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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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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论文参考文献

1 李新生;;构建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对策体系[J];湖湘论坛;2006年02期2 李丽;蔡红梅;;对解决我国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思考[J];株洲工学院学报;2006年01期

人口老龄化 小论文 1、摘要中应排除本学科领域已成为常识的内容;切忌把应在引言中出现的内容写入摘要;一般也不要对论文内容作诠释和评论(尤其是自我评价)。 2、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比如一篇文章的题名是《几种中国兰种子试管培养根状茎发生的研究》,摘要的开头就不要再写:“为了……,对几种中国兰种子试管培养根状茎的发生进行了研究”。 3、结构严谨,表达简明,语义确切。摘要先写什么,后写什么,要按逻辑顺序来安排。句子之间要上下连贯,互相呼应。摘要慎用长句,句型应力求简单。每句话要表意明白,无空泛、笼统、含混之词,但摘要毕竟是一篇完整的短文,电报式的写法亦不足取。摘要不分段。 4、用第三人称。建议采用“对……进行了研究”、“报告了……现状”、“进行了……调查”等记述方法标明一次文献的性质和文献主题,不必使用“本文”、“作者”等作为主语。5、要使用规范化的名词术语,不用非公知公用的符号和术语。新术语或尚无合适汉文术语的,可用原文或译出后加括号注明原文。6、除了实在无法变通以外,一般不用数学公式和化学结构式,不出现插图、表格。 7、不用引文,除非该文献证实或否定了他人已出版的著作。 8、缩略语、略称、代号,除了相邻专业的读者也能清楚理解的以外,在首次出现时必须加以说明。科技论文写作时应注意的其他事项,如采用法定计量单位、正确使用语言文字和标点符号等,也同样适用于摘要的编写。摘要编写中的主要问题有:要素不全,或缺目的,或缺方法;出现引文,无独立性与自明性;繁简失当。 9.论文结构要清晰,重点突出自己的思想和内容,不要把别人的工作和自己的工作混淆在一起,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在里面。 10.严格按照硕士论文书写规范进行论文撰写。论文的整体风格,编排要整洁清爽。 人口老龄化的论文600字 技巧—:依据学术方向进行选题。论文写作的价值,关键在于能够解决特定行业的特定问题,特别是在学术方面的论文更是如此。因此,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一,就是依据学术价值进行选择提炼。 技巧二:依据兴趣爱好进行选题。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二,就是从作者的爱好和兴趣出发,只有选题符合作者兴趣和爱好,作者平日所积累的资料才能得以发挥效用,语言应用等方面也才能熟能生巧。 技巧三:依据掌握的文献资料进行选题。文献资料是支撑、充实论文的基础,同时更能体现论文所研究的方向和观点,因而,作者从现有文献资料出发,进行选题和提炼标题,即成为第三大技巧。 技巧四:从小从专进行选题。所谓从小从专,即是指软文撰稿者在进行选则和提炼标题时,要从专业出发,从小处入手进行突破,切记全而不专,大而空洞。 11.参考文献格式要规范,严谨,基本要求超过三十篇(工程硕士20)。 12.所有参考文献必须在论文中有引用的地方。 13.所有图形公式都要自己完成,拷贝、复制是不允许的。 14.尽量不要用我或者我们这样的字眼,也就是口语化的东西要杜绝。 15.图形都要有英文的title。 16.页眉需要有下面信息。 17.摘要和目录是专家评审的主要翻阅的地方,一定要让摘要和目录体现所做工作和创新点,所以摘要和目录的编写很重要,往往容易被忽视! 18.表格需要有编号并至于表格的上方,不同于图形的放置于下方。 19.论文的结构一般是 背景介绍 ·研究现状 现有算法、技术、手段或方法的缺陷和不足 提出的新的算法、协议、方法、技术或手段 对自己提出的方法、技术或手段进行实践、分析和比较 结论和展望 20.论文撰写时,一定要注意书面语气,不要有口语化的成分,很多同学没有培养这方面的能力,写的内容过于口语化,应注意! 急求~!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论文参考文献 [1] 郑文峰. 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再认识[J]. 合作经济与科技 , 2005,(04) [2] 曲海波.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学原因[J]. 人口研究 , 1989, (04) [3] 刘传江. 中国人口老龄化前景与对策专家研讨会综述[J]. 社会学研究 , 1993, (06) [4] 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三个特点[J]. 瞭望 , 2000,(38) [5] 蒋正华. 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及对策[J]. 求是 , 2005,(0常) [6] 王先益.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综述[J]. 人口学刊 , 1990, (05) [7] 张杰, 张展新. 直面中国人口老龄化[J]. 中关村 , 2004,(07) [8] 邬沧萍, 徐勤. 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特点的新认识及对战略对策的新思考[J]. 中国人口科学 , 1990, (02) [9] 朱忠祥. 中国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策[J].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 2002,(01) [10] 杜寿杰, 张文珂.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对策[J]. 发展论坛 , 1997,(11) [1] 丁葵桃. 浅谈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 2000,(04) [2] 崔凤. 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J]. 新长征 , 1999,(05) [3] 李红. 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状况的分析与对策[J]. 行政与法 , 1998,(02) [4] 成凤皋. 安徽省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对策[J]. 理论建设 , 1996,(02) [5] 普建中. 论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J]. 创造 , 2000,(07) [6] 刘观海.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J]. 福州党校学报 , 1996,(01) [7] 郭远发 , 陶立群. 我国老龄科学的起步[J]. 瞭望 , 1989, (37) [8] 周彦杰. 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J]. 前线 , 2001,(06) [9] 刘观海. 福州市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特点[J]. 福州党校学报 , 2005,(02) [10] 杨伟国. 人口老龄化挑战欧洲就业[J]. 求是 , 2005,(13) 急求人口老龄化论文,1000字左右。 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主办的“21世纪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与经济分析”国际研讨会上,一份CSIS提交的最新调研报告《银发中国》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该报告称:“35年前,中国儿童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是6:1,而往后的35年,这个比例将颠倒过来,老年人口将是儿童人口的2倍。人口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41岁延长到了现在的70岁。另一方面劳动人口的数量也急剧下降,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总数将比目前减少18%-35%。人口出生率下降和寿命延长是推动中国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相对数量下滑的两股基本力量。” 并且它还严肃指出:“中国即将经历一次惊人的人口转变,一个原本年轻的国家即将老龄化。”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上升,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我国2003年,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抚占总人口的比重就已经达到了11%,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将很快成为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中国 *** 高度重视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积极发展老龄事业,初步形成了 *** 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发展老龄事业的工作格局。国家成立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确定了老龄工作的目标、任务和基本政策;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制定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把老龄事业明确纳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城市初步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和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实行以土地保障为基础的“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养老保障制度。许多地方还对救助贫困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采取了特殊的措施。老年服务事业发展迅速。中国 *** 修订了《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城市道路和建筑物障碍设计规范》等相关条例,方便老年人的居住与出行。社区卫生站、托老所、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学校、老年休闲广场等老年服务设施逐渐增加,服务老年人的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 人口老龄化解决方法 随着我国科学的发达、社会的进步等诸种因素的作用,人的寿命日益延长,使到达老年期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增加。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庞大老年群体的养老叮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需求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许多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压力早就潜伏生长,人口老龄化只是凸显了这些压力。目前,这些压力还只是初现端倪,随着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这些压力的影响将会更加深刻、更加普遍。提出的建议是:1、建立健全各种法律法规,为老年保障体系提供法律基础。2、要制定老龄事业发展的规划和措施,是我国把它列为一项新兴的社会事业来看待。3、要建立老龄事业在社会发展中的优化运行机制,解决“五老”问题。“即五老: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设的安老、养老的安全网;培养服务老龄化的社会知识、技能、品德。4、改革退休制度。有一种过渡性的退休制度不妨试试。 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怎样 结合身边的例子谈谈 论文形式 代写 我国人口老龄化可能会有哪些问题? 一、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问题 这里指的是狭义养老问题,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老年人生活的吃穿住等问题。我国老年群体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从经济供养来源划分,大致可分为离休阶层、退休阶层、自养阶层(指城乡无国定经济来源而依靠自身力量积蓄或子女供养的老人)、救助阶层;从生活状况角度划分,大致可分为富裕阶层、小康阶层、温饱阶层、贫困阶层。从居住环境角度划分,可分为城市和农村两大阶层。在老年群体里,绝大部分离退休人员属于 *** 供养的体制内老年人。我国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总体上说体制内的离退休阶层好于其他阶层,城市阶层好于农村阶层。生活质量最高的是体制内离退休领导和极少数的退休知识分子、企业人员。 我国老年群体生活状况主体上比较幸福,但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面临的困境也比较大,其主要反映在养老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上。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已经实施了20年,但目前绝大多数老年人仍在养老保障制度之外。我国真正纳入三类养老保障(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离退休制度、五保供养制度)的老年人只有7100万(2007年底),占老年人总数的46%,其余54%的老年人没有纳入三类养老社会保障范围。他们未来的生活如何解决,如何保障,是 *** 的一个难题。而现实的情况是,我国城乡已经有一大批老年人生活极度困难,显得 *** 力不从心,无能为力。 我国不仅现有8000多万老年人游离在三类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之外,而且未来几十年里这个数还在大幅度增加(假如 *** 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话)。我国参加城乡四类养老保障(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离退休制度、农村养老保险、五保供养制度)的人口总计约2.74亿(2007年底),只占到应参保人口的1/3。养老保险制度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首要的基本的制度安排,但我国养老保险发展速度和保险水准都有较大差距,而且全面推动难度大,由此反映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任务十分艰钜。 二、老年人的医疗保障问题 我国医疗保险制度已有10年,但目前绝大多数老年人的医疗问题日益突出。在城镇,真正纳入两类医疗保障(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老年人为4152万(2006年底),占城镇老年人口6800万的66%,其余34%的老年人没有纳入医疗保障的范围。参加城镇三类医疗保障(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退休制度)的人口总计约2.41亿(2007年底),尚有1/3以上应当参保的城镇人口尚未纳入医疗保障体系。而且,根据现在参加医疗保险情况,无经济来源导致没有能力参加养老保险的老年人越来越多,相应的今后没有医疗保障的老年人将会持续增加。 在农村,我国有7.3亿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上3000万人参加了农民工医疗保险,农村约7.6亿人口(2007年底)纳入医疗保险。农村参加医疗保险人数多,但保障水平非常低,老年人不敢看病和看不起病的问题非常突出,老年人的医疗问题实际上没有得到真正保障。因为高额的医疗费和低额的报销比例以及医疗机构的限制,常常把90%以上的农村老年人(尤其在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拒之医院的门外。所以对老年人来说,农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事实上成为老年人只交钱不看病的负担或“经济剥夺”。 医疗保障制度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制度安排,但从目前我国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进展情况看,我国绝大多数老年人却不能享有社会医疗保险,看病和住院费用主要是由老年人自己、子女或亲属负担。我国这种社会医疗保障水平与老年人需求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直接导致老年人贫困现象加剧和健康受损害。 三、老年人的精神贫困和尊严保护问题 在我......>> 关于中国社会老龄化问题研究论文的提纲 50分 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此论文资料,可以参考) 一、引言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 分析世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特点 这个就拿我们中国来说最合适了,中国现在的人口的年龄比率就是老年化相当严重的国家,如果还不适量放开计划生育,那以后会怎么样,真实不敢相信,首先从经济方面讲,现在的年轻人压力要比我们老一辈的压力更大,比如独生子女,他们需要赡养四个老人,一个小孩,两个人的工资只是生活都很困难了,更别是买房买车之类的了,丹资不够养家之用,人力方面考虑,年轻人的比重在下降,很多行业都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不是没人,是没人愿意去做这样的工资,现在大学生满天飞,很少有愿意吃苦的,有关系的销尖脑袋往公务员里钻,有钱的富二代更是不用愁,只有我们农村来的人才拿微薄的工资还拼命干活,没办法啊,没背景,没名牌大学文凭,一点牢骚之言,楼主看看就算了,帮不上忙,很抱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增长迅猛。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人口问题的对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 要】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处于弱势境地,并且我们可以找到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最后对于改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提出相应策略。

