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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社会的沉沦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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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社会的沉沦论文研究

一部屈辱史一部抗争史一部探索史历史的沉沦与进步

中国近代处于过渡时代。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这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这是个向上发展的过程。两个过程相互矛盾,又相互连结、相互制约,没有国家的独立,就不能保证社会的真正进步,而没有社会的进步,则无法赢得国家的真正独立。 阻止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和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在于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反侵略反压迫的英勇斗争。反抗英国鸦片侵略和反抗英法联军侵略的两次民族战争,反抗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这种人民的伟大斗争。洋务运动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它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决不能和人民的伟大斗争相提并论。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洋务运动和人民斗争之间,又存在着曲折的联系,洋务运动可以说是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的副产品。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被民族战争的炮火所惊醒,探索战争胜败的因由,利用农民战争所造成的新局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不能以其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而完全抹煞。 从林则徐、魏源的引进洋炮、仿造战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李鸿章的“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一脉相承,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在民族战争炮火的洗礼下,为抵御外侮而不惜“以夷变夏”的清醒的认识。向当时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 在19世纪6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过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另一种可能的前景,那就是经过农民战争摧毁清朝统治。太平天国取得全国性胜利后,推行由洪仁牙设计的、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资政新篇》的方案。这种前景也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更加光辉夺目。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是失败了,可能没有成为现实,灿烂的前景只不过是某些历史学家们一厢情愿的假设.严峻的历史事实却是: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打翻了一批腐朽的旧权贵,打破了清朝“太阿从不下移”的祖宗“家法”,但没有把清朝推翻,只是造成一种局势,使李鸿章等人能够依靠镇压农民战争而崭露头角,成为新权贵;这些新权贵凭借手中所掌握的有限权柄,在太平天国的废墟上,把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其端绪的学习西方的主张着手付诸实施,并扩展开来,持续达数十年之久,形成了一个“图富强”的洋务运动。对于李鸿章等人来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自然是罪恶滔天;但镇压之后,他们不是全面倒退,而是有所进取,为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学习,为学习西方而对当时的封建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的所作所为,至少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曲折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 清朝二百年极端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和闭关锁国的反动政策,严重地阻得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戕害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以至历史进入了近代却还没有诞生资产阶级。向西方学习的任务,在始初阶段便不得不由地主阶级的开明派来承担。洋务运动既然是地主阶级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也就不能不具有封建保守的性质。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酉学为用”的口号,恰当地体现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封建主义是地主阶级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务派并没有破毁这个根基的意愿,而只是想在这个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本意甚至还在于强化这个根基。要求地主阶级不去维护封建制度乃至具有反封建思想,那是根本不切情理的。作为地主阶级,企图在封建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还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倾向,开明的表现。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向西方学习的始初阶段仍有其积极意义。“中学为体”,历来如此,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并不需要特别强调或者着力捍卫,洋务派揭橥“中学为体”,无非企图表明他们不是离经叛道。“西学为用’则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新思想,它针对封建顽固派妄自尊大、拒绝一切外来新知识的昏庸和愚昧,因而强调必须向西方学习。如果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便不难看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时的着眼点在于提倡和保护引进西学,只是到了后来,当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改变封建专制主义、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的时候,这个口号才具有抵制维新的反动性。

—— 辛亥革命的眼泪摘要: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在取得巨大革命成果之后,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它又有失败的一面。关于辛亥革命,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成功了,又有人说它失败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它呢?关键词:封建 民主 成功 窃取 失败 辨证正文: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以推翻帝国主义压迫,铲除封建制度.使中国成为真正的民国共和国为革命目的的辛亥革命可谓气势磅礴、震撼古今,一直以来人们指点评判、众说纷纭,其中褒贬各占、成败俱有,下面就让我们理性回眸一下,辨证地看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但是我们仍然从某个角度要说辛亥革命是一次失败的革命。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仍然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所统治;中国人民没有真正获得民主自由的权利,国家也没有真正获得独立。然而辛亥革命的失败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首先,辛亥革命的领导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而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特点,即由于要生存而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因而具有革命性的特点;但同时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又不得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产生依赖和妥协,因而他又具有妥协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注定是一次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其次,中国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可谓是力量强大,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竟然想以一己之力来推翻它,而不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这只能说是一种莫名的悲哀。 第三,和当时的国际背景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是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扩张的年代,帝国主义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所以千方百计阻碍中国的革命,这注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无法取得成功。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如封建阶级和外国势力的联合破坏,迫使革命党人将国民政府拱手让给袁世凯;当时农民受封建残余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党难有建立和掌握一支军队的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等。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所以说,从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但从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来看,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失败的、不成功的。因此,我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奠基石,我们切不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终失败而否定辛亥革命本身取得的巨大成功,就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不能因为后来的“热月政变”而否定其本身的胜利一样。我们应该以历史辨证的唯物主义观点去看待辛亥革命,既肯定它伟大的历史功绩,又不回避后来遭到的挫败,并从中学习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辛亥革命将会成为中国滚滚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指明了一条金光大道。

近代中国会计文化研究论文

会计学如今也成为火热专业,对于这个专业的学生,选定论文题目也是十分广泛,那么我们都可以选择哪些相关的论文题目呢?下面我给大家带来2021会计学论文题目参考_审计学论文选题,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本科会计学论文题目

1、“营改增”对物流业上市公司税负的影响研究

2、D集团全面预算管理改进研究

3、ERP环境下A公司全面预算管理应用研究

4、EVA在企业绩效评价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5、HSM化工公司应收账款管理分析

