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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大法意去看一下
试论《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我国《合同法》将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和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有机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体现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不断融合的发展方向。现就《合同法》中有关不安抗辩权的规定进行分析。一、不安抗辩权的概念不安抗辩权是指双务合同成立后，应当先履行的一方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将不能履行或者有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可能时，在对方没有履行或者提供担保之前，所拥有的拒绝先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 不安抗辩权制度源于德国法，又称为拒绝权，具有留置担保的性质。不安抗辩权制度是大陆法系的一项传统制度，它与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一起，对双务合同中的先履行一方提供了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继承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同时，吸收和借鉴了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并结合我国国情，对传统不安抗辩权制度的不足加以改进，在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它体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防止合同欺诈、保障交易安全、实现公平、有序竞争的立法思想，也体现了我国合同制度与发达国家合同制度及国际商务合同贸易规则的接轨，实现了我国加入WTO后与世界贸易规则的接轨。 《合同法》对不安抗辩权制度作出如下规定： “第六十八条 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十九条 当事人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合同都不是立即履行的，合同的订立和合同履行会有一段时间间隔。在这段时间里当事人的财产状况会发生变化。如果应当先履行义务的一方在对方的财产状况已经恶化的情况下还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这将影响先履行一方债权的实现。如：合同约定先付款后交货，履行时，付款方发现供货方根本不可能交货，如果付款方仍必须付款，就可能是不但得不到货，甚至还退不了款。如果付款方不付款，在《合同法》实施前，根据以前的规定，会认为付款一方违约而承担违约责任。这对于付款一方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有必要设定一个保护机制来维护先履行一方的权益，避免不公平的结果。在大陆法系，这一规定就是不安抗辩权。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合同法》继承了大陆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并对其适用条件、效力等作出了比大陆法系国家更为详尽的规定。二、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条件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68条、第69条的规定，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条件如下：（一）、因同一双务合同互负债务。不安抗辩权只能发生于双务合同，单务合同中不能产生不安抗辩权。 （二）、债务的履行有先后顺序。履行有先后顺序即异时履行，双方履行合同的时间不一致，有先后顺序，一方先履行，另一方后履行。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对一般买卖合同，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一般是同时履行；而对于租赁、保管、承揽、运输、委托等合同，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除当事人有特别约定外，根据合同的性质，一般是异时履行。 (三)、后履行一方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即财产状况发生恶化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后履行方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能力的原因有： 1、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如果后履行一方已经濒临破产，处于停产或半停产，遭受经营上或财产上的重大损失，因资金困难而不能支付相互间先期发生的债务，已经严重影响到先履行方债权的实现，均可认为属于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如甲与乙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期房买卖合同，约定甲于3月1日缴款，乙于10月1日交房。正当甲准备付款时，忽然得知因乙方原因，银行已停止向乙方提供建房贷款，乙方又无其他资金来源。甲就可以以乙公司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为由，拒绝按约定时间付款。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也即指财产以显著减少，危及债务履行的情况。 2、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如果说经营状况严重恶化，还不是后履行一方主观愿望所致，那么如果后履行一方主观上就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或根本就是为了，先履行一方当然可以主张不安抗辩权。因为此时先履行一方确确实实地感觉到“不安”了。转移财产是指将自有的财产隐匿起来或者无偿及低价将财产转让给他人的行为。抽逃资金是指在不改变工商登记的情况下将资金转移隐匿的行为。如果抽逃的资金是公司的注册资金，根据《刑法》第159条的规定，构成抽逃出资罪，是犯罪行为，要承担刑事责任。以上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逃避债务，让自己事实上无法承担任何财产责任，损害先履行方的利益。如果后履行方转移财产（无偿或以明显低价）行为是发生在先履行一方履行义务之后，则先履行方可根据的《合同法》第74条、第75条的规定行使撤销权。而不发生不安抗辩权。 3、丧失商业信誉。商业信誉是合同主体的信用程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可以说是交易的基础。如果一方主体丧失了商业信誉，那么交易对方理所当然地要怀疑其履约能力。如商场多次经销假冒伪劣商品，所卖商品质量低劣，多次不履行与他人合同，不付款等情况；建筑施工企业承建的工程发生倒塌、倾斜、致人伤亡、多次发生不按期交工等情况，均可认为丧失了商业信誉。 4、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这是一个概括性的条件，适用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而立法时又无法一一列举的情形，同时留给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利。如后履行一方丧失履行能力但不体现为财产减少及经营恶化的情况。例如：特定物的买卖合同，应当先付款的一方在付款时发现该特定物已灭失，不可能交付时，可行使不安抗辩权，拒绝付款。又如，提供劳务的合同，应先付劳务费的一方发现该提供劳务者因病致残，劳务合同不可能履行，可拒绝先行支付劳务费。 按照传统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对于财产状况恶化应于何时发生有二种不同的态度：一是在合同成立时已有财产恶化的状况；二是在合同成立后发生财产恶化的状况。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我个人认为，财产状况恶化应发生在合同成立以后。因为如上述情形发生在合同成立前，如一方因不知道或出于重大误解，则他可根据《合同法》关于合同撤销的规定行使撤销权解决，如一方明知对方财产恶化仍与其签订合同，那么其是自愿承担风险，法律则没有必要保护。 （四）、先履行方有确切的证据。《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是参照了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及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但传统的不安抗辩权及英美法的预期违约对于财产状况恶化采用的是主观判断，即主观上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对方不能正常履约，就可以中止合同的履行。与其不同，我国《合同法》使用了“确切证据”标准，即先履行方主张不安抗辩权，只有用确切证据来证明发生了法定的四种情形，而不能凭主观猜测。《合同法》之所以采用“确切证据”的标准，是因为立法者担心不安抗辩权制度在实践中会被滥用。因此规定：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另外，《合同法》对先履行方行使不安抗辩权规定了两项义务，作为合同双方利益的平等保护。其一，及时通知的义务，即行使不安抗辩权而中止履行的一方，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使对方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提供担保以消灭不安抗辩权。如先履行方不履行该通知义务而中止履行合同，则应赔偿因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如甲行使不安抗辩权而不交货，但没有通知对方乙。而乙为了接受货物租赁了部分仓库，即使不安抗辩权成立，因其未及时通知对方乙，也应承担因此给乙造成的租赁费损失。至于“及时通知”应理解为在可能的情况下立即、不迟延地通知。在此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解释通知是否“及时”。实践中通知的方式也应注意，《合同法》无具体规定，但依通常理解，应以对方接到通知为准。对此，先履行方也应举证证明自己已发出通知，并且对方已收到该通知。其二、举证义务。即行使不安抗辩权必须举出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法律所规定的情形。有“确切证据”是行使不安抗辩权的实质条件，而向对方提出证据却是程序上的要求。不履行通知义务及不履行举证义务同样要承担责任。因为证据是判断不安抗辩权是否成立的依据，证据是否真实可靠需得到对方的认可。如果不举证，对方无法对证据判断，也就不能决定是否提供担保，如果已举证，则不论后履行方是否认可先履行方提出的证据，只要不安抗辩权成立，后果由后履行方承担。当然，如果双方对证据存有异议，不安抗辩权是否能够成立，在双方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可提起诉讼或仲裁，由法院或仲裁机构做出判断，先履行方对该证据是否合格承担责任。