【关键词】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对策

一、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

流动人口家庭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拥有量较少,而且资本的质量不高,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家庭教育资本运作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虽然在流动人口家庭教育中存在优势的方面,比如孩子的自理能力很好、坚强、乐观的品质,但是,总的来说,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总体情况十分令人堪忧。

(一)流动人口家庭教育资本存在的问题

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家庭经济资本处于劣势,流动人口来到城市以后由于经济转型期的特点和自身的条件的限制,使得流动人口只能从事一些劳动时间长、生产环境差危险、报酬低的工作。导致他们与子女相处的时间短,甚至忽略对子女的教育。

第二,流动人口家庭社会资本不足。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关系局限于老乡和亲戚,基本没有其他寻求支持的渠道。家庭中与子女互动不足或者由于沟通方式不当导致子女的叛逆甚至是反社会行为的出现。父母多采用控制性和干预性的互动方式,支持性和引导性的互动方式运用不足。父母在寻求教育支持网络时感到非常无力,他还是保留非常保守的观念,认为孩子是父母的,要自己来管,家长很少与学校主动联系,他们认为包括学校学习在内的很多方面的内容要自己来教育,没有意识到孩子也是社会的,几乎没有想过自己没有办法教育的时候借助于社会资源和一些专业的咨询机构来寻求帮助。等到子女真正的出了问题,触犯了法律交给有关部门来管理,已经来不及了。

第三,家庭文化资本非常有限。父母文化水平有限,很多母亲不识字,对教育的内容和采取方式认识有偏差,这些对于子女的教育十分不利。家庭文化生活匮乏甚至出现不健康的娱乐方式如赌博等。

(二)家庭教育资本不足导致教育过程中出现问题

由于父母在获得经济资本时的流动性的特点、职业的特点和家庭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很多流动儿童有被寄养的经历导致亲子关系不够亲密,引发教育问题。

家庭教育的社会资本不足,导致父母教育的无力。不知如何和学校配合共同面对子女出现的问题,也不知如何取得社会教育资源网络的支持。流动人口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局限于公有和老乡,同质性强,而且处境类似,对子女的教育没有太大的作用。

由于父母的文化资本不足对教育观念存在一些偏差,强调父母的权威,家庭互动缺乏平等沟通的氛围。流动人口家庭互动围绕学习和花钱的问题展开,互动多为控制性互动和干预性互动,引导性互动和支持性互动不足。导致孩子在心理上远离父母,在行为上出现问题。在家庭教育的价值观上,流动人口家庭普遍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但是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在行动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教育的效果不明显。流动人口家庭文化生活匮乏,甚至出现赌博等不良的娱乐方式。

总之,由于家庭教育资本处于劣势导致家庭教育的运作情况不佳,需要其它力量的介入来共同关注流动人口家庭的教育。

二、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流动人口只能从事收入低、危险、技术含量低、经常面临失业困扰的、工作时间长的工作,消费能力有限,直接表现为住房面积狭小,流动儿童没有学习的空间,客观化文化资本占有较少,工作时间长使得家长与流动儿童互动时间少,影响了家庭教育的效果。

由于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决定了,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范围局限于亲戚、老乡和工友,获取对流动儿童教育支持的资源十分有限,对于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出现的问题他们大多数时候只能独自面对。由于长期的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他们在城市的社会制度安排之外,流动儿童无法进入正规学校就学,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即使我们看到一些正规学校在逐渐接受流动儿童,但是据笔者了解由于教育资源有限他们也只能接受极少的流动儿童入学。子女没有好的学校入学也使得家长对于子女取得较高的学业成就信心不足,但又无能为力。

三、改善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措施

(一)增加流动人口的家庭教育资本

韦伯利用“封闭”这个概念来描述把人们置于次等地位的过程,透过此过程,一个群体垄断了优势地位,向它界定为下层的或不合资格的外部人关闭机会。任何方便的、看得见的特征,例如种族、语言、社会背景(social source)、宗教、以及缺少一份特殊的学校文凭,都可以被用来把竞争者宣布为外部的人。通过限制获得机会(opportunities)和资源的获取(access),封闭容许集体把报酬最大化。群体内部的人分享共同的文化和身份,并因而分享使排斥合法化的规范。

对于流动人口家庭教育资本匮乏这一问题的解决,我们不应该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而应该从反对社会排斥入手,改善流动人口家庭的处境才能真正改变流动儿童的处境。

1.规范劳动力市场,增加就业

对雇主的不良行为进行规避,促进新型服务企业的发展、对在长期失业者中招募工人的企业的财政刺激、对低技术劳动力市场管理的改善、意图在失业者和潜在雇主间建立联系的临时就业,处理妇女特殊需求的政策。鼓励自主创业,对小业主给与支持和政策倾斜。城管和小贩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上演已久,小贩大多是流动人口和社会低收入阶层,流动儿童心思细密,对于父母被追赶的情景十分不解和感到愤恨,从而引起他们对于执法者和整个社会的误解,小小的心灵充满了疑问,为什么他们靠自己的双手挣钱还会被驱赶,为什么来到城市会受到如此的对待,这个城市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反社会的情绪会在幼小的心灵开始萌芽。因此,对城市的小摊贩运营进行合理的规划,给流动人口一定的自主谋生的权利,对他们的劳动给予一定的尊重是改善流动人口家庭现状的重要环节,也是改善流动儿童处境的措施。 2.提升能力

对流动人口进行免费的技能培训, 增加就业能力。很多流动人口由于没有学历没有技能,自主创业没有资金,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危险,劳动环境恶劣,劳动时间长。进行培训后部分流动人口有可能从事一些技能性的工作,提高家庭收入从而改善流动儿童的境遇。

3.收入支持

收入支持这里是指社会保障的支持,也就是说在流动人口面临受伤或者失业的情况下,有一笔资金作为临时性的救助,以防止家庭经济条件迅速的恶化。目前,流动人口由于户口以及工作单位的临时性原因,很多流动人口都没有社会保险。很多流动儿童也由于户口的原因没有保险,无论生病还是出现意外伤害,损失由他们自己承担。如果父亲,家里的顶梁柱遭遇到不测,家庭就坠入无限的困境中。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机制,把流动人口纳入其中,使他们有一定的安全感,无论整个家庭陷入何种境地都能使流动儿童的各种权利得到保障,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4.地域扶持倾向

