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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民俗文化研究的专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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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民俗文化研究的专业论文

民俗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早在《汉书·王吉传》一书中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记载。《礼记·王制》云:“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里说的王者巡守之礼,就是国君深入民间,对乡村社会的民情风俗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太师是掌管音乐及负责搜集民间歌谣的官吏,他把民间传承的民歌(国风)呈递给国君.国君通过这些民歌,“观风俗,知得失”,制定或调整国家的方针政策。我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就是古代各民族之间流传的民歌.这些民歌,反映了古代人民的风俗习惯,包含着大量的古代民俗事象,对研究我国古民俗具有重大价值。 研究民俗事象和理论的学科称为民俗学。“民俗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亲缘关系,如考古学要借助民俗学揭开古代社会神秘的面纱,民俗学要借助考古学提供古代传承文化的实证。编辑本段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是近几年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以往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多少疑义,不是问题。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民俗学界或民间文化界一直在使用“民俗”、“民俗文化”、“民间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概念。现在突然出现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名称,而且这一名词变得十分时髦,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改名,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有的提出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等。其实在我看来,这是换汤不换药,贴时髦的标签。如同前些年,人类学热起来,许多学科紧跟形势,在学科前冠以人类学,如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等。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是什么学科呢?究竟是社会学、民族学、还是民俗学,有必要加人类学壮其门面吗。说到底我们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人有点心虚,缺乏自信,不敢承认民俗学或民间文化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指我们以往熟悉和研究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民间文化”的概念是可以互相置换的。

给你个提纲你自己挑着写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 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 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 〔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 〔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 〔4〕 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 〔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 〔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开展教育,这样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被内化。 〔7〕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着危机和价值困境,即如何处理好国家认同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学者认为,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本身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认同各有优缺点,因为他们反映人的精神需求中既渴求自由又希望有所归依的二重性,因此有学者要建立一种必要与可能的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取向:基于个人自由的国家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通过达致共识的对话教学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用讨论、辩论、说服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获得些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价值观。 〔8〕有学者指出负面道德经验也有其德育价值,负面道德经验是指在道德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假、恶、丑性质的道德事件或行为。但它在学校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一旦被课程化,就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学生处理负面道德经验的意识和能力,适应真实的道德生活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力、更好的理解正面道德经验和进行道德反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是矛盾的统一体,道德经验也不例外,学生不应该只知其一面,而不知另一面。那么负面道德经验在当前德育中缺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呈现负面道德经验与学校教育的性质不相符合;有些人认为学生的德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呈现负面的道德经验不利于学生的德性成长;有些人认为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乏道德免疫力,因而不宜向学生传递负面的道德经验。但它们不应成为学校摈弃负面道德经验的理由。学校德育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过道德生活的地方,更是学生学习如何在社会上过道德生活的地方。社会上永远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学生不可能完全封闭在学校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既然和社会交往,学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负面道德经验。如果学校不让学生掌握面对负面道德经验的智慧,那么他们在遇到负面道德经验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学校应该将负面道德经验课程化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 〔9〕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先秦时期的礼具有传统礼仪的共性,另外,它的德育功能有其特殊性,第一,先秦礼教与乐较大配套进行,相辅相成;第二,先秦礼的道德教化与国家机器的推动密不可分。礼的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还有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机制是礼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 〔10〕也有学者分析了人生礼仪的德育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指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或时段而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德育功能。因为人生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连接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另一面连接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统一教化的作用。当然人生礼仪德育功能的实现,要注意在开展礼仪活动时讲究实效性;要在庄重神圣的场合下,以富有象征和表现力的方式使受礼者完成道德教化过程。这对于今天的德育有借鉴意义。 〔11〕和谐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和状态,它是发展着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和谐的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包含有和谐的意义。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观念,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思想由来已久,讲求和谐是往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和精神动力。例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对于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宽容和谐。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 〔12〕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感和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态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还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我们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善于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才能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提要民俗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旅

游资源,开发民俗文化旅游是顺应当今世界旅

游的发展趋势。

广西有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旅游资源,只有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合理布

局,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来开发民俗文化

旅游,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民俗文化与旅游业两

者更好地融合,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拉

动广西各民族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一、民俗文化、民俗旅游的概念、特征

(一)民俗文化与民俗旅游的概念。

民俗是

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历程中创造的民间文

化,包括民间习俗、信仰及广泛流传在民间的

一切技术与文艺。

民俗文化,则是世间广泛流

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包括存在于民间的

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

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

民俗文化内容丰富

多彩,有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居住

样式、节庆典礼、宗教信仰、传统服饰、民间艺

术、烹调技艺、工艺特产、音乐歌舞等,它以丰

富的文化内涵及特有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广大

的海内外游客。

民俗旅游是一种新型的、高层次的文化旅

游类型,它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为

背景,以各种民俗文化事项和民俗活动为资

源,并通过挖掘整理和再现或艺术加工的手

段,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服务的一种具有鲜明的

民族性和地方特色的社会经济现象。

它将成为

现代旅游的主流之一。

各民族地区多姿多彩的

风土人情、风韵别致的文物古迹、情趣怏然的

民间文娱活动,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国内外游

客。

(二)民俗旅游的特征“。

民俗旅游”有着自

身的特征,突出的有以下四点:

1、质朴的民间性。

民俗源于民间生活,体

现民间生活,包含着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与

语言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总显示出浅显不定

的功能作用,成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所不可或

缺的基本手段。

民俗是伴随着生活的需要而自

然形成,历久传承的文化形态,而非朝廷的、官

府的、寺庙的等上层文化或宗教文化的简单代

表。

因此,民俗旅游应取材于民间风俗,才会显

示出其固有的特色。

2、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民俗体现民族

的生活,并因各民族生存空间不同而各有差

异。

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正反映出

民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民俗旅游的开发

应以本地资源为依托,不应胡乱建设、猎奇,这

样才使旅游产品具有当地特色和民族气息。

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

3、情趣的乐观性。

民间生活追求向上的、

乐观的,应与悲观绝缘,民俗旅游的开发要以

娱乐、审美、认识、教化等功能的习俗为体裁,

让游客在旅行当中感受到生活与劳动的乐趣

与美感,杜绝以迷信、不健康的内容作为民俗

旅游产品去开发。

4、主体的对外性。

民俗源于本地民间生

活,是经过世代相传而存留下来的。

因此,民族

地区对自己的民族本身或当地群众没有太大

的吸引力。

在文化渊源上讲,与民俗旅游创办

主体的血缘关系越远越是具有吸引力,所以国

外或省外游客就成为民族地区最大的客源。

二、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现状

(一)民俗文化村、园。

目前,广西建有许多

的民俗文化村(风情园),这是广西最主要的民

俗文化旅游产品。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广西

各地先后建成了融水贝江苗寨、贺州瑶族风情

园、龙脊壮寨、三江侗寨、金秀瑶寨,还有正在

凌云县兴建的凌云土司民俗文化村等旅游项

目,使广西的民俗文化旅游更加丰富,更具吸

引力。

游客通过实地的旅游活动,能亲身体会

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同时

可以间接传播该地的民俗文化,对扩大该地的

旅游知名度,树立品牌形象有一定的积极作

用。

(二)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含民族博

物馆)主要是对民族建筑或民俗实物的展示与

介绍。

这类产品以广西民族文物苑为代表,该

苑位于南宁市广西博物馆陈列大楼后面,1988

年建成开放,总投资280万元,占地2.4万平方

米,是以广西民族建筑为主题,苑内有铜鼓巨

雕、镇边大炮,建有壮族“干栏”、瑶家竹楼、苗

家吊脚楼、侗族鼓楼、侗乡风雨桥、毛南族民居

等,还建有榨油、碾米、造纸、制陶、榨糖等民间

手工作坊,均极富有民族乡土气息。

另外,靖西

县壮族博物馆、融水苗族自治县苗族博物馆和

金秀瑶族自治县瑶族博物馆,分别展出以介绍

壮族、苗族、瑶族历史和民俗风情为主的实物

和图片,特别的壮锦、苗锦和瑶族蜡染工艺品

更是这些民族民俗文化的精华。

值得一提的

是,我国首座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已于2004年

11月26日在广西南丹县正式对外开放。

(三)民俗旅游节庆活动。

广西有11个少

数民族,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节

日,且场面盛大,别具民族风情。

如壮族的蚂拐

节、牛魂节,苗族的苗年、芦笙节、

补充:

节,瑶族的盘王节、达努节,侗族的侗年、花炮

节、冬节,仡佬族的吃虫节、拜树节、春耕节,京

族的哈节,仫佬族的依饭节、牛马节,彝族的跳

公节,毛南族的分龙节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节

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蕴涵着浓厚的文化内

涵。

现已开发的南宁国际民歌节、桂林山水历

史文化节、柳州三月三歌节、阳朔的渔火节和

啤酒节、北海的珍珠节、凭祥的边关节等现代

节日活动,映托出浓厚的现代文化氛围,同时

也给人们增添了不少的生活乐趣。

(四)服饰、饮食、建筑文化。

民族服饰是民

俗中最直观的东西,能够突出一个民族特有的

习俗,给身临其境的游客深刻强烈的印象。

广

西各民族人民着衣多姿多彩,给人耳目一新的

补充:

感觉。

例如,侗族妇女喜欢穿金戴银,其服饰多

为短衣长裙,衣服的各个部位都配上花边和飘

带,白褶裙层层叠,穿戴起来,显得绮丽多姿。

“吃”是旅游活动的六要素之一,也常常被人们

赋予审美、艺术、礼仪、禁忌等文化内涵。

广西

物产丰饶,一年四季瓜果飘香,茶酒饭菜风味

独特。

壮、侗、苗、瑶居民多为干栏式建筑,一般

以木为原料,穿榫凿卯,很少用钉,却很牢固耐

用,苗族、彝族“的吊脚楼”就颇具特色,侗族的

三江程阳风雨桥和马胖鼓楼就是这种木结构

建筑体系的杰出代表,也是侗族传统文化的重

要标志。

(五)民间歌舞、游艺与民族手工艺品。

广

西素“有歌海”之美誉,刘三姐就是壮族民歌的

杰出代表。

每年三月三举行的歌圩,场面盛大,

一片歌的海洋。

壮族的山歌、扁担舞,瑶族的长

补充:

鼓舞、瓦鼓舞,侗族大歌、情歌,彝族的阿细跳

月,京族的哈歌、花棍舞、毛南的罗海歌,苗族

的板凳舞,仡佬族的牛筋舞等,都千姿百态,风

情各异。

每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节令广西的山歌

走向了国际舞台,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和

传唱,从某种程度上推广了广西的民俗文化。

丰富多彩的民间游艺和戏剧给各族人民增添

了不少生活乐趣,侗家斗牛、苗族斗马,紧张激

烈,扣人心弦。

广西各民族人民心灵手巧,擅长

织染、刺绣、编织、雕刻。

苗族的刺绣、瑶族的挑

绣,手工精巧,图案优美生动。

毛南族的编织和

雕刻,独具民族风格,此外,石雕、玉雕、木雕、

贝雕、竹编、藤编、珍珠、绣球等民间工艺品久

负盛名,深受游人喜爱。

三、调整思路,实施民俗文化旅游的整体

开发策略

关于民俗文化的研究论文

云南民俗文化市场化研究论述论文

[论文关键词]云南;民俗文化;研究状况;综述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三)余论

民俗文化要获得长久发展,必然要走市场化之路,而民俗文化在市场化的冲击下,自身又可能会发生异变和失真,如何在获得市场化发展的同时保护好民俗文化的原真性,是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民俗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早在《汉书·王吉传》一书中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记载。《礼记·王制》云:“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里说的王者巡守之礼,就是国君深入民间,对乡村社会的民情风俗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太师是掌管音乐及负责搜集民间歌谣的官吏,他把民间传承的民歌(国风)呈递给国君.国君通过这些民歌,“观风俗,知得失”,制定或调整国家的方针政策。我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就是古代各民族之间流传的民歌.这些民歌,反映了古代人民的风俗习惯,包含着大量的古代民俗事象,对研究我国古民俗具有重大价值。 研究民俗事象和理论的学科称为民俗学。“民俗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亲缘关系,如考古学要借助民俗学揭开古代社会神秘的面纱,民俗学要借助考古学提供古代传承文化的实证。编辑本段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是近几年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以往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多少疑义,不是问题。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民俗学界或民间文化界一直在使用“民俗”、“民俗文化”、“民间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概念。现在突然出现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名称,而且这一名词变得十分时髦,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改名,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有的提出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等。其实在我看来,这是换汤不换药,贴时髦的标签。如同前些年,人类学热起来,许多学科紧跟形势,在学科前冠以人类学,如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等。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是什么学科呢?究竟是社会学、民族学、还是民俗学,有必要加人类学壮其门面吗。说到底我们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人有点心虚,缺乏自信,不敢承认民俗学或民间文化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指我们以往熟悉和研究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民间文化”的概念是可以互相置换的。