《合同法》与招投标问过好多招标代理机构的年轻人，整个招标投标程序操作至全过程结束的目的是什么？大都一脸的茫然加疑惑，部分人能回答：省钱。这种答案不能不说是行业中的悲哀了，其实答案只有三个字：签合同。招标投标的整个过程是一个为签订合同做准备直至合同签订完成的过程。招标代理则是招标代理机构受招标人委托为招标人寻找一个完成招标项目的合同当事人，即选一个有能力又经济的合作伙伴。既然是签订合同的过程，就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行事。《合同法》中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要约-承诺”是合同订立的基本过程，是受法律保护的。一旦要约成立（即到达受约人处），发出的一方即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同样，承诺成立，发出承诺的一方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招标投标就是通过招标方式，完成“要约-承诺”的全过程，用于约束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看似简单，其实具体落实到招标投标活动中的各个阶段，对比起来就比较复杂了。现在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中规定的“招标投标”与《合同法》中规定“要约-承诺”他们之间的关系分析一下。一、招标公告和投标邀请书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招标公告”和“投标邀请书”是 “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是引诱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一种特殊方式。它不是要约的意思表示，只是要约邀请，属于事实行为，不是法律行为。在招标投标活动中“要约邀请”引诱的不只是一个要约人，而是不少于三个，所以应当广而告之。要约邀请不承担法律责任，如果你不想向我发出要约，可以不参加招标投标活动，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按照我“要约邀请”中的提示，即通过“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了解项目情况，了解向招标人发出要约的有关事项。二、编制和发售招标文件编制、发售招标文件，招标文件中对项目情况进行详细阐述，并初步规定（这里是规定，不是协商）了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使要约人了解更详细的项目情况。招标文件算“要约”、 “要约邀请” 还是“承诺”，现在还有些争议。一般大家习惯把它算做“要约邀请”，即我编制招标文件邀请你来向我发出要约，你要是不想向我发出要约，可以不参加投标，即不递交投标文件。它符合《合同法》的“要约邀请”条件。可招标文件中又有一些受要约人和要约人双方应负的法律责任在里面。例如合同部分，大家都知道，合同是附在招标文件里的，是承诺人的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而要约邀请不属法律行为，招标文件的解释顺序一般又在投标文件前，也就是说此处的本应“承诺”的内容跑到“要约邀请”里面去了，还有要约的内容也搀杂其中，所以单讲招标文件是“要约邀请”还有些问题。大部分行内人士认为招标文件是要约邀请内容的具体化，是要约邀请的继续，是要约邀请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个人认为招标文件有别于合同法的“要约邀请”，它包含了部分“承诺”的成分和本应要约人发出的要约信息。它应该属于合同一方当事人即招标人的提前承诺，虽然不受《合同法》的约束，但在《招标投标法》中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开标前十五天受其约束，不得随意改动。这是一般法与特殊法的关系问题，有些盘根错节。《招标投标法》有其特殊性，依据《招标投标法》的第十三条、第二十八条规定，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发出要约的要约人是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是准备通过竞争来获取承诺的多个当事人，招标文件是向多个投标人发售的，它不是《合同法》中所指的合同双方的哪一方，因为合同的另一方还没有确定，即要约人还没有确定。招标文件自发售之日起至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至少十五日至，这一段时间招标文件还可以认定为“要约邀请”，因为还可以做必要的澄清和修改。但开标前十五日后，招标文件对招标人产生了的约束力，此时只认定是事实行为而没有法律行为，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就有些太随便了，不能因为招标人发出的招标文件，在法律上认定为“要约邀请”，没有法律行为，就可以在承诺前回避或逃避责任，对于做为参加投标的要约人和当事人的投标人来讲，就谈不上公平了。在实际项目操作中，有很多招标人对这个十五天的规定极端的不重视，经常随意修改招标文件的内容，其实与只认定招标文件是“要约邀请”有很大关系关系。招标文件有好多内容是招标人自己给自己规定的法律责任，所以不能单单将招标文件认定为“要约邀请”或“要约”。它是由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即招标人做出的部分“要约邀请”加部分的“提前承诺”揉合在一起的具有一定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是合同的组成部分。三、递交投标文件递交投标文件截止、开标是要约到达的时间即要约生效时间。其实，对于投标人来讲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才是比较重要的时刻，因为要约人的所有法律责任在这一时间成立，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包括投标文件的修改和撤回均应在这一时刻之前），即要约成立。《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要约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招标过程中生效时间即为投标截止时间，即开标时。《合同法》规定了撤消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同时，也就是说投标截止后就不可以撤回投标，当然也就不可以补充和修改投标文件，投标截止时(开标时)发出要约的投标人，已经接受了要约邀请，作出了要约的意思表示，法律行为成立。投标人受其约束，不可随意改变法律条件，在招标投标活动中为投标人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并不得随意改变，如改变将按违约处理，承担响应责任。四、评标、推荐和确定中标人评标、推荐和确定中标人的过程，是从众多发出要约的人中选出最优秀的法律意思表示人，接受要约的过程。对各要约人的意思表示进行评比直至确定中标人，即要约—承诺。整个过程在《合同法》中没有时限要求，只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了“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这里可理解为双方的事先约定。《招标投标法》也没有对其作出明确时间限制，只是规定了发出《中标通知书》后签订合同的时间，但《招标投标法》有其特殊性，它使要约人和承诺人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受投标有效期的约束，所以各部委又在各种办法和规定中相应制定了部分时间的限制，而且各部委之间的规定各有差异，不好掌握，是个有待统一解决的问题。五、发出《中标通知书》发出中标通知书，即招标人做出了承诺，它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合同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发出通知后是否可以理解为招标文件中的合同就成立了，其实不然，招标文件中的合同是一个不完善的合同，如果代理机构认真负责些，业主又比较明白，那么合同会严谨和完整些，如果文件编制肤浅粗糙，那么合同的签订便十分麻烦和困难。此时已经承诺确定了中标人，再谈合同细节内容，互不相让，这时候再回头看招标文件的性质时，还能看做只是“要约邀请”吗？对双方来说，它还含有一部分“要约”和“承诺”在里面。还有一个经常被业主和代理机构以及监督机构忽视的问题，即《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由招标人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此处的“招标人”有可能是业主，也有可能是招标代理机构，还有可能是他们双方，看是如何委托的了。在招标活动实际操作中，招标代理机构往往习惯以自己的名义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此项工作就由代理机构代劳了。那么，代理机构有权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吗？我个人认为，如果招标人全权委托代理机构，并对中标结果予以认可，还是可以的，但往往代理合同在双方权利和义务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我看招标代理机构不去自以为是的代理此事也罢。谁来做出“承诺”是《合同法》中规定的法律地位主体能否成立的重要条件，所以以招标代理机构名义发出中标通知书，总归不符合法律规定，有些篡权的味道。中标通知书是承诺人的第一承诺，是确定合同主体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可不能儿戏。如果中标人收到的中标通知书是以招标代理机构名义发出的，那么一旦发生问题，招标人可以否认其合法性，到时约定俗成的东西，就没有法律依据了，官司难打。虽然此类事情极少发生，但合同主体还是清楚点比较好，这也是招标人的权利。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一个投标人，中标通知书所加盖的红章是招标代理机构的，我会放心吗？我又不是与你们招标代理机构签订合同，你哪有权利向我的要约做出承诺，承诺人是项目业主，讲的通俗些，是支付给我工钱的人，我哪里会承认你。现在是买方市场，投标企业竞争太激烈，大家都不去计较这些，赶快签了合同，我投标人再也不用与代理机构打交道了。签订合同后，承诺的主体确定下来，大家即可按照合同履行责任和义务，下步工作也就按部就班了。了解了以上内容后发现，以《合同法》解释招标投标的过程，其中有一个问题不好确定，就是招标文件的定位，是否理解为“要约邀请”，还是“承诺”？我想不好加以定义。那么如果算做“要约邀请”，只是招标人一方的意愿，是否能理解为双方的前期沟通，那么是否需双方协商法律责任？而不是招标人自己说了算。倒是理解为“提前承诺”或含部分“要约”比较合适，招标人已经将自己签订合同后的法律责任和部分承诺事先写在里头了，例如：工期、付款方式、计价方法等，并且规定了一段时限的法律约定，就不能只认作是“要约邀请”了。看来，两部法的融会贯通还是个复杂的问题，或许法已经到了该重新修订的时候了。二○○六年十月
你好的！ 这个我简单跟你说说：你参考的资料是法律的话，那个法律是专著【M】上的，还是【J】呢？这个主要是你你的资料是来自于什么，而不是具体的领域！【友情提示】==================论文写作方法=========================== {首先就不要有马上毕业，最后一次花点钱就得了的想法} ① 其实，原创的论文网上没有免费为你代谢的！谁愿意花时间给你写这个呢？难道你在空闲的时间原以为别人提供这种毫无意义的服务么？所以：还不如自己写。主要是网上的不可靠因素太多，万一碰到人的，就不上算了。 ② 写作论文的简单方法，首先大概确定自己的选题【这个很可能老师已经给你确定了】，然后在网上查找几份类似的文章。 ③ 通读一些相关资料，对这方面的内容有个大概的了解！看看别人都从哪些方面写这个东西！ ④ 参照你们学校的论文的格式，列出提纲，接着要将提纲给你们老师看看，再修改。等老师同意你这个提纲之后，你就可以补充内容！ ⑤ 也可以把这几份论文综合一下，从每篇论文上复制一部分，组成一篇新的文章！然后把按自己的语言把每一部分换下句式或词，经过换词不换意的办法处理后,网上就查不到了！ ⑥ 最后，到万方等数据库进行检测【这里便宜啊，每一万字才1块钱】，将扫红部分进行再次修改！ ⑦ 祝你顺利完成论文!【WARNING】========================================================= [Ⅰ] 如果确认找人代笔，交押金的要慎重考虑！ [Ⅱ] 淘宝交易的话，一定看好他的打款时间，有的设定为【3天】，到期之后人家自然收到钱！ [Ⅲ] 希望用我的回答能让童鞋们多个心眼！