这种尝试的理念是,特殊的城市贫民区或受剥削的地区,需要建立在广泛基础之上的针对经济、社会和基础设施等的行动(Rodgers, 1995b)。

2005年以来,为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重庆市南岸区采取“因地制宜、政府投入、社区管理、以寓养寓”的模式,投资250多万元,在各街道建设“阳光公寓”。只需“一人一天一元”的低费用,农民工就能住进环境整洁、设施完善的公寓房。截至2007年7月,南岸区已建成7个“阳光公寓”,入住农民工5000多人。政府在能力的许可下,可以参考重庆的做法,建设流动人口公寓。给流动人口家庭安身立命之所,给流动儿童一套学习的桌椅和一盏点燃希望的台灯。

(二)发挥教育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正功能

在布迪厄看来,学校所传递的文化是统治阶级文化,而非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文化遗产。学校运用支配阶级所赋予的权力关系将其文化定义为合法的文化资本,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符号暴力过程强制性地传递。由于被支配阶级的文化与支配阶级的文化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他们的子女常常是学校教育活动中的失败者,无法取得足够的、支配阶级定义的合法文化资本。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文化资本分配不平等结构,并进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文化资本的循环传递与阶级关系的循环传递。

教育的再生产功能是否意味着教育是制造社会不公平的机器?是否意味着教育没有存在的必要呢?我们知道,教育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是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合法途径。自从教育作为一种社会选拔机制以来,在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教育给处于社会劣势阶层的人们提供了一条通往社会上层阶级的途径。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传统社会的地位世袭,使个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得进入主流社会的机会,教育给大众提供了平等竞争的舞台。

在打破这种循环使得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议题上,科尔曼报告给我们增加了信心。

科尔曼报告的历史性意义是,它把教育的平等,放到社会经济平等的背景上。教育的平等受制于社会经济平等,反过来也影响社会经济平等,从而把教育平等问题提高到改造社会的整体目标上。

那么,学生家庭的社会背景,怎么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的呢?科尔曼研究发现,处于弱势的学生,他们觉得环境过于强大,不可能通过教育改变他们的人生,他们对自己的前途缺乏自我期望,觉得没有盼头,学习的“士气”就比较低,从而造成学习成绩较低,而且差距越往后越大。在流动儿童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很多儿童都有很高的理想,但是由于家庭条件的原因,学习差强人意,也觉得自己没有希望,很多人读完小学就不读了,能读到高中,考上大学的流动儿童是少数。

科尔曼向国会证明,教育机会的平等,要从教育的结果来考察,因为正是对受教育结果的期望,影响了学生的自我评估,决定了学生的学习状态,也造成了因种族、肤色、宗教等因素下,弱势人群教育机会的实质不平等。

正是科尔曼报告的这一结论,为后来美国普遍实行的“肯定性行动”或称“平权法案”铺平了道路。公共教育事业大幅度地向弱势人群倾斜,实行所谓“为了平等的反向歧视”。在中小学强制性黑白合校的同时,大学招生,政府机关雇佣和提升等方面,普遍实行倾斜性政策,照顾黑人和其他弱势人群。这种措施是特定历史状态下的阶段性的措施。因此,几十年后,这样的做法是否已完成其历史使命,是否应该逐渐终结,具体措施是否适度,成为争议的焦点,也为此出现了一系列司法诉讼,至今没有平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公共教育事业对弱者的倾斜,明显地改善了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教育机会的平等性。

那么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创造公平合理的教育制度,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因此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减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至少它可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人们向较高的社会地位去努力。有些国家一经独立就致力于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不管社会环境如何,教育的改造作用是不能否认的。当它一旦传播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不利的阶层,改造的趋向便是平等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流动儿童摆脱贫穷边缘的社会地位,平等的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三)针对流动儿童教育的政策建议

1.改革户籍制度去除身份区隔

我国的户籍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适合当时社会发展需求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也在不断制造着依附于身份的城乡分割,以有没有户籍作为资源分配的依据,违反了社会公平正义原则。

在教育领域来说,正是城乡户籍的存在,造成流动儿童在城市中无法得到与城市儿童同样受教育的权利。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加快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

消除户口的社会附加功能,切断户籍身份与利益之间的关联,改变户口与就业、医疗、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公民利益挂钩的不合理现象,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逐步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二元结构,建立对流动人口的动态管理制度。 2.调整现有义务教育格局,消除身份歧视

在流动人口特别集中的城郊结合部,要提高公立学校的招生能力,或者增设新的学校,来解决局部区域内农民工子女入学紧张的现象。

社区和学校牵头,办好农民工子女家长学校,提高农民工教育子女的能力,使流动人口家庭尽快适应城市生活。

3.发挥学校教育与社区的教育的功能增加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社会资本

学校主动与家长沟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不是只是在开家长会的时候职责家长的错误。采取灵活多样的交流方式加强学生家长之间的互动,互相交流教育心得,营造好的教育气氛。把同质性较高的家庭分成小组,如单亲家庭小组、多子女家庭小组,学校负责讲解这些家庭的子女容易出现的问题,及早发现子女出现问题的征兆对症下药进行解决。

4.发掘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增加流动儿童家庭的文化资本

团委、妇联、青少年研究机构等非政府公共组织可广泛挖掘社区教育资源,为流动儿童提供文化资本。比如,妇联联合街道与大学,让大学生进入流动儿童家庭,与流动儿童结成对子,利用双休日、寒暑假对流动儿童提供学习帮助;团委、街道等机构可以培育义工、志愿者队伍,鼓励退休教师、大学生以及其他社会成员成为义工或志愿者,广泛开展义工活动、志愿者活动,指导流动儿童的学习,帮助他们实现学业进步。

总之,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是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只有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协作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所有的儿童都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我们有责任帮助流动儿童家庭充实家庭教育资本,有责任帮助他们改善亲子互动,有责任让他们得到公平的待遇。

参考文献:

[1]重庆:农民工住上“阳光公寓”

[2]周海玲:《论流动儿童教育公平化的策略――文化资本的视角》,《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年9月

[3][法]雅克・哈拉克:《投资于未来――确定发展中国家教育重点》,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49页。

[4]昆明城乡一体化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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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移论文参考文献

