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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际政治研究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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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际政治研究课论文

我给你弄。我刚写的一个论文就是关于这个的。浅谈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对中国在世界中的影响[摘要]根据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形势,讨论中国在国际中的地位,以及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发展对与中国之间的相互影响。[关键词]: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发展。世界经济(一)、当代世界经济世界经济是指全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相互结成的一种既有联系又有矛盾的统一的经济体系。其特点有:1、世界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相互联系和相互斗争进一步发展;2、改革和调整成为世界性浪潮;3、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推动愈加显著。除此之外,世界经济将来趋向于:经济全球化。(二)、经济全球化1.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因(1)经济体制障碍逐渐清除。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开放的市场机制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的认同,各国政府对经济管制逐步放松,国际贸易中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无疆界市场”正在形成。(2)科学技术不断进步。随着科技进步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大缩少了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消除了不同资本市场的时间差和地域差,传统“原产地”与“消费者”之间的地理界限已失去意义,商品、服务、资金和信息的流通将比过去更加快捷,“地球村”经济逐渐成为现实。(3)跨国公司快速发展。凭借其独有的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设置生产基地和销售机构,建立国际商务信息网络,构建全球研究开发体系,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成为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2.经济全球化的特征(1)生产国际化。经济全球化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经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经济活动的主宰力量,商品生产环节分布于不同国家,各国间的经济依存性明显加强。(2)贸易自由化。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奠定了自由贸易的基础,国际贸易障碍逐步消除,贸易量迅速增长;同时,WTO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使得世界贸易进一步规范和公平,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3)金融全球化。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突出表现是各国放宽了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限制,自觉推进金融自由化,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国际金融市场蓬勃发展,金融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和深化。3.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1)随着高科技产业和全球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国际间资本流动加速,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将更为密切。(2)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战略更为普遍,企业间的竞争与兼并日趋激烈。(3)自由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发展方向,全球性商品市场逐渐形成与完善。(4)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国民财富日益增长,但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加剧,国家间的贫富差距扩大。(5)国际间的协调和合作进一步加强,相关的国际契约和国际组织应运而生。二、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1、经济与政治不能分开来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是世界各国战胜危机,实现可持续和均衡增长的战略选择,但“全球经济再平衡”不会是一个自动实现的过程,而将充满博弈与挑战。世界经济发展长期的不平衡,造成更多不安全因素。经济全球化在为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南北差距,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世界经济发展的失衡所导致的部分国家的极端贫穷和落后,催生了相关国家部分民众的绝望心理和铤而走险的心态,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也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内部矛盾不断加剧,削弱了其应对危机,抵御自然灾害、严重传染性疾病和跨国犯罪等威胁的能力,并导致难民和非法移民数量急剧增加。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既要警惕“全球经济再平衡”可能带来的挑战,也要利用其带来的机遇,积极推动自身经济战略调整,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主动权,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政治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成就战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和争取经济独立。这是它们摆脱贫困、落后状况的根本途径,也是改变被剥削、被掠夺地位的根本办法;是摆脱因为贫困、落后而社会动荡不安的惟一途径,特别是在南北差距越来越大的今天,这一任务显得尤为迫切;是巩固政治独立的保证。实践证明,没有经济上的真正独立,政治上的独立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已获得的独立也无法巩固,随时都有重新丧失的危险。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就包括:A、经济实力有所提高。B、初步改变了过去畸形的国民经济结构,工业发展比较迅速。C、经济自主性有所增强,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能够按照自己的民族意愿,制订本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扶植民族工业,并对外国垄断公司进行监督和管理。D、出现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②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面临的严峻问题战后发展中国家为实现国家工业化所实施的两种经济战略,都对国民经济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各有所长。进口替代有利于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免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冲击。一些国家从轻工业的进口替代逐步发展到重工业的进口替代,逐步改变本国的单一经济结构。面向出口战略,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扩大市场范围,推动企业经营效率提高,从而加快经济增长的步伐。但同时,两种战略也都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进口替代战略限制国内市场的扩大,导致市场不足,生产力闲置,工业产品出口因成本高质量低而缺乏竞争力;由于过于着眼于进口替代工业,忽视了农业和电力、能源工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制约经济的整体效益,面向出口战略由于主要是为了出口,容易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严重依赖世界市场,同时也容易加剧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人民生活难以改善。同时都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从二十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两次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始出现了不少问题和困难。如债务危机、粮食危机、失业严重、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陷入了严重的挫折和危机,不少国家的经济处于停滞和半停滞状态。③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进步与存在的问题A、发展中国家获得独立以后,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战后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发展的高潮时期,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国家中兴起了一股“社会主义浪潮”。许多已经赢得独立和正在赢得独立的国家宣布搞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了中国、越南等国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际上选择并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是与西方原生的资本主义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混杂,国家垄断与官僚性交织、依附性与民族性共存。B、发展中国家在选择了各自发展道路的同时,也建立了多种多样的政治体制和政党制度。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比较复杂,呈现多种类型,且处于不断变更之中。发展中国家的政权模式主要有以下类型:议会共和制、总统制、君主制(又称议会君主制、绝对君主制和二元君主制);军人政权;政教合一制和党政合一制。总的看来,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尽管出现过曲折,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与进步: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国际舞台主权独立的国家,揭开了本国历史的新篇章;广大群众参与政治和政治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集权体制逐步向民主体制发展;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了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各国都在探索与本国国情适应的发展模式和道路。这些都是来之不易的、非常可贵的成果。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政局不稳、局部战乱不断、民族矛盾复杂、宗教冲突频发、恐怖活动有所增加等问题这也是客观事实,是不容忽视的。三、中国在世界舞台中的作用和地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绝对是不能轻视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作用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长,对外经济交往和国际贸易发展迅猛,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战略军事实力也不断增强,现代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大大增强。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也是核心大国之一。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我国现行的内外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这一切使得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断提高。 2、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 维护世界和平是邓小平为新时期中国的外交工作确立的一项重要目标和任务。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中国的壮大是世界维护和平力量的壮大。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发展,是我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总原则和总目标。中华民族是酷爱和平的。近代以来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饱尝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苦果,十分珍惜世界的和平和地区稳定。中国一直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持正义、倡导和平,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中国现在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的安定,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保持周边稳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3、近现代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变迁这个问题我们正在研究之中,这里仅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通过一些标准来衡量,我们认为鸦片战争以来的160年间,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大致经历以下四个阶段:①1840-1911年。鸦片战争前夕,世界局势的情况是:西方列强在世界各地大肆进行殖民扩张,其扩张的锋芒已经抵达中国边界,目的是强制改变中国与列强关系的现状。在1840年以前的约三个世纪里,在与列强的交往当中,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尚能以一个大国的姿态,掌握着制定与修改“游戏规则”的主动权。然而,鸦片战争中中国战败,随之被迫签订了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此后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强加给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全方位压制和遏制中国,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②1911-1949年。总地说来,这一时期由于“三座大山”的压迫,长期的内战和动乱,中国仍然处于积弱积贫的地位。但也有几件大事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地位: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绵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象征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中国人民通过巨大的民族牺牲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对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二战结束时,中国以世界四强之一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成为新诞生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等等。③1949-1978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迅速扫清了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障碍,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快速发展的时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保证了中国此后稳步发展的安全环境。将近30年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与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雄厚的基础,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处于稳步上升的阶段。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等一些错误路线影响,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④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经济20余年来一直保持着快速稳步的发展,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大大提高。这不仅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同时也改变着世界格局。2000年,如果按照汇率法计算,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强国。当然,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如按人均GDP计算,我们还处于世界排名100位之后。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清醒地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四、世博会带给中国的发展2002年12月3日,中国成功获得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权,实现世博史上无发展中国家成为综合性世界博览会举办国的历史性突破。世博会是一个全球性的盛会,无论是从空间、还是从内容等角度来讲,涉及的范围都非常广泛。由于不受国体限制,更不受地域影响,也没有民族、宗教、文化经济水平等因素大限制,参展国家可来自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给主办国创造了足不出户便可宣传自己、广交朋友的机会。举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对于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加强与各国的经济和技术合作,促进国际间经济贸易往来具有重大意义。承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将会使世界更加充分地了解中国,目睹中国的巨大变化,并可加速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开放化,中国将进一步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去。在上海举办这次世博会,将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声誉,使全世界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上海,这会提高上海现代化程度。世界博览会是人类文明的驿站,是各种新思想、新科技、新发明、新创造、新理念充分展示的盛会,也是多元文化跨国界交流的平台,举办此次世博会将全面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1851年伦敦世博会,展示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就;1876年费城世博会,开始将新兴强国美国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央;1970年大阪世博会,成为战后日本重新崛起的标志……2010年5月,世博会来到中国上海。184天的会期、246个实际参展方,7000万参观人次……既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展示自己的舞台,也为汲取人类最新科技、文化成果,助力自身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它又能带来中国什么样的发展和变化呢?首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带动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上海位于中国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世博大幕未启,这里的“世博经济”即已先行,世博会带给区域的“经济动能”可谓立竿见影。用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贸促会会长万季飞的话说,展览业对相关产业的经济拉动系数为1比9。筹备期间,“世博经济”每年对整个长三角地区投资的拉动约为30%;在举办之年,世博会对长三角地区投资的拉动将超过50%。事实或许更具说服力。上海世博会筹办期间,除了5.28平方公里世博园区内大量的场馆建设来自直接投资外,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也同步推进,规模和力度前所未有。作为世博会的重要工程之一,连通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与浙江嘉兴、湖州、杭州的上海S32申嘉湖高速公路正式通车,使上海西部出口增加到6条;而时速350公里的沪宁城际铁路、沪杭高速铁路,以及京沪高铁虹桥站的部分设施,也将在世博会期间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世博会作为全球性大型展会的辐射作用和吸引力,也让中国客商看到了巨大的商机。此前,江苏三次组团赴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地宣传旅游,并推出55条江苏“世博之旅”精品旅游线路;市场嗅觉灵敏的江浙客商也早已承接诸如世博会特许产品等多个制造业项目,价值数十亿元人民币。第二,将有效促进中国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 。 上海举办世博会,对中国经济贸易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举办世博会,为国外企业了解中国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特别是通过举办这样一个大型活动,为大力宣传中国民族品牌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从而有利于扩大中国产品出口,并有利于扩大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另一方面,国内企业也 可以通过上海举办世博会,了解国外发展最新动态,有利于吸引多方来客与中国进行经济贸易合作。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利弊分析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有利的一面,也有消极不利的一面;既是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回避经济全球化只能带来更大程度上的落后。我们应正确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最大限度地避其不利和风险,使中国经济在新世纪继续保持稳步快速发展。1.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1)有利于利用外资。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2000年我国利用外资407亿美元,2005年增长到603亿美元,到2005年底累计利用外资6224亿美元(张强莉等,2006),极大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瓶颈,实现了由对外借款到外商直接投资的转换,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2)有利于扩大对外贸易。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外贸出口以年均14.9%的速度增长,到2004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1548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6.2%(赵华等,2006),成为了世界第三贸易大国。(3)有利于解决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充足。外企的进入可有效地解决部份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如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直接参与外贸加工业的农村劳动力近两亿,不但有效解决了就业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发展进程。(4)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外资和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有助于传统产业结构改造和产业竞争,对我国现阶段国有企业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通过技术合作,可以缩短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差距,增强我国经济技术的竞争力和创造力。(5)有利于促进我国的金融市场改革和完善,缩短从二元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型的时间,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制度的完善。2.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1)由于外资投入大都集中在经济发达、基础设施好、回报利润率高的地区和项目,将造成我国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如截止到2004年底,我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总额是5621亿美元,其中东、中、西部所占的比例为86.25%、9.16%和4.59%(尚永胜,2006),东部地区外资投入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2)我国外贸出口主要是靠低价竞争和大量低附加值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特点,却为之付出了牺牲生态环境和消耗宝贵矿产资源的沉重代价。(3)外资垄断性并购和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优势,极大地冲击了民族工业与农业,削弱了国内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三、中国经济发展对策建议新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到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我们作不懈的努力。面对经济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的局面,中国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应该着重做好以下六方面的工作:1.建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防范体系我国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国家经济安全,应建立政府指导下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和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全面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走向和我国所面临的经济形势,适时提出应对措施,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确保国家经济安全。2.完善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商品化、国际化和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越来越重要和紧迫。为此,我们应加大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力度,打破一系列国有垄断领域的垄断局面,全面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同时,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金融、证券和投资等有关配套的法规和制度,强化工商、税务和技术监督等宏观调控部门的职能,构建一个体系完整、机制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3.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体制面对经济全球化,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坚持以WTO的多边贸易体制为框架,以国际贸易惯例为参考,健全与国际接轨的有关法律法规,完善进出口商品的经营管理,建立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宏观调控体系。4.研究和制定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相适应的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战略我国要研究制定与国际经济规则相适应的经济发展计划和产业规划,加大产业间的结构调整力度,经济增长方式由目前以资源投入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向以提高资源配置使用效率为主的体现高科技特点的集约型经济方式转变;同时大力支持民族产业,发挥已有产业优势和品牌效应,培育和发展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跨国公司。5.大力开展科技创新,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当代全球经济的竞争就是国家创新能力的竞争,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我国应高度重视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及时跟踪世界科技的发展动态,不断提高科技开发和创新能力,推广应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寻求并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6.积极开展区域经济合作,以区域经济一体化迎接经济全球化自1993年欧盟一体化内部大市场建立以来,为其成员国创造了数百万的就业机会和数千亿的财富收入,并有效地抵御了外部经济冲击。欧盟一体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发展地缘经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进展较快,目前已与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或议定书、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正在商谈的自由贸易区还有9个(邢军,2006)。我们应以此为契机,近期加强与中国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等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哥们选修这课的吧。。。。。