研究民俗文化的论文

探析“土味文化”在广告传播中的运用及思考摘要 随着手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广告传播模式已经被打破,由原来的收音机、报纸传播到现在的电视、朋友圈、手机短视频传播。同时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新媒体用户已经从较为发达的城市中心持续深入到乡镇农村。后来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出现,大量的农村人群加入到视频创造的大军中,渐渐地催生出了一种新的网络文化一一”土味文化”。这种文化有它特殊的表现方式和生长模式。并且从它最开始出现的快手平台慢慢延伸到其他新媒体平台,并且慢慢地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土味文化”作为一种从乡村兴起的网络文化,是小镇青年自我意识的表达,也是对主流文化的冲击。本文首先分析了研究此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土味文化”的起源、“土味文化”在广告传播中的运用现状,后又分析了“土味文化”在广告传播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又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希望可以为我国的“土味”广告发展近一些绵薄之力。 关键词:“土味文化”、广告、

提要民俗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旅

游资源,开发民俗文化旅游是顺应当今世界旅

游的发展趋势。

广西有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旅游资源,只有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合理布

局,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来开发民俗文化

旅游,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民俗文化与旅游业两

者更好地融合,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拉

动广西各民族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一、民俗文化、民俗旅游的概念、特征

(一)民俗文化与民俗旅游的概念。

民俗是

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历程中创造的民间文

化,包括民间习俗、信仰及广泛流传在民间的

一切技术与文艺。

民俗文化,则是世间广泛流

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包括存在于民间的

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

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

民俗文化内容丰富

多彩,有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居住

样式、节庆典礼、宗教信仰、传统服饰、民间艺

术、烹调技艺、工艺特产、音乐歌舞等,它以丰

富的文化内涵及特有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广大

的海内外游客。

民俗旅游是一种新型的、高层次的文化旅

游类型,它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为

背景,以各种民俗文化事项和民俗活动为资

源,并通过挖掘整理和再现或艺术加工的手

段,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服务的一种具有鲜明的

民族性和地方特色的社会经济现象。

它将成为

现代旅游的主流之一。

各民族地区多姿多彩的

风土人情、风韵别致的文物古迹、情趣怏然的

民间文娱活动,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国内外游

客。

(二)民俗旅游的特征“。

民俗旅游”有着自

身的特征,突出的有以下四点:

1、质朴的民间性。

民俗源于民间生活,体

现民间生活,包含着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与

语言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总显示出浅显不定

的功能作用,成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所不可或

缺的基本手段。

民俗是伴随着生活的需要而自

然形成,历久传承的文化形态,而非朝廷的、官

府的、寺庙的等上层文化或宗教文化的简单代

表。

因此,民俗旅游应取材于民间风俗,才会显

示出其固有的特色。

2、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民俗体现民族

的生活,并因各民族生存空间不同而各有差

异。

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正反映出

民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民俗旅游的开发

应以本地资源为依托,不应胡乱建设、猎奇,这

样才使旅游产品具有当地特色和民族气息。

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

3、情趣的乐观性。

民间生活追求向上的、

乐观的,应与悲观绝缘,民俗旅游的开发要以

娱乐、审美、认识、教化等功能的习俗为体裁,

让游客在旅行当中感受到生活与劳动的乐趣

与美感,杜绝以迷信、不健康的内容作为民俗

旅游产品去开发。

4、主体的对外性。

民俗源于本地民间生

活,是经过世代相传而存留下来的。

因此,民族

地区对自己的民族本身或当地群众没有太大

的吸引力。

在文化渊源上讲,与民俗旅游创办

主体的血缘关系越远越是具有吸引力,所以国

外或省外游客就成为民族地区最大的客源。

二、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现状

(一)民俗文化村、园。

目前,广西建有许多

的民俗文化村(风情园),这是广西最主要的民

俗文化旅游产品。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广西

各地先后建成了融水贝江苗寨、贺州瑶族风情

园、龙脊壮寨、三江侗寨、金秀瑶寨,还有正在

凌云县兴建的凌云土司民俗文化村等旅游项

目,使广西的民俗文化旅游更加丰富,更具吸

引力。

游客通过实地的旅游活动,能亲身体会

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同时

可以间接传播该地的民俗文化,对扩大该地的

旅游知名度,树立品牌形象有一定的积极作

用。

(二)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含民族博

物馆)主要是对民族建筑或民俗实物的展示与

介绍。

这类产品以广西民族文物苑为代表,该

苑位于南宁市广西博物馆陈列大楼后面,1988

年建成开放,总投资280万元,占地2.4万平方

米,是以广西民族建筑为主题,苑内有铜鼓巨

雕、镇边大炮,建有壮族“干栏”、瑶家竹楼、苗

家吊脚楼、侗族鼓楼、侗乡风雨桥、毛南族民居

等,还建有榨油、碾米、造纸、制陶、榨糖等民间

手工作坊,均极富有民族乡土气息。

另外,靖西

县壮族博物馆、融水苗族自治县苗族博物馆和

金秀瑶族自治县瑶族博物馆,分别展出以介绍

壮族、苗族、瑶族历史和民俗风情为主的实物

和图片,特别的壮锦、苗锦和瑶族蜡染工艺品

更是这些民族民俗文化的精华。

值得一提的

是,我国首座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已于2004年

11月26日在广西南丹县正式对外开放。

(三)民俗旅游节庆活动。

广西有11个少

数民族,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节

日,且场面盛大,别具民族风情。

如壮族的蚂拐

节、牛魂节,苗族的苗年、芦笙节、

补充:

节,瑶族的盘王节、达努节,侗族的侗年、花炮

节、冬节,仡佬族的吃虫节、拜树节、春耕节,京

族的哈节,仫佬族的依饭节、牛马节,彝族的跳

公节,毛南族的分龙节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节

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蕴涵着浓厚的文化内

涵。

现已开发的南宁国际民歌节、桂林山水历

史文化节、柳州三月三歌节、阳朔的渔火节和

啤酒节、北海的珍珠节、凭祥的边关节等现代

节日活动,映托出浓厚的现代文化氛围,同时

也给人们增添了不少的生活乐趣。

(四)服饰、饮食、建筑文化。

民族服饰是民

俗中最直观的东西,能够突出一个民族特有的

习俗,给身临其境的游客深刻强烈的印象。

广

西各民族人民着衣多姿多彩,给人耳目一新的

补充:

感觉。

例如,侗族妇女喜欢穿金戴银,其服饰多

为短衣长裙,衣服的各个部位都配上花边和飘

带,白褶裙层层叠,穿戴起来,显得绮丽多姿。

“吃”是旅游活动的六要素之一,也常常被人们

赋予审美、艺术、礼仪、禁忌等文化内涵。

广西

物产丰饶,一年四季瓜果飘香,茶酒饭菜风味

独特。

壮、侗、苗、瑶居民多为干栏式建筑,一般

以木为原料,穿榫凿卯,很少用钉,却很牢固耐

用,苗族、彝族“的吊脚楼”就颇具特色,侗族的

三江程阳风雨桥和马胖鼓楼就是这种木结构

建筑体系的杰出代表,也是侗族传统文化的重

要标志。

(五)民间歌舞、游艺与民族手工艺品。

广

西素“有歌海”之美誉,刘三姐就是壮族民歌的

杰出代表。

每年三月三举行的歌圩,场面盛大,

一片歌的海洋。

壮族的山歌、扁担舞,瑶族的长

补充:

鼓舞、瓦鼓舞,侗族大歌、情歌,彝族的阿细跳

月,京族的哈歌、花棍舞、毛南的罗海歌,苗族

的板凳舞,仡佬族的牛筋舞等,都千姿百态,风

情各异。

每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节令广西的山歌

走向了国际舞台,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和

传唱,从某种程度上推广了广西的民俗文化。

丰富多彩的民间游艺和戏剧给各族人民增添

了不少生活乐趣,侗家斗牛、苗族斗马,紧张激

烈,扣人心弦。

广西各民族人民心灵手巧,擅长

织染、刺绣、编织、雕刻。

苗族的刺绣、瑶族的挑

绣,手工精巧,图案优美生动。

毛南族的编织和

雕刻,独具民族风格,此外,石雕、玉雕、木雕、

贝雕、竹编、藤编、珍珠、绣球等民间工艺品久

负盛名,深受游人喜爱。

三、调整思路,实施民俗文化旅游的整体

开发策略

中国民俗文化 ——风水文化和风水建筑风水一说被大多数人视为无稽之谈。在科学发展的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水之说并不是一无是处。大多数人也将其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 《黄帝宅经》曰:地善,苗旺盛;宅吉,人兴隆。短短十个字就完全道出风水学的精髓。风水从字面上来理解,风是流动的空气; 水是大地的血脉, 万物生长的依靠。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人群就能生活。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正因为有了空气与水和适宜的温度,地球上才有了生命。所以,风水一说也有正确所在,正因如此,在建筑中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风水一说。在中国有许多风水建筑,人们在建造房屋,选择家宅的时候会注意风水的好坏,讲究环境方位问题。人们也常以山水俊秀,地灵人杰等词语来赞美自己所在的地方。风水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那么,何为风水文化?它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呢?《葬书》最早提出风水一词,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所谓的风水学便是:太极生两仪(阴阳、正负) ,两仪生四相(五行) ,四相生八卦,八卦生二十四山。通常人们将风水分为:龙、穴、砂、水、向、意、形、天。所有高等的风水师,都是按这些理去做,但要结合人命理,本性去计算;以前风水大师们的一句发家名言便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中国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也叫地理,我们可以将其连起来读做:堪舆风水地理——堪(观察天) 、舆(勘察地)、风(空气空间) 、水(水文水质)、地(地形地质)理(的研究分析理论) 。在地球上, 水、 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也是风 占最大体积的物质是风、 地。 (空气)、水、地(土地) 。在地球上除了由天体进来的物质之外,几乎所有物质都由风水地三者所承载所包含所孕育,当然也包括人类。可见古代人所说的风水,就是泛指地球中的所有物质,风水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 根据古人的感知,在大地上除了地和水之外,余下的就是空间了,空间里只有风了。古人认为,风和空间和天是联在一体的,风水学中所说的风,既是空气,也代表空间,同时也包含天。老子曾说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天,所以有天一生水之说,二就是地,三就是水。翻成白话文便是:天生地,天地生水,天地水生万物。 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 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 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简易经》里记载: “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 ”这里所指的风水应该就是风水的原义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风水一词是这样定义的: 指住宅基地、 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在《辞海》中也是如是解释:风水,也叫“堪舆” 。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但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准确。其一,它将风水等同于一种迷信,没有肯定其科学的内涵;其二,没有把风水与风水术区别开来。风水是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从表面上讲,它是一种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从本质上讲,它是古人研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 、的一门学问。简略地说,它与现代的“人类聚居学”“环境地理学”有些相似,但二者之间仍有本质的差别: 后者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基础上的一门科学; 而前者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与实验基础, 夹杂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说法和迷信的内容, 以至于我们还不能将它作为一种科学,只能作为一种“术数” 。近年来,由于对传统文化研究不断深人,中外学者对风水的看法渐趋一致。他们认为:风水是中国古代为寻找建筑物吉祥地点而提出的一套景观评价系统, 是古人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处理的方法与布局的艺术。风水的范围包含住宅、宫院、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许多方面,其中涉及死人葬地的称“阴宅风水” ,涉及生人居住地的称“阳宅风水”。风水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简单地采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它。有的学者还认为,严格地讲,风水与风水术是有区别的。风水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本体是自然界;而风水术是主观对客观的活动,其本体是人。中国风水学是宇宙星体学、天文学、天体运行方位学、地球物理学、地磁方位学,水文学、地质地貌学、环境景观学、自然生态建筑学、社会伦理学、美学、人体信息学、气象学、空间选择学、时间选择学、民俗学、做人哲学、玄学、易学、预测学、阴阳学、五行学、形气学、理气学、日课学等等一门庞大的综合类学科。这是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的结晶,这是我们后人所应学习继承,应大力发扬光大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人都熟知的风水建筑可能非故宫和明十三陵莫属了。 北京有一条龙脉,贯穿故宫和明十三陵。 古代君王身前居住之所与身后安息之地皆在龙脉之上,受天神庇护。 故宫,距今已经有了 600 多年的历史。故宫的龙脉与昆仑山相通,而昆仑山与天上元气相通。故宫中的交泰殿是故宫的龙穴也是北京城的龙穴,同时也是全中国的龙穴。从静态风水来看,故宫后有景山,前有金水河,位于山水之间,镇山金水,处于山水的环抱之中,为延年穿宅之格。从后宫后寝分析,以前宫前三殿来论,主体建筑太和殿、中永殿、保和殿皆占吉星位置,以后寝、后三宫来论,朝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亦处于吉星位置,尤其是延年吉星得位,更主长久稳固。整个故宫是完全按照风水这个大体的格局来建造的。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十三陵亦是如此,它始建于永乐七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 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十三陵周围层峦叠嶂,秀美天成。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神道两侧的两座小山,为“龙山”和“虎山” ,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 “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 (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 ,着实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地。这次在去北京的旅游途中,我还听说了北京另一特别知名的风水建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大厦。此建行位于北京西二环金融街 25 号。“金融街”在元代被称为“金城坊” ,明、清两代是金铺、银号聚集之地;清末至民国,我国的大部分银行也多设于此,是历代各种金融机构垂青的风水宝地。“现在的‘金融街’始建于1993 年 8 月,至 2005 年全部完工。南起复兴门, 北至阜成门,东临太平桥,西沿二环路,占地总面积 103 公顷。这里云集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中行总行、农发行总行等国家级银行总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保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等一大批著名金融保险证券单位和电信企业入驻。马来西亚丰隆集团等国外的著名银行机构等 200多家国内外金融及非金融机构落户此地, 成为我国掌握国际最新金融信息, 了解世界金融动态的国家级金融中心。” 虽说在此块“风水宝地”之上,但建行总行却是“地处不兴” 。建行门前天桥斜去,呈虚水而走遇“天桥煞”,而其西北角又面对十字路口遭“路冲煞” ,皆为泄财之象。相传时任行长周小川为此请来了香港著名的风水大师为建行的设计出谋划策, 力图化险为夷。于是便有了这幢为北京人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建筑” 。金融街上的建行大厦通体黑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在风水学中,黑色属水,水亦表财,黑色不仅催财力量强而且可以化煞;在西北角的煞重之位,大厦被设计成两把尖刀状的化煞布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顶部,为四个形如水闸放水的旺财设计, 意为财源滚滚;十字路口与天桥的西北角也有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来招财镇宅;在貔貅的正中,竖立三根旗杆,意为三根高香表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在如此风水建筑的庇佑之下,这几年来,建行蓬勃发展,成为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楚翘;原行长周小川也官升三级,从总行行长之位扶摇直上至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之高位。真正的中国古代风水学应该是一种古代人类繁衍生息,治国安民等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生存知识;是一种研究大自然对人类作用的精深学问;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 是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活动;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以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产物;是一种由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所形成的人居环境选择优化的实用技术;是一种由中国古人的唯物唯心学术混杂而形成的博大学派; 是一种科学与玄学相提并论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落后于现代技术的、超越于现代科学的的系统理论;是一种宝贵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风水可以改天命而夺神功,这是古人对风水学的高度肯定。风水学告诉人们要能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天人合一,要优化自然环境,这样就有了好的阴阳宅,有了好的风水地的吉气感应与荫庇,自己和后人即可以平安昌盛,所以丁财贵秀,百福臻临,如果人人家家都能获得好风水地而吉祥, 社会就会因人人平安幸福而和谐,民族国家也就会因人人有为家家发达社会和谐而兴旺,这就是风水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所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风水不是万能的,风水也只是影响人生的一种力量。中国风水学虽博大但杂乱,虽精深但虚玄,虽可验证但少数据,虽有作用但多无科学根据,尚存在很多局限性,广而无边,深不见底,艰以学习,难以操作,尚泥古不化,裹足不前,为此,但愿风水同行们能摒弃成见,在考古践今的同时,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提升它。是所至望!

关中地区民俗文化研究论文

英语论文《新课程标准下英语教学中教师与学生行为研究》新课程标准的颁布,有利于教师与学生在教与学中更好地体现互动。本文介绍了新课程标准下英语教学中教师的行为准则与学生的行为转变,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新课程标准教师行为学生行为转变 一、新课程标准下教师行为要求与分析 关注人是新课程的核心理念,英语教学应充分体现:“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英语教师的教学行为应该从只关注学生的学科知识、考试成绩等狭小空间中转变为: 1.每一位学生的全面发展 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全面发展,英语是教学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转变英语教学行为的重要标志。英语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关注英语学科知识,更应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关注学生英语学科知识形成过程的同时,还应关注英语教学活动中学生的情感体验。英语教学过程应该成为学生一种愉悦积极的情感体验,伴随着英语学科知识的获得,学生对英语学科学习的态度越来越积极,学习的信心越来越强,感到英语学习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对学习充满渴望。英语教师不仅要充分挖掘和展示英语教学中的各种道德因素,还要积极关注和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各种道德表现和道德发展,使英语学习过程成为学生一种高尚的道德生活和丰富的人生体验,这样,英语知识的增长过程同时也是学生人格的健全与发展的过程,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的过程。 2.关注学生的长期发展 关注学生的长期发展,是英语教学追求的重要价值。新课程的英语教学应是为了学生的发展负责,为学生一生的幸福负责,是提升学生生活质量的教学,是培养学生终生学习、不断进取、勇于创新的教学。因此,教师不能把知识传递、学生掌握知识多少、考分高低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和目的;不能把检查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而应成为学生学习的激发者、辅导者、能力和目标的培养者。另一方面教师应树立“今天的教育是明天的科技、后天的经济”的理念,从过去作为“道德说教者、道德偶像”的传统角色中解放出来,成为学生健康心理、品德的促进者。引导学生以健康的心态对待自己、同学、社会、以及身边的事物,即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翻查应社会发展的人。 3.关注学生个性发展 关往学生个性发展,是丰富我们英语教学内容的宝贵财富。教师要关注学生的不同需求,关注不同学生的需求。今天的学生是具有独立品格、有巨大发展潜能的人。他们正处于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成熟的,是一个正在成长的人,还需要在教育中发展,在教师的指导下成长。因此学生并不是单纯抽象的学习者,而是有着遗传素质、社会条件、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各异;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动机、需要、气质、性格、特长和智力等个性特征的完整的人。他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教师应珍视学生的差异性,将学生的差异性看成我们教学的宝贵财富。在教学中,教师不能将英语教学只看成统一共性的活动,采取统一“知识灌输”的方法,而应激发学生独立、自主、探究的学习方法,将学生当作有独立性的人来看待,使自己的教育适应他们的情况、条件和满足他们的需求。教师只能让学生自己读书、感知、观察、分析与思考,使他们明白事理,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4.关注学生发展中的个人尊严 关注学生发展中的个人尊严,是我们英语教学行为必须遵守的原则。学生的尊严是学生生命的一部分,学生的人格应当受到尊重。英语教师首先应承认学生作为“人”的价值,才会有英语教学的价值每个学生都有特定的权利和尊严,更有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需要。英语教师对学生的尊重应表现为对学生独特个性行为的接纳和需要的满足,聆听他们的声音。要平等、友善地对待每一位学生,要用欣赏的眼光看学生,更要创设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让学生充分地发现、认识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体验到自己作为人的一种尊严感和幸福感,享受英语老师的教学和学习给自己带来的愉悦和欢乐。 5.关注学习中的学生 关注学习中的学生,是我们追求教学行为价值的重要途径。学生在教师的教育下,通过学习获取知识、培养能力,塑造具有健全人格的人。这一过程是在教师教、学生学的“双边活动”中完成的。在英语教学中,教师须关注学生的智力类型,过去有的教师关注学生智力的高低,往往是按照一种智力类型去要求一群不同智力类型的学生,用一把尺子去“量”所有的学生,而这把尺子就是言语/语言智力,逻辑/数理逻辑智力,不去关注其他智力类型学生的表现和学习状态,可能还将他们定格为差生。事实上,多元智力理论告诉我们,人的智力类型是多元的,每个人的智力类型是不一样的,由于智力类型相异,学生的思维方式、学习需要、优势、风格也会不一样。“多一把尺子”,就会多一些关注,多一批好学生。 二、新课程标准下学生行为转变与分析 学习方式转变是这次课程改革的特征。改变原有的单一的、被动的学习方式,建立和形成旨在充分调动、发挥学生主体性和多样性的学习方式,促进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是这次教改的核心任务。所以我们应改变原有的数学课堂教学观和教学模式,促进学生学习方式从单一的传统接受学习,向多样化形式转变。 1.探究性学习方式的转变 探究性学习方式是以独特的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去探究并获取和应用知识的学习活动,它通过学生自主、独立地发现问题、设计解决方案、开展实验、调查、访谈、考察以及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搜集、分析与处理信急资料,以恰当的方式交流和表达学习和探究的过程和结果,这种学习方式有助于学生综合地获得和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助于学生把学习过程与自身原有生活和社会实践联系起来,能激发学生积极的学习情感和体验,能正确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目的。从而保证课程目的的达成。施瓦布认为:探究学习指这样一种学习活动,儿童通过自主地参与知识的获得过程,掌握研究自然所必需的探究能力;同时形成认识自然所必需的探究能力。同时形成认识自然的基础——科学概念;进而培养探索世界的积极态度。 2.合作学习的引导 所谓合作学习,是指:学生在小组或团队中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有明确的责任分下的互助性学习。”从课堂研究中观察到的合作学习的层次与内容,把合作学习分为三类,第一层为同伴之间的互助合作学习(如同桌、朋友之间的合作学习),第二层为小组合作学习(如课堂中的小组讨论、兴趣小组学习等),第三层为教学活动过程中的全员性合作学习(如班级授课时的讨论学习)。它不是简单地把学生安排在一起,任何一种形式的合作学习有5个要素不可缺少:(1)积极互信。要求学生知道他们不仅要为自己的学习负责,而且要为他的同伴负责。(2)面对面相互性的促进作用。要求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学习,相互促进彼此的学习成绩。(3)个人责任。要求学生必须承担一定的学习任务并要掌握所分配的任务,分工明确,责任到人。(4)社交技能。要求教师必须教会学生一定的社会交流技能,进行高质量的合作。(5)自评。要求合作学习者评价合作学习的情况,检查合作学习的方法与效果。用合作学习的五个要求去引导学生进行合作学习。 3.个体学习的引导 个别学习是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形式,一方面,学生的独立能力在逐步发展和提高,他们的个性在增强,独立活动独立学习的基础越来越厚实,独立活动和独立学习的愿望也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他们原有的生活能力和学习能力,为他们的学习奠定基础。进一步而言,当今世界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为学生有个性的独立自主的学习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条件。因此教师积极应对现代信息技术给教育教学活动带来的便利和挑战,为学生接受个体化教育,开展个体学习做准备,创造条件、引导和促进学生富有个性的学习。 因此,学生的学习行为从传统的接受性学习行为转变为主动的、积极的、多样化的学习行为,这样每个学生就能满足终身发展的需要,实现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 总之,在新课程标准下,教师的行为准则与学生的行为转变是息息相关的,只有双方保持融洽的关系才能实现教与学的互动,才能更好地实现新课程标准所要达到的目的,对于教师行为和学生行为的研究需要我们长期地进行分析研究。

