文化运动巨匠，如鲁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从文等，也开始创作了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把中国文学史带进了崭新的、有别于以文言创作的古典文学的以白话文为文字载体的现代文学阶段。 可是，这批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匠所创作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却没有强大的生命力。如今，它们除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而被供奉在文学殿堂内，让中文系学生“瞻仰遗容”以外，恐怕已经没有多少读者了。然而，应运而兴的却不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它们至今仍然打不进中国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没有产生过任何足以夸耀的经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张爱玲等接着明清旧白话文学传统创作的作品，却越来越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奇特现象。无独有偶，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说体的历史小说，也开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还被改编成电视系列片，据悉这也是九十年代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不仅是小说，即使是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歌，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建立的新诗传统，也始终无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蔚为大观。北师大教授郑敏就持这种看法：语言主要是武断的、继承的、不容选择的符号系统，其改革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此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延迟了白话文从原来仅是古代口头语向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的成长。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包括杜绝对其中所沉淀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实已证明，胡适、陈独秀以及鲁迅、周作人在创作实践上，每逢要表达深刻的内容或追求艺术效果时，总是仍然求助于他们在理论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诗体。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五四以来，不加思索、囫囵吞枣地把西方文学形式强行移植在中国文学园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样的，任何尝试把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理论生搬硬套地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现象的努力，恐怕也会是徒然无功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独特的现代性。金庸小说的流行就是实证。 笔者认为，金庸小说的流行及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武侠小说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俗文学的延续。中国的传统俗文学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类、公案类、传奇类和侠义类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开始，到唐代传奇，到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无不按照这个脉络发展着。到了五四时期，由于种种时代原因，这个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给拦腰截断了。这些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方法为经典，批判甚至否定了传统俗文学的价值。可是，这毕竟是知识分子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群众所喜闻乐道的毕竟还是在传统俗文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本土文学。 二、武侠小说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们出于时代要求的缘故，拼了老命的反传统，结果矫枉过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层，造成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恶性循环，也就产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个民族缺乏了一种统摄族魂的维系力量。武侠小说塑造了一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阳、洪七公、郭靖、凌未风、吕四娘等，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炎黄子孙心仪的英雄人物。大陆开放之后，武侠小说就成为了当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盗版再盗版的畅销书，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关。 三、武侠小说是现代仙话。人类的心灵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灵也不例外。中国人的传统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传统中国人习惯于通过对虚幻神仙世界的追求，来超越现实人间世界的苦难。这就是所谓的儒道互补心态。现代社会的大工业生产形式，已经把人沦为机器的婢女。在这样的情况下，武侠世界自然就会成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现代炎黄子孙的彼岸世界。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人正式跨入现代化社会门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也面对了本世纪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个精神乌托邦来调剂出于极度紧张状态的心灵。不过，肩负起这个重任的却不是像西方先锋派类型的那种现代艺术，而是立足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本土文学。 进一步地说，中国的现代性也是有别于西方的。无以名之，就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而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也必定是立足于传统同时又有别于传统的。也许金庸所创作的武侠世界，就是此种独特的现代性在文学彼岸世界中的折射。 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展开讨论这个课题。