当代世界经济领域中的重大变化,或迟或早必然会反映到当代世界政治的斗争(包括它在特殊手段上的继续——军事斗争)和国际关系中去,而这些斗争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又必然会反作用于世界经济。我为大家整理的当代世界经济政治论文2000字,希望你们喜欢。

世界经济的现状和近期走势

去年,世界 经济 受美国衰退的影响 ,增长大大放慢。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但前景并不十分明朗,不确定因素也日益增多。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有阴有晴,差异性十分突出,且都在变化之中。这里且就今年到现在为止的经济形势做一些说明,对影响世界经济的若干因素进行一些分析 。

一、美国经济复苏起落不定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 局于去年11月26日宣布,美国经济从当年3月份起陷入衰退。但实际上,美国GDP只在当年第三季度是负增长。9·11恐怖袭击使美国受到意料不到的打击,但其影响并未像人们当初估计的那么严重。去年全年,美国GDP仍增长了1.4%。今年1季度,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GDP以年率计算 ,增长5%。特别是生产率竟跃升8%,这种情况也是异乎寻常的,人们对美经济前景普遍表示乐观。但到第二季度,形势又发生新变化,回升转趋疲弱,GDP只增长1.1%。其间,安然公司、世界 通信 公司等大公司假帐丑闻接踵而至,全国为之震惊, 投资 者对股市乃至整个经济的信心受到极大挫伤,成为影响美国经济稳定回升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如此,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于7月16日在国会作证时,仍确认美经济在走向全面复苏。他预计今年全年美GDP的增幅为3.5%一3.75%,高于2月份的预测(2.5—3%)。但他也不无保留地说:“目前 困境的影响还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随着不良影响的消除,如果不出现进一步重大影响,美国经济将重新呈现可持续增长的态势”。与美联储的预测不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对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下调,先前的预测数字分别为2.5%和3.5%,现在下调到2.2%和2.6%。

但无论如何,这次美国经济衰退时间短暂,经济下降轻微,是前所未有的。美 经济学 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美国的衰退“非常非常轻微”,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这次不是标准的衰退,还有人认为这是“新式衰退”。

美经济衰退轻微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在此期间,消费者开支始终保持在高水平上,不见减少。消费开支占美GDP近2/3,它的稳定增长,支撑了美国经济不会大幅下滑。为什么美消费开支不减,这是因为自1996年以来美国家庭收入不断增加,构成其收入的三大部分一一工资,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都大幅增长。首先,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职工工资和薪金收入有所增长,直到2002年头两个月,仍增长近4%(年率)美国约60%的家庭拥有股票。几年来股市持续攀升,家庭收入也相应增长,美2/3的家庭拥有住房,一年来房价上涨9%,家庭的资产也随之增长。总之,美国居民“家底”厚了,他们有可能放手花钱,是美经济衰退格外缓慢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美联储于去年11次降低利率,把利率降到1.75%的低水平上,布什政府上台后,又实行减税和增加 公共 开支政策,这些也都对减轻经济衰退,促进经济复苏,起了一定作用。

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起相反作用的因素,影响着美国经济难以快速回升。

首先,这次衰退是信息技术投资过度,信息技术股市形成的泡沫破裂,信息技术部门公司大批破产,并波及其他部门,美企业 投资大幅下降。2001年第4季,美固定资本投资猛跌13.6%,2002年第1季又下降6.2%。与此同时,民用资本货物订单不断减少。格林斯潘曾多次强调,资本货物的 统计 数据是重要的投资晴雨表,而固定资本投资又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当前企业投资疲软无力,今年下半年能否恢复尚难下定论,不能不影响经济复苏。

其次,正因为消费开支没有大减,住房 建筑 业保持繁荣,在经济复苏中,也不可能再有新的增长。

再次,美国外资大量回流,也将给美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在美国经济繁荣时期,外国投资者热衷于购买美元资产。2001年外国投资流入美国总额高达4550亿美元。但现在已大为减少,其中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已从2000年的3080亿美元骤降到2001年的1310亿美元,预计2002年还将进一步下降到1030亿美元。

最后,美国大公司丑闻使美国投资者对资本 市场 的信任发生动摇,其深远影响远未消除;美国人对可能再次遭到恐怖袭击惴惴不安;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特别是打伊拉克如何进行,心中无数。凡此种种,都增加了美国人对经济前景的疑虑。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对美经济可能发生的变化提出了种种猜测,有人认为美国经济将出现“双谷底”;有人认为美国经济有可能步日本后尘,进入“失去的十年”,还有人认为如果美股市继续下跌, 银行 可能无法收回贷款,导致银行危机,从而使美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之中。尽管诸如此类的看法是少数人提出的,但也足以令人警醒。

二、世界经济 参差错落

美国经济衰退和复苏中的波折,通过“扩散效应”,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世界经济大大放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4月18日一份 报告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4%(2000年4%,2001年为2.5%),明年可能恢复到4%。而到6月份,联合国的一份报告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不高于2%,2003年有望超过3%。

全球经济放慢与各国经济不同。从70年代以来,还从未有过一次世界GDP负增长,即使是在主要发达国家发生衰退年份,世界经济仍是正增长,只不过是“放慢”或“下滑”,如1975年,世界GDP增长1.9%,1982年增长1.2%,“放慢”或“下滑”幅度也不大。据IMF的报告说,这反映了近年来,一些 发展 中国 家,特别是 中国经济 的迅速增长,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权数加重。此外,全球经济虽受美国衰退的影响,但应变能力比过去增强,这是因为,首先,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通货膨胀率低,有更大可能采取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和 财政 政策 ;其次,各国为稳定 金融 所作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最后,一些国家采取扩大内需政策。但是,各国具体情况大有差异,因此,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状况也参差不齐,颇不平衡。