《略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 》俞祖华、季翠兰《 唐代人口迁移问题研究 》任宏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在经过秦汉400多年统一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动荡、战乱和分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社会人口大量频繁地迁徙,而迁徙的主要和基本的形式是民族迁徙.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民族迁徙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有着明显的特点和重要的影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主要特点就是动因多.远在文明时代的开端,我国就存在着多个民族集团.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民族迁徙绵延不断,其最基本的动因是在经济方面.魏晋南北朝以前,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唯一重心所在.长期以来,较好的自然生活环境、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吸引周边民族向中原迁徙.秦汉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更促进了这种迁徒.东汉末年,中原军阀混战,割据势力并起,但周边民族的向内迁徒并未因此而停止.如建安年间,南匈奴自并州迁至以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为中心的晋中、晋南地区.西晋泰始至太康年间(265—289年),塞外匈奴也曾数次向塞内迁移,徙居河西宜阳、雍州等地,总计人数约20多万.鲜卑族这时也由东北不断向西南迁移,逐渐分布于东起辽东、西迄青海的塞外及北边诸郡.而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政权的羯胡,则是魏晋间“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的胡人.南方的蛮族这时也逐步北迁,以致“伊阙以南,满于山谷矣”.北魏统一北方后又有不少蛮族首领率众北附.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年不断,特别是西晋灭亡以后,除汉族外还有多个少数民族曾在北方建立政权.为了扩大地盘,掠夺财富,掳掠劳动力,各政权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这些战争成为民族人口迁徙的又一个动因.在战争中,数以万计的人口成为俘虏,被胜利者带回自己控制的区域.如南朝刘宋嘉后期沈庆之伐蛮,前后俘获20余万人,多被迁至建康以为营户.北魏拓跋焘出击柔然,“凡所俘掳及畜产车庐弥漫山林,盖数百万”.另外还有大量人口迫于军事实力而降附.如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征乌桓,“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其余众万余落,悉徒居中国”.在频繁的战乱中,各个政权及势力集团为了削弱敌方的实力,保证和扩大自己的兵源,增加劳动人手,往往乘机掳掠大量人口.如建多年间,三郡乌桓就曾“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前赵刘曜派军袭仇池氐族,“弗克,掠三千余户而归”.至于为了政治、军事的需要而强制迁徙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军事重镇的情况,更是大量经常地发生.三国时曹魏多次强迁氐人至天水、扶风、京兆、南安、广魏等郡,每次人口数千户至上万户不等11.后赵石勒曾徙氏、羌15万落于司、冀.北魏拓跋珪迁都平城后,“徙山东六州人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四十余万口以充京师”.与此同时,各政权统治者还“诱谕招纳”,招引边疆民族迁入内地.如曹操就曾通过并州刺史梁习,从“胡狄”中“礼召其豪右”,“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逃避战乱、灾荒和赋役,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第三个动因.东汉末年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族为避战祸迁往辽东者日多,到永嘉之乱后“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流入辽东人口等于“旧土十倍有余”.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为张氏父子统治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出土的爨佉卢文简书也证实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地都有汉族移民.但这一时期中原的汉族迁徙规模最大的还是南方地区.建安年间,“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益州数万家”.西晋永嘉之乱后,黄河流域的汉族大规模迁往江南,史称“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东晋及南朝亦有大批北方汉人南渡.这时还有部分汉族迁入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刘宋时始兴郡不少汉人因“遏接蛮俚,去就益易”而逃入俚区,以躲避苛重的赋役.另据《宋书·夷蛮传》载:“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 正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由多种动因所促成,所以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又有着迁徙民族多、迁徒范围广、人口迁徙数量大、迁徙方向呈多向性等特点.在魏晋以前,我国的民族迁徙多是小区域流动,迁徙的民族多居于中原政权沿边地区.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起大漠以北、贝加尔湖畔,南至福建、广东、海南岛,东起长白山、松花江流域,西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广阔地域内,空前数量的民族卷入了大迁徙的潮流.其中既有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如汉族(华夏族)、羌族、氏族、匈奴、越族,也有较为年青的乌桓、鲜卑、俚等民族,还有在魏晋才兴起的柔然、敕勒、吐谷浑、爨等民族.这些民族中有的迁徙范围较大,分布较广,如汉族从黄河流域大量迁移到淮河、长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鲜卑族从东北的呼伦池及辽西地区迁移到河套阴山一带的“匈奴之故地”,及至晋、冀、豫中原腹地和河西走廊地区;蛮族则有不少从湖南、湖北逐渐北上,及至进入河南中部.有些民族迁徙的范围则较小,如山越基本上是在江南从山区出居平地;匈奴是从塞外迁移到塞内诸边郡及黄河流域;柔然、敕勒的迁徙范围则大体上是漠北、漠南地区.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的因素促使诸多的民族在空前广阔的区域内迁徙,这一时期民族迁徙在人口数量上也是空前的.这时域内各族迁徙人口的总量由于资料的缺乏而很难掌握,但从史料中所记载的部分数字来看,这个数目应是相当大的.如三国时期内迁的南匈奴有3万落(户),以每户7口计,即有20余万口.西晋初年内附之塞外匈奴又有20余万口.仅此二者匈奴内迁人口即约50万.这时奔附曹操的乌桓人先后有两万余落,以每落10口计算,即有20余万人.再加上被俘约10万人,总共有30余万乌桓人被迁至内地.故有人认为内迁的匈奴、羯、氐、羌、鲜卑、乌桓等“人数远超二百万”.而中原地区的汉族又大量南迁,其中建安十八年(213年)“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10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以每户5口计算,仅这一次南迁人口就近60万之多.西晋末年至刘宋之际,又有90余万北方汉人南迁江南27.估计南迁汉族人口之总量不会低于北方内迁之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另外,南方北迁的蛮族也有不少,仅《魏书·蛮传》中有数字记载的即有16、7万户,以每户5口计,则有80余万口.我国历史上魏晋以前各个时期的民族迁徙方向,除了汉代的月氏、乌孙、匈奴等族的西迁外,总的来讲是以周边向内迁徒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华夏族)虽因战争被俘、掳掠贩卖,屯垦戍边等原因也有向外迁徙者,但较之内迁者为数颇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则不同以往,不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周边民族人口向中原迁移,而且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原汉族人口向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以外江南、华南、辽东、河西、陇右、蜀等地区迁移.还有相当数量的民族人口因一些具体的原因而向其他方向迁移.如十六国时期北方先后出现了汉、匈奴、羯、鲜卑、卢水胡、氏、羌等民族建立的政权,各个政权都曾大规模掳掠强迁异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重镇.然而由于政权更迭频繁,统治中心不断转移,强迁的人口也随之辗转流徙.如匈奴刘汉政权攻陷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后掠万余人归于长安,及晋军围攻长安,又“驱掠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刘汉都城,在今山西临汾西南)”.后来石勒攻平阳,“平阳大尹周置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石勒将他们徙在自己控制的司州诸县.后赵建立后,石勒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徙平原乌桓展广、刘哆等部落3万余户于襄国,石季龙又徙雍、秦二州华戎10余万户于潼关以东,徙秦州3万余户于青、兖二州诸郡.到后赵政权瓦解时,“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民族人口往来迁徙之状可想而知.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从迁移方向上看,周边少数民族是以由沿边向内地迁徙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是以由北方向南方的迁徙为主;同时亦有着包括汉族在内的诸多民族大量人口的南北西东方向的往来迁徙,从而呈现出人口迁移多向性的显著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是当时封建社会条件下民族关系的产物,它与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是相关联的.其中许多民族的迁徙是被迫的,是被异族强制进行的,伴随着的是战争、掠夺和征服.因此,这时的民族迁徙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消极的因素,但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它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和影响是主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改变了我国原有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推动和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在此以前,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基本上是分族聚居的格局,即汉族(华夏族)集中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则分别集中分布在周边各个地区,各民族在特定地域的聚居长期得以稳定,造成了聚居该地域的民族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各方面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特点,这种长期稳定的聚居状态是保护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的藩篱.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汉族逐渐分布于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松辽平原、河西地区,分布范围更加广泛.内迁后的各少数民族除一部分融合于汉族以外仍聚族而居,但分布地区却十分分散,各族间往往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同一地区常常居住着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同一个少数民族又错居在好几个不同的地区,而这些地区亦居住着相当数量的汉族人口,于是冲破了民族界限,打破了民族隔绝的状态,使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开始由原来的分族聚居变成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通过杂居共处,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更为密切,彼此间相互依存、相互吸引,在历史的长河中汇流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潮流.这种内聚力量,最终结合成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而正是空前的民族大迁徙,使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中华民族“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使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由游牧生产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从而推动了社会进步.匈奴、乌桓、鲜卑、拓跋鲜卑等族在进入中原内地之前,社会结构以部落组织为主,社会经济以游牧业为主.进入中原后,在汉地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由游牧而定居,多数从事农耕业.魏将郭淮镇陇右时,让羌人“家使出谷,平其输调”;雁门太守牵招,曾表复乌桓五百余家的租调.让这些少数民族交纳租调,他们自然是已进入农耕阶段.十六国时羯人石勒在家乡武乡,因为沤麻与邻居李阳争夺麻池.常互相殴击.他为了报答郭敬、宁驱的资赡,还“为之力耕”,说明羯族已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结合在一起了.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通过政权的力量促进这种转变.如苻坚在前秦境内大力劝课农桑,他亲自耕籍田,其妻苟氏则“亲蚕于近郊”,以示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重视.北魏建国后,拓跋珪下令息众课农,使东平公元仪在五原至棝阳塞外屯田,并在代京周围置立八部帅劝课农耕.拓跋嗣击败越勤倍泥部后,徙两万多家到大宁州,分给他们农器,计口授田,使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迅速转为农业生产.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后,拓跋部已成为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因而在太和十八年(494年)下诏“优复代迁之户租赋三岁”.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转为农业经济后,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封建关系已占支配地位.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组织也相应地进行调整,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采用了魏晋的官制等,促使各族本身的社会形态得到跃进,从而推动了北方社会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为汉族输入了新鲜血液,使它增添了活力,不断壮大发展,而且还使汉族汲取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大大丰富了自身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这一时期迁徙到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及卢水胡等民族所建立的十几个政权,虽然此兴彼衰,存在的时间都比较短,但这些民族并未迁回原地,而是在与汉族错杂居住之后逐渐融合于汉族.前后赵灭亡后,匈奴和羯族大批与汉族融合,鲜卑慕容部在诸燕灭亡后,也以散居形式融合到汉族和拓跋鲜卑中去.前秦亡,本与汉族发展水平相当接近的氐族共同体大为削弱,接着建立政权的羌人、卢水胡、河西鲜卑、关陇匈奴等,也陆续处于解体过程,到北魏后期至隋唐,早期内迁的北方民族在中原地区大多消失,融合于汉族,南迁的柔然,敕勒和西迁的吐谷浑亦有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合.而自东晋南朝以来,南方的蛮人逐渐从山谷出居到江、淮、汝、颍之间,山越、俚、僚出居平地.这些民族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社会发展水平逐渐接近汉族,经济、文化和生活风俗上的差异也逐渐消失,正如《隋书·地理志》所说,荆雍州蛮“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我们从史书记载可看到,西晋太康时户数为245万,北魏正光前户数为500万,北周大象中户数为359万,到隋大业五年,户数已达890万.这除了管辖范围扩大,检括户口及自然增长等因素外,也是与大批少数民族编户齐民融合于汉族密切相关.这种以民族迁徙为开端的民族融合,不仅给汉族注进了大量新鲜血液,使之生机勃勃,更富有创造力,而且使它自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得以丰富.其表现之一是少数民族的畜牧业生产品种、技术乃至一些农产品传入中原地区,东魏杰出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了牛、马、骡、羊等牲畜饲养和役使方法,以及兽医术、相马术和畜产品加工技术,如制毡法、做酪法、作酥法等等,其中有不少方法和技术来自少数民族.农业上也引入了胡谷、虏小麦等等.其表现之二是汉族在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精华,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等的流行,给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增添了新鲜色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使我国的经济区域呈现扩大趋势.在边疆地区得到开发的同时,北方经济得到复兴,南方经济得以明显发展.魏晋以来,中原地区汉族为避战祸大批迁往辽东、河西等边疆地区,使当地的劳动人手大大增加,甚至流人多于“旧土十倍有余”.徙往边疆地区的汉族劳动者还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传播到边疆,在他们同各族人民共同耕耘下,东北、西北边远地区得到开发,这对于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社会面貌的改变起了重要的作用.频繁的战乱,使北方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十六国时石勒虽明令使用钱币,“而钱终不行”.当各少数民族过渡到农业生产后,北方经济开始高涨起来.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到北魏中期,孝文帝开始铸造货币,使商品经济得到活跃,中原这一古老的经济基地恢复了活力.而这一时期大批汉族的南徙,为原来经济相对落后的江南地区增加了许多劳动力和带来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这无疑会加速江南的开发.同时,江南地区社会比较稳定,东晋、刘宋等王朝也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因而使南迁的汉人有可能和江南土著及山越、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一起,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促进南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仅农业生产有所提高,纺织业、矿冶业、造纸业、制船业、制盐业、制瓷业以及制茶、漆器等手工业都有显著发展.商业贸易也十分活跃.尤其是南朝都城建康和东南沿海地区更成了全国文化中心和发达地区.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也使中原汉族文化和南方原有的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六朝文化”.这一切都为日后隋唐的繁荣强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与文化基础.

