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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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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报

国内核心期刊有北大核心,南大核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科技核心。1、国内核心期刊总共有七大核心,但主要的有四个核心。北大核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文核心。南大核心,即CSSCI,就是通常所说的C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即CSCD,号称中国的SCI。科技核心,也叫统计源核心。主要是医学方面的。核心期刊是国内比较权威的期刊,对论文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一般需要评高级职称的人员或者是科研人员需要发表核心论文的。

1.中国法学 2.法学研究 3.法学 4.法学评论 5.中外法学 6.现代法学 7.法商研究 8.法律科学 9. 法学家 10. 政法论坛 11.人民检察 12. 河北法学 13.法制与社会发展 14.政治与法律 15.环境法律评论 16.比较法研究 17.法学杂志 18.当代法学 19.人民司法 20.法律适用 21.法学论坛 以上是2004年公布的法学核心期刊目录。此外,在综合类核心期刊上也经常刊登高水平的法学论文。以下是综合类核心期刊: 1.中国社会科学 2.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社会科学战线 4.学术月刊 5.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6.天津社会科学 7.学术研究 8.江海学刊 9.江汉论坛 10.江苏社会科学 11.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2.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3.文史哲 14.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15.浙江学刊 16.浙江社会科学 17.社会科学研究 18.求是学刊 19.社会科学(上海)(吸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20.社会科学辑刊 21.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2.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3.中州学刊 24.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5.人文杂志 26.求索 27.思想战线 28.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9.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30.国外社会科学 31.南京社会科学 32.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3.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34.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5.齐鲁学刊 36.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改名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37.学海 38.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39.江西社会科学 40.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1.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2.河北学刊 43.学术界 44.东岳论丛 45.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46.东南学术 47.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8.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49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并入:社会科学) 50.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1.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52.北京社会科学 53.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4.学术论坛 55.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56.广东社会科学 57.