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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如此，只是70%的比例有待商榷。民国时期，大批的近代科学词汇，甚至日常用语都是先由日本将英语翻译为日语或日语汉字，中国再予以引进。甚至很多文献也是先被翻译为日语，中国再翻译日语文献为汉语。比如《共产党宣言》的最早版本就是从日语版本中翻译过来的。
造成这种现象除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日本是离中国最近的列强，而其汉语和日语的差异相较于汉语和英语要小得多，再加上中国有大批的留日学生，他们的影响力也非常大。
印象中这在现象语言网络图中称之为语言节点或者语言枢纽。
英语是世界性语言，几乎所有重要的科技文献都是通过英语来交流的，日语曾经是东亚的语言节点，即东亚各种语言中的现代词汇不是来源于英语，而是通过日语的转译；西班牙语、法语、俄语等也都是区域语言节点；而汉语则是中国的语言节点，即中国各少数民族的现代科技词汇都是直接从汉语中转化来的，而非直接来自英语或者其他语言。
英语是最有影响力的语言枢纽，中文、印地文和阿拉伯文虽然使用人口众多，但它们都孤立在语言网络的核心之外。
这种现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历史上汉语就是整个东亚的中心语言。新中国建立后，由于中国奉行“一边倒”政策，中国曾经有过学习俄语的热潮，那是俄语就充当了部分语言节点的作用。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汉语基本上已经不需要日语、俄语这样的语言节点了，现在的科技词汇基本上全部直接来源于英文，各种文献基本也是直接翻译自英语。当然，汉语想成为区域性语言枢纽还需要很长的路走。——当然也可能随着人类的进步，各种区域性语言节点基本都逐渐消失，只剩下英语成为世界性通用语言。
并不是这样的，现在学术界也在争论。明治维新的68年而我国洋务运动是61年，早在日本的学术语言引入中国之前，中国就一批接触并且精通西学的人对国外的一些理论和学术性文章进行翻译，比如徐启光和李之藻，还有一些外籍传教士，都利用中国原有文字进行了翻译，其中大部分传到了日本，日本很多学术用语也沿用了他们的翻译，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日语源的词条700-800条，日语外来语词典中汉语源词超过万条。
日本人用汉字记录历史用来写作……
我就呵呵了，不知道这是谁放的狗屁，对待一个如此不知廉耻的民族，请允许我的不文明。
这得取决于老美的态度！！！首先，日韩以及东南亚各国都仅仅是美国的棋子，其作用是牵制中国和试探中国，从近两年来看，美国迫切需要从卫星以外的角度来进一步了解中国，这就需要日韩和东南亚各国发挥作用。菲律宾，越南等通过边境问题挑起事端，美国妄图用这几颗棋子，渲染中国weixielun，以及了解中国的战略思想...好像跑题啦！日韩两国则通过自己的国际地位，不断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向中国施压...综上所述，日本受雇于老美，不仅能放缓中国的发展，而且还能讨好美国，更重要的是利于日本自身利益...告诉你，中国在某些方面看似有些。。。那是中国在寻找机会，要da，中国就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取得胜利，要da，中国就要yizhan确定自己的地位，要da，中国就要da那个最大的！！！你懂得！！！希望我的答案能让您满意！！！中国雄起！！！
鞠躬-抬头-瞪眼-大喊-再鞠躬，如此循环往复
睡觉觉睡觉觉呢别别别居于不
仅供参考 希望对你有帮助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都是落后的封建国家，同样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侵略的威胁。为摆脱屈辱的地位和实现富国强兵，日本于1868年推行了明治维新，中国则在1898年实行了戊戍变法。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把日本带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门槛，成了亚洲的强国，并欲与欧美列强争一高下。而戊戍变法却在短短的103天里夭折了，中国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并最终沦为了半殖民地国家。为什么这两个在时间、文化背景、社会状况和变革目标相近的改革，会有不同的结果呢？现试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实行改革的内部条件不同。 首先看到，19世纪中叶，在中日两国封建社会的内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的先进地区——江南和东南沿海一带同日本比较发达的畿内地区相比，其经济的发展是处于较高水平的。然而，对于一个幅员广阔的中国来说，这些发展无论在水平上还是在地域上，都是极其有限的。在广大的内陆地区，自然经济只受到较小的冲击，甚至有些地方原封不动。加上统治阶级禁止大规模商品经济的发展，抑制工商，从而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在整体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日本向近代社会转变是相对较易的。 其次看看国内革命形势方面。19世纪中叶，日本仍处于诸藩割据的局面。国门被打开后，维新志士为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口号，这符合日本民族渴望由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来结束割据分裂局面的社会心理要求，符合在列强侵略的刺激下日益高涨起来的爱国广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符合千百年来形成的奉王政为正宗的传统道德舆论，有极大的号召力和鼓动力。而中国自太平天国失败以来，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戊戍变法前，中国从未出现过日本维新前夕的动荡局面，广大群众没有革命的要求和行动。孙中山说：从乙末到庚子，“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那期间，不仅戊戍变法是昙花一现，就连广州起义也遭失败，且不得国人同情。证明维新思潮还未深入人心，全国规模的运动条件仍未成熟。 再来看看文化传统及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方面。中日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异。郭沫若在分析中日两国的近代改革一败一成的原因时认为，两国在固有文化的负担上的差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憧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为夷狄之邦。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日本虽有它的固有文化，有中国传来的文化，但细的说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特别是由于日本在历史上曾有过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以促进本国文化发展的经验，日本人把移植外来文化视为当然的事情，只要能够适应形势，任何需要的东西都可以从海外引进，既无顾虑也不以为耻。因此，当日本在19世纪中期开始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时，能够以这些国家为榜样，顺利地实现了本国的社会变革，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二、改革的社会基础不同。由于中日两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不高，民族资产阶级弱小，所以两国维新运动的基础，均主要是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力量。19世纪30年代起，一些经济实力较强，政治影响较大的西南强藩，就已开始在“幕藩体制”下成功地进行了“藩政改革‘。他们顺应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引进西方先进生产和军事技术，积极扩大对外贸易，促进了藩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长。日本维新志士，是藩政改革核心力量。由于日本实行门阀制，被压迫阶级以及统治阶级的下层向上流动的渠道被堵塞了，他们无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各藩大名又时刻伺机推翻将军幕府，有的恃着经济力量雄厚，公开与幕府对抗。特别是”天保改革“中幕府改革的失败和藩政改革的成功，更使各大名纷纷效法西南四藩，倒幕维新成为大势所趋。这就为维新志士进行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便他们有所凭借，并且在地方上得到富农、豪商的支持，训练军队，建立倒幕基础。而大批下层武士，由于幕府末期财政状况恶化，上司经常克扣傣禄，生活无着，不少人沦为浪人，他们就更成为倒幕运动的骨干力量了。 在中国，土地自由买卖，只要有财富便可挤身于地主阶级之列；科举制度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升官的道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士人等都把维护封建制度视为他们的共同的根本利益。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具有一种特殊的凝聚力，很难分化出与中央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在中央慈禧大权独揽，在地方上，各实力派在关键时刻无一例外效忠朝廷。维新派没有强大的地方政权和豪商富农作后盾，更无可能和机会有据点去独立地创建训练军队，势力薄弱，焉能不败？ 三、双方领导维新的人物能力不同。明治维新领导人大多参预了藩政改革，于50、60年代比较巩固地掌握了藩内实权，他们受过比较长期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戊戍维新的领导人，却缺乏政治实践锻炼。