中国古代人口迁移\==作者:黄冈中学教师李文雄

1] 冯健,周一星,程茂吉. 南京市流动人口研究[J]. 城市规划, 2001,(01) . [2] 俞德鹏. 现行城市外来人口管理方式的弊端[J]. 城市问题, 2001,(01) . [3] 顾朝林,蔡建明,张伟,马清裕,陈振光,李王鸣,沈道齐. 中国大中城市流动人口迁移规律研究[J]. 地理学报, 1999,(03) . [4] 程茂吉. 南京市流动人口的特征、影响与对策[J]. 城市问题, 1998,(02) . [5] 张启春. 谈谈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J]. 江汉论坛, 2003,(04) . [6] 李建宁. 对强化外来流动人口综合管理的探索和设想[J]. 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 2001,(03) . [7] 石人炳. 浅谈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05) . [8] 张朝斌.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现状分析与对策[J].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04) . [9] 陈映芳. “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J]. 社会学研究, 2005,(03) . [10] 孟光辉. 浅析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属地管理机制[J].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1,(04) . [11] 辜胜阻,刘传江. 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的理论思考和政策选择[J]. 人口研究, 1996,(03) . [12] 辜胜阻,杨艳琳. 城市流动人口管理的思路与对策[J]. 探求, 1996,(03) . [13] 林晓红,孙跃明,朱梅芬. 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管理的问题、思考和建议——江苏省昆山市个案分析[J]. 人口与计划生育, 2003,(06) . [14] 王旭. 流动人口犯罪控制论[J]. 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01) . [15] 陈君武. 我国流动人口的新特点及其管理模式研究[J]. 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03) . [16] 段成荣. 我国的“流动人口”[J]. 西北人口, 1999,(01) .

人口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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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人囗

目前世界上约有2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人口1亿以上者有11个国家,它们是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联邦、巴西、日本、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墨西哥。这11国人口总数共有33.2亿多,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世界人囗分布不平衡 由于世界各国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因而人口的地理分布是不平衡的。世界人口空间分布分为人口稠密地区、人口稀少地区和基本未被开发的无人口地区。据统计,地球上人口最稠密地区的约占陆地面积的7%,那里却居住着世界70%人口,而且世界90%以上的人口集中分布在10%的土地上。人口在各大洲之间的分布也相当悬殊。欧亚两洲约占地球陆地总面积32.2%。但两洲人口却占世界人口总数的75.2%。尤其是亚洲,世界人口的60%居住于此。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一半而人口尚不到世界总人口的1/4。大洋洲陆更是地广人稀。南极洲迄今尚无固定的居民。欧洲和亚洲人口密度最大,平均每平方公里都在90人以上,非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平均每平方公里在20人以下。大洋洲人口密度最小,平均每平方公里才2.5人。世界人口按纬度、高度分布也存在明显差异:北半球最多。

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给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世界人口数量已经从1950年的25亿和1980年的44亿猛增到2000年的60多亿。据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提供的资料,联合国预计全球人口将增加到2025年的80亿和2050年93亿。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土地、水资源、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将更加紧张,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引发空前的危机。根据联合国的最新报告,亚洲的人口增长率出现下降趋势,但人口密度依然高于其他洲,在东亚和南亚,人均占有可耕地只有六分之一公顷,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的压力和农业灌溉用水的短缺,将迫使上述地区需要增加粮食进口以减少饥饿和改善营养结构。