仅以两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和林安梧对传统和现代的精辟见解，作为本文的终结：寻根意愿和全球意识表面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思潮。一种是因工业文明发展到了某一极点以后，因人类面临了毁灭边缘而引发的反思；另一种是原来认为经过现代化洗礼后便逐渐消失的传统积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纪，传统的生命力不仅没有被消解，反而在现代化的后期、工业文明达到高峰的社会里发挥了非常大的力量。 传统是在时间的赓续性所成的历史之流逐渐刷汰累积而成的，当它作为一个与启蒙相对的词来看，特别强调的是以往的累积已难以消融而逐渐僵化成教条，并从而使自身丧失了生机力，生命变得暗淡无光，衰颓破败。但果真传统就是这样的吗？启蒙者往往重新点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审视传统，掘发传统的生机，再造新局。当然启蒙者或许挥刀斩乱麻的想告别传统，但可能传统之水仍就浩浩荡荡望前流去。启蒙，或如康德所说“是人之超脱与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状态”，但并不意味得毁弃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躯。启蒙是生命力之再现，是生命之成长而不是告别。亦惟有在其赓续性（Continuity）中才能护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迈进。 第六笔文学社 麻烦采纳，谢谢!
哇！你学的什么啊？毕业论文是武侠小说？关于金庸小说的东西多的是呢！到处都能找到！
孔庆东，知道吗？在百家讲坛讲过课，写了好多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东西。你在网上一找就行。
附上一篇相关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忠善仁义真豪杰 大恶大恨亦英雄
——赏析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恶人美
摘要: 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塑造了众多性格饱满的人物形象，其中有一类被称作“恶人”的人物形象，尤其得作者的笔墨所大力描画，从中能够品味出独到的艺术魅力，挖掘出以“大义豪侠”、“爱恨情恨”、“自我完善”为代表的三种审美意蕴，成为金庸小说中一道独特的审美风景！
关键字: 金庸《天龙八部》“恶人”独特美
摘自
引言
金庸，全球华人界最著名的武侠小说家，他凭借自身广博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底蕴和文学创作功底，创作出十五部长短不一的武侠小说，将众多读者带入一个亦真亦幻的武侠小说世界，构建起一个浪漫唯美的独特文学境界。在他的引领下，中国传统武侠小说被提到一个历史的新高度，武侠小说有了更多的可读性，并且作为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不相上下，共同促进着中国文学的发展。
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创的“新武侠小说”，不仅继承了传统武侠小说中以侠为主、以武为技的特点，更融合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博精髓和更多的文学特性，使得新武侠小说一下子风靡全球华人，金庸也被普遍誉为武侠小说作家的“泰山北斗”“武林盟主”。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大陆极为特殊的历史阶段，武侠小说一直是被禁止发行出版的，直到八十年代后才流传开来。“精英教育”时期的大学生更是迷恋和喜爱金庸武侠小说，或许从未有过一部文学作品会像金庸武侠小说这样被众人借阅传抄得如此破烂，被无数读者的手指翻得陈旧泛黑的纸张之中，融入进了每一位读者的美好幻想和爱恨情愁，从这一点上说，金庸是一位赢得最多读者的成功作家。
金庸小说中的武，金庸小说中的侠，金庸以众多美轮美奂的武功招式和着性格独特个性强烈的江湖侠客，将读者带进一个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底蕴的奇特世界，爱恨情仇、生离死别、国家历史、风土人情，任何一位读者信手拈来的一读都会被吸引进这个亦真亦假的武侠江湖。这就是金庸武侠小说的独特魅力！
众人凑近看时，只见鸳刀的刀刃上刻着“仁者”，鸯刀上刻着“无敌”两字。“仁者无敌”！这便是无敌于天下的大秘密。
侠义精神给风起云涌，快意恩仇的金庸小说写学理性的文字解述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好在金庸的小说并不如同旧文学时期的武侠小说，而有了它独特的文风和思想蕴含。使得今天我要谈得这一范畴能轻易找到一种以文化为中心的角度去阐述。金庸的小说侧重于一个“侠”字，所以就不得不先提及金庸笔下几个脍炙人口的主角，他们往往都是从乱世之中成就侠名的英雄，或是在列强蜂起，武林大乱，民不聊生，外患内忧不断的两宋，或是在时局跌宕，各地为王的明清之交，因而诞生了萧峰、郭靖、杨过、张无忌、袁承志等等历经风雨后终成伟名的侠士，所以把《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等列为金庸最具盛名的代表作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几部小说中的主角已经突破了旧武侠小说中传统侠客的作用不仅限于行侠仗义，更是要进一步为国家与民族而出生入死，退一步为了天下苍生而奋不顾身，这也是儒教伦理所规定的侠之大着素有的风范，不知不觉中，这样具有一定限制的儒教伦理已经成为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精神龙骨，撑起了金庸笔下庞大的武林社会和政治王朝。《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是一位典型的儒家大侠，他是一个有道德标准的人，所以从一开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已经有了最原始的标准。这样的一个侠客是值得尊敬的，但是这个人物缺乏他的个性，这就是儒教的限制所在之一，所以在“射雕三部曲”的第二部《神雕侠侣》中，金庸塑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一个偏激、反叛的性情中人——杨过。与传统的郭靖不同，杨过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从儒教的观念来看，杨过或许没有郭靖那么值得人们尊敬，但他也有过为了守住襄阳城而奋勇杀敌，为了不违背良心而放下血海深恨于千军万马中救出郭靖，虽然易地而处郭靖也会这样做，但郭靖这样做是因为儒教伦理的影响，是最初它的六位师父和丘处机等人帮他建立的一个世界观，而杨过却是情之所至的流露，所以最后他不是像郭靖那样一辈子守在襄阳城，而是与小龙女幽居古墓，不闻人间之事。杨过是一个典型的道家之侠，这样的侠义明显要比郭靖来得更潇洒豪放，不愧称之为“西狂”。从《神雕侠侣》中就已经看到金庸对这种儒教伦理是拒绝的，嘲讽的，所以他的后期小说的思想已渐渐倾向于佛教，这时期中他最杰出的作品《天龙八部》于此诞生了，这是一部“以佛教的透彻智慧正面观照大千世界，以大慈悲，大法力来化解人世无穷冤孽的真正杰作”。（何平语）八部天龙，各属欲界，尽管业报不一，但终入轮回，渐然俱尽。小说中为恶之人必有为恶之因，为善之人必有为善之果，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苦恼和孽缘，然而业报不一，冤冤相报，最后在佛学的智慧海中落叶归根。小说中的主角萧峰最后却仍然没有从儒教伦理中解脱出来，然而小说结尾处他出于对汉人契丹“杀来杀去，不知何日方了”的恐惧，终于从儒教伦理中跨出一步为天下百姓的生命而不得已以下犯上劫持了耶律洪基，但最后他却仍退一步回到了儒教伦理并只能引箭自裁，被扼杀在儒教强烈的汉人中心主义和汉人正统论之下。萧峰之死，为金庸所有的侠者故事打上了句点。“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杨过小时候住在桃花岛的时候，黄蓉就教了他这样一句话，结果这句话最后改变了杨过生命中很多瞬间。然而金庸封笔退隐江湖之后，武林中却很少再出现真正的侠之大者，那些生生死死的悲壮也再未出现过。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如果光看《武侠》之前的八分钟片花，很容易让人觉得这是一部悬疑破案电影。