《合同法》与招投标问过好多招标代理机构的年轻人，整个招标投标程序操作至全过程结束的目的是什么？大都一脸的茫然加疑惑，部分人能回答：省钱。这种答案不能不说是行业中的悲哀了，其实答案只有三个字：签合同。招标投标的整个过程是一个为签订合同做准备直至合同签订完成的过程。招标代理则是招标代理机构受招标人委托为招标人寻找一个完成招标项目的合同当事人，即选一个有能力又经济的合作伙伴。既然是签订合同的过程，就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行事。《合同法》中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要约-承诺”是合同订立的基本过程，是受法律保护的。一旦要约成立（即到达受约人处），发出的一方即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同样，承诺成立，发出承诺的一方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招标投标就是通过招标方式，完成“要约-承诺”的全过程，用于约束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看似简单，其实具体落实到招标投标活动中的各个阶段，对比起来就比较复杂了。现在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中规定的“招标投标”与《合同法》中规定“要约-承诺”他们之间的关系分析一下。一、招标公告和投标邀请书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招标公告”和“投标邀请书”是 “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是引诱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一种特殊方式。它不是要约的意思表示，只是要约邀请，属于事实行为，不是法律行为。在招标投标活动中“要约邀请”引诱的不只是一个要约人，而是不少于三个，所以应当广而告之。要约邀请不承担法律责任，如果你不想向我发出要约，可以不参加招标投标活动，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按照我“要约邀请”中的提示，即通过“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了解项目情况，了解向招标人发出要约的有关事项。二、编制和发售招标文件编制、发售招标文件，招标文件中对项目情况进行详细阐述，并初步规定（这里是规定，不是协商）了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使要约人了解更详细的项目情况。招标文件算“要约”、 “要约邀请” 还是“承诺”，现在还有些争议。一般大家习惯把它算做“要约邀请”，即我编制招标文件邀请你来向我发出要约，你要是不想向我发出要约，可以不参加投标，即不递交投标文件。它符合《合同法》的“要约邀请”条件。可招标文件中又有一些受要约人和要约人双方应负的法律责任在里面。例如合同部分，大家都知道，合同是附在招标文件里的，是承诺人的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而要约邀请不属法律行为，招标文件的解释顺序一般又在投标文件前，也就是说此处的本应“承诺”的内容跑到“要约邀请”里面去了，还有要约的内容也搀杂其中，所以单讲招标文件是“要约邀请”还有些问题。大部分行内人士认为招标文件是要约邀请内容的具体化，是要约邀请的继续，是要约邀请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个人认为招标文件有别于合同法的“要约邀请”，它包含了部分“承诺”的成分和本应要约人发出的要约信息。它应该属于合同一方当事人即招标人的提前承诺，虽然不受《合同法》的约束，但在《招标投标法》中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开标前十五天受其约束，不得随意改动。这是一般法与特殊法的关系问题，有些盘根错节。《招标投标法》有其特殊性，依据《招标投标法》的第十三条、第二十八条规定，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发出要约的要约人是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是准备通过竞争来获取承诺的多个当事人，招标文件是向多个投标人发售的，它不是《合同法》中所指的合同双方的哪一方，因为合同的另一方还没有确定，即要约人还没有确定。招标文件自发售之日起至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至少十五日至，这一段时间招标文件还可以认定为“要约邀请”，因为还可以做必要的澄清和修改。但开标前十五日后，招标文件对招标人产生了的约束力，此时只认定是事实行为而没有法律行为，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就有些太随便了，不能因为招标人发出的招标文件，在法律上认定为“要约邀请”，没有法律行为，就可以在承诺前回避或逃避责任，对于做为参加投标的要约人和当事人的投标人来讲，就谈不上公平了。在实际项目操作中，有很多招标人对这个十五天的规定极端的不重视，经常随意修改招标文件的内容，其实与只认定招标文件是“要约邀请”有很大关系关系。招标文件有好多内容是招标人自己给自己规定的法律责任，所以不能单单将招标文件认定为“要约邀请”或“要约”。它是由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即招标人做出的部分“要约邀请”加部分的“提前承诺”揉合在一起的具有一定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是合同的组成部分。三、递交投标文件递交投标文件截止、开标是要约到达的时间即要约生效时间。其实，对于投标人来讲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才是比较重要的时刻，因为要约人的所有法律责任在这一时间成立，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包括投标文件的修改和撤回均应在这一时刻之前），即要约成立。《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要约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招标过程中生效时间即为投标截止时间，即开标时。《合同法》规定了撤消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同时，也就是说投标截止后就不可以撤回投标，当然也就不可以补充和修改投标文件，投标截止时(开标时)发出要约的投标人，已经接受了要约邀请，作出了要约的意思表示，法律行为成立。投标人受其约束，不可随意改变法律条件，在招标投标活动中为投标人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并不得随意改变，如改变将按违约处理，承担响应责任。四、评标、推荐和确定中标人评标、推荐和确定中标人的过程，是从众多发出要约的人中选出最优秀的法律意思表示人，接受要约的过程。对各要约人的意思表示进行评比直至确定中标人，即要约—承诺。整个过程在《合同法》中没有时限要求，只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了“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这里可理解为双方的事先约定。《招标投标法》也没有对其作出明确时间限制，只是规定了发出《中标通知书》后签订合同的时间，但《招标投标法》有其特殊性，它使要约人和承诺人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受投标有效期的约束，所以各部委又在各种办法和规定中相应制定了部分时间的限制，而且各部委之间的规定各有差异，不好掌握，是个有待统一解决的问题。五、发出《中标通知书》发出中标通知书，即招标人做出了承诺，它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合同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发出通知后是否可以理解为招标文件中的合同就成立了，其实不然，招标文件中的合同是一个不完善的合同，如果代理机构认真负责些，业主又比较明白，那么合同会严谨和完整些，如果文件编制肤浅粗糙，那么合同的签订便十分麻烦和困难。此时已经承诺确定了中标人，再谈合同细节内容，互不相让，这时候再回头看招标文件的性质时，还能看做只是“要约邀请”吗？对双方来说，它还含有一部分“要约”和“承诺”在里面。还有一个经常被业主和代理机构以及监督机构忽视的问题，即《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由招标人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此处的“招标人”有可能是业主，也有可能是招标代理机构，还有可能是他们双方，看是如何委托的了。在招标活动实际操作中，招标代理机构往往习惯以自己的名义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此项工作就由代理机构代劳了。那么，代理机构有权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吗？我个人认为，如果招标人全权委托代理机构，并对中标结果予以认可，还是可以的，但往往代理合同在双方权利和义务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我看招标代理机构不去自以为是的代理此事也罢。谁来做出“承诺”是《合同法》中规定的法律地位主体能否成立的重要条件，所以以招标代理机构名义发出中标通知书，总归不符合法律规定，有些篡权的味道。中标通知书是承诺人的第一承诺，是确定合同主体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可不能儿戏。如果中标人收到的中标通知书是以招标代理机构名义发出的，那么一旦发生问题，招标人可以否认其合法性，到时约定俗成的东西，就没有法律依据了，官司难打。虽然此类事情极少发生，但合同主体还是清楚点比较好，这也是招标人的权利。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一个投标人，中标通知书所加盖的红章是招标代理机构的，我会放心吗？我又不是与你们招标代理机构签订合同，你哪有权利向我的要约做出承诺，承诺人是项目业主，讲的通俗些，是支付给我工钱的人，我哪里会承认你。现在是买方市场，投标企业竞争太激烈，大家都不去计较这些，赶快签了合同，我投标人再也不用与代理机构打交道了。签订合同后，承诺的主体确定下来，大家即可按照合同履行责任和义务，下步工作也就按部就班了。了解了以上内容后发现，以《合同法》解释招标投标的过程，其中有一个问题不好确定，就是招标文件的定位，是否理解为“要约邀请”，还是“承诺”？我想不好加以定义。那么如果算做“要约邀请”，只是招标人一方的意愿，是否能理解为双方的前期沟通，那么是否需双方协商法律责任？而不是招标人自己说了算。倒是理解为“提前承诺”或含部分“要约”比较合适，招标人已经将自己签订合同后的法律责任和部分承诺事先写在里头了，例如：工期、付款方式、计价方法等，并且规定了一段时限的法律约定，就不能只认作是“要约邀请”了。看来，两部法的融会贯通还是个复杂的问题，或许法已经到了该重新修订的时候了。二○○六年十月
案例1.甲乙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甲为借款人，乙为出借人，借款数额为5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两年。 丙、丁为该借款合同进行保证担保，担保条款约定，如甲不能如期还款，丙、丁承担保证责任。戊对甲乙的借款合同进行了抵押担保，担保物为一批布匹（价值300万元），未约定担保范围。 请回答下列问题： 1、设甲、乙均为生产性企业，借款合同的效力如何？为什么？ 2、设甲、乙均为生产性企业，甲到期无力还款，丙丁应否承担责任？为什么？ 3、设甲、乙之间的合同有效，甲与乙决定推迟还款期限1年，并将推迟还款协议内容通知了丙、丁、戊，丙、丁、戊未予回复。丙、丁、戊是否承担担保责任？为什么？ 4、设甲、乙决定放弃戊的抵押担保，且签订了协议，但未取得丙、丁的同意。则丙、丁是否承担保证责任？为什么？ 5、设甲到期不能还款，乙申请法院对戊的布匹进行拍卖，拍卖价款为550万元，扣除费用后得款520万元，足以偿还乙的本金、利息和费用。乙能否以拍卖所得清偿自己的全部债务？为什么？ 6、设戊的布匹因不可抗力灭失；丙被宣告失踪，其财产已由庚代管。现甲不能偿还到期债务，丁偿还了乙的全部债权，丁的追偿权可向谁行使？为什么？ 参考答案： 1、无效。借款合同属于违法资金拆借行为，合同无效。 2、不承担保证责任，但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该过错赔偿责任为不能还款数额的三分之一。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各自相应的过错承担责任。 3、保证人丙丁不承担保证责任，但抵押人戊仍应承担担保责任。保证合同未约定保证期限的，为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六个月，现甲乙推迟还款期限一年，未取得保证人的书面同意，保证人只在原保证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因超出了六个月的保证期限，故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而抵押权消灭的期间为主债务诉讼时效届满之日起两年。虽然甲乙推迟还款期限一年，仍未超出抵押权的消灭期间，故戊应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4、保证人丙丁仍应承担200万元的保证责任。因为债权人放弃物保的，保证人在放弃物保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 5、可以。同一债权既有第三人提供的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的抵押且未约定担保范围的，债权人可向任一担保人请求全部清偿。 6、可向债务人甲和财产代管人庚追偿。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就取得了对债务人的追偿权。