他们成长于书斋，维新前都未从事过际的社会管理工作。日本维新派精明强干，长于韬略，是一批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目标坚定，百折不挠，富于大无畏牺牲精神。中国维新派疏于政务，黯于世事，对中国国情、政治斗争残酷性、封建顽固势力反动性、顽固性的认识都不深刻。思想准备上的不充分导致了行动上软弱、妥协，一旦遇到阻力，即惊慌失措，步步退让。政变后，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一筹莫展。他们的个人遭遇，也相对少坎坷，斗争勇气和决心较之日本维新派差距甚大。除谭嗣同、唐才常少数人敢与封建势力一决雌雄外，康有为哭天抹泪急着跳海，梁启超仓皇出逃，严复、黄遵宪一时噤若寒蝉，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 明治维新中，维新派注意灵活运用政策，集中矛头对准幕府，团结争取社会上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阻力。在中国，维新运动初期，洋务派包括李鸿章在内，无不争相趋附。但维新派痛恨李鸿章签订不平等条约，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一系力加排斥，致使李鸿章改投顽固派，成为变法阻力。帝党是个人数不多的小集团，除光绪外，成员中权力较大的只有光绪师傅，军机大臣翁同龢。在处理翁同龢问题上，维新派不但不努力挫败后党阴谋，反而利用光绪思想日渐激进，同翁产生了一定程度矛盾促成了翁的被革职。其实，在维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中，翁、李和王朝内部的洋务派分子、其它非后党的官僚分子，是可以起到缓冲矛盾，甚而牵制削弱顽固派作用的。可是维新派没有看到这一点，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这暴露了戊戍人物缺乏雄才大略。李鸿章视他们为“书院经生、市井讼生之流，不足畏也”。就连同情他们的费行简，也批评谭嗣同“博辩喜事，滥交寡识，初非任事才”，林旭之辈“皆温雅词章这士，更鲜老谋”。另外，日本维新领导人一旦上台，便控制实权；中国维新派尽管曾得过几个军机章京的头衔，但从未真正夺到过政权。 此外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尽管都是无权皇帝，但明治天皇在维新派权臣辅弼下，励精图治，很好地发挥了他的统治才能。光绪虽有抱负，但长居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动摇不了慈禧的实权。兼以性格软弱，“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百日维新间，光绪帝曾去西太后处“请安驻跸“12次。下诏变法后，新任命二品以上官员须去西太后前”谢恩“。 三、变法受到的阻力不同。由于日本实行禁止土地买卖的领主制，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很容易解体，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幕藩领主阶级的统治也会随之而发生动摇。更因为日本民族看到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所受到的屈辱，决心要摆脱国门打开后面临的民族危机。所以，明治维新时，主要阻力来自于幕府。而幕府由于广大人民反对以及各藩的离心，已摇摇欲坠。在中国，如前在社会基础一点中论述到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它虽已十分腐朽，但依然能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强大的阻力，封建顽固势力上有清朝政府的各级官僚，下有大量的地主、绅士、僧尼、道士和满洲旗民，还有众多的八股士人，力量十分强大。诚如梁启超所说：“盈朝都是守旧之人”，“改革党人乃个人成分奋螳臂而与这争，犹如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可得乎？” 四、中日两国所处的国际地位不同。由于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要比日本大得多。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加拿大著名学者诺曼认为，日本这所以能免于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是由于“英法在日本的阴谋所造成的僵持局面——但最重要的是英国的倾注全力于中国——给了日本一个极其必要的喘息机会，使它得以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同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利润相比，日本无论是作为外国制造品的市场或是作为西方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其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中国人民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也在相当程度上直接牵制了欧美列强对日本的侵略行动，从而在客观上支援了日本的倒幕维新运动。这些斗争也迫使西方殖民者汲取了某些政治上的教训，从而使他们对日本的人民起义和反幕势力采取了较为慎重的态度，在日本的倒幕运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敢于公开地进行武装干涉，从而使日本的社会变革能够较为顺利地实现。维新成功后，日本逐渐强大起来，英美则虑及自己不利的地理条件，宁可转而采取扶植日本，牵制沙俄的对策，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看家犬。 在中国，列强尤其是英国，希望中国能有一定的变革。不过，英国其实只需要一个高效能的，可以控制局面的奴才政府，而决不容许中国真正独立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英国公使窦纳乐在致英外交大臣信札附件中，就提到“尤堪注意的”是康有为“对中国与列强关系的磋商的情形知道的很少，似乎他只集中精力于内下改革问题，不大注意，甚至毫不注意外交关系”，这说明列强对维新派的支持之所以有限度的原因，只要变革超过他们规定的限度，他们就宁可抛弃维新派，还去要那腐败然而已经驯服了的那拉氏政权。列强中控制中国最深的英国，一直密切注视着戊戍维新的进程和动态。他们早就看出：“康有为是一位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宜作一个动乱时代的倡导者”，变革很难“深刻地感动中国的官僚们”，因而前景黯淡，“不可能”实现预定目的和计划；而政变后，“帝党的维新人物中似乎没有一个具有魄力的人来继续支持变法运动，南昌光绪自己则是驯顺地屈服于暴风雨之中”。所以，英国政府虽认为慈禧当政“局势严重”，但基本默认了。 甲午战后，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列强在华势力和对华政治经济军事的控制力，都与当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不能相提并论。列强在华结为不同的国际侵略集团，矛盾错综复杂，也是中国维新派碰到的大难题，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国际关系相对比较简单。变法后，列强相继调整了彼此关系，统一对华步骤，中国维新派所遇到的国际阻力增大了。更根本地说，中国维新运动处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世界性关键时刻，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角逐（包括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趋势都注定了戊戍维新的失败。 五、两国变法推进的方法不同。日本维新领导人在变法实施步骤上稳打稳扎，十分谨慎。新政府成立，施政方针只有再三斟酌后确定的五条誓约，并无倾盆大雨，但却切切实实地初步改造了政体。然后逐步实行废藩置县，取消身份证，废除士族华族特权。改革地税，发展实业和近代教育，在稳步而又坚决地把大权归揽在维新派手中前提下，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全面开化。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用公债偿付形式迫使他们转变为用公债投资于新式企业的资产阶级，大大减少了他们反抗的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 中国的维新派由于对国情了解不够，对变法深刻性、广泛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盲目全套照搬明治维新的方案，使整个变法过程明显地操之过急。 首先，他们只是简单地用诏令交旧有官僚机构去招待办理推行新政，但所派之人大多为顽固派。在各地督抚中，大多数官员不是彼此观望，借故斤就是反对。许多诏令徒有具文，未能确切实施，没有产生社会力量。这一方面是由于“督抚皆西后所用，皇上无用舍之权”，另一方面又说明变法无强有力措施和准备。其次，在有些总是上处理过于简单，没有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后果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预防。废八股断绝了醉心科举士大夫进仕之途，招致反对而无措施。八月三十一日下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旧衙，未能妥善安置好裁汰出路，急于求成。“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感”。其他裁绿营、准令旗人自谋生计等无不招致守旧势力敌视。再次，变法速度过快，涉及面过大。短短103天中，接连颁布了涉及到政治、财政、军事、文教、社会等方面除旧布新上谕100多条，片面追求数量，一哄而起，满足于颁布，没有对新政实施作出可*安排，采取积极措施，没有发布一项，实施一项、巩固一项，不能循序渐进，明显地操之过急。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而中国戊戍变法之失败的缘由来了。在表面上很相近的历史条件中，日本先发动全国人民，自下而上地进行革命，然后再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成为东方向西方学习的成功典范。而中国的维新派由于阶级局限性，不敢发动人民群众，没有经过革命的洗礼，依托旧政权进行改良主义的改革，在中国当时具体的社会环境下是不可能成功的。