当然，因为有甄子丹，我们知道，这部电影无论怎么折腾，最后还是得回归到宇宙最强打击各路坏人的路数上，所有的噱头都只是噱头，如同《武侠》这个片名，之于当年周星驰的《功夫》。武功，侠客，才是影片的内核。 但是当真正看到电影的时候，我又有一些疑惑了。因为在电影开始的前十分钟，描述的完全是一个偏远山区里一家农户的日常作息生活，根本和武侠二字沾了不边。要不是我认得出那上山砍柴的男人是甄子丹，那炒菜做饭的女人是汤唯，我几乎要怀疑这不是《武侠》，而是《农民》了。 甚至，到了那两个来者不善，一脸匪徒模样的男人走进村庄，坐下喝酒，然后进了造纸厂，我都还没意识到这正是之前放出来的八分钟片花的开始。造纸厂工人刘金喜，居家好男人刘金喜，武功高强的刘金喜，开始打架了。 然后一脸柯南相的捕快金城武来了，这个叫徐百九的男人穿着一件长袍戴着一顶全球限量版的草帽，用皮笑肉不笑的笑容怀疑着这个山村里的一切。刘金喜没能逃过他的法眼，他觉得事有蹊跷。而更蹊跷的，其实还在后面。 套路，是经典（或者说被用烂）的模式：一个武林高手厌倦厮杀，决意退隐江湖，却终究避不过江湖的腥风血雨。高手一定还是那个高手，江湖进来容易，退出永远没有那么容易，而兵和贼之间，双雄永远会惺惺相惜，以至于大敌当前之时，会共同对付进犯的强敌。前半段充满了文艺片情怀和悬疑片破案过程的故事完全是制造气氛和情绪，为后面的你死我活大战做一个荡气回肠的铺垫。 看罢《武侠》，我最深的感受是，这是一部有着极其浓烈的陈可辛风格的作者型电影，因为在看电影的过程里我老是回想起ufo时代的他。那应该是他很开心的一段时间，和几个老友自己开公司，拍一些文艺轻喜剧，成本不高，票房不错，故事轻松，演员放松，口碑上佳。我无端端的想起当时一部名为《欢乐时光》的电影，这部里陈小春张智霖许志安刘青云演绎都市里的小人物，各种斗气各种损友各种泡妞，而导演则是现在一头扎进飞车爆炸大场面的动作大导陈木胜。 我知道，无论是陈可辛还是陈木胜，虽然一直阐述自己想拍文艺爱情片，但他们都不太可能再去拍当年这么纯粹的都市爱情轻喜剧了。一想到这里，我竟然又想起另一部UFO出品的都市轻喜剧，梁朝伟主演的《流氓医生》。别被名字，这部电影其实讲述的是一个医术精湛的医生不愿出入为有钱人治病的医院去养尊处优，反倒在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庙街去替混混、妓女治病。其实这不就有些和《武侠》类似么？高手隐居，原本想乐得逍遥自在，但危险总会找上门来。 回想起当年的香港电影，总让人莫名的惆怅。其实也不算莫名，因为当年的各种意气风发，各种快意恩仇，各种惬意轻盈，到如今，充满了阉割和自我阉割，充满了审核和自我审核，充满了合拍和公安，充满了正义必胜，坏人必诛。当港片悄悄的变成了合拍片，这也就意味着，很多东西都再也回不去了。 就像拍《甜蜜蜜》，监制《春逝》的陈可辛，也会在十年之后，拍《投名状》，监制《十月围城》一样。从文艺片到轻喜剧，再到恐怖惊悚片，最后走到了国产大片的路上，再走到武侠功夫片这个华语电影最具影响力的招牌。陈可辛有自己的艺术追求，但商业的现实算盘摆在他面前，他既是商人又是艺术家，如何在赚钱同时，实现自己的艺术价值？于是，于是，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爱情歌舞大片”《如果·爱》；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史诗战争巨作”《投名状》；今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功夫片，《武侠》。 我能在这部电影里，看到陈可辛他固有的坚持。因为他的坚持，我们在功夫片里看到如何用科学（哪怕是伪科学）去解释点穴、内力、轻功；因为他的坚持，我们能看到徐百九充满了悲悯的身世；因为他的坚持，我们看到了甄子丹的壮士断臂；因为他的坚持，我们看到了王羽的煞气逼人。是的，这些都是因为陈可辛的坚持，否则若纯粹以市场论，现在的80后年轻人，又有几个知道王羽是什么人？ 从《投名状》开始，我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希望陈可辛能有朝一日回归他在UFO年代所擅长的文艺爱情片。他的《等待》我已经等待了很多年，当初那周润发配张曼玉的阵容，如今早已只能换做幻想；而在《武侠》之后，我突然又产生了一种疑问：那就是陈可辛，你还能回得去吗？当你这十数年间在不同的类型电影里求新求变的时候，你又将如何改变自己最擅长的文艺爱情片呢？ 文章最后，我又想起了两部电影里的片段： 一是《武侠》里，刘金喜在大战之后，起床，背起背篓，带上草帽，缓缓的走向山上。背后，是他升起寥寥炊烟的家。 二是《半支烟》里，曾志伟饰演的下山豹老年痴呆，完全失忆，他在街头不停的画着。谢霆锋饰演的烟仔走来，搀扶他回家。 这都是令我动容的一幕画面，那份感觉，知我者会明白，我为何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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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重点综合性大学，中管副部级高校。是一所美丽的大学。下面就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武汉大学的介绍，希望大家喜欢。 武汉大学的简介 武汉大学(Wuhan University)，简称武大，位于中国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湖畔珞珈山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重点综合性大学，中管副部级高校，国家“985工程”、“211工程”、“2011计划”重点建设高校，同时是“111计划”、“珠峰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和“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重点建设的中国顶尖名牌大学，是与法国高校联系最紧密、合作最广泛的中国高校，是世界权威期刊《Science》杂志列出的“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之一”。武汉大学是中国著名的风景游览胜地，以樱花而闻名。学校坐拥珞珈山，环绕东湖水，中西合璧式的宫殿式建筑群古朴典雅，巍峨壮观，被称为“世界最美丽的大学校园”之一。2016年2月，武汉大学在2016国内高校保研率排名中排第十六。2016年2月，中国一流大学百强榜出炉，武汉大学排名第五。 武汉大学由四区组成，26栋早期建筑被列为 “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武汉大学因为如画的校园风景，每年4月的樱花更是吸引百万的游客，被誉为“世界最美丽的大学之一”。 截至2012年12月，武汉大学有普通本科生32925人，硕士研究生13896人，博士研究生7499人，其中包括港澳台侨学生1022人，有外国留学生1422人。武汉大学共培养了30多万名各类高级专门人才，仅两院院士就有100余人。 百年栉风沐雨、艰苦奋斗，武大正乘风扬帆，朝着“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奋进。 学校地址 武汉大学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299号 邮政编码：430072 武汉大学的师资力量 截至2015年9月，武汉大学共有专任教师3700余人，其中正副教授2700余人，有9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专职)、8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专职)、3位欧亚科学院院士、10位人文社科资深教授、22人次“973项目”(含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首席科学家、6位“863项目”计划领域专家、5个国家创新研究群体、43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5位国家级教学名师、68位长江学者特聘及讲座教授、39位国家“__”入选者;共有国家级教学团队13个。 武汉大学的特色专业 法学 学院源于1926年武昌法科大学。1928年命名为武汉大学时，法学院就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八十多年的发展，法学院已成为中国法学教育与研究的重点基地之一。