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就取得对其他担保人的应承担份额的追偿权。戊作为抵押担保人，其抵押物灭失，抵押权消灭。故其丧失抵押担保人的身份，丁不能向戊追偿。丙已失踪，其财产由庚代管，财产代管人在诉讼中可为诉讼当事人。故可向庚追偿。 案例2. A地甲公司与B地乙公司签订一份书面购销合同，甲公司向乙公司购买冰箱200台，每台价格是1500元。 双方约定由乙公司代办托运，甲公司在收到货物后的10日内付款，合同的违约金为合同价款的10％，并且约定了因合同发生纠纷由合同签订地C地的法院管辖。但是，在合同签订后，乙公司因为资金不足，发生生产困难，没有能够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交付货物。甲公司要求乙公司支付违约金，乙公司拒绝，双方发生争议，甲公司提起诉讼。 请回答下列问题： 1、甲乙双方约定合同的签订地的法院为合同纠纷的管辖法院，该管辖协议是否有效？ 2、如果双方当事人约定C地为合同的履行地，并且约定合同履行地的法院为合同纠纷的管辖法院，请问此时就本案而言，C地的法院是否因此而取得管辖权？为什么？ 3、本案件中，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管辖协议，那么，甲公司可以向哪个法院提起诉讼？ 4、如果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仅仅约定了合同的履行地为C地，并没有约定管辖协议，此时甲公司应当向哪个法院提起诉讼？ 5、如果双方当事人为了平等地保护双方的利益，在合同中约定因为合同发生纠纷，当事人可以向原告住所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法院提起诉讼，那么，此时甲公司可以向哪个法院提起诉讼？ 6、如果乙公司已经交付了货物，合同的实际履行地是D地，但是，甲公司没有能够按时支付价款，双方发生争议，乙公司提起诉讼，此时，乙公司向D地的法院提起了诉讼，甲公司应诉答辩，没有提出异议，此时D地的法院是否因此而享有管辖权？ 7、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并没有约定合同纠纷的管辖法院，而是在合同发生纠纷后，才书面约定了合同签订地的法院为合同纠纷的管辖法院，此时的管辖协议是否有效？ 参考答案： 1、该管辖协议有效，因为是在书面合同中约定了合同签订地的法院为合同纠纷管辖法院，不违反专属管辖和级别管辖等特殊规定，具备了管辖协议生效的条件。 2、此时C地的法院取得管辖权，因为双方当事人约定C地的法院为合同纠纷的管辖法院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规定，而且也符合管辖协议的生效条件，因此，C地的法院取得管辖权。 3、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管辖协议。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合同纠纷应当由合同履行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意见》的规定，因为合同纠纷提起诉讼，如果合同没有实际履行，而且双方当事人的住所地又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应当由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因此，在当事人双方没有约定管辖协议的情况下，因为本案件中的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如果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没有约定合同履行地或者是合同中约定的合同履行地与原告住所地和被告住所地均不同，则原告只能向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就是向B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此时，甲公司应当向被告所在地D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理由同上题答案。 5、此时双方当事人约定的管辖协议无效，甲公司只能按照法定管辖向被告住所地或者是合同履行地的法院提起诉讼。同时，考虑到本案中的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因此，此时应当按照上述第三题的情况处理。因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法意见》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选择的协议不明确或者选择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或者是标的物所在地的人民法院中的两个以上法院管辖的，选择管辖的协议无效，此时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管辖处理。 6、此时D地的人民法院取得管辖权。虽然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合同纠纷的管辖法院，但是原告没有向约定的管辖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在答辩期间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应当视为双方当事人放弃了管辖协议。 7、此时的管辖协议依然有效，因为管辖协议可以作为购销合同的一部分，也可以独立于购销合同。只要当事人双方书面约定，符合合同生效的一般要件，并且不违反法律关于管辖协议的禁止性规定，管辖协议就具有法律效力。
试论《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对于上述两项义务，有的著作认为是“附随义务”，对此，我有不同观点。我认为此两项义务是法条明确规定的，属法定义务或法定程序，而不是附随义务。只要先履行方行使不安抗辩权就应符合法定的条件或程序，履行法定义务。三、不安抗辩权的效力 传统上的不安抗辩权只是一时性的抗辩权，只是“抗辩”，产生中止履行的效力，即只是暂时停止履行或延期履行，不消灭履行义务。但仅仅中止履行并没有真正解决双方因法定情形出现而产生的矛盾。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不安抗辩权行使将产生两种效力，即中止履行和解除合同。这也是《合同法》对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与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的结合。 （一）、中止合同履行的效力 1、先履行方可中止履行合同，但应通知对方，并给对方合理期限，使其恢复履行能力或提供适当的担保。中止履行既是行使权力的行为，又是合法行为，应当先履行方不履行债务或迟延履行在此并不构成违约。中止履行，是暂时停止履行或延期履行的意思，不同于合同的解除，其目的不在于使合同关系消灭，而是维持合同关系，等待对方恢复履行能力或提供担保。 2、在合理期限内，后履行方恢复了履行能力或提供了适当担保，先履行方应当继续履行合同。如果后履行方的履行能力恢复，即法定的四种情形好转，已能满足履行义务的要求，或者提供了担保，如提供了保证人，用财产作了抵押或质押，则不安抗辩权消灭，先履行方应继续履行合同。提供了适当的担保是消灭不安抗辩权的条件，先履行方中止履行合同的基础消失。此时，充分体现了不安抗辩权一时抗辩权的性质。原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因先履行方合法行使了不安抗辩权而应相应顺延，或由双方重新确定新的履行期限。 （二）、解除合同的效力 如果合理期限届满，后履行方的履行能力没有恢复，也没有提供适当的担保，则先履行方可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合同。解除权是合同成立生效后由一方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并不需要对方同意，只要有约定或直接根据法律规定即可。《合同法》在此就给予了先履行方解除权。《合同法》关于先履行方解除权的规定是传统不安抗辩权制度中所没有的，这显然是吸收了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中的做法，应该说是对不安抗辩权制度的重大发展。四、《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与传统不安抗辩权及预期违约制度的比较 《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是承继了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同时，吸收和借鉴了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并结合我国国情，对传统不安抗辩权的不足加以了改进，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 （一）、与传统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的比较 传统上的不安抗辩权，是指订立合同以后，后履行一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恶化，先履行一方可以要求对方立即履行合同或提供担保。在此之前，可以不履行自己的债务。如《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都有相应的规定。我国的法律属大陆法系，但《合同法》关于不安抗辩权的规定与法、德等国的规定不尽相同。 1、成立条件上看，按照传统规定，发生不安抗辩权应具备两项条件：一是合同成立后后履行一方的财产状况恶化；二是财产的显著减少可能造成后履行一方不能履行合同义务。而《合同法》规定了发生不安抗辩权的四种情形，即（1）、经营状况严重恶化；（2）、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3）、丧失商业信誉；（4）、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从此规定上看，成立的条件不仅仅是对财产状况的恶化，而且包括其他条件，要比传统的规定更宽。在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下，更有利于保护先履行方的利益。尤其是把商业信誉的丧失作为判断相对人失去履行能力的标准，充分体现了诚实信用的立法原则。 2、传统上的不安抗辩权不需要提出确切证据，允许先履行方较低限度的主观上的判断。而《合同法》规定必须提供“确切证据”证明。 3、传统上只规定了可以拒绝自己的给付，但对于后履行一方不为对待给付或提供担保时，先履行方是否可以解除合同没有规定，不安抗辩权只有抗辩的性质。而《合同法》规定了解除合同的具体条件，即后履行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约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二）、与预期违约制度的比较 在《合同法》中，与不安抗辩权制度相似的是预期违约，即第108条的规定。预期违约又称先期违约，包括明示的预期违约与默示的预期违约。明示的预期违约是指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到来或届满之前，一方当事人明确地表示他将不履行合同；默示的预期违约是指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到来或届满之前，一方当事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其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预期违约是英美法系的一项传统制度。在预期违约中，当事人并没有实际违约行为，但其行为已表明他已置合同于不顾，意图消灭有效的合同关系。预期违约表现为未来将不履行义务，而不象实际违约那样表现为现实的违反义务。实际上侵害的是期待的债权而非现实的债权。《合同法》在规定了不安抗辩权的同时，又在第108条规定了预期违约，即“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由于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特别是默示的预期违约极为相似，有人认为是法律条文的重合。但我个人认为，其二者还是有区别的。预期违约的适用不存在前提条件，即不以当事人履行债务的时间有先后顺序为条件。这就可以保护那些应后履行的一方当事人。如果该当事人发现对方不能履行时，可解除合同，而不必等待对方实际违约。这样显然可以减少其风险和损失。不安抗辩权的行使仅为依约为先履行一方，而预期违约制度则平等地赋予合同双方救济权，从而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利益，维护交易秩序。《合同法》既规定不安抗辩权又规定预期违约制度，也有拾遗补缺，将一切预期的违约行为都纳入到法律规范中，以维护市场秩序的初衷。