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8.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9.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60.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1.山东社会科学 62.探索 63.学术交流 64.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65.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6.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7.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8.北方论丛 69.山东师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70.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1.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72.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73.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4.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5.宁夏社会科学 76.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77.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8.云南社会科学 79.长白学刊 80.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81.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82.江淮论坛 83.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84.河南社会科学 85.内蒙古社会科学 86.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87.甘肃社会科学 88.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89.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90.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91.晋阳学刊 92.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93.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4.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5.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6.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7.贵州社会科学 98.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9.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这些刊物可以直接从邮局订阅,也可以到图书馆查看。

1.中国法学 2.法学研究 3.法学 4.法学评论 5.中外法学 6.现代法学7.法商研究 8.法律科学 9. 法学家 10. 政法论坛 11.人民检察 12. 河北法学13.法制与社会发展 14.政治与法律 15.环境法律评论 16.比较法研究 17.法学杂志18.当代法学 19.人民司法 20.法律适用 21.法学论坛

这个也太多太多了吧,很明显范围太广。

上海《社会科学报》

直接联系报社呀

“试析从‘九一八'到武汉沦陷前日本的对华政策” , 《历史教学》 1985.6 期;“来自另一方的记录——《岸信介回忆录》”,《世界史研究动态》 1985.4 期;“简论从 1894 — 1905 年的日俄关系” , 《历史教学》 1986.5 期;《增补日本外交史概论》简介,《世界史研究动态》 1986.4 期;“中日第四次贸易协定的终止及影响”,《外交学院学报》 1986.2 期;“中国政治发展的国际环境”,北京《理论信息报》 1987.1.5 日;“关于清末英国驻华使馆建立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 1987.4 期;“中国国际法学会召开光华寮问题座谈会”,上海《社会科学报》;“从二二六事变到七七事变”,《齐齐哈尔师院学报》 1988.1 期;“理论超前刻不容缓”,上海《社会科学报》 1988.1 月中旬;“简论建国后中日关系史的分期问题”,展望出版社《中日文化与交流》 1988.3 期;“可贵的理论探索——简评《国际关系理论问题》”,《世界史研究动态》 1988.6 期;“试论岸信介内阁的对华政策”,《历史教学》 1988.11 期;“ 国际关系的演变和日本的作用 ” , 上海 《社会科学报》 1988. 