学校历来非常注重法学的实践教育，秉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原则，1992年5月20日，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民间法律援助机构——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将其作为法学院的教育实践基地。法学院还充分利用武汉地区的法语学习、实践资源以及与法国法学界的良好互动，于2002年开始与外语学院法语系携手创办了中法法律双学位班。 哲学 在哲学专业上，武汉大学是中国唯一一所完备程度上可以和北大媲美的老牌学府。其前身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哲学系，创建于1922年。哲学学院有一流的学科体系。1994年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哲学)”，哲学学院有一流的社会声誉。在建设发展中所取得的辉煌成绩更受到了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和机构的充分肯定。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2004年在《人民日报》、人民网与《中国教育报》发布的《2002—2004年全国一级学科评估排名》中，哲学学科整体水平在全国20余家参评单位中名列第二，仅次于北京大学。 历史 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创建于1913年，是中国高等院校中较早成立的历史系科之一，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成为武汉大学在学术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学科之一。作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历史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学院设有历史学基地班、世界史试验班和考古学三个本科专业，其中历史学基地班成功入选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是全国高校同类学科中专业门类最全、整体实力最强的院系之一，具备雄厚的学科优势和科研实力。 生命科学 学院拥有2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发育生物学和微生物学，是中国当前实力最强的生科院之一，同时还拥有全国最大的生命科学大楼和最先进的实验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拥有的国内最先进的艾滋病研究实验室，并研究出了3种效果显著的艾滋病新药。该实验室还成功地研制出了世界首个抗SARS药。 武汉大学的校容校貌 武汉大学环绕东湖水，坐拥珞珈山，校园内中西合璧的宫殿式早期建筑群古朴典雅，巍峨壮观，堪称“近现代中国大学校园建筑的佳作与典范”，一批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群)被国务院列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如：宋卿体育馆、樱园老斋舍、老图书馆、半山庐、十八栋。武汉大学法学大楼、经管大楼、外语大楼等标志性建筑群气势雄伟，新老建筑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武汉大学学生住宿区桂园、枫园、樱园、梅园因其风景而命名，春夏秋冬，桂、樱、梅、枫诗情画意。湖滨、星湖等住宿区都各有特色。 武汉大学校园以樱花最为有名，有樱花城堡、樱花大道、樱顶、珞珈广场等相关景点。每年春季3月中旬，樱花盛开的时候，武汉大学校园都会吸引数百万的游客前来赏花。校园内有种子植物120科、558属、800多种，其中属于珍稀濒危的植物有11科17种，古树名木13株;此外，还有大量小灌木、野生花卉、药用植物和岩生植物，如盘龙参、紫芝、海金沙、金鸡菌、挖耳草、江南毛莨等，珞珈山被誉为全国树木园。拥有多种国家一级保护树种的武汉大学校园是中国植物学会植物园分会。 武汉大学校园内先后建有“六一纪念亭”、“闻一多先生纪念塑像”、“鲲鹏展翅”、“李达塑像”、“爱因斯坦塑像”、“阿兰·佩雷菲特塑像”、“李四光塑像”、“王世杰塑像”、“孔子铜像”等人文景观。 看过“武汉大学的介绍”的人还看： 1. 武汉大学录取分数线 2. 2015年自招可报考多所学校 3. 北京电影学院分数线 4. 武汉大学自荐信范文 5. 2017年少数民族预科班招生计划
关于《水浒传》中武松的形象特征分析论文
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关于《水浒传》中武松的形象特征分析论文，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内容摘要 ：《水浒传》中武松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景阳岗打虎，为兄报仇，表现出他勇猛胆大争强好胜的性格。为兄报仇又显露出他兄弟情深、精细果断的一面。发生在他身上的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等事件表明他是一位知恩图报、讲究义气、抱打不平、重情重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铁骨铮铮的梁山好汉。在招安一事上他头脑清晰、主见独特。随着一系列的事件的发生使他的形象特征在不断变化。也使他正直豪迈、光明磊落的梁山好汉形象栩栩如生。武松的形象也有着深刻的意义，他畅行江湖、我行我素在生活中可以尽显豪爽气概，可以报朋友之恩，可以血仇人之恨，武松这个人物深受人们喜爱。
关键词 ：武松：《水浒传》形象特征武松义气主见
《水浒传》是中国第一部歌颂造反的小说，为此类小说开创先河。《水浒传》的故事最初起源于北宋宣和年间，早在《水浒传》成书以前的南宋时代，有关武松的故事就在人民群众中流传。随着《水浒传》的流行，武松故事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武松成了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武松虽然出身微贱，但他却受到几乎所有读者和听众的同倩、喜爱和赞美，成为人们向困难作英勇斗争时的学习榜样。武松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水浒传》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对这个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所有评述《水浒传》思想内容的文章，几乎无不举武松作为立论的依据。《水浒传》流传几百年来，武松的形象深入人心。武松是封建社会普通平民中的一个强者。他英勇无畏，敢做敢为，他做过很多事，每件事都表现为在任何邪恶势力面前也不低头，只凭自己的力量去报仇雪恨，不惜一切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申张了正义。这是一种英雄的品格。这种品格是封建社会中平民百姓特别景仰并且宝贵的。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论述武松这一形象。
一、勇猛胆大争强好胜
“武松打虎”是《水浒传》中浓彩重笔书写的章节，武松喝十八碗酒，吃三五斤牛肉，醉卧山石，避开老虎一扑一掀一剪，用铁锤般的拳头斗杀吊睛白额大虫，富于传奇与浪漫。这段惊人的赤手空拳打死斑斓猛虎的情节本身就让人惊叹，体现出作者在刻画人物神勇形象的取材与表现方式上的匠心独运和奇思妙想，景阳冈打虎，集中渲染的就是武松的力和勇。武松赤手空拳打死了一只伤害了二三十条大汉性命的老虎，这显然是作者作了艺术的夸张，是理想化的。但细读整个关于打虎的描写，却又发现并未脱离生活，而且写得入情入理，真实可信。
首先作者运用大量的篇幅写武松在酒店里喝酒，而喝酒本身就包含了现实和理想两种成分。那种一般人喝两三碗就要醉倒的“透瓶香”，武松却连喝了十八碗都没有醉，还吃了四斤熟牛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就是作者通过夸张的手法表现武松的英雄本色。使读者不禁自然的就会想到：有如此酒量和食量的好汉是有可能打死老虎的。这是在为后面写打虎做铺垫。这种描写显然是理想化的。但是另一方面却又有它现实的依据。因为酒确实可以壮胆。一个人在喝了足量的酒以后，可以变得更加的勇猛和大胆。