欧洲。当美国经济高度繁荣时,欧洲明显落后。美国发生衰退,欧洲又受到牵连,2001年其GDP仅增长1%。美经济开始回升后,欧洲经济仍低迷不振,今年1季度只增长0.1%。多数人认为欧洲经济到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初才能真正恢复。据IMF报告预测,欧盟2002年的增长率在1.5%左右,2003年可达2.9%,另一预测称,欧元区今年经济增长仅约1.2%。欧盟各成员国也有很大差别,其中英国最好,德国最差。据德六大经济研究 所春季报告预测,德今年仅增长0.9%,明年可达2.4%。德国改革进展迟滞,企业 大批破产,失业增加。尤其是德国东部,更处于停滞状态,今年只能增长0.5%。

日本。多年来,日本经济在困境中挣扎。2000年仅增长1.7%,2001年降至负1%,据IMF的报告预测,日本今年和明年的增长率分别为负1.0%和0.8%。日本失业率不断上升,今年4月份已达5.2%。

日本的严重问题 之一是政府 债务 不断积累,到2002年末,将达693万亿日元,占GDP的140%。如继续增长下去,就可能导致市场对政府偿债能力产生怀疑, 国债 价格急剧下跌,长期利率上升,不排除会出现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另一严重问题是银行坏帐太多,估计多达1.3万亿美元,约占亚洲坏帐2/3。日本银行机能严重削弱,这一老大难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日本政府在美欧等国压力下,承诺深化改革,为此制订一个又一个振兴经济的 计划,但说的多,做的少。最近日本内阁人士说,日本经济已经“触底”,即将回升,但实际情况仍相当严峻。

日本和德国是世界第二、三号经济大国,它们过去都曾快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起着火车头作用。但现在时过境迁,风光不再。究其根源,在于它们 历史 包袱重,隋性大,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放不开手脚,进展迟缓。当然,它们的经济实力仍然强大,科技 水平和生产率水平高,未可小觑。

东亚和东南亚。亚洲经过金融风暴的洗礼,认识到必须加强和改善金融监控和企业结构治理,为此采取了相应改革措施,解决呆账问题,加速银行重组,加强金融立法和企业 管理 法规等等,呆帐有所减少,银行对企业放款回升,尽管这一改革尚未完成,但过去一度泛滥的官商勾结如今已大为收敛,传统的家族集团式企业衰败,物价下跌,经济活力增强。这次美国经济衰退和全球经济放慢,东亚和东南亚虽也受到重大冲击,但经济仍保持较高增长率。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这一地区2002年平均增长率将达4.7%,2003年为5.6%。世界银行的预测与此相近。与此同时,这一地区通货膨胀率却保持在4%以下的较低水平上。但这一地区各经济体GDP的增长各有不同,东亚的韩国改革成效显著,经济增长率最为强劲:今年第一季度其GDP比去年同期增长5.7%,预计全年可望增长6—7%;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有较快增长,而印尼、菲律宾和泰国则增长率较低。

南亚地区(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增长也较快,据IMF预测,2002年,这一地区平均增长率为5.4%,2003年更将高达6.4%,这主要是由于印度经济快速增长的缘故。

拉美地区。这里一些主要国家接连发生 金融危机 。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甫告缓和,阿根廷就发生金融危机,且愈演愈烈,今年经济走到崩溃边缘,第一季度经济下降16.3%,失业率超过18%,据预测,今年阿根廷将有10—15%的负增长。接着委内瑞拉和乌拉圭也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全年经济将分别下降0.8%和1.7%。与此同时,巴西再度发生金融动荡,经济前景暗淡。墨西哥今年第一季度经济下滑2%,全年即使会有增长,也只在1.5%上下。这种状况,与亚洲成为鲜明对比。究其原因,多数人认为这些国家奉行“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过快,失去控制,受强大邻国美国的影响,经济不稳。

三、 国际经济 活动缩减

美国经济衰退和世界经济放慢,导致世界贸易、国际投资大幅度下降,美元汇率走低,与此同时,石油价格涨落不定,这一切反过来,又都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制约因素。

世界贸易。过去长期以来,世界贸易增长速度高于生产增长,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 家的经济发展都有利。但2001年,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当年世界贸易仅增长1%(2000年为12%),低于世界GDP的增长。预计今年世界贸易有可能增长3%,但如美国经济复苏乏力,这一预期将落空。布什政府在自由贸易方面出现倒退,保护主义抬头,给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包括欧盟、日本和亚洲国家都造成重大压力。如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美出口,其中新加坡经济25%有赖于对美出口,马来西亚这一比例为18%,泰国和菲律宾也在10%以上。美国经济状况对这些国家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力。

国际投资,近些年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2000年达到1.3万亿美元的最高纪录。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国虽然高度集中在美国、欧洲和中国、韩国、印度等十多个发展中国家,但对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从而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然而,2001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骤减至7600亿美元,对美国投资的外国资本大量逃离,但欧盟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也从2000年的1250亿美元减少到970亿美元。只有中国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仍为外资所青睐。

美元汇率下跌。由于外国投资者纷纷撤离美国,加上美国公司丑闻不仅使美国人对美资本市场信心动摇,也大大挫伤外国投资者的信心,美国股市大幅下跌,这一切导致一直坚挺的美元趋弱。今年年初以来,美元与欧元的比价一路下滑。7月15日曾一度突破1:1。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也已下降约8%,到6月初,对韩元汇率下降6%,对泰铢下降4%,对新加坡元下降3.2%,对菲律宾比索下降2.5%。这些货币对美元的升值,有助于抑制有关各国的通货膨胀,刺激内需增长,但也会不同程度地阻碍各国对美出口。对美国来说,美元走弱,有利于增加美对外出口,但也会促使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增加其通货膨胀的压力。

石油价格波动不定。由于世界经济放慢,中东地区形势动荡,今年以来,世界市场原油价格波动不已。近来,美国原油库存迅速减少,致使原油价格上涨。据报道,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份交货的原油价格已连续9个交易日上涨,并于20日突破30美元大关,达到15个月来的最高点。虽然,由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石油产量迅速增长,中东地区在世界原油供应中地位有所削弱,但如中东紧张局势加剧,石油价格难免上涨,如超过每桶30美元,势将加大美国通货膨胀压力,影响美经济的复苏进程,也会对欧盟和其他石油进口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对世界经济失衡的思考

[摘 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已成为世界 经济 发展 的主流,但与此同时,反全球化运动也应运而生并呈蓬勃发展之势,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 。近几年,世界经济失衡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与谈论的一个 热点话题。2005年l0月中旬在 中国 河北香河召开的20国集团 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全球经济失衡是讨论的重要议题。为此,本文对世界经济失衡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 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失衡 经济失衡 经济 失衡

2005年以来,全球经济学家谈论最多的话题莫过于日益加剧的世界经济失衡,“失衡并增长着”成为世界经济 金融 最令人迷惑难解的现象。虽然不断有学者提醒,持续失衡的世界经济将面临崩盘的危险,但是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却让人大跌眼镜:过去的四年里(2003年~2006年),全球GDP的平均增幅接近5%。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也表示,世界经济形势“从未这么好过”。那么,为什么主流经济学界还不停地在“盛世”中 发表“危言”呢?是居安思危,还是别有所图。

事实上,世界经济失衡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上世纪80年代,以美国巨额贸易和财政“双赤字”为主要特征的世界经济失衡就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当时并未明确以“经济失衡”来对这种以贸易失衡为显著特征的经济现象进行概念上的诠释。直至2005年2月23日,IMF总裁拉托在对外政策协会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主题演讲,才正式提出了世界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的概念,随后国际经济学界即对这一 问题 展开热议。当下,主流国际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世界经济失衡正在持续加剧,主要表现在中国持续猛增的贸易顺差和美国的巨额贸易财政“双赤字”。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即南北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并导致南北矛盾日益突出。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从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开始落后于世界平均发展速度。进入9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仍没有迅速得到扭转,尤其是非洲和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缓慢。1990年~1993年,非洲经济的增长率分别只有1%、1.5%、0.7%和1.7%,拉美经济增长率分别仅有-0.1% 、2.9%、2.8%和3% ,再加上这些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较快,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最后导致人均国内产值明显下降,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首先反映在南北贫富差距还在拉大。据联合国《1992年的人类发展》 报告说,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却拥有世界82.7%的收入,而占世界人口60%的发展中国家,却只拥有世界总收入的5.6%。有关资料 统计,1960年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贫困国家的30倍,而1993年的这一差距扩大到62倍。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非洲的经济贫穷问题最为严重。20世纪80年代是非洲经济发展“失去的十年”,每年人均国内产值为负增长。1992年非洲人均国内产值比10年前下降15%,其中一些贫穷国家下降幅度达30%。近几年,由于非洲的人口1∶3增长率居高不下,一直保持在3%以上,加上多年的战乱和灾荒,非洲难民人数增至1180万,约占世界难民总数的二分之一,这就加重了非洲的贫穷。

国际资本流动中的二元结构:国际直接投资与金融证券投资的二元分裂。但是,当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天平向发展中国家这边倾斜的时候,全球的资本流动却仍然偏爱高收入国家,尽管中低收入国家资本总流量(双向)对GDP之比从1990年的6.5%提高到了2003年的13% ,增长了一倍左右,可是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仍然只有高收入国家的一半。而且,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量从总体上讲增长速度较快,但是国际资本特别是直接投资在流向发展中国家时也是高度不平衡的,2003年中国得到的外国直接投资要占到该投资流量(以流入量计)总额的9%,占发展中国家流入总量的35%。这种失衡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处在低端加工制造的地位、发达国家处在资本运作与 科技 创新的地位之国际分工模式凝固化的主要根源。