年 11 月 .24 日;“试论八十年代国际关系变化的新特点”,《齐齐哈尔师院学报》 1989.3 期;“试论今后二十年国际格局的变化(上、下)”,《广西外事》 1989.8 — 9 期;“访日观感点滴”,《外交学院学报》 1989.3 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历程述要”,《历史教学》 1989.11 期;“东京人的交通观”,《外国问题研究》 1989.4 期;“关于今后十年中日关系的思考”,《中日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建国后中日关系史分期问题概述”,《历史教学》 1990.11 期;“在第一届世界环境发展会议上的斗争”,《河北外事》 1992.3 期;“香港回归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影响”,中央党校出版社《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1998.4 月版;“警惕印度 ---- 评印度核试验对军备控制和安全格局的影响” ,《军事展望》 1998.6 期;“克林顿如何面对中国 --- 中美日安全关系分析”,《军事展望》 1998.7 期;“试论邓小平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外交学院学报》 1998.4 期;“美国炸我使馆的险恶目的”,《外交学院学报》 1999.2 期;“新中国外交 50 年会议综述”,《外交学院学报》 1999.4 期; “当代世界的三大矛盾”,《学习时报》 2000.3.13 ;“关于外交决策研究的几个问题”,《国际论坛》 2000.4 期;《人大资料—中国外交》 2000.7 期转载;“台湾问题的演变及前景”,《国防科技》 2000.2 期;“ 21 世纪初的亚太安全”一文收入《国际安全与安全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6 月;“ 21 世纪中国挺立全球化潮头”,《粤港信息日报》, 2001 年 1 月 1 日;“试论 21 世纪初中国的全球亚太战略和对日政策”, 《河南大学学报》, 2001.3 期;“世纪之交的亚太安全形势”,《外交学院学报》, 2001 年 2 期;“ 20 世纪历史的真实写照”, 《国际观察》, 2001.3 期;“ 21 世纪初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影响”, 《国防科技》, 2001.6 期;“世纪之交的亚太形势和对日政策”,《外交学院学报》, 2001.2 期;“团结合作,深入探讨”,《外交学院学报》, 2002 年 4 期;“新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与研究”,《外交学院学报》, 2003.3 期;《人大资料——中国外交》2003 年 12 期转载;“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看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外交学院 2002 年度科研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 9 月;“温总理美国之行表现执政新风”,《新京报》社论, 2003 年 12 月 13 日;“萨达姆被捕,布什支持率上升”,《南方都市报》 2003 年 12 月 15 日(首发);《新京报》评论, 2003 年 12 月 16 日(二发)“为中法关系发展再添新动力”,《新京报》社论, 2004 年 1 月 28 日;“纪念一国两制发表”,《南方都市报》, 2004 年 2 月 20 日;“切尼访华为何受到特别重视”,《新京报》社论, 2004 年 4 月 15 日;“中国外交理念的新发展”,《参考消息》 2004 年 6 月 3 日;“试论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国际论坛》 2004 年 4 期;“要面对发展的现实思考中日关系”,(香港)《中国评论》 2004 年 82 期。

《社会科学报》创刊初期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资料情报中心主办,4开8版一张,半月刊。1986年7月直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1988年2月18日起改为4开4版一张,周刊。该报在1993年上半年,曾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意见,试行社长承包制。1993年9月至1994年9月,该报与上海医药工业销售公司合办,1994年1月起改为4开8版,周刊。1994年5月5日起改为对开对开4版,周刊。1994年10月恢复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于1996年1月1日改回4开4版一张,周刊。该报以“广泛交流学术信息、倡导学术争鸣、繁荣社会科学研究、建设两个文明”为编辑方针,该报刊登的稿件既注重名家的见解,也重视发表广大读者的一得之见。该报创刊初期,由蓝瑛兼任主编,以后历任主编为林路、罗宗、陶友之、陈招顺、许明。2002年正式改版为对开8版大报。改版后,求是,红旗文稿,红旗文摘、新华文摘、文摘报等报刊转摘率大增,社会反响比较强烈,成为国内学界思想碰撞的平台。

上海的社会科学报