6、IASC/IASB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制定之演进

7、IPO财务造假治理研究

8、J_公司应收账款管理研究

9、WJ建筑施工企业应收账款风险管理探究

10、W公司会计信息系统内部控制研究

11、北京地铁奥运支线运用BT投融资模式的创新研究

12、并购协同效应研究

13、并购中层级结构设置对收购方终极控股股东融资能力影响的研究

14、不完全契约与盈余管理

15、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与审计定价

16、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理论扩展研究

17、大股东减持解禁股与公司控制权结构关系实证研究

18、第三方物流企业成本核算系统的设计

19、电子商务企业的现金流及现金流管理探究

20、电子商务企业内部控制案例分析研究

21、动漫产业的创意价值链研究

22、房地产开发企业税务筹划研究

23、房地产 企业战略 成本管理研究

24、房地产上市公司财务战略研究

25、港口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研究

26、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研究

27、高校财务风险管理的问题与对策

28、高校预算管理问题研究

29、高校资产管理问题研究

30、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成本管理应用问题

31、公立医院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优化研究

32、公平偏好、企业内部薪酬不公平与企业业绩

33、公司治理视角下的内部控制评价研究

34、公司治理中内部审计问题研究

35、公允价值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应用研究

36、供应链管理与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影响机理与实证检验

37、供应链金融模式下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授信问题研究

38、股权激励机理研究

39、关于我国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更换的实证研究

40、贵州茅台的财务政策分析

41、国家审计维护金融安全功能与路径研究

42、国有上市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研究

43、后危机时代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与对策研究

44、互联网企业境外上市财务绩效研究

45、环境会计在煤炭企业中的应用

46、环境绩效审计研究

47、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

48、会计信息如实反映问题的研究

49、会计信息系统交互可视化研究

50、火力发电企业环境成本核算体系研究

会计 毕业 论文题目2021

1、企业兼并的会计与审计架构

2、契约·会计信息产权·博弈

3、会计信息与公司治理

4、经理人股票期权会计问题研究

5、会计信息与管理者报酬激励机制

6、论持续林业的分类经营与生态效益补偿

7、实证会计理论与我国资本市场问题的研究

8、网络环境下会计理论和 方法 若干问题研究

9、权益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研究

10、收入确认若干问题研究

11、企业价值评估方法研究:问题、对策与准则

12、会计信息质量与会计准则制定权合约安排研究

13、财务治理理论研究

14、国有非营利组织会计基本理论研究

15、从统计学视角对实证会计及中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所作的研究

16、会计公共关系研究

17、Y高职院校会计专业学生职业能力提升研究

18、财务预测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与管制

19、流动性与资产定价:理论与实证

20、会计契约经济性质及法律规制研究

21、中国会计 文化 研究

22、会计决策科学化与决策支持系统

23、行为 财务管理 新论

24、会计政策变更的契约动因研究

25、资产减值会计的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

26、收益及其质量的内涵演进与量化指标分析

27、衍生金融工具会计计量问题研究

28、高职会计专业构建“需求-能力”型模块式课程体系问题研究

29、公允价值若干理论问题与应用的研究

30、绿色会计在我国的发展与运用

31、不确定性会计问题研究

32、会计心理与不良会计行为关系及规范对策研究

33、我国本科会计 教育 研究

34、资产减值会计理论研究

35、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相关问题研究

36、资产减值相关问题探讨

37、论物价变动会计及其研究的现实意义

38、会计技术的发展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39、公允价值理念下的财务会计理论与方法研究

40、会计信息与证券分析师关系研究

41、全面收益理论和应用探讨

42、收益平滑的影响因素及市场反应研究

43、基于负债控制假设的自由现金流量假说检验

44、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构建

45、价值链会计

46、知识经济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

47、会计寻租与反寻租研究

48、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概念研究

49、基于价值链理论的价值链会计研究

50、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研究

51、会计信息产权与国有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研究

52、会计的社会责任若干问题研究

53、我国会计高职教育目标及相关问题研究

54、对公允价值应用的探讨

55、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会计问题研究

56、试论案例教学法在《财务管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57、中华民国时期会计教育研究

58、会计信息失真与会计信息产权界定

59、惠州市中职学校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60、中职会计专业教学渗透诚信教育的对策研究

审计学论文题目

1、关于经济责任审计若干问题的探讨

2、关于企业集团内部审计若干问题的探讨

3、会计报表审计风险分析及防范研究

4、会计电算化系统的现状与审计对策浅析

5、论电子商务时代的网络审计

6、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7、民间审计法律责任问题研究

8、内部审计在企业的作用

9、企业费用成本审计

10、浅淡经济责任审计

11、浅谈经济责任审计

12、浅谈审计风险的综合控制

13、浅谈审计判断绩效及其影响因素

14、如何提高审计效率

15、审计风险的研究

16、审计风险及其控制研究

17、审计职业判断业绩评价

18、审计专业判断研究

19、我国民间审计的现状与对策的分析

20、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低透明度的独立审计研究

21、舞弊性财务 报告 及其审计研究

22、证券市场会计信息披露及独立审计研究

23、注册会计师审计失败问题研究

24、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控制系统研究

25、企业会计电算化审计中的问题及对策

26、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管理体系研究

27、注册会计师审计风险控制研究

28、现代企业内部审计发展趋势研究

29、审计质量控制

30、论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审计

31、我国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2、论审计重要性与审计风险

33、论审计风险防范

34、论我国的绩效审计

35、萨宾纳斯――奥克斯莱法案对中国审计的影响

36、审计质量与审计责任之间的关系

37、经济效益审计问题

38、内部审计与风险管理

39、我国电算化审计及对策分析

40、浅议我国的民间审计责任

41、试论审计抽样

42、论内部审计的独立性

43、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审计

44、论企业集团内部审计制度的构建

45、论电子计算机在审计中的应用

46、电算化系统审计

47、关于会计电算化审计中的若干问题的探讨

48、计算机审计与舞弊

49、审计的风险与防范

50、新会计法实施后企业内部审计制度建设

51、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分析

52、社会保障基金的绩效审计研究

53、会计信息系统审计中数据的提取和转换问题研究-基于__ 公司审计案例的分析

54、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低透明度的独立审计研究

55、公司财务报表粉饰手段与审计策略

56、试论加强注册会计师审计风险管理和控制的 措施

57、民间审计风险及防范

58、审计风险成因及其防范控制的探讨

59、烟草商业企业内部审计探析)

60、论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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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项是作文评分的重要标准。议论文的语言,要准确鲜明,生动形象。有些同学写议论文,常摆出说大道理的架式,将哲学原理和辩证法的术语一股脑搬出来,以求说理的充分、透彻,但效果适得其反。一个道理有一千种说法,要尽量选用形象生动的说法。要显形象生动之效,除了采用比喻、类比、事例等论证方法外,形象畅达乃至华美的语言必不可少.修饰议论文的语言,注意运用比喻、排比、对偶和反复等修辞,使文章形成华美流畅感;注意运用假设句、反问句或整句,使文章增强不可辩驳之势。修饰语言之功,虽不是一朝一夕可成,但只要积久成习,自然会有长进.

到中国知网,万方,维普,可以找一找参考文献。不能照抄,那就只有自己写啊。一般人也没有这时间给你写一个文章的。

从会计史的角度认识会计涵义论文

在现实的学习、工作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论文吧,论文是一种综合性的文体,通过论文可直接看出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和专业基础。写起论文来就毫无头绪?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从会计史的角度认识会计涵义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 文章结合会计产生和发展过程解释会计涵义的内容,帮助学生从本质上理解会计的涵义,激发学生探索会计理论的兴趣,使学生能认识过去、掌握现在,适应会计工作未来的变化。

关键词: 会计涵义会计史会计职能

一、会计的涵义

1、相关教材中对会计涵义的表述

会计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货币计量为基本形式,运用专门的方法,对经济活动进行核算和监督的一种管理活动。

2、会计涵义中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会计的本质——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

(2)会计的基本职能——对经济活动进行核算和监督(控制)。

(3)会计的特点——货币计量等。

怎样理解会计的涵义呢?

过去我们对会计涵义这部分的内容大多都是照书本去简单提及或者根本不知道如何解释,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就可以了。这样就会造成学生一开始就对会计认识不清,无法站在更高的角度去适应会计的发展变化,无法适应具体的会计工作要求。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可以从会计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来帮助学生综合理解。

二、会计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1、会计的产生

人类的社会生产活动是会计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如果将原始的图形记事作为会计雏形的话,会计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在我国西周时期,“会计”一词就已经出现,清代学者焦循所著的《孟子正义》一书中,针对西周时代的会计解释为:“零星算之为计,总合算之为会。”会计在国外也有很长久的历史,两河流域的原始算板、埃及的纸草记录、印度人的贝多罗叶记录,都可以看到人们最初进行计量、记录的杰作。

2、会计的发展

(1)古代会计

会计从单式薄记产生到复式簿记应用这段时间,也就是1494年之前,包括奴隶制社会与封建社会两大历史时期。

(2)近代会计

近代会计形成的标志是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乔利(Luca Pacioli)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专门论述复式簿记的书籍《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又译《数学大全》第三卷第九部第十一篇)。总括近代会计发展史这一时期,会计已经由实践到理论,真正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会计方法已经比较完善,会计学科也比较成熟,会计职业开始走向社会化和专门化。

(3)现代会计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以及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市场竞争加剧,股份公司等新的企业组织迅速发展。所有这些,对会计实践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在设备折旧、成本计量、资本运作等方面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原有的复式簿记已无法满足资本主义发达市场经济发展所提出的新要求,会计实践相应地迅速发展。由于会计内部分工迅速发展,于是导致成本会计、管理会计等新的专业性的会计门类开始出现,从而使会计发展进入现代会计时代。

三、会计史对理解会计涵义的启示

1、会计的是一种管理活动

人类进行任何一项经济活动都有一定的目的性,人们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随时掌握经济活动中量变和质变的情况,对经济过程组织必要的科学管理,会计就是基于这种客观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