日本央行决定继续维持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会导致日本国债价格降低，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金融市场将会出现动荡。
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多恶劣的影响？狲芬克斯没有谜08月14日 · 优质文化领域创作者黄美真等学者对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伪政权对华中沦陷区经济进行全面掠夺和统制进行了研究。他们以详实的档案资料，从金融业、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和物资诸方面，分门别类地、深入揭示日本侵略者在华中沦陷区的经济侵略行径，以及它给华中沦陷区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的严重后果。作者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摧残与破坏，日伪的掠夺和统制，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社会以至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造成巨大损失，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和灾难性后果。”庄维民、刘大可合著的《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一书，对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与理论阐述。该书指出，日本对山东的经济扩张经由一般民间资本向财阀资本、商贸经营向工矿业投资的发展，最终形成以日本侵华政策和国家资本为先导，财阀集团与民间产业资本相结合，共同对山东实施殖民经济扩张的态势和格局。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的关系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关系是在殖民化与现代化的双重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近代日本对华殖民经济扩张的产物。在日本殖民者的掠夺下，山东“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遭受严重破坏，产业工业化进程骤然中断，现代化进程出现了停滞、畸变、倒退的局面。随之而来的是商业贸易活动衰竭，民族金融萎缩”。作者认为：“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政策是其侵华总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实施上则以经济的扩张掠夺为重点，日本政府及殖民当局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与其财阀集团、产业资本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其工商资本的投资扩张、利益指向是殖民政策制定实施的前提，而前者的步步推进有赖于后者的扶植庇护；武力强权及不平等条约是日本经济扩张的条件，移民、贸易与资本输出，是其强化经济扩张的重要环节；由商贸、航运、金融扩张到产业投资扩张，直到抗战时期控制山东经济命脉，经济扩张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结果造成地区市场经济与产业发展的畸形状态，并最终延误了地区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戴建兵、王晓岚根据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物，研究了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推行“公债”，指出在中国沦陷区大量发行各种战争债券，用经济杠杆有计划地对中国人民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以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日本发行公债，主要用来充当军费支出，日本每年的战争军费的60%—80%来源于公债。在中国发行日本的公债，简单地讲，就是用中国人的钱来打中国人。战败之前，日本在中国推行了大量的日本公债，并指使其扶植的伪政权滥发各种债券，支持日本军费，维持伪政权境内财政。作者注意到：“日本在中国境内采取了不同的公债政策，在东北地区仿行日本的国内公债政策，到战争后期又将日本公债和伪满公债充为纸币发行准备，滥发纸币。在华北以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为统制经济的工具，战争后期使华北公司可直接从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里获得纸币。而在蒙疆和汪伪控制地区，基本上就是公债等于纸币发行，这种公债政策是对中国人民赤裸裸的掠夺”。作者还指出：“日本在战争时期发行的公债，战后在日本国内进行了清偿，但是日本政府利用当时十分复杂的国际关系，将遗留在中国的日本公债抵赖了。”1944年日本正式向本土大规模输入华工，日本内务省曾正式发文要求对掳日华工采取完全剥夺人身自由、视同于“战俘劳工”和“囚徒劳工”的监管方针；要求在生活上苛酷虐待华工，在劳动上超强榨取华工。掳日劳工遭受到极其残酷的野蛮待遇，尤其是矿山业为甚。战时日本矿山中煤矿业、铜矿业及码头搬运业等使用华工最多，死亡率也极高。据日方及中方在战后不完全统计：从1943年至1945年8月的两年多时间内，掳日劳工被折磨致死者达近7000人，死亡率平均超过17.5%。其中14个事业场所的华工死亡率超过30%。另有伤残华工6778人，两项之和，达到掳日劳工总数的1/3。
短期，日本央行意外“加息”，对全球流动性产生影响。相对来说，对海外发达国家影响较大，对中国影响较小。对海外尤其是债券市场影响较大，对权益市场影响不大，对A股的影响相对较小。国内市场的调整更多的还是短期利好兑现的资金出逃，在经济恢复预期加强以及多方提振下，中期向好基础依旧，逢低仍可做分批战略性配置。
日本仍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日本是中国第五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欧盟等区域以整体计算）。2010年，日本对日出口1210.6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8%左右，中国13%的进口来自日本，当年为1767.1亿美元。中国对日贸易的增速不及中国对外贸易增速。2010年，中国出口同比增长31.3%，其中日本仅贡献1.9个百分点；38.9%的进口同比增长中，日本只贡献4.6个百分点。日本是中国主要的贸易逆差国。2010年，中国对日本贸易逆差556.46亿美元，仅次于对韩国的696.28亿美元。产品中日贸易涉及的主要产品包括，矿产、蔬菜和动物产品，以及机械产品。纺织品贸易中国对日本有大额顺差，而机械、电子产品贸易，中国对日本有大额逆差。机电设备贸易是中国对日进出口的主要增长推动器。在大宗商品贸易上，中国36%的煤炭出口和21%的原油出口去往日本，而44%钢铁产品进口和27%的铝产品进口来自日本。2010年，中国塑料和橡胶制品、皮革及其制品、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鞋帽伞、机电设备等大类商品出口中，日本所占的份额均在10%左右。中国自日本进口中，最大的单章商品是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进口额为335亿美元，占比达到22.4%。投资2010年，日本是中国第四大直接投资来源国，投资额42.42 亿美元，占总量的4%，仅次于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新加坡。中国利用的直接投资有4%来自日本。不过近年来，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没有明显增长。截至2010年1月，日本对华投资项目累计42516个，实际到位资金金额698.85亿美元。日本在中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截至2008年，日本在中国70%以上的投资投向制造业，主要集中在服装、机电、汽车零部件、钢铁、化工及食品加工等行业。近两年，日本在中国商业、金融、保险、证券以及流通领域的投资力度，也开始加大，进入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并进的时代。援助日本于1979年开始提供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截至2008年底，中国实际利用日元贷款约26490.70亿日元，用于255个项目的建设。
综述：不一定。
英文荒废的原因，主要是“不碰英语”。原本接触英语的时间，无论是用来“学日语”了，还是用去做别的什么了，并没有太大差别。至于“学日语”本身对英语水平的影响，固然也有，只是这种影响经常被夸大了很多。
以最常被提到的发音方面为例，如果连学日语都担心和英语发音混淆，那么学德语／法语／西语的人就只能抓狂了吧……同源，借词也多，书写使用同款字母，甚至有些拼写都完全一样，不比日语和英语更加易混？
感悟：
无可否认的是，对于那些真正的日语达人，尤其是在工作、生活、娱乐中使用日语多年，甚至日语水平已经达到接近母语程度的前辈而言，英语表达受日语影响较大的情况，确实经常出现。
只是，日语对英语的影响并没有任何“特殊性”，说惯了法语、西语、泰语、印尼语……的人，如果没有经过长期刻意的双语训练，讲英语时同样免不了带有相应的思维惯性。
肯定有影响，呵呵，如果你先学的英文再学日文，一段时间后，我保证你发的音带有英文味道，同样，说英文时也带有日文味。这，只是暂时的，等达到一个高度时候，自然就可以得心应手，转变自如了，需要过程的。
日语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导语：日语论文开题报告的范文是怎样的呢?日语论文开题报告的范文包含哪些内容呢?下面是我分享的日语论文开题报告的范文，欢迎阅读!