全球发展失衡加剧,但调整机会降临,失衡真相被全球化混淆。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显改变对全球失衡的看法,由忧虑转向客观,认为在全球化程度提高的背景下,资本自由跨境流动,为国家间储蓄和投资结构优化创造条件。资本从储蓄丰富的地区流向投资机会较多的地区,创造出更高的资本回报,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对世界经济有积极作用。然而,全球失衡是有限度的,一旦过度就会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加剧相关国家经济关系紧张,恶化国际贸易和投资 环境。调整无序会导致美元贬值失控,金融市场动荡乃至危机。

综上所述,世界 经济 发展 到今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 历史 时期,国际经济 环境和条件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世界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很多新特点。其中战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断加剧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最令人瞩目的一个重大特征。

参考 文献 :

[1]王 宇:世界经济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J].国际经济评论,2006,(03)

[2]张燕生:全球经济失衡条件下的政策选择[J].国际经济评论,2006,(02)

[3]张幼文:要素流动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历史 影响 [J].国际经济评论,2006,(02)

国际政治课程论文

1、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特点” 2、浅析中东问题现状3、中国的外部困难和新领导集体面对的挑战4、中国大陆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5、环境问题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6、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7、美印军事合作及其制约因素

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人发展,中国的前途命运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国际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国既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全面理性认识和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特点和趋势,对于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发展趋势及特点分析 一、国际安全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 首先,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促使各国人民下定决心维持和平,以使后代免除战 争的浩劫。其次,核 武器的大规 模杀 伤力和威慑力足以将地球毁 灭很多次,因此谁也不愿意因打核 战争与地球同 归于尽。再次,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使世界各国依存度提高,共同利益的领域扩大,进一步减小了爆 发世界性大 战的可能性。 二、传统安全领域中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并有新的表现 首先是局部冲突与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尤其是这些热点问题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或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更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和变数。其次是各国的国防开支逐年增长。这种状况意味着各国仍然把军事发展作为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因素,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再次,主要核 大国进一步加强战略力量,全球核 武扩散问题依然严重,这对世界安全构成了极大隐患。 三、非传统安全构成的威胁甚至超过战 争 首先是国际恐 怖主义问题。2012年以来,恐怖主义活动出现新的反弹,打击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加突出。恐怖主义袭击频率增加,活动范围及袭击规模扩大;恐怖袭击方式令人防不胜防;国际反恐斗争中双重标准问题使得国际反恐阵线有破 裂的倾向。其次是环境安全问题。全球气候变暖引发世人对环境安全的极大担忧。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气候灾害频发,甚至使部分小岛屿国家生存面临威胁。再次是金融安全问题。这次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发达国家,也严重打击了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及实体经济,并引发了诸多社会及政治问题。最后还有愈演愈烈的贩 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 病扩散、肆无忌 惮的海 盗活动,以及日益严重的非法移民等问题,这些都对国际安全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当前国际形势对中国的影响 一、中国的传统安全环境面临的挑战 首先表现在亚太及中国周边各国军费开支不断增长。目前,不少亚太国家普遍加大军费投人,加速军事战略调整,提高武 器和人员的作战水平。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对中国的安全影响将是不言而喻的。在各国军费开支不断攀升的背后是世界各国进行新一轮深刻的军 事调整与变革。其次是中国的周边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不可小视。中国与周边多国存在领 土与领 海争 端,但由于这些问题涉及面广,历史与现实问题错综复杂,又有国际势力介人,解决起来难度相当大。另外,大规 模杀 伤性武 器扩散也给中国带来安全威胁。核 武器的垄 断已被打破,世界进入到一个大规 模杀 伤性武 器扩散时期,这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威 胁。 二、从非传统安全来看,中国也同样面临重大威 胁 三、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还须承担来自美国的压力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府明显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和投人,力图推动美国战略中心向亚太转移。美国在这一地区频频进行军 事演习,在强化日韩同盟与美印关系的基础上拓展与泰国、菲律宾等国的同盟关系,努力使双边同盟向三边和多边同盟进行有力延伸。为了推进“重返亚 洲战 略”,奥巴马政府还全面参与亚太事务,积极加人《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高调介人中国南 海问题,对中国的领 土问题指手画脚,试图遏 制中国日益强大的影响力,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和领导力。目前,美国在中国周边加紧构筑针对遏 制中国的“C’’ 型军事包 围圈,美军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基地密度已比冷 战时期针对苏联的还要密集。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下中国应对策略 一、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和资源,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软实力建设 和平、发展与合作是历史潮流,我们必须顺应潮流,紧紧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战略机遇期,加速和平崛起的进程。只有自身实力强大了,才能更有效地保证本国的安全,维护世界的和平。 从国际上来看,世界经济格局大变革、大调整必将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应该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努力推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秩序重建,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制定,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力争获取更多发言权,提高中国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紧紧抓住国际产业调整的机遇,凭借充足的外汇储备加快海外收购力度,壮大中国银行和企业的实力。从国内来看,要立足扩大内需保增长,坚持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放在首要位置,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 金融危机不仅削弱了美国的硬实力,也重创了其软实力。这说明美国模式存在很多的问题和隐患。当然这里既有宏观层面上的问题,也有微观层面上的问题;既有经济上的问题,也有政治和社会、文化上的问题。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普世价值影响力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大大降低,而以政治和社会稳定、渐进改革、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有效调节、注重实体经济等为特点的中国模式则经历住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这无疑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当然,中国在软力量建设上还应继续培育自己的核 心价值观、有效的意识形态及有感召力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制度。 二、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妥善处理好中国与美国及周边国家的关系 (一)中美关系。与美国相比,目前中国仅仅是一个地区性大国,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并没有很大的战略回旋余地,中国持续的经济成功严重依赖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流人和外国市场的准人。I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均超过中国经济总量的60%以上,在世界主要大国中对外贸易依存度最高。倘若中美关系恶化,中国经济发展无疑将受到极大的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也将严重受挫,甚至难以实现。因此,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近些年来,中美两国在很多领域的合作总体比较顺利,在许多问题上中国秉持了务实灵活、温和求实的原则,这确实符合小平同志提出的韬 光养 晦战略,但是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两国今后无论在政治、军事领域,还是在经济、文化领域都会存在不可避免的摩擦,但无论出现怎样的矛盾,中美关系都不会全面恶 化,两国的共同利益仍然大于分 歧。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不尽相同,一些国家还与中国存在领土争 端等历史遗 留问题,情况相当复杂。进人新世纪,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了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积极解决了绝大部分边界等历史问题,营造了一个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周边环境,创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中国现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东北亚和南太平洋诸国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和深人,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三、努力推进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变革,最大限度地获取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 目前,主要战略力量围绕国际格局调整转换中的权利重新分配展开激烈博弈,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较量空前激烈。尽管现存的国际秩序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有着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地方,并不能完全适应国际格局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但这一体制仍对世界和地区安全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因此不能推倒重来和“另起炉灶”,而应该积极参与,推动改革。对中国来说,要认识到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然性,并善于抓住机遇,以建设性的方式推进变革,确保变革过程的稳健和结果的合理性,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和决策参与权。 由于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变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再加上经济权力的再分配不像政治权力再分配那样敏感,因此,推动国际体系的变革应该首先从经济层面人手,通过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促使中国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更好地维护和体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其次要推动国际政治体系的改革。具体来说,就是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使其具有更好的代表性,特别是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扩大中国在这一重要的决策机制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此外,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持积极态度还有助于防止中国被视作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我找到了一个,是一本书,不过内容较贴切,你借鉴一下吧。455146