汤闯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曾经在《人民日报 海外版》、《文汇报》、《解放日报》、《社会科学报》、《世界经济导报》、《新闻记者》、《现代人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新闻报》、《亚洲证券报》、《组织人事报》、《证券市场研究》、《新华文摘》、《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民晚报》、《上海法制报》、《新华网》、《雅虎网》……等媒体上发表了数百万字的有关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证券、金融……等各方面的理论研究和评论文章。P.S: 汤闯新在多家报社发表过文章。但由于汤闯新是因 美国的秘密 而出名的,网上关于他的资料并不多,甚至连简介都没有。实在不好意思啊。

,这是上面的兄台复制的地方,不过下次别忘了加上参考资料。 关于这个问题,近代以来学术争论甚多,关于赤壁之战的规模,有人认为它只是一次小规模的遭遇战(《赤壁之战辨》,《光明日报》1981年3月31日)。有人认为,赤壁之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大战性质是毋庸置疑的(《资治通鉴如何记述赤壁之战》,《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四期)。关于曹军的兵力,也存在着50万、30万、5千人等说法,此处不再一一论列了。关于曹军失败的原因,近年来也不断有新的看法出现,最著名的是“疾疫”说。这种说法认为血吸虫病导致了曹军的失败(《曹操病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11卷第二期)。关于赤壁的位置,有人认为赤壁之战的名称是不合适的,双方真正的决战发生在乌林,因此赤壁之战应该叫做乌林之战(《赤壁之战应为乌林之战》,《光明日报》1984年4月18日)。另外还有嘉鱼说(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蒲圻(《赤壁究竟在何处》,《光明日报》1977年10月6日)和武昌说(《也谈赤壁在何处》,《光明日报》1977年12月15日)等三种主要的说法。近年来又有黄州说出现(《黄州赤壁与古战场地理环境吻合》,《中国地名》,1992年第二期;《赤壁战地辨析--与万绳楠商榷》,《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四期)。下面是网上流传比较广的文章,似乎更适合回答这个问题: 关于赤壁之战的权威人士论证 (转载自权威人士) 一、“古战场赤壁在蒲圻的历史定论无可置疑”� 1991年,湖北省学术界曾就汉末曹操、孙权和刘备集团(还有刘表的余部)之间展开的我国历史上的一次著名战役——赤壁之战的具体遗址所在的问题,进行过一场被传媒称之为“新赤壁大战”的学术论争。这是由于当时有的同志曾经出版了两本书,他们提出了所谓赤壁之战战场在黄州而不是在蒲圻赤壁之说,并得到了北京和外地一些专家的支持,持这一观点的同志还通过某大学学报出了论文专辑,大力宣传所谓“文武赤壁乃一处,且喜坡翁伴周郎”之说。为此笔者本着实事求是原则,特建议蒲圻市成立了“古战场赤壁保护、开发、建设研究会”,与持黄州说者开展讨论。随之我们与京、沪和本省的一些史学家达成共识。学会编的《古战场蒲圻赤壁论文集》,也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同年出版。在这本文集中,发表了拙撰《古战场赤壁在蒲圻不在黄州的历史定论,无可置疑——兼驳所谓周郎赤壁在汉阳、汉川、钟祥或武昌(指武汉市金口)诸说》、《史实昭然、何疑之有?——读〈光明日报〉报刊(赤壁之战辨)一文异议》以及《颠倒错乱,面目全非——论〈三国演义〉所写的赤壁古战场关系位置之误》等文。我批评了历来关于汉末赤壁遗址所在的种种误说,并指出:由于小说家的缺乏历史和地理沿革的知识,所以《三国演义》的许多内容难以信据。上海《社会科学报》1991年5月16日、《光明日报·文摘报》1991年6月9日,还报道了我提出的应把三国史和《三国演义》分开来研究之说;以及可以在蒲圻市建一“赤壁大战陈列馆”,而另在黄冈、鄂州间建一“赤壁大战文学馆”的建议。后来面积达2069平方米的蒲圻市的陈列馆也建成了,遗憾的是此馆却被负责设计的艺术家搞成了一个“历史与小说合璧型”,即真假不分的陈列馆。但是我们持蒲圻赤壁说者,几年以后,终于有了结果:1998年,蒲圻即由湖北省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改称赤壁市了。� 二、曹操东征之师实为40万众。� 对历史上的赤壁之战,人们都称之为“大战”,这是由于曹操自称东征之军有80万众之故。但不少史家都据周瑜分析,认为操众不过20余万人。他们却没有想到这是周瑜为了坚定孙权抗曹决心而大大缩小了的估计数字。按湖北学者卢弼早已注意到诸葛恪的说法:即曹操自中原南下时其兵力是30万人。而曹操收编的刘表的水步军亦有十万之众。可知曹操东征之总人数,当不少于40万人。� 三、《三国演义》定赤壁火攻时间在建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深夜之说实不可信据。� 据《后汉书·献帝纪》:“建安十三年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曹操以舟师伐孙权,权将周瑜败之于乌林、赤壁”。正史明记十月初一是癸未日,而且当天发生了日食,可见此一纪载绝不会错。查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三千五百年日历天象》一书,也定该年十月朔日是癸未,如果按干支表推算,则十一月二十日就不会是甲子日。因此《三国演义》所谓诸葛亮于十一月二十日夜“借”来东南风,黄盖因之于次晚在乌林放火的描写,均不足信。