论文题目 格助词「デ」の意味・用法
论文大纲及撰写计划
1.はじめに
2.先行研究
3.「デ」格の各意味用法
3.1范囲の限定
3.2地点・时点の限定
3.3事物の限定
4.「ニ」格との相违
4.1场所を示す
4.2时间を示す
4.3原因を示す
5.おわりに
撰写计划
2009年10月-11月 查找资料，拟定题目
2009年11月-2010年2月 完成初稿
2010年2月-2010年3月 完成二稿
2010年3月-2010年4月 完成终稿
主要参考书目 菅井三実1997「格助词デの意味特性に関する一考察」『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P127森山新2002「认知的観点から见た格助词デの意味构造」『日本语教育』115,1-10
森山新2004「格助词デの放射状カテゴリー构造と习得との関系」『日本认知言语学会论文集4』P66-75
森山新2006「多义语としての格助词デの习得过程」『认知言语学考论』
森山新2006「JSL(第二言语としての日本语)における格助词デの习得过程に関する认知言语学的考察」『日本认知言语学会论文集6』
杉村泰2005「イメージで教える日本语の格助词と构文」 『言语文化论集』17-1
审核老师意见
所选题目名称：
外来语の激増の原因とその影响について
外来语激增的原因及其影响分析
课题研究现状：
外来语是西方国家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成果不断流入日本的证明。而使用外来语是我们学习和使用日语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外来语作为一种社会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促使了日语本身的发展和日本社会文化的进步。同时随着外来语在日语中的泛滥，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引起了日语学习和研究者及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
关于日语外来语，《大辞泉》(小学馆)将其定义为：ほかの言语から借用して、自国语と同様に使用するようになった语。借用语。日本では、広义には,汉语を含まれるが、狭义には主として欧米诸国から入ってきた语を言う。现在では一般に片仮名で表记される。1956年日本国立语言研究所就日语中和语，汉语，外来语，混合语几类构成日语的词汇，对大众化的90种杂志进行调查，得出以下数据：和语36.7% 汉语47.5% 外来语9.8% 混合语6.0%。10年后的1966年同一研究所又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三大报纸一年的日报，晚报为对象，进行了日语词汇构成比的调查，得出以下数据：和语38.8% 汉语44.3% 外来语12.0% 混合语4.8%。由此可见，10年岁月的推移，外来语的比例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此外，外来语在日本社会和文化中的作用也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日本学者荒川物兵卫在《角川外来语辞典》(1969)一书中指出：“一个个单词是民族文化的种子，一个个外来语则是一个民族吸收外来文化的种子。”《实用最新外来语辞典》(1979)的序作者富道勇夫也曾说过：“难于出口的话语用外来语说就容易多了。”
随着中日两国间的不断交流和合作，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学习和研究日语。日语外来语也受到了一些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学者的兴趣。皮细庚在《日语概说》(皮细庚，1996)专门辟章探讨了外来语，是外来语研究历程中的一块里程碑。皮细庚不但讨论了外来语的来源，揭示了外来语的本质，还分析了外来语的特点，着重将外来语和原语进行对比，对其中的“和制英语”作出了详细的解释。此后多年我国外语界的一部分学者深受外来语研究的启发，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和书籍。
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国内学者对外来语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郑成在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年第4期)上发表了名为《试析日语外来语与日本的社会心理》的论文。郑成不仅深入研究了外来语的特点，还深刻分析了外来语使用的现状，提出外来语激增的双刃剑作用，更将外来语和日本历史社会的心理联系起来。沈宇澄在其主编的《现代日语词汇学》一书中就外来语的作用、表记、语义展开讨论。朱京伟则在《日语词汇学教程》(2005)中论述了外来语的特征和历史，同时也分析了外来语和原语的区别，特别提出了外来语和在来语的关系。《相识日语》(2005)的作者王冰从外来语词语的移植方式的角度对外来语进行了研究。
综上所述，近年来有很多学者都对外来语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外来语的来源、特征、现状、作用及同原语的比较上，并且都已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然而，对外来语近年来激增的`原因及其影响的研究略有不足，所以本文将着重研究外来语的激增原因和影响。
课题研究目的：
本文通过对日语外来语激增的原因及其影响分析，旨在加深对外来语的了解，以便为广大的日语学习和研究者带来更多便利，方便其更好地使用外来语。由于外来语在日语中的比例不断增加，所以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外来语对于我们学好日语，进行中日跨国交流有很大的帮助。外来语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可以视作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因此对外来语激增原因及其影响分析对外语教学研究、翻译和实际应用都具有积极地指导意义。
课题研究要点：
1 引言
2 外来语的定义
3 外来语的现状(激增)
4 外来语激增的原因
4.1 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4.2 日本人的心理原因
4.3 日语本身的语言结构特性
5 外来语激增的影响
5.1 积极方面
a外来语高雅、新颖
b能委婉地表达事物
c 能精练表示事物的概念与区别
d 有利于日本的国际交流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5.2消极方面
a 日语丧失其纯正性
b 造成不同年龄段间的语言交流障碍
c 外来语的泛滥和误用
6 结论
课题进度安排：
10月30日，提交开题报告。
11月3日，参加开题答辩。
1月8日，完成毕业论文初稿(电子稿)。
3月18日，完成毕业论文终稿(纸质稿)。
3月27日，参加毕业论文答辩。
主要参考文献：
1富永道夫.实用最新外来语辞典[M].日本千曲秀出版社,1979(这是日本文献，请用日语表达)
2荒川物兵卫.角川外来语辞典[M].角川书店,1969
3铃木孝夫.闭ざされた言语:日本语の世界[M].东京岩波书店,2000
4皮细庚. 日语概说[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5沈宇澄.现代日语词汇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6王冰.相识日语[M].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
7郑成 .浅析日语外来语与日本的社会心理[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4)