民俗 文化 是千百年来历史的记忆,积淀着人类的生存智慧,代表着一个民族的信念,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准则。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民俗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论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

摘 要: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传统文化 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我国由多个民族组成,传统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但是在现阶段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传统民俗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传统文化生存空间在不断的被压缩当中,如何保证民俗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了当代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对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民俗文化;当代;价值;思考

我国历史悠久,几千年的历史造就了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传统民俗文化是我国民族精神发展的源头,也是我国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在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外来文化对于我国传统的民俗文化造成了有力的冲击和影响,民俗文化的发展空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一点点的缩小,传统民俗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动力,只有对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保持认识,才能为传统民俗文化的发展指明合理的方向。

民俗文化因其核心要素民俗是集体遵从的、反复演示的、不断实行的,所以具有增强民族的认同,强化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的功能。与此同时,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别,民俗常常会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点,但其也有一些稳定的特征。一般民俗都具有社会性、地域性、变异性、转承性、规范性等特征。

民俗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民族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根源,是我国民族的根本。民俗习惯的不断传承,对于民俗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理工了重要保证。另外,民俗文化也在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中,不断的受社会的影响。民俗文化的变迁与发展,是其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当代社会的需求。民俗文化对于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社会心理等多方面都有着影响,民俗文化是社会团结的重要根源,也是人们价值观的体现,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民俗文化是社会文化中的核心内容。

民俗文化对我国当代社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价值,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民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民俗是民间文化的载体,其包括民间的 传说 、戏曲、娱乐、技能、信仰、价值观等不同的内容,民俗具有丰富性,并且在传统的民间生活中得到传承与发展。只有弘扬民俗文化,才能延续和传承我国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可以培养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的认同感。

在民间,各种民俗文化中蕴含着各种优秀的文化,并且形成了庞大的历史信息链。民俗文化中蕴含了丰富的智慧与独特的精神,民俗文化有着独特的个性特征与启迪。民俗文化中承载着具有浓重色彩的情感,是我国传统文化有力的传承。民俗文化可以加强民族之间的团结,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民俗文化具有维系的功能,可以使我国不同民族之间保持良好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丰富的民俗活动,各种民俗活动的进行,可以让人们寄托民族情感,并且对生活和心理进行调剂。民俗文化中包含了传统的文化资源,是现代社会旅游业中的重要内容,民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可以为社会带来良好的效益,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社会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保证。

我国民俗文化现阶段的现状不容乐观,需要得到有效的保护与推广,从而保证民俗文化得到良好的发展。我国目前民俗文化存在着变迁与消失的现象,民俗文化的发展变化中,消失和变迁是正常的现象,但是需要对其中变化存在的负面效应进行重视和解决。在民俗文化的变迁当中,传统文化价值存在着严重的流失情况。传统文化价值的流失包括有形的和无形两种流失的方面。传统文化无形流失的方面主要体现在 西方节日 在进入中国后, 中国传统节日 逐渐的被忽视,传统节日淡化,外来节日则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传统文化价值流失的有形方面体现上,很多传统民俗文化形式和活动不断的减少甚至消失,年轻人缺乏参与的热情与兴趣,使得传统民俗活动越来越落寞。

另外,民俗文化的价值开发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我国对于民俗文化的价值开发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建立了很多的开发模式,促进了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但是在对于民俗文化价值开发过程中,存在很多的问题,需要进行 反思 。

首先,对于民俗文化缺乏有力的保护,并且保护方式不够完善。民族文化保护的相关立法不足,民俗文化存在着后继无人的现象,很多保护 措施 的滞后性使得民俗文化难以得到良好的保护。

其次,民俗文化过分的受商业操作的影响,很多人在追求利益的同事,过分的利用民俗文化作为经济来源的措施,对民俗文化的长期发展会存在一定的危害。

最后,民俗文化在开发过程中,存在着同化、破坏、伪造等现象。很多地区为了创造经济效益,模仿其他地区的民俗文化,并且采用各种封建迷信活动,影响了我国社会安定的发展。

民俗文化现阶段发展情况不容乐观,各地区必须重视对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合理开发,才能达到弘扬民族文化的目的。政府和相关部门需要对民俗文化的立法等手段,为民俗文化的传承提供法律基础。在对于民间文化的发展上,要建立合理的人才库,避免出现人才断层,民俗文化失传的现象。另外,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上,要尊重民俗文化的内涵,禁止对民俗文化不合理的开发与利用,严谨各种基于民俗文化上的模仿、伪造等不良活动的开展。

民俗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础,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事,需要对传统的民俗文化进行重点的保护,推进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发展。在对于民俗文化的开发利用上,要提高其各种行为的规范性与合法性,从而保证相关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民俗文化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重大,只有充分的发展民俗文化,促进民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才可以达到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在民俗文化的保护上,要加强相关立法,使得保护民俗文化的行为有法可依,促进民俗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文明,徐载娟,景成,王铁环,刘景慧.托口古镇民俗文化 调研 报告 [J].怀化学院学报,2010(04)

[2]吕红艳.保护与开发:民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民俗生态旅游[J].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04)

[3]王晓洋.浅析名人故居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以苏州及其周边地区为例[J].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02)

[4]王新亮.保护视野下的淮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8)

浅谈民俗文化市场化

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大众的旅游消费需求进一步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的趋向,大众的旅游活动形式已不再限于满足传统的有形的旅游产品,而是寻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愉悦和历史内涵,从消费有形的旅游产品转向消费无形的旅游文化。为迎合大众的这种需求,许多区域、城市、景区再次把目光移向曾经被冷落的精神性文化消费领域――民俗文化。

市场上开始出现所谓的“人造文化”,并有泛滥之势,许多学者、人士开始抨击、批判这种旅游文化市场化的行为,呼吁文化回归、保持原始状态。通过对民俗旅游文化现状的一些分析,从另一个角度指出文化商品化并非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无是处,正当、适当的商业化手段对文化的传统和发扬还能起到促进作用。就此探究某些商业化的 市场营销 是有现实意义的。

关键词:民俗文化;商品化;庸俗化;内涵

1引言

随着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生活压力的增大,人们开始厌烦喧嚣的城市生活,渴望在闲暇之余呼吸一下清新的乡村空气和恬静特异的民族风情,这种对大自然和原始生态的回归动力,驱使着广大游客前往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地旅游,去民俗村寻求内心的渴望和满足对历史文化知识的渴求,这体现了游客的休闲需求,也说明当前民俗旅游文化正是在这种呼之欲出情况下逐渐呈现在广大民众视线之内。

正是基于此,我国的民俗文化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近年来我国民俗旅游的开发及其发展都大有成效,然而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如何合理科学可持续地发展民俗旅游,在旅游发展的前提下。使民俗文化发扬光大,避免庸俗化、导致畸形发展,使其走上持续健康发展道路成为当前一个值的研究的 热点 。

2民俗旅游文化的内涵

2.1民俗文化的内涵

民俗,是依附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民俗文化是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民间文化,是在共同地域、共同历史作用下形成的积久成习的文化传统。其内涵包括饮食、服饰、家居等物质民俗}组织制度、人生礼俗等社会民俗;民间信仰、巫术禁忌、娱乐游艺、民间工艺等精神民俗;神话、传说、 故事 、民谣、 谚语 等语言民俗。这种民族的,时代的文化既有物质的标识,制度的规范,又有具体社会行为,风尚习俗的鲜活体现。

由此可见优良的民俗文化是对传统民俗事物和现象的梳理和检验后形成的。其表现形式多样,如今年开始实行的法定 清明 节、 端午节 、 中秋节 。在旅游中,民俗文化是很活跃的旅游资源,涉及旅游的行、游、住、食、购、娱的方方面面,由于各地的民俗对异地游客有一新奇感,激发民众的奇心,娱乐性、参与性也很强,对游客很有吸引力,游客为能亲身体验另一地域的文化特征,不惜奔走千里。如西藏香格里拉,云南西双版纳、云南大理丽江泸沽湖等地正是由于具有特有的民族风情村及少数民族习俗才闻名于世,吸引了广大国内外游客。

2.2民俗旅游的内涵

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型旅游,它欣赏的对象为人文景观,而非自然景观,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传统节日、建筑风格、民间歌舞都是民俗旅游的珍贵资源与欣赏对象。温锦英定义:民俗旅游就是借助民俗来开展的旅游项目,它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俗事项和民俗活动为旅游资源,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鲜明、突出的民族性和独特性,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鲜感,它的魅力就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巴兆祥界定:民俗旅游是指游客被异域或异族独具个性的民俗文化所吸引,以一定的旅游设施为条件,离开自己韵居所,前往旅游地(某个特定的地域或特定的民族区域),进行民俗文化消费的一个动态过程的复合体,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

民俗旅游的主要类型包括与山水风光相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民居及其他建筑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饮食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礼仪结合的民俗风情游、与喜庆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大型民族风情园景为产品的民俗风情游等六大种类。围绕以上不同类型,民俗旅游可以通过再现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民族的古老文、传统习俗,满足现代社会人们求新、求异、求同、求知的心里需要。因此,简单地说,民俗旅游就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有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为载体开展的旅游活动。

作为以民俗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目的地,游客关注的是精神层次的消费,这和观光型景区截然不同。民俗旅游对旅游目的地来说,特有的民俗文化是一种极其有价值的旅游资源,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吸引了更多的游客,从而扩充了旅游地的客源和市场需求,增加了经济收入,提高了社会收益。

3我国旅游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1我国旅游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

这些年来,我国民俗文化旅游发展极为迅速。已经成为旅游中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很多地区都纷纷投资兴建民俗旅游度假村、民俗旅游专业村、农业民俗旅游村以及民俗旅游主题公园等,承办民俗旅游节日,举办大型民俗旅游活动。

如山西民居以及乔家民俗博物馆,赣南的客家民俗文化、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云南大理丽江泸沽湖、山东日照的渔家乐民俗旅游度假村等地推出各具特色的活动内容和民族风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游玩。如今,很多地区将旅游业看作扶贫行业,民俗旅游开发也作为发展地区经济的手段被滥用。不可否认民俗旅游作为旅游业中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促进了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激活了一些地区其他的行业,解决了社会就业问题。正是这个原因,有些不具备开发观光型旅游地的地方,基于发展经济为目的,盲目投资建立形式各样的民俗文化村,大打“民俗文化”牌子。

3.2民俗旅游存在的问题

(1)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力度过大。

民俗旅游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使得很多地方不顾自身环境条件的限制,盲目开发民俗旅游资源,致使当地民旅游文化资源开发无序,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破坏,长此以往,将损害整个民族旅游资源乃至文化传统传承。

(2)部分优秀的民俗文化庸俗化。

由于民俗旅游的经济效应较大,许多旅游景区片面注重对旅游景点的外观和形式的建造,不考虑当地的特色,只是想通过美观的造型来吸引游客的眼球。片面追求经理利益,导致民俗旅游被机械地舞台化,民俗文化被随意地庸俗化,从而失去了民俗的特色。

(3)特色不鲜明。

鲜明的地区特色是民俗旅游的主要依托。黄金周刚兴起时,国内许多城市对旅游业还不是很重视,有的地方甚至连像样的景点也没几家。近几年,各地都把旅游产业作为重要产业甚至支柱产业来抓,大抓特抓民俗旅游,民俗活动逐渐趋向同化。你敲锣打鼓,我也敲锣打鼓,你舞龙舞狮,我也舞龙舞狮。项目雷同,风格雷同,缺乏新意、创意与吸引力,民俗旅游正在失去特色。由此,我们务必要保留各