� 值得重视的是卢弼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定赤壁之战在十二月间之说,他还引了周瑜在战前对曹军的分析有“方今盛寒,马无藁草”之语为证,意思是说:当时长江流域的农民,靠柴草举炊,一到隆冬季节,原来储存的禾秆、芦苇,特别是稻草必所剩无几,人尚难以熟食,又怎能喂饱曹操成千上万的战马?卢弼由“盛寒”二字定此次决战时日在十二月,自属可信。� 四、论黄盖乌林纵火的时间必在白昼而不会是在夜间。� 《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建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诸葛于是日祭风,至三更时分风起,周瑜即令黄盖使小卒驰书报曹操,“言今夜二更,但看船头上插青龙牙旗,即粮船也。”这岂不是说:火焚曹营之时是在二十一日夜间吗?小说续写:曹操得书后“大喜,届时与众将来水寨中大船上,观望黄盖船到……是时东风大作,……看看月上,忽一军指说:‘江南上一簇帆幔,驶风而来。’……报称:‘皆插青龙牙旗,内有大旗,上书‘先锋黄盖’名字”云云。试问在夜间又是有大风时,曹军能在北岸看清楚黄盖船上的青龙牙旗和旗上的几个字吗?再说,黄盖驰书与曹操约降时,又怎能明说是要在夜间偷偷进入曹寨呢?当然他只能是约在交锋之日,他趁身任先锋之便率舰只投降而已。也正是因为黄盖约降的时间在白天,所以曹操届时就和他的部属先到水寨等候。故《周瑜传》云:黄盖先已“书报曹公,欺以欲降,至期,曹公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裴注所引《江表传》写得更为具体:“黄盖取轻利舰十舫,赤幔覆之,建旌旗龙幡于舰上。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着前,中江举帆,盖举火白诸校,使众兵齐声大呼曰:‘降焉!’”用赤幔覆船,又建旌旗龙幡于舰上,这都是为了便于江北的曹军识别。如果是在夜间投降,那迎黄盖的曹军,怎能看清楚江南什么赤幔、龙幡呢?� 五、赤壁抗曹之战,是孙、刘(刘备、刘琦)联军共建的奇勋不能仅归功于周瑜一人。� 《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演义》从强烈地反曹、尊刘、贬孙的立场出发,蓄意把赤壁败曹的功绩主要归于诸葛亮一人,并且肆意丑化了周瑜和贬低了鲁肃,这当然是应该纠正的。但近年一些新建的“赤壁大战”的旅游景观,有的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似乎刘备一方在此次战争中竟毫无作为。� 据《鲁肃传》裴注引《吴书》记关羽对鲁肃曰:“乌林之役,左将军(指刘备——引者)身在行间,寝不脱介,努力破敌,岂得徒劳无一块壤,而足下来欲收地耶?”这说明如果没有孙刘联盟,那孙权决无独立抗击曹操的勇气。且当时前线的吴兵,只有水军三万人,而刘备、刘琦的兵力却有两万人;还有关羽率领的数百艘战船参与战斗,岂能视为无足重轻?� 六、曹军在乌林遭致溃败的诸种因素。� 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曹操之所以在乌林被彻底击溃的主要原因何在?很值得探索。按周瑜在战前已指出曹军的不利条件:一是曹操占有的北土,既未平安,加以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二是曹军“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按此指中原而言——引者)所长;三是彼时正值“盛寒”,战马无草料,必然会成群饿毙;四是北方士兵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传染疾病云云。而裴注引《江表传》,还记有周瑜曾向孙权指出曹操南征刘表之军,“已久疲”,而他收编的刘表旧部“尚怀狐疑”之说。这就可见:曹操是“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以上都是处于绝对优势的曹军反而被处于劣势的孙、刘联军打败的原因。� 七、不能忽视曹军在巴丘传染上疫病,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素。� 曹操此次自江陵东征孙权,本来是征求过谋士贾诩的意见的。《魏志·贾诩传》云:“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诩说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饷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太祖不从,军遂无利。”但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则不以贾诩之言为然。他写道:于时韩、马之徒,尚狼顾于后,“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怀吴会,亦已明矣。彼荆州者,孙、刘之所必争也。……何抚安之得行?”裴氏认为:曹操当时既新平江汉,威慑扬越:“资刘表水战之具,荆楚楫棹之利,实震荡之良会,郭定之大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他还指出:曹操“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凯风”系指东南风,易知。裴氏把曹军的传染病作为偶然导致曹操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很有见地。� 那么曹军究竟患的是什么疫病呢?按1981年《中华医史杂志》和《文汇报》均曾载文,以为是血吸虫病。