当店家告诉他山上有虎，劝他在店里住下时，他反倒说人家要谋财害命。这里面既有武松长期江湖生活的经验，也包含着暴躁，不讲理，强烈的个人主义性格。说是不怕老虎，其实含有吹牛的成分。但是武松谈虎而不色变，敢于上景阳冈，毕竟还是胆气不凡。但当他看到官府榜文时，却胆怯犹豫了。此时，作者对武松思想活动和心理状态的描写非常的出色。武松争强好胜，很爱面子，虚荣心极强，他把丢面子看得比丢性命还重要，明知上山有危险，但还是硬着头皮上去，这就是他一面心中胆怯，为自己壮胆，一面硬挺着走向景阳岗，这种矛盾心理充分体现出了武松的性格特征。这是武松的缺点，也是他的英雄本色。如果写武松知道山上有老虎却丝毫没有害怕和胆怯，人物就会因为缺乏生活依据而变得让人难以相信。再看老虎出场之后，作者是如何写武松的：“武松被那一惊，酒都化作冷汗出了。”看见了老虎真的来了，还是害怕。这样写效果如何呢?不但不损害英雄形象，反而更好的，更真实的表现了英雄。不怕，不惊，就不是人了，那是神。先写老虎攻击，武松防守。老虎是一扑，一掀，一剪，武松是一躲，一闪，再闪。虽然也是害怕和吃惊，但并未被吓得瘫软无力，而是表现得那么机敏和雄健，那干净利落的一躲两闪，就已经显现出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来。老虎“三般捉不着时，气性先没了一半。”这种描写也是符合生活常情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武松才有机会转入反攻。施耐庵有意写武松打折了哨棒，好让他赤手空拳打虎，以便更加突出武松的威武有力。接下来写武松干脆丢了半截哨棒，用两只手按住老虎，如果是一只手按住，另一只手打虎，那就不合情理了。等到“老虎将身底下扒起两堆黄土，做了一个土坑”，武松将老虎的嘴按进坑里，这才“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只顾打。”“打五七十拳”，将老虎打得动弹不得，但尚未断气，这时武松又回到树林，找回打折了的半截哨棒，这才将老虎打死。这写得很真实，因为此时的武松已经没有了力气，只有用哨棒才能把老虎打死，又因为此时老虎已经无法动弹了，所以武松才能抽身去找哨棒。到此，作者已经将武松那超人的神威和武艺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了。
二、兄弟情深精细果断
武松发现武大死得不明不白之后，对潘金莲仔细的盘间;向何九叔和郸哥作了周密的调查，迅速取得了武大被人谋害的人证、物证，表现了他胆大心细的性格特征和丰富的社会斗争经验。杀嫂祭兄，在武松故事中最为曲折和复杂，对武松性格的展示也最为充分，历来为人们所乐道。武松之兄武大郎是一个平庸而懦弱的卖炊饼的小商贩，只能算作宋代坊郭中的下户。低下的社会地位，使他不仅对封建官府的统治逆来顺受，即使对一般奸诈的浮浪子弟的欺负，也不敢抗争，受老婆的辱骂，也只是忍气吞声。他处处躲让，但灾祸却随时紧逼，最后终于被害身死。武大是封建社会中被压在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形象，读者对武大的深切同情斌予了武松后来报仇行为的正义性质。
武松报仇行为的复杂性来自于对手们的庞大和他们计谋的周密。西门庆是一个破落户财主，“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诌官吏。”他先用钱物买通王婆，勾引上潘金莲。毒死武大以后，又买嘱团头何九叔。武松告状以后，西门庆又送银两给县官贿赂赂。这样，西门庆就在武松面前布置了一个内外串连、上下勾结的严密的网，使武松搜寻人证物证，企图用合法手段报仇的努力归于失败。潘金莲是这一事件的中心人物。她因为勾引武松遭到严辞拒绝而对武松怀恨在心。害死武大以后，她对西门庆说: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死心踏地和西门庆结成一伙对付武松。她对付武松的主要策略是可以否认武松的“直系亲属权利”。她说:“我当初嫁武大时，曾不听得说有什么阿叔，那里走得来!”武松想要通过到官府告状的形式达到报仇的目的.潘金莲的作伪和狡辩将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阻碍。在武松的对手中，王婆也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王婆开着茶坊，和社会上各种各类的人都有接触，养成她善于揣摩别人心理，不择手段地投机取巧的性格。她富有社会经验，老奸巨猾，很会出谋划策。不用说潘金莲中了她的计策，就是西门庆也完全落入她的圈套之中。她设计的对付武松的策略，可以说周密得无懈可击。她搞的是“斩草除根、萌芽不发”之计，相当狠毒。她要把武大毒死，焚尸扬灰，毁灭罪证?没了踪迹，便是武二回来，待敢怎地?”为了应付武松可能的追究，她引证封建礼法来保护罪犯:“自古道，‘嫂叔不通问。’‘初嫁从亲，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得?”使非法的行为合法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应该说，王婆的这套办法是有可能行得通的。在王婆的设想下，离家两个多月以后回来的武松将处在一个家破人亡、灰飞烟灭，即使明知有冤屈，却既无证据，又无口供，无诉无告，眼睁睁看着潘金莲一伙“谐老同欢”的可怜境地。实际上，武松回家之初遇见的正是这种情形。
作者是把武松作为一个非凡的好汉来塑造的，所以也斌予他以非凡的性格.他的勇力、刚强又精细的特点，在这一事件中得到全面的展现。潘金莲对他的勾引，不仅引起他强烈的反感，立即给予潘金莲以义正词严的驳斥和斩钉截铁的警告;而且由此使他看出懦弱的哥哥“里”不壮，“篱”不牢，处境是危险的。他临别时的嘱咐，说的就是这个担心。这时，他已经是武大的保护人。他不仅能够预见危险，而且有充分信心承担起保护的责任，有能力去解决任何麻烦。所以，当他从东京回来，听说哥哥已经死去时，他没有悲痛，而是发出一连串疑问:“我哥哥几时死了?得甚么症候?吃谁的药?”听了潘金莲和王婆的回答以后，他也不争辩，回到住处去拿了“一把尖长柄短背厚刃薄的解腕刀”，就开始了他的报仇行动。如果武松的报仇行动象普通人一样要通过“合法”的打官司途径去进行的话，那么，他的勇猛将打不破西门庆的关系网，他的威武将胜不了王婆的好计，他的刚强将抵不住播金莲的狡辩。得到的只能是失败的结局。小说表现武松特出的地方是，当第一次告状失败后，他立即丢掉对封建官府的`幻想，不哀告任何人，只是说:“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会。”马上开始他独立自主的报仇行动一一他要自己调查案情，审判罪犯，并且执行判决。这是一个多么果敢大胆的行动，他不惧伯任何敌人，他准备排除一切障碍。正是他这种不顾一切为兄报仇的正义行为，才赢得了无数读者的衷心赞佩。
口舌争辩不是武松的特长。当堂对质要看官府是否公正一—武松已经发现官府不公正。武松所有的只是他那神奇的勇力。于是，他就充分施展他那有震摄威力的本领，快刀斩乱麻，出其不意地使王婆的好计，潘金莲的狡辫都一败涂地，西门庆的关系网也无能为为，三名罪犯全部偿命，胜利地为兄报了仇。
三、知恩图报讲究义气
武松杀了奸夫之后，虽犯了杀人罪，但受知县庇护，被从轻发落到孟州牢城，而在此间受到施恩点水之恩，便以涌泉相报。武松起初蔑视那一百杀威棒，但对于替自己说情的人却感记于心，加之施恩又以酒肉相待，武松最初虽不明就里，但知道其意后，却执意要替施恩出气。这里边不免使人产生了知恩图报的想法。(这在当时牢中其余犯人对杀威棒所描述的种种情景的对比下，武松将这一百杀威棒的免除看作是恩惠也是情有所缘的了。)既然武松全然没有将那一百杀威棒放在眼里，那么施恩的说情也只能算作点水之恩了。但武松将这滴水之恩看得很重。听到施恩有许多冤屈，施恩原有一座快活林，但被蒋门神霸占去了，还吃了蒋门神一顿拳脚，使得施恩两个月起不得床。武松本爱打抱不平，又是侠义心肠，得知消息之后，顾不得身体状况，当即要去找蒋门神，到了快活林，先是找茬，而后将蒋门神老婆扔进酒缸，再将一个酒保也往酒缸里一丢，另一个酒保，也受到了同样的“恩赐”，蒋门神来了之后，武松说时迟，那时快，武松两只大拳在蒋门神面前虚影一下，惹怒他，然后飞脚踢去，直至小腹，然后双手将其按将下去，又飞起右脚，直奔蒋门神额角，随后那厮即倒，武松逼入一步，踩住胸脯，抡起大拳，往蒋门神头上一落，可谓痛快淋漓。
武松为施恩打蒋门神，夺回了酒店，这表现了他的知恩图报，看重交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施恩对武松以礼相待，每日款待，武松把这份交情记在心中，有事相托，自会全力以赴;而所要打的正是一恶人，这如武松所说“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当施恩求武松去打蒋门神时，武松的话语、举动，如“拣紧要的话直说来，要去便去，等甚么今日明日!要去便走，怕他准备”等话，表现了他的直爽、性急。勇猛自不必分析，武松在快活林酒店的所做所为也说明他是有谋略。有谋略主要是指武松的粗中有细。如出发前“讨了一个小膏药，贴了脸上金印”，以免暴露囚犯的身份;如他的“假醉佯颠”;再如料定“这个大汉一定是蒋门神”时，先不去理睬他，而是先奔酒店等。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武松的谋略。