零花钱”不容轻视(政治小论文)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家庭日益富裕起来,孩子们的零花钱便也在不止不觉间不断上涨,有的甚至到了让人膛目结舌的地步。远的不说,就说我们班吧!班里有些男生女生,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可是对于穿着打扮,可都是“行家”。"BALENO"的上衣,"NIKE"的鞋子,"adidas"的书包,“SONY”的MP3……真可谓集名牌于一身。另有一些男生,通常每天身上都会带有上百块的钱,用于所谓的“吃喝玩乐”,泡网吧,打游戏,看色情录像、结交不良少年;更有的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手机……这种例子在如今的校园中已不再是凤毛麟角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有以下几点原因: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家庭经济状况与之前相比有了较大改善;二,目前家庭多是独生子女,父母过分溺爱;三,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而其中家长对孩子的过分溺爱是最主要原因。在中国的家庭教育传统中,父母们都会用零花钱来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思想观念,比如:勤俭节约、财务自理。但在今天,生活富裕了,孩子的那点零花钱家长也不会放在心上。但这种超前消费意识是不适合中学生的,将给他们带来诸多不良影响。首先,会促使他们养成一些不良的习惯。第一,吃零食的习惯,尤其是初中学生,一旦身上有了钱,见到喜欢吃的零食便会毫无节制地买。一些学校的校门前就有不少卖零食及饮料的小卖部,周围还有很多摆地摊的,卖些廉价的冰棒、棉花糖、油炸食品等。吃零食本身已经对身体无益了,更何况这种环境下出售的往往是一些三无食品。这样一来,不但浪费了钱,更重要的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第二,浪费的习惯。许多学生自以为有的是钱,所以对很多东西都不珍惜。比如,买了丰盛的午饭一句“没胃口”就原封不动地“回收”了;早餐的馒头咬了一口就慷慨地留给了“垃圾桶”,等等。如果有人“介意”,他们会满不在乎地说:"反正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但他却没有意识到,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他潇潇洒洒所花的钱凝聚了父母多少的血汗。其次,孩子之间容易产生攀比心理,从而引发一些孩子的心理失衡。今天你在“肯德基”搓一顿几十元;明天我在“XX酒家”摆一桌几百元,看谁更有风度。现在的孩子谁手里要是没几个零花钱,看着同伴经常拿着钱去买这买那,总是羡慕得很,又尴尬的很。这种羡慕、尴尬处理得好那是幸运,若是处理得不好,带来的后果将不可想象。4月12日江北区一名约7岁的女孩哭喊着要跳楼。不为别的,就只是为了从父母那得到零花钱。而有的孩子可能萌生或多或少的拜金主义,以金钱或能换取金钱的一切作为自己的钟爱。再次,会给其他人树立不好的榜样,给他们的父母造成压力。有的孩子由于心理还未成熟,分辨是非能力不足,看到别的同学有那么多钱用,于是也向父母要。可是,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很有钱。我相信,现在很多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收人也一般,但是为了满足孩子,甚至维护他们的“尊严”,他们只好省吃俭用地挤出一点来给孩子。可孩子并不心疼,钱花到不该花的地方,还嫌不够。第四,会使孩子形成错误的金钱观,以为“金钱是万能的”,“有钱能使鬼推磨”,不知道应认真学好知识,不懂得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有的孩子,把父母的叮咛嘱咐,老师的教诲当成“耳边风”,只懂得吃喝玩乐,腹中却空空如也。更是忘却了将来有独立生活,赡养父母,为社会作贡献的责任。最后。也是最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某些孩子走上犯罪之路。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人俭难。"可能今天你的家庭是相对富裕的,但谁也不能保证将永远富有,倘若已经养成了奢侈的习惯,将来要如何面对贫穷呢?也许有的人靠自己的意志能熬过去,但有的人却会难以自拔。前不久,报纸曾经报道,广州一名14岁的中学生在潜入同字家中盗窃被发现后,向同学的母亲狂刺38刀实在是惨无人道。身为父母,谁不爱自己的孩子,谁不愿给孩子付出呢?但是,家长们该给孩子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味地给钱显然是错误的,而应该给他们以知识和正确的引导。金钱是把双刃剑,用得不好就伤人———家长们对此一定要有充分认识。在处理孩子的零花钱问题上,家长首先要牢记:零花钱,也是一种教育孩子的手段。一是培养劳动意识。家长可以把零花钱作为一种奖励手段。比如,孩子做了什么家务劳动,学习上取得了什么成绩或进步,可以按照事先的约定给孩子一定的奖励作为零花钱。让孩子形成劳动最光荣的观念。二是培养合理的消费观念。花钱也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就像学游泳一定要亲自下水一样,不让孩子自己掌握、使用零花钱,他们就学不会合理消费,这对他们以后走上社会,独立生活是不利的。三是培养自立能力。许多家长没有意识到给孩子零花钱是孩子的“成长需要”。让孩子自己乘车、买文具、买图书,其重要意义是通过“购买”这种最基本的社会生活方式,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专家建议,至少在孩子七八岁时,家长就应该有意识地给孩子一些零花钱,并随着年龄的增长合理提高孩子自由支配的数额。家长也可以帮助孩子掌握一些最基本的理财知识,如消费、储蓄等。零花钱是每个家庭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对待“钱”,是人生道德大厦中一根重要的支柱。孩子对零花钱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其成年后道德的形成。作为父母,首先,绝不能在经济上放纵孩子,从小培养他们勤俭节约的思想;其次,在此基础上,教会他们如何消费与分配零花钱,掌握一些基本的经济知识。一句话,要使孩子合理使用零花钱。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毕业论文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为什么会实行以普选、议会、分权、法治为特征的民主制度?而中国几千年来专制制度为什么会如此根深蒂固?现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为什么会与西方民主制度截然不同?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问题。诚然,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存在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政治制度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决定的。但是,象英国的议会制度,早在 13 世纪的封建社会中就存在了。因此,除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这一决定性因素之外,必定还有一些别的因素在起作用。在这些别的因素里,文化的因素无疑是影响政治制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它自觉或不自觉地规范着人们的言行,是政治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基于这种认识,笔者选择了“中西文化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这一题目作为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 论文由一个导论和五章组成。导论、第一、二章是论文的铺垫,第三、四章是论文的主体,第五章是论文的落脚点。导论主要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论文的写作手法和写作思路,以及论文的创新点和写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与解决的办法。第一章通过分析文化界定的必要性与困难,叙述了文化一词在中国词语中的演化历程,界定了什么是中国文化和什么是西方文化,并对政治制度的起源、发展、涵义、内容、功能以及政治制度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第二章主要介绍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首先是介绍中国文化的起源和中国原始文化,接着从殷商西周开始叙述由神本文化向人本文化转化,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确立,经过秦汉时期中国文化完成大统一,然后经过南北朝、隋唐、两宋、明清中国传统文化完结,到五四运动中国新文化时期的到来。其次是分析西方文化的成因和起源,把西方文化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加以叙述,即西方古典文化、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文艺复兴时期文化、近代启蒙时期文化、现代人文主义文化、现代科学主义文化。第三章论述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首先分析中国政治制度的产生变迁和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分期问题,概括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三大特征: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并从中国文化的地理物质基础入手,分别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和近代政治制度的影响;最后讨论中国文化对中国政治制度影响的几点启示。第四章主要论述西方文化对近现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强调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中国人被迫了解世界、认识世界。以此为开端,外国的政治制度等被部分介绍到中国来。中国的仁人志士,有主张用西方民主 改造中国、呼吁仿效西方共和制度的,有主张撷取西方议会民主“之义”要求在中国设立议院的,有强调学习西方文官制度,进行官制改革的。新文化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条主线,中国的政治发展从此焕然一新。第五章是本篇论文所要达到的目的,即整合中西文化,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论文着重分析整合中西文化的目的、原则和要求,论述了改革现行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涵义、特征、发展进程、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提出了整合中西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思路,强调建立现代政治制度、铸造现代中华政治文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中西文化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论文提出中西文化对中国政治制度影响的命题,在此之前没有人在这个方面作过系统阐述,笔者开此先河。中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环境、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虽然两者之间有交流,但仍然保持着很多自己所固有的民族文化特点,所以,分析中西文化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可以体会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及其对中国政治制度影响的不同,既有历史传统因素的影响,又有外来文化和民族文化因素的作用,从中可以反映中西文化历史制度方面相互关系。 (二)系统分析了地理环境在文化与政治制度产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地理环境、传统文化、政治制度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各种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过程中,时空环境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使得文化和政治制度呈现出两个重要特性,即地域性与时代性。人类的出现首先是分地域的,而且各个人群初期相互隔绝,因此各个人群按照各自不同的方式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和政治制度,所以文化和政治制度一产生便带有鲜明的地域性。长期存在的地域性文化逐渐发展成为国民性文化,孕育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大的惯性,不易变更,反过来就形成制度文化。虽然在长期的交往中各种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在缩小,但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地域性界限至今一直是明显存在着,并占主导地位。 (三)提出整合中西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思路。传统文化凝聚的民族精神渗入民族成员的心理深处,积淀为遗传基因,体现在民族成员的行为规范与思想意识中。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转变固然是艰难曲折的,但相对于精神文化的转变则又简单容易得多。精神文化转变的逻辑结果必然是政治制度的变革,而文化的更新创造只有在主体通过汲取新的营养来逐渐丰富进而改变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政治是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在社会活动中必不可少。我为大家带来了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一:《浅析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摘要: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自设计运行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这期间,每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其建设,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路径。根据课本的相关知识,以及搜索一些资料,以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分析制度设计与运行现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性的对策。 关键词:中国政治制度;现状;对策 一、背景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自设计运行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这期间,每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其建设,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路径。中国人是以个人心思为主动力的,想升官发财,光耀祖宗,是许多中国人过去的思维。而依靠社会科学机制,增加大多数人富裕的 方法 制度或机制创新却很少,大多会用按步就班的方式重复地走来。而当社会腐败无能时,改变政机的方式又是极其简单的愚昧的,最常见的就是起义革命造反之类,当然这也是属于人类的自相残杀而达目的的一种方式。我认为研究政治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国家来说,历史上所有发生过的朝代兴亡、政权兴衰或更迭,社会经济发展或倒退,民生安乐或困苦等,几无例外总与当时政治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及其运行是否正常有关;对于个人来说,所有曾经在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也几乎都要依托当时的政治制度或借用某些部门达至目标。 二、政治制度的涵义 所谓政治制度,意指“社会政治领域中要求各类政治实体加以遵循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它是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与社会经济制度、 文化 制度在一起规范着社会成员(包括社会组织)的行为,以确保整个社会有序生存、正常运行与健康发展。它以规范国家政权行为的准则为主要内容,同时也包含那些本身虽非国家政权,但与国家政权密切相关的其他政治实体(政党、公民等)的行为准则”。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则“指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大陆实行的,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政府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法律、体制、规则和惯例”。 三、政治制度运行中的问题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内部结构设置与其功能要求上不协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我国自1997年经改革后的国务院机构设置为:组成部门25个、直属机构17个、办事机构6个、部位归口管理的国家局机构19个、再加上直属事业单位9个,共77个之多。而从相应专门委员会的设立来看,以第九届全国人大为例,仅设置了民族、法律、财政经济、 教育 科学文化卫生、外事、华侨、内务司法、环境与资源保护以及农业与农村共9个专门委员会,但就在此次人大会上共收到各种议案达830件之多。很显然,这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协调关系,全国人大也很难有效的对此进行审议与监督,也既无法实现其设置的功能要求。 (二)法律制度方面,应急待解决人民爱法、尊法与崇法的习惯 近些年,虽然中国在法制建设上已取得重大成就,但与目前转型期所出现的问题相比,仍显不够。以2001年1至11月为例,该期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犯罪大案15877件,其中100万元以上的案件1280件;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916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8136件,其中重特大案件2146件;查办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行贿犯罪嫌疑人1704人,同比上升39.2%。由此可见,中国腐败的严重性在于其普遍性,而问题的根源则在于中国 传统文化 道德体系中的自我规范的失效和法制的不健全。 四、正确应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其一,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都必然奠基于中国的土壤之上和体现本国的国情,并具有本国的特点,其结果也理所当然与中国的社会形态、经济模式、民族心态、哲学伦理思想等密不可分,因此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观察与思考首先应坚持历史的视角。有些现在看来不适合,甚至违背现代民主原则的制度,如1949年后不久成立的“军事管理委员会”,强调党政不分的“一元论”,“计划经济”体制等,在当时却往往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并产生过难以取代的作用。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之所以会采取当时的形式并非偶然,而是经过当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反复筛选和论证,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物。 