8朱京伟 .日语词汇学教程[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起源 汉字的起源，可追溯到距今8000年左右的两类符号：汉字演变一类是以甘肃大地湾遗址的彩陶上的刻符为代表的抽象的、方折形的符号；另一类是以河南贾湖遗址的甲骨上的刻符为代表的肖生象形的符号。前者有序地演变为西安半坡临潼姜寨上的刻划符号系列；后者则发展成为大汶口陶器上的图象。到龙山文化后期，父系社会基本确立，该时期出现了良渚文化玉器上的成组的刻符。这些刻符，有与大汶口陶器图象相同或相象者，也有与西安等地的刻符相类者。这些刻符可能是当时的雏形前汉字系统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良渚文化处于中国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诞生的前夕，夏朝应该是正式的汉字系统形成的最关键的时期。那么，问题是：汉字为什么出现得这么晚？根据考古学、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语言诞生的时间，距今约几十万年，而真正的汉字系统却是直到距今约5000年的时候才形成的。趋势 汉字从甲骨文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根据史实，这些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改革和自然流变。汉字改革是指人们有意识地、主动地治理汉字的过程，而汉字的自然流变是指汉字自然的变化过程。汉字的改革一般是非连续的、剧烈的、短期内完成的；而汉字的自然流变是连续的、缓慢的、长期的。汉字的自然流变有时间上的因素，也有地理上的因素，它使得汉字的字形、字音、字义多样化，造成异体字越来越多，字音读法不同，字义发生变化，导致了汉字不统一、不规范。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然演变后，人们必须对汉字进行改革，使得汉字规范化、统一化。此外，汉字不可能一产生就很完美，就能满足各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也会主动地改革汉字，使得汉字满足生产力继续发展的需要。而当改革的措施推广之后，汉字又开始新一轮的自然流变。汉字演变 汉字的变化好像路的变化一样。路是人们走出来的；路走出来之后，人们隔一段时间就得修缮一次；修缮之后，路又渐渐发生一些变化，如变宽、变直、损毁，或者出现新的分支，需要再次修缮。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前的路渐渐不能满足时代 发展的需要，需要建设新的道路，如铁路、高速公路等等。修路相当于汉字的改革，而路渐渐自然变宽、变直、损毁、分支等变化，相当于汉字的自然流变。这两种变化过程有着不同的性质、趋势、规律和作用，因此过去我们笼统地把这两种变化放在一起讨论汉字的历史演变，得出的一些结论，如“汉字的发展趋势是由繁到简”，难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汉字演变-古字到小篆 在这本书里，古字是指包括大篆在内的小篆以前的文字，含有金文、甲骨文和大篆等字体。汉字演变 金文：古代称铜为金，故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又叫钟鼎文、铭文。金文始见于商代二里岗的青铜器，不过商代二里岗发现的青铜器有金文的只有少数几件。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金文增多；至西周时，青铜器上金文已经较为普遍。商代金文多为象形字以及由象形字合成的会意字。这些字像一幅幅图画，生动逼真，浑厚自然，有的呈团块状。 甲骨文：古代用写或刻的方式，在龟甲、兽骨上所留下的文字。现在发现最早的甲骨文是商朝盘庚时期的甲骨文，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甲骨文大部分也是象形字或会意字，形声字只占20％左右。甲骨文象形程度高，且一字多体，笔画不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大篆：据传为周朝史籀所创，故又称籀文、籀篆、籀书等。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大篆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所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中，其中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大篆是古字向小篆过渡的一种汉字字体。 小篆：小篆是由大篆简化而成。相对于大篆而言，小篆的形体结构简明、规正、协调，笔势匀圆整齐，偏旁也发生一定的变异和合并。与大篆相比，小篆的图画性已经大大减弱，每个字的结构已经比较固定。 相传小篆是战国时期秦国宰相李斯负责整理出来。如果小篆的确是在短时期内整理出来的，则在秦国国内必然有一个主动推广小篆和主动摒斥包括大篆在内的古字的改革过程。 秦国以外的国家所用的文字统称为“六国文字”。六国文字属于古字范畴，图画性强，形状不定，难以识别。 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攻破齐国首都临淄，齐亡。至此，秦统一六国。秦王嬴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秦始皇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实行一系列的巨大改革，以加强和方便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对全国的统治力量。文字改革就是其中之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规定以小篆为统一书体在全国推行，并“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的各种文字。为推行小篆，秦始皇命令李斯、赵高等人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书文，作为标准的文字范本。由于皇帝的高度重视以及皇权巨大的影响，小篆迅速在全国推行开来，而纷繁复杂的“六国文字”也随即退出历史的舞台。汉字演变-小篆到隶楷 在小篆通行不久，民间又创造一种比小篆更为简便、更为定型的新书体。这就是“隶书”。隶书开始时是写得比较草率的和不够规范的小篆。到秦始皇统一文字时，隶书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规范的字体。隶书改篆书一味圆转的线条为方折的笔画，顺应了社会对书写方便和规范的需要。汉字演变 相传，有一位名叫程邈的犯人，在狱中把民间流行的隶书整理出三千个字，传给秦始皇。秦始皇大为赏识，并破格提拔程邈为御史，并准许其字用于皂隶小民之间。此后，隶书不仅仅在秦朝民间广泛流行，政府文件一般也都用隶书书写，但重要的诏书仍用小篆书写，所以隶书在秦代又称“佐书”。 隶书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隶书以前的汉字是用绘画式的线条书写的，而隶书以后的汉字是用横竖撇点折等笔画构成的。自隶书出现后，汉字的结构基本上固定了下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随着秦王朝的覆灭，小篆也就迅速退出历史舞台，隶书成为社会首要书写方式和书法的典范。其后不久，出现了更为规范的楷书字体。汉朝以后楷书占据正统地位。汉字演变-繁体字到简化字 下面详细说一下在这个阶段的汉字结构上的改革过程。 汉字中许多字自古以来在民间就有多种写法，有的写法笔画多，有的写法笔画少。笔画多的叫做繁体字，笔画少的叫做简体字。 隶书和楷书走上历史舞台之时，自然而然地消除了小篆形式的各种繁体字和简体字，但是针对隶书和楷书形式的一些汉字，人们又渐渐创造出的新的书写形式，有的写法笔画多，有的写法笔画少。一般笔画少的占多数。这些笔画少的书写形式叫做简体字，笔画多的叫做繁体字。简体字一般不被官方认可，只流行于民间，因此又叫俗体字。顺便说一下，上个世纪，我们实行简化字运动后，有些简体字或俗体字取代占正统地位的繁体字，成为占正统地位的文字，这些简体字叫做简化字。可见“简化字”和“简体字”是两个相关但不相同的概念。 1909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首次向国人阐明简体字的优越性，并且说明简体字并非本身不雅观。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近代简化字运动的开端。 1922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划委员会成立了汉字省体委员会，正式进行汉字简体字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并通过钱玄同的《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此案首先说明了减省汉字笔画的重要性，指出虽然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而减省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但是当时汉字的弊病已日益明显，而治本的方法又一时拿不出来，所以减省笔画的治标方法是当时唯一的选择。此案还讲述了减省笔画的几种方式，而这些方式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民间使用的历史。 1935年，经过了十几年的学术讨论和准备，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但该表推行不久就遭到某些保守人士的反对。1936年，教育部奉行政院的命令，正式下达了“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的训令，标志着民国时期的简化字运动的夭折。 但是，简化字运动在人民群众仍旧继续进行着，特别是红军解放的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简体字。它们出现在人们手写的稿子和各种印刷品上，人们称之为“解放字”。