但我则认为当是流性脑膜炎;理由是这种病多流行于冬季,且一经爆发,传播即极其迅速,此病在当时是得不到有效治疗的。据《武帝纪》云:“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乃引军还。”又《孙权传》云:“瑜、普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饥疫死者大半。”又《武帝纪》裴注引《江表传》:“周瑜破魏军,曹公复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疫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郭嘉传》又谓:“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这说明曹军可能是十二月初自江陵东下到巴丘时传染上疾疫的。部分军士染病后,曹操就把他们留下来,并留了一批船只在巴丘,而自己仍率大军东下。但到赤壁与孙、刘联军初战时就不利。于是曹操只好退军于北岸乌林,并下令连结船舰、准备再战。恰在此时得到黄盖降书,曹操即信之不疑,因而未作任何防范措施,以致黄盖得以率少数装满引火之物的快船,趁突然刮起的东南风,闯入曹操的水寨,四处放火。这样,曹操驻于乌林江滨的舰船就大都被烧毁,而岸上营寨也被付之一炬。� 八、赤壁初战后曹操下令连接船舰,是导致其水军大都葬身火海的主因。� 当建安十三年十二月,曹军东下与孙刘水师相遇于赤壁时,初战就被联军打败,原因是曹军已染上疾疫,这就必然要动摇其军心;加上经过初次交锋,北方士兵不习水战,经不起风浪颠簸的弱点已大大暴露,这时大概就有谋士向曹操建议:应尽快把小船都连锁起来,以利于发挥北军的优势。而恰好北岸曹军所采取的这一行动,很快就被驻守在江南岸的黄盖所望见(须知此时江水已大大低落,江面自然缩小,因而为使黄盖能够清晰地看到曹军这一新的举措)。这就诱发了他向周瑜献火攻之策。《周瑜传》云:“权遂遣瑜与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这说明黄盖的火攻计和诈降计是交互为用的。但《通俗演义》却写作是诸葛亮最早提出用火攻破曹之策,《三国演义》又杜撰诸葛亮的十六字诀:“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云云。诚然用火攻就需要有顺风与之配合。设想当时如果刮起的并不是东南风而是西北风,那黄盖放火,将只能使自己首先化成灰烬。无怪杜牧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之句,这就是讥刺周郎是由于偶然遇到了顺风,才得以侥幸成功的。� 但杜牧忽略了黄盖的成功,还在于他用了诈降计这一手段。由于当时人们尚无预测气象的条件,黄盖献计时,也决不会料到届时会陡起东南风。他以为只要诈降得逞,就有了胜利的保证。而恰好黄盖的诈降书又写得入情入理,故而曹操信之不疑。这就便于黄盖的快船冲入曹营内部放火。然而黄盖用来放火的船只,据《通鉴》所述只有十艘,而曹军的“蒙冲斗舰,乃以千数。”如果曹军船舰不曾连锁起来,而是可以各自单独行动的话,即使黄盖诈降之计得逞,曹军也只是部分船只着火,而其他的船舰仍可以自行逃散,不致于全部被殃及。可见曹操此次的失败,是由于他忽略了连结船舰的不利一面所致。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谓的“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所以不免受敌人的欺,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这一精辟的分析,正好启发我们认识到在曹操身边向他建议连结船舰之策的谋士,对曹军此次的大败不能不负一定责任。

赤壁之战战争日期 208年七月 - 208年十一月 地点 乌林(今湖北蒲圻西北) 结果 孙权,刘备盟军胜利 作战各方 曹操 刘备,孙权 指挥官 曹操 周瑜、程普、刘备 兵力 约160,000 约50,000 伤亡 不详 不详 赤壁之战 长坂之战–乌林之战–江陵之战 赤壁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争之一。公元208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曹操率领水陆大军,号称百万,发起荆州战役,然后讨伐孙权。孙权和刘备组成联军,由周瑜指挥,在长江赤壁(今湖北赤壁市西北,一说今嘉鱼东北)一带大破曹军,从此奠定了三国鼎立格局。赤壁之战是第一次在长江流域进行的大规模江河作战,也是孙、曹、刘各家都派出主力参加的唯一的战事。 进取荆州 曹操经200年官渡之战、207年北征乌桓,完成了统一北方的战争。建安十三年正月回到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后,立即开始了向南用兵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准备。其一,在邺凿玄武池以练水军;其二,派遣张辽、于禁、乐进驻兵许都附近,以备不测;其三,令马腾及其家属迁至邺,做了实际上的人质,以减轻西北方向的威胁;其四,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进一步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其五,铲除了数次戏侮及反对自己的孔融,以维护自己的权威。 七月秋,曹操亲领大军十余万南下荆州,用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的话来说是“乘破袁绍之势以下荆、吴”。企图一举消灭刘表和江东的孙权,统一天下。正当曹操疾趋宛、叶之时,八月间刘表病逝。九月,其次子刘琮在新野(今属河南省)不战而降于曹军。