(1)生产职能的附带部分→独立的职能(出现专职的会计人员)。

在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人类的生产活动由采集阶段进展到原始农业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剩余物品出现,从而使人类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关系日益趋于复杂。在此情况下,部落的首领对于部落内部生产、分配事务的处理渐渐感到力不从心,当人脑记事达到无法承受的限度时,便迫使人们在大自然中探寻帮助记忆的依托物,于是会计发展史的原始计量、记录时代便到来了。这一时期的会计只是生产者在生产时间之外附带把收入、支出记录下来,主要是解决储备物品的使用,协调简单再生产安排与生活安排的分配关系,一般由部落的主事人在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劳动成果之余进行记录。

到了新石器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氏族公社的剩余产品逐渐增多,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和交换的发展使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形成,公社的经济事务更加复杂。为了适应这一扩大了的管理要求,于是原来的计量、记录工作就从生产职能中分离出来,成为特殊的、专门委托的当事人的职能。

(2)管理的工具→一种管理活动。

马克思认为,人们只要进行生产活动,就需要会计管理,生产越发展,会计越重要。它指出了会计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逐渐从生产管理的工具发展成为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必然。 10世纪至15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商业、手工业及银钱业快速发展,生产规模随着市场的开拓迅速扩大,竞争越来越激烈,这就要求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会计作为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也实现了单式簿记向复式簿记的转变,进一步确立了会计在公司经营管理中的重要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生产规模的发展,企业对内部经营管理越来越重视,强调计划与控制。这就对会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会计开始通过“标准成本计算”和“预算管理”等会计管理方法参与经济活动的事中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市场竞争接近炽热化,一些企业由于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由此对会计提出了不仅要事后算账、事中控制,更要做到事前预测和决策。于是,会计便由“计算过去”发展到“控制现在”、“规划将来”,实现了会计从管理的工具到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转变。

2、会计的职能是在会计实践的不断深化中发展起来的

(1)会计职能的形成阶段

当会计处于原始或者雏形阶段时,其职能只有一个,那就是“计量和记录”,即人们通过头脑或其他能帮助记忆的依托物对经济事务进行简单记录、计算来衡量其劳动成果,并对这种计量记录进行必要的核查及比较,以便确定下一个阶段的生产、分配和消耗活动。

原始计量记录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实物记事(计数)、刻契记事(计数)、结绳记事(计数)、绘画记事(计数)等。

(2)会计职能的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包括奴隶制社会与封建社会两大历史时期。随着原始经济的解体,农业经济时代来临,会计计量记录方法中出现了为自然经济服务的单式簿记。

伴随自然经济的发展,单式簿记不断向前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形态到成熟形态,以致于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完善的会计方法体系。但单式簿记的整个方法体系仅适应反映自然经济,其自身缺乏科学的内在联系,而且当时的簿记缺乏理论指导,簿记知识的传授仅处在自然教育阶段。

(3)会计职能的逐渐成熟阶段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产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由此引起了生产组织和经营形式的重大变革。适应资本主义大企业需要的经营形式——股份公司出现了。而此时,会计已经从原始的“单式记帐阶段”转变为“复式记帐阶段”,会计的管理职能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股份公司的出现,使资本向有良好效益的企业积聚,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逐渐分离,由于股份公司的所有者分散于广泛的社会阶层中,其结果必然导致大多数所有者远离经营实体失去支配能力。但作为所有者集团,他们又关心其投入资本的保全,以维护其利益的分配。在这种情况下会计的监督职能就逐渐显得重要起来。尽管在这一阶段,会计的监督职能尚未得到充分挖掘,但其本身所具备的核算及监督职能的事实已无可质疑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意义上的经营管理思想给会计理论和实践带来了巨大冲击,表现为管理会计地位的不断提高。另外,多种形式的会计分析方法也得到了较大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由此产生了急剧的资本集中,许多大规模的投资活动不断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会计的职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在核算和监督的基础上发展出了预测、计划、决策、控制、分析等具体管理职能,由原来的主要是反映情况、提供信息,转向了综合提供并运用信息,干预生产、推动经营和参与决策。

3、从实物量度到货币量度

早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就产生了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到原始社会末期这种交易方式已成普遍之举。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不同地区的人们创建了多种实物量度单位。

在会计核算中,以货币为计量单位,一直处于一个缓慢的量变过程之中。在奴隶制时代,这个变化还微乎其微,自封建生产关系产生之后,伴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才开始有了一定的进步。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币制的统一,使货币量度在会计核算中的运用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到西汉时期,商业开始摆脱物物交换形式,商业经营一面是商品,另一面是货币,货币量度在会计核算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为了综合核算、计算盈亏,商品生产者必须把各种不同的实物计量单位统—起来,计算各种财产物资的占用和耗费,并同劳动成果进行比较。这样,仅对实物数量记录和计算就不行了,必须利用货币形式(观念上的货币)来统一计量经济活动中可以量度的方面。在人类社会的会计发展史中,由以实物量度为主要计量单位,进展到以货币量度为主要计量单位,是古代会计向近代会计转变的开始,也是会计区别于统计和其他业务核算而具有自己特点的重要标志。

四、历史的启示

会计历史经过了从古代会计向近代会计演进,又由近代会计向现代会计的转变、发展。从方法上看,由原始记事、单式簿记到复式簿记,从门类上看,自单一行业的会计向多个部门会计分化,从功能上看,从纯粹核算与反映功能发展到参与管理与决策等,充分展现了会计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相一致的历史运行规律。在当今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环境下产生了许多新的生产经营活动方式,现代信息工具的广泛应用也进一步推动了会计工作方式的变革。我们要把握新的历史机遇,迎着经济信息化的滚滚潮流,继续肩负会计改革的重任,坚持创新,走向未来。

参考文献

1.张玉森 高瑞金《基础会计》.中等职业教育教材,2002年.

2.郭道扬《会计发展史纲》.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年.

3.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4.郭道扬《中外会计史评说》.《财会通讯》.1992年第2期.