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解放字”也普及全国，在群众中为新中国汉字简化运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汉字简化工作很快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正式成立，并选举吴玉章为主席。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是马叙伦，下设拼音方案组、汉字整理组、教学试验组、编辑出版组、秘书处。1954年10月，这个委员会将多方研究讨论并经过四次大的修正的《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上报中央，得到中央的批准，并下达地方进行进一步审阅，并开展初步试验。同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隶属于国务院直属单位。1956年国务院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以及《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开始正式推行汉字简化方案。汉字演变 根据国务院的决议，《汉字简化方案》分四批进行。1956年2月推行第一批简化字260个，包括230个简化字和方案之外的30个偏旁类推字；1956年6月推行第二批简化字95个；1958年推行第三批简化字70个；1959年推行第四批简化字92个，另外附录了54个简化偏旁。四批合计517个简化字，其中有30个是《汉字简化方案》之外的偏旁类推字，而《汉字简化方案》中还有28个没有推行。1964年，文改委编印了《简化字总表》，此表分为3个表。第一表收录了352个不作偏旁的简化字，第二表收录了132个可作偏旁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收录了1754个简化字，是应用第二表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对基本上以《新华字典》收录的8000个汉字进行类推简化。总表外还有两个重要的附录：一个是被看作简化字的异体字表，一个是国务院批准的生僻地名用字表。《简化字总表》的编印表明中国第一次简化字运动最终取得了成功。 第一次简化字运动的效果突出：①它把2235个汉字从平均16.03个笔画减省到10.3个笔画，学习起来和书写起来都方便了许多；②消除了一批异体字；③构造更为合理，比如“偿”容易读成“shǎng”，变成简体字“偿”后就不会误读了；④在结构上更为美观，字形之间的差异也更为突出。笔者曾经把繁体字和简化字的汉语报纸给不认识汉字的德国人和泰国人看，让他们比较那种形式的汉字更美观，结果他们大多数认为简化字美观。 在扫盲试验中，简化字扫盲的效率比繁体字扫盲的效率高出20％左右。 第一次简化字运动也存在一些问题：①有些字简化不合理；②有些繁体字该简化的没有简化。这些问题，相对于其上述有益的效果而言，是次要的。 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惯性，简化字运动也不例外。第一次简体字成功之后，有些人又在思索着如何进一步简化汉字，于是开始了第二次简化字运动。其大致过程如下： 1966年到1971年，汉字简化工作处于停滞状态。1972年3月，中国科学院下设文字改革办公室，文字改革工作开始恢复。当年7月，文字改革办公室开始拟定《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并广泛征集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1973年国务院同意恢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名称，归国务院科教组管。1975年文改委拟定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以下称《二简》。1977年文改委在广泛征集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拟定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修订稿，收录了简化字853个。 1977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快文字改革的步伐》，并于次日开始试用《二简》中第一表中248个简化字。1978年3月教育部通知要求全国统编教材一律试用《二简》中第一表字，开始推行《二简》。 但是《二简》中不合理的地方很多：①没有规律地简化了一些字；②不合理的兼并了一些汉字，如把“雕”和“刁”并为一个字。此外，汉字的整体局面被“一简”深刻地冲击后，刚刚恢复平静，又受到“二简”的冲击，弄得有些混乱。因此，从1978年开始人们反对《二简》的呼声越来越高。1978年8月，全国报刊都停止了试用《二简》中第一表中的简化字。汉字演变 从1980年起，有关机构开始修订《二简》，一直持续到1985年。但是在似乎修订完善的时候，被政府废止了：1985年12月，文改委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二简》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并在通知中明确指出“1977年12月20日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自本通知下达之日起停止使用。”这个通知宣告了第二次简化字运动的失败。 第二次简化字运动为什么失败了？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第二次简化字运动的效益非常有限。第一次简化字运动对汉字的结构改动得那么大，而产生的效果在扫盲试验中，简化字扫盲的效率比繁体字扫盲的效率只提高了20％左右。第二次简化字运动的规模远不及第一次简化字运动，群众基础也赶不上第一次简化运动，合理性也不如第一次简化字运动，因而其产生的效益不会有多大。 第二次简化字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思索的问题和很多值得吸取的教训。其中关键的一点是“不熟不做”。因此，1992年11月6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批转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请示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今后对汉字简化应持慎重态度，使汉字保持稳定，以利社会应用。汉字演变-自然流变 （1）汉字结构的自然流变汉字演变 汉字结构上的自然流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异体字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同一个字不同的书写形式越来越多；②笔画的模式越来越多；③书写方式越来越多。 汉字在起源之时，实际上是一幅幅逼真的图画，各个部落甚至各个人在写这些字，或者说画这些画时，都可能不一样，所以每个字的写法有很多种。这种现象在商代甲骨文中仍然非常明显。例如，甲骨文中“尊”字的写法至少有20种，“羊”字写法至少有45种。一个字多种写法相互之间称为异体字。 在汉字结构变革过程中，新的字体取代了旧的字体，旧的字体中各种写法往往同时也被废止了，即消除了许多异体字。但是对于新的字体而言，通过自然演变，在民间又有简化、草化、快写、随便写的现象、要求和趋势，由于各地、各时、各人在简化、草化、快写、随便写时没有统一的规矩，国家又一直没有制定汉字书写的标准，所以一个汉字又产生多种写法，出现了新的异体字。 此外，由于人们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不断增长，现有的字往往不够。因此，就会另造一些字来，由于各个时期各个人造的字往往没有经过专门的机构进行审查就流传开来了，有些字实际上是表示同一个意思，这就又增加了异体字出现的机会。 在字体方面，汉字也发生过较大的流变。例如，隶书走上历史舞台不久，其笔画经过自然流变，形成了楷书。宋朝发明了印刷术，为适应印刷，尤其是书刊印刷的需要，笔画发生进一步的自然流变，出现了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宋体。随看文化事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在西方文字字体的影响下，汉字又出现了黑体、美术字体等多种新的字体，如海报体、综艺体、勘亭流、少女字体、仿宋、扁宋等。这些字体一般用电脑而不是手来“书写”，所以现在又可统称为“电脑字体”。 此外，为手写之便捷以及书法艺术的开拓，人们还创造出行书和草书等多种书写方式。行书的结构和楷书基本相似。草书的结构虽然和楷书差别较远，但是草书一般只作为一种书法，或者作为一种速记方式，在信息交流中应用较少并常遭排斥。 （2）汉字数量的自然流变 在自然流变过程中，汉字的数量是逐渐增多的，这是因为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制造出一些新字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此外，异体字的自然增多也是汉字数量增加的原因之一。 （3）汉字读音的自然流变 从远古时期到现在，汉字的读音发生过一定的自然流变，如上古时期，有一些复辅音，现在都从汉语中消失了。此外，在音调方面，也有一些显著的变化。长期以来，汉字一直没有一个规范的注音工具，是其读音自然流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4）汉字字义的自然流变 从远古时期到现在，有些汉字的字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汉朝以前，“低”只表示“头向下垂”；汉朝以后，“低”才表示和“高”相反，包括“矮”、“地势低洼”、“声音细小”、“程度差”等意义。 （5）汉字的规范化问题 上述汉字的自然流变如果不加以约束、规范和清理的话，将带来严重的混乱。汉字演变 传说中创造汉字的“仓颉”可能是远古时期一个伟大的汉字整理者。周朝史官史籀可能也是一位杰出的汉字整理者。他撰写的童蒙识字课本《史籀篇》客观上起到了规范汉字的作用。上述秦朝以小篆统一中国汉字，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汉字整理规范运动。其后不久，隶书的出现，进一步规范和简化了汉字。此后，汉代的许慎、唐代的颜元孙、宋代的郭忠恕和张有等都对字形混乱的局面做了一些拨乱反正的工作。此外，始于汉末的反切汉字注音方法和魏晋的韵书，为汉字读音的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对汉字而言，也是一场大规模的整理和规范过程。在字义方面，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文运动的推进，即提倡用口语书写文章，反对用文言文书写文章，废弃了许多汉字在文言文中特有的意义，也使得常用汉字的数量至少减少了很多。 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展简化字运动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汉字的规范化运动，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清理和废除异体字；②统一和规范汉字的字形、笔画、笔顺；③统一和规范汉字的读音。关于这个方面的历史，读者可以参考高更生先生所著的《现行汉字规范问题》一书。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人口的流动急剧增长，文化教育和广播电视事业蓬勃发展，全国人民的普通话水平提高很快，很多偏远乡村的老人虽然不会说普通话，但是能听懂普通话。这说明现在中国人民在汉字的发音问题上统一和规范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从上述汉字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启示： （1）汉字的结构可以在短时期内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体现在大篆向小篆的变革之中、小篆向隶书变革之中、繁体字向简化字的变革之中。 （2）汉字的改革是和生产力的大发展相互对应着。 这体现在汉字两大改革活跃时期（秦朝和20世纪）都是发生在生产力大发展的时期。这种现象可以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汉字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工具，生产力的大发展为生产工具的革新提供了技术和人文基础，而生产工具的革新将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又满足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此外，生产力大发展和汉字改革都需要中国处于一个相对统一和稳定的政治局面。这也是其原因之一。演变过程
古代汉语是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古代汉语词汇教学是古代汉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古汉语论文，供大家参考。
古代汉语戏剧文学教学【1】
摘要：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积极采用现代化教育技术，将知识信息更多地汇集到有限的课堂中来。
多媒体技术因其灵活性、直观性、高容量性,成为课堂教学创新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古代汉语;戏剧文学
一、与专业结合，明确古代汉语课的性质和意义
明确古代汉语在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性质和功能，才能合理安排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学习，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古代汉语课的性质，首先是它的工具性，“主要集中体现在运用所学的古汉语知识进行古书的阅读方面,‘阅读’是其工具性最充分的直接体现。
这一点也正是古汉语课的工具性与现代汉语课的工具性在‘工具’使用范围上的不同表现。
现代汉语课的学习也是为了运用，但它不仅仅体现在对现代文的阅读上,它更主要的是体现在指导人们更好地说话和写作上。
学习古代汉语则没有说和写的要求。”[1]明确古代汉语的工具性这一特点，教师才可以在教学时突出教学的重难点，有针对性地设置与安排教学内容，加大重点难点的教学力度，保证教学效果;学生才可以明确学习古代汉语的目的、作用，并依此确定学习重点，提高学习效率。
基础性和语言性也是古代汉语课程的基本性质。
所谓基础性，是指古代汉语是学习古代文学、古代历史等课程的基础，如果不具备古代汉语的基础知识就无法看懂这些课程所涉及的文献内容。
许多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不理解：为什么古代汉语课也是我们的基础课呢?我们不需要看很多古书，这门课程似乎与本专业没多大联系，学习起来没什么实际意义。
如果教师对课程性质和意义的讲述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学生产生这样的疑问很正常。
笔者在讲授时，往往把学习古代汉语的意义与戏剧影视文学的专业特点结合起来，列举一两部学生熟悉的电视剧、电影中的台词或场景，让他们找出里面出现的常识性错误。
如《走西口》里田青与田耀祖喝酒时，田青说：“我父亲叫田耀祖。”田耀祖说：“认识，原来他就是你的家父啊!”学生一听，马上指出：古代称呼自己的父亲是“家父”，称呼别人的父亲是“令尊”，应该说“原来他就是令尊啊”才对。
《三国演义》中有曹操吃玉米的镜头，学生纷纷指出：玉米是明朝时候从美洲引进中国的，三国时期哪里会有呢?之后，教师再明确：如果平时注意积累古代文化的基础知识，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就会不犯或少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
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会认识到学习古代汉语的现实意义，从而产生学习兴趣。
古代汉语的语言性，教师在课程一开始就要对学生明确，因为许多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分不清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的差别，听课时不知如何分别对待。
甚至认为古代汉语课讲过的文选，古代文学课不必再讲，古代文学课讲过的篇目，古代汉语也可略去。
笔者第一节课给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讲“绪论”时，就通过实例告诉学生，同一部作品，古代文学偏重文学，侧重分析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而古代汉语强调的是语言性，侧重对语言现象的分析和把握。
只有对古汉语语言性有明确的认识，对古汉语课的学习内容才能了解得更加具体，从而采取适宜的方法来准确地掌握相关知识，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古代汉语授课时间只有一个学期，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积累与专业相关的知识呢?笔者认为，在授课时，古代汉语理论知识可以有选择地去讲授，不必像给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那样讲得全面系统;应该重点介绍那些较为实用的、能够提高阅读古书能力的内容。
对学生的基本要求也不必拘泥于能够准确分析文章中的语言现象、掌握语言规律的来龙去脉，集中体现在能够认识繁体字，运用所学知识、借助工具书独立阅读浅近的文言文,为今后的工作和学习奠定基础。