荆州水军数以千计的蒙冲、斗舰,悉归曹操所有,至此曹军水战实力大增。依附刘表屯兵樊城(今湖北襄樊)的刘备,闻讯后率部南撤。 当时江陵(今湖北江陵)贮有刘表的大量粮草、兵器等,因此刘备一方面由樊城向江陵撤退,另一方面命关羽带领水军经汉水到江陵会合。九月,曹军亲率精骑五千,包括亲兵虎豹骑,追击刘备,在当阳长坂坡(今湖北当阳东北)击溃刘备军后占领江陵。 曹操至江陵后,立即采取安顿州吏民的措施,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 贾诩劝说曹操先利用荆州的资源、休养军民、稳定新占地,可是曹操并没有理会他的建议。曹军的作战部署大体是:以赵俨为章陵(郡治在今湖北枣阳东南)太守兼都监护军,于禁、张郃、朱灵、李典、张辽、冯楷等七军,统一指挥他们在汉水、淮水之间的行动。荆州方面,曹操以曹仁和夏侯渊驻守江陵,以曹洪驻守襄阳,另以一部水陆军由襄阳沿汉水南向夏口。曹操亲率一部连同新附荆州之众顺江而下,攻打东吴。 当曹操南下时,孙权派鲁肃出使荆州,吊刘表丧,兼说刘备同心御曹。鲁肃与刘备相遇于当阳,后刘备用其计折向东南汉水方向撤退,和自汉水东下的关羽水军会合,并与刘表长子江夏太守刘琦所部一万余人联军退至夏口(今湖北武汉汉口),图谋联合孙权抗击曹操。刘备遣诸葛亮随肃往东吴共谋抗曹之计。 诸葛亮到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孙权已接到曹操威胁的书信,信上说:“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孙权不愿以“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曹操,又顾虑孙刘联军不能与曹操相匹敌。孙权部下以鲁肃为代表的主战派和张昭为首的主和派也展开了激烈争辩。诸葛亮为孙权分析敌我双方的利弊:“豫州(刘备)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他指出(一)曹操劳师远征,士卒疲惫;(二)北人“不习水战”;(三)荆州之民尚未心服曹操。诸葛亮的结论是如果孙刘联合,定可取胜。 鲁肃又用激将法进言,说服了孙权,同时劝孙权立即把周瑜从鄱阳(今江西波阳东北)召回。周瑜支持诸葛亮和鲁肃的意见,先后分析曹军的弱点,指出:第一,曹军疲惫不堪;第二,“又今盛寒,马无藁草”第三,加之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曹操的后患。既而进步分析了曹军的实际力量,指出来自中原的曹军不过十五六万,而且所得刘表新降的七八万人,人心并不向曹。 孙权增强联刘抗曹取胜的信心,命周瑜和程普为左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周瑜率精锐部队三万人,沿江而上至夏口,与刘备统军两万多人会合,共同抗曹。 兵败乌林 周瑜率领的军队在樊口与刘备回合。然后逆水而上,行至赤壁,与曹军相遇。曹军新编及新附荆州水军,战斗力较弱,又遭瘟疫流行,以致初战不利。曹操不得不把军队“引次江北”,把战船靠到北岸乌林一侧。周瑜则把战船停靠南岸赤壁一侧,双相对峙。 北兵不惯船上生活,曹操下令用铁索将战船连锁在一起,以减轻风浪颠簸。周瑜部将黄盖建议采用火攻战术以败曹军:“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周瑜采纳了黄盖的建议,并即决定让黄盖用诈降接近曹操战船。黄准备了十艘蒙冲斗舰,满载薪草膏油,外用帷幕伪装,上插与曹操约定的旗号。 时值隆冬,多刮北风,但按气象规律,几天严寒日过后,以常见有少暖之日,风向亦或变为东风,南风。据说,十一月十二日甲子日(合公元208年12月7日)这一天,晴空风暖,傍晚南风起,及至午夜风急,黄盖以准备的船舰出发,顺风驶向曹船。到了江的中心,黄盖手锯火把,使众兵齐声大叫:“降焉!”曹军官兵毫无戒备,“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离曹军二里许,黄盖遂令点燃柴草,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各营。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 在南岸的孙军主力船队乘机擂鼓前进;同时刘备也自蜀山向乌林进发。盟军横渡长江,大败曹军。曹操见败局已无法挽救,当即自焚余船,引军退走。周瑜、刘备军队水陆并进,曹操沿华容小道(今湖北监利北),向江陵方向退却,加以瘟疫、饥饿,曹军损失大半。幸得张辽,许诸等接应,才得脱险。至江陵城下,曹操恐后方不稳,自还北方,留曹仁、徐晃守江陵,满宠驻当阳。 后果 赤壁战前曹操的优势是非常大的:第一,曹操“挟天子令诸侯”,诸侯自然在道义上难以争锋;第二,曹操以新胜之军南下,其气自盛,第三,曹操兵力数倍于孙、刘两家。既然曹操具有如此的优势,孙刘联军的战绩更以辉煌。此战,孙刘军扬水战之长,巧施火攻,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果断、以少胜多的的著名战例。赤壁战后,曹操退回北方,再未有机会如此大规模南下荆州。曹操集团也失去了在短时间内统一全国的可能性。 周瑜等与曹仁隔江对峙,遣甘宁袭取夷陵(今湖北宜昌),曹仁率部进围甘宁,周瑜率军救援,大破曹仁军。刘备回师夏口,欲溯汉江迂回曹仁后方。次年,曹仁被迫撤退。孙权继续与刘备联盟,以抗拒曹操。刘备乘势取得荆州大部,包括武陵(郡治在今湖南常德)、长沙、桂阳(郡治在今湖南郴县)、零陵(均在今湖南境)等四郡。稍后又夺得刘璋的益州。孙权据有江东,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割据局面。 点评 在评论曹操兵败赤壁,传统的史学家强调其思想轻敌骄傲。如张作耀《曹操传》说:「曹操其人极易激动,易被胜利冲昏头脑」。 