5.文硕《文明古国的会计》. 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

中国近代建筑研究论文

中国近代建筑: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提到中国古代建筑,你可能马上会想到北京的故宫、颐和园,或者是苏州的园林、安徽的民居;提到中国现代建筑,你可能马上会想到深圳、上海这几年拔地而起的豪华宾馆、高级写字楼。可是,关于中国近代建筑,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许多人可能对“近代建筑”这个名词感到陌生——“中国还有什么……近代建筑?”当我告诉你:上海外滩的建筑,就是中国近代建筑的一种典型的代表时,你会恍然大悟——“不就是那些‘洋楼’吗!” 一般人所说的“洋楼”,泛指解放前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楼”、使用的“大洋楼”,多见于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但如果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洋楼”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中国近代建筑也不是上海外滩的那种“洋楼”就能代表得了的。 中国近代建筑基本上是指在中国国土上于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1840——1949年)所建造的建筑。 从样式研究的角度来看 中国近代建筑主要有三大类型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封建社会里,虽然政治上有二十余朝皇帝的更替,文化上有多次的对外交流,但是,中国文化基本上是连续的一元文化。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有时代的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封建主义的清王朝经历“康乾盛世”而日趋衰落;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却因工业革命而迅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从明末清初开始,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鸦片战争以后,则完全以侵略和被侵略的方式进行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以此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进程,也由此被动地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激发与推动之下展开了。其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续,一方面是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 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外国文化的大规模侵入,在中国国土上除了传统的古代建筑仍在延续、演变之外,外来的欧洲建筑样式逐渐多起来,在中国近代的建筑历史上形成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一股潮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则又出现了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另一股潮流。这两股潮流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中时隐时现,此起彼伏。加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的冲击,使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呈现出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多种体系并存、碰撞与交融的错综复杂状态。中国近代建筑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式建筑: 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由于中国国土幅员广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中国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外国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较早作为商埠开放,因此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城市出现的某些洋式建筑。而大部分内陆地区的城市由于交通不便,仍处于与外部世界较为隔绝的状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表现为强;只有个别城市或临近边界、或因铁路建设的发展等原因,也有洋式建筑兴建。 沿海城市的洋式建筑以上海外滩(Bund of Shanghai,又称“黄浦滩”)和南京路、天津九国租界、广州“十三行”和沙面、厦门鼓浪屿、青岛胶澳租界“青岛区”的建筑为代表。 长江沿岸城市的洋式建筑以南京下关、武汉汉口租界的建筑为代表。 内陆地区沿边城市哈尔滨早期的建筑主要通过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开通,受俄罗斯传统建筑和十九世纪末欧洲流行的“新艺术运动”样式影响,在中东铁路系统的建筑和东正教堂中表现为多。滇越铁路(1903——1910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加速了云南的近代化。越南人在参与了滇越铁路的修建和昆明商埠的开发过程中,间接地把其所受法国建筑文化的影响带到滇越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昆明。 北京的洋式建筑则以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筑为滥觞,以资政院、大理院为代表。 洋式建筑的设计者基本为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 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统式建筑: 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本世纪的第二个二十年,中国建筑的历史中反映出了世界上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建筑师面对列强的入侵而激发的民族意识,这两种因素有剧烈的碰撞、交叉和融和。 传统式建筑的典型代表可以说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第一代建筑师吕彦直(1893?929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1925-929年)。中山陵陵园总体平面呈钟形,引人发“木铎警世”之想,寓意深远;墓在祭堂后合乎中国观念,式样采古制,建筑朴实坚固,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吕彦直生年仅36岁,但他以设计并主持建造南京中山陵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地位。1926年他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是中国近代跨度最大的会堂建筑。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定都南京后于1929年所作“首都计划”,则是中国进行的较早、规模较大的城市规划设计。“首都计划”的详细方案中,全部政府办公建筑均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造型,极力提倡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意为发扬光大本国传统的文化。这在二十年代是一种开创性的设想。 在北京,传统式建筑以二十年代所建北京协和医学院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简称 PUMC)新校舍建筑群体、燕京大学校园建筑、辅仁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典型。 令人深思的是,较早出现的传统式建筑的设计者主要是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反映出外国建筑师处在中国近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追求。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建筑: 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冲击下的中国近代建筑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进入重要的发展时期。其标志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兴办,并日益完备;中国建筑事务所陆续开业,中国人建筑师成长起来;中国建筑团体先后成立,学术活动得以开展。 杨廷宝(1901-1983)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设计作品运用中西建筑处理手法,不墨守陈规,刻意创新,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弛誉南北。他所在的基泰工程司(Kwan,Chu and Yang)是中国近代建立较早、规模较大的建筑事务所,中国有相当影响,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许多重要工程均出自基泰之手。 此外,“华盖建筑事务所”(The Allied Architects Shangai)、“庄俊建筑事务所”、“范文照建筑事务所”、“董大酉建筑事务所”、“兴业建筑事务所”等都是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建筑设计力量,在上海、天津、北平、南京、重庆、成都、无锡、桂林、贵阳、昆明等地主持设计了许多建筑项目。 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工作的创始人。建筑设计创作不是他一生建筑活动中的主要部分,但他对建筑设计创作问题多有著述,为数不多的作品表现了世界现代建筑潮流的影响,这以他1932年所作北京仁立公司铺面改造设计为代表。 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中国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是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成为当地城市的重要景观,给中华大地增添风采。 中国近代建筑是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但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早在本世纪之初,两位中国人建筑师就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作过不同的尝试:供职于陆军部军需司营造科的沈琪,于1906年为陆军部衙署设计了一栋以西洋样式为主、但颇多中国装饰的主楼;受命于两江总督的通州师范学校工科毕业生孙支厦(1882-1975),在1909年主持设计了一栋基本为西洋样式的江苏省谘议局建筑。此后近九十年间,中国近代和现代建筑师有无数设计作品问世,样式繁杂。但是,虽然经过了几代人的艰难摸索,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每一个中国建筑师的难题。 虽然今天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不再是伴随着侵略而来,但中国建筑师仍始终跳不出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几千年历史文明所造成的耀眼光环。虽然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成为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保护,但他们的作品似乎也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我想,这当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一个方面。 对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应予以积极的保护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近代建筑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护巍然屹立的历史建筑,作为先辈辛苦耕耘的历史见证,是我辈的光荣,也是对后代所应尽的责任。只要我们努力,前景也不一定完全灰暗;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课题,仔细想想我们是否能付出失去所有宝贵历史文物的代价。”《活的历史枣保护香港的历史建筑》(1982年)一书中的这一段话,写得是何等地好啊! 关于近代建筑的保护,有两方面的工作: 1、对具体建筑物调查、实测,进行建筑历史研究。 这项工作主要由民间学术团体开展。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第一时期,有部分初步成果问世。但在六、七十年代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和干扰,除偶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外,大陆上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处于停顿状态。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历史学界,随着对涌进国门的五彩纷呈的众多国外建筑流派的介绍、评论,进而变为对其发生、发展之渊源的关心,并引发了如何认识建筑传统与现代风格关系的讨论。这样一来,中国建筑历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和中西交叉的汇合状态的近代一段再次引起了注意。1985年8月,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汪坦发起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揭开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进入第二时期的序幕。 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设部城乡建设科学技术基金会的联合资助,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举行了五次全国性会议,提出论文 179篇,出版四本论文集(收入论文92篇)。同时,通过中日合作,至1995年底共进行了哈尔滨、青岛、烟台、南京、武汉、广州、北京、厦门、重庆、昆明以及庐山16个城市(地区)的近代建筑调查,填制调查表2612份,出版《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十六个分册。上述工作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正处在深入发展的阶段。定于1996年9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将是一次承上启下的盛会。 2、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这项工作主要由政府机构推进。 1988年11月10日,建设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体现了在新的形势下,国家主管部门对近代建筑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并开始重视其保存与再利用问题。《通知》发出后,在各地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同中日合作进行的中国近代建筑调查互相配合,经过多年努力,提出了一批推荐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近代优秀建筑名单和资料。 1995年9月,北京市政府批准公布了“北京市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共56项。其中27项为近代建筑。 同时,各地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的具体工作也逐步进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近年来亦做了部分工作:1993年7月,在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规划局支持下,受北京铁路分局文化宫委托对1906年建成的原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建筑进行复原改建设计,以保护北京的历史风貌;1993年10月,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对三峡工程淹没区四川境内的近代建筑进行考察,对有重要价值的进行论证,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以保护长江沿岸景观;1994年6月,受西城区文化局文物管理所委托对西城区北京水准原点、陆徵祥家族墓庐等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建档定级保护;1995年6月,受宣武区建设委员会委托对宣武区大栅栏、天桥、白纸坊地区14栋近代建筑进行实测,以提出保护与再利用方案。 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近代建筑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逐步付诸实践。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对其进行保护的现实意义正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其历史文化价值也正在逐渐体现出来。

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谈

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

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

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

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

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一方面,前辈的专著不断问世,如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上)、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童 《江南园林志》、刘致平《中国古代建筑史》一起,构成扎实、严谨、客观、史论结合的治学风貌。

另一方面,在八十年代,面大量广的关于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讨论不断涌现,开放的社会带来新学新知对传统建筑史学的挑战,并突出表征在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对传统建筑史学的冲击和影响,甚而出现以论带史的研究状况。