我了解的世界人口也就这么多了。

如图

人口众多的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 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通车10年以来,对城市人口分布的影响逐步显现。通过分析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主要区的近10年人口数量变动情况,说明轨道交通沿线中心城区是主要人口迁出地区,而沿线的近郊和郊区是主要人口迁入地区。作为人口迁入区的闵行区,新迁入人口主要分布在轨道交通沿线乡镇。城市轨道交通具有引导城市人口从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迁移分布的重要作用。关键词 城市轨道交通,交通廊道,人口迁移 轨道交通的建设,提高了沿线地域的可达性,进而改变沿线土地的利用类型,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连接城市中心区与郊区的轨道交通则又是城市空间向外扩张的发展轴,郊区的轨道交通站点能够提高其周边土地的利用价值,促进郊区的城市化发展。而由轨道交通所引起的城市空间在结构和内容上的发展变化,都将影响城市人口流动,改变城市人口密度分布,诱导人们远离城市中心居住[1]。研究轨道交通对城市人口迁移的驱动作用,是研究城市轨道交通对城市发展与环境总体影响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城市人口流动研究的补充。当然,影响城市人口迁移的因素非常复杂,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本文的目的是建立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与城市人口迁移的内在联系,证明轨道交通对城市人口分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1 研究背景1.1 基本资料 文中所用到的上海市各区县人口统计资料来自于上海市统计年鉴,其中闵行区各乡镇人口统计数据摘自闵行区统计局编写的《辉煌的成就》一书。人口统计数值表示该年份年末该地区户籍人口数。1.2 上海轨道交通1号线简介 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是上海市第一条轨道交通线路,该线一期工程自1990年1月19日正式开工建设,1995年4月开始试运营;二期工程(由锦江乐园延伸至莘庄)于1997年7月1日通车;1号线北延伸线于2004年12月28日通车。本文所研究的范围只限于轨道交通1号线上海火车站———莘庄站区段。2 研究内容2.1 上海市市区人口变动情况 本文选取1号线沿线的黄浦区、卢湾区、徐汇区、闵行区作历年的人口数据统计,并以普陀区为对照市区。图1为1号线沿线区域人口变化情况。黄浦区行政区划在过去10年间有所变化。本文所统计的黄浦区人口数为黄浦区和南市区人口总数。1992年以及1992年之前的人口数则包含有原黄浦区浦东部分的行政区域人口。 根据上海市发展历史以及现状,城市区域可分为中心城核心区、中心城边缘区、近郊区和远郊区[2]。黄浦区、卢湾区属于中心城核心区,全区或者大部分在内环线内;普陀区、徐汇区属于中心城边缘区;闵行区则属于近郊区。2.1.1 中心城核心区人口逐年递减 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3年之后,作为城市中心城核心区的两个区的人口数均呈现逐年递减。1995年轨道交通1号线建成通车之后,由于交通便利,路途花费时间大大减少,使得居住在郊区,工作、娱乐、休闲在市区成为可能。而在这之前,将居住地点尽量安置在繁华中心市区是市民的第一选择。黄浦区人口在1990—1993年间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上述情况。黄浦区人口从1993年始逐年减少: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81.9万,密度为65995人/km2;而2002年为63.22万人,密度为50943人/km2,降幅达到23.9%。当然,1993年之前黄浦区人口数所表现的增加趋势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黄浦区有部分行政区区域位于浦东,而浦东部分行政区域的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并且增加量大于其浦西部分人口数的减少量。卢湾区的户籍人口数也呈现逐年降低的变化规律:在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42.04万人,人口密度为52224人/km2;到2002年,户籍人口数为33.38万人,人口密度为41465人/km2,降幅达20.6%。以上数据说明,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中的上海中心城核心区,户籍人口数逐年降低。2.1.2 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人口逐年增加 中心城边缘区的徐汇区,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1993年为76.71万人,人口密度为14008人/km2,2002年为88.45万人,人口密度为16152人/km2,增幅为13.3%。近郊区的闵行区的户籍人口数量自1993年起逐年增加,到2002年人口密度增加至1927人/km2,增幅为28.4%。可见在地铁沿线区域中的近郊区和中心城边缘区,户籍人口数保持稳定的增加趋势。 普陀区属于中心城边缘区,地理区位与徐汇区相似,但其行政区域中并未建设有地铁线路,而轨道交通3号线在2001年开通,因此在本文所讨论的1990—2002年期间的人口迁移中未表现出较大影响。为此可将普陀区作为徐汇区、闵行区的对照。1988—1992年间,普陀区人口增长较快,从70.75万人增加到80.45万人,增幅为13.7%。但从1993年开始,普陀区户籍人口增加趋缓,10年间增加不到4万人,并且在1998和2001年出现户籍人口负增长。可见,在未建设有轨道交通线路的中心城边缘区区域,户籍人口数在近10年间增长缓慢,趋于稳定。在城市人口统计中,常常出现人户分离现象,即已经迁出的人口仍然保留其原居住地的户籍,或者已经迁入的人口并未更改户籍。我国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主要为当地常住人口。表2显示了本文研究区域的户籍人口数和人口普查数之间的对比。从表2中不难发现,中心城核心区的黄浦区、卢湾区在1990年时户籍人口数都低于普查人口数,而在2000年时户籍人口数均高于普查人口数。以常住人口考察这两个区的人口变动,在1990—2000年之间,减少量分别为98.46万人和14.69万人。人口减少量大于通过户籍人口数所表示的人口减少量,人口变动幅度更大。同样,徐汇区的人口变动,用人口普查数据表示,其增加量为28.8万人,大于用户籍人口所表示的变动量。由于闵行区在1990年之时并未建区,因此仅有2000年的户籍人口数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相比较,其人口普查数大大高于户籍人口数。可以断定,该区的常住人口增量大于户籍人口数增量。普陀区的人口数量变动类似于徐汇区但又有所区别。上海市在近10年来,城市郊区的发展处于城市化阶段,上海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不断繁华,因此普陀区的户藉人口数量在1990—2000年间持续增加。若以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为标准,则普陀区的增加量小于徐汇区的人口增加量。但是由于人口普查时间处于1990—2000年时间段的端点,不能判别其常住人口在这10年间的增长速度变化。所以,当时未建设轨道交通的普陀区常住人口增量小于轨道交通沿线的徐汇、闵行等区。 综上所述,在轨道交通沿线的上海市区中,中心城核心区的户籍人口数逐年降低,常住人口在10年之间减少量大于户籍人口数的减少量;而相对远离核心区的徐汇区、闵行区则表现出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的趋势,且2000年的常住人口远大于当年的户籍人口数,其常住人口增加量必定大于户籍人口数增加量。同时,地理区位相似于徐汇区的普陀区表现为户籍人口增加趋缓,且增加量低于徐汇区,也远低于闵行区的户籍人口增加量。2.1.3 地区人口变动原因分析 地区人口变动有两个因素:①人口自然增长率;②人口机械变动,即迁出人口与迁入人口的对比[3]。就上海市而言,人口自然变动对城市人口数的影响不大,上海市区在1991年就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据资料显示,近10年上海市区的人口自然减少不足15万人。因此,上海市区的户籍人口变动主要是因为迁入迁出人口对比。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的上海市中心城核心区黄浦区、卢湾区户籍人口数在近10多年来都大幅度下降,人口迁出是其关键原因。徐汇区、闵行区同样处于轨道交通沿线,但作为上海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的这两个区域,在近10年中,户籍人口数持续增高,人口迁入是其主要原因。从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迁移,是轨道交通沿线市区城市人口再分布的主要方向。若以常住人口数衡量,在沿线的这4个行政区中,迁入迁出人口数都大于通过户籍人口数所表现出的迁入迁出人口数,人口从高密度向低密度迁移的表现更为明显。2.2 闵行区乡镇人口变动 1992年新闵行区设立以来,该近郊区的经济建设硕果累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的城市化水平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对此,城市轨道交通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在轨道交通沿线区域,交通可达性的提高,城市基础建设投资的加大,居住生活环境的改善,都强有力地吸引城市中心区的居民迁移入住。 图2为本文研究的闵行区部分乡镇与轨道交通1号线的区位示意图。图3为这些乡镇近10年来的户籍人口变动情况。轨道交通1号线通过的莘庄镇、梅陇镇保持稳定的人口增长,且增长速度较快:1992—2002年户籍人口增长率分别为104.6%和89.0%;颛桥镇的人口有所波动,1992—1996年间人口数量比较平稳,1996—1997年间却出现较快增长,2001—2002年间却出现很大的下降。2001年10月,闵行区调整所辖区域的乡镇行政区划,颛桥镇位列其中,因此,较大的波动可能是行政区划的变革所引起。而浦江镇和虹桥镇的户籍人口数基本稳定在一定的数值范围内,前者在9万~9.5万人之间,虹桥镇户籍人口在2万~3万人之间。在城市轨道交通通过提高沿线地域的可达性来提高沿线土地的利用价值、带动沿线区域的城市化进程中,沿线区域的人口集聚程度主要还表现在非农业人口数量的提高。图4反映了上述乡镇的非农业人口数量的变动。莘庄镇和梅陇镇非农业人口数量从1992年起高速增长,到2002年分别从23224人和14642人增加到71172人和65942人,增长率分别达到了206.5%和350.3%。从变化曲线图中可以看到,它们的增长速率相当,并且到2002年止依旧保持较高速度的人口增长率。其它3个镇则表现出与莘庄、梅陇不同的变动状况:颛桥镇和浦江镇的非农业人口以缓慢的速度增长,10年间的增加量不足1万人;而虹桥镇的人口变化在10年间有所起伏,1996年之后以较低的增长速率持续增加。 非农业人口数量高速增长的莘庄镇和梅陇镇都位于轨道交能1号线沿线,这说明轨道交通能够加大非农业人口的集聚。在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建成有大量的住宅区,并以轨道交通1号线为一条城市扩展的轴线,住宅区不断的向外沿辐射扩展。正因为此,距离轨道交通1号线终点站不远的颛桥镇,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略大于浦江镇和虹桥镇(这两个镇的非农业人口增长比较缓慢)。虹桥镇可能是因为城市化进程已经接近或达到完成阶段,因此变化量不大。浦江镇位于黄浦江以东,所辖区划面积较大,而非农业人口仅占全镇人口的21.4%,城市化水平较低;同时,浦江镇距离城市轨道交通较远,并未受到轨道交通系统建成通达之后的有利影响。所以该镇的城市化进程缓慢与其可达性较低有一定关系。 通过上述对闵行区部分乡镇人口变动以及乡镇区位与轨道交通线路相对位置的分析可知,城市郊区的轨道交通对沿线区域人口具有集聚效应,轨道交通的通达有利于加快该区域城市化进程。3 结论 上海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自1995年通车以来,对城市人口的迁移作用非常明显。在上海城市发展过程当中,轨道交通的建设对于改变城市人口密度分布,引导城市人口从中心城区向城市近郊区迁移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的人口变动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 轨道交通线路通达的上海市中心城核心区是主要的人口迁出地区;(2) 轨道交通线路通达的近郊区和郊区是主要的人口迁入地区;(3) 近10年来,轨道交通改善了郊区的可达性,大大促进人口从高密度区域向低密度区域持续迁移。参考文献1 秦应兵,杜 文.城市轨道交通对城市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0(6):284~2872 高向东,江取珍.对上海人口分布变动和郊区化的探讨.城市人口,2002,26(1):66~693 彭镇伟,路建普.上海城市人口布局优化研究.城市规划汇刊,2002(2):21~26

农村人口流动是中国人口流动的主体,对中国的人口空间格局和区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农村人口流动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伴随这一过程,农村人口流动日益加剧。农村人口流动的数量多、规模大、结构复杂、原因多样。这种流动给广大乡村造成了严重的治理性困境。

一、农村人口流动的成因分析

(一)农村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1978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与此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农村的推广,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率都大幅提高,然而,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多,土地少矛盾也日益显现出来。拿我国的四川省为例,四川省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人均面积不到一亩,整个四川省有超过五千万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力每年有半年是空闲时间。除此之外,全国每年还有大批男女青年满十八周岁,加入外出务工队伍,成为新的流动人口。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农村大约有一千万的新增劳动力。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

(二)农村人口流动的可能条件:城市建设与发展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

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加快城镇建设的速度,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政策,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全面展开。从八十年代开始,国家对城市建设的投入大幅增加,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这就要求有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

(三)经济利益的诱惑是农村人口流动的直接动力

长期以来,农村生活条件差,经济来源有限,仅仅依靠农业收入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的需要,同时,城市的高收入对农村劳动力是极大的诱惑,因此,外出务工成为众多农村劳动力的首要选择。经济利益成为推动农村人口流动的直接动力。

二、农村人口流动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流动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农村人口流动在给城市建设及流动着本人带来积极效应的同时,也给农村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政府必须要对这一社会现象密切关注,如若不然,这些人口的流动可能会对农村社会带来不良影响,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

(一)流动促使“乡政村治”下的“草根民主”逐渐蜕变并引发乡村政权“内卷化”

正常情况下,人口流动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然而,由于我国国情的独特性,人口流动并没有给我国社会带来长足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民工潮”逐渐兴起,但这并没有给农村社会的发展带来优势,相反,人口外流的同时,也带走了农村大量的人力、技术和知识。农村人口的流动主要是青壮年的劳动力和高级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想在农村地区实行“村民自治”,推行 “草根民主”,从而达到对乡村的有效治理。然而,由于人口的流动,乡村社会发展中最需要的人才、劳动力以及资金等都随着人员流向了城镇,这对农村社会的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通过大量的调研证实,在这些外流的人口中,青年占到了80%以上,农村留下的人口的整体素质远远低于流出的人员。基层民主建设中的“草根”逐渐衰弱、减少,农村“两委”的建设呈现“内卷化”的趋势。

(二)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并未在人口流动中有所发展,反而造成了农业发展“过密化”

由于农村人口压力过大,农业用地少的原因,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极为有限,仅仅为养家糊口用。对农村来说,土地是生存的必需品,是解决吃饭问题不可缺少的资料,是农民的生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土地分散的各个家庭,虽说农民的积极性增大了,但是土地更加分散,而且土地流转的难度较大,不利于规模经营的开展。人口的外流也造成了农村土地的大量荒置,很多地方出现了无人耕种的现象,使得农业的生产效率大为降低,严重危及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农村人口的流动加剧了农村留守人员的“相对剥夺感”,使得乡村治理难度加大