曹操没有乘胜把刘备彻底击溃。 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则不以为然,他认为:「曹操当时既新平江汉,威慑扬越;资刘表水战之具,藉荆楚楫棹之利,实震荡之良会,廓定之大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 传统的评论一般忽略的一面是疫病流行因素。曹操把失败原因归於疾病,他写信给孙权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裴松之评论赤壁之战是说:「至於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役大兴,以损凌厉之峰,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李友松的《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一文,指出曹操赤壁之战兵败的原因是「疾病」—急性血吸虫病。赤壁之战的战场恰恰是当时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地区,而且时间又是血吸虫病的感染季节。赤壁之战是在冬天开始的,但曹军在转徙、训练时间是在秋天。曹操水军在赤壁之战战前染上血吸虫病,经过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就发病了,致使大战时疲病交加,不堪一击。 而刘、孙军队长期在血吸虫流行的疫区中从事生产、生活,士兵体内或多或少已产生一定的免疫力。 Rafe de Crespigny 认为乌林之战实是一场小规模的遭遇战。 传说与演义 后代的文学家在以此次战争为题材而创作诗、文、小说时,又往往有意地渗入了夸张、附会的成分。 在《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是全书最重要、规模最大、人才最集中的战事。从第四十二回刘豫州败走汉津口,鲁肃来夏口吊刘表之丧开始,接下去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第四十五回“群英会蒋干中计”、第四十六回“用奇谋孔明借箭”、第四十七回“庞统巧授连环计”、第四十八回“锁战船北军用武”、第四十九回“七星坛诸葛祭风”、到第五十回“关云长义释曹操”都是描述赤壁的战事。 《三国演义》则绘影绘声地描写了周瑜的营帐驻在今鄂州市之西山,孙、曹鏖兵之处在三江口。 传说、演义,和历史有较大的区别。 史料 主要的第一手史料是陈寿著《三国志》。 《三国志》之《魏书》、《蜀书》和《吴书》中有许多矛盾。 最近30年,考古发现开始补充正史记载。1973年出土了东汉晚期的铜马镫一件,印有东汉献帝「建安八年」(公元203年)的瓦砚一台,并有东汉铜镜、陶瓷器和箭镞等。1976年,在赤壁山下一米多深的土层中发现沉船上的铁环、铁钉、东汉铜镜等物。同年,又在赤壁山上发现铜、铁、玉带钩各一件。 赤壁的位置 多年来,学术界对於「赤壁」地望问题讨论,诸说并起被近代传媒称为「新赤壁大战」。一般统计,至少有七种「赤壁说」:蒲圻说、黄州说、钟祥说、武昌说、汉阳说、汉川说、嘉鱼说。从目前讨论的情况看,争论的焦点是蒲圻说、嘉鱼说与黄州说何者为是,其余四说难以成立。 1. 蒲圻说:阴法鲁主编的《古文观止译注》中写道:「那个赤壁,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长江南岸。」《元和郡县图志》亦称:「赤壁山在蒲圻县西一百二十里,北临大江,其北岸即乌林,即周瑜用黄盖策,焚曹公舟船败走处。」胡三省注的《资治通鉴》和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主是说。三种说法,蒲圻说较为可信,因为近年蒲圻的赤壁陆续有大批的器物被发掘。1991年湖北大学人文学院出版了《古战场蒲圻赤壁论文集》赞同上述观点。 2. 嘉鱼说: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和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都持赤壁在今湖北嘉鱼县东北的观点。如上溯此说之源,有《大清一统志》引据《水经注》为证。《水经注》曰:「赤壁山在百人山南,应在嘉鱼县东北,与江夏接界处,上去乌林二百里。」此说后来为清末著名地理学家杨守敬所首肯。 3. 黄州说:还有一说认为赤壁在今武汉以东地带。唐朝杜牧和北宋苏轼都把黄冈(古黄州)西北的赤鼻矶(今「东坡赤壁」)视为赤壁,因为此地岩壁垂直,一片红色,宛若烈火烧过一样。苏轼《前赤壁赋》称:「西望夏口,东望武昌。」 --------------------------------------------------------------------------------------------------------------

汤闯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社会科学报》、《世界经济导报》、《新闻记者》、《现代人报》、《上海政协报》、《联合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新闻报》、《亚洲证券报》、《组织人事报》、《证券市场研究》、《新华文摘》、《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法制报》、《基金分析》、《新华网》、《雅虎网》、《新浪网》、《网易网》等媒体上发表了理论研究和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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