然而,学术的演进除了有时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外,其自身发展也存在内在逻辑。

了解中国建筑史学发展的途径、认识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规律,便成为客观的也是现实提出的历史课题。

9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 从中心移向边缘

如果说,自梁思成和刘敦桢先生等于本世纪20年代开创中国建筑历史学科始至80年代,研究对象主要以中原为中心进行发散,以汉民族建筑活动为主题的话,那么,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在公众视野中逐渐从中心移向边缘。

郭湖生先生在“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东方建筑” 一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汉族的文化特征和建筑的地方性用单一祖源是说明不了的,线型发展的思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眼界,不足以完整地认识世界,也不足以正确认识中国建筑的自身。

在郭先生的计划中,将中国以外和中国毗邻或接壤的地区,纳入到东方建筑研究的范畴。

他的几位博士生研究成果,或论“西域文明与华夏建筑的变迁”、“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探析”,或谈“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均深入到先民的境外迁来、跨境而居和非中心的文化传播问题。

从中心移向边缘也突出表现在乡土建筑研究上。

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以地方为划分的民居书籍,如《浙江民居》、《吉林民居》、《云南民居》等,但民居形态构成既受到不同地区之材料及构筑、不同民族之生活习俗和观念、不同地域之地理及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同时一种类型通常又跨越几省,同一省份又含若干类型,是为研究难点,香港龙炳熙先生《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一书,将民居划分为八类外型,涉及边缘问题,尤其强调少数民族与汉族民居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受礼制的规限较少,其标准方法可谓卓见。

陆元鼎先生近几年连续成功地召开了“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学术会议,或选址在西南边陲、西部边疆,或定点在广州进行海峡两岸和国际间的交流,实际上对边缘区域民居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也可从《中国民居学术会议论文集》中边缘地区民居研究所占比重之大略见一斑。

陈志华先生则倡导“请读乡土建筑这本书”,认为建筑环境表现出来的耕和读、利和义十分生动,往往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

他和他的同事研究并已出版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一书,对环境封闭、独立而有品格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的规划、百姓喜闻乐见的崇祀建筑、文教建筑、商业建筑等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此较过去常见的对住宅本身和祠堂的关注,无疑拓宽了视野。

这种变化正如陈先生所说:没有民众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 。

这也可视为以帝王将相建筑活动为中心的研究向民众历史和乡野建筑研究的移向。

2. 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

对中国古代各种类型建筑的研究,80年代十分活跃。

探讨型制、手法、空间、技术及观念等,基本上属于对历史上单个或群体的认识和研究,是一种不近不远的中观把握。

而要达到对建筑史上若干问题的深入理解乃至规律性的认识,则需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这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和视角。

潘谷西先生在90年代主持《中国建筑史研究·元明卷》时,就力主林木互见。

如元代的宫殿和城市建设,就触及 *** 的地位和蒙人的习俗等,它既包含制度化的层面,又涉及细微如器皿这样的生活内容,对“酒海”的考证和认识,不仅关系对饮具的理解,更影响至对建筑型制、制度和文化诸问题的认识。

再如张清常先生的《胡同及其他》,就是一本独具慧眼的从北京街巷名称入手去研究文化问题的好书。

书中部分内容是专门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的,张先生是语言学家,富于趣味,但相当篇幅涉及官府、市井、交通等,且涉及少数民族政权问题,其开创之功对中国建筑史研究亦不无裨益。

首届全国地名考证研讨会上,将地名考证与相关学科联系,从而展示见树见林的城市意义,是一重要特色。

葛剑雄先生关于中国史上移民与地名关系的探讨,对揭示城市的发展和变迁规律及理解聚落的形成,都具有启示作用。

关于古建筑保护理论,如何从物质层面跃进到文化层面,如何从技术手段、科学管理深入到进行系统的保护问题,在80年代,研究还相当不完善。

朱光亚先生在近年做了许多工作,“开发建筑遗产密集区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建筑遗产评估”和“一个古老村落的包含和发展研究”,均从个案入手,却上升到宏观的历史遗产保护和发展模式选择问题。

早在8 0年代,龙庆忠先生的若干研究生在城市和建筑的防灾技术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到90年代已形成景象,其中龙先生由具体的防洪、防涝、防潮、防风、防蛀、抗震、减灾等工作的开展而关注人聚环境的思考,是十分有远见的,也是典型的知微见著、见木见林的研究。

3. 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

以今人思维、生活、观念理解历史,总是一种旁观的态度。

然而要理解中国古代建筑出现的真相是什么,就不能不贴近古代的人和当时人的心态。

如想关心明朝的城市那么就需关心明朝人的日常生活及他们想象的世界是什么,类似的方法论就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也就是把心态史与社会史的方法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朱建飞(Jian Fei Zhu)的“天朝战场:中国明清北京和紫禁城”(A Celestial Battlefield: The Forbidden City and Beij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就是以大臣和太监、皇后、妃子、宫女对皇帝理性要求和感情需要的争夺为契入,及以北京生活的人和故宫生活的人的关系为出发点,从四个层面来探讨外朝和内宫、宫殿和城市的布局与空间关系的,进而分析封建帝国灭亡的原因,其视角之独特,别开生面。

关于近代建筑史研究,赖德霖先生的博士论文较《中国近代建筑总揽》更进一步,其突出的标志就是重视中国近代建筑出现的民族心态和文化心理及建筑师自身所起的作用。

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进程中,还有较多的国际行为,传教士、商人、建筑师等参与其中,一批外国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成果,如德国华纳的《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 ―建筑文化移植》一书,美国郭杰伟的《亨利·K·墨菲:一个美国建筑师在中国》和《两个美国营造技术输出商对中国的意义》论文等,均进一步注意到个体的人与中国近代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关系。

在园林方面,探讨空间、手法、意境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也是80年代园林的主要研究内容。

90年代初,中文系毕业的王毅先生,出了一本《园林与中国文化》,是致力于“道”、“器”结合的力作,其中探讨在“壶天”和“芥子”中叠山理水,构建完善、精美生活环境的关系方面,角度是独特的,契入到士大夫阶层的人格、心理和思维方式。

1 993年5月在南昌“建筑与文学”研讨会上,听曹汛先生谈起他在研究园林时,常迷入文学情境进行文史方面的考证,会上发言时短未能尽意,有幸的是后来读到曹先生的两篇文章,“陆游《钗头凤》的错解和绍兴沈园的错定”和“故苏城外寒山寺,一 个建筑与文学的大错结”,更是将建筑史上的疑点,通过对诗人的生平、诗作以及相关背景的考证解答出来。

曹先生不仅考出史料的虚假,进而揭示作伪的动机,对这些难言之隐的研究,就可能得出一些全新的结论,这种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精专和广博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另开一派研究风气。

应该看到,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这三大特点,是中国建筑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既是转变,也是延伸。

在这近三百年史学学术发展过程中,“实事求是”“无证不信”这一朴学传统,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充分体现这一思潮的考证学,曾成为清学的中坚。

本世纪初,梁、刘二先生开创的建筑历史学科基本上延续这一传统研究方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所展现的力求忠实、博证和归纳、比较风格,似乎和在此找到源头,给后人留下至深印象,其对建筑史学术真相所作的努力,也给后人进一步从事深入研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成就了永不磨灭的价值。

80年代,对于中国建筑史研究,除史论结合外,还有以论带史、论由史出等提法。

“重写”也是一个热门而沉重的话题。

最早大概重写的是文学史,然后是哲学史、文化史、建筑史等。

不过,“重写”两字的背后常常是一种重估价值的情感表达或一种变换体系的理论思考。

就中国建筑史而言,“重写”,除了人们希望将新的资料补充进去外,更是因为人们对过去以背景控制的历史的叙述脉络、对立统一的原则、、进化的线索加上经济史观的认识不满,丰富的建筑现象往往变成了图解,当然有人希望重写。

可是如果缺乏真正有突破性的成果和实物、文献发现,难免进行起来举步维艰,落入排列组合的俗套。

对于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特点,我理解是更注重历史建筑及其发展,而非建筑历史的论述。

从中心移向边缘、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实质上是要发展更多更实在的人类建筑活动内容。

中国古代本来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时代,建筑又属于“形下”范畴,因此,在古代一些史家那里,关于建筑只剩下不成片断的二三策,而在一些想象丰富的文人那里又会孱入神话虚言。

在研究中,这就有个“有意”的史料和“无意”的史料运用问题。

“有意”的史料,指成文的历史叙述、成定论的内容、有案可稽的制度等,如帝王将相的建筑活动,史官是他的代言人,但有时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经过精心粉饰后,使后人往往截取片断而难辩建筑本身形成的真伪。

如坛庙和陵墓,过去多年一直被划分为礼制建筑,实际上若从“型”的角度去认识,它自始至终和原始宗教唇齿相依,而隶属礼制建筑,只是在殷末周初文化大嬗替?