其后是血溅鸳鸯楼，在飞云浦时，武松知道是张都监设下圈套，害得他入狱，差点丢了性命，此时武松“怒火冲天，提着朴刀径自回到孟州城，为了洗尽心中的不平，他逢人便杀，杀马夫，杀张都监，杀张团练，杀蒋门神，杀张都监夫人，杀张都监儿女，杀张都监养媳……月光烛影中，刀光霍霍，杀、杀、杀。走出中堂，拴了前门，返将回来，再寻着了两三个，全部毙命，虽然他杀得有点过火，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武松嫉恶如仇、正直豪迈、铁骨铮铮的英雄形象，因此诸多读者就忽略武松杀人过火，而更多地去赞赏他的梁山英雄形象。
四、头脑清晰主见独特
宋江对武松既是义气上的大哥，又是精神上的导师。武松跟随宋江，并且跟随宋江招安。《水浒传》中的确是武松最先提出招安主张，但武松和宋江的招安想法虽同，目的却炯然有异。武松心中只有和“义兄”宋江的情义，所以首先想到的是招安遇赦后来找宋江，其义之重，其情之真，昭然可见;宋江想的却是仕途，是在尽忠报国的过程中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留名青史。
武松有招安的思想是正常的，招安的思想来自于武松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现实。但是，上梁山后，在同官军的一次次抗争中，武松逐渐认清了现实，变得坚定和成熟起来，他已经放弃了招安的初衷。武松跟随宋江南征北战，在此过程当中，武松对宋江也有了不同的认识，并且对他的那种信任也逐渐地消失二人之间的感情产生了裂痕，宋江想招安，但以前想招安的武松现在却不想招安了，最终，武松以在六和寺出家的方式与宋江分道扬镳，彻底决裂。武松与宋江两人关系的完全决裂的重要原因是武松对招安一事有了自己个人的独特见解，那他想干什么呢?“武松不解公明意，直要纵横振羽翰。”这句诗给了解答，武松不愿招安不愿受束缚，他要纵横四海，展翅高飞。在菊花会上，宋江作了《满江红》词，乐和还没唱完，“只见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兄弟们的心!”面对一片“望天王降诏，早招安”的论调，武松鹤立鸡群，他并未让
义气蒙住双眼，不顾及“义兄”宋江的态度，第一个跳出来，明确地反对招安。这份孤傲与不屈，即便是自己敬慕的宋公明哥哥也难动摇，至为可贵。诚然，招安的是是非非不是三言二语能说清的，但从招安后很多梁山好汉失去了昔日的丰采，特别是平方腊后，死的死，伤的伤，以至多人选择放弃随宋江回朝封官进爵，可以证明武松的见识是深刻的。武松这样的选择，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明智的。他与宋江两人最后不同的结局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水浒传》中的武松，侠肝义胆、气盖云天，他和广大的市井细民一样，有爱也有恨，他的性格既为人们所熟悉，也为人们所羡慕，为人们所喜爱。武松“集中了人民的英雄的美的理想”。他是一个高大完美的“天人”形象。他是那样的快意恩仇，畅行江湖，我行我素，就可以尽显豪爽气概，可以报朋友之恩，可以雪仇人之恨，可以做“痞性”的无赖，可以大碗喝酒，也可以杀人、放火。虽然，武松身上也存在着许多不光彩的地方，但人们都能给予谅解，人们欣赏的仍旧是他闪光的一面，我们还会一如既往地，深深地爱着们我们心目中的梁山英雄。
参考文献：
①拙文《再论吴读本(水浒传>》，《文学遗产》1988年第三期
②李希凡:《文章名》《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上海文艺出版1980年
③陈辽:《关于<水浒)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1978年第6期
温瑞安的《少年无情》
武侠小说我们都认识的，金庸、古龙、梁羽生。这些作品我不信有人没看过，《流星蝴蝶剑》《鸣镝风云录》《天龙八部》等还有很多，大家都知道，我也就不说了。现当代的武侠小说我推荐一下吧，《飞刀问道》《风声鹤唳》《剑心长虹》===========|有|看|书|社|我比较喜欢这宫重号的这几部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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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你学的什么啊？毕业论文是武侠小说？关于金庸小说的东西多的是呢！到处都能找到！
金庸小说中塑造的叛逆形象不多，但他们个性鲜明的反叛行为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过作为杨康的儿子总是被正教人士戴上有色眼镜来评价，少年的逆反心理和无畏气质强化了他的叛逆意识，使其更加顽皮。在人人敬仰的“侠之大者”郭靖的桃花岛连连闯祸，太师父柯镇恶扬言要离开桃花岛，郭靖只得将其送往重阳宫。还未拜师，因不满全真教道士莫名其妙地骂郭靖“淫贼”，就故意戏弄全真教道士，后来又弄得重阳宫人仰马翻。他从师父赵志敬那里逃了出来，彻底成了．正派人士的“弃儿”。而这种对正派人士的逆反心理和判逆意识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而消解，相反还不断得到强化。因此才可不顾世俗的眼光和其师父小龙女相恋、结婚。环境的逼迫和少年时与生俱来的反叛意识并没有使杨过屈服，他挺起胸膛跟世俗社会抗争到底，终于取得了胜利。大理国王子段誉，生在一个武学兼帝王之家，一个人人学武的环境中，他的父亲想尽种种办法逼其学武，他却用佛家的教义跟他的父亲连辩了三天，“始终不服”，“逼得紧了，只得逃走”。钟灵说他：“武林之中，倘若有人能学到几下你爹爹的点穴功夫，你要他磕一万个头，求上十年二十年他也愿意，你却偏偏不肯学，当真是奇怪极了。”(《天龙八部》)段誉初涉江湖，一心想通过他的“之乎者也”来劝他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说：“平生最不爱瞧人打架”，“这样你砍我杀的，有什么好看?还不如瞧人家耍猴儿戏好玩得多。”他对武功的鄙视其实是对社会主流行为模式的一种反叛，因而他成了一个另类的叛逆形象。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正是这样一位弃绝武功的“书呆子”反而学成了令人羡慕的绝世武功“北冥神功”和“一阳指”。他是不是因此向主流行为模式屈服了呢?没有。他仍然慈悲为怀，宽容善良，并不以有了“北冥神功”和“一阳指”而放任自己。他仍然坚定着以文道治国的信念。可以想象，大理国在他的治理下定是刀枪入库的和谐社会。令狐冲的叛逆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交友不分教派，只要人好、讲义气，皆可成为朋友。在令狐冲还未正式出场前，作者极尽渲染之能事，通过他人之口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幽默、顽皮、机智的年轻人形象。在正派人士看来，他竟然和“采花淫贼”田伯光称兄道弟，同桌饮酒，还戏弄“青城派”弟子，单单就这两件事他便成了正派人眼中不可救药的人人皆可斥责的“不正经人”。后来，他跟魔教圣姑交往，帮助任我行打败东方不败，成为魔教的红人，华山派的弃徒，更是为正派人士所不齿。而他依然我行我素(虽一直以未能重人师门而耿耿于怀)。在看到曲洋和刘正风即将死于费彬手下，他挺身而出，间接质问费彬：“欺辱身负重伤之人，怎算得上侠义?残杀无辜幼女，怎算得上侠义?如果人人都是这样，那和邪魔歪道又有什么区别?”当看到华山石洞中的刻字，他问自己：“莫非五岳剑派真是‘比武不胜，暗算于人’?”他的疑问进一步加深。风清扬在华山山洞传“独孤九剑”给令狐冲时说过：“大丈夫行事，爱怎样便怎样，行云流水，任意所之，什么武林规矩，门派教条，全都是放他妈的狗臭屁!”“令狐冲微微一笑，风清扬这几句话当真是说到了他心坎中去，听来说不出的痛快。”(《笑傲江湖》)这些想法正是令狐冲平时无人倾诉的真诚心声，没有这种信念，他是做不出那些当时惊世骇俗的事情来的。杨过也好，段誉也好，令狐冲也好，他们的行为其实都是对当时所生活的环境的一种叛逆。对这些叛逆人物金庸是怀着深深的赞美和敬佩之情的，简直就是他自己生命的象征。这些是在搜索的.应该还有不少关于金庸小说人物的论坛,上面的评论可能会有用,推荐TXT论坛.