地民风质朴淳厚的特点,才能使民俗旅游项目持续吸引旅游者。

(4)内容肤浅,缺乏内涵。

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一些景区往往仿照那些做得不错的地方,别人有的全部照搬过来,这样,形式上完全一样,再没有其附合本地民情、风俗的内容,过多地附和旅游者的心理,甚至为了猎奇心理,急功近利于一味迎合游客,刻意追求表面的形式,失去了内涵。孰不知,来参加民俗旅游的游客关注更多的是这种文化的内涵,这种深层的东西才是吸引游客的根本,形式上的做 文章 对文化的传播和本地景点的长远发展很难起到良好的效果。

(5)缺乏要有科学、合理、系统的规划。

一些民俗旅游景区开发在实施过程中操之过急,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有些,如深圳民俗文化村和云南民族村投资均在1亿元左右,开业时间也十分接近,前者很快收回投资,后者则连投资的利息都难以偿还,除了经营管理原因之外,云南民族村的建设选址过于匆忙,没有统筹分析,前者处于口岸城市,经济发达,项目内容与现代化城市形成鲜明反差。昆明人口流量小,民族村项目地处少数民族实际分布区,具有原地浓缩式开发模式的弊端。对当地居民吸引力不大,也损失了一部分追求真实感和亲身体会身临其境的外地游客。正是这些原因造成了两个同质景点的不同结局,可见科学、合理、系统的规划在开发民俗旅游中必不可少。

(6)缺乏行之有效的市场运作手段。

如果说文化是民俗旅游发展的根本,科学有效的市场化的运作手段则是民俗旅游发展的保障。民俗旅游的发展不能单单从形式上考虑如何去作,去延续,还要从经济效益上去统筹,没有了收入作支撑,民俗的发展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保证。我国有很多优秀的民间艺术到今天都流失了,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们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致使那些拥有这些技艺的民间艺人为求生存而改从其他行业。民俗文化的发展如果不能很好的运用市场的手段运作,只是作为一个纯艺术形式也不可能长久存活。我们知道,旅游刚刚起步的时候,民俗旅游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那时的民旅风情只是旅游中的一个小小点缀。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民族风情村成长起来,越来越多的异地民俗发展开来,最根本的原因是旅游的带动,从而使其找到了一个生存发展的基本裁体。但今天旅游中的到处泛滥的民俗村要求它自身的发展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市运作手段作保障。张艺谋的《英雄》开创了我国影视市场成功商业化运作的典范。其“印象刘三姐”,“印象桂林”等系列,让桂林更是驰名中外,也让人们看到了民俗文化同样可以包装,而且精美的包装会带来更大的收益,科学正确的商业化会使传统的民俗文化发展更好。

4结论

总体来说,民俗文化有其地方的独特性,这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紧密相连,其发展以旅游业为经济依托,旅游的发展与当地可进人性息息相关,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发民俗旅游时需要注重统一的规划和科学的市场营销。旅游中民俗文化的市场化、商品化并非一无是处,相反。纯粹的艺术形式的民俗文化的发展未必能够长久。笔者认为,民俗文化不存在所谓永远的原汁原味,只要社会在发展,民俗文化就在不断演变,也只有不断变化了的民俗文化才更具有生命力,旅游中的民俗文化市场化、商品化也是一种在社会前进中的必然现象,不可能人为的去阻止改变,但可以人为的引导其正确的发展。

因此,传统的民俗文化当前旅游中民俗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当以市场为导向,结合其本身的独特性,市场细分,对一些特色民俗文化进行精美包装,以经济带艺术,以艺术促经济协同发展。这样,也许很多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都可以如东巴文化一样发扬开来,再次张现其生命魅力。