岭南建筑是中国建筑艺术的一朵奇葩,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和个性特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近年来,关于岭南建筑艺术特征的探索正从各个层面展开,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日益重视。本文仅就岭南建筑的界定及其人文品格作一管窥蠡测,以期抛砖引玉。 一 岭南建筑的由来与界定 1949年建国以前,直至建国后的头10年,建筑界虽偶有广东建筑的称呼,但尚无岭南建筑的提法。岭南建筑的称呼是伴随着新中国建筑的发展与广东建筑突出成就的取得而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的。建国之初,百业待兴,中国建筑迎来了大发展的良好机遇。50年代中期,当时的建筑界盛行复古主义,刮起一股“大屋顶”之风,产生了“凡建筑须盖大屋顶”的无形规定。面对滚滚而来的复古主义潮流,深受岭南文化熏陶、“敢为天下先”的广东建筑师们并未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他们在行动上表现出灵活的变通性(如由林克明先生设计1956年落成的广东科学馆、由夏昌世先生设计于1954年落成的现华南理工大学二号楼在屋顶形式和斗拱运用上就作了变通处理),在思想上开始有意识地探索广东建筑的地方特色和艺术特征。1959年,时任我国建筑工程部部长的刘秀峰同志在全国建筑艺术座谈会上提出“要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的要求和倡议。自1960年开始,广东建筑界围绕“新建筑”、“新风格”展开了热烈、认真的讨论。讨论的中心话题是:广东建筑是否应有自己的特色?大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广东有自己的特点,广东建筑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即应有岭南建筑的特点。与此同时,广东建筑界也开始尝试着对以往建筑实践进行总结和归纳。 从学理层面上说,正式提出“岭南建筑”的时间是在1957年。其标志是时任华南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的夏昌世先生1957年在《建筑学报》上发表了题为《通风、隔热、遮阳》的论文。夏昌世教授指出:岭南建筑应有自己的特点,满足通风、隔热、遮阳的要求。首次论述了岭南建筑(广东新建筑)的特点。这是岭南建筑的学理渊源。此后,岭南建筑渐渐地为人们所知晓、接受和承认,知名于全国建筑界,并成为广东新建筑的代名词。“岭南”本意指地理上的五岭(越城岭、都庞岭、明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之南的广大地区,但“岭南建筑”,从其被提出的学理初衷和被认可的时代背景来看,即指建国以后的广东建筑,或称广东新建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广东古建筑被称为岭南古建筑,1840~1949年的广东近代建筑被称为岭南近代建筑。就广东建筑而言,其重点是广府语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故此,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建筑成为岭南建筑的最主要内容。 由于广东在地理条件、历史条件、经济条件、人文条件等方面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广东建筑在新中国的各个建设时期往往开全国风气之先,如50~60年代的“矿泉别墅”、“广州友谊剧院”,70年代的“广交会”、“白云宾馆”,80年代的“白天鹅宾馆”、“国贸大厦”,几度出现引领全国建筑界的建筑创作的繁荣局面。 随着广东新建筑的创作繁荣和成功实践,国内建筑界一方面对这种实践的成功经验进行学习和总结,另一方面也开始了关于以上述建筑为代表的广东新建筑的地域性、时代性和文化性的理论争鸣和学术探讨。在这场方兴未艾的探讨争鸣中,其中一个最具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关于岭南建筑的学术界定。对此,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地域论”。这种观点从“岭南”的地理概念出发,认为岭南建筑即建在岭南地区的建筑,包括广东、海南、港澳以及福建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南部等区域的建筑。二是“风格论”。持此论者认为,岭南建筑即具有独特的岭南文化艺术风格的建筑,这种风格特征主要表现在适合岭南气候地理条件的平立面设计、建筑部件结构与造型以及富于岭南地域文化内涵的建筑装饰。三是“过程论”。与前面两种观点不同,过程论者着眼于建筑艺术的创作主体及其创作实践活动,认为岭南建筑是指在岭南地区这块特定的土地上所开展和进行的求新、求变、不断探索的建筑创作实践活动。换言之,岭南建筑即岭南建筑创作实践活动的简称。 我们认为,上述三种观点都有其相对的合理性和借鉴意义,但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难以说明岭南建筑丰富的本质内涵。“地域论”强调建筑的地域性,有助于揭示岭南建筑的地域特征和某些方面的技术个性。但是,“岭南建筑,是一个有自己追求和风格的建筑创作流派。正如并不是所有岭南的绘画都可归于‘岭南画派’一样,并不是所有建在岭南地区的建筑都可以称之为‘岭南建筑’”。“风格论”更接近于对岭南建筑的艺术特征的揭示,强调建筑的文化性,有助于把握岭南建筑的文化和艺术本质。然而,为了强调建筑的艺术性而否定建筑的技术个性,不但有悖于建筑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这样一个客观事实,而且也难以真正阐释建筑的风格问题。因为建筑的艺术风格有赖于对建筑材料的技术处理,甚至,建筑的技术水平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建筑风格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论”强调建筑是一种纯粹的创作实践活动,无视建筑的地域性和文化性的理论探索和经验总结,流露出一种“建筑创作无需理论指导”的非理性倾向,无益于岭南建筑创作及发展,不利于岭南建筑的理论研究。鉴此,我们提出“文化地域性格”的新观点来界定岭南建筑,以表示对目前关于岭南建筑“地域论”、“风格论”、“过程论”的学术借鉴和理性鉴别。建筑审美属性的最高标准在于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三者统一。“文化地域性格”论的意义在于对岭南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这三者的综合揭示。“文化地域性格”论诠释了岭南建筑的三大层面的内涵,即岭南建筑的地域技术特征、文化时代精神、人文艺术品格。岭南建筑,作为审美对象而激起人们的审美情思、赋予人们审美享受,往往是以其地域技术特征为表、文化时代精神为里、人文艺术品格为核的。夏昌世和莫伯治二位前辈,作为岭南建筑的先驱者,在论述岭南庭园时指出,岭南地区包括了“广东、闽南和广西南部� 这些地区不但地理环境相近,人民生活习惯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正是岭南地区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环境,影响着岭南建筑的形成和发展�铸塑了岭南建筑的技术个性与人文品格。 二 岭南建筑的人文品格 建筑的人文品格主要是指通过建筑布局、风格造型、空间组合和细部处理等建筑形象要素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哲理、设计思维、文化精神和审美情趣。建筑的人文品格是以建筑的技术个性为基础的。建筑的技术个性指建筑的平面布局、立面造型、空间组织、细部处理等方面的技艺表现手法和特征。而建筑的技艺表现,从建筑的平面布局到立面造型,抑或空间组织和细部处理,都必须遵循建筑的客观适应性原理①。建筑是人为且为人的居住环境,所以,在“人为”即进行建筑的设计建造时,一方面要认真思考当地的气候特点、地形地势来考虑建筑的布局和造型,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始终不忘建筑为人所用,满足人们的实用和审美需要的双重目的,从而实现“回归自然、回归环境、回归人性”的建筑设计理想,以便显露建筑的技术个性和人文品格。岭南建筑于此有其独到之长,涌现出无数建筑佳作,赢得人们的普遍赞誉。建筑的人文品格是隐性的、间接的、抽象的,而建筑的技术个性是显性的、直观的、形象的。建筑的人文品格和技术个性的有机结合,共同构成建筑美生成的客观条件。 建筑的人文品格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岭南建筑的人文品格也反映了岭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精神。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岭南建筑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是岭南文化融通性和开放性的一种外在表现。岭南文化本身就是许多不同特质的文化融汇而成的,开放、融通性是其重要的文化机制。岭南文化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交融、一种综合、一种凝炼。尤其是岭南近代文化,“经过对爱国的情感和追求进步的理性之间的冲突进行合理的调适之后,岭南地区的文化精英以开放而健全的心态,在融汇中西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仅实现了创造性的文化转换和文化重构,而且也完成了由‘得风气之先’向‘开风气之先’的飞跃,孕育了推动中国文化向近代形态转变的岭南近代文化精神。”岭南建筑的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在岭南近代的园林、民居等多种建筑类型中得到鲜明的表现。如建于1926年的开平立园,“是旅美华侨谢维立以西洋建筑的特点,结合中国园林优美雅致的风格,按照《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的布局兴建的。”又如1934年建成的广东梅县白宫镇的联芳楼,是一座中西合璧、富丽堂皇的客家民居建筑。该建筑的平面布局基本维系客家民居“三堂四横”的传统模式,但立面造型则洋气十足,正立面在柱头、柱顶处采用西方的巴洛克、洛可可等风格的浮雕。在装饰内容题材中,既有中国式大鹏展翅、狮子滚绣球之类的题材,又有透露出西方文化气息的内容。现当代岭南建筑以更强的自觉意识融贯中西,以求继承创新,综合发展。