五、《合同法》中不安抗辩权的不足 （一）、举证责任过重 与英美法系的默示预期违约制度和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允许有较低限度的主观判断不同，《合同法》对举证责任的要求相当严格。当事人行使不安抗辩权要求“有确切证据”，否则将承担违约责任。行使不安抗辩权一方负举证责任是应该的，但即使在市场规则较完善的国家，要取得“确切证据”也非易事，更何况目前我国法制环境还不完善，要掌握“确切证据”相当困难，需付出大量人力和物力。此虽可避免权利被滥用，却将大大增加当事人的行使成本。证据的“确切”程度也不明确，怎样才算“确切证据”？这将出现你提出证据，对方会反驳证据不确切，造成扯皮局面。因此，有必要在要求先履行方负举证责任的同时，要求后履行方负一定的反证责任，以减少行使不安抗辩权的使用成本。 （二）、“适当担保”含义不清 当后履行一方提供了“适当担保”后，先履行方应恢复履行。但“适当担保”的“适当”程度法律没有做出规定，怎样才算“适当”？应以谁的标准为准？在后履行方提供其认为是“适当”的担保后，先履行方可以担保不适当为由拒绝履行其义务，从而造成后履行方的损失。因此应当对“适当担保”做出明确的解释。 （三）、“合理期限”不明确 当后履行一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先履行方可解除合同。那么多长时间才算“合理期限”？是由双方约定还是法律规定？在实践中较难操作。因此应借鉴英美法系中的有关规定，由司法解释根据我国国情做出确定为宜。 综上所述，《合同法》将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和英美法系预期制度有机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权制度，极大丰富了我国民法理论，使现实中许多问题有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尤其是对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条件、法律救济措施的规定，使实践中更易操作，对于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将起到积极作用。对于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和庭审实践共同加以解决。
《合同法》与招投标问过好多招标代理机构的年轻人，整个招标投标程序操作至全过程结束的目的是什么？大都一脸的茫然加疑惑，部分人能回答：省钱。这种答案不能不说是行业中的悲哀了，其实答案只有三个字：签合同。招标投标的整个过程是一个为签订合同做准备直至合同签订完成的过程。招标代理则是招标代理机构受招标人委托为招标人寻找一个完成招标项目的合同当事人，即选一个有能力又经济的合作伙伴。既然是签订合同的过程，就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行事。《合同法》中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要约-承诺”是合同订立的基本过程，是受法律保护的。一旦要约成立（即到达受约人处），发出的一方即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同样，承诺成立，发出承诺的一方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招标投标就是通过招标方式，完成“要约-承诺”的全过程，用于约束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看似简单，其实具体落实到招标投标活动中的各个阶段，对比起来就比较复杂了。现在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中规定的“招标投标”与《合同法》中规定“要约-承诺”他们之间的关系分析一下。一、招标公告和投标邀请书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招标公告”和“投标邀请书”是 “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是引诱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一种特殊方式。它不是要约的意思表示，只是要约邀请，属于事实行为，不是法律行为。在招标投标活动中“要约邀请”引诱的不只是一个要约人，而是不少于三个，所以应当广而告之。要约邀请不承担法律责任，如果你不想向我发出要约，可以不参加招标投标活动，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按照我“要约邀请”中的提示，即通过“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了解项目情况，了解向招标人发出要约的有关事项。二、编制和发售招标文件编制、发售招标文件，招标文件中对项目情况进行详细阐述，并初步规定（这里是规定，不是协商）了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使要约人了解更详细的项目情况。招标文件算“要约”、 “要约邀请” 还是“承诺”，现在还有些争议。一般大家习惯把它算做“要约邀请”，即我编制招标文件邀请你来向我发出要约，你要是不想向我发出要约，可以不参加投标，即不递交投标文件。它符合《合同法》的“要约邀请”条件。可招标文件中又有一些受要约人和要约人双方应负的法律责任在里面。例如合同部分，大家都知道，合同是附在招标文件里的，是承诺人的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而要约邀请不属法律行为，招标文件的解释顺序一般又在投标文件前，也就是说此处的本应“承诺”的内容跑到“要约邀请”里面去了，还有要约的内容也搀杂其中，所以单讲招标文件是“要约邀请”还有些问题。大部分行内人士认为招标文件是要约邀请内容的具体化，是要约邀请的继续，是要约邀请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个人认为招标文件有别于合同法的“要约邀请”，它包含了部分“承诺”的成分和本应要约人发出的要约信息。它应该属于合同一方当事人即招标人的提前承诺，虽然不受《合同法》的约束，但在《招标投标法》中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开标前十五天受其约束，不得随意改动。这是一般法与特殊法的关系问题，有些盘根错节。《招标投标法》有其特殊性，依据《招标投标法》的第十三条、第二十八条规定，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发出要约的要约人是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是准备通过竞争来获取承诺的多个当事人，招标文件是向多个投标人发售的，它不是《合同法》中所指的合同双方的哪一方，因为合同的另一方还没有确定，即要约人还没有确定。招标文件自发售之日起至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至少十五日至，这一段时间招标文件还可以认定为“要约邀请”，因为还可以做必要的澄清和修改。但开标前十五日后，招标文件对招标人产生了的约束力，此时只认定是事实行为而没有法律行为，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就有些太随便了，不能因为招标人发出的招标文件，在法律上认定为“要约邀请”，没有法律行为，就可以在承诺前回避或逃避责任，对于做为参加投标的要约人和当事人的投标人来讲，就谈不上公平了。在实际项目操作中，有很多招标人对这个十五天的规定极端的不重视，经常随意修改招标文件的内容，其实与只认定招标文件是“要约邀请”有很大关系关系。招标文件有好多内容是招标人自己给自己规定的法律责任，所以不能单单将招标文件认定为“要约邀请”或“要约”。它是由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即招标人做出的部分“要约邀请”加部分的“提前承诺”揉合在一起的具有一定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是合同的组成部分。三、递交投标文件递交投标文件截止、开标是要约到达的时间即要约生效时间。其实，对于投标人来讲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才是比较重要的时刻，因为要约人的所有法律责任在这一时间成立，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包括投标文件的修改和撤回均应在这一时刻之前），即要约成立。《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要约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招标过程中生效时间即为投标截止时间，即开标时。《合同法》规定了撤消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同时，也就是说投标截止后就不可以撤回投标，当然也就不可以补充和修改投标文件，投标截止时(开标时)发出要约的投标人，已经接受了要约邀请，作出了要约的意思表示，法律行为成立。投标人受其约束，不可随意改变法律条件，在招标投标活动中为投标人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并不得随意改变，如改变将按违约处理，承担响应责任。四、评标、推荐和确定中标人评标、推荐和确定中标人的过程，是从众多发出要约的人中选出最优秀的法律意思表示人，接受要约的过程。对各要约人的意思表示进行评比直至确定中标人，即要约—承诺。整个过程在《合同法》中没有时限要求，只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了“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这里可理解为双方的事先约定。《招标投标法》也没有对其作出明确时间限制，只是规定了发出《中标通知书》后签订合同的时间，但《招标投标法》有其特殊性，它使要约人和承诺人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受投标有效期的约束，所以各部委又在各种办法和规定中相应制定了部分时间的限制，而且各部委之间的规定各有差异，不好掌握，是个有待统一解决的问题。五、发出《中标通知书》发出中标通知书，即招标人做出了承诺，它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合同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发出通知后是否可以理解为招标文件中的合同就成立了，其实不然，招标文件中的合同是一个不完善的合同，如果代理机构认真负责些，业主又比较明白，那么合同会严谨和完整些，如果文件编制肤浅粗糙，那么合同的签订便十分麻烦和困难。此时已经承诺确定了中标人，再谈合同细节内容，互不相让，这时候再回头看招标文件的性质时，还能看做只是“要约邀请”吗？对双方来说，它还含有一部分“要约”和“承诺”在里面。还有一个经常被业主和代理机构以及监督机构忽视的问题，即《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由招标人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此处的“招标人”有可能是业主，也有可能是招标代理机构，还有可能是他们双方，看是如何委托的了。在招标活动实际操作中，招标代理机构往往习惯以自己的名义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此项工作就由代理机构代劳了。那么，代理机构有权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吗？我个人认为，如果招标人全权委托代理机构，并对中标结果予以认可，还是可以的，但往往代理合同在双方权利和义务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我看招标代理机构不去自以为是的代理此事也罢。谁来做出“承诺”是《合同法》中规定的法律地位主体能否成立的重要条件，所以以招标代理机构名义发出中标通知书，总归不符合法律规定，有些篡权的味道。中标通知书是承诺人的第一承诺，是确定合同主体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可不能儿戏。如果中标人收到的中标通知书是以招标代理机构名义发出的，那么一旦发生问题，招标人可以否认其合法性，到时约定俗成的东西，就没有法律依据了，官司难打。虽然此类事情极少发生，但合同主体还是清楚点比较好，这也是招标人的权利。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一个投标人，中标通知书所加盖的红章是招标代理机构的，我会放心吗？我又不是与你们招标代理机构签订合同，你哪有权利向我的要约做出承诺，承诺人是项目业主，讲的通俗些，是支付给我工钱的人，我哪里会承认你。现在是买方市场，投标企业竞争太激烈，大家都不去计较这些，赶快签了合同，我投标人再也不用与代理机构打交道了。签订合同后，承诺的主体确定下来，大家即可按照合同履行责任和义务，下步工作也就按部就班了。了解了以上内容后发现，以《合同法》解释招标投标的过程，其中有一个问题不好确定，就是招标文件的定位，是否理解为“要约邀请”，还是“承诺”？我想不好加以定义。那么如果算做“要约邀请”，只是招标人一方的意愿，是否能理解为双方的前期沟通，那么是否需双方协商法律责任？而不是招标人自己说了算。倒是理解为“提前承诺”或含部分“要约”比较合适，招标人已经将自己签订合同后的法律责任和部分承诺事先写在里头了，例如：工期、付款方式、计价方法等，并且规定了一段时限的法律约定，就不能只认作是“要约邀请”了。看来，两部法的融会贯通还是个复杂的问题，或许法已经到了该重新修订的时候了。二○○六年十月