摘 要:地人关系即环境伦理对文学具有深刻的构成性影响。陕西三大代表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其人其文在气质个性、创作理念、叙述主题、人物形象、文本风格等方面所凸显的种种歧异性,均可从他们所成长的不同微观文化环境,即自然地理分野与精神气候差异两方面找到原因。相反地,各具地域特色的文学文本又证明了乡土文学文化构成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并使它与都市叙事中千篇一律的西化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关键词:自然地理;精神气候;生存文化;礼俗文化;多元文化Abstract:Environmental ethics,namely,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land,has deep formative effects on literature. Lu Yao,Chen Zhongshi and Jia Pingwa,the three representatives of Shaanxi writers,differ prominently in personality,idea of writing,narrative theme,image of literary character and textual style,which can all be accounted for from the different micro-cultural environments in which they grew up,that is,division of physical geography and difference in spiritual climate. Accordingly,various literary texts of regional features demonstrate abundance and diversity of literary culture,which stands out as a striking contrast against the stereotypical westernized experience of urban narration.Key Words:physical geography;spiritual climate;culture of existence;customary culture;diverse culture19世纪法国文学批评家泰纳在其《艺术哲学》一书中认为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于作家所属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种力量,这就是在文学批评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三元素”说。其中,“时代”特征,被用来从宏观的角度解释一些文学现象的“整体变化”是颇为有效的,但生活于不同微观文化环境中的人们,其文化心理结构和行为规范带有明显的歧异性,这种差别性给出生于不同地域的作家及其文本打上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因此,在我国也有不少评论家提倡文学创作的地域特色和文学批评的地域文化视角。比如“五四”时期,周作人便最早注意到文学的地域特征:“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譬如法国的南方有洛凡斯的文人作品,与北法兰西便有不同。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土当然更是如此。”[1]在当代,也有不少学者致力于从地域文化的视野对文学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和阐释,特别是由严家炎任主编,王富仁、钱理群、凌宇任副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大型系列研究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以集束炸弹的形式,呈现了当代学人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文学所达到的较高学术水准。这样的研究方法,有人称为文学地理说,有人称为文学地缘说,还有人称为作家地理说的,但不管名号如何变化,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即关注地人关系即环境伦理对文学的构成性影响。凡此种种,均为笔者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批评实践方面的借鉴。在这个前提下,用种族、环境的不同来解释一些整体文学格局中明显带有地域色彩和独特文化内涵的文学现象及其成因,应该说是比较可靠和科学的方法。陕西境内从北向南由横贯东西的两大山脉乔山和秦岭分为三大地理板块,这三大地理板块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人文伦理,分别孕育了三位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从而也使陕西的文学地理呈现出清晰的三大板块结构。三作家中,路遥和贾平凹分别来自陕北黄土高原和陕南山区,陈忠实则是关中人。自然地理分野不仅给他们提供了迥异的山川风物、四时景致,也先天地给他们带来了不同的生理和遗传因素。但原生质的第一自然元素,给人们的精神影响只是浅表层次的,而生发于这种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的“第二自然”(文化景观)如风俗习尚、心理定势、思维习惯以及道德标准、审美趋向等这些意识评价性元素,才是更为根本、潜隐的制约因素。“第二自然”也被称为某一地域的“精神气质”,泰纳在《艺术哲学》中称之为“精神气候”,认为精神气候由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构成(社会环境包含“时代”因素),也即环境和气候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两个层面,笔者对此深表赞同,而这正是本文所有分析论证的出发点。从自然地理环境来看,陕北黄土高原位于黄河中游,西部是陇东、宁夏,东部为黄河、晋西大峡谷,北接毛乌素大沙漠和蒙古草原,处于黄土高原向蒙古草原过渡地带,再加上年降水量极少,属中温带半干旱气候类型,因此,人们选择了适宜生存的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处于这种过渡地带,使陕北“既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争夺的‘前沿阵地’,又成为华族(汉代以后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的‘绳结区域’。”[2]历史上,由于战争的作用,陕北曾出现过几次大的民族融合高潮,经考证,“对塑造陕北群体人格影响较大的民族应有三支:商周时的戎狄,秦汉、魏晋时的匈奴,唐宋时的党项羌”[3]。这种多民族的杂居和交融,使陕北文化在其构成上,具有一定的多元性和丰富性。陕北在历史上一段相当漫长的时期如周、秦、汉、唐时代,一直作为都城的屏障和军事要地而被统治者经略,但在战争结束失去边关作用后,统治者便无心治理与经营了。宋明以后,大规模的砍伐森林使这里的土地水土流失严重,日益荒漠化,形成了黄土高原山荒岭秃,沟壑纵横的地表特征,这种地表特征使得陕北道路崎岖,交通不便,成为封闭的块状结构,很难与外界及时沟通信息,因此“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儒家文化在这里的禁锢相对松弛。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冲突、碰撞与重组,儒家文化渗透力的相对轻浅,使这里的原初文化具有古老性、浪漫精神和诗性气质。我们从陕北剪纸和年画的用色(强烈、饱和、艳丽、明快)、安塞腰鼓的惊天动地、信天游的悠远抒情中均不难感受到这点。这种过渡地带的精神气候使陕北的民性具有一种二律背反式的性格特征:既充满了自由、勇毅、野性、剽悍等外向型特点,又有由地缘位置所导致的保守、内向、封闭等质素。这种性格中的矛盾在路遥的个性中有突出的表现:路遥的性格中,既有理性、保守的一面,也有浪漫、奔放的特质,因此,评论界公认路遥是个主观性很强的客观型作家。从总体上讲,路遥能够对叙事进行理性运思,但那种热烈的感情还是会时时按捺不住地胀破理性框架,流溢出来,极大地影响着路遥在文本中对爱情关系的处理和情节的设计。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让省委副书记兼省会所在地的市委书记的女儿、省报记者田晓霞以及医学院大学生金秀先后爱上了煤矿工人孙少平;让金波长久地痴心等待一个只有短暂的精神关联的藏族姑娘。这些对爱情故事的设计,很难使我们轻易信服,因为它不太符合生活的真实逻辑,经不起理性的推敲,是天真的梦幻和一厢情愿,但是却充满了浪漫气息和诗性气质。再就是,路遥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以柳青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进行一定的突破,但总体上在创作手法、创作理念和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方面的保守性,是很明显的。草原文化中张扬、率性的一面,使路遥的潜意识中形成了“英雄崇拜”的情结,外化为文本中一系列坚强、阳刚、百折不挠的“硬汉”形象。这种冒险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品格,在路遥作为一个作家,为自己树立高远的文学理想,甚至以身殉梦的人生历程中也可看出。同时草原文化不像儒家文化那样歧视和压迫女性,女人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很高,也影响到路遥笔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人生》中的刘巧珍、《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润叶,都带有“母亲”这一情感和形象原型,使路遥的爱情描写包含着母性爱的文化心理内涵。追溯原因,当与游牧文化对女性的尊重与推崇有关。当然,对这一现象进行原因探寻,有很多不同的见解,比如,有人认为这种现象与儒家文化心理积淀有关:“在长期封建意识因袭之下,中国广大妇女处于重重压抑之下,尤其在爱情心理上缺乏舒展的自由,……而文学终究要受到民族文化传统的制约,我国旧小说、戏曲中很少对女性性爱心理的坦率描摹,却常常以仁义道德为思想背景,表现母性的所思所爱,即为证明”[4];也有人认为这与陕北生存文化和路遥由童年不幸经历导致的特殊心理需求有关:“陕北农村贫穷落后,生存是第一需要。在陕北农民的婚姻观念中,女性应该是一个忍辱负重的角色,在田间地头是一个好帮手,在家中要承担抚养孩子、做饭、缝衣服等家务活。而且由于丈夫在体力劳动中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任务,所以妻子们总是把自己的男人像娃娃一样疼爱……在路遥深层意识世界中,也多少受到这种文化心理的影响,进而影响了他笔下爱情描写的整体面貌。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家庭出身、生活遭际对路遥心理的影响。路遥是一个天生情感极其丰富的人,但他心灵深处强烈的感情要求和现实的感情亏欠又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在他七岁那年,由于家里十分贫穷,孩子太多,父母无奈把他过继给延川的伯父,没能充分享受母爱、兄妹爱。……他所描写的那些充满母爱色彩的美好温馨的爱情,或许就是为了求得心灵的慰藉。”[5]也许这些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因为一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在此聊备一说。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徙的自由、随意的生活方式对陕北人的生活观念也产生了深层的影响。陕北人不像关中人那样安土恋家,而是对土地有一种叛离的心理倾向(这与陕北自魏晋以降战火连绵、灾害频仍,自然环境格外严酷,当地居民生存超常艰难这一现实处境有很大关系),这在信天游对“出走”与“寻梦”这一族群的集体冲动的反复吟唱中已得到清晰的呈现。这种“出走”与“寻梦”意识同样也在路遥的意识深处有所积淀,由此出发,我们便不难理解高加林那颗欲挣脱土地而不得的痛苦心灵以及为逃离土地而不惜牺牲爱情的决绝心态;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抱着闯荡世界的雄心壮志,历尽艰难,对命运不屈地进行抗争,宁肯当揽工汉和煤矿工人,过飘泊不定的生活,承当繁重的体力劳动也不肯回家,在哥哥的砖场过较为容易的生活,也与这种族群的“出走”与“寻梦”冲动不无关系。此外,陕北的地力对陕北人的文学创作和陕北的原初文化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一方面,它孕育了陕北独特的民间艺术:信天游、唢呐、秧歌和腰鼓。这些民间艺术的共同特色是极富抒情性和力度。这些对路遥小说的民俗描写、取材习惯、甚至叙述风格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信天游的两大主题:生之艰难和爱之痛苦也是路遥小说一以贯之的两大主题;信天游的精神姿态:对生存苦难的正视和面对苦难的豁达态度也转化为路遥作品中透露出来的文化姿态;在作品的叙述过程中,路遥常常情不自禁地站出来,对笔下所涉人事进行坦诚和毫无保留的议论,使他的叙述声音充满激情。即使在景物描写中,也不像陈忠实那样不动声色,理性客观,而是情景交融,夹叙夹议。这种粗犷奔放的风格,与陈忠实所体现出来的温柔敦厚的汉文化之间的差异是非常鲜明的,路遥小说的雄阔大气和诚挚、浪漫,极富感染力的审美效果,均能在这些民间艺术的特质中得到相当的说明。另一方面,土地的贫瘠、气候的干旱、生活的苦焦,使陕北原初文化带有鲜明的生存文化、民间世俗文化特征,这种特征使路遥的创作无法超越对现实生存苦难的专一关注。陈忠实的出生地关中平原西起宝鸡,东迄潼关,东北有黄河、渭河蜿蜒于中部,南有秦岭山脉阻隔,位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又称渭河平原。这里土地肥沃,降雨丰沛,自然条件相当优越,适于农耕生产;从宏观地理条件来说,关中处于四关之内,东西南北分别有潼关、散关、武关和萧关,四塞强固,被山带河,一马平川,既利耕作,也便交通,因此“秦中自古帝王都”,历史上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曾先后在这里建都,长期处于政治文化核心区域,农耕文化积淀深厚。在农耕文化中,儒家文化一直占主流地位,尤其是在帝王之都,这种主流文化具有极强的整合功能和渗透力。在漫长的历史迁延中儒家文化逐渐发育成熟,对整个民族文化都有深远的辐射性和统摄性,相当长时期作为中华文化的标志和主体而存在,带有根性文化特色,同时其宫廷式的贵族文化、官方文化、经典文化的特色也相当鲜明。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地域的精神气质也包括地域日常生活的格调和品质,而官方文化、贵族文化如果不能民间化、日常化,是无法传之久远的,因此,在关中地区,官方文化经过充分民间化和日常化之后,以宗法家族文化和礼俗文化的面目、乡约、族规的具现形式出现,并且渗透于关中人的深层文化心理之中,制约着他们的风俗习尚和日常生活,形成了民性之中礼让、淳朴、厚道而又不失古板、僵硬的特质。陈忠实的《白鹿原》对此进行了非常到位和详尽的描写,其中,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便是典型的宗法家族文化陶养出来的理想人格的具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乡约、族规起着无处不在的规范和威慑作用,并常常对生活于白鹿原上的人们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既保障着一方的稳定与秩序,又不时露出它残酷和戕杀人性的一面。关中文化从周秦时代开始便洋溢着一种务实、进取的精神气质。周人和秦人作为弱小部落,能够最终完成政治大业,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依凭的是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实干精神,这使关中人形成了重功利、崇实效的实用型价值取向模式。北宋时哲学家张载和其弟子创立了“关学”,探讨了一些理学命题,提出了“气本论”学说。但“关学”并不以理学思辨见长,而是以其重视实际、躬行礼数的朴实学风著称,在关中民间素有“家遵东鲁百代训,世守西铭一卷书”的家训,将张载和孔子相提并论。由此可见,张载在关中民间的地位之高。“关学”的广受欢迎和深刻渗透,加剧了关中文化务实、功利的特点。陈忠实自从走上文坛以来,一直致力于书写他所熟悉的关中农民及其乡土生活,面对文坛各种思潮、主义波起云涌、眩人眼目的热闹景象,不追逐时髦,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甘于寂寞,终于写就巨著,这种稳健、成熟的创作心态,极其显著地体现了关中文化的这种务实特点。此外,在陈忠实的文学观念中,非常看重文学的社会意义,他前期的创作自不待言,就其表面看,超越了阶级和历史局限的《白鹿原》,其史诗追求、宏大叙事以及作家对本文“死后可以当枕头”这种接受效果的预期,都带有不言自明的功利性。关中适宜农耕的自然条件和务实的文化精神传承,使关中人形成了以农为本的“重农”和“土地崇拜”意识。“重农”意识对陈忠实影响很大,多年以来,他一直以关注农民,以书写农民的遭际、命运与心态为己任,创作题材始终没有宕开土地和生活于土地之上的农民,而“土地崇拜”在《白鹿原》中的白嘉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白嘉轩生活的目标和乐趣,很大程度上在于尽量多地占有土地。为了巧妙地以劣地换取鹿子霖家的几亩水田,白嘉轩用尽心机。对土地的崇拜和相对殷实的生活,使关中人形成了安土恋家、重在守成的心理倾向,与陕北人“出走”与“寻梦”的集体冲动形成强烈对比,这种心理倾向同样在《白鹿原》中有细致入微的展示。关中文化由于长期存在于政治中心区域而带有权威性和正统性,因此儒家文化对人的控制也比较有力。儒家文化的理性色彩、秩序感和对现世的关注给生活于此一地域的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处世方式以极大的影响:陈忠实属于理性——感情型作家,性格特征明显地带有关中文化的印记。他不似路遥那么热烈、直率甚至一览无余,他含蓄蕴藉、内敛深沉,能够极有分寸地以理性统驭自己的感情流动,在叙述风格上,客观沉稳,全知全能。陕西民间戏曲“秦腔”,因为曲调舒朗,唱腔高亢粗放而被称为“高腔”。秦腔作为生发于秦川沃土的戏曲,最能充分体现秦人性格,其道德伦理化叙事,说教劝诫、扬善惩恶的功能模式,对陈忠实《白鹿原》中的人物塑造、情节建构均有明显影响。《白鹿原》中花费了不少笔墨写到麦收后各个村庄轮流请秦腔戏班演出的风习,文本中不仅有对秦腔曲目的熟稔介绍和人们争相观看秦腔的热烈气氛的渲染,而且白孝文观看秦腔还直接为鹿子霖策划、田小娥实施的圈套得以实现提供了绝佳的契机,由此使观看秦腔这一风习成为文本情节得以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和推动力量。秦腔中有相当部分是历史故事,对陈忠实的历史关注和历史思考也有一定的影响。贾平凹来自陕南商州山地。商州居于关中和陕南之间,属过渡地带,也是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之地。纵贯商县、丹凤、商南的丹江经荆紫关流入汉水,再流入长江,属长江水系,亚热带湿润气候,雨量充足,年均气温较高。这种特殊的地缘位置使商州兼具四方风脉,又别有气韵。山岭拔地而起,湾湾有奇崖,崖崖有清流,春夏秋冬分明,山川地形、朝夕阴晴变化极大。商州的山水结聚精光灵气,虽然没有关中的淳厚、朴拙和陕北的粗犷、辽远,却自有一种清奇和钟灵毓秀。山水的灵秀最能培养人的灵气,因而贾平凹在三作家中最有灵气,悟性最高。这种环境能够激发人的想象力,贾平凹在三作家中想象力最为丰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在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作如《高老庄》、《怀念狼》中表现最为明显,虽然有不少批评者认为这是贾平凹向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学习的结果,但地缘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这里很多地方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而这里的人们野性未泯,性意识比较自由、坦荡,这在贾平凹不少作品中都有体现。这种过渡地带使商州的民性既有关中人的质朴、淳厚,又比较灵活、通脱,潇洒、浪漫。正如贾平凹研究者费秉勋先生对贾平凹的性格、气质的评价:“贾平凹有着文秀温雅的南国气质,也具备关中人厚道的一面。商山丹水培育了他诗人的气质,经黑龙口流入的关中民俗也制约着他的情思。”[6]9实际上,这种婉约派词人的才情,究其地缘上的原因,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商州属南方文化圈,因此商州人更多南人的阴柔之气,男人较细弱,与北方人的刚健、质朴不同。这样的群体性格特质,折射到贾平凹身上,便是他比较擅长、也更有兴趣书写一己的喜怒哀乐,艺术感觉细腻生动,情感丰富柔婉,属主观型、表现型作家。当然,我们说,路遥是主观性很强的客观型作家,陈忠实是理性——感情型作家,贾平凹是主观型、表现型作家,也许有些失之于简单。比如,李建军认为,陈忠实的性格特征是“宁静”[7];费秉勋认为,贾平凹的心理特征是孤独内向,性格特征是羞怯与执拗的统一:“……这样说来,他该是怯懦而少刚气的了,其实不然,他有着内在的顽强和坚韧,有极强的自我意识。他的性格是外柔内刚,并善于以柔克刚”[6]11。是的,每个人的心理和性格都是复杂的,有着多面性和多重性,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归纳都有可能流于简单,挂一漏万,我们如此评说,也同样不能避免这样的局限。贾平凹曾对川端康成作出剀切的评价,其中不乏夫子自道的况味,用来说明他自己的特点反倒是最为准确的:“拿手的是写日常生活中微妙的感情的东西,靠的是感觉,靠的是体验,而不是靠横的即知识面广赢人”[8]。且不说他那些真诚倾诉自己的人生感悟、命运遭际和心灵起伏的散文,就是极力追求客观性的小说这一文学种类,在他的笔下也成了以实写虚的载体,极具象征性、写意性、表现性和寓言性。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确如此,这种较多柔性的气质,使贾平凹的小说和前期散文以妩媚、清丽、细腻为人称道(贾平凹后期散文超越前期散文的唯美幼稚,走向憨拙大气,追求“汉唐气象”和浑然天成,与他在关中长期生活,受汉唐文学艺术精神浸润与启发有关)。商州的地形与气候特征似乎培养了人的善变。与路遥的固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陈忠实对现实主义的有限度的改进与调整不同的是,贾平凹始终活跃在当代文坛的风口浪尖,意欲穷尽一切可能地进行形式探索,他的多变,被一些批评家概括为多转移、多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尽管这种形式探索的幅度还不够大,但与路遥、陈忠实相比,还是更具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由于在铁路开通之前,商州是关中通往东与南的主要通道,贾平凹家乡的县城龙驹寨是个水旱大码头,很早沿丹江河人民就有商贸往来,因此较之关中、陕北“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百姓较有商业意识,善于经营。这种商业意识在贾平凹文化心理的根子上种下了胚胎,一旦时机适宜,就会破土而出。这也是贾平凹的《废都》之所以开中国当代文学商业化写作先河的族群文化原因所在。三省交界之地,长江水系与黄河水系在商州的交汇,实质上意味着中原文化、秦文化与荆楚文化的交融,因而商州文化具有多元性与复杂性,直接导致了贾平凹文本中文化成分的驳杂。文本中多元文化的交织、并存,既给他的作品景观带来多重维度和丰富内涵,也使文本意蕴和作家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暧昧不明、游移不决,这说明贾平凹还缺乏对各种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消化,从一个超越的角度来批判、质疑、审视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自觉意识和气度。楚文化中道家的老庄思想、浪漫奇诡的屈骚传统、阴阳家的五行术数思想等对贾平凹影响极大。老庄思想对贾平凹的影响非常之大:“庄周梦蝶”的典故不仅直接化作了《废都》中主人公的名字,其颓废、虚无的心理感受更是打上了道家的思想底色。贾平凹在90年代以后,非常注意创作前心境的澄澈、空明,反复强调“虚静”、“坐忘”等养气和体道方式,并有意识地以此作为自己的审美观照方式,从中不难看出他对道家思想的浸染之深。庄子哲学中的“齐物论”使贾平凹能够以万物平等的观念来看待万事万物。在《怀念狼》中,这种平等观念化作了叙事视角的多重出入与变化,打破了人与动物、自然界之间的畛域,使得文本中人物的活动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种万物平等观念引申到哲学层次,便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伦理,与路遥、陈忠实所信奉的本质主义有明显差异。此外,道家的淡泊精神用来解释贾平凹后期创作的边缘化态势和文学观的非功利特质应该是相当有效的。楚文化中的崇巫尚鬼之风,表现在民间,便是这里迷信鬼神之风甚炽,人们普遍相信人与超自然力量之间的感应,神秘文化盛行。贾平凹曾自述:“我从小就听见过和经历过相当多的奇人奇事,比如看风水、卜卦、驱鬼、祭神、出煞、通说、气功、禳治、求雨、观星、再生人呀等等,培养了我的胆怯、敏感、想入非非、不安生的性情。”[9]这种民间风习不仅培养了贾平凹的一些上述性格特点,而且为他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题材来源,强化了他作品中的地域文化色彩,也直接影响到他小说的氛围与风格。这种心—物�交互感应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超常认知的思维方式,它根源于原始巫术思维,又与现代民间信仰思维的灵—实(心—物)交互感应相互联系,它使思维主体能够敏锐感受和直观把握认知对象,减略无需认识的概念、推理和判断过程。”[10]贾平凹的思维方式也有这种特色,这使他对蒲松龄“谈狐说鬼”类故事容易产生情感契合,并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文本中一再描写各种超自然现象,使文本极具神秘色彩和诡魅格调。李建军先生曾经分析过陕西三大地域板块的精神气质差异:“黄土高原型精神气质具有雄浑的力量感、沉重的苦难感、纯朴的道德感和浪漫的诗意感。它与陈忠实受其影响的关中平原型的精神气质不同,后者具有宽平中正的气度、沉稳舒缓的从容,但在道德上却显得僵硬板滞,缺乏必要的宽容和亲切感;它与贾平凹等陕南作家受其影响的山地型精神气质迥然相异,后者属于这样一种气质类型:轻灵、通脱、善变,但也每显迷乱、淫丽、狂放,有鬼巫气和浪子气,缺乏精神上的力量感及价值上的稳定感和重心感。”[11]笔者以为这样的论述基本上是准确的,有助于我们更加到位地把握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其人其文的神髓。这三大地域板块造就了风格迥异的三大乡土文学作家,反过来,各具地域色彩的文学文本又证明了乡土文学其文化构成的丰富性与多元性,这使它与都市叙事中千篇一律的西化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成为乡土文学大放光芒的重要魅力源泉。[参考文献][1] 周作人.谈龙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0.[2] 吕廷文.试论陕北古代文化的特点[J].延安教育学院学报,1997(1):1-4.[3] 杨蕤.试述陕北文化的形成[J].华夏文化,1998(2):25-27.[4] 应光耀.爱情描写中母性爱的文化心理思考[J].当代文艺探索,1987(5):65-70.[5] 贺智利.路遥小说中爱情描写的文化心理透视[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3(9):88-91.[6] 费秉勋.贾平凹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7] 李建军.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65.[8]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12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183.