中国近代服饰研究论文

旗袍是一种内与外和谐统一的典型的民族服装,被誉为中华民族服饰的代表。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关系。清朝后期,旗女所穿的长袍,衣身为宽博,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元宝领”用的十分普遍,领高盖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都绣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聚起,帝国主义的坚船历炮攻破了清朝封闭的国门,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自由变革。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装扮中开始酿成,日后旗袍演化成融贯中西的新式款式。 “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女子蓄意要模访男子......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二十年代的上海兴起了一种新式旗袍,最初类似无袖的长马甲,罩在短袄外,后来长马甲与小短袄合二为一,长至小腿部,大袖口,有的袖子装上西式的克夫,造型还是直线型,腰线较低比较平正,接着下摆线上升至膝部,当然这就淘汰了长裤,到了30年代是兴收腰,使旗袍更加贴体,牵细的腰身。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时期,其基本轮廓已臻于成熟,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标准服装。“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的不算,领口还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型。” 从此可以看看出旗袍也在西方文化传入的影响下开始变化。进入50年代,中国人民积极地投入战后重建国家的运动中。广大妇女与男子们一样走上社会的各行各业,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这时的旗袍多数做得很贴身,小袖口,不能适应快步及大幅步的运动,使妇女们在社会活动中感到极不方便,再加上新时代的到来,使人们更乐于接受一些新颖的东西。此时,上下裤的装束代替乐旗袍,但在一些重大喜庆日子和外事活动时还常能看到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旗袍的出现。到了60年代中期,旗袍被斥为“四旧”而被彻底否定,进入80年代,我们才又看到旗袍在街头闪过,这说明,十多年都没有人穿,也没有人提及的旗袍,事实上一直活在广大妇女的心里。旗袍不是一个固定的形式,而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旗女之袍和旗袍是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清代旗女之袍与民国新旗袍的主要差别有四点。第一是旗女之袍不显露形体,特别是后期,宽大平直,重视图案;民国旗袍开省收腰,表现体态。第二,旗女之袍内着长裤,有时袍下露出绣花的裤脚;而民国旗袍内穿短裤或三角裤,着丝袜,开衩处露腿。民国旗袍的衩有时开得很高,1934年就有几近臀下的。第三是旗人之袍面料厚重,多提花,装饰繁琐,清代织物纹样多以写生手法为主,龙狮腆麟百兽、凤凰仙鹤百鸟、梅兰竹菊百花,以及八宝、八仙、福禄寿喜等都是常用题材,色彩鲜艳复杂、对比度高、图案纤细繁褥。此外,旗人之袍大量使用花边,曾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民国旗袍面料较轻薄,多印花,装饰简约。第四个差别是旗人之袍等级分明,制度浩繁,而民国旗袍则已走上了平民化的道路,它作为等级身分的标识渐己淡化,而成为显示个人消费水准和审美情趣的一个侧面。旗袍是中西合壁的产物,虽脱胎于清代旗人之袍,却已具备了独立的、与旗人之袍迥然不同的风格韵味。不管旗袍怎么变,有一些关键是没有缺的,各种基本特征组成元素慢慢稳定下来。一.立领:完全是中国式的.在英语中被称呼为‘chinese coller’(中国领)。二.手工盘扣:做盘扣的方法很多,有手逢衬线法机缝明线法,都按照图样把长绳或管状布带手工盘好固定。三.裁剪:最能体现旗袍精神的要素廓形,所以好的裁边师傅不会只是三围,要会量出更多的尺寸,然后加以裁剪。四.装饰图案:旗袍的图案非常讲究,清代装饰曾达到登峰道极,华丽无比,现代图案多提取个性元素放大使用,成者将原有的图案加以简化,繁多的镶、滚中挑出一道作为领、袖、襟、摆等处的纹样。旗袍追随着时代,承裁着文明,显露着修养,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服装,凝结了整个民族上千年的服装文化之精华,成为中华女性最具代表的传统服装。旗袍的这一独具的品格,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被美国著名的服装设计师肖佛尔所欣赏,他在《服装设计艺术》一书中说:“中用服装的风格是简练,活泼的它的式样是更多的突出自然形体美的效果,柔软的丝调服装并没有欧洲古典服装那样繁琐的折裥,当设计为曲线的轮廓,这是主要的造形手法,使女姓们在行动中能展示她们的苗条的形体,折枝花卉的刺锈用系在服装上是灵活的不呆板的,看来富生气,使人感到愉快。” 旗袍是中国女性着装文化的典型标志,它不仅造型的风格中符合中国艺术和谐的特点,同时又将具有东方特质的手法融入其中,其独特的魅力在于它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因此能在中国民族服装中独领风骚,久盛而不衰,电影《花样年华》中张曼玉亦忧举手足间是东方女性的婉约被淋漓展现,这之间除了了个人气质之外,自然不能抹煞那旗袍所挥之不去的魅力,自《花样年华》放影后,整个中国也掀起了一股旗袍风,各种样式花型的旗袍在大街小巷中出现,设计师们开起旗袍设计工作室,专卖店等等。旗袍流传至今,已从生活服上升为礼服,近年来,在宴会领奖,做秀宣传时,经常看到旗袍的影子如2000年的电景节上身着中国的红色旗袍的巩俐,也有很多其他明星,以旗袍体为礼服出现在各种场合,包括外国明星,又如:每场模特大赛或华商小姐等都会有旗袍专场走秀或领奖的那一刹那,着装旗袍的佳丽们更是散发光彩。不但如此,美丽的新娘们,也愿尽展东方神韵,留下美丽的一刻,2006年3月4日,“我是格格,2006格格旗袍新品发布秀”在北京展览举行,设计师们在清朝传统格格穿着的旗女旗袍中吸取精华,又立创新。本次活动也成为2006中国国际婚博会暨第三届北京结婚展的做一个重大部分。作为礼服,其款式和花样也是随之变得越来越繁多绚丽,在款式方面,除了保持旗袍的线条外,服装设计师们在设计剪裁时,保留旗袍的结构严谨,线条流畅,没有任何不必要的带、袢、袋等附件的特点,在工艺上采用收肩、饰花、穿珠片等手法加强肌理效果,在构造上,采用琵琶襟、如意襟、低襟、高领、低领、无领等,同时又把绘画等姐妹艺术作为旗袍的装饰手段,那些画有花鸟、京剧脸谱等图案的旗袍,不仅设计新巧,而且风格典雅,富有韵味。另外,生产技术的创新,工艺流程的改进,新材料的使用,都为旗袍形成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2007年6月8日,上海公布了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海派旗袍制作工艺被列入83项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中国纺织报讯] 。旗袍制作工艺是上海艺术研究所和部分老字号服装企业联合申报的项目,专家介绍说,真正的旗袍要求纯手工量身定做,目前旗袍的制作工艺涉临失传,加强保护属当务之急,看来旗袍对现代服装设计影响是很大的。旗袍的历史已达五百多年,当年旗女脚登花盆低鞋身穿长袍时,未曾想到旗袍会一统华人女性天下,日本已故画家原龙之郎总结:“高领托住了下颚,头部姿势必然端正,即使是坐着时,旗袍的开衩处腿并拢的姿势也能收到美的效果。” 旗袍款式上的许多元素,被国内外很多服装设计师所采用,时装化的旗袍或带旗袍风味的时装,是近几年设计界的焦点之一。时装杂、时装表演和参赛的作品中常有旗袍的出现。同时也涌现出一些因此而闻名的设计师。姚红在1983年参加《时装》杂志社和日本《时苑》杂志社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时装文化奖”设计比赛中,以一款“海水江牙纹”旗袍时装奖一等奖。这系列时装很有清式旗袍的风味。宽松的有线造型,倒大袖百色丝织面料镶滚深蓝色天鹅绒边饰、图案提取了清朝官服中的“海水江牙纹”。姚红作品的得奖,反映了评委乃至中国服装界权威们对旗袍的期望。接下的许多品牌,时装发布会上也常见旗袍的影子。 活跃于60-70年代的皮尔·卡丹(Prerre Cardin),也是一位崇尚旗袍的世界级服装设计大师。他曾说:“在我的晚装设计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的灵感来自中国的旗袍。”此外,日本的三宅一生,意大利的瓦伦蒂诺(Valentino),也都尝试过旗袍的造型。旗袍领、旗袍开衩的方式更是在时装秀和设计大赛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旗袍能够恰到好处的显现女性的曲线美,这也就是时装设计中所谓的“高贵的单纯”,这种单纯的式样虽然不如西方裙服那么复杂多装饰,但却又能反映人自身的美,这种美来自于身材和气质,使人感到愉快。正因如此,旗袍独特的审美趣味才突破了国界,被全世界所接受和赞赏。综上所诉,新世纪到来之时,世界已经进入到多元化、多样性、多层次文化融合的氛围之中。服装界再也没有数个世纪以前某种风格“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辉煌。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多种风格的轮回和交替,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的兴奋点始终在震撼着时装界。快速的变化波及着整个世界,旗袍的民族文化精神以它博大的内涵、独特的审美意韵和丰富的表现形式,给现代服装带来新的冲击,也给现代服装文化增添了新的闪光点,使设计师对其情有独钟,对现代时尚的影响,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模仿和再现,它是现代服装设计师全新的创造。旗袍是一个经典的宝库,从中吸取灵感见人见智。着眼点不同,设计意图不同,借鉴和发挥的手段也不同。“旗袍精神”只有一个,旗袍时装却千姿百态。