其二,要注意“传统”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我们一方面应看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力的增强,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对于抗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土,都曾起到值得肯定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应清醒看到,长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以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不论是奴隶主、封建主、还是官僚资产阶级,都必然运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机器以维护本身的统治利益。因此,旧时代的政治制度从本质上讲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不可避免地存在先天性的缺陷,如他们或是突出王权、皇权、特权;或者是强调人治,发展个人独裁;或是强调华夷之分,顽固地保留和利用宗法体制等,这些都必然不可避免地会对当代中国政治产生一定影响。 其三,要用比较的方法。我们知道,自然科学最重要的方法是实验,但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可能通过实验的方法来进行,而 经验 证明比较的分析方法最可行。比较方法有两种:一方面,进行纵向对比,今天的政治制度和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另一方面,进行横向对比,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目前国外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 结论 通过中国政治制度的学习,不仅掌握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还让我懂得了学会分析从制度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受益匪浅:其一,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是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人那么多,各种资源总量虽然不少,但按人口平均的水平,往往是很低的。鉴于这些情况,中国要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这项工作。其二,中国现行制度中存在的不足,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目前的制度中使人感到最不满意的一点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的作用太大。这种权大于一切的情况,不仅影响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为腐败的盛行创造了条件,还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影响。基于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与不足,我们要在不断发展中进行改进,促进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张悦.政治文化向度与制度选择[J].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2]李月军.中国政治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J].学海,2009(6). [3]王兆刚.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回顾与思考[J].东方论坛,2011(3). [4]徐永军.政治制度正义、属性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J],2004(4). [5]俞可平.简论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5). 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二:《当代中国政治的出场学研究》 〔摘要〕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本文认为, 政治研究应采取出场学研究方法,在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根本问题的基础上推进理论研究。本文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质含义的理解,认为交往 实践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而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具有基础意义。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所产生的物质利益关系是 社会形态分类的基本标准,它决定了特定社会所适合的政治模式。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就是要在正确指认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前提下去探索适合的政治模式。 〔关键词〕 出场学;当代中国政治;政治 哲学 〔作者简介〕胡宇,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苏州 215123。 (一)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理论研究需要抱有深深的问题意识。构建理论形态当然重要,但是对理论构建的时代语境和方法论的考察更是具有前提考察和批判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的特征是,“她本质上是由一定时代语境造就、对出场路径深度依赖的出场形态。”〔1〕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应该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以完成“出场”、“在场”、“退场”、“缺场”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作用,防止再次出现德里达所言的“脱节的时代”。任平教授所提出的出场学方法着重从三个方面研究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出场语境是对时代地平线的考察,对马克思主义赖以出场的现实基础的考察,特别是对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的现实条件和当代的现实之间的“历史间距”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与在场性所遭遇的一切‘脱节’和挑战,都来源于新全球化时代所造就的时代语境的影响。高度关注一系列新全球化问题并成为‘ 反思 的问题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路径与出场方式。解答问题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就成为与时俱进的出场形态。”〔2〕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形态应该如何构建。根据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的原理,要想构建合理的政治框架,必须搞清楚市民社会的基本状况。政治模式必须适合社会形态的基本状况,否则政治上层建筑就可能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我们需要搞清楚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当代中国社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形式? (二) 社会是交往关系的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物质利益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由为了生存而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中的个人造就的,马克思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3〕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要想维持人的生命就必须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要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就必须有可满足需要之物,要想获得满足需要之物就必须进行生产。即便是旧石器时代的采猎经济也仍然是一种生产活动。即便是采猎经济也不是孤独的鲁滨逊的单个人的活动,而是一种共同活动,是一种交往活动。马克思认为,交往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社会存在。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生产力或技术交往结构描述的是物质生产实践的实体结构,它表现的是人们事实上是如何改造自然,获得满足需要的物品。生产关系或经济交往结构是物质生产实践的意义结构,描述的是进行共同生产的人是如何被 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的以及人们能从生产结果中获得什么份额。相对于孤独的鲁滨逊,共同生产的人们立即面临分工、所有制、产品如何分配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主体参与交往总有其期望实现的主观设定的意义,但交往实践最终给其带来的意义首先是客观的,与其主观设定的意义可能不相一致,并且交往实践对各极主体都产生意义,而且这些意义相互之间是相关联的。根源于同一交往实践的各极意义彼此相关,彼此以其他各极意义作为本意义存在的条件。 政治是以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政治的本质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每个人都凭借自身的主体资质和能力参与交往,人们的资质和能力当然有差异,这样就决定了他能参与的交往的水平和层次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他从交往中获得的客观意义或结果的差异,这是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差异和矛盾产生的根源。除了自身能力和资质外,社会制度体系更影响着经济主体参与交往所能获得的客观意义和结果,因此,经济主体总是希望制度体系能够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并为此积极去影响制度的变迁。马克思曾在《政治冷淡主义》一文中批评政治冷淡主义的圣徒们只要求工人阶级在思想上反对资本主义而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实际的斗争。我们认为,政治是建立在物质生产交往基础上的政治交往实践活动。政治是基于多元利益主体而产生的多极政治主体以物质利益为中介而形成的交往实践活动和结成的交往关系。这个定义主要有这样四个方面的涵义:(1)政治起源于对物质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协调和解决。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人们之间出现了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进而产生了阶级。最初是依靠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去解决物质利益矛盾,这就是政治的最初萌芽。随着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就逐渐转变为一种新的、与社会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这就是国家,国家成为物质利益矛盾和政治发展的新阶段。(2)在阶级社会里,物质利益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因而政治关系也主要体现为阶级之间的斗争;国家产生以后,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争夺国家政权。私有制产生、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不简单是个人之间的矛盾,它是由私有制所导致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的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从而“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5〕阶级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经济关系的社会承担者,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交往整合而成的共同体。“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6〕因而“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7〕而“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8〕所以“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要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 (三) 生产力落后的国家 发展 社会主义始终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力,是在实行完全的公有制和平均分配的基础上缓慢发展生产力,从而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始终处于边缘国家的地位;还是实行有限的公有制和按劳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基础上解放生产力和快速发展生产力,这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两种发展路径选择。前一种路径意味着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上层 建筑不符合 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严重脱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从体现,表面上的公平正义掩盖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生活需要,物质利益矛盾被暂时性地掩盖了起来。以这条道路去发展社会主义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中国选择了后一种路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物质生产力迅速发展,同时也使中国社会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特征,我们不得不反思,当代中国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究竟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社会?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一个最显著的后果就是社会分层严重、贫富差距加大,如何看待这个现实? 历史 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生产力需要借助于世界性的交往来充分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资金、科学技术和 文化,马克思晚年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闭关锁国和 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才是正确的路径。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突破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主体、经济 实践关系、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发展动力方面存在的传统实践观的缺陷,这需要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有利于大量的微观经济主体的生成和发展,每一个微观经济主体凭借自身的主体资质和能力参与交往。微观经济主体的资质和能力的差异决定了他能参与交往的水平和层次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他从交往中获得的物质利益的差异,这就是社会分层和利益分化产生的根源。除此之外,与现实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体系更影响着经济主体参与交往所能获得的物质利益。这样,如果我们承认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我们就必须承认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差异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是物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同时,我们要看到,物质利益的差异和矛盾是会发展变化的,非对抗性矛盾有发展为对抗性矛盾的可能。因此需要对物质利益矛盾进行协调和控制,既保持物质利益差异的存在,又使物质利益差异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既使经济社会发展充满动力,又使社会稳定有序,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性质。 这样,我国的 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就有了基本的方向。由于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分化,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共同体,他们都有参与政治以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政治的多极主体交往的本性在我国也就越来越显现。如何处理党和政府的“一元”与利益群体的“多元”,如何协调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共同利益和个体利益成为政治体制改革解决的核心问题。当代中国社会作为物质利益差异性的社会,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现实,也是当代中国各项改革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我们必须尊重当代中国差异性社会的现实,承认物质利益差异化的现实,承认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基于政治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多元政治主体以物质利益为中介而结成政治交往关系的活动的理解,去寻找和建构适合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模式。 〔参考文献〕 〔1〕〔2〕任平.创新时代的 哲学探索——出场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289. 〔3〕〔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72,72,27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92,252.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8-169,248.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84. 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三:《浅谈思想政治教师要提高政治素质》 〔10〕列宁全集:第6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81-282.) 猜你喜欢: 1. 大学生励志论文2000字 2. 大学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 3. 关于责任的政治论文2000字 4. 大学生社会道德相关论文2000字 5. 大学生思想道德论文范文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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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论文范文专题