一、合同法的立法指导思想 从立法指导思想入手，然后分析这部法律，对我们每一个法官、律师、学校教员来说，掌握这部法律可能更深入。立法指导思想是在立法方案中明文规定的。这部合同法的制定与别的法律制定不一样。新中国历史上每一部法律的制定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由一个行政部门牵头，组织一个班子，大家一来就列提纲、设计章节、拟条文，反反覆覆地修改。而这部合同法的制定却是首先设计立法方案，而立法方案的设计委托给八位专家来完成。八位专家中有两位法官，一位是最高院的李凡（音）副庭长和北京高院的何新，当时是研究室主任，现在是告申庭的庭长，两位庭长都是四十岁刚出头。其他六位同志，年龄最大的是江平教授，他当时六十多岁。其次就是我，当时五十岁刚出头。接下来就是三、四十岁的，如人民大学的王利明教授〔最年轻的，大概三十多岁〕；吉林大学的崔建远教授；烟台大学的郭明瑞教授；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法学研究》副主编张广新研究员。我们不是一开始设计合同法的章节，而是大家先来漫谈合同法发展的情况，即务虚。大家讨论本世纪以来合同法有哪些发展趋势，其精神实质发生了哪些变化，有些什么新的制度。在大陆法国家的德国、法国、日本，英美法国家的英国、美国等的合同法中以及在国际公约中比如联合国的国际货物销售公约中有些什么新的制度、新的创新、新的原则。讨论后先拟定制定本法的指导思想。共五个指导思想。 1.制定本法要从中国实际出发。 什么是中国的实际，经大家讨论斟酌，最后定下来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改革开放；第二个要点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三个要点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第四个要点是与国际市场接轨。只有这四点是中国的实际，其他任何的特征都不是中国的实际。 确定了中国实际以后，紧接着是要总结我们的合同立法和合同司法的经验。这就是要总结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制定的《民法通则》、三个合同法以及各个合同条例和一系列实施条例中的经验和不足。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法院的经验，尤其表现在最高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意见、关于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涉外合同法的意见，最高法院平时的解答、批复。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最高法院公报，公报自1985年创刊以来，陆续刊登了一些判决，这些判决当中有一些是有非常典型的意义，创设了一些新的规则。这些都要进行斟酌、分析，凡是成功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符合法理的，我们都要采纳。 然后还要广泛地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的立法经验和判例、学说，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战后以来在立法上通过修改法律、修订法律、制定法律创立了很多新的东西以及很多新的经验，一些重要的民法典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在战后都有一些修订，还有一些单行立法和他们的法院、法官创设的规则，都需要斟酌借鉴。战后以来发达国家法院同样面临着社会关系极度动荡、极度复杂，社会环境极度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新的案件、奇怪的案件在战前没有，在法律上没有相应的规定。而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法官面对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案件创设了一些新的规则，新的制度，我们都要尽可能地采纳、吸收。 除了国外先进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外，不能忽略我国的台湾。台湾的法律是我们国家在1929—1931年制定的，他们的民法典是我们中国当时的民法典，虽然现在叫台湾民法典，但它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并且台湾后来的经济生活有极大的发展，当我们在经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动乱时，台湾抓住这个机会发展其经济。经济一发展，就产生很多新的问题，因此它的法院和法官也创设了很多新的规则，这些我们当然都要参考借鉴。 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先进的合同立法和司法经验，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使我们的合同法成为反映现代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共同规则。这是在第一个指导思想当中就提出来的目的。我们的法律不能够关起门来，不能只是由我们的学者、立法者、法官看得懂，外国人看不懂。我们的市场需要和国际沟通，我们的法律不仅要我们自己能够理解、能够掌握，也要使国外的企业、企业家、法官、律师能够掌握。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我们采纳共同规则才能做到。我们平常说的和国际接轨，它的前提是要法律规则接轨，法律规则不接轨，经济无法接轨。所以在第一个指导思想上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尽量采纳反映现代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共同规则，并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协调一致。这里没有说和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完全一致，说的是协调一致。就是说我们并不是照搬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因为我们国家对一些国际公约有保留条款，还有些惯例不见得和我们合适。所以我们提的是协调一致。这是第一个立法指导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2.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保障当事人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合同法不过就是两个独立、平等、自由的当事人在一起共同协商决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两个当事人应该是独立的、自由的、平等的，如果他们不平等，一个人隶属于另一个人，合同内容无法决定，如果他们没有自由，不能支配自己的行动，不能支配自己的思想，也不可能签订合同。所以说合同自由是现代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要求，没有合同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这一点非常重要。试想一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的企业是不是平等的、独立的、自由的？不是，我们的企业是处在一个对层次的上下隶属关系当中，从中央经济主管部门，比如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一直到七机部、八机部，然后到省一级经济管理部门，比如机械厅，再到地区一级的经济管理部门，比如机械局，还有县、市区的工业局、机械局，等等，都是行政主管机关，最下面一级才是企业。这样企业处在由上到下的行政隶属关系的最下一个环节，它上面全是一级一级的行政主管机关，我们叫做多层次的行政管理环节、行政层次或行政机关，企业成为这样一个行政关系中的最低层。这时，它已经不成其为企业了。八十年代初期我们曾经用一些教材、著作介绍苏联的法学，苏联的经济法把企业叫做经济机关，正是针对这种层层行政管理体系而言的，有一定的道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不再是独立的生产者，而是一个垂直关系中的一个环节，它的全部活动是严格按照从上到下的指令性计划，还包括上级机关的字条、电话、批示等等，来安排它的生产、交换。 一个消费者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不是自由呢？不是。我们每一个消费者吃的粮食、穿的布匹、用的东西甚至生活用品，都是按照指令性计划安排的。我们有购粮本、粮票、布票、糖票、鸡蛋票、肉票等等票证，消费生活也完全是按照指令性计划安排的。 我们广大农村的农民是不是自由的呢？也不是。农村的生产我们叫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大队、生产队这样三级上下隶属关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合一的，生产和行政管理是结合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见了，那谁是生产单位呢？生产队作为一个生产的组织、基层单位，就象我们的企业一样，按照行政指令性计划来进行的生产。农民去劳动的时候，就象工厂的工人一样，是按照生产队的安排去的，上工听钟声、下工听哨声，每天做什么工，全听生产队长指示。 在这种行政隶属关系条件下，就没有独立平等的自由的个人，从工业到农业的经济生活全部按照指令性计划进行，按照指令来运转，有没有合同的地位呢？没有。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是截然相反的经济形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尽量砍断这样的隶属关系，要造就独立自由平等的生产者、市场参加者。我们的扩权让利，我们企业体制的改革不就是最终使企业从行政隶属关系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人吗？成为独立的主体参加市场进行生产、交易吗？我们的农村改革中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归根到底就是让农民摆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体制，成为独立的生产者，能够自己独立决定自己的劳动。这样看来，我们的改革一开始就是面向市场，全面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是有了这些独立的、平等的、自由的市场主体。 这些独立、平等、自由的市场主体怎么进行活动呢？在市场经济下，已经没有严格的国家计划、行政指令把全国的生产、某个行业的生产能够严格来安排，事实上已经做不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是没有计划的，是靠市场规律在起作用，物价上升大家就生产这个东西，物价下跌大家就生产别的，靠市场机制来指挥运转。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能靠猜测这个市场，要靠签订合同来组织自己的生产、交换，只有签订了合同以后，才能放心地投产，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销售出去。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可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关系都要表现为合同关系，唯有合同关系才是市场经济特征的反映。 独立、平等、自由的当事人们自己协商安排其权利义务关系，这样的关系在法律形式上就叫做合同。因此合同中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自由，合同自由是市场经济本质特征的最基本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的自由、农民的自由越来越大，但现存的三个合同法上合同自由不够，限制特别多。