研究表明,人口流动有助于流动者本身素质的提高,有助于现代性的增强。农村在流动的过程中,不断接触新的事物,学习新的知识,有助于农民政治 文化 水平的提高。这对农村社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然而,在我国农村人口流动的过程中,这些有利的因素却没有出现。相反,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留守农村的农民通过各种途径更加感受到城镇居民生活条件比农村优越,生活环境更加好。这些信息使得农民更加向往城市的生活,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不平等感。在农民的眼中,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的差距应该是逐渐缩小的,但事实上城乡的差距却逐渐拉大了,相对的农村的生活水平更低了,期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无法弥合,这就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现阶段,由于这种“相对剥夺感”的扩散,在农村引发了不少群体性事件,农民对政府不信任,对政府不满意,这是我国农村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乡村治理的有效策略

在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中,想要实现对农村的有效治理需要政府、社会和乡村的共同努力,对农村现有的资源进行优化组合,政府要不断进行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一)解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促进社会资源的有序流动

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策略。这个矛盾主要体现在国家在政策制定上的失衡。政府出台的大多政策,都是优先发展城市经济和工业,在资金和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但对于农村经济,这种政策倾斜很少,这就导致大量的资本和人力集中在城市,农村发展需要的资源配置十分有限,对农村的发展非常不利。在这种资源都集中在城市的情况下,农村想要发展非常困难,发展空间非常有限,农村经济发展迟缓,经济凋敝,这对乡村的治理非常不利。作为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逐步打破这种政策的不公平状态,加快解构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为乡村的有效治理营造良好的环境。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户籍制度的改革,要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的改革。

(二)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促使土地的“规模经营”

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没有取的成效的重要原因就是弄村土地配置并没有因为人口流动而形成“规模经营”,相反,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土地搁荒、撂荒等现象。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缺乏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在我国农村,依然是通过对单位土地投入劳动力的增加来提高土地的产出,并不是主要通过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来提高产出。所以,政府必须加快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步伐。首先,要加快土地流转的相关法律的制定。尽快制定并出台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规范土地流转的途径,使农村土地流转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其次,要设立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乡镇政府可以依托相关的政府机构建立土地中介组织,管理土地流转,为农村土地的顺利流转搞好服务。最后,明确乡村组织在土地流转中的地位和角色,搞好管理和服务工作。

(三)加强农村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组织建设,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

在我国推行的基层民主中,维护社会成员权利、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社会组织。组织能够凝聚农民的力量,提高农民意愿在政府政策制定中的地位,保障农民的权利,提高农民的话语权。并且,通过组织,农民的意愿受到政府的重视,这也有利于农民参政积极性的提高,同时,组织内部传播的文明规范、组织成员间进行的技术交流等都有利于农民素质的提高,对乡村治理的有效开展有积极的意义。所以,政府应该支持这些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的建设,通过组织把农民有效的聚集起来,使大家的技术和特长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使农民可以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利,增强农民参与基层民主的积极性,实现“乡政”和“村治”之间有效的沟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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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户籍制度改革下的农村人口流动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不断放宽,政治色彩逐渐弱化,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了便利,但仍然存在着很多障碍。所以进一步推行户籍制度改革是促进农村人口流动,促进城市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户籍制度;制度变迁;社会流动;二元社会

户籍制度是国家的一项重基本行政制度,是国家依法收集、确认、登记公民出生、死亡、亲属关系、法定地址等公民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制度,以保障公民在就业、 教育 、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人口流动是人口在短期离开后又返回原居住地的现象,一般指离家外出工作、读书、旅游、探亲和从军一段时间,未改变定居地的人口移动。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也在不断的发生变革,农村人口流动也在逐渐活跃起来,但户籍制度仍然是农村人口流动的户籍壁垒,只有打破壁垒,才能逐渐为农村人口流动敞开大门。

一、 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指新制度的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作为替代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更高的制度替代原制度;作为转换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生产过程;作为交换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的交易过程。

(一)城乡二元框架内户籍制度调整

这一时期主要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始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也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农民涌向城市,出现了民工潮,冲击了改革开放以前静态的,二元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首先,在原来二元框架内开始出现户口迁移政策。如国务院1984年发出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中规定了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及时办理入户手续,发给“自理口粮户口薄”,统计为非农业人口。①这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第一个规范性文件,打开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大门,原来的二元户籍制度开始松动。其次,改革户口管理制度,实行户口登记制度。这一时期国家颁布的政策主要有1985年全国人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安部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其中第十四条规定:“公民在办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权益的事务时,可以出示居民身份证,证明其身份。”从此就开始了中国证件制道路,开始对人口实行户口制度、身份证制度、暂住证制度、寄住证制度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再次,原有户籍制度的政治功能减弱。原有的户籍制度直接与粮油供应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等诸多制度相挂钩,但户籍制度改革将直接弱化这些附加的功能。

(二)逐渐突破二元户籍制度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市场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作为上层建筑的户籍制度也不断的做出改进和突破。第一步是对小城镇户口试行全面开放,不再进行限制。这是国家在从二元户籍制度向一元户籍制度过渡中的必然选择。第二步是不断完善户口登记制度,建立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住户口三种管理形式,并且取消了农业与非农业两个类型,一律以“家庭户”、“集体户”进行。

(三)逐渐建设城乡一元户籍制度

这主要是从2002年至今,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需要不断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党的十六大指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进一步为建立城乡一元户籍制度指明了方向。这一时间段,户籍制度改革逐步进入大城市,建立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但各省各城市也应因地制宜。同样国家着力扶持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避免因政策放宽大批农民涌向城市。

二、 户籍制度下农村人口流动现状

户籍制度自被打上政治色彩时,就认为的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划分出了一条防线,所以户籍制度严重影响了农民人口流动。户籍制度下农民流动也呈现出由固化到逐步流动的一个过程。

(一) 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的便利

首先,农民可以自由流动,有利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口流动更加常态化,人口流动在数量上与社会发展更加契合,质量上更加实现人尽其才,尽其用的目的。其次,户籍制度的政治功能对农民流动影响减弱,农民在流动中更加注重个人利益。最后,户籍制度下各项派生制度对农民流动影响减小。由户籍制度派生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婚姻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进入城市不再设阻。

户籍制度下农村人口流动起来,主要涌向城市,促进了中国城市化过程。户籍制度的放宽对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二) 户籍制度下农村人口流动困境

户籍制度改革虽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了便利,但仍然存在着很多困境。首先是城市对农民仍然有排斥心理,这体现在农民工在城市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很难享受到与城市人一样的权利。其次,与户籍制度一系列配套制度改革未深入,同样对农民造成了困难。如教育上,很多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仍然享受不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待遇;在就业方面,大学 毕业 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里找工作仍不是很理想,很多单位更倾向于选择城市员工,这样更加方便解决工作住房等问题;在福利待遇方面,农业户口的人在城市里仍然享受不到一些福利政策,如社保,养老 保险 等。所以农村人口流动仍会遇到户口身份的阻碍。