政治能使我们依法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依法履行自己的应尽义务,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下面是我整理的政治论文 范文 ,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论生态政治与政治生态化

【摘要】近 现代 工业 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人类对 自然 和自身的不正确认识及盲目开发行为,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产生与 发展 成为生态 政治 运动兴起的动因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生态化的发展。生态政治产生发展是政治生态学、政治生态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生态化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解决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不可或缺的根本 措施 之一,是全球 经济 、 社会 、 文化 、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之一。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 问题 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 思维方式 、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 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 世界环境日 "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 影响 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 目前 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 种植 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 历史 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 理论 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 规律 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 热点 。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 报告 。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 时代 》,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5.6%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 研究 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 哲学 、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 政治 发展 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 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 目前 经常出现,比如 经济 生态化、 教育 生态化、 科技 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 自然 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 社会 、文化等 问题 ,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 影响 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 研究 的核心 内容 。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 工业 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 历史 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 时代 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 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 规章制度 、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 科学 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 中国 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跃进"、"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 想象力 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 法律 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社会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 现代 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代发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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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论文范文篇二 欧盟:没有政治的政治共同体 摘要: 2009年12月1日,经过近十年的混乱和踌躇,欧盟《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正式生效。与遭遇流产的2004年《欧盟宪法条约》(Constitutional Treaty)类似,《里斯本条约》旨在对抗12个新成员国的加入所释放出的离心力。该条约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它简化了欧盟繁琐的决策程序;为欧盟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所组成的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设立了一个半全职主席;新增了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同时,它还增大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权限,赋予欧盟以单一法律主体资格,并制订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尽管英国、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并未加入)。 这些变化关系重大。它们扫除了欧盟有效决策的一些障碍,并使欧盟在外部世界提升其声望变得稍容易一些。亨利·基辛格嘲讽般地发问:“如果要与欧洲通话,我该拨哪个号码?”依然切中要害。《里斯本条约》只是一种,或更确切地说,一套权宜之计。该条约并未使欧盟做好面对一个与欧盟的精英和人民传承的精神谱系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准备,它甚至无意于此。欧洲领导者所寻求的是如何更好地墨守成规,改弦易辙是其最不乐意的。欧盟仍然是一个蹒跚的巨人。自欧洲计划(European project)启动以来,其治理方面的模棱两可所带来的阴霾一直挥之不散。它仍被困于介乎联邦制和邦联制、民主治理和技术官僚统治之间的“无主之地”中。欧盟机构依然缺乏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权威,以带领欧洲走出在新世纪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东方”和“西方”的古老分类在新世纪已不具任何意义。《里斯本条约》只是一个通往未知目的地的中途补给站,而非目的地本身;只是一次进行自我评估、展望未来的机会,而非逃避悬于欧洲精英和人民头顶的有关目标、原则和权力等宏大问题的借口。可悲的是,迄今为止,触目所及,逃避仍多于展望。 直面欧盟之问 通过以迟到的《里斯本条约》为顶点的、旷日持久的谈判的内在含义为探讨的期待起点,我们可以试着梳理那些互相掣肘的状况后面隐藏的问题:对于条约的含义以及欧盟的政治愿景,均缺乏泛欧范围内的深入公共 辩论 。某些欧盟成员国曾出现过激烈而气急败坏的争论,但均发生于一国范围内,而未及于整个欧洲。这些辩论聚焦于对特定成员国的立场,对欧盟整体则毫无意义。反对者喋喋不休于提案通过后丧失的本国主权,赞成者则不厌其烦地纠缠于提案失败后自身可能失去的影响力。 从1787年美国宪法起草后到1788年正式通过之前,曾进行过的非同寻常的公开辩论中体现出的激情、道德严肃性和哲学深度,欧洲制宪过程中却明显地缺席。并不存在欧洲版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或詹姆斯·麦迪逊来为欧洲宪法条约设定支撑性的道德价值观和政治假设,或者界定所欲实现的目标。像“美德”、“自由”和“公共福利”之类的反复回荡在美国制宪辩论中的词语,在欧洲制宪过程中却很少听到。印度贱民(曾经的“不可接触者”)领袖安培多伽尔(B. R. Ambedkar)在独立之后关于印度宪法的议会辩论中所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言语,在欧洲无人堪与之比肩。没有人像他一样,去探究政治平等的民主承诺和市场经济固有的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无人探讨这种紧张关系对欧洲计划意味着什么。欧洲公众已非首次被浅薄所糊弄。 问题显而易见:为何会如此?这并非一个新问题。早在十年前,牛津大学的政治理论家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即确指詹姆斯·麦迪逊是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中的最杰出贡献者,并哀叹于欧洲版麦迪逊的缺失。但在西登托普写作时,这个问题可被当作学院派的空想而一笑置之。彼时,欧元刚刚推出,欧盟东扩的大冒险也即将开始。经济持久增长的光明前景似乎触手可及。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且似乎将继续保持下去。此时似乎并非讨论这些问题的恰当时机,而西登托普也并非卡桑德拉式的灾难预言家,他的语气是轻松的、对话式的,并带有些许学究气。他希望有一天欧洲可以效仿美国的联邦制,但他未料到这一天的到来,将有可能用去几十年甚或几代人的时间。 当前的局势已不同于往日。轻松的学院派时刻已经结束。1780年代充满活力并深刻的美国制宪辩论与21世纪欧洲辩论的缺失,二者之间的反差已不再是一桩历史趣闻。相反,这种反差重要而急迫。我们应如何解释这个现象?一个常见的回答是,对欧盟抱有任何其他期待原本就是荒谬的,因为当前的欧盟既非1940年代印度那样的主权国家,也非1780年代美国那样的准国家(would-be state),谈论欧洲宪法原本就是错位的,因此美国或印度式的宪政辩论也便是多余的。 但这个答案是站不住脚的。欧盟也许并非一个国家,但它无疑是一个政体(polity)。它依据深思熟虑的规则进行治理,这些规则体现在对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中。《罗马条约》签署后的50年间,这些治理规则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欧盟得以幸存,那么在接下来50年中其仍将发生更多改变。比如在一个致力于民主和人权的联盟中融入一大片前苏联的卫星国,创造出了新欧洲;而由决定制订一份《宪法条约》到批准《里斯本条约》的长期过程中,为新欧洲未来所可能形成的宪法进行一次大陆范围的对话提供了理想的机会。 技术治理的局限 我的问题的真正答案存在于一个更深的层次,那就是:针对“一体化会像一团晕开的墨迹般,必然将从一个政策领域扩散到另一个政策领域”这一理论,我们缺乏公开辩论的空间。一体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但其手段却是经济性的;然而手段逐渐侵蚀了目的。一体化被假定为会以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方式,从一个经济领域向另一个经济领域扩散;该扩散将不会停顿,而在此过程中共识势必会被调动起来。经济上的成功——这方面的事实俯拾即是,如市场自由、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将足以将一体化计划嵌入公共文化中。没必要以共同目标的合法性来强化既成事实的合法性。一切都将自行解决。 顾名思义,这种墨迹理论不仅是经济主义的,它还具有技术官僚统治的性质。该理论的信奉者逃避公共政治的生硬和杂乱,他们认为这种生硬和杂乱无关紧要,甚至是一种威胁。这种情绪在欧盟总部依然存在且甚为流行。经济主义的技术官僚往往精于高层政治决策机构式的走廊政治,但却对下列种种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巡回演说、议会辩论、政治宣传册,或电视演播室。若非如此,他们便不是技术官僚了。 他们同样不符合欧盟之父让·莫内意指的“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微妙混合”这一职务描述。成熟联邦的典型特征是:以外交政策、国防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金钱等方面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为起点。之后才会延伸到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干预等诸如此类的“低政治”领域。(直到罗斯福新政之时,美国才开始大规模地如此行事。)但是,莫内计划实质上却要反其道而行之:经济一体化的“低政治”先行;“高政治”则随后进行。欧洲煤钢共同体即以“低政治的”部门干预为起点。继之而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虽拥有更广泛的职权范围,但恰如其名,该组织仍压倒性地专注于经济领域的“低政治”:农业、国家间贸易、区域援助、清除自由竞争壁垒,以及创建严密的规管框架以统一标准。