举例来说，1981年颁布的经济合同法上，专门规定了合同管理机关，而合同管理机关管理合同有各种手段，特别利害的一招是，合同管理机关可以主动确认合同无效。这些制度严格说是计划经济的反映，限制当事人的合同自由是和市场经济直接抵触的。1993年修改经济合同法已经把它删掉了。 我们现在制定新的合同法，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法律能够体现合同自由这个原则，如果作不到这一点，我们的法律就不可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第二个指导思想就是要充分体现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只要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要保障当事人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不受行政机关和其它组织的干涉。 当然，合同自由并不意味着对当事人一点限制都没有，在合同自由的原则下，合同当事人应当受到两方面的限制：一个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二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对当事人的合同自由作某种限制。后种限制中的特殊情况是说一定要有正当的理由，至于正当的理由是什么，当时作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正当理由包括：为了保护消费者，为了保护劳动者，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只有出于正当的理由，才能在立法条文上限制合同当事人的自由，实质上也是在限制滥用合同自由。 3.合同法要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或前瞻性。 本法制定、实施的时代特点是：在二十世纪末制定，在1999年通过，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效、实施。我们的法律就应该做到有必要的超前性，我们是要面向二十一世纪不能够只看见眼前的转轨时期。也就是说，新合同法应当能够适应我国建成市场经济后对法律调整的要求，估计到2025年、2030年中国的转轨时期已经结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基本建成，那个时候我们的市场经济和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没有什么差别，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合同法照样能够管用。但这不是说一点也不要修改，或者说不必要制定什么新的单行法、某种合同专门制定规则，而是说合同法的基本精神、基本制度、基本规则到那个时候能够管用，能够符合社会生活的要求。这一点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也有争论，有这样一种倾向认为我们应该着重考虑目前转轨时期的一些特点。在讨论立法方案时，针对这个问题，大家进行了认真讨论研究，最后认为，我们确实要面向二十一世纪，但同时也要兼顾转轨时期的一些特殊问题。 转轨时期有哪些特殊问题呢？由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行政干预还非常严重，侵害当事人利益的行为十分多，还有转轨时期的经济生活有很多混乱，什么三角债、赖帐、建设工程合同中收回扣、送红包，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低劣，造成桥倒屋蹋，造成严重的人身、财产损害。对这些严重问题我们在制定合同法时不能够置之不顾，一定要有充分的注意，要制定出相当的对策。 这是第三个指导思想，即面向二十一世纪和怎么样兼顾转轨时期的一些特殊问题。还提出一点对转轨时期的那些落后现象我们不能迁就，比如说红包、回扣在转轨时期非常普遍，但我们不能通过立法把它变成合法化的东西。 4.新合同法的价值取向应该是经济效率和社会正义。 法律的价值取向就是法律追求的目标。我们的合同法应当既追求经济效率，又追求社会正义。所谓经济效率，拿我们习惯的话说就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有利于企业的赚钱；所谓社会公正，是在整个社会不同的阶层、人群之间要大体上做到平衡，在一个合同关系当中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要大体平衡。 法律是调整整个社会的，整个社会要有一个基本上的利益平衡。有些人群比如说消费者、劳动者，他们是分散的、弱小的，他们没有办法和企业家、大企业、大公司相抗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只讲形式上的公正，我们说合同自由吧，你们只要自由协商签订的合同就有效，就给以保护，这里的合同自由就仅仅是形式上的自由。实际上，消费者、劳动者他怎么能够对抗大企业？试想一个山区出来的男孩子、女孩子进到城里来打工，当他身无分文，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个招工的广告，他赶紧去求职，这时，他怎么敢和企业主讨价还价，怎么敢去争取自己的什么权利、法律上规定的什么卫生条件、安全条件、文明生产的劳动条件、最低工资条件等。也就是说，他们的实力在实际上是弱小的，无法和企业抗衡。这时，法律要起什么作用呢？法律就要支持这些弱小的消费者、劳动者，法律这时不能仅满足于形式上的自由、公正，还要追求实质上的公正。所谓实质上的公正，就是等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实质上处于不平等状态时，比如当一方是企业而另一方是劳动者的时候，法律规则首先要考虑保护劳动者、消费者，不能够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 整个立法过程中对这一点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不是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率。如果是片面追求经济效率，凡是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企业赚钱的，就合法、就保护、就鼓励、就支持的话，那么假冒伪劣也是可以发展生产的。众所周知，有些地方的快速度发展最初就是靠假冒伪劣；有些人的暴发以致于后来成为大企业家，也是靠搞假冒伪劣商品或服务。难道我们的法律上也要承认假冒伪劣、坑蒙拐吗？不行。我们不能丢掉社会的正义，社会的正义与公平是法律追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没有社会正义、公平，就不叫法律，就变成了纯粹的技术规则。 任何国家的法律都牢牢抓住社会正义，我们这样的国家更不用说。我们现在正在建设和发展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所谓社会主义体现在哪里呢？就体现在我们的法律更加注重社会正义、更加保护劳动者、保护弱者，因此在这个指导思想上提出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如果当经济效率和社会正义发生冲突，难以兼顾时，哪一个优先呢？当然是社会正义优先。贯彻这个指导思想就要求在拟定法律规则时既要注重有利于提高效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要注重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消费者、劳动者、维护市场道德秩序，决不允许靠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损害消费者、劳动者发财致富。 5.新的合同法要具有可操作性。 我们的教科书都说，法律就是行为规则。合同法首先是当事人签订合同、履行合同的行为规则。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法律是裁判规则，亦即法官裁判合同案件时的裁判规则。这就要求这个裁判规则要有可操作性，要求每一个规则、每一个条文要尽可能的有具体的构成要件、法律效果、适用范围，这样法官在裁判时才有所遵循，最终能够保障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法院裁判同样的案件能够得到同样的判决结果，维护裁判的统一性和公正性。 现行的三个合同法可操作性不是很强。有些条文看起来不错，真的要用来裁判案件的时候就感到模棱两可，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好些条文象口号一样。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且不说有什么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干预的影响，就是一个完全公正、正直的法官裁判案件，如果法律不具有可操作性，也会造成很大的差距，不能保证裁判的统一性和公正性。
1、《中国依法行政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2、罗豪才、湛中乐：《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3、孟鸿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4、张步洪：《中国行政法学前沿问题报告》，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5、李贵显、陈福信、张德信：《公共行政概论》，北京新魏出版社2002年版。7、《社会主义法制理论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选》2014年版，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9、《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网2014年10月。
论文的参考文献格式是gb/t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试行）》和《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里规范的。参考文献格式：[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可选）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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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动合同法方面的：劳动合同解除法律制度；劳动合同法对职工的保护......（这些可以写的很多1万字以上很容易写到，如果你嫌太宽，你可以在里面适当缩小范围）2、合同法方面的：租赁合同方面的（实践中这类纠纷很多）；违约责任（6种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合同效力（无效、有效、可撤销）；合同欺诈或问题；合同的解除问题等 可以写的很多，而且和合同相关的涉及实务也多，相对也好写很多的
若说好写的话，那么很多人写过的题目就比较好，因为你可以查到很多范文从而学习和借鉴甚至引用。这种题目一般要选传统一点的、经典一点的、范围广一些的、可以表述的内容多一些的，比如论缔约过失责任、论合同自由原则、论我国合同法中违约金责任的规定及其适用、优先购买权制度研究、论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你要是实在不知道怎么定题目的话，你可以找（法学）里去找找头绪