三、 减小户籍制度对农村人口流动影响的对策建议

为推进农村人口流动,推动农村城市化,促进中国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有必要进一步推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首先,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以及特大城市对户籍的限制,逐步对农民开放。这将直接影响农村人口流动趋向,促进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我国的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更加契合。其次,逐步取消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附加功能,这将弱化户籍对人身份的影响和诱惑。再次,加快对户籍制度派生制度改革,消除户籍身份在其他方面的影响,这主要是指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制度。最后,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这是从根本上解决户口对农民的诱惑和限制的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户籍制度经历了僵化到逐步活跃的一个改革过程,这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系列农民工潮的冲击。同样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放过来促进了农村人口流动和社会流动,促进了我国城市化过程。户籍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对身份的改变,对农村人口流动和农民的社会流动将会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单位:西南 财经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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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刘宜君.户籍制度改革与社会人口流动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第2页,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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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提高我国人口素质人口素质是指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群体所具有的德、智、体各种特质的总和。就其本质而言,主要包括人口的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三个方面。它们是构成人口素质的核心部分。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中国能否以富强、文明之邦屹立于全世界,主要取决于人口素质的高低。人口素质高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成败,是中国人口问题的重中之重。一、我国人口素质的现状人口的文化素质是衡量人口素质的最主要因素。人口的文化素质是指人口群体所具有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水平、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等,包括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和文化技术素质两部分。前者是指人口从各种途径学到的种种知识,后者是指人口将掌握的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我国是人口大国,如何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把教育大国发展成为教育强国,把人口大国建成人力资源强国,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社会不断进步,教育事业的加快发展,我国人口文化素质得到显著提高,但也存在发展不均衡、地区差异较大等问题。(一)我国人口文化素质状况有喜有忧1、我国人口文化素质喜的方面:(1)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不断提高,文盲率不断降低。20世纪末,我国完成了大规模的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任务,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3.6%,覆盖到了85%的人口地区,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5%以下。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有关数据显示:1990年以来,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数量减少1亿人,成人识字率居9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前列。(2)国民受教育程度得到很大提高。2007年10月教育部公布数据显示: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8.5年,全国总人口中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已达7000多万人,从业人员中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数已位居世界前列。2004年国民受各种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大学以上占5.42%,高中占12.59%,初中占36.93%,小学占30.44%。受高层次教育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受小学教育人口比重逐步下降。(3)教育事业迅猛发展。我国政府一向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经过50余年的努力,我国的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式发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果得到切实巩固和提高;农村教育发生了深刻变化;职业教育发展步伐加快;高等教育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成为人力资源大国。2、我国人口文化素质忧的方面:(1)农村人口文化素质明显偏低。我国农村人口的劳动力文化程度以小学和初中为主,文盲和半文盲的比重较大。在偏远、贫困的农村地区,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不完善、不规范,师资力量的匮乏,都给该地区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带来了巨大困难。据有关数字显示:全国现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共3060.5万人,其中从事农林的技术人员仅80.4万人,占2.6%;全国每万亩土地仅有0.8个农业专业技术人员,每万亩森林仅有0.53个林业专业技术人员。农村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仅占农业劳动力的0.71%,而其他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占本行业劳动力的比例为17.26%,比农业多出23倍。人才缺乏已成为制约我国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提高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任重道远。(2)从区域结构来看,我国人口文化素质发展呈现不平衡状况,西部地区人口文化素质明显低于中东部尤其是东部地区。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全国文盲、半文盲率占总人口的比率为6.72%,而西部地区有6个以上省(地区)高达20%以上。(3)我国目前的教育结构尚存在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从层次结构来看,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普及和高校扩招,高中阶段教育显得相对薄弱;从学科专业结构来看,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关的人才以及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相对滞后。目前,我国人均受教育水平仅仅相当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因此,加大农村及西部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全面提升人口整体文化素质,迫在眉睫。(二)我国人口身体素质状况不容乐观在构成人口素质的三个方面中,身体素质是最基本的,它是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基础。建国以来,中国人口身体素质总体提高明显,但仍不容乐观。一是婴儿死亡率与发达国家比仍然差距很大。我国的婴儿死亡率1990年为38‰,2000年降低到32‰,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显得较高。二是迫切需要推行优生知识,降低出生婴儿缺陷率。目前,我国一些地方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新生婴儿出生缺陷发生率还较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出生约1500万新生儿,其中有缺陷婴儿约20万,占出生婴儿的比例为1.3%。三是国民体质健康发展不平衡,肥胖率较高。2006年9月18日,国家公布了2005年国家体质监测报告:国民身体形态综合指数降低了0.86%;国民身体机能综合指数下降了9.65%。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全国学生在身高、体重、胸围增长的同时,超重与肥胖也成为影响学生营养健康状况的一大因素。(三)我国人口道德素质有待提高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21世纪,努力培养和提高民族素质是事关国家兴亡、民族兴衰的大问题。在素质培养中,道德素质尤为重要,提高人口道德素质,无疑有利于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目前,我国人口思想道德素质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一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国民具有高尚的伦理道德精神,目前还有一部分人以利己主义为中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泛滥;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屡屡发生……这些现象都从反面告诉我们,从我国的现实出发,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培养高尚的伦理道德精神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很多居民还缺乏市场经济所应有的素质,其思想观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三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人的全面发展,目前我国人口文化程度还不高。提高我国人口道德素质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必须一以贯之地体现在每个具体的环节、每项具体的工作之中。只要我们在思想上重视,在投入上花力气,在坚持不懈上下功夫,就一定能不断提高我国公民的道德素质,把社会建设得更加和谐。二、如何提高我国人口素质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大力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加强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与人口系统走向开放相结合,是提高我国人口素质的有效途径,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重大措施。(一)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原则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基础,是发展现代科技的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础,国际经济竞争实质上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教育的竞争。20年前,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我国是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果教育发展滞后,低素质的人口就是沉重的负担;如果优先发展教育,就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先加快发展教育,是把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根本途径,对社会和国家具有重要意义。1、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重要意义(1)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主要途径。当今的国际经济竞争、科技竞争就是人才和知识的竞争,努力提高我国劳动者中科技人才的比例,提高劳动者队伍的整体素质,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重要意义。(2)教育是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重要摇篮。建立健全各种创新体系,关键环节是人才培养。创新就要靠人才,而培养人才,特别是培养创新人才,必须得靠教育。(3)教育是知识创新和应用的主要基地。知识创新是学校的社会责任,高等教育只有积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研究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才能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4)教育是提高全民族思想文化素质,形成全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教育可以引导青年人树立远大理想,锻炼优秀品质,不断开阔视野,勇于进取创新,为祖国和人民建功立业。总之,“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全民有责。”要把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真正化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全社会的实际行动,在全社会形成和保持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2、如何实施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原则教育优先发展,即坚持教育在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中处于重要地位,在促进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教育优先发展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只有优先发展教育,提高全民素质和科学水平,才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此,在国家的发展战略中,教育优先发展政策是社会各个方面改革和发展政策的重要基础。教育优先发展,即坚持把教育放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先行位置并适度超前发展,要努力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必须加大教育投入,注重改革和培训体制。深化教育和培训体制改革,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尤其是培养紧缺人才,使人才层次结构符合经济、科技发展的需要,把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二是必须把重点放在农村。三是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扶持,强化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对边疆贫困县尤其是农业化的职中,争取实行免费教育;加大对贫困县或农业化职业学校的硬件设施设备的投入力度,全面改善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扩大办学规模;贫困县的职业学校,应从初中办起,强化教师的配备;适当提高职业学校老师的待遇,鼓励人才向职业学校倾斜;增加职业学校的平均公用经费,增加专业培训经费。(二)全面推进全民健康工程“全民健康工程”是1998年我国政府提出的又一个基本政策,旨在增强全民族的健康意识,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质,是关系到我国3.6亿家庭和13亿人口的重大民生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1、全面推进全民健康教育的重要意义推进全民健康教育是提高全民健康意识,自觉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预防和控制疾病的发生发展,提高全民生存质量和健康水平的保证,有以下三方面的重要意义:(1)推进全民健康教育的必要性。中国人口众多,卫生资源相对不足,医疗卫生水平和接受健康教育的程度还不够高,全国各地的发展又不平衡。因此,健康教育作为医学科学与全民教育相结合的产物,是科教兴国的重要内容,是解决当前普及卫生科普知识的首选措施。(2)推进全民健康教育的现实性。健康教育是卫生保健的战略措施,做好全民健康教育工作,对提高全民的身体素质,节约卫生资源和医疗费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推进全民健康教育的可行性。首先利用信息网络技术传播健康科普知识的条件已经成熟;其次,我国拥有大量的国内外知名医学专家和健康教育专家;再次,我国拥有大量网民,在家中就可获得卫生保健、医学科普知识。2、如何全面推进全民健康工程的实施(1)加大卫生投入,扎实推进全民健康工程。现阶段,我国卫生事业发展迅猛,规模空间扩大,服务能力空前提高,但仍然有一些问题存在,如:医疗资源总体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医疗费用上涨过快;政府投入卫生经费不足。由于这些情况,政府应该加大卫生经费投入,特别是对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财政投入,保证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正常运行,确保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扎实推进全民健康工程。(2)构建全民健康保障制度。1998年启动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享有卫生保健服务,让更多的人获得基本医疗保障,从整体上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因此,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基础上构建覆盖社会全体成员的健康保障制度,是确保全民健康工程实施的先决条件。(3)强化政府责任,扩大覆盖范围。保障全民的基本医疗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各级政府要针对社会成员的城乡分布、就业状况、收入特点以及风险程度进行分类,有步骤、分阶段、先易后难地逐步扩大覆盖范围,直至全面建立覆盖全国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总之,构建全民健康保障制度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需要,只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要求,统筹规划、合理部署,循序渐进地推进,就必将会有更多的人的健康得到有效的保障。(三)全面实施公民道德振兴计划2001年9月,中共中央引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公民道德就是指一个国家所有公民都必须遵守和履行的道德规范的总和。随着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深入人心,社会道德风尚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是,现在社会的道德失范行为还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不讲信用、腐败等行为依然存在。因此,提高全民思想道德素质,实施公民道德振兴计划,是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和社会信用体系,倡导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文明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提高我国人口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1、实施公民道德振兴计划的重要意义(1)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和精神动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共同推进的宏伟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努力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有利于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使利己和利他得到统一和相互促进,市场交易双方以及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成为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用经济的、行政的、法治的管理手段保障公平竞争和照顾社会公平。(3)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只有把依法治国和依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在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才能不断提高治国理政的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和国家长治久安。2、如何实施公民道德振兴计划公民道德建设是关系全民族素质的一项重大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的正确引导、民众的积极参与、社会的广泛关注,人类文明才能取得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努力实施公民道德振兴计划,应做好以下五项工作:(1)政府领导要高度重视。措施要具体实在,进行专门部署,研究本地区、本部门的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和工作措施,精心组织实施,推进公民道德振兴工作。(2)群众要广泛参与。人民群众是公民道德建设的主体,应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让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积极开展道德规范活动。(3)要充分发挥道德典型的示范作用。先进典型是时代的先锋,社会的脊梁,大众的楷模,要努力发挥他们的先进事迹和道德风貌对各阶层群众的强烈示范效果。(4)要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在中小学生中开展公民道德教育,是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5)要做到“人人参与”。从基本规范做起,从自身做起,把“基本规范”自始至终的贯彻到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中去,才能真正提高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是一项重要的社会系统工程,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只有坚持不懈,不断提高道德水平,才能最终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总之,建国以来,通过党和国家的共同努力,我国人口的素质得到了全面的提高,取得了飞跃性的进步,但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的人口素质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只有正确认识这一现状,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真正提高我国的人口素质,适应世界经济和时代潮流发展对于我们的要求,才能使中国真正成为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大国,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建立一个强大、繁荣、昌盛、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参考文献:1.《2003中国人口》 国家统计局 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年12月第1版2.《2004中国人口》国家统计局 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年10月第1版3.《人口与可持续发展》蒋志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4.《人口与发展》邓行舟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006年1月第1版5.《转型期中国人口问题》李建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26.《改革开放与中国人口发展》张维庆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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