摘要: 现在越来越流行一句话——“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既可以构建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又可以达到保护生态自然的目的。本文以关中传统村落文化为例,探讨景观环境艺术设计与保护,为其在现代环境艺术中的应用找到合理途径,促进传统村落文化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关中;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环境艺术设计;保护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对环境需求的要求也有了改变,景观环境技术设计与保护为了满足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在顺应时代的发展基础上,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开发与保护。因为村落是传统文化最为集中并保存相对完好的地方之一。景观环境艺术设计实施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在于保护村落中优秀的文化要素、发展艺术设计特色。 目前,我国新农村建设有新建与改扩建两种模式,有人类活动的地方,便有传统文化,村落建设也不例外。不同村落的传统文化因自然环境、气候、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展示出的特征也不相同,在村落建设和改建的基础上,从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出发,创造村落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之间的和谐,体现出村落文化独有的特征,还能让建设和改建后的村落能够健康生存和发展,衍变成的不同类型和模式的文[1]。 1   关中传统村落文化发展的背景 从经济发展上看,关中地区的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甚至还有大部分村落经济相对落后,按照当前经济的发展速度,这在很长时间内会保持这种落后的状况。截至2017年,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先后4次评出4153个传统村落,其中陕西有70多个村子入选。包含着韩城市西庄镇党家村、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渭南市澄城县尧头镇尧头村等古老村落,这些村落都较好传承当地传统营造样式和民风民俗,在政策引导和市场开发相结合的基础上,传统村落更加注重文化价值和自身生产力建设,通过对关中地区环境的调研,传统村落文化建设必然将呈现出新活力[2]。 2 传统村落文化与景观环境艺术设计相结合的意义 2.1 是传统文化优化升级的需要 “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国家政策的大力倡导,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村落文化、推进地区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关中传统村落中有很多村落依然是耕种土地为主。这些沿用传统劳作方式的村落无法与大型企业的高度集约化农业生产相比,所以经济水平相对落后,使得部分村落农民生活只能维持较低水平。 因此,传统村落文化优化升级是发展地区经济的方式与途径。以往的关中村落土地开发项目很多,但是有的开发项目没有结合传统村落文化特点,难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统村落文化优化升级,是村落建设与土地开发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最大化,对保持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 [if !supportLists]1.1 [endif]是城市周边游与民俗文化发展的需要     传统村落民俗文化发展最有效的方式是城市周边游,是一种把传统村落视为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方式。早在 2014年,这种旅游项目在关中地区就出现了,让人们在中心城市周边短期、民俗自驾游,远离都市生活,感受历史文化、回归自然。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无时间长途旅行,关中地区的民俗文化丰富多样,传统村落乡村旅游满足其需要——向往田园,减压自由的生活,实现对古村落资源的综合利用,关中地区目前一个阶段的开发热点,与当地特色资源相结合,民俗文化与村落建设,将民俗文化融人村洛建设中,打造有鲜明特色的传统村落乡村旅游产品[4]。 以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为例,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袁家村是发展粮食生产,但这仅仅是解决了吃饭问题;直到21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袁家村因地制宜,开始发展村集体经济,创建“果业收入+工资收入+村集体分红”新模式。据统计:2000年袁家村人均年收入达到8600元,集体资本累积达1.8亿元。但是,慢慢地随着果业、养殖业效益下滑,袁家村发展面临挑战,这时他们开始重视村落文化,先后建成康庄老街、唐宝宁寺、小吃街、酒吧一条街、祠堂街、回民街、书院街等,在生态、民俗和文物资源有机整合下,打造出关中印象体验地。2019年,袁家村接待游客600多万人次,年人均收入超过10万元,旅游总收入超过10亿元[5]。 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充分认识到这种独特资源优势,推动文化发展,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文化资源,培育“袁家村关中印象”文化品牌,对保护袁家村民俗遗物、明清古民居都有重要意义。此外,袁家村传统文化承担着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社会职能,把陕西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的基础上,在服务社会、以文化人、传承文化等方面,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提高观赏者道德情操、知识学问、审美能力的“大学校”,成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国梦想的精神宝库。 3   关中传统村落文化 融入 景观环境艺术设计与保护 的方式方法 3.1 村落空间设计元素是传统村落文化的形式载体 环境艺术设计的安全原则是是人类的基本诉求,城市理论认为:空间设计不止是简单组合,更多呈现出设计者的思想与愿望,。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时,以传统村落文化分析作为生发点,体现当地独有的历史与文化,传递着设计者的思想和愿望,继而保障人类生存安全。另一方面实现建筑和环境的整体融合,民俗村空间设计不仅担负着村落居民对传统和历史的记忆与情怀、美化乡村、改变村民生活环境的作用,还展现了集成设计手法在建筑形态、室内布景和景观表现上的一体化,在游人对文化的追求下受到的另一种形式的保护与传承。在民俗村建设中,这也是设计理念体现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方面[6]。 3.2 民俗村落空间的设计方式 传统村落的文化保护,是一项极具挑战性而又艰辛、紧迫、意义深远的工作,关于如何将民俗文化融入空间设计中,民俗文化元素正是村落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应当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的原则,在经过众多前人丰富的理论研究和项目实践后,就关中传统村落文化设计元素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应用,探索了民俗村落空间的设计方式,积极推动文化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3.2.1 原景再现 传统村落是历史文化遗存的特有形式之一,民俗文化多样性的基础历史文化的差异。原景再现是做好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人文底蕴的传承,体现文化的本真性和差异性的重要途径。在民俗村落设计中,做好古建筑“活化”文章。结合关中传统村落文化,遵循本真性原则,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创设自然化空间,最大限度的使其原样重现,拉近居住者与自然的距离,一方面可以节约能源,另一方面可以保护性展示以传统文化中的罕见工艺[7]。 以手工技艺、民间美术为例,环境艺术设计结合村落功能设施烘托民俗文化韵味精髓,在精神、社会和物质体现关中民俗文化,对相同表达特征的民俗文化节点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最大程度地维护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8]。 3.2.2 提取组合 在具体的设计中,倡导与引领乡风民俗,对文化要素的提取和分解,是建构乡村礼俗传统的重要力量,通过对传统村落文化元素的应用,通过设计美学的视角将民俗文化元素进行符号化处理,在这个空间中找到更多自然的神韵,以设计对象所要表达的功能,提取组合民俗文化符号,对相同表达特征的民俗文化节点进行规范性表达,使得人们在获得良好环境体验的同时,也能间接地保护关中地区人们居住的小圈和生态环境。 3.2.3 形式转换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传统村落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上也发生着全面改变,环境艺术设计与保护理念目是实现建筑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关中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和民俗村的功能定位对发展传统村落乡村旅游有明显作用,一方面对于传统村落保护有着积极的意义,展示环境艺术设计的设计风格,将各类别中不同的要素进行形式转换,使人们重新认识到传统村落的价值;另一方面,各个民俗文化符号不可能完全原样的表达出来,突出的是设计本身的关中村落文化优点,通过另一种要素的形式来表达,对传统村落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适合当地错落环境的新的样式来表达,增强人们的保护意识[8]。 3.2.4 阐释升华 近几年来,陕西省正大力构建“丝绸之路中华民俗文化长廊”,村落建设项目也受到一定关注和重视,统筹谋划和建设民俗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风情园,以及各具特色的民俗小镇。但是,村落建设项目一定有总体的指导原则,关中地区民俗村项目整体定位为民俗文化旅游,在环境艺术设计和保护中,规划、设计、施工及后期运营的各个方面,依托这些项目,以点串线,以线带面进行村落设计,使其具有统一的整体表达,把现存的关中民俗文化遗产都保护起来、弘扬起来、传承下去,将散落的文化符号、表达形式等,进行具体的内涵阐释,使陕西民俗文化旅游产业主题得到升华[9]。 4 关中某民俗村建设的空间设计实践 分析 关中地区是中国黄河流域古代文化的代表之一。合阳县坊镇灵泉村地处15公里的黄河塬畔,以其优良的生态、深厚的文化底蕴、多样的形态和丰富的业态被列入关中村落文化代表。村落选址上,合阳县坊镇灵泉村被群山环环抱,东、北、南三面环沟,新建民居与传统建筑截然不同,坐北朝南式四合院的布置、风雨街巷有着原有的历史感,现代建筑与传统建混杂,彰显出利用自然,构建家园的空间设计理念[10]。 在传统的风水理论上,合阳县坊镇灵泉村注重趋利避害,遵循着古老的风水传统,达到“天人合一”的完美境界。地处地质条件稳定的地段,灵泉村传统的历史风貌发展了非常浓郁的宗族文化,传统村落更加注重文化价值,给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教育、交往等行为奠定了文化基础,也影响了关中民居的发展。村落大部分的街巷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礼仪教化也体现在村子里的各类建筑上,将环境艺术设计理念贯彻到每一个具体的设计细节中,尤其在设计中要基于传统文化传承,合阳县坊镇灵泉村呈中轴对称、规整严谨的平面布局方式,表达出具有严格等级划分思想。那些遗留下的建筑不管是选材、工艺还是格局、尺度都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影子,保护传统村落,不仅仅是保留住那些古老的建筑,还需要注重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人文底蕴的传承。 结语 村落晴如画,桑林昼起烟。深入挖掘关中传统村落文化中的民俗风情资源,因地制宜,大力开发传统文化内涵,与环境艺术设计相结合,打造新型关中传统村落文化的新空间,利用休闲度假等形式多样的乡村旅游产品,丰富乡村旅游趣味内涵,保护古村落的整体格局,建立起“中华民俗文化大长廊”,传承当地传统营造样式和民风民俗的村落建设形式,形成“吃在农家、住在农家、娱在农家”的旅游模式。   参考文献: [1]闫宇,王晓桐,郭飞.基于全球环境关怀的艺术设计研究——人工智能产品“境”设计方案[J].设计,2020,33(11):32-34. [2]高涛.现代园林环境艺术设计中美学理念研究——评《21世纪园林城市——创造宜居的城市环境》[J].中国蔬菜,2020(06):114-115. [3]路庆敏,刘潵潵.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分析[J].美术教育研究,2020(10):77-78. [4]钟华.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校企合作实践教学研究——以安徽艺术职业学院为例[J].美术教育研究,2020(10):169-170. [5]梁添凯.环境艺术学科背景下的村落遗产保护分析——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视角[J].艺海,2020(05):136-137. [6]陈砚池,王丽莉.可持续发展与环境艺术设计关系——评《可持续设计新方向》[J].环境工程,2020,38(05):231-232. [7]王远.现代艺术设计与环境设计的融合与发展——析《多维领域与生态化:环境艺术设计探微》[J].环境保护,2020,48(09):72. [8]笪娟娟.环境艺术设计在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中的应用——以肥东县长临河镇星光社区为例[J].城市建筑,2020,17(11):83-85. [9]张宁.关中传统村落文化记忆的视觉化传承[J].美术教育研究,2016(20):50. [10]范琴.具有优势资源的村庄整治与建设规划探讨——以连江县江南乡梅洋村为例[J].福建建筑,2010(12):9-15.