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原始社会服饰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1.9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秦汉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魏晋南北朝服饰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隋唐服饰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宋辽夏金元服饰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明清服饰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中国近代学人研究论文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篇一 《近现代中国救国道路探索》 摘要: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的儿女们为救国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在这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 总结 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 方法 ,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 关键字:中国历史 中国近代史 中国出路 历史必然性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民群众为救国图存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伟大而艰苦的斗志,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我们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各条路线的主力军,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认识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艰辛历史进程及其简略的发展规律。越是了解国史、国情,我们越是深刻体会到历史和人民是在怎么是困境下经过怎么样的波折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章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国人探索救国道路的历程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事变,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开始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以此为开端的。鸦片战争的爆发,引起了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的改变。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战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复杂化了,又增加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一对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地位越来越突出。因此,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残酷的本国封建压迫以外,还遭到来自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残暴的民族压迫。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着在中国人的心头。争取民主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强成了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渴望并成为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都是围绕两大历史任务而展开的。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封建社会危机四伏。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间,中国各个不同阶级对于国家的出路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1.1农民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随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自1851年初开始,爆发了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但是,太平天国起义必定是会失败的,不过它也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根基。它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继续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它有强烈的革命性。它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因此,太平天国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然而,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此,太平天国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其本质只不过是以往朝代更替的老路,不可能是中国未来的出路。同时,太平天国起义表明,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具有革命性,却不具备先进性,是一支拥有巨大潜力的革命力量,是一支对历史产生巨大改变的力量。 1.2地主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的运动洋务运动。洋务派想通过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试图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是,洋务运动从中央到主要的地方发展洋务。通过办实业、建海军、创学堂来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 不过,与太平天国起义一样,洋务运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注定是要失败的。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究其根源是:一是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本身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而兴起的,这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充分地发展起来。二是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是不可能让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变强的。三是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清政府的腐败官僚的作风的普遍性连洋务企业也不能避免。 综上所述,可知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弱小找到出路。 1.3资产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应当推翻;清政府的一些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主义民主革命准备了一些物质条件;新式学堂的勃兴和 留学 教育 的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是不断传播;上海和东京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清政府“新政”的破产,爆发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进行了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抗争。中国人民从反抗斗争中逐渐认识到,要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必先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清王朝是中国反动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扫除这个障碍,要获得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是不可能的。辛亥革命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深切愿望。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 但是,从历史看,辛亥革命是失败的。首先,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其次,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中国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妥协性:一是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二是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三是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第二章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探索救国道路的新变化及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在对中国探索救国道路的历史长河中活跃着三种政治力量,推动着中国朝着三条道路的徘徊。 1.1以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长时间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他们主张继续实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地主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方案是祸国殃民,毁国害民的方案,它最终遭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唾弃,并且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他们的反动统治也在根本上被推翻了。 1.2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它们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便使资本主义得到自由的和充分的发展,使再过过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基本国情从客观上决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当时的中国工业极度落后,农村自然经济占主体,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只限于沿海和河口发达地区。而从主观上看,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不够彻底,软弱妥协性,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属于小资产阶级也注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同时,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1.3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动力和主要依靠。他们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人民应当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且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逐步到达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一成立就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章 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1.1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历史背景 自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驱使中国人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道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近代中国,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1927年前主要是北洋军阀,1927年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外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以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柱,把自己置于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抗日战争后,蒋介石集团无视中国人民建设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全国各阶层人民推向饥饿和死亡,迫使他们奋起团结自救。所以中国人民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1.2中国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近八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先进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核心,这些斗争都失败了;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客观决定的,也是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造成的。在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结果是:第一种方案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它的代表者的多数后来也承认这个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 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们郑重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第四章 结论 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总结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通过学校开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一门课,对于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了解到很多的历史知识,让本人更深刻到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与厚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本人更加热爱和珍惜现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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