法律论文题目论庭前证据交换制度 试论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试论婚前财产公证 试论企业法人财产权违约责任何谓侵权责任竞合的法律思考 破产财产处理存在的问题及法律完善我国仲裁司法监督制度初探 论股份公司控制股东之义务新闻侵权行为的几点法律思考 论董事的义务论宪法的基本原则 试论一人公司宪法至上，依法治国的根本 试论我国上市公司内部监督制度的完善从少年法庭到少年法院 医疗侵权纠纷中举证责任倒置 问题对网络犯罪基本问题的认识 外商并购中国企业的法律规制犯罪未遂比较认定 从“TRIPS协议”看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立法完善刑法基本原则的发条设置于现实差距 论死刑在我国的适用浅议合同罪的构成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探讨论旅游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 合同的法定解除来由探析论可撤消合同的法定情由 论电子合同的成立和法律效力及 产生问题的解决“弱势”诉权需要尊重 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在保护人权方面的不足司法改革现状及发展方向之我见 论刑法之“职务侵占罪”宪法司法化的法治功能 论受贿罪心理动因给预防关于音像制品的著作权保护 建立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试论无效合同 我国检警关系的反思与重构诉讼制度的改革和诉讼法的完善 夫妻财产制之重构论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 国有股分的职能及其法律调查浅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对被还人权益的保护 试论民事情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证人出庭难问题的对策 法院调解在民事诉讼中的弊端及完善论中国死刑存废与人权保障 论合同法可得利益赔偿浅议网络环境中维权与保护 论基因技术的专利保护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改革 浅谈离婚精神损害赔偿试论计算机软件的专利法保护 试论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及解决途径浅谈对婚外性行为的法律责任调整 论国家赔偿拓展趋势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研究 论人身权的延伸法律保护我国现行的诉讼调解的弊端及完善 议我国劳动合同解除法律制度的不足与完善法治的产生、内容和实现 试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论民主与宪政 关于动产登记制度的法律价值思考论我国审判制度的现状及改革 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我国环境保护的法律完善论依宪治国与社会稳定之关系 浅论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浅议我国宪法的效力 政策性银行之公法人地位依法治国的实施与依法行政 浅析公用企业强制交易行为对我国民事审前程序的思考 域名纠纷及解决方法初探论民事诉讼中证据规则的完善 析生产销售假药罪及相关问题的思考中国入世与政府机构改革 浅谈股权转让浅论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之完善 论无权处分浅论中国人权保护 论辩诉交易制度——兼谈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浅证著作侵权归责原则 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反思及其完善浅证地方保护主义的对策 浅析缔约的过失责任以及缔约的过失责任与侵权责任违约责任的关系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医患关系之探析 浅析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价值 取向及立法完善论国际法上的人权保护 浅析我国合同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浅议中国企业新面临的反倾销问题及应对措施 探讨中国法治的宗教土壤浅论中国上市公司的制度利益冲突 对少年犯罪的思考关于计算机软件版权保护的思考 我国死刑监控程序的现状及思考论破产发的修改与完善 从法官服饰变化来看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进程警察中的腐败及其防治研究 论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论计算机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 论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的确立浅论我国刑事诉讼证人作证的几个问题 论法人精神损害赔偿论名誉权及其民法保护 论经营者的不正当价格行为履行抗辩权与预期违约 试论构建假币的防范体系浅论缔约过失责任 论知识产权中的侵权责任浅析我国婚姻法中的离婚标准问题 论私权的认识与保护论公民法律意识 论政府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浅谈我国宪法的监督权 浅谈精神损害赔偿过失犯罪法定性配置研究 内幕交易的法律控制论我国死刑缓期执行制度 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论中国刑事证据的改革 我国证券市场民事赔偿制度多议浅议合同罪的认定 试论精神损害赔偿谈社会文化对刑法的影响 关于死刑存废的法学思考论辩析交易制度在我国的适用 机关作为单位犯罪主体之我见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应当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不动产优先购买权制度若干问题的探索和思考刑事判例制度研究 论自主性原则在《仲裁法》中的体现与完善论住房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 隐性采访与新闻侵权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论我国99年宪法修正案完善政府立法 论职务身份的否认试论对重婚罪名的认定及其审理程序中的几个问题 关于死刑存废的思考浅论司法公正 论防卫过当法治理论化进程中宪法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取舍 论贪污受贿犯罪的畸形及其抑制论防止酷刑 论刑事诉讼中的沉默权问题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基点 试论中美刑事审判制度之差异议我国中电银行独立性的法律确认 从对侦查权的制约来谈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我国平常法律制度的修订及相关问题思考 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对在中国产生和确立沉默权的影响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 中国监狱对犯罪的人权保护论我国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 论抵押权的实现浅析生产、销售假药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论商业秘密权的保护贪污罪主体研究 论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广告法律制度问题初探及其对策 浅论继父母子女关系论担保物权竞存的处理 试论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论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 试析公司合并中股东权益保护浅谈物权行为理论 反垄断法中的企业合并规制论沉默权 国际贸易中信用证的欺诈与防范论审判行为 论BOT投资方式的风险论在物权变动模式下的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 论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自由的真义 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法律规制初谈死刑之存废 论我国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论受贿罪的犯罪构成 论民事证据的排除规则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之辨析 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价值考察谈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和特殊防卫权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弊端与改革论房产抵押中的法律问题 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道德基础浅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原则的运用 论述婚姻法基本原则之自由原则浅论先占制度 论民事诉讼法中的再审程序浅谈公司治理可够制度 论我国国家赔偿的范围论证券民事赔偿制度 浅谈我国民事诉讼模式下的辩论原则对我国目前违反一夫一妻制现象的浅析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之我见浅析夫妻侵权责任体系 小议行政分开制度浅议电子合同生效制度的法律构建 论适应WIO的银行制度论国际反倾销与中国之对策 反倾销与保障措施的对比研究试论医药广告法律调整的完善 浅论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未注册商标法律保护制度之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保护少数股东权益浅析我国不安抗辩权制度 中外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比较与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的完善论法定抵押权 试论我国现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保护范围及其完善论驰名商标的认定保护 浅析我国现阶段金融监管制度电子商务中的法律问题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性思考浅析行政侵权损害赔偿问题 从两个案例谈董事的注意责任及完善措施浅析刑讯逼供 消费纠纷中的举证责任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完善 试论医疗行为豁免权关于法官根据民法基本原则进行创造性司法活动的 法理研究 浅析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关于民事公诉制度可行性的探究 论加害给付论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论预期违约论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 物权的自我救济论正当防卫制度的修改及把握 论沉默权在我国的实现英美法与大陆法侵权因果关系对我国借鉴意义 论无因管理之债论宪法的基本原则 论夫妻侵权责任论行政执法监督制度 论我国的家庭暴力论民事侵权诉讼的证明责任分担 浅析我国协议离婚制度论精神损害赔偿 对人身伤害大额赔偿案件有关问题法律思考浅析大学生结婚的问题 论财产继承中债权人利益的保护论基因专利 试论家庭暴力浅析辩诉交易在中国的使用 试论离婚损害赔偿我国合同法第八条之无权处分 试论配偶权的侵权及救济浅论 商标权和对商标权的保护 试论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浅析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 中国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必要性与可行性浅析正当防卫 论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研究 论我国市场经济中的诚信问题论职务犯罪的控制和预防 浅议配偶权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的思考 成年人行为能力欠缺制度之比较研究对我国民事诉讼中审级制度的思考 论专利侵权行为的认定挪用公款罪“归个人使用” 浅析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问题浅析债权人的代位权的理论与实践 浅析我国婚姻无效制定的基本问题试论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论表见代理之构成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弊端与改革 论家庭暴力的司法救济我国夫妻财产制 试论我国夫妻财产制度论合同违约责任 论电子商务合同论善意取得制度在不动产上的适用 论侵权责任构成中的因果关系新闻自由与人格权保护 论我国婚姻法夫妻财产制的价值取向浅谈我国婚姻法中的夫妻财产制 浅论根本违约浅析婚姻法中的夫妻财产制度 浅谈涉外遗嘱继承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区分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