民俗文化研究论文的研究思路

中国民俗文化 ——风水文化和风水建筑风水一说被大多数人视为无稽之谈。在科学发展的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水之说并不是一无是处。大多数人也将其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 《黄帝宅经》曰:地善,苗旺盛;宅吉,人兴隆。短短十个字就完全道出风水学的精髓。风水从字面上来理解,风是流动的空气; 水是大地的血脉, 万物生长的依靠。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人群就能生活。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正因为有了空气与水和适宜的温度,地球上才有了生命。所以,风水一说也有正确所在,正因如此,在建筑中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风水一说。在中国有许多风水建筑,人们在建造房屋,选择家宅的时候会注意风水的好坏,讲究环境方位问题。人们也常以山水俊秀,地灵人杰等词语来赞美自己所在的地方。风水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那么,何为风水文化?它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呢?《葬书》最早提出风水一词,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所谓的风水学便是:太极生两仪(阴阳、正负) ,两仪生四相(五行) ,四相生八卦,八卦生二十四山。通常人们将风水分为:龙、穴、砂、水、向、意、形、天。所有高等的风水师,都是按这些理去做,但要结合人命理,本性去计算;以前风水大师们的一句发家名言便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中国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也叫地理,我们可以将其连起来读做:堪舆风水地理——堪(观察天) 、舆(勘察地)、风(空气空间) 、水(水文水质)、地(地形地质)理(的研究分析理论) 。在地球上, 水、 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也是风 占最大体积的物质是风、 地。 (空气)、水、地(土地) 。在地球上除了由天体进来的物质之外,几乎所有物质都由风水地三者所承载所包含所孕育,当然也包括人类。可见古代人所说的风水,就是泛指地球中的所有物质,风水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 根据古人的感知,在大地上除了地和水之外,余下的就是空间了,空间里只有风了。古人认为,风和空间和天是联在一体的,风水学中所说的风,既是空气,也代表空间,同时也包含天。老子曾说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天,所以有天一生水之说,二就是地,三就是水。翻成白话文便是:天生地,天地生水,天地水生万物。 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 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 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简易经》里记载: “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 ”这里所指的风水应该就是风水的原义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风水一词是这样定义的: 指住宅基地、 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在《辞海》中也是如是解释:风水,也叫“堪舆” 。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但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准确。其一,它将风水等同于一种迷信,没有肯定其科学的内涵;其二,没有把风水与风水术区别开来。风水是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从表面上讲,它是一种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从本质上讲,它是古人研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 、的一门学问。简略地说,它与现代的“人类聚居学”“环境地理学”有些相似,但二者之间仍有本质的差别: 后者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基础上的一门科学; 而前者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与实验基础, 夹杂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说法和迷信的内容, 以至于我们还不能将它作为一种科学,只能作为一种“术数” 。近年来,由于对传统文化研究不断深人,中外学者对风水的看法渐趋一致。他们认为:风水是中国古代为寻找建筑物吉祥地点而提出的一套景观评价系统, 是古人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处理的方法与布局的艺术。风水的范围包含住宅、宫院、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许多方面,其中涉及死人葬地的称“阴宅风水” ,涉及生人居住地的称“阳宅风水”。风水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简单地采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它。有的学者还认为,严格地讲,风水与风水术是有区别的。风水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本体是自然界;而风水术是主观对客观的活动,其本体是人。中国风水学是宇宙星体学、天文学、天体运行方位学、地球物理学、地磁方位学,水文学、地质地貌学、环境景观学、自然生态建筑学、社会伦理学、美学、人体信息学、气象学、空间选择学、时间选择学、民俗学、做人哲学、玄学、易学、预测学、阴阳学、五行学、形气学、理气学、日课学等等一门庞大的综合类学科。这是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的结晶,这是我们后人所应学习继承,应大力发扬光大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人都熟知的风水建筑可能非故宫和明十三陵莫属了。 北京有一条龙脉,贯穿故宫和明十三陵。 古代君王身前居住之所与身后安息之地皆在龙脉之上,受天神庇护。 故宫,距今已经有了 600 多年的历史。故宫的龙脉与昆仑山相通,而昆仑山与天上元气相通。故宫中的交泰殿是故宫的龙穴也是北京城的龙穴,同时也是全中国的龙穴。从静态风水来看,故宫后有景山,前有金水河,位于山水之间,镇山金水,处于山水的环抱之中,为延年穿宅之格。从后宫后寝分析,以前宫前三殿来论,主体建筑太和殿、中永殿、保和殿皆占吉星位置,以后寝、后三宫来论,朝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亦处于吉星位置,尤其是延年吉星得位,更主长久稳固。整个故宫是完全按照风水这个大体的格局来建造的。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十三陵亦是如此,它始建于永乐七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 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十三陵周围层峦叠嶂,秀美天成。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神道两侧的两座小山,为“龙山”和“虎山” ,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 “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 (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 ,着实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地。这次在去北京的旅游途中,我还听说了北京另一特别知名的风水建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大厦。此建行位于北京西二环金融街 25 号。“金融街”在元代被称为“金城坊” ,明、清两代是金铺、银号聚集之地;清末至民国,我国的大部分银行也多设于此,是历代各种金融机构垂青的风水宝地。“现在的‘金融街’始建于1993 年 8 月,至 2005 年全部完工。南起复兴门, 北至阜成门,东临太平桥,西沿二环路,占地总面积 103 公顷。这里云集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中行总行、农发行总行等国家级银行总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保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等一大批著名金融保险证券单位和电信企业入驻。马来西亚丰隆集团等国外的著名银行机构等 200多家国内外金融及非金融机构落户此地, 成为我国掌握国际最新金融信息, 了解世界金融动态的国家级金融中心。” 虽说在此块“风水宝地”之上,但建行总行却是“地处不兴” 。建行门前天桥斜去,呈虚水而走遇“天桥煞”,而其西北角又面对十字路口遭“路冲煞” ,皆为泄财之象。相传时任行长周小川为此请来了香港著名的风水大师为建行的设计出谋划策, 力图化险为夷。于是便有了这幢为北京人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建筑” 。金融街上的建行大厦通体黑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在风水学中,黑色属水,水亦表财,黑色不仅催财力量强而且可以化煞;在西北角的煞重之位,大厦被设计成两把尖刀状的化煞布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顶部,为四个形如水闸放水的旺财设计, 意为财源滚滚;十字路口与天桥的西北角也有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来招财镇宅;在貔貅的正中,竖立三根旗杆,意为三根高香表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在如此风水建筑的庇佑之下,这几年来,建行蓬勃发展,成为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楚翘;原行长周小川也官升三级,从总行行长之位扶摇直上至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之高位。真正的中国古代风水学应该是一种古代人类繁衍生息,治国安民等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生存知识;是一种研究大自然对人类作用的精深学问;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 是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活动;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以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产物;是一种由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所形成的人居环境选择优化的实用技术;是一种由中国古人的唯物唯心学术混杂而形成的博大学派; 是一种科学与玄学相提并论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落后于现代技术的、超越于现代科学的的系统理论;是一种宝贵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风水可以改天命而夺神功,这是古人对风水学的高度肯定。风水学告诉人们要能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天人合一,要优化自然环境,这样就有了好的阴阳宅,有了好的风水地的吉气感应与荫庇,自己和后人即可以平安昌盛,所以丁财贵秀,百福臻临,如果人人家家都能获得好风水地而吉祥, 社会就会因人人平安幸福而和谐,民族国家也就会因人人有为家家发达社会和谐而兴旺,这就是风水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所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风水不是万能的,风水也只是影响人生的一种力量。中国风水学虽博大但杂乱,虽精深但虚玄,虽可验证但少数据,虽有作用但多无科学根据,尚存在很多局限性,广而无边,深不见底,艰以学习,难以操作,尚泥古不化,裹足不前,为此,但愿风水同行们能摒弃成见,在考古践今的同时,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提升它。是所至望!

民俗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早在《汉书·王吉传》一书中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记载。《礼记·王制》云:“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里说的王者巡守之礼,就是国君深入民间,对乡村社会的民情风俗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太师是掌管音乐及负责搜集民间歌谣的官吏,他把民间传承的民歌(国风)呈递给国君.国君通过这些民歌,“观风俗,知得失”,制定或调整国家的方针政策。我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就是古代各民族之间流传的民歌.这些民歌,反映了古代人民的风俗习惯,包含着大量的古代民俗事象,对研究我国古民俗具有重大价值。 研究民俗事象和理论的学科称为民俗学。“民俗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亲缘关系,如考古学要借助民俗学揭开古代社会神秘的面纱,民俗学要借助考古学提供古代传承文化的实证。编辑本段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是近几年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以往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多少疑义,不是问题。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民俗学界或民间文化界一直在使用“民俗”、“民俗文化”、“民间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概念。现在突然出现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名称,而且这一名词变得十分时髦,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改名,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有的提出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等。其实在我看来,这是换汤不换药,贴时髦的标签。如同前些年,人类学热起来,许多学科紧跟形势,在学科前冠以人类学,如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等。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是什么学科呢?究竟是社会学、民族学、还是民俗学,有必要加人类学壮其门面吗。说到底我们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人有点心虚,缺乏自信,不敢承认民俗学或民间文化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指我们以往熟悉和研究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民间文化”的概念是可以互相置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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