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资料来源：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你好，请 登录 或 注册 孔庆东看武侠小说2006-03-05 17:25:13 来自: 丹丘生 (重庆)提起武侠这个词，想必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个基本词汇了。但是这个词汇所包含的内容，“武侠”这个词所指的那种人，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神秘。“武侠”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人，既要身怀绝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好像还带有一点神秘色彩，高来高去的，平时生活中好像不容易遇到。所以武侠，总是给人以某种神秘感。武侠这种人真的是那么神秘吗？真的是离我们很远？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之外很遥远的一个地方藏着，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出来吗？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其实武侠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人，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或者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国家，出现了阶级，出现了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压迫，出现了社会不公正，出现了不公平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有武侠了。所以这种人物，才永远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梦幻之中。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凡是我们所梦想的东西，它不可能是毫无现实生活的根据的。武侠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如果讲起学问来，这是很复杂的，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探讨。我介绍一种意见，他们认为，武侠的精神最早来自于墨家的精神。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法家、农家、墨家，很多家。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武侠是不是来自于儒家？也有这样看的，因为儒家有一种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这种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因为它是正义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应该说，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也有一定的这种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较之下，墨家似乎更具有这种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种精神，叫做“兼爱”，用我们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说，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去为他人谋福利。所以说，墨家似乎比儒家更具有牺牲精神，儒家还讲一点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较早的侠义精神的体现。至于说，很具体地论述“侠”这个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韩非子。韩非子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是一个官僚，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君王出谋划策，他反对侠。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里面有一段话，表达了对“侠”的否定，对“侠”的概念的这种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一句对仗的话，把儒--知识分子，和侠进行对比，这两个呢，一个是以文乱法，一个是以武犯禁。在韩非子看来，儒和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坏东西。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的眼里，知识分子和侠一样，都是讨厌的东西，都属于扰乱社会秩序，不让统治者好好睡觉的人，统治者把国家搞得安定团结的，偏偏有一种人叫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人叫侠，整天出来捣乱。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堵车，那儿不公正，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而侠他不提意见，他直接捣乱，他直接越过“警察”，自己去维持“交通秩序”，所以这些家伙，在韩非子看来，都属于社会的蠹虫，应该大力镇压。我们看韩非子这个立场，他是很简单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论述侠和儒的。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认同。不过，他从反面，也指出了侠的一个功能，他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能赞同，但是他把儒和侠最早联系起来这个思想，我们可以说，它是很深刻的。从韩非子的话中，给我们一个启示，侠的社会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们都是为社会鸣不平的。那么侠和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评态度，从批评的角度，一样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一般看来，我们觉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两端的，离得很远哪。古代上朝的时候，文东武西，两班站立，好像是两端，其实不然，恰恰文人和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他有一本书，是研究武侠小说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个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侠客梦》，恰恰是文人，最喜欢做侠客梦。侠客，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我们主要是从小说中见到的，而小说都是文人写的，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来的，所以侠和文联系得是非常紧的。如果我们说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篇章，被认为是武侠文学的最早的源头。那还不是正式的武侠小说，但是是武侠文学的一个源头。那么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是怎么论述“侠”的呢？在《史记》中有两个“列传”，一个叫《刺客列传》，一个叫《游侠列传》。司马迁他的原话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们注意一点，司马迁这里没有提到武，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侠是可以没有武的。我们今天一说，就是武侠武侠，似乎侠都必须有武，都必须有一点过人的本事，其实侠是可以没有武的。那么司马迁论述侠的特点，说他们的主要特征是，言行不合乎社会主流。不是说领导说什么，他马上就跟着说什么。但是他们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这人讲义气，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然后是“不爱其躯”，就是不过分地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点损害，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家挤了一下，就要吵起来，过分地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侠客呢，是不过分爱惜自己的身体，首先考虑的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存亡死生”，救了别人的生命之后呢，又“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不要老惦记它。昨天是我帮了你的忙，那天我还帮你买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这些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所以我曾经有一个“谬论”，我到处传播这个“谬论”，我说，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是谁呢？就是雷锋，雷锋是我们中国当代的“第一大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发表我这个“谬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理解。他们说，雷锋怎么是侠呢？雷锋他也不会武功啊！雷锋虽然是个解放军，他也没打过仗啊，他是个开汽车的解放军啊。那么我跟同学们讲，是不是侠，跟他会不会打仗，跟他会不会武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别人谋利益，“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瓢泼大雨之夜，看见妇女抱着小孩，他帮助她送回家去，帮助老大娘过马路；自己攒的钱寄给灾区，这不是侠，是什么？这就是侠！人们为什么被雷锋精神感动？为什么喜欢个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呢？是因为他身上有侠的精神，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了不起！所以学雷锋才学得起来，而不是说，他一定要身怀绝技，才去学他。那么，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来是“武侠小说”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叫“武侠小说”，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当时都是有种种其他的名字。“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以后，我们为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方便而发明的一个术语。比如说，在《唐传奇》里边，就有很多武侠题材的作品。只不过当时不叫武侠，有的是写一种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于武侠中的武这一面；有的是写一种很不平常地帮助别人的一种侠行义举。唐朝之后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说里面也有很多“公案小说”，“公案小说”里面有一些武侠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逊色。总之，是武侠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似乎有一个走下坡路的趋势。其实，是随着封建国家机器的强大，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所以侠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国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警察，有军队。那么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武侠文学的资源，汇聚起来，产生了一部古代最杰出的，最著名的武侠小说，这部小说就是《水浒传》。那么《水浒传》，以前我们把它叫做公案，后来的文学史也把它叫做“英雄传奇”，这都是对的，它是英雄传奇小说。但是如果我们从武侠小说的角度来看呢，《水浒传》也是古代最优秀的武侠小说的代表。我们今天想一想，《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标准的一个一个的武侠吗！要武有武，要侠有侠，它所弘扬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侠精神。所以《水浒传》给了后世无数的武侠小说以思想的和艺术的启迪。