两者均将“高政治”留给了各成员国。 当然,“低政治”本身也具有政治性。交易要有人居中斡旋;买卖要双方达成合意;损失要予以补偿。事实上,整个欧洲计划均体现为一种妥协:以德国之崇高意志(respectability)换取法国主导的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以农业保护换取工业自由贸易。但其间所涉及的政治实质上均是走廊政治,一种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需要技术官僚技能和气质的政治。毫不奇怪,布鲁塞尔委员会之于技术官僚正如果酱盆之于蜜蜂。该委员会贝尔莱蒙大楼的走廊中回荡着技术官僚沉重的脚步声——这些脚步声来自各式各样的成员国官员及游说者以及欧盟工作人员。虽然最成功的委员会成员往往都有其政治背景,但通常而言他们首先是技术官僚性质的走廊政客,其次才是公共政治家(public politicians)。 让·莫内本人便是个典型例子。他首先是个有识之士,天生具有一种从容不迫但却引人注目的超凡魅力,并拥有一种启人心智、天马行空的非凡 想象力 。但他同样是一位从未当选任何公职的彻底的走廊政客。近期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最突出的是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他是近期最成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加入欧盟委员会之前,他在法国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但他的职业生涯始于法兰西银行(法国央行)的一个官员职位,后来供职于法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他是首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英籍欧盟委员会(当时叫“欧洲委员会”)主席。詹金斯是一位完全意义上的“高”政客(“high” politician),迷恋于他乐意称之为政策的“长程路线”(“grandes lignes”)。他曾是英国极为成功的财政和内政大臣。而在布鲁塞尔,他却明显心神不宁:原因无他,只因他与周遭一切都格格不入。 “低政治”在今日是不足够的。总会有适合低政治存在的空间。在成员国中——实际上在所有国家,至少是美国,存在大量的“低政治”。在欧盟机构以及成员国行政机关,熟练的技术专家永远有其需求。然而,“欧洲计划”可以远离高政治的日子结束了。原因之一是货币联盟——技术官僚治下的欧洲的最后伟大成就——使介于低政治和高政治之间的“河岸”决堤了。这才是以下诸种危机现象的内在含义:2010年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伴随着援助计划强加而来的严厉的财政紧缩 措施 ,欧洲债券市场的波动,希腊式危机在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若隐若现的影子,价值 7500亿欧元的欧元区稳定基金的创设,尤其是扮演欧洲提款机角色的德国的焦躁与日俱增。2010年春季以来,欧元区已陷入混乱,由于欧元区是欧洲的中心地带,这意味着非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让自己避开这种危机的伤害。 此次经济危机本身,与1930年代的那次危机类似,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性的。投机性泡沫是引发本次危机的近因,但泡沫本身以及监管制度和吹大泡沫的经济政策,却是深思熟虑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同样与1930年代的危机类似,基于相互竞争的政治信条和不同的经济哲学,此次危机已为再次出征创造了机遇。无论政治信条、经济哲学的竞争结局如何,最终结果仍将是受政治意志驱使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在美国,当选的总统可以帮助推动该意志的产生并对其加以集中关注,正如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以及当前的奥巴马总统所做的那样。但欧洲却不存在相对应的欧洲意志,也没有催生该意志的欧洲政治权威。 该情形几乎完全适用于气候变化领域。欧洲可以公平合理地声称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为超过了美国、俄罗斯、中国或印度。但在2009年的气候变化会议上,该主张却无足轻重。欧洲可以表明自身的重大成就和良好意愿,但它却毫无政治影响力。在紧要关头,其他大的经济集团往往可以无视欧洲之主张,事实也的确如此。 气候变化之影响以及它对全球政治的冲击未必会一直保持迄今为止的不痛不痒状态。在这方面,首要的是,照旧行事不再行得通。世界各经济国集团将不得不痛下决心寻找各紧急问题的解决之道;而这一过程中对痛苦的分配将是一个极具高政治性的事务。它将会带来一系列意义深远的问题:关于分配正义,关于当代人 对子 孙后代之义务,关于穷国与富国权利之适度平衡,关于人类与其他物种间的关系。此类问题远远超越了低政治性的技术理性(low-political technical rationality)范畴。当然,它们也同样远远超越了欧盟的能力范围。就其性质而言,上述问题具有典型的全球性特征,其解决办法也势必具有全球性。但如果欧盟领袖们不参与全球范围内应对措施之探讨,他们就会辜负欧洲公民的信任。然而,如果欧盟无法做到以同一个声音说话,如果缺乏借以凝聚民心的民主合法性,欧洲公民将无力参与欧盟事务。 在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最有力的一次交锋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严厉驳斥了他和其他联邦党人所极力反对并试图取而代之的《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所可能带来的“令人厌恶的拖延, 不断的磋商和密谋,有关公益的卑鄙的妥协”。这些驳斥是如此尖锐,以至于我们并不能因它并非今日欧洲困境的准确描述而感到任何安慰。 重塑欧洲理想 那么,欧盟何以具有“低政治”偏好呢?应该如何加以克服?当然,该偏好是欧盟早期经济主义的遗产。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它同时还是冷战的产儿,冷战时期西欧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寻求庇护。当时的欧洲共同体没有理由——也没有什么机会——进入“高政治”领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顾名思义该组织具有高政治性,负责处理欧洲的安全需求;华盛顿,新时期的“西”罗马,是欧洲处理与自身密切相关之高政治事务的舞台。然而,今日的欧洲已不再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进行全球争夺的战场,美国也不再是欧洲的捍卫者和引领者。身处新的世界,欧洲早晚都要回答基辛格所提出的问题,正如美国人在1780年代寻找办法来应对汉密尔顿的奚落那样。如果不采取与220年前北美洲经历过的类似的变革,欧洲将无法找到答案。 美国宪法之父们——正如他们在那不朽的话语中所阐明的——寻求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因为过去的苦难经历告诉他们:要在一个艰难重重的世界上生存,自身所珍视的自由必须深深扎根于有力而合法的统治之中。在这方面,今日的欧洲与1780年代美国的相似程度超过了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认知。毕竟,欧洲领袖们率先推出《宪法条约》和《里斯本条约》,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现有的欧盟治理结构需要彻底革新。 但悲剧之处在于,与美国宪法之父不同,欧洲领袖们既缺乏自信又傲慢自大。他们没有美国联邦党人宏大的政治抱负;又未将欧盟的公民的主体性纳入一体化计划。但如果假定,因为种种原因,21世纪的欧洲无力举行美国历史上那种令变革成为可能的全欧范围对话的话,那这就会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忠告。 欧洲对话该谈些什么呢?又该如何进行呢?第一个必备条件是跨越国际关系的学科界限。对那些大量充斥国际关系领域的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人们而言,民族国家被设想为一枚滴水不进的撞球,以它们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则是一个“撞撞球的游戏”。哲学、道德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无关紧要,应当从严肃的讨论中加以排除。国家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是当前经济危机中轰然倒塌的理性经济行为者的近亲。民族国家在理性判定的基础上追求其利益,一如理性的经济行为者那样。它们会以夸大其词的、说教的或意识形态的空话掩饰其利益追求。但这类空话只是个幌子;扯掉该幌子,赤裸裸的利益内核便会赫然显现。正如许多主流现代经济学家往往遗忘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者的哲学和道德关怀一样,许多国际关系专家也对部长、官员和舆论制造者们不约而同游弋其间的意义海洋不加理会——即便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在英语世界,“现实主义”弥漫在公共文化的各个角落,结果在如何面对欧洲计划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之未来方面,形成了一种肤浅的、平面的和尤为陈腐的态度。因为欧盟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由自利国家(self-interested states)所组成的微不足道的国家集团。现实政治助力了欧盟计划的启动,但现实政治本身并无法解释该计划的起源以及它在早期所取得的惊人成功。而这两者均源于一个共同信念: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均源自道德和政治失败,为了修复创伤,相互间的道德谅解和宽恕就必须压倒狭隘的国家利益。这也就是莫内所言其目标是“人的联合”(“unite men”)而非“国家的联合”(“coalesce states”)的用意所在。莫内的梦想已经远去,但它并未从欧洲情境中彻底消失。毫无疑问,欧盟由国家构成;这些国家追求其领导人所认可的利益。但欧盟同时还对相关国设定限制,这些限制源于一种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所无法捕捉的复杂的相互学习过程——这种学习是道德的、哲学的,也是实践的。 同样,纠缠于欧洲研究专家们所钟爱的具体制度细节,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而无助于阐明问题。结构取决于目的;利益由理念来界定,而最终又取决于理念所概括的道德假设。在关于欧洲政治的学术著述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在所谓的“修辞”(“rhetoric”)和“现实”(“reality”)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定的反差。但说辞是现实的一个方面,而现实又被说辞所形塑。如果将修辞界定为有说服力的言论——理应如此界定——那么那些将自己不喜的言论一律贬损为“修辞”的现实主义者,其本身就在使用一种相当糟糕的修辞性比喻。《里斯本条约》之后,关于欧洲的有价值的讨论必须超越此类修辞而向更深层次挺进。该讨论必须紧紧抓住根本性的哲学和伦理问题,而当代欧洲领袖们在太多的评论员和学者的辅助和教唆之下却刻意回避之,这些问题事关:政治的属性以及政治中的人们、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民主在21世纪后现代世界中的含义、欧洲文明和欧洲理想的本质,以及欧洲人在当今世界中所应寻求的位置。 美国立宪论战者均是实践家,而非囿于门户之见的理论家。他们并非利益政治——蓄奴州V.S.自由州、大州V.S.小州——的门外汉。但美国立宪者并未仅仅投身于利益纷争。革命和战争的喧嚷使其彻底远离旧有的政治和知识立场。他们将自身从英国直接管辖之下解放出来,他们必须决定如何运用到手的自由以及怎样捍卫它。在立宪辩论中,他们将往昔的知识席卷一空,并对当代人的学术成果加以充分利用。同时凭借着令人震惊的实践和智识创造力,他们还打破了当时人类普遍看法的藩篱,锤炼出一种崭新的适应自身需要的政治科学。当前的欧洲不能盲目遵循美国立宪者的指引,但我们至少需要有他们那一往无前的主动性,以首要原则为思考的起点。 智慧的起点是承认这一事实:即便有了《里斯本条约》,欧洲计划仍深陷令人难堪的悖论。欧盟是一个取得惊人成功的民主化的施动者,但光鲜背后潜藏着危机,欧盟自身的章程违背了它帮助大多数新成员国和部分老成员国所确立的民主原则。在欧盟的心脏地带存在一种人们反复讨论但却仍一知半解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它同时也是一种领导权、意志和合法性赤字——而最终仍是政治赤字。欧盟机构无法激起认同,因为它们并未植根于认同;由于无法激起认同,它们也就无法带领欧盟进入高政治领域,无法克服在全球事务中沦落为无足轻重小卒的危险。 欧盟“在多元中团结”(United in Diversity)的信条集中反映了曾经对莫内和其他欧盟创立者带来激励的美好愿景,这一愿景仍在激励着欧洲领袖中的佼佼者。但该信条意味着在欧盟整体和特定成员国之间存在一种利益上的紧张关系,诚然,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健康的紧张关系。这没有什么不对或者令人惊奇的。联邦和邦联体制均存在这一问题,所有的多级治理结构均概莫能外。但欧洲的悲剧在于,其管理机构缺乏一种使其可以专注而有效地追求整体利益的道德权威:既成事实所赋予之合法性不再充足。结果便是,各组成部分的声音过于响亮,而整体声音则过于柔弱。 (大卫·莫奎德,英国历史学家、曾任欧洲委员会首席顾问、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院长。 文章 节选自作者2011年4月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The End of the West - The Once and Future of Europe”一书第四章。) 作者:大卫·莫奎德 看了“如何写政治论文”的人还看: 1. 怎么写政治论文格式 2. 关于政治论文题目怎么写 3. 历史政治论文怎么写 4. 关于生活的政治论文怎么写 5. 初三政治论文如何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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