二、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目前，很多古代汉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的仍是“粉笔加黑板”的传统授课方式,教师在讲台上摇头晃脑地讲授知识、满堂灌，大多数学生在课堂上昏昏欲睡，只有少数学生听讲并记笔记，课堂失去了活力和创造性。
为了激发非中文专业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积极性，我们要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笔者根据近些年的教学经验，认为可采用的方法有：
(一)古今结合，突出古代汉语的实用性
古今汉语是“源”与“流”的关系，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继承发展来的，学好古代汉语，有利于更好地学习和运用现代汉语。
笔者在给戏剧影视文学的学生讲课时，特别注意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结合起来，使学生认识到学习古代汉语的现实意义，并鼓励学生运用古代汉语的知识去解决生活、学习中的遇到的语言问题。
这样，学生就会感觉古代汉语很实用，离他们也并不遥远，从而产生学习的兴趣。
现代汉语中很多词语的意义是从古代汉语沿袭或发展来的，学习古代汉语有助于增强对这些词语意义的理解，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加深印象。
比如“奔”字，现代汉语中是“奔跑”的意思，为什么会有这个意义呢?从简化字的字形上我们已经看不出来了，但是一看金文中的字形，上面是人甩着胳膊走，下面三只脚表示走得很急很快，不就是奔跑吗?再如，每年的1月1日是新年的开始，我们称为“元旦”。
“元”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是，代表的是人最上面的部分即人头，由此引申出“开始”的意义。
“旦”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是，代表太阳刚从地面升起，本义“早晨”，引申出“天”的意义。
“元旦”就是一年开始的第一天。
现代汉语的成语中还往往保留了许多古代汉语特有的语言现象,通过成语和来剖析古代汉语的文字、词汇、语法等现象,不但使古代汉语易懂易学,还可以使学生对这些成语有比较透彻的理解，从而运用得更加准确。
例如，“唯利是图”是古代汉语中宾语前置的一种常见格式，“唯”是语气词，表示单一性、排他性;“是”是指示代词，复指前置宾语;“唯利是图”就是“唯图利”，意即“只追求利益”。
成语中词类活用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不胫而走、星罗棋布、风餐露宿、衣锦还乡、丰衣足食、不耻下问等等。
这些成语典故都是学生耳熟能详的，通过它们来讲古汉语语法知识，能起到化难为易的作用。
(二)与古代文化相结合，增强古代汉语的知识性
中国古代文化与古代汉语的关系相当密切。
罗常培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中曾谈到,“在各国语言里有许多语词现在通行的涵义和它们最初的语源迥不相同。
如果不明了它们过去的文化背景，我们简直推究不出彼此有什么关系。
可是，你若知道它们的历史，那就不单可以发现很有趣的语义演变，而且对于文化进展的阶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很清晰的片影来。”[2]“古汉语的教学虽然离不开字词解释及语言分析，但绝不应仅从语言到语言，而应将语言教学置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背景下来进行，因为语言并不是孤立的。
语言中变化最显著、最迅速的是词汇，词汇中很大一部分词语有着很丰富的文化含义。”[3]笔者讲授文选时，在帮助学生扫除字词理解上的障碍之后，还适当地把某些词语与古代礼制、风俗等方面的历史文化知识结合在一起，让学生体会到文中的古代文化内蕴，不断拓展知识视野，增加学习的兴趣。
例如，《触龙说赵太后》一文“一旦山陵崩。
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这句话中，“山陵崩”是用山陵倒塌指“太后死”，因为古人尤其是君主都忌讳“死”字，所以用“山陵崩”作为“死”的委婉说法。
这种说法，除了避讳之外，还有尊君的意思。
讲到这里，可以再继续延伸，语言虽然没有阶级性，但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在语言的词汇中会有所反映。
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是不能逾越的.，统治阶级在某些词汇的使用上也体现出尊卑之分。
《公羊传•隐公3年》中说：“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崩、薨、卒、不禄”是一组表示“死”的同义词，但使用对象不同。
皇帝死称“崩、驾崩、山陵崩”等，诸侯死称“薨”，大夫死称“卒”，士死称“不禄”，普通老百姓“死”才称“死”。
“山陵崩”这种说法更能体现出封建时代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
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中的“青衫”，字面上看是青色的衣衫，其实可以进一步与唐代的官服颜色联系起来讲解。
官服分颜色从唐朝开始：三品以上紫袍，佩金鱼袋;五品以上绯袍，佩银鱼袋;六品以下绿袍，无鱼袋;文官八品、九品服以青。
因为八九品的官员地位低，后来又借“青衫”指失意的官员。
如此分析，就将古代汉语与古代文化结合到一起。
这种综合、系统的教学内容，能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又能发展学生的多向思维。
(三)采用诵读、启发、归纳等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学生多思考，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给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讲授古代汉语课，要想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关键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古代书面语言中生疏的字词、抽象的语法规律很容易让学生们望而却步、失去兴趣。
为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采用诵读、启发、设疑等多种方法，鼓励学生多思考，达到预期教学目标。
吟诵是形成并强化古汉语语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通过诵读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掌握常用词的意义和各种句式的特点，提高古代汉语的语言感知能力。
笔者在讲授文选时，大多选择故事情节生动、韵律突出、各类语言现象相对集中的经典作品来讲解。
且每讲一篇文章，都要请学生诵读部分段落，并拿朱熹对读书的要求来勉励他们：“学者观书，务须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读一个字，不可少读一个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多读数遍，自然上口，永远不忘。”诵读时，注重引导启发学生在诵读中领会文意，之后再串讲，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
所谓“不悱不愤,不启不发”，教师如果能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来巧妙地设计疑问，启发学生思考，就可以很好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如讲解《鞌之战》“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中的“及”字时，可以引导学生自己思考：在古汉语中“及”有哪些用法?明确是作动词“到”和连词“和”后，让学生进一步讨论：在文中如何解释才合情合理呢?若作动词“到”讲，解张中了几箭?若作连词“和”讲，中了几箭?这样提问并启发，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归纳法有益于培养学生的概括归纳能力。
讲语法部分的“名词用如动词”时，如何从形式上判断一个名词在句中用如动词是教学的难点。
笔者给学生列举出二三十个句子，分成六组，引导学生在观察语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名词在句中的语法功能，自己归纳总结出名词用如动词的六个条件。
讲虚词“而”时，先列举学生熟悉的文献材料，让他们自己体会“而”连接的成分之间是什么关系，教师再进行评讲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