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武侠小说都在不断地发展。比如，清朝后来就出现了像《三侠武义》、《七侠武义》这样一系列的作品。还有著名的，像《儿女英雄传》、《好逑传》。到了这部分小说，慢慢出现了一个“英雄加儿女”的模式，有男侠客，也有女侠客，或者侠客旁边有一个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或者说，走向最黑暗的时候，武侠小说也一蹶不振，长期没有很优秀的作品出现，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一落千丈。侠客本来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光辉万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说里，武侠都成了朝廷的鹰犬，成了朝廷的爪牙。我们想，武侠一开始是什么人呢？按照司马迁的那种写法，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我们不要以为，社会闲散人员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闲散人员里边有坏人，但是也有好人。这些侠客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为社会鸣不平，他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他就出来帮助弱者，拔刀相助。一开始，侠客应该跟朝廷，跟秩序是处在对立面的，他应该是跟朝廷作对的。所以韩非子才说“侠以武犯禁”，仗着自己有一点功夫，就来破坏法制建设。韩非子是这样批评他们的。正因为他跟朝廷是对立的，所以历朝历代都要大力地镇压侠客，特别是镇压武侠。那么镇压来镇压去，杀的杀了，死的死了，还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买了，收买了就把他融进了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把他吃进去了。这些侠客就变成了朝廷的人员，变成了“捕快”。所以我们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说，都叫什么“公案”--《于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那么这些公案小说里面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一个政府的清官。这些小说里的侠客，一个一个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后，就变成了包公身边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我们一看京剧，包公一开头就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那么这些人物一旦变成了“张龙、赵虎”，他就没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备英雄的色彩。我们今天看戏，我们去看包公戏，谁去注意台上王朝、马汉的形象呢？没人注意，他站在那儿就是一龙套，今儿这演员病了，换一演员还能演，我们并不提意见，我们只对包公这个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么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个高级领导人，开封府尹，只不过他是一个清正廉明的高级领导人而已，他是一个大清官。那么人民为什么要看包公戏？为什么需要包公？就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经常有冤假错案，可是除了冤假错案，人民不去呼唤法律健全，而是呼唤包公，希望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清官，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那么这种幻想反过来又加剧了法制的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一套制度，靠一套办法，靠一套规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这个，而去幻想包公。所以只能满足一种梦幻中的需要。那么到了“包公”铺天盖地的时候，武侠就隐没了。可是由于晚清时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问题，虽然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却越来越需要侠的精神。就在晚清的革命运动中，比如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这些人中开始重新鼓吹武侠精神。包括鲁迅等人，他们都很推崇一种带有侠义色彩的铁血精神。晚清的革命党人，从武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种侠义，“侠义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知道著名的革命党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个号，叫鉴湖女侠，自号鉴湖女侠。其实很多革命党都是起了这样一个带有武侠精神的号，以侠客精神自诩。他们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现实，非有一腔侠义精神不可。我们都知道谭嗣同的故事，谭嗣同他自己愿意，为了变法而流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中国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牺牲，他说“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请自嗣同始”--请从我谭嗣同开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来慷慨就义。这种侠义精神是很感人的。那么在晚清的时候，侠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逐渐地复苏，国人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侠义精神的堕落有关系，国家腐败了，没有人出来挽救山河。我们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它是很悲壮。我们看，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其实看上去是明明要失败的，不过是在海外募集了一点钱，然后回来制造炸弹，然后找几十个人，怀里揣着炸弹，弄一小筐，筐里放了些炸弹，就去攻打总督衙门，那能胜利吗？如果用统治者的话来说，这不是来送死吗？所以这些起义大部分都是寡不敌众，这些革命党大多数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军事上看，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牺牲，它积累起一种思想意义，能够唤醒国人。所以我们如果去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自己去的时候就知道要失败，要死。很多朋友可能还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我们看《与妻书》里写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来了，他已经告诉自己的妻子，以后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击石，但是他就是要抛弃自己那样幸福的爱情生活。所以说，这些人是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侠客。那么到武侠小说中的这种侠义精神的恢复，是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武侠小说，我们后来把它叫做“现代武侠小说”。可能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样的名字。比如说，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纪大的朋友会读过。还有还珠楼主，这样的名字可能你们知道。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江湖奇侠传》为代表的新的武侠小说。后来就慢慢地进入一种繁荣阶段，出现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恺然。他有一个重要作品，叫《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个小说里面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这里塑造的；还有一个，也是历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当年和谭嗣同有过来往的这样一个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在这部小说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节是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这个后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国大力士打擂比武，并取得胜利的。这个情节，它是现实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当时很轰动的新闻。在这个小说中，他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他写霍元甲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国人受辱。其实，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侠，他是不轻易出来走动的，不轻易出来参与俗事的，每天经常出来参与各种媒体，参与各种集会，这些人往往不是大侠，有一部分可能是；不是，也不是修养很高的人。我小时候接触过很多武术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轻易不打架的，跟别人发生冲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这种人，本来也是应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外国大力士在擂台上公开地侮辱中国人，所以他要为国雪耻，不让国人受辱，所以他才出来。所以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无端找他们这种受人豢养，供人驱使的大力士比武，实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这些大力士，这些所谓“大力士”就是受人豢养的，到这儿来表演挣钱的，我跟他们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吗？多跌份哪！为什么还要出来去比呢？是实在忍不下这口恶气。那么霍元甲在为国雪耻的同时，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他没有因此，就是打败了外国大力士之后，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强，外国人不行，他没有这样。所以他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而霍元甲所说的“报国”的这个“国”，并不是朝廷，而是中华民族。他说：“至于大清的江山，也用不着我们当小百姓的帮扶。”这个小说里边，写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报国，我为国雪耻，是这个民族，不是那个朝廷。所以这里面，就表现出平江不肖生这个作家，他所推崇的侠义精神。其实是一种人民性，是一种出乎天地正气，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而现代武侠小说，从一开始所奠定的现代武侠精神，后来在梁羽生、金庸那里，都得到了继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说，梁羽生、金庸他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许多基本东西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只不过接过来接
这个简单，但我没写过报告什么的，格式不太会，给你点提示吧。首先从射雕看，那就待看射雕人物了，代表人物就是郭靖。郭靖的侠义观是什么？第一，不拘小节，重情重义，从杨康如此待他，他还不计前嫌把他当兄弟可以看出。第二，为国尽忠，蒙古王子是他好兄弟，在蒙古他能获得高官厚禄，但以郭靖的重情重义，这时也变得无情，和少时朋友对立，可见当情义碰到上升到国家高度的情感的时候，抛弃情义而取国家，这是金庸的一贯观点。第三，尊师重道，从郭靖武功高于丘处机，而丘处机某些事对郭靖不太友善……但郭靖依旧重重阳宫为师家重地可见一斑。第四，讲信誉，这点郭靖也行，但突出的是丘处机和江南七怪的打赌，为一个赌约而履行十数年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再往后对待女人啦，打抱不平啦那些就不帮你总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